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蒋维乔

出版社：中华书局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试读：

例言

一、本书叙述清初以至现代哲学思想之变迁，故名中国近三百年哲学史。

一、本书著者在光华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时，随讲随编而成。

一、本书取材极近，如梁启超、王国维之哲学思想，亦皆采入。

一、本书画分两大时期：一复演古来学术之时期；一吸收外来思想之时期；每时期又详列各派各家之学说。

一、本书成当仓卒，或不免有谬误之处；读者若加以指正，极所欢迎。

总论

自清康熙初年（纪元一六六二）以迄于今三百年中间，学术思想之剧变，不亚于周秦诸子之时。明代中叶，阳明学派，风靡一世，及其末流，则徒骋游说，毫无实际；遂启反动之机。明清之交，遗民顾炎武、黄宗羲等，提倡经世致用之实学，开有清一代之学风；顾氏尤为考证学之鼻祖。清代之考证学，推倒宋明之性理学而代兴，可以表现时代之特征。然于哲学上，则供献殊鲜。至于现代西洋思想，渐渐输入，而哲学思想，将来必放一异彩，可断言也。

综观近三百年之学术思想，可分两大时期：一为复演古来学术；二为吸收外来思想。当宋明理学衰颓之时，有考证学派出，排斥宋学之空疏，自唐溯汉，提倡许郑之朴学。无论治经治史，以及诸子，皆重训诂，凭实证，用科学的精神，整理古籍，是即考证学之特长。清代自康雍以至乾隆时，考证学发展至极点，特尊之曰汉学，以示别于宋学。实则复演前代之学术，自宋以倒溯至东汉也。至乾嘉以后，考证之途已穷，学者无可致力。且域外交通大开，中外思想接触，觉我国所以贫弱，外国所以富强，必有重大之原因在。才智之士，对于政体与社会根本组织，均起怀疑；而以清廷禁网尚严，不敢公然反对，乃为文艺复兴之运动；即道咸以后所产生之公羊学派是也。此派庄存与、刘申受倡之于前，龚自珍、魏源继之于后，而大振于康有为。实则推倒考证家东汉之古文学，而复演西汉之今文学也。至于今日，则学者对于周秦诸子之研究，极盛一时；凡关于诸子之整理解释，以及阐发其哲学思想之著作，日出不穷。此则由西汉而复演及于周秦也。且自殷墟龟甲文出土后，经罗振玉、王国维注释以来，考证学又一转而为考古学；发见古代社会，在殷朝尚是石器青铜器时代；而文字尚在创造之中。于是对于经典所称唐虞三代之文明，顿起怀疑。此考古学今日尚未大盛，发掘工作尚未完成，将来于学术上必有一番大改革，可无疑义。此则自周秦以复演至于殷代也。此复演古来之学术，层层倒溯而上，颇为奇观；经一次复演，必有一次之创获，使后之学者，得所依据，其功不可没也。此外有颜元之实用派，直标周孔以自别于程朱；彭绍升、罗有高从王学入手，而归宿于佛门；皆有特异之色彩者也。至于吸收外来思想，其发端远在明末，徐光启与西洋教士，翻译天算水利诸书，是为外学输入之第一期。清康熙帝时，用西洋人利玛窦、汤若望等，改正历算，编《历象考成》、《仪象考成》等书，是为外学输入之第二期。同治年间，曾国藩办江南制造局，翻译制造、测量、格致、兵书，是为外学输入之第三期。此一二三期中，所注意者，类皆偏重物质科学，于思想上并无影响。迨至近世，严复译出《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书，始于国人思想上，发生大影响。同时，王国维介绍康德、叔本华、尼采之学说。至近十余年中，外国哲学家如杜威、罗素，亲到中国讲演，中外思想之接触，日近一日，必有结合之时期。证以我国历史之先例，如佛教在汉末输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至唐代，而国人方能尽量吸收，自创天台、华严两宗；再至宋代，儒家方融合道佛为一炉，自成性理之学；凡千余年，而始将外来思想融合消化，以成为学派；则此后吸收西洋思想自成中国哲学，其为期固不在近也。

由上所说：则近三百年之哲学思想，固可分为两大时期，前期又可分为理学派，考证学派，公羊学派；后期则为介绍西洋思想派，今依次述之。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眼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中华书局编辑部二〇一二年四月

第一编　复演古来学术之时期

第一章　程朱学派

第一节　顾炎武

一　略传及著书

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昆山花浦村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一年（纪元一六一三），殁于清康熙二十一年（纪元一六八二），年七十岁。性耿介绝俗，状貌英秀，事继母王氏甚孝。明亡时，清师下江南，炎武纠合同志，举义兵，不成，昆山城破。母年六十，谓炎武曰：“我虽妇人，然义不可屈”；不食而卒。临终，以世食明禄，勿仕二姓，诫炎武。炎武奉遗教，终生不渝。周游天下，所至考其山川风俗，古今治乱之迹，自金石碑碣，以及地理经济之学，无所不通。出游时，后车满载书籍，作实地之参考。见闻既广，卓然自成一家，当代咸目为通儒。康熙十六年，始卜居陕之华阴。诸生有请讲学者，谢之曰：“近日李二曲，亦以聚徒讲学得名，遂招逼迫，几至凶死；虽威武不屈，然名之累则已甚；况东林之覆辙，由此而进者耶。”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诸公卿争欲罗致之。炎武乃豫使门人之在京者，辞之曰：“刀绳具在，勿速我死。”炎武既负用世之才，未得一试；于是在雁门之北，五台山东，及长白山下，垦田牧畜，以实行其经济政策；垦熟之田，恒交其弟子管理之，故其财用常饶足云。

著书有《日知录》三十二卷；《补遗》四卷；《天下郡国利病书》百二十卷；《肇域记》一百卷；《音学五书》三十八卷；《五经异同》三卷；《左传杜解补正》三卷；《九经误字》一卷；《石经考》一卷；《金石文字记》六卷；《经世编》十二卷；《下学指南》六卷；《文集》六卷；《诗集》五卷；《历代帝王宅京记》十卷；《昌平山水记》二卷。此外小品著述尚多，大都收入《亭林遗书》。

二　学说

炎武博学多闻，考证精详，长于经济。抱用世之志，最忌空谈。有鉴于晚明王学，类于狂禅，故专奉着实周到之朱学，排斥陆王。尝曰：“古今安得别有所谓理学，经学，即理学也。自有舍经学以言理学者，而邪说以兴。”（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碑》）此经学即理学之言，正是推翻宋明理学，而直进于六经根柢之标语。唐鉴有云：“亭林之学，主明体达用，经世济人。以卓荦不群之才，抱俯仰无穷之志，足迹半天下，所交皆贤豪有道之士，而卒著书以老，使人追慕于简策之间而不能置。夫先生之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制度典礼而在学问思辨也。是以平心察理，事事求实，凡所论述，权度惟精，往往折衷于朱子。”（《国朝学案小识》）观此，可知炎武之学养，虽不如宋明诸儒，专力于理气心性，然实阐明道之体用，究极于经世之术。其所著《日知录》，最足表显其学风；其求学之精神，为后来考证学之基础；故炎武可谓之程朱派之考证学者。

理气心性之学，自宋迄明，可谓登峰造极。阐发已无余蕴；清代儒者，苦无研究之余地。于是一转其方向，注意及考证学。故哲学思想，可以论述者，虽大家如炎武，亦不免有寂寥之感。然其实践方面，则各有一说。今举其为学之要旨如下：曰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下学指南》）

此语虽甚简易，然为学经世之纲领，不出乎此。炎武不幸处明清革命之际，不得实施其抱负。然观其言行，真王佐之才也。其与友人论学一书，颇足见其主义之所在。今撮其要点如下：《大学》言心不言性，《中庸》言性不言心。来教单提心字，而未竟其说，未敢漫然许可，以堕于谢上蔡、张横渠、陆象山三家之学。窃以为圣人之道，下学上达之方；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三《礼》、《周易》、《春秋》；其用之于身，在出处、辞受、取与；其施之于天下，在政令、教化、刑法；其所著之书，皆以拨乱反正移风易俗，以驯至乎治平之用；而无益者，一切不谈。（《与友人书》）

观此：则炎武之践履笃实，根本上极似程朱；而其专求实际，不落空谈，则又在程朱以外，自成一种朴学。无怪后来之考证学，推炎武为初祖也。

第二节　陆世仪

一　略传及著书

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纪元一六一一）。长于陆陇其十九岁，与顾炎武、黄宗羲等相先后。当刘宗周在“蕺山书院”讲学时，世仪欲往听讲，未果，一生常引为遗恨。是时流贼横行天下，彼见生民之涂炭，上书朝廷，谓宜破成格“举用文武干略之士”，不报。退而凿地十亩，筑亭其中，高卧闭门谢客，因号称桴亭。明亡后，曾在东林讲学；已而复讲学于毗陵。及归太仓，亦讲学不辍。清朝屡欲起用之，固辞不出。专修“程朱学”，终身从事著述，与陆陇其及张杨园等齐名，海内仰为真儒。康熙十一年，六十二岁卒（纪元一六七二）。

著有《思辨录》二十二卷，《后集》十三卷，此书前后经十二年之研究而成，故其思想尽在于中。此外有《论学酬答》四卷，《儒宗理要》六十卷，《性善图说》一卷，据其《传》，则未刊者尚有数种。《四库全书提要》评之曰，“世仪之学，以敦守礼法为主，不虚谈诚敬之旨；以施行实政为主，不空为心性之功；于近世讲学诸家，最为笃实，其言皆深切著明”，盖确评也。二　学说

陆氏为学之特色，是能体得程朱着实之旨，不作虚空之谈。尝谓：“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也；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又曰：“今之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世用，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高谈性命，无补于世；迂拙之诮，所以来也。”（《思辨录》卷一）彼讥贬俗儒空迂之外，又举为学五弊曰：“谈经书而流于传注者；尚经济而趋于权谲者；务古学而为奇博无实者；看史学而入于泛滥者；攻文辞而溺于词藻者；是皆不知大道之故也。不知大道，则胸无主宰，心绪常差错，而不得步于正道。”（《思辨录》之一）至于何者为大道？则是周公孔子之道，亦即天地自然之道，学者即学此道也。一部《中庸》，只说一个道字；一部《大学》，只说一个学字；原于天者谓之“道”，修于人者谓之“学”，贯天人而一之者，谓之“道学”。是故“道生天地，天地生人；无此道，则天地且不成天地，人又何能念及之！故宏道之君子，不可不竭力从事于道与学。此道在天地之间，本不可见，学道之人，则能见之。‘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谓其能深察上下，遍满空中，无不是道”（同上）。意谓人物之生，本自天人合一而来，能参赞天地之化育，全受全归者，则为圣人。穷其道欲近于圣人者，则为学道之人。其解学道如是；桴亭之道，是儒家之正脉也。至谓圣人是禀天地之正气以生，此是继承程朱之性说。

要之陆氏以为道外无学，道学外无圣人，而圣人即为天地合一者，道之具象化者。故立志读圣贤之书，即为学者；立志行圣贤之事，即为学问。彼以《大学》、《中庸》为学者入门之书，道学之所寄托者。学之基础，当植于是。而其中居敬，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即为为学之过程，为国家造就有用之人才，即出于此。其注重实学之一点，所以在清代程朱学派中，为出人头地之学者也。且其言曰：近世之讲学，多似晋人之清谈，清谈甚有害于事。孔门无不就一语之实处教人。孔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又曰：“敏于事而慎于言”；又曰：“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又曰：“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俱是恐人之言过其实也。正（正德，武宗年号）嘉（嘉靖，世宗年号）之间，道学盛行；至隆（隆庆，穆宗年号）万（万历，神宗年号）而益盛，一日而天下靡然从风，惟以口舌相尚，意思索然尽矣。

陆氏于道学之根本论，则始终主张“居敬穷理”四字。以为是学圣人之第一工夫，“彻上彻下，彻首彻尾，只此四字”。又谓“居敬是主宰处，穷理是进步处，程子亦曰：涵养须用敬，进学则在于致知”（《思辨录》卷二）。此点与程朱殆无出入。

陆氏为学，虽无创说，然以“道生天地，天地生人，人配天地，故能尽道”四句，为周子“《太极图说》”之旨义；其《理气妙合论》，则又打破罗整庵之“道一元说”，究明理气之属性；皆堪注目。盖彼先从太极入手，以太极二字，原本《系辞》，不过祖述孔子之旧；至于主静以立人极之见解，则为周子所独创；《太极图说》全篇之主意，当在此一点。故读此书，但论太极，不察人极，则周子之意旨，当全失却。故云：“不知太极，则无天地；不知人极，则无人；此之谓不诚无物。”（《思辨录》卷四）其合太极人极为一，而谓二者不可相离，与《中庸》“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之言，同其旨。离了天道则无人道，离了人道则无天道。盖用浑然一体之理，以观察《太极图说》，而为此说者也。在此点盖受刘念台之“人极图说”及“动静说”有几分之影响。而以主静二字，立人极之本；以中正仁义，为主静之实落处；凡此总称为圣人之尽性工夫。中正仁义而主静者，周子立言，甚周匝也。然主静下，又自注曰无欲故静；无欲，无人欲也；无人欲，则纯乎天理矣。是周子以天理为静，以人欲为动；主静者，主乎天理也；主乎天理，则静固静，动亦静矣，岂有偏静之弊哉！（同上）

此中正仁义，即是圣人之道；中正仁义之外，别无所谓主静。离中正仁义而言主静，则非主静。与五行之外，别无阴阳；五行即阴阳，阴阳即太极之理相同。

彼于理气说中，又认理气二者，为不可分。此说先儒皆未论及；只有朱子说过“必先有是理，而后有是气；既有是气，则是理也”。又论万物之一原，则谓“理同而气异”；论万物之异体，则谓“气犹相似理绝不同”；此四语实具卓识。凡论理气之学者，皆当引为标的。故云：“学者宜取此四言参伍错综，寻求玩味，胸中贯串通彻，务使无一毫疑惑而后可。如是则于天地万物性命之理，当自能了然而无间。”又对于罗整庵“周子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三语，以为“凡物必两而后可合，太极阴阳，果为二物，则方其未合之先，各安在耶”之疑问，论述之如次：整庵言理气，亦固陋也；夫气即是理；以为气中则有理而非气，是即理也；既非气则是理，则安得不为二物？（《思辨录》卷二）

又曰：整庵以为气集便是集之理之谓；气散便是散之理之谓；惟其有集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是则就集散上观理，而不知所以为集散之理也。宜其于程朱之言，多有所未合。（《后集》卷二）

彼认整庵之理气，堕于形器之中，而未能体得浑然融合（理气之一元）体现天地之妙用之理。盖周子哲学，决非二元论；整庵不达此旨，宜乎怀疑不决也。

其次是彼之性说，以为性即是气质；本然之性，不可称为性。后来儒者，率以孟子之性善说为本，以为本然之性，浑然至善，纯粹未发，此言决不得当。所谓性者，不是此种本然之性；孟子之性善，亦不是此种意思；孟子是就天命上说，是说命善，不是说性善。天命之初，吾人尚未落于气质，故此说可以成立。厥后朱子欲发见至善之根据，亦言性善；但朱子于“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之分别，初不甚了了。又伊川、朱子论性时，皆曾分性为本然、气质二者，而以为前者即孟子之性善，后儒亦附和此说。然孟子之言性善，乃《中庸》“天命之谓性”之类。只就天命上说，未落于气质。然孟子又有“人无有不善”之言，是就人生以后看，即下愚浊恶，无有不性善者。盖孟子论善，只就四端发见处言，因其称端，即知有仁义礼智；人人有四端，即人人有性善也。此是说人人有为善之资质。有为善之可能性耳；决不必说到人性浑然至善，未尝有恶，然后谓之性善，以释氏所谓真性者当之。要之性字，必落于后天之气质，而始有性可称。如周子之说为最妥。其言云：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形既生矣，神发知矣；曰：形生质也；神发气也；形生神发，而五性具足。是有气质而后有性也。不落气质，不可谓之性；一言性便有气质。（《思辨录辑要后集》卷四）

此论颇有根据，就《易》一阴一阳章而区别之，则自来所传孟子之性善说乃就天命之初“继之者善”之处立论，未尝说到“成之者性”。而陆氏则谓在“成之者性”以前，不得著性字；既说“成之者性”，便属气质矣。

彼又赞周子曰：诸儒中论性，莫如周子最明白，最纯备，《通书》首章曰：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乾道变化，各正性命，诚斯立焉；纯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诚之通，利贞诚之复，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只就元亨利贞上，看出继善成性处，不过一诚字，则实理也，能全此实理者惟圣人；故曰诚者圣人之本。（同上）

陆氏以为惟气质方可称为性；若善恶之分歧点，则在于诚德之成就如何而见之。故又说惟周子“性者刚柔善恶中而已矣”一句中之“而已矣”三字，最为竭尽无余之辞。从来论性之人，无有比此语更简而得要者。而后来儒者罕称之，盖皆以此言为专论气质，而不知气质之外，初无所谓性也。程张朱诸子之论性，千言万语，其实不能及此。陆氏如此断定，用气质一元论，充足周子之说；又用作自己之性说。彼固理气一元论者，于性说以一元始终之，可谓彻底之学说。

第三节　陆陇其

一　略传及著书

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生于明崇祯三年（纪元一六三〇）。唐名相陆贽之后也。康熙九年，进士及第，年四十一，授江苏嘉定县令，专以德化人，治行称天下第一。后为直隶灵寿县令，与诸生讲论，著《松阳讲义》十二卷。为说百八十章，随时举示，非逐节讲解。时黄宗羲之学，盛行于西方；陇其不以为然，再三致意此编，以启导后学。在任八年，民风士习，皆大改善。后征入京，补四川道监察御史；在职一年，知无不言；以争纳捐事，触政府忌，引疾归。未几，致仕，屏居于华亭之泖口，大振风教，益以明道觉世为己任。偶犯病，遂不起，年六十三（康熙三十一年）（纪元一六九二）。圣祖深悼惜之，曰：“本朝如此之人，更不多得。”陆氏资性笃厚，有古人风，言清行超，人格高尚，故到处能改进风教。乾隆二年，赐谥清献。时人称为“当湖先生”。“三鱼堂”，即其书斋名。著有《三鱼堂集》十二卷，《外集》六卷，《賸言》十二卷，以上收于全集中。此外《松阳讲义》十二卷，《四书讲义困勉录正续》三十七卷，《问学录》四卷，《读朱随笔》四卷，《读礼志疑》六卷，均为重要之作。二　学说

清初之诸名家，卒皆指摘“王学”末流之弊，以图刷新。然于程朱陆王，则又取兼摄主义。至稼书方粹然宗朱子弃余家，以明圣学根原振兴教化为事。其《学术辨》三篇，是为破阳明明程朱之道而作。谓世之儒者无操守，信源流不清之“王学”，以为与圣教大同小异。此种现象，若放任之，将真伪杂糅；圣教且不能维持。抑学问中本有“立教之弊”及“末学之弊”二种：源清流浊，末学之弊也；源浊流又浊者，立教之弊也。学程朱而滞于偏执，是末学之弊；若夫阳明之教，则其源已浊，徒咎末辈，复有何益？于是一转而辟王学之内容；盖阳明以禅之实而托于儒，其流害固不可胜言矣。吾人止一究其与禅相表里之处，则其心性之辨，一切自明。夫人之生也，气集成形；气之精英，集而成心；所以心是神明不测，变化无方；而具于是气之中之理，即性也。故程子曰：“性者即理也”；邵子曰：“心者，性之郛郭也”；朱子曰：“灵所是心不是性”；是皆说心也者，性之所寓而非性也。性也者，寓于心而非即心也。但禅家则不然，以知觉为性，而以知觉之发动者为心。故彼所谓性，即吾儒之心；彼所谓心，即吾儒之意志。是故灭彝伦离仁义，诡怪张皇，自放于准绳之外，而不知此即是性，而误解之为心。以为知觉所生一切人伦庶物之理，皆因“我”为障累而然。至欲取此一切，尽举而弃之。而阳明毫不加察，采其学说，谓性无善无恶，盖指知觉为性而言；而言良知，言天理，言至善，莫非指性而言。阳明之言曰：“释氏本来面目，即吾人所谓良知”；又云：“良知又即是天理”；又云：“无善无恶，乃所谓至善”；其为说纵横变幻，不可究诘，而其大旨亦可睹矣。充其说则人伦庶物，于我何有，特以束缚于圣人之教，不敢肆然决裂也。彼又为之说云：“良知苟存，自能酬酢万变，非若禅家之遗弃事物也。其为说则然。然学者苟无格物穷理之功，而欲持此心之知觉以自试于万变，其所见为是者果是，而所见为非者果非乎？又况其心，本以为人伦庶物，初无与于我，不得已而应之；以不得已而应之心，而处夫未尝穷究之事，其不至于颠倒错谬者几希。其倡之者，虽不敢自居于禅，阴合而阳离；其继起者，则直以禅自任，不复有所忌惮；此阳明之学，所以为祸于天下也。”（全集卷二《学术辨中》）

陆氏既推倒阳明，于是尽力研究程朱学而拥护之，且宣传程朱。以为此二人，是维持风教之伟人，确为圣门正学。朱子之穷理主敬，即孔子之多学而下问，故学问之要，必穷理与主敬，二面兼施；穷理而能居敬，方不流于玩物丧志；居敬而能穷理，方不堕于猖狂恣睢。是则程朱之问学工夫，要为最妥当者也。

陆氏于学理方面，更有太极理气二论，虽本于周朱二子之《太极图说》；但其精密处，更有可观。夫太极者，万物之总名也。在天则为命，在人则为性；在天则为元亨利贞，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以其有条而不紊，则谓之理；以其为人所共由，则谓之道；以其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则谓之中；以其真实无妄，则谓之诚；以其纯粹而精，则谓之至善；以其至极而无以加，则谓之太极；名异而实同也。学者诚有志乎太极，惟于日用之间，时时存养，时时省察，不使一念之越乎理，不使一事之悖乎理，不使一言一动之逾乎理，斯太极存焉矣。（全集卷一）“太极说”自周子，至于朱子，已臻精密；陆氏更取此理由具体的说明之，其中虽乏创见，然在太极思想之发展上，可供参考。至其理气说：则谓“明万殊之理气不难，而明一本之理气则难；一本之在人心易见，一本之在天地难知”。又以朱子之“理不离气，气不离理”，为“其分合不可疑也”；且谓“须先说有此理，则其先后无可疑；惟有此理，则理必有所会归，有此气，则气必有所统摄，天下未有无本而能变化无方者，未有无本而能流行不竭者；而理气之本，果安在耶？今夫盈于吾身之内者，皆气也；而运于其气之内者，理也”。（全集卷一《理气论》）其意谓理气之根源是一本，而其本则在于心；“心者，气之精英所集，而万理之原也”。故谓造物之理气，为散漫无所主宰，即是妄言；主宰之所在，即一本之所在。若夫为主宰者，则无思虑，无营为，能使百物自生，四时自序。理与气要为不可分，一而二，二而一，不离又不杂。朱子所谓“无无气之理，无无理之气”之言，最为的当。此即陆氏所主张。

陆氏为人为学，皆真实而稳健。其所言皆得程朱之粹；且充足朱说，以辟异归正，为自己之天职，终身不渝。守护一贯之程朱学施用于实地，且收极大之效果。

第二章　陆王学派

第一节　黄宗羲

一　略传及著书

长于顾炎武者四年，且后死于顾炎武者十四年，树立清初一大学统之人，即是黄宗羲。其学派不如顾炎武之扩大，然其所著《明儒学案》，当为“中国学术史”最初之作，其史学造诣之深，当与王船山相伯仲。其《易学象数论》六卷，与胡渭之《易图明辨》，互有发明，辨河洛方位图之非，颇多创说。而其《律吕新义》二卷，特开乐律研究之端绪。天算学为梅文鼎天算学之先导。其明敏之头脑，不逊于顾子。

宗羲字太冲，梨州及南雷，皆其号，越之余姚人，生于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纪元一六〇九）。父忠端公尊素，乃明室忠臣，为宦者魏忠贤所害，死于狱。梨州怀铁椎，欲报父仇，值逆阉已死，因手刺杀其父之狱卒，上书请诛逆臣，其气概凛烈如此。父遗命就学于刘蕺山，因奋起以扫越中之野狐学为能事。又体父“学者不可不通晓史事”之遗训，从有明《十三朝实录》起，上至《二十一史》，无所不研，更欲攻究九流百家之蕴奥，发家中藏书遍读之；不足，则出外游历，以补其缺，其博学勉励又如此。二弟宗炎、宗会亦有才学，彼教之使同成名。国亡时纠合志士御清兵，出入危难，九死一生。后奉母归里门，专心著述，教授子弟。康熙十七年，诏征为博学鸿儒，以年老固辞不出。圣祖乃命巡抚抄其所著关于史事者，送至京师，而召其养子百家，高弟万斯同使参订之。八十三岁，尚读书不废，常至午夜。康熙三十四年，以八十六岁之高龄殁。所著如上记诸书外，尚有《明儒学案》六十卷，全氏补足《宋元学案》百卷，《南雷集》二十卷，《文定》、《文约》合四十卷，《明文海》四百八十二卷，《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及其他数十种。二　学说

宗羲是刘念台之高弟，念台以慎独二字为学的，梨洲亦修慎独之阳明学者。但其该博之知识，固不以“阳明学”自封。所著《明儒学案》一书，虽有人谓彼为护“阳明学”而作；但其史笔，决不偏于一方，长其所长，短其所短，客观态度，溢于全书。惟不慊于晚明“阳明学者”之流于口头禅，尤于越中周海门以后，学弊之深，多所不满，欲一洗此风，而复于阳明当年。故曰：“明人讲学，语录之糟粕耳；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不读，而从事于游谈。学者当先穷经，然拘执经术，不足以经世，欲免为迂儒，必兼读史。”又曰：“读书不多，则无以证理之变化，读书多而不求诸心，则又为俗学。”（《清史·黄宗羲传》）观其言，明明是不埋头于心即理说，而表示其兼取朱王之态度。故受其教者，不蹈讲学之流弊，亦不为障雾之妄言。万氏兄弟大史家，全氏祖望，质实之学者，皆出其门。其刚毅之风，足以破当时雷同附和于“心万殊说”之小儒。故曰：盈天地，皆心也；变化不测，不能不万殊；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故穷理者，穷此心之万殊，非穷万物之万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宁凿五丁之间道，而不假邯郸之野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使美厥灵根者，化为焦芽绝港。夫先儒之语录，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体，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终是受用不得。此无他，修德而后可讲学；今讲学而不修德，又何怪其举一而废百乎！（《明儒学案序》）

此痛切之言，学者当正襟领受者。盖举万物之万殊，归于一心，以心理之阐明及修德之工夫为先，而以讲学为后。此言虽为陆王之言，然以心为万殊，而欲实现自己之心之处乃属于伦理上之自我实现说，不外发挥自己之人格及自己之个性也。

三　政治哲学

清初学者，人人不慊于明学之空疏，而以提倡经世致用为主旨。宗羲尤因精研史学，熟于古今治乱兴亡之事迹，议论尤有根柢。不落于抽象之说，而独标具体的实际的论旨，使人读之，感一种痛快之趣味。所著《明夷待访录》，正如今世所谓“政治哲学”，以民利民福为主眼，以民本主义为政治之本质。其意君主本为人民而设，即上世之酋长；此酋长，而有蔑视民意，自图私利之行为，则非君主而为独夫；如此其君主之资格自当剥失，汤之放桀，武王之伐纣，其目的在为民，自是事理上当然之行动。盖以亿兆人之心为心，方可称为圣人，称为君主。是故伊古以来，因为君主之责任重大，而不欲自劳其身心者，有许由、务光；虽为君主，而让位于人者，有尧舜；初不欲为，而卒不得已而为之者，有大禹；可见三代以上之帝皇，皆不得已而为之。三代以后，则以天下为一姓之私产，视万民为己之臣妾，视土地为己之产业，立法之精神，全变为私法，绝无公法之内容。盖三代之时法尚存在，三代以后则法意全非矣。黄氏盖以孟子之王道，为政治本体；从社会学上之见地，应用史实，而与孟子王道以学理上之根据，树立其民本政治之哲学。彼以此理论为基础，而涉及一切之政治问题，如云以人民为主，则政治难行，当选举一人，依赖以行。此其见解，虽与现代民本主义，尚有消极积极之差，然于大体是以人民本位为主眼，与民主政治相似。近代初革命时，为鼓吹民本共和之精神起见，一般志士，曾密印此书数十万部，颁布全国，且大收其效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明夷待访录·原君篇》曰：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则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不然，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雠，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兆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既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密缄縢，固扃鐍，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愿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后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以上取三代圣王为君之动机，与后世为君之动机，对照比论，痛斥后世之为私利。更进而断言其制定法律无何等之权威如下：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己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惟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夫非法之法，前王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余名，此俗儒之剿说也。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为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下略）（《原法》篇）

彼之政治理想，全在三代之民本精神，故以孟子之王道为根据，专以民利为主眼，而树立其政策。

四　结论

宗羲大才，于经学、史学、天算、乐律，无所不通。为国仇亲恨，屡罹危险，又是极富情感之人。国亡后，养母教弟，亦孝友可风。且亡国之痛，终身不忘，以所著《明夷待访录》，传其心事。此书晚清时，忽与“公羊学派”诸子之思想，无端相合。引起“革命”、“排满”之大风潮，虽曰时运使然，宗羲一人正气之感召，关系实重大也。

第三章　朱王折衷派

第一节　孙夏峰

一　略传及著书

凡是两学派互相对立，必有第三之折衷派，出而调和之。清初宋明理学，既已衰颓，王学末流，尤为学者所弃。顾炎武以笃实之程朱学，矫正王学；黄宗羲则提倡真正之王学，排斥末流之狂禅。然顾黄二人，虽于理学有渊源，实不以理学名，而为清代朴学开宗之巨儒。若夫专以理学著称者，程朱派有二陆，王学则无其人，折衷于朱王二派者，前有孙奇逢、李颙，后有曾国藩。诸人皆有气节，人格为一世仪表，天下士风，为之敦厚，称为命世大儒，亦不为过。著作虽缺少新说，然句句精纯，俱是人格之表现。

孙奇逢，字启泰，号夏峰，又号钟元，直隶容城人。生于明神宗万历十二年（纪元一五八四），殁于清圣祖康熙十四年（纪元一六七五），年九十二岁。其一生活动，属于明朝之时多；故黄宗羲收之于《明儒学案》中。但其教化，则多传于清初学子，故普通又多叙于《清史》中。

奇逢事父母至孝，有气节。崇祯九年，流贼围容城，自示方略，与士民协力，卒将贼击退。清圣祖闻其贤名，屡征之，不应，天下称为孙徵君。后移家于卫之共城；辟兼山堂，讲《易》其间；率子孙躬耕，箪瓢屡空，晏然自若。晚年，讲学于夏峰，学者宗之。尝言曰：“七十岁的工夫，较六十岁密；八十岁的工夫，较七十岁密；九十岁的工夫，较八十岁密”云；可见其涵养之深，与体道之精也。著有《理学宗传》二十六卷，《四书近指》二十卷，《理学传心纂要》八卷，《读易大旨》五卷，《夏峰先生集》六十卷。其中《宗传》一书，是汉代以来，哲学家之学案，为彼最用心之著作，但材料之充实，究不如黄宗羲。二　学说

奇逢之特长，在兼取诸家而不偏于一派之学。《理学宗传》一书，即是本此意旨而作。书中自汉朝董仲舒起，至明末止，所有学者之传记，都搜辑之。宋代举周、邵、二程、朱、陆六家，明代则举敬轩、阳明、念庵、宪成四家为正宗；如慈湖、龙溪出入老佛，则附之于后，以明儒家正统。然别无门户偏见，故其门人汤潜庵说：“先生真能见道之大原，无建安，无青田，惟以庸德庸言，直证天命原初之体，可谓千圣同堂，与造化游者也。”（《徵君孙钟元墓志铭》）至其学问之要，则在于体认天理。尝曰：“圣贤为天地而立心，为生民而立命，其心及今，尚为存在。”且解其理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人失其为人，天地何以清宁。故为天地立心，生民立命者，圣贤之事也。明王不作，圣人已远，尧舜孔子之心，至今在此；非人也，天也。”（《语录》）意谓天地之心，虽即人心，然为人之师表，立心命之义者，乃为圣人之事，此与“我心即圣贤之心”之说，似稍不同；而于程朱“圣人体仁以为天下之仪表，故当以圣贤遗意为标的，穷理以进”之意，则颇相似。奇逢之意，盖介于朱陆二子之间，试其调和折衷者也。彼谓“浑沌之初，一气而已，其主宰处为理，其运旋处为气。指而为二，不可也；浑而为一，亦不可也”。又谓“成缺在事不在心，荣辱在心不在事”。俱是折衷之意，欲合“实在论”、“唯心论”二者为一。世惟折衷者少创造，其功盖全在于传道也。

第二节　李颙

一　略传及著书

李颙，字中孚，号二曲，西安盩厔人。生明天启七年（一六二七），卒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其父可从，慷慨有志略，善谈兵，且以勇力著于乡。从汪乔年军讨贼，崇祯十五年，与五千壮士，共战死于襄阳城下，以殉国难。其时颙年仅十五岁也。（《李二曲全集》二十五卷《家乘》）家贫不能入塾，有人劝其母，送入县署为衙役，母不肯，教之习字，然具天禀异材，稍长，学即大进，家无藏书，借于亲友，自经史子集以及老佛之书，无不遍读。既而弃去，从事静坐观心，大有所得。顾炎武谓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盖的评也。康熙四年，遭母丧。丧终，往襄阳凭吊乃父战死之地。既而南下，入道南书院，发顾宪成、高攀龙诸子之遗书，为东林学徒讲学，听者云集。继又于无锡、江阴、靖江、武进、宜兴等地讲学。康熙初，陕抚以“山林隐逸”上疏荐之。特诏征召，力辞而免。至十七年征“博学鸿儒”，诸人交荐，地方官强迫起行，颙绝粒六日，最后拟拔刀自刎，其议始止。彼觉虚名为累，遂闭户不复接人。惟有顾炎武来访，曾一度款待外，虽子弟亦不见面。后圣祖西巡，使陕督传旨，必欲召见之；以废疾坚辞，幸而获免。特赐“关中大儒”四字以尊重之。

当时南有黄宗羲，北有孙奇逢，西有李颙，世称三大儒。颙为学极博，无所不通，而著述则非其所志。尝言曰：“著述一事，大抵古圣贤不得已而后作，非以立名也。故一言之出，炳若日星；万世之下，饮食之而不尽。其次虽有编纂，亦非必夸诩于时人，或只以自怡；或藏诸名山，至其德成之后而后发；或既死之日，举世思其余风，想其为人，或访诸其子孙，或求诸其门人，欲以得其平生一言为法训。此时也，是惟不出，一出即使洛阳纸贵。”（《全集》十六《与友人》）真是有道者之言。著有《全集》二十六卷（《四书反身录》八卷，亦收在内）及《十三经纠谬》、《二十一史纠谬》等；其中《反身录》，为彼精力集中之作。二　学说

李氏思想，亦如奇逢，取陆王程朱之长，不偏于一面。但倾向则趋于陆王。唐鉴《清儒学案小识》中，虽曾谓《二曲》“笃守程朱”，然清初一般学者，率以陆王为根柢，而又赞美朱子之好学，似此两派折衷，故任从何方面解释，均可成立。且清代无论“考证派”、“理学派”俱不树党派，争出入，大都欲兼取他人之长，自己更立高处，想成一家。颙即其代表，尝因门人问“朱陆异同”？答曰：“陆之教人，一洗支离锢蔽之陋，在儒教中最为儆切；使人言下爽畅醒豁，以自有所得。朱之教人也，循循有序，恪守洙泗家法，中正平实，极便初学。要之二先生，均于世教人心有大功，不可轻为低昂也。中于先入之言，抑彼取此，亦未可谓为善学也。”（《全集》卷四《靖江要注》）正是其不偏不倚，而又能自立之处。又曰：“孔子以博文约礼之训，上接虞廷精一之传；千岁之下，渊源相承，确守不变。惟朱子为得其宗。生平自励励人，一以居敬穷理为主。穷理即孔门之博文，居敬即孔门之约礼，内外本末，一齐俱到，此正学也。故尊朱即所以尊孔也。然今人亦知辟象山，尊朱子，及考其所谓尊，则不过训诂文义而已；至于朱子内外本末之兼诣，主敬禔躬实修之旨，则缺如，吾不知其如何也。况下学循序之功，象山虽疏于朱子，然其为学也，先立其大者，峻义利之防，亦自不可得而掩之也。今日尊朱者，能如是乎？不能如是，而徒以区区语言文字之末，辟陆尊朱，则多见其不知量也。”（《全集》十五《富平问答》）此明说朱子之为学工夫实，陆子之直觉力量伟，朱子稍疏于心，象山则长于此。是故穷理而不居敬，则为俗学；居敬而不穷理，则为空疏无用之学，不能经世宰物，是腐儒也。故必二面兼施，方能精义入神，随博随约，当下事理洞明，不至支离，学业德业，两者并进也。所谓知行合一，必内外本末，工夫一齐并到，始可以成。其兼取朱陆之长，于此可见。

颙之学说，植基于陆子，而兼取朱子之长，不偏于一派，由是产出自己之学说。但折衷者多乏创造，惟其主张反省事物之理，以直观为主；又说心当保其平静，恰与李延平同；其学自然倾于内省的。故曰：“学问之要，学问之得力，全在定心、静而安，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犹如镜之照，不迎不随，此之谓能虑，此之谓得其所止。”（《反身录》一）故心之体，本虚，本明，本定，本静，能虚明定静，则情忘识泯，心亦不动，恰如镜中之象。盖静中之静易，动中之静难，动时能静，则静时自能静。其言定静工夫，可谓详密。

彼之学既以心德之涵养为主要，明明德止于至善为工夫，是即以致良知纯天理为中心也。故于宇宙问题、心理问题，自不多及。所以门人问《易》时，告之曰：今且不必求《易》于《易》，而且求《易》于己；人当未与物接，一念不起，即此便是无极而太极；及事至念起，惺惺处，即此便是太极之动而阳；一念知敛处，即此便是太极之静而阴；无时无刻，而不以去欲存理为务，即此便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人欲净尽，而天理流行，即此便是乾之刚健中正纯粹精。希颜之愚，效曾之鲁，敛华就实，一味韬晦，即此便是归藏于坤；亲师取友，丽泽求益，见善则迁，如风之疾，有过则改，若雷之勇；时止则止，时行则行，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动静不失其时，继明以照四方，则兑、巽、震、艮、坎、离在己，而不在《易》矣。（《全集》五《锡山语要》）

盖以为理即吾人之心理状态，学者收敛其心，则《易》（理）之变化，即在人之心中，故心中不可无主宰，不可不收敛，如四书中之言，看是易行，而反之于身，欲其体现，亦不易；何况《易》理，欲体用之，岂不更难耶？是故格物穷理之事，实有裨于修齐治平，而后可尊；苟徒博学，而反身不诚，毕竟是玩物丧志，距道愈远。其《受授记要》有云：“重实行不尊见闻，论人品不论材艺，夫君子多识前言往行，原为畜德也。德既畜矣，推己及人，有补于世。若多闻多识，而不见诸实行，以畜其德，人品不足而材艺过人，擅美炫长，于世无补，徒以夸闾里而骄流俗，焉足齿于士君子之林乎！”盖观此可知颙之学风，始终以实践伦理为重也。

第三节　曾国藩

一　略传及著书

曾国藩，字涤生，湖南湘乡人。生于清嘉庆十六年（纪元一八一一），卒于同治十一年（纪元一八七二）。道光年间，会试中式进士，授翰林院检讨。累官至礼部侍郎，丁忧回籍。会太平军起，自广西入湖南，锐不可当。在籍督办团练，立湘军；初不过保卫地方，后因屡挫太平军，遂出境御敌。尔时太平军已建都金陵，国藩崎岖戎马，十余年间，恢复沿江各省，卒破金陵，成清室中兴之业。官至大学士，爵为毅勇侯。国藩居翰林时，即与罗罗山（泽南）等，讲程朱之学，各以学行相砥砺，卒以书生，成削平大难之业。当时湘军名将，多数是平时讲学之朋友及门生。其为人公忠朴诚，言行一致，治军居官，未尝一日离开学问，粹然有儒者气象，当时风气，为之一变。其论学不主一派，于考证家之诋斥宋学，固不以为然，而于汉学，亦极推段、王、江、戴诸公。所为诗文，亦不主一家，精深博大，卓绝一代。卒年六十二。谥文正。所著书，诗、文、奏议、书札、日记及经史百家杂钞共百数十卷。门人辑而刻之，曰：《曾文正公全集》。

二　学行

自汉学极盛，攻击宋学，不留余地，门户之见至深。乾隆以来，宋学二字，几为学人所不道。但汉学大家，如戴震等，不特学术超越前古，即人格亦足为一世模范，故能压倒宋学。至其末流，则考证之途，已达于止境；学者支离破碎，徒以辨析名物为事，而薄视躬行实践。于是浮薄之士，乐其无所拘束，率以汉学家自命，渐惹人心之厌恶，尔时老成贤达之士，遂欲和会汉宋，力矫轻浮之弊习，曾国藩即为折衷派之领袖；彼支持清末数十年之学风，孜孜为学，终身不倦，虽未尝有特创之学说，然其宗旨，本在调和汉宋，且极重实践，乃兼容并包之折衷派也。

其治学之宗旨，略见于其所著之《圣哲画像记》，有云：“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张子，以为上接孔孟之传；后世君相师儒，笃守其说，莫之或易。乾隆中，闳儒辈起，训诂博辨，度越前贤，别立徽志，号曰汉学；摈有宋五子之术，以为不得独尊；而笃信五子者，亦屏弃汉学，以为破碎害道；龂龂焉而未有已。吾观五子之言，其大者多合于洙泗，何可议也；其训说诸经，小有不当，固当取近世经说，以辅翼之；又何可屏弃群言以自隘乎！”而其《致刘孟容书》（孟容名蓉亦湘乡人）、《覆夏弢甫书》（弢甫名炘安徽当涂人，著有《述朱质疑》等书），亦皆反覆陈明此旨。（具见《文集》）可见其兼采汉宋之长，以成文质得中之学派，不以当时之门户攻击为然，确为包容众流之大家也。且不独对于汉宋之争主调和，于程朱陆王之争，亦主调和。是时唐鉴（字镜海）著《国朝学案小识》，尊程朱而排陆王，国藩尝从鉴问学，而于鉴之主张，则非之。尝云：“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姚江宗陆，当湖宗朱（当湖指陆陇其），而当湖排击姚江，不遗余力；当湖学派极正，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覆夏弢甫书》），此盖与小儒拘守门户之见，截然不同者也。其博采众长之处，且不限于儒学。其《日记》中有云：“以庄子之道自怡，以荀子之道自克，其庶为闻道之君子乎！”又曰：“以禹墨之勤俭，兼老庄之静虚，庶于修己治人之术，两得之矣”；又曰：“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其所以不及孔子者，此有所偏至，即彼有所独缺，亦犹夷惠之不及孔氏耳。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于此可见其博大；其身心实践，亦悉与以上所言相合；且每日必静坐数息百入，则又采用道家功夫者也。

国藩生平，极服膺桐城姚姬传鼐，故《圣哲画像记》，并尊顾、秦、姚、王，顾即昆山顾亭林，秦则无锡秦蕙田，王则高邮王念孙父子也。然姬传称学问之途有三，曰：义理、考据、词章；义理指宋学，考据指汉学。而国藩则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见《日记》）惟其局量广大，故其门下，才智毕集，一艺一长，靡所不揽。学识则广于程朱，事功则越乎阳明，伟成中兴之业，决非偶然。以现在眼光批评，一若以汉人辅佐满清，杀戮同胞，为大不道，其实时势使然，不足以损其学问人格也。

第四章　关洛闽学派

第一节　王夫之

一　略传及著书

王夫之，字而农，号薑斋。生明神宗万历四十七年（纪元一六一九）。崇祯十五年，中式举人。明亡，桂王监国驻桂林，大学士瞿式耜辅佐之。夫之往从，授行人官。后以母病辞归。而桂王覆亡，式耜亦殉节于桂林。夫之遂隐遁不出，展转于湘西、郴、永、涟、邵间，与苗瑶杂处。晚乃居衡阳之石船山，杜门不出。学者称船山先生。清康熙三十一年，卒（纪元一六九二）。年七十四。自题其墓曰：明遗臣王某之墓。

著书有《周易内传》十二卷；《周易外传》七卷；《周易大象解》一卷；《周易稗疏》二卷；《周易考异》一卷；《书经稗疏》四卷；《尚书引义》六卷；《诗广传》五卷；《诗经稗疏》五卷；《诗经考异》一卷；《礼记章句》四十九卷；《春秋稗疏》二卷；《春秋家说》、《春秋世论》五卷；《读春秋左氏传博议》二卷；《四书义训》三十八卷；《四书稗疏》二卷；《四书考异》一卷；此外尚有《张子正蒙注》、《思问录内外篇》、《俟解》、《噩梦》、《黄书》等，均收《船山遗书》中。二　学说

夫之之学，由关而洛而闽，力诋殊途，归宿正轨。其《张子正蒙注序》云：“张子之学，上承孔孟，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惜其门人未有殆庶者，其道之行，曾不逮邵康节之数学，是以不百年而异说兴。”于此可见夫之实崇拜张子之关学，而有意继承之者。其作《大学补传》为之衍曰：“经云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递推其先，则曰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以及于天下平，皆因焉。是事之始，为先所当知者明矣。故以格物为始教，而为至善之全体，非朱子之言也，经之意也。……君子之所谓知者，吾心喜怒哀乐之节，万物是非得失之几，诚明于心而不昧之谓耳，非君子之有异教也。人之所以为人，不能离乎君民亲友以为道，则亦不能舍夫人官物曲以尽道，其固然也。今使绝物而始静焉，舍天下之恶，而不取天下之善，堕其志，息其意，外其身，于是而洞洞焉，晃晃焉，若有一澄澈之境，置吾心而偷以安。又使解析万物，求物之始而不可得；穷测意念，求吾心之所据而不可得；于是弃其本有，疑其本无，则有如去重而轻，去拘而旷，将与无形之虚同体，而可以自矜其大。斯二者乍若有所睹，而可谓之觉；则庄周瞿昙氏之所谓知，尽此矣。然而求之于身，身无当也；求之于天下，天下无当也。”此其抉剔释老之弊，亦与张子《正蒙》中所说“蔽其用于一身之小，游其志于虚空之大者”相同。故唐鉴之《国朝学案小识》，称夫之为由关而洛而闽也。

又云：“彼自为说，而为君子之徒者，未有以为可与于圣人之教也。有儒之驳者起焉，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惮至善之难止也。……于是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涂，以其恍惚空明之见，名之曰：此明德也，此知也，此致良知而明明德也；体用一，知行合，善恶泯，介然有觉，颓然任之，而德明于天下矣。乃罗织朱子之过，而以穷理格物，为其大罪。天下之畏难苟安，以希冀不劳无所忌惮而坐致圣贤者，翕然起而从之。”此则明明斥王学之依附释老，而推尊朱子。故又云：“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尽天德之深微，而浅者亦不亟叛于圣道。圣人复起，不易朱子之言矣。”夫之之学，归宿于闽，于此益见。

其衍《中庸》曰：“《中庸》、《大学》，自程子择之《礼记》之中，以为圣贤传心入德之要典。迄于今学宫之教，取士之科，与言道者之所宗，虽有曲学邪说，莫能违也；则其为万世不易之常道久矣。乃《中庸》之义，自朱子之时，已病乎程门诸子，背其师说，而淫于佛老……朱子《章句》之作，一出于心得，而深切著明，俾异端之徒，无可假借，为至严矣。……数传之后，朱门之余裔，或以钩考文句，分支配拟，为穷经之能事。……其偏者则以臆测度，趋入荒杳，堕二氏之郛廓，而不自知。……明兴，河东、江右诸大儒，既汲汲于躬行，而立言之未暇。降及正嘉之际，姚江王氏始出焉，则以其所得于佛老者，殆攀是篇，以为证据。其为妄也，既莫之穷诘，而其失之皎然易见者，则但取经中片句只字，与彼相似者，以为文过之媒。至于全书之义，详略相因，巨细毕举，一以贯而为天德王道之全者，则茫然置之而不恤。迨其徒二王、钱、罗之流，恬不知耻，而窃佛老之土苴，以相附会，则害愈烈；而人心之坏，世道之否，莫不由之矣。夫之不敏，深悼其所为，而不屑一与之辩也。故僭承朱子之正宗，而为之衍，以附诸章句之下。庶读者知圣经之作，朱子之述，皆圣功深造体验之实，俾学者反求自得，而不屑从事于文词之末，则亦不待深辩，而驳儒淫邪之说，亦尚息乎！”此其摈斥阳明及王门诸子，尤为深切著明者也。

夫之自己之学说，多见于《思问录内外篇》、《俟解》二书。其言性，则曰：“尽性以至于命，至于命而后知性之善也。天下之疑，皆允乎人心者也；天下之变，皆顺乎物则者也；何善如之哉！测性于一区，拟性于一时，所言者皆非性也，恶知善。”盖谓性是普遍的，不可于一方面测之，不可于一时间拟之，必推极至于命，而后可知性之全体也。其言心，则曰：“天下何思何虑，言天下不可得而逆亿也；故曰：无思，本也；物本然也。义者，心之制，思则得之；故曰：思，通用也，通吾心之用也。死生者，亦外也；无所庸其思虑者也。顺事没宁，内也；思则得之者也。不于外而用其逆亿，则患其思之不至耳；岂禁思哉！”又云：“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圣学提纲之要也。勿求于心，告子迷惑之本也。不求之心，但求之意，后世学者之通病；盖释氏之说，暗中之。呜呼！舍心不讲，以诚意而为玉钥匙，危矣哉！”（以上皆《思问录内篇》）王氏盖本乎孟子“心之官则思”之说，谓心之用在于思，不能用逆亿之意。后世学者之病，是舍心而求意，此其蔽也。其言性与气之别，则曰：“末俗有习气，无性气；其见为必然而必为，见为不可而不为，以婞婞自任者，何一而果其自好自恶者哉！皆习闻习见而据之，气遂为之使者也。习之中于气，如瘴之中于人，中于其所不及知。而其发也，血气皆为之懑涌。故气质之偏可致曲也；嗜欲之动，可推以及人也；唯习气移人，为不可复施斤削。”（《俟解》）此则推衍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之说，而穷究习气之流弊，不觉其言之痛切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