作者：郄丙亮,解爽,陈星宇
出版社：四川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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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风骨与意趣试读：
风骨篇宋代诗歌与皇祐士风——以郑獬诗歌为研究对象
第一章郑獬的生平与思想北宋自建立以来经过王禹偁、张咏、田锡、杨亿、刘筠、范仲淹、尹洙、余靖、欧阳修等人的努力，建立起一种重品节、重涵养的士林风尚，他们以正直敢言、气节高尚为人称许。尤其庆历新政中范、欧等人所表现出来的“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的政治姿态，受到士人的普遍崇敬，范、欧以风节自励、先忧后乐的道德品格使士林风气为之一变。但是这种风尚到皇祐年间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其集中表现是被士林称为“滕屠郑沽”的一批士人的精神风貌。“滕屠郑沽”一词最早出自北宋魏泰《东轩笔录》卷十一：“王荆公为馆职，与滕甫同为开封府试官，甫屡称一试卷，荆公重违其意，置高等，及披封，乃王观也。观平日与甫亲善，薄于行，荆公素恶之，至是疑为滕所卖，忿见于色。滕遽操俚言以自辩，且曰：‘苟有意卖公，令甫老母下世。’荆公怏然答曰：‘公何不恺悌，凡事须权轻重，岂可以太夫人为咒也。’荆公又不喜郑獬，至是目为‘滕屠郑沽’。”其他涉及“滕屠郑沽”的史料有：《宋朝事实类苑》，大致抄录《东轩笔录》卷十一的内容;《太平治迹统类》：（熙宁二年夏）五月，郑獬知杭州、王拱辰判应天府、钱公辅知江宁府。獬与滕甫相善，王安石素恶之，目为“滕屠郑沽”。尝言于上曰：“獬极险，不宜使之在内。”故事，而制差除必宰相当笔，时富弼在告，曾出使西京。王安石遽自当笔，议者皆疑安石行其私意。御史中丞吕诲即奏曰：“臣所惜者不惜四人去之，所惜者朝廷之体无俾，权臣盗弄其柄。”上出诲奏于执政安石，曰：“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更乃如此。”是日王安石以吕诲劾章乞辞位，上即封还其奏。令视事如故。《名臣碑传琬琰集》：
獬为文有豪气，峭整无长语，其流辈皆不及也。与滕甫相善，并嗜酒落魄无检操。人目之曰“滕屠郑沽”。《郡斋读书志》：
郑毅夫《郧溪集》五十卷，右皇朝郑獬，字毅夫，安州人。少俊异，为诗赋有声，廷试第一。累迁知制诰，入翰林为学士。王安石不悦之，乘宰相在告，除獬知杭州。为文有豪气，峭整无长语。与滕达道少相善，嗜酒落魄无检操。人目之曰“滕屠郑沽”云。《老学庵笔记》：
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郑毅夫，目为“滕屠郑沽”。然二公资豪迈，殊不病其言。毅夫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过朱亥冢，俗谓之屠儿原者，因作诗：“高论唐虞儒者事，卖交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报恩。”荆公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涧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吾用太白语。”公又笑曰：“自首减等。”
提到“滕屠郑沽”的史料有杨仲良《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其文字与《太平治迹统类》同；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三十五经籍考六“郑毅夫《郧溪集》五十卷”，与晁公武《郡斋读书记》卷四下文字同；何良俊《语林》卷二十八“王荆公与滕甫不善，又素轻郑毅夫，因目为‘滕屠郑沽’”。
从“滕屠郑沽”这一称呼的字面意义看，王安石只提到了郑獬和滕甫，但这只是统而言之，指出了主要代表人物。据《中吴记闻》卷四“滕章敏公结客”条载：“滕章敏公慷慨豪迈，不拘小节，浮湛里市，与郑毅夫为忘形友，议论风采照映一世。尝与毅夫及杨绘元素同试京师……”可知最初的代表除郑獬、滕甫之外，还有杨绘，三人均为皇祐五年（1053）进士。《郧溪集》中郑獬有赠杨绘的诗四首：《次韵元素兄汴口阻风》《次韵元素兄三题汴渠夜泛》《次韵元素兄见喜荆州二首》。可见滕、郑、杨私下都是至交。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二十六载：“熙宁四年（辛亥，1071），九月乙酉，翰林侍读学士郑獬提举鸿庆宫，以疾请也。司马光日记云：郑毅夫提举鸿庆宫。初，介甫恶滕元发，以毅夫为元发党，毅夫自杭移青得疾，一臂不能举因而罢之。”可见滕、郑又为政治上的盟友。
汪辅之是郑獬一生志同道合的诗友，郑獬《郧溪集》中与汪辅之唱和的诗在同类诗中最多，《郧溪集》中赠汪辅之和涉及汪的诗歌总共有14题31首，郑在仕途上也一再提携汪；郭祥正与郑獬为皇祐年间同游京城的老友，郭祥正《青山集》中有一首《郑致国宣义见过小山留饭叙旧》，诗中自注：“皇祐京城之游，惟予独在。”据孔凡礼先生考证，祥正是皇祐五年（1053）进士及第的。《郧溪集》中有郑獬赠郭祥正的《寄郭祥正》、《酒寄郭祥正》，郭祥正《青山集》中有《寄献荆州郑紫微（毅夫）》，治平间郭曾托当时任荆南推官的刘挚捎诗卷给郑獬，《郧溪集》留有《与郭功甫太博帖》。
在皇祐五年（1053）与郑獬同年的进士中，吴处厚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郑獬在《郧溪集》中虽只有任陈州通判时一首赠吴处厚的五言古体诗《答吴伯固》，但是吴氏此期曾“从毅夫作赋”，二人为师友关系。
皇祐士人中还有一位钱公辅，据《重修毗陵志》卷十七载：“钱公辅，字君倚，一字纯老，晋陵人。为湖学高第，皇祐二年试进士第二人。熙宁间擢知制诰兼谏院。王安石得政，与议新法不合。安石退滕甫，公辅营解之。安石主薛向，公辅请黜之。坐是责守江宁。初刘彝召见……上问：‘湖学门人在朝为谁？’彝悉数以对，至公辅则以简谅称，后守婺州，东坡有‘老手便剧郡，高怀厌承明’之句，为公辅作也。”
据《宋史》卷三百二十一（列传八十）公辅本传，公辅，字君倚，未提又字“纯老”；本传为“常州武进人”，而非“晋陵人”。结尾“老手便剧郡，高怀厌承明”出自苏轼《送钱藻出守婺州得英字》，是苏轼送给钱藻的，查相关史料，钱公辅并无出守婺州的经历。可见著者错把钱藻的材料硬塞给了公辅。又同书卷第十一“文事”记钱公辅为“皇祐三年冯京牓”，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六，冯京为仁宗皇祐元年进士第一；厉鹗《宋诗纪事》卷十八载“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人，皇祐元年进士”。可见，钱公辅为皇祐元年进士。公辅政治上与滕甫、郑獬为盟友，又《郧溪集》卷二十五有唱和钱公辅的古诗《寄题明州太守钱君倚众乐亭》。
以上滕元发、郑獬、郭祥正、汪辅之、吴处厚、钱公辅等人是性情、行事相近的皇祐士人中的“滕屠郑沽”派。与郑獬交往至密但非皇祐士人的有：《郧溪集》中郑獬赠诗较多的张伯玉（字公达）、吕公孺（字稚卿）、张宗益（字仲巽）。郑獬《送吕稚卿郎中奉使江西》一诗中“平子亦疏放，尔我两相忘”句后自注曰“君（吕公孺）领勾院，事绝简，与予友张公达为邻舍，尊酒过从，相得甚乐也”, 《郧溪集》中有赠张伯玉的诗五首，分别是《次韵张公达游西池》《再和》《和张公达暮春寄宋使君》《酬公达》《迫晚风雪咏张公达红梅之句》，赠吕公孺的诗三首，分别是《送吕稚卿郎中奉使江西》《稚卿约郭外之游》《吕稚卿唐彦范并赋游西池，亦成斐句》；张宗益于治平间在荆南郑獬幕府为湖北转运判官都官员外郎，郑獬《郧溪集》卷二十八五古诗《对雪寄一二旧友呈张仲巽宗益运判》也可为证。《郧溪集》中郑獬赠张宗益的古诗共六首：《对雪寄一二旧友呈张仲巽宗益运判》《和仲巽荆州大雪》《送仲巽归阙下》《同彦范谒仲巽饮之甚乐，仲巽且有北归之期，情见卒章，辄用写呈》《酬仲巽见督龙山之游》《初春欲为小饮，先寄运使唐司勋张都官》。
以上“滕屠郑沽”资料皆是就郑獬、滕达道二人而言。独顾大韶《秉烛斋随笔》较为特别，文曰：“晏子之俭啬，天下万世之所共知也。而父之党无不乘车者，母之党无不足衣食者，妻之党无冻馁者。啬于己而丰于人，所以为贤也。范希文之方严，天下万世之所共知也。而取人不弃瑕累，不拘形迹，‘滕屠郑沽’皆为入幕之宾，严于己而宽于人，所以为大也。《礼》云：‘耻费轻实，晏子有焉。' 《论语》云：‘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希文有焉。”在范仲淹幕中供过职且具有放纵不羁特征者，先后有孙沔（字威敏）、滕达道、张宗益（即郑獬《郧溪集》诗歌中屡次出现的“张仲巽”）。滕元发撰有《孙威敏征南录》，赞扬孙沔皇祐四年（1052）的征蛮功绩。
由以上对“滕屠郑沽”一词渊源的梳理可知：其成员以皇祐士人滕甫、郑獬、杨绘、郭祥正、汪辅之、钱公辅、吴处厚为主体，以张宗益、张伯玉、吕公孺为辅翼，构成自皇祐至元祐士风的一个别调。以下通过对其代表人物言行的史料排比抽绎出其基本特征。第一节 北宋皇祐士风的代表——“滕屠郑沽”
自北宋中期迄南宋孝宗时期，“滕屠郑沽”一直为人们所知，其基本特征是所谓“嗜酒落魄，无检操”、“豪迈”、“薄于行”、“瑕累，不拘形迹”。“滕屠郑沽”的道德人格到底如何，我们只有对其本人及与之有密切联系的一批士人的言行事迹进行考察后才会明了。一、性格狂放的皇祐士人（一）滕元发
滕元发（1020—1090），初名甫，字元发，后避高鲁王诲改今名，字达道，东阳（今浙江）人。仁宗皇祐五年（1053）进士。滕元发与范仲淹为表亲，是胡瑗的弟子。滕元发与早年为“东州逸党”成员的张方平为儿女亲家，苏轼曾代张方平撰写《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代张文定公作）》，饱含深情地赞美了滕甫卓越的吏治和军事才能及事君尽其忠、待友尽其义的高风亮节。其生平、仕宦经历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四十二、卷四百二十四，《东坡全集》卷八十九《滕公墓志铭》及《宋史》卷三百三十二亦有其传。
滕元发性格“慷慨豪迈，不拘小节”，洒脱兼富机趣。元发性情亦有虽玩劣但俊逸的一面。《却扫编》中的一则材料颇具代表性：
滕元发布衣时，尝为范文正客，时范尹京。滕少年颇不羁，往往潜出从狭邪纵饮，范公病之。一夕，至滕书室，明烛观书，以候其至，意将愧之。滕夜分大醉而归，范公阳不视，以观其所为，滕略无慑惧，长揖问曰：“公所读何书？”公曰：“汉书。”复问：“汉高祖何如人？”公逡巡而入。
范曲意劝其读书，滕以汉高祖不读书为英豪相答，此虽类小说，却形象地刻画了滕甫的性格。
滕元发文武全才，尤其具武将风度，确有豪杰气概。前引《东轩笔录》与王安石同为试官时的起誓赌咒，虽有丑化元发之嫌，具体事件不一定可信，却多少透露了元发武将所特有的急躁、粗豪、坦荡的性格特征。据四库本宋范成大撰《吴郡志》卷二十三“人物”四，已知当时名帅孙沔预言其日后“当为贤将”；而《东轩笔录》卷八所记吴奎的描述更见元发气概：
吴奎为参知政事，会御史中丞王陶以韩魏公不肯押班事，其言兼及两府，奎乃上章，言迩来天文谴见，皆为王陶召之。又尝于上前荐滕甫可为帅，上问其故，奎曰：“滕甫不唯将略可取，至于躯干膂力，自可被两重铁甲。”
滕甫深知边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一十七载其知定州时，效仿契丹全民皆兵，建议组织边界地区愿意学习弓箭的公差、城乡百姓组成弓箭社，由长吏组织训练，以便危急时御敌之用。苏轼《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记其在知定州任上，一次上巳节于郊外饮宴，有人报告契丹入寇，边民逃跑，“将吏大骇，请治兵”。滕甫依旧谈笑饮酒，并让人召回逃跑百姓。事后证明消息虚妄，众将皆服。元发为当时名帅，威震西北。神宗时西夏发生内乱，他主张抓住时机，一举解决这个威胁，但神宗未予采纳。
以粗豪不羁的武将而厕身于重文抑武时代之文官行列，元发在当时士林中的真正处境可以想见。
滕达道在当时属于有“气节”但有“细故”（《寓简》）的士人，此“细故”很可能包括“任气使酒，颉颃公前，无所顾避，久之，稍遨游无度，侵夜归必被酒”（《避暑录话》），因以英雄自许，所以平视仲淹，这在一般人绝难忍受，然而“达道后卒为名臣，多得文正规模，故子瞻挽词云：高平风烈在”。滕达道性格中所具有的豪狂性格即使是颇识英雄的范仲淹也“意不甚乐”，可见其在当时士林中会是怎样的处境；由《寓简》中范仲淹的话“若其实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议深文者，不因事起之，则遂为废人矣”看，滕达道、孙沔等人所代表的士风是为士论、吏议极度贬毁的。（二）汪辅之
据《全宋词》作者小传，辅之字正夫，宣州（今安徽省宣城）人，皇祐进士。嘉祐四年（1059）为旌德县尉，应制科入等，被论罢。元丰二年（1079）任河北东路转运判官。元丰三年（1080）权提点河北东路刑狱。又自太常丞除广东转运副使，乞分司致仕。元丰五年（1082）罢知虔州，依旧分司。
辅之性格极俊逸、自信，甚至自负、自傲。据《挥麈后录》卷六“汪辅之就试，自知登第”记，辅之“少年有俊声”，皇祐中到开封应举，出场后宣言必为“解魁”，但在王氏酒楼偶然听到与之同场考试的湖州进士沈初诵其所作，辅之正举酒要喝，大惊而坠杯。但辅之也自信得第二人中举，“后数日榜出，果然是汪辅之登第”。可见辅之虽张扬外露，缺乏沉稳之气，但确有才华。
辅之既然自负，则恃才犯上、不畏权势是自然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二、《邵氏闻见录》和《宋人轶事汇编》卷十一都记汪辅之为河北东路转运判官，时镇大名的文彦博礼之甚倨，辅之密劾文彦博不视事，辅之因此而罢官。此事李焘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百九十二虽辨明并无此事，但并非空穴来风，辅之是不畏权势的。关于这一点在嘉祐四年（1059）的制科考试中辅之的表现更为明显，辅之与明州观察推官陈舜俞、旌德县尉钱藻同应制科入等，但是监察御史里行沈起言其无行，辅之被罢黜。结果“辅之躁忿，因以书诮让富弼曰：‘公为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弼不能答”。
由于辅之恃才自信，甚至自傲、自负，不畏权贵，所以在仕途上屡遭排挤，正如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所说：“既登第，久不得志，常郁郁不乐，语多讥刺。”《挥麈后录》卷六载：“熙宁中，为职方郎中广南转运使。蔡持正为御史知杂，摭其谢上表有‘清时有味，白首无能’，以谓言涉讥讪，坐降知虔州以卒。有文集三十卷行于世。后数年，兴东坡之狱，盖始于此。而持正竟以诗谴死岭外。”
由以上史料可知，郑獬诗歌中出现最多的朋友汪辅之最突出的性格特征是轻躁狂傲，以怀才不遇自许。辅之自负才名，得意时狂妄大言，不复有顾忌，而失意时又不能如欧阳修、范仲淹、苏轼等人一样超然，满腹怨言溢于言表。汪辅之之狂傲性格被当时士人视为极其愚昧之邦的风气，南宋吕本中撰《童蒙训》卷上记：“熙宁初，荥阳公监陈留税务，时汪辅之居陈留，恃才傲物，独敬重公。横渠先生闻之，语人云：‘于蛮貊之邦行矣，于吕原明见之。' ”《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二以轻躁视之，确有道理。辅之的少有俊声、自信或自负必然会对郑獬的行为与诗风产生较大影响。（三）杨绘
郑獬的另一密友杨绘，据《宋史·列传第八十一》载：“杨绘，字元素，绵竹人。少而奇警，读书五行俱下，名闻西州。进士上第，通判荆南。”神宗初召修起居注、知制诰、知谏院，曾谏阻神宗内侍王中正、李舜举等使陕西，反对任命外戚向传范安抚京东西路，极力阻止“曾公亮请以其子判登闻鼓院，用所厚曾巩为史官”，神宗撤销命令，但“绘亦解谏职，改兼侍读”，杨绘不就职，坚请补外，最终“未阅月，复知谏院，擢翰林学士，为御史中丞”。
杨绘反对王安石变法，对范镇、吕诲、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王陶等“贤士多谢去”的局面表示不满，并极力反对免役法，“陈十害”，与王安石集团冲突激烈，被迫出知地方。其政治品格可谓敢于直谏，刚直不阿。
据宋代魏泰《东轩笔录》卷七与《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十三，杨绘为提举监司时，接受窦卞请托，推荐王永年“监金耀门书库”, “永年置酒延卞、绘于私室，出其妻间坐，妻以左右手掬酒以饮卞、绘，谓之‘白玉莲花杯’，其亵狎至是”；后来王永年盗卖库书，事发下狱，供出杨绘受其馈赠，“朝议以两制交通匪人，至为奸利，落绘翰林学士知制诰，降为荆南副使”。
受王永年盗卖库书案牵连，杨绘被贬“居荆南”，仍然“日事游宴，往往与小人（胡师文）接”，胡师文“狎侮绘之家妓，无所不至”，绘妻招回家妓并彻席，“师文狂怒，奋拳殴绘，赖众客救之，几至委顿”。杨绘为士林所非，一是与永年妻之“亵狎”，一是与小人交，至为小人凌暴，所以“士论尤鄙之”。《东轩笔录》《宋朝事实类苑》都记“绘性慎，无检操”, “近臣不自重，至为小人凌暴，士论尤鄙之”等。显然，后者是从前者抄录而来，因为文字都未加改动。从上引《东轩笔录》对滕甫的丑化看，这里对杨绘的评语也不尽可信，但“无检操”、“薄于士行”之类的词语却可见出杨绘在士行上放诞不羁、疏于礼法的一面，与当时的主流士风格格不入。（四）郭祥正
据《宋史》卷四百四十四载，郭祥正，字功父，太平州当涂人（今安徽宣城人）。母梦李白而生，少有诗声，梅尧臣时方擅名一时，人见而叹曰：“天才如此，真太白后身也。”
郭祥正与郑獬政治取向不同，但却是早年好友，其性格在其政治行为上得到了较为集中的体现。熙宁变法一开始，他对变法不满，在《将至江夏先寄太守李学士公择》中写道：“中丞（吕诲，字献可）孤愤已沉泉，时事愈新谁敢议。”郭祥正在此诗的自注中说：“予尝尉浔阳，日事故中丞吕献可。”可见开始时他与郑獬等人对变法的态度是相同的。王安石变法时，吕诲为御史中丞，上疏极力反对变法。神宗支持王安石，诲被贬出知邓州，于熙宁四年（1071）五月死去。郭祥正此诗作于熙宁五年（1072）三月。此后郭竟然改变了态度，积极参与与变法有关的活动，曾上疏神宗要求将军国大事尽交王安石处划。熙宁五年五月间，朝廷差遣张惇经制梅山事，他协助张惇招降梅山峒峒蛮，“论功辄第一”，张惇也说“祥正均给梅山田及根括增税有劳也”。但祥正却得了个“与江东路家便差遣”、变相罢官的结局。魏泰《东轩笔录》记王安石在神宗面前言其“才近纵横，言近捭阖，而薄于行”，遂遭贬斥。
郭祥正对熙宁变法态度的急剧转变，即是其所谓“薄于行”的最好注脚，用蔡确诋毁吴处厚的话说即是所谓“反复小人”。（五）吴处厚
据吴处厚《青箱杂记》载：“余皇祐壬辰岁取国学解，试《律设大法赋》，得第一名。”则处厚为皇祐五年（1053）进士。《宋人轶事汇编》记载，熙宁初的一天，王正甫约邵康节、吴处厚、王平甫一起用餐，席间处厚当安石弟王平甫之面大骂安石，虽平甫对其兄也有不满，但还是“作色欲列其事于府”。对王安石变法，多数士人如邵雍、王正甫，甚至安石之弟王平甫都持反对意见，但众人只停留于不同政见层面，而并不是不分场合进行人身攻击，吴处厚这样做连本来的同盟者也都看轻了他。
吴氏在士林中的形象集中表现于诬陷蔡确的“车盖亭诗案”。至和嘉祐间郑獬为陈州通判，蔡确居陈州，从郑獬作赋，吴处厚与郑獬为同年进士，当时为汀州司理，也与蔡确有交往。神宗时，蔡确“登用”, “处厚乞怜颇甚，持正无汲引意”。后时相王禹玉荐处厚为大理丞，在处理王和甫与舒亶案时，处厚并未理会蔡确的“达意救亶”。后处厚为达到升官目的，建议神宗寻访并“饰祠加封”程婴、公孙杵臼之墓，王禹玉极力促使神宗擢其官，终为蔡确所阻。处厚终神宗之世不被重用，二人于是结仇。后蔡确贬安州，处厚以其所作《车盖亭诗》笺后上之，以为谤宣仁太后。吴氏与蔡确之仇，纯为个人恩怨，其报负旧党蔡确之文字罗织，就连旧党的刘挚、文彦博、司马康等人，甚至其子吴柔嘉都不忍为，可见其为当时士林所不齿之甚。（六）钱公辅
嘉祐中以太常博士秘阁校理守四明，熙宁二年（1069）五月，以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知金陵，熙宁四年（1071），移知扬州。与郑獬、滕甫、范纯仁等人一样为胡瑗门人，政治上倾向于范仲淹。钱公辅起初受知于王安石，《临川文集》卷四十有《举钱公辅自代状》，安石赞其“忠信笃实，富于文学，职事所及不为苟且”。二人在朝中的争议纯为政见之争。另外，在士行上，公辅渴望以官荣亲，不满王安石在为其母写作墓志铭时未书代表钱公辅通判之职的“池台竹林之胜”，只书“五子”而未列“七孙”，不接受王安石在墓志铭中称其母亲为“闾巷之士”的写法。
以上六人与郑獬同为皇祐年间进士并同时在馆阁供职，在嘉祐馆阁、荆南幕府时期还有三位虽不是皇祐进士，但与郑獬性情相近、交往较多的好友，为张伯玉、张宗益、吕公孺，其中张伯玉曾入范仲淹幕府，为典型的“滕屠郑沽”式人物。
张伯玉，字公达，建安人。郑獬《郧溪集》卷十二有《举张司封自代状》。张伯玉晓兵事，通谋略，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六十四载，伯玉在河东做判官时，当时河东行铁钱，“山多炭铁，鼓铸利厚，重辟不能止”，当政者决定铁钱“以三当一”, “令既下，兵民相煽动，数十人邀走马承受诉，承受中贵人，不能遏”，兵马都监孙惟忠认为是兵变，要镇压，伯玉认为“此法乱，非百姓乱也，若纵兵杀一人，则事不可平矣”，主张制裁首谋者，而不杀戮一人，确实为高明的做法。
大约仁宗庆历前后，张伯玉任太谷县令时，受范仲淹的举荐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与何咏、富弼、余靖、尹洙、苏绅、张方平、江休复等同时中第。
张伯玉皇祐间、嘉祐初为侍御史。嘉祐二、三年间，“郭恩等败殁，诏侍御史张伯玉按鞫”，伯玉以风闻劾文彦博等“朋斜”，使文彦博罢相。大约从嘉祐三年（1058）到嘉祐八年（1063）间张伯玉与郑獬同在馆阁，宋王得臣撰《麈史》卷一“忠谠”记馆阁时伯玉的行事风格：
郑毅夫为三司盐铁判官时，文禁颇宽略。余尝入省见之，张伯玉公达与郑同部，余幸数听二公持论。张尝谓郑曰：“李邕当则天时，面折廷争，众甚危之。”李出，笑谓人曰：“不颠不狂，其名不张。”公达曰：“古人处已如此，何有于富贵哉？”余尝心记其说。
可见，郑、张二人以李邕等盛唐名士为榜样，以癫狂之态进忠直之言。伯玉诗酒放旷，为人效李白，兖州府知府郑方坤撰《全闽诗话》卷二载：
张端公伯玉，仁庙朝人也。名重当时，号“张百杯”，又曰“张百篇”，言一饮酒百杯，一扫诗百篇也。（《铁围山丛谈》）
张宗益，字仲巽。郑獬《郧溪集》中有六首赠张仲巽的诗歌，皆为郑獬治平二年（1065）至四年（1067）知荆南时所作。治平间，仲巽在荆南做湖北转运判官，治平二年，由于文彦博的推荐，张宗益移官馆阁, 《郧溪集》中有《送仲巽归阙下》《同彦范谒仲巽饮之甚乐，仲巽且有北归之期，情见卒章，辄用写呈》诗两首。此后张宗益曾知相州，熙宁元年（1068）八月担任贺辽主生辰及正旦使辽。张宗益又曾知德州，可能在德州时他提出抵御契丹的方略，即胡宿奏议中所说“割滨河徳博以隶沧，别为一路，屯兵以扼敌，冲备不虞”。张宗益政治上倾向于旧党，晚年与文彦博等在西京成立“五老会”。
总之，“滕屠郑沽”及其友人大多豪放俊逸，极自信、自负甚至自傲，善谋略、知兵，有极强的功名事业心。“极端”是他们的基本特征。与当时重涵养、重品节的主流士风相冲突，属于士林中的“异类”。二、熙宁变法前后皇祐士人在党争中的政治取向与政治品格
以郑獬、滕甫、汪辅之、郭祥正、钱公辅、吴处厚等人为代表的皇祐士人及其与之相交游、意气相投的士人，除士风性情相似外，他们在政治上也有相似的立场（除郭祥正外，都属旧党），他们立朝互援，声气相通，忠直敢言，不畏权贵，除吴处厚之外，都表现了虽处境孤危，却守正不阿、坚持理想的崇高节操。
滕、郑、杨三人同于嘉祐三年（1058）三到五月间进入集贤院担任馆职，在王安石变法前一直得到皇帝的信任，滕、郑二人还担任过知制诰。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变法。保守派吕诲为御史中丞，极力反对新法，上疏弹劾王安石，意在终止变法。郑獬、滕甫、杨绘等人都支持保守派。《郧溪集》中有《请罢河北夫役疏》《乞罢青苗法状》，又有诗歌《闻南阳吕谏议长逝》《读司马君实撰吕献可墓志》。“（熙宁二年）癸未，翰林学士郑獬罢，知杭州；宣徽北院使王拱辰罢，知应天府；知谏院钱公辅罢，知江宁府。拱辰自北京还朝，言臣欲纳忠，未知陛下意所向，又言牛、李党事方作，不可不戒。……獬权发遣开封府，民喻兴与妻谋杀一妇人，獬不肯用按问新法，为王安石所恶。安石雅与公辅善；既得志，排异己者，出滕甫知郓州，（钱）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逐，拂安石意。三人由是同日罢。”（《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宋纪六十六》）
滕甫在神宗时仕途坎坷。“熙宁八年，宗子右羽林大将军秀州团练使赵世居谋反，祗候刘育、将作监主簿张靖、进士李侗等人被处死”，同时涉及的官员有“大理评事王巩追两官勒停知瀛州，祠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刘瑾落职知明州，前翰林侍读学士礼部侍郎滕甫落职候服阕与知州”。滕甫有“与世居书简往还”，但神宗在与宰相王安石讨论时认为滕甫无罪，因为“妻弟反狱在其部”，不过滕甫还是受牵连被移知邓州。
元发在神宗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洞见肝鬲。神宗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皆问之。
甫在帝前论事，言无文饰；帝知其诚荩，事无巨细，人无亲疏，辄以问之，甫随事解答，不少嫌隐。王安石尝与甫同考试，语言不相能，深恶甫。会新法行，天下讻讻，恐甫言而帝信之也，因事排甫，出知郓州。
滕甫事神宗忠诚无隐，颇有愚忠之志。王安石正行新法时，因怕神宗听滕甫反对之言，以翰林侍读学士出滕甫于郓州，后徙定州，滕甫继续上疏言新法害民，乞罢其不便民者。后又知青州、应天府、齐州。因为“妇党李逢为逆”（赵世居之狱），有人以此为由打击他，先降为知池州，后又改安州。滕甫因此时在仕途被压抑十年，既而还是因此事贬居筠州。其时境况窘迫至极，然而滕甫却谈笑自若，说：“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忧哉。”（《宋史·滕甫传》）神宗死后，他饮酒大醉，悲痛至极，慨叹再无知己之君。
郑獬、范纯仁曾疏救钱公辅，范纯仁治平元年（1064）有援钱公辅之《奏乞于郊赦前复钱公辅官》（治平元年水灾求直言时写），同年又写《再奏乞复钱公辅官》；英宗治平四年（1067）郑獬又上《荐钱公辅状》。《宋史·钱公辅传》又载钱公辅之救滕甫：
钱公辅，字君倚，常州武进人。少从胡翼之学，有名吴中，第进士甲科，通判越州。为集贤校理，同判吏部南曹，历开封府推官、户部判官知明州。……王安石雅与之善，既得志，排异己者。出滕甫郓州，公辅数于帝前言甫不当去。薛向更盐法，安石主其议，而公辅谓向当黜。遂拂安石意，罢谏职，旋出知江宁府。明年，帝欲召还，安石言其助小人为异议，不宜在左右，但徙扬州。以病乞越，改提举崇福观，卒。年五十二。三、皇祐士风的特点及其与主流士风冲突的原因
由以上对皇祐年间“滕屠郑沽”代表性士人及其友人士风的梳理，可以得出以下观点：
第一，他们是性情、政治观点相同或相近（除郭祥正外）的一群皇祐进士及其同盟者。
第二，他们有的不畏权势，为了坚持其政见，敢于指责身居高位者的过失；具有强烈的功名事业心，“才近纵横，言近捭阖”。
第三，他们极度自信、自尊，甚至极度自负，“极端”是他们人格的基本特征；人格性情皆俊逸、狂放，不为世所拘，其士风大多类魏晋名士和盛唐放达之士；多精通政事吏道、知谋略兵法。
所谓“才近纵横，言近捭阖”，正是因为皇祐士人参加科考时，时处仁宗朝外患极为严峻的时刻，南有岭南侬智高叛乱，西有党项的威胁，所以他们顺应时代的要求多具较高的吏治、军事、政治才能，庆历以来士人奋发有为、积极用世的精神面貌以极端的方式在党争夹缝中勉为残存，“才近纵横，言近捭阖”正是这个特点的侧面反映；所谓“嗜酒落魄无检操”、“豪迈”、“薄于行”是唐代豪放不羁、诗酒风流以及东州逸党粗豪慷慨士风的自然延续，它是皇祐士人及其盟友政治上期有大用的雄杰抱负在士人个性领域的自然流露，然而由于宋代统治集团因循苟安的总体政策而被迫以时人看来病态的表象呈现给后人。
自北宋中期迄南宋孝宗时期所谓“嗜酒落魄无检操”、“豪迈”、“薄于行”的“滕屠郑沽”一直为人们所知。这一带有轻蔑、厌恶倾向的称谓，出现的原因除了皇祐士人本身人格性情的因素外，还与北宋前后期之交士林风气转变、党争萌芽等政治因素有关。
总之，从北宋仁宗皇祐年间一直到宋神宗熙宁年间，北宋士人中确曾出现一批嗜酒放旷、慷慨任气、忠君爱民、特立独行、在仕途上屡遭压抑的士人——“滕屠郑沽”，他们以郑獬、滕甫、汪辅之、郭祥正等人为代表，其性情、行为在士风总体上趋向内敛时却表现得外张、狂放，在政治上因循苟安局面渐成的情况下，他们为主流士风所压抑、排斥，走向不同程度的悲剧的命运。
在崇文抑武思想根深蒂固的情况下，统治者希望士人加强内在修养，任何行为自由都要纳入正统的轨道，不同流俗即使不危害统治秩序也会遭到人们的非议。因为他们所代表的士风与主流士风格格不入，所以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极易成为党争的牺牲品，即使恪守“忠义”，在“道德”上也成了应该警戒甚至排斥的对象；在仕途上，即使忠心事主、任劳任怨，也成了谴责、打击的重心。
如果说“‘东州逸党’之悲剧正是在于崇文苟安时代其勇武精神无所施设，无所定位”，那么，“滕屠郑沽”的悲剧则在于在统治者需要党争以巩固统治的情况下，其吏治、政治、军事才能为党争所埋没，或因党争而悲惨沉浮，如郭祥正、汪辅之、滕甫，或为党争而搁置理想，如钱公辅、郑獬。第二节 “滕屠郑沽”的诗歌风格“滕屠郑沽”为皇祐士风的代表形态，极度自信、自负、豪迈、狂放的人格特征使其诗歌必然带有豪放、壮健之风，《宋朝事实类苑》中说：“皇祐以后，时人作诗尚豪放，甚者粗俗强恶，遂以成风。”但是由于“滕屠郑沽”诗人的多元化，其诗歌呈现出以豪迈为基调的兼有慷慨粗豪、通脱清峻、清新自然的不同风格，表现为英雄豪杰之诗、风流名士之诗、崇慕谪仙之诗等内容。一、英雄豪杰之诗
滕甫有将帅之才，性格豪放豁达，不为外物所役。其纵横驰骋、出将入相的思想使其怀有结交豪杰、疆场献身的浩然之气，表现于诗就是直抒胸臆的慷慨意气、梗概粗豪的风格，如《浮云楼》：
举头便是长安日，弄袖时飘梦泽风。茂苑久抛飞鸟外，楚台遥在碧云中。
又如皇祐五年（1053）省试诗《西旅来王》：
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传闻汉都护，归奉万年觞。《侯鲭录》所录省试诗断句：
寒日边声断，春风塞草长。《中吴纪闻》最早载录《结客诗》，并附评论：“结客结英豪，休同儿女曹。黄金装剑佩，猛兽画旗旄。北阙芒星落，中原旺气高。终令贺兰贼，不着赭黄袍。”其立志可见矣。
另外有几个断句：
万国休兵外，群生奏凯中。
野色更无山隔断，山光更与水相连。
负鼎早为汤右相，有文今作鲁夫人。
其他诗如《送程给事知越州》《寄越州范希文太守》《送俞汝尚致仕还乡》等送人之作也是此格。以上所引诗除《浮云楼》和“野色更无山隔断，山光更与水相连”外，多为皇祐年间所作，粗豪浅直。
滕甫诗风劲健挺拔、壮气冲天，为豪杰之诗。其诗确有盛唐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劲健与豪迈，然而却缺乏盛唐诗蕴藉含蓄、情韵悠长的特色。但是苏轼在代张方平所写的《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中言其“诗文英发妙丽”，可能皇祐之后至熙宁间，元发曾与郑獬等人唱和或切磋诗艺，上引“野色更无山隔断，山光更与水相连”句与郑獬知杭州时《月波楼》诗“野色更无山隔断，天光直与水相通”只有两字之差；滕、郑二人皆有《浮云楼》诗，皆雄浑沉郁。惜乎文献缺失，无从确知它们是否是唱和之诗。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其诗后期逐渐趋于蕴藉，如《浮云楼》用“举头便是长安日”表达久谪的哀怨，用“茂苑久抛飞鸟外”表达生不逢时的慨叹。
滕甫晚年与苏轼有交往，滕于轼照应诸多；苏轼也在与之的交往中潜移默化地濡染了滕的英雄豪杰之气，在曾枣庄主编的《全宋文》中有苏轼六十八则《与腾达道书》，称赞滕“雄冠荆楚”、“公之风烈”（苏轼《故龙图阁学士滕公墓志铭》）。苏轼在密州所作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豪迈奔放，但苏轼诗词中真正豪迈的作品并不多，这类作品可能有滕的影响。同时滕氏也可能受苏轼影响，诗文才变得“英发妙丽”。
郑獬、郭祥正等人诗歌中也不乏此种风格的渗透，只不过稍为内敛一些，如郑獬有与滕甫同题诗《浮云楼》:“楼在浮云缥缈间，浮云破处见朱栏。山光对入郧城紫，溪影横飞梦泽寒。”郭祥正给滕元发的诗《滕元发池州萧相楼》《再赋萧相楼》，赞颂元发功业、才能正像西汉宰相萧何，是人中的豪杰，希望他能入主机衡，而不要面对江山抒发诗人的怀抱，如《滕元发池州萧相楼》:“相国当时此建旄，正如今日拥三刀。规模忽起凌千尺，意气相期在一陶。柱础下连坤轴壮，檐牙斜插斗杓高。观公磊落真人杰，莫向江山赋楚骚。”《再赋萧相楼》:“廊庙之才守一州，暮年名位等酂侯。簮缨七叶皆当轴，栋宇千章为起楼。抚事萧条人已远，临风慷慨意相投。期公便握机衡去，留取余光照斗牛。”另外，郭祥正诗中回忆其跟随章惇经制梅山立功而被放归的诗歌，也具有这种雄浑苍凉、慷慨豪迈的特色。可见，皇祐纵横不羁、渴望建功立业、英雄自许的豪迈气概给诗歌带来了粗豪劲健、梗概勃郁，甚至雄浑苍凉的审美特色。二、风流名士之诗
郑獬等人胸富才华，以名士自许，在他们的诗中出现的名士有魏晋时的谢安、山涛、阮籍、王羲之、王子猷，晚唐时的杜牧等人。
郑獬嘉祐任职馆阁时的僚友张伯玉《红梅》诗有“红梅花下一樽酒，抛弃清香是负伊”，颇有《世说新语》中王子猷“何可一日无此君”一样的清狂与放诞，风流与俊逸。郑獬任陈州通判时的诗句中有“兰亭乐事无丝管，待与羲之仔细夸”（《次韵丞相柳湖席上》）, “醉里春风遗翠帽，归时明月送雕鞍”（《次韵程丞相牡丹》）, “是非人世何须较，方外曾师阮步兵”（《夜怀》），郑獬治平中为文莹诗所写序言《文莹师诗集序》中赞文莹诗“其致思深处，往往似杜紫微（杜牧）”。
以郑獬、滕达道等人为代表的皇祐士人因为其馆阁清贵与地方藩帅的政治地位、因为宋王朝实行的优待文士的基本国策、因为一定程度上他们所崇尚的功名理想的实现，精神上自然会有对于身居高位、嗜酒优游的留恋，这在其诗歌中得到了审美体现，使其诗歌增添了清俊通脱的名士风调。三、崇慕谪仙之诗
所谓“嗜酒落魄无检操”、“豪迈”、“薄于行”，实是“滕屠郑沽”们在立朝议政、平日交游中行为放达的代名词，前引宋王得臣撰《麈史》卷一“忠谠”记张伯玉对郑獬所说“不颠不狂，其名不张”、“古人处已如此，何有于富贵哉”等言论，表明他在政治行为上效仿李邕，那么盛唐时的李白诗成为其诗歌范式上的摹仿对象也就不足为怪了。郭祥正《寄献荆州郑紫微》中“李白不爱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指郑獬）”，对李白的仰慕在嘉祐、治平之间集中于众人对郭祥正的赞扬中，梅尧臣、刘挚、郑獬、章表民、章衡等人在诗歌或尺牍中都有对其“李白后身”（兼有风度气质和诗歌特色）的推崇。
除郭祥正外，曾先后在范仲淹、郑獬幕府中的张伯玉性嗜酒，诗风豪迈，是李白士风、诗风的极力效仿者。据《铁围山丛谈》载：
张端公伯玉，仁庙朝人也。名重当时，号“张百杯”，又曰“张百篇”，言一饮酒百杯，一扫诗百篇故也。
由于宋代已无唐代的国势和声威，张伯玉对李白诗风的模仿就只是学习其写景的清新自然和想象飞动。
守杭州时张伯玉诗句虽然以清新澄净、了无纤尘的涓洁为底色，显得婉媚秀丽；但是不凡的志向与耸峙的人文景观又给其诗增添了一层雄深、广阔、高远、劲健的力度。张伯玉诗“风光似逐水仙去，物色都从云汉归”，与郑獬《月波楼》诗风格即类，而其余几例诗句流利婉秀中间杂壮气。嘉祐馆阁时期，郑獬写有《试院中怀公达》，有“天上谪仙如见忆，可能骑取老鲸来”, 《酬公达》有“不知天上何缘到，袖里携将明月来”, 《和张公达暮春寄宋使君》有“骑鲸李白时过我，未饮金樽先说君”，极力推崇伯玉的同时，也受到伯玉学习李白诗想象飘逸及放达人格的影响。郑獬熙宁二年（1069）之后知杭州，游览老友曾经来过的地方，不会不想起其诗句，从后面我们对郑獬知杭州时诗歌的研究中不难看出二人诗风的关联。
张伯玉虽也推尊杜甫，但是他对杜诗在艺术上是以读韩愈诗的角度来解读的，在《读子美集》中，他认为杜诗在艺术上的特点是“诗魂缠斗壁，笔力撼蓬莱。运动天枢朽，奔腾地轴摧。万蛟盘险句，千马夹雄才。势走岷峨尽，辞含混沌来”，即“奇险”、“力大”。
以上诗人无论对魏晋名士，还是对谪仙放达的推崇，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北宋仁宗皇祐、嘉祐时期诗人的审美理想、构思方法甚至行为方式，尤其当诗人们出知地方，如荆楚、淮南、两浙等远离北宋王朝的政治中心的区域，在宋初三个诗文中心京东、汴京、洛阳之外时。之所以还存在名士崇拜与谪仙放旷的诗风，其原因固然与历史上这些名人曾经长期滞留于此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政治上王朝的更替与意识形态的演变的不同步性使文学上造成这些地区依然保留更多的前代遗风。四、由庆历中“豁达李老”诗到嘉祐间的“众乐亭”唱和诗
欲探究庆历、皇祐到嘉祐、治平间诗风的演变，须充分考虑馆阁文士对科场进士的推崇及曾经担任馆阁文士的士大夫的唱和对诗歌创作的影响。据《青箱杂记》，皇祐四年（1052）吴处厚参加国学解试，赋得第一名，“枢密邵公元、翰林贾公黯、密直蔡公杭、修注江公休复为考官，内江公尤见知”, “枢密邵公亦蒙屡加论荐，尝谓予诗浅切有似白乐天，一日阅相国寺书肆，得冯瀛王诗一帙而归以语公。公曰：‘子诗格似白乐天，今又爱冯瀛王，将来捻取个豁达李老。’遂皆大笑。然予赋才鄙拙，不能强为豪爽，今齿已老而诗格定，时时遣兴实有李老之风，足见公之知言也”。由《青箱杂记》“然予赋才鄙拙，不能强为豪爽，今齿已老而诗格定，时时遣兴实有李老之风”与《事实类苑》“庆历中京师有自号豁达李老，好吟而词甚俚，故公以戏之”看，虽然自宋初李昉、李至等人倡浅切白体至于庆历、皇祐时仍有一定影响，但诗中“豪爽”之风渐长，馆阁中可能已经流行。
经过至和、嘉祐六七年间的发展，到钱公辅嘉祐六年（1061）守杭重修众乐亭时，诗坛吹来了一股自然清新而又不失稳健的风气。嘉祐六年前后，由于政绩卓著，钱公辅要移官馆阁，所以借修众乐亭之机，邀请群贤以众乐亭为题赋诗咏怀，钱公辅赋律诗二首，同时有14位时在馆阁或曾经在馆阁供职的文士或士大夫所和的6首古体诗与11首律诗，共约19首众乐亭唱和诗。
众乐亭诗钱公辅首唱，其他人或古诗或近体和之，诗题基本都是《寄题钱公辅众乐亭》，时间在嘉祐间钱氏刚刚修葺完众乐亭时。众人诗中都有钱公辅《众乐亭二首序》中所规定的赋咏“众乐”之意，又从众人诗句中恭贺其迁官所用语如“使君已陟螭头贵，应为烟云入梦频”（陈汝玉）, “使君今作螭头臣，游人依旧岁时新”（郑獬）看，确实是正要移官馆阁时的诗作。从嘉祐中至熙宁二年（1069），郑獬、滕甫、钱公辅等人出知地方这段时间正是皇祐诗人政治上得意之时，而钱氏仕途也处于上升时期，馆阁是宋代宰辅的摇篮，所以钱氏此时内迁，邀馆阁文士与地方士大夫交相与之唱和，表明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学上都具有“领导性”的作用。因为在宋代，士人在政治上的地位往往会深深影响其在文学上的地位，“在许多时期，尤其是北宋，著名的文人实际上又是朝中重臣，宋仁宗时的宰相晏殊曾对诗人梅尧臣说，人的地位不高其诗也不为时所重，这一说法客观上反映了宋代，文学与政治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局面”。
此次唱和，连熙宁、元丰间为宰相，政治上与以“滕屠郑沽”为代表的皇祐士人相对立的王安石也参加了，而且王安石和诗的诗风与唱和的整体诗风相符。从此次唱和的人员组成上看，在参与唱和的14人中，皇祐士人有4人，为钱公辅、郑獬、陈汝义、陈舜俞，与皇祐士人政治观点相同或有较密切关系者6人，为张伯玉、司马光、吴充、章望之、邵必、吴中复。二者之和为10人。可见唱和活动是在皇祐士人的领导下进行的，体现了他们关于诗歌审美的理想。
钱公辅在《众乐亭二首序》中说：“众乐亭居南湖之中，南湖又居城之中，望之真方丈、瀛洲焉。以其近而易至，四时胜赏得以与民共之，民之游者环观无穷而终日不厌。孟子曰：‘独乐与众乐，孰乐？不若与众。’众乐之名于是乎书，既又为诗以记真景之万一云。”可见“与民同乐”为此次唱和的主题，是政治家的主要职责；而作为诗人的职责又兼职“既又为诗，以记真景之万一”，这是点缀风雅。吴充“使君风韵谁之比，政事次公诗短李”与郑獬“空余华榜照湖水，更作佳篇夸北人”同样点明了此次唱和以政事为主、风雅为辅的性质。
关于此时众人对诗歌美的理想，以下诗句透露了一些信息：
葺成世界三千景，占得鹏天九万风。（钱公辅）
安得凭栏纵吟笔，玉觞遥对数峰青。（张伯玉）
试展画图清俗眼，况专闲席傲天真。（陈汝玉）
饮酣落笔歌绿水，烂漫天葩飘远芬。（王益柔）
由上引吴充诗“政事次公诗短李”来看，众人推崇公辅诗有李白诗风。他们的诗美理想是，要求写清旷脱俗、烂漫芬芳的自然美景；风格阔大、劲健、天真。清新自然、幽深秀美的湖光山色与身居高位、悠然自得的心理质素相契合，豪迈而不无节制，清新而又不流于滑易。这种诗风不同于宋代庆历年间“豁达李老”诗风，也不是如嘉祐间王安石讥郑獬学李白所作《梦仙诗》的怪异诗风，此种诗风正是吴处厚《清箱杂记》“然予赋才鄙拙，不能强为豪爽”的“豪爽”。从皇祐到嘉祐末，豪爽诗风是诗坛追求的主要目标，吴处厚早年诗风浅切似白乐天，但到临汀狱掾居陈州从郑獬作赋时，读到郑獬的豪健诗歌却也欣然神往，“伯固读我诗，掉头吟不休”，郑獬、吴处厚在陈州诗歌唱和，“相搏如风雷，直与郊愈侔”。从皇祐时馆阁诸公追求“豪爽”到这次钱公辅首倡的众乐亭唱和与民同乐的“试展画图清俗眼，况专闲席傲天真”（陈汝玉），其间经历了庆历、皇祐时仍然余波尚存的如吴处厚对浅切似白乐天诗的冯瀛王诗风的延续，皇祐、至和间对韩愈、孟郊雄奇诗风的学习，嘉祐馆阁时郑獬、张伯玉等人对李白豪放诗风的追模，诗坛的曲折历程都与馆阁息息相关。
以上几个方面的内容必然对产生于其中的郑獬诗歌的内容、艺术，尤其是其创作诗歌所师法的范式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三节 郑獬的家世、仕宦与思想
在第一、二节中，我们从个人性格与政治活动两个方面着手，描述了皇祐五年（1053）一群及第进士在当时士林中的独特行为，他们都有忧国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且颇具吏治、军事等方面的卓越才能。但是，由于他们性情乖张、放旷，而被当时的主流士风所排斥；由于他们天真的急于建功立业的思想、行为在现实中的不合时宜，他们在仕途上屡遭挫折，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从唐文化向宋文化过渡期的特点。他们思想驳杂，纵横、兵、儒、道、法、释在他们身上都有体现。放旷豪放的性格、过度张扬的个性使他们在北宋士人心态普遍内敛之前首当其冲，遭受社会文化、仕途命运的双重挤压。他们大多数人身上并没有太多的所谓“宋型文化”的典型质素，虽然他们多数人活到了北宋后期（除郑獬外）。其中，可能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郑獬在他们中年寿最短，但是其身上却颇具某些宋型文化的因素，而唐文化的因素渐渐褪色，宋文化在诗人心灵扭结的阵痛中渐渐爬上了岸；而且在这一群不合时宜的士人中，郑獬的诗歌虽然由于其谢世过早，可能不如其他人（如郭祥正）在后代更有名气，但是其诗歌却粗具宋诗走上自具面目之后的美学上的特点，这些特点的具备甚至早于王安石。
这些特点的具备，除以上原因外，其特殊的家族背景对其思想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一、豪杰义士型的家族
为了研究的方便，现对郑獬的生平作一简单的勾勒。
郑獬（1022—1072），字毅夫，或义夫，安陆（今湖北安陆）人。生于宋真宗乾兴元年（1022），卒于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根据《全宋文》郑獬文集中的《郑氏世录》《先公行实》及同书王安石文集中《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可知郑氏家族“世居秦，以财擅关中”，世代为富商巨贾。自五代末高祖郑保雍“行贾于湖、湘间”，因“至安陆，乐其土风，遂去秦而居之”（皆出自《郑氏世录》），徙居安陆，至郑獬凡五代居于安陆。
高祖郑保雍为客存百万钱，“积十年后”还客之子，客之子不受，“公施之浮屠氏，以明不欺”（《郑氏世录》）。
曾祖辈三人。郑獬曾祖父郑嶼，排行第二。为东头供奉官，有“才武”, “将兵秦陇间，以二十骑径至敌中夺其一障”（《郑氏世录》）；两位从曾祖：郑损之，行一，军事推官；季某，行三。从曾祖郑损之少时喜“摴博”，尽取人金，后知其人沦为乞丐，尽归其金而终身不博（《郑氏世录》）。
祖父郑建中，举进士，曾为屯田员外郎。两位从祖：郑建中之弟，郑嶼次子；郑敏中，郑损之之子。祖父建中“喜宾客四方之来游者，倾所有以济之”（《郑氏世录》），郑建中虽巨富但怜贫惜弱，颇为义举，据《麈史》记载，建中迁居安陆后，每次大雨，居人屋漏顶坏，建中“载瓦以竹问”，无论舍客租赁之屋，还是舍客自建之屋，都为之修缮，且“隆冬苦寒，放房缗盈月”。
父郑纾，字武仲，天圣八年（1030）进士，曾为应城主簿、尚书祠部郎中赠户部侍郎。至父郑纾始“专于学”（《先公行实》；王安石《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但仍类乃祖一样轻于财，喜交豪杰，家境渐衰，“不计生计，家之所藏或为亲旧携负而去绝口不问，由是赀益衰”（《先公行实》）。“郑公大姓，常以其富主四方之游士，至侍郎则始贫而专于学”（《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
郑纾娴于吏事，善于审案，决事公允；无论对同僚、朋友，还是对罪犯，都能尽其所能怜恤存活之；在危难时，能与朋友共患难，不离不弃。
郴州宜章一人造伪券夺人田产，被害者控告数次，官府都未审清。此县原名为“义章”，因为宋太宗旧讳为“匡义”，所以更名为“宜章”，券上置田之日为“义章”时，而印章用的却是“宜章”时的。郑纾慧眼识破，伪者叩头认罪。郑纾不忍置其于死地，就把罪名安在已死的人身上，使作伪者免于一死。
皇祐初，蛮人入邕州，龙图阁直学士孙沔为主将讨伐，请郑纾随行，至岭下，其他人都借故避去，惟郑纾至邕州。“军夜惊，几乱，孙公执公手曰：‘平时特以公为才，乃真義士也！' ”（以上二则均出自《先公行实》）后他又随狄青于皇祐五年（1053）征岭南侬智高。
郑獬一代兄妹三人。郑獬之兄郑弥，秘书丞知潭州攸县；郑獬妹，“嫁郊社斋郎张蒙山”。郑獬，翰林学士尚书兵部员外郎。
从《郑氏世录》《先公行实》《郑公夫人李氏墓志铭》至少可以看出以下三点：
第一，郑氏高祖、曾祖、祖父三代不但为富商，且曾祖以军功得武职，祖父郑建中官屯田员外郎，很可能为荫官，但从郑建中开始习举业。
第二，到父亲郑纾中进士时，郑氏家族完成了从富商、武职向士族、文职的转变。这中间郑氏祖上的经济实力对其获得文化权力和社会地位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这个转变完成后，郑氏也陷入了经济上的困顿。
第三，郑氏因祖上遗风而形成虽富于财但轻财好施、恤贫怜弱、重信守义、喜结豪杰的家风。
由于郑氏家族的富商背景，使之不同于一般的士人，他们并不是纯粹的儒者，在文人才子的背后，又有豪杰、义士的底色。二、轻狂不羁的少年时代
由于史料的缺乏，郑獬及第之前的生活我们所知不多，只能从其诗文中推知大概。郑獬青年、少年时代是在故乡安陆度过的，并且有一段到各地漫游的经历。可能到过大名、晋阳、会稽、姑苏等地，现存《郧溪集》中有诗歌《忆在晋阳》《晋阳宫基》《过魏都》《顷年尝与董伯孙数子猎兔抵马栏，今日重来，解鞍佛舍，见高仪之题云“跃马飞鹘”，至此追念畴昔，因寄一绝兼呈仪之》《再至会稽》等。
獬少年时嗜酒放旷，耽于游乐。前引宋龚明之撰《中吴纪闻》卷四记滕甫“少嗜酒，浮湛里市，与郑獬毅夫为忘形友”，可知嗜酒是二人相同的性情。《忆在晋阳》云：“忆在晋阳日，曾为痛饮家。披衣投宿酒，把烛觅残花。莫解玉骢马，且留金钿车。壮游今不复，愁卧鬓将华。”《过魏都》云：“忆把貂裘买玉壶，重来不敢解金鱼。当时曾谒将军府，今日还乘使者车。歌管渐非人去后，楼台依旧血消初。韩门弟子偏怊怅，泪满朝阳耆旧书。”《顷年尝与董伯孙数子猎兔抵马栏，今日重来，解鞍佛舍，见高仪之题云“跃马飞鹘”，至此追念畴昔，因寄一绝兼呈仪之》云：“昔年尝臂海东鹘，醉客高飞铁马群。今日见君题壁处，自怜曾是旧将军。”由以上诗篇可知，郑獬青年时代有过痛饮豪横、裘马轻狂的生活经历。他驾鹘走马、貂裘买醉，有歌楼酒肆中的纸醉金迷，通都大邑里的挥金如土，憧憬于盛唐式的浪漫作风与气派。
郑氏自负时名，以英雄志士自许。科场不肯屈居人下，有时难免招致报复：
郑毅夫自负时名，国子监以第五人选，意甚不平，谢主司启，有“李广事业，自谓无双；杜牧文章，止得第五”。又云：“骐骥已老，甘驽马以先之；巨鳌不灵，因顽石之在上。”主司深衔之，他日廷策，主司复为考官，必欲黜落，以报其不逊。有试稿似獬者枉遭斥逐，发封，獬乃第一人及第。
郑獬俊逸豪放，不为世所拘。史料和笔记中记载郑獬性情多用“少俊逸”一词，俊逸豪放确实贯穿了其大半生的生活，是其性格的主导方面：
郑獬微时，梦至一处，有小池方阔数尺……獬以水浴身，视其臂生白鳞，视水中影，头已角出，有吏云：“此玉龙池也。”故登第诗云：“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身是白龙翁。”
郑毅夫为翰林学士，草富郑公拜相制。毅夫自负其文敏赡，因为诗曰：“中使传宣内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题了，红烛才烧一寸花。”
许虞部女好学能诗，为方勉妻，夜与勉看《晁错传》，作诗云：“匣剑未磨晁错血，已闻刺客杀袁丝。”后勉与友人饮于市，犯夜禁，时郑毅夫作尹，囚之。许氏投诗云：“明时乐事娱诗酒，帝里风光剩占春。况是白衣重得侣，不堪青旆自招人。早知玉漏催三鼓，不把金貂换百巡。大抵仁人怜气类，不教孤客作囚身。”遂释之。
王荆公素不乐滕元发、郑毅夫，目为滕屠、郑酤。二公豪迈，殊不病其言。毅夫为内相，一日送客出郊，过朱亥冢，俗谓之屠儿原者，因作诗：“高论唐虞儒者事，卖交负国岂胜言。凭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酤解报恩。”
所谓豪放俊逸，主要指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都能以自己超人的才情化解困境、摆脱尴尬，既解决了问题，又显示了自身品格的脱俗、高雅、超群。
郑獬青年时期至迟在23岁以前曾在湖南的邓氏义学（即笙竹书院）与后来于皇祐元年（1049）考中进士的同乡冯京一起求学。郑獬与滕元发、钱公辅等人交游，可见郑獬也是深受湖学影响的人。三、两次落第的科举生涯
在皇祐五年（1053）及第之前，郑獬曾于庆历、皇祐年间两次落第，《励志赋》有“庆历、皇祐间予两黜于廷下，踬而不得收将十年矣。间仍苦疾，一病更寒暑，血气耗薾，颜癯而发疏目花……”句。十年苦读耗尽了他的精力和锐气，如《下第后游金明池》:“骑杀青都白玉麟，归来狂醉后池春。人间得丧寻常事，不避郎君走马尘。”“狂醉”是为了排解失意，言“得丧寻常事”不过是自我安慰而已。这可能是第一次落第后所作，因为其失意之情还不是甚深；而《下第后与孙仲叔饮》，从“却是重辜亲老心”一句看，则是第二次落第后所作。其失意之情越深，自我安慰就越强烈，诗中以壮景、美景写哀情，其情愈哀：“万里青云失意深，画楼酒美更登临。不羞独落众人后，却是重辜亲老心。一缺不完非折剑，至刚无屈是精金。男儿三十年方壮，何必尊前泪满巾。”应举之路的过于坎坷使其过早地衰老了。《登第后作》在表达科场夺魁之欣喜的同时，也对其及第之前的坎坷经历进行了痛苦的回味：
文闱数载夺先锋，变化须知自古同。霹雳一声从地起，到头身是白头翁。
诗前原注为“公梦中尝梦浴玉龙池，惊见体生鳞角而悟”，从今天看来，当时郑獬正患伤寒，经受病痛的折磨。梦见体生鳞角，只不过是痛苦至极又不能忘怀科考的一种精神幻觉而已。
这三首诗都略带感伤，然而于失意中豪气内充。最后一首虽然是及第后所作，也见不到孟郊式的“一朝看尽长安花”的狂喜，而是于世事变化的感慨中饱含苦涩、艰辛的创痕。四、仕宦经历
郑獬的仕宦经历在湖北先正遗书本《郧溪集序》附有南宋秦焴原序、宋杜大珪编《名臣碑传琬琰之集·郑翰林獬传》、宋王偁《东都事略》卷七十六、《续通志》卷三百四十四有简略记载，但无详细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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