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建国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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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大都市区建设研究试读：
前言
大都市区是以一个大的城市人口为核心，以及与其有着密切社会经济联系的具有一体化倾向的邻接地域的组合，它是国际上进行城市统计和研究的基本地域单元。大都市区作为城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作为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主体形态，大都市区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制高点，凸显了城市群和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随着世界城镇化不断向高级阶段的演进，大都市区作为区域城市空间组织形式不断在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和涌现，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美国在进入20世纪20年代时，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大城市人口开始逐渐向郊区迁移，形成了具备相当城市功能的郊区，区域核心城市和周边城市不断连接起来形成大都市区。1920年，美国有58个大都市区；1940年，增加到140个；目前，美国大都市区达到331个，大都市区人口近2.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日本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也是以大都市区发展为主导特征，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形成了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四个大都市区，目前日本近八成的国内生产总值集中在四大都市区。欧洲如英、法、德、荷等国，在其城市化发展中也出现了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的现象。大伦敦地区、大巴黎地区等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都市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以超大城市和大城市为特征的城镇化不断加速发展，2015年城镇化率达到56.1%，大批农业人口涌向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区，北上广深等地区常住人口迅速大规模增长，“城市病”频发，直接影响了超大城市的运行效率和质量。于是，在市场看不见的手和政府看得见的手的共同作用下，通过产业的向外转移和城市功能的疏散，以北京和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为中心的大都市区迅速形成。
河南作为全国第一农业和人口大省，不仅城镇化发展相对滞后（2015年与全国城镇化平均水平相差9个多百分点），而且区域分布也极不平衡。郑州作为河南省会，以及中原城市群核心城市和我国支持建设的国家中心城市，成为大量农业转移人口的首选地，外来人口相对较多，过去5年郑州净流入人口在全国各大城市中排第七位，使得无论是公共服务供给，还是基础设施和交通运输承载，都不能满足需要；同时，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看，郑州土地供给有限，房地产价格高涨。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8月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郑州新房和二手房分别为5.6%和4.5%的环比涨幅，同时位居第一，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郑州市区容量愈益有限，资源呈相对稀缺态势，凸显了建设郑州大都市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从现实情况看，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为纽带，以郑州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正在形成，郑州企业已经越界进入开封，跨河布局新乡和焦作。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层次的提升、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城镇化的稳步推进，以郑州中心城区和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双核，以城际快速交通为基础，以区域产业分工合作为纽带，按照组团发展、产城融合、统筹协调、跨界互动原则，着眼于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支撑国家战略实施、打造中西部地区核心增长极的发展目标，在“一小时通勤圈”内推动郑州、开封、新乡、焦作、许昌等地打破传统行政区划分割，按照区域经济规律进行整合，构建组合型郑州大都市区，业已具备良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
建设郑州大都市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有利于拓展郑州的发展腹地，延长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增强集聚渗透与辐射带动功能，提升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地位，对于优化中原城市群结构，提升河南城镇化质量，促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以及深化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王建国2017年4月第一章建设郑州大都市区的时代背景
大都市区作为城市群发展的高级空间形式，是城镇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主体形态，也是一个国家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和制高点。2016年3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中原城市群要成为支撑区域发展的增长极”“加快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建设”等重大战略。《河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把中原城市群作为彰显区域优势、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支撑，打造支撑全国发展新的增长极”的战略构想。郑州作为中原城市群的龙头和中西部地区的区域中心城市，在全省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以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和城际铁路为纽带，以郑州为中心的城市密集区正在形成。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层次的提升、国内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以及城镇化的稳步推进，建设郑州大都市区具备良好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第一节城市群成为区域经济发展趋势一 全球经济发展格局面临深度调整和重组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特别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新兴经济体迅速崛起，成为拉动国际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但自2013年以来普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诸如产能过剩、中等收入陷阱、新经济增长点薄弱等挑战，面临经济下行的巨大压力，而发达国家则渐次走出了困境，进入经济复苏。在国际经济格局处于再平衡的背景下，与世界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我国经济，需要通过主动参与国际经济分工体系，为我国发展营造有利的外部条件。新时代背景下，人类的生产力水平、科技水平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城市形态、功能以及在区域发展中的作用也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与演进。城市的发展更注重城市与区域的整合，城市间的互动更加注重区域内外、城市之间商品、劳务贸易、生产要素等紧密的交流与互换，区域的发展也更加注重区域城镇体系的规划与建设。因此，随着全球社会分工的日益深化，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城市区域化、区域城市化日益呈现，城市与区域的协同、综合发展就成为推进城镇化发展的新主题。建设郑州大都市区，逐渐形成以郑州为中心，以城市边缘区、重点镇、美丽乡村为支撑的城市-区域系统地域单元，有利于增强城市—区域之间、城镇之间、城乡之间的互动融合，促进城市之间的各种资源要素自由流通、优势互补，形成城市、城镇与乡村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综合发展，从而提升郑州城市综合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二 我国区域发展格局演变呈现新态势
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快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优化国土开发格局，着力促进区域协调、均衡发展，我国相继实施了一系列的区域重大发展战略。1979年我国启动东部率先发展战略，在东南沿海地区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大经济特区。1984年在四大经济特区的基础上，我国又全面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等14个沿海城市，同时设立了一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为缩小东中西部发展差异，加快推进内陆地区的发展，1999年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2003年提出东北振兴战略，2005年提出中部崛起战略。至此，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格局也从沿海、内地两个板块，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带，演变成东部、西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目前形成了哈长、环渤海、中原、成渝、长江中游、长三角、珠三角七大国家级城市群（见图1-1）。并且以这些城市群为核心，形成东北、泛渤海、泛长三角、泛珠三角、海峡、中部、西南、西北等八大经济区。总体来说，国内区域经济格局发展的新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五方面：一是主体功能区全面展开。目前，国家已经颁布主体功能区建设规划，各地区将依据自身资源条件走特色发展之路。二是区域产业重组和转移趋势明显。东部资源投资报酬率的下降，倒逼资源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中西部地区将会成为国内经济潜在增长极。三是大都市圈和城市群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增强。以中原城市为代表的新兴城市群将加快中西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步伐。四是区域经济合作关系明显加强。以长江经济带为代表的“四带一区”将会构建横跨南北的区域合作新格局。区域合作由政府主导的格局逐渐转变为由市场主导，大企业、大项目在区域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加关键的作用。五是全方位对外合作格局逐步形成。近年来，国家加强了与周边地区的合作关系，通过珠江—西江经济带，充分利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平台，深化云南、广西、珠三角与老挝、缅甸、越南等东盟国家的合作；把长江经济带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连接起来，深化澜沧江—湄公河国际次区域合作。深化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和地区的合作，把新疆建成向西开放的重要基地；加强东北与朝鲜、俄罗斯、日本、韩国等的合作，深化东北亚的国际区域、次区域合作，使东北地区成为我国面向东北亚开放的核心区和重要枢纽。因此，随着国家新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逐步展开，河南省周边地区的发展格局和竞合关系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例如，河南周边的湖北省通过国家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全面崛起、“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和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等战略，着力打造国家级规划重点区域和中国经济增长“第四极”，并且湖北在争夺“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这一重要发展机遇上是中原城市群的最大竞争对手；河北省紧紧抓住京津冀协同发展，以及被纳入国家战略的重要机遇，全力建设京津冀城市群这个空间载体，与京津发展差距不断缩小。这些都将导致河南在新的国家发展格局中地位发生变化，河南需要适应性地调整省域发展格局的部署，以进一步提升区域竞争力。因此，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是体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布局，加快打造中原经济区、中原城市群和国家中心城市的需要，有利于优化强化郑州主城集聚辐射功能，科学规划、整体打造郑州国家中心城市，提升国家中心城市和中原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作用，在服务中部崛起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实现国家区域发展战略意图。图1-1 七大国家级城市群示意三 城市群率先成为带动经济发展的区域增长极
首先，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单打独斗的城市发展模式已不能适应竞争和发展的需要，城市群发展有利于提高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区域经济研究指出，将来的竞争将是区域的竞争，而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其一体化程度的高低。目前，我国一些城市的发展模式还是以行政区划为单元，造成统一区域内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严重，资金、人才、科技、信息等资源分散使用等问题。城市群发展就是要解决这种生产要素封闭式流动和低层次配置问题，实现发展规划、产业布局的统筹规划，使区域内的各城市由相互竞争走向相互合作，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借势发力，从而增强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其次，城市群发展有利于降低发展成本。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例，如果能摆脱行政区划的束缚，着眼于区域布局，在共建共享的基础上进行统筹规划、统一建设，不仅会节约大量资金，而且项目利用率会大大提高。再次，城市群发展有利于提高城镇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承载能力，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目前我国的城市化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工业化，一方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有待转移，另一方面各地又在拼命地抓工业上项目。而工业，尤其是现代工业，其本质特征是提高生产率，排斥劳动力，这就加剧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难度。城市群发展可以以区域内的大中城市为中心，以小城镇为节点，将区域大小城镇连成有机的一体，便于统一服务体系的形成和建立。此外，由于城市群内部强调城市定位，产业分工，可以有效地避免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等现象的发生，这样无论在发展的空间上还是纵深上，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条件，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成为可能，而这又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条件。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群率先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和核心增长极，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因此，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打破传统单核集聚发展模式，将郑州、开封、新乡、许昌、焦作等重点市县统筹考虑，构筑网络化的大都市区，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功能在更大区域尺度重构，使大都市区率先成为带动河南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四 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是中原城市群发展的内在要求
建设中原城市群，是河南省委、省政府谋划河南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中部崛起战略和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内在要求。《中共河南省委关于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指导意见》提出，加快发展中原城市群，完善发展协调机制，推动交通一体、产业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建，推进毗邻城市金融、通信、物流等一体化，提升城市群整体发展效率。《河南省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推动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围绕建设中西部地区跨省级行政区城市群的目标，坚持核心带动、轴带发展、节点提升、对接周边，以郑州为核心城市、洛阳为副中心城市，推动城际交通一体、产业链接、服务共享、生态共建，提升整体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使中原城市群成为推动国土空间均衡开发、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就当前而言，中原城市群发展呈自然分散状态，其发展还存在很多非理性的经济问题，有待整合资源、协同发展，特别是应结合自身情况处理好城市格局、产业发展、区域利益以及城乡发展等方面的平衡协调问题，主要表现在，核心城市郑州、洛阳的中心带动能力不强，对整个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中等城市数量偏少，位序—规模序列结构不完整，城市之间的互补性不强，彼此间还没有形成紧密的分工协作关系，城市群发展缺乏重要抓手。因此，在科学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亟须形成序列完整、结构清晰、功能互补、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从而带动城市—区域的整合发展。推进郑州大都市区建设，科学划分功能区域，形成主体功能明确、发展布局合理、实践路径科学的体制机制，有序推动人口、产业和生产要素向城镇集聚，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促进中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构建高效、协调、规范、可持续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从而实现中原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最优化和整体功能最大化。第二节城镇化进入量与质并重阶段一 量质并重是我国城镇化发展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成为令世界瞩目的新兴经济体，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也不断提升。笔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历程的深入分析发现，我国城镇化过程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虽然经历曲折，但总体趋势基本符合城镇化发展的S形曲线规律。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城镇化的发展速度和空间布局主要受计划经济政策的影响，总体表现为时间上的波动性和空间上的随意性。改革开放以后，受到城市和乡村改革的推动，以及东部城市区域化的引领，我国城镇化开始步入正常轨道。我国从1949年到1995年用了近47年的时间完成了城镇化发展的起步阶段，并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镇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特别是2011年城镇化率突破了50%，达到51.3%，这意味着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进入量质并重的关键发展阶段（见图1-2）。对于河南来说，城镇化发展进入快速成长阶段，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达到46.6%，比2006年提高了14.1个百分点，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仍然落后10个百分点，河南的城镇化发展空间仍然很大。也就是说，在未来的一个时期河南也将步入城镇化发展量质并重阶段，发展后劲依然很强。新的城镇化发展阶段，对河南推进城镇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使命。尤其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民进城以后，出现了成本负担过重，政府相应的公共服务供给短缺，城市主体意识不强，城市管理跟不上等问题，不仅会导致原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大打折扣，而且城市生活宜居度和幸福指数也会下降，严重影响城镇化质量。建设郑州大都市区，协同推进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调整，协同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协同推进基础设施和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协同促进产业分工协作，协同推进区域生态环境共建共治，从而提升了河南省城镇化发展质量。图1-2 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水平变化曲线图二 郑州大都市区建设是河南城镇化发展的重要抓手
从国内外的城镇化发展规律以及国家新型城镇化战略规划来看，当前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和激烈竞争，更多体现在城市群之间的竞争和能量释放上。在拥有1.6亿人口的中原地区，交通相对便利，如果不能实现城镇化健康发展，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城市群，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空间结构的建构就会出现缺失和断裂，中原地区在区域竞争中很可能会被边缘化。长期以来，郑州等中心城市产业层次较低，核心竞争力不足，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等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固化了已经形成的城乡利益失衡格局，制约了农业转移人口的有序市民化和城乡一体化发展，导致城镇化发展质量不高，城镇管理体制落后等问题，进而引起人们对中原城市群的认同度不高。但是，随着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区上升为国家战略，郑州、洛阳成为“一带一路”主要节点城市，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现代综合交通枢纽、国际物流中心和全球智能终端制造基地初步形成，切实解决了中原城市群乃至中原经济区核心增长极的构建问题，实现了郑州、洛阳、新乡、开封等的产业、城市重新定位，中原城市群的“核变”全面拉高了区域发展坐标。因此，推动郑州大都市区建设，构建以郑州为中心，涵盖“郑汴焦新许巩”6城市的“中原经济区核心区”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格局，积极整合区域优势资源，统筹区域功能分区和布局，推进区域的优势互补，发挥区域协同和集合效应，对于加快推进河南城镇化发展质量，促进中部地区崛起，优化我国现代城市体系和地域空间结构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三 建设郑州大都市区决定河南城镇化发展水平
郑州大都市区产业基础雄厚、科教实力较强、区位条件优越、交通通信发达、资源优势明显、城镇分布密集、配套功能相对完善，是中原城市群工业发展基础较好、发展条件相对优越、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发展潜力相对较大的区域，也是中原城市群城镇发展的密集区。不仅囊括了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而且集中了城市群发展最好的小城镇和县域经济，同时也是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战略核心区，决定着中原城市群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整体水平，关系河南城镇化建设的成败得失。可以说，郑州大都市区沿线地区的发展，郑汴新焦洛一体化的推进，决定着河南城镇化整体的发展质量和效益，决定着河南城镇化区域影响力和辐射力，也决定着河南城镇化在国家新型战略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三节“两个百年”的决胜关键阶段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时期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公报指出：“十三五”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这个时期既是到2020年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阶段，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的首个五年。这五年，既要完成人均GDP和城乡居民收入翻两番的目标，又要面对城市宜居度不高、生活成本负担过重、绿色发展掣肘等诸多困难。长期以来，我们在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同程度地存在“重物轻人”、“见物不见人”的现象，由此产生一系列问题。“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用地粗放低效，新城新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占地过多。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城市病”问题日益突出。自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力，城乡建设缺乏特色。现行户籍管理、土地管理、社会保障、财税金融、行政管理等制度，固化着城乡利益失衡格局，阻碍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健康发展。对于郑州老百姓而言，城市的发展带给他们最直观的感受，莫过于城市生活品质的提高。按照规划，郑州大都市区将按照都市核心区、都市新区、卫星城、小城市、特色镇等多个层次，标准化配置行政管理、社区服务、教育、医疗卫生、文化、体育、商业服务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并形成多中心、多层次、网络化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中心城区还将推进街区规制，重点进行服务提升、环境整治、城市更新修补及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提升居民生活质量，进一步带动和促进都市区内及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有利于打破区域行政分割，形成区域发展共同体，共同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共同分享各种发展资源和发展机会，实现区域和谐共生；有利于整合区域优势资源，合理进行区域的职能分工，打造培育经济增长极，提升区域整体实力和竞争能力，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从而带动区域实现全面小康。二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征程
为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新的发展方略，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制定了“五化”协同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跨区域城市战略合作、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新的战略，为我国各地区推进区域发展指明了方向和明确了重点。郑州大都市区是河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工业化、城镇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有利于加快形成体制新优势，创造制度新红利，激发发展新动力；有利于更好促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绿色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协同发展，积累“五化”协同发展新经验；有利于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有利于更好推进区域一体化发展，在协同机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享方面进行新探索，提供新示范；有利于更好落实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行动计划等战略，形成传统优势产业、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协同发展新格局。
另外，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党中央、国务院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做出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进中部崛起，需要中部各省和各核心板块的共同努力与有效支撑。郑州大都市区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和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地区，在中部崛起进程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加快构建郑州大都市区，既有利于进一步发挥这一区域的整体优势，有效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有效集聚区内外的生产要素，促进郑巩洛沿线地区的发展；又有利于集合沿线城市的整体力量，打造中部地区重要经济增长极，形成中部地区经济发展隆起带，加快推进中部崛起进程；同时还可以进一步密切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皖江城市带、太原都市圈等地区的经济联系，共同支撑中部崛起未来发展大计，着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向新征程。第四节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一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进一步重构产业分工新格局
当前，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全球正在处于产业结构重构重组，摆脱旧增长周期的过程之中。一方面全球经济总体呈现需求不振，出口拉动减弱，复苏乏力的特点，亟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和发展空间。世界各国纷纷通过加强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打造互利共赢“利益共同体”和共同发展繁荣“命运共同体”，通过深化区域合作激活发展动力，加速新一轮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再度将重整制造业视作拉动经济复苏、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实现“再工业化”，促进制造业回流，呼唤中国企业“走出去”。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大力推动科技创新，积极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通过加强对外合作争取更多的外部资源成为这些国家推动本国经济增长的战略选择。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机遇，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努力提升本国或本地区的经济外向度。要有效提升经济外向度，就必须扩大招商引资力度，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借助外力加速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经济发展的竞争力和国际地位。对于郑州大都市区来说，经过多年来的发展，已经形成企业众多、门类齐全、各种所有制结构并存、具有一定区域特色的现代产业体系，产业基础扎实，综合实力较强，参与国际国内分工的优势明显。但是，由于郑州市地处内陆，距离国际市场相对较远，运输成本偏高，在发展外向型经济过程中，不能简单照搬东南沿海一带改革开放初期所实行的发展模式，而要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河南省的实际出发，充分发挥郑州的区位优势，积极寻求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有利条件。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有利于整合这些优势，构筑以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为支撑的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以国际商都建设提升城市竞争力，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保险、健康养老、网络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加强投资软硬环境建设、强化国际化人才培养，为融入国际国内产业分工格局，积极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提供重要保障。二 国家重大战略实施进一步释放发展新空间
当前，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自主创新示范区、河南自贸区五大国家战略，赋予了河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战略平台，河南已经进入国家战略层面的平台支撑、衔接配套的区域发展新格局。独特的区位优势和经济基础让郑州大都市区成为五大国家战略实施的重要开放阵地。特别是，当前“一带一路”战略的规划实施，将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发展提供新的机遇和政策红利。郑州、洛阳作为“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城市，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有利于郑州大都市区在扩大开放合作、承接转移中促进发展，打造对外开放新高地。与此同时，随着中原城市群建设、省直管县体制改革试点、“五化”协同战略等深入推进，河南从中央获得的政策优惠进入集中释放期，这为扩大对外开放、实现跨越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这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以及郑州承担起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等重大任务，都为郑州大都市区融入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格局、参与全球竞争提供了发展引导和历史性机遇。因此，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构筑内陆地区开放高地，深化与河北、湖北、山东等周边省市合作，加强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等经济圈的合作，积极发挥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在中西部地区的重要作用，提升全省整体竞争力和对外开放水平。三 新一轮技术革命增强开放发展新动力
新业态、新模式对传统生产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化。信息网络技术与传统制造业相互渗透、深度融合，正在深刻改变产业组织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由大规模批量生产向大规模定制生产转变，二是由集中生产向网络化异地协同生产转变，三是由传统制造企业向跨界融合企业转变。伴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体感交互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互联网思维快速渗透，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将为郑州大都市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更多机会，通过互联网在各个行业的渗透、融合、颠覆，既能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升级，也能催生新兴产业实现转型，推动经济的存量提升和增量发展。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快速发展，大城市将突破原有的空间结构尺度，大都市区作为新的经济体系中的空间地域单元将发挥重要作用。一般来说，大都市对国际组织、人才和高精尖技术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和聚合力，往往都是国际金融、贸易、会展、服务和技术创新中心。因此，建设郑州大都市区，通过集聚具有国际水准的科技、文化、教育设施和研究机构以及相应的人才优势，集聚多元的文化生活，统筹利用各方面技术创新资源，不断增强郑州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重要力量，成为引领世界创新的新引擎，为河南省跻身创新型省份前列提供有力支撑。四 河南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带来发展新机遇
近年来，河南一直坚持对外开放基本省策，不断完善举省开放体制，建设内陆开放高地，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2015年，河南省提出要全面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要“东联西进、贯通全球、构建枢纽”，通过建设无水港，发展铁海联运、公铁联运，推动陆海相通，实现向东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通过提升郑欧班列运营水平，形成向西与丝绸之路经济带融合；发挥郑州航空港、郑欧班列、国际陆港等开放平台作用，加强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口岸建设，加快建设“一站式”大通关体系，自由贸易区成功申建，构建更高层次合作新平台；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扩大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提高引进外资质量，推动优势企业走出去等等。一系列重大对外开放战略部署都为郑州大都市区发展带来重大机遇。一方面有利于加快区域协调发展的步伐，提升郑州、洛阳战略支点作用，更好促进郑州融入全国全省开放发展新格局；另一方面有利于郑州更好融入区域发展新棋局，全面对接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积极融入全省区域发展格局，更好推进与周边县市的联动发展。第二章建设郑州大都市区的战略意义
大都市区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凸显了城市群和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趋势，反映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建设郑州大都市区，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有利于拓展郑州的发展腹地，延长城市发展的生命周期，增强集聚渗透与辐射带动功能，提升郑州区域中心城市地位，对于优化中原城市群结构，提升河南城镇化质量，促进中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以及深化落实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促进国家区域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第一节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是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重要体现一 有利于增强郑州作为增长极的辐射功能
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Perrour）提出“增长极”的概念，他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区，而是以不同的强度出现在增长点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对整个区域的经济产生影响。增长极一般是一个地区的经济中心城市，它存在两种运动形式，即极化和扩散效应。极化效应使经济活动或要素向极核集聚，从而导致外围地区因资源要素匮乏而相对落后，但当中心地区的聚集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规模经济效益下降，使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外围地区回流，产生扩散效应，从而带动外围地区快速[1]发展，最终实现两者的均衡协调发展。
增长极理论揭示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规律。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先将资本、人口、技术等生产要素聚集到中心区域，形成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规模经济效益，然后推动产业和经济活动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扩散，以解决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区域发展战略思路也是如此。从国家发展战略看，先将资源配置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等到东部地区形成比较成熟的增长极以后，逐步增强其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从地区发展战略看，全国各地都在逐步培育自己的增长极，通过增长极的聚集和扩散效应带动整个地区发展。从河南来看，河南在全国区域经济大格局中的地位仍不够突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作为核心增长极的郑州的辐射力和带动力还不够强大。
那么，如何才能形成强大的增长极并发挥出扩散效应呢？按照增长极的理论，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要有适当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二要有一定的规模经济效益；三要具备足够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郑州想要打造成辐射河南乃至中西部地区的核心增长极，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郑州大都市区，通过郑州与周边地区的融合发展，扩大资金、技术、人才、机器设备、熟练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和基础设施的供给，不断吸引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形成更大的生产规模，产生更大的规模经济效益，从而发挥出大都市区的经济发展能力向周边渗透和扩散的功能，实现地区快速发展。二 有利于解决郑州地区经济发展的外部性问题
区域分工的形成与演进是区域经济增长与发展的重要源泉。形成合理的区域分工，会提高资源的空间配置效率。区域分工理论认为，区域分工使各地具有比较优势的资源条件得到充分利用，产生规模和聚集经济效益，形成范围经济，从而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并增加区域经济福利。然而，由于区域间的合作与竞争并存，经济活动产生的后果可能不由单个区域考虑或承担，而是对其他区域造成正面或者负[2]面的影响，这就是外部性问题。就正的外部性来说，具有相对优势的区域在分工发展过程中可以通过自身的空间经济活动产生的乘数效应，促进生产要素的区际自由流动以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就负的外部性来说，存在区域间利益最大化目标不一致，或者区域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的矛盾，导致区域整体经济低效率，比如河流上游区域的生产活动产生的污染给下游区域增加环境成本。
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外部性导致区域整体经济的低效率。要解决区域内的外部性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实现外部性的内部化，这样就需要加强区域间的分工与合作，从而形成一个更大空间范围内的区域经济体。从郑州来看，郑州作为河南省会，经济社会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经济实力、城市规模还是发展潜力，其溢出效应不断显现，给周边地区带来了诸多正的外部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外部不经济问题。例如，郑州西北部仍有不少高污染企业生产带来的污染影响了荥阳等地区；过度的水土资源及空间开发相关河流的生态资源造成破坏；资源过于集中于城镇地区而挤占了农村发展的资源，造成了城乡发展的不均衡。要解决这些外部性问题，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通过建设郑州大都市区，对郑州及周边地区统一进行规划和利用，合理划分功能分区并加强协作，不断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加强黄河两岸联合开发，使区域内的分工更加符合整体利益，有利于实现郑州与周边地区及城乡之间的协同发展，从而加速外部性问题的内部化，使资源配置在空间上更加优化而有效率。三 有利于促进郑州及周边城市实现精明增长
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在实现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并随着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效果叠加而日益突出，反过来又使城市变得越来越脆弱。美国学者萨杰维拉（L.Suazervilla）认为，城市发展犹如生物体有生命周期一样，也会[3]经历启动期、发展期、成熟期、衰退期。根据城市生命周期理论，城市在其每一个发展阶段都会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在发展早期，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水平相对较低，城市可以通过提高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水平来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从而实现规模经济效益。此时，城市的经济发展和规模扩张成为主要关注对象，资源、环境等制约因素由于没有达到临界点而没有受到重视。随着城市进一步发展，这些限制性因素产生的问题逐渐突显并开始制约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城市[4]就可能从发展成熟期转向衰退期。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出现的城市郊区化和城市无序蔓延现象就是很好的例证。
与我国大多数城市一样，过去三十多年来，郑州也经历了粗放式的快速增长，城市发展也由生长期逐步迈向成熟期，但同时发展矛盾也日益凸显：城市用地数量增长过快而耕地资源极其短缺，城市过度扩张而土地利用效率低下，新区开发建设迅猛而浪费严重，外延式增长突出而内部空间结构失衡等等。资源匮乏、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住宅紧张、就业困难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的产生和蔓延，给郑州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压力。为了延缓郑州的城市发展出现衰退，就要考虑新的发展模式，确定合理的城市增长边界，实现合理有序的开发。
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要坚持集约发展，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确定合理的开发边界并不是要限制城市的发展，其实质是转化城市发展的限制因素，促进城市向精明增长方式转型。建设郑州大都市区，就是要合理设置郑州作为中心城市的成长边界，引导有效的资源利用方式，致力于创建紧凑节约的城市发展模式，以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空间蔓延，从而实现郑州及周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避免城市发展衰退，延长城市生命周期。四 有利于加快郑州及周边地区的空间一体化进程
城市发展的规律是城市形态呈大城市化、城市区域化、城市网络化演进的趋势，特别是沿交通干线向外发展，呈现“点轴开发”特点。点轴开发理论认为，随着重要交通干线如铁路、公路、河流航线的建立，连接地区的人流和物流迅速增加，生产和运输成本降低，形成了有利的区位条件和投资环境。产业和人口向交通干线聚集，使交通干线连接地区成为经济增长点，沿线成为经济增长轴。按照点轴开发理论者的思路，首先要选择若干资源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重要干线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进行重点开发。根据各发展轴和增长极的经济发展资源要素状况，集中力量优先开发若干等级较高的发展轴和中心[5]城镇，逐步推广发展其他等级较低的发展轴和中心城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力布局和区域经济开发基本上是按照点轴开发的战略模式逐步展开的，郑州的发展也不例外。目前，郑州已经形成米字形高铁网，东西南北的干线公路交会于此，新郑国际机场开通多条航线直通国际国内的主要城市。以郑州为中心、辐射开封、洛阳、新乡、焦作、许昌等周边城市和城镇的快速通道网络基本形成。另外，郑州还是国内通信邮政枢纽之一，西气东输、南水北调工程为郑州打通东西南北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可以说，郑州依托交通、动力供应、通信、水源供应、物流等区位优势逐步实现了生产要素在“点”上的集聚，辐射郑州周边城市和城镇的多个“发展轴”也正在形成。如果在这个基础上建成郑州大都市区，将能够根据各个点的实际资源和区位优劣等状况，确定出若干重点发展的经济增长点（如中心城镇、区）并规划好其发展的功能和方向，从而加速郑州及周边地区的空间一体化进程，实现郑州地区的生产力布局优化，通过发展轴和中心城镇的发展，带动郑州及周边地区乃至中原地区朝更加科学合理的方向发展。第二节建设郑州大都市区顺应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一 大都市区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城市不是从来就有的，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大都市区是在一定经济社会及自然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取决于一系列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内因和外因，是一种历史现象，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纵观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可以发现，经济发展和城市演变都是生产力直接作用的结果，二者之间存在同步互动规律。在农业经济时代，城市的空间结构与形态变化具有稳定性，城市的空间扩展速度非常缓慢。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的浪潮在欧美国家迅速传播，人口及工业疯狂聚集，工业经济的主导地位不断显现，工业化同时推动着城市化进程加速，城市规模逐渐扩大。当工业发展过于密集时，资源缺乏、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城市问题凸显，城市的经济聚集效应大大降低，于是工业企业逐渐向城市外围或落后地区迁移。这种迁移会产生短暂的经济分散，但随着时间推移新的聚集会形成，从而形成规模更大、连绵不断的城市带。19世纪初，随着各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第三产业的兴起，第三产业逐渐取代工业成为城市化进程的主导力量。在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服务行业与消费性服务行业都不断出现并快速发展，相应地，新的城市功能不断出现且呈无序发展的状态。
19世纪末，城市扩展过程中逐步出现地域功能的分化，功能相对单纯的中心商业区及近郊工业区开始形成，高密度、集中式、单中心城市结构及“摊大饼”式城市形态初具雏形。随着工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及交通工具机动化的发展，20世纪中叶，一些先进发达国家率先出现城市郊区化趋势，并在随后几十年里演变成为世界范围内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20世纪中期，以信息技术革命为主要标志的世界新技术革命，导致一场影响深远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的调整，城市的性质由生产功能向服务功能转化，城市已由工业经济形态转向服务业经济形态，这种新的经济形态必然给城市空间结构带来新的面貌，逆城市化现象开始出现。逆城市化实际上是郊区化的纵深发展，是人口及就业岗位由中心城区向更广阔地域扩散的一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的空间结构形态越来越走向多中心化和群体化，城市群、大都市区、大都市连绵带随之出现并快速发展起来。
由此可见，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呈现出双向互动作用，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城市发展的各方面特征表现出明显的差异。经济发展及产业结构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城市发展的阶段性，大都市区是世界经济发展与演变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郑州地区经过多年来的经济快速增长，产业结构在不断转型升级，城市空间形态也经历了相应的变化，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是地区社会生产力发展到现阶段的必然结果，是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必然选择。二 大都市区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的主要依托和载体
20世纪中期以来，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发达国家不断调整经济与社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但也逐渐认识到单一的城市并不能满足经济快速扩张的需要，组合型的城市群落在形成庞大的商品和服务市场、专业的人才队伍、发达的运输和通信网络方面更具有优势，从而开始推进组合型城市战略，形成了一批对全球经济发展具有强大引领作用的大都市区、都市圈和城市群。在20世纪末，美国的城市由工业经济形态向服务业经济形态转变，美国大都市区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比重高达85%，全国有1.08亿人在大都市区就业，占整个国家就业人数的84%；高科技产出最大的20个大都市区的高科技商品和服务总额占全国高科技的比重达到50%。目前，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两个部门——金融服务业以及交通、通信和公共服务业分别有90%和87%的业务集中于大都市区。美国绝大多数新兴产业起步于大都市区，目前美国国内最新、最具创造力的产业包括计算机、电信、光学设备、互联网等均集中于大都市
[6]区。在日本，最著名东海道大都市带集中了全日本一半以上的工人[7]和工业企业，工业产值占全国的70%以上。在全球化、信息化的新形势下，大都市区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经济活动的主要依托和载体，更成为全球经济活动的中心和枢纽。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世界级的大都市之所以成为世界金融、经济、科技创新的中心地带，不仅在于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实力，更因为它们都有一个辐射周边的大都市区。它们人口规模宏大、地域广阔、经济和要素集聚度高、国际交往能力强，汇聚了当今世界最大的财富和最先进的生产力，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我国，比较成熟的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经济圈及城市群，不仅使各个城市的综合竞争力得到不同程度的增强，而且对全国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也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2015年，由我国主要大都市组成的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创造了全国超过36%的地区生产总值，武汉大都市圈、长株潭城市圈、成渝经济圈等多个大都市区或城市群也已经成为国家和地区经济重要的增长极，在城市经济和全球经济竞争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快速提高，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已经进入大都市区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区域经济活动最主要的空间载体。所以说，城市作为生产要素的空间聚合体、劳动力的集中地和商品流通的集散地，已经成为展示经济作用的最重要场合。进入21世纪，无论是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是区域之间的竞争，在相当程度上已演化为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实力的竞争。随着人类生产及组织方式的变革，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潮流和发展趋势，大都市区作为经济活动最重要的区域单元，成为世界各国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选择。未来10～20年，随着城市向都市区形态的推进，产业结构、社会结构、文化结构将不断升级，大都市区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大都市区化将成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和参与竞争的先决条件。随着郑州地区生产要素的大量集聚、经济实力大幅提升、辐射带动能力显著增强，郑州与周边地区的融合趋势日趋明显，只有加快推进郑州与毗邻城市形成组合型大都市区，才能够在中部地区乃至全国的区域合作与竞争中站稳脚跟，实现长足发展。三 大都市区是当今世界各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主流空间形态
大都市区是世界城市化发展到较高阶段时产生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是城市化发展的高级阶段和必然趋势。早在1910年，美国人口普查局就采用“大都市区”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进行人口统计，并用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美国大都市区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20～1940年，大都市区的规模与数量普遍增长，由1920年的58个增长到了1940年的140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由33.9%上升到了近50%，大都市区已成为“全国所有地区的主要发展模式”和社会生活的主体。第二个时期是1940～1990年，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型大都市区优先增长，大都市区的数量上升到268个，人口达到2亿，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79.6%。如今居住在巨型大都市区内[8]的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高达70%。日本的城市化进程也具有明显的以大都市区发展为主导的特征。在重工业化时期，日本的制造业高度集中于东京、大阪、名古屋、福冈四个大都市区，尤其是集中于四个大都市区临海部的所谓四大临海工业带。欧洲国家如英、法、德、荷等国，在其城市化发展中也出现了大都市区形成和发展现象。大伦敦地区、大巴黎地区等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大都市区。而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形成了著名的波士顿—华盛顿、芝加哥—匹兹堡和圣地亚哥—旧金山三大都市绵延区，欧洲西北部从巴黎经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直到鲁尔、科隆这一地带，英格兰中部从曼彻斯特、利物浦到伦敦这一地带已经形成若干个大都市区在地域上彼此[9]相连的现象，形成了更大规模的大都市区绵延带。可以说，大都市区建设已成为世界性的城市化发展潮流。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迅速发展，人口日益向城镇集中，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有了长足发展，城市经济实力和辐射影响力大大增强，地域范围不断扩张，与周围地区的社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出现了大都市区、城市群、都市圈等新的城市空间形式，标志着我国城市化也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最典型的就是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大都市连绵区（或称城市群），这些大都市连绵区已经形成由中心城市、城市发展轴线和大都市区构成的复合型城市空间结构体系。例如，长三角大都市连绵区包含了以上海为首的16个中心城市；沪宁、沪杭、杭南交通轴线“之”字形城市发展轴线；上海、南京、苏锡常、通泰和杭州湾大都市区及其腹地。大都市区现象不仅在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普遍存在，而且内地一些大城市也出现了大都市区的雏形，如武汉大都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西咸大都市区、长春大都市区、成渝都市圈、厦漳泉大[10]都市区、郑汴一体化、沈抚同城化等等。由此可见，大都市区在当代城市化进程中，是城市面向未来的发展目标和重要空间形式，发达国家和国内先进地区所走过的城市化道路与都市区的发展经验对郑州都市区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建设郑州大都市区顺应了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趋势。第三节建设郑州大都市区是落实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一 郑州大都市区是河南融入“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节点
2015年3月，国家三部委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正式上升为打造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实现区域均衡协[11]调发展的国家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明确提出，要依托包括中原城市群在内的多个重点区域，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打造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支持郑州建设航空港、国际陆港。这一国家战略的提出，将有力提升河南所具有的独特战略地位，为河南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潜力，培育开放发展新优势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融入和建设“一带一路”，河南在地理区位、交通、旅游和文化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河南位于中国核心腹地，坐拥“天地之中”的区位优势，是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战略枢纽，具有丰富的中国特色的旅游资源和浓厚的中原传统文化底蕴，在“一带一路”战略格局中地位举足轻重。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在调研河南工作时指出，河南要朝着“买全球、卖全球”的目标迈进，建成连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多做贡献。这为河南的“一带一路”建设指明了方向。河南要建成联通境内外、辐射东中西的物流通道枢纽，郑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郑州是中原城市群的核心增长极，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高速公路、电力、邮政电信主枢纽城市，是全国重要的陆路交通枢纽和国际航空物流中心。在未来，郑州将是内陆地区的开放型经济高地，更是河南融入“一带一路”的重要切入点。
河南要加快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就必须强化郑州在“一带一路”中的重要节点作用，也就要围绕郑州建设三网（铁路、公路、航空）融合、四港（航空港、铁路港、公路港、海港）联动、多式联运的现代综合交通枢纽，构建陆空衔接的立体开放格局，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区域互动合作的重要平台。而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就必须加快郑州大都市区建设，推动郑州与开封、新乡、许昌等周边城市的一体化进程，在产业布局、人员交流、信息共享、技术合作、金融流通、市场协作等领域加强郑州与周边城市的衔接。只有通过建设郑州大都市区，强化中原城市群的内部支撑和地区性枢纽功能的协同作用，把郑州连同周边地区建设成为具有新丝路特色的国际航空大都市和现代化国际商都，才能够以更加国际化的姿态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从而形成连接东中西、沟通境内外、支撑经济走廊的核心发展区域。二 郑州大都市区在河南五大国家战略中具有核心地位
近年来，国家对中部地区发展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大，针对河南发展制定了多项重要战略部署。截至目前，河南先后获批实施粮食生产核心区、中原经济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中国（河南）自贸区五大国家战略。五大国家战略体现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河南发展五个不同的着力点和动力源，全面诠释了河南优势和资源禀赋，深入开发了河南的发展储备和贡献潜能，相互支撑，相得益彰，为河南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只有释放这五大国家战略带来的政策红利，才能够打造出河南经济的升级版。
从这国家五大发展战略布局来看，郑州及周边地区均处于战略核心腹地。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依郑州而设立。郑州商品交易所是我国第一家粮油期货市场试点单位，“郑州价格”已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定位标准及其升降的“晴雨表”，郑州的粮食期货成交[12]量在全球处于前列。郑州及周边地区是中原经济区的核心发展圈层，拥有河南省全部3个六星级产业集聚区和服务业“两区”及4个三星级产业集聚区和服务业“两区”。郑州及周边地区还是全省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重要发展高地，郑州与新乡、郑州与开封分别在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和河南自贸区战略中占据重要的两极，郑州、开封、新乡和焦作还都是河南省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布局最为集中的城市，人才优势和创新优势突出。
由此可见，郑州及周边地区在河南五大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地位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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