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龙小农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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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非洲范式：新形势下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研究试读：
导言
大约四百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出现在非洲东部；然后在大约八万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期，部分人群冒险穿过狭窄的苏伊士陆上走廊和地中海海上通道逐渐扩散到欧亚大陆；大约在三万年前，部分人群又借助欧亚大陆与澳洲之间的陆桥来到了澳洲（成为现今澳洲土著人的祖先）；大约一万年前，部分人群借助欧亚大陆与北美大陆之间的陆桥来到了北美洲（成为北美印第安人的祖先），并在随后的日子扩散到南美洲和格棱兰岛。大约到公元前一万年第四纪冰川期结束，人类已分布在六大洲。
人类走出非洲的过程在15世纪之前几乎是一个线性传播过程。为适应各地不同的环境，散居世界各大洲的人类，形成了不同的肤色和种族，发展了属于自己的语言和文化，尽管他们源自同一非洲祖先。此后受地理、传播技术的限制，他们偏安一隅，几乎不相往来，各自平行独立发展。所以相对以往的隔绝，传播和媒介这两个词合在一起很自然地使人想到一种美好、高尚的东西，在每一个社会都被认为是最不可或缺的因素。因为“如果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1]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因为人们认为，国际信息传播如果不能使一种具有侵害性、商业性的和野蛮的人类生存状态消失的话，或者传播如果不能使国际社会的矛盾和摩擦消失的话，至少也能使之减弱。
然而，这不过是对传播信息交流功能的一厢情愿，对传播荷载的意义具有无限张力，尤其是文化、价值和权力诉求张力的视而不见。如果认同“文化就是传播，传播就是文化”、“符号系统帮助确立并[2]维持社会等级，文化体现权力关系”的话，那么传播这个场域的角逐一点不亚于政治、军事、经济领域的角逐，而且由于传播的特殊性，[3]该场域的角逐总是与政治、军事和经济的抗争结合在一起。1415年从非洲走出的人类的后裔（欧洲白人）开始用血与火、征服与殖民等特殊的传播方式走回非洲，这既是西方开始走向世界中心和霸权的开始，也是洲际传播成为常规的开端。到19世纪甚至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西方世界性霸权，亚非拉成为西方中心以外黑暗、愚昧，需要被征服、统治、教化的对象，非洲成为西方白人探险、瓜分殖民地的乐园，成为西方可以任意刻画和塑造的对象。交往和媒介技术的发展并没有让西方以交融同化的方式回馈非洲，相反，他们把人类的发源地和摇篮视为没有希望的大陆、一片野生动物出没的蛮荒之地，历史和文明的荒原。遗憾的是，时至传播全球化的今日，西方基本还是用此旧殖民者的眼光看待非洲，以致西方媒体建构的负面形象成为非洲复兴的限制性因素之一，以致西方把中国与非洲正常的经贸往来和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看做是“新殖民主义”。
显然，传播和媒介既可成为国际社会相互学习进步的阶梯，也可成为国际社会大国、强势文化扩张殖民的工具；既可消弭国际社会的摩擦冲突，也可加剧国际关系的冲突和隔阂；它带来希望，也裹挟着威胁。传播和媒介作为工具，我们不需要在使用还是不使用之间作出选择，工具已经存在，无论如何都会得到应用。我们需要做出的选择是：是充分地、有目的地、负责任地利用这一工具来扩大国家间的相互理解，还是冒着增加国际仇恨和猜疑的危险，不充分地、狭隘地、不负责任地使用它？
一、国际媒体应全方位、多角度传播非洲
2001年9·11事件对西方世界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和刺激，它促使西方重新审视第三世界国家存在的贫穷、战乱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给自己带来的现实威胁，并反思昔日观察它的视角。2001年11月，为了解[4]英国公众眼中的发展中国家，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VSO)进行了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答是对传播加深沟通、消除偏见的有力反证：当我向你说起发展中或第三世界国家时，有哪些词汇会进入你的大脑？80％的被访者自然地给出了负面的联系——战争、饥荒、灾难、饥饿、腐败等。5％的被访者自然地给出了正面的联系——异域旅行、野生动物、古老的文明、其他药品等。6％的被访者给出了中立的联系——便宜的假日旅[5]行、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援助机构。9％的被访者给不出任何联系。
同样是该组织，2006年4月3日发布的另一个调查报告《反映真实的世界：2005年英国电视怎样描述发展中世界？》揭示，英国观众对非洲持有绝对负面的看法，并且他们认为电视对此负有责任——为前一调查结果提供进一步的佐证和注解。尽管2005年英国电视关于发展中世界的报道处于较高的水平，但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公众对非洲的态度在向积极方面转化，因为电视关于非洲的报道主要是负面[6]的，展现的是非洲饥荒、灾难、腐败等黑暗的一面。非洲，这个8.6亿人繁衍生息的大陆，在西方媒体和受众脑海中几乎等同于这些贫乏、概念化、抽象化词汇的所指，而非洲的色彩斑斓、文化多元、种族多元等则为它们遮掩。
西方媒体应该真实客观地关注非洲，既关注黑暗的一面，也关注光明的一面；给予其鼓励和信心，让国际公众知道，非洲一直在努力着，非洲走在复兴的道路上。西方媒体也“关注”非洲，正如在VSO的调查中有英国公众所说，打开电视和广播，经常能听到关于非洲战乱、政变、灾荒、疾病流行的报道。西方媒体主要“关注”非洲的阴暗面，兼之西方媒体主宰国际传播秩序，所以国际公众所认知的非洲就是西方媒体用概念化、抽象化词汇界定的非洲。这种刻板成见的非洲形象成为非洲发展复兴道路上的绊脚石之一。在过去10年，经济全球化进程不仅没有帮助非洲摆脱困境，反而拉大了非洲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整体差距。2005年和2006年分别在肯尼亚内罗毕和英国爱丁堡召开的第54、第55届国际新闻学年会上，非洲国家领导人纷纷谴责西方媒体只关注非洲的负面新闻，漠视非洲进步，歪曲非洲形象，造成西方乃至世界公众对非洲的误解，影响了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因此，非洲大陆需要实实在在的关注，而不是西方政治家和国际垄断媒体哗众取宠、赚取国际公众注意力，维护自己优越感和拯救者身份，追逐商业垄断利润的关注。
在西方媒体歪曲中国在非洲的形象、非洲负面形象成为非洲复兴的限制性条件之一的背景下，选择“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的建构”作为本书选题，以第三者的视角分析非洲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定格、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角度和方法、西方媒体建构非洲负面形象的原因、负面形象对非洲发展的影响、非洲重构形象的策略选择，以及中国等新兴国家媒体在非洲形象重构中的作用，对廓清认识迷雾，实现非洲复兴，对中国非洲外交构想的提出和实行，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的选择，无疑具有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
首先，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的相互关系是西方与非洲关系的风向标，也是影响双方关系的重要因素，分析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的相互关系，能够发现中国的外交空间，完善对非战略。“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方针，非洲已被纳入中国的全球战略视野。从西方媒体报道非洲与西方对非洲外交政策的互动中，能够寻找到中国对非政策的思路和突破口，从而完善中国对非战略，增强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其背后的战略意义体现在：一、巩固能源和矿产资源的安全供应。非洲在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其丰富的战略矿产资源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所必需的。2006年中国大约1/3的进口石油来自非洲，安哥拉取代沙特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二、增强中国在国际上日益增长的威望，在国际事务赢得非洲国家的声援和支持。非洲是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地方，非洲53个国家占发展中国家1/3多，中国要在国际社会上发挥作用，维护主权和利益，没有非洲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三、遏制台湾当局对非洲的影响。非洲至今还有5个国家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如何使它们支持中国统一还需要努力公关。
其次，研究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对中国媒体改进非洲报道有借鉴意义。分析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究西方媒体建构非洲形象的传播技巧、背后的动机，有助于中国媒体改进对非报道，在国际上发出与西方媒体不同的声音，把真实的非洲形象呈现给中国公众乃至国际公众；有助于巩固中非关系，消解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媒体关于中国在非洲推行所谓的“新殖民主义”的指责；有助于深化中非50多年的传统友谊，为中非建立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还有助于中国媒体认知到西方媒体“客观、全面、公正、平衡”的虚伪性和双重标准，认知到中国本身的行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等）才是塑造中国良好形象的根本因素，中国形象塑造的主体是中国。
再次，非洲在西方媒体中的负面形象已经成为非洲发展脱贫的限制性条件之一，非洲复兴需要重构自己的形象。9·11事件后，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经济的变迁，非洲作为欧亚大陆的侧翼和全球能源战略上一枚举足轻重棋子的作用日益突显，非洲地缘政治、经济上的边缘化趋势得到遏制。但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在全球媒体的报道议程中却继续被边缘化，并以负面形象见诸西方媒体，非洲形象依然刻板如旧。西方媒体大量不负责任的炒作，导致国际社会对非洲产生误解。这不仅损害非洲形象，也影响到非洲国家的旅游业和吸引外资，不利于非洲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非洲要想维持经济稳定发展，需要以充满活力的形象示人，吸引外来投资和游客。非洲亟须改变人们提及非洲就在脑海中浮现的那些消极画面。因此，研究西方媒体如何塑造非洲形象，分析非洲重构形象的对策，方法，对非洲重构形象、以传播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重构非洲形象，需要知道西方媒体塑造非洲负面形象的深层原因。非洲在西方媒体以刻板负面形象呈现，不光有经济相对落后、传播资源分配不公、传播技术落后的表层原因，其背后还有更为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念相对峙的因素，即西方媒体一贯坚持的非洲范式。这是非洲重构形象必须透视、必须正视的障碍。从多个角度分析西方媒体中的非洲负面形象的始因，应是非洲形象重构的重要基础工作，如此方能对症下药，有的放矢。当然，非洲必须明确一点，非洲本身才是重构非洲形象的主体，非洲的未来掌握在非洲人民手里。只有非洲发展好，形象的重构才成为可能，而形象的改善又将促进非洲的发展。非洲形象与非洲发展互为依托，彼此制约。
最后，就当前国内有关非洲研究的成果来说，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以及如何根据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来改进中国对非传播，尚未被提上议事日程。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在国外和非洲已经逐渐进入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研究视野，并有相关论述问世。而国内对非洲形象建构的关注才刚刚开始，主要是一些新闻性的分析；对[7]中国如何改善在非洲的形象，在2008年有相关论文提及。如果能对西方和非洲学者有关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的相关研究论述作一简单译介和梳理，并从第三者角度提出自己的理论创建，对国内“传播与形象”课题的研究亦算是功劳一件。近年来，国内关于新闻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大众传播与国际关系等交叉学科的研究蔚然成风，已然形成一定的理论和模式。探讨“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的建构”这个命题算是将这种研究放大延伸。
二、分析非洲形象被建构的工具箱
发现好问题，找到好方法，是观点论证翔实、结论经得起推敲的关键。为较为科学、客观地探讨“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之间的因果关系，非洲范式的表层和内核，以及对中国对非传播战略选择的启示等，本书综合运用以下研究方法着手研究分析。1.历史分析法“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非洲形象也不是一天形成的，必然有一个积淀和嬗变的历史过程。同时，非洲在国际公众视野中的战乱、灾荒、疾病流行等形象，如果不将其放到历史长河的大视野中去观照，我们很可能会把这些当作是非洲所独有的现象，正如部分西方公众认为非洲注定要遭受战乱、冲突一样。事实是否如此，需要研究者有大历史的眼光和视阈，运用历史回溯和比较的方法来分析非洲形象的形成，探究战乱、内部冲突等是不是非洲国家独有的现象。作者在驳斥西方媒体对非洲的诬蔑时，将用西方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分裂的事实证明，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战乱、分裂、内部冲突乃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必然伴随的现象，战争本身还是民族国家建构的核心动力因素之一。西方国家也经历过这个阶段，甚至更为惨烈、漫长，西方国家不过是先行者嘲笑后来者，一百步笑五十步。运用历史分析方法，还有助于说明非洲的贫困落后、战乱频繁、冲突频发等是西方数百年奴隶贸易、一百多年殖民统治的遗产，而西方媒体在聚焦非洲这些负面故事时却对西方国家昔日的掠夺和罪行闪烁其词，语焉不详。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可以揭露西方媒体对非洲事实的扭曲情况。在大众传媒无孔不入的传播全球化时代，西方公众关于非洲的认知主要来自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描述和界定。传播的实证研究表明，大众媒体在告知公众信息方面作用显著，媒体一旦以特定的视角和手段有选择地将现实再建构后积极提供给受众，那么受众就只能接触到媒体提供的“现实”，而未进入媒体议程的现实则被公众视为不存在或不为受众知晓。就非洲形象来说，西方媒体强调非洲的什么，西方公众便认知什么；西方媒体反复强调什么，西方公众便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或最紧迫的；西方媒体强调非洲多个问题的程度不同，西方公众将根据媒体强调程度的不同，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自然排序。因此，要弄清非洲为什么以贫穷黑暗、战乱频繁、灾荒不断、疾病流行等负面形象出现在西方公众面前，就需要对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判定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内容与西方公众关于非洲的印象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关系。在研究中，内容分析主要体现在文本分析、选题框架分析和关键词分析/话语分析上。事实证明，西方媒体的报道内容与西方公众关于非洲的印象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他们关于非洲的印象主要从媒体获得；非洲以负面形象呈现在西方公众面前，主因在于西方媒体持续、过度的非洲负面报道。3.案例分析法
面上的、整体的分析和概括是本书主要的部分。但为具体分析西方媒体在某一新闻事件上如何报道非洲，作者还将选取典型的事件或问题，具体剖析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方法和角度，以便在点上、局部上认知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之间的因果关系，探究西方媒体为什么要如此报道非洲。在运用案例分析法时，作者并没有单独拎出哪个案例进行分析，而是将案例分析贯穿在本书各章的论述中。4.专家访谈法
为拓宽自己的研究思路，从多个角度和层次上分析西方媒体为何要塑造非洲的负面形象、非洲如何重构形象、中国媒体在重构非洲形象过程中的责任，西方媒体坚持以非洲范式报道非洲对中国对非战略有什么启示等，作者访谈专门报道非洲的驻外记者、研究非洲问题的专家，听取他们关于非洲形象问题的看法，以深化关于非洲的感性分析和理性认识。
三、有关非洲形象研究的综述及评价
1.国外的研究非洲形象的研究在国外着手较早。从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来研判，国外关于非洲形象的研究，从研究主体来看可以分成两部分：一是非洲昔日宗主国的学者和机构研究分析国内民众对非洲的认知和印象；二是非洲的学者或政界人士研究分析非洲在西方媒介和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及其对非洲发展的影响。
西方传媒发达，非洲又是西方国家昔日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因而西方学者和机构比较关注西方国家公众对非洲的评价和印象，在这方面进行了不少定性和定量的分析研究，刊发了自己的研究成果或报告。这方面的成果（仅限于英文资料，截止2007年4月），笔者搜寻到的代表性专著有：（1）《非洲的媒介形象》（Africa’s media image），由贝维尔利·G.霍克（Beverly G. Hawk）主编，纽约Praeger出版社1992出版。该书是一本论文集，分为四个部分：媒介争论、非洲报道模式、南部非洲的故事和改变非洲报道，共19篇文章。对关于非洲这个富饶、差异性很大的大陆的错误观念的本质、来源及其广泛传播，该书给予了较全面的审视。这些文章探讨了西方记者理解和报道非洲现实的任务的复杂性，并且致力于深度调查媒体关于肯尼亚1952年毛毛农民起义、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尼日利亚内战、非洲力量巨大的反抗殖民运动以及非洲部分地区20世纪80年代长期食物缺乏的报道。该书是西方较早对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进行研究的著作。（2）《黑暗的心：白人记者如何建构非洲的种族主义形象》（The Hearts of Darkness: How White Writers Created the Racist Image of Africa）。该书为美国黑人记者米尔顿·埃尔利马迪（Milton Allimadi）根据自己硕士论文扩写成的一本著作。正如该书标题所揭示的，作者通过分析《纽约时报》关于非洲的报道，揭示了美国媒体的白人记者和编辑如何塑造非洲的种族主义形象，充分说明种族主义这个因素在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中的负面影响。米尔顿在该书中第一句话便指出：历史上，非洲人和有非洲血统的人的主要形象被西方媒体描述成野蛮。作者想通过《黑暗的心》为推翻种族偏见的厚墙[8]而尽微薄之力。（3）《非洲形象：刻板成见与现实世界》（Images of Africa: Stereotypes and Realities）。由丹尼尔·M.孟加拉（Daniel M. Mengara）主编，非洲世界出版社（Africa World Press）2001年出版。丹尼尔编的这本书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刻板成见是如何影响西方媒体选择报道非洲新闻的，证明刻板成见尽管是人们认知事物的固有方式，但这种方式却也是人认知现实的天然屏障，刻板成见妨碍西方媒体客观报道非洲。
与“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相关的论文和调查报告比较多，这里只介绍部分较有代表性的报告和论文，其余在正文中会引用介绍到。（1）《媒体关于发展中世界的报道：观众的理解力与兴趣》（Media coverag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udienc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这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格雷哥·费罗教授领导的媒介小组发布的研究报告。格雷哥·费罗教授领导的媒介小组进行了三项研究，关注点都是电视新闻与观众对发展中世界的理解之间的关系。第一个研究电视关于1994年卢旺达难民危机的报道。第二个研究电视新闻关于扎伊尔（刚果金）内战的报道。第三个研究关注电视新闻如何报道整个发展中世界，并检验哪些国家、问题和哪些类型的事件得到报道。格拉斯哥大学媒介小组采用调查统计法和焦点组讨论法就如何改进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主要是电视新闻）来增强英国人对非洲的正确理解和兴趣进行了具体的研究。他们研究的电视媒体主要是BBC、ITN（英国独立电视新闻公司）、第四新闻频道、天空和发现频道。这项研究与这些电视媒体的人员合作，媒体的一些记者和管理者参与了焦点组的讨论，以调查观众对新闻报道的兴趣和理解问题的能力、新闻报道结构和内容的改变将会如何影响观众对新闻报道的兴趣和理解。
媒介小组在研究中发现：一、电视工作者根据商业标准作出的关于观众愿意收看什么的决定，从长远来看导致电视观众对发展中世界产生负面的反应。二、因为电视报道中低水平的原因解释和背景揭示，因为一些电视报道根据所谓“后殖民主义信仰”（post-colonial beliefs）而部分呈现和告知观众原因，观众被错误地告知关于发展中世界的信息。三、关于电视新闻背景和原因的高质量的解释，能从根[9]本上改变观众对发展中世界的态度，提高观众对这类节目的兴趣。该项研究主要探究了英国电视关注非洲负面新闻的商业原因，分析其对英国公众理解认知非洲的影响，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解决办法，是一项较为深入细致实用的研究。（2）《反映真实世界：2005年英国电视怎样描述发展中国家》（Reflecting the real world: How British TV portray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2005?）。这是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2006年4月3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报告采用调查统计方法，就英国的电视新闻如何报道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进行了调查分析，报告认为，英国的电视新闻并没有真实地反映发展中世界。（3）《直播明星大型义演募捐活动的遗产：英国人眼中的发展中世界》（The Live Aid Legacy: The developing world through British eyes — A research report）。这是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2002年1月7日发布的研究报告。该组织对英国民众进行问卷调查，以确定1985年由英国音乐人鲍勃·甘道夫发起的直播明星义演募捐活动（Live Aid）的传播效果。调查结果显示：一、大多数英国人关于非洲的印象是饥饿的孩子，苍蝇在他眼前乱飞，但他虚弱得不能驱赶它们。80％的英国人相信发展中世界存在一种持久的绝望和灾难状态。二、非洲人民渴望改变，但却无力支持这种改变。81％的英国人认为从他者文化的角度刻板化地报道其他人是危险的，但非洲依靠直接援助的形象像楔子一样嵌入英国人的想象中。三、错误的优越感和低劣感。它通常是有意的，却是围绕种族优越和低劣的暗示的感觉。74％的英国人相信，这些国家依靠西方的金钱和知识进步。这个研究也表明，英国人不仅准备好接受比通常的绝望和灾难的形象更为复杂的信息，而且他们也讨厌通讯社和媒体，如果他们不能提供一个更为平衡的世界
[10]视角。（4）《非洲范式：挪威媒体关于津巴布韦危机的报道》（The African Paradigm: The Coverage of the Zimbabwean Crisis in the Norwegian Media）。这是挪威赫德马克高等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Hedmark）非洲研究中心恩科西（Nkosi Ndlela，2005）根据挪威媒体（2000～2004年）对津巴布韦2000年土地改革和2002年总统选举的报道所做的一个案例研究。作者通过话语分析法研究发现，挪威媒体关于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和选举的报道，是在人权、民主、法治、新闻自由和经济发展的整体语境下给予再现和报道的，挪威媒体对津巴布韦土地改革和选举的陈述和报道是非常不对称的。报道围绕与西方媒体有关的框架进行。挪威媒体集中关注受害的农场主、死亡的白人农场主以及受害的黑人劳工，强化了已经根深蒂固的、与非洲有关的总体上是“灾难”的形象，把复杂的津巴布韦问题简化为一个“典型的”非洲悲剧和绝望故事。恩科西得出的结论是，挪威媒体关于津巴布韦的报道与西方媒体的“刻板成见报道框架”和它们倾向于把非洲描述成一个灾难不断的大陆的倾向相一致。挪威媒体并没有提供一个全面而平衡的关于津巴布韦危机的解释，相反，倒是陷入西方[11]媒体报道非洲时所使用的主流范式。（5）《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争论：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Post-NWICO debate: Image of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这是加拿大著名记者和作家托昆博·奥游（Tokunbo Ojo）在2002年5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主办的第二届“嬗变中的媒介：全球化与聚合”（Media in Transition 2: globalization and convergence）上提交的论文。该文首先简短回顾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争议的兴起和衰弱，然后审视非洲在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时代的媒体形象。托昆博认为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争论兴起以来，西方媒体有关非洲的报道并没有发生明显的积极变化。尽管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产生了对非洲的关注和热情，但是西方媒体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努力去报道一个完整的非洲。有关非洲的新闻仍然“浸染着19世纪流行的看法”。21世纪已经来临，但是南北方仍然生活在“多个世界，一个声
[12]音”里。（6）2005年4月，13位非洲国家前领导人出席在波士顿大学举行的非洲总统圆桌会议了（the African Presidential Roundtable 2005）时公布了一项他们的调查结果。他们调查统计《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过去十年（1994～2004）关于非洲的报道，发现过去十年，这些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远非公正、平衡。他们认为，隐藏在美国主要媒体关于非洲报道下的是被掩埋而没有讲述和出版的非洲经济增长、改革和持续稳定的故事。“这次发现的结果和其他的调查表明，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正在尽力淡化非洲的进步和发展的潜[13]能，因此导致非洲继续被异域化和边缘化。”（7）《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对换循环与选择性认知》（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 Cycle of Contra-Positives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s）。这是前利比里亚大学国际传播与媒介法专业副教授克罗马（Alhaji G.V. Kromah）2002年4月24日在布路明顿（Bloomington）印第安纳大学非洲研究项目中提交的论文。他认为西方媒体关于非洲报道的问题远不止是专业不适当和结构的偏见，社会文化因素能够很显著地说明如此刻板报道非洲的原因，它继续使西方在收集和传播有关非洲的信息时具有西方社会文化因素的标签；认为必须重新审视全球媒介所有权对来自非洲的新闻和流向非洲的新闻所产生影响的本质。同样重要的是，非洲新闻工作者面临尴尬处境，他们只不过是外来媒体的半工性质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该文分析了非洲在西方媒体以负面形象呈现的原因，认为是奴隶制和殖民主义的社会心理遗产，是全球媒体所有权和结构不平衡的产物，并提出了一些[14]改进非洲形象的方法。
关于非洲在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巴勒斯坦裔美籍文学批评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东方主义》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两书中进行了研究。萨义德的基本观点是，故事是殖民者、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萨义德认为，西方对第三世界的认识可以从格累厄姆·格林、V.S.奈保尔和罗伯特·斯通等不同的小说家、汉娜·阿伦特这样的帝国主义理论家，以及那些旅行家、电影制作者和演说家的作品中看到。这些作品的特点是刻画一个非欧洲的世界，以供分析和[15]判断，或满足那些欧洲和北美的受众的特殊胃口。这种特殊的胃口就是自己文化与种族身份的优越感，向非洲和其他发展中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感，其核心是西方中心论。在这种观点看来，世界的这些边远地区没有生活、历史或文化可言；若没有西方，它们也没有独立和完整可展现。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描述的话，那就是难以描绘的腐败、[16]堕落和不可救药。关于西方媒体如何报道伊斯兰世界，爱德华·萨义德也进行过较为详细的研究，其理论成果是《报道伊斯兰》。
综上所述，国外关于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的研究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领域展开：（1）西方媒体关于非洲报道的效果研究。如《直播明星大型义演募捐活动的遗产：英国人眼中的发展中世界》和《媒体关于发展中世界的报道：观众的理解力与兴趣》等。这类研究既有长期效果研究，也有短期效果研究。一般采用调查统计和焦点讨论组等实证方法，得出相关结论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这类研究一般是由非政府组织或机构负责。本书在描述非洲当下国际形象时主要借用它们的调查研究成果。（2）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方法技巧研究，主要分析西方媒体选择非洲新闻的标准、报道非洲新闻设定的新闻框架等。如挪威恩科西的《非洲范式：挪威媒体关于津巴布韦危机的报道》和美国米尔顿的《黑暗的心：白人记者如何建构非洲的种族主义形象》等。这类研究很是详细具体，列举了很多个案，主要的研究方法是案例分析法和内容分析法。（3）对西方媒体报道非洲（包括不作为报道）的原因、非洲在西方公众心目中形成刻板印象的原因，在调查分析的基础上进行推论性研究，认为造成西方公众和媒体对非洲误解误读的原因很多，主要有：西方媒体日益减少驻非洲记者、日益减少对非洲的报道；西方媒体跟随政府外交政策走向，政府重视则多给予报道，政府不重视则少给予关注；西方中心论和种族优越论；殖民主义的遗产等。
从西方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专家学者关于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的研究的资料来看，他们一般都认为西方媒体和公众关于非洲的形象并不是非洲真实的反映，西方媒体扭曲了非洲的形象，西方公众对非洲的认知有根深蒂固的刻板成见或偏见。他们的研究更为关注的是西方媒体传播的技术和效果层面，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除了非洲国家学者外，西方学者还是站在西方国家利益立场上，而对非洲的公众几乎没有关注，很少顾及非洲公众的反应。在分析西方公众关于非洲的刻板印象的成因时更多从技术的角度去分析，较少从历史、文化、国际传播大格局等角度去分析。在分析如何改善非洲形象、如何客观认识非洲的现状时，也主要从技术层面入笔，很少从历史、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国家建构、非洲认同和非洲统一的角度去分析，而这恰恰是造成非洲在西方媒体和公众中刻板印象和错误认知的深层原因，也是改善非洲国际形象最需要着手之处。在发现这个研究不足后，本书将用较多篇幅侧重阐述这些问题。2.国内的研究
中非同属发展中国家，友谊源远流长，同样被西方媒体主宰的国际传播秩序妖魔化、负面化，中国学者也比较重视非洲研究。而新世纪以来，非洲日益关系到中国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成为国家领导人频频造访之地。2006年1月12日，中国政府首次发表了《中国对非洲政策文件》，提出中国愿与非洲建立和发展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合作共赢、文化上交流互鉴的新型战略伙伴关系。这种关系在同年11月召开的中非北京峰会得到确认，成为中非关系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在这种背景下，非洲研究在中国也蔚然成风，非洲学几乎成为国际政治关系中的显学。主要表现在相关研究机构及组织关于非洲的研究活动十分活跃，众多研究机构成立并出版、发表了较多学术水平较高、资料性较强的著作和论文。相关研究机构及组织主要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南京大学非洲研究所、湘潭大学非洲研究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浙江师范大学非洲教育研究中心、中国亚非学会、中国非洲问题研究学会、中国非洲史研究会、中国非洲学会、天津工程师范学院非洲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
遗憾的是，由于非洲远隔中国万里之遥，中非之间不存在历史和邻近的纠纷，非洲形象与中国不存在切身利益关系的错误认知，非洲的国际形象如何、由谁塑造等问题，就笔者所能接触到的国内资料来看，还没有进入国内学者研究的视野，我国关于非洲的形象研究基本处于空白。检索国内关于非洲研究的权威性刊物《西亚非洲》（1990～2006），竟没有一篇有关非洲形象研究的论文，“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这个命题的学理研究尚处于空白状态，其间只有两篇文章[17]在内文简单提及非洲糟糕的形象以及非洲改善形象的努力。西方国家出于历史、文化、安全等原因一直在关注非洲形象，而非洲国家为了发展复兴也在致力于研究如何重构非洲新形象，中国作为非洲的新型战略伙伴，自然不能置非洲形象不闻不问。
近几年，中国媒体，主要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开始关注非洲国家为改变非洲负面形象而做出的努力，有关报道不时见诸报端杂志。尤其在2005年和2006年国际新闻学会年会期间，中国媒体主要报道非洲国家领导人批评西方媒体扭曲非洲形象、片面报道非洲的言论，非洲国家如何联合自强、探讨向国际社会发出非洲声音的举措。中国媒体也开始主动为塑造非洲形象而展开行动。2006年9月，第三届中非合作论坛暨部长会议召开前夕，新华社派出8名记者奔赴12个非洲国家进行采访报道，从新闻视角观察和审视有关国家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文化、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向全球受众展示一个真实的非洲。这些文章主要是一些叙述性、介绍性和描写性的文章，还谈不上是学术研究，但为非洲形象的学术研究[18]提供了素材和依据。
随着中非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非洲的国际形象如何理应成为中国学者研究的课题，因为非洲形象如何已成为影响中非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国际形象如何的一个侧面。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对非洲不附加条件的援助等被西方媒体诬蔑为“新殖民主义”就是一例。因此，认识西方媒体如何建构非洲形象，对中国媒体如何真实呈现非洲，以及化解西方国家对中国“新殖民主义”的攻击，都是必不可少的。相关研究仍处于空白状态，研究的必要性也就成为选题的创新所在。
从目前国内关于非洲研究的归类来看，关于非洲形象的研究在中国或许应该归入非洲学研究范畴，但又不仅仅限于非洲学。何谓非洲学？目前没有发现一个明确的界定，大凡关于非洲的学术研究和学理、学术建构都可以归入非洲学的范畴。当然，要研究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的关系还需要传播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民族学等学科理论来支撑，因而本书选题也是一个跨学科的选题。
四、重构非洲形象需要转变传播范式
应该说“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的建构”选题比较宏大。西方媒体众多，西方所指国家众多，如何选择西方主流媒体，也就是对塑造非洲形象具有至关重要作用的媒体，有一定的难度，而且这些媒体对建构非洲形象的实际效果怎样难以统计调查。非洲形象必然要落实到具体的国家和地区上，但非洲国家众多，差异很大，如何正确描述非洲形象具有难度。
但作者查找相关文献发现，西方媒体对建构非洲负面形象的效果，国外有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可参考借鉴；所确定的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主要是负面新闻、呈现非洲负面形象，已为多次统计调查证实，应无疑义。西方媒体众多，但在关于非洲的报道上，所持新闻价值观相同，同质性较大。尤其是英美两国，由于其传媒发达，国际影响力大，当今世界的主要新闻议程基本由英美媒体主宰，因而可以选择英美主流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作为分析对象，缩小研究范围，[19]它们应可代表西方国家媒体中的非洲形象。因此本书中的西方媒体主要指英美两国的媒体，同时也会提及西方其他国家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非洲虽面积3029万平方公里，独立国家53个，在民族、宗教、语言、经济水平和社会结构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西方国家媒体和公众基本上是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而作者在分析时把非洲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涉及某一非洲国家的具体形象，即使涉及也把它放到整个非洲形象框架内，作为个案研究，当然不排除西方媒体报道非洲各国的差异性。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所称“非洲形象”指向两个层面，一是非洲在西方国家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即非洲的公众形象；二是指非洲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即非洲的媒介形象。这两者之间存在相互映照、相互建构的关系。西方媒体长期关于非洲的报道形成了西方公众关于非洲的刻板印象和片面认知；媒体为适应已经培育起来的公众期待欲，追逐自己的利益，继续关注它们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非洲新闻。由于西方国家媒体发达、经济和技术实力雄厚，在对非洲报道上具有语言、历史等优势，且以英美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主导着国际传播秩序，为世界其他媒体设置议程，其关于非洲的报道为世界其他地方的媒体所转载或接受，因而西方媒体塑造的非洲形象也就具有国际性和世界性。因此，在本书中“非洲形象”同时用来指称非洲的国际公众形象和国际媒介形象，两者构成本书要论述的“非洲形象”。
确定选题后，借助新闻传播学理论、文化理论、国际关系理论、民族国家建构理论、种族主义学说，以及非洲史论等学科理论，运用历史分析法、内容分析法、案例分析法和专家访谈法等研究方法，笔者对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的建构及中国对非传播战略的选择进行了较为有系统性、理论性的研究。
笔者较为系统地整理了国外关于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的研究成果，为以后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借鉴；比较全面地梳理了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的建构关系。在此基础上，不敢奢谈创新，但认为在以下三方面做了一点突破性的尝试：一、较全面地分析了非洲在西方媒体中以刻板负面形象呈现的原因——非洲范式，认为西方媒体建构非洲负面形象旨在维护西方在文化上的先进性、道德上的正义性和政治上的合法性，因为正是“他者”的存在，才构成西方国家主体以外的一个对立面和否定因素，其作为拯救者和施与者的权威才得以确立。这是构成“非洲范式”的本质因素，也是非洲以负面形象呈现于西方媒体的主要原因。西方媒体应超越非洲范式，实现范式的转变。二、运用民族国家建构理论驳斥西方媒体对非洲的诬蔑，认为非洲出现的战乱、冲突等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伴随现象，西方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和冲突足以说明这一点；非洲现在的贫穷、落后，经济不发达，除殖民因素外，民族国家建构未完成，不能为经济发展、市场统一提供基本条件是主要因素之一；提出利用传播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加强民族国家建设，建构非洲认同，加强非洲统一等对策，以重构非洲国际形象。三、西方媒体与非洲形象建构间的关系是非洲与西方国家间关系的缩影，而非洲范式则是这种关系的具体而微，从这种关系中能够发现中国对非外交战略的空间。笔者根据西方媒体坚持以非洲范式报道非洲留给中国的外交空间，试图提出中国非洲外交构想实施的思路与对策——实施与西方国家不同，与非洲国家匹配的对非外交构想；提出中国对非传播思路与对策——实施精英化与大众化齐头并进的传播战略。从而巩固中非关系，增强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1] http://china.qianlong.com/4352/2006/10/19/2502@3469068.htm.[2]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1/04/content_5290195.htm.[3] 《德专家：布什失误成就中国影响力》，《参考消息》，2007年4月16日，第8版。[4]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7页。[5] ［美］戴维·斯沃茨著：《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页。[6] 1415年，葡萄牙占领东非的穆斯林据点休达，建立世界上第一个殖民据点，揭开了近代殖民主义序幕，接踵而来的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丹麦、瑞典等西方国家开始了全球性的殖民活动。[7] 这里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指非洲国家，这点可从问卷中设计的问题及其调查报告看出，而且报告说：在英国人的眼中，中国、印度等国家已经不是发展中国家了。[8] The Live Aid Legacy: The developing world through British eyes-A research report.http://www.vso.org.uk/news/pressreleases/liveaid_legacy.asp.[9] Reflecting the real world: How British TV portray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2005.http://www.vso.org.uk/news/pressreleases/reflecting_the_real_world.asp.[10] 如李安山：《为中国正名：中国的非洲战略与国家形象》，刊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年第4期。[11] 米尔顿借用英国作家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来取名。该小说把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12] Media coverage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audience understanding and interest.http://www.gla.ac.uk/Acad/Sociology/units/media/debate.htm.[13] The Live Aid Legacy: The developing world through British eyes-A research report.http://www.vso.org.uk/news/pressreleases/liveaid_legacy.asp.[14] The African Paradigm: The Coverage of the Zimbabwean Crisis in the Norwegian Media, By Nkosi Ndlela, University College of Hedmark, Norway.http://www.wmin.ac.uk/mad/pdf/zim_art5.pdf.[15] Post-NWICO debate: Image of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By Tokunbo Ojo. http://web.mit.edu/cms/Events/mit2/Abstracts/TOjo.pdf.[16] Joint Statement by Participants in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Presidential Roundtable 2005.http://www.bu.edu/phpbin/news/releases/display.php?id=906.[17]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 Cycle of Contra-Positives and Selective Perceptions, By Alhaji G.V.Kromah.http://www.theperspective.org/africa_westernmedia.html.[18] [美]爱德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前言第10页。[19] [美]爱德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前言第13页。
第一章 贫穷·疾病·灾荒·战乱——非洲当下形象概述
要探讨非洲形象的重构，必须先确定非洲在中心—边缘结构关系下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西方社会、西方媒体面前。因为形象是客体对主体的印象与评价，是有关主体信息传播的结果。就主客体关系而言，形象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对人或事物内在特点所决定的外在表现的总体印象和评价。从此意义上讲，形象是关系，是主体与客体之间一定条件下关系之反映，主客体之间的利害关系对形象好坏具有明显影响。同理，非洲形象是非洲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之间关系的反映。中国在非洲的形象则是中国与非洲及在非洲有重要利益的西方三者之间关系的反映。形象虽具有客观性，但也具有主客体间关系的主观性。
本章选择英美媒体及其受众心目中的非洲形象进行概述，并用一些关键词描述非洲形象。选择英美媒体，是因为英美媒体基本掌控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选择关键词，是为了验证受众描述非洲的词与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时所用词之间的相关性。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在2001年11月英国公众对发展中世界看法的调查中发现：80％的英国人给出了战争、饥荒、灾难、饥饿、腐败等负面联系。英国公众瞬间想到的这些概括非洲形象的关键词与西方媒体经常用这些词来描述非洲应有关联。
第一节 西方早期非洲印象溯源
现实的发展总有历史的影子。要描述当下非洲在西方媒体及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不能不追溯西方早期对非洲的认识。北非的埃及文明是西方文明始祖希腊文明的源头，因而西方关于非洲的认知可以上溯到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地中海搭起了北非与欧洲交往的桥梁。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远征亚洲时，曾把剑锋指向埃及，文明古国埃及很快被他置于麾下。亚历山大远征大大开阔了古代希腊人对东方世界的视野。为追杀政敌庞培，恺撒（公元前100～前44）也曾挥师埃及，在这里邂逅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并与幕僚留下《阿非利加战记》一书。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这两次远征，为非洲文化传入欧洲提供了渠道。据说，欧洲的啤酒酿造技术就是从非洲穿过去的。此后，希腊、罗马文明的湮灭几乎切断欧洲与非洲的联系，欧洲很长时间对非洲的认识就停留在这个阶段。非洲在欧洲人的心目中，只有一望无际的大沙漠与黑暗的热带雨林，是一片没有历史的蛮荒之地，是踏上亚洲之路的绊脚石。这种印象在黑格尔（1770～1831）《历史哲学》关于非洲的论述中可以得到验证。
追溯西方关于非洲早期印象的来源，不得不提及在西方世界占有权威学术地位的黑格尔关于非洲的论述。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西方丑化非洲的历史理论根源来自于黑格尔对非洲的描述和界定，黑格尔在[1]《历史哲学》绪论中关于非洲的论述和介绍几乎全部是负面的。非洲一词的地理概念在黑格尔那里有着严格的界定，他将非洲分为三部分：一是“非洲本部”，即撒哈拉以南非洲；二是被视为“欧洲的非洲”的非洲大陆北缘，是一片沿海地区；三是被视为“亚洲的相毗连部分”的尼罗河区域。在上述三个部分中，唯有“与世隔绝的”“非洲本部”处于野蛮状态及“有意识的”历史之外。黑格尔的结论是：非洲不属于世界历史的部分；它没有动作或者发展可以表现。它里面的——在它北部的——那些历史的动作，应该属于亚细亚或者欧罗巴世界。迦太基曾经在那里表现了一个重要的、过渡的文明阶段；但是它既然是腓尼基人的一片殖民地，它自然应当属于亚细亚洲。埃及是人类精神从东方转入西方的过渡，然而它并不属于阿非利加的‘精神’，我们对于阿非利加洲的正确认识的，乃是那个‘非历史的、没有开发的精神’，它还包含在单纯自然的状[2]态之内，可是在这里只能算作踏在世界历史的门限上面。
黑格尔不仅断然将黑非洲排斥在世界历史之外，而且还断言非洲本土不存在任何文明，对世界文明没有任何贡献。究其因，黑格尔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和闭塞的地理环境所致，另一方面则在于黑人是缺乏自我意识的自然人。因此“自有历史以来，阿非利加洲本部对于世界各部始终没有任何联系，始终是在闭关之中；它是拘束于自身之内的黄金地——幼年时代的地方，还笼罩在夜的黑幕里，看不到自觉的历史的光明”。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张宏明认为，黑格尔关于非洲历史的论述的影响是巨大而持久的，并且在长[3]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被西方学者奉为金科玉律。黑格尔的论述对19世纪有关非洲的几乎全部科学研究都有很大的影响。虽然黑格尔对编写非洲史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大，但他所代表的观点已成为19世纪历史正统的一部分，甚至在今天也不乏追随者。继黑格尔之后，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认为，非洲各族人民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也没有他们独具的任何发展；一切具有文化成就性质的东西统统是亚洲移民从外部带给他们的，这就是所谓的“含米特理论”（the [4]Hamitic theory）。
这种认识一直持续到西方探险家和地理学家涉足非洲内陆和南部。此后西方关于非洲的认知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但基本都没有跳出黑格尔西方中心论的窠臼：（1）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关于非洲的记录和描述。西方早期探险家和地理学家在从事探险和地理探索的过程中，往往把在当地所见到的情况详细记载下来。由于他们的足迹遍至美洲、亚洲、非洲和太平洋上的岛屿，所以他们的记录往往成为以后殖民者了解当地具体情况的第一手资料。如记者斯坦利（H.M.Stanley）采[5]访利文斯顿（D.Livingstone）的见闻录，在当时欧美各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2）早期基督教传教士关于非洲的记录和描述。早期西方传教士往往步探险家和地理学家的后尘，足迹遍及全球大部分地区。其中不少传教士本身就是早期的探险家。由于他们经常能够接触不同地区的不同社会层面，从而能够对他们所处的那个社会有较为充分的了解。传教士不仅想了解非洲各地地理环境和风情，而且还负有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尽力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因此，他们常常把自身所处的社会看成是由“异教徒”组成的社会，并由此而对这些社会产生偏见。他们关于非洲的描述和介绍是西方公众了解非洲的一个重要渠道。（3）早期参与非洲殖民的军人和殖民地官员的记录。这些人在非洲某地长期驻扎或任职期间，常常会出于有效统治的需要，研究当地的文化和历史，像曾为英法开辟非洲殖民地起到重要作用的哈里·约翰斯通（Harry Johnstone）和盖里耶尼（J.S.Gallieni）等就曾对自身的经历和他们所接触的社会进行了较为翔实、也比较客观的描述。从18世纪开始，这种由殖民地官员兼做某个方面学术研究的做法，便逐渐形成习惯。再加上他们还要不断向宗主国提交当地社会情况的备忘录，从而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献和资料被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6]成为西方国家民众认知非洲的窗口。如英国前印度文官海利（Hailey）勋爵1938年撰写的《非洲概览》，对非洲第一次进行了百科[7]全书式的介绍，从而加深了西方对非洲的了解。（4）西方涉及非洲、黑人的文学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游记，是西方民众认知非洲的一个来源，而且是一个大众渠道。这点在爱德华·萨义德的姊妹篇《东方学》和《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得到阐述。
通过以上历史积淀和渠道，西方公众形成了对非洲的传统印象和预存立场。这种印象和立场是：在西方中心论看来，世界的这些边远地区没有生活、历史或文化可言；若没有西方，它们也没有独立和完整可展现。如果说有什么可以描述的话，那就是难以描绘的腐败、堕落和不可救药。因此，西方媒体和公众对非洲等非西方世界的偏见和无知由来已久，在历史文化意识上构成西方媒体和公众认知非洲的框架，影响到当代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
第二节 英美媒体中的非洲形象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非洲国家纷纷砸碎殖民统治的锁链，实现民族独立。但非洲众多新独立的国家在经济和文化上并没有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传播秩序仍然由西方国家把持。西方媒体在报道发展中国家时，总是聚焦于这些国家战乱不止、冲突不断、灾荒连连、疾病流行等负面问题，鲜有报道发展中国家力争上游的努力与成就。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发起建立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运动，其标志性成果是1980年公布的麦克布莱德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尽管报告提供了国际交流不公正、不平衡的令人信服、令人目眩的事实和证据，西方新闻媒体在该报告出版二十多年后还是继续扭曲非洲故事，坚持自己的新闻框架，用贬义词或刻板成见报道非洲。一、英国媒体中的非洲形象
英国曾是老牌殖民帝国，在非洲拥有众多殖民地，并在贩奴贸易中扮演过不光彩角色。英国公众和媒体中的非洲形象强烈地染上了殖民者和拯救者的色彩。《经济学家》是英国一本有重要国际影响的新闻周刊。2000年5月第11期，该刊在其封面故事中视非洲为“没有希望的大陆”（hopeless Africa）。这篇有争议的文章写道：我不是一名非洲悲观主义者，只是一名记者。我有义务反映现实。非洲正走在糟糕的路上。这个敏感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也怀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宣称的在非洲的“成功故事”，这些国家被西方捐赠者选为样板而提供援助：加纳、乌干达和莫桑比克。这些国家相对成功，但它们碰巧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经济衰退碰到了坚硬的底线，因此它们别无选择，只有遵从西方开出的药方，因而借助大量的援助而取得了预言的成功。
2001年该刊另一篇报道认为，非洲社会特别容易走向野蛮、专制和腐败，因为它们深陷于自己的文化中。在这样的报道中，西方媒体标榜的客观和公正令人置疑。仅仅因为这个由53个国家组成的大陆有塞拉利昂、苏丹、津巴布韦和乍得等几个国家经历经济困难和战乱，整个非洲就被贴上“没有希望的大陆”的标签？是不是欧洲也可以贴上“失乐园”的标签，因为同一时期阿尔巴尼亚和其他少数欧洲国家正在经历经济苦难？如此新闻话语不仅建构了种族他者的形象，而且进一步巩固了西方种族主义的刻板成见。正如有人在2000年8月《新国际主义者》杂志上撰文反驳道：与其说塞拉利昂的故事更能代[8]表今天整个非洲，还不如说1994年曼德拉的故事更能代表整个非洲。
如果《经济学家》的报道只是特例的话，那下边的两个调查则说明，英国人和媒体关于非洲的负面认知是一种普遍现象，英国公众对非洲持有绝对负面的看法。
2001年11月22～27日，英国志愿服务组织独立进行了一个民意调查，调查对象为15岁以上的英国成年人，样本要求能代表英国成年人并涵盖各个工作领域。2002年1月7日该组织发布调查报告《直[9]播明星大型义演募捐活动的遗产——英国人眼中的发展中世界》，报告发现，1985年为援助埃塞俄比亚灾荒中的难民而由艺人鲍勃·甘道夫发起的大型现场直播义演（Live Aid）留下的遗产，也就是英国人对非洲的印象是：（1）饥饿的孩子，苍蝇在眼前乱飞（Starving children with flies around their eyes）。“当我对你说发展中国家时，什么样的词汇会进入你的大脑？”在该次调查中，80％的被调查者阐述了相当强烈的消极联系——战争、饥荒、债务、饥饿的人民、自然灾难、贫穷、腐败。在明星义演募捐活动16年（1985～2001年）后，这些印象仍然在英国公众的脑海中占据最高的位置，并在他们心灵中维持强大的定格。调查发现，当英国消费者想起发展中世界时，非洲是他们的起点。电视上灾荒和西方救济的图片马上呈现在他们的大脑中。最强烈的印象是极端的贫困和缺少基本的生活条件——没有食物、不卫生、没有水、走向水井、泥巴做的屋子、简陋的小镇——一种令人绝望的、勉强苟活的生存状态（a desperate hand-to-mouth existence）。（2）受害者被看做更缺少人情味（Victims are seen as less human）。被剥夺、贫穷的刻板成见与依赖西方援助的形象能导致这样一种印象，即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民是无助的受害者。74％的英国公众认为这些国家“依赖西方的资金和知识进步”。非洲极端被剥夺和贫困的刻板成见与西方援助强大的形象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强烈的关于非洲的意识（同样适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即把非洲视为无助的受害者，为了他们生存下去，值得并需要西方的援助。（3）错误的优越感和低劣感（False sense of superiority and inferiority）。这种根深蒂固的刻板成见和态度的危险在于，它们在发展中世界和发达世界之间创造了一种心理联系，这种联系意味着一种明显的优越感和低劣感，即白人优越，西方优越；黑人低劣，非洲低劣。（4）强大的给予者和充满感激的接受者（Powerful giver and grateful receiver）。直播明星大型义演募捐活动及其媒体传播的一个遗产是界定了英国观众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角色。英国人是强大的、仁慈的给予者，他们是令人同情的接受者。英国公众没有认识到他们也从这种关系获得了一些东西。在这种语境下，一些国家如阿富汗、中国和俄罗斯等并不立即被英国消费者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因为它们没有坚持受害者/被救赎者的模式。（5）信任过时的知识（Confidence in out-of-date knowledge）。研究者对被调查者如此信任这种单向的形象感到惊讶。英国的消费者不会对证明他们看法的事实表示犹豫，也不会去寻找事实以确认他们的看法。潜意识中积累的发展中世界的形象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看法，就英国消费者来说，这就是他们所知道的全部事实。研究者注意到，消费者不会说“我不知道”，或寻求事实确定自己的看法。相反，他们对自己的感觉相当自信并认定是对的——尽管有时候缺少这些国家在哪的基本知识。这种自信扩展成为一种普遍持有的假设：为了未来的发展和繁荣，这些国家需要被发展。在大多数情况下，发展等同于西方化。因此，英国人对发展中世界的态度是：觉得我们需要用特殊的方式“帮助”和发展这些国家；不希望获得太多的回报；认为他们在努力接纳西方的文化/生活方式。在这种态度下，英国人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角色就几乎被界定为强大的给予者和令人同情的接受者。因此，发展中世界的未来在英国消费者的思维中被明显地界定为拥抱西方文化、民主和政治体制。一个普遍的假设是，西方所有的是好的，因此每个人都想获得同样的东西。
2006年4月3日，该组织又发布一份《反映真实的世界：2005年英国电视怎样描述发展中世界？》的报告，再次证实英国公众对非洲[10]等发展中世界持有的负面看法。报告立足于对电视观众和电视业领导层的访谈。报告显示，尽管2005年电视关于发展中世界的报道处于较高水平，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英国公众对发展中世界的态度向积极的方面转向。电视观众把发展中世界与饥荒、灾难和腐败联系起来，人们的第一印象经常是饥饿的孩子们，苍蝇在他们眼前乱飞。英国观众对发展中世界持有绝对负面的看法（overwhelmingly negative view），并且认为电视对此负有责任。报告发现英国电视观众现在厌烦了电视上描绘的发展中世界的形象，对英国以外的世界更为丰富地呈现具有真实的兴趣，并且呼吁电视业投入更多的资金、创造力和人员把世界真实地呈现给英国观众。
该研究突出强调，新闻报道和慈善运动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即发展中世界是一项毫无希望的事业。新闻关于亚洲海啸和巴基斯坦地震的报道吸引人们关注更为贫穷的国家，但强化了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天生就注定遭厄运的看法。甚至“使贫穷成为历史运动和Live 8义演捐助演唱会”（Make Poverty History campaign and the Live 8 concerts），它们曾经激发了几百万人的热情，都似乎在强化非洲乞求他人怜悯的刻板印象，强化了在过去20年非洲没有丝毫变化的感觉。1985年鲍勃·甘道夫发起组织了“live aid”帮助非洲难民。但20年过去了，非洲的贫困依然没有改变，还需要西方国家的捐助，减少非洲贫穷国家的债务，因而有了鲍勃·甘道夫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在英国爱丁堡召开时发起的“Live 8”义演捐助。二、美国媒体中的非洲形象
那么美国媒体中的非洲形象又是怎样的？2005年4月，非洲总统[11]圆桌会议（the African Presidential Roundtable 2005）先后在南非和美国举行。13位非洲国家前总统与会。他们调查统计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今日美国》、《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过去十年（1994～2004）关于非洲的报道，发现这十年美国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远非公正、平衡。如南非在内尔森·曼德拉主导的政府领导下，保持长时期的经济持续发展，这些故事都有待详细地报道，而南非存在的问题却详细报道过。关于非洲其他地区的报道记录也是这样。这十年，非洲进步最为明显的一个领域就是教育，然而这却是报道最少的一个方面，在2700篇报道中，只有20篇。博茨瓦纳前总统科图米勒·马西热（Ketumile Masire）在非洲总统圆桌会议结束时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呼吁西方媒体更为公正、平衡地报道非洲。
这次发现的结果和其他的调查表明，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正在尽力淡化非洲的进步和发展的潜能，因此导致非洲继续被异域化和边缘化。他们认为，隐藏在美国主要媒体关于非洲报道下的是被掩埋而没有讲述和出版的非洲经济增长、改革和持续稳定的故事。当然这个调查并不意味着建立了关于非洲的认知与关于非洲民主化的负面报道占主流的因果关系，但可以逻辑合理地得出，负面报道与负面认知有这样一种关联性。进而有理由认为，负面报道导致负面认知，负面认知导致负面结果，即低水平的援助，低水平的投
[12]资。非洲总统圆桌会议结束后，11位前非洲国家首脑发表了联合声明，认为非洲的形象与所有的事情有深刻的关联性，包括世界认为非洲是一个值得投资的地方，世界认为非洲是一个有价值的贸易伙伴。马西热说：“非洲对全球商业和发展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非洲能否像世界从非洲获利一样，从非洲向全球经济作贡献中获
[13]利？”
另两个阶段性的统计分析佐证了以上研究的结果。跨非洲论坛（Trans Africa Forum）统计分析了从2000年3月末到2000年8月中旬之间出现在《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上有关非洲的新闻，事实表明，在89篇与非洲有关的文章中缺少充足的背景介绍。这些新闻“没有给出任何的历史背景以免把西方与问题联系起来。毕竟，非洲大多数的冲突都源自于不同文化族群之间的碰撞，这些不同文化族群是西方在瓜分非洲时，殖民者武断地丢进政治实体中去的”。这些新闻带着强烈的比喻和“野人”、“畜生”的想象，作为部落冲突而被报道出来，在这样的想象中，“黑暗的心”（“hearts of darkness”）的人们正在莫名其妙地杀戮他们自己或者死于艾滋病。根据跨非洲论坛提供的数据，“没有关于非洲区域经济或政治合作的报道。没有深刻调查非洲政治经济的报道。私人部门完全被忽视，而所有有关发展的[14]文章都集中在公共部门。”文章具体分类的表格如右：
艾滋病类 任何关于HIV/AIDS或其他与艾滋病有关的卫生问题都归入“艾滋病”类，在89篇文章中，有12篇归入这一类。这些文章中一小部分是介绍非洲人与疾病相处，绝大部分是报道艾滋病的治疗、防治艾滋病，对非洲的国际援助和艾滋病/艾滋病毒可能造成的社会经济影响。
冲突类 所有介绍国家间和国内的战争、军事起义，或者内部叛乱的报道都归入“冲突”这个种类中。研究者发现在全部89篇文章中，有63篇文章适合归入这个种类。这些文章的主体是报道发生在塞拉内昂和刚果金的冲突、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冲突和埃及在中东冲突中的作用。也有少部分是报道关于联合国在非洲冲突中的维和任务的。
发展类 所有报道非洲经济或政治进步的文章都归入这个比较宽泛的种类。在这次研究中，研究者发现这两份报纸适合上面界定的发展种类的各自只有4篇。所有四篇文章要么与国际社会援助非洲有关，要么就是与非洲和美国就经济发展对话有关。没有发现单独报道某一个国家发展政策的文章或报道非洲区域经济发展的文章。此外，没有发现报道私人部门在任何一个非洲国家发展的文章。
其他类 任何不能归入以上三类的文章都归入“其他”类。这6篇文章在内容上变化比较大。主要由列入调查时间范围内的某天的具体新闻事件报道组成。尽管这6篇文章大多数包含了以上所列种类的成分，但是它们与列入以上三个种类的文章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这些发现与十多年前哈桑（Hassan M. El Zein）和安妮（Anne Cooper）所做的研究基本相同。他们调查了《纽约时报》从1976～1990年关于非洲的报道，以验证在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争论中的两个基本议题：（1）第三世界的新闻很少得到国际媒体的报道，（2）在报道时，通常被放入危机和冲突的新闻框架内。他们研究的结果体现在《纽约时报》每年在12个问题上关于非洲报道的部分文[15]章及关于危机与非危机主题新闻的分布情况表上：
之所以选择这三年，他们解释说，选择1976年是因为该年塞内加尔的姆博（Amadou Mahtar M’Bow）当选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因为非洲在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中的显著作用在这一年变得尤其有力”。1981年是一个这样的时间：“当时西方强烈反对第三世界（包括非洲）要求媒体报道为发展提供力量的要求”。“选择1985年，是因为这一年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裂痕加深。1984年11月是里根再次竞选美国总统的关键时期，美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英国和新加坡在1985年也退出该组织。”
统计说明，美国媒体中关于非洲的报道负面新闻居主流，使非洲更多以负面形象呈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这遮蔽了美国公众全面认知非洲的视线。对把“刊登一切适合刊登的新闻”作为座右铭的《纽约时报》来说，非洲新闻看来必须包括三个要素：事件、危机和超级大国冲突。美国公众需要知道第一手的非洲资料，这样才能减少他们依赖于《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动物行星频道（Animal Planet）、探索·发现频道（Discovery Channel）、迪士尼世界（Disney World）获知有关非洲的认知。许多作为旅游者、救援人员、政府工作人员、相互交流学生等到过非洲的美国人，甚至新闻记者都为美国媒体使他们相信的非洲的现实感到“震惊”。一个访问了非洲的记者团成员“高兴地发现”，非洲并不像美国媒体所描写的那样——是一片灾难不断的土地。他说：“美国人仅仅看到读到关于战争、饥荒、艾滋病/艾滋病毒、萧条的经济和其他所有这类恐怖的事情，好像非洲着火了[16]一样，但是这儿哪有火呢？”
第三节 非洲形象之关键词描述
前两节表明，以英美为主的西方人总体上对非洲表现得很无知。非洲有53个独立国家，但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它通常作为一个国家被提及或介绍，西方人甚至认为有一种非洲语言，好像它是一个大国，像中国、印度和俄罗斯一样被介绍。西方绝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到过非洲，或许他们也从来没有这个意愿。然而在他们的头脑中，多数人都有关于非洲的印象，他们认为是“真实的”或“现实的”。他们主要是通过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获得这些印象——通过电视节目和纪录片、电影、因特网和包括报纸、杂志、期刊和书籍在内的印刷媒体。阿玛·比尼（Ama Biney）说：“关于非洲的错误信息在西[17]方成为一个发展很快的产业。”在西方社会，长久以来就有一种错误介绍非洲的系统性趋势，“一个发展很快的产业”就是强大的媒体产业。西方公众经常接触这种错误介绍非洲的模式，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关于非洲是什么的刻板成见或概念化报道，西方公众对非洲总体上表现无知也就成为必然。
多次对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新闻报道的内容统计分析表明，非洲在西方媒体的普遍印象是原始的非理性、部落、无政府状态、内战、公然存在的腐败、领导无能和管理不当、饥饿、灾荒和饿死以及猖獗的疾病，尤其是艾滋病。非洲被看做是一个由不文明和未开化的人组成的同质性的实体，他们在文化、智力、政治和技术上都落后或低劣，他们不能管理自己，或者很少体现出民主治理原则。非洲被描述成一个“依赖他人的非洲”（“dependent Africa”）、“一个为危机所驱使的非洲”（“crisis driven Africa”）和“没有希望的”或“令人遗憾的非洲”。毫无例外，这些印象都是负面的，从而使非洲的“黑暗”面轰动化。非洲这种印象甚至从奴隶制和殖民时代开始，就已经存在于西方，现在仍然通过编辑、记者、政治家，甚至学者渗透进西方强大媒体所采用的人性化视角，致使西方媒体经常采用如下关键词来描述和界定非洲。一、“饥饿”、“饥荒”
在所有渗透到西方媒体的非洲印象中，灾荒和饥饿的印象是最始终如一和持久的。几乎任何一天阅读网上各种西方媒体发布的新闻，都可以找到关于灾荒如何肆虐非洲的新闻。这些新闻文本通常配着一些贫穷、憔悴和营养不良的妇女和儿童照片，他们令人遗憾地进入了相机的镜头（或读者的眼睛），他们的眼神徒劳无助，似乎在祈求怜悯。这些报道和图片或者来自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津巴布韦和苏丹等，或者来自西部非洲的干旱地区，它们都在讲述一个同样的故事：非洲在遭受饥饿、饥荒。通常西方记者和编辑用概括和绝对的词汇，以很显著的标题报道有关非洲的饥饿和饥荒。
在描绘了非洲无助的形象后，很“自然”地得出西方必须帮助非洲走出困境的结论。这种帮助从呼吁西方国家的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和灾难救援等，到西方媒体公然呼吁把非洲的重新殖民化作为解决的唯一方法。在一篇标题为“为迷失的非洲哭泣”（Weep for the Lost Continent）的社论中，英国《独立报》宣称：“非洲是如此的无助，以致要相信它自己能帮助自己是很困难的。如果西方国家有这个意愿，它们可以重新对非洲这个它们匆忙遗留下的大陆进行殖民。用英国人作为它们的专业合伙殖民者，作为它们的行政官员，日本人和德国人能够管理非洲。”因此，西方媒体，尤其是曾经的非洲国家宗主国的媒体，塑造非洲的饥荒、贫困和绝望的形象的一个潜在目的，是为自己干预非洲，甚至重新殖民化非洲国家制造口实。二、“黑暗”、“野蛮”
自从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开始，非洲在西方的印象就是“黑非洲”（“Dark Continent”）。《英语语言词典》2000年第4版（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Fourth Edition, 2000）是这样解释“黑非洲”的：非洲先前的名字，如此使用是因为直到19世纪之前它的腹地基本不为人知，对欧洲人显得神秘无比。亨利·斯坦利或许是第一个使用这个词的人，1878年他在《穿越非洲》的叙述中用了这个词。西方媒体使用这个词一方面是指非洲缺乏历史，这一点被西方的贸易者、传教士、冒险者、探险家和西方的媒体永久化；另一方面也指非洲黑人的肤色是黑色的。来自非洲的新闻报道这些“未开化人”的图景，他们在落后的传统行为、迷信，神秘过时、令人恶心的仪式，如女性的“割礼”中繁衍。2002年，在西方的印刷媒体和[18]互联网上大量炒作非洲“启蒙”少女拒绝“割礼”的故事。
与此相关，2002年，BBC非洲部有一篇关于艾滋病在南非全国流行的报道说，有三分之一的南非人相信一种古老而奇异的“治疗”艾滋病的方式——与处女发生性关系。那里碰巧发生了一个携带艾滋病病毒的男人声称强奸了一个八个月大的孩子，这个故事成为来自非洲的头条。西方媒体也充斥着来自非洲的野蛮审判的新闻，如一名尼日利亚妇女因被控告通奸而被执行石刑的报道。2002年11月，尼日利亚更是受到在西方媒体不公正形象的冲击，当年尼日利亚试图筹办“世界小姐”选美活动，但因西方媒体大肆报道尼日利亚伊斯兰教徒的抗议活动而被取消。根据BBC记者丹（Dan Isaacs）的报道，美女们在阿布贾得到“大量人群喧嚣和混乱鼓乐”的欢迎。当然，真正的大混乱在穆斯林抗议者发动暴乱时才开始，这个暴乱因当地报纸《这一日》一篇报道宣称说“如果先知穆罕默德在世，他都会爱上并娶其中的美人为妻”亵渎伊斯兰先知而引发。这个事件很快就借助西方媒体传到了西方。给西方人的印象是：尼日利亚（和整个非洲）不能主办“任何的活动”，因为其人民持有非理性的信仰和文化。事实上，是媒体而不是信仰和文化导致世界小姐选举活动在尼日利亚流产。西方媒体负面的宣传，尤其是在暴乱之前耸人听闻地煽动性报道伊斯兰宗教法庭宣判那个被控告通奸的妇女石刑，给尼日利亚形象带来巨大的损失，不正确的报道和主观性的视角并没有把穆斯林反对这场选美活动放在适当宗教背景下。尼日利亚记者非理性的、激动而不负责任的评论只不过是折断了最后一根稻草，把穆斯林教徒带上了街[19]头。三、“冲突”、“战乱”和“政变”
非洲的许多地区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从部落冲突、武装冲突、内战到种族屠杀，在过去十多年里，3/4的非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卷入战乱，其中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有安哥拉内战、莫桑比克冲突、索马里军阀混战、前扎伊尔内战、卢旺达和布隆迪部族仇杀[20]以及苏丹达尔富尔地区的冲突等。这些战乱有的已经结束，有的还找不到平息的迹象。非洲国家连续不断的战乱使本来就十分落后的非洲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非洲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这些冲突和内战在西方媒体中都得到相当的重视，它们自动获得媒体的中心位置或至少重要新闻的位置。
由于暴乱和内战，非洲被描述成一个普遍政治不稳定的大陆。没有战争，就有腐败的独裁者控制，或一个接一个政变作为改变政体的唯一方式。这种话语背后的假设是，非洲人不可能接受治理的民主原则，他们只能在独裁体制、腐败无能的暴君或军事统治下生活。据统计，非洲在1952～1985年间的军事政变共有73次，1989～1993年发[21]生军事政变35次。频繁的政变满足了西方新闻媒体填充报纸杂志版面、电台电视台栏目的需要，西方人很轻易地把非洲与“政变”联系起来自然有其可以理解的一面。英国《独立报》星期天版曾经有一个记者帕奇克（Patrick Marnham）发出疑问：“非洲是否能够被治理？”然后他继续宣称，“在非洲，没有人知道政府系统在运作”。BBC一篇题为“非洲的政变循环”（the African coup cycle）的文章中是这样报道的：“30多年来，从1960年到1990年代开始，政变是非洲实现政府变更的现实而又可行的唯一手段。”这样的媒体报道并没有告诉受众，在一些非洲国家发生政变和独裁时，还有许多国家从来没有感染过“剧毒的军事政变病毒”，它们在常规的基础上进行选举。四、“艾滋病患者及艾滋病病毒”
自从1981年6月5日美国医生发现首例艾滋病以来，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已经从少数几个热点地区蔓延到了几乎是世界的每个角落。尽管首例艾滋病患者在美国发现，但非洲几乎成为艾滋病的代名词。国际新闻社（IPS）2006年12月14日文章《非洲：一个充满孤儿的大陆》开篇就写道：战争、艾滋病、疟疾、霍乱和饥荒渐渐地把非洲变[22]成一个充溢孤儿和少年的大陆。可以说，西方媒体成功地给了艾滋病一张非洲面孔。通过高度轰动化的标题和感染者人群的照片，西方媒体似乎在告诉受众，这是“他们的”问题，不是“我们的”。西方媒体把艾滋病病毒和艾滋病在非洲迅速扩散归结为无知、不愿意改变性行为方式和落后的文化以及宗教信仰使讨论性和艾滋病成为禁忌。
贫穷问题在疾病传播中起的作用也被提及。然而，与贫穷有关的一个重要事实是，这些穷人中的绝大多数都不能接受医疗，而与他们一样的人在富裕的西方却能接受医疗，但是这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宣传。事实上，只要富裕的西方与贫穷的非洲国家之间的鸿沟继续扩大，艾滋病、伊博拉病毒、疟疾和其他的多血症疾病就会戴上非洲的面孔。就西方第四权力阶层来说，“非洲面临一个可怕的未来”，或者更准确地说，“非洲面临灭绝”，除非西方政府和人道主义机构给予救助。五、“部落”或“部落主义”
西方媒体经常用“tribe/clan”或“triblism/clannism”来描述非洲人们共同体，把非洲发生的种族屠杀、内部冲突归入“部落”或“部落主义”新闻框架。《纽约时报》2007年1月22日文章《索马里新政府面临旧问题：部落》认为部落政治拖垮索马里。非洲固然有不少族裔社会发展还处于部落、部族或部落联盟阶段，但“部落”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有时“部落”几乎是西方殖民者和西方媒体强加在非洲国家民族头上的带有歧视和轻蔑的称呼。在殖民统治时期，各欧洲殖民宗主国为了加强对殖民地人民的统治，加强了对殖民地民族的研究。西方学者在殖民政府的庇护下，对所属殖民地各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他们对所有的非洲人们共同体均冠以“部落”称号。“部落”一词可说到了滥用的地步，它有时用来表示文化单位，有时用来表示政治单位，更多的则是在“表示一个生物学上特殊的群体”。
美国非洲史专家保罗·博安南和菲利普·柯廷早在1964年就指出，制造“野蛮非洲人的神话”的表现之一是“部落”和“部族主义”在新闻媒体上的使用，“他们用‘部落主义’这一词来分析非洲事务，[23]但对世界的其他地区却不采用这一词语。”“部落”这一概念不明、含义不清的术语，在西方媒体的话语中已失去描述人类社会组织的原有含义，而被赋予生物学上落后、低级和原始的含义。1968年在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写的“非洲史学”的词条中，非洲著名历史学家戴克和阿贾伊也谴责了一些殖民主义御用文人对非洲历史的歪曲，其中即提到他们对非洲社会组织的歪曲。戴克和阿贾伊指出：“他们主要关心的是描述非洲部落的离奇古怪，这是为了推进殖民统治的建立并使其合法化。”尽管“部落”曾是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普遍使用的一个专门术语，但大部分非洲学者对这一词持否定态度。非洲人类学家奥克特·比特克对这一词也深恶痛绝，认为“部落”所含[24]的贬义源于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家对这一术语的滥用。六、“原始”和“热带动植物”
西方媒体通常根据所谓的兴趣或人情味选择描述非洲“原始、热带丛林”中的动植物。当一场干旱威胁到几百万非洲人的生命成为新闻时，它是否适合放在《纽约时报》的头版？答案是：当非洲动物死亡成为新闻可以。1992年，《纽约时报》在报道干旱和饥荒蹂躏部分东非和南部非洲国家时，在8天里面刊登了5篇重要的新闻。其中三个故事得到显著表现，它们是关于大象、犀牛和其他濒临灭绝的生物，而另外两个更为简短的故事则湮没在内页中，它们是关于非洲人自己[25]的新闻。
指责这样一个事实是毫无价值的，即在这种现象中，美国新闻界更为关注非洲热带丛林中的动物，而不是非洲人，这或许可叫做“非洲的动物化”（“Animalization of Africa”）。美国电视频道(像Animal Planet、Discovery Channel)播放了一系列关注原始非洲和“狩猎旅行者”的纪录片，而不关注非洲当地人。迪士尼世界主题公园中的“狩猎旅行船”展现的是非洲原始热带丛林的经历。因此不用奇怪，在许多美国人的脑海中，一提到非洲人们首先想到的是Animal Planet和Discovery Channel提供的印象。在不少西方人看来，这就是与非洲有关的全部。詹姆斯（James Michira）第一次到美国的飞行途中，在从纽约飞往双城的航班上，一位年长的女士坐在他的身边，她询问他，在非洲他们是否和狮子做朋友。这似乎是她从媒体上获知的有关非洲[26]的全部。因此有必要重复的是，在西方，非洲有比野生动物更为值得关注的东西。
通过关键词分析可以看到，非洲形象被建构的过程是一个概念化和简单化非洲的过程。尽管非洲有53个国家，种族繁多、文化多元，但它通常被描述成一个具有同质性的国家。在某一国家发生的事情，经常被描述成非洲的整体形势。显然，当西方媒体频频用以上词汇来描述和界定非洲时，西方受众眼中的非洲也就是西方媒体描述的非洲，他们能够想到与非洲有关的词汇是灾荒、战乱、疾病、原始、黑暗等也就不足为奇。正如美国著名记者查雷妮（Charlayne Hunter-Gault）所说：“如果你年复一年所听到的都是饥荒、干旱、死亡和冲[27]突，人们就会得出非洲问题很棘手，非洲从来没有变化的结论。”根据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2001年民意调查，英国人认为以下是导致第三世界贫穷的主要原因：①战争/冲突（69％）；②无能的政府（66％）；③腐败（44％）；④债务（36％）等，而对非洲被殖民侵[28]略的历史、被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盘剥的现实很少提到。事实说明，与殖民时代西方的人类学者和探险者一样，西方媒体也“被赋予这个权力运用西方的规范通过罗列非洲的不足来描绘非洲的形象”。莫里斯认为，英美媒体通过仅仅集中报道负面事件，把非洲国家政府和政治家描述成无能的、腐败的，非洲政府国家领导人被描述成充满权力欲望的、独裁的；而把西方国家描述成高级伙伴，肩负[29]着帮助无助、野蛮、自我毁灭、像孩子般的非洲的责任。[1] 文章分别是《世纪之交的非洲对外政策动向》和《十周年后再析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分别刊于《西亚非洲》1999年第5期和2004年第3期。[2] 关于新华社记者非洲行的文章可参阅：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09/18/content_5103652.htm.[3] 此处所指的西方国家是指欧美发达国家，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则不在研究范围之内。[4] 关于黑格尔对非洲的论述和介绍可参阅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84～92页。[5]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92页。[6] 张宏明：《非洲中心主义——谢克·安塔·迪奥普的历史哲学》，《西亚非洲》，2002年，第10期。[7] “含米特理论”是西方殖民主义的主要理论支柱，它认为非洲的文化和文明是外来的含米特人创造的，其本质是一种种族主义理论。[8] 亨利·斯坦利（1841～1904），英国非洲探险家、冒险家和新闻记者。斯坦利给人留下的最深记忆也许是他在中非洲寻找失踪的英国探险家戴维·利文斯顿的故事。戴维·利文斯顿（1813～1873），英国早期探险家，他由于将非洲维多利亚瀑布介绍给外界而名声大噪。后因感染黄热病，死于坦葛尼喀湖畔。被英国人尊为“非洲之父”。[9] 高岱、郑家馨著：《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10] 高岱、郑家馨著：《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11] Africa united: not hopeless, not helpless. By Chris Brazier.《新国际主义者》杂志，2000年第8期。http://www.newint.org/issue326/keynote.htm.[12] The Live Aid Legacy: The developing world through British eyes-A research report.http://www.vso.org.uk/news/pressreleases/liveaid_legacy.asp.[13] Reflecting the real world: How British TV portrayed developing countries in 2005? 英国志愿者服务组织（VSO）2006年4月3日发布的研究报告。http://www.vso.org.uk/news/pressreleases/reflecting_the_real_world.asp.[14] 会议由美国波士顿大学非洲总统档案和研究中心（BU's African Presidential Archives and Research Center）主办，会议前阶段于2005年4月8～9日在南非约翰内斯堡金山大学（the 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举行，后阶段于2005年4月12～13日在波士顿大学举行。这次会议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非洲在美国媒体中的形象。[15] Joint Statement By Participants In Boston University African Presidential Roundtable 2005.http://www.bu.edu/phpbin/news/releases/display.php?id=906.[16] African statesmen: Western media should look at continent’s bright side. By Tim Stoddard. 波士顿大学。http://www.bu.edu/bridge/archive/2005/04-22/masire.html.[17] 数据来源：跨非洲论坛（TransAfrica Forum）——www.transafricaforum.org(TransAfrica Forum, 2000—5).[18] Post-NWICO debate: Image of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 By Tokunbo Ojo.http://web.mit.edu/cms/Events/mit2/Abstracts/TOjo.pdf.[19] Images of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 .By James Michira. December 23, 2002. http://www.tc.umn.edu/~rbeach/teachingmedia/student_units/module5/images_of_africa_michira.pdf.[20] The Western Media and Africa: Issues of Information and images. By Biney, Interstate Online, 5 March 1999.[21] Images of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 By James Michira. December 23, 2002.http://www.tc.umn.edu/~rbeach/teachingmedia/student_units/module5/images_of_africa_michira.pdf.[22] 2002年世界小姐选美比赛原定11月份在尼日利亚举行，后选美活动转移到伦敦于12月7日举行。[23] 新华社达累斯萨拉姆2003年7月6日电。[24]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25] Africa: A Continent of Orphans. http://www.ipsnews.net/news.asp?idnews=35827.[26] 高岱、郑家馨著：《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10～211页。[27]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14页。[28] Hunger in Africa —— Story Still Untold. By Steve Askin. http://www.fair.org/index.php?page=1484.[29] Images of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 .By James Michira. December 23, 2002. http://www.tc.umn.edu/~rbeach/teachingmedia/student_units/module5/images_of_africa_michira.pdf.
第二章 谁在建构非洲形象——非洲形象建构的主体分析
从唯物主义观点来看，人只有在获得事物信息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关于事物的观点和判断。在全球一体化和信息全球化的今天，大众传媒是各国公民获取信息的主要窗口，尤其是获得他国信息的窗口，而形象则是人在获知事物信息、经过大脑处理后作出的对事物的判断和评价。在传媒高密度高发达条件下，大众传媒是事物形象得以建构的主要工具和途径。
第一章的事实和数据说明，非洲在国际社会长期以贫穷黑暗、疾病流行、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的负面形象而存在。于是问题就出现了：非洲在西方社会中的这种负面形象是谁建构的？是非洲媒体还是英美为主导的西方媒体？建构非洲形象需要哪些前提条件和必要的传播工具？这个问题在第一章介绍他人的研究结论时有所揭示，本章将通过理论和事实来回答这个问题。
第一节 话语权意味着形象建构权
传播首先是一种信息控制。因为传播的首要因素和起点就是要有信息可传，因而对信息的控制既是传播的基础又是传播控制的关键；在此基础上，传播才是话语权和表达权。拥有信息并将它传达出来，就是传播。传播的权利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是一种话语权和表达权。谁拥有传播的权利，谁就可以对一部分人行使话语权和表达权，从而影响或封杀这一部分人的话语权和表达权。这一传播效果前联邦德国的女传播学者纽曼曾用“沉默的螺旋”来加以生动形容。而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宾洛克夫通过考察得出这样的结论：“20世纪末的权力与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语言控制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1]础。”这句话也许更适用于21世纪。确实，当传播的权利垄断于一方之手时，另一方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就趋于零，即使部分拥有话语权，也会因这个沉默的螺旋而趋向缄默，或被对方的话语淹没，或采用对方的话语与他共舞。
那么，在国际上传播的非洲新闻谁拥有话语权？当西方大众传播事业欣欣向荣，开始在世界各地争城掠地时，非洲还处于前现代阶段，非洲各族人民大多还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还继续处于口耳相传、声鼓相传的初级传播阶段，现代发达的报业和通讯业还没有从非洲这片最古老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由于西方把持了非洲形象建构的话语权，所以非洲自15世纪遭遇西方殖民者以来，就一直为糟糕的国际形象所累，并被西方那些不知道不了解非洲的人以各种轻视的方式描述[2]——“原始”（primitive）、“贫穷落后，毫无希望”（basket case）以及其他，等等。此前已经说过，西方大多数关于非洲的负面看法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以欧洲为中心有记载的历史。除了北非以外，非洲就被看做是黑暗、神秘、难以接近的大陆。事实上，非洲是文明的摇篮，它的居民曾经自由地贸易并散居到已知的世界各地。美国遗传学家斯宾塞·韦尔斯的人类学著作《出非洲记——人类祖先的迁徙史诗》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一点。但这些历史被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历史编撰者和媒体有意地模糊化了。更为有趣的是，西方或许还有自我陶醉的倾向，某些种族主义者视非洲人为凶残、野蛮和未开化的异教徒，是他们要教化的对象。
话语权意味着形象塑造权。西方不仅事实上剥夺了非洲的话语权，而且凭借自己的媒体优势创造关于非洲的元话语抹黑非洲形象。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指出，欧洲在征服世界的过程中用一套欧洲中心的话语主宰对“东方”的认识。阿拉伯人或穆斯林作为研究对象是消极沉默的，他们任人描述，无法“代表自己”。这一过程同样适用于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抹黑，非洲不能界定自己，而必须由西方媒体和知识精英来界定。由西方主宰的国际传播体系无处不在，越过大多数国家的边境，在世界各处安家。赫伯特·席勒和阿芒·马特拉让我们注意到西方国家一小撮跨国媒体公司对国际新闻市场和传播的垄断。席勒的著作《文化公司》展示了所有的文化部门，不只是新闻广播，是如何被西方一小撮为了私人利益和超额垄断利润，但却在日益扩张的私人[3]公司所侵蚀并包围的。
电视是继报纸、杂志、广播之后出现的媒体，虽然互联网有超越之势，但仍在当今媒体格局占有第一媒体的稳固地位，甚至出现一种“CNN效应”。科技的发展带动新闻传播的发展，传统的主权概念面对电视新闻跨国流动，现在露出了很多缺口，电视信号24小时从这些缺口中渗透进来。这里的战场就是全球千家万户的荧屏。西方电视传媒“大腕”，美国的ABC、CBS、NBC、CNN、FOX，英国的BBC、ITN，法国2006年12月6日开通的24小时国际新闻电视网路[4]“法国24”等几乎垄断了国际电视新闻传播，把西方的声音传播到全世界。所有这些电视台将为争夺观众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报道。为什么要作出这样巨大的努力？它们给政府带来什么好处？法国前总统希拉克在介绍法国国际新闻频道时坦言：“向全世界传播法国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站在世界新闻争夺战的第一线”。
西方媒介产业无情的商业化和分工倾向，特别是因为美国对专业技能和职业化的崇拜已经垄断了文化话语，富可敌国的媒体联合企业可以运用自己掌控的各种传播平台，根据自己的意向去描写、去塑造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世界历史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实行如此大规模力量与思想上的干预。因此，低估西方电子媒介对非洲世界的报道和它对文字文化的取代给西方公众对非洲的态度，以及它对这个世界外交政策的影响，是不负责任的。面对西方电视新闻的垄断与“入侵”，发展中国家怎么办？2005年拉美国家联合主办，由委内瑞拉政府承办的南方电视台的目的之一就是打破国际大电视台对拉美电视新闻的垄断，争夺话语权。委内瑞拉政府官员说，南方电视台的开播就是挤进国际传媒秩序中，“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卡塔尔半岛电视台2006年11月15日开通英语国际频道，同样是为了打破西方英语媒体对国际新闻的垄断，从中东的视角报道国际新闻。
但是非洲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个媒体能打破西方媒体对话语权的垄断，所以从西方大多数报纸和电视（及其延伸的网站）报道的新闻来看，在非洲除了贫穷、灾荒、疾病、暴力，甚至种族屠杀，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垄断话语权的条件下，西方媒体视角下的非洲似乎就是这个样子，它们已经成功地在虚构的神话和错误知觉的基础上建构了非洲的形象。罗纳德·博克曼（Ronald Bookman）在《非洲，神话和错误知觉大量存在》中写道，在这个“文明世界”的现代历史上，没有其他地区像非洲人民或非洲一样被错误地描绘或呈现给世人。著名非洲裔美籍历史学家、学者和思想家杜博伊斯（W.E.B. DuBois）在他的经典著作《世界与非洲》中评论非洲神话和错误认知的可叹的状态时表示：“非洲不再是这个世界完整的一部分，因为这个世界洗劫了它却又假装没有伤害一个男人（或女人），它仅仅是[5]一样东西而已。”
第二节 西方媒体与非洲媒体实力对比
话语权意味着形象建构权，在非洲形象的建构上，是谁掌握了话语权？从前面的分析似乎应该能看出答案。此节对比分析西方媒体和非洲媒体的实力及其对国际事务的影响，答案自然水落石出。非洲对文化、教育以及有意义的信息的迫切传播需求严重依赖于英美主导的传播机构和系统，并深受其影响。西方表现在工业、军事和文化领域的权力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其影响力跨越了所有的国界，传播话语权已经成为西方世界权力扩张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弱势的非洲媒体只能自话自说，其声音难以走出非洲。更为关键的是，非洲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后天还受到西方新闻价值观的桎梏，接受西方传授的新闻传播技巧和提供的援助，从而丧失自己的独立性，成为西方媒体的传声筒，是它们在非洲的半工性质的特约记者和通讯员（stringers and correspondents）。非洲话语权丧失也就意味着非洲形象建构权的丧失。一、强势的西方媒体
第三世界指责西方文化的支配地位，通过控制世界主要新闻来源，通过流向世界各地的毫不吝啬的文化产品，通过广告机构、跨国传媒集团的雄厚财力，通过控制电磁波段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有没有合理性？如果说没有理由指责西方媒体，他们关于非洲的负面报道是正确的，那么该责备的谎言在哪里呢？稍微对比东西方媒体实力，答案不言而喻。
西方大众传播事业迄今发展了数百年，实力雄厚，技术先进。西方自19世纪开始成为全球信息传播的支配者，先后出现英国、美国两个世界信息传播中心，全球信息汇聚到中心，再由它过滤选择后传播到全球。目前在世界最大的300家媒体中，美国占144家，欧洲占80家，欧美加起来占224家。而在报纸拥有量方面，占世界人口75％的发展中国家只掌握了全球30％的报纸。世界四个主要的新闻通讯社（路透社、法新社、美联社和联合社）属于三个西方国家，却提供[6]了进入世界各媒体编辑部90％的国际新闻。为了对西方媒体的强势有感性的认识，这里介绍美国和英国两个媒体实力和国际传播力最强的西方国家。1.美国媒体实力
美国是当今媒体最为发达的国家。大规模、高垄断构成了美国大众传媒产业的特色。
美国现有日报1500种，周报和其他专业型报纸近万种。由于美国在世界政治经济占支配地位，美国的报纸往往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往往把持着国际新闻的元话语，是国际性媒体。主要的报纸有：《纽约时报》（该报被看做仅次于《泰晤士报》的世界第二大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美国唯一的全国性报纸）、《华尔街日报》（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日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美国还有享誉世界的三大新闻周刊：《时代》、《新闻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其中《时代》一直保持着声望和发行量美国和世界第一的地位。它们分属于各大报团或传媒集团。
美国有普通电视台1772家，数字节目电视台1216家；全国共有调频广播电台9380家，短波广播电台5023家。最大的两家对外广播[7]机构为美国之音和美国广播电视网，均属官方电台。有影响的广播电视台一般属于更大的广播电视系统或公司，尽管传播技术迅速发展，但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依然是三大无线广播网，还有被看做居第四位的FOX广播公司以及CNN的有线和卫星电视网。美国的有线和数字卫星电视公司，较大的有美国电讯公司的有线电视系统、时代华纳公司的CNN、发现传播公司的发现频道、直播电视公司的直播电视台（Direc TV），等等。1997年2月，默多克与回声之星公司合作建立了美国空中广播公司（ASkyB），于1998年开播。
数十家超级媒介集团公司控制着美国的广播、（有线无线卫星）电视、电影，以及报纸、杂志、书籍等各种媒介。主要的媒介集团有：时代华纳集团，下有以美国在线公司、CNN等为代表的媒体；迪士尼公司，下有美国四大电视新闻网之一的ABC；默多克的新闻公司，下有美国四大电视新闻网之一的FOX；维亚康姆公司，下有美国四大电视新闻网之一的CBS；通用电气公司，下有美国四大电视新闻网之一的NBC。
在通讯社方面，美国拥有两家世界性的通讯社，即美联社和合众国际社。美联社自1900年正式建立以来，其影响力逐渐超过了欧洲的老牌通讯社。该社是报联社体制，有1300家报刊和3400家广播电视台入股，国外订户1.5万户，每天发稿1700万字符，国内有分社100多个，国外分社60多个，分布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社总社使用英语、西班牙语（主要对拉丁美洲）发稿，分社则译成当地文字，使用语言100多种。1998年9月该社收购了ABC环球电视新闻网，合并于已有的美联电视新闻网（APTN）。这样，美联社就拥有了世界350个电视节目和服务的订户。合众国际社是1958年由合众社与国际社合并而成的，是一个民营通讯社，总部在华盛顿。该社国内外分社共200多个，每天发稿640万字符，在114个国家和地区有6400家订户，使用语言48种。2.英国媒体实力
英国新闻出版业发达。目前全国共有约1300多种报纸，8500种周刊和杂志，其中全国性日报11份，每周日发行的报纸11份。主要报纸、杂志有《泰晤士报》、《金融时报》、《每日电讯报》、《卫报》、《独立报》、《观察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等。2004年3月前的6个月，英国日报每周发行总量为1270万份，周日发行量为1400万份。英国主要的媒介集团有：格拉纳达集团、兰克影视集团、联合新闻与媒介公司、皮尔逊公司、卡尔顿通讯公司和英国空中广播公司等。
英国现有商业广播电台174座，听众占有率为49％，其中3家为全国性的广播电台。商业电视台（网）地方性的15座，全国性的3座（即第三、第四、第五电视频道），其中第三、第四电视频道的覆盖面与BBC的第一、第二电视频道一样，覆盖全国。
英国最大的广播电视公司是公营的BBC，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如果以电视业的资产来排列，英国规模最大的还是BBC。该公司是一个拥有5个对内广播电台、1个对外广播电台、两个国内电视频道，5个供交费用户使用的数码频道及2个向全球播放节目的卫星频道的大型广播电视公司。目前广播电台年播出总量达4.4万小时，在英国拥有54％的听众，其对外广播电台有1.46亿全球听众；电视台开播于1936年，目前每年播出时间达5.5万小时，BBC1主要播放新闻、时事、宗教、体育、歌剧、少儿和娱乐节目，BBC2主要播放音乐、艺术、喜剧、教育及一些特别节目。在英国民营电视公司中，三家最大的公司是格拉纳达电视公司、卡尔顿电视公司、英国空中广播公司。英国的卫星电视公司在世界上有声望的，当数默多克控股的英国空中广播公司，该公司每天播出5套卫星电视节目。该台对欧洲大陆影响也较大，拥有数百万直接用户。1996年底新建的卫星电视公司格拉纳达空中广播公司也是较大的一家，形成与英国空中广播公司的竞争，同时它们也与地方电视形成竞争局面。
英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国际性通讯社路透社，1992年路透社全面买下了世界上最大的电视新闻通讯社之一维斯新闻社。因而它在世界120多个国家除了拥有1770家报社的订户之外，还拥有400多家电视台的订户。它在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设有122个分社；每天通过358条线路（包括12条卫星线路、4条无线多路线路）向158个国家和地区发送150万字符的新闻稿件。二、弱势的非洲媒体
与西方大众传播业发达相反，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目前是世界上大众传播业最不发达的地区。在西方国家向世界拓展之前，这里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其最早的现代新闻传播业，是各西方宗主国殖民者直接移植过来的，而且时间较拉美、亚洲和大洋洲晚。非洲现在的大众传播事业基本上是在非殖民化运动胜利后逐渐发展起来的，迄今不过五十多年。与西方强大发达的大众传播事业相比，它不过是一个蹒跚学步的婴儿。
现代发达的大众传播事业是高科技和高投入推动的结果，同时还需要有接受较高教育水平的受众，非洲，尤其是南部非洲亚发展状态和高文盲率严重制约了非洲大众传媒事业的发展。非洲有数千种语言，大多数没有文字，人均识字率低，只有1/10的人会讲原宗主国的语言，因而印刷媒介的发展遇到了较大障碍。多数国家的日报发行量很小，整个南部非洲只占全世界日报发行量的1%～2%。近年来文化普及虽然有所进展，但是报刊的发展还是相对缓慢，多数南部非洲国家只有几家，甚至一两家报纸。截至1995年，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莱索托、利比里亚、卢旺达、乍得、冈比亚等国尚没有一份日报。
广播和电视不受文字的限制，较适合南部非洲的情况。各国在独立后，首先发展的是广播，因为它需要的财力不大。电视在非洲出现得更晚，南部非洲国家电视台的建设几乎全是在独立以后，各国的情况不同，多数由国家出面建立于20世纪70～80年代，少数国家实行电视台与民营并行的体制（例如尼日利亚、加蓬、肯尼亚）。20世纪90年代，南非的民营多选电视台已经覆盖整个非洲，可以提供世界所有电视台、网丰富的节目。电视需要以综合国力为基础，只是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才在非洲得到较快发展。而且非洲国家的新闻事业好多是接受西方宗主国捐助和支持创办起来的，新闻从业人员多接受西方新闻教育培训，这为西方国家操纵非洲新闻事业打开了后门。截至1995年，还有几内亚比绍、科摩罗、冈比亚、马拉维和卢旺达尚没有电视台。
在通讯社方面，非洲的通讯社远不能与西方通讯社一争高下。不少非洲国家最近几年才建立自己的通讯社，由于财力有限，外国新闻严重依赖西方通讯社。南部非洲最早由黑人创办的通讯社是加纳政府1957年建立的加纳新闻社，此前只有南非白人1910年建立的联合通讯社。在国有通讯社方面，只有埃及的中东通讯社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为了改变西方通讯社垄断非洲新闻市场的现象，按非洲人的思想、用非洲人的语言来报道非洲的信息，捍卫非洲利益，促进非洲国家的独立、团结和统一，1979年第16届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决定创办泛非通讯社以对抗西方的通讯社。该社1983年5月建成发稿。然而，泛非通讯社并没有成功提供新闻服务以对抗西方通讯社。它主要的不足在于财务和管理上——非洲国家政府没有支付当初承诺的1800万美元给该机构，并且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一次审计发现，泛非通讯社在财务上管理一直混乱。1997年10月1日，泛非通讯社改组成一个私人公司——泛非通讯社新闻有限公司。目前的股东是非洲53个国家的官方新闻社和私人机构。公司由董事长Babacar Fall领导。除了主要的编辑部在达卡尔外，它还有五个地区办事处，北非在黎波里，南部非洲在卢萨卡，西非在拉各斯，中非在金沙萨，东非在亚的斯亚贝巴。目前由48名特约记者和驻外记者组成通讯网络。在1993年，仅仅雇用了5名职业新闻工作者（含特约记者和驻外记者）。泛非通讯社网站是这样阐述该机构的宗旨的：“致力于提供准确、客观，但视角新鲜的关于非洲人民、政治和商业的信息。”尽管泛非通讯社1997年10月改组后，每天提供的新闻翻了25番，但影响力仍局限于非洲，而且非洲媒体不愿意采用它发送的稿件。
非洲国家众多，不能一一介绍。然而即便非洲三个媒体实力最强的国家——埃及、南非和尼日利亚，其综合媒体实力相加也远逊于美国。非洲三巨头尚与西方有天壤之别，更遑论非洲其他弱小国家。三、西方媒体建构非洲形象的主导作用
通过对比不难发现，非洲媒体实力远逊于西方媒体实力，非洲53个国家的综合媒体实力都不及美国的媒体实力。强大的媒体实力是西方能建构非洲国际形象、垄断非洲新闻的前提和基础，西方媒体建构非洲形象的主导作用不证自明。在现有的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下掌握实力强大的媒体，就意味着垄断话语权。谁在建构非洲的国际形象，答案也很容易得出。中国非洲人民友好协会副会长黄泽全说：“提起非洲，很多人就会想到贫穷、战乱和艾滋病，其实，这都是西方媒体[8]对非洲的片面宣传造成的片面印象。”
尽管新技术给非洲的任何人都提供了成为新闻和信息提供者的可能，以使新闻和信息通过各种媒介在全球范围内流通，但非洲新闻和信息流向国际社会遭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其新闻和信息来源的可信度或西方媒体的编辑不愿意采用。西方的受众通常更愿意通过第二级信息源获取新闻和信息，而不愿直接从非洲获得新闻和信息。只有那些强烈关注非洲事务的人，才愿意通过非洲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网站来直接获取有关非洲的新闻和信息。绝大多数人接受到的还是他们国家的媒体把关过后的新闻。这些编辑过的稿件由于选择的过程并不必然反映完整的故事。而西方通讯社首先为批发销售它们稿件的欲望所驱使，仅仅热心传播那些容易销售的新闻。以津巴布韦2000～2002年的土地改革和选举问题来说，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媒体，如路透社、BBC和CNN在全球范围内使得非洲网站和媒体渠道所提供的观点相形见绌。2006年12月19日，CNN还在播出抨击津巴布韦土地改革的新闻，标题为Living off rats to survive in Zimbabwe，新闻以一位12岁的小孩从土坑里刨出一只老鼠，母亲在用石头支起的平底锅上煮老鼠肉给六位饥饿的家庭成员做晚餐的戏剧性画面开头，抨击穆加贝的铁腕统治(主要是强制土地改革)在6年内把南部非洲昔日的面包篮子变成一个贫穷落后、毫无希望的地方（a basket case），人民生活得就像[9]野兽（live like animals），只好吃像老鼠类的啮齿目动物。
每天，非洲和全球媒体都在报道出版有关非洲的故事。事实上，这些故事开始界定非洲人是谁，非洲怎么样，而非洲自己的声音和话语却几乎无从听见。在一定的时候，国际社会开始相信西方媒体塑造的非洲形象，甚至非洲人本身也认可这种形象并开始按照这样的形象行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53年至1980年主持的研究表明，国际信息传播被西方少数全球媒体垄断巨头所支配，它们财务和技术上的优势导致这样一种局势，即非洲人与非非洲人通过非洲之外的通讯社过滤后的新闻来了解非洲的现实，主要是路透社和法新社，它们控制了93%的流向非洲的新闻。正如Boyd-Barret所认为的，尽管这些通讯社在全球运作，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收集新闻，并把它们销售给世界大[10]多数国家的客户，但它们有强烈的欧洲认同或欧洲中心主义。
因此，不论是从媒体实力，还是从实际对非洲形象建构权的掌控上来说，西方媒体都在非洲形象建构中起主导作用。有几个数据也许能说明西方媒体实力与非洲媒体实力的差距。根据1992年的数字计算，北美洲每千人收音机2114台，欧洲每千人收音机621.7台，非洲每千人165.1台，北美洲的千人拥有量为非洲的12.8倍；电视机北美洲千人拥有量为771.9台，欧洲每千人343台，非洲每千人30.9台，北[11]美洲千人拥有量是非洲的25倍。这个比例随着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两极分化加剧，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非洲要重构形象，非洲国家必须在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新闻传播事业、尤其是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提高自己的对外传播力，打破西方对非洲话语权的垄断。就增强媒体实力，重塑非洲形象来说，非洲国家任重道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洲国家领导人近几年又提出了持续已久、似乎具有紧迫性的关于西方媒体负面报道非洲的问题。[1] Looking beyond death, disease, disaster and despair. http://www.africafiles.org/article.asp?ID=13106&ThisURL=&URLName.[2] The Live Aid Legacy: The developing world through British eyes-A research report.http://www.vso.org.uk/news/pressreleases/liveaid_legacy.asp.[3] How are African States, especially sub-Saharan States, portrayed by the Western community? 29 June 2005.http://www.africafiles.org/article.asp?ID=9277.[4] [美]罗宾洛克夫著：《语言的战争》，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5] “Basket case”经常被用来形容那些很穷的国家，它们的人民饥寒交迫，毫无希望。[6] [美]爱德华·萨义德著，李琨译：《文化与帝国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版，第440页。[7] 《France24开播 挑战美英媒体“霸权”》，http://gb.chinareviewnews.com/doc/1002/6/3/7/100263700.html?coluid=70&kindid=1850&docid=100263700.[8] 英语原文：Africa was no integral part of the world because the world that raped it had to pretend that it had not harmed a man (or woman) but a thing.[9]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国际信息资料》，2006年，第3期。[10] 《世界知识年鉴》编辑部编：《世界知识年鉴2005/2006》，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美国·新闻出版部分。本节中的相关数据主要来自《世界知识年鉴2005/2006》和陈力丹著的《世界新闻传播史》（2002年）。[11] 《中国看重与非洲关系》，《环球时报》，2003年11月24日，第7版。
第三章 形象与真实之辩——历史现实地看待非洲
尽管围绕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的争论产生了对非洲的关注和热情，但是西方媒体似乎并没有作出任何具体的努力去报道一个完整的非洲。非洲被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压缩成一个单一、可怕的现实：贫穷、疾病、灾荒和战乱等。有关非洲的新闻仍然浸染着19世纪流行的看法。21世纪已经来临，南北方仍然生活在“多个世界，一个声音”里。“这一个声音是工业化富裕的北方通过掌握技术和经济上的优势与霸权而强加的。因此，新的世界秩序并不能保证经济权力、独立自主、自给自足、文化多元、南方国家的自主和主权。它很[1]可能是一个军事威吓和攻击南方更为弱小国家的新世界秩序。”
在这样一种国际秩序下，西方媒体坚持非洲范式建构的非洲形象是否是非洲真实的再现？西方媒体描述的非洲是真实的非洲吗？战乱是否是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独有现象，与西方殖民统治有无关联？贫穷、黑暗是非洲人天生注定的，还是与西方殖民者对非洲的经济掠夺有关？为廓清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误解，重构非洲形象，在西方中心——非洲边缘的关系背景下，非洲形象与非洲实际之间的对应关系值得去梳理一番。
第一节 非洲战乱频繁之因
非洲此起彼伏的战乱和政变恰恰迎合了西方媒体追求轰动、刺激新闻的胃口，提供了符合它们新闻价值标准的非洲故事，从而造成了非洲在国际上战乱频繁、和平稳定无处觅踪影的负面形象。但西方媒体却很少去挖掘非洲战乱的深层历史原因及战争在民族国家建构中的作用。非洲内部存在的民族（部族）矛盾和极端贫困固然是导致非洲战乱频繁的原因之一，姑且不论非洲的贫穷和民族矛盾与西方国家有没有关联（下面会具体论述），西方殖民统治的遗产和西方国家对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构的干预，却是非洲战乱频繁的主要原因。一、非洲战乱是西方殖民统治的遗产
欧美各国历史发展表明，完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确立国际地位的关键。非洲国家能否完成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建构，也是影响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民族国家建设进行比较好的国家，比如坦桑尼亚、博茨瓦纳等，其社会就相对稳定，经济也就发展快。然而非洲大多数国家之所以未能顺利进行民族国家建构，与西方的殖民统治有莫大的关系。
非洲现代民族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是殖民主义统治的产物，不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如地理的政治形状、官僚政治和司法制度、专职军[2]队和民族构成等。这种人为的而非自然演进的民族国家在独立后产生各种矛盾就成为必然。当然有部分非洲国家比较幸运，由于历史的原因，殖民瓜分并未对这些国家原有的政治版图造成重大破坏，或是由于偶然因素将原有的民族保留在一个殖民地内。这样，独立后形成的民族国家内绝大部分居民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同一或比较接近，宗教信仰又基本相同，其民族一体化过程较为顺利。
作为殖民主义遗产之一，跨国界民族对独立后的非洲国家形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殖民瓜分将一个民族分割在不同的殖民地，如刚果人被分割在安哥拉、比属刚果、法属刚果和加蓬；索马里人被分割在索马里、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吉布提。由于非洲独立国家边界是对殖民主义遗产的继承，很多历史上生活在一起并具有共同文化心理的民族被固定在不同的国家。这种现象成为非洲国家独立后边界问题的导火线。
首先，西方殖民时代人为的国家边界是非洲国家战乱不断的温床。仔细观察非洲地图，人们会发现不少非洲国家的边界线是非常笔直的，不像其他大洲的国界线那么不规则。这些笔直的国界线正是非洲一个多世纪来局势经常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西方殖民者到来前，非洲国家内部并没有固定的边界。非洲主要是游牧民族，部落常迁徙寻找水源和牧场，就连王国也只是由某些轮廓线模棱两可的地带分开。即便是组织结构较完善的国家，其国民也从未完全定居在某一个地方，中央政府只在一个有限区域内行使职权。也就是说，在西方殖民者来临之前，非洲并没有发展到民族国家建构阶段，而是处于部落与酋邦阶段或封建王国阶段。
然而，在1884年11月关于刚果问题的柏林会议上，西方国家确立的臭名昭著的瓜分非洲的立法基础——“有效占领”原则，破坏了非洲国家内部的自然边界。它规定任何国家在非洲占领土地时，必须通知其他国家，且证明其占领“有效”，否则不予承认。由于瓜分时间短促，在英法德主导下，列强在谈判桌上肢解了非洲的躯体，人为划定的整齐边界无情穿过许多部族的聚居地，经线和纬线就是划分标准。如埃及和苏丹边界的一部分是沿北纬22度线划定的，而东经22度线构成了纳米比亚和博茨瓦纳700公里的边界线。边界划分以列强利益为主导，让过去同一种族或部落现在分散在各个国家实体中，一些敌对部族或种族却被划在同一实体内，组成了一个人为的国家。尼日利亚国家首脑就曾抱怨：“我们境内的某些部族，在几内亚能找到一部分，在塞拉利昂也能找到一部分，可能在利比亚还有一部分。[3]我们却无可奈何。”据统计，非洲的国界44％都由经线和纬线划分，30％的国界是用直线或曲线的几何方法划分，仅26％的国界是自然边界。划分的随意性严重损害了非洲的发展，不仅引发了极为复杂的民族问题，还酿成非洲国家间此起彼伏的边界冲突与战争。在研究了尼日利亚东南沿海靠近喀麦隆边境的克罗斯河流域后，英国学者安尼指出：那里民族众多，却“支离破碎”、“相当混乱”，这是“欧洲人的残暴造成的”，是“分割边界”的结果，也是非洲国家民族冲突时有发生的原因。西方殖民造成的恶果现在由非洲人民承担，而造成这些恶果的西方国家媒体却在报道非洲战乱时无视历史原因，一味渲染非洲的冲突战乱，甚至认为这是非洲的必然遭遇。
其次，西方势力的干涉是非洲战乱频繁的外部因素。二战后，随着非殖民化运动的迅速发展，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土崩瓦解，非洲独立国家开始步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阶段。但无论是在被殖民之前，还是在被殖民统治时期，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没有建构出相对成型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国家认同，还停留在部族意识和部族认同阶段。而非洲国家在取得独立后，实际上还处于西方前宗主国的经济和文化控制下，成为西方国家的附属，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受到西方掣肘，并不能独立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20世纪80年代，非洲经济发展停滞，天灾人祸不断，是“失去的10年”。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和苏丹等国瘦骨嶙峋的难民几乎成为非洲形象的化身。20世纪90年代，西方强力推行的多党制加剧了非洲的社会动荡，局部冲突加剧。1994年非洲基本完成政党变革，但在殖民统治期间，非洲国家的体制基本建立在部族或部族联盟基础之上，民主的根基非常肤浅。此外，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国家的平均文盲率为40％，个别国家高达80％，在这种条件下推行多党民主不但没有促进社会公正和经济发展，反而成了加剧社会矛盾的催化剂，造成社会派别斗争。1999年，各类冲突和内战达14场，占世界局部战争的三分之一。在一些非洲国家，由于外国势力干涉，国内各种政治势力互相斗争，这从根本上助长了非洲国家部族主义的发展，从而使部族主义演变为国内局势不稳的重要因素之一。非洲部族主义在有的国家导致了分离，有的国家陷入了内乱。相反，在那些拒绝外国势力干涉的国家，部族主义的因素则为国家民族一体化的过程逐渐消化。
西方国家还在非洲寻找利益代理人，导致非洲部分国家政局不稳，战乱不断。这主要表现为两种：直接干涉和间接干涉。直接干涉如乍得内战（1966～1989年）。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外国势力的插手和超级大国的干预，造成乍得局势日趋复杂，冲突逐步升级。卷入乍得冲突的西方国家有法国、美国等，前苏联也卷入。间接干涉如尼日利亚内战（1967～1970年）。这场内战导致的饥荒灾难，给西方社会留下深刻的印象，严重损害了非洲在西方的形象。“所有的尼日利亚人希望终止地方主义、部落忠诚及任何促进部落意识的活动，[4]派别利益必须让步于民族重建的任务。”尼日利亚联邦军政府深深地认识到这种地方民族主义的危害——特别是对建设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所造成的危害。二、战争是民族国家建构的伴随现象
非洲国家独立后确实经历过不少战乱和政变，从而给以英美为首的西方社会战乱频仍的形象，但这是非洲众多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现象。回顾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战争伴随着西方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的始终，英、美、德、法、意等概莫能外。在中世纪的中后期，西欧的一些封建国家相继结束了四分五裂的状态，完成了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化的过程。这为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奠定了政治基础。2008年12月去世的美国政治理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即便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签订后的另一个150年中，西方世界的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是君主或皇帝、绝对君主和立宪君主之间的冲突，他们都试图扩大自己的官僚机构、军队、商业经济力量，以及最重要的是，扩大他们所统治的领土。在他们创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以法国革命为开端，主要的冲突变成了民族之间的而不是君主之间的冲
[5]突。”
一个“典型”的民族国家的产生，需要一个较长的孕育和发展的时期。正因为如此，即便是最早形成现代民族国家的英国，也是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惨烈的战争才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英国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经历的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和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7年)，持续时间之长，战争之惨烈，一点也不亚于非洲任何一个国家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所发生的战争和冲突。因此，从比较狭隘的角度看，欧洲民族国家发展的初始阶段，实质上就是英国如何从绝对主义王权国家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法国尽管在建设民族国家中多有挫折，但在大革命中基本完成了这一任务，并带来了一场全欧洲的战争。这场战争大大简化了欧洲的版图，特别是简化了那些还存在着中世纪式的分封割据的地方的版图。美国社会学家斯卡齐波尔（Skocpol）考察了现代国家的建立和世界体系之间的关系，发现中国革命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一样，直接源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她断言，这三大革命都源于这三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地位下滑。
在英法领民族国家建设风气之先，民族国家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选择的趋势下，谁要想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落人后，就必须尽快地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于是欧洲其余国家也以民族国家建设为主要任务，首先是实现国家政治统一，形成中央集权。这些“迟发展者”（如德国、意大利）几乎都是在挣扎着利用各种形式的武装力量争取自己国家统一的，这一历史事实发人深思。由于欧洲民族国家相互竞争的特点，已经成功建立起民族国家的民族，出于其民族主义利己的本性，并不情愿其他民族顺利地完成同样的任务。所以，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是支持还是反对其他民族的统一任务。于是，由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这一原来的国内事务，不可避免地成为国际事务。在这样的条件下，法国之后，欧洲几乎所有的民族国家都是以强力抗拒外部列强的势力、内部加强对民众和分裂势力的控制，来完成民族国家的统一，也就变得可以理解。因此，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欧洲从民族国家建构开始就在进行“自杀”，而“一战”后则更为激烈，这种暴力战争的“雪崩”，根据谨慎的估计，共埋葬了7000万至8000万条人命，并且把欧洲这个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的中心也埋在[6]下边。当然，20世纪中期以前欧洲大陆战乱分裂不断的原因很多，列强争霸、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矛盾无法解决、两大军事集团形成而又没有有效的国际安全组织制约等都是原因，但欧洲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性不平衡似乎是造成欧洲灾难深沉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为本质的因素。
纵观欧洲现代民族的形成，无论是通过和谐的、反应的还是冲突的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国家政权作用的产物，是战争冲突作用的产物。现代、理性化的政权先于民族和民族国家在欧洲出现，也只有在欧洲框架内才能理解各国之间的外交和战争现象。如此看来，民族国家建构中出现战争和冲突乃是共有现象，并非非洲国家所独有，且这种由于民族国家形成的阶段不平衡性也影响着非洲安全与稳定。三、战争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动力因素
战争不仅是民族国家建构过程必然伴随的现象，战争还是民族国家建构的动力因素。美国学者伯克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中，通过对8世纪的日耳曼部落结构到17世纪时如何发展成一种统治、支配全世界的国家体制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的核心命题：诸多伟大文明之间的相互冲突导致了西方国家体制的兴起，催生了以现代国家＋资本主义二元属性为本质特征的欧洲现代文明。
伯克在该书中提出的文明斗争冲突理论认为，在欧洲各个国家的兴起和变迁转型当中，战争行为，尤其是诸文明之间所爆发的战争，具有重要的、独特的和多重的作用。这一现象在整个中世纪和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表现得十分清晰。伯克认为，利用文明斗争冲突模式的确可以对从8世纪到17世纪期间在欧洲发展起来的现代国家体制的起源作出诠释。各种文明之间的冲突，是一台驱动西方现代国家体制兴起的发动机。另外还有社会内部的冲突和战争也是现代国家体制兴起[7]的原因之一。文明的冲突与国家间各种斗争相互结合，决定着国家建设的程度和成功与否。各种文明之间常常绵延数百年之久的冲突斗争，才是铸就西方国家体制的大熔炉。
战争在国家转型中的重大支配作用极为明显。在欧洲国家体制兴起的过程中，战争一直是一个持续不变的动力源，以至于我们完全可以将克劳塞维茨的名言颠倒一下：政治似乎是战争的某种表现形式。暴力是如此的泛滥，使我们足以把战争视为现代西方国家体制起源中[8]的一个基本的组织化的要素。欧洲、古罗马、伊斯兰、维金、拜占庭、各种斯蒂匹武士、奥斯曼、美洲土著、欧亚大陆以及蒙古诸种文明之间的冲突与斗争，导致了欧洲国家的建成和国家的变迁转型。由肆意蹂躏罗马帝国的日耳曼诸部落所建成的各种政治结构形成了后来欧洲现代国家体制的结构。伯克通过对日耳曼部落社会从非中央集权的网状结构系统向中央集权化的加洛林王朝体制扩展过程的考察，解释了早期欧洲文明的起源。因为部落社会的权力分布是网络状，而现在民族国家的权力分布应该是集中制。
在伯克之前，美国社会学家梯利1975年在其关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的经典解释中就认为，正是由于发动更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法国、西班牙、瑞典这类国家才激发出对征收税赋行政能力及官僚制[9]中央集权的需要。梯利在他的名著《大结构、大趋势、大比较》中论证了战争在欧洲各国建国过程中的显著作用。伯克的研究为梯利—吉登斯的战争事务与国家建设有着密切关系的原理提供了进一步的支持。就美国本身的发展历史来说，战争和国家安全的需要也是国家构建最重要的源泉，大规模的国家构建都是随着南北战争，两次世[10]界大战以及冷战结束而来的。如此看来，非洲国家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各种类型的战争也就更不足为奇。
因此，战争本身就是西方民族国家建构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民族国家建构发展的不平衡性是欧洲近现代战乱不止，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策源地的主要原因之一。欧洲民族国家的演进历史总体上是一个从分裂重新走向融合的过程，是一部战争史。同理，部分非洲国家之所以会给国际社会国家建设失败的形象，出现分裂、动乱，战争不断，军阀混战，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正处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而不是已经建构好的民族国家。在民族国家建设中出现分裂、军阀混战、部族冲突，似乎是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必然的副产品，欧美民族国家也是从分裂、战乱、冲突中诞生出来的。欧洲黑暗的中世纪、混乱的王朝战争，恰恰是近代民族国家孕育诞生的前夜。美国不也经历过南北战争，在领土扩张过程中不也存在白人大量屠杀土著印第安人的事实吗？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片面报道非洲的战乱和冲突，诋毁非洲国家民族建构过程中出现的战乱和内部冲突分裂等，是用一种成型民族国家的眼光来挑剔非洲国家，而忘记自己的国家也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走来的。如果彼此换位，西方国家处于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中，而非洲国家是成熟的并趋向融合的民族国家，那么西方国家在非洲媒体上的形象是不是也是战乱频仍，冲突不断的形象呢？西方媒体把非洲在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苦难归咎于非洲黑人的愚昧、低劣、野蛮，显然违背历史发展的真实。照照历史的镜子，它们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也是这样走过来的。
欧美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也表明，发展现代经济，无疑是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重要筹码，但满足现代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只有在一个特定的政治与经济单位内才可能逐步实现，这就使建立民族国家成为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而这也正是非洲经济发展缓慢，现代化程度低的根本原因，一旦非洲国家完成民族国家建构，非洲必然会走上经济快速发展、现代化进程加快的轨道，从而根本改变非洲在国际社会中的形象。因此，以英美为首的西方媒体聚焦于非洲的战乱和冲突，不过是百步笑五十步。西方民族国家建设走了一百步，已基本成熟定型，而非洲民族国家建设才走了五十步，还在为实现统一民族国家认同，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努力。另外，已完成民族国家建构的西方国家出于其民族主义利己的本性，并不乐于看见其余的民族顺利地完成同样的任务，尤其对于它们曾经的殖民地非洲，所以在非洲国家建构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决定是支持或反对其他民族完成民族国家建构和由谁来完成的。西方媒体对此避而不谈，甚至成为西方国家干预非洲民族国家建构进程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地、现实地看待非洲国家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努力。
第二节 民族冲突是西方国家种下的恶果
民族（部族）矛盾往往是导致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非洲的部族数量之多可谓世界之冠，至少在2000个以上。这些部族的语言、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各不相同，部族矛盾错综复杂。部族有很强的“领地”观念，部族矛盾常常演化为暴力冲突。政府在制定、实施各项政策时，稍有不慎就可能激化部族矛盾，甚至引发部族战争。持续多年的索马里战乱和刚果（金）的武装冲突就是典型的部族冲突。中非小国布隆迪内战（1993～2005年）持续12年，部族矛盾是主要原因。
由于语言风俗、文化宗教、道德习惯、价值观等方面的不同，两个以上的民族共处必然导致一些矛盾。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现代国家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民族一体化。世界近代史表明，在多民族国家，民族一体化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近代民族主义的发源地欧洲为例，民族一体化经历了近百年的过程。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政治新闻时总是强调非洲目前存在的民族问题，然而，民族矛盾与民族冲突是国际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更为重要的是，非洲频繁发生的民族冲突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因果关系。
非洲民族或部族之间的冲突是殖民主义“间接统治”和“分而治之”的遗产。西方在殖民时期对非洲实行分而治之和间接统治策略对非洲民族和国家认同建构造成尤为恶劣的影响。“间接统治”是欧洲殖民统治在非洲的典型制度，它是用当地的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对殖民地进行统治。在那些建立了不同民族之间上下级隶属关系的殖民地，间接统治破坏了原有制度中的平衡性，从而加剧了不同民族间的矛盾和冲突。
正如尼日利亚报纸《这一天》编委会主任戈德温·阿戈布洛克指出，西方媒体只热衷于以自己的眼光来审视非洲，而无视造成非洲现[11]状的历史根源。事实上，非洲目前的冲突和灾难与殖民历史有着很大联系。例如在卢旺达，长期处于统治地位的图西族在先后得到德国殖民政府和比利时当局的支持后，对胡图族农民的压迫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殖民统治日益加剧的民族矛盾在独立后的适当时候开始[12]激化。1994年卢旺达发生骇人听闻的种族大屠杀，西方媒体把它描述成部落之间的仇杀，以致未能引起国际社会重视，阻止这次悲剧的发生。而造成胡图族和图西族冲突最重要一点就是历史上西方殖民者强行划分这里的族群，在卢旺达“以夷制夷”，用占少数的图西族统治占多数的胡图族，让原本和睦的胡图族和图西族反目成仇。
殖民统治建立后，为巩固殖民统治并及早防范可能兴起的非洲民族主义，西方殖民势力力求对非洲各地的政治单位进行确定。西方殖民政府为了便于间接统治，强行建立或划分了部落，从而强化了人民对部落的归属感。如北尼日利亚，由于英国的间接统治既保留了土著首领的权力，又保留了土著社会的制度，这实际上也就保留了土著居民对部落的依附和忠诚。尽管这些部落（族）曾在英国的殖民统治下结为一个行政实体，但各部落的土著居民与他们的首领对民族与国家的概念都从未有过明确的认识。基督教传教士也成为殖民政府在培养“部落精神”方面的助手。据北京大学李安山考证：英国殖民部曾利用基督教传教士对殖民地进行所谓“部落精神”的培养。英国殖民政府力图利用非洲当地族体上的差异来达到政治目的——阻止泛非主义的传播，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即是通过传教士来“培养”殖民统治[13]所需要的“部落精神”。所有被传承下来的对部落的忠诚，都成为建立对国家忠诚的障碍。权力的分散，意味着独立来临之际，还没有人知道什么才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所以，在战后非殖民化进程迅速发展之际，间接统治的消极影响便充分暴露出来。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通过间接统治所保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及其制度，此时严重地束缚了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使这些殖民地在独立之初便埋下了社会长期分裂动荡的种子，从而极大地影响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民族认同[14]和国家认同的建构。换言之，殖民统治的经历使非洲人民强化了对部落或部族的认同感，而没有培养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感。
西方在非洲强加的多党制导致民族（部族）问题成为非洲冲突的另一主要根源。在非洲政坛，许多政党都有部族背景。事实表明，以部族为依托的多党制，因社会结构中存在不稳定因素，很容易导致暴力冲突。非洲发生的冲突，大多有部族矛盾的背景。这些部族都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在社会发展中未能聚合成为统一的民族。由于都有特定的利益，随着对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需求的增大，必然会产生矛盾，甚至演化成暴力冲突。就非洲许多存在民族冲突的国家来说，尽管经过国际调停可以开始和平进程，但如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民族（部族）关系问题，实现民族一体化，社会的长治久安还是不能实现。
而正当非洲国家致力于民族国家建构时，西方鼓吹的世界主义和全球意识一定程度上为非洲国家部族主义的生存提供了舆论土壤。自上世纪60年代非殖民化运动以来，发达国家为继续保持长期殖民主义统治所形成的世界经济分工格局，维持对这些国家的控制和剥削，不得不采取一些新的方式和手段。其中之一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竭力以世界主义或全球意识来取代国家和民族的主权意识。这对正处于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非洲国家来说是一个不利条件。在后殖民主义阶段，发达国家想要继续维护殖民主义利益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权。跨国公司的意识形态不是自由放任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而是全球主义，即全球意识。在后殖民主义阶段，发达国家为继续维护其旧的殖民主义利益，更加注意意识形态的力量和作用，并不断在此领域发起舆论攻势。其目的就在于使那些获得了独立的前殖民地仍像过去那样，在政治和经济方面听其摆布。因为就后殖民主义时代而言，“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是其最本质的特征。
为什么非洲一些国家发生的民族矛盾会引起全世界如此广泛的注意呢？首先，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习惯于将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因此，这个大陆上53个国家中任何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都可以冠之以“非洲”。其次，个别非洲国家的民族矛盾曾经引发较大的冲突或恶性事件。这种情况给独立后的非洲国家抹上了一层难以清除的耻辱。更有甚者，这种冲突持续的时间长，由此引发政治事件或引起世界的重视（如军事政变或种族大屠杀），或引起周边邻邦的连锁反应（如非洲大湖地区的难民潮）。这种消极的政治现象成为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再次，在很多情况下，一些非洲国家的民族冲突背后有大国干涉的因素。这种大国干涉的因素有历史遗留的殖民宗主国关[15]系，有对势力范围或稀有资源的争端，还有军火贩卖的交易。
当然，从历史“恶的作用”角度来看，殖民主义统治的双重作用也在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中明显地体现出来。在政治上，一方面，它促成了非洲现代民族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它阻止了非洲现代民族国家的正常产生，而以一种畸形的方式助产了具有人为边界和人为组合的国家。从经济上，一方面，它将非洲卷入了现代世界经济体系；另一方面，它阻止了一个独立经济体系的出现，而培养了一种依附性经济。从国家民族形成的角度看，一方面，它为各个民族各方面的交往提供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要更为便利的条件；另一方面，它通过各种方式扶持和培养各个“部落”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代理人，从而阻止了各个殖民地民族一体化的进程，并使部落主义的势头大大增强。因此，殖民主义统治在一定程度上是非洲部族冲突的主因——部族或部落主义的始作俑者，它从边界划分、行政管理、宗教传播等方面影响了当地的民族一体化进程，也丑化了非洲国际形象。
第三节 非洲灾荒不断与西方国家之关联
在西方媒体中，非洲连年饥荒，难民瘦骨嶙峋，饿殍遍野。这固然是非洲真实的一面，与非洲恶劣的自然条件有关，西方过去对这些国家的殖民掠夺也难辞其咎。不过西方媒体却把非洲灾荒简单归因为非洲国家管理不当、政府腐败、战乱，而有意无意忽视或扭曲其历史政治背景。事实上，非洲灾荒不断同样与西方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是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灾荒时就事论事，不予提及。
西方的殖民掠夺是非洲灾荒不断的历史原因。历史上，西方国家在非洲殖民地的经济可以分成三个部分：沿海地区、单一经济产品区和粮食作物生产区。这种划分不仅是一种现代经济所要求的劳动力分工，而且促成了同一个殖民地各个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并形成了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不平等。出口经济作物生产对非洲的传统生产方式的摧毁力是巨大的，一些非洲人纷纷从传统的农业耕作转向经济作物的生产。然而，在资源存量不变的情况下，用于出口作物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越多，用于粮食生产的土地和人力资源就越少。这样，粮食作物的生产在有的地区被遗忘，有的地区在20世纪30年代即出现了粮食短缺。就整个殖民经济体系而言，这些地区是投资最少、基础建设最差的。可以说，欧洲人通过出口经济作物或矿产品摧毁了非洲人[16]自然形成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却漠视了广大非洲人民的生存。这是导致非洲饥荒不断的一个历史积累原因。
西方发展援助机构脱离非洲国家实际，胡乱开出经济发展药方加剧了非洲贫困灾荒。西方国家和国际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压迫部分非洲国家从自我维持的农业生产转向出口玉米生产。以津巴布韦为例，津巴布韦的谷物种植面积从895000英亩减少到245000英亩，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鼓励该国种植更为高级的土豆，结果导致津巴布韦这个南部非洲面包篮子，[17]现在面临巨大的饥荒。但是西方媒体在报道津巴布韦的饥荒时，采取简单归因方法，认为津巴布韦饥荒是穆加贝的铁腕统治和强行推行土地改革的结果。西方媒体并没有探讨索马里、津巴布韦、苏丹、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饥荒的深层原因。
西方支持一些亲西方的非洲独裁国家，导致其内部管理混乱，战事不断，是非洲一些国家灾患连连的另一原因。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索马里出现的人道主义危机，1969～1991年西亚德的独裁统治对饥荒负有直接的责任。是政治冲突，而不是自然灾难导致了人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许多饥饿的受害者绝望的处境。而西亚德之所以能实行独裁统治，与美国背后不光彩的支持有关，但这些被美国主要媒体所忽视。更为典型的是，美国主流媒体视索马里问题为内部固有的、永久的问题：“有限的自然资源和内部争端历史地使稳定成为遥远的未来。而索马里部族之间经常的战争导致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Time,12/14/92）。”
不合理的经济援助结构加重了非洲部分地区的饥荒。美国媒体新闻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给予非洲的援助，但是西方国家以利润和贷款利息的方式从非洲获得大量金钱（平均每年220亿美元），远远大于西方国家给予非洲的援助（一年100亿美元）。这种巨额悬殊已经导致非洲国家债台高筑，现在非洲国家的外债高达3000亿美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概览》，10/06）。这种结构性经济问题很少被西方媒体作为导致非洲长期饥荒的原因之一而强调。就是西方食物援助本身，也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尽管很少进入主流论坛。农业捐赠食物通常被西方当做一种减少农业补贴的方式，一种倾向于鼓励当地农业生产的行为方式。一位以前参与非洲救济的工人迈克尔·马仁（Michael Maren）在“乡村之声”说：“过去30年上百亿美元的食[18]物援助导致非洲更易于饥荒，比以前更依赖于外来的救济。”
第四节 西方媒体漠视非洲的真实发展
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时不仅无视历史，而且漠视非洲当下的发展。第一章在概述非洲当下形象时提到，13位前非洲国家领导人在出席前非洲国家总统圆桌会议之前，调查统计了《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过去十年（1994～2004）关于非洲的报道。他们认为在这十年，这些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远非公正、平衡。显然，透过以美国媒体为首的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人们只能看到非洲的战乱、灾荒、腐败、疾病等负面问题。或许这是非洲的一个面向，但是非洲的另一个面向却不为国际公众、尤其是不为西方公众知晓。
2006年9月由世界银行编撰的年度《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告诉世界，非洲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提供了1980～2004年非洲全部53国社会经济指数，是世界银行关于整个非洲社会经济状况的报告，它告诉了世界关于非洲的另一面向，为我们为非洲真实形象的辩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显示，一些非洲国家的发展取得了可观的进步。尽管经济发展情况各不相同，但整体上，非洲在医疗、教育、贸易和消除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非洲的人均收入保持着增长的态势。在肯定非洲取得一定发展的同时，《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的数据也显示，非洲依旧面临诸多挑战。《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的数据表明，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16个非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始终维持在4.5%以上。非洲的通货膨胀率也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大部分汇率失真的情况已经被消除，政府财政赤字正在下降。1996～2005年期间，非洲国家年均GDP增长数据显示：占非洲人口总数20%的国家增长率为1.3%；占非洲人口总数16%的国家增长率为3.4%；占非洲人口总数35%的国家增长率为5.5%，而占非洲人口总数29%的石油出口国增长率为7.4%。但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极不均衡，以2004年为例，当年整个非洲国家的GDP总值为5260亿美元，而南非占了2150亿美元，接下来是尼日利亚（720亿美元）。南非和尼日利亚两国占了一半还多。《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指出，很多非洲国家，包括塞内加尔、莫桑比克、布基纳法索、喀麦隆、乌干达和佛得角，在解决贫困问题方面取得了重大进步，正在按计划实现到2010年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发展目标”。如果非洲国家想在2015年实现联合国2000年制定的“千年发展目标”，每年将需要投入400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这就意味着每年的经济增长需要达到7%，并将5%的国民生产总值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方面，《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提供的数据显示，非洲国家适龄儿童入学率已经显著提高。初级教育的入学率从1990年的72%上升到2004年的93%，从而使得识字人口的[19]比例从1997年的50%提高到2002年的65%。
2007年11月14日，世界银行发布的《2007年非洲发展指数报告》进一步指出，1995年至2005年期间，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取得了明显增长；非洲整体经济表现与1945年至1985年期间的经济崩溃、或1985年至1995年期间的经济停滞不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改善投资环境和基础设施、鼓励创新并加强机构能力建设，就有可能在未来取得更加快速而稳定的增长。
以上数据表明，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只是非洲的一个面向。由于价值观和国家利益的不同，西方媒体热衷于报道非洲落后和阴暗的一面。非洲，特别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长期以来一直以负面形象见诸报端。然而目前非洲安全形势趋稳，只有索马里、乍得、苏丹、津巴布韦和几内亚等少数几国还处于战乱或内部分裂中，地区热点降温、经济稳中有升，非盟促进非洲发展、维护非洲稳定作用增强。因此，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远非是非洲真实的反映。人类的无知往往是因为对历史的颟顸，而人类的误解则经常是来自于信息的缺失。对于非洲，我们同样因为相关信息的缺乏而难以真正了解。世界银行这份最新的关于整个非洲社会经济状况的报告——《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以翔实的数据对非洲作出了这样的结论：今天的非洲正在变化，非洲在医疗、教育、贸易和消除贫困等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遗憾的是，西方媒体对此总是视而不见，或避而不谈，基本不做报道，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果以及通过区域合作解决争端的努力，被淹没在西方媒体关于部族冲突、疾病蔓延、饥荒爆发等大量偏见性的报道之中。即便在世界银行发表《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后，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是用“非洲是否终于改观”的怀疑口吻予以报道。
当然，正如世界银行《非洲发展指数（2006年）》和《非洲发展指数（2007年）》所指出的，非洲的发展还面临巨大的挑战。面对逆境，非洲人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他们在必要时对自身文化的诉求和为了未来的发展而从这些文化中汲取灵感的愿望，应当得到充分的尊重。今天，当生活在地球上最遥远地区的人们寻找自身的认同感时，这种在过去数十年形成的文化空间就变得更为重要。非洲希望合作，忽视非洲的声音将会影响全球的稳定。“非洲悲观主义者”应该认识到，非洲有很多国家，它们正在以不同的节律共同行进在政治和经济复兴的发展道路上。一些国家表现出良好的领导能力，其多党制基础上的政治不断趋于开放，鼓舞国内外投资者信心的政府治理能力和经济增长率不断改善与提高，这些国家实际上已经获得了“起飞点”。一些国家也表现出强烈愿望，希望通过开明的领导和有力的经济政策重建它们遭受战争蹂躏的经济。还有一些国家则处于过渡阶段，或者[20]正在取得进步。
历史现实地分析导致非洲战乱、民族冲突、贫穷灾荒等的原因，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媒体关于非洲的报道，总体而言是一种脱离历史现实视角的片面报道，是一种歪曲历史真相的报道；由西方媒体建构的非洲形象远非非洲真实、全面信息的再现，西方媒体和公众所认知的非洲形象既不是非洲的全部，形成这一形象的部分事实也不是非洲独有的，更不是非洲人民一手造成的。因此，西方媒体中的非洲形象与其说是非洲部分现实的再现，不如说是西方媒体根据自己意识形态制造的关于非洲的神话和喻象。西方媒体作为非洲外的观察者，“作为自身文化的一个带有偏私的成员，因其文化中宗教的、理智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倾向，而总是想依据某一受到时间和空间局限的视角去整理历史的材料，总是想形成一些武断任意的形式，并将历史的外表强行纳入其中，而实际上，这些武断任意的形式与历史的内在[21]内容全然不合”。因此，西方媒体摆脱观察者的偏见的掣制，应是它们努力的目标。[1] Living off rats to survive in Zimbabwe.http://www.cnn.com/2006/WORLD/africa/12/19/koinange.zimbabwe/index.html.[2] The African Paradigm: The Coverage of the Zimbabwean Crisis in the Norwegian Media. By Nkosi Ndlela.University College of Hedmark, Norway.http://www.wmin.ac.uk/mad/pdf/zim_art5.pdf.[3] 张允诺、高宁远著：《外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38～339页。[4] Post-NWICO debate: Image of Africa in the Western Media. By Tokunbo Ojo.http://web.mit.edu/cms/Events/mit2/Abstracts/TOjo.pdf.[5]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53～254页。[6] 《非洲：几何线边界埋下祸根》，《环球时报》，2006年10月27日，第18版。[7]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76页。[8]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9] [德]贝格哈恩著：《自杀的欧洲》，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第1版，第1页。[10] 维克多·李·伯克著：《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61页。[11] 维克多·李·伯克著：《文明的冲突：战争与欧洲国家体制的形成》，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2页。[12] 弗朗西斯·福山著：《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13] 弗朗西斯·福山著：《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页。[14] 《西方关于非洲的报道遭到批评》，by Eliud Miring'uh.2006年8月9日，肯尼亚《东非标准报》。[15]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33页。[16]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1页。[17] 高岱、郑家馨著：《殖民主义史》总论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16页。[18]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5页。[19] 李安山著：《非洲民族主义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20] Media on the Somalia Intervention: Tragedy Made Simple.By Jim Naureckas(1993).http://www.fair.org/index.php?page=1211.[21] Media on the Somalia Intervention:Tragedy Made Simple. By Jim Naureckas(1993).http://www.fair.org/index.php?page=1211.
第四章 西方如何建构非洲形象——非洲范式分析
西方媒体一贯自诩坚持新闻专业主义，坚持客观、公正、全面、平衡的报道原则，但仔细研究以英美为主体的西方媒体对非洲的报道就会发现，所谓新闻专业主义和客观、公正、全面、平衡的报道几乎成为它们获取公众信任的幌子。西方媒体在关于非洲报道上的双重标[1]准及其标榜的客观、公正、平衡令人想起了法国寓言小说家拉·封丹的一首寓言诗《褡裢》：“对人家，我们的眼睛像野猫，对自己，我们的目光像鼹鼠。我们原谅自己的一切，对别人却毫无宽恕。看自己是一种眼光，对别人则是另一样。”
在具体分析西方媒体如何报道非洲新闻后，一个规范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内在框架呈现出来，这个框架我们称之为“非洲范式”。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新闻时一般都坚持这种范式，或者说这种范式指导着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新闻。
第一节 非洲范式及其分析工具
非洲范式是对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新闻时所秉持的立场、价值观或原则规则，所采用的讲述非洲新闻的角度、框架，所使用的方法技巧等的理论概括。按理应该在具体分析西方媒体如何报道非洲之后才能得出。这里采用倒叙的方式提前并介绍分析它的工具，以便于后面的具体分析和论证。一、何谓非洲范式
怎样正确和理论化概括西方媒体如何建构、为何建构非洲负面形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如果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借用“范式”一词，那么“非洲范式”自然成为相对精练和准确的概括。
库恩在该书中并没有给“范式”做明确的界定，在书中，他至少在以下三个意义上使用范式：（1）“我所谓的范式，通常是指那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它们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2][3]答。”（2）范式是“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信念”。[4]（3）范式是“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库恩认为，范式具有认知功能和规范功能，在一段时间里为实践共同体提供典型的问题和解答；它能告诉实践者哪些实体存在，哪些不存在，以及这些存在的实体如何活动；是在某段时间内所接纳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5]准的源头活水。因此，库恩认为，范式如果不能克服它遭遇到的危机和挑战，就可能发生转变，而科学革命既是世界观的改变，也是范式的转变，是视觉性的革命性转变。“范式一改变，这世界本身也随之改变了。”
本书借用范式是“一套相互关联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信念”和“一个公认的模型或模式”的内涵来概括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时所坚持的立场、价值观或原则规则，所采用的讲述非洲新闻的角度、框架，所使用的叙述方法技巧。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模型和模式，或者说理论和方法论的信念，具有认知和规范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功能，而这种模式或理论和方法论的信念正在遭遇挑战和危机，需要超越和更新。
因此，西方媒体报道非洲新闻的价值观、立场、方法技巧等，用非洲范式来加以概括应当是准确的。所谓非洲范式，就是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新闻时所采用的讲述非洲故事的角度、框架，所使用的方法技巧，所秉持的立场、价值观或原则规则等的总称。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新闻时一般都坚持这种范式，或者说这种范式指导着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新闻。非洲范式可分成两个层次：表层的方法技巧层次，内在的价值观念与秩序利益层次。本章主要分析非洲范式的表层。
使用“非洲范式”来概括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模式，并不等于说西方媒体在报道其他发展中国家时有另外一套模式。事实上，西方媒体在报道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时基本都坚持类似的理论和方法论的信念，因而并不存在诸如“拉美范式”或“亚洲范式”，只是在报道非洲时表现尤为明显，因为只有非洲曾经全部沦落为西方的殖民地。二、分析非洲范式的工具
为分析西方媒体如何报道非洲新闻，非洲范式在它们报道非洲新闻时的具体适用，需要一定的理论分析工具。西方媒体报道非洲的行为是传播行为，所以在分析西方媒体报道非洲、建构非洲形象的非洲范式时，我们主要从传播学、新闻学、语言学中借用信息处理概略理论、图片理解理论、普通语言学理论和客观性研究作为分析工具。有这四种理论，就有了分析西方媒体如何报道非洲新闻的工具，从而揭露西方媒体在报道非洲新闻时虚伪性和双重性的一面，揭示非洲范式的本质。1.信息处理概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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