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湖儿女(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曹元,苍苍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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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湖儿女试读：

从张家门到宣家滨

杭州湾北岸，浙江省海盐县。

海盐县境内的第一大河盐嘉塘，逶迤地由西向东流经了几乎整个海盐县境。盐嘉塘的东端贯穿县城武原镇，在镇东不远处的古刹天宁寺旁，陡地转了个直弯，径自北折奔向黄浦江。北折后的河流名为盐平塘，是海盐县境内的第二大河。

盐平塘自天宁寺起向北流过九华里是白苧镇。由白苧地界向东派生出一条不知名的支流，长约三华里。支流尽头处是宣家浜村。离宣家浜村正东约一华里，张家门村与之相望，两村鸡犬之声相闻。再从张家门、宣家浜向东约三华里，就是杭州湾北岸，当地居民习惯上称之为“海边”。

张筠秋，这位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共当湖地下党支部书记的出生，与张家门、宣家浜这两个村子均有关联。

张家门、宣家浜，清末隶属于沈荡区十七图。经民国、新中国的时代更迭，虽行政建制、隶属关系几度变更，但作为村庄名，却一脉沿袭至今。

张筠秋家，源自海盐县张家门张氏家族。

张家门及张氏家族的渊源，几乎没有任何文字资料留下。在近代的张氏族人中，被称为“三毛之父”的漫画家张乐平先生是最著名的人物了，海盐县设有张乐平先生纪念馆。张筠秋的

父亲张礼甫

看来，只能从健在的张氏后人的口授相传中，寻觅一些张氏先人的雪泥鸿爪了：

张氏的先人，来自杭州湾南岸的余姚。照当地居民的习惯说法，张氏先人来自“对江”。

据张礼甫的孙女、张筠秋的外甥女张欣华回忆：“听父亲讲，从前海盐白苧的地方，从余姚来了一对做栲栳的夫妻，姓张。他们定居下来后，做生意，生儿育女。几代下来就有了张家门的地方。”

张女士的回忆，没有这对余姚夫妻越海迁来的确切时间，但从一对夫妻到繁衍成几百人口的村落，从地名的初称到约定俗成的认可这历史的进程来推算，张氏先人的始迁来海盐，最迟总应在明末清初的四百年前左右。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大约在明末清初，一对年轻夫妻，带着他们的藤竹编织手艺和对未来的憧憬，冒着横渡杭州湾风高浪急的凶险，从南岸来到北岸。凭着他们的勤奋和坚忍，获得了在异乡生息的立足之地，繁衍了张氏人口，也逐渐累筑成了张家门这个氏族聚居的江南小乡村。

在走访张氏后人的过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不约而同的每每提及张家门人的择业方向，这与当地一般其他小乡村中的大部分人务农种地只求温饱生存卓然不同的理性识见，不由引起了我们对张家门人的刮目相看。

在几千年来浸淫着官本位文化的中国人的职业选择中，张氏先人们的从业方向，也不可避免地打上趋时的烙印。

张欣华回忆道：“后来就请了拳师教武术，练武术，让子孙们去考武状元，也有中了的，被朝廷派去守边关，受到皇上嘉奖。”

考武状元，是应武举的一种民间通俗说法。张氏早年传人一开始习武，是一种最适宜他们当时生存状态的选择。对于背井离乡的入迁异姓来说，习武既可以强体防身，又可免受本地土著居民的欺凌。再则，对于文化起点不高，经济实力又不太殷实的手工业者近裔来说，求一个武职，是一条既可支撑门户又可再求进一步发达的捷径。1984年，张筠秋与海盐宣家滨原地下党支部成员

当然，有了一定的积累和基础，就改谋更为优渥的文职官员了。张欣华继续回忆道：“后来因武将均是战死沙场居多，所以就改考文状元。”

张氏先人中，后来是出了一些文职官员的。

张惠娟女士，张筠秋的远房堂妹，平湖刚解放时，就由张筠秋介绍参加工作，一直在平湖县级机关任职，现退休在家。她回忆起张家门祖上入仕的事说：“张家祖上是出过官的，而且据说官还不小。有一年，在外面当官后衣锦还乡，船到平湖。由于官船大，又刚巧遇到大潮汛，船过不了桥。船上老爷说，天意要留我在平湖居住。就吩咐停船上岸，看地方，造房子，居住了下来。这是海盐张家门人到平湖来居住的起源。还乡的船，大到不能过桥洞，可以想见，这官员还是有一定级别的。”

对于近代张家门人的择业趋向，一生执律师职的张筠秋堂弟张寅初，在他79岁时有一段归纳性的讲述：“张家门人有两种职业，一种是经商做生意，一种是济世走仕途。”张律师将礼甫公一家，归入了济世入仕这一类。

张筠秋家世居张家门村，一直到她的祖父辈。

张筠秋的祖父母生平事迹，已几乎被历史的尘埃所封没，连名字和生卒年也无从知道。我们只能从张筠秋在1952年华东革大学习时写的一份向党交心的材料中，搜寻一些线索。照解放初期的政治气氛，写材料人的心是一定虔诚的，故虽只有只言片语，但所述事实还是真实可靠的。“查阶级：祖父是浙江海盐人，是一个秀才，职业教书，很早死了。”[1]“五岁前后，祖母死，母亲死。”

张筠秋祖父应该逝于筠秋出生之前，即1911年前，而祖母的卒年大致可定为1914年。

张老先生是否进过学，只有这一处孤证。但他是当时的乡村中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教员”身份的介绍，也很得体。因为涵盖了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廷颁诏兴学前后塾师和乡村小学教员的两种称谓。

张老先生夫妻生有四子两女。儿子依长幼序为：礼甫、关甫、平甫、方甫。两个女儿：张秀英，嫁邻县平湖县金家；张丽英，嫁本县海盐县西塘刘家。

张老先生在世时的家境，据推算大致有租田三百亩、自耕田五十亩左右。这在当时的杭嘉湖地区，是衣食无忧的中等地主人家了。张老先生这个教员，不是为稻粱谋的职业，更多的是昭示一种身份：一方面表明与饱日终日无所事事的食租者不同，做着为乡梓服务的公众事务；另一方面，在公众目光中的张老先生是知书达理的读书人。在“读书人”如凤毛麟角般稀少，而“敬惜字纸”又成为社会习俗的当时乡村，使得村民们有着潜藏于心灵深处的敬畏和仰视。

在张老先生生命历程的最后几年，或者是他故世后不久的几年中，一场当地人称之为“天火烧”的无妄祝融之灾，使张家门村一夜之间沦为一片废墟。张家祖屋名为“知稼堂”，这是张老先生当年科举落第后为所筑住宅起的名谓。在这场大火中知稼堂虽未焚毁，却也半为倾圮，满目疮痍。灾后的修葺是在仓促和经济上捉襟见肘的窘迫中进行的。勉力修成的房屋已不见主人当年的殷实，再加上家中兄弟姐妹年齿渐长，都已到论婚嫁的年纪，祖屋供一家人居住已颇显狭窄。

张礼甫在婚后不久，大约在1910年左右，就迁出张家门祖屋知稼堂，租赁了一位朋友在宣家浜的一处空置住宅居住，成了宣家浜村中唯一的异性住户。

2005年金秋晚稻收割时节，我们专程来到宣家浜、张家门村，想寻觅当年张家的两处住所。可如今宣家浜村的主体已是马路边的一个农村菜市场，张家门村的房屋也全部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建造的农民新居。我们徘徊寻访许久，结果只能在沧桑之慨中驱车而返。唯一不变而隐约能听到的，是东去不远处杭州湾海岸边的涛声。

张礼甫租借的这处住房的主人及后人，笔者遍访多人，终因年代久远，不能访得其名，老屋也已荡然无存。最后在张礼甫儿媳刘佩贞1953年填写的干部登记表之“家庭情况及其家庭对本人的影响”一栏中，找到一处线索：“自己住屋是向人家租来住的，每月1斗半米（房东宣菊生，地主）。”

据此，房主是宣菊生。刘的回忆是可信的。月租大米一斗半，当时公办小学教员的月薪为大米一石半，是其十分之一，也在情理之中。至于张礼甫与宣菊生双方租借的缘起，仍不得而知。然质之以曾文正公家书中，文正公在当京官时，每有向旁人借钱，或别人向他赠钱之事，大概也可以推知其中的一二了。

对宣家浜当年的情形和张家在宣家浜住房的进一步了解，还可借助于张礼甫的孙子、张筠秋的侄儿，退休高级工程师张欣田的回忆。可贵的是，张工程师的回忆仍相当真切翔实：

宣家浜全村只有三十多户人家，一条小河自南向北穿过村庄。这里的村民大多姓宣，故而名曰“宣家浜”。

从白苧过来，由西面入村，村口南边有一排高高耸立的老榆树，北边是一片青翠茂盛的竹园。

沿着村道向东不远，有一座村里唯一的小石桥横跨在小河上，四块厚厚的条石构成了桥身，它们搁在也是由条石构成的桥墩上。石桥没有栏杆，但很稳固安全，因为桥下的河面只有二三米宽。

走过石桥，村道蜿蜒向东，一直可以通到海边，到海边有五六里路。

我的家坐落在石桥的东南隅。过桥几步路有一条小路沿着我家的西墙，转弯就到了由四块青石板铺成的晒场，每块石块约五尺见方，是祖父当年从路远迢迢的绍兴运来的。1984年，张筠秋（左二）和宣家浜的乡亲宣兰珍（左一）张欣华（左四）

两扇朝南的黑漆大门正对着晒场，门上有一对铜环。跨进大门玄关是一个条石铺就的天井，天井两边放着五只七石大水缸，下雨时檐沟水汇集到缸内。

天井北面是正厅，厅不大，约30平方米。北墙两侧是窗，靠墙居中放着一张贡桌。天井两侧是厢房，东厢房是厨房和吃饭的地方。靠天井的西窗用薄绵纸糊着，靠着一张八仙桌，东边有一个大灶，南边有一扇边门。跨出边门是一个院子，院子东边是猪、羊舍，西边是柴廊，向西有扇木门。平时我们都从木门经边门进出，很少开大门。

西厢房是祖父办公用房，装过电话，所以我们都叫它“电话间”。

东西厢房的北面均隔着一个狭长的小天井，分别有两个房间。东厢房北面有三个卧室，是亲亲（祖母）及我和爸爸妈妈的卧室，铺着杉木地板。狭小的小天井中是冬枯春荣的铁杆海棠。

西厢房北的小天井中长着一棵高出屋面的黄杨树，北屋两间地面用青砖铺就，且没有北窗，显得又黑又潮，有一股霉味，里面放些农具和多余的家具。

我家晒场的前面是一片废宅基地，墙基石依然规则地嵌在荒草中，荒草地上生长着五六棵树和成堆的美人蕉。

从以上张欣田的回忆看，张家的居住环境在当时的乡村，是属于中等偏上或者上等偏下的水平，应该是与他曾祖张老先生、祖父张礼甫在当地的身份相当的。

公元1911年12月6日，张筠秋就出生在浙江海盐县宣家浜村的这所房屋里。[1]注：本书引用资料，均原貌照录。对明显的笔误，在原字后面用（）内标注。父亲张礼甫

在张筠秋和胞弟张振乾的人生历程中，父亲张礼甫的影响不可忽略。

张礼甫，公元1885年生于海盐县张家门村，那个年代，已经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廷风雨飘摇的时代了。

张礼甫的父亲张老先生在世时，张家的情况如前章所述。礼甫就在这种衣食无忧的家庭背景下，幼蒙庭训，逐渐完成了文化和处世的双重启蒙。

礼甫娶海盐县城武原镇朱贵珍为妻。朱氏知书达理，还画得一手颇具功力的工笔画，家道也还算殷实，是县城中的小康之家。不幸的是，在长女筠秋五岁、长子振乾三岁那年，生第三胎时得产后症病故，终年只有三十一岁。是年为公元1915年。

张礼甫丧妻后的第三年续弦，是年为公元1918年。后妻名魏五宝，平湖县乍浦人。筠秋、振乾始有后母。魏氏生有二女。大女小名大宝，至十一二岁时夭折，小女小名二宝，长成嫁海盐县城陈家。

礼甫的父亲张老先生早逝，礼甫一下陷入了上有高堂需要侍奉颐养，下有弟妹需要哺育照抚，小家庭中还有幼女雏子嗷嗷待哺的境地。劳力操心，一齐奔向20刚刚出头的礼甫。

我们古老民族的“孝悌”观念中，虽早有“长兄如父”的道德规范，但我们仍然可以想见礼甫一路走过的冗重艰辛。三弟一妹的婚嫁大事要办，弟媳进门后的起居之所要安排得体。从礼甫弃祖屋而奉母别居宣家浜的行动中，可以想见这位兄长的苦衷。更难为常人做到的，已经分家的最小兄弟，沉湎赌博，荡尽家资。礼甫又将兄弟、弟媳招至宣家浜，组成七口之家一起生活。

在礼甫看来，以上种种所为，均是“长兄如父”古训下为人子、为人兄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在房屋鳞次栉比，每一个家庭的大小事情都无秘密可言的小乡村中，礼甫公的这些符合传统“孝悌”伦理的举动，却客观上成就了他作为乡里领袖必须条件的道德升华。

由上种种，决定了张礼甫在其一成年，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当地乡村中的绅士。

礼甫初任海盐县西塘区十七图总董，简称图董，相当于现在行政村一级的负责人。在中国两千年的封建乡村制度中，这个职务一直是个介于县以上各层级官僚政权（官），与被统治的贫苦百姓（民）之间的一个管理阶层。对礼甫本人，则是一生热衷于乡里公共事务。

辛亥武昌首义，全国响应。清延颓然倾灭，各地纷纷光复。夏历九月十七日，嘉兴光复，即日成立嘉兴军政府。时隔一月，嘉兴所属各县也次第光复。省立三中（现嘉兴一中）的历史教员朱希祖任海盐县民事长。

礼甫顺应潮流，奔走乡间，倡导挂白旗，剪辫子，完成了本图范围内的改朝换代。挟辛亥革命潮流，在乡间有一定文化和人望的张礼甫，如全国各地的其他绅士一样，风头甚健。稍后，虽有袁世凯唯恐士绅势力太炽而下的各地停办自治会的政令，但取消自治的结果反而使绅士直接参加到县级政权中去，进一步扩张了绅权。

张筠秋的父亲张礼甫，从辛亥到北伐，他在当地乡村事务中可谓如鱼得水，左右逢源。

对中国封建绅权冲击最猛烈的一次，是1927年国民党领导的国民军北伐。自南而北，国民军影响所到之处，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震彻云霄，往日威风八面的士绅们，或被戴高帽示众，或被捆绑游街。顷刻之间，威风扫地，抱头鼠窜，如同末日将临，惶惶不可终日。1984年，宣家浜老屋前的张筠秋

礼甫所处江南小村，虽不是兵家必争的军事要地，但潮流汹涌而来，他也不能幸免。1954年，张筠秋在《党员登记表》中回忆：“父亲是封建地主，在大革命中他的权威受到国民党的争夺，所以他反对国民党。”指的就是这个事实。

礼甫不甘心于这次由于“大势所然”造成的在乡中权势的失落，他试图凭借个人的努力东山再起。稍经沉寂后，他终于等到了“大势”赋予的又一次机会。

为填补大革命横扫士绅，在乡村一级政权造成的空缺，新政权着手培植自己的乡镇管理人才。浙江省在民国十七年（1928）创办了浙江省地方自治学校，隶属于浙江省民政厅。学校修业分前后两期，各6个月。前期修满成绩及格者，由民政厅拨付各县市实习1年，期满调回，续修后期课程。学员经考试入学。民国十七至二〇年（1928—1931）共招4期，实到816名。后期学生毕业共464人，从淘汰率看遴选是相当认真的。

民国十九年（1930），礼甫从浙江省地方自治学校毕业。算年纪，当年已是四十五岁的中年了。在近“知天命”年龄，而依然敢经考试入学，修满前后两期全部课程，最后从几近一半的淘汰率中胜出，他的坚韧可以想见。当然，回报也随之而来。回到家乡海盐县西塘区，名正言顺地担任起了西塘区自治委员。民初的西塘区行政区划大致与清末的西塘区相同，一番沉浮之后，礼甫从只管“一图”事务的十七图图董，升迁至总管十七个图事务的区自治委员。张筠秋回忆：“父亲十九年在杭州自治学堂毕业，任自治委员，后来疯病辞职。”除了学校名称稍有不确外，记忆还是相当正确的。张筠秋写的“疯病”，非“疯癫”，而是“中风”。礼甫的中风，大致发生于1937年，也就是说，复出之后，张礼甫的士绅地位又维持了近十年。

正如老子所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抗日战争海盐沦陷后，日寇搜寻为其殖民统治效劳的汉奸。以礼甫的资历和人望，成了日本人在海盐西塘区所谓“维持会长”的首推人选。而礼甫的中风瘫痪，成了他婉拒坚辞日寇软硬兼施再三要求他当“维持会长”的合适理由。这既免除了日寇对他的进一步施虐，更成全了礼甫在暴敌入侵面前的民族气节。

礼甫从事公众事务对张筠秋的影响，可以追溯到公元1917年。那年，她七岁。

1917年夏7月起，嘉兴全境螟灾剧烈，海盐也深被虫害。据《申报》1917年9月24日载：“不意夏历七月十六七日大雾之后，害虫又生，而其蔓延之速，被损之重，实为历年以来所未见。”防治螟灾，成为县区机构的第一政务，农民赖以果腹聊生的第一紧迫。

礼甫时任西塘区十七图图董，白天忙着组织人员在全图范围内向每家农户发放煤油灯。每天按灯盏数定量发放煤油，要求农户晚间在田中点灯诱杀螟虫，并以1个铜板30个卵块计数奖励。每到傍晚，礼甫又去田间查看发给农民的灯有没有真正置放田间点亮，甚至还要抽查灯中的煤油是否灌足。因为那时农村贫敝，农户又缺乏科学知识，往往那些贪图眼前小利的农民，会把领到的煤油存藏起来，以后当作点灯照明之用。

农户老小捉到卵块来礼甫家登记时，往往礼甫仍忙碌在外，看看满屋等待的人群，张筠秋竟自告奋勇地拿起笔帮助登记。一群大人小孩，簇拥着年幼的筠秋，在声声：“小宝宝，帮我记上”的央告声中，筠秋一笔一笔地记账。“那时，我才六七岁，字也写得歪歪扭扭地。”张筠秋在暮年回忆往事时，笑着对她的内侄女张欣华说，笑声中充满着童年的欣喜和得意。

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对八十年前一件事的细节还记得如此清晰，特别是那笑声，全然没有了老人的苍老嘶哑，仿佛穿越了八十年岁月的时空，又恢复成了清新亮丽的童声。可见这件事当时在她脑海里烙下的印象之深。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这种儿时的经历和对大脑的刺激，会在大脑沉淀，成为一种潜意识，然后无形地在很长的一个时期甚至终生，对一个人的思维意识行动产生持久巨大的影响。筠秋这一刻发自内心的愉悦，是不是她一生熟衷公众事务的发轫，而这与她父亲张礼甫的社会角色有着直接的关联。

同类的事例还有张礼甫办公用的电话。礼甫的孙子，现已退休的高级工程师张欣田和张寅初老人在不同的场合，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张家的电话和电话间。

海盐县在民国十二年（1923）始设乡村电话，礼甫的电话当装在此时。时间已经过了五六十年，技术和经济发展与昔日已不可同日而语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电话在中国城市农村，还是权力、待遇的象征。可以想象，在二十年代的江南农村，一个只住着30多户人家的小村，装一部电话，从兴师动众的拉杆架线，到电话铃声的不时响起，以及配着礼甫1米80的魁伟身材的大嗓门，更有与这些声音相连的事和人的命运，会给四乡八里的人们带来多少神秘、羡慕、敬畏。所有这一切有形无形说得清道不明的权力的衍生品，集中在一部电话机上，同样地烙印进张筠秋的脑中。1950年代初，张礼甫妻子魏五宝（右二）和张秀英（左一）张平甫妻子（左四）金小洪（左二）

礼甫任图董、自治委员之职，除了应对上面县一级官府政权的调遣派令，玲珑周旋外，对所辖乡间邻里间的纠纷、疑难和争讼的处理，成了他日常工作的另一重要部分。他对辖区内的情况知根究底，又基于他的威望，按中国人更通行的称法——面子，一些棘手的争难，到他那里比去衙门打官司更容易解决。影响所及，除了他的辖区西塘一带，甚至还辐射到平湖县境的乍浦一带。

礼甫的长姐嫁海盐西塘刘家，生一子一女，待子女成年时，家道已经破落。哥哥为了拿到彩礼，背着家人和妹妹，将妹妹许配给人家。妹妹知情后，坚决不允。男方却扬言，到日子非要娶亲不可，刘家姑娘若不允，他们就抢亲。一时，刘家陷入了十分窘迫的境地：退回财礼吧，已给兄长挥霍殆尽，立时要筹齐十分困难，况且即使全数凑齐，男家却扬言要人不要钱。一定要姑娘答允吧，催逼过严，恐生意外。若到时男方真要动粗抢人，毕竟刘家已收过人家彩礼，在理上欠缺一些。家庭的门面，姑娘以后的日子……刘家一家在无奈凄苦甚至绝望中煎熬。礼甫得知此事，问清彩礼数目，再加封银洋100元，当即赶到西塘男家，不知是慑于或碍于礼甫公的“面子”，还是那加封的100块银洋的作用，或者是三者兼而有之。一杯茶的工夫，男方送礼甫出门，一场眼看就要发生的抢亲闹剧即时云消烟散。这种举重若轻急人所难的事，我们常常也能在解放后的筠秋身上看到。

上述是礼甫为大姐家“贴钱争面子”平息纠纷的典型事例。这类情况在礼甫经手的纠纷中恐属稀有，这决定于事主与他的关系。不过，争得了“面子”，这也是一种无价的胜利。至今，西方的一些学者、政客，实在还弄不懂中国人所说的“面子”为什么会如此重要，有时它的效能大大高于实实在在的金钱和鲜红鲜红的官方大印。

更多的是那类“摆平”纷争双方或数方的结局，当然事主会给礼老爷以实物或金钱的酬谢。实物都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日常生活用品，大多自己家庭能够出产，当然也有向商店购买的。礼甫的外甥金舜仪回忆说：有次到大舅舅家，就看到几条少见的大海鱼，几天也吃不完。就属于这类。直接送金钱的，那一定是干系比较重大，事主有一定财力的。

金舜仪讲述过他耳闻目睹的一件事：宣家浜村头那座石桥西堍，开着一爿裁缝店。店主叫宣金观，缝纫技术蛮好，一村人的衣服差不多都到宣金观的店做，只是宣金观是一只眼，村里人叫他“独眼龙”。妻子平日做做缝纫活的下手，烧烧饭，人长得可以，衣着打扮也比一般农村妇女干净。不知怎么的，裁缝的妻子与本村一位做小生意的人好上了，还跟着那位生意人私奔了。他俩私奔前，到礼甫那里去了一趟，说：裁缝对他老婆不好，她一定要跟我，我也没有办法，请礼老爷帮忙。我们现在到外面去住一段时间，等裁缝那边平静了些再回来。当然还奉上了一定数目的礼物。“独眼龙”平时只管做衣服过日子，一碰到这种事，虽然又气又急，但妻子已远走高飞，虽然知道一定是同那个生意人一起走了，但海阔天空，人海茫茫，哪里去寻找？也只得带了礼物来寻礼老爷帮忙。礼老爷一句：“事体我晓得了，我会帮忙的。”有了这句话，裁缝喜从中来，一面满心欢喜地回家等待，一面逢人便说，礼老爷帮我了。裁缝店本来就是村中的公众场所，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那对私奔的鸳鸯也知道了。还是生意人头脑活络，又准备了一份礼，当然比上次那份更重些，趁着天色朦胧又去礼老爷家一次。在整件事情人员往来接触中，有时张礼甫不在，儿媳少奶奶刘佩贞也闻其事，几天过后，裁缝见妻子仍没有回来，只得又去礼老爷家探问，回他的一句话却是：“你老婆诚心诚意跟人家走，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在信奉古训“宁拆十座庙，不散一桩婚”和“万恶淫为首”的当时当地，礼甫做出这样的“判词”，不知是巧合了马克思的“没有爱情的婚姻是死亡的婚姻”这句名言，抑或是应验了“有钱能使鬼推磨”这句俚语，外人就不得而知了。

当时乡村的婚姻，只要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承认就算数，并没有严格的法律登记、离婚等手续。现在方圆几十里地上的“长头人”礼老爷都这样说了，还有什么其他的法子。村里人虽也有同情裁缝的，但大多是嫌“独眼龙”没有用，看不牢妻子。待私奔的那两个人回来，野鸳鸯变成了家鸳鸯，充其量，生意人再给裁缝师傅一点钱，让他稍感心理上的平衡。

1914年，浙北工委书记黄炎，以生意人身份作掩护，到海盐开展共产党的地下工作。礼甫将黄炎请到家中，生活了几个月，显示了他在乡村政治舞台历练了数十年才能具有的非同一般的政治敏感和洞察力。

礼甫在经济上的经营，不知是不太专心，还是确实缺少经商的天赋，一生中，虽然也与人合伙经营过茧行，自己也开过油酱店，但终不见以商致富。礼甫年轻时交游甚广，远在一般乡人之上，常去江西、绍兴之地，但除了人们能见到宣家浜屋前从绍兴运回的，铺着当晒场的四块青石外，经济上也罕见其收获。只是靠着祖上留下的田产（租田80亩，自耕田12亩）维持全家生活。筠秋、振乾姐弟由外婆家接去海盐县城读小学，振乾也只能在小学毕业就辍学去海宁县当铺做学徒，这是礼甫经济背景的两个典型标记。礼甫中风后，生活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礼甫性豪爽，人说酒性见真性，饮辄用大碗一倾而尽。儿子振乾将长成，礼甫第一次招其对饮，就用此法教儿，振乾不胜酒力，不一时醉卧桌下，待酒醒，礼甫告曰：男儿当作如是饮。

礼甫会使枪，好狩猎，得闲时常带着双筒猎枪去离宣家浜三五里地的海滩射鸟。不消半日，便肩荷猎枪足踏长统胶靴捕获颇丰而归。

礼甫性达观，中风半身不遂后，常年躺在藤榻上度日。自身不能挪移咫尺。但遇天气晴和，还会让人抬着去集市散心。据礼甫的外甥金舜仪回忆，礼甫还会招呼上他和另一人名二观的。“二观，连官，今天老爷出会，白相去。”“老爷出会”，是指当地民俗，逢农历节日，众人抬着供奉在庙中的菩萨塑像，出庙在街上集市游走嬉乐。听礼甫的口气，全然没有寂寞悲叹之意。

自礼甫任海盐县西塘区十七图总董开始，四乡八里的人们都称他为：“礼老爷”。

张礼甫因病于1943年谢世，终年五十八岁。

金氏先祖

浙江省平湖市，春秋时属吴，秦行郡县，属海盐县，县治在今上海市金山区东南境之柘林一带。仅仅十年，县治陷为湖泊，迁武原乡，即今平湖市县城外之东湖一片。不料三百年始过，到公元127年，海盐县治又陷为湖泊，名为当湖。按《说文》：“当，田相值也”意，当湖，即是湖原为田地之意，后又有东夷洲、东湖之称。明宣德五年（1430），从海盐县分出大易、武原、齐景、华亭四乡，设平湖县。

东湖，既是平湖县的别称之一，更是东临平湖县城的一自然形胜。东湖水连九派，上游承天目山、太湖来水，下有黄浦江潮汛顶托。平日湖水荡荡，水面辽阔。千百年来，以她为中枢的河网水系，更无声地养育了一代代生于斯长于斯的平湖儿女。

离平湖县城西约五公里处有金龙浜村，以此自然村为主要聚居地，生息繁衍着一支金姓氏族。

此支金氏，有《允古堂·金氏家谱》传世，张筠秋的丈夫，原中共当湖支部党员的金洪声，列《金氏家谱》第十五世。

据《金氏家谱》记载，其先祖是金森，字首赓，元末明初人，并说他是“内阁中书”。

金森是不是“内阁中书”？

据我们查考，“内阁中书”云云，恐怕是金氏子孙代代口授相传中的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质以明史《职官志》，明初无内阁中书之职。“内阁中书”一职，始设于清代。《金氏家谱》成文在清代，是金氏后人以清代官制附会明代的事了。

那么，明初的“中书”，究竟是怎样一种官职？这又要分洪武初与永乐初以后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在洪武初，朱明王朝建立时期，洪武元年至十三年，即1368—1380年这十三年间。明初袭元制，设中书省，总领全国政事。至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为进一步加强皇权，以“通倭通虏谋不轨”的罪名，处死左丞相胡惟庸，废除了沿用七百多年的中书省。

第二种情形，是在永乐初以后设中书科的中书舍人，时间大约是在永乐元年（1403）后不久。中书舍人共二十人，分值文华殿东房中书舍人、值武英殿西房中书舍人、内阁诰敕房中书舍人、制敕房中书舍人四种，官职为从七品。此时的中书舍人实际任务仅是照例书写诰敕而已，权力和地位与明洪武初相比，已是天壤之别，大不如前了。允古堂金家谱序

首赓的中书官职，是属于洪武十三年前在权力中枢中书省供职的官员，还是永乐初后仅司书写职事的中书舍人。从首赓的年龄上讲，似都有可能，但我们倾向于前者。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若首赓确是在洪武十三年前的中书省中任职，其职位也是最低的正六品或正七品的官员，所以名不见经传。

胡惟庸案在洪武年间，是震动全国朝野的第一大案。此案从洪武十三年（1380）胡惟庸被凌迟处死全家抄斩开始，直到洪武二十五年（1392）该案的另一主犯靖宁侯叶升坐通胡惟庸狱，最后被捕杀为止，历时十二年，诛杀文臣武将多达三万余人，其中涉案国公一、侯二十一。

大概是因为首赓官职较低，且与左丞相胡惟庸的关系不甚密切，才能在这诛杀数万人的大案中得以幸免，其长子还可以保全而迁居至嘉邑（今浙江省嘉兴）。

首赓娶葛氏，生两子：长子玉，字竹坡，取得贡生资格，但未被授予官职。次子壁，字竹溪。

竹坡在明洪武初年携妻葛氏从马场桥迁居嘉邑上七庄竹啸村。从此，此支金氏在嘉邑生息繁衍，竹坡被奉为始迁祖。

首赓的次子壁娶毛氏，子孙是否仍居马场桥，在《金氏家谱》中没有继续的记载。

竹啸村在清代已隶属平湖县，后来改名金陆浜。这一更改，还与金家在清道光年间的一段传奇遭遇有关，我们将在稍后讲述。“陆”与“龙”在当地读音相近，且“龙”字在图腾意义上更加洪亮，所以当地居民大多写作“金龙浜”，现在已作为正式地名。

解放后，金龙浜村一度又归属嘉兴县曹桥乡，该乡1958年建立曹桥人民公社并划归平湖县，现属平湖市曹桥街道。

金龙浜的自然地貌，与星罗棋布地撒在江南杭嘉湖水网地带的其他千千万万个自然村落一般，临流水而居，得饮水灌溉舟楫之便。河港浜汊之间，铺陈着大小不一的水田旱地，为生于斯长于斯老于斯的一代代水乡子民，提供衣食之源。

当然金龙浜也有它的特异之处，人一旦身临其地厕身其间，风来水去，顿生一种袖里乾坤、宾至如归之感，让人觉得分外的静谧与安憩。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大规模的平整土地，在金龙浜方圆不到三公里的范围内，竟接连发现朱王庙遗址、图泽遗址、李墩遗址、俞家埭遗址等四处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遗址，及陆家坟遗存、古城遗存两处春秋至秦汉时期的堆积。排列程度之密，不由令现时的人们对此一带的风水地舆充满神秘的遐想和刮目相观。金氏先祖远道而来卜居此地，竟与人类先祖的择地而居如此声息相通，不能不钦服于他们的踏勘目光。

金竹坡的迁出地马场桥，望文生义应该是一个最单元的村落地名，所属何省何州何县，语焉不详。这种神龙见头不见尾的记载，似乎坐实了我们对这场搬迁与当时政坛恶风腥雨的“通倭通虏谋不轨”的胡惟庸案有关的猜测。而《金氏家谱》宁奉贡生而未授官职的竹坡为家族的始迁祖，而未奉任中书官职的金森为始祖，在中国历来崇尚门第有点影子就攀龙附凤的传统中，这种不合常制的记载，确也透露出一点世事和宦海中的波诡云谲。

竹坡去世后葬于赵泾坊乌字圩五十六号，此地在清代已属平湖县。竹坡以下六代子孙基本上都葬于竹坡墓周围，所以此墓地是允古堂金家族的共同祖茔。家谱中载有一篇制订于咸丰九年的“祭规”，说竹坡以下已传了十七世，四百年来分支轮祭。家族有祭产，包括田产和几处水港，每年的租米和水港租金归该年轮到主祭的那一家收取。祭祖必在每年的清明节举行，风雨不改。先祭始祖竹坡及其他共同祖先，然后各家分祭。最后参加祭祖的数百人都到主祭家“饮福”，也就是喝酒吃饭，意思是享受祖宗留下的福泽。

金洪声胞弟金舜仪在回忆当年亲历的清明祭祖情景时说：轮到主祭的人家要准备六只条箱的供品，有整猪整羊等牺牲和各式其他的物品。由人抬着，先到祠堂上供。一行人跟着来到祠堂，时辰一到，点烛焚香，祭祀开始。子孙们按辈分一批批叩头拜揖行礼，心中念念有词请求祖宗保佑。祠堂祭罢，再将供品抬到先祖坟前，供于石制的供桌上。包括始迁祖在内的列祖列宗主坟的祭祀叫摆“二十四桌”，意思要办二十四桌“饮福”酒，可见参加祭拜的人数之众。

但绵延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二十四桌”的饮福酒已呈节俭之态，再加上只要是金氏子孙都可泽被得享，而各人的家境又富庶贫寒不同。所以金舜仪说，他们已经不大愿意再去吃“二十四桌”的饮福了。他们重视的是另一场祭祀——他们祖父锡昌忌日的那回祭奠。供品中特异之处是一盆雪白的棉花和一盆煮熟的番薯，参加者是三房子孙，四桌酒，菜中有当令新上市的河蟹。

金氏家族最后一次续修家谱是在民国十二年，由十五世孙金元愧和十六世孙金燮主事。金元愧写了一篇“葺谱序”，总结了家族四百多年的概况。他说：“我族自竹坡公迁居于宇圩，尔来一十有七世矣，虽无大富大贵显名于当地者，亦无大奸大慝贻笑于后代者。率皆礼仪自守，勤俭持家，名誉不出里门，科举止于黉序，半耕半读，聚族而居。虽南北两支都以经商起家，然积资不过百万，积田不过百顷。数百年来一如其旧，岂非俭朴成风，子孙相守勿替也哉。乃近年以来，小康者厌乡居之鄙陋，慕城郭之繁华，迁于当湖者十余家，而居于乡者大都贫乏无资。”

上文中所说“科举止于黉序”，意思是无人曾列名举人榜。虽无中举之人，但家族中有官职或爵位的人还是有。事情的始末，还要从金洪声的曾祖父、祖父在道光年间历洪杨之变及竹啸村的更名说起。

金垠（1810—1860），字东山，监生，列《金氏家谱》十二世，是金洪声的曾祖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正值太平天国时期。

历时十年，席卷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对当时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架构的诸层面，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撞击、震撼。而颠荡于滚滚洪流中的单个家庭或个人，更会发生命运根本的转折。金垠一家的命运就经历了传奇式的悲喜沉浮。

清道光三十年（1851）发轫于广西金田村的洪杨之变，战火蔓延到浙江嘉兴、平湖一带，已是九年以后的咸丰十年（1860）。不过，整个战势，已到太平军与清廷决一死战的关头，战事一经来到，就格外险恶惨烈。

咸丰十年（1860）初，太平天国天京危急，忠王李秀成用“围魏救赵”谋略，攻打杭州。二月，李秀成率军昼夜兼程，直趋杭城，三月中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克杭州。守杭清军退嘉兴，屯嘉兴西门外。太平军与清军在嘉兴恶战一场。嘉兴至陡门一带被掳掠一空，城西北两门外民居尽为废墟。这是嘉兴洪杨之变中真刀真枪的首涉战事。

五月，太平军粉碎清军的江南大营，解除天京之围，又用“乘胜下取”清除东顾之忧的策略。

六月，太平军李世贤首克嘉兴。

六月下旬，清军提督率残部万余人，反扑嘉兴。

七月中，太平军李秀成部首克平湖，三日后撤出。

……

咸丰十一年（1861）四月，太平军再占平湖城。

嘉兴、平湖是太平军奔袭杭州、进军上海的必经之地，也是清廷沪杭守军溃退反扑的必驻之地。太平军和清军的几番折冲，历时两年。金龙浜地处嘉兴、平湖两县交界，离平湖县城五公里。虽是处“袖中乾坤”的僻静之地，但仍不可避免地陷进这场战祸之中。

咸丰十年（1860），五十一岁的金垠已生有四子，除长子锡永幼卒外，其余三子依序分别为：锡昌，二十八岁；锡恒，十七岁；锡安，十四岁。

在太平军与清军的战乱中，金垠指挥一家，并不如一般家庭举家躲避。此举虽非无奈，也属事出有因。

金垠一家的生计，除像一般农户经营稼穑之外，还开着一爿花行，兼营着棉花生意。

平湖一带的棉花种植与商贸，始盛于明初。自黄道婆将广东的纺织技术和工具带回松江，邻区的松江府二百余万亩土地，有上百万亩植棉，松江布名闻遐迩。影响所及，嘉兴所属东部各县也广植棉花，家庭棉纺织业兴盛，成为当地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棉纺业兴，棉花商贸也必然兴盛。明《天启·平湖县志》称：“棉花可纺织成布，籽可榨油，为又一大利。”

金垠经营的花行，在棉农采摘上市时收进棉花，远销沪杭一带，近销嘉兴地区的棉花布疋集散地新丰。新丰与金龙浜只有八九华里之遥。平湖的棉花种植列浙江省三甲，棉花商贸也相应具有很大规模。

洪杨之变，已历时九年，嘉兴、平湖一带战火虽未烧及，但人心浮动，商路不畅，棉花市面也大受影响。但棉农、棉商为了生计，总还要种植、流通。金垠的眼光独到，他看到了战乱中的商机：战局已近尾声，战后的棉布需求必将恢复，而棉花生产需要一年的周期。到时候，仓库中的棉花会变得奇货可居。尽管他也深知这商机中所含的风险。然而现代人不是常说大的风险蕴含着大的利润回报吗？可以想象，金垠虽不会用这些现代的辞藻，然而一定懂得其中的商理精髓。

金垠经营的花行平常年景信誉就好，战乱之中，歇业的棉商又多，周边更多的棉农将采摘到的棉花卖给金垠。当然囤积一多，金垠出的价钱总要低些。而棉农心中自有他的算盘：贱卖总还能到手一些真金白银，而堆放在家里，不知是毁于战火还是被兵匪抢走，到头来半年的辛苦劳作可能会落得两手空空。

战火蔓延到嘉兴、平湖一带时，金垠花行的仓库中还存有大半仓库捆扎成包的陈年皮棉。金垠知道，战事一及，兵匪滋扰是不能免的，自己留在家里总还可多少虚与委蛇一番，免蒙太过损失。自己年逾五十，两个幼子还未成年，还不致被作战两方掳去充作兵丁。况且，闻说太平军进嘉兴城后的军纪还算整饬。为免女眷在战乱中受辱，金垠安排长子锡昌护着妻子黄氏、媳妇吴氏及孙女，躲避在外。

农历七月二十五日，一个七月流火天气中难得清凉的早晨，留在家中的金垠和两位幼子尚在睡梦之中。一股军队趁着天色未明进入金龙浜村，闯入金垠家后要金垠打开花行仓库搜查。金垠与之发生争执，被当场杀死，两位儿子被裹挟而走。清光绪《嘉兴县志》将金垠名列“忠义传”。两位幼子后趁战乱之隙，得以逃脱，锡恒活到七十九岁，锡安活到五十四岁。

金锡昌（1833—1893），号幼山，字已卿，监生，列《金氏家谱》十三世，是金洪声的祖父。世袭云骑尉，一生经历颇有传奇色彩，是近两百年金氏传人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护眷在外的锡昌，风闻兵临金龙浜，家遭劫难，将母亲妻女稍事安顿后，急匆匆只身奔回，途中遭遇太平军。太平军士兵见锡昌一人反常地跑向村里，疑是清军探子，拦住盘问。锡昌心怒情急，抗争中肩项部被砍重伤，立刻血流如注，倒地不省人事。太平军以为锡昌已死，径自离去。

金陆浜七月底的农田，棉花已及人腰。枝条叶间，有零星的棉桃绽开，吐出白絮。要在平时，勤劳人家的农妇，已头顶烈日开摘棉花。而现在，整个田野除了远去的军队，空荡荡的不见人影。锡昌倒在路旁的棉田里，幸亏浓密的棉花枝叶，为他挡去了七月烈日的烤炙。良久，锡昌才慢慢恢复知觉，逐渐苏醒，但已无力站起来。这时逃散在外的乡邻，有几个胆子大的逐渐回村。有一陆姓邻居，发现躺在棉田沟里的锡昌，一试，还有些微鼻息，就赶紧将他背回家中。后经延医诊治，竟奇迹般生还。锡昌肩颈受重伤，饮食不便。那位救他的陆姓邻居的妻子，刚巧分娩生产，就每日从自家孩子口中省下一碗母乳，给锡昌调补，锡昌肩颈伤势慢慢收口。

锡昌的母亲黄氏，几天后携媳妇、孙女回家。丈夫身亡需要殓葬，大儿肩颈重伤生死未卜，两个小儿子又杳无音讯凶多吉少。这从天而降的家庭连串变故，击倒了妇人。在殓葬完丈夫后，终于一病不起，在两年后凄惶病故，终年49岁。

锡昌的肩颈之伤，历时一年半，才终于痊愈。如此深重的肩颈外创，仅靠中医中药的延治，锡昌能逃过一死，不禁让人惊叹锡昌生命力之强盛，在当时的人们看来，锡昌当然是获得了祖宗和神灵的保佑庇护，方能有此奇迹。

伤愈后，锡昌继承乃父衣钵，继续经营农耕和花行生意。此时，太平军势力日衰，嘉兴、平湖境内的两军战事渐趋靖绥。

同治二年（1863），太平军在浙江处境恶化。

八月底，李鸿章的淮军伙同英国人戈登的“常胜军”进窥嘉兴。

九月，左宗棠和法国侵略军“常捷军”联合进攻杭州，杭州危急。

十二月十七日，平湖太平军守军将领降清，太平军退出平湖县城。

同治三年（1864）三月，清军炮兵、洋枪队炮轰嘉兴城，城墙被攻陷，经激烈巷战后，清军占领嘉兴。

洪杨之变平息后，金锡昌被朝廷授予世袭云骑尉。云骑尉在唐、宋、元、明各朝是武官职；清朝则只作为世袭的爵位，定为正五品，年俸白银八十五两。

鲁迅曾在《病后杂谈之余》中说：“给我指明长毛之可恶的倒是几位读书人；我家里有几部县志，偶然翻开来看，那时殉难的烈士烈女的名册就有一两卷，同族里的人也有几个被杀掉的，后来封了‘世袭云骑尉’。”可见那时朝廷对因与太平军抗争而被杀的读书人后裔，封“世袭云骑尉”还是较多的。

随着战事的逐渐平息，市场需求增加，商路重新疏通，市面渐趋活跃。锡昌以其在战争中未曾间断的经营，得以在市面复苏后的棉花商贸市场捷足先登。而那一大宗在仓库中蓄积的皮棉，使锡昌一跃而执嘉兴棉花市场的牛耳。究竟锡昌赚了多少，外人不得而知，但从锡昌营建竹啸村的大兴土木中可窥豹一二。一年之中，锡昌一次在竹啸村港南港北盖了一排长逾华里的房屋，房屋虽然各自独门独院，但前檐是一排长廊相连。下雨天走过，不湿鞋袜。为报答救命之恩，锡昌将最东上首的一幢华宅赠送给那位陆姓邻居，并与乡邻们相约，将竹啸村改名为金陆浜。——乡邻们乐得顺从钦授五品云骑尉的心意，从此竹啸村易名金陆浜。

对锡昌的豪富，有另外一种版本的说法，现也叙述如下：

战乱中的棉花生意，虽然仍是买进卖出，但价格的涨落大。卖主棉花的来路，有时也会与平常时日不同。太平时日，卖主的棉花绝大多数是自己种的。但在战乱时，或许是自己种的，或许是道旁宅边拣的，甚至还有些不能明说的来由。锡昌对卖主的棉花，只讲价钱，不问来历。当然价钱中明含着来历，只要愿卖愿买，全凭锡昌的眼力。

一日凌晨，有一艘船悄无声息地停在河埠，一位陌生人扛上十几包棉花。锡昌开价，陌生人也不还价。过称、算账、拿钱，陌生人拔篙划船，又悄无声息地走了，消失在晨曦之中。

锡昌对此类交易已是见怪不怪，但总感到今日的事情有些蹊跷。吃过晚饭后，蹲在地上对着陌生人卖的这十几包棉花端详。站起来时，顺势用脚踢了面前的一包，顿时觉得足尖一沉。随即双手用力一推，直觉得异常沉重。急忙关上仓库门，打开棉花包，顿时一堆金光耀眼的马蹄金元宝呈现在锡昌眼前。——莫非是哪家人家将细软捆扎在棉花包里，莫非是那陌生人无意间得到而又不知底细，莫非这是天意……

锡昌后人在金垠忌日的祭祀中，与当地民俗迥然不同的是有一盆雪白棉花的供品。是锡昌的兴旺发家与抓住先机贩运棉花有关，还是与得此棉花包中的马蹄金有关，抑或与两者都有关联，今日的金氏后人已不能确知，旁人更无从揣测了。但此事还在金氏后人口中传述，心中揣测。

锡昌丧亲罹伤在前，发家豪富在稍后，记下这一尽可姑妄听之的马蹄金传说和确实存在的棉花当供品的事实，无非是让读者对冥冥之中难以捉摸的“命运”，作一点遐想而已。

锡昌娶长他一岁的吴氏（1832—1886），吴氏过门不久，即为锡昌生下一女儿，就是前文提到的随锡昌出门躲避太平军的那位小女孩，此女长成后嫁嘉兴廪生张赓墀。可是以后十几年，总不见吴氏再怀身孕。

洪杨之变，锡昌大难不死。既得世袭云骑尉的朝廷封赏；又经营花行有如神助，生财有道，成一方豪富；金龙浜一片屋宇的拔地而起。诸此种种，锡昌成为乡间众人仰视的人物，而无子的缺憾成了他最大的心病。

当时的社会伦理，还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对锡昌来说，更有偌大一份家当后继无人的问题。这样纳一房小妾，冀其生子以续香火，是再当然不过的事了。

锡昌三十八岁那年纳妾汪氏，汪氏1852年生，小锡昌十九岁。

汪氏进入金家，锡昌虔诚求拜，望上苍赐恩、祖宗保佑，赐予子息，以承香火。大娘吴氏以自己未能替金家生育子嗣为欠，也希望汪氏能早日生子，所以也能真诚待人，和睦相处。一时间，汪氏成为金家大小众人注视的中心。

果然，汪氏不负众望，在入嫁的第二年，就有了身孕。1872年的春节，锡昌家在一派喜庆中度过。当然在喜庆背后，是一层浓厚的冀盼，因为吴氏临盆在即。当年祭祖的供品格外丰盛，每样都由锡昌亲自选定，亲手奉上。祭祀的场面更显庄重虔诚。正月初十过后，锡昌已将邻近最有把握的接生婆延请到家，等着守候，唯恐仓促之间，有什么闪失。

闹完元宵，才算过完年。金龙浜照例的舞狮子，舞龙灯，挂花灯。元宵过后的第二天，正月十七，锡昌家门前树上喜鹊登枝，至傍晚吴氏产下一男婴。随着男婴的哭声和接生婆的一声“公子”同时传出房外，锡昌欣喜若狂，急忙点烛焚香叩谢祖宗神灵保佑。汪氏在经历了生产的磨难后，沉浸在如释重负的泪流满面的喜悦中，全家上下则沐浴在弄璋之喜当中。男婴取名巨济，金而得水是祀祝金家家业如江水滚滚向前、绵长不断的意思。

吴氏四年后又产下一男，取名巨源。在接连两女夭折后，与上一子出生相隔十年，吴氏又产下一子。锡昌五十四岁上老来得子，欣喜异常，为这老莱子取名巨濚。濚为溁的古字，水泉貌。巨泉虽好。但地下之物，总让人有点捉摸不定的幻意。不知是巧合还是别的难以说清的因果，巨濚出生两月，锡昌的发妻吴氏去世，终年五十五岁。

金巨濚（1886—1952左右），字荣伯，号梦石，列《金氏家谱》第十四世，是金洪声的父亲。

兄弟阋墙

锡昌发妻吴氏的葬礼，谨按诰命五品夫人的礼制进行。

金家大门洞开，两边高悬白色灯笼。后埭中厅设为停灵之处，灵台上，放着灵牌，上面写着：天朝诰授金门吴氏恭人之灵位。

吴氏虽未能为金家带来子息，但纳汪氏入金家以后，平日吴氏与其以姐妹相称，绝无以皓月掩小星之苛。特别是汪氏为金家添丁承续香火之后，更是爱屋及乌，同璧生辉了。金家二十余年来，后宅撙节有度，安宁不紊，使锡昌得以在外大展身手，无后院失衡之虞。吴氏在日，锡昌深得其襄助，今日离去，锡昌更每每思念及于此。故而对葬礼，丝毫不敢有半点马虎，不容发生丁点差池。在金家门庭内外，天朝诰授金门吴氏五品恭人的执事，一对对排列得刀斩斧齐。汪氏率巨济、巨源、巨濚及全家大小人等，以金门吴太之礼送之。殡礼还惊动了知县以下的各式官吏，当时的知县仅有六品衔，而金门吴氏是五品恭人啊。一时间，金府的大殡队伍，在原来大雪装饰的素装世界里，更加堆积起一座铺地的银山。各式的执事、彩棚，让金龙浜的乡民们大开了一次眼界。

丧礼过罢，就是旧历除夕的辞岁。“一叶知秋”，面对人世和自然的双重肃穆凋零，锡昌感到了一种从未觉察过的心灵幡动。如秋叶离开高高的树顶，归向树根，走向大地归宿的心灵震撼。尽管外人看去，仿佛锡昌只是在经历了发妻的葬礼后，有些略显疲惫。

锡昌独处书房三天三夜，只能一个人冥思运筹：儿子们都还小，长子巨济也只有十五岁。汪氏毕竟女流之辈，不了解家务外的世事，更不要说发生在县境以外的国事了。权衡斟酌之后，锡昌谋断如下：

第一，他决定逐步减少直至最后停止棉花行的生意。这项决策，源于锡昌对时局中一些事件的直觉忧虑。

早在同治五年（1866），英商怡和商行即曾来嘉兴余贤埭，买地建洋房开设茧行并兼营棉花生意，当时虽被嘉兴府县两级饬令拆除停业。但二十年后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外商觊觎染指嘉兴棉花商贸，已成不可阻挡之势。而锡昌每每历见，朝廷视洋人如虎狼，一有纠罅，动辄弹压本朝臣民，对洋人退避三舍。

加深锡昌这一隐忧的，还有近年来不时发生的教案。连老成谋国的大学士曾国藩，也视赴天津办理教案为畏途，写下如同临终遗嘱般的家书，更遑论在其之下又之下的一般庸臣俗吏了。

光绪三年（1877），嘉兴士民不满教民仰仗洋人鼻息，欺压当地居民之举，而与之发生纠纷。小小民间争斗，竟惊动在杭州的巡抚衙门，巡抚大人饬令彻查，要求“免生中外事端”。

近来洋人已在平湖县城建立基督教堂，教民与士民的纠纷时有发生，而县衙官吏照例循“免生中外事端”的宗旨，单方弹压。洋人的威胁，已在肘肋之间。

锡昌凭棉花买卖而富，现今要缩小乃至停止棉花生意，这在旁人眼里，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而在今人看来，锡昌当年在洋人以强凌弱，清廷又腐败屈辱的大背景下，这种壮士断腕般的决心，和见微知著的洞察，确实不能不令人钦服他的经商天才。没过几年，外商大肆鲸吞嘉兴、平湖的棉花商贸。英商云龙轧花厂向平湖泰丰棉花行购买棉花，发生商务纠纷，英商逼迫平湖县衙处理此事。一场经济纠纷却以政治手段解决：英沪领事竟与中国官员一起在平湖县衙坐堂审案。官司在未审之前就已经昭示了结果：平湖泰丰棉花行败诉，经济蒙受了几近破产的灭顶之灾。锡昌几年前的超前决策，使金家的基业，免受了类似的惨重损失。

第二，用缩小、停业棉花生意腾挪出来的资金，逆时价而动，购置田地、房屋等不动产。当时的地价，已数倍于太平天国失败时。房产也因大量外籍客帮人的涌入和大户人家的返乡而价格飙升。但锡昌不计这些，倾其所有资金，尽悉购进。

别业购县城堰上，房屋四进，虽不能称轩昂，却也颇具江南宅院的错落有致了。选址堰上，锡昌还有一番堪舆上的玄理：儿子辈取名从水，堰者拦水而泄，有聚水蓄势，而又源源不息之意。当然也有日后子嗣繁茂，金陆浜老屋不能容纳时，多一栖息之所的打算。

第三，锡昌创下家业的延续。

历练汪氏的持家理财能力。吴太在日，一切家中应用全由吴太掌管，汪氏只管养儿育女。如今吴太过世，何况锡昌与汪氏又有十九岁年龄差距的隐忧。自己一旦撒手西归，那全家基业的掌管、家务的料理，儿辈可能均未成立，非依仗汪氏过渡一段不可。

此中，最关紧要之事，是锡昌需要延续他的金氏血脉，还要在他有生之年，得享孙辈绕膝之乐。

锡昌蒙朝廷恩赐，得世袭云骑尉正五品衔，但总希望子孙能从科举正途出身。他延塾师于家中课子弟，长子巨济十六虚岁，就命他应岁试。不料巨济一入试院，先在皂隶吆喝下被搜身，已受一番惊吓。而门禁关闭时，那几声“有冤报冤、有恩报恩”的叫喊，更使他毛骨悚然。总算熬到考试完毕，回到家中，却已成了半个傻呆。从此，锡昌不再催逼他读书应考，而急着为他谋划婚姻之事。

虽然巨济有点呆傻，但还不见得整天痴癫。以锡昌家在当地的富贵，稍费周折之后，就定下了亲事。锡昌择媳的条件，首先不是门当户对，而是女方有子嗣兴旺之相。巨济在十八虚岁那年完婚，娶吴氏，据说有多子之相。果然，进门第二年，就枝头开花，又越一年，就为锡昌家产下一男孙，取名元林。锡昌在六十花甲之年，终圆三代同堂之梦，坐享有孙无忧事之乐。

次年，锡昌似乎预感到来自冥冥之中的催促，新年刚过，就催问着次子巨源的婚事。此年入夏以后，暑热异常，锡昌常觉得肩颈旧创处，有不时袭来的阵阵隐痛。他当然不露声色，只是紧赶着在立秋前为巨源办完婚事，娶平湖县城同源酱园之女王氏。

不知是操办婚事的劳累加剧了旧创的复发，还是冥冥中的天命难违，锡昌终于没有能够活到那一年的中秋，距发妻吴氏去世不到七年，于1893年8月3日仙逝，享年六十一岁。

临终，锡昌一手执着相伴二十一年吴氏的手，一手指着八岁的巨濚，似有无穷的言语，似有无穷的眷恋、牵挂……锡昌在江南乡村一隅之地中，也算俊彦一生；大难不死创业在前，顺畅行事闻达在中，未雨绸缪筹划在后，但最终也只能抱着“出师未捷身先死”的人类共同遗恨和对生的无限留恋，以及一部未能刊印的《冬生草堂吟》诗稿离去。

锡昌的丧事，以钦赐正五品世袭云骑尉的礼制举行，汪氏更是尽其所能，所以比起七年前吴太的那次葬礼，更为排场壮阔了。

从料理锡昌的大殓丧事开始，汪氏就开始执掌家事。汪氏虽以妾身入金家，但中国历来就有“母以子贵”的变通之制，从皇家到庶民百姓，莫不如此。汪氏为金家承嗣香火有功，二十余年来，虽以妾身，却一直受锡昌爱宠。阖家上下，仆随主意，也视同宅院主妇。况且，汪氏的为人，在大娘吴太在日，也对她孝顺，两好并一好，和睦亲密。对家中仆人老小也怜贫惜贱。更不用说，对己出的三位儿子当然慈爱异常。对大娘所生女儿女婿归来，也待之如己出。这便得阖家人和之利，兼以锡昌余威，再加上二子巨源从旁帮衬，锡昌的丧事虽千头万绪，却也料理得风平浪静。

然而一时之事虽繁杂总还易料理，只要罩住场面舍得花钱，不出乱子就好。而居家过日子的百日流水账，就又是另外一种景象了。

此时汪氏手里掌管的金家，在全家的日用开支人情往来等金钱事项上，有锡昌留下的家业，量入而出，还能应付自如，并无大虞。慢慢风生水起的，是一些人员纠葛。

先说仆人丫头的事。锡昌在日，恩威并施，下人们大都驯服勤勉。汪氏掌事以后，不免个别的有偷懒耍刁之举，只要无大碍，汪氏总以包容感化。实在不像话的，也就治它一下，或可有些收敛。遇到个把耍蛮刁泼的，也只有辞退一法。杀鸡儆猴，虽不能永保无事，但也还能维持。

剪不断、理还乱的纷扰来自阋墙之间。大娘养的女儿早已出嫁，眼前的三个儿子都是汪氏亲生，为娘的手心手背都是肉。但龙生九子，各不相同。长子巨济，自岁试受惊呆傻，有时会犯点糊涂，但戆进不戆出，常令人哭笑不得。巨济、巨源业已成家，而两房的人口多少不等。巨濚年幼随自己生活，但又不能不为他往后的婚嫁着想。这样，为了长房、二房的平日家用之资，逢年过节的额外开销，背后不免有些猜疑和闲碎之语。起初汪氏自忖平等对待三个弟兄问心无愧。怎奈流水似年，人多嘴杂，慢慢地两位媳妇也纠缠进来，各自为着自己的那房打着小算盘。对儿子，汪氏还可说几句。对两位媳妇，汪氏既不愿做出“十年媳妇熬成婆”的强悍之举，却也拿不出更好的办法。有时实在烦闷了，就带着小儿子巨濚到县城堰上的房子里，住上一小阵，散散心躲过气头，料想金陆浜老屋里的火星，也该熄灭了，再打轿回老屋。

岁月荏苒，日子不知不觉过去了十年，到了1903年，长房巨济已有一女三子，二房巨源也有一女二子，巨濚已十八岁。汪氏感到掌管全家事务已力不从心。锡昌十周年忌日的祭祀一结束，汪氏就召集长房，二房人员、巨濚及家中大小人等，集中厅堂。当众将家事托付给二儿子巨源掌管，只留下二百亩祭田继续自己管理。接着还宣布一个决定，家庭人丁日盛，金龙浜老屋全家人居住已显狭仄，由长房居住。自己带二房和巨濚去县城堰上别业居住，择吉日乔迁。金家分住不分家，秉承锡昌公遗志，仍是三代同堂，传之永世。或许，这样的居住安排，在汪氏的内心深处，还有离开不时犯傻的巨济较远一些，以求耳根清净的算计。

对汪氏这一未跟任何人商量，事先又没有透露半点风声的决定，全家人先是惊骇于决定的突然，然后是巨源一味的坚辞。但母亲一句话掷出：“你们还要累死我吗？”巨源只得无言接受。大房诸人面面相觑，对不能掌管家事有点悻悻然。但巨济有点呆傻人所周知，母亲传贤不传长，也在情理之中，况且母命如山，尽管心存芥蒂，但表面上也不得不顺从。巨濚未成立，只要跟着母亲就好，当然颔首答应。

二房巨源掌家务的前几年，兄弟之间，主要是大房和二房之间，虽也不时有些磨擦，但无非是大房认为自己人口多，又是长房长孙，巨源拨付的款项不够。巨源以遵旧例为由，婉转拒绝。要是半傻的巨济实在纠缠，巨源在禀过母亲后，稍微增加些，大家还能相安无事。

争衅的公开化，始于偶发与必然之间。火星由巨济的长子元林溅起。元林秉传乃父的呆傻遗传且发扬光大之，是一个全呆傻的人物。

1907年的除夕之夜，金家阖家照例在金龙浜老屋祭祀祖先，吃年夜饭。几杯酒后，元林缠着巨源，要大叔叔给他讨娘子的铜钿。巨源带着酒意漫应一句：你一个戆大，哪家姑娘肯给你。不料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巨济一听，马上拍案接过话头：我儿子是戆大，你乖，你把管的账拿出来，不要乖得把家产都弄到自家屋里去。此话一出，如一瓢凉水泼进热油锅中，在整个厅堂中炸开了。

酒后无好言，酒后也露真言。兄弟间的脸已经撕破，从此也挑起了动辄查账的由头。当年的年夜饭一片狼藉，不欢而散。

目睹这一折闹剧后，汪氏要尽快为巨濚完婚，了却她最后一件心事。尽管儿子年已弱冠，吴氏一直以“六囡”称之，而且终生如此，可见吴氏对小儿子的宠惯之深。

1907年，巨濚在二十二岁上完婚，妻子张秀英，小他一岁，海盐县张家门村人。他们的婚姻一如当时的习俗，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唯有两人之间的互相称谓，让后人感到深为不解。妻子称丈夫为“少爷”；巨濚对妻子没有称呼，只有一声“喂”。如此称谓自结婚始，贯之终生。

婚后第二年，秀英身孕在身，婆婆汪氏更沉浸在她的宝贝“六囡”要为她再添孙儿的喜悦之中。不料祸起萧墙，使两位女人惊骇万分。

冬至小过年，是一年中收入家用初步厘算的日子。若对年初的匡算有所增减，或者还要添加什么事项，也需在这个时候提出。冬至前一日，金龙浜的巨济来到堰上，上楼见过母亲后，说有点事要找巨源，巨濚也一同下楼。

不多时，只听得楼下声音由小渐大，再过一会，更夹杂着摔掼家具的声响了。最后，只见兄弟三人在院子里扭打起来。一群仆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原来，巨济、巨濚要巨源拿出历年的账目，巨源却认为账目已年年当母亲面结清，长兄和小弟的要求有点过分，欺人太甚。一面坚持要拿账，不拿就是账目不清，有中饱私囊之嫌；一面坚持账已结清，再要拿账实是节外生枝，蓄意挑起事端。两不相让，先是舌战，最后演出一折全武行。

汪氏见如此阵势，急忙踉跄下楼，劝说调停，想平息事端。不料三位儿子闹得正在兴头上，已丧失理智，全然不予理会。汪氏小脚伶仃，年近六十，如何拽得动喝得住三个发疯似的儿子。一边是三位如虎似狼儿子的吼叫厮打，一边是一位年衰母亲声嘶力竭的呼号哀求。一时间，汪氏竟被夹缠在三位儿子中间不能动弹。一群仆人丫头仍围着不知所措。

汪氏万般无奈之下，扑通一声，当众跪在三位儿子中间，哭着哀求昔日哺育长大、疼伊宠伊的儿子们停止吵闹打斗。

汪氏这一跪，犹如醍醐灌顶，使三个吵红了眼的儿子怔得傻了眼，半晌不知所措。少顷，总算就势各自停歇，搀扶着母亲上楼歇息。

一场全武行落幕，金家分家之事却同时拉开了帷幕。汪氏过几日就到锡昌遗像前恸哭一番，自知已无力再维系金瓯一统，愧对先人合家传世的遗志，决定三房分家。

1912年，汪氏率领全家过完锡昌十九周年忌日后，当众宣布三房分家各过。各房所得大致如下：

大儿子巨济以长房长孙得租田800亩，住金龙浜老屋；

二儿子巨源得租田600亩，住堰上别业；

小儿子巨濚得租田600亩。因无住房，别拨租田100亩用作购房之资，房屋未购妥时，仍暂住堰上别业。

汪氏随巨濚居住，有祭田200亩。

锡昌在日，已将资金全部购作田产房屋，只留有少量首饰细软，也由汪氏当场分点给各房。

从此金氏三房，分灶而食，别居各过。再修金氏家谱序

1911年到1912年的中国，发生了帝制向共和的嬗变，而在江南小县城中，这个由钦赐五品云骑尉遗孀汪氏主政的家庭，也发生了由合到分的蜕变。不知两者之间，仅仅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还是有着某种别的联系。

对于今日的读者，我们有必要缕析一下，金巨濚分家析产后所得家产的价值。

首饰细软据说不多，况且没有留下确切的数字，我们只能略提此笔，以付阙如。主要是评析他承继家产的核心部分——田产。

我们用以计算的参照标准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当时的中央政治学校所属的地政学院组织师生到平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后形成的资料。全部资料汇编成《平湖之土地经济》一书，现藏平湖市档案局。这在现今能见到的所有资料中最具客观性权威性。——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平湖市土地志》，仍引用此书的资料。从时间上，又与金家分家的1912年最为靠近。

土地的价格分为田底地价、田面地价两项，完全产权（田底加田面）的地价，低于底、面合计价的10%。

当时，平湖一亩中等田地的地价为45.66元，田底地价为25.78元，田面价格为24.49元。

以此推算，金巨濚得购置住房的租田100亩，折4500元左右。可购大米900石，以米价折合成当今人民币的币值，约合14万余元。这在当时，对一般的平头百姓，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了。用此巨款，巨濚在平湖县城八角亭，购得坐北朝南五开间房屋一幢，屋为三进两层楼房。前开四扇墙门，前埭是门房之类的用房，二进、三进底层中间都是厅堂，上面有各式用途的房间。后门是石库门一门关闭。购进后经大事修葺整刷，焕然一新。虽谈不上藏龙卧虎，在县城中也是宽敞向亮之居了。择吉日，巨濚奉母亲，携妻儿入住。巨濚自觉新居别有洞天，汪氏也十分满意，一家人是其乐也融融。

再看金巨濚凭田产可得的岁入。

平湖当时平均每亩中等田的实交租米为6.7斗，金巨濚600亩田可得租米400石左右。中等田每亩产米1.43石，金巨濚每年租米所得，大约相当于280亩田的总产量。

以这些租米的收入，维持金巨濚一家的生活，境况又如何呢？

据统计，平湖县解放以前，中农户均有田6.38亩，户均人口4.89人。中农的田中产出除去税赋，全部归自家所有，以金巨濚的收租所得折合成中农所有的田亩，相当于44户中农人家所拥有的土地，可供中农水准生活质量的215人生活。平湖解放前对中农的生活境况，有这么一句俚语：“十亩田墩狗，衣食都勿忧”。而28倍于10亩的土地占有量，巨濚家中的正式人员只有3人，其消费可以说是相当奢华了。这还没有将汪氏掌管的200亩祭田的岁入计算在内。可也正是这些，却也种下了巨濚日后命运的跌宕的祸因。

最后，我们再来作一下纵向比较。

平湖县内的地主，总共1200户左右。其中占地100亩以下的中小地主为920户，占地百亩以上的地主为278户。占地600亩以上的地主约为100户，2000亩以上的地主22户，万亩以上的地主1户。故在平湖全县地主层面中，金巨濚占地600亩，排名在百名之内。

当然比起在康熙年间就占地10万余亩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高士奇的后裔，到民国仍为平湖县内唯一占地万亩以上的地主来，那金巨濚就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了。

初入赌场

巨濚乔迁至八角亭新居后，俨然一派一家之主的阵势：合家居住堰上时，在母亲的娇宠呵护之下，巨濚一房一年的日用开支，管账的二兄巨源虽按时如数拨给，但毕竟长兄如父，有不少的节制和规矩。每有额外的用项，必要的，还尚须向兄、母开口，虽然总会同意拨付，但毕竟不能开口要，闭口钱就到。遑论一些可拨可不拨乃至更有一些在巨濚看是必需而在二兄巨源看是不必的钱项，往往不能着落，时时会在兄弟间闹些别扭。如今不同往日，事事可以自己作主，钱项都属自己支配了。

自打幼时起，人家都称巨濚为六少爷，直到兄弟分家别过以后，巨濚真要做个一呼百应、自己作主的六少爷了！

分家后，巨濚第一件做的事，是选定一位十六岁的阿福，面容姣好，聪明伶俐。阿福的主要职责是门房，负责来客的通报迎接。巨濚外出时作贴身的跟班，若在晚间，还司手提照灯在前引路。照当时平湖一带江南县城少爷班通常的称呼，这一番派头就叫家有“门房照灯”。

巨濚的妻子张秀英在两年间，接连为金家添了儿子鸿楹，女儿月珠。等生下月珠，自己带不过来，就寻访了一位人家老实本分奶水又足的奶妈。此时，除了原有的两位丫环阿梅、芙蓉，又买了一个丫环秋菊。房中的一些粗重活计和厨下的活儿，就再请了一位哑巴佣人，二十来岁。虽然嘴巴不会讲话，却颇有灵性，手脚又勤快，全由她一手打理。

金巨濚、张秀英夫妻的长子鸿楹，字逵仪，号洪檐，金氏家谱列第十五世，1910年生。他们的大女儿金月珠，1911年生。两人都出生在堰上的别业中，虽然按习俗都为新生儿摆过三朝酒，满月酒，但那时金氏家庭正处在合久必分的阵痛之中，家中气氛不够和谐，酒席的场面也差强人意。现在迁入新居不久，适逢月珠周岁，巨濚和母亲、妻子商量，想借机庆贺一番，一面补偿以往场面冷清的歉疚，一面显示一种来日兴旺的吉相。母亲和妻子本来就喜欢热闹，当是欣然同意。妻子张秀英还特地回娘家海盐张家门一趟，告知娘家，以作准备。

月珠的生日恰逢农历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七夕。那天金家的两位伯伯姑妈都举家前来，各家都带来了给月珠贺周岁的礼物。海盐外婆家来了舅舅，也送来了自制的米粉塌饼——名曰周岁塌饼，以供众人品尝，并分送一定范围内的邻居。金洪声和父亲金巨濚（前坐者）

巨濚在新宅二进、三进的厅堂中摆宴十二桌。秀英抱着月珠，身旁随侍着丫环阿梅。月珠身穿新衣裳，戴着虎头帽，银项圈、百岁锁、手镯、足镯，一派小寿星的装束。当然还有年长一岁的小阿哥鸿楹，也穿戴一新，打扮得光彩照人，虽不是今日的小寿星，却在中国千百年来男尊女卑的习俗中，大家心里清楚，他更是今日筵庆的另一个主角。

过周岁的仪式开始，拜过天地诸神、列祖列宗，祈求天地祖宗为儿孙赐福保佑。一行人又穿过钭靠在大门外屋檐下的竹梯，称为过关，隐喻小儿从此一生顺利。然后月珠由娘舅张礼甫抱着，在附近街上兜了一圈，必须过两座桥，是在以后的人生旅途中过水有桥行程顺畅的寓意。那月珠人虽只满周岁，但在如此众多的客人面前，却一点不露丝毫的陌生怯场，嬉笑不绝。娘舅抱着高兴，一直过了九座桥才意犹未尽地回转家门。

接着是试小儿诸性的“试儿”，也是周岁仪式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试测小儿往后的命运，俗称“抓周”。在一只竹丝编成的匾里，放了尺、刀、针、线、首饰等物。这次出嫁在嘉兴特地回来庆贺的姑姑，还拔下头上佩戴的一株翠绿嫣红的玉制插花头饰也放进匾里，巨濚更是别出心裁地叫人增添了测试男儿的刀、笔、算盘。“抓周”开始时，众人在旁边围着观看，只见月珠胖都都的小手，在匾中的诸多物件中，乱摸乱翻了一阵，最后定定地挑了姑妈放进去的那株玉制头花。众人见了，一阵笑语：月珠生得白皙漂亮，果然就挑了件漂亮的头花。巨濚表面上也跟大家一样称赞月珠的漂亮。但心里不知道为什么却漾起一丝说不清的滋味，尽管随着大家的嬉笑声瞬间即逝。

抓周罢，在一片笑语中大家入席开宴，当日众人尽兴。宴毕女眷们自有女眷们的遣兴玩意不提，男人们是照例的各人寻搭子摆开场面。巨濚在招呼安顿好各方宾客后，却也被一伙平日里混的朋友拉去。三圈麻将过后，巨濚不知是上家逗他高兴放水，还是手气真好，尽是他一人自摸和牌。在家里遣兴，输赢出进虽然不大，看见自己总是赢钱，巨濚心里倒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牌桌上有一朋友叫王佳平的说：梦石兄的手气如此之旺，何不改日去王公昌试试。众朋友附和簇拥着嚷；去，梦石兄一定要去，让我们也沾沾光。巨濚在女儿节庆之日，不愿拂众朋友的兴致，也连说：是、是，应该去，应该去。此语当真？一位朋友又敲钉转脚地逼问一句，巨濚的心莫名地颤动了一下，提高了声音说：好，明天就去王公昌，赢了钱全部请客，还望诸位到场助阵。

王公昌，坐落在平湖县城东大街上，学宫儒学庙的两侧。一排十来个门面开阔，房屋前后共五进，一色的两层楼房。这里本是平湖望族王氏聚居之处。王氏族人中，有人开设赌局于此。从外面望去，虽不显山露水，里面却是一派屋宇森森，除了赌局，其他的配套服务，一应俱全，是当时平湖全县境内最大的赌场，赌资的进出极大。那时出入期间的人都习惯称此赌局为“王公昌”。当然一般的小混混也能进去试试手气，赌场以此聚集人气。不过专设的几间豪赌包间，门禁十分森严，没有一定的身价是谢绝入内的。

第二天上午，巨濚梳洗罢用过早点，带上跟班阿福。阿福手提一只“考篮”，——原来是科举时代应试的考生用来放置文房四宝等物品的做工精细考究的专用篮子，考篮的四层抽屉中放了足数的银洋现钿。

昨天牌桌上的几位朋友，早在王公昌门口，等候巨濚的到来。

王公昌的东、南、西、北，各有一扇门供出入。每个门口都有两个年轻人把守——暗中还有什么人，就不得而知了。鹰鹗一般的眼光审视着想进门的各式人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自由出入的。在中国的市镇，相当早的年代以来，存在着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没有正当的职业，却整天出入在各种娱乐饮食场所，吃喝玩乐活的十分滋润，当然偶有失风的时候，活得也相当不堪。在平湖这个小县城里，人们称之谓“白相客”。他们嗅觉极灵，那里冒出了一个涉世不深又颇有家产的纨绔子弟，就会不露声色的粘贴上去。他们称这种有钱人家的少爷为“阿官”。只要一沾上他们，这批人就有这种本领，把你侍候得十分周到，花起钱来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爽快。人五人六，在玩乐中日子过得异常的快。当然一伙人吃喝玩乐的花销都出在“阿官”身上。而且，毋需过多时日，“阿官”身边没有这批“朋友”围着，就会感到寂寞，百无聊赖，空荡荡的特别难受。当然“阿官”们大都智商不低，花钱供这么多人声色犬马也不是没有觉察，但转眼一想，反正钱是祖宗给自己留下的，花着吧。

巨濚等人一走进王公昌，就有人热情地跟朋友约来的一个女人打招呼，并将大家带到楼上。楼上是一个大厅，侧面开了四个小房间，朋友对巨濚说那是贵宾室，没得二三十万就不能进那房间。大厅里设置了两张斯诺克台球桌那么大的赌台，各色男女挤满了四边，朋友指着右边这张台说正赌牌九，又指左边那台说那里正赌二十一点。

牌九很简单，从一到十各两张，一共才二十张牌，长条块形，牌面都是用麻将的饼子来标记，九点就类似于麻将的九饼，唯有十点就用麻将中的白板来标注。洗牌由赌场专门请的老手来洗，赌场抽赢家水百分之五。庄家打骰子，玩家可以砌牌过牌。庄家随便那个人都可以来做，只要你有足够的赌本，朋友说他就喜欢赌牌九，牌九是最公平的，基本上出不了老千，王公昌的规矩就是不管是谁，抓到出老千的就是剁手。

记忆二十张牌九的洗牌砌牌排列顺序，这对于巨濚来说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可巨濚知道牌九最关键的就在于打骰子，才二十张牌而已，你可以记住，别人同样可以记住。每一盘发五方，在这五方牌中必然有一对是最大的，这个赌场赌得不小，下注至少两百，个人单注最高两万，玩家选定一方下定赌注后，庄家才打骰。只要庄家可以控制打骰而且又记得住牌的话，那么就完全可以控制场面稳赢不赔。

朋友一上场就急着要下注，挤在台前问别人刚才哪方赢哪方赔哪方旺哪方衰，然后就催问巨濚预感哪方会胜。巨濚沉思少顷故意说我还不懂规矩呢，你们先玩吧，我看你们玩两把再落注。巨濚细心地观察这赌场洗牌手的洗牌，他手法极为熟稔，二十张牌如风火轮转，搓洗十数圈后啪啪啪啪地叠起来，又平摊成上下齐整的两排。那庄家是个四十来岁的汉子，脸色很难看。旁边有人说他做庄输了毛三万了，庄家粗声粗气地吼道：他娘的，要砌牌的快砌牌，落注的快落注。大概是庄家黑的原因吧，都没人砌牌，纷纷向各自看中的2345位放钱。巨濚把这二十张牌都记在脑子里，这牌的组合排列有很多种，庄家可以中开，边开，每一种发牌的方式都决定了组合牌后的大小，而且这把牌很奇怪，赌注也大致均匀，如果庄家打骰是从自己或者2、5两家开始发牌，他边开就稳赢，他中开就必输；打骰从3、4家开始发牌的话，他中开赢，边开输。就在庄家准备大喊买定离手的时候，突然有两个人往3、4位各丢四千，总计八千下去！

巨濚紧盯庄家眼神，但见他眼睛一亮，叫道都买定了，中开！抓起四粒骰子一把就向桌面丢去，巨濚心里一跳：这两个赌客该死了，这个庄家是深藏不露专等大鱼上钩的高手！他迅速在脑子里把牌组合一下，庄家打的骰子点数是从2位开始发牌，2位牌很大，是一对3，3位是7、8点相加成5点，4位是7、9点相加成6点，5位是1、6点相加成7点，而庄家自己是10点和8点相加，成8点！结果自然是庄家吃进了那八千。

凭巨濚的聪明，傍观几通牌九后，已经掌握了其中的奥秘。接着由小而大的试了几注，竟悉数赢钱。这样巨濚的心里踏实了，连连下注，到中饭时分，考篮中原来空着的两层抽屉，都装满了赢来的银元。估计总有200多枚。巨濚见考篮已满，就顺势歇手，一班人簇拥着他离开王公昌。巨濚兑现了昨日许下的诺言，到平湖县城最好的馆子同兴馆下了一次馆子，饭后又去浴室泡了半天，晚饭则去了罄德兰饭庄，又去长乐书场听了响档评弹，还给那帮朋友每人发了利市钱，然后喜形于色地回到家中。母亲和妻子见他满面喜悦，一打听才知赢了钱。见到阿福从考篮中摸出白花花的四五十块大洋，迭在桌子上，两位女人也不说什么。她们内心或许有一丝对赌博后果的担心，但女性的重于直感的天性使她们在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元前，那丝飘忽不定的担心早已荡然无存了。

初赢的兴奋夹带着人类贪欲的本性，再加上身边那批朋友的纵容，巨濚从此经常进出王公昌。开始两年，赢赢输输，进出基本扯平。不过赢了钱，钱来得容易，就不当钱用，呼朋喊友，吃喝玩乐，一掷千金；输了钱，反正大头已去，也不在乎那点吃喝的小钱，也照样吃喝玩乐——只是高兴了那班白相客们，不管巨濚输赢，他们总是吃着唐僧肉。而巨濚虽总体上不至亏空，但要掌控收支平衡已颇费踌躇腾挪了。

巨濚的朋友圈里除了以上的一班吃他用他的白相客外，过往比较密切的还有两位，都带着点表亲。一位是海盐县张家门出生的张崇仕，与妻子张秀英是堂兄妹，稍长巨濚一二岁，巨濚以表兄相称。

另一位是堂侄儿，住平湖县城圻堂浜的金少宜。据《金氏家谱》记载，金少宜1892年正月十六生，候补知州，曾任淮阴护军使公署兼江苏清乡局秘书，巨濚的祖父金垠是金少宜的曾祖父，虽说两人辈分上差了一辈，但少宜比巨濚也只小了五岁。金少宜家两代单传，到少宜手里，家产也累积得颇为可观了。

先述巨濚与表兄张崇仕的交往。张崇仕学成后，宦游福建。先在一位府台属下当幕僚，几经历练，府台大人看他有须眉气，就寻到一个机会外放到下属的一个县中当了巡检。巡检一职官虽不大，但手中掌握有一班武装，坐镇关隘，一亩三分地上，内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争着巴结，外有行商旅人过境时需要寻找保护，也算是个美差。美中不足的，毕竟远离家乡故土，昼长夜短，总常有寂寞之感。所以任中常招巨濚前去作伴。巨濚在平湖只见平原河流，也乐得去闽地游山玩水，逢时节还可以啖些在平湖不能吃到的新鲜荔枝和龙眼。有几次还满载而归，一次带回两个大厅内的成套家具，用材均是上好的紫檀木，加上地道的福州漆工手艺和得体地配以大理石台面和靠背，令巨濚的那班在平湖县城内也算是见多识广的朋友们啧啧赞叹。都说这两套紫檀木的家具，彰显了巨濚家的贵气。

还有一次，巨濚带回两箱狐皮筒子。母亲、妻子、自己一色的长筒皮袍大衣，短的皮马甲。一家人在新年里穿上，内在暖和外显华贵气派。在平湖县城少爷班的圈子里，也露了个头份。

几年后，张崇仕宦游倦怠，动了梁园之思，拜谢了那位府台大人回乡。他不去海盐县张家门村老家，举家定居在平湖县城。而且所择的宅第与巨濚的宅第紧邻，两人做了对面邻居。那就更是常相往来了。

再说巨濚与金少宜的交往。金少宜在清廷时获候补知州衔。民国初得任淮扬护军使公署秘书兼江苏清乡总局秘书。虽属幕僚性质，但在平湖小县城的人看来，也算是有出息的在外做官之人了。民国初，军阀混战，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城头频频变幻大王旗。主子一换，树到猢狲散，幕僚也必然随着散去。金少宜于1923年春由江苏返回故乡平湖，在县城中圻堂浜老宅赋闲。金少宜由巨濚而得识张崇仕，三人平日里最为投契。

表兄弟、两叔侄这三人交往中有一风流韵事，曾轰动平湖县城一时，并对巨濚一生乃至整个家庭的命运产生了天上人间的巨变。这场与西湖船娘的交往而引起了变故，容后再述。

巨濚的妻子张秀英交际远没有丈夫广泛，唯一的闺中游伴，是她的胞姐张丽英。张丽英大秀英3岁，嫁海盐县西塘镇刘家庄刘家。丽英初嫁到刘家时，刘家还是西塘镇上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为娶张家门张丽英，还特地在刘宅临河处驳起石驳岸，盖一幢刘家庄最大的两进深的两层楼房。沿河五开间，张丽英夫妇住两间，临河开窗，中间一只厅堂。对着河面开着两扇大门，怕临河开门不安全，在大门外再装上半人高的木栅门，常年关着，以保无恙。此厅有一奇景，即可以在木栅栏内临河钓鱼，待鱼儿上钩，一挥竿，鱼就可直接钓到房里的厅上，有开厅见鱼（余）的吉兆。这幢楼房还有另一特异之处，就是在靠房屋的最南边，修了一个马鞍形的埠头，上面有屋顶。特地打造了一只丝网船，船有二丈长短，七八尺横阔。平时就停在马鞍形的船埠里。船在埠里时，船头上镇一块石墩子压船，头舱里不放物件，二舱里摆置一小方台，吃酒、品荼，打麻将都可以在上面进行。后舱是烧火做饭的所在。船停在埠里时，用铁链锁定。

旧时的西塘桥镇，每年有赛会。在阳春三月举行，会期二三天。每当赛会前一二日，丽英总要遣自家的丝网船来平湖接妹子秀英。秀英带着孩子当然还有随身的丫环去姐姐家住几天。看西塘桥的城隍老爷出会和社戏。那时，香客纷至沓来，各类摊贩云集，是海盐县内的几个大集之一。城隍庙前临时搭起戏台，请草台班子唱戏。更有城隍老爷出巡，锣鼓开道，旗伞前驱，全副仪仗，各式兵器。后随踩高跷，提香炉，饰肩戏，地戏以及吹打乐队。再其后是一班善男信女，各执塔香一柄，尾随其后。整支队伍长达里余。沿途遍设供坛，鞭炮声此起彼伏。队伍所过之处，乡民争相观看热闹。

赛会期间，城隍庙前日夜演戏。戏台临河而筑。台前空地不大，只能容纳少量人观看。而殷实的人家，就泊船对着戏台，张丽英家就属这样的少数人家。而河中黑压压的一片看戏船，则大多是邻村甚至外乡的人，一帮人合摇一条船，赶来参加赛会看戏文的。

每年一到秋天，丽英还会邀秀英和张家门娘家的弟媳，结伴到嘉兴南湖或杭州西湖去游览。去时都是坐着自家的丝网船，吃用都在船上。

可惜如此好景不长，张丽英生下二子一女后丈夫就因病过世，幼子早殇。留下一子一女，刘书鸿和刘佩珍，孤儿寡母。尤其是张丽英不善理财，丈夫死后，还只知道手不释卷的临窗看书，刘家从此走上衰败之道，或许这也是民国初年的战乱大势下的某一种必然。

辛亥胜利民国初建，由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到袁世凯的大总统，袁世凯再摇身一变为洪宪皇帝。随着仅存活了五十六天的短命的洪宪皇朝的覆灭，一直到民国十五年（1926），中国徒有中华民国之名，实际上陷入了军阀混战的不堪境地。控制长江下游江、浙、皖、闽、赣五省的是北洋军阀直系的孙传芳。北洋势力入驻浙江以后，人事变动频繁，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不过尽管政治舞台上换帜频频，但作为社会经济基石的农村土地制度，未作根本改变。而每个家庭家境的稳定或者变易，主要悬于家庭主事者的能力和谋划，在西塘桥镇刘氏张丽英家迅速败落的同时，邻县而居的在平湖的金巨濚家的基本生活格局未受大的冲击。

巨濚一家的收入主要仍凭年底收租，以供平常一年居家度日。为消遣时光，常与一帮包括白相客在内的三朋四友们去茶室下酒楼孵浴室，不时也去王公昌赌楼试试手气，寻点刺激。如前文所述，此时巨濚的赌运输赢基本相当，无伤家庭财政筋骨。

1916年农历七月六日，即中国农历七夕的前一天，张秀英为巨濚又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金鸿木庸，字埭仪，小名洪官，后来的名字就一直用洪声，即金洪声。

金洪声出生之前的1913年，还有二姐金月蝉出生。金月蝉又名金筠倩，金静秋。

金洪生的出生，似乎流年不利。

1917—1919，连续三年的天灾时疫。

据《嘉兴市志》载：民国六年（1917）螟灾爆发，7月间“旬日之内稻枯过半”，当年收成，平湖损失十之三四。9月上旬起，平湖日有千余人赴县署求救。

民国七年（1918）稻禾又续受螟灾和涝灾。且数年中传染病连续肆虐。先是白喉蔓延，死者甚多，随后又天花流行，“小儿传染者十之八九，辄致殒命”。当年夏天，霍乱、痢疾又猖獗，染之者十死八九。9月间，猩红热相继流行，天天死十几人，城中棺木供应不及，至10月份才减到每日死一二人。

据《平湖县志》载：民国八年（1919），六月梅雨连旬，全浙江受灾26县，淹没田亩数万项，加以风虫为害，平湖等10县尤为严重。

从民国七年（1918）起，省政府令：补征前三年因灾已减免的旧欠。12月起，各县署成立追租局，派人下乡催租，对抗租农民，即行拘捕。

当年6月1日，上海《申报》报道嘉兴境内征收之事，说：“人民以连年荒歉，完纳正赋犹虞不逮，今带征至三年之多，无不痛恨官吏之不恤民艰。”《申报》更发表题为《嘉兴之闹荒》的评论：“今日国内情况无一非迫民于死一途”，“人民几无一日不在死之中”，而政府则“漠然不顾，则其民之隐痛，亦必甚于鞭挞，此闹风潮所以起也”，“若视民为暴民而辄用其请兵拿办之惯例，则祸愈演愈烈矣！”

天灾时疫，官逼民反，极大地打击了嘉兴平湖的经济，当然也严重影响了以收地租为主要经济来源的金巨濚一家的收入，甚至还有点动摇整个家庭经济基础之虞。金家的租米收入减少超过一半，而米价的涨幅在三分之一。农耕社会以米价为整个物价的参照，整个物价也就上涨了三分之一，家庭的开支因米价上涨而水涨船高。而且，更有一笔大开支需要巨濚筹措；长子鸿楹，长女月珠已到了入学的年龄。在巨濚，为儿子女儿谋求最好的教育，既是一种为父母的当然责任，又是一种维持“少爷班”面子的需要。

巨濚为鸿楹选择了稚川小学。在女童入学读书还甚少的当时，巨濚为月珠择校淑英女子小学。——都是当时平湖县城内最好的学校。

巨濚与妻子特地为一双儿女缝制了新衣，新鞋。还到城里最好的南货店定做了状元糕，以供儿女在学校里分发给同窗学友。开学那天，巨濚和妻子还亲自将一双儿女送进学校门口。

金巨濚和妻子秀英的用心十分明白，望他们日后学得真正的一技之长，有所出息。当然，一如几千年的中国儒学传统，能“学而优则仕”地光宗耀祖最好。

然而这一切都需要殷足的财力作支撑，而赖以支撑家庭经济基础的田租又因天灾时疫而变得十分的纤小而脆弱，此时的巨濚，想到了一个生财之处——王公昌。

从朋友的纵容试手气，碰运气，寻刺激，到有意识地将赌博作为一种生财之道。在不谙赌场玄机的盲目情况下，巨濚的博弈生涯进入到了一个质变的阶段。

我们可以预言，博弈，将对金巨濚本人乃至整个家庭带来巨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我们将在下文中为你叙述。

船娘风波

有句俗语：有意栽花花不发。巨濚想以博弈为生财之道，然而小试牛刀，即告失利。第一日，带了200块大洋进王公昌，出来时考篮中空空如也。叫阿福先回家，自己找了家不显眼的小酒店的包厢，独酌了一番。巨濚酒量在中等份上，喝的是绍兴花雕。我们不知道在这番独酌中，巨濚想了些什么，但看来他的心态还平和，依然一如平常地细酌慢饮。二百元钱当时大约可买五十石即七千五百斤大米。这在一般的劳作人家，实是一个不堪承受的数字，但对巨濚来说，毕竟还不是太大的事。翌日，巨濚更加着意地梳洗打扮了一番，带了三百块大洋，一天下来，还好，赢了四五十块钱。不料第三天又赔掉了本钱。总之，开始的近个把月，巨濚的博弈是输略多于赢，数目在四五百元之间，这点流失的钱巨濚还能腾挪，不至在母亲、妻子面前露出饥荒。但一个月下来，巨濚的心似乎已经离不开赌博，离不开王公昌：输了想翻，赢了还想再赢，王昌公成了巨濚的充满诱惑的魔窟，一个不知其有多深多险而又极具诱惑的黑色洞穴。

一个月后的某日，巨濚一反常态地在梳洗后，即喝起了卯时酒，饮酒的速度也大大快于常时。待酒力有点上来的时候，巨濚喊阿福将考篮拎来，在第三层的抽屉里放下一张银票，面值两千元，看态势巨濚是要博一记了。上午他带着两千元银票进王公昌，深夜巨濚迈着有点踉跄的脚步跨出王公昌大门时，二千元银票代表的二千个真金白银的大洋，已全部被王公昌那深不可测的大口吞噬。巨濚一走出王公昌西边的大门，只觉得眼前的路灯显得特别的苍白昏黄，天上的月亮星星更是惨淡无光。

巨濚回到家中，推说身体不适，把自己关在书房，闷睡了一天一夜。像一只在搏斗厮杀中被咬伤的野兽一般，躲在一旁，用口舌吮舔自己的伤口，想自己将伤口治愈。待受伤的心略微平复，他又要不得不面对现实：如何维持一家老小的开销，如何填补自己造成的相当于全家半年支出的财务窟窿。顶田——百般无奈之下，巨濚只能痛苦地选择了这一被视作是不肖子孙的做法——在自己手上败掉祖宗传下的家业。因为，除此之外，他已无法可想别无选择。当然，在形式上，巨濚还有一点回旋的余地，他准备将田顶给二哥巨源。田的价钱高低不说，总还能瞒住母亲妻儿，不至家丑外扬，保留一点六少爷的面子和尊严。

翌日，巨濚挑了约一百二十亩上好田亩的田契，去见巨源。见了二哥，屏退其他人等后，说明原委，愿以稍低于市价，二年为期，将好田一百二十亩顶给巨源。二哥巨源沉思良顷，放了一句话：既然如此，田契暂时放在我这里，钱五千元你拿去，等着你二年后来将田赎回，母亲和其他一切人那里，不会走漏半点风声。最后再三叮嘱：“三弟，你我都是有家室儿女的人了，不说愧对祖宗，总应该对得起妻儿老小吧，你人比我聪明，道理你都懂，赌是千万不能再赌了。”

民国初年的所谓顶田，就是将自己田亩的部分所有权在一定时间内转让给他人，顶期到后，可按原价赎回。而顶进田的人，可以转租，收取田租。顶田与卖田不同，卖田是将田地的所有产权全部转移到别人手里。在农耕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对农民来说是活命的根子，对以收取田租为生的地主来说，也是赖以生存维持门面的基础。所以卖田亦叫“绝卖”，以示事态的严重。

巨濚将一百二十亩田顶出以后，家庭的开支有了着落，亏空也已补上，而且除了自己与巨源知道外，外面看来，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巨濚不去王公昌了，母亲和妻子都感到高兴，一家的生活也逐渐恢复了平稳。

然而，巨濚这一次的赌场失意，给他内心带来的无穷悔意，却长久不能平息。锥心之痛的顶田，几成败家之子的内疚，使他在数日内，满头的青丝中顿添了几多白发。二哥巨源信守诺言，三缄其口，没有透露丁点风声。但巨濚晨昏见母亲请安问候时，望着母亲日见衰弱的身影，心中总是惴惴然充满疚意。唯一能给巨濚郁闷负疚的心境带来些微鲜活生气的是二子埭仪的入学。金洪声自小显得聪颖，比起大哥鸿楹来更懂事。巨濚为洪声选读的也是稚川小学，不过学校已更名为稚川高等小学，这一年是公元1923年，金洪声虚岁八岁。“赌场失意，情场得意，”不知是应了这句话，抑或还有别的因素促成，不久便发生了前文提及的巨濚、张崇仕、金少宜的结伴西湖之行。

1924年春，桃柳三月，已是游杭州西湖的最好时日，三人结伴同去西湖泛舟。除了流连于西湖十景和楼外楼的西湖醋鱼、叫花鸡、莼菜汤之外，三个人更堕入了同西湖船娘的一段风流韵事之中。

西湖船娘与游客的缠绵悱恻乃至终为共同生活一段时期的待价而沽，古已有之。白居易、元稹宦游浙江时，以诗称颂西湖船娘的青春娇美与风流姿韵，已使西湖船娘著称于天下，而秦少游的一句“西湖水滑多娇娘”，将西湖的柔水同船娘的娇美相连，更使人添了无限的遐想。

西湖船娘为游湖的客人划船，送客人到西湖中游乐，游玩得开心时，游客会多给些赏钱。也有喜好女色的男人，在清波荡漾的绿舟上，在湖岸边桃红柳绿、春意勃发的自然景色中，禁不住近在咫尺的浑身绽放出青春健康活力的船娘肉体的诱惑，打情骂俏之间，就喜欢上了年轻漂亮的船娘。按历来流传下来的习俗，游客肯出一份钱，包下那只小船，由划船的船娘陪着，在这西湖边上过一段快活销魂的日子。经过几天、十几日的相处，若两相情投意合，男人这边也有经济实力，还可给船娘家里一笔不菲的费用，随后携船娘回到男人家里。船娘明知这种游湖男人一般家中都已有妻室儿女，但在民国时期，官方虽明颁一夫一妻制，然纳妾不算妻，仍在可行范畴之内。而且，这种游客与船娘的结合虽有终船娘一生的，但大多只维持一段时间，比如说三年五年，这似乎也成为一种惯例，好像一切随缘听天命安排而已。

巨濚、张崇仕、金少宜三人，在西子湖畔盘桓旬日后，各自带了一位船娘回家。

张崇仕带回的船娘，现隐其名。在家里以娘姨相称，生了两个女儿，这两位女儿，长成后均自强自立。

金少宜带回的船娘叫二姑娘，在少宜家生了二个女儿，小名龙宝、阿宝，后不久，船娘二姑娘离金少宜家而去，不知是重回西子湖畔，还是另有他适。

巨濚带回家的船娘叫方姑娘。想来西湖船娘，为她的特殊生涯和来去方便，对外均以在家的排行加“姑娘”或姓氏加“姑娘”作为自己的名字，如二姑娘或方姑娘，都隐去了自己的真实姓名。这位方姑娘在带回的三位船娘中年纪最小（当然也隐去了她的实际年龄，外人只是凭她们的身段长相猜测）。年龄小，虽然离开了娘家，毕竟少不更事容易耍些小性子。一进金巨濚家，就与巨濚的结发原配金张氏秀英，发生了一场由渐而烈的房闱之争。

纷争初起，始于巨濚对两人房间的安排。巨濚与原配秀英的房间本来就在楼梯上来的第二间，方姑娘进门后就住在第一间。巨濚上楼后先要经过方姑娘的房间，这种位置上的便利，势必使巨濚到方姑娘房间的次数更多些。方姑娘以年少恃宠，张氏是出于女人本性的醋意发泄，表面上也只为些琐琐碎碎的小事而口角，真真假假，真假难辨。一开始，态势还只停留在鸠占鹊巢，内室失和的口舌之争上。

随着时日稍久，这场争执进入了宿命的仇恨阶段。

方姑娘进门不久，排行在金洪声下的弟弟洪连突然发病，高烧几日后不治夭亡。张秀英将失子之痛，归于方姑娘的进门，斥方姑娘为“白虎星”。方姑娘当然不甘接受这种苛责，但又对这两件事的前后相连无可奈何。方姑娘同一切弱势地位的争执者一样，惯常会使用“强词夺理”的解数。这样两个女人之间的争吵在表面上看是更激烈了。造成这种激烈的根源田的，是两人内心深处除了女性争宠的忌恨，还有失子的母性痛恨和受无妄之怨冤恨的纠结。

本想在步入中年后更享一点温柔之福的巨濚，却陷入了内室失和争吵不断的尴尬境况中。这种大吵三六九，小吵日日有的情形，使得巨濚白天在外的时间越来越多，实在无处排遣时，他又回到了绝足多时的王公昌。

不料，自从方姑娘的到来，巨濚在赌场的手气就未见好过。输了想翻本，赌注越下越大，但每每血本无归。待到妻子张秀英发觉巨濚在家庭开支的手面上都有些挂不住时，一面依然是结婚以来一直在丈夫六少爷巨濚面前的无可奈何，一面就迁怒于克死儿子又使丈夫破财的“白虎星”方姑娘。先有鸠占鹊巢的女性忌恨，继而丧子变故的母性痛恨，再加世俗的破财的懊恨，从此巨濚的后院陷入恶语叠加，武行齐备，不得安宁的劫渊之中。

这场历时近两年，后来发展到两个女人几乎水火不容急风暴雨般的后院风波，终因方姑娘的半夜雇船遁走而落幕。方姑娘带走了她房间里全部细软，不知道什么原因张秀英当天夜里没有发觉，以后就称之谓“卷逃”。金巨濚对此事的沉默虽然使张秀英感到有些失落，但方姑娘的离开金家，总使她有一种胜利者的自我感觉。

这场风波的另一个结果是母亲从此离开巨濚家，到二哥巨源处居住。母亲对巨濚的托辞是：“你二哥一直要我过去住他那里，这两年，你屋里总不太平。我走了，怕失你面子。现在方姑娘走了，屋里平静了，我想也可以走了。”母亲临别早晨的那段话，使巨濚觉得母亲似乎觉到了什么，话中明显地有着弦外之音：“六囡（巨濚因排行第六，自幼父母称六囡，但今至不惑之年，母亲还称他谓“囡”，可见对这位老莱子的舐犊深情）。娘要走了，巨源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在那边你可放心。你也是有儿有女近四十的人了，总要有点主意，娘是灯笼大蜡烛，也照不了你前后”。

在巨濚看来，母亲是黯然离开自己的，母亲四十年来从未对巨濚有过责骂，连稍重一点的话也没有说过一句。母亲临走时说这些话的眼神让巨濚感到惨然，尽管语气仍舒缓平和。巨濚对母亲离去毫无思想准备，他有点手足无措地的再三挽留。但母亲去意已决，自己叫了两顶轿子，带着贴身的丫环芙蓉走了。

母亲走后，巨濚将自己关在书房里，闷了三天三夜。过后，就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辞退了跟班兼门房的阿福，支半年工钱让他去另谋生计。第二件事是托媒婆在县城近郊，找了两户本分的种田人家，为丫环阿梅、秋菊说定了婚事，还特地去看了那两户人家的门头和阿梅、秋菊未来的丈夫，人都还忠厚老实，身板也壮实。看到房屋和人都还不错，婚事就定下来。金家为阿梅、秋菊各置办了一份不错的嫁妆，择日将她俩嫁了出去。阿梅、秋菊虽然有些依依不舍，但想着总有一天要离开金家，而且对那份嫁妆也颇满意，六少爷也亲眼去看过那人家，两人也就称心地去了。在以后几年里，金家和阿梅、秋菊的婆家，还像亲戚一样来去走动。

三是与妻子秀英商量后，决定辞去奶妈，孩子由秀英自己带。秀英知道巨濚这番排布的苦衷，不愿意丈夫决定的事情在自己身上挂住，自己以后的日子虽劳累些，但也爽快地答允下来了。

巨濚这番辞人节流的举措，却在哑巴身上发生了执行的困难。哑巴得知主人要自己离去时，反应出乎意料的强烈。通过手势、大声地叫喊和各种肢体语言，表示她做得很好，她还会做，甚至还表明：金家若要她离开，反正她也无处可去，只有寻死觅活这条路可走了。巨濚和秀英商量后，觉得相辞太坚，恐生意外，再者屋里外的一些活计也确实需要人帮着料理，全部辞走佣人，怕秀英一时也做不过来。哑巴又勤快肯做从不惹是生非，就决定留下再说，从长计议。哑巴这才停止了焦躁不安，做事比以往更尽心尽力。在日后的岁月里，不管金家如何困顿，巨濚和秀英再也没有提出让哑巴离去，哑巴就一直在金家劳碌着，默默地见证着金家以后的几十年历史，同时也在金家走完了她一生的历程。

经过这番变迁，巨濚八角亭的两进宅院里，常住的人员是：巨濚还有秀英带着三女月婵，四子洪声，五女月蜍，六子鸿楣。另加佣人哑巴。比起往日来，整个宅院里显得有些空旷。

另外，长子鸿楹，长女月珠已在省城杭州读书。长子长女的学业，一直倾注着巨濚太多的心血和希冀。多年来，那是巨濚心灵深处一点捧供着的神圣的亮色，消融甚至荡涤着巨濚这几年生涯中的所有阴霾和不顺。一年前，两人已从小学毕业，学业成绩优秀。特别是月珠，出落得亭亭玉立，不经意间尽显出少女的绰约风姿，在校内外，令人注目。巨濚大哥巨济家的子女如前所说，都有些愚戆；就是生财有道的二哥巨源家的子女，在学业上也不能与鸿楹、月珠比肩。

兄妹两人小学毕业，当时平湖县境内尚无初中，为鸿楹、月珠两人的学业和日后的前程，巨濚秀英夫妻颇费踌躇。夫妻俩特地去了一趟海盐西塘大姨刘丽英家商议。与读书颇多对学校情况比较熟悉的大姨商议的结果，决定金家兄妹与刘家长子刘书鸿结伴去杭州念书。大姨刘丽英对长子刘书鸿的设计是：因丈夫早亡，自己又不会料理家事，儿子刘书鸿应在家继承家业，而刘家除了田产，别无其他工商业。刘书鸿就报读浙江省立甲种蚕业学校，预科。该校学制预科二年，正科三年，共五年。而且学校是公立的，学杂费用也轻，正切合当时刘家的家境。巨濚夫妻为儿子选的是三才学校，校名取天才、地才、人才荟萃之意，可见巨濚对长子鸿楹的期望之深。女儿月珠，选读私立弘道女子中学，是一所由美国女传教士任校长的教会学校，学风甚严，收费也不菲。月珠自幼面容姣好，伶牙俐齿。设想她自幼渐近欧美风气，进一步发展成为这方面的人才。

对鸿楹报读的杭州三才学校，笔者尽自己的阅读视野，并在写作此文时，搜寻了包括1994年出版，由杭州市教育局编纂、具有官方权威性的搜罗比较齐全的《杭州市教育志》在内的各种教育史资料，竟都不见记载。

以巨濚的学识和对长子的期望之殷切，为何要长子进这样一所学校？因为照笔者推测，这所不见于史志记载的学校，只能是一所存在时间不长的私立性质的学校。而鸿楹就读三才学校，有《金氏家谱》白纸黑字的确切记载，以及现仍健在的鸿楹胞弟金舜仪的亲口回忆。应该是确凿无误的。

这确实是有些令人费解了，因为在这次巨濚夫妻同大姨刘丽英的商议决定中，另外两人选读的学校都十分合理得体，刘书鸿报读的浙江省立甲种蚕业学校，既切合刘家的家境，又荟萃了不少日后的人才，是所不错的学校。如后来成为文艺界的领导人物，剧作家的夏衍也因家道中落而报考此校并毕业。而月珠就读的杭州私立弘道女子中学，那理所当然的是集中了全浙江省女学生中的精英。

对巨濚为长子鸿楹选读杭州三才学校的原由，笔者只将疑问提出，请读者自己来思索和判断了。

在1923年前后那个时期的江南小县城平湖，尽管自明代设县治以来，一直是比较富庶之地，后来更有“金平湖”的美誉，但绝大部分人家，儿子在当地初中毕业，女孩上个初小就已经是很稀少很不错了。当时平湖全县，每年只有二十来个女孩就读初中，送女儿去杭州读初中，更应该是凤毛麟角了。一要摒去世俗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陈见，二要有足够财力的支撑。而巨濚当然清楚家道已经开始中落，要送一双子女上省城杭州读书，家中还要供给到学龄的幼子幼女在平湖就读；不管巨濚的一生功过成败如何，在这点上，作为一家之主，作为父亲，他是担当起了责任。他是尽力了的，这也是一般为父为家长的人所不能做到的。

1923年8月底，新学期开学前几日，巨濚送鸿楹、月珠和刘书鸿三位新生去杭州上学。提前几天，也是为了要陪三位杭城未来的学生游览一下省城。在杭州游览，巨濚是轻车熟路了。当然是西湖十景，拜灵隐寺、瞻岳王庙，泛舟西湖、吃西湖醋鱼、啜叫化童鸡、佛跳墙等等。临别时，也少不了一番叮嘱：尊敬师长，和睦同窗，当心身体，用功读书，省城不比县城乡下，市面大各色人等杂，误人子弟的场所和手法也更多，要谨慎交友，免轧坏道，等等。书鸿和月珠都点头称是，只有鸿楹却说，学校的铺板是木板的，太硬，晚上睡不着。巨濚想责骂几句：别人能睡你为什么不能睡，但万事在开始时总望图个顺畅吉利。更何况在巨濚看来子女在杭州读书是头等的大事，只得用钱买通三才学校的门房，再买了一副棕绷，悄悄地雇人运到鸿楹宿舍，搁在床板上面。

若从见微知著和万事皆有征兆的角度看，这一细节，是否显露了一点鸿楹在杭州读书这段生涯的一点端倪。巨濚安顿停当，告别了儿女和内侄，留下了满腔的希望，回到平湖家中。

鸿楹、月珠及刘书鸿在杭州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在不知不觉中很快过去了，期间各自回平湖、海盐家里三四次，巨濚也在中途去看望了几次。到了除夕前半个来月，孩子们捧着各自的成绩单回家过年了。月珠的成绩优秀，鸿楹比起妹妹来略逊色一些，但也在中上之列。特别是值得在此处一提的，刚入小学一年级发蒙的金洪声，捧回稚川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的成绩单，除了因身体略显单薄而体育等第为良外，其余各科均为优秀，且列班级第一。一家人过了近几年来少有的一个其乐融融喜庆吉祥的春节，闹罢元宵，巨濚又送鸿楹、月珠及刘书鸿去杭州上学。

巨濚人在平湖县城，家中的事反正是日复一日的一天天过日子，无需他太多的劳心操神，心中天天惦记的是在杭州读书的一对儿女及内侄，他们过完年才一个虚岁十四岁，一个虚岁十三岁，刘书鸿十五岁。做母亲的牵挂着兄妹们的冷暖健康，巨濚牵挂的是儿女内侄的交友学业。使巨濚心中似春水涟漪稍起波澜不安的是鸿楹一封要他寄钱的来信。一双儿女的日常用钱，巨濚是每月按时定量寄去的，为怕他们在外委屈，总是尽家庭的财力，尽量多寄些。当然鸿楹的来信上有堂皇的理由，巨濚在收信的当日如数将钱寄出。不料未到半月，鸿楹又来信说是同学要借钱，急用，又要家中寄钱，巨濚不禁顿生疑窦。好在平湖到杭州走陆路经嘉兴上火车只需半天时间，巨濚接信当日就动身经嘉兴到杭州。事情比巨濚想象中的还要严重；就读于蚕业学校的刘书鸿交友不慎，吃上了鸦片，且经常夜不归宿。刘家的家道已经中落，刘书鸿知道无法再向家中母亲要钱，就只得求助于鸿楹，鸿楹在借钱给刘书鸿的同时，也由于好奇而在书鸿处尝试而吸了鸦片，且已稍上瘾。用完了每月的生活费，毒瘾上来时，只得向同学告借。学生的钱都是有定数的，待到要用时，就向鸿楹催讨。这样经济上就雪上加霜，鸿楹唯一的办法就是频频向父亲告急。

巨濚先是帮鸿楹还清欠债，以保全儿子和家庭在学校中的脸面，继而将鸿楹、书鸿两人召到旅店房间，关起门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且令两人具结，保证不再吸鸦片，否则就去告诉书鸿的母亲。鸿楹、书鸿在一派鼻涕眼泪中，信誓旦旦地保证，决不再吸食鸦片。巨濚特地在杭州多住了几天，看到两人的状态尚算稳定后才回平湖。回到家里，对妻子秀英也没有提起此事，以免徒使妻子担心和不经意的走漏。毕竟孩子尚小，以后还要在社会上做人做事，小小年纪就吸食鸦片可不是好名声。

巨濚人虽回到平湖，大半颗心却悬吊在杭州的儿子和刘书鸿身上，因为他知道，鸦片一旦上瘾，要戒掉是需要很大毅力的。巨濚别无他法，只有一个星期去一次杭州，加强对两人的督促，好不容易快捱到期末，巨濚心中稍松了口气。不料临近寒假时三才学校发来一函，请金鸿楹的贵家长金巨濚速来校一次，有要事商量。

巨濚忐忑不安地来到三才学校，校方告诉巨濚，鸿楹吸食鸦片成瘾，且经常夜不归校，不知在何处住宿，为严肃校纪，以免再带坏其他同学，劝其退学回家。

尽管巨濚再三恳求，校方拿出一大叠鸿楹违反校纪的记录，说：学校不是不教而诛，我们对他已仁至义尽了。为了不再影响带坏其他同学，学校只得出此下策。家长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怜天下望子成龙的父母心，望家长也能体谅学校的难处。临近学年结束，学校会开给肄业的证书。

话既已说到这个份上，巨濚知道再说也已无用，只得带着鸿楹怏怏地回到平湖家里。附带交代一下：在此之前刘书鸿也因吸食鸦片、夜不归宿而被浙江省立蚕业学校责令其退学。

不久，月珠也学期结束，回到家里。

长子鸿楹被学校劝退，读不成书了，女儿月珠也没有再去杭州读书的必要，巨濚让一双往日以读书为自己荣耀的儿女都留在家里。这时是1925年令人感到窒息的溽暑七月。脸面、希望、苦心……一切均化为灰烬，哀大莫过于心死，巨濚的心死了。

唯一能激活巨濚心的只有一种刺激：他疯狂般地迈向王公昌，就像飞蛾义无反顾地扑向燃烧的烈焰。

重回金罗浜

1925年整个农历七月，巨濚一家浸淫在黯然苦涩之中。本来，月初的“七夕”恰逢月珠的生日，往年必有一番亲友聚会，家庭小宴。今年却因为鸿楹被三才学校退学的事而提不起兴致，懒得操办了。当然，“七夕”当晚的晚饭，秀英还是为月珠煮了生日面，一家老小也吃长寿面。不过，总觉得是应景之举，全然没有往年的喜庆氛围。甚至西瓜大量上市后，巨濚带着儿女们每年必制的西瓜灯也没有兴致做了。一家人只见巨濚顶着烈日，每天往外跑，也人类不对家里人言明他在外面做些什么。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自周朝起，就以“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在收获的季节，天子象征性的以新谷祭祀祖庙，表达对祖先的敬意。由于祖先崇拜在中国人的信仰中占有极重要的一页，所以“荐新”的习俗得以延绵数千年，甚至在它已从国家的祭典中逐渐消失以后，民间还都保存着荐新的习俗，集中在七月十五举行。传至平湖当时，有放路灯的习俗。习俗大致如下仪；以六个壮丁为一组，一人敲锣，一人打梆，一人提灯笼，一人沿途撒盐米，一人沿途摆设香烛（插在芋头或茄子上），一人沿途摆设一块豆腐及一饭团（置于一片大树叶上），大约每隔百米设一处祭品。

当年中元节后的第二天，即1925年7月16日，巨濚家的大事是，一具寿材由八人抬着，巨濚亲自指挥安置到后埭的西间屋。一家人恍然大悟，巨濚整整一个夏天是在为母亲物色、订制一具上乘的寿材。这具寿材的制作规格是十三圆心，重笃敦实——所谓十三圆心，是用十三根整段原木，每根去掉边皮，只取其木心，用木工的雌雄榫方法，匠制而成。这种取料和制作的方法，在当时的平湖，已是最上乘的手法了。当然决定寿材规格的，还有木料的种类。巨濚遍访了平湖县城中所有的木行和铺子，倾其全力，选了上等又与母亲的身份相配的楠木。

母亲和巨源闻讯，也从堰上巨源家里来到八角亭，两人看过以后，母亲望着巨濚说：“六囡，不知娘是否消受得起。”言下之意，是相当满意。巨源知道巨濚的经济底细而要分担一半费用，巨濚则说：“二哥，就成全我为娘尽这点孝心吧！”巨源也就顺从了巨濚。

八月初一，巨濚焚香祈祝以后，重新又踏进了他久违的王公昌。

王公昌门庭仍旧，一进门，巨濚却见里面的装饰绝非前几年自己常来时可比了，据说学的是上海一些大赌场的格局。平湖距上海仅百里之遥，且每天有几班轮船往返两地。上海的时尚，不消几天，就会风行到了平湖。

既然是歇手多时后的重新开始，巨濚也就选择了另辟蹊径的另一种赌法——“三通宝”。虽然此前对这种赌法从未染指，但凭着他的聪明，这种“三通宝”赌局的门道，巨濚看了两三局后，竟也瞧出了个十之八九。这种赌法实际异常简单：取三枚黄铜钱掷与盘中，用粗碗罩住，然后庄家一手托盘，一手抠碗，在空中用力摇十下，再把碗与盘放回桌上，庄家大叫几声：下呀，下呀！赌客则根据自己的判断把钱押到桌的四个边上。这四个边分别代表“三通宝”、“两通宝”、“一通宝”、“白宝”四种答案。其中，“三通宝”即三枚铜钱的“通宝”字样全部朝上，“两通宝”就是两枚通宝朝上，一枚朝下，其他类推，而“白宝”则是三枚通宝均朝下。这种玩法赌的就是运气，没有别的技巧。当然也有会做“局”的，除非手法特别巧妙，否则，一旦被捉，做局者必被打死无疑。赌法虽然简单，但由于根据押四种“宝”赌资的多少算赔率，输赢的出进倒是极大。

巨濚第一天，只默默地看着，尽管场主客气地一再催促：“六少爷，下一把”，却一直到离去没有下注。

第二天，巨濚带了两张各二十元、一张一百元的银票，准备小试牛刀以测手气。第一注，巨濚认准了一个“两宝”压了上去，一开盘：“白宝”，巨濚被吃了。第二注，巨濚再压“两宝”，盘一开：“三通宝”，又被吃了。巨濚的心一动，倒不是因为输掉了四十元，更大的输赢前几年也经历过，要紧的是兆头：莫非此番自己的手气不行！

接下来的两把，他都没有下注，眼睛紧盯着盘面。待到第三盘时，巨濚觉得背上激起一个机灵，似乎全身的神气都开通了，特别是头脑，显得格外清醒。他冷冷地瞅着桌面，新的一局又将揭开，桌上堆着的现银洋和银票，大大超过以前几局。刚才已连开了三个“三通宝”，没有一个人把宝压在“三通宝”上。而此时巨濚的眼中似乎有一道光线直穿碗底，他分明看到碗下面的铜钱，三个通宝统统朝上，就要揭开碗时，他猛掏出最后那张一百元银票，拍在“三通宝”上。环颜四周，“三通宝”上一枝独秀，对着逆势而上的巨濚。四边一阵哄笑。

盘开了，这下轮到四遭的人傻眼了，分明是“三通宝”，一枝独秀的六少爷巨濚押中了。

由于只有巨濚一家押“三通宝”，此局赔率甚高，他一下子赢得六百多块大洋。巨濚见好就收，悄然离去。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觉得这一个月来，顶着烈日酷暑为母亲定制寿材的孝心，到底感动了上苍，从小呵护他的母亲，在赌场上也呵护着他。他希望这种呵护始终伴随着他，至少能使他从二哥巨源手中赎回顶出的田地。

这种心理暗示的结果，使巨濚第二天的注下大了不少，下注的时候也更果断。然而，整整一天，幸运之神一直没有眷顾巨濚。这一天，巨濚是一输到底，血本无归——他输掉了家中所有的现金。

王公昌赌局的发展之一，是在内部开设了类似典当的营业，赌徒们不出门，就可以变现——大到地契、金银珠宝首饰、古玩文物，小至输急了的赌徒身上的衣服——当然王公昌的股东们又多了一项相当不错的生财之道。比起外面的当铺，对所典物件的出价肯定低了许多，有点趁人之危打劫的味道。但人一急到了这个地步，或者说输红了眼的时候，那时整个身心全被恐惧和复仇的本能控制着。赌资是宣泄恐惧和复仇的唯一武器，只要能得到，价高抑或价低，赌客们已经无暇计及了。

此时的巨濚已经输红了眼，完全丧失了理智。终于，短短几天，王公昌吞噬了巨濚几乎所有的田产——除了二三十亩极难收到田租的最劣等的烂田以外。当然，最后一刻猛地清醒过来的巨濚，在最后一笔田亩当得三千元银票时，他却神奇地歇手了，不是走向赌桌而是选择离开了王公昌。

这一年的农历八月十六，中秋过后的第一天，金家又添了第三个儿子——金鸿楣，字舜仪，小名连弟。

金巨濚合计，全家夫妻俩、三子二女再加哑巴八人，照目前已近于零的田租岁入，在平湖县城，柴桂米珠，实在是难以维持了。于是就动了回金罗浜乡下的念头，与妻子一商量，秀英也认为这是当今减少开支的唯一办法。金罗浜金姓氏族中，有些家庭，一待家境殷实，往往嫌乡下居住寂寞，纷纷迁至平湖县城甚至省城、上海。这样空关着的相当宽敞的老房子颇有几幢。巨濚看中与祖屋相邻的一幢，化一千二百元钱买下后，雇人修葺。房屋临河，前后共三埭。前埭八扇墙门（大门），第二埭是一排房间，后埭中间是颇为高敞的厅，东西两个大房间，又有几个小房间，再过来是迎送客人的客堂间，旁边有个小院子，种着几棵桃树杏树。二埭与三埭之间，隔着个丈余深的天井。屋后有一棵大树，树主干离地一人多高处长出五只大枝杈，匀称地伸向天空，一家人和周围的邻居都称之谓“五爪树”。此树六七岁的小孩，手牵手，三个人还抱不过来。枝叶繁茂，大有亭亭华盖之势。

金罗浜的房屋修葺完毕，已近冬至。巨濚要举家迁回乡下的消息，在亲友间已不胫而走传闻开了。向母亲正式禀告，是在临搬家的前三天。巨濚夫妻专程到堰上巨源家去了一趟，母亲汪氏已是73岁的老人，只说了一句：“你们到乡下去也好”。商议间也同意巨濚夫妻将她的寿材带回金罗浜的打算，“反正我也要叶落归根的”。

巨濚夫妻到巨源家的另外一件事，是同二哥商量：在乡下居住，一时也用不着从福建带回的那套家具，还有剩的几张狐皮筒子，想一并顶给巨源，换一笔现钱，数目任由巨源决定。巨源望着兄弟和弟媳，爽快地应允了：东西放在我这里吧。只是巨濚，几年前我就对你说过，那时你听不进。今天弟妹也在这里，我再讲一遍，你现在已是儿女一大帮了，为人一世，总要留点给他们。否则，以后怎么面对他们！巨濚听罢，低头不语。

从堰上回来，最使夫妻两人特别是巨濚难以决断的是二儿子洪声的去留：洪声正在稚川高等小学读四年级，读书的成绩一直不错。若同全家一起回金罗浜，乡下没有像样的学校，长子鸿楹的学业已半途而废，月珠终究是女儿身，也停止了学业。金家以后的希望看来仅存于洪声身上了。辍学回乡下定然不可，而要留在平湖县城继续读书，当时的学校还没有寄宿生，洪声年方十一，如何安顿照料？金洪声自述家庭历史

巨濚知道，自己只要开口，二哥巨源是一定会收留侄儿洪声的。但一想到母亲对自己从小的惯爱并非好事，更不愿洪声在祖孙的隔代亲中，重蹈自己的旧辙。就决定去同表侄金少宜商量。少宜家住房宽敞，前厅后院，各式丫环下人一应齐全，条件比巨源、巨濚家优渥许多。巨濚一开口，少宜满口答允：“六阿叔，洪官（金洪声的小名）在我这里，就像在你自己家里一样，你尽管放心吧。”

行文至此，附带交代一下金少宜的家事。金家两代单传，没有分家析产，到金少宜手里，积聚的家产已颇可观，入了殷富之境。少宜的婚事，也一如当时习俗，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的是平湖钟家钟亦鸣的妹子。新娘子未过门时，就听说治家极能干。但拜堂之后，揭掉新娘子的头巾一看，风度相貌与媒婆介绍的相去甚远。鼻梁坍塌，且长金少宜好几岁，出嫁前高不可攀低不就地耽搁成老姑娘了。但钟家巨富，姑娘出嫁时，抬嫁妆的队伍前后望不到头，在平湖城里轰动一时。金少宜妻子过门后，确实治家能干，人也贤惠，同婆婆相处甚笃，颇讨婆婆欢心，不过对少宜而言，这桩婚事，仅是完成了母亲的一道指令和任务，勉强做着夫妻。这或许也成了前文所述的金少宜游西湖带回船娘二姑娘的缘由之一。金少宜与钟氏婚后生有一子，小名照官，又是独子，宠惯交加，专门服侍他的丫环就有两个。七八岁了，还不会穿衣服，大便后屁股还要丫环擦，可以说，生长在一派花团锦绣之中。不料，世事沧桑，1949年一解放，金家家产被全部没收，照官从小就没有好好读书，没有一技之长，别的不能干，就只能进调配站。靠出卖劳动力养活自己。所谓调配站，是集体组织搬运站的补充，做一些搬运站剩下的零星体力活，活重又都是临时的，报酬也要低于集体性质的搬运站。想不到这样一个七八岁还不会穿衣服揩屁股的少爷坯子，解放后会被改造成一个掮包子拉车子自食其力的重体力劳动者。

再述巨濚搬家。巨濚一家祭过祖宗别过母亲兄长后，雇船回金罗浜。除了张崇仕、金少宜来河埠送行，往日的一批朋友们，都不见了踪影。巨濚虽没有“仓皇辞庙日，垂泪对宫娥”的后主辞宫之痛，但看着一家大小一个个低垂着头，走出家门，走入船中；尤其是在岸上频频挥手、泪眼告别的洪声，不禁心底一阵酸楚。而头舱里那具赫然放着的髹成玄黑的母亲寿材，为这次离去抹上了深浓得难以化开的黯然底色。

1912年夏兄弟分家，巨濚由金罗浜搬至平湖县城八角亭，成为一家之主；到今天，1926年初冬，又要举家回迁金罗浜。头尾十五年间的历历往事，在船行矣欠乃的橹桨声中，一幕幕地浮现在巨濚心头。随着船儿一起驶向河流的深处、远处。

船到金罗浜屋前河埠头，巨濚率先上岸，没有鞭炮，没有道贺，只有贴邻而居的长兄巨济家来了几个人帮忙搬东西照料，没有半点乔迁志喜的气象。乡间的条件本来就简约，巨濚又早已将那堂贵显的檀木家具留在二哥那里。一埭、二埭除了摆放一些杂物，再在三埭的房间里摆上一些日常起居用器，整幢房子显得有些空廓寥落。一家上下都住在后埭的几个房间里。

巨濚最注重的是母亲那具寿材的安放，他一反平常人家往往将寿材置放在某个比较暗色的角落的惯例，将母亲的寿材兀然地放在头埭大门旁。是表示对母亲的孝敬惦念，还是祈愿母亲为他这位老莱子在大门口驱邪保佑，旁人就不得而知了。巨濚每年要请漆匠在养漆最佳的黄梅季节重新漆一遍，自己亲自在旁边督看，不容丝毫马虎，一直到1934年暮春，汪氏仙逝。

汪氏在平湖县城二儿子巨源家逝世，临终时儿女孙辈都随侍在侧，在嘉兴的女儿女婿也赶回来了。老人走得很安详，据传统的算法，享年八十三岁，在那个时候是稀有的近米寿的高龄了。汪氏的葬礼，虽巨源尽力操办，但与四十八年前，锡昌元配吴太按诰命五品夫人礼制举行的那场葬礼相比，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不过，还顾及了县里中等人家的体面。首先，巨濚为母亲定制的那寿材不失庄重。用专人专船吊（吊，是当时平湖搬运寿材的约定俗成的专用称谓）出运往巨源家，再请漆匠仔细上漆，使其更密封防潮。其二，家中三房子孙和氏族中亲戚以及朋友，无一遗漏，都悉数哀告。汪氏十八岁进金家，在金家生活六十四年，先是与大娘和睦相处，继之又为金家传嗣香火。锡昌亡后又主持家政，虽然后来三房弟兄分家各过，但总能在关键的时刻调遣斡旋有度。在漫长的六十余年中，无论对长幼亲戚抑或下人，都和气随和。众人念及以上各层，各家各户都派人前来吊唁。其三，主其事者巨源率家人悉按乡俗，七七敲八八做，和尚道士尼姑，不使场面冷清，不使旁人闲话。总之，虽不能说如何哀荣，但也随了乡俗，完了功德。汪氏入殓以后，巨源在寓中辟一室暂厝，半年后发丧。葬金罗浜祖茔锡昌墓侧。

巨濚回到出生地金罗浜，在度过了人生四十年又一个月后，他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经济谋划，以往靠田租维持一家生计，衣食无忧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再复返。面对的是一家七口连加佣人哑巴共八人的衣食住行开销，已成年子女的婚嫁，未成年子女的养育教育，氏族、乡邻朋友的礼尚往来……手中仅存的一点顶卖家具狐皮得来的钱款，与整个家庭所需的开支相比，实在连杯水车薪也够不上。必须有生财之道，来供给整个家庭的经济所需，以支撑维持起这个家庭。

然而巨濚的作为，却让旁人如堕五里雾中：他养起了鸽子。众所周知，养鸽子于经济只有些微小补，更多的是一种闲情逸致式的消遣。人们认为巨濚还在继续他游手好闲式的少爷生涯，耍少爷脾气。

巨濚搬回金罗浜的住房宽敞得很，在后埭的最西边，巨濚单辟一间作为鸽房，请木匠做了养鸽的大棚。在房前的天井上方布了一张大网，网上也设了门，放飞鸽子时可供鸽儿进出。除了中、晚两次让鸽群冲出棚舍自由翱翔，其余时间都用整张网罩着。放飞鸽群时，巨濚会伫立在院中，望着鸽群飞去、盘旋、回来，一旁围着呼叫雀跃的儿女们。可以想见，乡村中的蓝天、白云、鸽群、儿女，的确可以抚慰不少巨濚那颗屡经创伤的心房，然而一家上下八口的衣食呢？

买进种鸽后，鸽子的繁殖速度极快，不几个月，就有百多只的阵势了。鸽子的吃食，全赖向米店购进的地脚米，几石几石的运来，也算是物尽其用了。巨濚养的鸽群，最多时，达到四百余只。飞翔在天空的鸽阵，蔚为壮观，成为金罗浜一道特有的景观，引得村民每每驻足观看。

巨濚养的鸽子，大多是良种，他有时还会请朋友来玩。当然也有实用的一面，鸽蛋当作一道菜供家人食用。也有菜鸽，但不多。鸽子爆棚时，会卖掉一些，补贴家用。但糖水不能充正餐，人们冷眼看着巨濚如何料理一家八口的生计。

日后等巨濚离开家中去通界桥时，特地托了一位邻居照料鸽群。但旁人毕竟不经心，往往忘了关鸽棚的门，不多日都被野猫拖走吃掉了，或许还有两脚的“猫”。

巨濚的养鸽，还有一段涉险的故事可记。数年后，通界桥恒昌南货店前面的河里，经常停着一只以捕鱼为生的江北船。船既作捕鱼的工具，也是全家人的居住场所。每逢农历的节日，如春节，端午等，当地乡民做米糕、粽子时，他们都会以“拜”的方式去乞讨一些，在平日也会化讨一些米饭、大米。有一日，化讨来的米饭吃不完，就放在船棚上晒干，一只不知何处来的鸽子，先是惊鸿一瞥般地俯冲下来，啄食船棚上晒着的饭粒，几次以后，胆子大了，索性停在棚上吃了起来。一定是鸽子被饿急了，竟被船主发现后，不费吹灰之力用竹筐罩住捉住了。巨濚在店里目睹了这一幕，便以一百个铜板的高价买下这只鸽子。捧回一看，原来是只信鸽，鸽子身上系着三只鸽铃，脚上绑着信筒，拆开信筒却是日文书写的信件，显然是只日军信鸽。巨濚把鸽铃、信筒卸下，恐在通界桥处理露眼，专程去金罗浜埋掉。又特地去平湖县城养鸽子的照官处，借来良种种鸽，交配繁殖后，在店房旁边搭了一个小棚，养了四五只鸽子，都是那只日本军用信鸽的后代。“有时想想，父亲的胆子也是够大的，被日本人知道，私自捕捉军用信鸽，可能信鸽上带的是重要军事情报呢，又私自销毁，这祸可闯大了，弄不好要杀头”2006年4月13日，巨濚的小儿子、年已八十二岁的金舜仪在向笔者讲述此事时，发表了如此评论。

当巨濚饲养的鸽群达到二三百只时，每日两次的放飞，鸽群的盘桓加上鸽哨的奏鸣，一下子使六少爷巨濚回乡的消息传遍四邻八村。就在那当口，巨濚宣布了要开南货店的决定。不言而喻，养鸽子的六少爷要开店的消息随着鸽群的飞翔不胫而走，——人们到此时才恍然大悟，巨濚的养鸽竟然是一次绝佳的商业广告的企划。

六少爷开店

巨濚第一次以养家糊口为目的的经济活动，选择了将本求利的商业，并且一经择定，就终生从事此业，再无旁骛。看来，他在选择前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士农工商四业，细分三百六十行，少爷出身，年逾四十，以弱冠为成年也过了二十年无忧无虑乃至声色犬马的生涯，现在却要择一业，既能自食其力，还要养家糊口，这委实是一项很难的抉择。巨濚虽粗通文墨，但“士”一途是可望而不可企及了。“农”，虽可种一得十，但祖产的田地在前一番的豪赌中，已挥霍殆尽。所剩的二三十亩薄田或有产出，尚不足一家人半年的口粮，更遑论其余的开销了。若要再向人家赁田耕种，对自幼“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少爷而言，断吃不起那沐雨栉风，胼手胝足的劳作之苦了。务“工”，要有压身之技，巨濚知难而退了。在旁人看来，选择“士农工商”四业之末的商，用今天的话来说，巨濚是调整好心态面对现实了。不过，或许金氏先人锡昌公的经商致富，还是有点传承到巨濚身上了。

巨濚有着自己的盘算：毕竟在平湖县城混了十年，尽管离去得凄惶，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总还认识几家殷实一点的店铺，进点货人家还是会给予方便的。巨濚准备经营南北货——名为南北货，其实也不仅限于南货和北货，而是烟杂、干果日用品的泛称，特点是清一色的干货，便于保存。进货后，只要勤于保管，可以存贮几个月甚至半年以上，这对于初入道的经营者来说，还是一个比较稳当、风险较小的商业领域。

巨濚开始盘点资金。至此时，巨濚手头尚有现金陆佰元左右，留下一半给妻子张秀英，以充家中今后若干时间的开支之用，以另一半当作求利的本钱。巨濚不是倾其所有，而只择其所有的半数，可以看出，在心理上，他对往日的赌博生涯已作了告别，不是盲目地以求一博，而是留了余地。另外在人员的安排上，除了留二子金洪声继续在平湖读小学，妻子秀英和长子鸿楹以下的小孩都还住在金罗浜。从巨濚的这种安排来看，这次经商的举动还带着点试水的味道。

随后是店址的遴选了。金罗浜不宜，巨濚觉得它过于狭仄，没有商贸经营所必需的兴旺人气，店址只能在金罗浜以外去寻找。

金罗浜所在的杭嘉湖一带，总体地势低平，从先民入住至今的数千年来，人类垦殖开发于斯，平原被纵横交错的塘浦河渠分割，田、地、水交错分布，形成“六田一水三分地”的地形结构。人们于地上栽桑，湖荡养鱼菱，田里种粮油。河道纵横，湖荡众多，水上交通发达，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地貌。

这片江南水乡上的村落集镇，状如星罗棋布的散落排列。对其散落的状态略加梳理，似也有某些规律可循：一是民户沿河而集居，十几、二十几，数十家，上百家聚居而为村落。村落越小，则姓氏越单纯，往往是一个村庄（当地人也俗称为宅基）一个姓，抑或两个姓，表明是由一个世祖繁衍而下，全村均是同宗的弟兄叔伯。集几百家而居的，就是市镇了。在一个县中，也只有三、四、五处，市镇就广集着众多的姓氏了，表明他们除了当地的基本住户以外，有来自本府的其他县治，甚至是外府，乃至外省的客籍人家的。所操持的行业，就广涉农工商的所谓百业了。二是临河造桥，以桥聚店，以店建村镇。而这村镇的名称，往往以桥名命名如三里桥、西塘桥等等。三是杭嘉湖地带，在人口的分布上属于稠密地区，故而这里村镇之间的路程相隔，都以三、六、九里计。若是两地相距在十二里外，那就是很远的相隔了——可见人口之稠密。

巨濚选中在曹家桥开店，所谓曹家桥，就是前述的以桥名为地名的一种命名。曹家桥在金罗浜西北6里，有着百来户人家，是方圆四五里地界内的集市中心。称之集市中心，就是一天早、中两市，周边的村民来镇上茶馆吃茶，手提肩挑来一些时鲜蔬菜或柴禾出售，到店铺购办一些日常用品，当然还有春熟、大熟时油菜籽、棉花、稻谷上市的大宗粜卖。

为了在店中有个照应，巨濚请了同氏族的一位义兄一同前去料理。这位义兄一眼失明，还带了他的一个儿子。义兄的儿子叫金钱劳，又像学徒又像小相帮。这位义兄一直跟随巨濚开店，直到他的另一个儿子金玉麟任县城国民党外围部队大队长，将他接回家中奉养才离开巨濚的恒昌南货店。

店址一旦选定，巨濚就租了店面，是朝南向的二开间的门面，稍事粉刷，去平湖县城进了点货后，择吉开张。巨濚手书一店名招牌：恒昌南货店，悬挂在门楣上。

尽管养鸽的六少爷开南货店的声名在外，鞭炮声中新店开张时也聚集了不少乡邻围观，但人群随着爆竹的硝烟散去以后，门面前就显得十分冷清。生意好时，一天有三五笔生意，而且是赊账居多，有时竟是整天不开张的白板。

店中的这种不景气的状况，一直维持到年底。巨濚派义兄到赊欠的那些顾客处结账，尽量回笼资金。

金舜仪老人回忆起这位义兄，至今仍说他为人极好，忠于职事。年底前要账是商家一年中极为要紧的事，金舜仪还记得，他有时会在年底前几天，跟着这位他称为二伯伯的人，去农户家收账。二伯伯手里举着灯笼照明，肩上背着装钱的褡裢。天上是满天寒星，地面是若有若无的黑幽幽的村庄的轮廓，传出一二点依稀的灯火，猛不丁不知什么时候响起几声狗吠，一老一小漏夜奔走在寒夜旷野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巨濚自己回金罗浜家里一趟，与妻子商量对策。商量的结果，决定由妻子张秀英出头去催讨一点田租，以解一家过年开销的燃眉之急。南货店的生意维持到春节看看，过了年档再作计划。

巨濚家剩下的二三十亩烂田，都是离村落较远较僻的贫瘠之地，每亩的收成只有平常好田产出的一半，而租种这等烂田的佃户又都是些贫困之人，所以去催讨田租更显得困难。张秀英自小缠脚，一双变形了的小脚一天要行走二三十里路去讨租，着实是难为了她。陪伴母亲的事，就落到了放寒假回家的十二岁的金洪声身上。

每到佃户家，佃户一看金家已落到这种地步，多少会答应交一点租，当然也有的佃户家徒四壁，秀英母子也只能唏嘘一番，空手离去。几天下来，秀英看看收入无几，情急之下，只得去求助在县城的三伯伯巨源了。见了巨源，说明原由，巨源一口答允，立马写了十几亩田六七户佃户的田租，写明此十几亩田的田租，今年归巨濚家收取。——当然，这些田也是较差等级的。平常巨源去收，往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得恐还不够雇人催讨的费用。金洪声自述家庭历史

当年平湖佃户的交租情况大致如下：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的中央政治大学地政学院组织师生到平湖进行一次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并将调研成果汇编成《平湖之土地经济》一书正式出版，其中说道：“从前平湖佃农，最为驯良，每于秋收之后，即赶将一年辛苦所得之农作物，上砻制成糙米出售，变换现款，依霜降头限送交租栈，其较迟者，亦在二限冬至三限腊月内完清，极少有欠租情事”（122页）。又说：“平湖地势平坦，气候温和，物产丰富，农民生活向称宽裕，因之情性大半淳朴和平”（193页）。

然随着战害日繁，天灾频仍，农业常遭歉收，佃农很难缴足租息，缴租由约六成，递减至五成。到民国二十四年，仅三四成。在这等情景下，地主催租，多数依赖“跑栈”。尤其是大地主，大都身居市镇，佃户及租田所在不甚清楚，于是跑栈（俗称“狗腿子”）成为地主的代理人。金巨源就属于此类委托跑栈催租的地主。跑栈兼管田地，催收租息，又被租栈所雇佣。租栈专为一方地主收缴租米，全平湖县有99处。每处租栈雇佣跑栈多者七八人，少者四五人。下乡催租“如狼似虎，凭借地主势力，对佃户威胁欺诈，勒索小费，挪款自肥，以多报少，谎新收为旧欠，佃户明知其非，而慑于其权威，只得容忍而已”。跑栈催租，每户加收“脚步钿”一斗半。

另外，如佃户欠租过多，地主可以推出田赋，责令佃户完纳，谓之“着佃完粮”。此法由地主开出租单，连同粮串，呈请政府派警追缴，称为“差办”。警察上门催租，加收催租费每石3升，若逼迫至抄家、抓人、吃租米官司，称为“开租”，一切费用仍向佃户收取。

张秀英拿到巨源开出的租单后，每日按单到佃户家催讨。一则秀英已居乡下，以近为近，比起从县城下乡方便得多，二则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佃户农家一看秀英家境况窘迫，催讨者又是缠小脚的妇道人家，实在也是百般无奈之举，故每次上门，都能有所收获。

张秀英奔波旬日，总算筹集到了一家的过年之资。

恒昌南货店的生意，在一年最旺季的年档仍不见起色。巨濚究其原因，认为在恒昌之前，曹家桥镇已有二家南货店，而且又是经营多年的老店，要想再去分一杯羹，就显得得前景惨淡了。但店仍旧要开，否则一家人的生计无着，所以巨濚决定将店搬至离金罗浜南面6里的通界桥。

通界桥枕南北流向的嘉兴塘支流上，桥西属嘉兴县，桥东是平湖县，去东南不远，又毗邻海盐县，集市虽小，只有三爿茶馆，一家面店，但地处三县交界，过往行人客商甚多，故名通界。巨濚思忖，通界尚无南货店铺，更处交通要道，开店可能会行。

通界桥东堍有一庙。因无其他房屋可租，巨濚就租下庙边俗称“搭庙脚”的空余房间。稍作修葺，恒昌南货店移址重新开张，且仍是义兄帮着巨濚两人经营。“搭庙脚”充作店铺，西面是桥，南面朝向漾口，北面贴隔壁是庙。庙中有一和尚，后又收一徒弟。两开间的门面，大约40余平方，中间隔断，前半间作店堂，后半间又隔成两间卧房。外搭一披间作厨房。

店堂前面装修成踏子吊窗，另半面是门口，门口里面一只长柜台，上置各式货物或货物样品，柜台上面是一块匾，上面仍是巨濚手书的“恒昌南货店”。两边贴一副对联，巨濚用的是随俗的内容：“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再后面是账台，账台后设一椅。账台旁设钱筒，人在柜边做生意，每笔生意都要走回账台放钱麻烦，就一甩手将铜板抛入钱筒。再旁边放着一只藤椅，巨濚生意间隙就躺着小憩。巨濚在藤藤榻上休息时，会用手摩拭一柄白铜的水烟管，这是一柄随他从县城带到乡下的贴身用物，而且从表面上看，这也是巨濚保留着在县城时生活习惯的唯一嗜好。吸食水烟，在当时的平湖城乡，普遍风行，包括自食和敬客。但一般的人家，吸的烟丝大都是压制成两寸见方块状的烟砖，烟丝有优劣，但相差不大。而巨濚抽的这种烟丝，名为皮水烟，外貌如上等的肉松，烟味极淡醇平和。吸食这种皮水烟的人犹如凤毛麟角。第一，这种水烟在平湖县城的各色烟杂店里不能买到，只有在上海城隍庙的专营店里才有货。第二，价格要十数倍于一般的水烟丝。巨濚在生意闲暇，长吸一口皮水烟直沉丹田，又长吁吐出一团烟雾，吐纳之间，只有巨濚知道其间的滋味。

这次来通界桥开店，巨濚将交给妻子的另一半钱也悉数拿来，拼凑了大约五六百元钱的本钱，以示全力以赴，只准成功不准失败不留退路的决心。经营方法上，也一改在曹家桥时全凭现金进出的方式。对周边比较殷实或可靠的人家，采用赊账到年底结账的方式，每户给一“金折”，铺底十几、二十元不等，固定了一批长年的客户。这些客户，平常的家用直至年货的置办统统都在恒昌交易，平常到恒昌店里买东西都不需付钱，到年底一并结算。说是结算，明里也可称为结账要钱，行话叫“复年货”。就是在春节前，到发金折的客户家，去问置办年货的情况。若这家客户仍在店里置办年货，他会说我们会到贵店来复年货，这说明明年他还会在你店里购货，而明天客户就会来店里付钱。在付钱时将全年应付款项少付一部分，不把账给清。而当场付清钱的，可能顾客明年就要换店了，行话称“逃账”。当然还有一些窘迫的人家，货款多少也付一点的，但拖欠一些，道一声：“对六少爷说一声，我们到明年菜籽汛再付。”巨濚关照义兄，对这样的人家就不要收清了，好在明年的生意还在。

恒昌南货店搬到通界桥一年来，固定的客户加上散户，再加上来往驻足的行旅之人光顾，一天的生意竟也能做到十几、二十元，算毛利在日进二元左右。这在当时，也算是中等偏上的店况了。通界桥附近，有个渔村，当地俗称网船村，有三十几户人家。多数整年以打鱼为生。在水中打鱼，常年接近水气，为祛寒湿，往往以酒祛散。巨濚决定顺应此民俗，在经营南北货之外，开辟一项卖酒的业务。店里多进点糕饼，卖给喝酒人下酒，义兄再烧点简单的酒菜待客。渔民们有时来吃卯时酒，更多的是买鱼归来，来柜台前站着喝酒，“六少爷，来一开酒”，打鱼人豪爽的吆喝声，有时像要掀起小店的屋顶。巨濚安然地为来客酌满一碗酒送上。这时“六少爷”的称呼，不知还能否唤起他心中往日的涟漪？

卖酒又为恒昌南货店增加了一项进益，正当小店的生意日渐红火时，从开店起一直在帮忙的义兄被他当队长的儿子金玉麟接走了。巨濚颇能体察对方的境况：儿子有条件尽孝心了，不管自己店中如何需要人，总是应该成全义兄的。

义兄离去后，中秋前一天为了要商量解决店中缺人手的事，巨濚回金罗浜家中一次。虽只有六里旱路，但巨濚每次回家，总是雇一小船，由人划着由水路返回，——杭嘉湖水乡，是无村不通船的。

巨濚因此段时间南货店的生意日好，是几年来少有的好心情，秀英和儿女连同哑巴都感染上了这种心情。今年的中秋节又全家团圆，巨濚带回了苏式和广式的两盒月饼，秀英还自制了不少眉毛饺——一种平湖过中秋节时应景的甜面食，状似眉毛，内包的馅多为捣碎的籽麻拌糖，口子捏成花边状，颇为精致。吃过月饼、眉毛饺，还在天井中供了月华，焚香拜月。天井中央，摆一长案，两个花瓶中插了两束桂枝。绽开的桂花飘香，弥漫整个庭院。案上还供了六样时鲜瓜果和月饼、眉毛饺。待香烛点燃后，一家人依长幼次序，依次对月祝拜，每人许下心愿。今年的月亮也遂人愿，一轮满月，格外明亮。

巨濚到家后，还特地买了两个大西瓜，刻了两个西瓜灯，图案是三国志中的桃园三结义和三英战吕布。儿女们围着看巨濚制作，巨濚先将花纹雕好，用刀将瓜顶切去一片，把西瓜开顶，小心翼翼地挖空瓜肉，配上吊绳。待天黑时，将瓜灯内的蜡烛点燃，那忽闪的烛光，衬映出图案分外明亮，——一晃几年，巨濚都没有兴致摆弄此技了。

天上月光，地下西瓜灯光，今年巨濚家的中秋节显得十分明亮喜庆。

过完中秋，巨濚带妻子秀英和大女儿月珠、小儿子舜仪（小名连弟）来到店中。妻子张秀英帮助料理店中事务和家务，月珠带着年尚幼小的弟弟舜仪帮衬。

正当店中事日趋顺利时，不料巨濚的家事骤起风波。

1929年，当年被巨濚寄于满腔希望送往杭州念女中的大女儿月珠，随母亲来通界桥时，已是亭亭玉立的十九岁姑娘了。由于家道的中落，由于家兄的过错而涉连到无辜的她中断在杭州的学业，在这位见过省城世面而又复蜗居穷乡僻壤的少女心里，埋进了过多的怨艾和阴影。

从依稀可望的激荡时代新女性的前景，跌落到蜗居家中更复操持庙旁小店中的杂务的现实生涯，生活的极大落差，此时的月珠需要有人疏导排遣。可恰恰在这时，作为父母亲的巨濚和秀英，正在为全家的衣食殚精竭虑，无暇顾及而疏忽了。

金舜仪在八十余岁时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说：“我从小是大姐带大的，在通界桥店里，我和大姐同睡外间那间卧房，隔壁就是庙。庙中的和尚，一大清早就敲响晨课的木鱼，一敲一个来时辰，每天每天，我的头都被敲疼了……”

女大当婚，金月珠的出嫁是相当凄惶的一幕。闪电般定下的夫家是曹家桥唐桥的唐元华家，急匆匆地雇了一条船从金罗浜出嫁，也没有置办什么嫁妆，用金舜仪回忆的话说：“比嫁一个丫头都不如。”

月珠婚姻的风波骤起，是在出嫁后两个月不到。唐家提出离婚，理由是一些莫须有的传闻。两家经媒人协商不成，唐家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判决准予离婚，男家赔偿女方三百银元。

巨濚的少爷脾气在这件事上又犯了，待唐家送钱来时，当场在通界桥雇了只网船，将这些银元连同女儿月珠，一起送到海盐宣家浜张礼甫处。巨濚的意思，依旧俗，姑娘若出落得有瑕疵，就送回外婆家交舅父管教。其实，这哪里是管教，设身处地地为月珠思忖，这无疑是往伤口上撒把盐搓擦，这无异于将月珠当众裸体鞭笞，何其痛哉，何其伤哉。

一年不到，月珠便从舅父家重回金罗浜，她的神情已与前判若两人。婚嫁适人的事，从此不再提起。虽在家中，但孤苦伶仃地独自缩在一旁。为解决生计，有时也在家中厅上开私塾，收几个学生。在当时，有月珠这点文化底子的女子还极少，授课的内容是符合时势的新式教育，但无奈月珠做人的“名声”已坏，私塾时开时停，日见式微，最后在凄苦郁闷中，于1935年去世，年仅二十五岁。月珠的一生好似一朵刚绽放的花朵，骤遭寒流风霜摧折，就过早地凋零了。当然酿成这悲剧的，还有月珠本人性格懦弱的原因，这从屈从父亲去娘舅家一事可以得见。“过去礼教害人，大姐的这条命就是这样去掉了。”金舜仪显然对大姐月珠充满眷恋，他在七十年后回忆起这段往事时，对“吃人”的旧礼教，忿然之情溢于言表，不由大大地提高了嗓音。况且一改为长者讳的传统，指谪起了父亲：“我们小的几个议论，我爷这件事做错，不应该将阿姐送到宣家浜，不应该将这些钱交给大娘舅，应该将这些钱交给大姐，让她自己掌握就好。”

如此苛责女儿月珠的当事人巨濚，是爱之愈深而责之愈切呢，抑或是满怀希望而骤然失望后的迁怒呢？还是其他……不管如何，父亲巨濚对女儿月珠的处置显得太过鲁莽而太寡亲情了，曾被巨濚寄予厚望并一度引以为傲的长女月珠的生命之花就这样过早地凋谢了。我们再来述说巨濚长子鸿楹的人生轨迹。

鸿楹在杭州读书时染上的鸦片瘾，始终没有戒尽，待严父一离开身边，更呈死灰复燃的态势。母亲张秀英毕竟心软，看到儿子犯瘾时痛苦不堪的模样，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让他吸几口。

鸿楹烟瘾的不可收拾，是在母亲也去帮父亲开店之后。金罗浜的家中，只剩下哑巴和小的几个弟妹，父亲巨濚个把月难得回来一趟，哑巴只管兄弟姐妹几个的吃饱穿暖，哪里管得了他的烟瘾！鸿楹完全失去了管束。

吸食鸦片，所费甚巨，每有因此瘾而倾产荡产的。鸿楹吸鸦片所费的钱，大部分是凭他一手好字和肚中的文化挣得。他的毛笔字一如其人，相当端庄秀丽。那时的乡村中，识文断字的人极少。凡村人家中有红白喜事，还有为分家析产等等的经济事务，被乡人称为“千年文书好做药”的写纸写笔，更有书写官司诉状等等，都会请他代笔。每次会给他一定酬谢，有时赢了官司，礼金还相当丰厚。反正日常饭菜是哑巴料理好的，这笔进项就成了鸿楹毒资的主要来源。

待到烟资接济不上时，他只得向母亲求告。然而毕竟还是读过书知道廉耻的人，自知无颜直接面对父母双亲，每当向父母告乞时，只站在通界桥桥西，或向店中的小弟舜仪示意，实在不见舜仪时，就央路人把小弟舜仪招过桥来，由小弟向母亲求乞。这件事是不敢让父亲知道的，或者父亲巨濚只是装作不知。母亲毕竟是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自肉自痛，每每背着父亲从店中拿一些铜板洋钿银角子，数量不多，但次数不少。接过钱，鸿楹转身又去耗在鸦片上了。

鸿楹虽染鸦片毒瘾甚深，但终身还能自持住一点：不论如何的毒瘾煎熬和冻馁饥饿，不私自毁损金罗浜老屋的一草一木。若换别的不肖子孙，家中大人又都不在老屋居住，将屋中的一切卖尽当绝也是屡屡可见的。

在鸿楹的一生中，也有过些微的亮色和仅有的一次悲壮举动。那是在抗战开始以后。金洪声促其戒掉鸦片。巨濚等人要回金罗浜修老屋，鸿楹接替父母亲常住在恒昌南货店里，照料、经营店中生意，金洪声有时也会帮他料理一些。小店在独具商业眼光的金洪声的谋划下，竟成了四邻八村商界中的一枝独秀，有关金洪声在偶涉南货店经营时显露出来的商业天赋，我们将在以后详述。

不料树大招风，引来了两次强盗的光顾。说是强盗，其实也就是乡邻，甚至是熟人，晚上蒙面打家劫舍。第一次是强盗抢劫别家后，作鸟兽散前的偶然闯入。当时已近黎明，鸿楹、洪声兄弟都在店里，抢去东西不多。强盗恐被来通界桥吃早茶的农民发觉，在晨曦中认出他们的嘴脸，因此仓促间就逃掉了。不料，强盗尝到了甜头，第二天复又重来。金洪声不在，只有鸿楹在店中，强盗拿走了拿得动的一切，连金洪声存放在那里的一箱新衣服也全劫走了。不过，强盗还不满足，怎么不见钱款？就用洋蜡烛点着烧鸿楹屁股，逼他拿出钱来。其实，当时店中就根本不会存钱，鸿楹只得硬扛着，直到整个屁股被数十个烟头烧得血肉模糊。最后，强盗见实在逼不出钱来，就又将店中洗劫一遍后，复作鸟兽散般离去。金舜仪向笔者讲述此事时最后说：“连藏在火纸卷里的每盒香烟都不放过”。

鸿楹这次近乎英雄般的举动，使他获得了在家人中前所未有的尊崇，我们希望这犹如一个里程碑般的转折，使他在今后的路上越行越远越好。

然而事不由人。巨濚长子鸿楹陷入不堪境地的起由，是父亲巨濚发觉他又在偷食鸦片烟。时隔七八十年后的今天，金舜仪回忆起此事还是十分惊异于巨濚的惊觉发现。当时常去恒昌南货店的金洪声没有发觉，连天天在店里帮助烧饭的那位帮工也没有发现。大概巨濚是太在意他那爿南货店了，那店承载了他往后全家人的衣食之源，也记录了他人生自食其力的唯一一次成功。大概是这种第六感官启示了他，否则近在咫尺的人都没有发现，而远隔几里在金罗浜家中的他倒发现了，这如何解释？

勃然大怒的巨濚将长子逐出恒昌南货店，并扬言断绝父子关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如对待女儿月珠，巨濚此时又一露峥嵘，显出了他刚愎的一面。鸿楹知道父亲勃然大怒后面藏着对他深深的挚爱，也深藏着对他的希望和失望。他十分悔恨，但他实在无法抗拒鸦片对他生理和心理上的诱惑！鸿楹无言怏怏地离开，抖索着肩膀，迈着比离开三才学校时更沉重万分的脚步，行走在茫茫田间的小路上，回到了金罗浜那已不存在多少亲情的家中。

金罗浜的老屋如何呢？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国民党的维持会设在金家，也不知是由何人向日本人告密，驻平湖县城的日本人来金罗浜扫荡，有目的地在金鸿楹房间的桌子上发现了维持会的文件。日本人放了三把火，前埭一把，二埭一把，后埭鸿楹房间里一把。火烧起来，一下子房屋倾圮了，亏得鸿楹房间里的那把火没有着起来，还烧剩了几间，但木制的门窗均已毁于烟火燎烤之中。房间前后已没有了关闭，也不能住人了。万幸的是，房屋的风火墙砌得好，没有殃及四邻。

日本人的这把火，使金鸿楹流离失所，将他逼上了绝境。

无家可归的金鸿楹只得寄住在马厩庙村庙旁的小屋中。马厩庙距金罗浜，通界桥各三里地远近。不知最后的那段人生岁月，他是怎么度过的。只知道，他有时还会去私下贩食鸦片的俗称“燕子窝”的烟榻上，吸上一二口鸦片。只知道，还有二十来亩收不上租的烂田，母亲张秀英让他去收，原想他这一副穷困不堪的样子，或许还能给他要来一点谷米，聊延他苟且的生命。不料，鸿楹见佃户人家家徒四壁，反而就掉眼泪，讨租的事只字未提，转身就走。终于在某个夜晚，蜷缩在他栖身庙旁小屋的那堆乱稻草中，无人知晓地停止了呼吸。那年大概是日军侵华的第二年，算来应该是1938或1939年，金鸿楹活了二十八九岁。

庙中的和尚在第二日清晨，发现金鸿楹已死去，急忙赶到通界桥恒昌南货店报知。闻讯，母亲张秀英拉着小弟舜仪，急匆匆赶到马厩庙。到马厩庙旁小屋，见人已僵卧在地上那堆充作床铺兼被褥的乱稻草中。随即买了口薄皮棺材草草入殓，由小弟舜仪在前面撒黄纸引路，抬回金罗浜，葬在自家稻田旁的桑园港上。由嫌杭州三才学校宿舍的木板床硬而要上加棕棚才能入睡，到倒毙在乡村庙旁破屋地上的乱稻草堆里，金鸿楹走完了他一生的道路。死而不得归葬祖茔，也算是对他的一种盖棺定论了。

巨濚听着妻子和幼子向他讲述鸿楹死葬这一切时，默然无言。“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自己的父亲锡昌，以五品云骑尉衔富甲一乡；自己寄托了无限希望的儿子，终极的归宿，竟是如此不堪地死在庙旁的破屋稻草堆中，还有几年前去世的大女儿月珠，真是应了“富不过三代”这句老话。巨濚的无声中，一定蕴含着无限的人生感慨；也一定超过了“恨、恨、恨，错、错、错”的情愫。

从1929年张秀英到通界桥起，巨濚夫妇一直经营着恒昌南货店。秀英的到来，为店铺新增了一项业务，通界桥附近盛产环菱，那菱两角如水牛角般弯曲，每年九十月份大量采摘应市。秀英每天从菱妇处购得，第二天清晨，煮熟一大铁镬，倒入木桶中，供吃头开酒的顾客们下酒。熟菱既糯又香，还可当饱，更兼以价钱便宜，大受渔民食客们的青睐。且熟菱出镬时热气腾腾，使店堂呈现出一派蒸蒸向上的兴旺气象，巨濚对此大加赞誉。

经营商店，进货是业务的源头。平日里，巨濚固定了两只栈船，去平湖进货。巨濚在县城里有些人脉，恒昌的信用也一直不错，所以都是巨濚开出货单，栈船的船主凭巨濚手写的货单到平湖店家取货，到一段时日，巨濚才随栈船去县城结账。通常两只船间隔着轮番去平湖，生意好的时候，两船要同时去平湖才够供应。

临近年底岁末，还要去较远的乍浦进批山货海货。去乍浦进货，要提前一天叫好一只较大的网船。第二天清晨巨濚饭后登船，有时还带上三子舜仪。乍浦的笋干从对江产地运来，质量上乘，每次要进五六荷包袋，每支笋干二三尺长。杭嘉湖乡村的习俗，每到过年，家家户户都要买上几斤笋干，少的一二斤，多的三四斤。过年前，就早早将笋干浸开煮透发好，切成条或滚刀块状，再加肥肉煮成笋干烧肉，菜取名“节节高”。辞旧迎新，寓意家境年年高升之意，所以店家要备足笋干。同船还要捎上一些黄鱼干、鳗鱼干之类的海货，以备家境宽裕的人家选购。通界桥到乍浦有近三十华里，往返需要一天。

不管时局如何变化，不管政坛上旗色如何变幻，不管市面上丰歉如何，巨濚夫妇总是守着恒昌南货店，将本求利。二十几年来，迎来一度度春秋，送走一个个寒暑。每日清晨，秀英第一个起来，先拔排门板开店堂，再进来一边烧四个人的早饭，早饭通常煮粥，一边要烧供顾客下酒的酒菜。只是有时会觉得隔壁和尚的木鱼声十分恼人。巨濚也早起，没有主顾来时，就擦拭清洗那柄白铜的水烟管，随后笃悠悠地抽第一筒烟，皮水烟的烟味很淡，往往要一连几筒才过瘾。

白天，巨濚有顾客来时就招呼生意，清闲时，就倚在藤榻里，一手托腮，整年看一本三国演义。这本三国，他不知看了多少遍。

傍晚，当最后一个顾客离去，清点完当天的账目后，全家人就对着河边的夕阳，或对着昏黄的灯光，吃晚饭了。巨濚和秀英，两人每晚都要喝点黄酒，两人酒量相差不多，但喝法大不相同。秀英是大口喝酒，有乃父的酒风，往往几杯下去，动辄就醉。醉后也不言语，有点摇晃地扶着墙壁，走回卧室。有一次过门槛时，不慎脚踏进门口旁的一只甏里，巨濚依然坐在桌边喝酒，笑秀英的失态。往往秀英有点醉了，就倚在床上，衣服未脱就睡着了，倒是一双儿女帮她脱去外衣，躺平在床上，再盖上被子，以免母亲着凉。

巨濚吃慢酒，一顿酒往往要吃上一个时辰开外，小口慢品，除了平常吃饭的菜，他还专备一样下酒菜——花生酱。女儿月珠在家时，月珠用小石磨替父亲磨好花生酱，女儿走后就由妻子秀英替他磨了。每到霜降蟹肥膏黄的时节，从蟹簖上直接买回蟹煮熟，持螯品酒，夫妻两人的酒兴要平添几分。每年在蟹汛还要买些蟹养在甏中，喂以黑籽麻，待冬日享用。

每当巨濚酒色上头，脸露微酡而醺醺然时，他会对着儿女讲三国，讲他以往年轻时的经历。这时的巨濚，似有几分豪情，似有几分愧疚。

自从离开平湖县城回到金罗浜，再到曹家桥，再到通界桥开店后，除非结账进货，巨濚轻易不去县城，也很少与以往的熟人朋友交往，倾心于经营恒昌南货店养家糊口。或许只有面对年幼的儿女，才有一吐胸中块垒的机会，至于年幼的儿女是否能听懂古时的三国故事，还有他前半生的沧桑历程，此时的巨濚是全然不顾及了。

恒昌南货店终于歇业了，歇业在巨濚夫妇的意料之外，歇业在中国政治翻天覆地大变革的1949年7月。

1949年5月平湖解放。6月，金洪声受共产党平湖县委指派，任平湖县城郊区副区长兼城关镇镇长。金洪声考虑到，平湖地面尚未平静，敌特活动时有发生，父母在通界桥安全恐有不测，就派两名区中队队员，去接两位老人到平湖县城。他指定了雇用船只的船户，又关照队员要待船驶离通界桥后才能离去。

船到平湖后，巨濚夫妇被接到堰上巨源家，后又住到官弄3号弄口定居。

至此，巨濚结束了二十二年的少爷开店的生涯。

长大当老师

张筠秋的祖父，以乡村教师终其一生的张老先生，在1904年为长子张书奎（字礼甫）、媳妇朱贵珍完婚。那一年礼甫二十岁，贵珍十九岁。媳妇秀慧，只是身体稍见单薄纤弱。

张老先生未至天命，身体已见衰老之相，盼孙之心尤其急切。可是婚后数年，仍不见儿媳有梦熊之兆，张老先生终于怀着未见孙儿的莫大遗憾逝去。

多事之秋的辛亥年初，贵珍始觉体征有异，待确证有了身孕后，全家大喜。贵珍的母亲闻讯也如释重负。临近产期还有一个月时，娘家着实地备了一份催生礼，由朱母乘船从武原镇送到宣家浜。内有：贵珍母亲手缝的“蜕毛衫”，是一件无领的和尚衣，可避邪，宽松，以示能脱掉身上胎毛。另有从店铺买的红糖、胡桃、桂圆、荔枝等滋补之物，还有自制的糯米饭糍、糕饼等供孕产妇充饥之物。

1911年12月16日，紧随着祖国母亲五千年以来最激剧的临产阵痛，张筠秋也从母腹中呱呱落地，来到人间。

父亲张礼甫时任海盐县西塘区十七图总董，筠秋降生时，他正在治下的乡间奔波，料理打点着社会上的那场阵痛：挂白旗、剪辫子，完成清朝到民国的改朝换代。

礼甫虽然婚后期盼了七年，七年中他也不知默默地在心中朝夕祈祝过多少遍，但在妻子一旦分娩前，却将一应事情，全撂给了母亲。

那时的乡间还都是老法接生，妇女一朝分娩就踏进了一脚跨在阳间、一脚跨在阴间生死难测的境地。一个催生婆，一把剪刀，一盆热水，最多旁边还伴着两三个照应的女亲属。大人小孩平安与否，大半系在产妇、胎儿的造化上。好在礼甫的母亲生育过四男二女，处事熟练沉稳。二个多时辰的声嘶力竭挣扎过后，贵珍终于产下一女。女儿似父亲，颇巨硕，哭声也洪亮。

待礼甫赶回家时，只见母亲已在堂中设香烛叩拜，感谢神灵祖宗保佑大人小孩均平安。礼甫拜谢过后，听说生了女儿，就对母亲说：“小名就叫佩兰吧”。母亲说好，头生是孙女，希望能陪（佩）着来（兰）一个孙子。

礼甫照着母亲的吩咐，即着人去武原镇丈母家报生，因为是生了女儿，报生人就携了只母鸡，外婆家则回赠红鸡蛋88双。那尾母鸡，在耳边系上一根兰线后，也作为回礼抱回张家。“兰”与“拦”谐音，意为“拦牢”小囡，使之健壮成长。

从佩兰出生到“斋三朝”的三天内，每天上午，礼甫推卸掉一切“委员”的事务与应酬，专在家中迎候来送月子礼的亲戚，还有各色闻讯而来多半是与，“委员”有事务往来的朋友。

最先送来月子礼的，是礼甫的三位胞弟，礼虽丰俭不一，但都是同胞的一片心意。

大兄弟张关甫与礼甫同住在宣家浜的房子里，得讯最早，送礼也最早。关甫娶海盐武原镇黄同源家的闺女，黄同源商铺在县城也小有名气，可惜黄氏过门后，一两年就因病故世，未生育。关甫也从此未娶，孤身一世。他妻舅在县城开黄同友酱园，对关甫颇为关照。关甫开串乡店为生，进货时妻舅均按成本价拨货。所以关甫经济上尚小可，出手也大方。金舜仪在回忆幼时去外婆家拜年时说：“关娘舅（关甫）顶出客，每人一个银元，大娘舅大舅妈（礼甫及妻子）双角头，小娘舅（方甫）去拜年呒啥啥，胡子一抹。”

小弟方甫，住老宅知稼堂。张老先生以此堂名，告诫子孙应知稼墙之难，一餐一粟来之不易，以耕读诗书传家。方甫生两子：振麟、振祥。妻子陈氏在产第三子时难产亡故。岂料方甫不能铭记生父遗训，染烟、赌两毒，倾尽田产后，靠兄长礼甫接济度日。在上海谋生的妻舅陈跃明，先后介绍振麟去上海浦东一家酱园当学徒，振祥进上海钢铁厂做学徒。方甫了无牵挂后，更加游荡乡里，一直至死。

二弟平甫，与小弟同住知稼堂。娶平湖俞兴里俞氏。平甫学校毕业后（据张兴华回忆，平甫毕业于省立第三中学，即现在的嘉兴一中前身），曾设塾教书，因病早逝，撇下俞氏守寡，未生育。俞氏后归娘家居住，郁闷至极后到平湖县城西门外庵中带发修行，意欲黄卷青灯了此终生。张振麟在岳母去世后，荫寄平甫俞氏为继子，以母亲称俞氏，且将俞氏接往上海。

三朝过后是满月，满月以后是周岁，礼甫生性喜欢热闹，都摆酒设宴会聚亲友。筠秋周岁过后不久，贵珍又有了身孕。一天，细心的婆婆，看着贵珍迈过门槛时，先出左脚，就兴奋地对媳妇说：“这次是个男孩。”贵珍闻言，又是喜悦又有些羞涩地低头不语。

又一番十月怀胎后，果如婆婆所预言，贵珍产下一男孩，礼甫为儿子取名振乾。《易经》云：“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可以想见，礼甫对儿子寄予的厚望。

然而振乾降生后，并未显露出健相，倒有点体弱之征兆，哭声还不若筠秋洪亮有力，尽管全家上下悉心哺育，但没有婴儿应有的日长夜大的旺劲。更使人隐忧的是，振乾的降临，三年之内，给礼甫家带来两次变故。莫非此儿的生辰八字不好？

先是礼甫母亲，刚入寿年就撒手西逝，且逝得异常突兀。

宣家浜所在的杭嘉湖平原一带，方圆几十、上百里的种田人家，几乎家家都有一片自家的竹园。竹园往往就在屋旁，从离北窗或西墙三五尺远的地方开始，逐年蔓生一直长到屋主人地界的尽头。竹园里的竹子，夏日里翠影婆娑，可挡去不少六月里骄阳的暑气。到了冬天，却如排箭般挺拔密立，又能抵御住西北风挟裹而来的凛冽寒潮。最能给庄户人家带来喜悦的，远不是文人雅士们的“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或者“一枝一叶总关情”之类的闲情逸致，而是春雷响起春雨过后，从地下不时冒出的茬茬春笋。这是皇天后土一年中对种田人家的首次馈赠，种田人喜悦的是实实在在的收获。

同是春笋，却有分别。最先破土而出的是早笋，当地人叫燕来笋，数量不多，味最鲜美。第二茬长出的笋叫孵鸡头，有两层意思：一是出笋的时令，正当农家将蛋放在母鸡身下孵小鸡的时节；二是竹园里的笋出得多了密了，像母鸡身下破壳而出的小鸡，接二连三，成窝地来了。最后一茬的笋叫乌壮头，笋壳的颜色带点乌黑，笋的个头特别粗壮，只是笋味稍微夹杂点苦味。张筠秋读小学时的课本内容

一个从悠远的祖宗那里传下，又历经先农子孙代代口授相传的说法，仍为今日宣家浜及其周围的庄户人家深信不疑：竹园里竹子长势的枯荣，往往征兆着主人家家运的盛衰。因此，正经的种田人家，都会经心莳弄着自家的那片竹园。其中至关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在出笋时节决定笋的去留。园里的笋，要留下挺拔粗壮的，使其长成竹子，不能太密，也不可太稀，以延续竹园的强势和茂盛。那些长得过密的竹笋，那些长得歪斜瘦弱的竹笋，则要将它掘去。掘下来的笋，在崇尚自给自足的乡村，大多供自家食用，少数也有拿到附近的小镇或集市上去卖了，换成妇女们的针头线脑或家用的油盐酱醋，当然还有男人们的茶钱酒资。殷实一点的人家，竹园常常也大，那是不屑将笋外买的。尽管笋多，但这些人家自有他们处置的办法：在每年竹笋刚出，还是时鲜佳蔬时，他们就掘来，分送给邻近镇上或县城里的亲眷朋友尝鲜，虽不是什么贵重的珍馐，但对方珍惜的还是这地头鲜中透露出来的亲情。等到笋大批地从地下冒出时，主妇们就忙了。每隔二三天，就要去掘回大篮大篮的笋子，随后切成笋片或笋丝，晒制成笋干。

1914年，张筠秋四岁，祖母四十七岁。那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春分刚过，接连下了两场透雨，在地下蓄势一冬的笋儿，也耐不住地下的郁闷急着要往地上窜了。那年筠秋家的笋长势极好。

祖母带着筠秋去竹园里掘头朝笋，不料篮中的竹笋刚遮住篮底时，祖母在掘笋用力时，身子一歪，倒在地上。筠秋大声地叫着“亲亲”，可祖母就是不应。筠秋急了，心里怕了，飞快地跑回家。哭着告诉了母亲。母亲放下怀里的振乾，睡在床上，叫筠秋看住弟弟，什么也不说地飞快冲出屋去……

待筠秋再见到祖母时，祖母已静静地躺在床上，旁边围着一圈的是低着头的爸、妈、叔、婶……

筠秋后来哭着要找祖母，大人告诉筠秋，祖母到天上掘笋去了。筠秋不明白：今年家里的笋是大年，祖母头朝笋也没掘完，为什么要去掘天上的笋？

母亲的骤逝，礼甫连随侍汤药的孝子之行也未能稍尽，更陷他于“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无可弥补的抱憾之中。礼甫只得将孝心移情于母亲的葬礼之中，倾其全力，为母亲送行，以表人子的哀思。礼甫体形壮硕，但至“五七”，已是一副形销骨立的孝子模样了。

正如俗语所说，祸不单行。翌年，礼甫丧妣之痛始觉消解，妻子在第三胎的分娩中，血流不止而亡，胎儿也未能保全。那是1915年，朱贵珍终年三十一岁。

五岁的筠秋已初谙人事，知道妈妈已离她而去，只在一旁抽泣。而三岁的弟弟振乾，却屡次屡次地哭喊着要寻找妈妈，闹着要妈妈抱……，众人无法，只得让振乾去见僵卧在床的妈妈。振乾号哭着猛扑前去，伏在妈妈身上，然而任凭儿子怎样呼天喊地的呛号，妈妈终不能回答。振乾哭得累了，只能脸贴着妈妈冰冷的脸睡去。弟弟睡着了，筠秋靠着妈妈的床边陪伴着，妈妈和弟弟都睡着了，只有筠秋一个人还在流泪……

三年中，张家两举丧事，连亡三人，有旁人向礼甫进言，是否租住的房子不吉，以另觅新居为上？礼甫一言：人生祸福事，岂关宅第中。朋友以屋遗我避风雨，此乃尚义之举。尚义之屋，何涉阴凶？于是，旁人止言，礼甫一家仍泰然在宣家浜屋中居住。

1917年振乾五岁，已到发蒙的年纪了。春节刚过，礼甫开始计议起儿子振乾读书的事了。宣家浜村落较小，又都是靠种田谋生的庄户人家，故没有设私塾，要为振乾发蒙就得到张家门张氏宗族开设的私塾中。

闹完元宵，私塾的先生就要坐馆，礼甫趁着年初十姐弟俩去海盐外婆家拜年回来，就向振乾说起了今年要去读书的事。不料，筠秋在旁说：“弟弟读书，我也要去读书。”事出父亲预想之外，礼甫脱口而出：“女孩子家读什么书！”在张家门、宣家浜，十七图图董张礼甫也算是个开通有识见之士，然而潜意识中，毕竟还不能越出几千年来“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思想窠臼。“反正我要读书。”

父亲一时失了应对。“你难不倒我，弟弟去读书，我跟着弟弟一起走到张家门，也好读书了。”“佩兰宝，你为什么要读书。”父亲似乎已经有点正视筠秋提出的要求。“爸你听着：‘读书好，读书好，读书不分迟和早，人不读书，就像瞎子看不到，知识无价，学问是宝，读书好。”“佩兰宝，这歌你是怎么会唱的？”

振乾抢着说：“爸，去年，姐就带着我去张家门，在私塾外面，听先生教时，偷偷学会的。”

至此，父亲已无言可说了，对着筠秋、振乾俩说：“好，备两份拜师礼。筠秋，你和弟弟振乾一起上学。”

张筠秋在七岁时发出的“我要读书”这一呼声，开始了她一生向旧习俗的挑战，至今我们仍不清楚，这是出于她求知的本能，还是来自于她体内潜藏着的与生俱来的叛逆因子。

私塾设在张家门礼甫家的老宅知稼堂厅堂上——那所老宅虽经火灾，但修葺后，仍住着平甫、关甫兄弟两家、据曾在此上过学的张礼甫的孙子张欣田回忆，知稼堂私塾的大致布局如下：“学校位于宣家浜的南面，从宣家浜的家里出发，走过了一片高地和田野，就有一个大院子，住着两户人家，他们是亲兄弟两家（即关甫、平甫）。房子大门在南面，面前是晒场，晒场前面又是一条小河。进大门后来到大厅，两边是两户主人的房间。前厅北面是很大的天井，中间的步道直达后厅，步道两旁还有两个已显损坏的花坛，里面种着月季、芍药，还有小葱和杂草。再两旁就是厢房，是主人的厨房和仓库。我们的教室在后厅。厅很大，有我家（指张礼甫在宣家浜的房屋）三个厅那么大。我们上学是从后厅东面的边门进来的，这样可以不穿过主人们的起居室。”

继承张老先生教员薪火的是礼甫的二弟关甫。虽然是叔父，但入学时筠秋和振乾仍以先生礼拜见，跪了红毡毯，行了三叩首礼，以免日后管教上失于偏怠。塾中已有十二三个学生，今年除了筠秋、振乾，还增加了另外三个学生。只是女童入学，只有筠秋一人。

先生教的是《百家姓》，以识字为主，后来又课以《三字经》，虽然此经意贯我们民族五千年文明精粹，但先生一秉历来的授业方式，识字读诵。其间文义，大多不释，只待学生日后逐渐自己明了。关甫教书胜过一般冬烘先生之处，是他进过新学堂，故在百家姓、三字经外，还兼授算术。虽是简单的识数，加减，但学生在日后大得认数记账的裨益。循私塾的惯例，向先生献上拜师礼，向同窗分送状元糕后，七岁的张筠秋开始了她的识字上学之途。俚语说，上学是穿了牛鼻子，喻儿童失去了童真的自由，如同牛被鼻绳牵着，不由自己了。筠秋因为自己要上学，所以只有能读书的喜悦，而少有被管束的窘迫；只有“没有学问无脸见爹娘”的焦虑，而没有半点倦怠松懈。不过当时读书的一个困难，恐还是现在非亲历的孩子们甚至大人们所不能想见的。

筠秋、振乾的读书之难，在那宣家浜到张家浜二三华里十几分钟的泥路。若是晴天，哪怕是严寒酷暑，都还不算难事，难在春天。江南春天的雨，常是连绵不断的一下几天，十几天，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对筠秋和振乾来说，那就没有“昨夜枕边听檐雨，明朝巷中买杏花”的浪漫风情了。路是泥路，雨后第一日走去，若前面的行人少，一步沾上一脚泥巴，脚下挂得十分沉重，使你举步维艰。雨后第二天、第三天的路况就更使人窘状异常了。路面已是一派泥浆，泥浆没过脚踝是经常的。最要命的是脚下的滑，一不留神，或是倒向前后，或是滑向左右，人失去重心，倾倒或仰面在那片泥浆之中。倘若摇晃的身躯在行人踏出的足辙中停住，那也是惊魂乍定，一身冷汗。天晴时十几二十来分钟的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还不能走到。人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江南水乡的春雨天的泥路泥泞，同前者的景象也相差无几了。

入学几个月后，筠秋和礼甫同时感到了读书识字的喜悦。

1917年夏，杭嘉湖螟灾炽烈，政府号召农户白天入田逐株摘去有卵块的稻叶，并计数发放酬金。图董张礼甫至傍晚还在田头查看，筠秋就在家中，帮着记数。待礼甫回到家中，意料之外地见到前来报卵块数量的村民已经散去，女儿筠秋捧着记数本，在等他回来向他交账时，父女俩喜由衷来的大乐了一场。筠秋到晚年时，还清晰地记得那时的情景。

礼甫是力尚男子主外的人，母亲、妻子在日，一应家务全由她们操持，而母亲、妻子三年内相继离去，很使他有后宅空乏，内外难得兼顾的困难。劝礼甫续弦的事，在妻子张贵珍刚过“五七”，就有人提起，但礼甫断然拒绝。以后，又陆续有人或建言或作伐，礼甫一直在犹豫之中：这位壮硕的男人，怕一双儿女受委屈，“后娘的拳头，夏天的日头”……

过了三年，到1918年，在旁人的撮合下，礼甫终于决定续弦。后妻魏五室，平湖县乍浦人。乍浦，虽属平湖县，但却与海盐县张家门紧相毗连。

续弦的婚礼，虽不能怠慢了新人魏五室，但比起花烛娶亲来，总要逊色一些。不过，婚礼上在振乾身上引起的事，却让全体参加婚礼的亲友，感到突兀和惊愕。

婚礼进行到“拜堂”时，有人对在一旁观看的振乾说，那位与你父亲拜堂的女人是你的新妈。振乾听后突然哭着大叫：“那不是我妈妈，弟弟要弟弟的妈妈。”筠秋在振乾的旁边，也受到感染大哭起来。身旁的家人竭力劝慰，但姐弟两人的哭声不止反扬。众人弄得手足无措，抱着拽着两人去房间规避。不料正在行夫妻对拜的礼甫，撇下新人，跟随姐弟俩跑入房间，众亲友都惊呆了，新人孤兀地一人被撇在厅堂中间，少顷也放声大哭。一时，婚礼上竟然弥漫了哭声。

终于将新人扶入洞房。婚宴开始，礼甫也恢复常态，向亲友逐桌敬酒致谢，然而，刚才这一幕总给整场婚礼罩上一层阴影，或许还会延留到往后的生活中。

礼甫续弦后，筠秋振乾姐弟就不能与父亲同住一室了，姐弟俩的房间，在父母的房间后面紧挨着。本来应从前面的房间走入，比较亮堂方便。但姐弟俩不愿穿过父母的房间，在孩子的心中，一定是不愿经过继母居住的房间。他们不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是他们的母亲曾经居住过的房间，现在却被另外一个不相识的女人占住去了。父亲拗不过女儿、儿子，只能由着姐弟俩从后面堆着杂物的北间进到卧室。北间窗小，每到傍晚更是昏暗，要点灯才能看见。有时冷不丁还有老鼠窜出，更令人悚然害怕。每晚筠秋拿着灯在前面照路，后面振乾拉着姐姐的衣襟，摸索着脚步探着路，抖索着进入房间入睡。在两个孩子的心目中，每晚的睡觉竟成了涉险的畏途。张筠秋本人1985年12月的回忆，对其间细节记忆犹新：“我拿了手照（照明用的灯），弟拖着我的衣服进后房。当时我们穿的是布袜。因砖地潮湿，弟弟袜内爬进一条蜈蚣，第二天早上，穿进去被咬，吓得直哭。”张筠秋晚年还向侄女张欣华回忆起此事，张欣华评论说：“姑母坚持从后面进，吓得我的父亲只能躲在姐姐身后，拉住她的衣服往里冲，姑母所以从小就形成了巾帼不让须眉的性格。”张筠秋

1919年，张礼甫续弦后第二年，五宝产下一女，小名大宝。虽是续弦后妻所生的女儿，一则均是己出，二则决不能怠懈了魏氏，大宝的三朝满月铺排，与当年筠秋相比毫不逊色，甚至更有过之之举。俗话说：“好吃油盐，好看铜钿”，张礼甫的家底，经过这短短五年中两丧一娶一生的四宗红白喜事折腾，只能靠借贷度日了。

更遇时局的艰难。1919年前后的嘉兴时局，使生活在其时其地的芸芸众生们，深受困厄。1917年，北洋军阀军队进入嘉兴，不久嘉兴全境就爆发螟灾，白穗遍野，当年稻谷收成仅为正常年景十之四五。数年中又时疫施虐，白喉、霍乱、痢疾、猩红热接踵袭来，一时间竟至棺木供应不及。

面对这般天灾时疫，执政当局却仍滥施淫威、加紧搜括。各县成立催租局，下乡催逼租税。连年饥荒，米价飞涨，1918年八九月间的米价，从五六元暴涨至八元以上，一般居民糊口艰难，难以果腹。

市场萧条，银根奇紧，海盐县城内商铺时时被迫停顿歇业。典当业每日营业仅两小时，以防典当衣物救急的贫民挤破门槛。

新丝上市时，丝行因资金短缺不能开市收购，茧农哭告无门。

社会治安更加动荡，大案迭出，海盐境内海盗数次登岸洗劫……

以上种种大势，更使礼甫的经济雪上加霜。

凭礼甫的场面，举借数百甚至更多，在1920年前后还非难事。但求人口难开，无故而受人“馈赠”，往后的人情债更难偿还。礼甫只得从事起被他一贯不以为然的末业——商业来了。他先是趁着春蚕讯，与人合秋开设了一爿茧行，后来又独自经营了一爿油酱店。

然而将本求利的商贸之道，岂是易事，而适逢市场萧条，流年不利，礼甫如同屋漏偏逢连夜雨。茧行经营，另外一位合秋人的盈亏确情不得而知，礼甫是实实在在的亏了。油酱店小本经营，张家门宣家浜一带住户又不多，平常的需求本来就有限，虽可维持，但付出雇人的工钱——以图董的身份，礼甫不可能亲自站柜买油酱，所剩也就于家事无大补了。

受经济困顿影响的，除了在家庭日常开支上的节约外，连振乾的私塾也无力供养了。当然，筠秋的上学就更难以为继了。我们可以想见，礼甫在决定筠秋、振乾姐弟俩停止学业时的窘迫境状。一位是自己寄予厚望，以“振乾”嘉名名之的儿子，一位是幼稚童心就懂得“读书好”的长女。不到万般无奈之时，礼甫是决不会有此决定的。“一钱难倒英雄汉”，礼甫常常深夜扪胸自叹时运之不际。

筠秋姐弟辍学之事，终于惊动了海盐县城的外婆家。

姐弟俩自幼就受外婆宠爱。女儿不幸产后早逝后，白发人送毕黑发人，外婆对两外甥更添一分爱怜之意。逢时过节，或者遣派孩子的舅舅去宣家浜探望，或者接孩子到县城小住。礼甫家境困顿后，更不时接济。知道礼甫讲究面子，名义上都是给外甥用的礼物，接济和馈赠常使礼甫觉得内心有愧。但外婆舅舅爱外甥心切，礼甫往往在一番推辞后终也受纳了。在礼甫续弦后，两家也走动如前。

外甥因贫辍学，事关孩子前程，非同一般，外婆决定亲自去一趟宣家浜。

杭嘉湖一带的县城以及较大的集镇，一般都是一条市河横贯全镇。民宅就临河而筑，前门外就是街衢，后窗枕着流淌而过的市河。殷实一点的人家就在窗下驳起一座自家专用的河埠，平日里在埠上洗涤，出行时，船可直接泊在河埠。

正月初八，外婆就从自家的河埠下船，出县城经白苎到宣家浜。十二里的水路，三个来钟头就到礼甫家了。谈起外甥读书的事，外婆的意思，上学断不可停。在张家门上学不方便，可以接去在海盐县城里念书，住的房子是现成的，收拾一下就行。礼甫若怕孩子受委屈，就让姐弟俩跟着外婆吃饭。礼甫知道外婆接孩子去县城上学的心意已坚，在言语之间又极有分寸地给自己留足了面子，也就顺水推舟地答允了。两个孩子则闻之欢欣雀跃，尤其是筠秋，知道自己可以上洋学堂了，更是喜上眉梢。

张筠秋张振乾姐弟同去海盐县城上学一事就此决定了。

那时的学校都是春季入学。1921年元宵过后，礼甫就送一双儿女到外婆家，临别叮嘱筠秋，弟弟自幼体弱，除了自己好好读书，还要照顾好弟弟。

外婆为姐弟俩选定的学校是私立兴武小学。海盐邑人朱瑞在民国肇始，受封为“兴武将军”，其后人于民国七年创办此校。教员多为高等院校、师范学校毕业生，并延请地方有识之士及朱将军故旧僚属，其师资之强，是当时县上其他小学不能望其项背的。治学严谨，管理甚善，声誉最隆。学校经费来源以朱氏及首任校长张氏的产息为主，故能对贫困学生免收学费。

筠秋、振乾已在乡间念过私塾，经兴武小学测试后，直接插入二年级，读第三册的书。张筠秋自述家庭历史

学校坐落在海盐县武原镇水仓桥西堍，筠秋振乾姐弟一进校门，就大吃一惊，顿觉眼前豁然敞亮：一片开阔的操场在前，一根旗杆矗立在操场左前方，顶上旗帜猎猎有声。一排五六间平房，虽不显轩昂，但窗上都装有当时尚属罕见的玻璃。与往日自己在宣家浜就读的私塾借着民居作的颓旧学塾相比，确实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上课以后，更有新颖的课程，特别是仪态、气度令人心仪不已的女教师，给筠秋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

在海盐县城这段读书的经历，张筠秋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有一段文字回忆资料，现原文抄录如下：“我在校内看到教师的生活很羡慕，想我好好用心，将来也要做个老师。所以我上课前已把功课预备好，每次月考不落五名之下。可是不喜欢活动，老师叫我少年老人，我以为很好了。”

1921年，张筠秋十一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就立下了长大当老师的心愿。而且在日后的岁月里，教师果真成了她半生的追求和职业，倘然她的命运不是随着时代的变革而发生转折，或许会成了她终生的追求和职业。可见“教师的生活”对这个年方才十一岁的，刚从乡村到县城的女孩影响之深，倾慕之深。

无疑，这种影响和倾慕从直觉开始，所谓“一见钟情”。“人看衣装马看鞍”，首先是服饰。辛亥革命对中国旧社会的冲击是全方位的。中国服饰素来有严格的等级之分，特别是女子服饰。由于女子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的禁锢之中，近代变革的风雨作用于她们虽然相对较为迟缓，但一旦触及便动如脱兔，直摧心底，一发而不可收。辛亥以后，服饰的等级制度得以破除，文明新装急速为女人服饰打开了多变缤纷的空间。

兴武小学女教师们的着装，由于她们多为高等学校、师范学校的毕业生，来自都市，尽得风气之先：短小化发展的衣裙，一扫往日女装的臃肿。下摆成弧线形的上衣塑造了温文尔雅的女性形象。小裤筒的裤子，在裤口加镶花饰。外边的裙子更为艳丽耀眼，洋印花的面料质地柔软，花色清丽繁多。在婀娜摇曳的款款轻步中，青春的气息，东方女性特有的曲线与丽质被极致地张扬着，向一切人扑面袭来。

女人与生俱来的仿效与从众的心理，在十一岁的筠秋身上纤毫毕现。尽管此时的她还不具备治装的经济实力，但心理上的趋之若鹜，恐怕是一种尤为深刻的柏拉图式的心恋。

在张筠秋仅几天前生活着的宣家浜、张家门一带，村民们的穿着与以往并无多大的变化：传统的大襟衫袄，肥大的中式裤，白布袜、黑布鞋，还有杭嘉湖地区特有的，不分男女，下身围一条蓝色似裙子样的围腰布拦，从腰际到脚踝，将下半身尽悉裹在里面。布料粗糙，款式简单，色彩单一。

这种几天内呈现在筠秋眼里的极大反差，更加剧了对她那初谙世事的心灵撞击。

接踵而来的是教师们的学养风姿。经历过1919年“五四”运动的一代新女性，更加催化了女人个性的解放。她们认为恋爱与婚姻自由，自主、平等，是自我解放与个性独立的首要表现，是女子迎合社会新潮流的必要素养。在课堂内外与学生的接触中，无疑会“润物无声”地潜移默化影响或是醍醐灌顶般地灌输给学生。而崇尚“科学”精神下的声光电化知识，更是以前私塾先生处闻所未闻的。

尽管年幼的筠秋对人赖以生活于世的所谓“经济基础”还处在朦胧的认识阶段，但因贫失学的经历，应该使她比同龄衣食无忧的孩子对金钱重要性的认识更早一些。女教师们一反以往的传统，摆脱男人自食其力，这点对筠秋有更大的冲击力吸引力。

因贫失学“苦其心志”的经历，使十一岁就立志当老师的张筠秋，在心理上比同班同龄人要早熟一些。我们在追踪了她的一生历程后发现，这种早熟或者说是得风气之先的先见之明，伴随了她一生。此时的早熟，就外化成为在学习上的刻苦。诚如她说“月考成绩总不落五名之下”，这名次的后面，我们还要看到筠秋先前受的旧式教育和新教育的巨大差别：辛亥革命造成的清王朝被推翻的政治形势的大变化，迅即在教育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以民国六年（1917）各级劝学所设立为契机，将新的学制和课程设置标准推向全国城乡。教育部定：初级小学校学习年限为四年，高级小学校缩短为两年。在学校的冠名上也有区分，只设初级小学的学校名为初级小学校；初、高级合为一处的，则总称“某某小学校”，如筠秋就读的兴武小学。学校的课程改革更多，小学阶段共设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卫生、美术、劳作、音乐、体育等科目。

筠秋以私塾的底子，直接插入二年级，除了国语以外，其余几门功课的基础几乎是白纸一张。她月考成绩在全班五名以内，付出的努力一定要大于从一年级就接受新式教育的其他学生不少。在学习过程中，只有国语，还能驾轻就熟。比如第三册国语的第一课《读书》，全文如下：“学生入校。先生曰，汝来何事。学生曰，奉父母之名，来此读书。先生曰，善，人不读书，不能成人。”对于已经读过《百家姓》、《三字经》的筠秋来说，读、写、背、默易如反掌，而这种贴近学生生活的内容，更加强了她学习的兴趣和理解。但其余几门功课，算术已至百数以内的加减乘除，筠秋的那点私塾底子就相差甚远了，而社会、自然等科就更是前所未闻了。一句“我上课前已把功课预备好”，不知蕴含了她多少秉烛夜读的辛苦。

在从未上过的体育、唱歌之类的课程中，筠秋显得有些拘谨，老师说她“少年老人”，也就不足为怪了。

筠秋读初小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正值我国近代史上新旧思想文化争斗交替的大时代。她白天在兴武小学接受的主要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陶冶启蒙。而晚上，外婆向她讲授的是《女孝经》，训导的是千年封建道德对女子的标准三从四德。外婆心目中的外孙女，应该和她的母亲一样，也应该和她本人一样，同时与千百年来的中华妇女一样，成为在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夫死从儿子的贤妻良母。所谓种瓜得豆，孰料外婆的谆谆训导，却客观上造就了外孙女对另一种人生的追求渴望。她在1950年回忆道：“从夫从子是不对的，靠父母是对的。我不要听，我时常要听老师说，要读书，要自立。”十一岁的女孩，面对世事的纷纭，已显露出她过人的甄别选择能力。

那段时间的日常生活，较在宣家浜要好一些。姐弟俩仍同住一室，跟着外婆吃“轮饭”——一种奉养父母的方式。筠秋有两位舅舅，一位在上海做事，一位在海宁开钱庄，经济状况均不错。外婆自己不起伙做饭，轮流着在两个儿子家吃饭，或一月一轮换，或一季一轮换。孝顺的子女往往在父母亲来吃饭的那段时间，格外地经营全家的伙食，唯恐怠慢了老人，唯恐伙食比另一家逊色。当然也有少数子女在当值的那段时日，会故意弄得清水寡汤一些。筠秋的舅舅属于前者，跟着外婆一起吃饭，饭菜要比在宣家浜家里的好许多，而且外婆总在席间叮嘱姐弟俩要吃饱吃好，还挑他们喜欢吃的菜为他们挟上。

外婆对姐弟俩是呵护有加，舅父舅母也是明理晓礼的人，由惜爱妹妹而移情于筠秋姐弟身上。但两位舅舅都有儿女，且都比筠秋稍长几岁。人类排他求专宠以及以强凌弱的本性，有时会使筠秋感到伤怀：“放学时，表兄欺侮弟，将泥塞在弟嘴里。我胆很小，想我们住在他家里，不敢批评他。只拉了弟弟到房内去温书，我看见弟吐血时常生病，二人经常哭着。又感觉到没有母亲的孤苦伶仃。看到表姐有母亲很羡慕。”

由于弟弟振乾的生病，使读书的事又起波折。振乾自幼体弱，不知什么缘故，在外婆家住了几个月后，突然吐起血来，而且是大口地咯血不止——张振乾的吐血病后来几乎伴他一生。外婆舅舅为他求医，此时海盐县城还不尚西医，只能由中医望闻问切，以草木中药止血。待病情稍稍缓解后，与礼甫商议，决定让振乾回宣家浜养息一段时间，伴读身份的筠秋也只得辍学回家。

1922年春节过后，振乾的病基本痊愈，姐弟俩回到外婆家继续上学。虽然耽误了一些学习时间，但因为成绩优秀，仍升入三年级。此后的一段学习，对筠秋的思想影响更大，或者可以说，初步奠定了她对世事看法、人生追求的基石。1982年，已步入晚年的张筠秋回忆说：“我在一所学校读书，老师就教育我们要爱国，并引用古诗‘商女不知亡国恨’来教育我们，不要学‘商女’，要知亡国恨。革命前辈秋瑾的书对我也有很深的影响，记得有篇文章中写到，我们妇女应当自奋，不做父母的寄生虫和丈夫的奴隶。在秋瑾的这些言论影响下，我决心冲出家门，走上社会谋生自立。”

以反对北洋军阀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巴黎和约”上签字为导火线的史称“五四运动”的北京学潮，将爱国雪耻的浪潮推向整个中华大地。筠秋生活读书于斯的海盐县，也于1919年5月9日，在县城西门外天宁寺千佛阁，召开海盐“国耻日”纪念大会，发出要求北洋政府释放学生的电报。会后游行，演出师生自编自演的节目“雪耻我天职”。而杜牧《夜泊秦淮》中的名句“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恰恰切合了当时中国的政治态势。而诗歌的音韵上口和如画形象，更使六十年后的老人记忆犹新。

延至1922年，嘉兴海盐均爆发了抵制日货的游行。参加游行使十二岁的张筠秋兴奋不已。队列行走，教师引导，振臂高呼，师生振奋，尽情宣泄。一路是万人空巷的驻足观瞻和议论……或许我们还能在此探溯到她日后热心于社会活动的肇始之端。

游行回来，便付诸行动。张筠秋在1981年10月16日回忆：“我问外婆扎头发的头绳是不是国货，我就要外婆买线头绳扎头发，把原来用的洋货头绳扔掉。”

朱瑞以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在《海盐县志》的朱瑞传中，有“曾以秋瑾等往来，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在以“兴武”命名的小学中，昭彰女侠秋瑾的事迹，应是题中应有之事。而筠秋在禀性上的豪爽应与秋瑾相通，故从人性的范畴而言，对秋瑾的仰慕更加深切，受的影响也就终生不悔了。筠秋回忆中的秋瑾文章，同秋瑾的《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和《满江红》两诗，甚合语境，现抄录秋瑾原诗如下：日人石井君索和即用原韵漫云女子不英雄，万里乘风独向东。诗思一帆海空阔，梦魂三岛月玲珑。铜驼已陷悲回首，汗马终惭未有功。如许伤心家国恨，那堪客里度春风。满江红小住京华，早又是中秋佳节，为篱下黄花开遍，秋容如拭，四面歌残破楚，八年风味徒思渐。苦将侬强作蛾眉，殊未屑！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算平生肝胆，不因人热。俗子胸襟谁识我？英雄末路当折磨，莽红尘何处觅知音？青衫湿！“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张筠秋和秋瑾两人的人生追求何其相似也，只可惜筠秋未能早生三十年。

她在县城的读书，终因振乾的又一次大吐血而终止，时为1923年岁末，刚读完小学三年级。筠秋也从此结束了她一生的学校读书生涯。这段读书的经历，尽管只有短暂的两年，却对她的人生留下了极深的思想烙印：教师职业的选择，自立思想的确立，热衷国事参与社会活动的开端。“有时我和父亲吵，要读书”，张筠秋后来回忆，回宣家浜后，她向父亲张礼甫继续要求读书。此时的礼甫公，在经济上的山穷水尽和观念上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双重夹击下，终于没有答应女儿的要求。而失去为振乾伴读的身份，外婆也不能再为她提供读书的机会。无奈之下，礼甫对女儿的吵缠只能应以“匡衡掘壁偷光、苏老泉二十七岁读书”的历史故事。筠秋的屡屡要求最终得到了一点结果，父亲买回一本商务印书馆所编的《共和国教科书新国文》第七册，供其自学。筠秋在1950年回忆起那段自学生涯时说道：“我想我要自立，可以离开家庭，没有机会读书，只好自修。白天做家里的事务，晚上看书。看到眼睛合拢来了，在臂上狠狠的咬了一口，醒了再看”。其志之坚，其状之可见怜，悬梁刺股的励志情景历陈于字里行间。张筠秋自述家庭历史

1921年末，继母又生了第二个女儿，小名二宝。筠秋姐弟从海盐县城读书回家后，与继母魏氏的关系仍然不睦。此时家中筠秋以下还有振乾、大宝、二宝，分别是十四岁、十二岁、六岁、四岁。四个孩子在一起生活玩耍，有点打闹起点别扭也是极正常的事。但两母所生的天然隔阂，会使孩子之间的抵牾，演绎成继母的迁怒。振乾是张家的独子，承载着延续张家香火的重任。继母也有投鼠忌器的顾虑，这样责骂更多的指向筠秋。而代人受过甚至是无端受过的委曲更加剧了她和继母之间的积怨。张筠秋回忆道：“继母很自私的，对我们（应指筠秋、振乾两人）不管。借人骂人，妹打我咬出我有了血，不敢还手，只是哭着。继母就说我不该哭，她小。我很懦弱，对继母敢（怒）不敢言。时常觉得自己命苦，没有母亲苦痛。”哀楚之情景溢于文字。

1927年的国民军北伐，是中国历史上对几千年士绅势力最猛烈的冲击，十七图图董张礼甫虽没有被戴高帽沿乡游斗，但图董的名号已不存在，实际上对乡里事务的掌控也荡然无存。失去权势而最终家庭经济也陷入末境的礼甫，在1927年12月，将儿子的出路作了如下安排：妻舅朱云鹤（又名茂生）在海宁一家钱庄当经理，振乾去那里当学徒。尽管在当时的县城乡镇，钱庄是头等的择业选择，但对以士绅为尊荣、一向鄙视商业的张礼甫而言，那是一种相当的无奈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以上诸种，对张筠秋的影响，其主流却是相反相生的“我要自立，离开家庭”。

1928年岁末，张筠秋十八岁。正当她每日秉烛夜读，立志走出家庭当一名小学教师自立的时候，父亲张礼甫却也在为女儿安排前程：为待字闺中的女儿择一乘龙快婿。正当这事在张筠秋不知晓的情况下紧锣密鼓进行时，却在张家掀起了轩然巨澜，几至不可收拾。

姐弟之恋

金洪声和张筠秋的婚姻，颇有传奇色彩，两人的结合，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甚至有点不可思议：张筠秋的父亲张礼甫同金洪声的母亲张秀英，是同父同母生的同胞兄妹，以当今的法规来说，是三代以内的旁系近亲，属于法律上禁止结婚的范畴。不过，在当时还未有此说，姑舅、姨表姐妹之间结婚，是所谓“攀攀近”的亲上加亲，也算是一种通行的时尚，如红楼里的宝玉黛玉和宝玉宝钗的姻缘，一直被视为“金玉良缘”。

不可思议的第二点，张筠秋1911年生，金洪声1916年生，两人结婚时都是初婚，筠秋比洪声年长五岁。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姑娘到二十九岁方才初婚出嫁，在乡村中实在是少而又少的迟暮的晚桂花了。

两人的婚姻经历了几多曲折，是当时世俗通行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的婚事，抑或是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天作之合？我们将细述其中的究竟。

我国古有“及笄”之说，谓女子十五岁及笄成年，已到了出嫁的年纪。到张筠秋长成的民国时代，若女孩二十岁仍待字闺中，就已经成了“老姑娘”了。

1929年，张筠秋虚龄十九岁。谋图政治上东山再起的父亲张礼甫，正忙于报考浙江省民政厅举办的以培养区乡领导人为宗旨的浙江自治学校。但“齐家”的儒家格训并没有使张礼甫忘记女儿的婚事。虽然1927年的北伐革命冲掉了他的图董一职，但在江南小县中的四邻八村，礼甫仍是名震一方的知名人士，张家也可算乡里中的望族。在张筠秋十五六岁时，媒人就纷至沓来，踏破了门槛。在媒人的屡屡央求下，张礼甫终于为女儿出示了“年庚八字”，男家的公子礼甫见过，长得颇端正，家境也殷实。除了媒人的巧舌莲花，礼甫也特地亲自打听了一番男方的人品。各方都说人品不错，无赌博鸦片之类的劣习。“话亲”的开始进展得还算顺利，然而循那时的婚俗，女当事人张筠秋全不知情。婚事一定，礼甫按习俗要邀集亲友聚宴吃对亲酒，张罗酒宴之间，筠秋方才得知家中为自己择定的这门亲事。礼甫到这时才发觉，自己竟然疏忽了一个重要的环节：筠秋决然不允。任凭父母百般劝说疏导，女儿就是不依。她的理由很简单，要做自立自强的时代新女性，不做旧礼教下的笼中鸟。这位在乡里为他人排解各式公差私事，举重若轻应付自如的昔日图董张礼甫，在女儿婚事面前一筹莫展，在媒人、男家和亲友面前大失了一次面子。不过，礼甫确有常人不能企及之处，一旦发觉女儿的识见已超越了自己，就不再强逼，宁可自己栽面子，也毅然退掉了这门亲事。当然这决定里头，也不乏对自幼失去生母的女儿的爱怜和宠惯。金洪声张筠秋

处理完女儿的事，礼甫就踏上浙江自治学校的求学求仕之路，而张筠秋也开始扬起“自立自强”之帆的人生之旅了。

张筠秋的人生自立自强之路，一开始就走得并不顺利。

1930年春，继母所生的大女儿、张筠秋的同父异母妹妹大宝，染上时疫，不治夭亡，年仅十一岁。人类在突然降临的巨大悲痛或喜悦面前，往往会不知所措，显得十分幼稚、盲目。陷入巨痛中的继母魏五宝为求女儿的死因，几番问讯于神婆佛娘，结果竟众口一词，说是家中养有长女，不肯出阁，所以于大宝有碍。于是继母的失去爱女之痛，就演变成对筠秋的迁怒。这样，前妻子女与继母之间感情失和的千古命题，有了在特定情景中的嬗变和激化。筠秋百般无奈，有口难辩，与继母十二年的微隙不睦，经过这次事变的诱发，爆发了暴风雨般的两人争吵，而结局是酿成了张筠秋闭门自杀的悲剧。

幸运于继母魏五宝的还算警觉，母女两人争吵骤停后，继母发现筠秋的房间中动静异常，一任外面敲门呼喊，房内全不答理。继母见势不妙，情急之下呼人破门而入，只见筠秋已悬梁自尽，解救下来后仅存几丝鼻息。从此筠秋与继母就落落不合，郁郁寡欢。

1930年秋，礼甫从浙江自治学校毕业，回到家乡任海盐县西塘区自治委员。由于父亲的回来，使筠秋与继母之间的冲突有了少许居间的折冲，表面上缓解了些，两人之间偶尔也开始有招呼搭理。

使得筠秋郁结的心情得到不少宽慰的，是她闺中密友刘佩贞的到来。刘佩贞1913年生，小张筠秋二岁，曾名刘筠仙，刘佩贞是1939年后的改名。刘佩贞的母亲张丽英和张筠秋的父亲张礼甫，也是同胞的兄妹，故筠秋、佩贞是姑舅姐妹，从小就过往甚密，1931年发生在刘佩贞身上的事，更使两人同病相怜。

佩贞的兄长，就是那位与金鸿楹一同去杭州上学，进杭州蚕桑学校，后又因染上烟瘾退学回家的刘书鸿。退学后，母亲刘丽英管教失之以宽宠，又不善理财，致使很快家道中落，陷入穷途的刘书鸿后来竟沦落到聘胞妹以续烟瘾的境地。

佩贞在西塘镇小学五年级时，因家道中落而失学两年，本家婶母见其秀慧，辍学殊为可惜，十六岁时就资助她到省城杭州，入奎恒巷私立女子职业学校就读。虽半年以后又因经济难以接济而再次失学。但在省城的半年职业学校熏陶，开了刘佩贞的眼界，萌发了她女子应自立于社会的新女性思想。不曾想到回家后，只能靠随母亲做纸锭度日，“心中非常不乐，恨不能自立之苦”——刘佩贞在1951年9月的自述中如是说。对于兄长谋划的婚事，佩贞以死坚拒，无奈兄长已将聘金作烟资耗尽，亏得由舅父张礼甫出头了结此事。事后佩贞在家居住与兄长朝暮相见，总觉得了无趣意，就常来舅父家小住。筠秋、佩贞两位都崇尚女子自立而又都有冲决封建包办婚姻经历的年青女性，聚拢在一起，犹如在风浪中颠簸累乏了的两叶小舟，驰进了可避风浪的港湾。

刘佩贞后来回忆与表姐张筠秋的关系时说：“表姐和我关系一向很好，关系最密切，两人经济也统一互助，志同道合。”可以想见，面对如磐的旧习俗旧势力，两位弱小却又想顺应着新观念新潮流的年轻女子，在一起时是何等畅快地谋划着人生，憧憬着生命前程的绚丽。有两件小事可以映现出她俩当时的心境：犹如阴霾的云层中，有时也会从云罅间露出几抹绚烂阳光。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如筠秋佩贞一般的待字闺中的姑娘，女工是必不可少的女儿功课。为了不荒废手艺，也为打发闺中的永昼长夜，以筠秋佩贞当时的境况，还有一层补贴家用自立谋生的意思。先是为礼甫量身定做了一身外套，挺合身，针脚也细密平匀。随着礼甫穿着这身衣服出现在公务场所，张家姑娘会做衣服的消息很快传开，亲戚和朋友托礼甫或张委员转请制衣的纷至沓来。筠秋佩贞姐妹第一次接外人的活时，是既兴奋又紧张，一件长衫将襟做反了，把右襟缝在左襟上了，自己试穿的时候才发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衣襟改回来。“亏得没有在外人面前露出破绽，否则要闹笑话了。”晚年的张筠秋对内侄女张欣华如此回忆。缝纫衣服最难的技术活是做皮长衫，要将硝好的羊皮里子缝好，行话叫“镶皮筒子”，再缝到面子上去。这镶皮筒子做皮长衫的顶级技术，两姐妹也飞针走线地操作自如。

姐妹俩也有率性排遣作乐的时候，自己动手做点杜米酒。杜米酒是杭嘉湖地区农家用自产的糯米酿制的米酒。酿酒，坊间俗称“做酒”。筠秋和佩贞自小耳濡目染，也做得一手好酒。佩贞来舅父家时，刚好是农历十月，新糯米登场，正是做“十月朝酒”的最佳时机。姐妹俩将砻出的糙米，浸缸内半天，在清水中淘清后，置蒸笼中蒸成粢饭。佩贞在灶下烧火，筠秋在灶前察看镬中喷溢出蒸汽大小，掌握灶下的火候。待笼中饭粒熟透发亮，颗颗饭粒能竖立时，再将蒸好的粢饭放入清水里淘过，倒入准备好的酒缸内。放酒药花水是做酒的关键，此道工序由比较细心的佩贞负责，佩贞将事先配兑好的酒药花水，放入粢饭中，用双手拌匀、铺平。再在铺平的饭中间捣一个洞，留一个“酒酿潭”。接着就由筠秋用稻草和被絮将酒缸口四面围住压实。佩贞又仔细地掖了一遍，以恐漏气影响酒质。三天后，酒基本酿熟，揭开遮缸口的被絮，一股酒香扑鼻。姐妹俩再将第二次配兑好的酒花药水冲进缸中，又将缸口捂实。再过半个月后打开，酒香四溢。姐妹俩这次的做酒格外成功，若杜米酒陈过半年，喝时味更醇冽。

就酒的菜也是自制的，很别致：海盐盛产红梗芋艿，即芋艿地上的茎梗是紫红色的，口感比较糯软。放入腌菜后所得的菜卤中煮，待菜卤汁深入芋艿，芋艿也熟透了。就在做菜的灶头上，俩人喝着杜米酒，菜卤芋艿的诱人鲜味伴着杜米酒的清冽醇香，将俩人引到微醺时，俩人会陶醉在对将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暂时忘记了眼前的种种不快和烦恼，还有平时里难以拂去的闺怨。

从1931年拒婚到1934年经人介绍去上海大康纱厂做工，刘佩贞在舅父家居住的时间居多，偶尔回西塘刘家庄省视母亲，也就一二天时间。三年中与筠秋朝夕相处，后来嫁给筠秋的胞弟张振乾，是姑舅兄妹结婚，刘佩贞就成了张筠秋的弟媳。

1931年，在海宁小舅父当经理的钱庄里学生意的张振乾，要端着整盘银元经常出入地下钱库。振乾自幼身弱，不堪此种重负而诱发吐血老毛病复发，只得回海盐宣家浜家中休养将歇。振乾的回来，又使筠秋多了个说话和商量事情的人。

这一年，张筠秋和张振乾商议后，作出了她自立人生的一个重大决定：办一个农场，并在农场中兼办一所小学。所需经费是向父亲张礼甫筹措的，条件是以后出嫁时，不再向家里要妆奁钱，算是家中提前付了她的出嫁费用。

1949年底，张筠秋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撰写的向党交心材料中，这样回忆此段往事：“我想独身主义，但我又想到靠父亲不能到老，总想办法自立，想办个小农场，在中间设一学校，半工半读，度我一生。”

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女子，要办一个农场和小学，遑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妇女还基本上是依附丈夫，极少经济上独立的时代，就算是七八十年后的现在，女强人辈出的时代，也是一个大胆惊人的决定。张筠秋的那个决定，在当时当地说是惊世骇俗也绝不过分。

在这等节骨眼上，张礼甫总有他的过人之处，不管妻子在耳边的闲言碎语，一口应允了女儿筠秋的要求。

当然，张筠秋的这项决定也并非是凭空的臆想，我们可以从中追溯出现实和思想两方面的渊薮：小学蒙训时对鉴湖女侠秋瑾的极度崇仰，以至爱屋及乌般的推及女侠从事的事业和结交的志士仁人。

在嘉兴府与秋瑾交往甚密并共同从事光复事业的志士敖嘉熊，也曾以创办学稼公社为起事之肇始。

敖嘉熊，嘉兴地区光复事业的主要组织者和推行者，嘉兴辛亥七烈士之首。浙江平湖人，世居乍浦。平湖乍浦与海盐张家门虽隔县，但地相毗连。地域上的毗邻，一定会加强敖嘉熊事迹对筠秋、振乾的影响。

敖嘉熊坊间所传诵的奇事之一，是他大白天行走在嘉兴街头，总是手提灯笼，灯笼中烛光通明。人问何意？敖答曰：“世界太黑暗，我要以光明之光，照亮黑暗大地。”人称“敖毒头”，“毒头”是杭嘉湖俚语，痴汉之谓也。

敖嘉熊约在1899年，创办学稼公社于嘉兴新篁，并办竹林庙小学。加入上海农学会，广事宣传改良农业的重要性。陶成章在《浙案纪略·敖嘉熊》中说：“……从嘉兴乡间，以改良农业，提供教育为己任，合办学稼公社，既又设竹林小学，寻又倡办团练以卫乡里。”字里行间透出玄机，办社办学的目的是为反清举事。

敖嘉熊事迹的高潮是在稍后1904年的创办嘉兴温台处会馆，成为嘉兴乃至浙江的主要秘密革命机关。秋瑾也常来嘉兴温台处会馆，与敖嘉熊共商举义大计。

张筠秋、张振乾办农场设小学的规划与敖嘉熊的办学稼公社办竹林小学如出一辙，受其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筠秋、振乾姐弟俩去看了二十亩沙滩地（地价较为低廉），振乾甚至还手制了一台脱粒用的打稻机，但终因资金上的杯水车薪，而在计划刚刚起步时就流产了。

即使筠秋、振乾的计划能实施，这种乌托邦式的农场也不能维持多久，肯定不能实现张筠秋“在此了此终身”的初衷。不过，他们这一举动确凿无疑地向人昭示了姐弟俩与众不同的人生追求和价值趋向。

1931年，张筠秋因创办农场失败，人生命运又沉入低谷。经济上的损失，必然招来继母内心的更加不满，虽然有父亲张礼甫挡着，但言谈举止之间，筠秋会感到埋怨和挑剔时常向她袭来。

1932年，在弥漫着沉闷惆怅的气氛中，平湖表弟金洪声的到来，悄悄驱散了张筠秋心头的郁闷。

自从金家从县城搬回金罗浜，一般亲戚间的走动也少了。不过张秀英还是每年过年前要带上孩子往娘家去一次，孩子们也会在外婆舅舅家戏耍一番。洪声留在平湖读稚川小学时，也会趁夏天放暑假，去舅舅家住几天，到海边捉鱼，到田头吃西瓜。那时，两小无猜，筠秋是大姐，洪声是小弟。后来，洪声去米行当学徒，由于米行店规，学徒期间没有假期，所以学徒三年，洪声没有来过舅舅家。这次来，金洪声是学徒满师，第一次拿到月薪，买了些点心当礼品，来宣家浜看望舅舅、舅母。

十七岁的金洪声已出落得楚楚一表了，颀长而略显单薄的身材，反倒衬出一种先生帮的儒雅、柔弱之美，而在县城生意场上的见识、历练出来的言谈举止，已初显大方得体的端倪。

舅父张礼甫停掉在外的应酬杂务，专门陪外甥玩了一天。说是玩，宣家浜毕竟乡间小村，并无遣兴的场所，无非是在家里陪着洪声说话、吃饭。舅妈和表姐筠秋则帮着张罗饭菜和午后的点心。

筠秋趁着大家和洪声说话的当口，也问了些他当学徒的事，洪声说了做学徒时的苦事还插入一些趣事。筠秋听着像着了些迷，望着已显露青春气息的往日自己一直当他小阿弟的表弟，不禁说了句：“还是你好，终于苦出头了。”

午后，用过一道银耳莲子羹点心，洪声就起身告辞。舅父却说：“三年才来一趟，吃过晚饭再走。”洪声说一定要今日赶回平湖，不能误了明天早上的开店。不料，舅舅礼甫哈哈一笑说：“棣仪，这就是你年幼了，宣家浜到平湖城关区区三四十里，哪里能难倒你娘舅。你只管放心，吃过晚饭走，断不会误了你今夜到平湖，明日早晨开店。”

晚饭间，张礼甫兴致颇高，也免不了一番叮嘱的长辈之言和愿洪声日后兴隆发达的祝贺，洪声频频应诺感谢。

饭后，一艘网船已停泊在屋边船埠头，洪声与舅父一家告别后登船。心想，舅父不愧管辖一区之长的自治委员，有此种安排，还怕今夜到不了店中！不一会儿船已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舅父、筠秋、振乾送走洪声，一进宅门，礼甫对着女儿说道：“筠秋，今日你的谈兴真高，平日一个月也没有今天见了洪声讲得多。”金洪声，1947年入党

或许是说者无意，听者有心，筠秋不禁觉得脸一红，赶忙回应道：“爸，你自己今天酒都快喝醉了，还知道人家说话多不多？”“你以为爸喝醉了，哈哈”，礼甫的笑声震颤屋宇……

洪声到店中已是将近黎明，也不敢睡觉了，和衣在床上等着天明。回忆着昨日在舅父家的一天，觉得很长时间没有这样舒心过了。与舅父兴高采烈为自己高兴的样子相比，倒是表姐关切的神情更多地在眼前晃现。而且，他似乎觉得，表姐盛上莲子羹向他端过来的样子很美，很好看……

这次见面，张筠秋和金洪声心中都似春日的微风吹拂过湖面，泛起阵阵涟漪。但年长五岁的表姐与表弟之间的姻缘，注定还要经过几年的历程。逐渐逝去的日月，似乎慢慢抚平了曾经有的心旌波动。倘若十一岁就长期与母亲别居寄人篱下的洪声身上，有着恋母情结，容易在表姐身上寻觅依稀的依赖的话，那么曾经以死相拒，有独身念头的筠秋，要唤起对异性的萌动，那就要更多的酝酿、对方的魅力了。

1934年，刘佩贞经人介绍，去上海大康纱厂做工人以图自立。直接的起因是为了远离缠扰——以前许过的那家后生，已沦为败家子，闲荡穷极无聊之际，每每要到刘家纠缠不清。“工作，吃的冷饭泡开水。尤其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痛苦更上一层，言论谈笑都不自由，有病死活不管，我忍气吞声做了三年的‘奴隶生活’。”

看了以上的刘佩贞自述，我们无意苛责刘本人的编故事般的述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知道刘若如实地写出做职员的经历，这段历史会给这位已是共产党员的本人在“审干”时带来多少麻烦。或许，就是这三年历史，会让刘佩贞在“七八年搞一次的运动”中屡屡受审查而弄得心力交瘁，甚至难以过关。

关于刘佩贞去上海做工的生活情况，金舜仪的回忆是这样的：“通过海盐刘建斋介绍，到上海杨树浦一爿公司，实际做低级职员，做得蛮好。一个人出去不行，带个丫头叫翠香，住在杨树浦，丫头相帮汰汰衣裳烧烧饭。”

金舜仪还回忆道：“金洪声一个刘佩贞、一个张筠秋都欢喜。刘佩贞年轻时生得漂亮，张筠秋不如她，要身段有身段，要面架子有面架子。他（指金洪声）在平湖开义兴米行时，我顶多10岁，一起到上海去，看望过刘佩贞。”

关于这次上海之行，金舜仪还说：“乘火车，向上海方向的一个小站，好像是枫泾，走过天桥上火车。刘佩贞的房间很小，平房。我、金洪声、还有烧饭的翠香睡地上，刘佩贞睡床上。”

显然，刘佩贞在上海做工的情形，与刘佩贞个人档案里由刘本人述写并经组织“审查认可”的情形大相径庭。档案里的说法是：“在工厂时的生活简直非人，像牛马般地做十二个小时。”

我们留存金舜仪的回忆，是尽可能地真实再现历史事实。虽然我们知道，在各种条件（包括我们的认知水平）的制约下，做到这点很困难，但只要我们尽力了如实了，但求心安而已。在“姐弟之恋”的章节里，记下金洪声去看刘佩贞的事实，也是基于这样的思考。首先这是在生活中确确实实发生过的事。金洪声和刘佩贞是姨表姐弟，而刘长期住在张筠秋家，金洪声在去舅父家见到张筠秋时，也必然见到刘佩贞，而刘佩贞姣好的面容身材，春心初萌的金洪声不可能视而不见。对两位表姐都曾有心仪，实在是年轻金洪声心里再真实不过的事，或许是张筠秋的刚迈更适合于金洪声的恋母情结，或许还有其他的因素，我们只是记述事实，供读者品味。

对刘佩贞去上海做工，教私塾的关甫舅舅大不以为然，说：“不弄到残花败柳才怪呢！”几千年来，女人的所谓贞节大于生命，男女之设防大矣。二十二岁的外甥女去的是男女摩肩接踵的东方巴黎大上海，关甫的担忧是必然的，尽管用的是隐喻的语言。然而筠秋却鼓励表妹道：“事在人为，只要身子正，不怕影子歪。”

刘佩贞离开宣家浜、刘家庄去了上海。张筠秋虽为失去闺中知音而感寂寞，但更为表妹的能够自立而感到由衷的高兴，甚至暗生羡慕。不久，她特地去上海看望了表妹。亲眼见到了刘佩贞在上海的自立生活，更坚定了自己自立的心意。据刘佩贞在1951年回忆：“表姐因我去上海工厂的影响，她也跳出封建家庭，挣脱束缚而找到自立之职。”

1934年前后，张筠秋的家境益见窘迫，她回忆道：“24岁那时，我家庭经济破落下去，我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把我抱独身主义的思想打消，与表弟（指金洪声）感情较好。但我思想上是想能有了自立可和他结婚，否则同样做奴隶，换了一个环境而已。”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物质和意识对人行动的双重影响：经济上的破落，改变了她独身主义的想法；而自立的思想，推迟了她与金洪声的结婚。

改变表姐独身主义想法的金洪声，在1934到1935年，可谓是节节顺遂、春风得意。仍在平湖隆顺兴米行当店员的金洪声，此时已升为副账房，而且还出资三百元与师兄王佳牟合伙开米行。金洪声人虽仍留在隆顺兴米行，但外面兼着半个老板，收入已非昔日可比。

这年的端午，金洪声又去海盐宣家浜的舅父家。张筠秋也因端午而从学校回家过节。

此刻的洪声，手面非当年刚满师的小伙计相比，除了应景的粽子、点心外，还为舅父全家上下准备了每人一身的衣料。为筠秋挑选的衣料更费了一番心思：料子的成色上不能盖过舅父舅母，但花色上要更新颖时尚，又要恰如分寸，切合筠秋做老师的身份。

在筠秋的眼中，此时的洪声一身账房先生的长衫显得很是合身，而言谈之间，已有一种处处泰然的男子气息，也褪尽了往年的那层初见世面的拘泥。

在全家人观看衣料时，洪声看着对镜比划衣料的筠秋，终于说道：“表姐，你也出山了。”筠秋似有所悟地一语双关地说：“谢谢你了。”

1935年，金洪声虽在生意上大遂心愿，家中却有令人痛心的事。大姐金月珠，终因郁郁寡欢，在孤苦寂闷中离世。月珠的丧事，只由母亲张秀英一人料理，与她的出嫁一样，父亲巨濚都没有回金罗浜，也没有通知亲戚朋友。筠秋因为金洪声来宣家浜参加《奔腾》文艺社聚会的缘故，而得悉了月珠的死讯。筠秋与月珠都是1911年生，月珠的月份要大些，筠秋一直称月珠为姐姐。姐妹一场，筠秋约了刘佩贞一同前往——虽然不合未接到报丧不参加丧礼的乡俗。

参加丧礼，赶早不赶迟，不能吊了末孝。从张家门到金罗浜要二三十里，两人半夜就雇船起程了。到金家后，筠秋、佩贞看了月珠的遗容，惨白瘦削的脸庞，哪里还有一丁点往日如花似玉的娇容。筠秋、佩贞不禁失声痛哭，潸然泪下。

月珠的丧事简陋之极，没有请尼姑念经，也没有请吹鼓送行，只撒了一点黄纸引路，草草地葬在自家田旁的桑树港上。

筠秋、佩贞当夜赶回宣家浜。想着自己，若不拒绝父母兄长定下的婚事，恐怕也是如月珠般的归宿，不免辗转反侧，难以入睡。话闸一启，两人就不免回忆起往事：当年月珠在杭州上学，那时的她人长得真漂亮，是何等的亭亭玉立鲜亮娇丽；从杭州回来，听她讲起省城的见闻和新学堂的事，真令一班姐妹们艳羡不已；不想先是殃及池鱼地从杭州退学回家，接着又是一场谜一般迅速破碎的婚姻，使她就如遭严霜摧打的鲜花，顷刻蔫落了。

可叹的是，筠秋和佩贞怎么也想不明白，月珠怎么会如此驯顺的逆来顺受这一切，你也是一个到省城读过书，上过新学堂的人啊！

两姐妹倚被谈论着，不觉鸡已三啼。她们心里有些庆幸，又有些后怕。庆幸自己当时能拒绝父母兄长之命的婚姻，后怕的是以后自己的婚事还会有多大的风波。“反正我不听他们的，独身一人过也很清爽干净。”筠秋用这句话，结束了这场谈话，而窗外的天边，已现黎明的鱼肚白了。

月珠之逝，至今令人扼腕叹息。筠秋、佩贞两人从自身的婚姻，开始了向世俗的抗争。尽管以后的路还很曲折漫长，甚至还充满险恶，但毕竟她们暂时地获得了掌控自己命运的权力、自由。西方哲人云：“性格即命运。”就三位年青女性对待自身婚姻的迥异态度及结局而言，或许观念的差异，更能迅捷地决定各自的命运。

一晃又是一番寒暑，张筠秋、金洪声两人的进入热恋，是在1936年。

据全洪声胞弟金舜仪回忆：我那时在稚川小学读书，是住宿的，每个周末回到隆顺兴米行里。可是有一段时间，老是见不到阿哥。正账房王应生说：你阿哥娘舅家（指张礼甫家）去得闹猛，他交代我给你两个双角子，作为一个星期的零用钱。

金洪声此时任副账房，正账房王应生对之十分倚重，只要分内的生意做妥，关照过师兄，就可以在店中自由进退了。

然而王应生和金舜仪不知道的，是金洪声之所以频繁去宣家浜舅父家，还有一件与他今后人生道路关系极大的事。

1935年，中共领导的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蒋介石集团虽全力阻击围攻，但红军北上抗日声势不可阻挡。1935年，日本进窥华北，北京的“一二·九”学潮带动了抗日思潮在全国涌动。1936年11月7日，当局逮捕沈钧儒等“七君子”，更激起了全国各界人士的抗议浪潮。至“西安事变”前夕，当局已陷首尾难以两全之境，对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运动更穷以应付了。从而在学禁和思想上的钳制方面，不得不有所松弛。“七君子”之首沈钧儒的故乡嘉兴，抗日的活动也方兴未艾，各种抗日组织频频出现。

在海盐，李石农、查今文、张振乾组织了“奔腾”文艺社。李石农，又名李开基，平湖人，幼年迁居海盐县。是三人中思想领袖，后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曾任上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查今文时任海盐《海滨日报》编辑，正好编发“文艺类”的刊物《奔腾》；张振乾以张家在当地的乡绅地位提供活动场所，成为具体的组织者。张家宅院中有一暗室，十几个人在其中开会议事，外人不易发现。“奔腾”文艺社的集会大都在张家暗室中进行。“奔腾”文节社的宗旨，在当今的各种书面文字中都以“进步青年组织的宣传抗日的团体”称之。保存在张筠秋档案中的她1954年填写的《中共党员登记表》中是这样说的：“参加奔腾文艺社，写写文艺小品，也是对反动的人看不满，发发牢骚，后来被反动政府禁止。”看来，这样原生状态的记述，对“奔腾”文艺社的性质描述，还是相当客观真实的。从后来即被当局禁止这点看来，“奔腾”文艺社是披了当局逆鳞的——抨击时弊、宣传抗日。金洪声张筠秋夫妇和儿子金晓红“奔腾”文艺社的结社形式如何？是迄今为止一切回忆文章中所没有叙述的，或许是撰述者的疏忽，或许是当事者对“进步事业”要纯之又纯的形而上学的禁锢。其实我们民族历史上的多次农民起事都以宗教的形式为掩护，如实的叙述，断不会改变其农民运动的性质。如实地披露奔腾“文艺社”的组织形式，同样不会贬损它的形象，反而会使人感到真实可信——尽管乍闻之下有点会出某些人的意表。“奔腾”文艺社的几位主要成员之间，是以义结金兰、结拜兄弟姐妹的形式连结的——犹如我国有名的三国桃园三结义。男的大致有李石农、查今文、张振乾、金洪声；女的大致有张筠秋、刘佩贞、宣兰珍等。铸有银牌标志，每人一块挂在胸前，正面写“义结金兰”，反面写着各人的名号。金洪声的名为“瘦蝶”。“奔腾”文艺社的人员有三十多人，绝大部分是失业青年，金洪声以账房先生兼半个米行老板的身份置身其间，很重要的因素是张筠秋在“奔腾”文艺社的缘故。爱情的力量和影响有时是惊人的，不然，“冲冠一怒为红颜”改变历史走向人生轨道的事件，为何屡屡记录在史册。《奔腾》杂志仅刊行了两期，就被当局禁停。第一期上发表了张筠秋的一首短诗《牧羊歌》。据张筠秋回忆，此诗“是描写苦难的农村姑娘养羊的故事”。由于原诗已散佚，就只能揣摩其大致内容。当时的海盐一带，肯定没有以养羊为生的牧羊女，多是农家养一二头羊，作为家庭的副业。养羊比养猪容易，不需喂米糠一类的饲料。只要白天将羊牵出，往草地上一放，也不是散放，而是将连着羊绳的细木棍插入地下，把羊拴住。羊儿就把能及的野草啮完，再将它换一个地方——需要说明的是，那时的海盐一带，野草荒地还比比皆是，不如现在田野里连小片的草也极少见到。到傍晚将羊牵入羊舍。也要割一些青草，以备雨天之用，待暮春盛夏草旺长时，更要晒些草干，作为羊儿过冬的食物。

养羊的事，一般都是家中小孩的活计。据刘佩贞回忆，张家养有羊两只。当然，以张家的家境，养羊的活应该不会落在筠秋身上。

诗的具体内容，最大的可能，是以邻家女孩放羊的经历，再掺杂自己幼年孤苦的心情。

第二期发表了她的另一首诗《秋瑾女侠读书感》，是以秋瑾励己志的。在写诗稿时，恰好金洪声来宣家浜时看见。张筠秋的原诗为：《秋瑾女侠读书感》鉴湖豪侠女儿身，骑匹白马过街心，醉里挑灯试剑刃，更喜携枪技臻精。闺中吟诗总嫌闷，为广见闻渡东瀛，越中首赞同盟会，撰文奔波为复兴。归来督办大通校，志士仁人聚其中，骤闻事变心不惊，从容洒血古轩亭。壮志未酬香魂去，只留风雨愁煞人。女侠逝去三十载，深夜对卷泪满襟，吾辈当继先贤志，女子自立向前行。“表姐，我为你改两个字。”金洪声看过诗稿后说。“哪两个字，你说！”“‘街心’是我们这里的土话，改成‘街亭’吧，街中有亭，城中闹市通衢的意思不变，韵也押着。”“好，到底是你这位账房先生文章好。”

发表出来的诗上，就变成了“骑匹白马过街亭”。

张筠秋对与金洪声的结合，在我们见到的她本人的所有文字资料中，只有一句话：“与表弟比较谈得来。”大概就是以上此类情景之谓吧。

张筠秋与金洪声的相恋没有更多的花前月下和山誓海盟，就进入了谈婚论嫁的阶段。然而一场民族的灾难，又使这对年轻人的婚事起了变数。

1937年，在北方是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在南方，当时的京沪地区，“八一三”日军大肆轰炸上海，淞沪会战爆发。8月23日，日军在吴淞、川沙登陆，战事扩大。敌机频繁轰炸杭嘉湖地区各县，11月5日，日军在金山卫登陆入侵，我淞沪前线军队全线撤退。11月11日上海沦陷。至是年11月下旬，包括平湖、海盐在内的嘉兴各县相继陷入敌手。

日军入侵后一路烧杀抢掠、杀戮平民的暴行令人发指，一般百姓陷入了天无宁日生死难以逆料的逃难之中。一直到局面稍为安稳的1939年，海盐县招考小学教师，张筠秋报名参考，被正式录用为教师，遂了她自立的心愿。她与金洪声的婚事终于水到渠成地提上日程。那年张筠秋二十九岁，金洪声二十四岁，与人合伙在平湖西大街开设小米行，惨淡经营，勉强度日。

如世上某些事物一样，新的内容还需要裹上旧的形式才能面世，虽然金洪声和张筠秋已心有灵犀，但那“一点通”仍要依照当时平湖、海盐的民俗来进行。

事情由金洪声起头，洪声向母亲提出，要娶表姐张筠秋。母亲听后，不觉一愣，作为娘姨的张秀英深知筠秋自幼心气高傲，比儿子又大五岁，而自己哥哥张礼甫虽已风瘫在家，不理外事，然往日图董、委员的余威尚在。而自家已沦落到开小店糊口的地步，虽是亲眷，但门第不当。转而一想洪声自幼不是鲁莽的人，儿子说这话定有道理。就去和丈夫巨濚商量，不料巨濚更不答允，不愿和张礼甫结亲。

金巨濚和张礼甫这两位妹夫和大舅之间，久已心存芥蒂。金巨濚与张崇礼交厚，而张崇礼和张礼甫虽同是生于海盐张家门的叔伯弟兄，却形同冰炭，“鸡斗百脚（蜈蚣）”。张礼甫是图董、自治委员的地方士绅。张崇礼是宦游他乡的朝廷命官巡检大人，职务官衔虽然不高，但在张家门这种百来户的小乡村中，也说是出了个人物了。两人内心谁也不服谁，外面却是另一番“道不同不与谋”的模样：张礼甫指张崇礼为官僚胚子，搜刮地皮；张崇礼则讥张礼甫为土豪劣绅，包揽讼词，横行乡里。先是私下指桑骂槐，后来竟至在亲友的红白喜事上，使酒骂座，每每不欢而散，弄得亲友们十分尴尬。而两人间，也视相聚为畏途。

人以类聚，不觉之间，巨濚与礼甫之间也有些隙隔了。巨濚家道衰落后，张礼甫言语之中，也难免有巨溁败家，连累妹子受委屈之词。而巨濚虽自己当年举止不当，但对大舅子的假以辞色则不以为然。一边是心怀不屑，一边是我败我家，于你何干！而对张筠秋，拒婚、自杀、办农场破财，与继母的不睦，又在外面做些没有工钱倒贴饭钱的疯事……，如此等等，早有耳闻，年纪又比儿子大了5岁，恐怕日后自己儿子洪声在这位大阿姐身边，被“萝卜不当小菜”——不当回事。

洪声和筠秋的婚事，一开始就不能获得父亲的首肯，而母亲张秀英虽不似巨濚一般执意，但几十年“出嫁从丈夫”的惯性，使她在儿子和丈夫两者之间，总更多地倾向后者。“父母之命”成了洪声和筠秋婚事首先要迈越的关隘。

张秀英想洪声已是二十四岁的年纪，在当时，这个年纪早过了男子娶妻的年龄，所以夫妻俩也有些着急。张秀英就物色了一位姑娘，是张家门大嫂家的一位内侄女，乍浦人姓曾，在平湖县城小南门外名为菜苦庵的一所小学里教书。秀英去看过姑娘后，很满意。金洪声带着小弟金舜仪也去那所小学里看过，确如母亲说的人很漂亮，也是能自食其力的职业女性，但事情总因女方曾家是独生姑娘，要找上门女婿，金家又断不允将儿子改姓他姓，此事只得作罢。

金洪声见父母态度若是，只得自己去海盐刘家庄大姨家，求大姨刘丽英为自己作伐。刘丽英则很开通，同意去宣家浜为洪声说亲。平湖海盐的婚俗，第一步俗称“讨八字”，即向女家讨姑娘的生辰八字，而像洪声这样男家看中姑娘，主动托媒人说媒的，称为“央出媒人”。

两家的家境人品都是熟稔的，刘丽英就开门见山地向哥嫂要讨筠秋的生辰八字。张礼甫心目中一直以绅士为高，很有些鄙视生意人。就以“要问问筠秋自己的意思”为由婉言拒绝。

洪声闻讯再次去刘家庄央求，大姨已略知了婚姻是侄儿侄女自己的主意，就再次去了宣家浜。言语间，向礼甫夫妇暗示了筠秋的心愿，既然女儿已经心许，礼甫当然依允出了女儿的八字。——一位二十九岁的姑娘待字闺中，毕竟是做父亲的一桩难以释怀的心事。继母魏五宝，对这门亲事的评论一直是：“灶头配了泥涂灶。”灶头是有烟囱在屋上，泥涂灶则是没有烟囱伏在屋下，意思是两家门弟高低不当。而在金家，一直到吃完喜酒，巨濚借着酒意，还惯出一句对此桩婚事不满意的话：讨张礼甫的姑娘，我们饭吃不成。筠秋在外的传闻，实在是太能干了，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影响下，未来的公婆心中不免隐忧重重。

巨濚夫妇将大姨拿来的筠秋生辰八字，在灶君菩萨的香炉下压了三天，焚香默祷，祈盼男女双方的八字能合拢相谐。不料，好事多磨，请算命先生“合八字”的结果，洪声筠秋的八字六冲不合，照当时一般人家，若顺民俗，这桩婚事也就不成了。但洪声力主无碍，只要求父母休张扬此事。巨濚夫妇见儿子心意已决，也就顺应洪声的心愿，压下了“八字六冲不合”之事，对外说，两人八字相合，就定下了这桩婚事。

金舜仪在回忆起大哥洪声的这件婚事时，还将成功归于媒人刘丽英：“全凭大姨读书多，会讲道理，嘴巴的道理斗得过张礼甫。我爸妈没有办法，只能由儿子做主。”

虽是亲上加亲，在婚事财礼上的斤斤计较和讨价还价免去了不少麻烦，但依习俗，拿八字以后的礼仪也要步步做全，依次是：一是“准日”，决定日期，请星相先生择“黄道吉日”，男方全家邀集长辈、媒人，设酒两桌，施聘礼，有“正礼”付银钱，“四牲礼”块肉一方，还有“带脚腿”、鸡、鲤鱼共四件。女方张家就向四邻分糖果。二是“对亲”，有正礼，以及首饰、衣料等聘礼。金家邀集亲友宴集，亲友不送礼，吃过对亲酒后，结婚时就要送礼，故对亲酒俗称“下秧酒”。张家按俗不受花红礼，且要加半回礼，另掘一株“万年青”用红纸包妥，意思是日后新婚夫妇万年长青，一双带脚的“铜饭盂”作为喜物回礼，谓“有脚气”。三是“担盘”，男女双方都设了酒席，男方的正礼较大，还要有“四牲礼”、“准舅”、“鞋袜”、“抱舅”等礼钱。张家办“担盘”酒，亲友都送来各种实物，作为新娘子的礼物。

由于在战时，金张两家的以上婚俗，虽然按部就班地都做全了，但排场和礼品的数量上都节俭多了。举一例，可见一斑：张筠秋准备新婚被具时，因为有言在前，在办农场时，已将自己的嫁妆钱预支了，以至做好枕头连枕芯也无物充填，只得充以砻糠。旁人说，砻糠砻糠，日后这场婚姻恐怕是空的，劝筠秋改填他物。而筠秋实在无物可更换，而心中确实也根本不信，就说：什么空不空，在人不在物，斥之为无稽之谈。

礼甫常有惊人之举，4月24日，娶媳妇，刘佩贞嫁入张家，与张振乾完婚。三天之后，1939年4月27日，送张筠秋出嫁到金洪声家。张、金两家亲友，三天之内，吃了两场喜酒。

金洪声、张筠秋的婚礼，用新式结婚礼仪，在金罗浜举行。金家在经历家运中落，更兼长子长女的不如意后，十二年来，首次家有喜庆之事，巨濚、秀英夫妇内心纵然对这门亲事不满意，但对寄予厚望的二儿子洪声婚事场面上还是倾心倾力了。

先将金罗浜老屋稍事修葺、粉刷，将后埭房间中，东面靠大厅的一间房布置成新房。为了迎接招待张家送亲的客人，还临时借好隔壁金哲明家的房子，整理干净，供女家来人居住。

虽然礼甫夫妇心里也不满意女儿的婚事，为了顾各方特别是女儿的面子，礼甫虽已风瘫，但仍躺在藤椅中同妻子一同坐船前来。

张家送新娘的喜船，也比一般人家考究气派：用两只较大的龙船，前后捆住，拼成双排的大船——当地一般人家就只用一只船。船的前舱放着花轿，第二舱上面，搭起船棚，送亲的亲人坐在中间，当然还有媒人大姨刘丽英。

双船并排着，既大又稳，一路燃放鞭炮。从海盐张家门驰向平湖金罗浜，船行之处，引得河岸上无数路人驻足相看，风风光光地将新娘张筠秋送人金洪声家。

婚礼上的鼓乐中西合璧：既有中式的茶担吹打，又从平湖县城请来西洋乐队。一中一西，两套班子，为了各显自己的声势，都舞弄得分外卖力，一场婚礼显得格外闹猛喜庆。

婚礼的仪式，依新人们的意愿，用新式礼仪，用了结婚证书，请了证婚人。

细细算来，金洪声张筠秋之间的姐弟之恋，其间几经起伏曲折，长达六七年时间，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步入婚姻殿堂为完美结局，委实也是一件难能而又值得庆贺的事。

婚后，巨濚夫妇回通界桥，金洪声仍回平湖县西城河滩与人合伙开设小米店。新媳妇张筠秋，未度完蜜月，在金罗浜住了半个来月就回到她日夜萦怀的张家门小学，继续当起小学教师。

这段伴随金洪声、张筠秋走完人生道路的姐弟之婚姻，还有两人之间的称谓一事可记：在解放后的公开场合和张筠秋晚年的回忆文章中，都称金洪声为“老金”；而在家里人后，从婚后一直到两人暮年，张筠秋对金洪声的称谓一直是“瘦蝶”，四十余年不变。金洪声则在婚后，一改以往称张筠秋为“大姐”的习惯，改称为“筠秋”。

当家姑娘

1923年，张筠秋从海盐县城辍学回家，那一年她十三岁；到1937年，她二十七岁；及至1939年出嫁离开宣家浜家中，她二十九岁。整整十三年时间，若以出嫁论，则整整十五年间，在她所有的履历登记表中，只有“1923—1937年3月：海盐县西塘区宣家浜家务”寥寥不足二十字。除了前文已述的拒订婚、欲办小农场、参加“奔腾”文艺社，与闺中女友刘佩贞的交往外，——而这些也只是她日常生活中短暂的几个片断，远不是她在这十三或十五年中的生活常态。“家务”两字，仿佛使她那段生活的记载成了一段空白，这对于一个人的经历来说，是不能容忍的阙如，——几乎囊括了她的整个青年时代。本章，我们将以张筠秋本人1950年在浙江省委党校学习时向党交心的亲笔材料为主线，辅以笔者尽力搜觅到的一切文字资料，以及知情者的口述回忆，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她在那十余年时间里的其人其事。

张筠秋的家境情况，她自述如下：“有收租田八十亩，自耕田12亩。我们每年以分到的八十亩田剥削度日，素菜自己种的，不参加主要劳动。我们这时人口七个人和二个佣人。”

七口人是：祖母、父亲、生母、筠秋，振乾；还有两人是被长兄接济的方甫夫妇。祖母、生母死后，家庭人口变化为：父亲、继母、筠秋、振乾、继母所生的女儿大宝、二宝，失去妻子的方甫，仍为七人。

佣人是王二观和宣善祥。

1955年9月29日，中共平湖县委根据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制定《审查干部计划》，意欲从政治、历史上进行审查，清除混入党政机关的反革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在这场极其严格的审查和筛选运动中，对家庭的经济情况，张筠秋仍保持1950年的说法：“我的家庭成分在表格上是填地主。家里有80亩收租。父亲又开过店等情况，我在省委党校学习时，历史材料中已写明”。

土地的数量在以农耕为主的社会中，是家庭的最重要财产，为了慎重我们还查阅了张筠秋弟媳即张家唯一的媳妇刘佩贞的全部档案资料。在刘的档案中，有关张家田产数量的填写，共有五处，但数量多寡不一。少者如1950年3月25日《干部登记表》所写：“有自耕田地共拾壹亩，租入地田共伍亩叁分，尚有柒亩伍分租出田。”比较接近张筠秋说法的是1956年“审干”时写的“自耕田十六亩，还有出租田三十余亩，雇半个长年（长工）”。

1956年“审干”时，为了弄清张筠秋家庭的问题，张所在的组织进行了调查，对张家的田产也进行了核实。其中一份调查证明材料，被调查人是海盐县海塘乡十一村的陈玉亭，现择要摘录于下：“我叫陈约（玉）亭，现年62岁。我在抗战前干过伪乡长两年多，从小未出外过，在本村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张礼甫的情况……当时有100余亩田”。此份材料有“五一社长张顺金”的副署证明，还有海塘乡总支书记曹钊葆签署的“同意上述意见”文字，具有代表村、乡二级政权组织的权威性，陈玉亭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又一直在本村居住，对情况应该是熟悉的；而解放后是新政权的“专政”对象，又使他在提供情况时，只有如实交代才能免于非祸的心态，所以“张家有田100余亩”的说法，是一种比较符合事实的说法。

质以此，张筠秋本人的“自耕田12亩，租田80亩”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而且在1950年、1956年，组织上也均未提出异议。

那么，刘佩贞对张家田产的说法为何五处各不相同，总让人有藏藏掖掖之感呢？在人被划分为阶级的时代，家庭出身、本人成分事关“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革命的首要问题”。家庭田产的拥有数量，根据“一定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变化”的哲学理论，是决定个人、家庭是人还是鬼，或者说是敌人还是朋友的生死攸关的大事。虽然张筠秋、刘佩贞都坦说自己出身、生活在地主阶级家庭（这是众所周知，无法掩饰的）。但由于当时张、刘的政治处境不一样，张在掌握政权的县级机关里工作，而刘在短暂的5个月政权机关工作后，即已被调入海盐城郊区粮库工作。再加上刘佩贞胆小敏感的个性，在田产数量上有所藏掖，也是可以理解的事。扯远一些，当时的伟人，在1935年对斯诺的自述中，即后来成书的《西行漫记》里，自称“出身于农村小地主家庭”。而1949年解放后官方对伟人的出身一律统一于“一般农民家庭”。一边是为尊者讳，一边是为自己讳，对刘佩贞的所为也确实无需苛责了。

从1923年到1937年乃至1939年，这十几年中张筠秋家的家境，也会随着时局变化、年成丰歉、家运盛衰而有些起伏。大致是：

1916年后，家境渐差，“空了几百元债，加利的”。1929—1933年，“家庭经济渐渐好转了，父亲春蚕时，在茧店做一个协理，薪俸六十元，又自己弄蚕，可一百多元收入，后来可买金镯。做酱豆（油）生意，一爿小油酱店。后来种人家租田十八亩，买荒田12亩，不还租。雇长工二个人，家又增加了三人（表妹及父的一个没有家的朋友）”。可以接纳供养着亲友，家庭财力是有点根基的宽裕了。

1933—1938年，时值战乱，“生意不好，田内亏本，弟弟生病。此时还租田不种，开支大，长工也不用。开设的油酱店被日本鬼子毁掉。一年粮食缺了一个月，因此破产卖田。”

但不管家境起伏如何，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整个经济基础是以田租收入为主要来源支撑的。用张筠秋自己的话来说是过着“不参加主要劳动，剥削度日”的日子，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诠释，“主要劳动”是指田间耕作的主要农活。

张筠秋自述中说“白天做家里的事务，晚上看书”，看来，张还是比较忙碌的，白天做家务事，只能晚上看书，那么，“白天做家里的事务”又何所指呢？张筠秋读小学时的课本内容

张筠秋自成年（十八周岁，1929年）至1937年谋得教师职位乃至1939年出嫁离开家庭，共8～10年中，她的自然态的生活状况，或者说她表上填写的从事“家务”，大致可以描述如下：

辅助继母魏五宝带领继母所生的两个妹妹。1929年，筠秋十八岁，大宝、二宝分别为十二岁、十岁，还是需要人照料的年龄。而在那时的社会风尚，兄姐带弟妹是常见的事，不如现在独生子女时代，一家几代人围着一根独苗转。

我们在《姐弟之恋》中，已经叙述了张筠秋缝纫衣服的事，可以想见，一家六七口的针头线脑的事，张筠秋也会张罗一些，在全凭手工缝制的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针线活是相当费时间的事。鞋袜虽是小件，但自制却非易事，做鞋先要“糊百纸”，即将旧布用糨糊层层的粘贴在门板上晒干，剪成鞋底大小后，纳成密密麻麻的“千层底”。配鞋面是个技术活，讲究式样与料子。最后一道工序是“上鞋子”，可以自己上，也可以请鞋匠代劳。一双布鞋的做成，前后需七八天时间，样式上除了单鞋还有棉鞋。在买鞋穿着的今日人们看来，简直是难以想象的浩大工程。布袜的缝制较为简单一些，然而袜底易被磨破，且稍后流行的机织棉纱袜，俗称“洋袜”，更易磨损。所以补袜子、上袜底就成了那时的一节女红常课。往往孩子一觉睡醒，主妇们还在昏黄的灯下缝补袜子。

张礼甫家没有雇女佣，一家六七口人的饭菜，农忙时人多十几个人饭菜的烹制，这是张筠秋在这十几年中必需天天做、常年做的事。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法》的说法，称之为“附带劳动”。当然合作者还有继母魏五宝，但相衡之下，继母还有两个孩子要哺育扶养之累，筠秋此项工作的承重决不下于继母。

据金舜仪的回忆：“张筠秋会做菜，小妹金月蜍在宣家浜出嫁时，酒席是张筠秋烧的。八样头官菜酒，八只冷盆，八只热炒。”官菜酒是平湖、海盐乡村中一种高规格的酒筵，故冠之以名曰“官菜”，技艺稍逊的厨师还不能烹制，她敢揽表妹婚宴的活，足见其厨艺非同一般。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没有几年的操练，也决不能技臻如此——这是张筠秋长期操持家人饭菜的佐证。

据张欣华回忆：“那时的姑母已是比较能干，处理家里的一切事务都是她。祖父说，可惜她是女儿身。”

张家开着茧行，经营着油酱铺，养过蚕，种田一项又可细分有：雇人种十二亩田，八十亩田出租，田最多时还买过十二亩荒地，租种人家十八亩田。

一家七八口的衣食住行，顾及自治委员脸面的礼尚往来……收入项中，一年生产经营计划的谋定，人员的安排，资金的调度等等。支出项中，轻重缓急的掂量摆布，各款用途的撙节，遇到突发事件时的应急，虽不属躬身劳作的“主要劳动”，或许，更是马克思所言的“复杂劳动”。“处理家中一切事务”的张筠秋，只能在晚上自修读书，是无意间毫不矫饰的真实情形的记述。“当家姑娘”的称谓在嘉兴一带约定俗成，是对那些极能干，未出阁就在娘家持家理财的姑娘的称谓。“当家姑娘”的故事也时有耳闻，不过造就她们的情形各不相同。又一位新中国的伟人，在其幼女十二三岁时，就将夫妇两人每月的工资八百多元——那时一个工人定级后的月工资是三十元，一个定级大学毕业生的月工资按老人家的一句话，大学生工资半百，被定为五十元五角——交由她安排，以历练女儿的持家管事能力。果然女儿长成后，不但持家有方，还能陪伴乃公走北巡南。伟人对女儿的安排是有意为之，而张筠秋的当家，却是事之所致。

父亲忙于主外，或者说是热衷于家外的“公务”和应酬。无暇顾全家事的具体经营。

继母魏五宝不识字，不具备担当此事的能力，或许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夫妻之间虽不曾反目，但也远非琴瑟相和。除了成婚拜堂时的不欢，一直在往后的口角中被妻子屡屡相讥外，婚后月余的一次争吵，更显示了两人时有的同床异梦。张欣华回忆道：“他（指张礼甫）第二次去江西是娶祖母后一个月（前妻病亡），说要再去江西看看，祖母是个通情达理之人，当时应允，而祖父却把房门一摔，负气而出。他认为女子应是依恋丈夫的，想不到这位夫人到是与平常女子非同一般。”张礼甫貌似无由的出尔反尔，妻子魏五宝的无所适从，折射了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从内心深处讲，把家事托付给女儿，父亲更放心一些。

张门独子振乾只小筠秋两岁，照理应儿子当家操持家务。但一则振乾之志，远不在齐家而在“治国”，据张筠秋在1985年12月的回忆：“张振乾三六年夏，考取了汤水湾小学，虽有了职业……振乾一心想办好文艺社（指奔腾文艺社），汤水湾小学由我代课”。张振乾的志趣，可见一斑。再则，还有张振乾长子张欣田的回忆：“爸爸从小就身体不好，经常生病，一生病往往就卧床不起，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三四个月。早晨当我睁开眼睛刚喊了声妈妈时，妈妈就跑过来嘘了一声，说：轻点声！你爸爸昨晚又发病了，现在刚刚闭上眼，别吵醒他……父亲一生病，即使醒了，也会挥挥手叫我离开，怕烦也怕病会传染给我。”三则姐弟自小相依为命，失去母亲后，又长姐为母，筠秋带着振乾长大，在振乾眼里如母亲的姐姐掌管家务也是理所当然，比他更合适。——振乾娶妻后七天，张筠秋就出嫁，就由“少奶奶”刘佩贞接替张筠秋，掌管张家家务。

在地主的家务事中，土地的购置出让和田租的收取，是最重要的项目，因为这是一家经济最重要的命脉。但在解放后，因为事关本人成分是否会成为地主或漏划地主，变为一个上天堂抑或下地狱的有关政治生命的问题，张筠秋在其1956年以前的所有档案自述材料中，都没有提及，组织上也没有深究。

时过五年，在审干运动中，是否收过租这个问题，不容回避地摆到张筠秋面前。事出海盐县海塘乡朱阿妹的一纸检举信，由调查张振乾而牵涉到张筠秋。现择要摘录如下：“我叫朱阿妹，我在19岁时，被张礼甫霸占良田三亩，以讨陈租为名，实际是没有欠租，结果被霸占……哭了好几次，穷人无法办，结果其女大宝（即是张筠秋）把我的手印。手印内容就是以陈租为名，抵押给她们，说是欠陈租20元。”

事情非同小可，组织上立马找张筠秋，她作了如下的书面回应：“我的生活来源，未做小教时候依靠父亲。自从小教、结婚后是依靠自己，没有做小教时，是跟着金洪声做生意过生活。我在家做家务，没有直接参加过剥削。”然而对于朱阿妹的指陈，她在同一页纸上又只能作出如下应对：关于剥削方面，我虽没有直接进行剥削，但由于我家庭出身地主，婚后对方（指金洪声）曾经一度经商。因此在他们剥削中，难免有些事情经过我手。对于父亲的地主剥削，我虽没有帮助收过租，据朱阿妹说，在朱阿妹的父母双亡后，把田抵押给父亲。写纸时，我叫他盖指印。但是在25年前的事情，已想不起来。估计自己是剥削家庭，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原则上的断然否定，具体上模棱两可的承认，整页文字一点不改动，显然是誊清的，可以想见起草时的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在那种情势下，她也只能如此了。

朱阿妹的检举也牵扯到刘佩贞，好在时间上给了刘回旋的余地：“当时也是父亲手里的事。听说朱阿美因父母双亡，无力耕种，交还张父自种（叫退租），我当时还没有到张家，具体不够了解，也不看见。”但对另一双佃户俞阿长、俞阿林的指陈，刘佩贞就承认了：“1943年，具体参加过收租剥削。

历史经过了一个甲子的轮回，褪去意识形态的偏颇与现实生活中的功利，张筠秋出嫁以前，在娘家当家时经手处理过包括置地、收租在内的重要家务，应该是比较符合当时当地情形的事实，我们现在何庸为她讳言。当然，经手不等于掌管，当家不全然是作主，整个家庭财产权利中最重要的处置权一项，仍然掌握在一家之主的父亲张礼甫手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行文至此，忽然想到创建的理论成为中国共产党理论基础的两位哲人，或许他们对信仰或现实的态度，可以成为信奉他俩理论追随者们的圭臬：一位口中诅咒着该死的资本家，手里仍经营着父亲留给他的工厂，而将“剥削”所得支援他的最亲密战友。另一位是接受他人“剥削”所得的馈赠，以维持家庭与本人的生存，从而使自己创立推翻资本主义、解放无产阶级的理论方能够得以完成，前一位的中文译名叫恩格斯，后一位的中文译名叫马克思。

长木桥小女教师

张筠秋十三岁时立下的“长大要当老师”的心愿，时隔十二年后，终于得以实现。不过，事情的到来显得如此突兀，简直使她猝不及防。

1936年夏，从海宁钱庄学生意回来以后一直闲赋在家的张振乾，终于设法谋到了汤水湾小学教师的职位，那年他二十四岁。

汤水湾桥在宣家浜西南方向三里，汤水湾小学就设在汤水湾桥畔的庙里。说是一所小学，其实也就一位教师一间教室一个班级，一个班级里有一年级到三年级三个程度的学生。学校实行复式教学，即一位老师同时上几个年级学生的课程。

张门独子张振乾弱冠后三年，终于谋得列位“公教人员”的一个教席，也是家中的一件大事。念佛的继母魏五宝去庙中求了一签，住持的当家和尚解释签文道：此是中上签，问的是前程，近有财运小进。然财自西南向来，日后恐有小灾。礼甫闻言，不甚笃信。但自遭北伐之变后，始觉命运之说也非全妄，对此变为“敬神如神在”的中庸。在平常结交的三教九流各式人等言谈中，也曾听说过风水堪舆关于西南朝向属凶煞的话。汤水湾在宣家浜西南，莫非振乾此职真主不吉？当然在场面上的应酬都是对儿子得职的庆贺，全然不露声色，只在心底深处藏着几丝隐忧。

开学那天，筠秋送振乾到村子尽头的桥畔，望着弟弟振乾夹着书包拎着带的中午饭菜渐渐远去，那瘦削而略显佝偻的背影，喜悦中不免带点担忧：为弟弟找到职业而喜；振乾自幼体弱，不知能否胜任教书的繁杂？还为自己闲闷在家里而愁。

在沿袭千年的我国风水堪舆中，西南向确是隐含不吉之向，座位以西南为小，房屋的布局也以西南为避让。不知振乾跨出家门，踏上社会的开始朝向，是否真的预示着他一生多舛坎坷的开始。

果不其然，一月未到，振乾在上课时吐血病骤发，竟至口中鲜血喷溅至前排学生身上。家人闻讯用藤躺椅抬回。教师病了，新接手的学校，学生的课却万不能停。振乾请姐姐代课，父亲也竭力在旁附和。问了一些学生情况和各年级的教学进度后，下午张筠秋就毫无前兆地走上讲台，代振乾的课，当起了教师。——彼时学校任用教师，似乎还继续着家塾延请教师的习俗，弟弟生病不能上课，姐姐筠秋的文化程度也旗鼓相当，在村人家长们看来，也是顺理顺章的事，无人会去计较。

课堂教学对张筠秋来说，显得不太困难。第一次面对着近二十名学生，虽然免不了有点紧张，但从小立下的志向，日夜萦怀的夙愿，终于得到实现的兴奋和喜悦——虽然这种到来显得过于突兀和毫无准备，那一刻她也无暇计及只是临时的代课——使她很快地进入了情绪高昂的宣讲状态。她尽量地追忆着自己读书时那些女教师的言行神态，力图在自己身上惟妙惟肖地再现。

学校采用复式教学，是在办学条件不足、师资匮乏时的一种权宜教学形式，有点类似于我国历来的书塾授课方式。只要教师能驾驭课堂，调度得当，也并不复杂。

筠秋第一堂上的是语文课。先安排一年级上新课，其他二个年级温习旧课文和预习新课文。一年级的课文是：“这本书是我的，这本书是你的，这本书是他的，那本书是谁的？”先教生字“本、书、谁”的笔画和读音，再讲“那本书是谁的？”的意思后，就让一年级的同学写生字和小声朗读课文。随后再上二年级的课，以此类推，再上三年级。

张筠秋比张振乾多上了一门唱歌课，也增加了体操和游戏。儿童天性里喜欢唱歌游戏，所以他们觉得女的张老师课上得比男的张老师更有趣。甚至有点期盼男张老师在家多待几天，让女张老师来多上课。

张振乾的病不时发作，凡发病时，均由张筠秋代课。再过几个月，汤水湾小学的课除了应付上面来督导检查那几天，果然如那班小学生所企盼，全由张筠秋来上了。不过原因不是学生的祈愿，而是另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原因：

据张筠秋在1985年回忆：“《奔腾》文艺社选举常（编）委五人，以写小品文为名，实际宣传抗日，含沙射影举一些例子。但被文艺社的人（常枙编枛委内部不纯）以审稿为名，修改或删去主要的东西。后重选常（编）委，还是换汤不换药。同时振乾一心想办好文艺社，汤水湾小学由我代课。当时教唱进步歌曲（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1950年代初，张筠秋（前中）和她的妇联同事们

唱歌课是张筠秋和学生们最高兴的课了，唱歌课时不分年级，张筠秋教，全体学生一起齐唱。唱到忘情之处，学生是大声齐吼；而老师的张筠秋，似乎看见当年教自己“商女不知亡国恨”的那位女教师在前边引路，她带领着一群学生高唱“一齐来救亡”紧随其后。在这江南小村的穷乡僻壤，她想自己也只能用这歌声来表达不愿做亡国奴的心声了。《奔腾》文艺社经改选后的编委共五人，除了李石农、查今文、张振乾外，还有汪雪于、何岩平等两人。

张振乾之志，远不在终生充任一小学教员，这倒客观上成全了胞姐张筠秋当教师的愿望。

1936年岁末，一场事关中华民族命运的事件，在离海盐县万里之遥的西安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以兵谏的形式，囚禁蒋介石逼其停止反共一致抗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以民族为重的精神和恢宏的气度，贯彻延安“不杀蒋而促蒋抗日”的方针，终使西安“双十二”事变和平解决，避免了迫在眉睫的内乱。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开启了国共的第二次携手合作。虽然在海盐这样的江南小县城，此次事变似乎只在新闻纸上热闹了一阵，以后就弥散为市民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然而正如一切伟大的事件终将对历史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产生巨大的影响，并对生活其时的千万群众的个人命运发生深刻影响一样，对张筠秋等人命运的捉弄，我们将在随后的章节中为你细述。

张筠秋在汤水湾小学的代课持续到1936年年终。半年的代课教学使她对自己的教书能力有了相当的自信和底气，但代课毕竟是代人之课，更不能鸠占鹊巢地取胞弟振乾而代之。待放了寒假，就向父亲提出，请他设法，自己要离开家庭去外面教书。

半年多来，女儿在汤水湾小学教书的口碑礼甫也时有所闻，望着自立心愿日炽、羽翼也似丰满的女儿，答应为她托人试试。

礼甫请托的人是汪锴甫，时任海盐县国民自卫队中队长。不久回音来了，海盐县沈荡区中心小学临时缺一名教师，需人代课，令爱若不嫌弃，可先去沈荡中心小学代课。

张礼甫得讯，心中尚在犹豫之间：代课一说，意在试用观察，倒是荐人的老到之举，也在情理之中。然沈荡镇在海盐县境的最西边，宣家浜却在县境的最东面，两地东西隔着一个海盐县，坐船要在县城中转，整整一天才能赶到，女儿孤身在外，生活上能独自料理吗？另外，汪锴甫的信中特地言明，沈荡中心小学是一所有十一个班级的区校，全校教师全部是师范毕业的科班出身。言下之意，不言自明。礼甫还在掂量之中，不料筠秋闻讯，执意要去。父亲问道：“筠秋你敢吗？”女儿答道：“筠仙（刘佩贞）二十二岁能去上海做工，我为何不敢去沈荡？至于师范毕业生，他们也是人！”

张筠秋于1937年4月初去了沈荡中心小学代课。毕竟她在学校读书的学历只有初小三年级，在父亲面前因自立心切而敢大言不惭，但真要能在人生地不熟的沈荡中心校内站住脚，确非易事。二十三年后，她自己回忆：“第一次到一所十一学（班）级学校代课，看见同事，都是师范生，恐自己献丑，每晚上将明日所教课文准备好。”那时的筠秋，自立的畅快喜悦完全冲刷掩盖了焚膏继晷地夜间准备功课和白天尽力尽职教学的劳累。她感受到的只有工作着的无比美丽和自身不逊他人的自傲。

然而，一场时代的厄运和充满血和火的民族灾难，正在向她逼近。

1937年7月7日拂晓，北京近郊那座以石雕狮子闻名的卢沟桥畔，几声当时似乎没有引人格外注目的枪声，却昭示了日寇对中国的全面入侵，从而也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

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全民族抗战”的通电；7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红军做好开赴前线的准备。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提出解决事变的最低限度条件，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史称“庐山讲话”。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除了报纸上大字体标题的新闻以外，地处长江以南的海盐县似乎没受到太多的惊扰，一切依旧照着原来的节奏进行。

6月，学期结束，张筠秋也结束了三个月在沈荡区中心小学的代课生活。

三个月的代课试用，张筠秋在中心区校的表现应无大错，礼甫趁着放假前又去汪锴甫家登门拜访。拜访的结果是张筠秋获得了参加海盐县暑期小学教师训练班的资格。据《海盐县志》，1936年海盐县各类小学122所，教职工251人。估计教师在220～230人左右（因缺1937年资料，故以1937年的统计类推）。张筠秋以初小三年级的学历，能跻身于这二百人的队伍中，并能参加全县性的学习，殊属不易。

一个月的训练结束，张筠秋似乎就顺理成章地获得了县教育科的任命：欤城区长木桥初小校长兼教员。其实是校长兼打钟兼教师的一级一员小学，从1937年8月起，张筠秋终偿夙愿，成为一名正式的小学教师。

欤城区长木桥初小，在沈荡镇南面六里，仍与宣家浜在海盐县境内东西两端相望。

长木桥初级小学是所村校，村校的施教范围往往辐射到附近的几个村庄。学生以长木桥村为主，兼有附近小村的一些学童。张筠秋为了招集学生，连着两天到邻近的村落通知探访。

校舍借用一家败落人家的厅堂，很宽阔高敞，但积尘盈寸、蜘网挂壁，十分颓败。经过筠秋一整天的扫涤布置，墙上还贴了几幅励志的语录，四壁顿时显得有了生气，像模像样。

办学校历来是村坊中的义举，新来的女教师既有汪中队长的荐人面子，又有参加县训练班的资格，比起前一个不入流充数的教师来，已是科班出身了。再加上新教师打扮新潮入时，处事也老练大方，全村老小上下，一开始就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女教师有了三分认可。

正式开学那天，学校门庭若市。有送儿子女儿来读书的家长们，更有一批特地来看新老师上课的村民——毕竟对长木桥村的大多数人来说，女性教师上课还是件颇新奇的事。就是那些家长们，送完孩子还纷纷借故不肯离去，也想一睹新老师上课的风采。

在简短的上课礼仪教育和自我介绍以后，张筠秋面对数十人围观的情绪波动已经稳定，便自若地进入对学生的教学。教学从一年级开始，一年级的学生更容易注意力分散，所以先要把他们安顿好。一年级第一课的课文是“狗，小狗，来来来”。教完生字“狗，小，来”齐读时，几个其他年级的学生也跟着齐读起来。这是一个好兆头，张筠秋知道自己的讲课打动了学生的心。接着是二年级的课文《读书》，课文是：“哥哥问弟弟道：‘你要读书么？’弟弟答道：‘我很要读书，’哥哥道：‘很好，读书是一件最要紧的事。’”课本上的内容，刚好切合着新学期开学的情景，张筠秋借题发挥地对着学生，其实也是对着围观的家长，讲了一通“读书好”的道理。等教完生字，齐读课文时，本来二年级学生的朗读，竟变成了教室内全体学生的齐声诵读，声音大得震颤了整个厅堂。围瞻新教师上课的大人们会心地相互注视，似乎放心地微笑着逐渐离去。

有过汤水湾小学和沈荡区中心小学的历练，张筠秋在长木桥小学的教学，已显得“已经沧海”的平稳了，当然有时也有淡淡的廖寂之愁袭来，这种离愁来自两个方面：一面是孤身在外对家人的思念；一面是对《奔腾》社的那些朋友以及热闹生活的怀念。

张筠秋在开学近一月时，终于亲身感到了战事的濒临：

先是胞弟张振乾的不辞而别，离家出走。她得知这消息，是在振乾走后的第三天，家里特地派人送来了口信，并叫她回家一趟。她叮嘱来人迅即赶回家里劝慰父亲，自己隔了一天，趁着礼拜六下午放假，漏夜赶回宣家浜。到家里，却见父亲拥被而卧，屋里显得有些零乱。几十年来，从记事起，筠秋从未见到父亲有过如此颓唐，只得强撑着说些劝慰的话。其实她心中十分清楚，吃过的盐比她吃过的饭还多的父亲，定然知道事情的轻重。见多识广的父亲神情如此，更加深了她对振乾的担忧。不一刻就从父母口中，知道了振乾离去的大概。

自从“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国民党海盐县政府奉命组织民众组训，西塘镇上也组织了青年组训。振乾、李石农、郭学尧等三人参加了这次集训，集训的时间为七天，结束后就各自回家，振乾也回到了家里。不料二三天后，李石农突然来通知振乾，参加组训的人明天要开会。结果振乾第二天一去不回，据说是随着部队开拔向余姚方向走了。

凭张礼甫在乡间政坛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他早已闻到了时局骤变的征兆气息。战祸一起，生灵涂炭，玉石俱焚，独子不辞而别，生死未卜，五十三岁的礼甫似乎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望着回到家的筠秋口上却仍说：“佩兰宝，你回来一趟，爸也算是见上你一面了，你还是快回长木桥吧。在家也于事无补，振乾只能听天由命了。”筠秋哽咽无语，在家住了一晚，第二天仍回长木桥小学。礼甫送出家门，叮嘱道：“你一个人在外面，万事要当心。”

从此，筠秋在长木桥小学的上课，有点心不在焉。连细心的学生也感觉出来了，但对小孩诉说又有何用，她只能将对从小相依为命弟弟的担忧，默默地掩藏在心田。

张振乾等三人的这段经历，通知他去开会的李石农在1982年12月30日写的回忆文章《关于省县政工队的合并》（此文收入《中国共产党平湖地方史略》）中，只有一句话：“抗战开始时，我有一段时间到浙东去了。”因事非关文章主题，故语焉不详。对比上下文，去浙东的事，总在“1940年前，虽然也参加了一些社会活动，希望能找到一条革命道路，但是没有实现”之类的行动中。《中国共产党海盐斗争史略》所列的《张振乾传》中，这样铺叙此事：“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张振乾决心投笔从戎，为国效力。他参加了国民党政府举办的集训队，随队辗战于余姚、上饶等地。一路上，他目睹了国民党政府对日寇实行不抵抗政策导致正面战场的一溃千里，节节败退，使他失去了对国民党的最后幻想，毅然离开集训队，回到家乡当了小学教师，一面继续宣传抗日，一面仍多方寻找抗日救亡的道路。”

而作为上述传记主要素材来源的张筠秋1985年12月的回忆文稿，《我胞弟张振乾的一生和在地下工作情况》中，有更感性的叙述：“结果李石农、张振乾等被胁迫去了，离开家乡，并不准通知家中。当时一个叫冷兵的带到余姚、上饶，仍是步步后退，振乾看到不愿后退的士兵被枪杀，惨不忍睹，真正体会到国民党不抵抗的，而跟着溃退不是抗日的办法。巧遇熟人知道海盐县组织县政工队，他们趁机会溜走回海盐。”

张振乾、李石农等人抱着一腔爱国抗日的热情，随着国民党部队辗转余姚、上饶，目睹国民党部队的不抵抗作为，而仍回到海盐。从1937年8、9月间离开，到1938年4、5月间返回海盐，其间8、9个月的时间，不管是否正式列入国民党军队的编制，总是随着部队行进了一圈。其实，用历史的眼光看，在1937年8、9月的海盐，要投笔从戎的进行抗日，参加国民党军队也是一种青年人现实的选择。

张振乾一生多病坎坷，在解放后的1955年更遭到不公正的处理。以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资历，冒着生死危险，在解放前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却在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以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分子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两纸公文分别为1955年3月18日嘉兴地专机关党委的《关于清除张振乾出党的决定》，以及稍后的中共嘉兴地委组织部1955年8月30日关于《撤销其现任业务指导科副科长，并在今后整顿机关干部队伍时予以清洗》。1955年后，张振乾流落在嘉兴街头为人修补鞋履为生，至1968年含冤病死。

张筠秋对胞弟似母似姐的骨肉深情，郁积在胸近三十年的悲悯，终于在1983年得到喷发。

1983年5月6日，以《为张振乾的申诉》为题向组织实事求是地介绍了张振乾的历史和提出她的见解，因全文较长，现原文摘要如下：为张振乾申诉我与张振乾为同胞姐弟，从小在一起长大，故对他的志趣、性格则十分了解。组织上要我为他写一证明材料，现将他的情况介绍如下：我与弟弟张振乾早在抗战前就以自由职业——教书为糊口手段。在抗战初期，他出于爱国热情，与爱国青年李石农背离乡井，寻找抗日组织。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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