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学会的讲稿(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佩昌

出版社：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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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在苏州国学讲学会的讲稿试读：

导言

章太炎是我国清末民初时期的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国学大师。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出生于浙江杭州府余杭县东乡仓前镇，父亲曾任县学训导，并在诂经精舎担任监院多年。9岁时外祖父就对其进行系统的文字音韵学教育。13岁在父亲和表兄的指导下研读许慎《说文解字》、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顾炎武《音学五书》、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打下初步汉学基础。16岁时参加县试，癫痫病突然发作，没有考成。从此放弃科举，广泛涉猎经史子集。

1895年章太炎28岁，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日签订《马关条约》，康有为“公车上书”，章太炎加入康有为在上海设立的上海强学会。从此走上了“有学问的革命家”的道路。

1903年章太炎在上海爱国学社任教，结识邹容、章士钊等。五月，邹容写成《革命军》，章太炎为其撰序，并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与改良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6月30日，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制造“苏报案”，章太炎被捕入狱。次日，邹容自投入狱。次年章太炎被判刑三年，邹容被判刑两年。章氏在狱中开始研读佛经。

1906年6月章太炎出狱，孙中山自东京派人来迎，遂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章氏发表演说，认为当前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0月，成立国学讲习会，作《论诸子学》等讲演。

1907年2月，章太炎、康有为将保皇党改为国民宪政会。9月，梁启超、蒋智由在东京筹组推动立宪的政闻社。章太炎撰文予以批驳揭露。4月，章太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民报》成为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抨击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阵地，“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引起清廷的恐慌和仇视。清政府派唐绍仪与日本政府交涉，日本政府出面封禁了《民报》，将章太炎传入警署。章太炎二入牢狱。11月26日，东京地方法院裁判厅开庭审讯，章太炎据理辩驳，无懈可击，裁判长张口结舌、理屈词穷。但是，东京地方法院对章太炎仍作出罚金150元或服役150天的判决。鲁迅、许寿裳等人代交了罚金，章太炎获释。

1911年，武昌起义，消息传到东京，章氏中断讲学，回到上海。在上海国民自治会演说：“宜先认武昌为中央政府。”当黄兴就扩大同盟会问题相询时，章太炎以“革命军兴，革命党消”告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中华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章太炎、程德全被选为正副会长。章太炎发表演说：“本会性质，对于政府立于监督补助地位。”认为“中国本因旧之国，非新辟之国，其良法美俗，应保存者存留之，不能事事更张也”。

1913年3月，宋教仁被袁世凯指使赵秉钧派人刺死于上海。章太炎怒不可遏，先在上海发表反袁文章，后又只身赴京当面讨袁。“虽经友人力阻，而先生则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于八月冒险入京。”章太炎到京后，曾摇着用勋章做扇坠的折扇，径闯总统府，以示对袁世凯的反对和蔑视，大有祢衡击鼓骂曹的气概。袁世凯先将太炎先生拘于共和党本部，继又囚于龙泉寺，最后则禁于钱粮胡同。1916年3月，袁世凯忧惧而死，章太炎才获自由。

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侵略，再次激起章太炎的民族义愤，他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他冒着炮火到北平拜见张学良、吴佩孚，劝他们抗战，后又通电怒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危急至此，犹不奋力向前以图恢复，平日整兵治戎，所为何事？应即督促前进，自谋靖献。如犹逍遥河上，坐视沦胥，此真自绝于国人，甘心于奴隶者矣！”

在革命面前，章太炎表现得如此决绝和自若，而面对未竞的学术事业，他则往往饮恨在心，不能释怀。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是革命先驱，也是国学泰斗。历史学家侯外庐说：“章太炎对于中国学术文化遗产的论述十分丰富。他是古经文学派最后一位大师，同时又是儒家传统的拆散者。他的思想的发展变化及其矛盾的性格，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章太炎对待治学就像对待革命一样，充满激情，百折不挠。因为，二者的目的是一致的。化用弘一法师的一句名言——“念佛不忘爱国，爱国必须念佛”，章太炎则是“革命不忘治学，治学必须革命”。黄季刚在《太炎先生行述记》中说：“其授人国学也，以谓国不幸衰亡，学术不绝，民犹有所观感，庶几收硕果之效，有复阳之望。故勤勤恳恳，不惮其劳。”

章太炎兼革命大家与国学大师于一身，一生特立独行、卓尔不群，鲁迅为之倾倒，说：“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1908年《民报》被禁，章太炎在东京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专务历学”，“弟子至数百人”。1913年至1916年，章太炎被袁世凯幽禁在北京，章太炎又在今钱粮胡同19号续办“章氏国学讲习会”，听讲学子，约100多人，大部分是北京各大学的教员。与此同时，袁世凯雇用一些人组织“孔教会”，以“孔礼”为“国教”，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章太炎“甚非之”，在钱粮胡同“章氏国学讲习会”门外贴出告示，言明“凡参加‘孔教会’者，不得入内听讲”。

1935年9月，章太炎以年老体弱之身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章太炎授课之时，“听者近五百人，济济一堂，连窗外走廊等地，也挤满了人。”

章太炎1934年秋举家由上海迁至苏州，从此在苏州定居讲学。在章氏国学讲习会筹办期间，组织章氏星期讲演会，章太炎共讲九期，由弟子王謇、吴契宁等人记录，后行刊出版，目次分别为：《说文解字序》、《白话与文言之关系》、《论读经有利而无弊》、《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再释读经之异议》、《论经史儒之分合》、《论读史之利益》、《略论读史之法》、《文学略说》。本书“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将前八期收集，其中第九期《文学略说》放至“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部分中。“章氏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是讲习会第一期的内容，由章太炎亲自讲授，由弟子王乘六、诸祖耿记录，是为应全国学术界要求，每一门课讲毕，都要记录成册，刊印发行。这些内容都是章太炎治学的心得，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内容丰富而充实，讲解全面而系统，深入浅出而不乏精见卓识。

章太炎讲课时已患病在身，讲课中常常气喘不止，他后来不能进食，仍要坚持授课，并曰：“饭可不食，书仍要讲”。1936年6月14日一代国学大师章太炎病逝于苏州，当时被人们评为“革命元勋，国学泰斗”。

本篇导言参考了大量文献，引用了许多专家的文字，在这里表示衷心的谢意。

章太炎 星期讲演会记录

第一章 说文解字序

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说文》九千字，小篆杂以古籀。何以偏主小篆，不专以古籀为主？盖古文笔画淆乱，不能尽以六书解说，而籀文十五篇，已亡其六也。居今而言，八卦与文字未必有关，其所以首举八卦者，大抵初造之文，有若干字取诸卦象。为水，字从之。为火，古之火字作。为气，天积气也。气作，义与天同。为州，汉人书坤作，地之大者，无逾九州，故州字重而书作。其余震兑艮巽，不与初文有关，盖造字时去取各有宜耳。

及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万品以察，盖取诸夬。夬扬于王庭，言文者宣教明化于王者朝廷，君子所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也。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

契者，刻画作凭信也。古人造字，本以记姓名，立券契。尔时人事简单，人我所需，惟此而已。《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之言：“书足以记姓名而已。”语本非谬，其后人事愈繁，文字之用乃广。行文立言，皆后起之事也。仓颉初造之文，为独体象形与独体指事。指事者，象形之广义也。若两文合而成字者，非会意，即形声。仓颉时尚未有此，形声相益即谓之字者。字字叔重训乳，乳即产生之意。《易·屯》：“女子贞不字，十年乃字。”此字之本义也。文本无多，两文相合，孳乳日益，遂名曰字。或谓字之一言，春秋时尚无其称。《论语·子路》“必也正名乎”，《仪礼》“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名者，今所谓字也。或曰书，或曰文，于古未有言字者，称字殆自秦始。此语不然。古人幼名冠字，字之云者，谓由名孳生之别名耳。秦以前人，已有名复有字，何得谓为始于秦哉！古文变化綦多，封于泰山二语，本诸《管子》、《韩诗外传》，事证不详，理或然耳。《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事，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小学者，儿童识字之学也；六书者，古人造字之法也。宇宙万彙，有可以指其事而为文者，之类是也。有可以象其形而为文者，☉之类是也。然象形、指事，可施于名物者多，可施于动作者少，于是乃有形声、会意之例。止戈为武，止戈者止人之戈也。语本楚庄王，谓禁暴戢兵方谓之武。然此恐是一时美谈，未合初义。《书·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今步伐二字，人人沿用，窃意武之云者，会步伐之意而已。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军令森严，步伐整齐，此所谓武矣。叔重袭楚庄王之意，沿用古训，不取异说，故云然耳。人言为信，三体石经信作，从千不从人，千人之言必可信。十口相传谓之古，意义正同。千之古音如人，则信、二字皆会意而兼形声矣。转注假借，异说最多。余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者，兼以音义言之。考之与老，义既匪二，音复相近，此所谓转注也。未造字时，先有语言，方音有殊，名义则一。其音或双声相转，或叠韵相移，则为更制一字，字形虽异而音义大同。虽二字，实本一字，此转注之义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者，谓造长短之长，不造长幼之长。造命令之令，不造县令之令。县令发令于众，长者长于幼小，号令之令，长人之长，即托于命令、长短之字以行也。自段氏以同声通用释假借，其义乃泛。信如其说，古人制拼音之字足矣，何必如此繁琐哉？且文字之用，本以治万民、察百官，广同音通用之道，势必纠错纷纭，不可究诘，百官乃不得治，万民乃不得察，适足增治丝之棼耳。揆其初意，盖以经典相承，文有音讹，不敢指斥其非，故造同音通用之说饰之。自汉以来久有此说，而不可以解六书之假借。余谓假借云者，意相引申，音相切合，义虽稍变，不为更制一字。如令、长之类，托其事于命令之令、长短之长，引申其义，不别为一字，然后文字不至过繁，此与转注之例，相为正负，乃文字繁省之大法也。

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造文字者仓颉也，正文字者史籀也。史籀《大篆》十五篇，至叔重时，仅存九篇。古文沿袭多讹乱，不尽可以六书解，籀文则字字可以六书解。今三体石经之古文，为叔重书所不收者，亦有可以六书解者，然不甚多，若大篆几无字不可以六书解。盖文字沿用既久，势必日趋谬误。是正文字者，后有李斯，前有史籀。古文笔画既少，结体亦不方正，大篆改之，为之增加笔画。笔画重叠，则不易混淆，此史籀之苦心，石鼓文在，可证也。孔子、左氏，后于史籀。史籀为王朝太史，是正文字之后，后人应奉为准则。而复沿用古文者，六经中《易》、《书》、《礼》、《诗》，《诗》除《国风》外，均史籀前书，流行民间，为日已久，史籀不及改也。又封建时政治不能统一，史籀之力，仅及王畿千里，故其文不甚行于关东。且作书者畏大篆之繁重，故依古文以省时间耳。叔重尊耸壁中书，故曰其意可得而说，实不可尽说也。

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七国文字，与春秋不同，然无特异之名，今亦不可知（《凡将》、《训纂》或有七国时字）。文字异形，淆惑自生。秦既并天下，同文之举，自不容缓。李斯等所作《仓颉篇》，今所谓小篆也。小篆之前，秦所用皆大篆。秦本周地，史籀造大篆，不行于关东，而行于关内，秦器盄和钟，文字方正，略同大篆，可证也。其后秦尊视大篆，依倚以成小篆，所谓省改者，以大篆太繁，故略有省改耳。秦以法治，事须明白，古文易乱，不得不废。废古文，以其背法治；焚诗书，以其易立异，意正同也。然仍有用古文者，秦碑“及”作ㄟ，二十六年，“二十”作，皆古文也。峄山碑，从十不从。十，古文也。可知秦亦有时用古文，盖碑版美观，用意不同耳。

自尔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张怀瑾《书断》引《吕氏春秋》“仓颉作大篆”，今《吕氏春秋》无此语，或古文亦称大篆，事未可知。刻符文字，今于汉铜虎符见之，字体并无稍异。虫书即所谓鸟篆。摹印者，刻玺之文，宋人摹秦玺文，见薛尚功《钟鼎款识》，字体甚奇，书于旗帜者亦然，盖摹印与虫书互相混用也。署书所以题榜，殳书所以书觚，汉瓦当文，随圆势而结体，亦其意也。刻符、殳书，字体不变，虫书、摹印，加以花纹，为之不易，故别立门目耳。秦隶今难见，即西汉人隶书亦难见，汉碑八分有波磔，东汉初年石刻，笔势似篆，全无波磔，与夫秦权、秦量所刻，笔势似篆而笔画减省者，殆皆所谓秦隶矣。

汉兴有草书。

草书之原甚早，不始于汉。《论语·宪问》“裨谌草创之”。《史记·屈原列传》“屈平属草藁未定”。疑古人已有，惟不立专名耳。二十并作，笔画连缀。旅古文本作，而又变作，亦取其本不连者而连之，是皆草书之滥觞也。《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吏。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冣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今虽有《尉律》，不课，小学不修，莫达其说久矣。《尉律》者，廷尉所守之法律也。讽籀书九千字，孙渊如谓籀书有九千字，许书九千字皆籀文，然《仓颉篇》小篆仅三千字，焉得籀文有九千字哉？段氏训籀为读，义亦未谛。《说文》：“讽，诵也。”讽籀书九千字者，取九千字之成文，以籀文书之，令受试学童，读而诵之耳。《尉律》虽定于萧何，本多捃摭秦法。秦作小篆以前，籀文盛行，及后焚书，而官书固在，故令学童诵之以观其习识籀文与否。逮及汉初，去秦未远，故犹以此为考试之标准也。《汉书·艺文志》但言讽书而无籀字，盖时至汉季已渐变旧制矣。

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凡《仓颉》已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群书所载，略存之矣。及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丰等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

孝宣去李斯作《仓颉篇》时，未及二百年，失其传授，已不能读，可知识字须有传授矣。汉初，六国遗老尚存，通古文者犹多。秦焚书时，高祖已四十余岁，应识古文，娄敬、陆贾、叔孙通辈，亦皆生焚书之前，其所征引，皆系古文。且医药、卜筮、种树之书，皆用古文。欲传其学，非识其字不可，故汉初人识古文者犹多。《汉书》、《左氏》多古字古言，贾谊为作《训诂》。谊之学，受之张苍。然其在汉京之日，不过一年，如字字须苍亲授，恐《左传》十八万字，非一年之功所能为力。是知谊本自识古文，苍所教者，大义而已。又《史记·封禅书》上有古铜器，李少君以为齐桓公器，按之果然。又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可知当时识古文者尚众。宣帝时，故老云亡，书亦渐改为汉隶，故识古文者绝少，乃并《仓颉篇》而不能读，小学日衰，于是张敞、扬雄之伦，始以识字著矣。

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

奇字为秦八体所无，莽时刘棻从扬雄学奇字，不知扬何所受。今许书载四奇字，（无）、（涿）、（仓）、（人）是也。

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 《春秋左氏传》。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歬代之古文，皆自相似。虽叵复见远流，其详可得略说也。而世人大共非訾，以为好奇者也。故诡正文，乡壁虚造不可知之书，变乱常行，以耀於世，诸生竞逐说字解经谊，称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云父子相传，何得改易？乃猥曰马头人为长，人持十为斗，虫者屈中也。廷尉说律至以字断法，苛人受钱，苛之字止句也。若此者甚众，皆不合孔氏古文，谬于史籀，俗儒啚夫，翫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执而善野言，以其所知为秘妙，究洞圣人之微恉。又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曰古帝之所作也，其辞有神仙之术焉，其迷误不论，岂不悖哉！

叔重依壁中书录古文，其所不录而存于今三体石经者尚多。叔重说解文字，一以六书为准。古文淆乱，实有不能下笔者，故不能尽录也。又，古文一字数体，故钟鼎与三体石经往往歧异，云皆自相似者，亦概略之辞。钟鼎刻画，义取美观，字体正否，在所不计，亦如李斯作小篆，而所书碑石往往自乱其例，史籀作大篆，而自书石鼓文，亦不尽合六书。良以石刻本是美术，故不求字字审正尔。叔重考正文字，主于绳纠愆谬，故吐词不得不严，其实可免纠弹者，唯籀文而已。壁中经实亦有误，以尊古故，不得不为揜饰。鼎彝愈可知已。常行者谓隶书，诸生者谓太学诸生。斗，汉隶作什，故曰人持十为斗。苛读如诃，故曰苛之字止句也。东汉诸儒，如此说解者多，具于纬书中。此段言东汉时人尊信隶书反对古文之状，然亦非时人之有意为是也。东汉人疏于史学，以汉律为皋陶作（见《论衡》） ，以《仓颉篇》为仓颉作。此类甚众。其信隶书为仓颉时书，亦无足怪。如无许书，妄说不知何底，许之功顾不伟哉？《书》曰“予欲观古人之象”，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今亡矣夫！”盖非其不知而不问人，用己私，是非无正，巧说衺辞，使天下学者疑。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歬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

阙文者，别国之赴告，音义不明，不能强解，故阙之也。孔子晚年，见史官强不知之字以为知，故叹伤之。自古文字变更，本难全识，虽圣如孔子，亦未必尽识古文。不知不问，任用己私，妄加断议，此乃无根之谈，学者所宜屏绝。自许书之后，有《字林》，有《玉篇》，有《类篇》，承学之士，依以为准，不敢妄说。宋人侈谈钟鼎，即有不知不问人用己私之病。夫钟鼎在汉时，去古未远，犹可十识七八。其入土至北宋而出者，相距约一千二三百年，以一千二三百年不传之字，而宋人忽妄云识之，乌可信哉？是故钟鼎释文，从来无一可据者。余谓今日观钟鼎款识者，当如外国人听中国戏，取其节奏之美而已，不复知为何语也。若外人强欲解释中土戏曲，虽十人十异，必无一人能得其真意者。何者？其语不经传授，则解之为妄也。薛尚功以钟鼎作法帖，认为美术之一，此最为有识者。若其解说文字，亦与外国人强解中国戏曲等耳。近代人又好谈甲骨，甲骨真伪更不可知。即以为真，从而释之，其弊与侈谈钟鼎何异？观叔重言“遵修旧文而不穿凿”，则知宋以来之穿凿者，皆无当于文字之学也。

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分别部居，不相杂厕也。万物咸睹，靡不兼载，厥谊不昭，爰明以谕，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

叔重之学，受之贾逵，逵之前尚有杜林诸人。由此远溯，更有张敞，以逮汉初诸公。以故九千字之说解，非叔重妄断。文字之学，非传授不可知。不用传授，人逞己私，则适为淆乱耳。叔重之书，异于是也。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者，所以正《仓颉》、《凡将》之杂乱也。

向来谓《说文》以小篆为本。咸同间，郑子尹以为《说文》所录皆古籀，以篆文之笔势，写古籀之字体。其说之谬，与孙渊如等。所以不取古籀为本者，一、古文行于人间者，广狭不能定，多寡不可知，未可据以为本。二、古文笔画紊乱，不可绳以六书。三、籀文虽可以六书解析，字亦有定，然文阙六篇，故亦未可据以为本也。然第一字亦非定用小篆，如古文、籀文均有，则第一字即古文、籀文矣。要之，《说文》录字兼采古、籀、小篆，并及汉世新造之字，如鄯字霍光所造，定非小篆。又如汉之古文今本作，以汉为大国，恐亦汉人所造，非真古文，不然则是转写乱之也。

许书无一字无来历，所谓博采通人，通人亦有传授，非自造也。然其间亦有难信者，如之上从，官溥以为似米而非米者矢字，此说不知何据？本辨字，古人或借作大小便之便尔。以故通人中亦有不可信者，惟大致不谬耳。

叔重所说亦有不甚明白者，如“皆古文也”句，《易》孟氏则为汉人书，非古文。《毛诗》口授至汉，非古文可知。唯《书》孔氏为壁中经，《周官》出于山岩屋壁，古文无疑。所称孟《易》、《毛诗》，谓其说之合于古文，非文字之为古文也。其称《诗》亦涉及三家，《春秋》亦有据《公羊传》者，不尽古文，惟称引《左传》者曰《春秋传》，称引《公羊》者曰《春秋公羊传》，以此为别耳。《史籀篇》、《仓颉篇》四字为句，《凡将》、《急就》或七字，或三字，后之《千字文》，亦成句协韵。小学教学僮，本当如比，皆取其易于上口也。许书分别部居，与诸书不同，盖以辨六书，明构造，体例不得不异。今人通称研究许书者曰小学家，而大学学生，尽有不通小学者，岂徒大学生，即昔之翰苑侍从，不通小学者亦甚多。盖古时小学，教人识字，以当时之文字为本，今小篆变而为楷书，古之小学，反须大学研究，亦无足怪。且许氏书本与小学不同，其书可观不可读，于《史籀》、《仓颉》外别树一帜，故论小学之正，仍以《史篇》、《仓颉篇》为合。唯解明古书，非《说文》不可。其书至今不废，而《史籀》、《仓颉》，不存于今者，人谓《急就》以写章草，许书以刻印章，故皆得保存。恐亦未然。《仓颉篇》亦可刻印，何以被废哉？许书所以不废者，人之求智，不肯自域。识字之后，进而明其构造，不得不求之于此，此所以传习至今也。

今人反对许书者，多以钟鼎、骨甲为辞，不知叔重去古、籀通行之时，仅二三百年，师师传授，信而有征。而钟鼎文字，近代最先讲解者为欧阳永叔之《集古录》。欧阳于篆书未能精理，杨南仲、章友直、刘原父助之成书。杨识小篆，嘉祐石经，即其手书。然许书以外之古字，断断不能尽识。章亦略明小学，许书之外，究亦无从知也。刘于文字之学本疎。以此言之，《集古录》之所释其字未见《说文》者，皆不可据。其后吕大临《考古图》、《宣和博古图》、王俅《啸堂集古录》，皆宋人集录钟鼎完具之书。然其解释文字，大氐望气而知，如今人看油画然。笔画多少，不暇问也。清人略变其法，往往以六书分析，要亦无所依据。夫字必先识音义而后可解以六书，非先讲六书构造，然后识其音义也。许书次第，先释字义，次言从某从某，明构造须在识字义后。如不识字义，先以六书解之，以此作彼，何尝不可？且如元训始也，从一从兀声，今若未识其字，改云从二从人，与仁同意，亦何不可？就使竟以元为仁字，亦何不可哉？患从串声，董仲舒《春秋繁露》谓一中为忠，二中为患。仲舒不识串字，以为二中。凡先言六书构造而后定其字义者，皆此类也。故凭六书以识字，或为甲，或为乙，人各不同，病如摸象。此讲钟鼎者所以自宋至今二三十家无一同也。求学之士，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得强不知以为知。如学外国语然，设无传授，何从而知之乎？金石刻画，本美术之事，笔画不必审正。

上述史籀、李斯事，义已明矣。以故，钟鼎自钟鼎，许书自许书，不得因许有征引，强以相盖，又岂得信今人之妄谈，而遽生诋议哉？

第二章 白话与文言之关系

白话、文言，古人不分，《尚书》直言（见《七略》） ，而读应《尔雅》（见《汉书·艺文志》）。其所分者，非白话、文言之别，乃修饰与不修饰耳。《尚书》二十九篇，口说者皆诘屈聱牙，叙事则不然。《尧典》、《顾命》，文理明白，《盘庚》、《康诰》、《酒诰》、《洛诰》、《召诰》之类，则艰涩难读。古者右史记言，左史记事。叙事之篇，史官从容润饰，时间宽裕，颇加斟酌；口说之辞，记于匆卒，一言既出，驷不及舌，记录者往往急不及择，无斟酌润饰之功。且作篆之迟，迟于真草，言速记迟，难免截去语助，此异于叙事者也。商周口语，不甚修饰，至春秋战国则不然。春秋所录辞命之文，与战国时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甚见顺适。所谓“出辞气斯远鄙倍”者，不去语助，自然文从字顺矣。苏、张言文合一，出口成章。当时游说之士，殆无不然。至汉，《汉书》载中山靖王入朝，闻乐涕泣，口对之辞，宛然赋体。可见言语修饰，雅擅辞令，于汉犹然。是以汉时有讥人不识字者，未闻有讥人文理不通者。赤眉之樊崇，蜀将之王平，识字无多，而文理仍通。自晋以后，言文渐分，《世说新语》所载“阿堵”、“宁馨”，即当时白话，然所载尚无大异于文言，惟特殊者有异耳。隋末士人，尚能出口成章，当时谓之书语。文帝受周之禅，与旧友荣建绪商共享富贵，荣不可，去之，后入朝，帝问：“悔否？”荣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文帝曰：“我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为不逊。”（见《隋书·荣毗传》）文帝不读书，故云“不解书语”。李密与宇文化及战时，其对化及之词，颇似一篇檄文，化及闻而默然，良久乃曰：“共尔作相杀事，何须作书语耶？”（见《隋书·李密传》）可见士人口语，即为文章，隋唐尚然，其后乃渐衰耳。《传灯录》记禅家之语，宋人学之而成语录，其语至今不甚可晓，至《水浒传》乃渐可解。由是白话、文言，不得不异其途辙。今人思以白话易文言，陈义未尝不新，然白话究能离去文言否？此疑问也。白话亦多用成语，如“水落石出”、“与狐谋皮”之类，不得不作括弧，何尝尽是白话哉？且如“勇士”、“贤人”，白话所无，如欲避免，须说“好汉”、“好人”。“好汉”、“好人”，究与 “勇士”、“贤人”有别。元时征求遗逸，诏谓征求有本领的好人，当时荐马端临之状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马端临”。（见《文献通考·序》）今人称有本领者曰才士，或曰名士，如必改用白话，亦必曰：“寻得有本领的好人某某”。试问提倡白话之人，愿意承当否耶？以此知白话意义不全，有时仍不得不用文言也。

昌黎谓：“凡作文字，宜略识字。”学问如韩，只求略识字耳，识字如韩已不易，然仅曰“略识字”，盖文言只须如此也。余谓欲作白话，更宜详识字。识字之功，更宜过于昌黎。今世作白话文者，以施耐庵、曹雪芹为宗师，施、曹在当日，不过随意作小说耳，非欲于文苑中居最高地位也，亦非欲取而代之也。今人则欲取文言而代之矣！然而规模、格律，均未有定。果欲取文言而代之，则必成一统系，定一格律然后可，而识字之功，须加昌黎十倍矣。何者？以白话所用之语，不知当作何字者正多也。今通行之白话中，鄙语固多，古语亦不少，以十分分之，常语占其五，鄙语、古语复各占其半。古书中不常用之字，反存于白话，此事边方为多，而通都大邑，亦非全无古语。夫所谓白话者，依何方之话为准乎？如曰首都，则昔在北而今在南，南京、北京，语言不同。不仅此也，叙事欲声口毕肖，须录当地方言，文言如此，白话亦然。《史记·陈涉世家》“伙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伙颐、沉沉，皆当时鄙俗之语，不书，则无以形容陈客之艳羡。欲使声口毕肖，用语自不能限于首都，非广采各地方言不可。然则非深通小学，如何成得白话文哉？寻常语助之字，如“焉哉乎也”，今白话中“焉哉”不用，“乎也”尚用，如乍见熟人而相寒喧，曰“好呀”，“呀”即“乎”字，应人之称曰“是唉”，“唉”即“也”字。“夫”字文言用在句末，如“必子之言夫”，即白话之“罢”字，轻唇转而为重唇也。“矣”转而为“哩”，《说文》声之字，或从里声，相或作梩，可证其例。“乎也夫矣”四字，仅声音小变而已。论理应用“乎也夫矣”，不应用“呀唉罢哩”也。

又如抑扬之词，“肆”训“甚”，《诗·崧高》“其风肆好”，即其风甚好。今江浙语称“甚冷”、“甚热”曰“冷得势”、“热得势”，其实乃“肆”字也。古语有声转之例，“肆”转而为“杀”，《夏小正》“狸子肇肆”，“肆”，杀也。今人言“杀似”、“杀好”、“忒杀”，“杀”皆“甚”意。又今天津语谓甚好，曰“好得况”。“况”亦古音古字，《诗·出车》“仆夫况瘁”，“况”亦“甚”也。又如赞叹之词，南京人见可惊者，开口大呼曰“乖乖了不得”，“乖乖”即“傀傀”。《说文》：“傀，伟也。”四川胥史录供，造张目哆口卷舌而不发声之字曰“”，”即咄咄怪事之“咄”。如白话须成格律，有系统，非书正字不可，则此等字，安得不加意哉？

又如形容异状之词，今江浙人称行步两足不能相过曰“垫脚走”，“垫”应作“絷”。春秋卫侯之兄絷，“絷”《榖梁》作 “辄”。《说（文）》为两足不能相过，“絷”从“执”声，故变而为垫音也。今语喉破发声不亮曰“沙”。《礼记·内则》“鸟皫色而沙鸣”。若严格言之，字应作“嘶”。《汉书·王莽传》：“莽大声而嘶”。“嘶”正字，“沙”假借字也。今南方呼曲背曰“呵腰”，北方曰“哈腰”，实即“亚”字。《说文》：“亚”象人局背形。音变而为“哈”，又变则为“呵”矣。又如动作加人之词，今上江称追奔曰“捻”，实当作“蹑”，声转而为“捻”矣。吊挂之“吊”，与吊丧意无关，《一切经音义》引《方言》：“了，悬也。”窗钩亦曰“了了”，“了”音如“吊”。吊挂之吊，正应作了耳。又北人语打谓“奏”，至东三省，则官厅叱责人犯亦曰“奏五百”、“奏一千”，此字正应作“”。《说文》：“，引击也。”江南语以荆条或竹条击人谓之“抽”，“抽”亦“”字。又北方人称“斩”曰“砍”，此字不知何以从石？唐末已有此语，书止作“坎”，宋人笔记载朱温遣人相地，久而未至，温大怒，既至，问之，曰“乾上龙尾”。温入，人谓之曰：“尔若非乾上龙尾，已坎下驴头矣。”其实 “坎”应作。 《说文》：“，杀也。”其字后人亦作“戡”，“西伯戡黎”，旧正作“”也。唐人言“坎”，不知其语之来历，后遂妄作“砍”字。如此之类，白话不定统系格律即已，如须定统系，明格律，则非写正不可，故曰欲作白话文者，识字应过于昌黎也。

要之，白话中藏古语甚多，如小学不通，白话如何能好？且今人同一句话，而南与北殊，都与鄙异，听似一字，实非一字，此非精通小学者断不能辨。如通语言“不”，江南、浙江曰“弗”，《公羊》僖二十六年传注：“弗者，不之深也。”“弗”、“不”有异矣。有无之“无”，江南一带曰“无不”。“无”古音如“模”，变为是音，而通语则言“没”，实即《论语·阳货》 “末之也已”之“末”，“无”与“末”又异矣。又，北人言“去”，如“开之去声”，实乃“朅”字，与通语曰“去”者义同而字异。又如“打”字，欧阳永叔《归田录》历举其不可解之处，“朾”本音宅耕切，不知何以变为“打”字，作德下切，且“打铁”、“打钉”，称打则可，今制一物件曰“打”，每一动作辄曰“打”，如“打坐”、“打拱”.“打”于何有？欧公颇以为非。余谓宅耕切之“朾”字，依音理不能变作德下切，今扬州鄙人呼此音如“鼎”，江南、浙西转如“党”，此实“朾”之音变也，而通语作德下切者，乃别一字。按“挝”字，《说文》作“”，乃舌上音，古无舌上，唯有舌头，故“挝”音变为德下切，正字当作“”，声转则为“笪”。《说文》：“笪，笞也。”音当割切，又转而为“挞”，皆一语之变也。至于“打量”之“打”，字应作“”。 《说文》：“，量也。”音朵，转为长音即曰“打”矣。是故不详识字，动笔即错，其所作之白话文，乃全无格律之物。欲使白话登于文苑，则识字之功宜何如？

古人深通俗语者，皆研精小学之士。颜之推在益州，与数人同坐，初晴，见地下小光，问左右是何物？一蜀竖就视，云是豆逼耳。皆不知阿谓。取来，乃小豆也。蜀土呼豆为“逼”，时莫之解。之推云：《三苍》、《说文》，皆有“皂”字，训粒，《通俗文》音方力反。众皆欢悟。（见《颜氏家训·劝学》篇）其孙师古作《匡谬正俗》，人问：砺刀使利曰略刃，何故？师古曰：“《尔雅》：略，利也。故砺刀曰略刃。”以颜氏祖孙小学之功如此，方能尽通鄙语，其功且过昌黎百倍。余谓须有颜氏祖孙之学，方可信笔作白话文。余自揣小学之功，尚未及颜氏祖孙，故不敢贸然为之，今有人误读“为缔为綌”作“为希为谷”，而悍然敢提倡白话文者，盖亦忘其颜之厚矣。

第三章 论读经有利而无弊

居今而言读经，鲜不遭浅人之侮，然余敢正告国人曰：“于今读经，有千利无一弊也。”兹分三段论之。

一、论经学之利；

二、论读经无顽固之弊；

三、论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

所谓经学之利者，何也？曰：儒家之学，不外修己、治人，而经籍所载，无一非修己、治人之事。《论语》：“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皆修己之道也。《周易》爻象，太半言修己之道，故孔子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夫修己之道，古今无二，经籍载之，儒家阐之，时有不同，理无二致。孔子以后，儒分为八，论其归趣，不相乖违。孟、荀二家，论性有别，而祁向攸同。厥后汉儒重行，宋人尚理，或实事求是，或旁参佛、老，要之，不能不以经为本。是故无论政体如何改易，时代如何不同，而修己之道，则互〔亘〕古如斯；治人则稍异，古今异宜，习俗不同，不得不斟酌损益，至于尽善。吾人读二十五史（《史记》至《清史稿》） ，法其可法，戒其可戒，非语语尽可取也。《尚书》、《周礼》、《春秋》，性质与历史为近，读之亦当如是。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不读史则不知前人创业之艰难，后人守成之不易，爱国之心，何由而起？经籍之应入史类而尤重要者，厥维《春秋》。《春秋》三传虽异，而“内诸夏，外夷狄”则一。自有《春秋》，吾国民族之精神乃固，虽亡国者屡，而终能光复旧物，还我河山，此一点爱国心，蟠天际地，旁礴郁积，隐然为一国之主宰，汤火虽烈，赴蹈不辞，是以宋为元灭而朱明起，明为清灭而民国兴。余身预革命，深知民国肇造，革命党人之力，盖亦微矣，其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也。盖自明社既屋，亭林、船山诸老倡导于前，晚邨、谢山诸公发愤于后，攘夷之说，绵绵不绝，或隐或显，或明或暗，或腾为口说，或著之简册，三百年来，深入人心，民族主义之牢固，几如泰山磐石之不可易，是以辛亥之役，振臂一呼，全国响应，此非收效于“内诸夏，外夷狄”之说而何？方今天方荐瘥，载胥及溺，满洲亡而复起，日人又出其雷霆万钧之力以济之，诸夏阽危，不知胡底。设或经学不废，国性不亡，万一不幸，蹈宋明之复辙，而民心未死，终有祀夏配天之一日。且今日读经之要，又过往昔，在昔异族文化，低于吾华，故其入主中原，渐为吾化，今则封豕长蛇之逞其毒者，乃千百倍于往日，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则必渝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有志之士，安得不深长思哉！要之，读经之利有二：一修己，二治人。治人之道，虽有取舍，而保持国性为最要。

所谓读经无顽固之弊者，何也？曰：经学本无所谓顽固也。谥经学以顽固，盖出诸空疏不学辈之口。彼略识点画，苦于九经、三传之不尽解，而又忝拥皋比，深恐为学子问难所穷，故尽力抹杀，谥以顽同。少年浮躁，利其便己，从而附和，遂至一世波靡，良可愤叹。夫经史本以记朝廷之兴废，政治之得失，善者示以为法，不善者录以为戒，非事事尽可法也。《春秋》褒贬，是非易分，而《尚书》则待人自判，古所谓《书》以道政事者，直举其事，虽元恶大憝所作，不能没也。例如《夏书·五子之歌》，序谓：“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此文已佚，而伪古文有之，载五子作歌之意，甚见忠正。段玉裁《古文尚书撰异》谓：“《尚书》不当以歌名篇，盖五子者，当时之亡国大夫也。”屈原《离骚》：“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楚语》：“士亹曰：尧有丹朱，舜有商均，启有五观，汤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奸子。”韦昭注：“五观，启子，太原昆弟也。”“观，洛汭之地。”据此，则《五子之歌》者，五子往观耳。“之”训“往”，“歌”、“观”声通，故讹也。太康为失国之君，五子为致乱之臣，道太康以畋游者，即此五人，史臣书之，一如《晋书》之纪惠帝与八王耳。又《胤征》，序谓：“羲和缅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史记·夏本纪》谓：“《胤征》，仲康时作。”伪《孔传》言：“羿废太康而立其弟仲康。”孔颖达《正义》谓：“仲康不能杀羿，必是羿握其权。”然则《胤征》者，羿令之征也。羲和为掌日之官，故后世有后羿射日之说，此事与曹操之灭袁绍、吕布，司马昭之灭诸葛诞无异。《尚书》录之，一如《后汉书》、《三国志》之记曹氏、司马氏之事矣。兴废大端，不得不载，岂尽可为法哉？孟子曰：“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武成》今佚，据《汉书·律历志》所引，文与今《逸周书·世俘解》略同。观其所言，知“武王伐纣，杀人盈亿。”语虽过甚，要之，总不能尽诬，此与后之项羽伐秦何异？秦已无道，而羽之烧宫室、坑降卒，毒螫所及，更甚于秦，此岂可以为训？而史官书之。所以然者，兴废大端，不得不载也。苟有是非之心，不至如不辨菽麦之童昏，读之无有不知抉择者，孟子言之甚明，何谓读经必致顽固哉？

若夫经国利民，自有原则，经典所论政治，关于抽象者，往往千古不磨，一涉具体，则三代法制，不可行于今者自多。即如封建之制，秦、汉而还，久已废除，亦无人议兴复者，惟三国时曹元首作《六代论》，主众建诸侯，以毗辅王室；及清，王船山、王昆绳、李刚主等，亦颇以封建为是，此皆有激而然。曹愤魏世之薄于骨肉，致政归司马；王、李辈则因明社覆亡，无强藩以延一线，故激为是论，若平世则未有主封建者矣。余如陆机《五等论》，精采不属，盖苟炫辞辩，而志不在焉，则不足数已。其次世卿之制，自《公羊》讥议以后，后世无有以为是者。唯晋世贵族用事，盖以九品中正定人材，其弊至于“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自然趋入世卿一途，然非有人蓄意主张之也。二千年来，从无以世卿为善而竭力主张之者，有之，惟唐之李德裕。德裕非进士出身，嫉进士入骨，以为进士起自草茅，行多浮薄，宜用仕宦子弟以代之。此则一人之私念，固未有和之者也。又如肉刑之法，自汉文帝后，亦无人昌言复古。王符、崔寇、仲长统之流，颇主严刑，诸葛武侯治蜀，亦主严峻，然均未及肉刑也。惟魏之锺繇、陈群，尝议复之，然群制定魏律，终亦不主肉刑，足知一时之论，亦自知其不可行矣。又如井田之制，秦、汉而后，惟王莽一人行之，诏以天下田为王田，禁民间不得卖买，然卒以致乱。若宋时张子厚行之于乡，要为私人之试验，非朝廷之定制。清初，颜、李派之王昆绳、李刚主辈，亦颇有其意。余意王、李辈本以反清为鹄，其所云云，或思借以致乱，造成驱满之机耳。以故满清一代，痛恶主张封建、井田之人。总计三千年来，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者，曹元首、王船山、王昆绳、李刚主、李德裕、锺繇、陈群、王莽、张子厚九人而已。此九人者，除王莽外，或意有偏激，或别含作用，固不可尽斥为顽固。就云顽固，二千年来，亦不过九人而已。

外此尚有一事足资讨论者，则什一之税是已。按十一而税，《春秋》三传及孟子之书，无不以为善制。《公羊》言什一行而颂声作，孟子谓：“轻则大貉、小貉，重则大桀、小桀”，以为什一而税，乃税则之中。然汉初什五而税一，文、景减赋，乃三十而税一，自兹以还，依以为准。即今苏、松赋税，最为繁重，然与全国轻税之地平均计算，亦无过三十税一者。（其预征田赋至民国五十年之类之非法行为，破坏国家定制，则未可以为例。）故自汉后税法观之，则什一之税，已为大桀、小桀，前代尊信孟子，不敢昌言驳议，多泛泛释之，然亦从无主张是者，有之，惟王莽一人而已，莽亦卒以致乱，后人引以为戒久矣。

举此五事，以见古今异宜，凡稍能观察时势者，盖无人不知，何得谓读经即入顽固哉？且自明至清末，五百四十年，应试之士，无不读经者。全国为县千四百有余，县有学府，州又有学，为数不下一千六百区，假定每学有生员二百名，以三十年新陈代谢，则此五百四十年中，当有五百四十万读经之人。试问其中主张封建、世卿、肉刑、井田、什一之税者有几人哉？上述九人，生明代以后者，仅三人耳。试问此三人之力，能变易天下之耳目耶？能左右政治之设施耶？况其云云，复各有作用在乎？夫无证验而必之者，非愚即诬。今谓读经为顽固，证于何有？验于何有？且读经而至于顽固，事亦非易，正如僧徒学佛，走入魔道者，固不数数见也，何为因噎废食而预为之防哉？

所谓今日一切顽固之弊，反赖读经以救者，何也？曰：有知识之顽固者，泥古不化之谓也；有情志之顽固者，则在别树阶级，不与齐民同群，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也。夫知识之顽固易开，而情志之顽固难料，信如是。则今日学校毕业之士，其能免于顽固之诮者几希！吾观乡邑子弟，负笈城市，见其物质文明，远胜故乡，归则亲戚故旧，无一可以入目。又上之则入都出洋，视域既广，气矜愈隆，总觉以前所历，无足称道，以前所亲，无足爱慕，惟少数同学，可与往还，舍此，则举国皆如鸟兽，不可同群，此其别树阶级，拒人千里，非顽固而何？昔日士人，涵泳《诗》、《书》，胸次宽博，从无此等现象，何者？“君子忧道不忧贫，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均见《论语》）此等言语，濡染既久，虽慕富贵、患贫贱之心不能遽绝，而自有以维系之也。若夫盐商子弟，无过人之才，恃钱刀之力，纳赀入官，小则州县，大则道员，顾盼骄人，俨然自命为官长，此最顽固之甚者，而人之嗤之者众矣。然如此者，为数亦不甚多，非若今之学校，每年必铸造数千百人也。非直如是，今者新奇之说，流为格言，日驱人于顽固而不返者，曰“发展个性也”，曰“打倒偶像也”。发展个性，则所趣止于声色货利，而礼义廉耻一切可以不顾。打倒偶像者，凡一切有名无形者，皆以偶像观之，若国家，若政治，若法律，若道德，无往而非偶像者，亦无往而不可打倒者。淘若是，则于禽兽奚择焉？世以是乱，国以是危，而种族亦将以是而灭矣。今学校之弊，既至于此，而国家岁费巨亿，以育人材，卒造成特殊之盐商子弟，长此以往，宁堪设想？论者不自病其顽固，而反惧经学之致顽固乎？

余以为救之之道，舍读经末由。盖即前者所举《论语》三事，已可陶熔百千万人。夫如是，则可以处社会，可以理国家，民族于以立，风气于以正。一切顽固之弊，不革而自祛，此余所以谓有千利无一弊也。质之诸君，以为然耶、否耶？

第四章 论经史实录不应无故怀疑

经史传世，江河不废。历代材智之士，籀读有得，施之于用而见功效者，不胜偻指，然以考信自矜则寡。盖经除今文、史除杂史而外，率皆实录。实录者，当时之记载也。其所根据，一为官吏之奏报，二为史臣所目击，三为万民所共闻，事之最可信者也。其有传闻异辞而记载歧异，经后人之考定者（如司马温公《通鉴考异》之类） ，取舍有准，情伪自明，歧异之说，遂成定案，斯亦实录之次也。至若帝王初兴之瑞象，语涉怪诞，于理必无，且非史臣所目击，万民所共闻，奏报之所有，自然乖于实录。其或当时史臣，阙于记载，后人据私家著录，掇拾成书，如史公作《史记》时，六国史记俱尽，苏秦、张仪、鲁仲连之语，皆据其自著之书，语虽非伪，然诸人自言其效，未免夸大，非事实所真有。以无国史，不得不据此乖于实录之言耳。后此宋祁《唐书》，好采小说，时吴缜已纠其缪矣。舍此以外，虽有曲笔，十约八九可信，斯实录之所以可贵也。经史所载，除今文、杂史而外，大氐实录，后人无容置喙。王充之徒，于古籍加以驳正，非驳辨经史正文，乃是正汉初诸儒说经之失当，与夫讥弹当时诸子所载之不合情理耳，非今人所谓怀疑也。刘知几抱孤愤而作《史通》，据《竹书纪年》以疑《尚书》，不知《竹书》非当时之实录，乃魏安釐王时追记商周之事。事隔千年，如何可信？据之立论，真所谓以不狂为狂矣。前人疑古，惟韩非为有特见。然法家之言，过于执滞，未为通方之论。《难》篇论舜耕历山，期年而畎亩正；渔于河滨，而渔者让坻；陶于东夷，而器不苦窳，终以“当时尧安在”五字难之，谓圣人明察在上位，将使天下无奸，令耕渔不争，陶器不窳，舜又何德而化？舜之救败也，则是尧有失也。贤舜则去尧之明察，圣尧则去舜之德化，不可两得也。又《五蠹》篇言尧舜禅位，实无足称。其说曰：“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麂裘，夏日葛衣，监门之养，不亏于此矣。以是言之，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不足多也。”余谓韩非之言，乍闻似觉有理，细察乃知可笑。何者？尧之在位，不过使人民安乐而已，非能化全国之人，俱进于德让也。如果能之，何以不能化亲近之四凶哉？韩非疑尧与舜不能两得，乃过言矣。又帝王之尊，无论其自苦何若，要必拥生杀予夺之大权。昔人谓：“夸者死权，众庶凭生。”盖平民惟计衣食，夸者乃不肯释权也。刘裕一生俭素，土制屏风，葛作灯笼，生活与尧相似，然未闻辞去帝位。梁武帝五十而断房室，豆羹粝饭，日只一餐，无鲜腴之享。侯景来逼，尚不肯去其帝位。何者？生杀予夺之权在，不肯舍也。韩非之疑，以田舍翁之心，度豪杰士之腹，未为得矣。即如汉以后开国之君，无不从百战中来，躬擐甲胄，亲历艰苦，其能安富尊荣，享帝王之乐者，实无多日，试问战争时所著之甲，能过尧之麂袭葛衣乎？所食之食，能过尧之粝食藜羹乎？所居之营，能过尧之茅茨采椽乎？未闻以衣食居处之不适，而决然舍去其权位也。故韩非之说，乍闻似觉有理，细察乃知可笑。向来疑古者，多此类矣。

韩非疑古，虽未合理，尚不失为独抒己见，异于掩卷妄谈之士。今有人不加思索，随他人之妄见，推波助澜，沿流而不知返者，其愚更可哂也。日本开化在隋唐间，至今目睹邻近之国，开化甚早，未免自惭形秽，于是不惜造作谰言，谓尧、舜、禹为中国人伪造。非但如此而已，即秦皇、汉武之丰功伟烈，《史》、《汉》所载彰明较著者，亦不愿称说。其所常言，多举唐太宗以后事。此其忌刻之心，不言可知，而国人信之，真可哂矣。

日本人疑禹治水为无其事，彼谓九州洪水，何能以一身治之？以此为口柄，真浅薄幼稚，不值一噱。夫禹之治水，合天下之力而己督率之耳。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岂尽一己手足之力，孜孜而治之哉！自来纪载功绩，但举首领，不及其余。东汉治河，河堤使者王景独尸其功，明则河道总督潘季驯，清则河道总督靳辅，皆以治河著称。此岂三人一手一足之力哉？亦集众人之功而总其成耳。非惟治河为然，其他各事，殆无不然。即以战功言之，策动独在大将，其实斩将搴旗，皆属士卒之事。岂真为首之大将，徒手搏击而取胜哉？日人不思此理，悍然断禹为伪造，其亦不明世务，而难免于大方之笑矣。因其疑禹，遂及尧、舜，吾国妄人，不加深思，震于异说，贸然从之。呜呼！国家未亡，而历史先亡，可哀也已。要知凡后人伪造之书，只能伪造虚文，不能伪造实事。关于天官、地理，更难伪造。夫伪造《尧典》、《禹贡》者，果何人哉？远则孔子，近则伏生，舍此无可言者矣。然《禹贡》所载山川，有孔子前早已失去者。盖东周时四夷交侵，边地之沦于夷狄者多矣，如梁州蔡蒙旅平，孔颖达《正义》引《地理志》云：“蒙山在蜀郡青衣县。”应劭云：“顺帝改名汉嘉县。”按即今四川之雅州，孔子时蜀西尚未交通，但知蜀东有巴国而已，决不知有所谓蒙山者，何从伪造蔡蒙旅平之言哉？又兖州，九河既道，九河故渠，在孔子时已绝，郑康成谓为齐桓公所塞。孔子又何从而知之？如云非出孔子之手，而为伏生所造。伏生时蒙山虽在境内，九河亦淤废久矣。且雍州原隰底绩，至于猪野，又导弱水，至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猪野在汉属张掖，合黎在汉属酒泉，均在今甘肃西部，汉时所称河西四郡者，其地在七国时已沦于匈奴，至休屠王降汉，方入中国版图，伏生时决不知有此地。何以猪野、合黎、言之凿凿？岂孔子、伏生真如《新旧约》所云全知全能之上帝，能后知未来，前知往古者乎？此以地理言也。又就天象考之，古人以昏中之星验天，而《尧典》所言中星，与后世所见不同。《尧典》言：“春分日中星鸟，夏至日永星火，秋分宵中星虚，冬至日短星昴。”鸟者，朱鸟之中星也。火者，苍龙之中星也。虚者，玄武之中星也。昴者，白虎之中星也。此与孔子、伏生时所见，截然不同。孔子去尧约一千八百余年，伏生去尧约二千一百余年，而吕氏作《月令》时，上去孔子二百年，下去伏生百年，时皆未久，然其所云“仲春之月则昏弧中，仲夏之月则昏亢中，仲秋之月则昏牵牛中，仲冬之月则昏东壁中”，与《尧典》所云相差三十余度，如孔子、伏生伪造《尧典》，亦应据其所见，如《吕氏》所录者，以概往古，何以有如此歧异？要知相差三十余度者，后人谓之岁差。今之言天文者，无人不知此理，而古人未之知也。何承天、祖冲之始知恒星伏现，年各不同，而相差甚微，积久遂致相远（语详《宋书·历志》）。何、祖去尧约二千七百余年，观察分明，于是上推《月令》，核之《尧典》，遂明岁差之故。孔子、伏生，不知岁差，乌能伪造《尧典》之中星耶？《尧典》、《禹贡》既不能证其伪造，则尧、禹之不得怀疑，无待繁言而解矣。

日人不愿居中国人后，不信尧、禹，尚无足怪。独怪神明之后，史籍昭彰，反弃置不信，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信可哀已。昔戴东原少时读《尧典》，至“乃命羲和”一节，即研习天文，二三年乃通其说。读《禹贡》，研习地理，又二三年乃明其义。今《尚书释天》、《禹贡锥指》等书，所在而有，不必如戴东原之勤苦，方能通晓，乃国人不肯披阅，信谬作真，随日人之后，妄谈尧、禹之伪，不亦大可哀乎？此种疑古，余以为极不学可笑者，深望国人能矫正之也。

史有事实离奇，难于确然置信者，其故盖由于实有其事，而描写过甚。此类之事，如与大体无关，则存而不论可也。《史记·留侯传》记高祖一见四皓，即懑然心服，废立之举，竟不果行。司马温公《通鉴》疑而不载，以为高祖暴亢，未必为畏惮四皓而止。又隐士之事，史乘亦多离奇。如《后汉书·严光传》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通鉴》载之甚略。余谓高祖虽暴亢，顾生于七国，礼贤下士之风，知之有素，四皓高尚其事，今乃降心于惠帝，疑惠帝真是可辅之主，今即废立，未必不贻后患，以故遂止，是亦情理之可通者。子陵之事，出于偶然，足加帝腹，恰值天文之变，史臣认为有关，遂致牵附，亦不能指为必无。以故史中诸事在疑信之间者，皆应存而不论，不应悍然生疑，以上斥疑古之非。竟。

复次，今人以为史迹渺茫，求之于史，不如求之于器。器物有，即可证其必有，无则无从证其有无。余谓，此拾欧洲考古学者之唾余也。凡荒僻小国，素无史乘，欧洲人欲求之，不得不乞灵于古器。如史乘明白者，何必寻此迂道哉？即如西域三十六国，向无史乘，倘今人得其器物，则可资以为证耳。其次，已有史乘，而记载偶疏，有器物在，亦可补其未备。如列传中世系、籍贯、历官之类，史或疏略，碑版在，即可藉以补苴。然此究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且史乘所载，不下万余人，岂能人人尽为之考？研求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务？况器物不能离史而自明。如器有秦、汉二字，知秦、汉二字之意义者，独非史乘所诏示耶？如无史乘，亦无从知秦、汉二字为何语也。即如陕西出土之秦、汉瓦当，知陕西为秦、汉建都之地，乃史乘之力。据史乘，然后知瓦当为秦、汉之物，否则又何从知之？且离去史乘，每朝之历年即不可知，徒信器物，仅如断烂朝报，何从贯穿？以故，以史乘证器物则可，以器物疑史乘则不可。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如据之而疑信史，乃最愚之事也。

不但此也，器物之最要者，为钟鼎、货币、碑版，然钟鼎伪造者多，货币亦有私铸、伪造二者，碑版虽少，今亦有伪作者矣。《韩非子·说林》齐伐鲁，求谗鼎，鲁以其赝往。是古代已有伪造之钟鼎也。又《礼记·祭统》卫孔悝之鼎铭曰：“六月丁亥，公假于太庙。”据《左氏》哀十六年传，六月，卫侯饮孔悝酒于平阳，醉而逐之，夜半而遣之。孔氏《正义》谓即此六月中，先命之，后即逐之，此语最为无赖。夫铸鼎刻铭，事非易易，何能以旬日遽成？以《左传》所载为信，则孔悝之鼎赝而已矣。今人如欲以古器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无如历代讲钟鼎者，以伪作真者多，甲以为真，乙以为伪。乙以为真，丙以为伪。彼此互相讥弹，卒无休止。钟鼎自不能言，而真伪又无定法可求，何能得其确证哉？且钟鼎及六朝前碑版所载，多不甚著名之人，稍有名者，即无物可证。夫论史须明大体，不应琐屑以求，如云今人有四万万之多，我能知两万万人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今以古器证史，则可知其人之必有者，盖无几矣。如秦半两钱在，秦诏版在，秦权、秦量在，可证始皇之必有其人矣。然汉高祖即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王莽二十品钱（六泉十布错刀契刀货泉货布）均在，所谓新量（真假姑不论）者亦在，王莽可证其必有矣。然光武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铜器、货币均无有也，无从证也。史思明顺天钱、得壹钱均在，今北京法源寺，有悯忠寺宝塔颂，镌御史大夫史思明之名，是史思明可证其必有矣。然安禄山则不能证其必有，何也？货币、碑版，均无有也，无从证也。以故，以器物证史，可得者少，不可得者多，如断线之珠，无从贯穿。试问始皇有，高祖未必有；王莽有，光武未必有；史思明有，安禄山未必有，尚成其为历史耶？

以钱币论，唐以后铸钱，皆用年号。然宋仁宗改元九次，皇祐、康定之钱，传世无几，宝元以一钱须叠两宝（宝元，通宝也） ，未铸，铸皇宋通宝，如以无宝元钱故，即谓宝元之年号乃伪造，可乎？又明洪武时铸洪武钱，其后历朝沿用，嘉靖时补铸历朝之钱，然以永乐革除建文年号，故建文钱独不补铸，如以无建文钱故，谓建文一代之事，悉系虚造，可乎？果如今世考古之说，钱之为用，非徒可以博当时之利，且可以传万世之名，则钱之为神亦信矣。惜乎晋人作《钱神论》者，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以碑版论，昔隋文帝子秦王俊死，王府僚佐请为立碑。文帝曰：“欲求名，一卷史传足矣，何用碑为？”此语当时谓为通人之论，如依今人之目光言之，则此语真不达之至矣。何者？碑可恃，史不可恃也。然则碑版非徒可以谀墓，几可生死人而肉白骨矣。

且也，钱币造自政府，铜器铸由贵族，碑版之立，于汉亦须功曹、孝廉以上，而在齐民者绝少，使今有古代齐民之石臼在，亦无从知其属于何人，如此而谓周、秦、汉三代，除政府、贵族、功曹、孝廉而外，齐民无几也，非笑柄而何？

钟鼎、货币、碑版三事之外，有无文字而从古相传为某人之物者，世亦不乏。如晋之武库藏孔子履、高祖斩蛇剑、王莽头三物。孔子履，其上并无孔子字样。高祖剑，未知有铭与否？王莽头，当然头上不致刻字。此三物者，武库失火，同时被焚，以其失传。谓孔子、高祖、王莽均属渺茫，可乎？设或不焚，王莽之头亦无从知其确为王莽之头也。履也、剑也，亦无从知其属于谁何也。何也？剑与履不能自言也。

又有文字本不可知，而后人坚言其为某某字者。如《西京杂记》载夏侯婴求葬地，下有石椁，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啸堂集古录》载之，字作墨团，汗漫如朵朵菊花，当时人妄言此为某字，彼为某字，夫铭之真伪不可知，即以为真，又何从知其甲为某字，乙为某字哉？今人信龟甲者，又其类也。

由此言之，求之于钟鼎、货币、碑版，而钟鼎、货币、碑版，本身已有不可信者。况即使可信，亦非人人俱有。在古器者皆不甚著名之士，则齐民又大率无有。有文字者如此，无文字者，更无从证明。如此，欲以器物订史，亦多见其愚而已矣。

夫欧人见亡国无史，不得已而求之器物，固不足怪。吾华明明有史，且记述详备，反言史不足信，须恃器物作证，以为书篇易伪，器物难伪。曾亦思“书者，契也”，前人契券，流传至后，后人阅之，即可知当时卖买之情状，虽间有伪造，考史如官府验契，亦可以检察真伪。如不信史而信器，譬如讼庭验契时，法官两造，并不怀疑，忽有一人出而大方言曰：“契不足恃，要以当时交易之钱作证。”此非至愚而何？妄人之论，本不足辨，无如其说遍于国中，深恐淆惑听闻，抹杀历史，故不惮辞费而辟之，使人不为所愚，以上斥恃器证史之谬。竟。

第五章 再释读经之异议

读经之要，前既详言之矣。而世人复有不明大义，多方非难者。夫正论不彰，异议乃滋，深恐琦说恣行，有误后进，不得已复为此讲。此讲约分三端。

一、驳国家开创之初无须经学，经学兴于衰世，且讲经学者多行为不端之谬。

二、斥胡适以经训不甚了然，谓我们今日还不配渎经之鄙。

三、释读经应遵古文乎，今文乎之疑。

今逐条剖析如左。

国家开创之初，固自不赖经学。盖开创恃兵，兵略自有专家，非经训所能为力。昔叔孙通背楚归汉，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通所进者，皆群盗壮士，其徒因窃骂。通曰：“诸生宁能斗乎？”（见《史记·叔孙通传》）由此可知士人苟不能执干戈，列行伍，自不能与开创之业。非徒经学鲜用，亦正不须用普通大学之讲义也。观民国开创之初，曾用大学讲义否耶？经学本非专为开创国家，其所包含，固甚远大，不应以一端限之。如云开创不用经学，即谓经学无用，然则大学讲义，果有用否耶？草泽英雄与陆军大学生作如此说，尚不足怪。彼身居普通大学而为此言，岂非作法自毙乎？若谓经学之兴，皆在衰世。此亦非实。汉文、景时，国势艾安，虽用黄、老，已知命晁错受经于伏生。武帝时，立五经博士，经学大盛，国势亦蒸蒸日上。如云汉武阳用经术，而阴则背之，亦未见其然。汉武制礼作乐，虽属装点门面，然汉自高祖至武帝初年，宰相皆列侯任之，绝无起自民间者，武帝拔公孙弘于布衣之中，一反以前相必列侯之局。弘之为人，虽不能比伊尹、傅说，然规模实胜前相。夫废世卿，举侧陋，安得谓与经术无关？岂可云汉武所为皆伪也？至宣帝时，石渠议礼，经术大兴，而宣帝教子之言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见《汉书·元帝纪》）王者周政，儒学之常法，霸者汉律，施行之权宜。宣帝不纯用儒术，然云杂之，则固用其半矣。及元帝柔仁好儒，世以为汉衰之兆。其实元帝时膺惩戎狄，威力尚盛。陈汤斩郅支单于，即在此时。夫国之兴衰有二。一为内政之衰，其果则权臣篡窃。一为国力之衰，其果则异族侵凌。秦用法律，汉用经术，其后皆为本国人所亡，亡者独在嬴氏、刘氏，斯乃一家之索，非全国之衰也。是后唐用经术，国势亦自开张，孔颖达等定《五经正义》，在贞观全盛之时。今有意抹杀，猥谓明皇注《孝经》而唐即中衰，不思明皇注《孝经》，乃偶然之事，较之定《五经正义》，巨细宁止天渊？何以不举前事独举后事邪？且明皇之失国，自由内任权奸，外信蕃将使然，究与注《孝经》何涉？以注《孝经》卜唐之衰，是即《五行志》灾异之说，岂可用哉？宋立学校，在仁宗时，胡安定辈即于是时显名。若宋之衰，则在神宗以后，仁宗时固未衰也。明用《五经》取士，末世虽时起党争（神宗以前，尚无党争） ，然东林与非东林之争，其鹄的在政治，不在学术。即不用懦术，政治上之事实具在，当时亦必引起争端。近观民国初载，国会议员之争，亦甚剧烈矣，斯岂因经学致然？然则明之亡，虽由于党争，而党争本无关于经术、儒术也。余详察全史，觉提倡经学致国势衰颓，实为子虚乌有之事，不知今之人何所见而云然。至于人之操行，本难一致，无论提倡何种学说，其流有善士，亦必兼有凶人。评议之士，不应以一人之操行不端，抹杀诸多善良之士。汉重经术，在位之人，固有匡衡、张禹、孔光辈之阘茸无能，然亦有魏相、师丹之守正不阿。今人乃举明末洪承畴、钱谦益事，以归咎经学，无论洪与钱皆无当儒术，即以为儒，亦岂能以一二人之短，掩数十百人之长哉？洪承畴以知兵任用，稍有历史知识者皆知之，不知何所见而称之曰负理学重望也。钱本文人，不事经学，即以钱论，其人自身失节则信矣，而明之亡也，岂钱氏为之哉？况钱之弟子瞿式耜、郑成功等，亡国之后，志节皎然，尚能支持半壁，与胡清相抗，何以但论钱氏而遗瞿、郑乎？昔西晋之末，人人皆遗弃《六经》，务为清谈，致西晋之亡者，王衍之属也，何以又讳而不举耶？总之，经学于开创之初，关系较少，而于光复之关系则深。此意前已明言，若无《春秋》夷夏之防，宋亡则朱明不能起，明亡则民国不能兴矣。

上所云云，多就消极方面言之。至于积极方面，儒者身居上位，而功业卓著者，亦难更仆。约举之，则西汉宣帝时，魏相以明《周易》显闻，卒能废黜霍氏，致中兴之盛。哀帝时，师丹虽无大效，然守正自持，四方瞻卬。后汉袁安，始则平反楚狱，后则力抗窦氏，为世所称。其后杨震、杨秉、杨赐，三世立朝，皆称清正，震尝有“关西孔子”之目。安帝以后，外戚、宦官，更互用事，其能独立不倚，使正人犹有所恃者，非杨氏三世之力乎？三国时，魏、蜀任法，吴独任儒，顾雍德量，殊绝于人。陆逊反对先刑后礼，武功卓著而外，亦以相业见称。此后南北纷争，无足称述。至唐，魏徵以儒家佐太宗成太平之业，观徵所著书，《群书治要》而外，因《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盖纯乎其为经术之士也。尝侍宴，太宗奏破阵武德舞，徵俛首不顾，至庆善舞，则谛玩无。又，太宗宴群臣积翠池，酣乐赋诗，徵赋西汉，其卒章曰：“终藉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曰：“徵言未尝不约我以礼。”（均见《唐书》本传）其以儒术致太平，厥功最伟。其后则有杨绾，以清德化俗，郭子仪在邠州行营，方大会，闻绾除平章事，即散音乐五之四，其佗闻风而靡者，不可胜纪。（见《唐书》本传）惜为相数月即卒，致有天不使朕致太平之叹。其后陆贽亦以儒术相德宗，所传奏议，人称“唐孟子”。德宗两度蒙尘，如无陆贽为之斡旋，恐已覆于朱泚、李怀光之手矣。其次，复有一人，勋业虽不逮上列诸公，而支持残败，不为无功，则郑覃是也。覃相文宗，以经术治国（唐石经即覃所立） ，甘露之变，仇士良尽诛宰相，覃起继之，士良不致大为患者，覃之力也。若宋时赵普以半部《论语》治天下，语或欺人，可以不论。而李沆为相，常读《论语》，或问之，沆曰：“沆为宰相，如《论语》中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尚未能行，圣人之言，终身诵之可也。”（见《宋史》本传）宋初之治，李沆之力最多。沆所行与曹参为近，人或上书言事，沆多罢之，然参本黄、老，沆本《论语》，则所宗稍异矣。李沆之后，则有范文正仲淹。文正以气节开理学之先，才兼文武，尚未能终其用，其所奖拔之富弼，亦于外交有力。其后温公司马光出，本经学儒术，为时名相。惜居位日浅，不及一年而卒，未能大展其学。至明，相之贤者，首推三杨，然皆文士，无关儒术。孝宗时，刘健与徐溥、李东阳并称贤相，而健功更高。孝宗一代之治，健之力为多。其后徐阶以王学绪余，卒覆分宜，取嘉靖四十余年之苛政，一切改从宽大，人有中兴之颂。后之论者，虽归功张居正，实则徐阶导其先路。况居正又徐阶所引进者耶？

以上历举深明经义、通达儒术之贤相十有八人，西汉则魏相、师丹，东汉则袁安、杨震、杨秉、杨赐，吴则顾雍、陆逊，唐则魏徽、杨绾、陆贽、郑覃，宋则李沆、范仲淹、富弼、司马光，明则刘健、徐阶。此十八相者，天才有高下，际遇有盛衰，在位有久暂，然每一人出，必有一人之功用。其功烈最伟尤足称道者，治致太平，则魏徵、李沆、刘健；拨乱除佞，则魏相、徐阶；支持残败，则陆贽、郑覃、司马光。岂得谓明经术者皆无用哉？外此，不在相位而立大功者，则有魏之吴起，晋之杜预，明之刘基、王守仁、唐顺之等。吴起受业曾子，又传《左氏春秋》，虽行义未醇，而政治兵事，皆为魁桀，惜所辅非一统之主，遇谗被杀，卒未大显。杜预专治《春秋》，人称“左癖”，而平吴之功，为晋代开国之基。宋之理学，永嘉、永康两派合流而成有明开国之刘基。基之功，尽人所知，无待赘论。其以理学兼战功之王守仁，与夫继承王学平定倭寇之唐顺之，亦皆赫赫在人耳目。儒家之不在相位而著功绩者如此，又乌得谓其全无用哉？外此，复有经术通明，而仕未大遇者。汉则有贾谊、刘向、龚胜、龚舍。文帝如用贾谊之言，决无七国跋扈之忧。成帝如用刘向之言，决无王氏代兴之变。龚胜、龚舍，不仕王莽，节概亦高。唐则刘蒉，深于《春秋》三传，虽未及第，观其对策，危言切论，深中时病。使文宗用之，必不致有甘露之变。宋则有陈傅良、叶适、魏了翁诸贤，当时果重用陈、叶，南宋犹可复兴，决不致奄奄以尽。魏了翁位高而未亲，亦不能尽其怀抱。如能重用，亦陈、叶之亚矣。如此，儒家之有效者，不下三十人，乌得概以无用诋之？又安得以失节相诬耶？其他不以儒学名家，而有为之士亦多。借问若辈所读何书？亦曰经史而已。以故，但举明末降清之洪、钱二人，以诋儒术，若非有意加诬，则多见其识之陋耳。以上释第一条。竞。

胡适素未从事经学，然亦略窥高邮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读书杂志》数书。高邮解经，虽称辨察，要亦未能穷竞。胡适据王国维之言，以为《诗》有十之二三不能解，《书》有十之四五不能解。不能解如何可读？如读，非待全解不可。于此余须问胡适者，如适之言，以为高邮王氏配读经耶？抑不配耶？在高邮诸书既出以后，经文可解者十之七，未出以前，可解者未能及十之五，然高邮当时，未尝曰我不配读经也，奋志为之，成绩遂过前贤远甚。使高邮亦曰我不配读经，则亦终不能解矣。何也？文史之学，本须读过方解，非不读即能遽解也。初，念孙十余岁时，其父聘东原戴氏为师，授以经籍。当时东原教此未冠小生，当然卑无高论，是以东原在日，高邮尚无所知名。及后自加研究，方能发明如此。昔人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士苟有志，岂可以通儒之业，独让王氏哉？王国维金石之学、目录之学，粗知梗概，其于经学，本非所长，仅能略具常识而已。其人本无意治经，其言岂可奉为准则！正使国维已言不配，若非自甘暴弃，则亦趣向有殊耳。奉以为宗，何其陋也？要之，说经如垦田然，三年然后成熟。未及三年，一年有一年之获，二年有二年之获。已垦二年，再加工力，自然有全部之获。如未及三年而废，则前之所垦，复归芜弃矣。今袭前人之功，经文可解者已十之七，再加群力之探讨，可解之处，何难由七而至八，由八而至九至十哉？高邮创立其法，而有七成可解。今人沿用其法，更加精审，益以工力，经文必有尽解之一日。设全国有一万人说经，集百人之力，共明一条，则可解者已不少矣。假以时日，如垦田之垦熟过半，再加努力，不难有全部之收成。如已垦二年，所收不过一石，即曰我不配垦田，岂非怠惰已甚乎？《记》曰：“善学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目。”人之精神时日，自有限制，以高邮父子之老寿（念孙九十、引之七十余） ，其所著书，尚不能解释全经，则精神限之也。然其研究之法具在。喻如开矿，高邮父子因资本不足，中途停顿，后人以资本继之，自可完全采获。如胡适所举杨树达，已有见端。余虽不及前人，自计所得，亦已不少。况全国学人之众哉？若夫运用之妙，本不待全部了解而后可，得其绪余，往往足以润身经国。如垦田然，非待三年全部收成之后，始堪炊食，得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时，亦尽可为炊而果腹也。庄子曰：“鼹鼠饮河，不过满腹。”胡适宁不知此！以上为正告有志研经之士而言。

复有为一般人识字而说者，夫读经非止求其义，亦必审其音，所赖《经典释文》作音正确，即宋儒释经，义或粗疏，而音亦无大误，是以前代老生，略称识字者，皆赖读经之功。若散漫求之，虽标音满纸，当时识之，少逝即遗忘矣。胡适自言：“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余以为惟其如此，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读经。“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一语之下，应补足一句，曰：“以故今日不得不急急读经。”不然，他人纵不配读全经，亦尚配读《毛诗》一句，而胡适于此，恐终身有望尘弗及之叹矣！以上释第二条。竟。

读经依古文乎，依今文乎？此一问题，不待繁言而解。如论事实求是，自当依古文为准。然今文经传之存于今者，《公》、《穀》而外，仅有《孝经》。《孝经》今古文之异，不可审知。古文既亡，自然不得不取今文矣。其余杂糅古今文者，则有《论语》（今《集解》本古、齐、鲁杂）。文虽小异，而大义不至僢驰。《仪礼》亦杂古今文，更于大义无害。若《周易》则用王弼本，弼本费氏。《汉书·艺文志》谓刘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则王弼本亦古文之遗也。《毛诗》向称古文，其书不出壁中，而云古文者，小序述事，与《左氏》相应。传中陈述制度，又与《周礼》相应。是所谓古文说耳。《诗》本赖讽诵上口以传，别无古文真本，但取其为古文说可也。《周礼》、《春秋》、《左氏》皆古文，《尚书》真古文不可见，今文亦不可见，然伪孔本文多依三体石经，说多依王肃，与今文全不相关，故《尚书》去其伪篇，虽非真古文，亦可谓准古文也。此外《小戴礼记》四十九篇，兼采今古，而文字依今文者多。然《仪礼》今存十七篇，天子诸侯之礼，大氐无存，而时于《戴记》见之，不能以其为今文而不采也。今问读经当依古文乎，今文乎？余则谓古文固当遵守，即古今杂糅者，亦有礼失求野之用，况分别古今，研究派别，乃大学之事，不与中学读经同时乎？以上释第三条。竟。祖耿案 先生此讲第一、二段，专为胡适、傅孟真而发，读者参阅《独立评论》第一四六号，自能判别泾渭，知所适从。至第二段末有词锋过峻处，已请于先生，改从婉讽矣，读者当以意求之。五月二十日，诸祖耿录后附言。

第六章 论经史儒之分合

经之所该至广，举凡修己治人，无所不具。其后修己之道，衍而为儒家之学；治人之道，则史家意有独至。于是经史遂似判然二途。夫所谓经者何指乎？大纲二字，允为达诂。《韩非·内外储》三篇，篇各有经，造大纲于篇端，一若后世艺文之有目录。《管子》有经言、外言、短语、区言、杂篇，而经言居首，盖纲之在纲，义至重要。《墨子》有《经上》、《经下》，次有《经说》上、下，一如后世之分经、传。大抵提出宗旨曰经，解说之者为说；简要者为经，详尽者曰说、曰传。后世儒家、史家，辞繁不能称，遂别称为子为史，溯其朔一而已矣。

古无史之特称。《尚书》、《春秋》皆史也，《周礼》言官制，《仪礼》记仪注，皆史之旁支。礼、乐并举，乐亦可入史类。《诗》之歌咏，何一非当时史料。大小雅是史诗，后人称杜工部为诗史者，亦以其善陈时事耳。《诗》之为史，当不烦言。《易》之所包者广，关于哲学者有之，关于社会学者有之，关于出处行藏者亦有之。其关于社会进化之迹，亦可列入史类，故阳明有“六经皆史”之说。语虽太过，而史与儒家，皆经之流裔，所谓六艺附庸，蔚为大国，盖无可疑。《周礼·大司徒》：“教万民而宾兴之，六德、六行、六艺而已。”六艺者，礼、乐、射、御、书、数。《记》又有春夏教《诗》、《书》，秋冬教《礼》、《乐》之说，则已备有四经。而《易》不以教士，专为卜筮之守，其后亦得免于秦火。《春秋》为国史，民间所不得见。《尚书》则古史，非当代史，且各自为篇，无年月以比次，历代兴废，所记不全，如《夏书》已有《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诸篇，然于后羿、寒浞之篡弑，少康一旅之中兴，均缺焉不载。故《书》虽以道政事，而不得称为完具之史。惟《春秋》编次年月，体例始备，奠定史基，当弗外是。第《春秋》之作，昉于何时？杜元凯《春秋释例》谓为周公之旧典。余观《周官》五史，未及《春秋》一语。小史掌邦国之志，殆方志类耳。以周公之思兼三王，犹未备编年一体，可见当时对于此道尚疏。余谓《春秋》之作，当起于西周之末。太史公《十二诸侯年表》始于共和元年，前此则但称世表，而弗能次其年月。《墨子·明鬼》篇历引周、燕、宋、齐之《春秋》，至杜伯射王而止，可见周宣以前，尚无《春秋》。《春秋》既记当代之事，民间不得习睹，惟贵族或可得见，故《晋语》司马侯称羊舌肸（叔向）习于《春秋》，悼公即召傅太子。《楚语》士亹傅太子箴，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 《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令语》、《故志》、《训典》，皆《尚书》家言；《故志》即邦国之志。盖《尚书》不专记王朝，如《费誓》、《秦誓》，皆邦国之志也。《世》即《世本》，为《春秋》家言。由此知公侯子孙，乃得一读《春秋》。其他教万民之术，止有 《诗》、《书》、《礼》、《乐》而已。管子相齐，其教颇广，故《山权》数篇，言《诗》以记物，时以记岁，《春秋》以记成败，行者道民之利害，《易》者所以守凶吉成败，卜者卜凶吉利害，民之能此者皆与之一马之田一金之衣。所谓行者，即《周礼》小行人所掌，辨别每国之五物，亦即方志之类也。管子悬此以求士，可见当时齐国之士，能全读此者亦不数觏。孔子教人，平时亦止 《诗》、《书》、《礼》、《乐》。五十学 《易》，习之已晚。《春秋》则西观周室，论次史记旧闻，作于获麟之后，非当时教人之学。故《易》与《春秋》，虽经管仲提倡，而孔子以前通之者究无多人也。自孔子定六经之名，然后士得通习，前此盖未有人言《六经》者。《汉书·艺文志》本于《七略》，凡《春秋》二十三家，《国语》、《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汉著记》，均在六艺略中，未尝别立史部。迨晋苟勖《中经簿》，经史乃歧而为二。此因史籍过多，不得不离《春秋》而独立，实则史与《春秋》不能相离。太史公作《史记》，即欲上继《春秋》。班固作《汉书》，其于十二本纪亦自称为《春秋考纪》。直至晋、宋，孙盛、习凿齿仍自名其书曰《晋阳秋》、《汉晋阳秋》（晋简文宣太后讳阿春，故改“春秋”为“阳秋”） ，盖袭用经名者，惟史籍为可，否则扬雄撰《太玄》以拟《易》，撰《法言》以拟《论语》，论者斥为吴楚僭王，而于史家之自称《春秋》，殊无贬词，盖史本《春秋》嫡系也。

刘知几《史通》言：《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此亦不然。《尚书》亦有记事之文，《禹贡》即记地理，《顾命》即记丧事。盖《尚书》为史法未具之书，集合档案而成之，非专以记言也。故后人作史，法《春秋》不法《尚书》，且法传而不法经，如《两汉纪》及《资治通鉴》皆是。惟王通《元经》，乃自比《春秋经》，其书“元年春帝正月”，是也。须知《春秋》为鲁史，有周天子在，不得不系正朔于王，南北朝各皆自主，称“帝正月”何为？又通以祖宗所在国为正统，刘宋时在南，故认宋为正统；齐初迁魏，则以正统予魏；隋代平陈，混一区夏，则称晋、宋、齐、梁、陈亡。此皆酿成笑柄者也。其后朱晦庵法《春秋》而作《纲目》，盖以余力为之，非精心结撰者，且大都为其弟子赵师渊所作。元、明之间，颇有继作。至清渐少，实因《春秋》经文不易效法，作史者只可法传不可法经，至《尚书》更无法之者矣。历代史籍，一以纪传为主，与《春秋》亦多异趣。惟本纪、编年，纪录大体，正似《春秋》。若表、志则《春秋》未始有之。故《隋书·经籍志》称《史》、《汉》为正史，而以《两汉纪》、《晋阳秋》、《汉晋春秋》隶古史。盖《史》、《汉》大体，虽取法《春秋》，而亦兼涉六经，如《礼志》、《乐志》，即取法于《周礼》、《仪礼》、《乐经》。后代之史，志、表或付阙如，而纪、传一准《史》、《汉》。史之应入《春秋》家者，其故在此。

清儒段玉裁谓十三经应扩为二十一经，即加《大戴礼》、《国语》、《史记》、《汉书》、《通鉴》、《说文》、《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八种，斯言颇为卓荦。《国语》本在《汉志》经部，《大戴》、《小戴》，亦自古并称。《说文》宜与 《尔雅》并峙。《史》、《汉》、《通鉴》为史学典型，其列入经部宜也。惟《算经》、《算术》，《艺文》不入经部，未宜阑入。然此十九经字数浩繁，学者未易成诵，计十三经共五十余万字，《史记》五十余万，《汉书》八十余万，《通鉴》百三四十万，加以《国语》、《大戴》、《说文》不啻二十万，合共三百余万字，比十三经字数六倍，诵习者将日不暇给。况二十四史合计三千余卷，段亦仅举其主要者而已。惟史之宜习，吾已不惮烦言，而经史之不必分途，段氏已有独得之见，清儒中盖未能或之先焉。

儒家之入子部，《汉·艺文志》已然。儒家之言，关于修己之道独多，论及政事者亦不少。孔子言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本以教人修己。一部 《论语》，言修己之道更多。今《论语》入经部，实则《论语》为孔氏一家之书，亦儒家言耳。《论语》既入经部，则若《孟》、《荀》等无一不可入经部。惟因篇帙太繁，不得不揭称儒家，以冠九流之首。后人疑《孟子》不应入经部，如论其源流，实无大背谬也。经兼修己治人，史则详治人而略修己，自《论语》出而修己之道灿然大备，儒之可重者在此。原夫史之记载，多帝王卿相之事，罕有言及齐民。舜虽耕稼陶渔，终登帝位，史亦不能详其初事。周公制礼作乐，而礼犹不下庶人，与齐民修己鲜涉。惟孔子出身编户，自道甘苦，足使人得所效法。夫子之贤于尧、舜，亦其地位使然也。孔子以前，为帝王而立言者实多，为平民而立言者盖寡。东家之邱，人固以细民易之。孔子亦自言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其后为委吏、为乘田，能会计当而牛羊壮，又《檀弓》南宫縚之妻之姑之丧，夫子诲之髽，则夫子于细民鄙事，能者实多，故能“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不改其乐”。以历经困厄之人，甘苦自知，言之自能亲切，而修己之道亦因之圆满。其后孟、荀二儒，益能发挥尽致。《汉·志》入《孟》、《荀》于儒家者，以分部时当然，实则渊源无异也。如此则经、史二部，亦固可合于儒。若“六经皆史”之说，微有语病，因经所含不止史学，即儒家之说亦在其内也。

今教人读经，要在策人记诵，而史传及儒家学说，无不当悉心研究。儒之与史，源一流分。虽儒谈政治，史亦谈政治，而儒家多有成见，渐与史有门户之分。然无儒家，则修己之道不能圆满。而治人之道，欲其运用有方，则儒家亦往往有得之者。孟、荀二公，不得其位，不论。汉初所谓儒者，若叔孙通、娄敬、郦食其、陆贾四人，无不长于应用。叔孙制礼作乐，不失儒家面目。娄敬乃一策士，而定都关中，敬实主之；与匈奴和亲，亦敬主之。郦生虽似迂阔，然能以口舌下齐七十余城，设不为韩信所卖，当亦不至就烹。陆贾说赵佗去黄屋称制，才调与纵横家相近，名之曰儒者，以其本业为儒耳。前此孔子弟子，如子贡之存鲁乱齐、破吴霸越，亦纵横家之前驱。后此汉文时之贾谊，才气较前数人为高，而惜不得其位以死。观此数子，则古儒者固多有用之材矣。若专门说经之士，往往乏运用之术。孔子以来，惟吴起、杜预二人为有干略，他若公羊、榖梁与其传授之徒无有以功名显者。又如孔子传《易》于商瞿，中经数传以至汉世，亦无以功业显于当代者。余若传《诗》之高子、孟仲子，传《礼》之高堂生，传《书》之伏生，皆无事迹可见。盖纯粹经师，往往不涉世务，故功业短于儒家。然则经典治人之道，非儒家固不能运用，有赖于儒家者以此。

承平之世，儒家固为重要，一至乱世，则史家更为有用。如《春秋》“内诸夏，外夷狄”，树立民族主义。嗣后我国虽数亡于胡，卒能光复旧物，即收效于夷夏之闲也。孔子作《春秋》，《孟子》、《公羊》皆言“其事则齐桓、晋文”。试问《春秋》之异于旧史者安在？盖以前皆言帝王之道，《春秋》则言霸主之道，故三传无不推尊齐桓，而《论语》且言“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春秋之季，戎夏交捽，若无霸主，将不独伊川之见野祭而已。又观管仲以前，以尧、舜、禹之圣明相继，传至仲康父子，已为夷羿所篡，盖保持中国太平者不过三百年耳。《商书》简略，四夷之事不详。而太王避狄去邠，可见商国之威，亦不能詟服狄人。至文王胜狁伐西戎，周公兼夷狄驱猛兽，然后王业以定，国威以立，然不及四百年，而幽王死于骊山之下。逮管仲出，则中国不困于异族者九百余年。盖自齐桓伐山戎救邢卫，其后晋灭赤狄，至战国时，国威益振。秦初灭大荔之戎（在今陕西东部汉之左冯翊） ，后灭义渠之戎（在今泾阳至宁夏一带） ，惠王用司马错，西并巴蜀。赵武灵王北收云中九原（九原当今榆林至河套云中，在今河套一带） ，燕将秦开，却东胡千余里，置辽东、辽西郡，疆土远及朝鲜。楚则庄跻兵定滇池。战国之势，制夷而不制于夷，其方略皆有所自来。至秦始皇时，略定陆梁，置桂林、南海、象郡。赵佗更役属瓯骆，至汉时改为九郡（即今两广安南地）。而云南亦于汉武时征服。秦虽残暴，其对外之功，自不可没。汉至宣帝时，西域三十六国，尽隶都护。汉人对于藩国，务握其实权，不若后代之徒求虚名也。西汉自武帝以后，胡人不敢南下。王莽末，中国虽乱，而匈奴始终不能蚕食边地。后汉兵威不及前汉，然班超以三十六人定西域。三国分裂，异族亦不敢内侵，魏武斩蹋顿，司马宣王灭公孙渊，兵威犹震于殊俗。至晋室平吴，骨肉相残，然后有五胡之乱。自管仲至此凡九百余年，递相祖习，使中国有金瓯之势，其泽不可谓不长矣。孔子之服管仲者以此。

吾今称此九百年为霸期，以此九百年中，政令虽有宽猛，大氐皆管仲余势所持也。前乎霸期者，商、周攘夷之功，殊不及此。后乎霸期者，则自两晋以逮隋室，戎夏交捽者几三百年。唐太宗武功极盛，但自隋文平陈至天宝十四年，历时仅一百六十余年，安史之乱，已毒遍中原。继受吐蕃、回纥之侮，异族又骎骎驾中国上矣。其后五代扰攘，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皆沙陀部落，石且以燕云十六州割让契丹。宋兴亦无如之何，河北境土，日蹙日削，勉强支持百五六十年，金人起而汴梁不守矣。南渡偏安，更不足论。及蒙古混一，中国沦于夷狄者八十九年。明之兴，始得光复旧物，其胜于唐、宋者有数端焉。洪武收复辽东，征服云南。永乐更灭安南，改设行省（惜仅二十余年即受黎利之绐许其称藩） ，使节远至斐州，南洋岛夷，莫不詟服。及土木之变，英宗北狩，而丧君有君，不必为肃宗之即位灵武，亦不至如徽、钦之羁死五国，卒使也先礼送英宗南还。世宗时俺答入寇，终受敕封而去，直至万历季年，群阴构祸，努尔哈赤起，明乃渐以不振。此盖天子守边，人自不得不致死于驱除异族也。（北京东邻辽东，北接热河、察哈尔。异族逼处，非安享太平之地，故明时传云天子守边。）自霸期既毕，能保持攘夷之功者，惟朱明一代而已。霸期以前，西周保持不过三百余年；霸期以后，朱明保持二百五十余年。独此霸期中，保持至九百年，管仲之功真不在禹下矣。孔子作《春秋》，焉得不称齐桓、晋文哉？孟、荀生于中国强盛之时，故小管仲而羞桓、文；如生于东晋之后，当亦不言管仲功烈之卑也。儒家对于历史，往往太疏，不综观事之本末，而又有门户之见，故其立论不免失中。孔子作《春秋》，确立民族主义；三传释经，虽有不同，而内诸夏外夷狄之义则一。管仲建此功，孔子立此义，以故中国屡亡，而卒能复兴。是以承平之世，虽有赖于儒家；而国亡再起，非归功于史家不可。今者外患日深，骤图富强，谈何容易！惟有立定民族主义，晓然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本之《春秋》，推至汉、唐、宋、明诸史，人人严于夷夏之防，则虽万一不幸而至下土耗，终必有复兴之一日也。

今吾人言读经尊孔，而敌人亦言读经尊孔，鳃鳃者深恐将来为敌人愚弄。吾谓不然。民族意识之凭借，端在经史。史即经之别子，无历史即不见民族意识所在。盖凡百学术，如哲学，如政治，如科学，无不可与人相通，而中国历史（除魏、周、辽、金、元五史）断然为我华夏民族之历史，无可以与人相通之理，故吾人读经主旨，在求修己之道，严夷夏之辨。前此满清入关，何尝不思以读经尊孔，愚弄吾人？玄晔、胤祯，出其雷霆万钧之力，威胁利诱，卒之民族主义，历劫不磨。盖读书种子不绝，《春秋》“内诸夏，外夷狄”之义长在人心，一触即发，何惧乎异族？何畏乎愚弄？若至经史道丧，儒学废绝，则吾炎黄裔胄，真沦于九幽之下矣。〔说明〕《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第六期，1935年6月刊行；今据《国风半月刊》第八卷第五期，1935年6月出版；参校《光华大学半月刊》第四卷第五期。

第七章 论读史之利益

治国论政，不能无所根据。汉人言通经致用，当时经史未分，史即《春秋》家言也。至汉末而史籍始渐多矣。西汉时，士皆从师受经，而史籍则罕有讲授者。盖经籍公开，史籍不公开也。《汉书》东平思王宇上疏求《太史公书》，王凤言《太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至东汉则史籍渐不秘密，故孙权勉吕蒙涉猎往事，自谓少时历 《诗》、《书》、《礼记》、《左传》、《国语》，惟不读 《易》。至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因劝蒙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所谓三史者，《史记》、《汉书》、《东观汉记》也。蒙本不读书，自闻权言，笃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后鲁肃过蒙，言议常欲受屈，因拊蒙背，称其非复吴下阿蒙。于此可见东汉以来，渐多读史者矣。刘备从卢植受《礼记》，终身不忘。而遗诏则以《汉书》、《礼记》并举，旁及诸子、《六韬》、《商君书》。然刘本经生，未遑研精史籍。若诸葛亮则是法家，蜀人好史籍者，固不若吴人之众也。

经者古史，史即新经。远古之事，或不尽适用于今。事愈近者，愈切实用，荀子所谓法后王也。自汉以后，秉国政者，无不参用经史，以致治平。至王安石乃自以为湛深经学，不好读史，且复劫持人以不必读史，目《春秋》为断烂朝报，其流弊卒至京悖之误国。然当时理学家亦以为王者致治不须读史，如谢良佐初造程明道，对明道举史事不遗一字，明道谓之玩物丧志。谢面赤汗流，自是不复言史。司马光薨于位，适郊天庆成之后明堂降赦臣僚称贺讫，两省官欲往奠之，程伊川不可，曰：“子于是日哭则不歌。”坐客难之曰：“孔子言哭则不歌，不言歌则不哭也。”苏子瞻曰：“此乃枉死市叔孙通所制礼也。”众皆大笑。伊川于史学本疏，故有人诮伊川须入山读《通典》十年，方可议礼。明人读史不精，而办事较有能力，凡为其能注意于史事故也。至清人之读史者，不过为琐碎之考据而已。唯曾、左、胡三人，颇知运用之术，曾读《文献通考》，胡读《资治通鉴》，左读《读史方舆纪要》。三人所好不同，而其经世致用则同。今观其奏疏书札，恒喜称引三书，可知也。张之洞虽不及彼三人，亦熟读《通鉴》。盖张曾随胡林翼至贵州衡文，受胡之熏染甚深也。《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文献通考》三百四十八卷，《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三十卷。专心读之，一年可毕。至于运用之妙，本不在读书之多，故通经即可致用。今亦可言通史致用，史即经也。然今人之病根，即在不读史。民国初建，自日本归来之民党，略读法政诸书，罕留意于本国史籍，以求因革之宜，锐意步趋他国，不恤削趾适履。即当时所称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亦刻意仿效日本，见日本以政党政治，即欲移植于中国，不知是犹逾淮之橘也。日本天皇自肯垂拱无为，祭则寡人而已。中国由数千年来君主专制一变而为民主共和，选任大总统，自必为有声望有才具者所得，即此一端，已非日本天皇可比。是故不顾国性、民情而但为蜾蠃之祝，其不蹈王安石之覆辙者鲜矣。

读史致用之道有二，上焉者察见社会之变迁，以得其运用之妙，次则牢记事实，如读家中旧契，产业多寡，了如指掌。能得运用之妙者，首推道家，《汉志》言道家者流，出于史官。老子为周守藏史，根据社会之变迁，以著成道家之议论，故能妙徼浑然，语无执著。庄子称孔子以六经说老聃，老聃云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盖道家之意，读古人书，须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不可泥于陈迹而屑屑为之。此不独老子为然，伊尹、太公无不如此。是以伊尹、太公之书，《汉志》均在道家。汉初张良受兵法于黄石公，及郦生说汉王立六国后，张良藉箸破之，乃谓用客之谋，大事去矣。何则陈涉之起，势孤力薄，故张耳、陈余说以树党益敌，以分秦力。至楚汉相争，势已不同，楚强汉弱，力不相侔，再立六国，将必尽为楚灭耳。时之相去不过四五年，利害之不同已如此。自非道家，谁能观于时变而应用其术？张良之可入道家者殆以此也。厥后惟李泌为能继武耳。至以史籍视同人家之契券者，老子有言，有德司契，契正不可不读者也。若一家之主，束置契券，不加观览，不自知其资产之多寡，其昏瞆将如何？然执政者之于国史，亦犹家主之于契券矣。

昔在东京时，闻民党中人言，满洲沙漠之地，本非我土，可放弃也。此即不看旧契之过。今试一稽史实，以确证满洲之为我疆我理。《史记·匈奴传》燕将秦开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遂置辽东、辽西郡。辽东地及朝鲜，辽西为今锦州至滦西一带。汉武析辽西而置乐浪、玄菟，即清时所谓东辽道，在兴京之东，长白山东偏之地。乐浪盖在今朝鲜平安道一带。直至永嘉之乱，胡骑蹂躏，遍于北方，辽东始不复为我有。唐初虽灭高丽，亦不能奄有辽东。南宋则甘以小朝廷自居，河北尚不能保，遑论辽东！明初冯胜破降辽东，置辽东都指挥使司，仿佛今之特别区，以都指挥使为长官，其下有卫，亦有学校，有教官。士之应科举者，得与顺天乡试。永乐时更立奴尔干都司，统辖建州海西渚部。清时于黑龙江发见奴儿干都司碑，可见明廷威力之远被，明宣宗时在松花江设造船厂，命镇辽东都督佥事巫凯董其事，凯尝请罢其役，旋罢旋兴，此松花江造船厂当即今之吉林，清人称吉林为船厂，直至民国犹然，即因明时造船于此而沿用此名也。由此观之，不但辽东早为我有，即吉、黑亦久在版图之内。当辛亥南京政府成立时，余知张季直曾随吴长庆至朝鲜，谙于东北情形，因以满洲不宜放弃之意见质之。张亦言断不可弃，于是作文通告全国，凡主张放弃东省者，卖国贼论。一时议论为之一正。至言满洲沙漠地者，由未履其地而妄揣测耳。亦未思沙漠之地断无大川巨流，例如新疆沙漠，河润至此，即渗入地中。今满洲有松花江、黑龙江通流其间，其非沙漠，可想而知。孟子云：生于其心，害于其政。今兹东北沦陷，国人或尚以前此满洲可弃之心理自相慰藉。此由不阅旧契，故不知自家资产之多寡也。

又如安南，自秦置南海、桂林、象郡，尉佗更役属瓯骆，其地奄有今之两广、安南。南海者今之广东，桂林即今之广西，象郡则今之安南。汉时更分设三郡，曰交趾、九真、曰南。后汉交州刺史兼治两广诸地。两晋、六朝均为郡县。唐调露初设安南都护府，属岭南道。安南之名由此始。唐德宗时宰相姜公辅即为日南人。其地士子之科举仕进，无不与其他州郡同。唐末五代属于南汉，后为丁琏所据。宋开宝八年，授琏为静海军节度使，八年封交趾郡王，名义仍属中国。至南宋始独立为国。明永乐时黎季犛杀陈氏宗族而自立，成祖命沐晟、张辅进讨平之，设交趾布政司统其地，置百官，立学校，以经义诗赋取士，士子彬彬有华风。宣宗间尝放弃，世宗十九年莫登庸归降，始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改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直至明亡，无大变更。清康熙时册封黎维禧为安南国王，乃始确认其为藩属矣。其与安南比邻之缅甸，明时设有宣慰使，为云南土司之一。是以桂王之入缅甸，并不以为越境。至清乾隆时征缅甸无功，缅甸亦惧为暹逻所逼，遣使入贡，清廷因赐册印封为缅甸国王。于是缅甸亦独立而为藩属。此皆详载史籍，凡属国民，固不容不熟记者也。远者且不必论，若明代疆域，去今仅数百年。而满洲、安南、缅甸诸旧事能熟记者，已无几人。左宗棠征服新疆，不可谓无才气，然安南让于法国，缅甸让于英国，未闻左有一言之诤谏，岂其暮气已深，畏难而苟安耶？恐亦为旧契之不甚了了故耳。

民国以来，国人对于史事亦甚疏忽矣。或且鄙夷旧契，不屑观览。甚有怀疑旧契者，于是日蹙百里，都在迷离惝恍之中，使人人而知保守其旧契，家国之事，当不至此。〔说明〕《章氏星期讲演会记录》第七期，1935年6月；今据《制言月刊》第52期，1939年5月出版。

第八章 略论读史之法

读史之法，一时言之不尽。今略论其大概，分三层言之。先明史之大体，次论史之优劣，三示读史之宜忌。

一、史之大体。自古相传，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其实不然。《春秋》经文固是纪事，《尚书》则不专纪言，纪事之处亦多，特是未成之史。所谓史料者尔。《尚书》之外有《逸周书》，与《尚书》性质相同，纪事而亦纪言，要皆未经编次之史料也。《春秋》与《左传》为表里。《左传》兼备事言，是故拘于事言之分，正未必然。后人论史，以纪传之体为正史，编年之体为古史。论其性质，则本纪仍为编年，惟与《春秋》不甚同耳。无本纪，编年不能成。史公作本纪，复作表以辅之，年经月纬，较《春秋》为详。纪表之外，有世家，有列传。世家惟《史记》可有之，后不当有。列传变《春秋》之体，《春秋》以事为主，列传以人为主也。《史记》之八书与他史之志，职官等于《周礼》，《礼志》等于《仪礼》，《天官》、《地理》，古所未有。《禹贡》虽略载山川，而不详郡国。《乐志》详载郊祀歌，体类《诗经》。盖马、班之意，在隐括六经之旨而成文。故于《书》、《诗》、《礼》、《乐》无所不该。论其大体，则主于《春秋》也。后人以为纪传之体不主于事，而主于人，于是有繁省不明之弊。如语在《项籍传》，语在《高祖纪》。参差回互，缴绕不清。故荀悦、袁宏仍有编年之作。编年之史，在昔只有《春秋》而已。刘知几谓凡纪言之文，应别立一种。然不善编排，史籍将变为文集。章实斋以之修志，此为好奇，未可法也。世家之体，原本封建。封建既废，即无所谓世家。载记之名，较世家为妥，始于《东观汉纪》，记光武初群雄并起之事。当时群雄皆各称帝以号召，故不应称曰世家。然陈涉之事，及身而止，亦不应称世家。如称载记，与晋十七国之事相同，即无可非议。《史记》无载记之名，欧阳修重作《五代史》，壹以史公为法，于南唐、前后蜀、南东汉、楚、闽、吴、越均称世家，其实不合。当时仅吴越钱氏、荆南高氏服从中央，其余则否，安得皆称世家哉？欧阳之意，一则刻意摹古，再则《旧五代史》荒谬泰甚，凡服从中央者称世袭列传，不服从者称僭伪列传。五代纷争，僭与不僭，何从定之？欧阳所以悉改为世家，不知称载记即无病，称世家犹未当也。又如《明史》有《流寇列传》。李自成转徙不常，目为流寇，名实未背。张献忠定都四川，则不得以流寇目之。《清史稿》记郑成功、洪秀全别为一类。郑有帝号，洪称天王，不能以诸疾〔侯〕之礼待之。如曰载记，即名实相副矣。此外非史公所有，而后人有一得可采者，世纪是也。阿骨打未起以前，其祖已为酋长，统率数千人矣。托克托等修《金史》，于本纪之前别列世纪，其意与《始皇本纪》之前有《秦本纪》相同。魏收作《魏书》，拓跋硅前二十七代均入《帝纪》，不合史法，识者所笑。若列为世纪，则无可訾矣。清之初起，世受明封，非草泽英雄可比。《清史稿》不列世纪，直以本纪发端，载清太宗事如草泽英雄，亦无当于史法也。载记《史》、《汉》所无，世纪史公有其义而无其名，虽出后人，实为史中要目。

他如列传之标题，《史》、《汉》尚少，后出愈多，史公列日者、龟策，已甚无谓。刺客后不常有，滑稽亦无须标目，独货殖为重要。民间营利之事，食非货志所载者，固当详为纪述，至儒林、文苑之分，出于不得已，未可厚非。叛逆之名，《新唐书》始有之，前此唐修《晋书》，王敦、桓温并未别立叛逆之号。余谓列传标目与否，当以人数为断。多则宜标，少则宜省。儒林、循吏人非少数，固当标出。至于叛臣，人数实少，何必标也？《奸臣传》之名亦后起。奸臣与佞臣有别，若董贤为祸之大，但入佞幸传。奸臣当谓能害人者，不能害人，不得称奸臣也。唐有《奸臣传》，清史无之，若和坤辈只可称佞臣耳。《晋书》始有《忠义传》，其后凡一战而死者，皆入《忠义传》。然则昭忠祠血食之士，无虑千万，皆可列入耶？方望溪、全谢山迂腐之见，以《史》、《汉》无《忠义传》为憾，不知其人果卓然有所表见，入列传可矣，何必标忠义之名哉？《宋史》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后之论者，谓宋人重道学而轻儒林。然史公于《儒林传》列说经之士，孟、荀大儒则特立一传，附以九流，由此知后世儒林、道学之分亦非无见。惟孟、荀仅二人，故不别为标题耳。钱竹汀谓宋世表章道学，程、朱诸贤应特立传，不必列入道学传，斯言得之。《列女传》起于《后汉书》，刘向别为《列女传》。有事即书，不别贤否，如蔡文姬节义有亏，而《后汉书》亦传之。其后变列女为烈女，稍有失德，即遭贬弃。自唐以来皆然，此失古人之意者也。

二、史之优劣。一部二十四史，人皆以太史公书第一。宋人乃以欧阳《五代史》比《史记》。其实何可比也？非徒文章不可比，即事迹亦不可比。《史》、《汉》本并称，六朝、隋、唐已有《史》、《汉》优劣之论，方望溪必欲推尊《史记》，压倒《汉书》，实非通论。要知《史》、《汉》各有优劣，史公《乐书》全采《乐记》，优于何有？《汉书·礼乐志》，乐不过郊庙之礼，礼是空论，至若叔孙通之《朝仪》，应入《礼书》，而二家皆不载。至今一无可考，史公、孟坚皆不能辞其咎也。

有古史如此作而后人不应如此作者，如《天文志》。古代史官，兼掌天文。《史记》有《天官书》，《汉书》亦有《天文志》。测天之法不同，应著《天官书》以明之。若仅采护陈文，指明星座，则陈陈相因，何所用之？地理本史家之要，而《史记》不志。《五行志》亦《史记》所无，而《汉书》有之。其实董仲舒辈所言，于今观之，不值一笑。其后《符瑞志》更无谓矣。《明史·五行志》载牛生马、角生背、人有两头诸怪事，不载应验之言，似已明悟，实则《五行志》载生物之变异，可为生物学之参考，要亦无大用处。又史公重视游侠，其所描写，皆虎虎有生气。班氏反之，谓之乱世之奸雄，其言实亦有理。是故《史》、《汉》之优劣，未可轻易下断语也。《史》、《汉》之后，首推《后汉书》。刘知几作《史通》，不云《后汉书》有曲笔，于《史》、《汉》却有微词。实则范蔚宗之修《后汉书》，时隔数代，直笔无妨。且蔚宗于史有特识，不仅直笔可贵，如伴食宰相，仅载本纪，不特立传。在野有名之士，王符、仲长统之流，皆为立传。其他官位卑微而入传者甚多。朱文公作《纲目》，即采范书所载，如曹操自为丞相，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曹操进号魏王，皆采自《后汉书·献帝纪》。华峤《后汉书》今不可见，疑峤书本善，而范书袭之，观蔚宗自序，称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不称叙事之善，而云议论之美，恐叙事直笔，华峤已然，故但称己之序论而已。惟华歆破壁牵伏后，华峤必不肯载。孔融临死，二子围棋，此事出吴人《曹瞒传》耳。

陈承祚《三国志》，前人讥之，谓不应以魏为正统，清人为之回护。余不谓然。桓、灵之恶，甚于桀、纣。曹操代汉，政治修明。虽其初起时，孔融之徒有不满之意，谓之正统，亦何不可？然司马温公谓刘备出于中山靖王后者，实亦如南唐之自称出于吴王恪，则未必然。刘备之自称宗室，若为诡说，曹氏应加反驳。曹氏不反驳，其为公认无疑。此盖与光武为长沙靖王之后相同。惟光武世系明晰，中山靖王至刘备则不能数耳。然必云正统，义有未安。桓、灵之当认为帝王与否？实为问题。而刘备之兴，又与光武不同。光武名号官制，必复汉家之旧，谓之正统可也。刘备何尝如此？故陈书三国鼎立，立意未尝不公。然于吴、蜀尚有分别，称蜀主死曰殂，称吴大帝之死曰薨。吴夫人立为皇后，而称之曰夫人，于蜀则称曰后。此实不合史法，使后人为之，即成笑柄矣。

四史之后，人以南北史最佳。宋、齐、梁、陈诸史繁简不当，《魏书》又有秽史之目。惟《北史》是非最为公正。唐人心理，以北朝为正统。以唐承隋，隋承周故。然南北史并立，南方帝王死，《北史》书之曰殂，北方帝王死，《南史》书之曰崩，此其病也。

唐人所修，前有《晋书》，后有《隋书》，其他尚有《梁书》、《陈书》等。《隋书》以志见称，以其皆为专家所作也。《史通》云撰纪传者颜师古、孔颖达，撰志者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令狐德棻，皆一时之选也。《晋书》专记逸闻，体近小说，然后人亦有称之者。盖自《史》、《汉》以下，可于列传之中看出其人性质产地者，首推《晋书》。观《史记·司马相如传》，可知其为四川人。观《屈原传》，可知其为两湖人。至于《晋书》列传各人之性质风度，无不栩栩欲活，安得以轻薄而少之？《旧唐书》、《旧五代史》体例本不甚佳，刘煦、薛居正伴食宰相耳，与雅擅文名之欧阳永叔、宋子京相较，宁止天渊？然吴缜作《新唐书纠谬》，驳正四百余事，真所谓百孔千疮矣。案子京《新唐书》文省于前，事增于后。唐人小说悉以为载笔之资，实则小说悠谬之词，何足信赖？何如《旧唐书》之一依官书为可信哉？是以司马温公修《通鉴》采《旧唐书》多，采《新唐书》少。于《五代史》亦然。夫历代史藉皆由官修，独《新五代史》为私家著作。私家采访，必不能普及，故至于清代，两旧史仍列入正史。《新唐书》竭力摹拟昌黎，《新五代史》竭力摹拟《史记》、《春秋》。目标愈高，笔力愈不易到。论其事实，旧史实胜于新史。即以《新五代史》职方考、司天考而论，当十国错乱之际，职方固甚重要，司天亦何用哉？

其后《金史》有元遗山手稿，尚足称道。《宋史》繁琐，凡宰相必列传，官位稍高亦无不列传，甚至一人两传，何其芜杂也？《元史》仅修一年，蒙古人名氏易混，一人两传，尚不足怪。短中取长，惟《辽史》耳。《明史》大半取诸万季野《明史稿》。今万氏原稿不可见，闻但有多传，而无表志。近朱逖先买得原稿，其为真伪不可知。惟列传多于今之《明史》。又王鸿绪《明史稿》传后无赞，今通行本每一传后有赞，事实与原本无异，恐亦如范蔚宗之书原本于华峤也。《明史稿》所以优于《明史》者，福王、唐王、桂王事为之特叙。《明史》则附于《三王宗室传》中，先后倒置，眉目不清，此其一也。《明史稿》于府县设置之沿革，备著年月，甚见清楚。重修《明史》皆删去之，此其二也。

今之清史，袁金铠、金梁等不知而妄作，更多著无关重要之事，体例至不纯粹。且清室遗老秉笔修史，是非必不公允。即如皇太后下嫁一事，证据确凿，无可讳饰，今一概抹杀，何以传信？最大之病在不列世纪。纪清太祖之初起，壹似草泽英雄，有乖实录甚矣。然则清史非重修不可。今以《清史稿》开罪闻人，禁不发行，不知史之错误有二。小节出入，错误之微末者也，不难加以修正。大体乖违，则错误之深重者也，非更张不可。如以努尔哈赤写作草泽英雄，焉可以信今而传后哉？要之《清史》较《宋史》、《元史》稍优，不致有一人两传之误，然比《明史》尚不逮。余谓今人修史，如文章欲力追秦、汉，则古今人不相及。

无论《史》、《汉》，即范、陈亦不易及。前人称南北史为优，其实《隋书》、《明史》亦尚可观。如能与方驾，已为上乘。读史不必问文章之优劣，但须问事实之确否。至于议论，各人有其特见，正不必以人之议论为己之议论也。

三、读史之宜忌。读史之士学力不同，识见亦异。高者知社会之变迁，方略之当否，如观棋谱，知其运用，读史之效可施于政治，此其上也。其次考制度，明沿革，备行政之采择。正史所载，未必完备，典章制度，不得不参考《通典》、《通考》诸书，譬如地理、职官二门。职官须明权限之异同，不得但据其名。地理应知交争之形势，道里之远近，要知历史上之地理，不与今之地质学、地文学相同。今人讲地理，建置沿革尚能通晓，惟有一说疑不能明。《汉书》述诸夏区域东西一万三千余里，南北九千余里。历代相沿此说不变。宋土逼窄，犹作此语。汉尺短，用清营造尺比汉尺，则汉一尺得清营造尺七寸四分。汉一万里为清七千四百里。今自蒙古至琼州只六千里，焉得有九千里？明尺即今木尺，一尺等于营造尺九寸，则万里当有九千里，数亦与今不符。汉人之言，犹可诿之测量未精，故有是误。晋裴秀为司空，作《禹贡地域图》十八篇，已知测量之法矣。六朝时遵用之，唐贾耽则有《禹迹图》、《华夷图》，刘豫刻之西安，今存西安府学，观其里数亦觉过大。盖当时虽知测量，仍不知北极测地之法也。《周礼》职方氏所云九州之内东西南北相去七千里，其外相去一万里。以汉尺七四计，尚得五千一百八十里。本部南北相去断无此远，古今人皆以为疑。近人廖季平乃谓职方氏是指全地球而言。实则自汉至明，里数总不确实，凡为测量未精不知北极测地之法故也。

职官之学有职官沿革表可供参考，然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加审辨。如唐之六部与《周礼》六官不同，此前人已知之。《周官》冢宰乃唐之尚书令，非唐之六部也。《周礼》天官，大宗伯在汉为九卿，至清大理、太常、太仆则虚名耳。明太仆寺尚须养马，清则无其事矣。光禄寺不知起于何时，清光禄勋本郎官，不知何以变为庖厨之职？汉之鸿胪如后之理藩院。此皆名同而实不同者。古今职官名实相同者仅有县令，清之知县犹是汉之县令也。以知府比太守，即已不符。顾亭林谓太守如督抚，此语良然，以其有兵权也。日本人译西洋官制之名，于台湾、朝鲜则曰总督，称印度、香港之最高长官即曰太守，不知是否西洋文之本意如此？抑故意作此译名也？实则守之大小，本无规定。明代总兵镇守边陲，亦称曰守。以故印度总督可比太守，香港只可比巡检司而已。汉之太守与后之知府，不但名不同，实亦不同。研究职故官不应取其名，务须稽核其实。古今官制，屡改不一改矣，决非但见其名相同即可谓是同一职掌也。

他如古今度量衡之变迁沿革，亦不易知。要之考制度以裨有政，乃读史第二等事，其效已次于职方略知运用也。

读史所最忌者，妄论古人之是非是已。宋人往往好以当时之是非衡量古人，实则古人之安危利害，不应以后人之目光判断之。后人所应纠正古人者，乃如华歆，魏晋人均赞扬之，魏之代汉，歆颜色不悦，曰我本汉臣。此之矫揉造作，而曹子建信之，何也？又如古称扬雄，几于圣人，司马温公尚然，而后人訾之。以余观之，雄不过常人而已。

复次借古事以论今事，所谓借题发挥者，亦读史所忌。王船山《读通鉴论》，于范文正贬官，欧阳修、尹师鲁、余靖与之同去，以为好名。后之朋党，即由此起。实则宋之朋党起于神宗时，范、欧四贤曷尝有此心哉？明怀宗时流寇猖獗，朝臣多议南迁，光时亨曰“国君死社稷”，以此而止。船山于时亨不加訾议，乃力斥李纲，以金人来侵，纲力主迎战，与时亨同也。不知南宋迁亦亡，不迁亦亡。其时宗泽尚在河北，所以不能成功者，以黄潜善等沮之也。如船山之言，南迁而守东都，东都亦岂易保哉？船山史论常以宋事影射明事，后之读史者往往以此矜夸。夫作诗有寄托，发感慨。原无不可，然非所语于读史也。读史当论大体，以为判案，岂可逞臆而断也！

章太炎 国学讲习会讲演记录

章太炎先生国学讲演，早有吴承仕之记录，载于《章氏丛书》。中有曹聚仁之记录，别本单行。晚年，先生寓居吴中，购买侍其巷住宅，后又定居锦帆路，建筑讲堂，一意讲学，东及扶桑，南暨越裳，华夏群贤毕至，锦帆路上，车马云屯。先生向在日本东京，有国学讲习会之组织，周树人、作人兄弟，黄侃、钱夏、朱希祖、许寿裳诸君实始从学。晚岁来吴，吴中旧有国学讲习会，先生冠以章氏之号而别之，名曰章氏国学讲习会，一时章氏国学讲习会之名大著。先生分门讲演，每日过午开始，往往延及申酉。一茶一烟，端坐讲坛，清言娓娓，听者忘倦，历二三小时不辍。每次讲演，余必与王謇、王乘六诸子从旁详记，汇集成章，然后由余缮定呈阅。凡经学、史学、诸子、小学、旁及诗文杂艺，悉有论述，刊布同人。此册所刊，未越当时之旧也。先生常言：“中年学生，基础已定，成就可待；晚学小生，来日方长，不可不力加诱掖。”以故于年轻学生，更为重视，奖导特过恒常。易箦前夕，讲演未停。师母汤夫人言：“君体不舒，午夕未进，讲程暂缓可也。”先生毅然答曰：“吾饭可以不吃，吾学不可不讲！”卒依计划进行，一无异于平时。向患鼻痈，吐音重浊，此次忽现清亮，众皆未之察也。孰意鼻菌入腹，毒发成灾，卒以翌晨八时弃世，时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也。先哲云疽，痛何可言。然循循善诱，启发后生精神奕奕，当与日月齐光，历久而弥彰也。江苏古籍出版社印行先生《国学讲演录》，以余亲历其事，嘱为序言，略述梗概，冠于卷首。凡我后生敢不勉旃！是为序。弟子诸祖耿撰于金陵时年八十有八

第一章 小学略说

保氏所教“六书”，即文字之学。“九数”则《汉书·律历志》所云：“数者，一十百千万”是也。学习书数，宜于髫龀；至于射御，非体力稍强不能习。故《内则》言：十岁学书计，成童学射御。《汉书·食货志》言：“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内则》亦言：“六岁（按，应作‘年’） ，教之数与方名。”郑注以“东西”释“方名”，盖即地理学与文字学矣。而苏林之注《汉书》，谓“方名”者四方之名，此殊不足为训。童蒙稚呆，岂有不教本国文字，而反先学外国文字哉？故师古以臣瓒之说为是也。

汉人所谓“六艺”，与《周礼·保氏》不同。汉儒以六经为六艺，《保氏》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六经者，大艺也；礼、乐、射、御、书、数者，小艺也。语似分歧，实无二致。古人先识文字，后究大学之道。后代则垂髫而讽六经；篆籀古文，反以当时罕习，致白首而不能通。盖字体递变，后人于真楷中认点画，自不暇再修旧文也。

是正文字之小学，括形、声、义三者而其义始全。古代撰次文字之书，于周为《史籀篇》，秦汉为《仓颉篇》，后复有《急就章》出。童蒙所课，弗外乎此。周兴嗣之《千字文》，《隋书·经籍志》入小学类。古人对于文字，形、声、义三者，同一重视。宋人读音尚正，义亦不敢妄谈。明以后则不然。清初讲小学者，止知形而不知声义，偏而不全，不过为篆刻用耳。迨乾嘉诸儒，始究心音读训诂，但又误以《说文》、《尔雅》为一类。段氏玉裁诋《汉志》入 《尔雅》于《孝经》类，入《仓颉篇》于小学类，谓分类不当。殊不知字书有字必录，周秦之《史》、《仓》，后来之《说文》，无一不然。至《尔雅》乃运用文字之学。《尔雅》功用在解释经典，经典所无之字，《尔雅》自亦不具。是故字书为体，《尔雅》为用。譬之算术，凡可计数，无一不包。测天步历，特运用之一途耳。清人混称“天算”，其误与混《尔雅》、字书为一者相同。《尔雅》之后，有《方言》，有《广雅》，皆为训诂之书，文字亦多不具。故求文字之义，乃当参《尔雅》、《方言》；论音读，更须参韵书，如此，文字之学乃备。

乾嘉以后，人人知习小学，识字胜于明人。或谓讲《说文》即讲篆文，此实谬误。王壬秋主讲四川尊经书院，学生持《说文》指字叩音。王谓：尔曹喻义已足，何必读音？王氏不明反语，故为是言。依是言之，《说文》一书，止可以教聋哑学生耳。

今人喜据钟鼎驳《说文》。此风起于同、光间，至今约六七十年。夫《说文》所录，古文三百余，古文原不止此。今洛阳出土之三体石经，古文多出《说文》之外。于是诡谲者流，以为求古文于《说文》，不知求之钟鼎。然钟鼎刻文，究为何体，始终不能确知。《积古斋钟鼎款识》释文，探究来历，不知所出，于是诿之曰昔人。自清递推而上，至宋之欧阳修《集古录》。欧得铜器，不识其文，询之杨南仲、章友直（杨工篆书，嘉祐石经为杨之手笔；章则当时书学博士也）。杨、章止识《说文》之古文，其他固不识也，欧强之使识，乃不得不妄称以应之。《集古录》成，宋人踵起者多，要皆以意测度，难逭妄断之讥。须知文学之学，口耳相受，不可间断。设数百年来，字无人识，后人断无能识之理。譬如“天地玄黄”，非经先生口授，何能明其音读？先生受之于师，师又受之于师，如此数千年，口耳相受，故能认识。或有难识之字，字书具在。但明反切，即知其音。若未注反切，如何能识之哉？今之学外国文者，必先认识字母，再求拼音，断无不教而识之理。宋人妄指某形为某字者，不几如不识字母而诵外国文乎？

宋人、清人，讲释钟鼎，病根相同，病态不同。宋人之病，在望气而知。如观油画，但求形似，不问笔画。清人知其不然，乃皮傅六书，曲为分剖。此则倒果为因，可谓巨谬。夫古人先识字形，继求字义，后乃据六书以分析之，非先以六书分析，再识字形也。未识字形，先以六书分析，则一字为甲为乙，何所施而不可？不但形声、会意之字，可以随意妄断，即象形之字，亦不妨指鹿为马。盖象形之字，并不纤悉工似，不过粗具轮廓，或举其一端而已。如“”字略象人形之侧，其他固不及也。若本不认识，强指为象别形，何不可哉？倒果为因，则甲以为乙，乙以为丙，聚讼纷纷，所得皆妄。如只摹其笔意，赏其姿态，而阙其所不知，一如欧人观华剧然，但赏音调，不问字句，此中亦自有乐地，何必为扣槃扪烛之举哉！

宋人持望气而知之态度以讲钟鼎，清人则强以六书分析之。然则以钟鼎而驳《说文》，其失不止偏闰夺正而已。尝谓钟鼎款识，不得阑入小学；若与法帖图象，并列艺苑，斯为得耳。《四库》书列入艺术一类，甚见精卓。其可勉强归入小学类者，惟有研究汉碑之书，如洪氏《隶释》、《隶续》之类而已。文字之学，宜该形、声、义三者。专讲《说文》，尚嫌取形遗声，又何况邈不可知之钟鼎款识哉？盖文字之赖以传者，全在于形。论其根本，实先有义，后有声，然后有形，缘吾人先有意思，后有语言，最后乃有笔画也（文字为语言之代表，语言为意想之代表）。故不求声、义而专讲字形，以资篆刻则可，谓通小学则不可。三者兼明，庶得谓之通小学耳。《说文》以形为主，《尔雅》、《方言》以义为主，《广韵》之类以声为主。今人与唐、宋人读音不同，又不得不分别古今。治小学者，既知今音，又宜明了古音。大徐《说文》，常言某字非声，此不明五代音与古音不同故也。欲治小学，不可不知声音通转之理。段注《说文》，每字下有古音在第几部字样，此即示人以古今音读之不同。音理通，而义之转变乃明。大徐《说文》，每字下注明孙愐反切，此唐、宋音，而非汉人声读。但由此以窥古音，亦初学之阶梯也。要之，形为字之官体，声义为字之精神，必三者具而文字之学始具。

许君之言曰：“惟初太极，道立于一。”“一”之为字，属指事。盖人类思想，由简单以至繁复，苦结绳之不足致治，乃有点画以作识记，则六书次第，以指事居首为最合，指事之次为象形。《说文》之界说曰：“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是也。”“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是也。”此皆独体之文，继后有形声、会意，则孳乳而为合体之字。故形声之界说曰：“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会意之界说曰：“比类合谊，以见指，、信是也。”指事、象形在前，形声、会意在后，四者具而犹恐不足，则益之以转注，广之以假借，如是，则书契之道毕，宪象之理彰。指事之异于象形者，形象一物，事晐众物。以为例，所晐者多，而日月则仅表一物。二字，视之察之，可知其在上在下。此指事之最易明白者，故许君举以为例。

指事之字，除外，计数之字，自一至十，古人皆以为指事。但字从入从八，已属会意。字象形，尚非指事，惟籀文作，确系指事。按，莽布六七八九作，或为最初之古文，极合于“察而见意”之例。若两篆，殊不能“察而见意”也。六书中之指事，后人多不了然。段氏《说文注》，言指事者极少。王箓友《释例》、《句读》，凡属指事之字，悉以为会意。要知两意相合，方得谓之会意。若一字而增损点画，于增损中见意义者，胥指事也。指事有独体、合体之别，、、一、二，独体指事也。合体指事，例如下列诸字：，以木下一表根。，以木上一表颠。，象形兼指事，一以表天，下为鸟形，鸟飞上翔，不下来也。，一以表地，上为鸟形，鸟飞从高，下至地也。此皆无形可象，故以一表之。又有屈曲其形以见意者，为象人形，侧其左曰，侧其右曰，交其两足则为，曲其右足则为。均从大而略变者也，均指事也。更如屈木之颠曰，木之曲头，止不能上也。木中加一曰，赤心木也。赤心不可象，以一识之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羊鸣也，从羊，象气上出。系豕足曰，绊马足曰。凡此皆不别造字，即于木、牛、羊、豕、马本字之上，加以标帜者也。

指事有减省笔画以见意者。如，暮也，从月半见。，伐骨之残也，从半。，义为剔肉置骨，而得半，其残可知。，木之余，断木之首以见意。有相背之象。，上象鸟首，下为双翅，张其翅，以表飞翔之状，而迅疾之，从飞而羽不见，疾飞则羽毛不能详审，故略去羽毛。今山水家画远鸟多作十字形，意亦同也。以上皆损笔见意之指事。又有以相反为指事者。如反正为，正乏即算术之正负，乏即负耳。反人为，相与比叙也。倒人为，变也，人死则化矣。反为，永为水长，辰为分支，分支则水流长矣。象草出于地；倒为，周也。川楚间有阴沉木者，山崩木倒，枝叶入地而仍生，岭南榕树亦反倒入地而生，此皆可见蒙密周匝之意。推予谓之，倒予谓之，以骗术诈惑人而取其财，斯为幻矣。象人足，反为，蹈也。此皆以相反见意也。故指事有三例，一增，一省，一相反。今粤人减“有”字二画为有，音如毛，意为无有，此俗字之属于指事者也。

指事不兼会意，而会意有兼指事。盖虽为会意，仍有指事之意在。从二人相背，从二臣相违，相背相违，亦有指事之意。两或颠倒而成，悖也；两止相背而成，足刺也，亦兼指事之意。指事之例甚广，而段氏乃以为指事甚少，此亦未之思耳。但段氏犹知指事、会意，不容厕杂，而王箓友则直以指事为会意矣。要知会意之会，乃会合之会，非领会之会也。

造字之朔，象形居先，而指事更在象形之前。盖指事亦象形之类，惟象空阔之形，不若象形之表示个体耳。许君举日、月二文为象形例，☉象日中有黑子，象日形之半，此乃独体象形，之类均是。至合体象形：，象果实，下从木；，象跗萼，下从木；象阡陌之状，而小篆作；，古文作，小篆加衣为，中象毛皮之形，皆合体象形也。从女加——为两乳形；从儿，象小儿头囟未合，亦合体象形也。自独体象形衍而为合体象形，亦有不得不然之势。否则无女之一，无儿之，孰从而识其为母、为兒乎？

象形之字，《说文》所录甚多，然犹不止此数，如钟鼎之，即为《说文》所未录者（钟鼎文字，原不可妄说，但连环之，可由上下文义而知其决然为环，经昔人谨慎考定，当可置信）。

造字之初，不过指事、象形两例。指事尚有状词、动词之别，而象形多为名词。综《说文》所录，象形、指事，不过二三百字。虽先民言语简单，恐亦非此二三百字所能达意。于是有以声为训之法，如，马兼武义；火兼毁义；水有平准之义，而以水代准（古音水、准相近） ；齐有集中之义，斋戒之斋，即假齐以行。夫书契之作，所以济结绳之穷。若一字数义，仍不能收分理别异之功，同一马也，或作马义，或作武义；同一水也，或作水义，或作准义：依是则饰伪萌生，治丝而益棼矣。于是形声、会意之作乃起。

形声之声，有与字义无关者。如江之工，河之可，不过取工、可二音，与江、河相近。此乃纯粹形声，与字义毫无关系者也。劦部之，皆有同心合力之意，则声而兼义矣。盖形声之字，大都以形为主，而声为客，而亦有以声为主者。《说文》中此类甚多，如某字从某，某亦声，此种字皆形声而兼会意者也。王荆公《字说》，凡形声悉认为会意，遂成古今之大谬。故理董文字，切不可迂曲诠释。一涉迂曲，未有不认形声为会意者。初造文字时，决不尔也。

许君举、信为会意之例。夫人言为信，惟信乃得谓之人言，否则与鸡鸣犬吠何异？此易明者。止戈为武，解之者率本楚庄王禁暴戢兵之意，谓止人之戈。但《大雅》：“履帝武敏”，《传》曰：“武，迹也”，则足迹亦谓之武。按《牧誓》：“不愆于六步、七步。”“不愆于四伐、五伐。”步伐整齐，则军令森严，此则谓之武耳。余意止者步省，戈者伐省，取步伐之义，似较优长。但楚庄之说，亦不可废。若解止戈为不用干戈，则未免为不抵抗主义之信徒矣。

会意之字，《说文》所录甚少，五百四十部以形声字为最多。《说文》而后，字书所收，字日以多，自《玉篇》、《类篇》以至《正字通》、《康熙字典》，无不后来居上。《类篇》所收，有五万字。至《康熙字典》则俗体浸多于前矣。

后人造形声之字，尚无大谬，造会意则不免贻笑，若造象形、指事，必为通人所嗤。如“丢”，去上加一，示一去不返，即觉伧俗可笑。今人造“牠”、“她”二字，以“牠”为泛指一切，“她”则专指女人。实则自称曰“我”，称第三者曰“他”，区别已明，何必为此骈枝？依是而言，将书“俄”属男，写“娥”属女，而泛指之“我”，当别造一“”字以代之。若“我师败绩”、“伐我北鄙”等语，我悉改书为“”，不将笑绝冠缨耶？

转注之说，解者纷繁。或谓同部之字，笔画增损，而互为训释，斯为转注。实则未见其然。《说文》所载各字，皆隶属部首，亦有从部首省者。犛部有氂、有斄，氂与斄，非纯从犛，从犛省也。爨部有、有釁，但取爨之头而不全从爨也；画部有晝，部有寐、有寤、有，晝为画省，寤、寐、，皆非全部从。且氂，氂牛尾也；斄，强曲毛也，与犛牛非同意相受。所以支鬲；釁，血祭，亦非同意。畫，介也；晝，日之出入，与夜为介，意亦相歧。寐，卧也。虽与义较近，而寤则寐觉而有言，适与相反。谓生关系则可，谓同意相受则不可。不特此也，《说文》之字，固以部首为统属，亦有特别之字虽同在一部而不从部首者。乌部有焉、有舄，与部首全不相关，意亦不复相近。犛、爨、画、四部，尚可强谓与考老同例，此则截然不相关矣。准此，应言建类一首，同意不相受。而江声、曾国藩辈，坚主同部之说，何耶？

或谓建类一首者，头必相同，如禽头与兕头同是也。余谓以此说“一首”犹可，顾“同意相受”之义犹未明。且《说文》所载，虎足与人足同，燕尾与鱼尾同。如言禽头与兕头同为建类一首，则此复应言建类一尾或建类一足矣。况禽头与兕头同在《说文》象形中，字本无多，仅为象形之一种。故知此说琐屑，亦无当也。

戴东原谓：《说文》“考，老也”，“老，考也”，转相训释，即所谓“同意相受”。“建类一首”者，谓义必同耳。《尔雅》：“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权舆，始也。”此转注之例也。余谓此说太泛，亦未全合。《尔雅》十二字，虽均有“始”义，然造字之时，“初”为裁衣之始；“哉”（即才字）为草木之初。“始”义虽同，所指各异。“首”为生人之初，“基”为筑室初。虽后世混用，造字时亦各有各义，决不可混用也。若《尔雅》所释，同一训者，皆可谓同意相受，无乃太广泛矣乎？

于是许瀚出而补戴之阙，谓戴氏言同训即转注，固当，然就文字而论，必也二义相同，又复同部，方得谓之转注。此说较戴氏为精，然意犹未足。何以故？因五百四十部非必不可增损故。如乌、舄、焉三字，立乌部以统之，若归入鸟部，说从鸟省，亦何不可？况《说文》有瓠部，瓠部有“瓢”字，瓢从瓠省，实则瓠从瓜，瓢亦从瓜，均可归入瓜部，不必更立一部也。且古籀篆字形不同，有篆可入此部，而古籀可入彼部者，是究应入何部乎？鸱，小篆从隹；雕，籀文从鸟，应入鸟部乎？隹部乎？未易决也。转注通古籀篆而为言，非专指小篆。六书之名，先于《说文》，贯通古籀篆三。如同部云云，但依《说文》而言，则与古籀违戾。故许氏之说，虽精于戴，亦未可从也。

刘台拱不以小学名，而文集中《论六书》一文，识见甚卓。谓所谓转注者，不但义同，音亦相近。此语较戴氏为有范围。转注云者，当兼声讲，不仅以形义言。所谓“同意相受”者，义相近也。所谓“建类一首”者，同一语原之谓也。同一语原，出生二字，考与老，二字同训，声复叠韵。古来语言不齐，因地转变，此方称老，彼处日考；此方造老，彼处造考，故有考、老二文。造字之初，本各地同时并举，太史采集异文，各地兼收，欲通四方之语，故立转注一项。是可知转注之义，实与方言有关。《说文》同部之字，固有转注，异部之字，亦有转注，不得以同部为限也。《说文》于义同、音同、部首同者，必联绵属缀，此许君之微意也。余著《国故论衡》，曾举四十余字作证。今略言之，艸部：，葍也，葍，也；蓚，苗也；苗，蓚也。交互为训，绵联相属，即示转注之意。所以分二字者，许君之书，非由己创，亦参考古书而成。、葍、蓚、苗，《尔雅》已分，故《说文》依之也。又如袒、裼、裸、裎。袒，许书作“但”；裼，古音如鬄。但、裼古双声，皆在透母。裸，但也；裎，但也。裎，今舌上音，古人作舌头音，读如“听”，亦在透母。裸，在今来母，于古亦双声。此皆各地读音不同，故生异文。由今论之，古人之文，转今为简，亦有繁于今者。《孟子》：“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实则但言“袒于我侧”可矣。又古人自称。曰我、曰吾、曰卬、曰言，我、吾、卬、言，初造字时，实不相关，语言转变，遂皆成“我”义。“低卬”之“卬”，“言语”之“言”，岂为自称而造？因各地读音转变而假用耳。又，古人对人称尔，称女，称戎，称若，称而。《说文》“尔”作“尒”，既造“尒”为对人之称，其余皆因读音转变而孳生之字。“女”即借用男女之女，“戎”即借用戎狄之戎，“若”即借用择菜之若，“而”即借用须髯之而。古无弹舌音，女戎若而，皆入泥母。以今音准之，“你”音未变，“戎”读为奴、为侬，“而”读为柰，皆入泥母。今苏沪江浙一带，或称“柰”，或称“你”，或称“奴”，或称“依”，则古今音无甚异也。又汪、潢、湖、污四字，音转义同。小池为污。《左传》：“周氏之汪。”汪训池，亦称为潢，今匣母，转而为污潢。《汉书》：“盗弄陛下之兵于潢池中耳。”《左转》亦称“潢污行潦”。“汪”今影母，音变为“湖”。污、湖阴声，无鼻音；汪、潢阳声，有鼻音。阴阳对转，乃言语转变之枢纽。言与我，吾与卬，亦阴阳对转也。语言不同，一字变成多字。古来列国分立，字由各地自造，音亦彼此互异，前已言之。今南方一县之隔，音声即异，况古代分裂时哉！然音虽不同，而有通转之理。《周礼·大行人》：“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瞽”不能书，审音则准。“史”者史官，职主记载。“谕书名”者，污、潢彼此不同，谕以通彼此之意也。“听声音”者，听其异而知其同也。汪、污、潢、湖，声虽不同，而有转变之理，说明其理，在先解声音耳。如此，则四方之语可晓，否则，逾一地，越一国，非徒音不相同，字亦不能识矣。六书之有转注，义即在此。不然，“袒裼裸裎”、“汪污潢湖”，彼此焉能通晓？下三字与上一字，音既相同，义亦不异。此所谓“建类一首，同意相受”也。古者方国不同，意犹相通。造字之初，非一人一地所专，各地各造，仓颉采而为之总裁。后之史籀、李斯，亦汇集各处之字，成其《史籀篇》、《仓颉篇》。秦以后字书亦然，非仓颉、史籀、李斯之外，别无造字之人也。庶事日繁，文字遂多。《说文》之后，《玉篇》收两万字，《类篇》收五万字，皆各人各造而编书者汇集之。后人如此，古人亦然。许书九千字，岂叔重一人所造？亦采前人已造者耳。《荀子》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斯明证矣。是故，转注在文字中乃重要之关键。使全国语言彼此相喻，不统一而自统一，转注之功也。今人称欧洲语同出罗马，而各国音亦小异，此亦有转注之理在。有转注尚有不相喻处，故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今亡矣夫！”盖当时列国赴告，均用己国通用之字，彼此未能全喻，史官或有不识之字，则阙以存疑。周全盛时，虽诸侯分立，中央政府犹有史官可以通喻；及衰，列国依然自造文字，而史官不能喻。其初不喻者阙之，其后则指不识以为识。“今无矣夫”者，伤之也。华夏一统，中国语言，彼此犹有不同，幸有字书可以检查。是故，不但许君有功，即野王、温公辈，亦未始无功。又字有义有音，义为训诂，音为反切。韵书最古者推《广韵》，则陆法言辈亦何尝无功哉！古有谕书名、听音声之事，其书不传，后人采取其意而为音韵之书。为统一文字计，转注决不可少，音韵亦不得不讲也。

假借之与转注，正如算术中之正负数。有转注，文字乃多；有假借，文字乃少。一义可造多字，字即多，转注之谓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如“令”、“长”是，假借之类也。“令”之本义为号令，发号令者谓之令，古之令尹、后之县令，皆称为令，此由本义而引申者。“长”本长短之长，引申而为长幼之长。成人较小孩为长，故可引申，再引申而为官长之长，以长者在幼者之上，亦犹官长在人民之上也。所谓假借，引申之谓耳。惑者不察，妄谓同声通用为假借。夫同声通用，别字之异名耳。例如“前后”之“前”，许书作，今乃作。，剪刀之剪也。汉以后，凡均作“前”。三体石经犹不作“前”。夫妄写别字，汉以后往往有之，则汉以前亦安见其必无？周公、孔子，偶或误书，后人尊而为之讳言，于是美其名曰假借。实则别字自别字，假借自假借，乌可混为一谈？六书中之假借，乃引申之义。如同声通用曰假借，则造拼音字足矣。夫中国语之特质为单音，外国语之特质为复音。如中土造拼音字，则此名与彼名同为一音，不易分辨，故拼音之字不适于华夏。仓颉为黄帝史官，黄帝恐亦如刘裕一流，难免不写别字耳。是故同声通用，非《说文》所谓假借。《说文》所谓假借，乃引申之义，非别字之谓也。否则，许君何不谓“本有其字，写成别字，假借是也”乎？“本无其字”者，有“号令”之“令”，无“县令”之“令”；有“长短”之“长”，无“令长”之“长”，故曰无也。造一“令”字，包命令、县令二义。造一“长”字，包长短、长幼、官长三义，此之谓假借。

外此，假借复有一例。唐、虞、夏、商、周五字，除“夏”与本义犹相近外，“唐”为大义，非地名；“虞”为驺虞义，非地名；“商”为商量义，“周”为周密义，均非地名。此亦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如别造一字，“唐”旁加“邑”为“鄌”，“虞”、“商”、“周”亦各加“邑”其旁，亦何不可？今则不然，但作唐、虞、商、周，非依声托事而何？此与“令长”意别，无引申之义，仅借作符号而已。

外此，复有一例。如重言之联语，双声之联语，叠韵之联语。凡与本义不相关者，皆是也。《尔雅》：“懋懋、慔慔，勉也。”“佌佌、琐琐，小也。”“悠悠、洋洋，思也。”“烝蒸、遂遂，作也。”此重言之联语有此义无此字，亦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之假借也。参差（双声之联语，参与不齐无关）、辗转（双声而兼叠韵。辗，《说文》作。与知恋反之转不相关） ，诪张（双声，诪或作侜，与幻义不相关） ，皆以双声为形容也。消摇（消者消耗、摇者摇动，皆无自在义）、须臾（须，颊毛也。臾，曳也。皆无顷刻义） ，皆以叠韵为形容也。有看似有义，实则无义者。如抢攘，《说文》无抢，作枪；攘作。二字合而形容乱义。要之，联词或一有义，或均无义，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皆假借也。是故不但“令长”可为假借之例，唐、虞、商、周，懋懋、慔慔，参差、抢攘，均可作假借之例。由此可知假借之例有三：一引申，二符号，三重言双声叠韵之形容，皆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也。乌得以同声通用当之哉（同声通用，治小学者亦不得不讲。惟同声通用乃小学之用，非六书造字之旨耳） ！

引申、符号、形容，有此三者，文字可不必尽造，此文字之所以简而其用普也。要之，《说文》只九千字，《仓颉篇》殆不过三千字，周秦间文化已启，何以三千字已足？盖虽字仅三千，其用则不仅三千。一字包多义，斯不啻增加三四倍矣。

以故，转注、假借，就字关联而言；指事、象形、会意、形声，就字个体而言。虽一讲个体，一讲关联，要皆与造字有关。如戴氏所言，则与造字无关，乌得厕六书之列哉？余作此说，则六书事事不可少，而于造字原则，件件皆当，似较前人为胜。

造字之始于仓颉，一见于《世本》，再见于《荀子》，三见于《韩非子》。而《说文序》推至伏羲画卦者，盖初文之作，不无与卦画有关，如即坎卦是已。若汉人书坤作巛，《经典释文》亦然。宋人妄说坤为六断，实则坤与川古音相近，巛相衍，义或近是。《尔雅·释水》：“水中可居者曰州。”大地抟抟，水绕其旁，胥谓之州。故邹衍有大九州之说。释典有海中可居者四大洲之言。者之重也。气字作，与卦近似。天本积气，义亦相合。此卦与初文皆有关系。言造字而推至画卦，义盖在是。《序》又言：“见鸟兽蹄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初造书契。”此义汉儒未有所阐。案《抱朴子》：八卦象鹰隼之翮。其言当有所受。《易·系》言：“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所谓鸟兽之文者，鹰隼之翮当居其一。鹰翮左右各三，象其全则为，去其身则为。此推至八卦之又一说也。

造字之后，经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则文以浸多，字乃渐备。初文局于象形、指事，不给于用。《尧典》一篇，即非初文所可写定。自仓颉至史籀作大篆时，历年二千。其间字体，必甚复杂。史籀所以作大篆者，欲收整齐画一之功也。故为之厘订结体，增益点画，以期不致淆乱。今观籀文，笔画繁重，结体方正。本作“山”旁者，重之而作“屾”旁；本作“”旁者，重之而作“”旁。较钟鼎所作踦斜不整者，为有别矣。此史籀之苦心也。惜书成未尽颁行，即遇犬戎之祸，王畿之外，未收推行之效。故汉代发见之孔子壁中经，仍为古文。魏初邯郸淳亦以相传之古文书三体石经（北宋苏望得三体石经，刻之于洛阳，见洪氏《隶续》，民十一洛阳出土石经存二千余字）。至周代所遗之钟鼎，无论属于西周或属于东周，亦大抵古文多而籀文少。此因周宣初元至幽王十一年，相去仅五十余年。史籀成书，仅行关中，未曾推行关外故也。秦兼天下，李斯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作《仓颉》等三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后世谓之小篆。今观《说文》所录重文，古文有三百余字，而籀文不及二百。此因小篆本合籀文。籀文繁重，李斯略为改省。大篆小篆，犹世言大写小写矣。

秦时发卒兴戍，官狱繁多，程邈作隶，以趣约易。施用日广，于是古文几绝。秦隶今不可见，顾蔼吉《隶辨》言秦隶之遗于今者，若秦量、秦权、秦诏版等。文虽无多，尚可见其大意。大概比篆书略加省改，而笔意仍为篆书。即西汉之吉金石刻，虽为隶体，亦多用篆笔书写，与后世之挑剔作势者不同。东汉时，相传有王次仲者，造作八分。于是隶法渐变，即今日所称之汉隶也。今所见之汉碑，多起于东汉中叶以后。东汉初年之《三公山碑》，尚带篆意。《石门颂》亦然。裴岑《纪功碑》虽隶而仍兼篆笔，盖为秦隶之遗。桓、灵时之碑刻，多作八分，蔡邕之熹平石经亦八分也。八分与隶书之别，在一有挑剔，一无挑剔。譬之颜、欧作楷，笔势稍异耳。《说文序》又言：“汉兴有草书。”卫恒言：“草书不知作者姓名。”今案：草书之传世者，以史游《急就篇》为最先，而赵壹亦谓起秦之末。但《论语》有“裨谌草创”之语，《屈原传》亦有“屈平属草稿未定”语。此所谓草，是否属稿之际，作字草率牵连，或未定之稿曰草稿，均不可知。东周乙亥鼎文，阮元以为草篆，后人颇以为非。余谓凡笔画本不相连，而忽牵连以书者，即可认为草书之起源。如“二十”并作，“四十”并作是矣。又古文或作，从从，可以六书解说。为之上半，应作，而今作，不能以六书解，或古人之所谓草乎？要之，此所谓草，与汉后从隶变者不同，必从大篆来也。《说文序》言秦烧灭经书，古文由此绝。绝者不通行之谓，非真绝也。秦石刻之ㄟ字，即古文“及”字。又秦碑字，亦系古文（小篆作）。而“”字秦碑中亦有之。盖秦时通行篆隶，古文易乱，不过施诸碑版，一如今世通行行楷，而篆盖墓碑，多镂刻篆文耳。

秦、汉之际，识古文者犹多。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礼记》、《春秋》、《论语》、《孝经》数十篇。《史记·儒林传》：“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因以起其家。”汉初传《尚书》者有伏生二十九篇，而孔壁所得多十六篇。夫汉景末年，去焚书时已七十年，若非时人多识古文，何能籀读知其多十六篇哉？可见汉初犹多识古文也。《礼经》五十六篇，亦壁中经，中有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相应，余三十九篇，两汉尚未亡佚。观郑康成注，常引逸《礼》，康成当有所受。知汉时识古文者多矣。又，《论语》亦壁中经，本系古文，而《鲁论》、《齐论》，均自古文出，虽文字略异，而大旨相同。试问当时何以能识？无非景、武之间，仍有识古文者，孔安国得问之耳。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张之献书，当在高后、文帝时，张以之传贾谊，贾作训诂，以授赵人贯公。贾由大中大夫出为太傅，在都不过一年，期时张为达官，传授之际，盖略诏大意而已。岂真以一十九万字，手指口授，字字课贾生哉！则贾之素识古文可知。又《封禅书》言：“武帝有古铜器，李少君识之，谓齐桓公十年陈于柏寝。案之果然。”《太史公自序》：“年十岁则诵古文。”凡此种种，均可见古文传授，秦以后未尝断绝。至汉景、武间，识古文者犹多也。且也，《老》、《庄》、《荀子》，无今古文之别，其书简帛者，为古文无疑（作《吕览》时，尚无小篆）。秦焚书时，当亦藏之屋壁。迨发壁后，人多能读。不识古文，焉能为此？河间献王得古文先秦旧书《孟子》、《老子》之属。《孟子》亦为古文书之，余可知矣。今人多以汉高、项王为不识字。其实不读书则有之，不识字则未然。项籍少时，学书不成，项梁教之兵法，沛公壮试为吏，皆非目不识丁者所能为。张良受太公兵法于黄石公；萧何引《逸周书》以对高祖；楚元王与申公受诗于浮丘伯；张耳、陈余雅好儒术；贾山之祖贾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山受学于祛，涉猎书记，凡此皆能识古文之人。汉文时，得魏文侯乐人窦公，年百八十，其书即《周礼·大司乐》章。窦公目盲，其书盖未盲时所受，定系古文。然一献而人能识之，可证当时识者尚多。至东汉许君之时，识古文者渐少。盖汉以经术取士，经典一立学官，人人沿习时制，其书皆变古而为隶矣。若伏生之二十九篇，当初本为古文，其后辗转移写，遂成隶书。高堂生传《礼》，最初为篆为隶，盖不可知。《诗》则成诵于口，与焚书无关，故他书字形或有 谬，而齐、鲁、毛、韩四家，并无因字体相近而致误者。《易》以卜筮独存，民间所传，自田何以至施、孟、梁邱，皆渐由古文而转变为隶。《左传》本系古文，当时学者鲜见。《公羊》初凭口受，至胡毋生始著竹帛，为隶书无疑。大抵当时利禄之途已开，士人识隶已足，无须进研古、籀。许君去汉武时已三百余年（按，当为二百余年） ，历年既久，识古文者自渐寥落。而一二古文大师，得壁中经后，师弟相传，辗转录副以藏。以不立学官，故在民间自相传授，浸成专家。此三体石经之古文所由来也。夫认识文字，端在师弟相传。《说文》所录古文，不过三百余字，今三体石经尚有异体。缘壁经古文，结体凌乱，有不能以六书解者，许君不愿穿凿，因即屏去不录，如《穆天子传》“八骏”之名，今亦不能尽识也。

汉时通行载籍，沿用隶书，取其便于诵习，而授受弟子，则参用古文。《后汉书·贾逵传》：章帝令逵自选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人与简纸经传各一通。盖简载古文，而纸则隶写。至郑康成犹然，康成《戒子书》云：“所好群经（按，当为“书”）率多腐败，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所谓腐败者，古文本也。马、郑《尚书》，字遵汉隶；而三体石经之古文，则邯郸淳自有所受。若今世所行之伪古文《尚书》，《正义》言为郑冲所作。由魏至晋，正三体石经成立之时，郑冲即依石经增改数篇，以传弟子。东晋元帝时，梅赜献之于朝。人见马、郑本皆隶书而此多古字，遽信以为真古文孔《传》，遂开数千年聚讼之端。今日本所谓足利本隶古定《尚书》，宋薛季宣《书古文训》，字形瑰怪，大体与石经相应。敦煌石室所出《经典释文》残卷，亦与之相应。郭忠恕《汗简》，征引古文七十一家，中有古《尚书》，亦与足利本及《书古文训》相应。盖此二书乃东晋时之《尚书》，虽非孔壁之旧，而多存古字，亦足宝矣。

唐人不识古文，所作篆书，劣等字匠。唐高宗时之《碧落碑》，有真古文，亦有自造之字。北宋以还，钟鼎渐渐发现。宋人释钟鼎文者，大都如望气而知。清人则附会六书，强为解释。夫以钟鼎为古物，以资欣赏，无所不可。若欲以钟鼎刻镂，校订字书，则适得其反耳。至如今人哗传之龟甲文字，器无征信，语多矫诬。皇古占卜，蓍龟而外，不见其他。《淮南子》云：“牛蹄彘颅，亦骨也，而世弗灼。必问吉凶于龟者，以其历岁久矣。”可见古人稽疑，灵龟而外，不事骨卜。今乃兽骨龟厌，纷然杂陈，稽之典籍，何足信赖？要知骨卜一事，古惟夷貊用之，中土无有也。《庄子》言宋元君得大龟，七十二钻而无遗策。唐李华有《废卜论》，可见龟卜之法，唐代犹存。开元时孟诜作《食疗本草》，宋苏颂《图经》及《日华本草》，皆言已卜之龟，必有钻孔，名之曰“漏天机”。虽绝小之龟，亦可以钻十孔。钻孔多则谓之败龟板也。夫灼龟之典，载于《周礼》。凿孔以灼，因以观兆。无孔则空气不通，不能施燋，无以观兆。今所得者，累然成贯，而为孔甚少，不可灼卜。或者方士之流，伪作欺人。一如《河图》、《洛书》之傅合《周易》乎？其文字约略与金文相似。盖造之者，亦抚摹钟鼎而异其钩画耳。夫钟鼎文字，尚有半数可认，亦如二王之草书笺帖，十有六七可识。余则难以尽知，不妨阙疑存信。若彼龟甲文者，果可信耶，否耶？

贵州有《红崖碑》，摩崖巨刻，足壮观瞻。惟文字为苗为华，讫不可知。邹汉勋强为训释，真可谓器真而解之者妄。又如古人刀布，不可识者甚多，周景王大钱，上勒、二文，解之者或谓“宝货”，或以为“燕货”。钱文类此者多，学者只可存而不论。大抵钟鼎文之可识者，十可七八，刀布则十得五六，至于龟甲，则矫诬之器、荒忽之文而已。

古昔器物，近代出土愈多，而作伪者则异其心理。大抵轻而易举者，为数必众。钟鼎重器，铸造非易，故伪者尚少。刀布之类，聚铜熔淬，亦非巨资不办。至于龟甲，则刚玉刻画，顷刻可成。出土日众，亦奚怪哉！

是故，居今而研文字，当以召陵正书为归。外此则求古文于三体石经，亦属信而有征。至于籀文，则有石鼓文在。如是而一轨于正，庶不至误入歧途矣。

语言不凭虚而起，文字附语言而作。象形象声，神旨攸寄。表德表业，因喻兼综。是则研讨文字，莫先审音。字音有韵有纽，发声曰纽，收声曰韵。兹先述韵学大概。韵分古音、今音，可区别为五期，悉以经籍韵文为准。自《尧典》、《皋陶谟》，以至周、秦、汉初为一期；汉武以后至三国为一期；两晋、南北朝又为一期；隋、唐至宋亦为一期；元后至清更为一期。泛论古音，大概六朝以前多为古音。今兹所谓古音，则指两汉以前。泛论今音，可举元、明、清三代，今则以隋为今音。此何以故？因今之韵书俱以《广韵》为准，而言古音则当以《诗经》用韵为准故。《广韵》之先为《切韵》。隋开皇初，陆法言与刘臻等八人共论音韵，略记纲纪，后定为《切韵》五卷。唐孙愐勒为《唐韵》，至宋陈彭年等又增修为《广韵》。古今音之源流分合，悉具于是。

泛论古音，有吴才老之《韵补》，虽界限凌乱，而能由《广韵》以推《诗经》用韵分部，实由此起。至今音则每杂有方音。《广韵》二百六韵，即以平声五十七韵加入声三十四韵，亦有九十一韵。以音理论，口齿中能发者不过二十余韵，何以《广韵》多至此数？此因《广韵》虽以长安音为主，亦兼各处方音，且又以古今沿革分韵故也。

汉人用韵甚简，而六朝后渐繁。即汉前人用韵亦比汉朝为繁。如孔子赞《易》，老子著《道德经》，皆协韵成文。至汉人之诗，用韵尚谨严，赋已不甚谨严。若焦氏《易林》，用韵亦复随意。他若《太史公自序》之叙目，及《汉书》之述赞，用韵更不严矣。宋郑庠分古音为六部，后人言郑之分部止合于汉人用韵，且亦仅合于《易林》、述赞之类，不合于赋，更不合于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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