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彬,常江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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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试读：

序言

作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我首先要代表全体师生向所有为我们的系列讲座授过课的名记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敬意。是你们，把一缕缕清风送进了清华园，把一场场春雨润进了清华学子求知若渴的心田；同时给学术氛围本来就浓厚的清华园注入了更加新鲜芳香的空气。这种精神营养在莘莘学子身上将会产生怎样深远的影响，恐怕不是我们今天所能完全预计的。

近几年来，我国新闻界出版了许多名记者的论文集，特别是总结他们新闻生涯经验的访谈录，展示了他们新闻实践和新闻研究的丰硕成果。而《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这部书，在林林总总的同类著作中，仍然有着自己鲜明的特色。一是“真”，保持了讲授者的“原汁原味”，不修饰加工，没有虚话、套话。二是“实”，全部是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实践，实实在在，非常真切。三是“细”，细致入微地讲出了本人策划、采访、写作、修改的具体“过程”及其细节。四是“神”，透过对自身新闻实践的叙说，活生生地反映了本人的精神面貌、精神世界。把这几个特色综合起来，其效果是使读者感受到每一篇都令人可信、可学、可敬。如果从长远看，这些讲座带给同学的不仅是新闻工作的本质，更重要的是教给他们如何做人，特别是做一名合格的、优秀的、时代需要的新型新闻工作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创办伊始，就把培养新时代“新闻高手”的目标明确地写在自己的“宣言”上。新闻高手，当然首先是优秀的名记者。那么，名记者如何培养？要靠课堂教学，要靠社会实践，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当代的名记者请到清华来，有计划、有步骤地举办系列讲座。事实证明，以清华大学的声望和影响，我们完全有条件、有优势办好第一流的讲座。在新闻与传播学院内，我们拥有一支知识渊博、学贯中西、既有经验又富朝气的教师队伍，如果和校外的优秀新闻人才会合起来，相辅相成，就会使我们新闻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得到更加紧密的结合，从而迈上更高的台阶。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讲座曾经给我留下过深深的烙印。还是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时候，我听过两次终身难忘的新闻讲座。一次是鼎鼎大名的报人徐铸成讲新闻工作者如何积累知识、积累资料；一次是《大公报》“四大才子”之一刘克林讲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写作特色，当时他才28岁，讲得所有的同学少年个个热血沸腾。如果说徐铸成教给我的是新闻记者的某种基本功，那么刘克林给予我的是新闻记者的革命品格，从而鼓舞我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走上了新闻工作的道路。名记者对青年学子的影响可以如此巨大，实在难以想象。今天，我们各方面的条件比那时好得多，比起前人，当代的名记者具有更大的优势，名记者在清华播下的种子，一定会结出丰硕的果实——涌现出一批批从清华园走出的名记者。

因此，我真诚地希望名记者讲座能一期期办下去，而且越办越好；也希望《新闻人生——名记者清华演讲选》一卷卷出下去，而且越出越棒！2003年3月10日深夜

范敬宜：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演讲人简介：范敬宜，江苏苏州人。早年求学于“无锡国专”，1951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中文系，同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东北日报》和《辽宁日报》编辑。1983年，任《辽宁日报》副总编辑。1984年，调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与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受聘为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国新闻摄影学会会长、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博士生导师等。代表作有《总编辑手记》、《敬宜笔记》等。

编者按：2002年4月21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正式成立，原《人民日报》总编辑、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范敬宜受聘担任首任院长。2001年6月，范敬宜教授在清华大学第一个新闻学本科班即“新闻9班”开办仪式上作了这次演讲。范敬宜通过自己的经历，深入浅出地论述了做一个记者应具备的基本素质——热爱新闻事业、

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如果有来生，还是做记者

我对新闻工作似乎有一种天生的情结。我小时候生活在上海一个叫静园的地方，10岁就开始自写自编，出了一份手抄的《静园新闻报》，版式是学《申报》和《大公报》。所以我工作以后，不用学就会画版——不到10岁我就会了。我把我家左邻右舍的事情都写下来，然后偷偷把小报塞进邻居的门缝里。邻居们很奇怪：“谁把我家的隐私写下来了？”我们家邻居有一个姓王的，为外国通讯社做记者，晚上回来的时候，经常在家门外偷偷吃一碗馄饨，边吃边东张西望，生怕别人发现。我就给他发了个头条——《王大胖背儿女偷吃馄饨》，结果惹了一场风波。

我1951年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那时候对我影响最深的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请你们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已经知道了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领袖，请再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吧，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每当我读到这儿，总是热血沸腾，我要做魏巍，我要去白山黑水。于是我舍弃了去华东师大当助教的机会，对家里撒谎说我要去北京工作，然后就坐上火车直奔东北，成了《东北日报》(后改名《辽宁日报》)的记者。

可是，记者没做几年，1957年的时候，我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期间，我又被下放到全国最贫困的朝阳山区。我想也许这辈子是再也做不成记者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一个工厂或农场里做黑板报的编辑。

1975年我们去大寨学习，回来时经过北京，在郊外住一个晚上。我跑了好远的路去王府井人民日报社看我的同学。等我晚上到了人民日报社，门卫告诉我今天是星期天，进不去。我在农村那么多年，哪还有什么“星期天”的概念。那天晚上，我就在人民日报社门口的报栏前徘徊了一夜，把那天的报纸从头至尾看了个遍。那天是10月5日，我记得清清楚楚。望着人民日报社楼上影影绰绰上夜班的人们，我心里想：“在这里面工作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可惜我永远不会有这种幸福了。”戏剧性的是，18年后我成了《人民日报》总编辑。

我现在不在职了，可每天都要写东西。因为我离不开新闻，新闻是一种最具有魅力的职业。如果有人问我：做新闻工作最基本的政治素质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就是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深沉的热爱。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做记者，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每写一个报道，做一个版，一个节目，都要考虑社会效果。“这样报道对社会是有好处，还是有坏处？是积极效果，还是消极效果？”这听起来似乎是老生常谈，但要做到很不容易。我在当总编辑的过程中，在这个问题上要对年轻同志费很多唇舌。我对他们讲，不能只看到一个表面现象，拿过来就写。实际上你只了解了一面，没有了解另一面。即使事实是准确的，也不一定是应该传播的，要考虑社会效果。很多年轻同志在学校里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不了解西方新闻学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区别，进报社后不得不“回炉”学习。你们应该在学校里就解决好这个问题。

西方新闻学老讲新闻自由。新闻自由这个概念是中性的，问题是如何理解。我们不反对新闻自由，只是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新闻事业就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

有一次，一个美国新闻团来人民日报社，走时有个人看见江泽民总书记视察人民日报社的照片，问我：“江泽民主席来说什么？”

我说：“要求我们把《人民日报》办得更好。”

他傲慢地说：“任何国家的领袖都会这样要求报纸，可是我们总是朝相反的方向去做。”

他要说明他们办报有自由。我说：“你可能不必听克林顿的，但你敢不听你们董事长的吗？”

他耸耸肩膀笑了。

我到韩国访问时，一位报纸总编辑陪我去见韩国总理。在总理面前，这位总编辑跷着腿，表现得很傲慢。但当天晚上他的董事长来了，他立刻站在一旁，毕恭毕敬的。董事长因为对当天的报纸不满意，把报纸“刷”的一声扔给他，他也是点头哈腰的。

绝对的自由是没有的，这世上的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框框里面，比如说房子就是一个限制，如果不要这个“框框”，那只有冻死。我们的新闻有我们的要求，但这并不能限制新闻工作者的创造性。就算有框子，也要提高水平，提高了水平，照样能很好地发挥。京剧大师盖叫天的武功高超，到了晚年，仍可以在一张八仙桌底下打完一套猴拳而碰不到桌子腿，这说明技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我对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也有个认识过程。第一阶段是在《辽宁日报》当副总编辑。那时候我对总编的理解是：“总编总编，总是在编”，就是说要身体力行，我要求编辑记者做到的，我首先要做到。比如提倡写“好而短”的新闻，我就做样子，把本来可以写成五六千字的，写成五六百字。

第二阶段是在《经济日报》当总编辑。那时候认为总编辑的主要任务是出好点子。而且，光靠一个人，甚至光靠编委会那几个“头头”，是出不来多少好点子的，要把所有的人都动员起来，才能有用不完的点子。所以那时候北京新闻界有个说法，是 “《人民日报》的牌子，《经济日报》的点子”。对此我很得意。

但做到这一点还很不够。第三阶段，我到了人民日报社后，才意识到老总最重要的素质是把握导向，把握“度”。这就像一个船长，当风平浪静的时候，你可以优哉游哉，但一旦海浪翻涌，你就要掌好舵，否则也许会全军覆没。这时你再能带头写稿子，再能发动大家想点子，也不管用了。

江总书记曾说过：“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这句话的分量很重。没有经历过前面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很难理解，我听了这话之后，感觉特别正确。

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是一个文字匠

怎么样才能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呢？

首先是要了解大局。我们倡导“政治家办报”，那么政治家的特点是什么？是审时度势，权衡利弊，从而作出正确判断。诸葛亮祠堂前有副对联，里面有这样的话：“不审时则宽严皆误”。就是说，不了解形势是做不出正确决断的。大局不是一成不变的，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左”的思想束缚着人们的头脑，那时我们大力宣传思想解放一些，胆子大一些，步子快一些。后来，思想解放有些出格了，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了思想僵化的苗头，改革开放一度停滞不前，小平同志南巡，重新提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这比80年代初的“解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在这些问题上，如果掌握不好，就会犯导向错误。而不了解大局的记者，只能是一个文字匠。

在改革开放之前，农村报道就是唱“四季歌”：春种、夏锄、秋收、冬季农田水利基本建设。1982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我去农村了解“夏锄”情况。去了两天以后发现，上午10点来钟的时候，田野里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而在承包以前当时的报道都是“红旗招展，人欢马叫”。实际上那时大家磨洋工，不出活，反正是吃“大锅饭”，“干不干，一毛半”，一天就挣一毛五的工分。

为什么现在地里没有人了呢？在承包以前，人们都是八九点才出工，而现在包产到户了，人们早上四点就出工，等天大亮时已经收工回家了。以前认为带来活力的是“红旗飘飘，人山人海”，而现在却正相反。如果不了解大局，不了解以前的状况，就抓不住这个有时代特点的好新闻。我就此写了一篇四五百字的短新闻《田野静悄悄　地静苗情好》，结尾是这样写的：“当我们经过一个村子时，看见四五个妇女背着锄头急匆匆地从地里赶回来，一边走一边说：‘快点，还来得及听《隋唐》呢。’”

这篇报道得了一个奖，可我也为此牺牲了一条腿。我急急忙忙地提前赶回报社交稿，中途火车颠覆，一条腿粉碎性骨折。

也是那一年，我到辽宁康平县两家子公社采访。宣传部的干事陪我到了公社办公室，一看那儿破破烂烂的，炕上的席子黑得看不出是什么做的，被子脏得像抹布一样。公社秘书一看我们去了很高兴，说：“你们就住这个炕上，帮我接接电话，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回家看看。”

我们在那儿一住几天没发现什么新闻线索，到了第三天睡觉醒过来，我问那个干事：“你发现什么没有？”

他说：“没有。”

我说：“我可发现大新闻了。这三天，我们接到过一个电话没有？有一个来上访的没有？一个也没有。这就是大新闻。”

我知道，像这样的穷困乡，在过去晚上电话很忙，不是大搞形式主义，催进度、要报表，就是上访、吵架。越穷的地方越出问题，邻里之间为了一个鸡蛋也会打起来。这个说“我家的鸡下蛋下到你们家了”，那个说“没有”。好，那就打架。有一个地方为这种事出了三条人命。

我们找来了公社老秘书，问他以前的情况。他说以前根本睡不了觉，电话不断，只好把电话放到枕头边上。早上老百姓一大早就来“堵被窝”，上访，要饭吃，哪能像现在这样睡得安安稳稳。承包以后，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事情就少了。

我于是写了一篇400字的报道《夜无电话声　早无堵门人　两家子公社干部睡上了安稳觉》。那位干事对我说：“你这篇新闻是睡出来的。”为什么能“睡”出来，就因为脑子里有农村的大局。

将来同学们做记者，要学习很多的东西，但最重要的就是了解大局，知道中央在干什么？最近刚刚开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讲的什么？全国科技大会的主要精神是什么？我最讨厌别人说：“我不看报”，你不看报有什么值得自豪的？你不看报怎么了解大事，怎么了解大局？

要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但现在这种传统受到了冲击。我们提倡生动活泼的文风，但现在的新闻炒作、夸大，有很多的痞子味、流氓气。很多的人想采访我，但我一个也不接受。为什么？我怕！以前有人写我，说我“潇洒”，我像土豆一样，有什么“潇洒”？有人在文中描写我“沉思”，“向窗外看了一下”，我不会“沉思”，也没向窗外看。

有些报道夸大到荒谬的地步。以前有些报纸联合采访优秀法官谭彦。有的写：“一辆救护车呜呜叫着，从法院里开出来。路上的行人停下脚步，担心地说，恐怕是我们的谭法官又病了。”真是胡说八道。还有的说他“肺部烂得像蜘蛛网一样”，一点医学常识都没有，人要那样还能活吗？还有的说他身体虚弱，“办公室在5楼，他每天上班就像爬万里长城一样。”那可见了鬼了，每天都要爬万里长城？如果真是那样，那他的领导也太不是人了，就不能给他调换到一楼来？

有一次，爱泼斯坦特别气愤地问我：“老范，写报告文学能虚构吗？”

我说：“不能吧。”

他告诉我，有一个记者采访他，写了一篇《爱泼斯坦的爱情生活》，3000来字，错了25处。“他说我结婚，宋庆龄来证婚。真是见鬼，造谣造到宋庆龄头上了。”

现在报纸上有很多不真实的东西，任意粉饰、拔高，想象还说是“合理想象”。

我自己也有教训。1956年辽宁省举办一次文艺汇演，省委宣传部的领导说瓦房店纺织厂的歌咏队不错，让我去采访一下。当时时间来不及了，无法去现场采访，他便让我去找歌咏队的队长。那位队长能说会道，说什么“我们车间里到处能听到歌声”。我就写了一篇稿子《车间处处闻歌声》。

很快那个纺织厂的群众就来信举报，说这篇报道的作者根本在胡编，第一，他没来厂里采访；第二，车间里根本不允许唱歌，那样是违反劳动纪律的。那时我刚刚被评为一等先进工作者，马上就被取消了资格。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个教训，后来写稿件，一点也不敢马虎。

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为什么说“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因为基层是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我1969年插队落户，去了一个非常穷困的山村。我问那儿的老队长：“这么个穷地方，怎么才能变化？”

老队长说：“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大包干。”

我当时大吃一惊，心说这个人觉悟怎么这么低。当时正猛批“三自一包”，大讲阶级斗争。我对那个公社社长说：“这儿的人思想觉悟很低，要好好教育。”社长只是笑了笑，什么也不说。

可十年以后，事实证明，真理掌握在谁的手里？是那个不识几个字的老农民！因为农民是第一线的实践者。历史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这儿。

为什么要讲深入群众？因为不深入就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现在的假话太多了，前年我还写了篇文章，叫《人到七十学听话》，你要不仔细听，就很难发现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

改革开放之初，报纸一窝蜂地报道农民富了，这个万元户，那个万元户，好像全国农村都是万元户，新华社驻黑龙江的一个记者写了篇文章，说要正确认识农民的富裕程度，要认识到有些农民确实富了，但有些农民还很穷。后来他的报道引起重视，被当作党中央的文件下发到各省。

作为记者，要抓住重大主题，牵动千万人的心，必须和实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我经常对年轻人说，不能老盯着那0.2平方公里——我指的是王府井那一带，而要看到960万平方公里。很多年轻人家庭条件不错，进大学，进大报，他眼里看到的只是王府井。我还对他们讲，不要只看“紫房子”，也要看黄土地。“紫房子”是指北京最早的婚纱影楼。很多老百姓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要把眼光放到老百姓身上。

现在很多年轻人吃不得苦，缺少艰苦奋斗的精神。像“唐老鸭”(新华社摄影记者唐师曾)和吕岩松这样的优秀记者不多。现在的条件比过去优越，地方上知道你要来，提供给你最优越的条件，所以现在想深入都很难。我写了一首打油诗描写一些记者：早辞宾馆彩云间，百里方圆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着，小车已过万重山。

如果不深入基层，就只会说些套话，什么“应该指出”、“众所周知”，什么“毋庸讳言”、“必须强调”，苍白无力却说得似乎理直气壮。

当年刚做记者时，我虽然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但认为自己文字不错，自视甚高，写文章很花哨。看完芭蕾舞演出，用力写了一篇报道。同事看了说：“范敬宜形容词可真多！”“擦粉太厚，未必是美。”把我气得哟。后来再回头干新闻工作时，就不一样了，因为我在基层呆了20多年。

1978年，我落实政策回到《辽宁日报》，人家谁也不要我。填工作证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连个助理编辑也不是。人事处长说：“就给你填个‘干部’吧。”我就拿这么个“干部”身份去采访。当我写出我最重要的报道时，我什么身份也没有。当我后来什么身份都有了，连我自己都数不清有多少个身份时，却再也写不出有分量的报道了。

每个人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但要把困难当作磨练。我认为有五种人不可以做记者：不热爱新闻工作的不可以，怕吃苦的不可以，畏风险的不可以，慕浮华的不可以，无悟性的不可以。只有热爱新闻工作，你才能心甘情愿地去吃苦。新闻事业充满风险，但值得去为之奋斗终生。刘鉴强/记录整理(2001年6月)

何平：如何成为好记者

演讲人简介：何平，1957年生，北京市人。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82年至1995年，任新华社国内部记者、政治新闻编辑室副主任、国内部主任助理。1995年任总编辑助理。1998年任副总编辑。2001年任新华社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2005年任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兼常务副总编辑。2007年任新华社总编辑。代表作《在大海中永生——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领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1993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被评为首届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1998年获中国记者最高荣誉奖——范长江新闻奖。范敬宜：何平老师是1982年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的，做新闻工作已经有20多年了。别看他年纪很轻，却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新闻记者，而且从记者一直做到现在的新华社党组副书记、副社长，又是常务副总编辑。他的新闻生涯是闪光的、丰富的。他的著名作品有人物通讯《孔繁森》，还有一篇《在大海中永生》，记述邓小平同志骨灰撒放记。这两篇作品都是传诵一时，脍炙人口。正是由于这些杰出成就，他获得了范长江新闻奖，还有全国百佳新闻工作者奖，这些都是我国新闻工作者的最高荣誉。他的新闻作品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深层的理性思考，他的理论功底很深；二是他的文笔充满激情，他能够把理性的思考和炽烈的激情结合得很好。那么，现在就欢迎何平老师给我们讲课。

何平：尊敬的范敬宜院长，尊敬的王健华书记，尊敬的李彬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本来接到范院长让我给大家讲课的指示，我起初是推辞的，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可讲的内容，另外最近一段忙于学习、贯彻、落实宣传“六中全会”的精神，整天忙忙碌碌，今天又开了一天会，也没有多少时间认真准备。但是，范院长既是我们新闻界的老前辈，又是老领导，德高望重，所以恭敬不如从命，只好勉为其难地来占用大家周末的时间。好在范院长之前给我打消了顾虑，说不用怎么准备，就谈谈自己的经验。我说，不用准备的话就好一点，因为说错了大家也可以原谅，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范院长说，你可以结合本人的新闻工作者实践讲一下自己的感悟，那么我就想集中讲讲自己的一些体会吧。

首先我想给我自己，也是给同学们提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选择新闻记者这个行业？不知道在座同学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在你们报考大学、填写志愿的时候，有的同学肯定是抱着一种理想和追求选择这个专业的，也有的是被动地分到这个专业的。无论你们当初是怎样选择的，那么现在一旦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就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提出这样的问题呢？我想引用一个在西方管理学上经常引用的例子。有三个石匠，人们问他们“你的志向是什么”，三个石匠都有各自的回答。第一个石匠说是为了养家糊口；第二个石匠说是把石头做得精美，成为一个出色的石匠；第三个石匠说是造一座美丽的、宏伟的宫殿。这个例子给我们什么样的启发呢？将石匠作为谋生的职业，跟新闻工作相比，就是把记者仅仅当作一种谋生手段，仅仅是为了生存。第二个石匠还是有一定追求的，他想做一个出色的石匠，但是仅仅局限于把石头打造得精美一些，就像记者把稿子写得漂亮一些，虽然也有一定追求，但境界还不够。第三个石匠的回答才算有志向、有理想、有追求，他超越了职业本身的含义，而是按照自己心里的追求和理想去实现一种梦想。我想新闻工作既是一种职业，更是一项事业，一字之差有很大的区别，而这一点又是新闻工作的职业特点中比较鲜明的一点，就是它的事业感要比其他职业更明显、更突出。

根据我自己的体会，新闻工作是一种什么样的事业呢？很简单，三个层次：第一是求真的事业，第二是维新的事业，第三是进取的事业。这是我自己概括的，我认为这三点就是新闻工作所具有的本质属性，或者说是我们的职业理想和追求。换句话说，新闻工作就是要不断地摒弃虚假的东西、守旧的东西、僵化的东西。所谓求真，就是要在复杂纷纭的社会现象中，通过把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获得真知，从而发现真理，这就是真字的含义。所谓求新，就是要在日新月异的社会发展中，去发现并且讴歌那些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的新生事物。所谓进取，就是要顺应历史进步潮流去推动社会的变革与进步。就此说来，我觉得我们新闻事业很了不起，很光荣，它的本质属性规定了我们新闻工作者的历史命运就是要体现求真、维新和进取。如果站在对立面，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称职的新闻工作者。所以，你看我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是不是很让人自豪，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我是这样来理解新闻工作，特别是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的。在一般的新闻工作的普遍规律当中，它更有特殊的属性，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既然有志于选择这个职业，首先应该思考一下这几个问题。

坚持导向 把握基调

具体地说，经过我从事新闻工作20多年的经验和教训，我觉得我们作为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需要考虑五个方面的要求。第一个方面，坚持导向，把握基调。导向这个词可能离你们还比较远，但是一旦走上了新闻岗位，你就会经常地、不可回避地碰到这个问题，解决导向的问题是我们从事党和人民新闻工作的一个首要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江泽民同志曾经有过一个很经典的论述，就是“导向祸福论”的论述。既然导向问题和我们的党和人民、和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么息息相关，我们怎能不解决这个问题呢？

那么，怎样做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把握基调呢？这方面，无论是新华社、《人民日报》还是其他主流媒体的发展历程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就新华社来讲，今年非常巧是我们建社75周年。1931年的11月7号，新华社的前身红色中华通讯社，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时在江西瑞金诞生，就在一间普通的民居里。新华社从诞生那天起，就在党中央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我们党很多重要的领导人都曾担任过新华社的领导职务。新华社还有一些虽然没有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但在新闻界或思想理论界有影响的杰出人员。我们知道中国新闻最高奖范长江奖，而范长江就是我们党直接培养出来的领导干部，他就担任过新华社的副社长、副总编辑。他原来是在《大公报》工作，出名也是在《大公报》期间。他走上无产阶级的领导岗位还是在参加革命之后，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面对几十万大军包围、搜索，毛主席的政策就是中央不离开陕北，利用陕北特殊的高原地形和敌人兜圈子。那个时候新华社分成两支队伍，一支由范长江带队，叫四大队，另一支由廖承志同志带队，到山西、河北。范长江及其四大队当时也就是十来个人，跟在毛主席、党中央身边，一方面通过搜集国民党的新闻报道和外电报道为党中央提供信息；另一方面也把党中央的声音向全国发布。后来，毛主席说指挥三大战役靠的是两条线，一条是军委总参，另一条就是新华社，文武两条线。党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就已经充分意识到舆论工具对革命事业的极端重要性。毛主席把它比喻为枪杆子与笔杆子，两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自从到了新华社以后，始终觉得新华社这段光荣的历史使我受到非常深刻的教育和熏陶，我为自己能够从事这样的工作而骄傲。我们党有这样一个传统，就是看到了舆论导向的重要性。傅作义准备偷袭西柏坡时，毛主席通过新闻唱了一出空城计，这就是舆论的特殊作用。我到新华社的时候，正好是我们国家经历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刚刚开始。也就是说，经历了十年浩劫，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对我们曾经走过的弯路进行反思。思考的问题是小平同志概括的，一个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个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十年浩劫使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到崩溃的边缘，而过去我们把计划经济、收入分配的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1976年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三中全会”召开之前有一段徘徊期，这段时间，中国在酝酿着一场变革，小平讲这也是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是从农村发端的，我想这段历史在座的老师比较熟悉，非常值得我们纪念。因为在历史转折的过程当中，作为党和人民的主流媒体，发挥了特殊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人民公社这种超越生产力发展的体制为例，它已经严重地制约和束缚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最严峻的现实是，当时8亿人吃不饱肚子，包括城里人在内，每个月都是有定量的，经常要去排队抢购，全国有2.5亿人生活在贫困状态。我是1976年到农村插队，1978年上北京大学。我在北京郊区的农村插队，当地一个壮劳力一天的收入也就是几毛钱，一年就是两三百块钱。如果刨去口粮和其他的，可能还要倒扣。我插队的那个地方现在是非常好的住宅小区了，教委给老师盖的房子就在回龙观小区，那就是我当时插队的农村。当时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1978年，安徽发生大旱，芜湖水位急剧下降，大批农民外出要饭。当地干部千方百计要把他们劝阻回来，觉得有损社会主义形象。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够逃荒要饭呢？但是农民已经活不下去了，说：“如果还按照那种办法，我们坚决不回去。”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农民最后秘密签订了一个分田到户的协议，首先在小岗村搞起了大包干。这就是当时中国农村改革的发端，也是整个改革的序幕。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由于长期“左”的思想影响，从上层到基层的干部、群众当中可以说争论得非常激烈。反映到媒体上也是一样，你到底是支持呢？还是反对呢？我到新华社以后，就了解到我们新华社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定地站在人民和改革这一边的。当时我们新华社在这期间召开了一次会议，就是全国农村记者会。副社长穆青同志，在会上讲了一段现在听来一般，当时却振聋发聩的话：如果到了现在这种状态(因为来自各地的农村记者把现在农村这种问题都反映上来)，那一定要来一场革命，因为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大意是这样。当时情况下，他说这种话需要很大的政治勇气。所以，新华社在那一时期播发了大量旗帜鲜明地支持安徽及全国大包干改革的宣传报道，像《火山在芜湖爆发》、《故乡人民的笑声》等。农民讲的话最有说服力，“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大包干就是好”，编了很多这种民谣和顺口溜。

但是，我们的稿子播发以后，阻力非常大，当地的领导说你们新华社记者好糊涂。当时万里同志在安徽主政，他是旗帜鲜明支持的，当时说“要吃米，找万里”，后来因农村改革有功被调到中央。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高度一致，播发了大量支持农村大包干改革的报道。但因为有一段反复，《人民日报》也顶不住压力，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坚持“队为基础不动摇”，结果下面以为风要变了。最近我看了《人民日报》原总编辑李庄同志的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当时他是值班负责的，他对这一段懊悔不已。他说：这篇稿子没顶住，即使没顶住，如果版面处理不那么突出，也觉得还能过得去；但又处理得比较突出，还是在报眼，在一版头条。这就叫导向啊。如果放在第四、第五版或不起眼的地方，当然也是一种导向啊，反正我顶不住压力登了，但是我不赞成的，可是又这么突出地处理。其实当时李庄同志，包括当时《人民日报》编委会也是坚决支持。当时我们老范有篇很有名的报道《莫把开头当过头》。改革已经开始，又说什么“要搞资本主义”，“否定毛主席、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这种思潮压力很大，既有行政干预的压力，又有思想观念的阻力。其实现在看来都是很可笑、很简单的事情，也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人要吃饭”嘛！但当时对这个问题就掰不过来。我记得当时老范是在《辽宁日报》发表这篇报道，被《人民日报》转发，一下子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虽不能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有些夸大其辞，但“祸福论”的说法我觉得还是符合实际的。如果我们的舆论导向不能体现党和人民的意志，体现社会进步、历史发展的潮流，恐怕就比较危险了。这段历史发生于20多年前，实际上这之后我们整个改革开放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从农村开始，然后向城市延伸，从内地到沿海，在办特区的问题上，国企改革的问题上，都有很多这样的争论。所以小平同志有一条特别高明，就是不争论，即三个有利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强大。只要有这三个有利于就去做，不去争论。所以，才有中国今天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赶上这一时期，是非常幸运的，我们亲历了、目睹了、见证了这样一段历史。这当然是整个国家的变化，但新闻工作者在其中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没有舆论推动、舆论支持，这些变革也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由于改革到了攻坚阶段，到了深水区，特别是各种利益的重新调整，确实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暴露出一些矛盾，所以各方面对改革的认识和议论也相对多起来了，和改革开放初期广大人民像被压抑的火山爆发出的那种情况有不大一样的变化。那时候人民普遍受益，国家发展日新月异。现在由于到了这种攻坚阶段，矛盾出现胶着状态，开始有了对改革的反思，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历史大背景下，以及中国在世界历史方位上看的话，我们就应保持坚定的立场和清醒的头脑，就应该看到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邓小平说：尽管现在问题不少，困难很多，挑战严峻，但以前温饱问题无法解决，现在粮食相对过剩。从以前物质短缺的时代到现在物质相对丰富的时代，当时贫困人口2.5亿，现在只有2000多万，我们国家发展速度始终接近两位数，现在经济总量世界第四，这一切都和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分不开。所以今年“两会”期间，胡锦涛总书记专门有段讲话：“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促进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这表明了中央的态度。6月5号的《人民日报》有篇总理写的理论文章，也是集中阐述这个问题：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不能动摇。坚持正确舆论导向，把握报道基调，对现在的新闻工作者来讲，核心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这个基本路线是什么？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含糊的。20年历史已经证明，现在也在证明，将来还将证明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导向问题是我们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不能胜任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体会。

忠于事实 追求真理

做个好记者的第二点要求，就是忠于事实，追求真理。周恩来总理要求新闻记者：“忠实于事实，忠实于真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新闻是对事实的报道，事实是第一性的，报道是第二性的，这是基本的唯物主义观点。只有忠于事实，在忠于事实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现和传播真理。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应该是有机统一的，脱离事实的报道肯定与真理是背道而驰的，而脱离真理的事实也难免是扭曲的，对此我们也有过很深刻的教训。

虽然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做起来不是那么容易。按说新闻报道客观事实，这有什么疑问呢？但实际上要真正地发现真相，或者说把握事实、把握真理，并不那么容易。就看最近这几年，哪一年新闻界不出现很多失实的报道、虚假的报道，有的媒体和研究机构每年都评当年的“十大虚假报道”、“十大虚假新闻”。如果这么简单的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所以，我说这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事情，真正把握真实、接近真相、发现真理——这是一个层层递进的过程，是非常不容易的。

说来惭愧，前不久我们就发了一篇报道，事后证明是失实报道，可能大家在报纸上也见到了。吉林有个孕妇怀了五胞胎，我们的记者听说这个新闻线索后，真到现场采访了，还见到那个所谓五胞胎的孕妇了。肚子从表面看起来确实不小，五胞胎肯定很大了，而且记者也确实作了一些了解，但是却没有刨根问底。其实很简单，医院的证明你有没有啊？难道当事人自己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吗？这是新闻报道上一大忌啊！这是消息来源的问题。我们现在报道失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消息来源不权威、不多元，而是单一的。消息来源一定得是权威的而非小道，一定得是多方的而非单一的，一定得是实名的而非匿名的，一定得是完整的而非残缺的。像什么“据可靠人士”、“据知情人士”等，肯定要打个问号的。据谁呀？都是含糊其辞，为什么不署真名实姓呢？当然极个别情况下，因为特殊的理由，为了保护当事人，这么做也情有可原。如果没有特殊理由，十有八九不要相信这种报道。还有什么张女士、李先生的，你到哪去查证，到哪去寻找？国外这方面要求很严，甚至你的职业、你的年龄都要交代清楚，没有这种消息来源，报道肯定容易出现失实。所以，首先要有权威的消息来源，而且是要多方印证的。当时记者问这个孕妇，她就以各种理由进行搪塞，一会儿说医院证明丢了，一会儿说怎么样了，就是没有提供起码的硬性证明，而我们的记者也就信以为真。当然事后总结，他也带有先入之见。这件事首先是当地一家小报报道的，于是他不免带有一种先入之见，首先认定它是真的，然后再进行采访，还发了通稿，最后造成很坏影响。新华社发的稿子居然是个骗局！其实是一个农村妇女长期不能怀孕生育，有压力，便想了这个办法骗她老公，最后把我们记者也给骗了。她身子里面装的全是棉线、毛衣、线团什么的，几十件东西包在里面，本来很简单的一个事，也没有精心包装，结果记者就被骗了。可见记者的作风如果粗枝大叶，非常害人，既害自己，也害社会公众，更损害新华社报道的公信力。所以我说忠于事实看似简单的一个道理，其实做起来很不容易，你们将来可能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问题。

第二点就是真相。光有事实的真实就够了吗？未必！因为，同一个事实可能是真的，事实本身是真的，没有什么大的出入，但是事实背后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就很难说了。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和结果。比如，我们去年遇到一件事，湖南某地发生了洪涝灾害，特别是有一个村，附近有座山，因降雨量比较大，后来发生山洪。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当地的老百姓遇难，大概有70多人，其中也有镇上、村上的干部在洪水中牺牲。这个事情本身是存在的，确确实实是在洪水中牺牲的，但是真相到底如何？最后产生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分歧。当时这个事情我们都在报道，中央媒体、地方媒体都在报道。正好全国在进行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教育，需要不断推出一些先进的个人和群体作为生动的教材，那么正好有这么个事件发生，地方上就把这件事作为典型推荐给中央新闻单位，说要作为一个先进性教育的典型向全国宣传。我们就接到这项任务，由湖南分社负责。结果前方的记者去采访，经过了解以后，发现牺牲不假，但是不能作为抗洪抢险的英雄人物来宣传。因为，我们的记者经过现场采访和了解，发现一些疑点，觉得恐怕要慎重一点。他们提出几个问题：第一，如果是正常的山洪暴发自然没有问题，属于天灾，但是在这座山上，当地有个违章的金矿，还修了一个坝。这个矿和坝应该是一个要治理的工程，由于一直没有治理，结果加剧了洪灾的严重程度。也就是说普通山洪可能不至于使整个村庄冲毁淹没，由于这个坝的修建，加剧了洪涝的灾情，对此当地主管部门是有责任的。第二，当时接到暴雨洪灾的气象通知后，镇里的领导没有及时果断地采取应对措施，比如去现场指挥，让村民们进行转移等，结果延误了至少4个小时时间。那个时候灾情如火，分秒之间都能拯救很多人的生命啊！后来接到通知，他又没有及时行动，我记得好像是8点接到灾情通知，他到12点多钟才开始坐车赶往现场，牺牲的时候是在去现场的途中，突然遭遇山洪，整个车子被淹没了，这是第二个疑点。第三，就是刚才讲到的这个金矿问题。它是一个非法金矿，本身就该整治的，但是没有整治，没有关闭。矿主和当地领导关系非常好，怎么个好法呢？就在山洪暴发的前几天，很巧，这个矿主因为经济方面的问题被检察机关抓起来了，这个镇里的领导还专门到县里进行疏通，最后把他保释出来了。所以当地老百姓意见很大，说他可能在里面有股份。这当然只是老百姓的一种反映，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但是，很多地方的小煤矿、小金矿，现在为什么事故不断？为什么安全生产事故不断？为什么就关不下去？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和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的腐败问题有关，他有利益，他有股份。当然，这个第三条只是怀疑了。基于这三条理由，我们的记者以分社名义给总社写了报告，认为群众反映大，如果作为典型向全国宣传不妥。我们认为有道理，就向有关方面反映。后来也是几经反复，又去调查，调查完了，我们记者还是这个结论。当地有关部门做工作，认为好不容易树立一个典型，现在正好是需要鼓舞大家斗志的时候，已经都播出去了，所以还是坚持要报。但我们坚持自己的意见，因为我们要对事实负责，对事实的真相负责。我讲这个例子是说，事情看起来本身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事情后面的真相就不那么简单了。因为事实本身也有真相和表象，或者说假象，它正好与真相是相反的。表象并不一定能反映本质，而假象更是截然相反。总之，第一是真实，第二是真相，第三是真理。

掌握了真相还应该去把握真理，真理比真相又高了一个层次。我觉得这是新闻报道的最高境界了。比如，我们新华社始终比较引为自豪的，也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些有影响的报道，像穆青同志写的《为了周总理的嘱托》，关于棉农吴吉昌的命运和遭遇的通讯，非常感人，当时产生强烈的社会反响。这篇报道固然人物塑造非常生动，命运跌宕起伏，催人泪下，但我觉得这不是最要害的地方，最要害的地方实际在于那篇文章的结尾。写了一句什么话呢？大意是说，吴吉昌的悲惨命运连同产生他悲惨命运的土壤从此一去不复返了，就是说吴吉昌这样的命运和我们整个国家和民族发生“文革”这样悲剧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而这个稿子播发的时候，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正式地、公开地否定“文化大革命”，当时还是“两个凡是”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对真理的追求，不只是一个事实和真相的问题，而已经上升到真理的层面。稿子播发后，电话很多啊，打爆了，很多单位支持，认为说出了大家想说而不敢说的意思。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有意见的，问谁让你们发这样的稿子的，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那篇稿子最有分量的地方在于结尾，在于传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焦裕禄也是一样，有特殊的东西在里面，形象生动感人。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当时是讲阶级斗争的年代，而这篇稿子恰恰没有阶级斗争，这也是一种追求真理的勇气和胆识。通讯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严酷的自然景象，盐碱滩啊、荒原啊、风沙啊，是讲和自然作斗争，而没有把阶级斗争作为报道的主线。再如，天安门事件还没有平反的时候，北京市委作了一个决定，2000多字的文件，其中有一句“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当时新华社社长曾涛同志和副社长穆青同志就决定把这句话单独挑出来，而且用在标题上，写成100多字的新闻向全国播发。还有真理标准的讨论，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央党校也好，实际上几家共同在思想舆论界促成了这场思想大解放。所以，我说从事物的真相，最后到真理的把握，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必须要有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水平和能力，这样才是一个称职的、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这是第二个体会。

深入实际 情系人民

第三个体会就是深入实际，情系人民。我认为，只有深入实际，才能情系人民。因为人民大众主要是在基层，在实际生活当中，在农村，在工厂，在部队。所以，你不深入实际的话，讲情系人民就是空话。范院长曾经写过一首打油诗，讽刺这种现象：早辞宾馆彩云间，百里方圆一日还，群众声音听不着，小车已过万重山。

这样怎么谈得上情系人民呢？不到现场去，不到基层去，怎么情系人民呢？所以我觉得深入实际，情系人民必须要联系起来，统一起来，而这也恰恰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个优良传统。现在尤其需要提倡这种传统，因为现在是信息时代，采访、技术通讯手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事情做起来确实很容易、很方便，客观上也存在着很多记者图省事在网上发稿子，在E-mail上直接收稿子、改稿子，这种情况确实相当普遍。但这样的记者绝对不会成为有出息的记者，绝对不会是有成就的记者。我们的范院长在当年那种情况下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有成就的记者，就是因为长期深入基层，深入采访，所以才会写出《莫把开头当过头》那样的报道。不了解基层情况，心里没有底，就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你不知道农村的状况，你不知道农村生产力被破坏到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当时的生产关系已经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你不知道老百姓这种强烈的呼声和愿望，你怎么敢写出这样的稿子，心里没有底呀！那么，他的那种底气，那种主心骨来自哪里呢？其实就来自基层，来自人民大众，这样的报道才能代表和反映人民的呼声和意愿。所以，我觉得调查研究、深入实际，是最好的为民效力、报效祖国的有效途径，也是记者成才的必由之路。新华社也好，《人民日报》也好，几乎一切有成就的记者都走的是这样一条路。

我们国家近几年发展很快，但在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好苗头：投资规模过大，一些行业重复建设严重，钢材、电解铝、水泥等扰乱了市场秩序，所以中央这几年大力进行宏观调控。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怎么去把握呢？刚才说了从计划到市场，所谓市场就是在资源配置当中，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过去搞计划经济主要靠行政手段，而现在搞市场经济主要靠价值规律。这里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交给市场了，政府是不是可以放任不管了呢？其实，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不是这样的。所以小平同志说：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跟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在宏观调控中，有相当一部分领导、企业是有不同认识和不同看法的，认为宏观调控又是走计划经济那一套。最近查处的某市大贪官，实际上就是抵触中央宏观调控的，他觉得调控就是要抑制他的发展、影响他的发展。所以，这个问题在认识上并不是那么一致。沿海发达地区说我们速度发展这么快，为什么要调控我，不要搞一刀切嘛。中央文件确实有一条“有保有压、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因地制宜”，于是有人就抓住这一点，说为什么不分类指导，要搞一刀切呢。而中西部地区就说我这里还没发展呢，怎么要调控我，应该去调控那些已经出现过热的地方。总之，这个问题是很不一致的。所以前年中央针对这些经济生活领域出现的问题，查处了一个案件，叫“江苏铁本案件”，这个事情就是新华社记者经过深入调研发现的一个典型案例。

我刚才说了，几个重复建设比较严重的领域，一个是钢材，一个是水泥，一个是电解铝。钢材的问题非常严重，中国现在是钢材生产大国，产量最高，这可是我们在50年代梦寐以求的，那时候钢是元帅啊，“元帅升帐”嘛。一个是钢，一个是粮，一个是棉，钢是一个国家工业化的重要标志。我们是钢材生产大国，但结构性问题很突出，优质型钢材，比如说薄板钢、精加工的钢材很少，还要靠进口，而一般性的钢材，比如说螺纹钢大量生产。生产出来后首先是卖不出去，市场没有这个需求，其次是扰乱了市场秩序。钢材市场已经重复建设这么严重，江苏常熟还要建一个大的钢厂，投资是25个亿。这是我们记者偶然得知的，就在长江边上，占地好几千亩。但是究竟在什么地方，有没有这件事，开始并不清楚。我们的记者很厉害，一个小女孩，个子不高，和另外两个记者，就到那里展开徒步调查。他们大致知道在常熟一带，便沿着江边一路走，一路查，从早上到晚上，最后果然发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叫长江村，一大片的良田。你们想想，常熟，江苏，长三角是鱼米之乡啊，我们国家最富足的地方，大片良田被占了，大概6000多亩，农田都打上水泥桩，盖厂房的架子。记者一问，村里1000多户农民流离失所，因为地被圈了，又没有给补偿，因为不是依法向农民进行征地，没有正式的批文，等于完全是一个非法的项目。记者为了把情况搞准，第一是违法占地问题，第二是占了多少地，第三是资金违规操作问题，便在全村1000多户人家一户一户走访，走了200多户，找当时征地的证明材料。把基本情况了解清楚后，他们就跟镇里的领导交锋。镇里领导也心虚啊，知道这个项目是违规的，记者来调查，根本不敢露头。我们的记者锲而不舍，从中午一直等到下午，结果他无可奈何只得出面，而记者一问，他就哑口无言。但是，他又美其名曰“发展是硬道理”。我们有相当一部分地方官员，认识是相当糊涂的。发展怎么可以不依法，不依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呢？这个项目非法融资25个亿，占地6000多亩，而且没有经过批准，这么大的项目应该由国家批准，现在等于说是地方越级批准了。记者根据这个调查先写了内参，后来又做了公开报道，温家宝总理作了批示，要求派调查组调查。最后我记得处理了一个副省长，主管部门也都作了严肃处理，这是2003年国家宏观调控的一个标志性事件。通过这个事情，刹住了乱铺摊子、乱投资、重复建设的倾向。

在这里，信贷是违规的；征地也是违规的。经过“三中全会”，农民最大的收益就是耕地交给农户，农民自主经营，有了自主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政策调整，也是党在农村政策的一个基石。然而，在这个征地项目中随意侵占农民土地，是违反政策的严重问题。我们记者的调查对中央舆论的落实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就是我说的调查研究的重要性，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所以我说深入基层，了解国情，对记者来说是一笔非常重要的积累和财富。我也注意到，去年范院长专门推荐的一个清华新闻学院学生回乡写的调研日记《乡村八记》，我觉得范院长真是用心良苦。作为记者，一定要把眼光放在下面，扎根在基层，要提高自己的调研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国情和广大群众的意见和呼声。

这是从国情的角度讲，其实还不止如此。在新闻工作上，还有一种对全球的、国际的大格局的了解，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将来你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有可能被派往国外当常驻记者，作为中国的记者向全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那么你就要对世界的问题有所了解。新华社70年代有一个记者的国际问题调研，对中央的决策就产生了决定性影响。70年代，国际形势是两极格局、冷战对峙，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互相对峙。当时，美国整体的战略重点是放在欧洲，像北约组织和华沙组织的对峙。但70年代初期到中期，对美国的战略方向产生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美苏争霸的战略重点要向东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如果争夺在欧洲，中国的压力就不会很大。当时我们只是觉得苏联对我们压力很大，所以毛泽东批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也是有这种战略的考虑，否则我们的周边环境很紧张。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还具有相当影响，包括我们的一些外交官，也向国内报回了这样一些材料。可是，新华社一个驻德国记者对这个判断表示怀疑，他认为美国的战略中心没有转移，还在欧洲。为了印证他的观点，他就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不断跟主流的、上层的人士进行接触，同时广泛了解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因为记者有这样的社会条件，这是一般外交官不具备的优势。作为记者，什么样的人都可以接触，基本上没有什么禁区，而外交官由于其身份的特殊，有些人就很难接触，搞不好会比较敏感，而记者采访报道是他的本分。所以，他经过大量周密的调研，最后非常慎重地提出自己的判断，通过内部的渠道上报，引起中央高度重视。最后，我们的主席、总理支持了这个记者的判断，并专门把他调回来了解情况，最后的结论是赞成新华社记者的判断。迄今为止，我看这个结论基本上还是成立的，现在美国的战略重点恐怕还在欧洲，当然现在有点向东转移的势头或趋势，但是还不能简单说他的重点已经放在其他地方。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记者最后由记者成为外交官，做了驻德大使 ，最后成为外交部副部长。他的名字叫王殊，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找一下他的资料看看。

所以我说作为一个记者，你必须有这种调查研究的本领和分析判断的能力，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问题，只要你在这个岗位上，就必须有这种观察力、分析力和判断力，否则的话，人云亦云，难成大器。当记者最忌讳的一条就是人云亦云，一定要保持你的独立，甚至要有一种怀疑的态度，不要轻信，一旦轻信就很容易上当。因为事物很多都是有表象、假象来影响你的判断，必须要有这种精神，才能做出独到的、精辟的、深刻的判断。所以，我特别赞成范院长推崇你们调研的这种精神，这一点特别重要，例子也是挺多的。

客观公正 维护正义

第四点就是当记者要客观公正、维护正义。这是记者的基本准则，但能不能做到，现在看来是越来越难。因为干扰、阻碍、影响你客观公正的东西越来越多。

我想起范长江40年代写的一篇文章里讲道：没有一个职业像记者那样，同时遇到这么多的诱惑和这么大的压力，记者要在这两者的夹攻中去寻求真理。他在40年代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虽然时代不同了，但这个问题仍然是存在的。一个是诱惑，一个是压力。在压力面前，你能不能保持客观公正？还有诱惑，诱惑很多。

记得去年有一个“甲醛啤酒风波”，当然很难说这个报道本身有什么，但写这个报道的记者肯定是被利益集团左右了。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利益集团之间的不正当竞争。甲醛是啤酒本身存在的一种元素，在一定的限度内是不影响人的健康的。那么多的啤酒企业，你为了在市场竞争中打败对手，就编造这样一个骇人听闻的消息来误导公众，因为大家不了解，一听说甲醛那还得了，污染当中最严重的一个杀手就是甲醛。你弄出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来误导公众。为什么要这样做？当然企业是为了竞争，但是作为新闻记者去推波助澜，是什么意思？如果没有拿到厂家好处的话，那么就是无知，就是盲从。在市场经济下，这种事情很多啊。许多出问题的报道，我看十有八九都是这个问题。

记得也是去年，河南汝州煤矿发生大爆炸，一起矿难。当地领导为了隐瞒这个事件，居然拿出至少20万作为记者的封口费，而且居然有数以百计的真真假假的记者去领这个封口费，这成为新闻界的一大耻辱、一大丑闻，光是那个登记表就写了20多页。当然里面的记者有真有假，每人500元到千元不等，中央的媒体多一点，地方的媒体少一点。让我感到非常欣慰和骄傲的是，在那20多页纸上唯独没有我们新华社记者的名字，这不是我而是网上说的。后来我们记者写了内参，因为要是公开报道太影响新闻工作者的形象了。

当然，我们新华社也出过类似的问题。这种诱惑压力很多，你还要保持公正。现在搞市场经济，媒体要走向市场，过去工作很单一，就是宣传报道，没有发行任务、广告业务。现在不行了，媒体有了这些压力，有了发行广告的压力。据有关人士统计，其中有关房地产的广告，就占到媒体的1/3左右。有些媒体无非就是这么几类广告，其中份额比较大的就是房地产广告，这是媒体的主要收入来源。从去年到今年，中央宏观调控要抑制增长过猛、过快、过高的房价，出台了一些政策，就有许多媒体不登这方面的稿件而登相反的稿件，不去唱衰而去挺势的那种报道。也确实有报纸登了抑制房价的报道，结果几百万的广告就撤回了。这就是很现实的问题，作为新闻工作者怎样保持客观公正？这是从国内的角度说的，从整个国际舆论环境看更是如此。维护客观公正的国际舆论，在世界上也很不乐观。由于国际舆论是由许多西方媒体控制的，或者说是一种西强我弱的格局，90％的新闻和信息是他们传播的，传播的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他们的声音，而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声音是很微小的。中国这20年来的巨变，在他们的笔下往往被妖魔化。要么是“中国威胁论”，要么是“中国崩溃论”，反正你就没有个好。你要是发展了，就说你是威胁了；你要是出点乱，就说你要崩溃了。在他们笔下，实际上就是一种双重标准，就是不客观，就是带着一种有色眼镜进行报道。

当然不能说是没有变化，随着我们国力的增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也有了变化，从过去负面报道占60%，到现在略有下降，我看了资料大概是30%左右，40%是中性一点的，1/4左右可能是正面一点的。有了一点变化，但总体上讲我们的声音还是很微弱。国际舆论的客观公正性，通过什么去建立呢？建立合理的国际秩序，其实也应该包括合理的舆论秩序。

我们新华社作为一个国家级、世界性的通讯社，1947年就开始在国外派分支机构，当时中央是非常有远见的，新中国还没有建立先把记者派过去，布拉格就有我们的记者。经过五六十年的发展，现在新华社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大通讯社，跻身世界四大通讯社，其他三家是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我们也作了一个比较，新华社在规模上有1万多人，其他世界通讯社有的多，有的少。从派出的分支机构看，我们有100多个，跟他们差距不是很大。从技术装备上看，应该说大家基本上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我们用6种外文发稿：英、法、俄、阿、西、葡，加上中文共是7种语言。这同他们也是旗鼓相当的。但是，差距也比较明显。一个是发稿量。作为一家国际通讯社，我们每天发的英文稿只有三四百条，相当于西方大通讯社的一半。另外，从主流媒体的覆盖面上看，我们也同样是人家的一半，人家覆盖80％的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而我们不到40％。 不占领主流媒体，就谈不上影响主流舆论。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国际新闻的自采率也是人家的一半，我们的记者在国外主要还是编一些报道，缺少原创的新闻。当然还有经济方面的差距。中国要想积极有效地影响国际舆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新华社和我国其他对外媒体还任重道远。国家经济的发展，现在已经有一个贸易的顺差，如我们许多商品占全球90％的市场份额，像打火机。当然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科技含量，也没有什么附加值，但从贸易上看是顺差，而文化产品恰恰是反的，是逆差。也许我们这些人还不能改变这种状态，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你们这代人身上，寄托在新一代年轻人身上。我估计你们的外语水平应该比较高，而且各方面的条件能力也比我们强，所以完全可以走向世界。毛主席在50多年前，在1956年说过一句很豪迈的话：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的声音。现在从分布来讲，我们是把地球都覆盖了，但事实还不能让全世界都听到我们的声音，这还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

不怕挑战 勇于奉献

最后一点就是要不怕挑战，勇于奉献。新闻工作是一个充满挑战、具有高风险的工作。全世界每年都有数百名新闻人殉职。就新华社而言，从建社到现在有150多名烈士。就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也发生过“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我们非常优秀的记者，沈建图、李平等延安时期就能直接用英语写稿，却在这场国民党特务制造的空难中殉职。1998年，美国轰炸我南联盟大使馆的时候，我们的邵云环等记者再次为国捐躯。就是说即使在和平环境当中，也有战乱、也有风险。最近这一两年，新华社摄影记者王岩，大家可能都知道，非常优秀的摄影记者，也是在接受采访任务的过程中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

这也是我们的历史命运。记者这个职业就是挑战性很大，风险性很大，如果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你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敢于应对各种挑战，敢于应对各种风险。像前年的“非典”，街上根本都没有人，但我们很多记者提出请求，到“非典”的定点医院去采访，非常了不起。比如，小汤山医院、宣武医院等，所有人都像躲避瘟疫一样避之犹恐不及，而我们的记者就迎着这种危险而上。当时，在小汤山医院，我们的一个记者参加过老山前线战争，还碰上一个参加过对越反击战的师长、后来当了总后的部长(因为医院归总后管)。他说，这可不像老山前线，敌人看得见摸得着，这里的敌人是无孔不入，你可千万别大意。他不让我们的记者进重症病房，记者想这怎么能行啊。医院当时也是重重隔离啊，一道一道的门，进一道门就要换一次或加一次衣服，出来以后还要不断的消毒，非常复杂，可是我们的记者就是要进去，而且必须跟病人面对面。文字记者可以离得远一点，可摄影记者不行。摄影大师卡帕说过：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着目标还不够近。我们的记者就是这样啊！感染的可能性非常大，我们记者有的身体也不好，家里还有老母亲，但是他们就是冲锋在前，在重症病房一待就是10个多小时。你想那是夏天，又裹得一层一层的，人出来都快虚脱了。我们的记者真是无愧于党和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称号，我非常感动，更为他们感到自豪！如果我们选择了新闻工作这个职业，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胆小恐怕当不了一个合格的新闻工作者。

对新闻这个职业什么说法都有，有的说是无冕之王，有的说是船头的瞭望者。我赞成马克思的说法：“它是无处不在的耳目，是人民自由精神的千呼万唤的喉舌。”我们新闻工作者能不能当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能不能真实地记录历史，能不能推动历史的进步，在社会的进程中能不能当时代的先锋？我想把这句话送给大家，也希望与大家共勉。

今天没怎么准备，就当作漫谈吧，占用大家的时间了，谢谢！范敬宜：非常感谢何平老师今天给我们做了这样一场精彩的报告。大家看到，他是不带片纸，侃侃而谈两个小时，还言犹未尽。由此可见，我们常说的 “大家”、“高手”是什么样的。他今天没有讲太多的道理，没有举太多的例子和故事，但让人领会的却是一种恢宏的大气。我们常说，最大的本领是什么，最应该掌握的东西是什么，何平老师都讲到了。我本来以为何平老师要讲讲他的几篇得意之作，当时怎么写的，怎么采访的等等，这里面肯定有好多动人的情节和有趣的故事，同学们也都是非常希望听、喜欢听的，可他没有讲这些可以博得你们满堂掌声和笑声的东西。然而，今天他讲的这些东西是可以让你们终身受用的，这是他20多年的新闻实践和理论学习沉淀下来的精华。他讲的内容你们现在可能还难以领会，完全领会是需要一些底蕴的，但是这些内容会让你们终身受用，哪怕你只是记住其中的几句话，几个关键的词，都会使你终身受用。大家注意到，何平老师从头到尾没有讲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哪一句、哪一条，直到最后才画龙点睛地讲了一个耳目、一个喉舌，点到为止。这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大家了，什么是融会贯通了。我们提出一个口号：面向主流，培养高手。什么叫主流？什么是高手？今天晚上从何平老师身上都得到解释。所以，我说何平老师讲的是很有深度、很有厚度的。再次感谢何平老师！石学彬　小坂明叶　尹慜淑　王超　郑佩　王丹薇　徐晓雯　蒋肖斌/记录整理(2006年10月)

张严平：心中有爱有阳光

演讲人简介：张严平，山东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年进入新华社，现为新华社国内部高级记者。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尤以人物通讯见长。曾采写陆幼青、张云泉、王顺友、杨业功、华益慰等众多典型人物，产生广泛影响。其中，《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获得2006年第16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2005年获得“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2006年被推举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特邀理事。范敬宜：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大主题是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也是马克思新闻观的重要内容。为了让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能够更深刻更亲切，我们今天请来新华社名记者张严平老师给大家讲课。张严平老师已经在新华社工作了20多年，近年来写出大量出色的人物报道。大家都知道的《穆青传》，也是出自张老师的手笔。这部关于穆青一生的书，对穆青的生平纪录既实事求是，又生动活泼。最近，还有不少生动的人物通讯都是张老师的作品，比如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四川马班邮路乡邮递员的故事——讲的是几十年如一日骑在马背上到穷乡僻壤送信的王顺友，还有前不久又推出的杨业功将军的故事等。张老师的实践经验非常丰富，工作也特别忙，但是她还是愿意抽时间来和大家分享她的体会，她将以自身的新闻经验说明，如何在报道中加强实事求是与调查研究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作风。下面我们请张老师讲课，大家欢迎！

张严平：今天见到同学们非常高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去年年底来过一次，主要是与同学们交流写作《穆青传》这本书的体会。我对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的同学印象深刻，我非常喜欢你们，我把与你们的交流看作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学习机会，从你们身上我得到了很多，你们的激情、你们敏锐而活跃的思想、你们对理想的向往都激励着我。我真怕今天我的发言会让你们失望，我主要谈谈自己在采访中的一些感想，理论性可能不是很强，在交流过程中希望大家有问题随时提出。

记者的追求：用心记录人心的美好

记者如何实事求是地采访和报道，是一个很丰富的话题。我觉得只谈深入、只谈不要浮光掠影还不够。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要怀着一颗什么样的心，说白了，这是一个责任感的问题，而这种责任感就体现在每一次采访之中。记者的职业不是一般的谋生的职业，它与社会的道义、良心、正义、进步息息相关。因此，一个记者绝不能是一个游离于社会之外的人，不能随便骂骂随便笑笑就完事的。如果完全将自己置身于这个社会之外，而对社会没有任何责任感，我想这不是记者应有的样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前进发展的国度，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我们没有理由逃避“责任”这个东西，如果逃避，就不要选择记者这个职业。

诚然，记者应该客观、真实地报道社会，这是首要的职责；但在客观和真实的同时，还必须想到采写的人、采写的事对社会产生的影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发展前进的黄金时代，记者应该反映时代的本质，将希望和力量带给大家。比如，对不道德的人应该曝光，应该抨击，同时更应该把大多数人心灵中美好的东西报道出来。我相信，包括在座的每个人心中都有非常美好的东西，如果说过去我还不太相信这一点的话，那么现在我绝对相信。我们平时可能只是在平常的生活中，没有机会让自己去突出地展现，但这种美好就在我们心里。比如，我们看一部感人的书，看一部感人的电影，常常会流泪，会激动，这正是我们内心热情和理想的呼应。

我想，并不是社会缺乏美好，而是我们如何发现美好并将美好传达出来，并感动更多的人。我想，要给这个社会和所有的人一种向上的希望、一种力量，这就是记者非常重要的“支点”，或者说角度。如果没有这样的角度和支点，做一个记者就会觉得没意思。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记者，做了几年或十几年后觉得很没有意思。这并不奇怪，也许我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如果记者不能真正用心去感悟许多东西，每天仅仅是写写稿子，或者游离于社会之外，就会觉得很没意思。不仅自己没意思，稿子发表后在社会上的反响也是“很没意思”。

范敬宜先生曾对我讲过，有的同学说，打开一份报纸，特别是一些小报，通篇都是凶杀、抢劫、偷窃，感觉很灰暗。的确，如果一张报纸通篇都是这类犯罪事件，而又没有写出任何希望和解决的办法，身在社会中的读者会有怎样的感触呢？我想至少不会觉得很昂扬，至少不会觉得很有信心，至少不会感到美好。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不能写，而在于用什么角度去写，这个问题对记者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回顾我们的新闻界，包括许多像范老师这样的老前辈，真正能做出成绩来，成为人民的记者、人民的新闻工作者的人，必定是一个爱人民、爱国家、爱这个土地，有这样一颗热诚的心的人。如果没有这样的心，你不可能做一个优秀的记者。所以我觉得，做一个记者最重要的不是怎么写稿，不是仅仅去想生花妙语，不是去谋篇布局，这些实在是太次要了。要做一个好记者，首先他的眼睛及其发现很重要，其次记者的心很重要，如果有眼睛、有心，文字则是其次再其次的东西了。

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尽管我没有学过这个理论，但开始觉得不愿接受，认为新闻应该是没有“姓氏”的。但通过这么多年的新闻实践，我相信它绝对是有的。我们不要盲目迷信西方的新闻观点，它们从来没有丢失自己的立场。我们需要学习的，在于它们的形式可能比我们好一点，我们的形式有时候太笨拙了。事实上，西方的新闻也在宣传，只不过宣传的形式比较巧妙。我们可以读读它们的报道，就会感到它们的舆论导向、舆论控制是非常厉害的，这毫不奇怪。我们课程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其实我以前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系统教育，只是在这些年的新闻实践中逐渐有了一些体会。走进记者队伍前，我对记者这个职业的想象只有风光浪漫的一面，诸如“无冕之王”什么的。走进后才发现这个职业是一个必须用“心”去做的职业，新闻工作需要一种非常真诚的做人的良心，需要一种对党和人民的非常深刻的责任感。我想光这么说也许显得空洞，下面就结合我的具体实践谈一点感受。

20多年中我采访了很多类型的新闻，包括突发事件、热点新闻、动态消息等，而人物报道是我涉及较多的领域。在人物报道中，应该如何把一个人物真实地、实事求是地呈现给读者呢？2005年我采写的人物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在社会上影响较大的，有张云泉、王顺友、杨业功等典型报道，因为时间距离比较近，记忆比较清楚，我就结合这几个人物谈点体会。我的体会是：人物报道的关键在于用你的眼睛，去发现蕴含于人物内心的那堆篝火。

为什么说是篝火呢？因为采访对象本身对你来说是一个陌生人，在采访之前你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他对于你是一片未知与黑暗，即使事先可能了解了一些有关事情，但如果最终没有找到那堆篝火，只是把一些事情串联起来，见事不见人，读者依然不会看到人物本身，也很难受到触动。因为你没有抓住人物内心的那种跳动和燃烧，这种跳动与燃烧恰恰正是你要在未知与黑暗中发现的那堆篝火。所以必须找到那堆篝火，你笔下的人物才能活起来，才能走进读者的心里。敬业之火：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下面，我想先从《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谈起，这篇报道刚刚获得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我为什么想讲这篇稿子呢？很多同学将来到新闻媒体工作，要采写的东西很多，如消息、通讯、特写等。其中，人物报道是正面报道经常面临的难题，而人物报道是我当记者这么多年，感觉不太好做的一种报道。最近，新华社准备开“新华社学术年会”，社长田聪明和总编辑南振中提出要破解三个难题，一是舆论监督与批评报道，二是突发性事件的报道，三是正面人物的典型报道。下面，我就从“索玛花儿”这篇稿子谈起，与同学们一起探讨一下正面报道的问题。

我的理解，要真正还原典型人物的真实性，最根本的是理解典型人物属于典型环境，切忌概念化。这个问题首先得清楚，我也为此走过很多弯路。另外，“采和写”如果是10分的话，那么我认为采访应该占到6分甚至7分，采访工夫是决定人物能不能写好、写成功的最根本问题。现在新闻写作比较快，发稿日期又定得很死，加上网络比较发达，网上的材料、资料非常丰富，各种各样的因素促使一些记者在采访上不够下工夫。我觉得记者采访不够，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采访典型人物时，当地会提供很多有关人物的资料，造成很多记者的采访蜻蜓点水，抱着材料就走，回来打开电脑，上网一查，一篇稿子就出来了。这样的采访不可能真正地了解这个人物，这样的采访完全是没有采访。我觉得所谓采访，不单要采访这个人物做了哪些事，还要采访这个人物为什么做这些事，深入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你要知道，这个人物什么时候会哭，什么时候会笑，为什么这个人物会发脾气等等。你要明白这个人，懂得这个人。这样的采访，所下的工夫就很多很多了。采访时有些人比较善谈，你可以和他做很多的交流，还有一些人不善谈，无论怎么采访，他都可能“无可奉告”。采访的目的就是要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内心。

下面我就讲一下王顺友以及我写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你们大概在电视上看到，他被评为2006年感动中国的十大人物，在电视上看到他的形象，我觉得已经是非常好了。他坐在那儿，可以坦然地面对镜头，而且可以比较平静地、连贯地说出话来，我真的很高兴。记得我刚去四川木里县的时候，第一眼见到他，他穿着一身邮政制服，非常呆板地站在那个地方，说句开玩笑的话，就像木头人一样，眼睛瞪着你。你问他一句话，他瞪你半天。因为，他是长年一个人、一匹马、一条路，走了将近20年，非常不善于和人交流，不善于表达。他是苗族人，汉语能力不是很强，所以你问他半天，他顶多冒三个字，我一直没有办法和他交流，他有时甚至根本听不懂你问什么。

当时有一个年轻记者，可能是刚毕业，非常认真、非常热诚的一个小伙子，就问他说：“哎，老王，你走那么多年，你如何实现你的人生价值？”类似这样的问题，他只能瞪着眼，根本就听不懂。他后来说自己糊里糊涂的，再后来他告诉我说：“好多记者问我的问题我不懂。”他真的是不懂。他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就认一点儿字，加上常年在大山这样封闭的环境里生活，怎么可能懂得这样的概念。后来我觉得对这样一个人进行采访，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进他的邮路。因为，一年365天，他有300天是在邮路上度过的。他说，他在邮路上的日子，比他和老婆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他每次往返邮路是15天，回来以后只休息两三天，接着又走了。所以，他二十几年的生命，基本上是在邮路上度过的。想要采访他，想要真正了解他，唯一的办法就是走进他的邮路。

四川那个小凉山非常独特，今天爬到海拔4000米的山顶，下着雪，非常冷，第二天下到山谷，又是40度高温，山势忽高忽低。当时，他告诉我们，有血压高、心脏病的都不能去。然后，我们每人发了一匹马，跟着他进山了。走了小半天，我们队伍就开始出现问题。一个报社的女记者，因为太紧张，又骑着马——我们都是头一次骑马，又是在山上骑马，一会儿上坡，一会儿下坡，结果非常紧张，昏过去了，从马上摔下来。后来，又有一个男记者可能不小心，马上坡的时候没抓好，从马上掉下来了，摔得头都流出血了。幸亏他摔到山壁的这边，如果摔到那边，就到山崖底下去了。还有一个记者由于马蹄子一步踩空，眼看就要冲到山下去了。多亏旁边马夫把马拽住。另外一位摄影记者狠劲儿攥着缰绳，把手指甲都给勒劈了，满手都是血。后来带队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况，很紧张，就下了一道铁命令，所有文字记者全部下山，除了中央电视台的三个《焦点访谈》的记者，还有两个摄影记者，所有文字记者全部下山。我觉得这个决定是应该的，因为的确很危险，当时我也属于被下撤的记者。如果我有一点犹豫的话，也就撤下来了，因为很多人告诉我，反正有材料，还有他的录像，他们当地媒体以前拍的录像片，你回去看看，总能整一篇稿子，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险，听说后面的山更陡，据说是有生命危险的。

坦白说，我也犹豫了好一会儿，但我觉得王顺友一生有20年基本上在山里度过，在路上度过，他已经走了20年，生生死死的，而我就冒一回险，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于是，我就再三要求跟着继续走，后来我就成了唯一走到底的文字记者。如果我没有继续走下去，我根本无法了解一个真实的王顺友，了解他的生活状况和内心状态。后面的山路十分险恶，如果我这辈子没去过那里，我永远也不会想到这样的“路”也可以叫“路”。一边是很高的山壁，路上到处都有马和骡长年踩出的马蹄窝窝，根本找不到一个地方可以让你的脚平放在那里，另一边就是悬崖。开始我不明白，马总是靠着悬崖边走，一个马蹄之外就是悬崖。我当时很害怕，心想：你这马能不能离山壁近一点儿。我觉得靠里边一点儿，就安全一点嘛。后来我才知道，这里的马常年在山里运货，一代一代的已经变得很聪明了。它知道背上的货物比较宽，如果靠着山壁走，货物就会撞到山壁上，反而可能连马带货一起反弹到悬崖下面。当时，我只是撅在马上，紧张得大汗直往下冒，脑子一片空白，几乎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在悬崖边上，低头一看不见底。我后来想，我能活着回到北京是我的运气，如果我回不来一点都不奇怪。所以，后来我走过最险的一段路后，忍不住在马上哭了。坦白说，我哭不是为自己，而是为王顺友，我觉得自己才走了那么一点路，已经感觉死亡的威胁，而王顺友一年走了300天，一走走了20年，他为了什么？这条路让我知道什么是在生死线上走，什么叫忠诚。

走了一天，当天晚上住在一个叫“李子坪”的村子。这个村子就两户人家，我们就在原始森林里露营。露营那个晚上给我印象也特别深，天一黑不知从哪儿突然冒出来许多小伙子、大姑娘，苗族、藏族，还有其他民族，他们常年很少见到山外来的人。据他们介绍，那个地方是从奴隶社会一下子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对共产党的感情特别深。听说今天晚上山上来了人，他们很高兴，从大老远十几里外跑来。他们喜欢跳舞，我们就生了一堆篝火，拉着手跳起舞，王顺友跟着我们一块儿跳。王顺友平常为了驱赶孤独，会喝一点白酒，他就喝着白酒和我们一块儿跳。他的山歌唱得非常好，是个山歌大王，他的山歌是随口唱，唱得非常美。像我们读过好多年书的人，憋在屋里绝对憋不出那样美的山歌。我们边跳边唱，大家都非常高兴，跳着跳着，王顺友突然停下来，然后开始抹泪。我们觉得奇怪，就围上去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今晚实在是太高兴了，我走了一辈子山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人，如果有这么多的人陪我走邮路，我愿走到老死。”然后他又说：“我这个劳模是苦出来的，我的心里头苦啊。”他自言自语，讲了很多。他非常孤独，非常寂寞，在大山里经常一个人对着大山吼，对着大山唱。讲了这么多之后，他又说：“但是还要干下去，还要走下去，因为这个大山少不得我。”他就一边讲一边哭，后来就拿两只手捂着眼睛，在火光的映照下，我看着他的眼泪从手指缝里不断地往下冒。当时我真没有想到，在这样高兴的时刻，王顺友会展现这样的一种场景。我深为感动，开始体会他内心其实有很多的痛苦。他一个人在山上，像刚才说我走过最险的路，那种危险，那种孤独，他走了20年，他并不是没有感觉，每一步的苦他都有感觉，他内心积压的痛苦的确很深，他一点也不掩饰自己，这是很真实的。但是，让我更感动的是，即便这样子，他说还要走下去，因为这个大山、这里的百姓少不得他。

那天晚上睡在帐篷里，我几乎一夜没睡，整个晚上都听着马在叫，远处的风在吹，更远的地方还有狼叫的声音。后来，我设身处地想，今天晚上我就是王顺友，周围没有一个人，每一年每一天都在这条路上，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真是煎熬、恐惧、孤独！通过这样一条路，这样一个晚上，我再次体会到他的不易、他的艰难。

第二天我们继续往下走，走在这样的路上，我在感情上对王顺友越来越近。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人太木了，没有办法讲话，没有办法采访，对他基本上也没有太多感觉。但是，这一路下来，我在情感上越来越敬重他，觉得这个人在我内心有很多很真实的感觉。他的痛苦、他的欢笑、他的歌声以及他跳舞的样子，都让我感觉到一个很真实、很生动的王顺友。

后来，王顺友也觉得和我的感情拉近了。这是后来他讲给别人听，别人传给我的。他还说：“大部队都撤下去了，就她跟着走，她一个女人都不怕死。”所以，他就比较信任我了。我再试着跟他聊，他还是无法回答我这个记者的问题。后来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大家一路上都是骑着马，但他却是一步马都不骑，他是牵着马走的。为什么老王不骑马呢？原来他对马非常有感情，不单是这次没有骑，20年来几乎都是牵着马走的，他舍不得骑马。他说，他和马在一起的时间比他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还长。他对马的感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超乎他和家里人的感情。有一次他告诉我，前两年在北京开劳模会，住在一个非常漂亮的宾馆，每天晚上睡不着觉。我说为什么？他说旁边没有马。我们猛一听觉得很可笑，旁边没有马就睡不着觉。但是，你再品味这个感觉，就会觉得很难过、很心酸的。他这辈子就是和马在一起，每天晚上到一个地方，到一个山坡、一棵大树、一块石头旁，把马一拴，喂了马，然后马卧在哪儿，他就和马睡在哪儿。于是，后来我就试着和他聊马，结果没想到，他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他谈了很多马的故事。他换过好多匹马，每一匹马都有故事。他一说到马真是如数家珍，就像谈起自己的亲人。他特别喜欢几匹马，其中有一匹让他特别怀念的马叫“白银”。这马很有灵性。比如，一般他都有固定的休息地方，哪棵大树的底下，哪个山道的旁边，他都有固定的休息地方。如果今天走累了，他的步子拖不动了，离固定休息的地方还有一段路，天又快黑时，“白银”就会摇摇他的肩头，意思是告诉他“快点走，我们还要赶到休息的地方去呢”。“白银”还和他遇到很多险情。比如，王顺友有癫痫病，常年靠药物控制，每到发病的时候，一瞬间天昏地暗就昏过去了。等他醒来的时候，就会看到“白银”焦急地围着他转圈，一看他醒来了，就非常高兴地跑过去咬他的肩头。刚才我说王顺友从来不骑马，舍不得骑，但是由于那个病犯完之后，人是虚脱的，一点力气都没有，这时“白银”就会主动地卧下来，让王顺友抓住它，骑上去，然后把最后的一段路走完。“白银”就是这样一匹马！

还有一次最绝的，这匹马救了王顺友的命。金沙江的一个支流叫雅砻江，我也去过。雅砻江的水非常深，也非常急，江上有一座吊桥，我去的时候，吊桥已经是新换过的，桥头写着“一次只准上三个骡子一匹马”。开始我还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规定，为什么当地老百姓都自觉地遵守这个规定，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出过事。这件事就出现在王顺友的眼前，而且就是这匹叫“白银”的马救了他。怎么回事呢？有一次，王顺友牵着“白银”到桥对面一个叫“锣鼓乡”的地方送信，送完信以后往回赶。当时已是下午，乡长说：“哎，老王，你留着住一晚，明天再走吧。”王顺友说：“不了，我还有两封信，顺道送过去。”但那天非常奇怪，“白银”怎么也不肯走，当时乡长还开玩笑说：“你看，老王，你的马都留你了。”老王说：“不行不行，我还要走。”他就牵着“白银”坚持往回走，走到离这座吊桥还有十几步的地方，老远看见有三个马帮拉了四匹马走上桥头。一个人走邮路非常孤单嘛，王顺友看见他们自然非常高兴，高喊着：“哎，等等我！”那三人一看老王都认识，就说：“你快点走！”他们一边说，一边上了桥。这个时候，那匹马死活也不走了，再拉再打也不走了，而且蹄子朝天，嗷嗷叫着就是不走。正在王顺友又生气又着急的时候，他看见那三个人拉着四匹马走到了桥的中间，突然那座桥就在王顺友面前整个儿地翻了，三个人、四匹马一下子全掉到雅砻江里，一瞬间就都无影无踪了。当时，王顺友一下子坐到地上哭起来，他说：“你救了我！”

王顺友讲了很多这样的故事，大大小小关于他的马的感情故事。我告诉他，这次电视台来了，你可以在电视上看到你的马了，没想他突然冒出一句：“我从来不在电视上看我的马。”我问为什么，他眼圈就红了，眼泪随着就流下来了。他说：前些年当地电视台拍过一部他的纪录片，“我一在电视上看到我的马，心头就疼，它们太苦了！”他和马的感情就是这样。他讲了好多关于马的事情，我简直完全被他拉入马的世界。回头想一想，王顺友没有跟我讲自己的事，他讲的都是马的故事，但我从这些马的故事里已经体会了他的生活，他的内心。我想，如果没有走这条路，没有听到这些马的故事，我不可能真正了解王顺友，也不可能走进他的世界。

在这条路上，我遇到很多老乡。他们大概在算日子吧，算着王顺友哪天该到了，就会老早在山里等着他。有的老乡还带着核桃啊，土豆啊，他们的好东西就是土豆。我见了一个老乡，亲自抱了一只公鸡，一看见老王来了，就往他的马口袋里塞，就拿他当……我说当亲人都还不够。咱们可以想想，刚才我说了，这里的人很少出山，我到过一个老乡家，家里挂着一张画，还是“文革”时期，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穿着军装的照片。有一户人家告诉我，他们的父母，大概四五十岁，连县城都没去过。只有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姐姐带着两块五毛钱和弟弟去了一趟木里县，结果发现两块五毛钱根本没办法买什么东西。后来一人买了一个馒头，剩的钱就给她弟弟买了一把铅笔回来了，就是这样一个封闭的地方。所以，你们就可以想象，老乡们对王顺友是怎么样的感情，如果没有王顺友，他们连一张报纸都看不上，连一封信都收不到。所以，老王一来，他们特别高兴，觉得特别亲切。在乡亲们眼里，老王不但是他们的亲人，而且也是正义的化身。老王就是政府，老王就是共产党。这样的话，我们听起来可能觉得可笑，可在他们看来，老王代表党和政府却是实实在在的。王顺友之所以能撑下来，能这样走下来，这么苦、这么难、这么险还能走下来，就在于他内心真的是有很大的自豪，有很大的骄傲。他觉得他就是政府的人，他就是共产党派来的人，他就是共产党的代表。所以，不走这条邮路，你根本无法体会老王内心那种自豪、那种骄傲、那种阳光。这种东西不是唱什么高调，不是记者后来硬给他安上的，而是他在这种特定的环境，由特定的使命所赋予的一种最真实的内心感受。

我记得告别的那一天，漫山遍野开着红色的索玛花，王顺友牵着马唱着山歌。他这么一个朴实的人有着十分丰富的情感，他的山歌特别美，都是他自己创作的，其中许多是唱给他妻子的情歌。每次他唱出来后，都抄在一个本本上，你简直不能想象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人能够写出这么美丽的山歌，真不愧是山歌大王。那一刻的情景深深触动了我，后来的稿子就起了这样一个标题——《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回到北京，坐在电脑前，有两天我写不出一个字。刚刚过去了的马班邮路上的情景，就像走马灯一样在我眼前旋转着，太多的镜头，太多的思绪，心涨得满满的。我该怎样把让我哭让我笑让我夜不能寐的乡邮员王顺友从心中倾吐出来呢？我该怎样向千千万万的读者传递出内心的感动呢？

我再次像一个跋涉者，努力寻找着通向彼岸的路。记起一位哲人说过的话：“在道德的力量中，真实是最具有震撼力的。”我回味着。回顾这次采访，之所以对王顺友这个人物有如此强烈的感动，对这次经历有如此刻骨铭心的记忆，不正是因为它的真实的力量吗？作为一个记者，我真实地走进了王顺友马班邮路的生活，真实地体验了他的甜酸苦辣，真实地感受了他质朴而高尚的心，乃至我真实地领悟了高原上被人们称为“圣洁之花”——索玛花儿如诗如歌的内涵。我对自己说，好吧，那就把最真实的王顺友从大山里捧出来，把最真实的感动传递给读者，把带着高原土、高原风的索玛花，献给千千万万如索玛花一样的普通人！

三个夜晚，长篇通讯《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完成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心灵洗礼之后的辽远与宁静。

短短几日，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的事迹便传遍了城市乡村，感动和震撼了无数颗心灵。6月2日、3日，新华社连续播发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被全国120多家报纸刊用，新华网、央视国际网、人民网等各大网站相继转载。它以真挚的情感和对人物原生态的观察视角，受到了广大读者发自内心的喜爱。

晚上，我打开电脑，在新华网上读到成千上万读者留下的感言：——这才是民族的脊梁，这才是个汉子！！！！你潮湿了我的双眼！！！！！——真的感动啊！向中国人民的好儿女致敬！——这样的人可以称得上咱中国的脊梁！！！这才是英雄！——无语！感谢记者！记者、王顺友、王顺友的马都是感人的！……

一位读者还给我打来电话，他说：“谢谢你，你把王顺友一颗金子般的心，通过你的心，感动了无数读者的心！”

另一位读者，发来短信：“我一次次看你的文章，一次次地流泪，谢谢你，我能体会出你那颗充满同情和尊敬的爱心！”

几天后，王顺友事迹报告团来到北京，我又见到了这位矮小苍老的乡邮员。那天饭桌上，许多人与他举杯喝酒，我也走到他的面前。不想，他竟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张记者，我们喝一杯交杯酒吧。”我愣了一下。望着他那真诚质朴的目光，我举起杯子，挽过手臂，与他喝下了交杯酒。他的眼里开始有泪，突然，又蹦出一句话：“你写的，我看了。你最明白我心头。”那一刻，我佯装心不在意，眼睛使劲地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不让泪水流下来。

作为一个记者，我已经享受了太多与一个人、一颗心、一个灵魂的相互碰撞、相互交流，最终留给我长久的感动与滋养的幸福。采访王顺友和他的马班邮路，让我再一次体味到这种幸福。从这位大山里乡邮员的身上所传达出的关于生命的价值、人生的幸福等种种意味，都将不断地启示着我：怎样做一个记者？怎样做一个人？同时，这次采访本身，也让我更深刻地体会到：生活永远是记者心灵的源泉，真实的才是具有震撼力的。

作为一名记者，我非常感恩这次机会，感恩王顺友，感恩这条路。我想，当时如果我犹豫一下，没有走这条路，我也会写篇稿子，但是绝对不是这篇稿子，绝对不是能感动读者的稿子，连我自己也感动不了。理想之火：爱因信仰而璀璨

下面再谈谈张云泉的报道。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大家不是特别感兴趣的人物，但也是你经常会遇到的人物。怎么样采写这样一个人物呢？张云泉是泰州市信访局的局长，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当官的”。在我采访的体会和经验中，我也老老实实讲，我不太喜欢采访“当官的”。因为，他们身上会自觉不自觉地“有一层很厚的壳”，如果问他对一件事的看法，他会给你讲得头头是道，但如果采访他本人，这个壳就会很厚，你根本走不进去。所以，当时听说让我去采访张云泉，我真的很发怵。对于这样的一个人物该怎么办，我的体会就是要想办法打破这个壳。

当时我们有很多的媒体记者，一块儿坐着，一起采访他。大家七嘴八舌，问这问那，他都应付自如。后来，我问了他一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必须把他的壳给打破。我先介绍一下信访局这个地方，我特别到信访局体验了一天，从早到晚，哭的、闹的、骂的、躺在地上不起的、坐在地上静坐的，什么都有，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张云泉干了18年。所以，我就提了这样一个问题：“在这样一个位置上，这样一个非常头疼、非常糟糕的环境下，待了18年，对你有没有什么负面的影响？如果有影响的话，那么有什么样的影响？”当时我就想用这个问题逼他说真话。他愣了一下，说没想到会问这个，但这人很坦诚，他说在这个岗位上负面影响太大了，他每天从早忙到晚，回到家以后，和他的媳妇、儿子一句话都不愿意说，如果家人有什么事情要和他商量的话，他就会大发雷霆，而且会拍桌子。我相信，他讲的都是真话。你想，如果在这样一个岗位上，每天回到家心情快乐、心情舒畅，那才是鬼话呢。被缠了一天的局长，所有的矛盾的焦点都是冲着他来的，他不可能轻松。但他又说了一句话，他之所以能在这个岗位上干下来，而且干了将近20年，就是因为他看到很多老百姓因为自己的问题解决之后，衷心感谢他，感谢政府。他说，他觉得我们因为工作失误造成一些老百姓的痛苦，由于他的工作又让他们减轻痛苦，甚至让他们重新获得幸福生活，他觉得很有意义、很有价值。他说，设信访局这么一个部门，说明共产党最终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就是这种信念支撑他干了18年。他讲得实在，我很感动。我就想：这是一个内心很有力量的人，我就想进一步了解他。

所以，后来我就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场合了解他，包括和他本人约谈了好几次。和他聊，不要聊一般概念性的东西，就聊他自己，你要通过很多问题让他展现他是什么样的人。比如，他流过泪吗，他从小是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大的？再如，他最痛苦的是什么？他最高兴的是什么？就聊这样一些非常人性的东西。聊了很多以后，他终于向我说，这些话他从来没向别的记者谈过。他告诉我，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小单位的洗澡堂收澡票，后来还干过食堂管理员、炊事员。他收澡票收得非常漂亮，当食堂管理员也干得非常漂亮。他干任何一个很小的、任何一个我们觉得非常低级的工作都非常认真。那么是什么支撑他呢？还是一种内心的力量。由此我才懂得，为什么他在信访局局长的岗位一干就是18年。这种信仰的力量、内心的力量、精神的力量，在他身上体现得太典型了。后来我的稿子题目就是《爱因信仰而璀璨》。稿子发出当天网上点击率就达到100万，将近上万的网民在上面留言，他们都说为共产党这个信访局长感到震撼。我也很感动，后来很多网民在网上留言说愿意和张云泉交朋友，很多人写了感人的话，我也觉得很出乎意料。可是回头想一想，这样一个人物为什么写出来有这样一个效果，无非是从采访到写作，我没有按照一般的框子去写，特别是写当官的，很容易走进一个框子，我完全没有按照这个框子走，而是从最真实的一个人的角度去写他。

记得这篇稿的开篇，就是“这个人的心一半是水，一半是钢”。这个水就是他对老百姓柔情似水，可以为老百姓的事付出自己的一切；这个钢就是对于损害老百姓的事情，他会拍案而起怒发冲冠，置生死于不顾。他还讲了很多，这些话都不是我坐在屋子里能够编出来的。这些话是我采访之后，坐在电脑前一直往外冒的东西。没有办法，就是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如果没有这样的采访，没有这样的感受，这些话是你坐在屋子里怎么编都编不出来的。我写过很多人物，特别是一些活着的人物，他们看完稿子以后，都感觉我把他们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了，为什么？我觉得没什么窍门，就是采访。就是采访，让我对他们及其内心有所了解。

很多人，包括我们社里的一些年轻记者问我，采写典型人物有没有什么窍门？坦白地讲，我没有任何窍门。我就是一个笨工夫，一个采访的笨工夫，还有一个写作的笨工夫。比如，采访一天、半天、一个早晨，我就只为了一句话，甚至一句话都没有。也许有的人会说：“唉，这不是白费工夫嘛？”有的记者就是这样，他们说，我采访了一天，连一件事都没有捞着，这不是白费工夫吗？其实一点都不白费。因为，通过这半天、一天的接触，你可能更了解采访对象了。我们假设，让你写你的父母，写你的好朋友，写你非常熟识的人，我想你能写得活灵活现。为什么？你太了解了。你拿起笔来不用多想什么。但如果让你来写我，或者让你写一个陌生人，我告诉你很多关于我的事情，他也告诉你很多关于他的事情，你还是不见得能把这个人写得像他。为什么？你不了解他。为什么有的记者的稿子，包括我自己以前的稿子，下工夫也不小，事情也写得很多，但是读者看了以后不感动呢？因为不了解。所以我觉得没什么窍门。如果硬说窍门的话，唯一的窍门就是下笨工夫，去采访他、去感受他、去了解他。

当然最后写作的时候也要下笨工夫。有时我写得顺的时候，一晚上能哗哗写很多字；而写得不顺的时候，坦白讲一个晚上、两个晚上，都可能一段话甚至一句话憋在那儿。有时，我会痛苦地想，当记者这活儿真不是人干的，这种痛苦真是一种煎熬。所以我说，当读者看到这篇稿子的时候，背后是有很多笨工夫的。我觉得这个笨工夫还是值得的。比如，我刚到新华社的时候，都是从小稿子、小新闻、小通讯、小消息一点点写起来的。我觉得，无论如何，永远都不要期望走什么捷径。在现在这种信息时代，走捷径是很容易的，电脑上一堆现成的资料。我们也有那种记者，他们就在电脑上攒稿子，稿子也攒出来了。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走这样的捷径。因为最后，你把自己耽误了。有些笨工夫你不要害怕，这次稿子失败了没关系，失败给你的东西往往比成功时的收获还要大。人物通讯我已经写了很多，包括杨业功、陆幼青、华益慰等。这些人物报道并不是每一篇都精彩，有的也很一般。有的是因为采访不够；有的是因为我下的工夫不够，无论怎样，采访工作都是最重要的。

总之，我们做记者的，对采访是一定不能走捷径的，是绝对不能绕过去的，采访太重要了。对人物的采访，不但要下工夫，而且还要下到点子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深入他的生活。我还要顺便说一句，一般说采访一个人，有关方面会提供给你很多资料。对于这些资料，我一般都不看，至少我自己采访之前不看。因为它已经形成一个思路，按照这个思路形成一种模式。如果你先看了，就会给你一种暗示，在你完全不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暗示已经在你脑子里了，你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跟着这种暗示走。我觉得应该保持一种最原始的、像一张白纸的状态进入一个人物，正如刚才说的，我们不要给典型人物任何一个概念，要带着自己最鲜活的感受走进他。这样，你感受的东西才是最真实、最直接、最生动的。《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就是按照这样的感受，这样的体会去采访，去写作的。军魂之火：一二一，出发

作为一名记者，我一直深感欣慰，这份工作给予我莫大的财富，就是让我比一般人享受更多的幸福，让我有机会认识无论是活着的，还是死去的一个又一个优秀的、高尚的人，让我有机会一次又一次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世界，让我追寻着他们的信仰和理想，感知他们的欢乐与痛苦。二炮某导弹基地司令员杨业功将军，让我再一次享受如此壮美的幸福！在采访杨业功将军之前，我对部队的了解很少，对军人的认识也不深，特别是对和平年代的军人，他们的精神内核究竟是什么，我几乎是一片茫然。

带着这样的茫然，我走进了杨业功曾经战斗、生活过的部队，见到了将军的战友，结识了将军手下的将领，看到了将军带出来的士兵，我久久感动！杨业功将军在阵地上付出他的一生，所以我要求去阵地看看。阵地四面环山，我坐在地上一动不动，汗就像水一样一直往下淌。而战士们就在导弹车旁，演习装导弹，然后发射。他们身上穿着军装，没有一点干净的地方，全部被汗水泡透了。开始我以为今天是为我专门准备的，后来听说一年365天，他们天天都是这样训练。他们的口号就是：“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只要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他们的导弹就可以马上打到任何地点，我听了这些很受触动。以前，我觉得和平对我没有什么感觉，就像空气，就像阳光，就像水一样，我可以随意享受，轻飘飘的，好像天生就是属于自己的。这时，我才第一次懂得和平其实是有分量的，和平是这么多军人用不和平的生活换来的。于是，我对杨业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当时基地的参谋长叫做高津，他也曾到过清华作报告，他是杨业功一手带出来的，很多人都说他是杨业功的一个影子。我发现，他对杨业功的理解非常独特，并有一种很深的默契，而他本人所具有的典型的军人性格和气质，让我似乎看到了一个活着的杨业功，他几乎成为我通向杨业功内心世界的路标。还有许许多多的军人，他们每一个人，每一双眼睛，每一句话都让我为之惊讶，为之思考，为之感奋，最终所有这一切在我的心底酿成一种强烈的冲击波——将军为何而生？

记得那天早晨，我在将军生前创建的中国导弹第一旅的基地，仰望着战士们在蔚蓝的天空下升起的国旗，听着战士们迈着刚健的步伐高唱着将军创作的军歌，看着战士们在赤日炎炎的阵地上挥汗如雨地操作……我落泪了。

将军为何而生？每一个享受着和平的人们都应该静静地想一想。黎明，当许许多多的人还在睡梦中的时刻，将军已经进入了阵地，一箱方便面，一个军用水壶，一件军大衣，他常常要在阵地上跑十几天，几十天，每天要跑几百、上千公里。节假日里，当无数的人们涌向商店、公园、风景胜地，无数的家庭团聚欢乐的时刻，将军总是与他的家人天各一方，这样的时刻，他必定与战士们在一起，与阵地在一起。多少个隆冬的夜晚，将军带着部队在茫茫的戈壁滩上全装拉练；多少个酷暑的季节，将军为勘察阵地跋涉在一座又一座崇山峻岭之间。和平是多么美好，但是将军却永远都是在过着一种充满硝烟味道的生活，乃至他走路如风，吃饭不超过20分钟，以及对任何事情都愿用一句口头语：“操作！”他还有一句响彻部队的名言：“天下虽安，忘战必忧。军人不思打仗就是失职！”打仗，打仗，将军的脑子里天天都在想着打仗，将军的生命时时刻刻都在为打仗而燃烧。

如果有人疑问：难道将军不愿意享受和平吗？那便错了。将军何尝不想尽情地享受和平。和每一个人一样，将军也有自己温暖的家，家中有他敬重如山的父母，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有他疼爱不尽的儿子。他让妻子每年至少回一趟他们共同的老家，为双方的老人尽忠尽孝；他在妻子重病住院的时刻，许下他最终也没能实现的心愿：等妻子病好，一定带她去外地做一次旅游；他在儿子结婚那天，亲手为一对新人选下两棵桂花树，祝福他们的幸福生活像桂花一样芬芳。

和平的日子是多么的宁静与美好，然而，将军的心注定不可能停泊在这片宁静美好的日子里。军人自有军人的责任，将军自有将军的使命。对国家安危的深重忧患，对党中央、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深刻理解，让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肩头的责任。他曾经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只有一种结果，不可能再来一次，打不赢就无法向党和人民交代，我将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安全，为了千千万万个家庭的幸福，将军舍弃了和平的生活，义无返顾地选择了阵地，选择了战位，选择了风餐露宿、漂泊不定、艰辛与危险。将军为何而生？看一看天安门前那一面高高飘扬的国旗吧；看一看国旗上那片神圣的天空；看一看学校里的孩子，听一听孩子们幸福烂漫的欢笑；还有那遍布乡村城市大街小巷的无数享受着和平生活的人们……将军就是为这一切而生！

杨业功将军让我明白了：军人没有和平，军人只有战位！杨业功将军让我理解了：和平便意味着军人的奉献，在人民共和国和平的大厦下，挺立着千千万万如杨业功一样的中国军人的钢铁脊梁！杨业功将军让我懂得了：和平是对军人的最高奖赏！将军为何而生？我被内心强大的冲击波推动着，继续寻找着我要寻找的答案。一个细雨濛濛的上午，我走进了杨业功的家。当这个能毫无遮掩的透视出一个人生命信息的私人世界呈现在面前时，我久久无语。

一抹的大白灰墙壁，简陋破旧的桌椅板凳，每一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吊着那种最老式的像棍子似的日光灯，书桌上的电源插座竟是用一个旧乒乓球拍子制成。这就是将军的家吗？作为记者，我去过很多人的家，豪华的不少，穷家也自然有，但是大多数人的家与眼前这位将军的家相比，都不知要先进多少倍。环顾时下，当追求时尚与体面的生活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当电视、杂志里到处都挤满了教你如何打造精美居家、享受极致人生的指南，当越来越多的家庭变得五彩斑斓……杨业功的家就像是一张过了时的黑白老照片。我慢慢地徘徊在这个家里，细细地品味着这张老照片中深含不显的内蕴。有一瞬间，脑子里也曾经闪过：难道将军是一个古板而没有生活情趣的人？不，不会的，一进部队我就听说了，将军不仅懂军事，善谋略，还能写诗，善书法，填词作歌，文韬武略。我曾经读过将军的一首《满江红·和岳飞词》，“何日请缨提锐旅，决战决胜伏强魔”，将军的诗情、豪情、英雄气概让我深深地震撼。眼前，在将军的家，我能找到他内心的轨迹吗？终于，我在一件最耀眼的家具前停住了，四个大大的书柜装着满满的书，军事、历史、天文、地理、生物、信息、政治、文学……琳琅满目，我随手取出一本《我军若干著名战役指挥实践与经验》，翻了翻，看到字里行间有钢笔画下的长长短短的道道。在另一个房间，我又一次停住了，将军的书法挂了整整的一面墙，那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

将军的生命呈现出一种奇特的景观。他对部队的工作有着最为严格的、最高标准的要求，而对自己的生活却完全是粗放式的得过且过；他在精神和道德情操上有着极高的追求，而在物质的欲望上却极为淡泊；他对世界的局势、国家的安危及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思考都处于时代的前沿乃至是超前的行列，而待人处世却一直保持了真诚质朴的传统本色。这些看似不合的两极，却正是杨业功将军独具的风范与魅力。在将军的人生哲学中，从不以追求物质的享受为幸福，简朴对于他是一种轻松和自由。他曾经说过：“君子用钱，不为钱所用。”作为一个将军，一个随时准备打仗的将军，他把自己生命的全部精力和全部热忱都投入到了他挚爱的部队，投入到了他所肩负的军事斗争准备工作的第一线。只有在这里，将军才能感受到人生的最大幸福！他这样说过：“一个人如果只追求金钱，他便永远得不到满足，而不满足便不会快乐。我没有很多钱，但有很多钱买不到的东西，我是一个清贫的富翁。”

我终于懂得了。懂得了这一点，我也就懂得了，为什么将军家的门楣上常年高挂着“携礼莫入”四个字，一辈子没受过他人的一钱一物。懂得了，为什么将军穿着破旧的衬衣不肯换新，却一次又一次从自己的工资里拿出几百成千甚至上万元的钱资助了农村贫困的孩子和学校。懂得了，为什么将军从不顾惜自己的身体，在延绵数万公里一千多个阵地上，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即使疲劳和病痛到难以支撑，也只是在阵地的帐篷里边研究工作边挂一瓶吊针。懂得了，为什么将军在生命垂危的时刻，没有一句对家人家事要交代的话，他全部的牵挂和向往始终都是阵地和部队。他是听着将领俯在他的耳边报告部队已经完成了他交代的任务后，绽放了他生命的最后一个微笑；他是在昏迷中喊着“一二一，出发……”的口令声中，留下了他生命的最后的定格。杨业功将军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总有一种精神让我们泪流满面！杨业功将军让我看到了：最壮美的生命是在和平的事业中永恒！杨业功将军让我更深地理解了那句传诵久远的诗：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依然活着。

这一感触便成为杨业功这篇稿子的灵魂。稿子的题目叫做《将军已经出发》。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非常感动于一个细节，杨业功去世前最后一句话是：“一二一，出发！”他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他一辈子带兵，一辈子准备打仗，临终前想的仍是他的部队。我稿子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晚了，将军已经出发。”

我翻开了从网上、电话、信件、手机短信等各种渠道收到的来自天南地北的留言：中国有这样的将军，人民感到欣慰！杨业功：国家的栋梁，军人的骄傲，人民的期盼！军魂、国魂、党魂！向杨司令致敬！将军的事迹感人至深，有这样的共和国军人，老百姓可以安心！在将军身上，我看到了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看到了共和国生生不息的真正原因。希望军队能有更多的杨将军，好让我们挺胸昂首做中国人！……

我不知道自己读了多久，我为这如潮如海般的感言而热血沸腾。我从中读出了什么？我读出了一颗民族的心，读出了一个民族的灵魂，读出了一种民族的精神！

我一直对自己说：采访将军是对你记者生涯的一次奖赏。是的，杨业功将军给了我太多太多。记得离开部队的那天晚上，夜色格外的晴朗，群山在青色的天际间连绵起伏，像不息的海浪。我知道，在那海浪之间，便是将军的阵地。那一刻，我多么想投入海浪之中，我多么想站在将军的面前，向他报告：我渴望加入他的部队，尽管这种渴望是那样的可笑而永远不可能变成现实，但是我依然固执地渴望……我要向将军报告：是您让我真正懂得了和平；是您让我真正认识了和平年代的中国军人；还是您，让我再次坚信理想的崇高，人生的高尚！我接到许多读者特别是部队官兵打来的电话和写来的信，他们认为新华社这篇稿子真正反映了军人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东西，把军人的精神世界展现出来了。他们向我表达了对军人理解的感谢。我想，我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真正理解了军人。

总之，无论去世还是在世，无论善谈还是木讷，最终你要达到的就是走进他的生活，走进他的世界，走进他的内心。如果走进他了，你就能感动，而这样的稿子、这样的人物也一定能感动读者。

记者的信念：感动源自坚定的信仰

前面和大家说了怎样去发现一个人物心中最深、最真的东西。刚才有同学问我，做了那么多年记者，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感动呢？

我觉得，首先我非常感动于记者这个职业。我常说，这个职业吸引我的最大魅力，就是给了我机会和平台去接触生活中各种各样美好的、优秀的、善良的人，每个人可能都只有这样或那样的闪光点，但正是这些闪光点汇聚成一种丰厚的精神滋养着我。他们对生活的态度，他们对生活的感悟，他们生命中的闪光，都在点点滋养着我，让我永远怀着一颗热爱生活的心。所以，我做了那么多年记者依然怀有真诚的热情。相信同学们做了记者以后，也会有同样深刻的感动。当然，这种感动是互动的。你愿意去感动，愿意去探寻他，愿意去接触他，这个非常重要。只要你愿意，就一定可以从采访对象身上得到呼应。

同学们对我去年写的《穆青传》比较感兴趣，那就借这本书来谈一点感受。写这本书之前，我从来没有写过书，因为一直在做记者，写书是新华社党组交给的任务。当时我很犯愁，如何写书、特别是如何写传记，我一点也不清楚。结果写下来以后，得到大家的肯定，特别是范敬宜先生给了很高的评价，使我非常感动。我想写书的过程，也正是一个走进人物心灵的过程。传记我认为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流水账式的，从小到大，事无巨细，平铺直叙，读者读完以后常常感觉并没走进人物之中。再一种就是还原人物灵魂的传记，一部传记就是一部生命的成长史，一部人物的心灵史，最经典的莫过于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所以我当时写穆青的时候，对自己就提出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努力不写成流水账式的传记。

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社会中，他的历史都是一部心灵史。因为人要生活，心脏要跳动，血液要流淌，要唱歌要跳舞，要笑要哭，这一切的本源都是他的心灵。所以写一个人物，就要写他的心灵史。无论是怎样的人，无论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都会有心灵的跳动。我当时给自己定了这样一个目标，就是以这样的要求去写作，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在采访大量细致的事实时，努力去了解的这些事情背后的成因。有时采访一天，基本上没有谈什么具体事情，我总是在问：“什么事会让穆老头生气？”“他常常在什么情况下落泪？”“他感觉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等等。这完全是一个“漫谈”一样的采访，我就是想更多了解穆青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我觉得真正了解到这些比采访到一两件具体事情更重要，因为只有知道了这些内在的东西，这个人才能在你心中活起来。

事实只是平面的东西，当你了解一个人的内心之后，你才能对他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立体的定位和把握。灵魂是树干，具体的事情是叶子，是果实。只有当你真正了解了他，才能知道他所做的事情应该“挂”在树的哪个地方。否则，如果不知道他的心是如何的，不懂得他的灵魂，那么采访来的事情——这些果子、叶子就会挂得不合适，就会安错。深入采访的例子可以说上很多很多，这种深入不仅仅是需要了解细致的事件，更重要的是“心的深入”。你必须了解这个人物最真实的、最原始的思想脉搏，然后才能知道他的事情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他会走到这个地步，才知道他为什么会哭、为什么会笑。只有这样，人物在你心里才会是很真实的，不然这个人物就会非常空洞。

记得我采访穆青，到他家里去，当时对他完全不了解，也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却又非常迫切想知道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我就问他：“老头(这是大家习惯的称呼)，如果让你自己来为自己画一幅像，你会怎么画？”他半天没说话。当时我有点忐忑，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蠢，提了这样一个不能称之为问题的问题。正在我不安的时候，穆青突然说道：“糟糕透了，我欠债欠得太多！”说完这句话，他已经满眼泪水。他说：“我这一辈子，还有很多很多基层的干部、老百姓没有写出来，来不及了，来不及了……”说完，就一下子哭了出来，泣不成声。这个画面，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完全没有想到他会这样回答我，但是从这样的回答中，我对他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认识。穆青当时也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有太长时间了，在这样的时刻，他没有想到别的，没有想到自己，没有像我提的那个愚蠢的问题那样为自己画一幅像。而是想到自己“欠债太多”，用这样一种愧疚的心灵来面对他热爱的百姓和人民，这对我的震动实在太大了。而也正是顺着这样一条心灵的线索，我才最终走进了穆青的世界。

所以说，对人物内心的把握，我认为就是要用自己的心，去靠近他的心，这样就会体会很多。每个人都会有很美好的东西，更何况这些优秀的人物，他们的世界、他们的生活太丰富了。还有一次，穆青和我讲了一些当年坎坷的经历，我就问他：“你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你对你曾经信仰过的东西，经过那么多年，有没有过一点点动摇？哪怕是一点点。”穆青信仰的是共产主义，我本人曾经会有一些彷徨，如果他能说出一点点来，可能就符合我的想法了。老头平静地，没有任何犹豫地回答：没有。我问：为什么？他依然平静地回答，“只有两条：第一条，我相信我们党，不但能战胜外来的敌人，也能战胜自己的失误和失败。这已被历史反复验证，是不可怀疑的。第二条，我还是相信那句话，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他说得非常沉稳，非常平静，似乎在我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我当时很久没有说话，我觉得已经没有话说了。这些东西，包括上面提到的那个“画像”，都没有写在书中，但却永远写进我的心里。它帮助我认识了穆青，认识了这个老头，对我了解他的追求、他的信仰、他的爱、他的恨、他为什么是穆青等等，太重要了。如果不了解这些东西，就写不出穆青来。穆青之所以是穆青，就在于他的这颗心灵，他之所以写出一个又一个感动几代人的典型人物，就在于他有这样的一颗喷涌着理想、激情和一生燃烧的心。

对穆青的采访写作，对我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其中也包括对穆青相知相交多年的老一代新闻工作者的采访，他们给予我很多帮助。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采访范敬宜先生，他和我谈了一上午。这一上午，范先生几乎没有谈什么具体的事情，完全是谈他对穆青的认识、感受、理解，谈他眼中的穆青。这次谈话是在我已经进行了多日采访，脑子里塞得满满的却不知道如何把握的时候进行的。我就像一个站在岔路口的远行者，不知道该从哪一条路上去寻找真正的穆青。而正是这个上午和范先生的谈话，我才真正找到那条路，知道应该怎样去看穆青，非常真实的穆青。当时，范敬宜先生对我说了一句重要的话，他说，“一定要真实，实事求是，包括穆青的失误和不足也不要回避，回避了就没有说服力。而关于穆青精神的东西，更不能偏失，主导的东西一定要写出来”。那天上午我对穆青的理解就像是敞开了一扇亮堂的窗子。

这样的体会在采访中还有很多。我想说的是，对一个人的把握太重要了，真实不仅仅是事情的真实，如果感觉不真实、心灵不到位、心没有深入，事情本身也会模糊起来。

后来《穆青传》出版后，社会上的很多读者都有比较好的评价，我深受鼓励。《穆青传》给我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书中表达的东西都是穆青本人和他们那代人所具有的一种高度，我只是把它如实地表达出来，当然还有很多表达不出来。

在20多年的记者生涯中，让我铭记的人很多，我常常在静下来的时刻，脑子里便会浮现出一张张面孔——那些我曾经采访过的、并给我以深刻影响的一个个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他们不是我的亲人，却与我有着亲人一般的情愫。回想自己生命成长的许多时刻，都与他们息息相连。我知道，无论岁月的潮水如何冲刷，他们在我心中永远不会褪去。只要我的生命还在，他们就是我一生的思念。

我忘不了郭秀明——原陕西铜川市惠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受命去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一年多，是村里老老少少对他痛彻心骨的怀念，引我走进了他的世界。那些日子，我常常在老百姓为他建造的墓碑前长久地徘徊，思考……渴望着与他有灵魂的对话。他不仅让我感动，更让我昂扬，他让我在这个贫穷的小山村里看到了共产党人的光芒。当这位优秀的农村党支部书记随着新华社播发的长篇通讯《山沟沟里的共产党人》终于走向全国的时候，他也在我心中筑起了一片精神的高地。

我忘不了汪洋湖——原吉林省水利厅厅长。采访时，这个性格刚硬的人在谈到老百姓的养育之恩，谈到老百姓的艰难时无法控制的泪水，让我感到了心灵的震颤。我在心里默默地想：这才是有着鲜红底色的共产党人。我们通讯的题目就是《共产党人汪洋湖》。

我忘不了张云泉——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长。一见到他，我最想弄明白的就是，几十年在信访这个岗位上，每天都是做不尽的烦事难事窝囊事，他靠什么保持了对事业对老百姓始终不渝的真情？当我从一位又一位曾经上访过的人的口中听到他们流着泪说出的“共产党好”四个字时，我终于懂得了张云泉，这是一个为理想为信仰而战斗的人。通讯《爱因信仰而璀璨》，让无数的人感受到了共同的信念。

我忘不了白芳礼——一位以93岁高龄谢幕人世的天津蹬三轮的老人。他弥留之际那双清亮的眼神，写满了对这个世界的爱；他靠蹬三轮所得资助贫困学生的义举，让我深深感受了植于社会底层的崇高。通讯《一位老人与300名贫困学生》播发后，无数的读者流下了感动的泪水……我心底从此也镌刻下一道生命的壮景——他像流星一样划过，但却给世界留下了最后的光芒……

我忘不了华益慰——北京军区总医院一位医德高尚、医术精湛的医生。他一辈子没收过病人的一个“红包”，一辈子没出过一次医疗事故，一辈子没做过一件对不起病人的事，他被病人们称为“可以托付生命的人”。他让我看到了，一个挣脱了私欲羁绊的高尚灵魂能走多远？他给了我们通讯的一双眼睛——《大医有魂》。

我忘不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官兵——巴丹吉林沙漠里做着飞天梦的军人们。为了祖国和民族的梦想，他们一代又一代人把青春、生命、爱情、智慧……永远地写在了戈壁大漠之中，蓝天太空之上。《发射架下的花环》是我们对这些航天英雄们永远的祭奠。

有同学问我：记者这个职业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我想，每个记者肯定都有自己的燃烧点，而对于我，记者这个职业最让我神往、让我一直停不下脚步的是它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又一个优秀的、高尚的、平凡而伟大的心灵。正是这样一颗颗心灵，让我领悟着生命的意义，感受着民族的灵魂。我写出他们，不仅让更多的人因为他们而感动和受到激励，同时，我的生命也在他们的心灵中得到丰厚的滋养。一个内心有阳光的人，才能感受我们社会的阳光；一个内心有阳光的记者，才能传达出蕴于千千万万人心中的阳光。深深地感恩记者这一份工作，它让我领悟了太多人生的意义；它让我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始终朝向前进的方向；它让我内心始终充满热爱与阳光……

最后我想说，我非常羡慕同学们，你们这样年轻，生活在这样一个蓬勃鲜活的时代，而且从交流中也感到同学们的热情、敏感和活力，你们将来能够进入记者这个职业，我将引你们为自豪。

对话

问：以前对记者的印象非常肤浅，认为记者都被光环笼罩。但是，后来发生了一件印象特别深的事情，就是美国轰炸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三位记者都牺牲了，于是对记者这个职业有些动摇。报志愿的时候，家长也觉得太危险了。但是听了您的演讲之后，真的感觉您是义无返顾的。在社会中，好像每个人都在光明和黑暗，在美和丑之间去生活、挣扎。有时候我们会变得非常焦虑。我想问的是，面对社会上一些黑暗的东西时，应该怎么去抉择？

答：这位同学问的问题，是我经常经历的。我有很多弱点，遇到不理想的时候，我也会彷徨、动摇。我刚才讲到很多美好的东西，实际上我也看到很多不美好的东西，我经常在这种美好与不美好的痛苦中挣扎。

我只想告诉这位同学，不要害怕痛苦，也不要去回避你所遇到的不美好的东西。这都太正常了。永远不要期望社会是个单纯的颜色。这个社会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这才促成了一个生态的、真实的社会。

而且这些不美好的东西遇到了，也是件幸运的事情，从这里你才会更强烈地、敏锐地保持一种对美好的感觉。关键是不要被这种不美好的东西淹没。你可以痛苦，但要从美好的东西中吸取力量。在这对比中，你会更渴望那种美好的东西。

归结到底，我的感觉就是，你只要不被这些不好的东西所淹没，你努力地做起来，就会更热烈地投入美好的东西中，你就会更加热爱生活。很多东西需要自己体会，我只是想告诉你们，只要不被淹没，你永远都会热爱这种美好。

问：如果有个事情，报道出来会引起不好的影响，不报道出来又会对人民、国家不负责任。这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答：这是记者经常遇到的问题。我觉得，作为一个记者，要看你站在怎样的角度报道。如果你认为这个事情报道出来，非常有必要，应该让社会、政府和老百姓知道，而且知道以后要去解决，那么你就去报道，即使掀起波澜也义不容辞地报道。记者就应该去发现社会上那种特别需要关注的、需要敲警钟的东西。正面报道很重要，揭露性报道也非常重要。这些报道常常会更快地推动社会的进步。这种时刻，不要考虑个人会怎样，只想对国家、对社会怎样，是不是有所促进。如果有促进，那就一定要报道。

问：您在对先进人物的采访报道中会不会发现一些他的缺点。如果发现了，您愿意在自己的稿子中表现出来吗？

答：这个问题提得非常敏锐。我可以坦白地讲，在我采访的任何一个人中都不是完人，包括穆青都有缺点，而且我觉得非常真实。不过一般的人物报道是作为一个典型推出来的，只需要报道他最闪光的东西，是生命的一个横断面，所以是不需要把他的缺点也做一个全面介绍，那是传记的事。但是，在我的内心，一点都不回避他们的缺点，我看得非常清楚。这样我在写报道的时候，对人物的分寸就能有一个比较准确适度的把握。

问：您刚刚说过，作为一个记者，应该爱国家、爱人民，应该有责任感。但是，现实社会中，黑暗的事物好像比美好的事物更多，作为一个记者是不是应该更多地把黑暗的事物揭露出来呢？

答：我不认为黑暗的东西比美好的东西多。否则，社会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历史就没有必要发展。何况，即使无边的黑暗，也无法掩盖一根蜡烛的光明。在我的心中，揭露黑暗并不表示排斥美好。揭露黑暗，也是带着一种理想，带着追求光明的希望。解放前，很多进步记者揭露国民党的黑暗，就是想使这个社会进步。这种揭露并不是漠不关心的，而是因为你有爱，有理想，才会去揭露。只要你带着理想，爱着社会，爱着生活，你的揭露也是表达光明和美好的一种方式。

问：您采访了这么多人物，是不是对每一个人您都走进了他们的生活？这样走进另外一个人的世界、生活，会不会影响自己的正常生活？

答：走进生活是个大的概念。我不可能和每个人一起去生活，走进每个人的生活，但你不能放弃每一个能和他接触的机会。其次，关键就是你要带着内心想了解他的态度，非常真诚地同他去交流。另外，感悟非常重要。同样一个采访对象，去两个记者，可能写出来的是完全不同的稿子。对生活，要尽可能去接触，去感悟，同时去思考。

问：一个新闻工作者对事物的客观、公正是非常重要的。在介入人物生活的时候，会有主观的思想传达给读者。作为一个记者，和报告文学的作家有什么区别呢？怎样把握这个度呢？

答：这里有一个风格的问题。有的记者完全是白描风格，我也非常欣赏，比如西方有些记者。不过，其中你照样能感觉字里行间想要表达的东西，只是他的形式更冷静。如果有机会我也会尝试这样的写作，但总的说我的风格可能更带有感情色彩，这与我的性格有关。但是，这并不会影响我的客观。我不会绞尽脑汁去编造美好，美好不是我给赋予的，我不会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某个人的身上。美好不是我们自己想编造就能编造出来的，而是客观存在的。我的感动不是我主观的东西，而是我的感受力对客观事物的反应。

问：我以前觉得，作为一名战地记者，更能接近真实。今天听了您的报告，我觉得生活中也能很接近真实，非常感人。我的问题就是：在您的记者生涯中，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答：我有很多很多的感动，谈不上是最感动的。刚才我讲了很多很大的人物，我要谈一个很小的人物，也让我非常难忘。我采访过一个女孩子杨柳。那年在新疆发生过一次大火，烧死了一批孩子，这个女孩子就是那次火灾中的幸存者。我要去采访的时候，她的父母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孩子烧得不轻。我想象不出她烧成什么样子。

当我一进病房，看到床上躺着的女孩，脑子里一片空白。她的脸非常漂亮，大眼睛。她以前是文艺骨干，但现在除了脸，身体全部烧坏了。她的身体就像一段烧焦的黑木炭，脸以下你都想象不到那是有生命的躯体。

让我感动的是，她的躯体已经这样，但这个12岁的女孩对未来的梦想却并没有泯灭。她告诉我，她还想继续找老师学音乐，学钢琴。大火烧坏了她的身体，没有烧坏她的梦想，她还在想今后的生活。如果我像她那个样子，我会像她一样还充满梦想吗？她给我传达了一种很庄严的生命的意义，一种永远对生活不放弃的态度。有时候我觉得特别难的时候，就会想到她，想到那双美丽的眼睛。

问：很多人对记者这个行业有很多片面的不好的看法，您怎么看待这种看法？

答：我觉得记者这个职业外表上总给人一种轻飘飘的感觉。可能是来自电视电影中的一些形象，有时候我也觉得很可笑，电视电影中记者的形象总有很不真实的感觉。比如某个女记者，长得很漂亮，特别风光，走哪儿都呼风唤雨。其实记者并不是这个形象，而是被很多电视里的形象“误解”了。一方面，我不否认在我们的记者队伍中也不是那么整齐划一，现在的新闻业很发达，记者的队伍迅速膨胀，一些素质不高的人也进了记者圈，他们按自己格调不高的想象来指导他们的行动，有些人甚至做了很多违背道德的事情，给社会造成的影响很坏。

另一方面，记者风光的一面其实只是表面的东西，本质上记者是个很沉重的差使。要当一个好的记者，你必须考虑好多问题。比如，穆青就经常想，记者要当一个政治家，要考虑总理的问题，记者的脑子要不断地思考。记者是一个很沉重的职业。在我的周围，我看到许多真正的好记者都是一些很朴实、很踏实的人，甚至有些在交际场合中并不善于言谈。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特质：善于思考。

问：作为一个记者，应如何保持理想主义，不被世俗的金钱所左右？

答：现在我们这个年代，讲理想，好像很空洞，大家都厌烦了。我曾经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当我看到社会的现实和我的理想不完全一样的时候，我就走上另一个极端，不相信任何理想。但是，度过低谷走过来以后，我想跟同学们讲，理想是永远存在的，就存在于你的心里。这个理想就在你看了这么多黑暗、这么多痛苦之后，仍然在生活中看到那么美好的心灵，这个理想使你会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人类是一种高尚的动物。莫颖怡　唐超　王魏蔚　欧阳姗姗　段祖贤　刘紫薇　曹姗姗/记录整理(2005年10月)

解国记：为文但求一句新

演讲人简介：解国记，1953生，河南清丰人。曾任新华社河南分社副社长、新华社黑龙江分社社长，现任《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长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表了许多“为党分忧、为民请命”的报道。主要新闻作品有《河南农民陈重申反映“三乱”被村干部杀害》、《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等。主要著作有《既然当记者》、《中外新闻轶事》、《中外新闻掌故》等。2002年，开始尝试以“改造指导性，弱化工作性，强化监督性，提升世界性”为目标对《新华每日电讯》进行改版。

我不知道大家需要听什么，喜欢听什么。但我知道这个年龄段的大学生，可能仍然喜欢听故事。我的孩子就喜欢听故事，他在清华电子工程系读书。所以，我今天就给同学们讲几个故事，从几个故事里，引出一些新闻方面的话题。

先讲一个寻觅吵架的故事。这个故事主要是想说一下新闻题材的问题。

寻觅吵架的故事——题材拓展的话题

那是1991年元月，我孩子9岁，读三年级。老师有一次布置了一道作业，是语文写作方面的，也没有具体的题目，只说是让孩子上街看一场吵架，观察人在吵架时的表情、神态、语言、动作等，然后把它写下来就成。

这个作业听来简单，但要做的时候却感到它是那么“邪门”。因为吵架这种事情，纯粹是偶然的，平常走路不一定谁、不一定什么时候可以碰上；但要布置成一项任务，令你必须看到，必须写下来，恐怕就难了。哪有吵架的正好让你碰上啊？碰不上，你也不能拉两个人说，你们吵一场架给我看看吧。谁吃饱了撑的干这种事呢？就是人家答应干，那“演”的吵架能和真吵架一样吗？

星期二、三布置的作业，下星期要交。从新华社河南分社到孩子上学的郑州市纬五路第一小学，也就300米左右，尽管来回走了好几趟，也没碰到一个吵架的。于是孩子就犯愁，嘟嘟囔囔地责怪老师出题难。

我想，孩子完不成作业也不好啊，得帮他一把。怎么个帮法？找去呗。

偌大的郑州，我不信找不到一起吵架的。星期天是1月13日，我推出自行车，带着儿子，满怀信心地上了大街。

我们居住的市东部最热闹的地方是花园路，那天，这条路上挂了很多标语：“依法纳税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支持生产是税务部门的首要职责”。对了，我当时悟到——今年是全国税法宣传年，今天又是郑州市税法宣传教育日，过去常因为征税缴税争争吵吵，今天说不定也有人干上仗的。于是我俩找得可有劲了，但见到的都是，人们或驻足宣传栏前，阅读有关税法条文，或伏案咨询台前，倾听税务人员细心解说，处处细语低声，笑容可掬，根本没个吵架迹象。

于是我俩又“搜索”过长长的人民路，来到市中心的“二七”广场。广场周围有郑州亚细亚等四家大商场，当时是亚细亚最红火的时候，那里是郑州最集中的购物中心。我想，在这一带找几家顾客和营业员吵架的事情应该不难。可是，出这商场，进那商场，愣是见不到斗气吵架的。

走出商场门，终于听到吵声，儿子不禁喜出望外，拉着我就跑上前去。唉，不是大人在吵架，而是一位妈妈在训斥不懂事的孩子。猫咬尿泡——瞎欢喜。

正败兴的时候，忽然想起分社摄影记者樊鸣涛给我说的，文化路上的太平洋商场今天开业，水产品最多最便宜。新开张的商场肯定人多，人多吵架的几率就高。我们赶忙飞奔而去。果然，太平洋内简直是人山人海，虽离春节还早，就已跟除夕临近似的，海鲜又多又便宜，营业员个个笑眯眯，不买都觉得过意不去。吵架的没找着，倒让我掏腰包买回些海米黄花鱼。

走出“太平洋”，孩子说，找个乱糟糟的集贸市场吧，那里准保有吵架的。于是，我们来到了印象中最乱的五里堡集贸市场。但一到那儿就有点犯“傻”：过去胡摆乱放横七竖八的这个市场，如今井井有条。摊档分列两旁，小商品、主副食品琳琅满目；中间又加干鲜水果摊车，苹果大枣红彤彤，香蕉鸭梨黄澄澄，看上去都眼馋。整个市场人挨人、人挤人，难找一点缝隙。但与我们“愿望”相悖的是，大家都不急不气，慢悠悠地“随流”而走。忽然，街侧一辆自行车和三轮车迎面而撞，自行车连人带车倒在三轮车把上。我与儿子相视一笑：“机会”来了！谁知那两人彼此看看车、人无损，居然互一点头，各自走人。

天黑了下来，我们实在没了找到吵架者的信心。懊丧地回到家里，都快7点了。妻子听说我们是去找吵架的啦，哈哈大笑：“吵架的肯定有，不过真的少多了。”

年近80的老岳母接话茬说：“我天天都出去转转，没咋见着个吵架的。”

儿子更有气：“真是的，老师咋出个这题目。”

就在一家人觉得逗乐、“生气”，孩子无东西可写的时候，我忽然感到，寻觅吵架这件事，可以写成一篇新闻。

为什么？春节快到了，新闻媒体要有反映各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社会稳定、气氛祥和的报道，我和孩子寻找吵架的所见所闻，不正好体现这个主题吗？

于是，第二天我也没作任何构思，就那样直白地把上面寻找吵架的过程摆到了纸上，题目就叫《寻觅吵架的》，也没搞什么装饰、反复修改什么的，就发到了总社。

很快，这篇稿子变成了报纸头版报眼的花边新闻。

很快，《新闻业务》载文，称道这篇稿子之妙。

当年，此文收入《散文式新闻选萃》一书。

两三年后，经济日报社的一位副总编辑在《中国记者》撰文论述经济报道怎么写好时，推《寻觅吵架的》等为典型。

8年之后，新华社总编辑南振中，在其著作《记者的发现力》中，以较长的文字赞赏这篇稿子的采写。

整整10年之后(2001年2月)，《寻觅吵架的》被收入《中外新闻特写名篇赏析》。

为什么这篇千把字的小稿子有此等生命力？

题材！是由于一个全新的题材成就了它。

这个题材反映的主题并不新鲜——春节临近，总社通知要发一些各地商品丰富、市场繁荣、秩序稳定、气氛祥和的稿子。历年都是如此，因为我们当时还尚未完全从商品紧缺格局中走出来，社会秩序也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问题，大的节日须要组织商品供应、要严抓一阵社会治安才行。但反映这样的主题思想的稿子，一般都是从正面“进攻”，直观地讲各地怎样抓这些工作，最后用一些数字堆上了事。谁也不会想到，可以用领着孩子满大街找吵架的这样的题材。而效果，不知要比改成一条《郑州市春节市场繁荣社会秩序稳定》的直观报道强多少倍。因为它不漏一点宣传的痕迹，是让人在读一个幽默、好玩的故事中，不知不觉“悟”到市场繁荣、秩序稳定这个社会现实的。

类似的稿子还有《省长，谢绝参观》，是通过一家乡镇企业连省长都敢“挡驾”、愣是不让省长参观一事，来反映知识产权问题的。此事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农民身上，真是了不起。而事情发生时，又显得那样的自然，那样的平淡，没有任何人在意它，更不可能感悟到是一桩大新闻。我把它写成新闻，总社把它播了出来，人们才觉出其分量，不但媒体用着好，它还获得当年河南省新闻奖一等奖。

我讲这些故事什么意思呢？一句话，写新闻就要想办法找那些没人写过的题材。不要见人家写什么自己也写什么，去年写什么今年还写什么，像过去农村报道中的“四季歌”，重复过来重复过去。我曾不止一次地对我工作过的河南分社、黑龙江分社的年轻记者讲，在新闻写作中，最省力、最易见效的，就是题材领域的突破和创新。这简直就是当记者的一个诀窍。

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故事——思想发掘的话题

第二个故事叫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故事。

生产队这种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同学，记事时基本上都没有了，农村已经是行政村、村民小组了。我们则都是生产队时期的见证人。

生产队是农村最基层的一种组织，它上面是生产大队，再上面是人民公社、县，农民叫“社员”——就是人民公社社员。生产队这种体制，使农民没有一点自主权，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压抑了生产力，绝大多数地方穷得吃不上饭。所以才有了1978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生产队社员冒着坐牢杀头的危险，秘密解体生产队，偷偷实行“大包干”(后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件，所以才有了后来这种做法一经肯定，立即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全国生产队几年间就解体得一干二净，所以才有了从经常吃不饱肚子、饥不择食到“卖粮难”、买食品挑三拣四、嫌这不“绿色”、那不“环保”的今天。

但是，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在生产队解体多少年之后，居然还有一个一直“坚持”着没倒。这就是黑龙江省双城市黎明村第四生产队(简称四队)。直到1998年，也就是在小岗村生产队解体20年之后，它才解体，所以也被叫做最后一个生产队。

当时，黑龙江的地方媒体如《哈尔滨日报》等，都发了消息。

人家已经报过的题材，新华社再怎么报呢？我当时并未考虑好。于是决定，先不做大的报道，思考一段，看看时机再说。于是只让记者高淑华同志写了一个内参稿就不再提了，而是心里一直秘密地酝酿、琢磨，怎么挖掘出新的思想意义。我说这些话的用意在于：一个有价值的题材，当你悟不透它的时候不要轻易地浪费掉，不要轻易糟蹋了。

1998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本来这一年，尤其是下半年，主要是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20周年的报道时段。但由于夏秋时节长江、嫩江、松花江发生特大洪灾，抗洪报道以及后来的抗灾、防疫、越冬安排等，一度成为主体。抗洪救灾基本结束之后，纪念性报道重又铺天盖地：消息、通讯、综述、照片、图表等，不一而足。但大多数报道都是回顾性的、工作总结性的，多是从起点的1978年下笔，一路写至1998年时发生了什么变化等。而从终点入手，写事件性新闻的，几乎未见。

此情此景使我感到，重新挖掘最后一个生产队思想的时机到了。因为这是一个当年所发生的事件性新闻，是一个可以从20年进程的终点下笔来做的大文章。这一题材的特殊性、传奇性，完全可能给当时看多了其他大批纪念性文章的读者一种奇特的新鲜感。

再有，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的1998年之初，而到年尾才是正式纪念日的过程，又给它的新生体留下了十来个月的成长观察期。这十来个月，正好让解体后的四队农民，度过了庄稼从种到收的过程。解体后效果怎么样，基本上可以在第一个收获期看出些端倪。应该说，黎明四队这颗果子，此时可谓瓜熟蒂落。

11月11日，我们踏着初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来到最后一个生产队调查。我们察看了原生产队队部、队办企业、解体后新建的塑料大棚、获得经营自主权的农民开办的批发商店。同时，召开了座谈会，还进行了家访。采访的范围广及原四队社员、会计、生产小组组长、生产队长、镇长及双城市领导，还有那些在生产队没解体时保留社员身份、但最早独立出去的跑买卖者。

大量材料把一个难得一见的生产队标本呈现在我们面前：社员们三三两两到一处集合，先来的人怕吃亏，等人来齐了才干活，一等就是十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干活当中集体号令一起休息，休息后再一起干；收工的时候到了，大家一块往回走。农忙时，男劳力11分，女的9分；农闲时，男的9分，女的7分。干多干少都是这个数……

不仅农业生产如此，连生产队的队办企业——锅炉厂也沿用这种管理方式，不管厂长、技术员、推销员，还是一般工人，不论贡献大小，统统和种地的社员一样记工分。于是厂子很快萎缩，不但难以补贴社员，还背上债务，最后也趴了窝。

不愿受此限制者甘愿丢掉生产队这待遇、那福利以及“视为自行退社”的处置，自己跑出去闯荡。于连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外出贩菜年收入五六万元，光手机费一年就花四五千元。与四队地挨地的黎明二队，当年穷得叮当响，搞起大包干后，群众收入很快超过了四队，于是四队人心浮动，原生产队的体制再也维持不下去了。1998年1月12日，四队社员集体投票表决：解散生产队，实行大包干。“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座谈中许多农民眉飞色舞地讲起当时分地情景，说起务农之余打工经商的苦乐。

基本素材采访完了，我们接着进行思想采访、资料采访、政治理论采访。我们翻阅了当年小岗村实行“大包干”后的历史资料，查阅整个“大包干”推行过程中党中央的一系列文件。纵观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采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使我们对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意义的认识一步步深化。它能在改革开放后继续留存20年，让人深切感受到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一系列政策的宽容性和包容度。

接着，我们又把黎明四队与20年前就解体的安徽小岗村联系起来思考，不仅对共和国改革开放步履感受特别深切，而且也更领悟到了邓小平理论的经典意义。

稿子基本写成后，11月24日我们带上它直奔总社。总编辑南振中同志看后高兴地说，这是篇真正的新闻。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是这个故事的灵魂，要客观表述，无须多加评论。他给当时负责纪念报道的何平同志(现为新华社总编辑)打电话，介绍这篇稿子，要求列入发稿计划，作为重点稿经营。何平同志看后提出了进一步的修改意见。我们咬住“鼓励试，允许看，不争论”这个灵魂认真修改后交给他，他又动笔亲自修改，定题为《迟到二十年的历史跨越》，并报南振中同志。南振中同志即在稿子上批示：“稿子写得很好，有思想深度，作为重点稿播发。”

稿子12月2日播发后，立即赢得媒体青睐。《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每日电讯》、《经济参考报》均在头版头条刊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中摘播；《黑龙江日报》、《解放日报》、《重庆日报》等地方报纸在重要版面刊用；香港的《大公报》、法国的《欧洲时报》等媒体纷纷刊载。中央电视台、黑龙江电视台派摄制组前往黎明村赶拍电视专题片。后来，日本记者也专程前往黎明村采访报道。

媒体不但采用稿件，还就此纷纷发表评论。

香港《大公报》按语：自愿保留生产队经营体制的黎明村，曾以红红火火的大锅饭惹得邻村眼热了好一阵。20年后黎明村的人们又自愿将生产队解体，走上了大包干之路。这个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20年来中国农村的深刻变化。

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主办的《特供信息》发表文章《“最后一个生产队”的意义》：新华社日前发表了“最后一个生产队解体的纪实”的报道。报道说，当初农村改革开始时，黑龙江双城黎明村第四生产队召开社员大会进行表决，结果绝大多数社员不同意实行包产到户，于是决定继续吃“大锅饭”。原来，这个队人多地少，300多亩地几乎全部种菜，当时一亩菜顶几亩粮，又办了一个锅炉厂，每年利润几十万元，使社员劳动日值高达5元钱。而当时许多地方的劳动日值不过几毛钱。县里一些有头有脸的人，都想法把孩子或亲属的户口往四队转。四队的“大锅饭”虽非大鱼大肉，但低水平的温饱也足以让人眼热。另外，在四队当社员，什么时候该种啥、咋管理，都不用操心，税费、风险都由集体担，男的干到60岁，女的干到55岁，每月可领到50元退休金，外地农民想都不敢想。农民是最讲实际的，在没有亲眼看到大包干后那种勃勃生机和成果时，他们宁愿选择已有的相对优越和安闲。然而，事实最终教育了四队的社员。这20年来，他们的分配水平、生活水平渐渐地和别的实行大包干的地方拉开了差距，锅炉厂也每况愈下，最后终于被压趴了窝。今年年初，四队的社员们在事隔20年后终于又一次投票表决：解散生产队，实行大包干。[主持者言]如果不看这篇报道，你真不敢相信在农村改革已经经历了20年的今天，中国境内居然还有“生产队”这种计划经济时代生产组织的存在。新华社的这篇报道写得非常之好，完全有资格获得本年度的新闻大奖。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在文中解释“最后一个生产队”为什么能“保存”到今天的原因时这样分析：“我国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明智之处在于，不搞强迫命令和一刀切，对改革的选择实施不争论，暂时看不明确的东西允许看，就这样，生产队体制在这东北一隅保留了下来。”这正是“全国最后一个生产队”的真正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当然，现在黎明四队的“社员们”通过20年的漫长实践终于决定解散“生产队”而采用“大包干”，那也完全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能为了所谓的“比较价值”硬要他们继续“保留”下去)。也只有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领导者才有这样的气魄和胸怀。试想，几十年之前，如果当时的决策者对“包产到户”这样的生产组织形式也能够这样允许“留一留、看一看”而不是“斩尽杀绝”的话，农村改革包括整个社会经济的改革说不定会早个十几年前就开始了呢。历史的经验证明，越是“左”的思想路线，往往越容不得“异类”的存在而容易走极端。今天，在邓小平理论已经深入人心，在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形势下，我们不是仍然能够容忍那些与时代主流唱反调的“左”派们办刊物、发文章、表达他们的思想和观点吗？再试想一下，假如让他们来当权，他们又会怎样呢？《人民日报》也发表评论《从小岗村到黎明村》：从昔日小岗村冒风险搞秘密协定，到今天黎明村公开集体投票做出同样的选择，其缘由不尽相同。小岗村是迫于贫穷和饥饿，而黎明村则是民主进步的结果。如今，像黎明村这样集体投票决定本村重大问题的做法已成为法定程序，这说明农民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主人。

这一连串的反响，不是得益于对最后一个生产队这一题材的思想开掘吗？如果步地方媒体后尘，单发一个动态，恐怕就不一定是这样的效果了。

说到这里，我想再附带讲一篇也是由于挖到了一个题材的“思想眼”而成功的稿子。这篇稿子叫《我每年约一个“珍宝岛”折入中俄界河》。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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