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缉思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亨利·基辛格 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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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试读：
应对丛书·国际关系与格局（套装共8册）[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等 著臧博 等 译中信出版集团目录论大战略论中国世界秩序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超级版图：全球供应链、超级城市与新商业文明的崛起世界政治的终极目标：安全、财富、信仰、公正、自由看世界币缘论：货币政治的演化论大战略[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著臧博 崔传刚 译中信出版集团目录推荐序序言第一章 穿越赫勒斯滂海峡第二章 长墙第三章 老师和约束第四章 灵魂与国家第五章 作为枢纽的君主第六章 新世界第七章 最伟大的战略家第八章 最伟大的总统第九章 最后的美好希望第十章 以赛亚献给大战略家尼古拉斯·F. 布雷迪（耶鲁大学1952级）查尔斯·B.约翰逊（耶鲁大学1954级）亨利·“萨姆”·昌西（耶鲁大学1957级）推荐序傅莹清华大学兼职教授、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差异加迪斯用狐狸和刺猬的隐喻开篇。这个典故最早出现在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的残篇中：“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当代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在1953年出版的《刺猬与狐狸》中加以引申，借此描述历史人物思维的差异。狐狸追逐多个目标，其思维是零散的、离心式的。而刺猬目标单一、固执，其思维坚守一个单向、普遍的原则，并以此规范一切言行。伯林据此为分析人的思维提供了一种分类法。伯林认为，柏拉图、但丁、尼采、黑格尔属于刺猬类型，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则属于狐狸类型。问题在于，这种简单的“二分法”能普遍适用吗？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能否共存？大文豪托尔斯泰，时而像一只固执的刺猬，试图追寻历史发展的规律，时而像一只多疑的狐狸，鄙夷历史解释和经验。狐狸和刺猬的特点在他身上出现某种交汇，而交汇点就是“常识”。伯林的结论是：常识是某种自发、单纯而未被理论污染的东西，经得住时间检验。伯林的理论被演绎成历史研究者的罗盘，也启发了加迪斯对战略行为的思考。他认为：狐狸式思维的人善于归纳各种不同信息，而不是仅依据“宏大图式”进行推导；刺猬式思维的人则恰恰相反，他们拒绝批判和反思，往往沉浸在自己先入为主的观念里。而加迪斯认为，“狐狸和刺猬的悲剧在于，彼此都缺乏对方所具有的一些能力”。那么，这两种互相对立的思维方式能否并存？如果把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环境的敏感性结合起来，也许就能孕育出成功的大战略。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加迪斯认为，人的思维往往处于刺猬式和狐狸式两种思维方式的对抗之中。前者重视目标的单一性和纯粹性，而忽视手段的配合；后者重视环境的变化和对自身能力的评估，但往往模糊了目标和焦点。加迪斯在书中展现了这种对抗和矛盾，他引用大量的历史事件，分析其中历史人物的思维和行为，从而体现出战略的内涵。为什么有的战略意图能得到超水平的实现，而有的战略意图一败涂地？加迪斯的结论是：如果把刺猬式思维理解为对战略目标和愿景的规划，把狐狸式思维理解为对自身能力的评估和调控，那么目标与能力的平衡即为战略。不过，加迪斯也说明，这种平衡不可能一成不变，而应是动态的和不断变化的，因为在战略的执行过程中，外部的影响因素随时都在发生变化，目标与能力需要互相适应和配合，尤其要防止两者脱节。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拥有“好的判断力”和“均衡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运用常识。加迪斯写道，所有战略问题的核心不过是常识而已，但保持常识并不易。加迪斯认为，战略意图的追求者从不缺乏伟大理想，然而，成败往往取决于现实条件，而不仅仅是伟大理想。战略的失败者给人类战争史留下了许多不可思议的问号。例如，以拿破仑之伟大，何以忽略了俄国拥有辽阔地域和恶劣气候的现实，执意让大军向纵深挺进，最终陷入补给不足和天寒地冻的境地，以一场惨败终结了一生的辉煌之旅。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古希腊政治家、雅典黄金时期领导人）聪慧过人，从不失算，何以在老年时对危机失去了敏感性和判断力，以至顽固地鼓动雅典与斯巴达对抗，最终导致繁盛的希腊文明在战争中毁灭。这便是著名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被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总结为强国争霸的经典案例。在加迪斯看来，这些失败者都曾是伟大的政治家，但他们不愿受现实条件约束，试图摧毁任何阻碍自己的东西，固执地追求超出能力的目标。加迪斯也列举了一些实现目标与能力平衡，成功贯彻战略的案例，如罗马帝国第一位元首屋大维、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和年轻时的伯里克利。加迪斯最推崇的是美国第32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罗斯福对目标和能力的判断始终清晰，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愿意与苏联谈判，做交易。罗斯福有充分的自信在大国间协调，操控战后安排，试图为分裂、残破和前途不明的世界找到希望。然而，这个进程在他离世后戛然而止，世界滑入冷战深渊。不过，加迪斯忽略了美国与苏联在争夺世界霸权上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必然性，另外，核武器的诞生也让罗斯福的继任者有了与苏联抗衡的勇气和条件。在加迪斯看来，保持刺猬式专注固然不易，但像狐狸一样灵活调整自己的策略似乎更难。他的结论是：实施大战略不能让固定的原则或偏见捆住手脚，一个好的战略未见得自始至终都能逻辑自洽，甚至不排除前后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战略更多关注的是“规模”，也就是说，可以影响多少人，能带来多大收益，或导致多大成本损耗，由此判断目标与能力是否相匹配。东西方战略对话加迪斯在书中谈到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和东方世界的战略思维。《孙子兵法》讲审时度势，其中的逻辑无外乎目标与能力的关系。加迪斯认为，如果在后冷战时期确实出现西方与东方的较量，那么它将主要反映罗马文化和中国文化的韧性；因为二者都是思想型和文明型国家，都在各自的时空里多次成功克服危机，顽强生存下来。虽然早年西方的战略家未必知晓孙子在世界另一端的存在，但他们与孙子在逻辑上互相映衬，展现了战略逻辑跨文化的关联性。加迪斯说，东西方战略都告诉我们，在争取成功的道路上，必须认清存在什么样的限制和约束条件。好的战略要考虑到制约条件，限定行为范围。这正是孙子所强调的“谋定而后动，知止而有得”。在多数情况下，能力与愿望之间总是有差距的，因此需要采用谋略和迂回的方式，知所进退。现实中，战略的目标有时未必是要争取更大的利益，而是减少损失。因此，即便面对重大诱惑，战略的考虑仍然要把成本计算进去，否则可能会在更宏观的盘点中失分。在实施战略的过程中有许多变数，条件复杂多变，受益还是受损也并非一眼就能看清楚。而当目标远远超出自身能力时，更容易出现矛盾激化的情况，导致不得不选择战争。然而，即便能预知战争的后果，就一定可以避免发动战争吗？战争的发起者很难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战争所得如此之少，而代价如此之大。加迪斯认为，东西方两大文明之所以能延续数千年，就在于这两大文明内部能不断反思、调整和重塑。加迪斯在《论大战略》一书中既介绍了对战略本质的认识，也为东西方战略对话提供了参考。后冷战时代美国战略的得失作为美国冷战史研究的权威人物，加迪斯推出这本新书，自然引发美国学界关注，看法有褒有贬。赞赏的观点认为，加迪斯把焦点放到“领导力”（statesmanship）上非常重要，历史上无数政治家由于缺乏谋略，把国家导向覆亡，教训深刻。也有评论提到现实的美国政治，认为过多的常规战争和非常规战争正持续消耗美国的国家财富，美国现任和未来的领导人都应读读这本书，反思美国战略。批判的观点则认为：核武时代进行战略决策受到比较大的限制，加迪斯未能对此给予重视；书中只谈到抽象的战略和常识，未对现实决策提出具体建议；书中强调的主要是西方战略思维，对东方战略思维的探索不够深入。也有批评意见认为，在现实中很难判断某种决策究竟是更像“狐狸”还是更像“刺猬”，多数情况下只能从结果反推，以成败论英雄。作为中国读者，从加迪斯勾勒出的上千年世界战略历史中，可以观察到国家兴衰的各种印记，引人入胜。然而，人们可能更想了解他对冷战后美国战略的得失如何盘点。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走到尽头，在美国看来，“历史已终结”。本着“赢者通吃”的心态，美国把新的国际战略转向在全球推行美式价值观和民主制度，宣称自己拥有“世界灯塔”的“天赋使命”。当时的美国拥有不受挑战的绝对霸权地位和实力，获得在国际上空前的行动自由，没有力量能限制其选择和行为。那么，美国是否就可以摆脱加迪斯所描绘的条件对目标的制约了呢？冷战结束后的第一个10年，美国致力于对原苏东地区的改造，甚至不惜在前南地区动用武力，强势推进“民主化”。然而，一些被改造的国家出现水土不服现象，滋生了失业、通胀、社会分化、债务负担等一系列问题，有些隐忧在后来遍及欧洲的债务危机中进一步显现出来。冷战后的第二个10年，美国把注意力转向反恐战争，先后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同时继续推进政治变革，引发的安全、经济和社会余波至今未消。中东地区出现严重的政治衰败和人道主义危机，冲击欧洲国家的难民潮成为可悲的后遗症。如果说冷战时期的美国试图做刺猬和狐狸的综合体，注意制定符合自身条件的战略目标，并随着形势变化不断调整策略，那么冷战后的美国则执意用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力量推进一个无边的政治目标，失去了对复杂环境的敏感性和权衡代价的意识，这是否更像偏执的刺猬？美国试图让自己主导下的单极格局成为世界的永久现实，声称要做一个有益于世界人民的“仁慈霸权”。但美国在战略选择上的执拗和失误，以及所付出的超乎能力的代价，使其透支了自己的力量和声望。美国也曾试图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纳入改造的轨道，采取了“接触+遏制”的政策，一方面让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另一方面从未停止促使中国按照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然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功，而且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如果说美国在中国未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那只能说明美国对中国乃至对世界的政治意图本身是错误的。近年来，世界上许多所谓的民主制国家陷入政党政治和国家治理困境，即使是一些老牌的西方大国也未能幸免，甚至出现了极端右倾思潮的回流。什么才是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单一模式的主张是否需要调整？进而，国际事务是应被个别国家掌控，还是需要各国共同探索应对挑战之策？如果美国的对外战略存在钟摆效应，那么特朗普上台是否代表了推动美国对外战略有所收缩、社会向保守主义复归的力量？特朗普政府主张战略收缩，恢复国家实力，着眼于美国自身利益。他的目标反映了美国的现实处境，因此，尽管美国各界对其个性和做法颇多批判，但比较一致地支持他的一些政策方向。然而，国际事务的关联性很强，尤其是大国对全球趋势的带动性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美国放弃国际责任，甚至主动破坏世界秩序，例如对中国等重要贸易伙伴采取关税惩罚措施，破坏自由贸易体制，由此对他国造成的伤害和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必然会反过来侵蚀美国自身利益。这又何尝不是大国行为需要计入的代价呢？狐狸式思维和刺猬式思维的分类可以为观察美国战略得失和取向提供有趣的角度，对从事战略研究的人有一定价值。加迪斯在书中虽未明说，但字里行间还是有警示意味的，提到维护和平与繁荣需要智慧和历史责任感。他希望美国人，特别是战略决策者关注到，一个合理的战略目标须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而且在执行过程中应根据情势发展不断调整推进战略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必要时甚至要对战略目标进行果断的调整。诚然，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任何战略的成败都不能脱离战略演进所处的时代背景，成功的战略构建更是要基于对时代潮流的准确判断。冷战的终结打破了世界被集团隔绝的状况，给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更大空间，而各国希冀和平、追求发展构成后冷战时期的基本潮流。回过头来看，中国对世界大势的判断是准确的，即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顺应了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当前，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符合时代潮流和人类发展方向，是对我们的国际言论和行为的根本指导。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一向以为国内发展建设构建和维护一个好的外部环境为准则，基本内涵是和平与合作。当然，没有什么理想能够轻易实现，没有哪条路径可以畅通无阻。中国需要让自身的追求与人类发展的基本方向保持一致，与世界各国一道努力，共同维护和平与稳定，促进发展与繁荣。序言我知道，起这个书名有引人侧目的风险。但是，我在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同事蒂莫西·斯奈德已先我一步著有《论暴政》，而更早的还有塞内加的《论生命之短暂》。不过，我最担心的是引来卡尔·冯·克劳塞维茨的崇拜者的不满，虽然我也是他的[1]崇拜者之一。他的遗作《战争论》，成为此后所有关于战争和大战略主题文字的准绳。既然已有珠玉在前，又何必再写另一本关于大战略的书？我的理由是“言简意赅”——这是克劳塞维茨的著作所不具备的特点。《论大战略》所涵盖的时限长于《战争论》，篇幅则不及后者一半。本书源于对大战略问题的两段研究经历，其间相隔约25年。第一段经历是1975—1977年，我在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战略与政策”研讨课程，当时的背景我将在本书第二章末尾处述及。第二段经历是从2002年至今，源于我每年与人合作教授耶鲁大学的“大战略研究”课程。这两门课程一直以来更多仰赖经典文本和历史案例研究，纯理论探讨则显不足。在[2]纽波特的研讨课程每期持续一个学期，主要面向正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军官。为时两个学期的耶鲁大学课程则面向本科生、研究生和职业学校的学生，此外，该课程每年都招收一名现役[3]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校。这两门课程均以合作形式授课：在纽波特的每一堂研讨课，通常由一位普通教师和一名军队教员合作讲授，而在耶鲁大学的课程则有多种组合。我和同事查尔斯·希尔、保罗·肯尼迪组成三人组，从一开始就参加所有课程，我们在学生面前互相辩难，并在课后单独指导他们（但也并非始终如此）。更难得的是，我们至今仍是邻居和亲密的朋友。2006年，“布雷迪–约翰逊大战略研究项目”启动，我们得以扩充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戴维·布鲁克斯、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约翰·内格罗蓬特、佩吉·努南、维多利亚·纽兰、保罗·索尔曼、杰克·苏利文和埃文·沃尔夫森。该课程还吸引了耶鲁大学其他院系的教师，他们是斯科特·布尔曼（社会学系）、伊丽莎白·布拉德利（原供职于公共卫生学院，2016—2017年任布雷迪–约翰逊项目主任，现任瓦萨学院校长）、贝弗利·盖奇（历史系，自2017年起任布雷迪–约翰逊项目主任）、布赖恩·加尔斯滕（政治科学与人文学系）、努诺·蒙泰罗（政治科学系）、克里斯蒂娜·塔尔伯特–斯莱格尔（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系）和亚当·图兹（原供职于历史系，现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这些同事都对我多有教益，这也是我现在感到有义务将自己所学付诸文字的另一个原因。本书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板板正正的论述，更多的是主观观点的描述，且完全不受束于窠臼套路：我的老师们不应为此承担责任，他们为我启蒙，我却信马由缰，逐渐脱离他们的控驭。我所探寻的模式超越了时间、[4]空间和规模，兴之所至时，我会暂时抛弃上述因素的限制，以达到进行比较或对话的目的。例如，圣奥古斯丁和马基雅维利偶尔会互相交谈，克劳塞维茨和托尔斯泰也会彼此倾诉。我发现，他们个个都是“想象者”，大大助益了我的研究，此外还有维吉尔、莎士比亚和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最后，[5]我常常谈及以赛亚·伯林爵士的观念。1992—1993年，我在牛津大学访学时与他小有交谊。但愿他乐意被看作一位大战略家。我想，这必能让他会心一笑。动笔之初，我的经纪人安德鲁·怀利和我的编辑斯科特·莫耶斯比我自己对本书更有信心，再次与他们合作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本书的出版还得益于整个企鹅出版社团队的高效工作，在此要感谢其成员：安·葛多夫、克里斯托弗·理查兹、米娅·康斯尔、马修·博伊德、布鲁斯·吉福兹、德博拉·韦斯·热利纳，以及朱莉安娜·基扬。我还要特别感谢2017年秋季参加我的“狐狸与刺猬”研讨课程的耶鲁大学学生，他们认真地为这本书的每一章节做了校验，他们是摩根·阿吉亚尔–卢坎德、帕特里克·宾德、罗伯特·布林克曼、亚历山德罗·布拉蒂、迭戈·费尔南德斯–帕格斯、罗伯特·亨德森、斯科特·希克斯、杰克·希尔德、亨利·伊斯曼、因迪亚·琼、德克兰·孔克尔、本·马利特、亚历山大·波得里洛、马歇尔·兰金、尼古拉斯·雷利加、格兰特·理查森、卡特·斯科特、萨拉·西摩、戴维·夏默和贾里德·史密斯。我还得到了几位才华横溢的本科生研究助理的帮助，他们是：库珀·达戈斯蒂诺、马修·劳埃德–托马斯、戴维·麦卡洛三世、坎贝尔·施内布利–斯旺森和纳撒尼尔·泽林斯基。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和苏必德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我们的大战略教学，他们的特别助理，也是我们早期的学生之一特德·威滕斯坦同样给予了大力支持。耶鲁大学国际安全研究和布雷迪–约翰逊项目的各位副主任帮助我们顺利开展工作，他们是威尔·希契科克、特德·布罗蒙德、明良（已故）、杰弗里·曼科夫、瑞安·欧文、阿曼达·贝姆、杰里米·弗里德曼、克里斯托弗·米勒、埃文·威尔逊和伊恩·约翰逊。还要感谢在希尔豪斯大街31号为我们大家服务的员工，他们是利兹·瓦斯塔基斯、凯思琳·加洛、迈克·斯科尼克兹尼和伊戈尔·比留科夫。20年来，我的妻子托妮·多尔夫曼在各个方面都给予我支持和陪伴，她是一位老师、学者、导师、演员、剧作家、戏剧和巴洛克歌剧导演、手稿评论家和文字编辑、美食大厨、夜间治疗师和我一生的挚爱。我将以下面的寄语致谢两位伟大的项目赞助人，以及一位睿智的协调人：他们的愿景、慷慨，以及永远管用的好建议，不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和工具，而且为我们指明了方向。约翰·刘易斯·加迪斯2017年秋，著于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1]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逝于1831年，《战争论》翌年付梓。——编者注[2]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坐落于罗得岛州纽波特市。——编者注[3] For Naval War College Strategy and Policy curricula, see www.usnwc.edu/Faculty-and-Departments/Academic-Departments/Strategy-and-Policy-Department. For the Yale course, www.grandstrategy.yale.edu/ background; also Linda Kulman, Teaching Common Sense: The Grand Strategy Program at Yale University (Westport, Connecticut: Prospecta Press, 2016).[4] Some readers may worry that I’ve forgotten the Cold War. Not at all — it’s just that I’ve said enough already on that subject. See, most recently, the revised edition of my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and my article on “Grand Strategies in the Cold War,” in Melvyn P.Leffler and Odd Arne Westa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 2010), vol. 2, pp. 1–21.[5] Special thanks to Anthony Kronman, the former dean of the Yale Law School,for suggesting the relevance of these to grand strategy.第一章[1]穿越赫勒斯滂海峡时间来到公元前480年，地点位于赫勒斯滂海峡亚洲一侧的小镇阿比多斯，赫勒斯滂海峡途经此处收紧，只有约一英里[2]宽。这里的场面堪比好莱坞鼎盛时期的作品。薛西斯一世——波斯的万王之王，登上置于海岬上的王座，目视其军队集结。据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述，这是一支超过150万人的军队，即便实际人数只有这个数字的1/10（这种可能性很大），也已接近1944年诺曼底登陆当日艾森豪威尔指挥的盟军人数。如今已没有能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但彼时的薛西斯一世架起两座桥：一座建于捆绑在一起的360艘船上，另一座由314艘船承载。两座桥均呈拱形，以抵御狂风和激流。因为此前建成的桥在遇到风暴后分崩离析，愤怒的薛西斯一世砍掉了修桥者的脑袋，并下令对水流施以鞭刑和烙刑。这还不够，他又命令手下向水中投下镣铐，它们或许至今还沉在水底的某[3]个地方。那天的水面平静无波，薛西斯一世颇为自得，片刻之后，他却突然潸然泪下。他的叔叔兼幕僚阿尔达班问其缘故。“这成千上万人，”薛西斯一世答道，“百年后将无一人存世。”阿尔达班安慰他说，世间有许多灾祸常常会令人苦不堪言，死亡反倒是一种解脱。薛西斯一世表示赞同，但命令道：“告诉我真相。”薛西斯一世想知道，若不是他们俩都做了相同的噩梦，阿尔达班是否会赞成眼前的这项重任（波斯人在10年内第二次入侵希腊）。听到这话，阿尔达班战战兢兢：“我仍充满恐惧，不，极度恐惧。”10年前的马拉松战役中，薛西斯一世之父大流士遭希腊人羞辱。薛西斯一世一度听从阿尔达班的劝阻，未报这一箭之仇，但自那之后，薛西斯一世的噩梦已二度袭来。就好像哈姆雷特的故事提前了2 000年上演：一个颇具王者威严的幽灵，像对待儿子一样，向他发出最后通牒，“如果你不立即发动战争，……一如你弹指间登上至尊之位，重回卑微也不过电光火石间”。阿尔达班起初认为这一梦境的寓意不值一哂。于是，薛西斯一世让他换上自己的衣服，睡在王宫卧榻。幽灵再次出现，阿尔达班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醒来，随即敦促薛西斯一世发兵攻打希腊。随后，薛西斯一世下令发兵，其精兵在萨迪斯集结，在特洛伊遗址上宰杀1 000头小母牛祭祀。当军队抵达赫勒斯滂海峡时，桥梁已架设完毕。在准备过桥之际，薛西斯一世给他叔叔最后一次机会，令其和盘托出心中的保留意见。尽管受到噩梦惊吓，阿尔达班仍按捺不住心中的犹疑。他警告说，前方的敌人不仅有强大的希腊军队，还有土地和海洋。沿爱琴海海岸进军途中将要穿越的区域，根本无法为这支庞大的军队提供给养。当风暴袭来时，也没有港口足以容纳这些战舰。未及与敌军交战，将士可能已疲惫不堪，甚至食不果腹。慎重的领袖“会对所有可能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都心存敬畏并细加思量，但在采取行动时英勇果断”。薛西斯一世耐心听完后反驳道：“如果把什么事都考虑到……，你永远做不成任何事。与其坐在那儿患得患失，最终无所作为，不如凭借一颗无畏的心，直面我们的恐惧……不奋勇一搏，何来胜利？”争论就此告歇。薛西斯一世派阿尔达班回去管理波斯帝国现有的区域，自己则专心为帝国开疆拓土。他向太阳祈祷，请求太阳赋予自己足够的力量，使自己不仅能击败希腊，还能征服整个欧洲。他在桥前摆上番樱桃的枝条，命令祭司焚香。作为对赫勒斯滂海峡的奖赏，他将祭酒洒入水中，随后依次将盛放祭酒的金杯、配制祭酒用的金碗和一把利剑投入水中。这样，渡海之路准备就绪，整支军队耗时七天七夜跨越了赫勒斯滂海峡。当薛西斯一世踏上欧洲一侧的海岸时，听到一名惊惧的旁观者问，为什么众神之王宙斯要乔装成波斯君主，还带来了“全世界的人”？难道宙斯凭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摧毁希腊吗？[4]12 419年之后，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师上完课后去参加了一场派对。出生在里加的以赛亚·伯林正当而立之年，他在圣彼得堡长大，8岁时亲眼见证了布尔什维克革命，后随家人移民英国。他在这里如鱼得水，掌握了这门新语言，但始终没能消除浓重的口音。他在牛津大学的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成为牛津大学全灵学院研究员的犹太人。1939年，伯林在成立于1379年的牛津大学新学院教授哲学，他逐渐疏远了逻辑实证主义（西方最有影响力的哲学思潮之一，认为未经可重复的验证，任何东西都不具意义），生活惬意。伯林才华横溢且颇为健谈，对各种观点都充满无尽的渴求，乐于把握机会展示自我并吸纳他人的观点。在这次派对上（确切日期不可考），他偶遇阿斯奎斯家族第二代牛津伯爵朱利安·爱德华·乔治·阿斯奎斯，当时阿斯奎斯正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学位。阿斯奎斯当时偶得一诗句，颇为着迷，它出自古希腊诗人阿尔基洛科斯之手。在伯林的记忆中，[5]这句诗是这样说的：“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这首诗只剩下断编残简，所以它本来的语境已无处追寻。[6]但文艺复兴时期著名学者伊拉斯谟曾将这一诗句信手征引，伯林也忍不住要如法炮制。或许可以以它为准绳，对那些伟大的作家进行归类？倘若真能如此，那么柏拉图、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普鲁斯特均应归入刺猬一类，而亚里士多德、莎士比亚、歌德、普希金和乔伊斯则显然应归入狐狸一类。伯林也应被划为狐狸一类，他对于那种宏大的问题（例如逻辑实[7]证主义）不感兴趣，但研究起具体的小问题来游刃有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伯林无暇对这个关于狐狸与刺猬的典故有所阐发，直到1951年，他才以此为框架，撰写了一篇关于托尔斯泰的历史哲学的文章。此文两年后付梓，即短小精悍的《刺猬与狐狸》。伯林解释说：刺猬“将一切归纳于某个单一的核心观念”，循着这一观念“他们的言论与行为才具有意义”；狐狸适成对照，“追求许多目标，诸目标间往往并无关联，甚至彼此矛盾，就算有关联，也只在‘事实’层面”。这一分野简单明了，却不容轻忽：它提供了“一个用来观察与对比的视角，一个进行真正研究的起点”，它反映了“作家和思想家之间最根本的差异之一，甚至可用来对全体人类进行大致归类”。伯林发射出的这枚“闪光弹”，尽管照亮了托尔斯泰，但未能远播。伯林声称，这位伟人（托尔斯泰）本想成为刺猬，“《战争与和平》一书原本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托尔斯泰太过诚实，无法忽视人类性格的个体差异，以及情境的多变，这种差异与多变导致归纳与总结变得尤为困难。所以，托尔斯泰的这部杰作充满了远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具狐狸式特征的文字。读者沉迷于那些狐狸式文字，却忽视了散布在书中的刺猬式历史沉思。饱受这种矛盾折磨，托尔斯泰走向了死亡，伯林对此总结道：“一位陷入绝望的老人，无人可以拯救，他闭目塞听，如同刺瞎自己双眼的俄狄浦斯，游荡在科罗诺斯。”[8]参酌托尔斯泰的生平，这样的说法未免过于简略。离家出走之后，托尔斯泰确实逝世于一座不太知名的俄国火车站，那是在1910年，他已82岁。尽管托尔斯泰对几十年前自己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留下的缺憾感到懊悔，但也不太可能[9]像伯林所说的那样。我们很难搞清楚，伯林引用俄狄浦斯的典故是有某种更深刻的用意，还是只是为了给文章添加一个戏剧化的华丽结尾。这个结尾或许太过于戏剧化了，因为它暗示了狐狸和刺猬之间的差异不可调和。伯林似乎在说，你只能是其中之一，若两者兼顾便难以保持快乐，无法有效工作，更别说保持健全的人格了。伯林的这篇文章很快红极一时，而且是在没有互联网襄助的年代。对此，伯林很惊讶，但也淘气地颇为自得。书中引用这一比喻渐成风潮，有时还以漫画的形式呈现，使其中寓意更[10]加明显。在大学课堂上，教授开始问他们的学生：“××（可能是任何一位史学界或文学界人物）是狐狸还是刺猬？”学生开始请教他们的教授：“（当前或其他任何时期）成为刺猬好还是狐狸好？”教授和学生都开始自忖：“在这对立的两派之间，我应何去何从？”接着会问自己：“我真的属于这一派吗？”最后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谁？”借助牛津大学的一场派对、阿尔基洛科斯诗歌的残篇、托尔斯泰史诗级的作品，伯林意外寻获两条在思想史上留名的途径。一条是神谕式的，这是史上祭司们的惯技。另一条是伊索寓言式的，托物言志，将你的观念以动物的形象体现，这些观念将永存不灭。2生活在公元前480—前420年的希罗多德，可能听说过阿尔基洛科斯首次提出狐狸和刺猬的意象的那首诗篇，后者生活在公元前680—前645年。希罗多德在另一个语境中引用过这位诗人的作品，所以他有可能读过这首诗——如果该诗当时[11]还存世的话。即使他没有读过，通过希罗多德描述的阿尔达班和薛西斯一世在赫勒斯滂海峡旁的对话，我们不难看出，阿尔达班是一个心神不宁的狐狸式人物，而薛西斯一世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刺猬式人物。阿尔达班强调，要率领大军穿过如此大片的陆地或水域，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国力耗损、供给拖累、通信受阻、士气受损，其他环节也有可能会出岔子。取得成功需要承担太多风险。难道薛西斯一世就不明白，“神用闪电打击”的都是那些试图大展拳脚的人，而小打小闹的人根本“激不起神行动的意愿”？阿尔达班一再劝诫，要求拆除桥梁，解散军队，让所有人回家，那样等待他们的最糟糕的情形也不过是做更多噩梦罢了。为今日之士百年之后的结局而唏嘘不已的薛西斯一世，拥有更广阔、更长远的视野。如果生命要以死亡为代价，何不付出一些小小的代价而留名青史呢？何苦做那将被遗忘的万王之王？在征服赫勒斯滂海峡后，他难以停下前进的步伐，桥梁必须通往某个地方。庞大的军队携带一切所需，以确保所有的环节都不会出纰漏，即便真的出纰漏也无关大局。“是神在指引我们前行，所以，当我们着手建立各项事业时，它们都将取得[12]成功。”阿尔达班对环境心存敬畏，明白军队的行进会受地形影响，舰队的航行会受海上环境左右，天气更是任何凡人都无法预测的。将领必须分得清什么时候可以发挥主观能动作用，什么时候必须接受客观现实，一切决策都要切合实际。与之相反，薛西斯一世则会重塑环境。他通过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桥而将水域变为（接近）坚实的地面，通过在阿陀斯半岛上开凿运河，将坚实的地面变为水域，以便使船只不必绕行（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薛西斯一世的这一举动“仅仅是出于傲慢”）。[13]这位国王毫不在意客观条件的限制，因为他会将任何阻其去路的障碍夷为平地，而且他只相信赋予他这种力量的神。目光短浅的阿尔达班对眼前的图景看得太过清楚，以至将难题本身视为敌人。有远见的薛西斯一世则只看到远方的图景，在那里，雄心便是机会，简化难题才是照亮前途的明灯。阿尔达班不断改变主意。他的心思曲折回转，是因为他像奥德修斯一样，一心想要回家。而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的薛西斯一世则如同阿喀琉斯，无家可回，只留下后世传说，讲述他的一世功勋。[14]因此，“这只狐狸”和“这只刺猬”找不到共同点。由于自己的警告没能产生效果，阿尔达班离开阿比多斯向东去，走出了希罗多德的视野——后者此后再也没有提及阿尔达班。[15]薛西斯一世则向西进发，带着他的军队、舰队和史官，以及所有记述了之后波斯入侵经过的人。作为亚欧大陆分界线的赫勒斯滂海峡，见证了阿尔基洛科斯预见的两种思维模式的判然两分，而伯林则令这两种模式为世人所知。在20世纪后期，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对这两种思维模式进行了更为明确的定义。3为何有些人能够准确预测未来，而有些人则不行？为了探寻这一问题的根源，美国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普·E. 泰洛克和他的助手们搜集了来自高等院校、政府机构、智库、基金会、国际机构和媒体的284名“专家”在1988—2003年对世界政治做出的27 451项预测，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为严谨的研究。泰洛克在2005年出版的《专家的政治判断》一书中通过各种图表和方程式展示了此项研究的结论。“这一问题无关专家的身份（不论其专业背景、地位等），”泰洛克总结道，“也无关专家的理念（不论他们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现实主义者还是制度主义者，乐观主义者还是悲观主义者），真正重要的是专家的思考方式，或推理方式。”关键的变量是，基于伯林的定义，专家的自我定位是“狐狸”还是“刺猬”。结果是明确的：相比刺猬型专家，狐狸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要高得多。刺猬型专家的预测准确率接近于黑猩猩投掷飞镖（大概是用计算机模拟）的命中率。泰洛克对这一结果备感震惊，便着手探寻这些狐狸型专家和刺猬型专家的差异。狐狸型专家的预测依赖的是一种直觉式的“对多渠道信息的拼合”，而不是基于一些“宏大图式”推导出来的结论。他们不信“模糊的政治主题”能够成为“精确严谨的科学界的研究对象”。他们中的佼佼者“都有一种自我贬低式思维模式”，“对任何思想均持批判态度”。但他们的观点往往层次不清，缺乏逻辑——主观倾向性太强而缺乏合理论证，以至难以吸引人们的注意。政策制定者更是无暇倾听他们的观点。相比之下，那些刺猬型专家避免自我贬低，无视批判性观点。他们不遗余力地提出那些大而泛的解释，“对‘不明就里’的人表现得很不耐烦”。当他们挖掘的智识的洞穴太深时，他们只会低头继续深挖。他们成为“自己先入之见的囚徒”，被困在自鸣得意的循环之中。若取其部分观之，则他们的表现可圈可点，但与实际发生的一切并无太大关联。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泰洛克提出了一个“良好判断理论”：“自我批判式思想家，更擅长探寻变动形势下的矛盾动态，进行预测时更为谨慎，能更准确地从错误中总结经验，不太倾向于合理化这些错误，更愿意及时更新自己的观念。在这些优势的共同作用下，他们能更好地预测下一轮事件发生的概[16]率，紧扣住现实的可能性。”总之，狐狸型专家在预测方面做得更好。4一种理论能否经得住考验，就要看其能否阐释过往。只有一种理论能够阐释过往，其对未来的预判才值得信赖。然而，泰洛克对过去的阐释只是基于他所研究的15年。希罗多德的书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应用泰洛克的研究成果（诚然没有他的谨慎操控）来考察一个距离我们十分遥远的时代。尽管时隔如此久远，这些研究成果的适用性仍令人惊讶。在穿越赫勒斯滂海峡之后，薛西斯一世率领部队长驱直入，他坚信部队的规模和充足的给养将使一切抵抗变得徒劳：“即便所有的希腊人，甚至所有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全都集结起来，也无法与我匹敌。”这位国王的战略在攻克色雷斯、马其顿和塞萨利的过程中似乎行之有效，但毫无疑问，他前进的步伐非常缓慢。他的部队规模如此庞大，以至不及所有士兵渡过，河流和湖泊就已枯竭。狮群（彼时在该地区仍种群繁盛）盯上了为薛西斯一世驮运给养的骆驼。此外，为满足薛西斯一世的饮食需求，大军每到一处便会将周围的资源消耗殆尽：人们对国王每天只吃一餐感恩戴德，因为如果他们被要求按晚餐规模再提供一次早餐，那么他们就只能趁早逃之夭夭，否则就会“被剥夺[17]得一无所有，比地球上其他任何人都更凄惨”。薛西斯一世终究不能将所有地形都夷为平地。要进入阿提卡（雅典城邦所在的大区），薛西斯一世率领的波斯大军不得不穿过位于塞莫皮莱（又称“温泉关”）的狭窄通道。就在那里，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率领匆忙招募而来且战斗力远逊色于敌军的斯巴达勇士，将入侵者进攻的脚步延缓了好几天。列奥尼达和他的斯巴达300勇士皆战死在此，但他们拒绝投降，这本身就表明薛西斯一世已无法再依靠恫吓获得他想要的东西了。与此同时，爱琴海的夏末风暴正在袭击薛西斯一世的舰队，而雅典人则遵从海军将领塞米斯托克利斯的命令，撤离他们的城市。这使薛西斯一世陷入后来拿破仑在1812年的莫斯科所遭遇的窘境：在你终于实现攻城拔寨的目标后，却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座空城，以及随时可能到来的恶劣天气，这时你该怎么办？万王之王一如既往地诉诸更强势的恫吓。他烧毁了雅典卫城，登上置于另一座海岬之上的王座，俯瞰另一片水域，从那里观望其荣光实现后残存的军队。当然，眼看着雅典最神圣的庙宇被付诸一炬，这让身为雅典公民的水兵们士气低落。但这是在萨拉米斯湾，由三层桨座战船组成的希腊舰队训练有素，德尔斐神谕承诺“木墙”（可能就是指浮在水上的战船）可护佑他们安全。于是，当着薛西斯一世的面，希腊人将他的舰队逐个击沉，大量波斯士兵落水而亡——竟然没有人教过他们如何游泳。薛西斯一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亡羊补牢，接受他[18]叔叔回家的建议。塞米斯托克利斯放出消息称，赫勒斯滂海峡上的桥梁将成为雅典人的下一个攻击目标，这让薛西斯一世加快了撤退的步伐。薛西斯一世惊恐万状，赶紧返程渡过赫勒斯滂海峡，留下他那士气低落的军队自生自灭。希腊人随后在普拉塔亚将薛西斯一世的残余军队击溃，但其进一步的报复行动则留待一位富有想象力的剧作家来呈现。在萨拉米斯海战结束8年后，埃斯库罗斯的戏剧《波斯人》上演，剧中描绘了薛西斯一世狼狈不堪地跛行回到自己的首都的场景，那些早先对他赞誉有加的人纷纷扼腕叹息。他的耳边萦绕着大流士的灵魂追悔莫及的警告：[19]“作为凡人，我们永远不该将自己的想法拔得过高。” [20]希罗多德的《历史》借鉴了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他对那最初驱使着薛西斯一世率大军前往赫勒斯滂海峡的梦境的描述，是否也是从埃斯库罗斯身上获得了灵感？这无从得知，灵魂（如若不是鬼魂的话）是神秘莫测的事物。但有趣的是，我们可以假想这样一幅场景：这一神秘莫测的事物（无论它代表的是谁）利用其超自然力量穿越时间长河，为此刻正郁郁寡欢的万王之王带去泰洛克教授的警示。这个警示便是：狐狸经常是正确的，而刺猬则往往是傻瓜。5薛西斯一世对希腊的入侵是早期非常壮观的一个刺猬式行为的例子。作为万王之王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既然薛西斯一世能够聚集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将赫勒斯滂海峡的水域变得如同陆地，又将阿陀斯半岛的陆地化作水域，那么他还有什么做不到呢？在征服希腊之后，为什么不再征服整个欧洲呢？他甚至一度问自己，为什么不能让“波斯帝国的边界与宙斯的天[21]际一致”？但是，正如刺猬惯常的做法，薛西斯一世没能成功建立起目标和手段之间的正确联系。因为目标只存在于想象中，它们可以是无限的，比如将王座置于月亮上，以享受美丽的景致。但手段则是有限的，而且这一点无可动摇：它们是地上的靴子、海中的船只，以及填充这些东西的人。要做成任何事情，都必须将目标和手段联系在一起。然而，两者永远无法互换。薛西斯一世加诸自己能力的唯一限制，便是他的野心。他总是期望得到最好的结果，并假设实际情况只会比这更好。他只活在当下，无视过去，忽略前人的经验，更不考虑充满未知[22]的未来。如果薛西斯一世能意识到这些，他就能明白，要让军队和舰队携带充足的物资进攻希腊是不可能的。除非薛西斯一世能够诱使那些被占领的区域为他提供补给（这并不容易），否则他的军队（虽然可能不是他自己）很快就会面临粮草不足、体力不支的问题。就像在温泉关所发生的那样，少数抵抗势力便会动摇整个军队的信心。紧接着，寒冬将至。然而，即使听取了狐狸式人物阿尔达班的意见，也会有风险。阿尔达班本可以警示薛西斯一世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枯竭的河流、饥饿的狮群、突至的狂风暴雨、愤怒的当地人、凶悍的战士、神秘的神谕、狂热的水兵，以及堕入水中不会游泳的波斯士兵。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可知的，它们会导致的结果也是可以预测的。但仅凭一人之力，即使是最睿智的预言家，也无法预测这些问题的累积效应。小事情会以不可预测的重要方式累积起来。然而，领导者不能因这些不确定性因素而裹足不前。他们必须表现得非常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即使他们事实上毫无头绪。薛西斯一世将这一原则发挥到了极致，甚至到残忍的程度。当吕底亚人皮提俄斯按薛西斯一世的要求提供了入侵所需的所有军队和财宝时，只提出了一个请求，就是使其长子免于从军。薛西斯一世以一种令人难忘的方式表现出自己的决绝：他下令将皮提俄斯的长子砍作两半，然后命令军队从两段尸身之间穿[23]过。这毫无疑问展示了薛西斯一世的决心，但也使他被禁锢在这由鲜血构成的红线内。即使他想要重新考虑这一决定，也是不可能的了。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的悲剧在于，他们都缺乏对方的长处。薛西斯一世正如泰洛克笔下的刺猬，能够掌控听众的注意力，但往往会掉入自己挖的陷阱中。阿尔达班则如同泰洛克笔下的狐狸，躲开了这些陷阱，却无法留住听众。薛西斯一世说的是对的。如果你试图预测一切，你将无法完成任何事情。但阿尔达班说的也不错。如果你没有为可能发生的一切做好准备，那么有些事情一定会发生。6因此，无论是薛西斯一世还是阿尔达班都没能达到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在1936年提出的检验标准：一流的智者“能够同时在脑海中持有两种相反的想法，并且仍然保持行动[24]力”。菲茨杰拉德这么说可能并没有其他目的，只是对自己的谴责。那时，他的写作生涯已经停滞不前，4年后便死于酗酒和心脏病。其悄无声息的离世与早年的盛名对照，更平添[25]凄凉。菲茨杰拉德去世时只有44岁。但是他的这句隐晦且寓意广泛的格言，如同伯林有关狐狸和刺猬的论断，已经流传不朽。面对这一事实，即便是德尔斐神谕恐怕也会不免妒忌吧。[26]菲茨杰拉德所说的两种相反的想法可能的含义是，从对立的方法中选取最好的，同时摒弃最坏的——这恰恰是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在2 400年前未能达成的妥协。但是，这要如何才能做到？两个人的大脑中持有的观念可能是对立的，这很容易理解，但是对立的观念可否和平共存于一个人的大脑中？在菲茨杰拉德的大脑中，对立的观念显然无法和平共处，他的一生如托尔斯泰一样备受折磨，但其在世的时间只及后者的一半。矛盾的是，这个问题的最佳答案来自伯林。与上文中的两者相比，伯林更长寿，也更幸福，他的一生致力于协调同一大脑中存在的相互冲突的观念。他指出，普通人的一生中往往充满了“同样重要的目标……要实现其中的一些目标必然要牺牲其他的目标”。我们所面临的选择往往不是非黑即白的选项（比如善与恶），而是要在同样美好的事物之间取舍，因为我们无法同时拥有它们。“一个人可以专注维持自己的内心世界，也可以致力于建立、维护或服务于一个伟大而光荣的国家，”伯林写道，“但并不总能同时达成两者。”或者，用任何一个孩子都能理解的话说：要想在万圣节时狼吞虎咽所有的糖果，还不会呕吐，这是不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尝试解决这些两难问题。有些问题我们试图现在解决，有些问题我们会推迟到以后解决，还有一些问题我们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将问题归于适当的领域，然后决定在何时解决何事。这个过程可能很困难，这正是伯林强调的“选择的必要性和痛苦”。但他补充说，如果这种选择都失去了，那么“选择的自由”以及自由本身也将消失无形。[27]那么，伯林为何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声称“人类大体”可以划分为狐狸和刺猬两类？我们必须要像泰洛克要求他研究的那些专家一样，将自己归为其中一类吗？伯林在去世前不久承认，这是不必要的。“有些人既不是狐狸也不是刺猬，有些人则既是狐狸又是刺猬。”伯林只是在玩一个“智力游[28]戏”，而其他人太把这个比喻当回事了。在伯林更大的思想框架下，这个解释是说得通的。如果我们只能将自己归于其中的一类，使自己的行为符合这一类别的[29]特征，则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那我们还能有什么选择呢？如果真的如菲茨杰拉德所说，智慧需要对立的元素（或者如伯林所坚称的，自由即选择），那么就不该提前规定优先选项。我们的选择必须反映我们是谁以及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前者我们事先可以了解，后者则是无法预测的。我们需要在自己的大脑中调和刺猬的方向感和狐狸对周围环境的敏感性，同时还要保持行动力。7然而，除了在简·奥斯汀的小说标题中，我们还能去哪里找到这样含混不清的“理智”与“情感”？简·奥斯汀为我们提供了一条线索，只有通过叙述才能展现出跨越时间的困境。仅以碎片化方式将选项呈现出来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看到变化的发生过程。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只能以历史、传记、诗歌、戏剧、小说或电影的形式再现过去。其中最优秀的作品往往是既清晰又模糊的：它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进行精简，以澄清教育和娱乐之间的界限，而与此同时，它们又将这一界限变得模糊。简而言之，就是戏剧化。这一过程的一个根本要求是：不无聊。斯皮尔伯格2012年执导的电影《林肯》是戏剧化的最佳例子。该电影展示了由丹尼尔·戴–刘易斯饰演的林肯总统试图兑现《独立宣言》中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对刺猬式人物来说，还有比这更值得称赞的事业吗？但是，为了废除奴隶制，林肯必须使不受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玩弄权术，一如议员们那般极具狐狸式做派。他不断诉诸交易、贿赂、奉承、施压，以及彻头彻尾的谎言，以致整部电影给人的感觉如同置身一间烟雾弥漫的房间，[30]令人窒息，至少在视觉上是如此。在剧中，当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汤米·李·琼斯饰）询问林肯，他是如何在如此恶劣的手段与如此崇高的目标之间进行调和时，林肯回忆起他作为一名年轻的测量师时习得的经验。指南针……能从你所在的地方为你指出真正的北方，但对于你前行路上将要遭遇的沼泽、沙漠和峡谷，它不会给出任何建议。如果在前往目的地的过程中，你只会闷头向前冲，不顾障碍，必将陷入泥淖，一事无成……那么，[31]即使你知道真正的北方又有什么用呢？在看这部电影时，我有一种诡异的感觉，仿佛伯林就坐在我旁边。当上述这一幕结束时，他侧过身来自得地对我低声说道：“你看到了吧，林肯非常清楚什么时候要做刺猬（求助于指南针），什么时候要做狐狸（绕过沼泽）！”据我所知，真正的林肯从来没有说过那些话。当然，真正的伯林也无缘观赏斯皮尔伯格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编剧托尼·库什纳在剧本中展示了菲茨杰拉德对智慧的解读：对立思想和行动力的结合。林肯心怀远大理想，同时又能考虑到眼前所需。伯林提出的有关狐狸和刺猬的划分与他所坚持的选择的不可避免性和不可预测性在这个剧本中得到调和：在看到前任们取得的成果之前，林肯无法知道自己能达成什么样的交易。这部电影反复将大事与小事联系起来：林肯明白，众议院的投票结果以及美国奴隶制的未来，很可能取决于在某个村庄由谁担任邮政局局长一职。因此，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林肯》展示了跨越时间的行动（伯林）、同一个大脑中对立观念的共存（菲茨杰拉德），以及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反复切换——为什么没有提到托尔斯泰？事实上，无论是电影中的林肯还是现实中的林肯，都直觉式地掌握了托尔斯泰试图在自己的戏剧化巨著《战争与和平》中传达的思想：任何事物都与其他事物存在联系。在这位伟大的小说家看来，很少有领导者能担得起“伟大”一词，而[32]他在悼念这位殉道的总统时使用了该词。8时至今日，《战争与和平》中的宏大叙事与细节描写之间的视角切换，仍然让读者震撼不已。托尔斯泰将视角聚焦于参加人生第一场盛大舞会的娜塔莎，聚焦于与人决斗并且幸存的皮埃尔，聚焦于现代文学史上最难相处、最严厉的父亲保尔康斯基公爵和最宽容、最溺爱孩子的父亲罗斯托夫伯爵。接着，托尔斯泰将视角从这些儿女情长转向横扫整个欧洲的军队，然后重新聚焦于指挥军队的皇帝和军官，并进一步描绘了普通士兵的生活、行军和战斗。视角再次切换，描绘了博罗季诺战役之后硝烟弥漫的莫斯科，继而转向试图逃离战火的难民，其中包括身受重伤的安德烈，他最终在娜塔莎的怀中死去。三年前（小说中则是几百页之前），就在娜塔莎的第一场盛大舞会上，安德烈与娜塔莎坠入爱河。无论我们是以从上到下还是以从下到上的方式接近现实，托尔斯泰似乎都在表达的是，在不确定数量的层次上同时存在着无限多种可能性。有些可能性是可预测的，大多数则不可预测，只有戏剧化（不像学者那样为理论和史料所桎梏）才能逐[33]渐反映现实。但是，普通人在很多时候都能理解其含义。伯林试图在其关于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对此做出解释。历史，唯有历史，唯有具体事件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总和（芸芸众生彼此之间发生的联系，以及人类在实践中与三维的物质环境之间发生联系的实际经验之和）中包含着真理，包含着可能产生真正答案的材料。要理解这些真正[34]的答案，无须超乎常人的资质或能力。尽管伯林很少将简洁视为一种美德，但这段文字对他来说也已足够复杂。但我认为，伯林在这里描述的是一种对生态的敏感认知，它赋予时间、空间和规模同等的尊重。尽管阿尔达班一再努力，薛西斯一世从未拥有这种认知。如果仅限定在小说中，则托尔斯泰几乎拥有了这种认知。但不知为何，林肯（尽管他身边没有一位阿尔达班式的参谋，也没有机会阅读《战争与和平》）通过某种常识拥有了这种认知，而这种常识在伟大的领导者身上并不常见。9这里我所说的常识，是指我们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够轻松应对一些事。我们通常知道自己要去哪里，但会不断调整路线，以避免意外，包括他人在前行的路上为我们设置的障碍。以我自己的学生为例，他们就好像有强迫症似的，电子设备不离身，要么在看，要么在听，但他们总能巧妙地避免撞上灯柱、教授，以及其他同样走路心不在焉的同学，反而是那些教授经常被他们吓得惊慌失措。并非所有人都如此敏捷，但在我们的脑海中同时存在对周围环境的短期敏感性和长期的方向感，这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我们的生活每天都伴随着这些对立面。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将这种熟练程度归因于人类潜意识里所依赖的两种思维：快思维与慢思维。快思维是直觉式的、冲动的，而且经常是情绪化的。它会在需要时促使你做出即时性动作，即你要防止陷入某种事务，或阻止它们找上门来时，所做出的动作。慢思维则是深思熟虑的、专注的，并且通常是合乎逻辑的。它根本不需要你采取行动：你通过学习探寻真理时便要依赖这种思维。泰洛克看到了人类基因中的类似特征，并用伯林的动物理论来解释它。狐狸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在这种环境中，那些及时放弃不良观点的人迅速占据优势。刺猬在静态环境中生存能力更强，在这种环境中，那些坚持采用行之有效的模式的人获得优势。我们人类所属的物种——智[35]人，因兼具两种特质而比其他物种更具优势。人类之所以能够存续，可能就要归功于我们能够在快思维和慢思维之间灵活地切换，即在狐狸式行为和刺猬式行为之间灵活转换。因为如果我们从一开始就只将自己局限于其中的一类，那么我们的结局就不仅仅是像林肯所说的身陷泥淖，而是会像猛犸象那样彻底灭绝。那么，为什么那些当权者不具备这种灵活转换的能力呢？在历史的一端，为何薛西斯一世和阿尔达班看不到这种灵活转换的必要性？在历史的另一端，为何泰洛克研究的专家会如此轻易地将自己归为狐狸或刺猬，而不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林肯所做的一切都只是普通人每天所做的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将他视为卓越的领导者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常识就像氧气一样：越往高处走，它就变得越稀薄。在电影《蜘蛛侠》中，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