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 第二卷 本土化与相续性(1914.4—1929.1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杨德山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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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党学说文献汇编 第二卷 本土化与相续性(1914.4—1929.12)试读：

编辑凡例

一、本卷选择的时间跨度是1914年4月至1929年12月。选择1914年4月作为本卷开始时间的理由是：尽管1914年1月后在国内媒介上很少有人提及政党之名，但国人在海外办的报刊仍在继续讨论，如进步党留日支部的机关报《谠报》第10期（4月）就发表了本卷收入的首篇文章。选择1929年12月作为本卷的截止时间，理由是在国民党于全国全面推行“党治”而遭到自由知识分子广泛批评的时候，中共退至乡村开始探索独立建党途径——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是其标志。

二、本卷取题名“本土化与相续性”，旨在突出这一时期中国政党学说的基本特点：一方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放弃了对欧美议会选举型政党的选择，重新回归革命党建设的探索，在借鉴列宁主义建党方式后改组了中国国民党，完成了“军政”使命；另一方面，知识界自清末开始追求欧美政党政治模式的思想在此期间依然继续，而且他们用它的标准与范式来评判国民党、共产党的政党理论和作为，成为这一时期中国政党学说构成的重要的但常被今人忽视的组成部分。此外，尽管中共此一时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其建党理论及模式直接听命于外部，但在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中，也开始了自己的建党思索和实践。

三、本卷所选篇目基本分三类：一是编入这期间主要政党（如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等）诞生和改组时的重要文献，尽管只占其中2％，但由于它们主张各异，立场鲜明，且为这期间中国的主要政党，所以选择它们即是为让读者知晓这期间中国政党史的发展轮廓。二是将期刊、报纸上登载的有关欧美、日本、俄共、法西斯、共产国际等政党理论、活动的文章收入其中，既想使读者对外来政党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有所了解，更想使读者初略知晓近代中国人对这些理论的选择、理解和运用情况。在本卷中，其篇幅占近8％。三是近代政治家、政治活动家、政治学者，及其他界别的人士对政党问题的看法、认识。这是本卷的主要部分，占90％左右。

四、本卷所收集资料：一是此一时期报刊上登载的有关政党问题，尤其是政党基本问题的文字材料，其索引主要源于上海图书馆编的《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第三卷），以及1919—1929年间国内近180种政治类报刊；二是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数据库——“民国时期期刊全文数据库”；三是已经公开出版的这一时期重要人物的文集（全集、选集、文选、著作选编等）。

五、限于容量，本卷对这一时期共产党、国民党的那些著名领袖人物有关政党论说的资料，除了少量全文收入外，大多只是在目录中列了题目，读者可以据此在其他人或组织编纂的这些人物的文集中查阅。少量国共两党组织性的文献也可在各自编辑的文件文献集中查阅。

六、本卷各篇目基本按时间先后秩序编排，目的在于展示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给读者更多的历史想象空间。每篇文献的末尾都对出处做了注明。

七、编辑本卷的步骤：第一步，篇目的选择。这一部分由杨德山、蔡文华查阅、确定。第二步，将原文录入并将繁体字转换成简化字，初步校对由陈媛、周家彬帮助完成。第三步，核对原文，并对若干仅有断句的篇目，根据内容所阐述意思添加了标点符号，初步工作由陈媛、周家彬帮助完成；而对那些有标点符号，但并不完全符合现代汉语习惯用法的篇目，基本未做改动，以保持原貌。第三步，对有些篇目中的错字、别字，用〔　〕校正，佚文增补用〈　〉号标明，残缺的字以□代之。而更多的带有那个时代，乃至某些区域性的遣词造句的特点的地方，文中没有改变，以保证原文献风貌，这由杨德山完成。全卷的最后校对，由杨德山负责。

001. 大政党之自治

古来解立宪政治者，视为员数政治。若曰占议院过半数之大政党，具万有能力，举国家大事，悉纳诸掌握中矣。然而，此言究未中乎正鹄者也。试就英国政党政治之近状观之，大政党最重自制，小政党亦有时因而制之，斯大政党乃不至为横暴。目为非立宪的政党者是耶非耶？英国自由党内阁，自其组织成立以来，以制定爱兰自治法为主要任务，亘加黍尔班耶蛮以至阿斯奇斯时代始终而不渝。一九一一年虽有国会法之制定，不过欲为自治法之制定导其宜而已。自由党内阁在下院拥空前绝后之大多数，依议院万能之国会法，以从事于兹。爱兰自治法案，得通过于下院者已二次矣，此次若再通过，无俟上院之议决，即可定为成宪耳。推其力量，自由党内阁，即此一举，足得以偿其宿志。然际此唯一之时机，犹尔徘徊瞻顾，极力与反对党妥协者，抑何故耶？盖立宪政治尚调和。爱兰自治法，固一举可奏成功，然因此一举，俾政治社会之调和致归于破裂者，为富有常识者所不为也。

爱兰自治法，自古那斯顿时代以来，为自由党唯一之政纲。其初固以自治法系爱兰人民之所冀望为将来之幸福，不知实际上之利害得失，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今渥尔斯他四县，决心反对，誓不两立，万一强行，则诉诸武力，坚与抵抗，秣马厉兵，相机而发。于是自由党之政治家，亦不能不躬自反省焉。夫以自由党之大，国会法之便，因势而利导之，区区自治法之制定，一反掌耳。然而拂乎爱兰一部分人民（渥尔斯他）之公意，强制行之，不独与自治案本来之精神相背，且大政党怙势自雄，势必至职为厉阶，内讧交作，是非于英国宪法史上，留一最大之污点也耶。此政府所以置渥尔斯他于例外，亟亟与反对党协商者欤。以今日自由党政府论之，实可谓为无上之大让步也。然而反对党之统一派，如波那罗哥总诸领袖，犹坚执不可，以此案迫令政府举行总选举，公诸舆论之判断。以如此少数党之统一派，发挥如此强硬之抵抗力，以解散下院，窘迫政府，此固古今之奇观。而今日政治界之进步，不容政党之员数主义恣意横行，已可见矣。夫政党所尚者，在与舆论一致。行规步矩耳。议院之员数，非必尽与舆论相符。即大政党之行为，亦未必尽循乎正轨。故临大事难决之秋，所以不得不踌躇熟虑者此也。立宪政治之本义，亦即于是乎在。而今日中国之所谓政党者果何如耶？问有以舆论为前提者乎？无有也。混淆黑白，颠倒是非，横暴之行，已达于极点矣。问有尊重反对党之主义者乎？无有也。事之可否，理之曲直，在所不顾，而持已见若神圣，斥异议为邪说，侈口谩骂，拍案叫号，闻之令人作三日恶。甚至彼此倾轧，视为不共戴天之仇，且以所欲不遂，或变用软化手段，赂以金钱，否则用强迫手段示以武力。社会之安宁秩序靡所顾虑，大局沦亡，殆岌岌乎不可终日矣。噫！政党之病国殃民，不尤烈于洪水猛兽耶？往事已矣，来日方长。深冀将来以政党为生涯者，勿倚势强而凌人，亦不为势弱而贬节。如英之自由党、统一党，我中国其庶有瘳乎？（本篇选自《谠报》第10期）

002. 政党之性质

政党者，岂营私之朋党哉？乃由国民利害共见，协共合衷而谋国利民福之公团体也。政党之所争，在欲使己党之意思，为国家之虑思，运行激烈，遂启党争。党争者，政党之生命也。是故党派相争为东西文明国所许，亦称政界之精神，若宗教之宗派标榜，亦固有之。然人或有厌恶政党者，则曰政党有碍国民之协作也；又曰政党持政任免官吏，或行其私也；又曰政党对诸司法独立，亦加干涉也；又曰因政党而令政治腐败，法律被侵，且有伤品性也，怀此种种之曲见，故疑政党为跋扈者有之。亦若十九世纪之初，欧洲信赖自由主义、人民代表、言论自由三大主义为足匡政界所不逮者，而今日则以信赖政界之人物为本，而信赖政党为末，此未免不思之甚者也。

故自历史哲学上观之，则大异趣旨，即所谓政党之争，无论发生、弊害若何，必为政党发展上万不可少。设无斯政党之争，欲令恒沙民众决一国大计，殆戛戛乎难之。若欧洲大学者黑克尔氏认政党为合理的之组织也。今诚就其性质之源流而申论之。

夫林林总总之俦，欲成统一之体，以共进退者，势非政党巍然成立，不易为力。此虽心理所必至，亦事实所当然。盖人之意思不同，各如其面所为。见解或归一致，或杂纷岐。其一致者，即合衷；其纷岐者，即离背。故于斯而欲民众具活泼之力，必以冶诸政党为前提。设使议会之内，无政党对立，无政派分担，势必纷纠重纷纠，永不得议决一事。曷观学生大会及偶然集会，甲论乙驳，发言盈庭，执咎伊谁，反困取决。即令其间得一雄辩者，支配舆论，少数党羽笼络群情，则今日之强为应付者，明日或又变更。此盖由尨杂混沌使然，无异惊砂坐飞，随风起舞而已。使此间若有巩固永续之党派存乎其际，必能舆论无哗，而得掉臂决议之乐。故各国之上院，虽以政党为嫌者，亦必有政派之存在，不致为散砂一盘也，且政党得对诸事件豫行讨议而定指针。故于政党例会时，即本已定主义之大纲，讨论规定法案之效果。于是各政党之代议士，会对诸问题取决之后，始开本议会以决定之。开本会时，则使各政党中精彻本问题之议员，先为代表，演述所见，以俟各方面之论攻，故至议决之时，而各种利益得采集矣。至于所得利益如何，及议场轻率议决与否，则一关于议事规则所定。总之，若经此政党程序，必得统一决行。无论国家议会、省县议会及其他团体之集会，讨论决议一事者，必须先有党派成立，始于事实，局有济也。

虽然所谓团体者，不独政党为然。盖有由下组织之团体，亦有由上组织之团体；有社会的组织之团体，亦有统治的组织之团体。由上组织之团体，即为统治的之组织也。若军队，即其一例。盖本一意志，使民众编列队伍，以胜活动之任，其目的在贯彻其分职主义。是故若由下自行分立，组织党派，必绝对严禁之。若彼专制君主国，及罗马旧教会，皆由此种模型所成。若官僚派，亦属此类，其组织在严保意志之划一。此组织之法，虽适于攻势，然有利，而害亦随之。盖其根本之活动徒为集中，远在周匝，团员则不能独立行动；必次第消灭，而乏自主自营之力，即失其固有之能力。无论于知识范围、意思范围、道德范围，皆现萎靡不振之象，全体必致麻木不仁，纵内部患生，亦难觉察。各团员既乏自治之念，又无责任之思，故不及注意，而病入膏盲〔肓〕。此为波尔奔王朝之法国，弗勒得力王治之普国，皆属此例。为专制的之组织，其极也，国民对夫国家，几无关于痛痒。此由上组织之团体，其弊有不可胜言者矣。今则歌谣，由下而为社会的组织之团体，即政党是也。夫组织政党之定义：一被使发展民众之活泼力，二欲调相社会之各种利益。本斯二大主义，以保护国家入稳健发达之域者也。盖人类之各种利益，被社会压抑，而呻吟于债重之下。若得各相团结组织、政党大团体以拯救之，庶得借全体之力提携，以主张其权利。其所主张之权利，即利益是也。譬诸社会党之兴，亦其一例。盖由有此社会党，始唤醒世人，对诸社会问题，不得不加以研究。若劳力者之保险，劳力者之保护，皆由之提醒，而得免诸实行。且社会党之起原，在以安慰劳力者为本志，故劳力者，对于国家素抱不平者，亦得因之而平，即借以消除敌视国家之概也。然恶社会党者，几欲使其绝灭于政界，殊不知大谬不然。盖社会党善利用之，可不为革命党目化为改革党而已。况以顾民家之利益而旋政治者，实历史哲学所公认，亦政治家应奉为圭臬者也。诚以国民一部，常与握政柄者乖离，必非国家之幸。是故即以有特别关系而谋其利益者，相结组织政党以行其志，在政府亦当欢迎者也。

政党之所依据者何？曰利益，曰见解是也。利益者，可为极广义之解释，若财产、威权、声望等皆是，即维持政治上、社交上、学术上之地位等，悉在利益包含之中。故先构成政党之根抵者，即利益。而意见学说，不过为附属，而借以披露其事实之真相而已。故利益为真髓，而主义学说为装饰耳。然构成党之基础，则在平均有形、无形之利益。若各国之民族的政党、宗派的政党，不过仅异其事迹，而所主张之利益则一。即各国之自由党、保守党相角立者，亦本于利益而为冲突。若自党由平日反对保守党之重秩序者，一朝得握政柄，亦必为重秩序之主人翁。盖所谓自由主义、专制主义者，只形式上之区别而已。故自由党一握政柄，亦苦于维持秩序，而不得不出于抑压之手段者，正其对于自由所应尽之职耳。要之社会之利益，为构成政党之主因；其他或际纷争，则借主义学说，而为辅助，故主义见亦为组织政党所必需。例如唱人类初生即属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说者，自千七百七十六年美国独立文檄发布以来，于政党之发达颇有影响。又若社会民主之学说亦然。此等学说，更进步为历史、哲学、经济学说，并为构成哲学之基。此并非一时纷纭之论也，实因所谓世界观、人生观者，原为并行不悖之理想也。政党之性质，已如上所述矣，而其运行方法，亦自有之。盖无论如何，政党务排斥他党之意思，而以己党之意思，欲进为国家之意思者也；不欲己党立于要路者也。以上二义，无论为自由党、保守党、进步党皆同。或阿附府中之势力，或期政党内阁之必成，或迎合民众之意志，其手段虽异，而所趋无不同，即欲垄断国家之政权是也。故曰：欲握政权者，即政党之精神。欲达其目的所期，势必弱他党之势力，而使他党颠仆。故曰：政党以党争为生命者，即此。若政党疏于党争，即系自取灭绝之道。盖其倾注全党力而为争者，非为己党而已，乃为国家全体也。政党对立之势，亦如交战国之相峙，而胜败同盟休战媾和战略等语亦适用之。其影响所及，虽政党内部，亦分派立，即无论若何，政党之中，必有重根本主义之本领派，与好大图功之俗论派。俗论派亦未可非也，但视其果，期将来之大成乎？抑甘目前之小就乎？此在政治家鉴别，于斯而不失其正鹄，焉可？（本篇选自《谠报》第11期）

003. 日本之政党政治（一）（二）

前者山本内阁，以得政友会之拥护，所提预算案，得通过于众议院，而贵族院扼之，使无由成为法律。山本首相不获己，遂领其阁员，全体辞职。此在宪政上作何意味？吾人在旁观之，而最饶兴味者也。夫山本内阁，多数党之内阁也。在法多数党之议案，见毁于上院，为之政府者，决不当废然而下野，而当解散下院，诉之国民公意以奋斗之。苟重选而仍为多数也，即仍以原案通过于下院，再予上院以机会，使之三思。斯时上院果以国民公意为重，决不更行反对。惟若有两不相容之点，伏于其中，上院亦自有权，更坚持一次。英伦之政治，即呈此观。政局至此，必且有改造上院或限制上院之问题发生，以民权由此而不获伸，非设法以伸之，将大有背于宪政之根本义也。英伦近有所谓巴力门案者，即限制上院否决之权，使对于财政案不能容喙；对于非财政案，下院通过后逾两会期，亦不能容喙。故英伦之议会，质而言之，直成于一院也。其所以致此者，则上下两院冲突过甚，不尔则宪政无由运行也。由斯而谈，苟爱斯葵斯氏，入其同盟之国，代山本氏而领其内阁，则今年之总选举，必不可避。所谓巴力门案，必且见提，乃山本氏皆不出此，此其作用，自非吾人之所得知。惟其所及于宪政之影响，决非政治学者所能滑过者矣。

前言之矣，山本内阁者，多数党之内阁也。多数党之内阁既倒，则起而继之者，仍属多数党之议员乎？抑属之少数党乎？果属多数党，则其政策又将何出，与前内阁同乎？是如演宿剧，成何意识，与前内阁异乎？是隳其党纲，无异自杀。两者皆无所可，是多数党宜退也。果属少数党，则其政策更将何出，与前内阁同乎？则两党对峙之初，果以何者而见异。今至没其异点，岂非自下其党帜？！与前内阁异乎？则一入议会之门，登坛数语，必且尽为反对党叱咤之声所掩。一起即蹶，有同儿戏，是少数党亦宜退也。两党俱退，是惟有束政党政治于高阁已矣。

有最妙者，日本议会之会期至短，较之英伦终年开会者迥殊。内阁既成，初不必与议会即相对立，于是有短期内阁之热者，正得乘隙施其手腕。倘或闭会期间，可得利用者，足以供其展施政略，因攫取国民信用，以为来年对待议会之资，则彼尽可于开会之初，假一理由，解散议会，以侥幸于多少数之变置。此虽为政党政治之变格，而在日本，或能以此济其政党活用之穷，亦未可知。大隈重信伯者，号称以政治为生涯，而崇信内阁政府者也。今以高年重望，敢于冲议会之锋，以试其少数党之政略。或者，吾亦有谈言微中者乎？要之可以卜日本运用政党政治，未臻纯熟也矣。日本之政党政治二渐生

吾人旅居日本，凡其国有一政象，无论良恶，耳目所接，率以比观于吾邦，而生无穷之感喟焉。良者不待言矣，即恶者，亦非吾之所能企及焉，此诚大可哀也。

近顷山本内阁既倒，清浦奎吾氏经元老会议之推荐，即拜大命，继行组织，奔驰数日，始具雏形。乃舆论群起非难，政党更与离异。控制众议院议员大多数之政友会，既无一员加入；而国民党中正会立宪同志会，又以三派联合，计画作战。虽清浦氏鼓其勇气，若无所闻，一以超然行之，而终以所拟海相加藤氏，要求海军省前所订造之三舰制造费，计九百余万圆，非由新内阁负其责任。先时支出，即须召集临时议会，交其议决。但责任支出，实违宪之事。而召集临时会议，又恐以不人望之内阁，甫经就任，即被摧倒，遂以无力组织，复命于天皇。或曰：此其真因，实在萨阀势力之不可侮。而彼邦所称清浦氏之流产内阁，则竟成事实矣。

夫以立宪国成规言之，政治状况，惟闻其进，不闻其退。日本自西园寺内阁以来，已有政党内阁之趋势，故虽以桂太郎之声威，亦不能不屈服于宪政拥护之旗下。山本内阁之得寿一年者，非真以萨阀之势力，乃以得大政党之扶助也。故其阁员强半政友会之分子，虽在异党，以其不纯乎政党内阁也。对之时发我党内阁之嘲，而较之西园寺内阁，究属大有进步。乃清浦氏忽欲以超然者承之，此大有违于宪政进行上之原则，其不成立也固宜。特在吾人观之，其不成立之中，有足资为教训者两事焉，此诚当表而出之者也。

一曰，组织内阁者，有完全组织之权。其或不成，乃组织之咎，非有他也。而吾国唐陆段熊，更迭代兴，号称组织内阁，然率皆有组织之名，无组织之实。其阁员之进退，皆不能不仰总统之意旨，望总统之颜色。总理失其足以回旋之地步，阁员失其自为可否之能力。若清浦氏受命后，其所组织，天皇不问，元老会议亦不问，使之充分表见其组织之权能，偶或不成，亦政治之常经。此诚足为吾国奴颜内阁当头之棒者也。二曰，秉国成者，尊重宪法，如或违宪，丝毫不肯滑过也。而吾之执政，则不解宪法为何物。以财政言，其所支出即以万万计。初不见有所报告，至事前请求，尤不闻有是事。今议会固已被灭矣，即未灭时，豫算案亦决不提出。今清浦氏以九百余万圆之少数，不经人民代表许可，而责以先事支出，亦不肯苟且以为之，且以超然之故，不适于社会之要求，恐见侮于临时议会，并不肯蔑视议会，即飘然而引去。此诚不失政治家之风，不图以一衣带水之隔。政治节操，相越如此，吾乌得不为吾国前途悲哉！（本篇选自《甲寅杂志》第1卷第1号）

004. 政党之过去现在及将来

政体无专制立宪之别，必皆有党派之存在。唯在于专制政体之下，政府除自己之党派外，凡他之党派，皆敌视而欲扑灭之，以为政治之秘诀。而反对政府之党派，处政府权力锐不可当之时，秘密之运动愈急，及见时机可乘，或为阴谋爆发，或为领土割据，总期达颠覆旧政府，达设新政府之目的，迨至革命功成。而新政府者，对于自己之党羽，或分配政权，或滥授赏誉。凡一切旧政府之余党，专努力征伐而欲扑灭之。此即专制时代之政争，其维〔惟〕一之目的，专在于政权之攘夺。

若立宪政治，认识政党为公党。故无论为共和国，或为立宪君主国，其政党同时皆效忠于国家，发抒其政策，以待国民多数之赞成。政府即采用多数之意见，而使国务进行者也。在专制治下之政党，视一切反对党为国贼。立宪治下之政党，虽称反对党为政敌，而其实对于国家之宪法，为一致协力。惟对于时事问题，异其意见；关于政策之得失，为其竞争而已。是立宪政治下之政党，不可不如是之公明正大也。而此公明正大之政党，在自由政治为必不可无者也。

然美国建国之祖华盛顿，于其诀别演说时，极力述政党之罪恶，视为民主政体最恶之敌而排斥之。但政党者，虽无论在何种政体之下，皆有派别，特在民主共和政体，特别必须人民之公共心，故警告有最宜抑制党派心增长公共心之理由也。今美国之政体，若无政党，虽一日且不能继续。上自国会及大总统，下至各州之议会，及州知事裁判官等，皆由于民选，倘无政党之运动，则不能举行。故世界中未有如合众国政党之发达者，而其弊害，亦于美国为最著然。虽如此，而又不能谓政党为有害而无利。恰如男女性欲，世未有如其弊害之多者，特其利足为家庭及国家之基础，固不能如某宗教家所希望，取男女性欲而扑灭之。在政党亦然，党派之争，无论何世皆有，惟公然政党之实现，或善或恶，于自由立宪之政治中，尤有不可离，国家唯不可不努力善用之。此所以真正政治家之本分，在指导政党，务使多收良善之效果也。（二）

政党之弊害，无论如何；而无政党之弊害，则敢断言其为尤甚。盖无政党，而一般人民，或卑屈而冷淡于政治，或人民之性质狞恶，至不能有政治协同之程度，而互相嫉视，因之不能证明其结合。凡具有政治之意见者，在专制政治之下，建策于君主或贵族，未必得其采用。在立宪代议政治之下，君主必采用舆论。故虽直接建言于君主无益，宁诉之舆论，若得民间多数之赞成者，即成舆论，而必为政府所采用者也。故在立宪代议政体之下，而欲实行自己之政策，实际上除有政党外，别无良策。此政党之无论或善或恶，于立宪代议政体之下之所以为必要也。苟于自治政治之下，而希望政党之扑灭，此自相矛盾者也。且自由政治与政党政治，实有不可离之缘因，故扑灭政党，是扑灭自由政治也。

政府之弊害，无论至于何处，不可不匡正之。虽然，政党之效用，须十分认识之。又政党之目的，为公共的，且国民的，不可不主张达于极度者也。犹如结婚，其动机虽直接在男女性欲之满足，而结婚之目的，实开家族及国家之基础，养成自主独立之人格。故政党直接之动机，渴于权势，虽在情欲之满足，而政党之目的，从一定之主义方针，不可不成就国民的公共之利益。其目的既为如斯之高尚，则政党之基础，亦不可不为国民的。即组织政党之员数，不可不多数具备国民的政党之资格。政党之政纲，于道德上亦不可不为一贯之主义。至政党变更政纲时，当视国民之趋向，表明其可变更之理由，而得一班舆论之承认。各政党员，对于政党之主义纲领，固须忠实。而国家又较政党为重大，各个人当为政党员之前，尤不可忘其为国家之公民。盖政党之特质，难免不偏于一方。国民之间有军备扩张论，亦有非军备扩张论。虽然，同一政党，要不能于同时主张，此矛盾之主义方针。若政党之目的，在掌握政权，则见国论之趋向，而频频变更政纲，亦无窒碍。苟政党为公共的团体以上，国民不采用自党之政策时，则政权让于反对党，而自己可立于监督批评之地位。此公明正大之政党，纵令其政纲在代表舆论之一侧面“而偏于一方”，亦可谓之曰理想政党也。（三）

政党虽不可与立宪政治相离，要其中尚有种种之疑问：（一）何故不可不为永续的组织乎？（二）何故须二大政党之对立乎？此亦必要解释之问题。若单就一特种之问题，而提出一种之意见，解释该问题为政党之目的时，则政党随时所发生之问题，亦起而与问题之解决而共为消灭，或亦可谓政党之特质。惟问题不限于单纯，无论何时，政党对于问题之解决，每分为或赞成党或反对党之二者。若自赞否以上之立脚点，更提出新解决案者，或亦有之。例如反对军备扩张者，亦必无限于绝对的反对者，以现在制度为基础而有反对者。若为行政整理，特别变更兵役二年制为一年制，或减废重税及恶税，若轻人民之负担，则军备扩张反对者之中，必现出有特种赞成者之状态也。故英国之政治学者，西抽伊克库，于理论上谓政党不可歧为二个。然为二个以上之分派，则为当然应有之事实。第十九世纪之前半期，政治上之问题单纯，马科列论保守党及进步党之二大政党之别，殆基于古今东西人间之天性。而至第十九世纪后半期之历史家列克，则分政党为守旧党、保守党、自由党及急进党之四派。又独逸之弗诺尼抽利，有基于人间年龄之差等，而发心理状态相异之理论。谓人间之年龄，有少年、青年、壮年、老年之四期，故政党亦有急进党、自由党、保守党及专制党之四种。又答特利辣克，谓现代变化于社会中，自然有反动党、保守党、进步党，及急进党之四政党而成定说。无论何者，于理论上，政党不可限于二大政党对立者，乃学者之通说也。

虽然，理论上之结论，与事实上之结论，往往相违。若论政治之实际，自昔政党虽为多数，而有歧为二派之倾向。昔时日本则为源平与南北朝，英国则为赤蔷薇与白蔷薇之二派，独逸及意大利，则为逼利你党（皇帝派），及克卢夫党（非皇帝派若为罗马法王党）。即近时如佛兰西独逸等，小党分立，而难成二大政党时，各政党一时联合，而形成所谓夫落克，歧分为政府党非政府党，亦有实现二大政党之效用。且如英美二国富于政治上之经验之人民，或百年，或二百年，而有继续同二大政党之组织，及名称之倾向。此由政权之竞争，自然而起之大势，于学说理论，无关系之事实也。此种倾向，既为事实，故学者亦不能蔑视之。况政治家利用此事实，以二大政党，为国家之利益时，则养成之；若为害恶时，则打破之。如学说理论所主张，国家不可不分立数多之政党，或成将来之事实，亦未可逆料也。（四）

现在之政治界，有种种杂多之意见，又有复杂问题。现出二大政党之倾向者，由于代议士选举之竞争，为其原因故也。然于选举制度之下，虽无少数者代表之方法，若于选举区欲避选举败北之不幸时，各人结合而组织团体，务欲制多数。故各个人及各团体，去其小异，就于大同，实为大团结之必要也。但代议士选举之事，若为唯一之目的，则结合为一时的，且每选举区各异其趣，通全国而分属于永续的二大政党，其事或未必有。然选举区民之投票，单在于选出各选举区之代表者，且在于选定掌握一国政权之内阁总理及阁员，则自然有一种发生永续的组织之二大政党之倾向。况特别官职分捕主义之发现，则政党以政权争夺为直接唯一之目的，欲接近政权而竞争之。故异种异样之个人及团体，皆一致结合而造大政党，虽不合理，亦可成二大政党也。

以此之故，其结果自然比较的永续之政党，掌握政权，又有维持之实力，故政党愈为永久的组织。此亦出于学说理论之原则，全然由于政权竞争之成败得失而起者也。例如军队，若自平和之目的言之，则于战争之每度，组织而训练之，其方较善。然处意外之变，胜利难期，故皆采用常备军制度。夫与一之敌战，而得胜利之军队，即与十之敌战，亦有得胜利之希望。政党亦然，不论时时问题之变化，能不解团体，继续而活动之，则无论何时，自能掌握政权，或永久保持所掌握之政权。依此问题，通全国而分为二大政党，乃为事所必至，特其初未必皆然。盖政权竞争之结果，不问国民的大问题之有无，虽皆有巩固政党之组织，或使之永续之倾向，亦惟富于政治上经验之国民则然。故欧洲大陆诸国中，今虽犹见小党分裂之现象，独英美二国，有最完全永续的组织之二大政党存在。政党既至永续，则政党于其存续之间，遇时事变迁，不无屡有变更其主义政纲者之事。故政党之名称，务通用无意义之名称。例如英国之二大政党，自第〈十〉七世纪之后半期，至十九世纪之前半期，一方称为多利党，他方亦称为贺伊枯党。主义政纲虽变化，仍呼为多利或贺伊枯之无意义之名称，而互相攻击也。

元来多利党，拥护国王之权利；贺伊枯党，主张议会特权之党派，至其后一时，全为无主义之党派。法国大革命以后，多利为保守党，贺伊枯为渐进主义，或为自由主义。米〔美〕国之二政党，一称共和党，他称民主党。其实名称无何等反对之意味，故无论何者为共和主义，何者为民主主义，而政党之名称为全无意义。且此两党中，一主张奴隶解放主义，一主张奴隶保存主义。今则前者为合众国之统一，后者强说各州之分立；前者实施高度保护贸易政策，后者稍稍实施宽大保护贸易政策；又前者主张帝国主义，后者主张非帝国主义，此皆程度之相差。今则虽为二大政党，其主义纲领，已无判然之差别。即在日本元称自由党，或改进党，为有意义之党名。然由于主义政纲之不明白，故言政友会，或同志会，遂至用无意义之党名也。（未完）（本篇选自《中华》第1卷第10号）

006. 革命之首领

革命必由党而发生，党必由首领而主宰。譬之风帆之于舵，大兵之于将，得之则行，不得则危且殆；且司舵者之于舟子，将兵者之于兵家，得之则行，不得仍不免于危且殆。盖党员心理之现象、阶级有异同，知识有差别，由多数人心理之集合而来，并由多数人心理之活动以进。惟其多数也，则难于一。不一矣，则活动之力，难以圆转自如。求其多数而能一致活动者，是在有为之主，而默示之者耳。夫此为之主而默示之者，在多数人未曾集合以前，似可不必定属于何人。然按之世界革命党史，则多属之于特别之一人，或其一人之一系。譬之国家之主权，在学理上属之国家，而事实上究属之于国家之具体的代表者（即元首）。此为之主而默示之者，溯之既往，即其党之张本人；按之现在及将来，即其党之首领。首领之由来，大半出于革命主义之首唱者，以其在先知先觉之列，其思想主义早已感化一般强有力之志士。此等志士，复发挥其精神，感化多人，为其主义致力。然革命分子，有活动之能力，无独立活动之能力，非听命于首领，其动作必致乖离。革命首领之意志，即革命分子意见之中坚。革命分子，无不复杂之理，在能取其守主义，甘服从而已。往往由冷静者视为卤莽之徒、乌合之众者，得其首领之指挥，勉力进行，毫无滞碍。化卤莽之徒为节制之师，化乌合之众为强劲之旅，是则革命首领之妙用也。二 首领之假借

革命党之首领，与政党之首领不同。政党者，求其易于变化者也；革命党者，求其难于变化者也。政党之首领，辙有更动之时，或以其更动，而其党之进行，愈见成功。革命党则不然，往往有一首领，自其党之发起以至于成功，经数十年之久而不变更者。其有变更者，非首领之死亡，即党中分子之分裂。夫一党而有首领变更之事，即其党之至不祥者也，何也？革命党之首领，与其全党精神，必根蒂相关，浑成一气，确切而不可以假借者也。然事实与理论不同，首领假借之事，恒有不免。至其假借之原因，由于其党中分子有改革精神未能强固，习染于旧社会者过深，不能超出庸俗之见，对于旧有之制度人物，不免有趋奉之心理。其主张假借之理由则有三焉：

一，开人心归向之路，即反对党亦有一视同仁之感。

二，以我之力，合彼之力。其力愈大，而事业易成。

三，被假借之首领，必感恩戴德，言听计从。彼居其名，我享其实，且他日亦可由我更换。

夫当一代之大改革，必有强固不挠之精神以副之。主体其先，客体其后。我无排除万难之决心，则敌机斯伏。因敌之生，出以平和弭敌之策，则敌愈多而愈强，弭之无可弭矣。求一时一事之便，利用不同性质不同气类，只同目前利害之人，而假借为首领，其结果必至喧宾夺主，革命党之根本势力因以丧失而灭亡矣。证之世界革命故实，其例不遑枚举。取最近之譬，如鄂之黎元洪，蜀之尹昌衡、胡景伊，湘之谭延闿，闽之孙道仁，桂之陆荣廷，无不如是。首领假借之害，合学理事实言之，莫不切当。三 首领之种类

革命之首领，有二种类：其第一种有炎炎赫赫之势力，无始终巩固不变之意志，不过偶有发挥强大意志之时；其第二种有始终巩固不变之意志，为一时之暴动或同盟罢工之张本人。能得第一种之资格，已足多矣。至于起历史上之大运动，求政治上之大改革，不经悠久之岁月，不得挥其手腕、养其势力，则非得第二种之性格不可。第一种之首领，有狂暴勇敢大胆无敌之精神，一吁一叱之间，能鼓舞群众，前冒危险，起懦夫而为勇者。其势力之浩大，随其猛进之气而得，然不免带一时之性质。变乱经过之后，其势力亦因之以消；或变乱之时日较长，其精力先丧，遂退避而不能复起。古来血气之英雄，乘时奋起，及一旦平息，复归日常之生活，回忆当年血战之秋，屡生惊悸，而薄弱之性质自然流露。盖彼既无志坚行卓之道德，复未闻立身处世之大道。拿破仑勇将雷将军，及柏兰九将军，一时督帅大军，声誉优隆。及一旦势力失坠，不为侪辈所乐许，此其例也。第二种之首领，意志坚定，其外观不如前者之华丽，其气焰不如前者之发越。其得声望，不如前者之骤；其得势力，不如前者之速。惟既得之后，能享有之，且有加而无已，有隆而弗替。盖既明于事理，胸有成算，复备有强大之意志，抵抗障碍之物，经难不退，经久不疲。此其事业之成，所以有照曜天地之光辉，永远不息者。十字战争之毕达，宗教革命之路德，美国独立之华盛顿，此其例也。故第二种之首领，史不多得；第一种之首领，世所恒有。然苟成功太易，不经迭次之反覆蹉跌，则第一种与第二种之性格，无以见白于天下。此首领之得人难，首领之受知于人为尤难。四 首领之资格

革命首领之中，有总揽首领，有局部首领。总揽首领之资格，须具左列五种：

一，有涵盖之度量。

二，有远到之思想。

三，有强固之意志。

四，有忠实之道德。

五，有判断之毅力。

无涵盖之度量，则容积不多，事业之进行，时生障碍。然涵盖云者，非必藏垢纳污、不辨是非可否而包容之谓也。惟充其主义精神之分际，不事察察者之为也。无远到之思想，而可以与于大业者，是必守成之人物。革命总揽首领，乃开创之人物。制定规模，俾他人有所遵守；斟酌利弊，使后世长享治安。当开国成家之际，凡一因一革，莫非由其听〔聪〕明材力之锻炼而成。开近世纪之新纪元者，远到之思想也；开一国之新纪元者，亦莫非远到之思想。无强固之意志，则大业不终。自古缔造艰难者，莫不一本于诚。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革命之道，其犹是乎？未有见异思迁、见难思退者，可以与闻改造国家之事者。当一代之发明家、制作家、学术家，未有意志不能坚定，而能成功者也，况其大焉者乎！无忠实之道德，则本体之主宰既空，客观之信用必不足。其能力之所以发挥，与精神之所感化者亦必有限。忠实道德者，才能之根本，信之所自归来者也。信之所自归来，才能之大，孰与为配！古今中外，成功之原因不一，而其总因则不外于信；古今中外，失败之原因亦不一，而其总因则不外于疑。无判断之毅力，则事机易失，误千载于一时者，判断力不足为之也。判断毅力出于远到思想然，有远到思想者，不必尽有判断毅力。成功失败之起原及结果，在乎前者四端；成功失败之紧要关键，则在乎判断毅力之何如。合上五端，乃革命总揽首领必需之资格。具此则成，缺一则否。然主宰一切者，总揽首领也；实行一切者，局部首领也。局部首领之资格，需有左列三种（此三种资格，始则由局部首领自身之发动，结局则关于总揽首领之用人）：

一，有狂热之性质。

二，有强固之意志。

三，有奉行命令之真心。

局部首领，立于切近实行之地位，不必思想远到，智虑周密，具先见之明。与其有思想远到，智虑周密，具先见之明者，时陷于怀疑之态，致生行动不活泼之病，反缺其首领之资格，不如无之为愈何也。此等首领，以有愤慨激热、恒似癫狂之病者为适合。无论其进行之主张，涉于妄想；其要求之目的，不甚合理。惟其主体，有确信心，有顽强力，值艰难困苦而不辞，当勇往迈进无所惮者，乃其尚焉者也。盖彼自受革命思想革命主义陶镕之后，一身之利害，家族之安危，以及人生所有快乐权利，皆可以供其主义之牺牲，有轻性命如鸿毛，重主义如泰山，虽死无悔之概。具此强烈之信念，故其行动语默，足以生一般群众心理之感激，以取得其首领之资格，浸假而其资格愈高。其狂热之所到，先征服多数人之心，次征服多数人之力。无论年少富有血性者，被其感化，投入革命旋涡之中，受其激昂感情支配之下。即平生具有冷静之判断力，自命不为客感所牵之人物，亦为其热潮所播迁，变其主张而不自觉。夫如是，则有统率群众，如使手足之易之力，而事业易告成功矣。此狂热性质，所以必需者一也。具有狂热性质之人，其思虑之力必不足；思虑之力不足，其缺点必多。欲补此缺，是为强固之意志。意志强固，则大节已立；大节立，小节之差无伤也（详上第一节及第三节）。且狂热之性质，无强固之意志以实之，则不足以证明其真伪及久暂。往往有狡黠者流，当革命思潮激烈之际，逢迎多数人之心理而媚之，伪为狂热之态度，从中鼓舞之、奋兴之、指导之，遂得多数人之欢心，博得首领之资格。而其本心与革命，究无生死关系，此则伪而不真者也。又有狂暴之徒，当兴高彩烈之际，狂热焕发，激励群众，登革命之舞台，博得首领之资格，及事过境迁，无继续进行之力。此其程度相差，或有数月数年之不同，要皆不离一时之性质，无强固意志者，此则暂而不久者也（参看上文第三节）。考之外国革命史，此等现象，不可殚述；证之中国革命现象，真伪久暂，亦自彰明。大凡事业之难者，其经过时期必久；经过时期既久，变化斯多；变化之多，受客体之影响者少；受本体（即意志）之影响者多。对于简易事业，求其心理倾向赞同者，易施政策；对于长久繁复事业，求其意志继续保持者，难施政策。意志者，人类中无上之宝，不可以求而得之者。置之革命事业中，则其尤。此强固意志，所以必需者二也。有狂热之性质者，既无周密之思虑；有强固之意志者，亦不常有切当之方略。且一局部首领，与多数局部首领，有共同关系，非步伐整齐，难收成效。向使局部首领，各自主张，一局部首领之步伐乱，多数局部首领之步伐亦随之乱。无论大业不成，即成矣，亦终归于必败。当革命勃兴之际，不免有此缺点。欲求补救此缺，是在局部首领有奉行总揽首领命令之真心。革命党者，先天的国家也；国家者，后天的革命党也。在个人之主张革命时代，任其意思之自由，一至由个人集合而为党，则个人之行动，有共同利害关系，及共同死生关系。譬之共和国家，其人民之个人，有绝对自由之权利。至于人民与国家相接触之行动，法网丛生，以其有共同关系故耳。革命党之命令权，委之于总揽首领，而复听命焉。犹之共和国家，政治命令机关，委之于具体的代表，而复听命焉，其谋统一之道一也。大抵有完全智识者，知奉行命令之所以然之必要，谓之服从；有知识绝对不完全者，知奉行命令之当然、之必要，谓之盲从。服从与盲从，在主观者，虽有程度之差，而其收效则一。惟一知半解之徒，多自作聪明，强不知以为知，强不能以为能，时欲奉行命令而不甘，欲不奉行命令而不得，谓之无奉行命令之真心。当革命进行时代，此等分子，最为危险，不可不察。此奉行命令之真心，所以必需者二也。以上三端，为局部首领之资格，不可缺者。五 首领与党员之信仰心

革命事业，乃主义的政权争夺事业也。惟其争夺政权，不免有权利心；惟其有主义，则必有信仰心。革命团体，人数众多，其中虽有道德智识之程度相差，容有本于信仰心、绝无权利心者，亦有本于权利心、绝无信仰心者。然权利心与信仰心兼而有之者，则居十之八。以上权利心与信仰心，衡而较之，权利心当居十之四，信仰心当居十之六，不然，则不能结合为党，又焉能达其革命之目的。何也？权利之结果，只足以营养其身体，荣饰其外观；信仰之结果，更足以安乐其良心，恬适其精神。身体之营养，及外观之荣饰，有经久而生厌倦心者；良心之安乐，及精神之恬适，鲜有经久而生厌倦心者。盖革命思想富裕之民族，必为开化之民族。开化之民族，精神较肉体为重。故革命党员，可以统称之曰有信仰心。信仰心有二种：

一，信仰主义心。

二，信仰首领心（此首领专指总揽首领）。

有因信仰主义心，而生信仰首领心者；有因信仰首领心，而生信仰主义心者。综合一般党员而计之，信仰主义心，不如信仰首领心之确；信仰主义心，不如信仰首领心之笃。有知主义之当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一唯首领之动作意志而信仰之。盖主义有意而无形，首领有形而兼有意。以其信仰主义者，信仰首领，不啻以首领为精神所寄托之正鹄。故考之群众心理及事实，信仰首领心，较之信仰主义心，其效果为大。信仰心发生，则革命党成立；信仰心动摇，则革命党内乱；信仰心倦怠，则革命事业停滞；信仰心进步，则革命事业进行；信仰心强烈，则革命事业将告成功。信仰心之势力，潜之于无形，及一旦得事机而发挥之，直可以征服有形之物质。席卷天下，包举六合，放历史上之奇彩者，皆信仰心之势力为之也。是以唤起社会心理之信仰心，乃革命首领必要之条件。即以犯罪阶级喻，都市之无赖团，得首领之指挥，出而吓诈；山泽之土匪团，得首领之指挥，出者劫掠。明明犯罪行为也，何以如命而往？盖亦有动于信仰心，而不能自遏者也。法国革命勃发之张本人，罗伯斯比，信仰卢梭共和之说，如醉如狂，为之传播，无所不至。革命人士因以信仰罗伯斯比者，一如信仰卢梭，卒至麇集群众，而革命以起。可知信仰心之势力，所向无敌；而信仰心之唤，起则责在首领。六 首领之威严（此首领亦专指总揽首领）

首领之威严，为博取党员信仰心莫大之助力。首领之威严不具，则其党之信用坠，秩序乱，方略不行。威严者何？简单统括言之，其喜怒语默，含有一种势力。此种势力，足为威压他人之要素，是之谓威严。以社会学言之，在社会多数人思想感情之上，有一种强制力或威压力者，名之曰社会的威权。社会的威权，非必存之于一人，或一种思想，有社会的威权；或一种阶级，有社会的威权；或多数人物，有社会的威权。人寓其中，物亦寓其中，团体亦寓其中。至于革命首领之威严，则属之于个人，为团体之主，立万众之上。具有威严，与具有社会的威权者，同一势力。恒有演说之际，同一种之言语，有出之以琐屑纤小之态，则旁听者生厌，遑问其有敬心；有出之以堂皇端庄之度，言虽未竟，早生他人戒慎之心，此言语之有威严者也。又有同一人物，时遇之于交际场中，无所奇异，及遇之于服军服率大军之时，遇之于服法服立法庭之时，遇之于服僧服登教坛之时，与平时相遇时之观感顿异，此地位及衣冠之有威严者也。威严之种类甚多，由一人之身，可以截然分之者，厥有二种：

一，先天的威严。

二，后天的威严。

此二种之威严，一无所有，则不可以莅万人之上，驭多数之众。

先天的威严者何？生而有之一种威严也。不必有袭荫之爵位，不必仗门阀之权力，有自然能存立之条件。古来大英雄、大豪杰、大天才，大抵皆有与生俱来之威严。拿破仑当受为将之始，所部之军，驻屯于意大利。由法赴意之日，诸将相约为敌。及拿破仑到后，与之相见，一言未发，一令未下，而诸将之敌意已消。其中有著名之悍将阿鸠若，受拿破仑之命，沉默而退曰：幺小新将军，吾不知其有何魔力，使他人恐怖若是。此不独拿破仑为然也，我国史上，如项籍、李广、李世民、岳飞，无不如是。然体格容貌态度，固足以助英雄豪杰之威严，而威严之发生，不仅在此。更有发生于天才者，较之发生于仪表者，尤为令人慑服。子产生于弹丸之郑，受大国之辱，无微不至。及出使各国，各国皆敬而礼之，天才为之也。晏子生于久衰之齐，内政不修，国威日替。及一旦执政，各国皆畏而亲之，天才为之也。膝〔滕〕王阁集会之际，王勃以龆龀之年，侍立长老之侧，人皆以为孺子可玩。及赋序至“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众皆肃然起敬，亦天才为之也。孙武子既无父兄之教训，复无军旅之经验，竟能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天才为之也。孔明以一介书生，相小弱之蜀，迭伐中原，魏人畏之如虎。既死之后，犹能使敌人疑惧，逡巡不敢进。所谓死孔明，能走生仲达者，天才为之也。天才之有加于威严，盖亦大哉。

后天的威严者何？精神智识年龄阅历地位声望皆其要者。前述之军服法服僧服外观之类，不无补助之力。然特别重要者，则为学殖及经验。孔丘、孟轲，以布衣而倾倒诸侯者，学殖威严之力也；廉颇、李牧以老迈而战胜大军者，经验威严之力也。

先天后天之威严，为发挥首领势力一种之大助力，万不可缺之条件也。其他更有一种之威严，在乎曾经有成功之事实。法国大心理学家骆本有言曰：成败不足以定人物之高下。当指挥群众之首领，其过去有经若干次之成败者，则更加一种之特别威严。盖达言也。七 首领之宰制力（此节亦多指总揽首领）

革命首领，必求其有宰制权力。宰制权力者，以多数人之聪明材力，听命于一人而顺从之之必要条件也。首领之于分子，犹脑筋之于四肢，四肢自动，不听命于脑筋，则举动错乱；分子行动，不听命于首领，则本末颠倒。盖机关活动之力，全在主脑故耳。以社会学心理学言之，凡单独个人，无论何人，自移其独立生活之状态，投入革命旋涡之中，自然服从其首领支配之下。且此等人士，性质刚而躁，有与意见不合、信仰不同之人，或其事件，则立时反对，加以暴虐，求其忍耐片刻，万不可得，而对于信仰中坚之首领，无不顺从无不屈服。譬之同盟罢工之际，多数劳动者，听首领之指挥，劳动之时间及工值，由其首领之断定。即罢工之继续，或迁就调停，亦莫不视其首领之一言以为决。质而言之，党徒之一进一退悉主宰于首领方寸之中。近代社会组织，经数次之大变动，大有民主的倾向。社会上之鼓吹家、群众之指导者，足代有官宪之权力。官宪之权力愈弱，彼等之权力愈伸。举凡政治问题、自治问题、妇人政权问题、铁路矿山工场之罢工问题，欧美各国，动辙实现。即思想界平静之日本，近年以来，市民干涉内阁，愤而用武，亦已数见不鲜。究之多数民众，非由自动，有所授而为之者也。今日世界政治上之专制告终，而社会上之活动，方兴未艾，盖民众心理，乐而不苦故耳。至于革命团体，殆有甚焉？首领宰制之力，有挽回命运之势力。往往有不可实行之事，被首领之指挥，盲目勇往而前，未几事机亦转，渐至可以成功之趋势。宰制权力，顾不大哉。骆本有言曰：群众于其首领，无不有信赖心，及服从心。信然。八 传布主义之方法（此节方法无论总揽首领局部首领皆用之）

传布主义，即足以吸收党徒，扩充势力，为首领者，应视为无上之责任、必要之心得，如其方法而用之者。其方法惟何？不外基乎社会心理之根本，默化潜移，而最便利之方法也。其主要之点，则有左列五种：

一，断言。

二，反复。

三，启发感情。

四，采用新形式。

五，利用模仿性。

试先言断言，大凡与革命心理联属之人，多不属之于推理者，而属之于感情者。默激之以感情，如响斯应，不待熟虑之后，而即见诸实行。倘进言者，取分析道理之法，诠议而详尽之，反乏效力。其最有效力者，出以简单明了断定之形式。试取同一问题，甲以宣告叙述的态度处之，则听者秩底〔序〕井然，其效果良而且速。乙以研究讨论之态度处之，则必流于纷扰，不但本问题不能收束，而且瓜蔓丛生。两相比较，得失自知。当革命时代，其首领多仿约法三章之例，以简单之立法，而莅人民，人民无不悦服。可知简单明了之断言，其力至大。本此原则，政治家揭载其主义或政纲，商业家扩充其商品消路之广告，效力殊大。且军队之号令，演说家之主张，亦莫不如是。即推广言之，凡属文章之词调、言论之句法，莫不以一刀两断、简洁断定之语为有力，且受多数之欢迎。再由心理学上进而言之，传布主义者，以自己之结论、自己之主义，确信之确守之，以示之于多数人。而多数人之热情，同化于其片言折狱之下。而社会心理之特征，亦如是表现焉。此断言之法所以有力也。

试言反复。前项所言简单明了之断言、方法，行之第二次以至于若干次，反复之而不厌。多一层之反复，多一层之效果。修辞学上名之曰层进法，亦名之曰反复法。盖同一之原则，传布主义者，迭次利用之之谓也。心理学上之记忆，或连想，亦与此同。譬之天干地支，尽人之所稔识者，倘取其中之一二字，唐突而问曰：癸酉之次年为何？则无论何人亦难言之矣。若由其最初之甲乙丙子丑寅，或稍近之庚辛壬午未申之顺序，以唤起其记忆力，则佥应之曰甲戌。盖壬申以上之诸字，为唤起癸甲酉戌之有力之要素也。洵如此也，非反复之法，乃联络之法，盖起念于其前，连想于其后故耳。然同此心理之原则，以反复之法，运用之，而其效特著。设记忆特别事物，无论多寡，一度有一度之变更，反复为思索之必要，所谓记忆以次数而强者是也。不独社会心理然也，即以个人论，有一事物，初有不赞成之意，迨转换方面，反复教之，逐渐生兴会，逐渐起同情。近世进步之广告术，亦利用此种心理，究其结果，亦博得人人皆知之成迹。更有社会风行之物，必有一二执拗之士，排斥而拒绝之，及至风行既久，则又捐一己之意见，以从同。革命主义传布之人，能会此意，以强力断定之意志，虽经几许次数，亦反复开导之，则其初绝对不同意见者，而其终亦渐同意见矣。盖欲多数人之意见，合乎我之主义，不惮反复求之，浸假形造一切无意识之观念，浸假构成人间行为之动机。所谓积石填海，积羽沉舟，此反复之所以必要也。

试言启发感情。启发感情之方法，非改变前项断言反复二者之说，乃反复启发多数之心理，使必入于激昂之程度，以适合本来之性质之方法也。启发感情之法，为传布主义者最有力之方法，自不待言；其为革命首领之惯用手段，亦不待言。而其态度则多反复夸张，且夸张而不觉其夸张，则其力尤大也。

试言采用新形式。法国学者脱克威有言曰：法国革命后之总督政治，及帝政事业，与其必须创立新制度，不如以最新名称装饰旧制度之大部。推一般社会之想像力，取其不快之名称，而悉易以新奇之名称，是为得也。法国大批评家特洛亦有言曰：革命时代之过激派，如贾可宾党员，行非常专制、非常苛刻之事，而世人不以为怪者，何也？为其最风行自由平等之名词所掩蔽耳。大凡革命时代，一般人士，难忍旧来之名目。关于政治上社会上，有旧事实，可代以新名称者，为多数人之欢听。非独简单观念及言语为然也，凡思想感情，对于过久之事，视若寻常，倘缀之以新形式，而人之心理亦为之一新。恒有政治上改革整理，将同一事物，一易形式，而天下之人心，赖以维持。盖此点在政治上之要诀，为维持人心于不倦而已。然求其形式变，实质亦因之而变者少，形式变而实质不变者多。入乡从乡，圣人恒与世推移，然曲其主义以从人，则未之有。取不关轻重之名目，既可以得一般之喜悦，复可以得事业易成之趋势，此英雄惯用之手段，而传布主义者亦不可不知。

试言模仿性。默示与模仿，为社会学及群众心理上之一大要谛也。传布主义者，本乎前四项之原则，利用众人之模仿性，而传染之。有其始也为无意识的模仿，经瞬息之时间，思想变化，感情变化，意识变化。再经瞬息之时间，即与传布革命主义者，同一思想，同一感情，同一意识。是则利用模仿性之必要，为操纵社会重大条件也。譬之近世药商，竭力鼓吹其药之效能，派其党羽，巧弄名义，得四方名人之有效证明书及感谢状，而购之者斯众。又如制造装饰品之商贾，恒以新制之物，未经发卖，而先贡献于声誉最高之名优名妓，而其物因以风行。又有社会之煽动家，当演说之际，置多数心腹于其间，相其声音节奏，鼓掌喝采，高唱赞成。以最少数人之狂热，得流行满座，此皆模仿性使然也。九 运用党徒之方法及特征（此节合局部首领总揽首领言之）

革命首领之资格不同，种类不同，程度亦自不同。其运用党徒之方法，当亦不能尽同，然其必同之点则有二：

一，作气。

二，同气。

作气者何？为革命首领者，以其自信之主张，感化民众，使其奋发，至其自信之处。不必问其合理与否，惟问其有强烈之热情副之与否。质而言之，非理也，气也。中国之论文者常曰：气盛言宜。又曰：气充辞沛。移之于革命，谁曰不然？《尉缭子·战威》篇有曰：“夫将之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战，气夺则走，此最古之战略也。移之于最新之革命心理，亦无不当。革命之道，不能借民众之力，只能借民众之气。以一己之狂热，率民众之气，即所以用民众之力也。国际战争，有气之作用，兼有力之作用；革命战争有气之作用，无力之作用，纵有之亦微矣。

同气者何？即作气之中，求其贯彻同一而已。《三略》有曰：“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录有功，通众志。故与众同好，无不成；与众同恶，无不倾。”《传》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首领对于党徒，有同气之观念，则无命令之不当；党徒对于首领，有同气之观念，则无命令之不从。命令有效，即赴汤蹈火，无不可为，况杀敌致果乎？且主从上下，既能同气，则其首领，无论出以何种专断态度，而党徒亦乐受其指挥。宰制力大，则成功自速。洵如此，凡为革命首领者，必现三特征：

第一，首领之自身，必有巩固之自信力（包意志信仰说）。

第二，以自己之狂热，唤起他人之信念。

第三，以宰制态度统率党徒。

以上三者，已借他节发明，不容重述。惟学者之中，有主张第四之条件，即运用迷信幻术，起他人一种豫言的倾向者是也。历史所载，革命运动之首领，此种人物居多，我国尤夥。凡城狐社鼠篝火鱼书云气童谣之类，代代皆然。至于现今世界，人文发达，思想交通，此种方略，在在难行，而亦可以间用之于山林之民，及有怪诞心理之团体。惟此种手段之人物，多半阳为狂热之态，以煽动民众，而其效力则无不同。盖社会骚扰时代，一般心理之特征，为癫狂的、错乱的故耳。故此术不能谓之无效，然不得认为强有力之特征，与以上三者并行。十 结论

世界国情不同，宗教不同，国民历史及道德之根源不同。往往有适用于专制国者，不可以移之于立宪国，更不可以移之于共和国；有可以适用之于耶苏教国，不可移之于回回教国，更不可以移之于佛教国，尤不可以移之于半佛教半儒教之国；有可以适用于拘束的历史之国民，及保守的道德之国民，不可以移之于发展的历史之国民，及进步的道德之国民。以上各节之所论，乃统合一般而言之，未分国情若何，宗教若何，国民之历史及道德之根源若何。倘有适合于最切近之心理之方略，则俟异日之研究，并望之于有革命首领之资格者。（本篇选自《民国》第1卷第6期）

007. 息党争

记者足下，国事日非，伤心之事，难以枚举。然所以酿成此局面者，其故安在？苏东坡有言：“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今日之所以造出此局面，则党争之结果而已。民国元二年间，政党之争，极其剧烈。然鹬蚌相持，渔人得利，此必至之势也，于是遂有今日之政象。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今后凡处于民党之地位者，当知政治未上轨道，只宜合革新派以与官僚派争，而不可于革新派间，蹈往日之覆辙，仍树党以相争。息争之道，固重在事实，然勿以言论挑拨恶感，亦息争以相提携之一法也。欲泯恶感以联善感，则立言者有二应知之义焉。第一当知境遇之不同。今日海外有若干激烈之报章，见内地之新闻杂志（指非为人机关报以左袒不良政治者），其持论稍近和平，遂大加指摘。不知内地之言论家，或则为政府所猜防，否则亦因住内地之故，言论不能自由，不能不稍作温和之论调。然匣剑帷灯，意固在于唤醒国民，而非为不良之政治辩护也。今因受海外报章之攻击，试问其结果何如？则使内地之言论家，以为倘持急激论以攻击政府乎，则立招大祸；倘言论稍属温和乎，则又招海外报章之攻击，则不如缄默不言焉，较可以自全。不然，亦舍却政治问题，而作他种文字焉。然使一国之言论界，呈此现象，则国民之政治思想，安能发达？而政治又安有革新之望也？二则当知时势之不同。今之以急进派自命者，动引人二三年以前之文，以为攻击之材料，又或谓其与今日之言论矛盾。笑其无先知之明，不知立言常因时而发，此如夏葛冬裘，非可引彼时之言，以绳此时之言也。顾在温和派姑勿论，即以激烈之排满派言之，足下尝评之曰：“前之言曰，返之长林丰草之地；今之言曰，纳之五族共和之中。前之言曰，羶胡鸡犬皆可杀；今之言曰，寡妇孤儿不可欺。”夫非其前后自相矛盾耶？即足下著联邦论，评张君东荪、丁佛言之文，谓：“在昨年为扰乱民国，在今年则恰应要需。在他人言之，为争权争利之符号；在我言之，则彻上彻下之主张。”盖讥其前后自相矛盾也。张丁二君，其言论之前后自相矛盾，诚不能为之讳。虽然，其犯此弊者，岂独张丁二君，即鄙人亦不免焉，足下亦不免焉。鄙人已不打自供，无须详论。更就足下言之，前此之《独立周报》，足下曾指摘内阁制之弊，年来又大颂言内阁制之利。问前后何以差异如此，无亦以时势不同，故立论自亦不同也。故不明乎言论与时势之关系，动讥人前后之自相矛盾，岂知无论何人，皆有前后矛盾之言论也。顾以理论相辩驳，此犹于国事无碍。若徒以谩骂相加，甚且以权力相挤排，此真足以败坏国事也。如民国成立后，犹有一派人，大攻保皇党。夫保皇会名目，盖在戊戌政变后，由康南海创之。然在当时，数千年传来忠君之思想，尚浸淫于人心，而清廷大摧翻新政，杀戮新党。欲与之对抗，惟橥揭保皇之名目，始易于号召天下。今之力攻保皇党者，当戊戌政变之后，使处康南海之地位，恐亦将采此手段也。谓余不信，试观民国二年，黄克强据金陵独立，其所发檄文，犹有“贼及太后之身”之语。夫平日既高言排满，则清太后之死，正宜引以为快，何以转为之怜。此无他，亦欲借之以为手段耳。夫当共和告成之后，黄兴犹欲借君臣之义为手段，以鼓动人心，何况十七年前之康有为？且保皇会之名，后已改为国民党（见《不忍杂志》，又去岁《神州日报》有美国通信言某埠尚存有十年前康所创国民党之招牌）。故民国元二年间，其力攻康梁者，实以新国民党而攻旧国民党。顾乃不以国民党之名目攻之，而偏举十五六年前保皇之名目以攻之，岂能令其心服耶？且民国成立之后，亦无攻康梁之必要。盖由康论之，自共和告成，彼已决意与政治断绝关系，故隐于扶桑。其后因母丧之故，始往香港，继因为葬其母弟于肇庆，乘舟道经广州。广州城中，预备欢迎之者，其团体不胜枚举，然彼不肯登岸，以示与政治断绝关系之意。以如此等于闲云野鹤与世无争之人，而犹欲攻之，是不亦于厚德大有伤乎？又就梁论之，民国成立后，彼亦无遽欲投身政治社会之意。徒以政客屡邀之，故于民国元年十月，始归国焉。然当时之国民党，既已有敌，而又力攻梁，是多树一敌也。既好多树敌，则必惹起社会之恶感。国民党之无谋至此，安得不败耶？抑以保皇攻康梁，犹可言也。若新进之士，当戊戌政变之后，或则不知保皇为何如事，或且不知康梁为何如人，徒以后来与康梁往来，乃一概奉以保皇之头衔。不知新进之士，欲以保皇定其罪，则彼并未发此言论，有此行为。若己亥立储议废光绪帝之际，上海之官绅士商，致电与清廷力争，而章炳麟即署名于其中焉。是章炳麟实一真正之保皇党也，而世不以保皇攻争废立之章炳麟，乃反以之攻未尝有保皇行为保皇言论之人。桃僵李代，人非草木，恐未必肯为之代耳。抑年余以来，美洲及南洋若干国民党之报章，常指摘进步党，骂其于南京独立之役，不肯助国民党，而助政府，以致国民党之失败。在海外报章之立言，固亦自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闻诸进步党员，则又尝反唇以相讥，谓前此之国民党，一面既反对政府，一面又反对进步党。进步党与政府，既立于同为国民党反对之地位，则自有接近之嫌，然此乃国民党逼之。况在进步党，谓与国民党争势力，则诚有之；谓其愿国民党之全归扑灭，则非其本意也。进步党之答覆如此，恐在国民党，未必有强固之理由，可否认之。又美洲及南洋之同盟会报章，常言将来必至帝政复兴，而谓进步党之重要人员，已大半赞成此事。夫将来果有帝政之事与否，非鄙人所能知，而现在之进步党，实未有赞成此事之证据。若最近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六先生，发起一筹安会，极言共和国体之弊，将研究解决国体之法。此六先生，人称之为“六君子”，然进步党无一人，而属于往日之同盟会员者，则有四君子焉，且又皆同盟会中之大名鼎鼎者也。进步党持是以相诘，同盟会又将何词以答之耶？（此段据进步党某政客之说。）吾论及此，非有所左袒于进步党也。进步党腐败之分子，不可胜数；揭其秽德，罄竹难书。使将来而欲再组织政党，则当如足下所谓毁党铸党之法行之，无论何党，皆不可维持其原有之组织。特以现在之进步党中，尚有一部分健全之分子。而此一部分健全之分子，对于他党之蹉跌者，实存同病相怜之心，断无猜忌挤排之意。而他党之人，对于进步党此一部分健全之人，常肆攻击，或又起杯弓蛇影之猜疑，谓其为人所用暗谋，不利于国家之事。不知清名之士，终有八九分洁身自爱之道德，断不肯作冒天下大不韪之事。此种猜疑，甚属无谓。故无论何派，今后苟不改其旧态，则政治革新之后，或仍蹈前此党争之弊，甚或演法国大革命后各党相杀之惨剧，此皆不可测之事也。故今后各派优秀之分子，当知今日政治未上轨道，宜合新党以与旧党争，断不可于新党与新党间，互相猜疑，互相水火，致两败俱伤，政治永无革新之希望。略书所见，质之足下，以为何如？倘以为然，请登之报端，使各派观之，皆知所警饬，以后不复萌前此之旧态焉。其于国事，或者傥不无小补乎。（本篇选自《甲寅杂志》第1卷第9号）

008. 说党人

自国会非法消灭以后，两年来党人或乱党二字，适如君主时代，上谕中之“钦此”，奏疏中之“圣鉴”，禀词中“宪台大人老爷”之字样。凡有公文，鲜不嵌入；凡有事变，无不钩引，国人耳之熟矣。吾以为，若以党论，只有在朝与在野之分。在野党失势，仍当养精蓄锐，贯澈其主张，商究其政见。如主张为平民政治，此根本之义不可夺也。其如何实现此平民政治之程序与方法，自可随时斟酌损益。前此所行者，果有未尽乎，果有误乎，抑行之为罪乎？所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平心静气诉之国人，国人皆曰是，则诚是矣；国人皆曰非，则诚非矣。盖国家之事，非一人之事，亦非一党之事。政党以政见而合，政党之分子以政见同异而有向背。吾国四千余年以来，有私党，无公党，有朋党学党，无所谓政党，有之自近十余年始。若以党论，吾始终坚持此义。倘不尽如人意，罪之为保皇党可，罪之为乱党亦可，然吾说终不可易也。至若质问共和国是否宜有政党（数月前总统曾有此质问，当道要人条陈甚多），政党须有政党法（某某曾以此说大出风头），此乃五洲万国所无之异闻。吾视之等于石室金匮之类，不欲推究也。党之在中国难矣！苦矣甲午以前，举国昏梦，不知有国事，焉知有政党。戊戌党祸，乘机政变，奸人益炽（据吾所闻，今之总统，亦党人之一）。有志之士，逋逃海外，流分派别，民主共和、君主立宪，划分为二。然黄花冈之死义，与戊戌之死义，其方法不一，其救国则同，此固政党一阨也。庚子以还，维新之论又作。识时之士，顺流承风，于是有宪政会之组织，斯亦假国事为号召，具政党之雏形。主其事者，炫千金买笑之能，怀一步登天之想。党势未彰，本实先拨，此亦政党之一阨也。满政府以伪立宪玩弄吾民，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及国会请愿团，乘之而起。在资政院时代，亦有宪政实进会宪友会等之崛起（当时有力各团体甚多，不遑枚举）。然能独树一帜，非达到改建共和之目的不已者，则为革命党。革命党人前仆后继，四处运动，机括所启，愈演愈进，于是有辛亥革命之局。民国成立，党会纷繁，举其著者，为国民、进步两党。国民党去，进步党今亦式微，变幻离奇，至今日益呈不可名状之象。党人固已摧残殆尽矣，分奔离散。当局忽挟多金以求之，价之高下，视平日声望之高下而定，声望巨者价巨焉，声望次者价亦次焉。迫其饥寒，忽诱之以利禄；毁其廉耻，忽宠之以高官。人孰无良，为其舞弄压迫而不自觉，迨至悔心之萌，已深入拘苦困辱之地，而无可拯救。宵小肆其威福，侦探遂其取求，人心之坏，实国本之忧；根本既亡，国将焉立？是不独欲中国无党，实欲无人，此又政党之一厄也。西哲有言曰：人类者，政治之动物也。故民气不能始终抑压。势也，亦理也。挺而走险，急何能择此？或气愤之士，一时有激而然。国人罪之则罪之，恕之则恕之，吾既不欲为谁某辩护，吾亦不能为谁某实证。吾以为当政府行事不循政治轨道，横暴无所不至之时，而在野党人，无论国内国外，以纯洁高尚之精神，力谋政治之改革，冀奠国家于磐石之安，此乃真党人也。夫政府口中之所谓党人，亦多术矣。前年白狼匪乱而假名党人，年来财政紊乱，亦归罪党人。一有盗警，一有匪患，似无在而非党人。凡不利之事、不便之事，无不借端党人。今假定凡罪皆党人矣，然应夔臣之杀，赵智庵之死，亦党人乎？（应矜刺杀宋教仁氏之功，电请政府奖恤武士英，复入京张筵宴客，且向政府索重款。此事历见各报，杀之正所以灭口，不其然欤？）各省人民以风灾水患之余生，受析骨剥肤之苛虐，亦党人乎？外蒙之失，内蒙南满鲁闽之相继沦丧，亦党人乎？（或曰国贼条例，即是归罪党人而作。）因一人谋为皇帝，而江西、河南、四川峨眉山亦出真命天子，东三省出天王，广东香山县出皇帝，近日闻又发生神仙党，此亦党人乎？（以上皆叠见各报。）此举其著者，其他类于此者尚不可殚述。党人或则视为奇货，或则视为恐吓吾民之奇祸，此政党之又一阨也。今则假之之术仍未已也，各国警告政府延缓变更国体，政府答以四项，末项所言（声明沿江及南省乱谣不足信，少数势力薄弱之乱党，造谣煽惑，本其惯技，绝不足虑云云）。呜呼，党人亦中华民国之国民也。凡隶籍政党者，岂绝无人耶？孔子曰：“匹夫不可夺志。”孟子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吾不知谁某，如政府所言，为所谓造谣者，所谓煽惑者。吾有一言以语国人，政治之转移，纯视民意为转移。民意曰可，党人不能曰否；民意曰否，党人不能曰可。党人固以励行平民政治、保障共和为帜志者也，今全国真正之民意，果如何耶？（本篇选自《中华新报》，1915年11月7日）

009. 对于进步党通电感言

一国真正之民意，惟有政治的知识，与政治的结合者，为能代表之。故善觇人国者，欲观其一国之民意，不在于蚩蚩者之大多数，而在于代表此大多数之有政治的知识与政治的结合者所表示之态度，而尤在立于政府与党之地位者之态度。盖既曰政党，则除纯以拥护私人为目的外，未以不以国家为前提者。故当其始也，或因一念之不同，演为政见，直接援助政府，即间接强固国家。一旦洞见其机，则又不惮仗义直言，与政府立于反对之地位。何也？以国家重而其他皆轻也。

进步党者，吾国二大政党之一也。当国会未解散以前，与国民党扬镳对峙，素以推戴袁氏，拥护中央著。凡政府意志之所在，莫不委曲求全以为援助，冀获组织一强有力之政府。而当局今日之势力，所以致有如是之赫赫逼人者，亦未尝不由此。然当时进步党之所谓强有力政府者，谓其能以大力统治中国，使政治速即于轨道，而尤以不越法败度为原则者也。乃当局之一举一动，不惟绝未为国家着想，而因一己私利之故，甚至破坏国家而不恤。近且乘国家危殆之际，自谋称帝矣，是与进步党之根本主义违反者也。故帝制问题发生以来，进步党之在朝者皆相继辞职出京，以示不忍与共和决绝之意。而在野者复通电各省及中央，以促人民之奋起抗争，当局之自行中止。其致各省该党分支部，谓“帝制发生，人心痛愤，外人干涉，即兆亡国。政府志在必行，终当牺牲绝大权利，以为交换条件，尚望联合各界速电阻止”。措词尤为迫切，爱国之诚溢于言表。余读斯电，窃不禁以热泪迎之，而生无穷之感也。

夫一国之国体政体，欲求其巩固有力，终必植其基于真正民意之上。而真正民意，终必赖一国之有政治的知识与政治的结合者为之代表。进步党者，即有代表吾国一大部分人民之资格者也。现虽一息仅存于专暴之下，惜之者有日落西山之喻。然支部遍天下，党员多为各地方之有力者，既已洞见变更国体、颠覆民国之非计，且为不法，则必能于极短期间，演成真正民意之一潜势力耳。其失败之历史，较国民党尤为惨酷，痛定思痛，其决心也愈坚，而负责也当愈力。吾尝谓吾国共和新建，势力当权，人民无真正共和思想，辄依野心者以为左右。如斯国情，非演若干失败，不克促一般人民之自觉心，而奠国家于一定之基础。此余所以睹进步党近日之态度，而窃为民国前途慰也。

夫进步党，前以拥护袁氏为达强国之目的，今则以反对袁氏为达救国之目的，非前后主义有冲突也，只以为国家计，冀其有益于国家，则迎之；视其加害于国家，则拒之。虽一迎一拒，演成种种之波澜，而为国家则一也。况乎挟全党之势，大张反对，则其影响所及，一方面必能昌明吾国人真正之民意，不使彼野心者之妄假民意以欺天下；一方面亦可使倡帝制者不得援君宪以愚国人，或者即为已死之国家复苏之机会乎。呜呼！天道好还，帝制无幸成之理；人心向善，共和有必伸之时。吾国人好自为之，是又不独进步党之责也。（本篇选自《中华新报》，1915年11月10日）

010. 准乱党

乱党二字被玩弄假借也久矣，今则愈推愈广愈演愈奇。自帝制问题发生，进步党有反对之公电，于是有密查进步党员七十余人之事（见《时事新报》）。孙君洪伊激于义愤，反对尤烈，于是有明令逮捕之事，不独进步党及进步党党员已也。老成耆旧，元勋硕彦，如黎元洪、徐世昌、李经羲、赵尔巽、蔡锷、汤化龙、梁起〔启〕超诸公，以挫、以辱、以逃、以去、以威凌、以软禁，干犯天颜，苦心抗拒者，又比比皆是也。若而人者，拂逆圣意，虽有轻重之殊，当局心目中要皆置于乱党之列。吾无以名之，名之曰：准乱党。

自由也，平等也，民权也，皆当局所厌闻，亦其极称不便者也。而制造皇帝，则曰中华民国之王权，在于国民全体。又曰民意所在，本大总统不便违反。是做皇帝，则假民意而重民权矣，不独重民权也。据各处劝进报所传载，一则曰应天顺人，再则曰天与人归，又曰承天立极、传之万世，是又将托天意而假神权矣。忽而民权，忽而神权，胡然而天，胡然而帝，投之所向，无不如意。蹂躏国会则假克林威尔，做总统则假华盛顿，做皇帝则假尧舜，割地请盟则假越王勾践，舞弄民意则假卢梭，操纵军心则假关壮缪岳武穆。凡有圣哲，凡古昔之良法美制，凡有便于己者，无不假之。

进步党自民国缔造以来，关系国家前途亦云重矣。志士擘画，才智竞进，蔚然成一大党。观其所标帜及其所运用者，曰统一主义，曰中央集权，曰巩固国权，由今论之，容或有所偏倚。然立一帜志，号召天下之人士，使之就同而证异，要不失为政党之正轨。虽行径有差越，步伐未尽整，一其主义固无罪也。当局者曰是所称极便，而可假之以行者也。于是引之、近之、擒之、纵之，由统一主义一变而为维持现状，由中央集权一变而为实行积威办法，由巩固国权一变而为纯净无翳之独裁政治。今有卖药于市者，甲与乙同营一业，甲行伪术，乙贩真品。其装饰同一也，其形色同一也，其轻重之量亦同一也。乙不之察，引为同业，及至甲药售出，致人于死，乙始知甲之不可近，于是整行规，议罚。则人固已死，救亦无策耳。今之进步党之情状，或亦类是乎，是又不独进步党为然也。国家之进化，当循一定之程序，立法定制，又须熟察历中民质是否容纳。抉其一，持一绝端相反之制，与之震撼，如医者投猛剂，幸则病治，不幸则冲溃灭裂，病或不起，而野心家起，而乘其敝益，遂其独霸横断之欲。虽有圣智，无可如何。立言者始悔其偏至之失，而国已无可救矣。前此之祸患，与将来之病痛，皆私衷所慄慄危惧。甚望有心者，有以慎之也。

今乱党之范围愈广矣，反对帝制者则仇雠视之。何有于党？昌言正论，痛陈皇帝之祸，影响国家者，即遭显戮，又何有于乱？以余观之，无所谓党，更无所谓乱。自当局观之，心亏胆怯，疑神见鬼，固无在非党，无在非乱也。孟子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今天下有残贼仁义之一夫矣，奋起而澄清之，乃全国民共有之天职，岂某党某党所得专任其责哉？然而当局者固欲以党篡天下矣，淫威横暴，人以此忧党祸。吾以此观人心，乱党范围之扩充，即人心发扬之表现。民彝正谊或将有振起之一日乎？予不禁举首翘足，昕夕以求之矣。（本篇选自《中华新报》，1915年12月17日）

012. 乱党之界说

有叛逆之行为者为乱党，败法干纪、紊乱国家之宪典者为乱党，盗窃领土、破坏国家之机关者为乱党。今日明目张胆、谋叛国家者谁也？任私罔法、紊乱国宪者谁也？窃据国家领土，毁灭共和政府，以为一家一姓帝王万世之业者谁也？法律正谊，因党人二字湮灭也久矣。今已水落石出，逆迹昭著，虽欲不辨，焉得而不辩。

现行所谓约法，乃当局所创造者也。观其第四章第三十一条第九项所规定，“对于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时，以总议员五分四以上之出席，出席议员四分三以上之可决，提起弹劾之诉讼于大理院”。今伪造民意，变共和为君主，是大总统显有谋叛之行为，显为约法上之罪犯。如曰中华民国之主权，本于国民全体。今强以变更国体，本于民意，民意出于当局私心之制造，此所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今姑且假定民意为真，一千九百九十三票之民意，以王莽时代劝进人数四十八万较之，尚少二百数十余倍，果足代表四万万民意乎？今姑且假定足以代表四万万民意，然依据当局所意造之约法第三章第十六条所规定，“大总统对于国民之全体负责任”。据法理言，大总统教唆人谋叛，直自谋叛。据今约法言，大总统不禁止谋叛，亦直自谋叛，以大总统对于国民全体负责也？况大总统已自有申令，已承诺做皇帝耶？前只见谋叛之意思，今已实现谋叛之行为。据斯人之法，定斯人之罪，是某氏者谋叛之首领也。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谋叛之党与也，皆叛党也，皆乱党也。自为叛逆，自为乱党，犹日日以乱党诬人，如某氏者于国法上尚有苟生之余地乎？暂行新刑律乃国家法定机关所认定而颁行者也，观其第二章内乱罪第一百零一条所规定，意图颠覆政府，僣窃土地，及其他紊乱国宪而起暴动者，为内乱罪。今当局破灭共和政府，身为皇帝，是为颠覆政府；变民主为君主，以国土为私产，是为僭窃土地；违背约法，图谋叛逆，以兵威暴力蹂躏人民财产言论居住种种权利，是为紊乱国宪而起暴动。据现行之律，定当局之罪，是当局者，内乱罪之首领也；其他附和盲从者，内乱犯之党与也，皆叛党也，皆乱党也。自为叛逆，自为乱党，犹得假乱党以诬人而愚民乎？《国贼条例》，《报纸条例》，又当局所意造者也。与外人订约害及国权领土，是为国贼，显犯《国贼条例》；为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之言论，是为乱言，显犯《报纸条例》。一则应处以极刑，一则应科以四等或五等有期徒刑（《报纸条例》二十二条）。今言对外，甘以帝制为交换条件，固无在非害及国家者也；以言报纸，固无在非淆乱政体、妨害治安也。据斯人之法，定斯人之罪，应蒙国贼之诛。其他热中劝进、淆乱政体者，亦应科以相当之罪。总之皆叛逆也，皆乱党也，今犹得假乱党诬人而愚民乎？夫如是吾今始得振词声辩矣！夫如是吾今始得直笔诛乱矣！四年以来，国内所谓党人者，虽未尽洽人意，行事容未有尽纳正轨，然牺牲国家，冒犯不韪，穷一己之私欲，陷溺吾民于万劫不复，以图帝王之乐者，无论何党，无论谁某，吾可决其必无。今罪人斯得矣，乱迹已显著矣。吾今有一言质证国人，曰：今国中所谓乱党者，果为谁氏耶？是犹可淆乱是非、欺罔国人耶？吾民其将安心加入乱党，而不之省察耶？抑将急谋自卫之道耶？今日强暴横行固无法律可言者，然以当局意造之法律证之，当局之造乱叛国，已罪无可逭矣。下

今日果成何种景象乎？举公共各种之机关，无形停滞；取国家一切之法度政权，根本毁灭。下至社会、民间所有之事业，恐慌惊怖，无可施措。吾小百姓之生命财产，又日日在惊涛骇浪之中，不遑安息。就吾所闻见，全国主动之势力，惟武力金钱魔术三者。其发扬表现者，则皇帝也。以外则运动皇帝也；以外则竭吾民之脂膏，供张皇帝也；以外则牺牲国土权利利益，以保护皇帝也，其他无闻焉。危害我国家，使陷于无政府之状态、无政治之状态者，果谁之咎耶？是今之当局者，自国法上言之为叛逆，自政治上言之为革命。当局固革命首领，攀龙附凤，热中帝制者，皆革命党。自图革命，日假革命以罪人；自为乱党，日假乱党以诬人，其谁欺？自欺乎？抑欺国人乎？昔章太炎先生谓近人不独善亦退化，恶亦退化。当局为恶，固退化者；为革命，亦退化者。昔之革命以公，今之革命以私；昔之革命为国家，今之革命为个人；昔之革命为国利民福，今之革命在使国危民痛。挈刘裕朱温篡窃之程式，以与二十世纪新政治之潮流相震撼。数十年总督宫保之余毒腐气，至今日全数尽量发泄无余。其手段则革命，其行为则篡窃，其才智则蛮酋，其心思则子孙帝王万世。是当局不独为民国之罪人，亦革命史上之罪人也。今日固无政治可言，然以政治之常轨，论当局之身为乱党，固无可辞避者也。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者之中，尤推重于耻。王船山先生曰：“人之能为大不韪者，非其能无所惧也，唯其能无所耻也。”无耻者道义之蝥贼，亦即神奸巨慝、蠹国殃民之本能。当局固尝以保障共和一再申告国人矣，朝为盟誓，夕即越渝，无信义之心，无耻之心也。又尝以不亡先朝勉慰耆旧矣，前者凌孤逼寡，今则降帝为王，无仁让之心，无耻之心也。为一身安享帝王之计，摇尾乞怜于强大之间，此乞人所不屑也。百计求之，颜事之，利以陷之，盟以要之，无羞恶之心，无耻之心也。上以无耻求，下以无耻应，筹安会各请愿团，无耻者之总汇也；各省各区域投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无耻之代表也。清流硕彦之有耻者，必以无耻之事奸逼之，今皆挂冠谢去矣。遗老元勋之有耻者，必以无耻之事引诱之，今多闭门坚拒矣。父子之间不能相信（见《新中华杂志》得一君北京通信帝制成立后之预测所述），骨肉懿亲、历年旧好，不能相结以诚。先之以诈欺，终之以无耻，市之以恩惠，尝之以软禁极刑，忍心害理，至于己甚。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十四日大阪《朝日新闻》北京特电，载某老儒之言，谓国民代表劝进之阿谀词句，毫不知耻，盖自共和国一转而堕落为禽兽之国矣。乱道德，乱廉耻，乱人伦，乱风化（本前申令语意），乱之道至今极矣。据斯以谈，谁为乱党者，谁非乱党者？人道者，人类社会生存共通之要件也。英文楚报社讥某氏维持中华民国郑重之誓词等于废纸，“谓此类之事与世界全人类有关，苟破坏信义，即为破坏人道”。是当局不独为国民之公敌，又实为世界之公敌也。今日固无道义可言者，以道义上之通则论，当局身为乱党，固无可辞避者也。吾最厌闻激急谩骂之语，吾且不信所言为切中。当局最信抑依赖外国人者，今外国博士充然盈庭。吾欲以吾所言者，求诸博士：先以良心之裁判，加以学理之应用，吾兹所陈，果有丝亳越于常理范围否耶？（本篇选自《共和军纪事》，1916年4月10日）

013. 不党主义论

▲不党主义之前提

▲相对之不党

▲实质上之不党

▲渐成之不党

凶逆未灭，凡吾国人孰不应投身疆场，以当前敌。记者乃从容作政谈，拊心自问，愧怍奚如。虽然，政治之为事也大难，非有极大之觉悟与充足之预备，不可贸然行之。且革命之真价，不在其自身，而实在其后施设与运用之得当与否耳。以此之故，记者仍请以政论与国人相切磋焉。

夫于制度方面，记者亦曾追随当世诸贤之后，主张恢复约法（即俗称旧约法），恢复国会，恢复省会，多为海内哲匠所已论，兹不复赘。今于运用方面，试提出不党主义以就正于社会。

余之今兹提出不党主义者，决非出于感情，生于反动，基于好奇，乃吾之冷静理性。既诏示于前，而吾之干燥经验更证明于后。致吾之思想，虽欲外此以行，而竟不可能也。

虽然吾之所谓不党主义者，有三前提。其一曰：非绝对的不党主义，乃相对的不党主义也。何谓绝对的不党？谓永久不许政党发生，使国内永无政党之物之存在。何谓相对的不党？谓于一定之时间内，国内所有诸政客皆相约不组织政党。何谓一定之时间？谓构造国家之根本法未制定以前，凡政治行动皆为创造组织，奠定国基之时。其二曰：非名义上之不党，乃实质上之不党也。何谓名义上之不党？谓不标揭一定之名义，设立一定之事务所。何谓实质上之不党？谓人不能无感情之厚薄。以历史上之关系厚者，必致愈厚；薄者，必致愈薄。于是以平素所厚者，隐然结为一党，此又事实所不免也，是谓实质上之党派。则所谓实质上之不党者，即不顾平素厚薄之关系，一以善意诚心相待。非徒不揭名义以拒人，抑且视敌如友，捐弃旧的关系，一变而为新的关系。旧的关系以感情为前提，新的关系以公正为标准，此即所谓实质上之不党也。其三曰：非顿成之不党，乃渐成之不党也。何谓顿成之不党？谓于目前不问人民之愿否，使固有之党派一举而尽撤之。夫此事决非舆论之力所能奏功，更非少数人之主持所可有效。欲其实现，必借国家之统治权，易言之，即于法律上规定不党，以党派悬为厉禁是也。此种方法非徒为吾人所不取，抑且为吾人根本上所反对。何以言之？以国家之力干涉党派，侵压自由，犹其次也，其结果必致居国家机关之人人独成一党派，以压制人民。最初虽以不党为宗旨，殊不知其结果适成党派专制。以是之故，吾人不主张顿成之不党。何谓渐成之不党？谓固有之各党派，由其自身之觉悟与夫超然之指导，各去其向日之党派的界限，消其向日之党派的感情。以公平为标准，以调和为职志，以正义相商榷，以诚心相待遇，互相亲和，互相尊重。不以权利相排挤，不以恩怨分亲疏。第一步为打消名义上之党派；第二步为自行轻减其党派的感情；第三步为不以党派待人。即勿论何人凡与吾交际者，不问其向日隶何党籍、为何系统，而纯以公平之心与之往还，绝不杂疑虑；第四步为消除党派的猜疑，于是乃底于真正之不党矣。所谓渐成者，即渐次而进之谓也。此三前提乃相合一致，而不可分散。易辞以明之，即吾人所主张者，乃相绝对的实质的渐成的不党主义也。前提既明，请入正论。其二

▲不党主义之精神

▲全国之人唯有合法与违法之分而已

或曰：依子之言，将使一国之内，无是非善恶之分。无论何人，皆掬诚相待，则奸人得与正直言调和，而借端思逞矣；忠良与国蠧相退让，而正气荡然矣，是恶乎可？

记者应之曰：不然。吾之所谓不党者，非无是非善恶之判，善良与奸佞之分，乃正有其区分。特区分之标准，不以党派而以法律耳。何以必如此者？诚见夫以党派而分别良恶，未必能真分别。全国之良恶也，其分别之标准，未必尽为公正也。夫人者富于感情之动物，当其感情之未起，思想与判断常趋于公平。及其一度为感情所刺激，遂不克自制，必致思想与判断失其冷静公允之性。且其感情之唤起，必有反激而加厉，其反响更足以激进相对者之自身。以例言之，如甲与乙相交涉，当其始也，二人之思想初无若何之背驰，徒以一语不慎，乙对于甲遂生恶感，甲亦必因此而疏乙。久之各集其同味者，自成一党。若谓以此判良恶，则乙党为贤者之集合，而甲党为恶徒之团聚，是必不可也。是故彼欧美之行政党制度者，类有多数之党派，有正负之分，无贤不肖之判。有时有第三第四党之存在，而不闻以此为区分是非良恶之标准，则其故可以思矣。由是观之，以党派分是非者，即以感情分是非也；以党派判良恶者，即不以理性判良恶也。夫以感情而不以理性，则其所判分之是非良恶，必非真之是非良恶也，审矣。

今夫一国之内，欲其举国命之所托，一切大政皆付于贤者之手，其国始得而兴，则其国内必先有贤愚智不肖之分。记者于数月以前，曾揭橥“贤人政治”之理以商榷于国人。窃以为自古迄今，历史上一切国家，其能臻兴者，无不依此原则也。吾人研究历史，当知于一切事实之外，尚有一因果律之根本理性存焉。得此理则兴，不得则亡。此理无他，即使一国之内，全体人民，如一壶之水，其质点之清者上腾，质点之浊者下降，于是一国之智能得发展至最高度。近见英人泰洛氏所著之《自然淘汰之政府论》一书，为开战后所出版。以战争之教训，遂不得不讴歌贤人政治，盖与记者曩日之言如出一辙也。

既不能不判别贤良与奸佞，则必有判别之方法。夫由党派以判别之，其弊已如上述，自不可恃，于是当易其方法。以吾之意，惟有以法律为区分耳。质言之，分全国之人为合法与违法二种。合法者视其智能之高低，高者发挥于上，低者保安于下。至于违法者，则务锄去至尽。夫有此区分，则国是决不至淆乱矣。证以目前之政变，此方法为适当。何以言之？袁逆者，国法上之大逆犯也。凡大逆犯，非一人所能行，必有从犯，此又刑法学上定则也。故党于袁者，吾人皆得以大逆从犯目之，不必曰袁党。夫曰袁党，是以感情为区分，以道德为褒贬。其范围不确定，其罪状不切实，诚以党者本非违法之事。党于袁，亦自不必尽为元恶大憝。故不如呼为大逆从犯之为愈也。所谓大逆从犯者，以其罪状昭着，当然受法之制裁，不独应为国民所呵詈而已也。

论点既明，则吾人之不党主义，决非与袁党言亲和事退让也。易言之，即非示袁党以不党，而欲包罗亲近之也。虽然吾人之不党，亦决非故意拒绝袁党，绝其自新之途，且隐然成一大党以与袁党相敌。易言之，即绝拒袁党以自新，则吾人已落于党派之巢臼，而不党主义为有名无实矣。是以吾人之不党者，绝不以党派为注目之的。凡遇一人，第问其于法律曾否违犯，如其未犯也，则以公道待之；如其已犯也，则相与而执法以制裁之。除此之外，实不知以感情为好恶，以权利为厚薄也。

至于不党主义，何以必行于今之时代，其理由当详之于下节。其三

▲不党主义之必要一

▲不党与新旧势力之调和

请一转而论不党之必要，其必要可分二端以言。列之如下：

一于运用政治上不党之必要。

二于制定法制上不党之必要。

兹先论其第一，何以曰运用政治必须不党乎？此非泛论，乃切于中国目前之国情而发也。中国目前之国情为何状？一言以蔽之曰：新旧两势力之竞争是已。此竞争之开始也，自满清之末叶，新势力屡抗屡仆，常在潜伏，而未尝得伸。迨及辛亥，于偶然之中，新势力忽得一泄其潜伏抑郁之气。卒以无后盾，不调节，致未见极盛，而已赴衰颓。故自政府北移，新势力已见雕落。及至癸丑，遂退至最低之度。然当辛亥之际，旧势力睹乎新势力之臻臻日上也，乃群起竞合以谋抵抗。于此之时，新势力所恃以成立者，以公理为前提，以革新为职志。旧势力所恃以不敝者，以腐败苟安之民族心理为后盾，以维持现状为口实。其结果，人民之爱苟安也，实甚于爱革新；人民之爱习惯也，亦实甚于爱公理，于是旧势力乃占胜利。岂知天下事不进则退，断无中止。苟安既成，势必更进，于是苟安愈进，腐败愈甚，袁逆即于此成其阴谋矣。此新旧两势力竞争之历史也。

历史既诏吾以事实，则必更由此暗示以办法。记者不敏，间尝抽绎其迹，以为以世界之潮流，人类之进步，言新势力无不日进月益，虽有阻碍，亦必愈激愈烈。特于最短时间内，将旧势力一扫而空，则必又为事实所不可能，此言自然之趋势也。明乎此趋势，则当按出一适宜之办法。记者思之，重思之。夫亦曰：对于旧势力，不为激烈之排斥，许其于不妨碍国命之范围内，得自享其利益耳。其利有二：一曰，不致激起反动，由反动而生非常之争执，摇惑国本。盖吾民族之苟安与腐败心理，其由来远矣，非一时所能铲除。若绝不留余地，则必激生变端，滋可虑也。二曰，不致因此而引起新势力内部之分崩涣散。盖新势力内部本不一致，若强统一之，以操切从事，必致一部分与旧势力相结托，此更可虑也。

虽然，吾人既以为于国基未定，而从事于组织之际，当调和所有各势力，不使有激烈之争，成独占之势者，又舍不党主义无以为功。夫不党主义者，不以党派与势力之利害为注目，专以成法为依归，以公允为准则，暂措一切政治改良之政策，而专求巩固国基。人人之希望如此，行为如此，此即不党主义之精髓也。

记者请更以各先进国之历史为证，英吉利以亘数百年之革政竞争，遂有今日，其间革新之势力屡起屡仆。当其始也，有爱立渥与毗母等清教徒之运动，而旧势力思压抑之，愈压愈激，终致革命。革命之后，克林威尔不知自行调节其力，专横暴虐，旧势力乃竟复活，于是迎王以归。后此国会内之新势力仍不满足，屡行反抗。其结果，旧势力知其不可以屈，乃退让焉，以成内阁制。此英吉利之新旧竞争之历史也。可知英之旧势力由数世之革除与反抗而始，行扫尽决，非于短期间以武力消灭之也。若德意志，则普鲁士自以师旦英为相后，洞见世界潮流之不可抗，毅然采取民权之制，使贵族之旧势力与平民之新势力为之调和，各入正轨。迨乎联邦成立，德人更以此精神施之。俾各诸侯固有之旧势力与全民族统一之新势力，相剂惟均。于是此非常之争，无专擅之弊。可知德之致善也，非由于旧势力之革面洗心，乃正由于善用其调和耳。至于法兰西，则与中国情形尤相类似。语云：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吾愿国人勿忘辛亥，勿忘癸丑，更勿忘英法德之先例，复次请言法制上不党之必要。其四

▲不党主义之必要二

▲不党与定宪

所谓法制上不党之必要者何谓乎？曰定宪是已。何以定宪必须不党乎？曰有理由数端，请逐假以说明之如下：

第一，定宪作用不须有正负主张之别，故不党为必要也。何以言之？夫制定宪法为组织国家之原始作用。盖依法理而论，未制定宪法以前之国家与制定宪法以后之国家迥异。以严观之，谓未制定宪法以前之国家，直可谓之曰非国家。即否，亦得曰不完全之国家，或谓之曰畸形之国家。若制定宪法以后之国家始得名曰国家，或曰真正国家。记者尝设喻以明之，以为未制定宪法以前之国家，与制定宪法以后之国家，其差别正等于在胎内之人与已生出之人之不同也。故勿论如何，国家于未制定宪法以前，终如胎儿，发育未至完成。苟欲使其成育焉，则非制定宪法莫为功，由宪法始产出真正之国家。夫国家既必由宪法而始真产生矣，则宪法之为物必为绝对。易言之，即为唯一之组织作用而绝不容有他种性质是也。且夫宪法既必为绝对矣，则宪法之成立必为全国人民之总意表示。易言之，即必为全国人民公同所是认。准是以言，宪法为绝对，为总意，则必不容有正负之分，彼此之异。然而有党派则不能无正负，故党派之存在，与定宪之原则，实相背驰也。

第二，定宪作用最忌勉强贯澈其主张，故不党为必要也。何以言之？党派之存在理由往往不在特别之主义，而在团结之多数。是以小党之失败，不在主张之荒谬，而实在人数之不足；大党之胜利不在意见之适宜，而实在名额之夥多，此党派之通弊也。以此之故，主张虽合真理，徒以少数，不见实行；主张虽荒谬，但多数，即可有效。于是效力之有无，实行之可否，乃不关意见之优劣，纯恃人数之多寡矣。此种状况，于通常立法已觉不合，矧用之于定宪作用。果尔，则一国之根本大法为一部分人士所操纵，其结果必致宪法纯为一部分人士之利益而设，失其公正之性。既失其公正之性，则人民对之必亦失其崇仰之心矣，此所以于定宪作用最忌有党派之私也。进而言之，即使一部分人士对于宪法上有所主张，初亦不必号召同志，厚结其党，以求表决之占胜。盖勿论何人，对于宪法，虽不容有利用之心，然皆可自由发言。其言合理则必为人所赞同，若否则亦无妨碍，不必勉强以求见效。此所以不党之为必要也。

第三，定宪作用其所需之自由与公正之量，乃较通常立法为甚，故不党为必要也。何以言之？凡人往往一入党派，外则有同党之关系，不愿独持异议；内则为感情所刺激，自失其冷静，于是自由思想为之低减矣。唯有随波逐流，旅进旅进〔退〕而已。夫思想之自由与思想之公正有必然之关系也，思想既失自由，同时必亦失公正。通常议会以此而争执不休，立法之进程致以迟滞，徒以根本大法尚在，不致摇动国本。若于定宪之际，上无更高之法以拘束之，各趋赴于极端，激于感情，个人失其自由之发议，则全部失其公正之主张，必致尘嚣甚上，国本飘摇，害莫大焉。此所以不容有党派之存在于定宪时也。

由上述之三义以观，则定宪既不容有党，则现在之国会为机关，自不能不厉行不党也，明且审矣。又况旧日之党，以事实上之关系早已破坏无余，勿论何人无能力以重建之，则大势所趋，亦舍不党莫由，矧夫不党有如许之利益哉！至于宪法制定以后，新国会内是否应有政党乃别一问题。记者但以为至彼时，视乎时代之需要与否，未尝不可铸新党，以树政党之模范也。（本篇选自《中华新报》，1916年5月27日、5月28日、6月2日、6月4日）

014. 宪政与政党

民生有群，群有其治，治必有权，权之集分。关于治之进退，是治之进退，全存乎出政之门也。古之论治者，在专制之一君；今之论治者，在众治之议院，何者？古之民，质淳而智浅，尊君畏上之念，著以为天经之当然，人事之不可或废。是以一正君而天下定，普天率土，莫非王臣，朕即国家，无敢携贰。迨民智稍开，国家之思想以富，知夫圆颅方趾之伦，恒与国家为枢机消息，遂不复蠢蠢雌伏，栖息于一人之下。故十八世纪以后，政家莫不以立宪为唯一主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民主治制，固无论已，即君主国家，亦以权与众，不敢独专。适者生存之例著，占国者，恒察其当然之政象，以测其方来之治效。于是各国孜孜然，唯宪制之是求，一方依法准规，以实施政策；一方探丸出占，以广集民情。虽专制如俄，冥顽如土，亦不敢不应时作法，以洽下情，而宪政遂为念世纪之美词矣。然实质不明，无以彰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心寄于人。自一人之不足以专政也，则人与人集合之政党以兴。政党兴，而宪政之实质益著。

律岛吕曰：“人生在世，幸福恒与事俱。劫夺之者，厥惟政治组织。”尔蒲罗曰：“国家社会之进步，非倚内阁之结合，非恃命令之发布，亦非关于法律之制定，实由于人人本心所生之纯粹感情。”以上二说，深味其意，固非遮拨国家之言，不过痛政治组织之不良，愤主政者之不德耳。盖国利民福，为政之大本；劫民之利，甚于袗兄之臂，则于政治乎何有？内阁可随意拔擢，命令可朝令夕改，法律得任意增削，则非归本乎人情又何若？质言之，前说则痛专制，后说则愤伪宪而已。呜乎，宪政宪政，天下几多假尔之名以行其罪恶耶！

世之言立宪者，岂不以国政准据宪法，民意集中国会，即为完全无缺已乎？不知国而有政，宁独无法，上而祖宗遗训，下而小民习惯，以及宗教规约，何莫非为政之准据。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事不师古，惟克永世，匪说攸闻。”然则不独宪法，始为准据之法也。就日本而论，德川时代有公式法十八条，以示政治组织概要，为施政之精神，宪法具矣。犹必待明治维新后始云立宪国者何故？此其一也。国会为民意所集，监督政府，协赞政权，民权彰矣。然第六世纪，英国有所谓百家团体者，选代表组织总会。国政措施，咸经干预，时或坦怀申议，时或正式弹劾，左右国权，王不能制，于斯时英亦不云立宪国者又何故？此其二也。夫宪法与国会，诚为立宪根本条件，无之固不足以云立宪国然；有之亦未必即云立宪国也。然则吾国淹淹数年，政状何似，则亦止如律岛吕、尔蒲罗二人之所云云已耳？噫，吾民主国也，安可不解宪政之实质，任一人操纵其上，而民为之犬马哉？惟然，则请以专制与立宪一比对之，以明其实质。

法律派之言曰：专制立宪之别，必依据分权主义。一人总揽国权，立法司法行政诸端，概行兼并，则压抑之弊生。分权即所以制一人之独裁，故立宪主分权，专制主集权也。然自政治方面观之，权之集分，固为区别之一端，其于实质则未明著，何则？日本于封建时代，立法有儒者以编纂法典，司法则专员以科刑罚，又有所谓大老家老者，以之行政，三权分立，此其是已。即明治维新之初，宪政未颁布以前，曾设元老院以为立法机关，又寓司法于裁判所，并设大政官以掌行政，固俨然分权主义也。然其封建之时、明治之初，犹未得目为立宪国者。诚以专制与立宪，其统治机关虽同，其统治机关之根本实异也。近者说宪诸书，表之最明确者，厥有三纲如左。（一）立宪政治，为政准据之法，是法制规定，且须公布治者与被治者，咸有遵守之责。反之专制政治，其法为治者自制，无正式公布也。（二）专制政治，治者之遵守法律与否，一任其意，国民无质问之权。立宪政治则反是。（三）立宪政治，有国民代表议会，以监督政府，又有协赞质问诸大权。专制政治，多无议会，有之亦非法立之国家机关，特谘询机关耳。

综察以上三纲，而宪政之实质以彰。夫吾国自袁氏当国以来，曷常不以宪政自矢，以为无负于民国乎？训电风行，策令雨下，其行之诚不为不巧。然一见而不可揜者，行也。为问擅改约法，是否为共同守法之行？根本推翻，所布法令，等于自制，鱼目混珠，徒自欺欺人耳。且废国会而立之参政院，非谘询机关而何，字之曰民意总会当乎？其余兼并司法，裁止自治，宪政之形式已不具，遑论实质。民国有此，岂不怪极？噫，行之恶也，萃以为菑。今袁氏恶行既暴，菑及其身，吾民盘根错节，宪政将呈一道之光明矣。虽然，吾国人恒迷于有治人无治法之言，故言人治之利者，常过于其实；而受人治之害者，则身被而不知。夫以国家之大，若任一人掌握国柄，则将见治者，擅作威福，只厚其私耳。而宪政曷克以纲维耶？处今日之世，犹欲以尚爵之俗，为取决之具，则民国前途，必堕暗昧。余度理揣情，以为所以救人道过不及之偏，国家得以察两用中而无弊者，惟政党政治而已耳。

虽然，余一提及党字，想国人必掩耳咋舌，不欲闻问，且前此国会中，所以捣乱扰攘诸现象，将复一一呈于脑中无疑。不知前此政党，多中从来私党之弊。夫吾国之有所谓党人者，自东汉始，经唐宋以迄明清，嚣然五世。迹其所以为党，大率以竞逐当道，借交养名为世戒；或渴暴利禄，交相贼杀为世忌。郤芮所谓有党必仇，孔安国所谓相助为匿者耳。呜乎，从来党人之死权而忘国事，诚难为讳，然余所言，果为此党人，则自诋之不暇，又曷敢为国人告。盖党有公私，其界不同。世之政党公党也，吾国从来之所谓党，私党也。国人不践其公，而踵其私戒之忌之，亦奚足怪。惟因噎而废食，则智者所不为矧。欧美各国之兴，莫非由政党政治而致者乎？若逆此潮流，立见陶汰，以言图存，犹有望耶？

然则果何为政党也？政党者，基于一致主义，或特别主义，联合其势力，以增进人群利益之团体也。简言之，即一众之人，利益相合，而共为所事耳。在昔民智浅薄，前已言之，故彼时对于事物，无意见之发表，亦即无舆论之可言。盖无协同之智识机关，以之指导已。当封建与专制时代，其君利用民愚，民即智慧灵敏，克平衡事物，而对于政治，亦不敢下其评断。有之则为民间秘密党，或出于个人利害之朝宦诸私党耳，是焉得与今日之政党同日而语哉？夫自十九世纪，选权日扩，而众治之局愈固。议院议员，皆为民使。立法最高之府在是，监督政府之机关亦在是，以是国中政治，蔚成政党政治，此事实也。谚曰：民之声，即神之声。政党之所发表，为民之声。议院三占从二，势大者得握政权。政党一起一伏，以秉国柄，由是政治内阁，变为政党内阁，此势力也。阿里士多德曰：“人类为政治的动物。”政党为人类之代表，故与政治如形影之相伴，不可或离。虽不获谓无政党非立宪国，然立宪国，则必有政党可断言也。况自众治之局，成庞杂之众庶，实不克为有系统之活动。行一事也，决一议也。使无政党以为中心，则必纷纷扰扰，莫衷一是。即国会而论，苟非两党之对峙，则此是彼非，十人十义，纵讨论终天，亦如一盘散沙，随风而扬，议案必无由成立。苟有政党，则各种问题，先有预会，取一定之态度、程序历历。及至议会，出而讨论者，不过各党代表数人，而事遂得圆满解决，政策即见实行。此政党实为吾人心理上之所必要，抑亦事实上之当然者也。

夫政党之立，果因此增其党派，心泯真理而堕品性，或出其不正方策，以冀获多数，假公而为私也，则吾无以论已。孟子曰：“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吾敢决人民程度稍高，如是之党，必无由成立。今就其入于正轨而为利之最著者言之，国中之民，于门户各有所分，以胜负之为用，于国事有所关心，一也。政府行事，万目睽睽，常有其伺察监视之者，不敢放恣，二也。民之于国，其才智各有所施，其喜功自试之心，常有以自达，民德不至腐败，三也。饶实之民，与高才硕学，常与国同休戚，爱国之念，不劝自深，四也。人人有国家之思想，视国事同于己私，故代表治制立不至名存实亡，五也。（以上五利本甄克思之说。）然余私心隐度，政党有不可不注意者数端：各党须采一定标准收纳党员，人民亦须抱一定宗旨以入党籍，使不至为无主义之党，所以妨庞杂也，选举力政党最要之事。各党须设讲演会于通都大邑，示政纲以孚信国民，求获多数，又借以贯输政治常识于人民，引起其政治兴味，所以获有形无形之效也。各党本部，设政务分科主任，以研究临时发生问题，不至为政府所欺，所以尽监督之责也。各党所主张之利益，未必绝对为国家利益，故一面爱护己党，一面须尊重他党，伹求党论同情于国民为制胜之具，所以重党德也。党员议事，莫不欲己意为一党之政见，苟未采用，而仍居党籍，不宜以忿懥之情害事，须巩固党议竞胜他党，所以重党义也。议院多数党，即认为多数国民所信任，政党政治其根据在此；少数党须静以待时，不得徒恃捣乱，所以崇民意也。政权操于一党，使立法行政两部，不生冲突，元首亦不至任用其私，所以防专制维宪政也。凡此数端，皆吾国政党，知之而未行，或行之而未著者。继灭续绝，是在政家之责欤？

难者曰：政党之利，与其树立之道，既闻命矣。然欧美政党政治，莫不出于两大党，一起一伏，替执政权，故克行之无弊。若吾国前此国民进步二党，稍形两大政党之雏形，及后分裂，如国民党有所谓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潜社，进步党又有所谓公民党、民社等，其余不具论。即此数党，既失两大党之原则，曷克以行政党政治耶？

应之曰：政党之势，现既趋于多数分立，盖一则关于国家施政事务繁多，二则由于人智日益发达耳。前此政务简单，司法一门，即足以概其范围。人智稍进，亦不过有警察行政而已。其时事务少，所以为政纲者亦不多。十八世纪后，国家职能范围较大，政务因而扩张，政纲亦遂繁剧。及学者间出，对于事物，分析愈微，前此对于一事，为黑白二意见者，今则红黄蓝层见叠出。意见多，则非一二政纲所能包括。故英虽名为两大政党，实有自由党、保守党、爱兰国民党、劳动党（即工党）五大党也。其余各国政党，莫不有多数分立之状。政党政治，岂必限于两大政党也哉？

难者又曰：政党趋势已如此，然所谓政党政治者，必有占多数之党，以操握党权，其政策乃克实行。夫人情耸于权力之私，果多数党分立，则必积不相能，各不相喻。其对于事物，善恶然否，大抵溢实。政纲适用以何党为准，公是公非，岂能以多寡定所决乎？

应之曰：政党以国利民福为前提，政务多端，已非一政纲所能概括，则各党提携，是为政党应有之义务。如英自由党内阁，论其党员实无组织内阁之资格。（保守党仍多一人。）惟与爱兰国民党及工党，互相提携，遂获握英政权，行之数十年而弊。观其提出之爱兰自治案，制定养老年金，设工人强制保险制度，及土地实价课税法案，皆爱兰国民党及工党之政纲，而自由党曷常有所偏，而逞其私也。即法国共和党名为多数党，实则有温和党、急激党、社会党等，联合而成。夫党之分立，已为时势所推移；政党政治，又为事实所必要。则提携之德，是在人人，又安见其不克行耶？

难者又曰：政党分立，即获提携。吾于党之为物，及其所谓政策者，实不能无疑。尝见国会矣，甲党之所建白，则乙党黜之，及乎发于乙党，斯用之焉。其纯乎意气之私如此，是故国家每行一政，发一令，欲知论者之然否毁誉如何，视当事者与言者所属之党派而可得。盖论者固不在事实，以如是之情，而以定国是，岂庸有当？且其政策所谓国利民福者，果能使天下无一人不被其泽乎？故华盛顿为民主之恩人，毁政党为从政之敌。培根为英之学者，诋政党为无赖团体。此可见政党为物，利亡害著，国家实不宜采取此种政治也。

应之曰：为国之道，不徒恃有治具，而治制之源，存乎一群中之民品。今试与人论事，其任情逞意之论多，征实询事之言少，则其人必无足称，然不得指人人为然也。譬如织纴焉，以致结之丝织之，其布必精纯；取粗脆之丝织之，其布必陋劣。布之精纯与陋劣，不得论布之自身，而当论其丝之致结与粗脆，诚以布者丝成之耳。夫政党者，人组成之者也。论政党亦如论布焉，难者岂不以政党任意气之为害，不知他方有不任意气者在。夫代议政治所以必选代表，而不使庞杂之众议国事者，以其必得良分子故耳。果欲普善其源，则当从政治教育入手，一方为理性及情欲之调和，一方使良心与私心之折衷，使其爱国心盛于党派可也。英儒孛来司曰：爱国心具三种要素，一则凡事之发生，当究其有益于全国否；二则当以国利为前提，不得倚重党见，或个人利益；三则人人当有为国牺牲志愿，使政党克以此为励，其所以为害者自消矣。至采取不采取，为是非问题，非利害问题也。夫一说之见行，大抵论是非，不当论利害，是者采之，非者斥焉。诚以任如何之学说，利害恒杂其间，则惟有补救之而已，非如是非之，截然可判定也。譬如机械之兴，产业革命之结果，人莫不认以为是，然其生产多，足以压抑小工也。乃不能以其有害工人而斥之，何也？机械应乎时势之必要，为是而非非也。专制政治，绝迹于廿世纪者，以背叛人道，不合公理而为非。故伹有贤君出，收统一之效，威震四海，百姓乐之。虽有利，各国亦不认之为是也。诚以凡事实非以有利为是，而即可采取；有害即为非，而可斥废之耳。难者认有害不当采取，则是认有害为非无疑。认有害为非，则必认有利为是，然知害之非，而事终不能免于害；知利之为是，而终不能竟为利。是则害也者，出乎是非之外（即不关乎采取不采取之问题），即利亦不能入于是非之中。故采取不采取，不当以利害为准也。况有百利而无一害之事，往古来今未之或闻。即以政党，论其所行之政策，能使全国无间然者夸言耳？无论如何善政，只能代表国利民福之一部，同时他部不免为所牺牲，此无可如何者。故为政方针，当抉择利害轻重以向一鹄进行。立宪国民，对于政党有主观之判断，虽政党如何任意行政，苟合国民多数利益者，则其党可得多数赞成。久而久之，国民利害与彼政纲或有冲突，则众势又集于他党，于是他党起而代之。故政党一起一伏，无非国民为之操纵，岂政党自政党，国民自国民哉？至华氏培根之厌恶政党，而英美政党，不能灭迹。呜乎！政党者非时势要求之产物耶？英美诸邦，非文明国耶？使文明诸国果无政党者，斯焉取斯。

右之所论，特就抽象立言，冀使国民多数，略知宪政之实质，及政党之真谛而已。吾国共和国也，乃枭杰之徒作，而政治遂日趋于专制，而又惧政党之将不吾利，即以“只论才不才，不论党不党”一语而扑灭之，其结果遂生今日之现状。夫今日之果，根于前日之因；今日之因，复得明日之果。其转如环，无有终始。吾惧吾国人之再种恶因也，故略推而论之。呜乎，论党乎？论才乎？愿国人择于斯二者。（本篇选自《民铎杂志》第1卷第1期）

015. 革命与政党

云贵护国军举义，而后两广浙江响应，川湘鄂赣等省动摇，袁势日孤，民军愈固。热心政治者，遂主张树立政党，聚集英才，以为建设之准备。其用意固不可谓不周且密，其爱国固不为不深且切也。伹当大局未定，战事未休，遽起而组织政党，分门别户，于国无益，于事无补。噫！此大误矣。

余自问学识菲薄，不敢妄论政事。顷因民铎出世，嘱余负投稿之责，而政党复活运动，适在激烈之中，是以不揣冒昧，作斯篇以述管见焉。是否有当，自有定评。言论自由，权操之我。卓识名流，尚其谅之。

自政党复活问题发生以来，政治学者议论纷纷，莫衷一是。综而言之，约分为二：一曰政党派。主张此说者，谓“国家当革命时代，戎马仓皇，秩序紊乱，频于阽危，决不可专讲破坏，置建设于度外，同时亦宜联络富于自由思想分子，成立政党，以为组织正式新政府之准备”。一曰非政党派。主张此说者，谓“国家当革命战争之际，爱国志士，宜奋勇先登，断魔王之头，入自由之天，早达改革政治目的，免伤国家元气。何可组织政党，减杀战力，挑拨意见，延长战事，肝脑涂中原，膏腋润野草，大伤国本，剥夺民财”。二说虽趋于极端，但咸有理由，均未可厚非。本文题名曰“革命与政党”，议论似属于非政党学派，其实则纯从学理上研究真相，借与国人一商榷焉。

然欲研究革命战争时宜组织政党与否，则非研究革命与政党真相不可。欲研究革命与政党真相，又非研究革命及政党发生之原因与其目的不为功。明乎此，然后可与言革命，可与言政党，可与言革命时不应组织政党。兹依顺序而推论之。二、革命发生之原因

革命发生原因，虽因时与地不同，而其主因，则咸由专制政治产出也。法国革命，前后四次，历史具在，兹不赘述。仅就中国此次革命言之，中国此次革命原因，极为复杂，摘其大要，约分远因近因二种。

甲、远因。中国自袁氏执政后，弊端百出，国事不振。凡有血气，莫不椎心。兹由三方面观察之：

第一，袁氏擅行专制主义，蹂躏民权，视人民如牛马，置国事于不问，徒为一己权位之计，毫不容国民置喙其间。人非木石，岂能忍乎？

一，中国一次革命之际，袁氏手握重兵，势力强大。迄共和告成，南北统一，遂推戴袁氏，以弭争端。有警之士，谅咸知之。然袁氏专制成性，由来已久，革新人物，颇怀疑念。复以其愚弄吾民，无所不用其极，以是互相仇视，愈演愈烈，酿成不可收拾之祸胎矣。

二，民党中坚人物、中国第一流政治家宋教仁氏，目击心伤，不忍坐视，乃抱政党内阁主义，由湘而鄂，而沪，游说各处，开导同志，力陈国家阽危，不可再遭扰乱情形，并申述政党内阁，足以防止总统专制理由，其用心亦苦矣。未几，南方数省，一致赞成，反袁之心涣然冰释，诚可为国家庆，为袁氏贺也。乃袁氏包藏祸心，急欲肆行总统专制，不愿组织政党内阁，阴使赵秉钧与洪述祖谋，于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暗杀调和南北之宋教仁氏于上海停车场，翌二十二日殒命。由是袁氏之狼心披露，策士爱国之热忱骤高，国人愤怒，固结不解矣。（宋教仁氏临死致电袁氏谓“临终哀言，望大总统开诚布公，制定良善宪法”云。）

三，国民党原为革命后所成立之一大政党，占国会议员多数。袁氏以该党势力浩大，非摧残消灭，不能逞其专制手段，竟于民国二年十一月四日，命令解散，剥夺国民党籍议员三百八十余名之议员资格，蹂躏监督政府机关，宪法制定中止。总统专制，孰甚于是乎？去岁七月，参政院推举李家驹、王揖、唐达寿、梁启超、施愚、杨度、马良、严复、王世澂、宋炜臣十人为宪法起草委员，梁启超等辞不就职，其结果如何，固不得知，即或此宪法草案告成，亦不过为袁氏一己之私见，人民何曾参与其间哉？

四，民国第一次国会成立未久，袁氏以成绩不良，宜于改正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选举，遂于民国三年一月十日，命令解散。夫国会为代表人民机关，立宪国第一要件，非遇政府与国会对于国家政策冲突，不能不诉之国民时，则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物，而况解散乎？袁氏暗于近世政治思想，断行解散国会，爱国人士谁不痛心哉？

五，一国土地广大，国民心理不同，对于国家政治上生极大影响。地方自治，即矫正此弊，养成国民一致之精神，为欧米各国所郑重者也。我国一次革命时，各省设立省议会及各级自治会，意至美、法至良矣。袁氏惧人民政治思想发达，不能逞其专制手段，竟于民国三年二月四日，停止各省之各级自治会；二十八日解散省议会；翌月一日，废止各省之各级自治会。由是人民受官僚压迫，无可告诉，忍气吞声，至于今日。

六，南京政府临时约法，袁氏以不适于国政，于民国三年五月一日废止，同时公布新约法，扩张大总统权利，减少人民权利。肆行专横，为所欲为。革新人物，愤懑不平，动乱之机，已伏于此。

第二，中国自晚清失政，国事不振，民不聊生，由来已久。及民国成立，袁氏执政，复不开源节流，以苏民困，于政治上放一线光明，乃借巨额外债，丧权辱国，强迫内债，剥民脂膏。以勋章作苛吏之赏，以官职作勒捐之赠。生民涂炭，憔悴不堪，所谓时日曷丧，殆此类也。

一，民国二年夏，五国（英、德、法、俄、日）借款成立，金额二千五百万磅（约中国二亿五千万圆），以盐税抵押，并聘请英、俄、德（未几即死）各一人监督用途（顾问）。丧权辱国，莫此为甚。然袁氏借此大宗款项，整理国政，振兴实业，犹可说也。而彼惟谋固其权位，不顾国家。二千五百万镑借款，供彼买收军队、议员之用，未及三月，即告罄矣。稍有人心，谁不悲痛？此外，如以产铁矿为担保之汉冶萍借款（民国二年十二月五日成立，金额千五百万圆），以宁湘铁道为担保，任用英人为条件之宁湘铁道借款（民国三年三月十一日成立，金额八千万圆）等类，皆络绎不绝，未有止境。是以忧国之士，咸欲断其头以谢国人也。

二，国家当财政困难之际，募集内债，以救燃眉，欧米诸国无不施行。但国民应募与否，全任自由，不能强迫。而袁氏于民国三年冬，募集内债，肆行威力，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虽鸡犬不得宁焉。于是者，官吏因受重赏，小民益增怨咨。众叛亲离，祸起萧墙，可断言矣。

第三，袁氏性嗜杀戮，干法乱纪。忠烈义士，逃亡逸散；佥壬宵小，蚁集蜂屯，如王宪章之被杀于金陵，汤芗铭之被擢为将军，尤其彰明较者也。

乙、近因。此次革命近因，固甚复杂，简而言之，帝制问题，尤其导火线也。吾人苦专制久矣，一次革命，纯为政治上之改革，推翻满清，建设共和，固欲使一般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之中。当其时，袁氏兵权在握，颇有人望。公拥伊为总统，原冀实施民权主义。讵意暴戾贪横，勃勃野心，不稍减于满清之季。铲除共和，复兴帝制，以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于是侯王爵赏，不胜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矣。夫袁氏固足未出中国一步，不知近世政治之思潮者也。以二十世纪不能存在之帝制，居然雷厉风行，步法拿破仑、墨爹亚士之后尘，其志非不大，其心非不雄。然自识者观之，读拿破仑、爹亚士史，考其颠末，则后世虽最无知无识，对此恶魔，当惮然而不敢为也。乃袁氏不知世界情势，帝制薰心，暗使杨度、孙毓筠等组织筹安会（即宪政协进会），协力赞助。又多方运动，使各省将军争图劝进，以为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谁知怨毒积于人心，反抗因而四起。云贵首义，全国影响。举目而观，无非袁敌。扶持天下之正义，增进人民之幸福可立而待矣。三、政党发生之原因

政党发生之原因，种种不同，揆厥大端，约分为三：

一，基于主张者。政府运用政权，对于国家政策，不能时与全国一致。有政府以为有利，而人民反以为有害者；有一部分国民以为得计，而他部分国民以为失策者。地位不同，心理各殊；利害相反，方策自异，于是者政党生焉。政党原为公党中之一种，由共同利害而起。兹举例证明之，英国现今有名之自由党、统一党，其发端始于十七世纪后半。当查尔斯二世时代，关于王弟结姆士继承王位问题，大起纷争。请愿派最初称为Petitioners，非请愿派最初称为Abhorer。未几，Petitioners改名为民权党（Whiges），Abhorers改名为勤王党（Tories）。及千八百三十二年，民权党改名为自由党（Liberale），勤王党改名为保守党（Conservatives）。盖请愿派以王弟结姆士无王位继承权，极力排斥，非请愿派反之。以是各树一党，互相争持。延至今日，遂为英国政治上二大政党焉。

由是观之，政党以共同之利害而发生，由正相反对之主张而对立；不能基于个人之利害而组织，基于个人之主张而分立者也。以共同之利害为前提所组织之政党（公党），其精神一致，其主张贯澈，内可以防专制，外可以御强敌，发挥真正立宪之精神，伸张国家充实之威力，蒸蒸日上，可断言矣。反是者，以个人之利害为前提所组织之政党（私党），其精神涣散，其主张不定，内足以起纷争，外足以诱强敌，违背立宪之精神，减少国家之实力，兴国无望，只速危亡。

二，基于社会问题者。古代贵族在社会上占有种种特权，国家政治握于特权阶级，束缚人民自由，遗至今日，犹有存者。迨十九世纪自由思想发达而后，要求解放束缚。于是而共和党平民党等生焉。降至近代，资本家在社会上占优势地位，一般贫民受其压迫，于是而劳动党、社会党等生焉。兹举例证明之，自十九世纪以来，科学发达，交通便利，工业应用机械，市场遍于全球。贫民手工及小资本家产业，不能与大规模工场竞争，为大资本家所独占，而贫民与小资本家终身为劳动者，永无成大资本家之日。愤资本家之跋扈，感社会受毒之深，遂组织团体，急图改革，与资本家对抗，要求解放束缚。此德国社会党（现名社会民主党Sezialdemo Krtatisce Partei）所由来也，次如英国劳动党（Labour Paty）亦然。英国以商工业立国，资本家势力强大，一般劳动者憔悴不堪，由是组织织动党，企图政治上改革，解放资本家束缚焉。

三，拥护宪政者。宪政为国家之根本法，神圣不可侵犯者也。政府当局每流于专制，违反宪法精神。欲防此弊，则非团结意见确定之人以抵抗少数人之专制不可。欲团结意见确定之人，又非组织政党不为功。例如中国一次革命告成，制定临时约法（在宪法未制定以前，与宪法同一效力），同盟会改为国民党，势力浩大，莫可防遏。一般人士，惧其违反约法精神，遂组织共和党、进步党以防止之。诸如此类，不遑枚举。概略言之，即大防党专横，演成专制政治也。（按前二端均取欧洲之例，证明其理。第三端为研究上便宜起见，故引中国最近之例。特申明之，免使阅者怀疑。）四、革命及政党之目的

革命及政党发生原因，已如上述。其目的如何，当不难推知，兹略述如下：

一，革命之目的。革命者，即将现政府组织，从根本上推翻之谓也。革命之目的，即将现政府组织从根本上推翻，另行组织新政府之谓也。换言之，即打破现政府所定之宪法（如中国新约法）、所定之官职，再制定新宪法与新官职，或恢复旧宪法与旧官职也。前者例如法国七月革命（一八三年）推倒不尔奔王家，拥护疴尔艮公腓立波，废止一八一四年钦定宪法，制定新宪法是也。后者例如青年土耳其党革命（一九八—一九九），废布寺尔哈米特二世，恢复一八七六年发布之宪法是也。

二，政党之目的。政党者，结合有共同利害、抱有一定意见之人类，而取一致行动之谓也。政党之目的，即用平和手段贯澈其主张，使他人屈服之谓也。例如英国查尔斯二世时，勤王党主张王弟有继承权，民权党主张王弟无继承权，互相竞争，几生暴动。然而人民知识幼稚，尊重国王极甚，民权党终屈服于勤王党，勤王党卒贯彻其主张是也。

夫革命及政党之目的，原以其原因为对象。无原因，即无对象；无对象，革命即无由而生，政党即无从而起。是故革命及政党之目的，伏于革命及政党原因之中，非原因自原因，目的自目的也。

然革命与政党目的，可得混欤？曰：是不然。盖革命为破坏的，政党为平和的。破坏乃国民改革政治最后手段，可用之而不可常行之者也；平和为国民改革政治永久的手段，可继续行之而无害者也。破坏与平和，两不相容，其目的岂可混乎，否则殆矣。改革政治者，可不加之意焉？五、革命与政党彻底研究

革命性质纯为破坏，政党性质纯为平和，二者不可得兼，否则陷国家于危殆，此自明之原则，人人所共知也。假令有国家于此，当承平之时，政党抱革命性质，以破坏为本旨，屡施最后手段，国内纷乱，几无宁日。国本不固，政治紊乱；进步绝望，民智闭塞；工业不振，财源杜绝，虽欲不亡，岂可得乎？非然者，国家设不幸，而国民以最后手段起而革命之际，革命中一部分人士，又组织政党，以平和为本旨，急图建设运动，人心离贰，权利薰心，惟求利己，国非所问，岂以聪明天亶之志士，尚能默认者乎？地方主义发达，国家观念薄弱，内讧迭兴，党派林立（私党），纷扰不辍。外患乘之，其国终必陷于危亡。

奚以明其然也。夫政党以破坏为目的，对于国家极为危险。政府设法镇压，则暴动随之而生；置之不问，暴动复各处蜂起，国家频于革命涡中，其政治现象不堪设想。二十世纪之世界，何能容此等黑暗政治之国存在哉！革命为国民改革政治最后手段，可行之而不可常用之。宜举国一致，即日推倒魔王，组织善良政府，恢复国家秩序，不使人民苦于战祸者也。设于革命战争之际，组织政党分门别户，违反革命本旨，与自杀有何异焉！兹述之如左：

一，革命以一般国民同意为第一要义，政党以国民中一部分有共同利害者所组织。革命战争时代，组织政党，则与得一般国民同意之革命之本旨，自相矛盾。

二，革命志士，亲如骨肉，开诚布公，无诈无虞，不宜组织政党，独树一帜，致遭国人误解。

三，革命以大同团结为条件，由操纵而大同团结。在革命时，欲假政党之名，行一致之实，则是反乎革命条件，演成互相排挤之祸胎。

四，政党基于主张与社会问题，拥护宪政而发生（参照政党发生之原因），革命由专制而产出（参照革命发生之原因）。在革命战争时，一般国民所抱之意见，咸属一致，无主张异同之分，无社会问题拥护宪政之别。手段相同，目的惟一，政党果何由而发生哉？虽然，假令革命时有组织政党，调和主张与社会问题拥护宪政之必要，犹可说也。然而革命之际，主张一致，宪法未定，社会问题复得借此改革，无分党派（公党）之标准，无组织政党之理由，又何以政党为？吾人纵让一步，认其主张不同，认社会问题不能解决，然革命目的相同，自由思想相同，专制政治，不至发生，又何必更以政党对抗为哉！

六〔五〕，革命以破坏为改革政治手段，政党〈以〉平和为革命政治手段，二者原不可以混同也。伹既用革命手段，自必有为平和（政党）手段所不能达到目的之问题；既欲用政党（平和）手段，又何必主张革命，骚扰生民乎？彼是则此非，此非则彼是，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由上五者观之，革命时代之政党，有百害而无一利者也。换言之，革命时所组织之政党，是不以国家为前提，是徒陷国家于危殆亡也。爱国人士各平天良，静气三思，注意此点，则国家前途庶有瘳乎？

然不组织政党，而意见可分欤？曰：否否。兹举例证明之，中国洪扬〔杨〕革命之际，势力强大，占领十数省，盘据十余年，内讧一起，终遭灭亡之祸。希腊独立战争（一八二一），所向无敌，告厥成功，寻以党派轧轹，哈沙（Hassan）乘机征伐，大破其军，酿成最激烈之战争（一八二六—一八二七）。诸如此类，不遑枚举，意见可分云乎哉！六、中国革命时代不应组织政党

革命战争时不应组织政党，已如上述。但中国现在革命究应组织政党与否？此乃一大疑问，故不得不述及之。

当论本问题之前，宜先解决左列之二问题。

一，袁氏之总统有效与否（在云贵未宣言独立以前）。

二，袁氏解决政党有效与否。

第一问题，自法理上论之，袁氏之总统，由国会选举，照临时约法之规定施行，当然发生效力。自实际上言之，袁氏任总统之职，有制定官职及代表中华民国与外国缔结条约等权，其发生效力，更不待言。嗣后虽因彼肆行专制，蹂躏民权，国人皆不题其为总统，隐谋推倒。伹此不过心理上问题，并非法理上、实际上问题。在法理上、实际上有效问题，不能以心理上问题为根据而否认之（指云贵未起义以前而言），故袁氏之总统，当然为有效。

第二问题，据前所述，袁氏之总统既然有效，则其解散政党之命令，亦当然为有效。何则？盖解散政党之命令，基于总统之资格而发布，不能谓总统对外代表中华民国与外国所缔结之条约为有效，对外所发布之命令为无效也。

依上所言，袁氏解散政党既然有效，则据前段（革命与政党彻底研究参照）理由，中国于革命时代，亦不应组织政党，分别门户，陷国家于危殆也。近来间有极力主张政党复活，以收拾大局者，此其中或含有特别理由，固未可知。以余所见，则敢大声疾呼，正告于国人之前曰：〈国〉家存亡在此一举，现时决不应组织，捣乱大局也。（本篇选自《民铎杂志》第1卷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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