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留珠,贾二强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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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学研究·第一辑试读：
發刊詞
進入21世紀，北京和陝西學界倡導長安學的學術實踐活動蓬勃興起。至2009年，北京大學《唐研究》推出《長安學研究專號》，陝西省文史研究館成立了“長安學研究中心”，並出版《長安學叢書》第一批八册。以此爲標誌，在中國大陸長安學的旗幟被高高樹起。
所謂長安學，是用漢唐都城“長安”之名命名的一個學科。它所研究的對象雖然以長安城、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爲主，但卻又不完全局限於此，而擴展至建都關中地區的周秦漢唐等王朝的歷史文化，另在地域上亦遠遠超出長安城的範圍而擴大至整個關中以及更廣泛的相關地區。
長安學的興起並非偶然。大家知道，學人有關長安城、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的研究，有關周秦漢唐的研究、有關以關中爲中心的區域文化研究，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當這類研究發展、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後，自然會産生一種用學科形式對其加以總結、升華的需求。時值20世紀結束、21世紀開始之際，這一需求集中爆發，在短短數年間京、陝兩地研究者先後三次提出“長安學”問題，呼籲用這一學科名稱來概括以往對於長安文化長安文明以及周秦漢唐歷史文化的研究。於是乎就出現了如前所述的那些蓬勃興起的倡導長安學的學術活動。
由於陝西是周秦漢唐故都長安的所在地，所以長安學對陝西學人來説另還有着一層特殊的意義：即將之視爲陝西這個歷史文化大省的學科形象。2013年，在國家教育部的關懷下，在陝西省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設於陝西師範大學的國際長安學研究院成立。這是原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長安學研究中心華麗轉身而建立的一個省級協同創新中心。它由陝西四所高校（陝西師大、西北大學、西安文理學院、長安大學）與國外兩所高校（日本學習院大學、韓國忠南大學）及陝西省政府相關職能部門（文物局、文史館）共同組成，以傳承並創新以“長安”爲載體、以“長安文化”爲主要内容的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爲根本任務，通過學術研究、文化推廣、社會教育等途徑，致力於提升陝西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增强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和文化向心力。
爲更好地推進長安學研究，國際長安學研究院特創辦《長安學研究》作爲院刊。我們希望以此爲熱愛長安學研究的朋友提供一個發表學術見解、展開學術爭鳴的平臺。我們也希望以這種形式發現、扶植、團結研究人才，積累學術成果，擴大學術影響。
我們熱切盼望得到學界同仁的大力支持！盼望各位不吝賜教，踴躍賜稿！《長安學研究》編輯部
【長安學探討】
長安學的緣起、研究現狀及未來展望
黄留珠摘要新世紀伊始所倡導的長安學，是對長期以來有關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研究的學科概括、定位與升華，其緣起有“陝”“京”兩“源”，並非某一個人的創立、創建。2009年陝西省文史館長安學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長安學叢書》，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長安學”研究專號，掀起了長安學研究的空前高潮。北京的長安學研究扎實、細緻並完全按純學術的路徑一步一個腳印前進，陝西的研究則聲勢浩大、迅速快捷並具有濃濃的組織、行政色彩。2013年陝西組建的國際長安學研究院爲長安學未來的發展勾畫了藍圖，世人樂見其成。建議仿效《唐研究》創辦長安學研究專刊，以擴展影響，發現、培養、團結人才，積累學術成果。展望長安學發展，可以説任重而道遠。關鍵詞
長安學 長安文化 長安學研究
近若干年來，“長安學”的旗幟在神州大地被高高樹起，長安學研究亦有組織有計劃地大張旗鼓展開。如此一種倡導長安學的學術活動，若用“其興也勃”予以形容，應該説還是不過分的。那麽，這場學術活動的緣起是怎樣的？其發展的現狀或曰已取得的初步成果如何？其未來的發展又將如何？筆者作爲這一活動的參與者之一，深感對這些問題有必要結合個人親身的經歷略做陳述，以與關心長安學的朋友們共同討論。一、長安學緣起“長安學”是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中國大陸學人倡導並特别爲陝西學界所重視的一個學科概念。
此事的肇始，可追溯到2000年初。當時在陝西《人文雜誌》舉行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位西北大學的學者十分明確地提出了“長安學”的問題，希望以此來概括陝西這個歷史文化大省的學科形象，就像安徽省以“徽學”來概括自己的學科形象一樣。此舉雖然引起了學界的一定重視，但由於種種原因卻未能獲得積極進展，從而留下了太多的遺憾。
其後不久，“長安學”的問題又在首都北京被提出。2003年12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唐研究》第九卷刊發的《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一文中，作者榮新江教授亦相當鮮明地提出了“長安學”的命題。他説：“筆者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學的過程中，不斷在思考一個問題，即長安是興盛的大唐帝國的首都，敦煌是唐朝絲綢之路上的邊陲重鎮，由於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經洞敦煌石窟保留了豐富的文獻和圖像資料，引發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敦煌學研究熱潮；相反，雖然有關長安的資料並不少於敦煌，但因爲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發現，所以有關長安的研究遠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樣豐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學’那樣的‘長安學’來。”很顯然，儘管榮氏所論長安學的視角與陝西學者所述的角度不同，二者對長安學内容的理解也有某些差異，但彼此所提的學科名稱均作“長安學”卻是完全一致的。
延至2005—2006年，“長安學”的問題再次被重新提起。然而這次與上兩次不同的是，問題不是由學者而是由政府部門的文化官員提出的。原來時任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館長的李炳武，有感於“一部《紅樓夢》能夠衍生出風靡全國乃至世界的‘紅學’；一處‘敦煌石窟’能夠形成獨立一派的‘敦煌學’”這樣的事實，認爲在創造了周秦漢唐燦爛文明的長安大地上，完全有條件也應該打出“長安學”的旗幟，以凝聚陝西的學術力量，深化長期以來學人一直堅持的關於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的研究。於是他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行政資源，率先在陝西文史館内開展了關於“長安學”的討論，並在一些主要方面取得了初步的共識。與此先後，陝西省文史館還陸續舉辦了周文化、秦漢歷史文化、唐代歷史文化等一系列的學術研討會，以及“長安雅集”之類的大型文化活動，既爲倡導長安學做鋪墊，也與倡導長安學相呼應。一時間，倡導長安學的活動搞得繪聲繪色、轟轟烈烈。
乍看起來，前述三次長安學的被提出似乎彼此獨立不相關聯，但實際上這三者卻是沿着同一的邏輯理路而前進的，其間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聯繫。具體言之，這就是學者們長期以來所堅持的對於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的研究，發展到新世紀急需一種學科性的概括、定位與升華；而在此過程中人們的目光不約而同地集中到“長安學”這樣一個學科名稱之上，於是乎便出現了一而再、再而三倡導長安學的呼聲與行動。這樣的事實也有力表明，“長安學”的提法，確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當然，從上述長安學被提出的事實，我們也很容易看到，長安學緣起實際上有兩個“源”：一曰“陝源”，一曰“京源”。陝源的長安學，固然以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研究爲根本，但學術視域卻有所擴大，甚至包括了有關陝西地域文化的研究。而京源的長安學，則大體限於古長安都城史的範圍之内，在一些人看來，甚至僅僅被理解爲關於隋唐長安的研究。
這裏有一個問題需要特别提出來加以澄清。在當前有關長安學的論述和宣傳中，每每可見“長安學爲某某人所創立”或“某某人創建了長安學”一類的説法。其實，這很不科學，是論者不瞭解長安學緣起最基本事實的反映。
如前所述，長安學的出現是學人對長期以來有關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研究進行學科概括、定位與升華的産物。用哲學性的語言描述，即長安學是長安研究學術史發展的必然結果。如此，把這樣一種歷史的必然歸結爲某某個人的“創造”、“創建”，顯然與事實不相符合。
誠然，馬克思主義從來並不否認個人在歷史上的作用。不過，這必須以尊重科學、尊重事實爲前提。衆所周知，長安文化源遠流長，對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的研究歷史悠久。特别是在陝西，由於具有深厚的歷史文化積澱，由於具有周、秦、漢、唐故都所在地的先天優勢，所以陝西學人無不以古代歷史文化尤其長安文化爲其研究重點，無不掛“周秦漢唐”尤其“長安”這塊牌子來展開其研究。而新世紀提出來的“長安學”，正是在學人長期以來對於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研究基礎上形成的——或者説是長時期以來的關於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研究才造成了“長安學”。這裏最基本的事實是，先存在有關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的研究事實，而以後才出現“長安學”的名稱。前者爲“因”，後者爲“果”。如若一定要講“長安學”的創造人、創建人的話，那麽衆多的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研究者，才是當之無愧的。正是他們辛勤、艱苦的勞動，創造、創建出了長安學。而當今提出以長安學來概括關於長安文化、長安文明研究的人，不過是長安學的倡導者罷了。
學術史上類似這樣的情況，實際上很常見。例如人所共知的敦煌學，要確切説出它爲何人創造、何人創建顯然是困難的。其真實的情況應該是也必須是，那些從事敦煌出土文獻、文物研究的學人共同創造、共同創建了敦煌學；而且也是這種創造、創建性的研究工作在先，“敦煌學”的稱謂出現在後，與當今的長安學情況相同。再如我們常説的紅學也是如此。紅學當爲研究《紅樓夢》的學人所共創、共建，把紅學歸結爲任何個人創造、創建都是有違事實的極端功利主義的表現。二、長安學研究現狀
2009年對長安學發展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一年，所以對長安學研究現狀的論述，需要從此説起。
這年9月，陝西省文史研究館長安學研究中心成立。該中心由當時的文史館館長李炳武牽頭，以文史館館員（一批資深的文史專家）爲基礎，聯合西北大學、陝西師範大學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這既是一個研究長安學的中心，也是組織、領導長安學研究的中心。
研究中心成立後所做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就是編撰、出版《長安學叢書》。李炳武館長對此可以説是雄心勃勃、信心滿滿，計畫要出100部以上，内容涵蓋長安學所能涉及的方方面面，而且力爭在研究中心成立時便推出第一批成果。由於時間緊迫，文史館領導採納館内專家建議，將首批推出的《叢書》内容加以變通，改爲對以往研究成果的彙集總結。這樣，在研究中心成立的次月，第一批8册書面世了（版權頁標注的出版時間爲2003年9月），分别名曰《長安學叢書》之“綜論卷”、“政治卷”、“經濟卷”、“文學卷”、“藝術卷”、“宗教卷”、“歷史地理卷”、“法門寺文化卷”。
洋洋乎裝幀考究、印製精美的8册《長安學叢書》的推出，無疑成爲長安學研究中心成立當時最出彩的一件大事。它可以説既起了一種標誌也起了一種宣言的作用。從程式上來看，這批書的編撰都經過了不止一次的研討、評審過程，應該説是比較認真比較嚴格的，合乎學術規範。然而也不能不看到，畢竟時間太短，難免帶有某些“急就章”的痕跡，而各册書的品質，也明顯存在良莠不齊的情況。特别是這批書僅僅是彙集了以往的研究成果，而没有新創的成果——儘管這當中有其不得已的苦衷，但不免留下了令人惋惜的遺憾。
非常巧的是，2009年北京方面有關長安學的研究工作也推出了重要的成果——這就是當年出版的《唐研究》第15卷。該卷集中刊發了長安學研究的論文19篇，故被命名曰“‘長安學’研究專號”。爲了便於讀者瞭解更具體的情況，兹將這些論文的題目抄録如下：
隋唐長安的寺觀與環境
城門與都市——以長安通化門爲主
唐代長安的旅舍
文本的闡釋與城市的舞臺——唐宋筆記小説中的城市商業與商人
論長安城的營建與城市居民的税賦
唐代都市小説叙事的時間與空間——以街鼓制度爲中心
想像中的真實——隋唐長安的冥界信仰與城市空間
唐代長安的宦官社群——特論其與軍人的關係
唐長安太清觀與《一切道經音義》的編纂
從宫廷到坊里——玄肅代三朝政治權力嬗變分析
中唐文人官員的“長安印象”及其塑造——以元白劉柳爲中心
張彦遠筆下的長安畫家與畫跡
長安：禮儀之都——以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爲素材
禮展奉先之敬——唐代長安的私家廟祀
貝葉與寫經——唐代長安的寺院圖書館
唐初密教佛經的翻譯與貴族供養
記智首、玄琬與唐初長安的守戒運動——兼論唐太宗崇重律僧與四分律宗之崛起《兩京新記》新見佚文輯考——兼論《兩京新記》復原的可能性
隋唐長安史地叢考
從這些論文的標題，可以看出其研究視角非常新穎，所研究的問題多微觀的具體的前人較少關注或没有涉獵的問題。可以這樣説，它們代表了長安學研究的一種新潮流。值得注意的是，文章的作者除了北京當地高等院校、科研機關、文化單位的學者外，還有其他各省、市以及臺灣地區的學者，另還有美國、日本的研究者。這也充分反映了參與長安學研究人員的廣泛性與這項研究本身的國際性。
如果比較京、陝兩地的長安學研究特點的話，那麽，北京的扎實、細緻並完全按純學術的路徑一步一個腳印前進，給人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陝西的聲勢浩大、迅速快捷以及濃濃的組織、行政色彩，似也構成了一道可觀的風景綫。當然，就所推出的研究成果而論，北京的開拓、創新，陝西的總結、綜合，應該説各有千秋，不過用學術的尺度來衡量，似乎行家們更推崇、更看好前者。
總之，正如前文已經指出的那樣，2009年對長安學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這年陝西成立的長安學研究機構和出版的8册《長安學叢書》，北京出版的《唐研究》第15卷——“長安學”研究專號，共同把長安學的發展推向了一個空前的高潮。而在它的影響下，長安學研究邁入新階段。以下我們仍按陝、京兩條主綫繼續介紹長安學的發展情況。
在陝西，於2010年又出版了《長安學叢書》6册。這批書名曰《叢書》的“長安學者文集”系列，首先推出的6册分别是“武伯倫卷”、“王子雲卷”、“陳直卷”、“傅庚生卷”、“霍松林卷”、“黄永年卷”。很明顯，這6册書與前8册書性質是一樣的，都屬於對以往研究成果的彙集整理，只不過這次是按人頭來進行彙集整理罷了。其後，《長安學叢書》於2011年又繼續出版“長安學者文集”系列書4册，分别爲“于右任卷”、“張西堂卷”、“石興邦卷”、“何煉成卷”；於2012年則出版2册，一是“學者文集”系列的“李之勤卷”，一是屬於首批叢書系列的“教育卷”。2013年，《長安學叢書》計畫推出“西安城市史”系列，有若干書稿已完成交付出版社，現因特殊情況而被推遲。對此，擬在後文中再做説明。
除了《長安學叢書》這個平臺之外，2010年《長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開闢“長安學研究”專欄，截至2013年共辦16期，發表論文74篇，成爲長安學研究的又一重要陣地。該學報還經常舉辦有關長安學的“論壇”，以這種形式弘揚長安學、宣傳長安學。一個工科爲主的院校，能夠如此盡心盡力做長安學的工作，在全陝西是第一家，也是唯一的一家，實在難能可貴。
這裏還要提到的是，較陝西省文史館長安學研究中心成立早近一年的西安文理學院長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雖然没有明確掛“長安學”的牌子，但實際上也是一個長安學的學術研究機構。該中心推出的《長安歷史文化研究》《長安歷史文化論叢》等書刊，事實上也成爲長安學的重要平臺。特别是他們每年一次的長安歷史文化研討會，已經連續舉辦了八届，而且越辦越好，影響越來越大，成爲西安市的一張亮麗學術名片。
另外，西安市社科院亦成立了專門的長安學研究機構“長安學研究所”。
如果我們把目光再放寬一些，將長安學不僅僅限於古長安城的城市史研究，而把它擴展至整個關中地區乃至整個陝西歷史文化的研究，擴展至周秦漢唐歷史文化的研究，那麽，陝西長安學研究的平臺及研究成果顯然還會增加不少。例如西北大學與三秦出版社聯合主辦的《周秦漢唐文化研究》年刊，陝西師範大學推出的《長安史學》《長安學術》，以及《唐都學刊》開闢的“漢唐研究”專欄、《咸陽師院學報》開闢的“秦漢史研究專欄”等等，似都可以劃入此列。再如集陝西全省著名學者全力修撰的、第一部系統論述陝西地域文化的、屬於國家級重大文化工程項目的《中國地域文化通覽·陝西卷》（2013年10月中華書局出版），顯然也應該劃入此列。
北京方面的情況似乎不像陝西那樣多元。這裏的長安學研究平臺主要還是一年出版一卷的《唐研究》。衆所周知，該刊由羅傑偉（Roger E．Covey）創辦的唐研究基金會資助出版，營運無後顧之憂，相當穩定。自第9卷開始，即以研究專號的形式推出。其第15卷“長安學”研究專號之後，又相繼出版的第16卷名曰“‘唐代邊疆與文化交流’研究專號”（2010年），第17卷名曰“‘中古碑誌與社會文化’研究專號”（2011年），第18卷名曰“‘中國中古的信仰與社會’研究專號”（2012年），至第19卷則開闢了兩個研究專欄——曰“‘從地域史看唐帝國——邊緣與核心’研究專欄”，曰“《葛啜墓誌》研究專欄”（2013年）。表面上看這些專號、專欄所討論的問題並不是長安學，但其中不少内容實際上卻涉及到長安。特别如《葛啜墓誌》，即出土於西安，對它的研究自然屬於正宗的長安學研究了。三、長安學未來展望
自新世紀伊始研究者提出“長安學”問題以來，短短十多年裏，這一學科得到了令人矚目的發展。尤其在陝西，這項研究得到了省委、省政府的大力支持，使之具有了極其明顯的權威性。當新世紀跨入第二個十年之後，陝西長安學研究主體平臺又開始了由政府文化部門主辦向高等院校主辦的華麗轉身；其進一步將各種研究力量進行整合，組建成新的長安學研究機構——國際長安學研究院。
2013年3月，新的“國際長安學研究院”在陝西師範大學舉行揭牌儀式，教育部一位副部長與陝西省一位副省長均蒞臨祝賀，充分表明了其受重視的程度。據介紹，該研究院是按照國家協同創新（2011）計畫組建的一個省級文化傳承性質的協同創新中心。它以傳承並創新以“長安”爲載體、以“長安文化”爲主要内容的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爲根本任務，通過學術研究、文化推廣、社會教育等途徑，提升陝西乃至整個中華民族的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增强中華民族的文化認同感和文化向心力。
該研究院由陝西的四所高校（陝西師範大學、西北大學、長安大學、西安文理學院）和陝西省文物局、陝西省政府參事室（省文史館）以及日本學習院大學、韓國忠南大學共同組成，院址設在陝西師大。其以陝西四所高校的研究資源爲基礎，搭建研究平臺，負責長安學的理論和專題研究，對長安文化的内容和精髓進行提煉；以陝西文物局及其下屬機構、陝西省參事室（省文史館）爲核心，致力於文化遺存的保護與開發，長安文化的推廣和開發；以日本、韓國兩高校爲主要海外力量負責長安文化在海外的傳播、海外文化資源的整理與開發，以及相關活動的組織和協調等。從總體上講，研究院肩負着探索兩個新途徑的使命：一是探索古典文化現代化傳承的新途徑，一是探索高校、政府、社會機構聯合開展文化傳承的新途徑。
在機制體制方面，研究院建立以任務爲牽引的人員管理、人才培養、科研評價等制度；實行理事會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以任務爲紐帶開展人員管理；科研上推行學術委員會集體協商的考核機制等。
研究院的組建得到了教育部、陝西省委省政府的高度認可和省内外機構的大力支持。做好長安學研究和文化典籍整理出版，已被列爲陝西省“十二五”規劃綱要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見陝西省對長安學研究的支持力度之强。
根據計畫，研究院擬開展和推進的研究工作有：
1、舉辦“國際長安學論壇”（兩年一届，與當年“西洽會”同步進行）。
2、建立“國際長安學”研究基金會，支持長安學的持久發展。
3、不斷推出高水準的成果，向國内外宣傳介紹長安文化，爲國家和省市的文化建設提供決策諮詢。
4、建設“長安學”基本文獻庫與電子資料庫以及“長安學”網站。
5、編寫《長安學與文化建設藍皮書》。
研究院擬定的建設目標：通過10年建設，搭建起“長安學”的理論框架和學科架構，使其精神内涵得到學界和社會的廣泛認可，關於長安學的專題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通過建設，使國際長安學研究院産生一批具有重大影響的標誌性成果，培養一批具有國際視野、學貫中西的學者，成爲國際上享有聲譽、世界一流的“長安學”研究中心和資料中心。同時，使長安學研究成果在推進區域文化繁榮和經濟建設、增强文化軟實力和國際影響力過程中的作用不斷彰顯，以長安精神爲重要内容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深入人心，使區域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品格不斷賦予新的内涵，在外界的影響不斷擴大。而研究院經過前4年建設，預期的成果則有：編輯出版多卷本《長安學叢書》（已推出20册，前文所述《叢書》之“西安城市史”系列順延至此），編輯出版《海外長安學譯叢》，編纂、建設《長安文獻集成》及電子資料庫，建立國際長安學網站，探索、總結文物保護修復及大遺址保護技術，提出區域文化資源開發方案及省市文化産業發展規劃。
爲了實現上述建設目標，研究院計畫設立以下研究中心：
長安學理論研究中心
歷史文化研究中心
古都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
文學藝術研究中心
長安與絲綢之路研究中心
文化傳播研究中心
哲學與宗教研究中心
民俗與語言研究中心
文化遺産保護修復研究中心
長安文化産業研究中心
文獻編纂與研究中心
海外長安學研究中心
毫無疑問，這是一幅精心繪製的長安學未來發展的藍圖，令人心嚮往之！如何將這一藍圖付諸實現，顯然是長時期需要面對的一大課題。世人樂見其成。
北京方面的長安學研究，似未曾聽説有如陝西所發生的變化。2014年是京源長安學研究主要平臺《唐研究》創刊的20周年，是否會像該刊創刊10周年時那樣，由主編署名發表一篇文章以資紀念，尚不得知。不過如此簡單的紀念方式，無疑卻是最值得提倡的。當然，届時也許因情況變化還會有其他紀念活動，在此就不便猜測了。
由《唐研究》的實例不免會想到一個問題，這就是陝西組建的國際長安學研究院是否也應該仿照《唐研究》辦一個長安學研究的專刊，以擴展影響，發現、培養、團結人才，積累學術成果。從目前研究院的計畫中，似没有見到這樣的内容，需要補充完善。學術研究固然不能脱離現實，應該爲現實提供借鑒、提供智慧、提供服務，需要經世致用，但這些必須以遵守學術研究的規律爲前提。在學術研究領域，需要的是一點一滴的積累，需要的是十年磨一劍的精神。在這裏，不能“大躍進”，不可急功近利，更不需要媒體炒作那樣的大轟大嗡。
學術史上，大凡一個“學”的成立，都非一蹴而就。如今，長安學的旗幟雖然已經高高飄揚，但這並不意味着什麽問題都没有了。如前所述.即使像長安學研究對象這樣重大的問題，迄今論者的看法都不一樣，至於一些小的方面，分歧自然就更在所難免了。我清楚記得，當年陝西省文史館内部討論長安學問題時，有相當的館員就曾明確表示了懷疑或反對的態度。實際上，出現這樣的情況也不奇怪，因爲現今各式各樣的“學”實在太多了，幾乎到了泛濫的程度，如此世人對新提出的“長安學”有所疑慮自當在情理之中。何況，長安學的命題雖説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也確有其較爲空泛甚至大而無當的另一面。它不像已有的“敦煌學”、“紅學”那樣，範圍具體，易於把握。之所以迄今爲止論者對長安學研究對象的認識還不一致，與此是有直接關係的。前述陝西組建的國際長安學研究院的建設目標明確規定，擬通過10年的建設，搭建起長安學的理論框架和學科架構，使其精神内涵得到學界和社會的廣泛認可，應該説是毫無掩飾極其老實的一句話。它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長安學無論在學界抑或在社會，其認可度都存在一定的問題。唯其如此，展望長安學研究，可以説任重而道遠。在這裏，不妨借用孫中山先生的一句名言與有志於長安學研究的朋友共勉：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附記：
本文寫於2014年初，完全是一種實録式叙事，所記述的是2000—2013年間長安學的起始及發展情況。它對於瞭解長安學是怎麽回事，對於瞭解學人倡導長安學的經過及其學術背景，應該説是客觀而可信的第一手資料。
2014年在長安學發展史上，是又一個重要的年份。特别是這年的第四季度，在西安幾乎是連續地舉行了三次與長安學有關的學術研討會，將長安學研究再次推向一個高潮。這三次學術會分别是：10月31日由西安市社會科學院、西安市絲綢之路經濟帶研究院與韓國慶州新羅文化遺産研究院聯合舉辦的“長安學與新羅學關係研究學術會議”，11月22日由西安文理學院長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第九届西安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11月24—27日由陝西師範大學國際長安學研究院主辦的“長安學與古代都城國際學術研討會”。如此密集舉行的關於長安學研究的國際性學術會議，表明長安學在世界相當範圍内被認可並自覺納入研究實踐，已經是不爭的事實。尤其在“長安學與古代都城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實現了中國大陸“京源”長安學研究者與“陝源”長安學研究者的勝利會師，學術意義深遠。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在本文中提出的創辦《長安學研究》專刊的建議，已爲國際長安學研究院領導所採納，其創刊號即將於2005年上半年推出。以此爲契機，長安學研究將進入一種新常態。相信經過若干年扎扎實實的積累之後，必將會迎來長安學研究的新豐收。
我們期盼這一天的到來！2015/2/7記於西大桃園區鏘音閣
長安學與敦煌學
榮新江摘要長安與敦煌，一爲隋唐帝都，一爲邊陲重鎮，皆有相關文獻資料傳世。本文從探究不同層面的歷史真實，尋繹佛教寺院興衰，描繪里坊生活變遷，考察典籍文本，分析壁畫及佛教物質文化生活等方面，闡明長安文獻與敦煌文獻有互補作用，期待“長安學”與“敦煌學”比翼雙飛。關鍵詞
長安學 敦煌學 隋唐 文獻
2003年，筆者在編輯《唐研究》第9卷“長安：社會生活空間與制度運作舞臺”研究專輯時，曾撰文《關於隋唐長安研究的幾點思考》，對比“敦煌學”，提出要建立“長安學”，加强對隋唐長安的研究，並從四個方面做了論證。文章對比敦煌和長安的研究時説道：
筆者在研究隋唐史和敦煌學的過程中，不斷在思考一個問題，即長安是興盛的大唐帝國的首都，敦煌是唐朝絲綢之路上的邊陲重鎮，由於特殊的原因，敦煌藏經洞和敦煌石窟保留了豐富的文獻和圖像資料，引發了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敦煌學研究熱潮；相反，雖然有關長安的資料並不少於敦煌，但因爲材料分散，又不是集中被發現，所以有關長安的研究遠不如敦煌的研究那樣豐富多彩，甚至也没有建立起像“敦煌學”那樣的“長安學”來。
話雖然是這麽説了，但筆者並没有對於“敦煌學”和“長安學”的關係加以仔細的論説。經過若干年來對於“長安學”的探索，包括2009年主編《唐研究》第15卷“長安學”研究專號，筆者逐漸對兩者的關係有所體悟，這裏略加闡述。
與敦煌城相比，長安的城市空間要大一百多倍。長安是中國古代最盛期的隋唐王朝的都城，也是當時東亞地區的一大都會，它既是各種人物活動、各類事件發生演變的中心舞臺，也是包羅萬象、融匯各種文化因數的社會空間。
長安地區雖然没有發現敦煌藏經洞那樣整整一窟的文獻，但目前流存下來的隋唐典籍，其實大多數都是在長安撰寫、編纂而成的。長安爲帝國都城，宫室所在，因此屬於政書類的著作，如《唐六典》、《通典》、《唐律疏議》以及集中在《唐會要》、《唐大詔令集》中和散在各種文獻中的詔令及格式，除少部分産生在洛陽外，都是在長安編纂或製作出來的；長安是文人薈萃之地，唐朝大量的詩賦、小説、碑銘、贊記等各類文體作品，很多都是在長安寫作的，像《文苑英華》、《太平廣記》、《全唐文》、《全唐詩》搜羅的篇什，大多數都是長安的作品；長安寺觀林立，學僧道長匯聚其間，許多佛經都是在長安大寺中傳譯出來的，道教典籍也是在此地編纂而成，佛道文獻中的傳記、感應故事等等，多是以長安爲背景而撰寫的；甚至摩尼教、景教的譯經，也都是産生在這裏；加上地面上聳立的石碑，地下埋藏的墓誌，也都是長安文獻的組成部分。因此説，長安雖然没有發現過藏經洞，但長安的文獻要比敦煌藏經洞的文獻不知多多少倍，而且敦煌藏經洞中的一些文獻，也是長安的傳抄本，或者就是長安傳來的真正的長安文獻。
敦煌與長安相比，的確可以説不可同日而語。但敦煌自有敦煌的特色，在某些方面閃爍着光芒。敦煌是個邊塞城市，帶有很强的軍事色彩，這裏的大街小巷都有士兵的足跡，民衆百姓喜歡有關戰爭的作品即可爲證；敦煌又是一個典型的絲路城市，它位於東西交往的絲綢之路要道之上，更是幾條所謂絲路匯集於此的咽喉之地，因此城市呈現出多元文化景觀，不僅有佛教、道教，也有三夷教流行，不僅有印度來的僧人，也有中亞來的粟特商隊；敦煌當然更具有佛教都會的色彩，佛教無疑在各種宗教文化當中佔據主導地位，而且影響着民衆的社會生活和精神思想。
敦煌莫高窟幸運地發現了一個藏經洞，在石窟壁畫、雕像之外，集中了大量的有關敦煌或産生於敦煌的各類文獻資料。這裏面三教九流，無所不包，既有高僧念誦的繁瑣宗教哲學經典，也有民衆喜聞樂聽的講經文、變文；既有正規的儒家典籍藏書，也有學子抄録的識字課本；有代表唐朝詩歌最高水準的李白、王維、白居易的詩歌，也有民間詩人王梵志的白話詩，以及學生遊戲之作的打油詩；而大量的公私文書、寺院賬簿，種類繁多，記録了敦煌社會的方方面面。
因此可以説，長安與敦煌的文獻可以互補，“長安學”與“敦煌學”可以相互促進。從材料出發，特别是對比更具有地方特色的出土文獻，我覺得兩者的互補性亟待開發，特别就長安學的發展來説，可以有許多研究旨趣，這裏略舉數端：
一、傳世的長安文獻往往能夠告訴我們大歷史，一個王朝的政治史是如何演進的，我們離不開兩《唐書》，離不開《資治通鑑》；一個王朝的制度變革，我們也離不開《唐六典》、《唐會要》等；這些都是歷史研究所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一個王朝的根本骨架，同時也是我們搭建長安歷史殿堂的基礎。而敦煌文獻往往能夠告訴我們小歷史，一片文書，一個手卷，記録的範圍十分有限，但這些公私文書中保留着很多歷史細節，這些細節正是傳世隋唐歷史文獻所不具備的，有些材料可以與明清史料相媲美，甚至更爲細緻。因此，在傳統的政治史、制度史、經濟史、思想史、文化史之外，我們還可以利用敦煌文書，來做一些新史學的課題，比如可以做一些社會史、新文化史、性别史、醫療史、兒童史的研究。長安和敦煌，都是中古時期的一方都市，其中發生的事情也有許多共性，因此我們可以利用長安文獻，來構築敦煌歷史的總體發展面貌，而運用敦煌文獻，來補充長安歷史的細節層面。
二、後現代理論給利用傳統的編纂史料撰寫的歷史著作提出挑戰，而中國古代一個王朝修完前朝歷史即燒掉史館檔案的做法，給這種對正史的質疑提供了藉口。但中國古代的史料其實是豐富多彩的，不僅僅有正史，還有私人修的史書，以及文集、筆記、傳奇小説等其他材料，相互印證，因此有關長安的傳世史料是極富價值的寶貴財産。與此同時，我們也擁有長安及有關長安的大量出土碑誌材料，這些雖然大多數也屬於編纂史料範圍，但和正史、政書畢竟不同。而敦煌文書中的許多牒狀、契約、書信、雜寫，是完全無意識的保留下來的，是原始的檔案，是真實的歷史記録。像晚唐沙州歸義軍在長安的進奏院寫給歸義軍節度使的狀文，完全没有任何避諱的詞語，極其鮮活地呈現了兩班專使對於爲節度使求取旌節的不同態度，以及在朝廷上下送禮走門路的真實過程。因此，對比傳世史料、出土墓誌、敦煌文書，對同類史事加以研究，或許比只是依賴某一類史料的研究，要更加接近歷史。在這方面，我們不論研究長安，還是研究敦煌，都應當盡可能地汲取另類史料。比如我們最近很幸運地找到傳世史書、新出土的《李潯墓誌》和敦煌文書《張議潮變文》三類史料對於大中十年唐朝册封回鶻可汗的不同記録，從中體會到不同史料對於同一事件的處理方式，以及三類史料最終給予我們的歷史面貌。
三、傳世的佛教傳記和長安保存的寺院碑刻，記録了長安寺院的盛衰歷史。一些著名的碑刻，可以説是中國佛教史的坐標點。但高僧的碑記和傳文往往只是其本人修學和講道的記録，我們可以從中瞭解佛教教學和宗教思想的情形，卻無法知道長安佛教寺院的全貌。敦煌保存了大量寺院文書，既有各種不同層次的佛教經典，也有大量的寺院行政、財政文書。因此，我們可以利用敦煌資料，來瞭解唐朝下層僧侣的思想，我們也可以利用敦煌的寺院文書，來推擬長安寺院的社會生活；我們可以使用敦煌寺學的豐富資料，來想象長安寺院的教育功能；我們也可以依據大量存在的敦煌講經文和變文，來看長安佛寺作爲大衆娱樂場所的世俗化情境。敦煌的資料有許多都可以折射出中晚唐長安寺院的同樣情形。
四、傳世史料和長安出土的墓誌，已經爲長安的坊里增補了大量人物宅第，但限於編纂史料的性質，特别是墓誌本身所記以歷官爲主，所以相關人物在坊里的行事，我們知之甚少。最近由於郭子儀家族墓的發現，我們對郭家在長安坊里的居住情形有了新的認識，但坊里生活的細節還是十分缺少。敦煌，還包括吐魯番出土的文書，有時候或許可以增加我們對長安坊里生活的認識。比如敦煌有一些坊巷結社的社條，完全可以推想長安一些坊里的同樣社會組織和社會運作。而我們幸運地在吐魯番墓葬文書中，找到一組來自長安新昌坊質庫（當鋪）的帳曆，使得我們對於安史之亂以前長安街東新昌坊窮困人家的生活狀況有了瞭解，而對比安史之亂後文人官僚如白居易等人的新昌入住，使這裏的人文、自然景觀大爲改觀，變成長安城内最宜居住的區域。如果没有吐魯番文書資料，我們無法看出新昌坊的變遷。在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幫助下，我們或許可以做某些社區，或某類長安坊里的研究的。至少我們可以利用敦煌文獻，來補充長安歷史的一些細節。
五、長安作爲一大都會，曾經聚集了大量的財富，其中包括各種收藏，有典籍，有藝術品，還有各種“寶物”，但隨着歷史車輪的前進，長安的收藏，早已不復存在。長安留存下來的文獻，又經過宋代以後的“刻本化”，書籍的原始形態也已無法展現。幸運的是，敦煌文獻中保存了抄本時代書籍的原本形式，可以讓我們知道長安書籍的主體面貌。同時，敦煌文獻裏也保存了一部分原本就是長安的文獻，比如所謂“宫廷寫經”，即武則天爲其父母供養的《金剛經》和《妙法蓮華經》，極其精美；一些拓本、寫本、刻本，都是從長安直接或間接傳來，還有一些是長安文獻的轉抄本或再轉抄本，如開元道藏和律令格式，都是經過涼州而轉抄到沙州，長安東市的刻本灸經，甚至被改作抄本流傳到敦煌。
六、長安的寺觀早已毁滅，壁畫、雕像蕩然無存，只有《歷代名畫記》、《寺塔記》等書的記載，可以讓今人想象吴道子等隋唐時代最有名的畫家畫壁的樣子。所幸敦煌石窟保存了大量同類的圖像，雖然不是像長安那樣多是高手所爲，但可以根據這些雕刻和繪畫，部分復原長安寺院壁畫中的一些尊像、經變、佛傳等畫作。敦煌壁畫的圖像對於長安研究還具更爲廣闊的功用，建築史家早已指出，敦煌壁畫中的一些城市、坊里、宫殿、宅居的形象，並非敦煌本地所有，而是長安的景象，因此可以作爲復原、模擬長安地面上的建築景象的參考。敦煌石窟壁畫上還有對於當時物質文化許多層面的表現，有些是寫實的場景，可以據以來看包括長安在内的唐人物質生活；有的則是對佛教天國的描寫，那也表現了唐人最理想的物質文化形態。這些影像材料可以和敦煌文書中的寺院財産帳曆（什物曆）結合起來，與法門寺出土的物帳單加以對比，來考察長安、敦煌兩地佛教物質文化的面相和層級。
以上所舉，只是利用“敦煌學”的成果來研究長安的幾個可能方向，相信在今後的“長安學”研究中，“敦煌學”的成果會起到直接、間接的作用。我們期待着“長安學”與“敦煌學”相互促進，比翼雙飛。
長安學與長安學派
葛承雍摘要本文初步分析“長安學”興起的歷史背景，認爲發展長安學乃至“長安學派”，需富有家國使命，堅持東西對比、取長補短，同時又能理性洞察、充實新知。文章重點從學術結合實際，參與城市建設，列入文化産業，惠及不同學科，面對歷史教訓等六個方面提出了發展“長安學”的具體建議。關鍵詞
長安 長安學 長安學派
地方文化是彰顯一個城市特色的獨特名片，一個城市如果没有高雅的學術緊密相連，没有具有獨特學派的位置與魅力，很難突出一座城市的歷史文脈與文化特色。學術，讓一個城市獲得尊重的理由，也凝結着地域的歷史性格，是一種富有魅力的地域財富。
近幾年來，一些學者仿效“敦煌學”“吐魯番學”“徽學”“孔學”“故宫學”“法門學”“黄河學”等等名稱，提出要建立“長安學”。從新學科建設來説，這是加强地方文化熱潮的又一品牌打造。此前西安歷史地理領域已有專家建立了“西安學”研究會，並開展若干活動。杭州城市建設領域也有專家拓展了“杭州學”研究會，恢復以西湖美景爲中心的南宋都城景觀。我感到，發掘中華民族之根，接續核心文化薪火，廣開文脈源頭活水，建立這個“學”或設立那個“學”，在爭議中逐步達成共識都是可以的，至少秉承精神基因，彰顯中華標識，增添城市文化資源，從宏觀上説是不會誤判、錯判的。
但是，從繁多地域“學”的實踐來看，空洞無物有之，掛牌虚名有之，極端理解有之，虎頭蛇尾有之，受到的挑戰接踵而來，甚至難以爲繼，不了了之。因此，我認爲以“長安學”命名一個研究專案僅僅是初級層次，關鍵是上升到一個學派遠播弘揚，如果以“長安學派”命名，更能爲城市地區的文化建構添色增輝，因爲學派往往會與傳統、底藴，層次、品位直接聯繫，會凝聚、樹立、造就一批大師級的學者，這比簡單設立一個“學”更有檔次，更爲長遠。
長安有石魯爲代表的“長安畫派”，有柳青爲代表的長安鄉土小説直到陝軍東征的文學流派，有西影“黄土風情”爲代表的曾經風光一時電影藝術流派，但是學術上從來没有一個高揚起“長安學派”的大旗，長安有3000多年建城史，1600多年建都史，雖然歷史不可再現，可是學術傳統也無還魂，這無疑值得我們反思。
我想到桐城學派不僅是清代影響最大的散文流派，也是清代理學的一派中堅力量，桐城學派爲安徽南部這個小城市帶來了極高的知名度，使得桐城地方特色成爲全國古文科舉波瀾的一角，一代代桐城學派通過在各地書院講學活動，宣傳程朱義理爲官方哲學，突破了地域的局限和時間的限制，順應了當時的文學、學術大勢，從而使以桐城的名義展現的學術主張，超越了地域風光一時，擴展了地方的文化美名。
所謂“敦煌學”也是如此，1900年以後，没有海内外學術界對敦煌文書的重視、解讀、研究，僅僅依靠敦煌石窟壁畫、泥塑也不會産生世界性的影響，敦煌文書中各民族、各種宗教以及與中亞、波斯的史料具有吸引人的魅力，所以敦煌學給這座河西走廊上的小城市帶來了巨大的影響，超越了地域的限制，很多人不知道甘肅，但知道敦煌。這也是學術給地方城市帶來的文化影響，並轉化爲地方文化産業的發展動力，敦煌飛天甚至成爲佛教和中國文化的符號。
學術歷來是陽春白雪，學者掌握着學術資料，但是由於學者們不會普及簡化爲社會所需，常常慘澹經營，又不會轉化爲政府部門急需的智庫，常常束之高閣。設立“長安學”只是一個試圖發展地方文化的切入口，怎麽將切入口變爲突破口，或將突破口變爲著力口，還需要我們將古代與現代緊密聯繫，將研究與轉化緊密聯繫，將文化與創新緊密聯繫。
我認爲，如何將一個地方學派獲得超越地域的名聲，走出自我封閉的局限，在中國和世界上彰顯學術特色，是我們紮根豐厚土壤的前提。傳承踐行一定需要“天下”的胸懷，需要以“中國心、全球腦、世界觀”來擴展我們的視野，“中國心”是指富有家國使命情懷，“全球腦”是指東西對比、取長補短，“世界觀”是指理性洞察、充實新知。目的就是希望學者專家紮根地域本土又有遠見卓識，寬闊視野，激發起智慧靈感。有人抨擊現在科技經濟常常使人成爲單一的不懂得高度思考的專業動物，而文史哲才能幫助我們從歷史角度、全球角度分析解決問題，有更寬廣的世界觀，心胸遠大才能懂得世界大事，具有可持續發展的應對之道。
我們不想在文科理科分工上做過多評論，只是僅就“長安學”或是筆者提倡的“長安學派”做一點關注話題。
一，學術結合實際，互相汲取營養，學者要將“文化使命的學術自覺”與領導群體“發展城市的責任認領”結合起來，形成城市的氣質，地域的自信，無論課題怎樣艱深，無論專業如何偏窄，都能探討未來的方向，都能全面提升長安地域的人文素養，增强地域文化創新性發展的底氣與骨氣。
二，積極參與對話，參與城市建設。研究“長安學”離不開對一個城市的依賴，對一個地域的輻射，對一個朝代和國家的擴展，在紮根地方同時，告别内陸封閉思維，東走西向，北馳南下，跳出地方圈子對長安、關中進行反觀。要認識到秦兵馬俑不是陝西的而是全人類的，絲綢之路起點也不是西安的而是歐亞文明交流的綫性遺産。
三，啓動傳統文化，傳播展示特色，有必要將文化産業列入長安學研究開發系列，目前學術與産業的鏈條往往被市場經濟的重錘砸斷，重新連結亟需學者直接參與。各地博物館、文化藝術創作中心等，常常製作的影視作品穿越主題，雷人無譜；而文化仿製品又偏離歷史，張冠李戴，粗製濫造，“長安學派”的學者有能力、有必要糾正引導它們走向正途，努力拓展學科的優勢和合理的應用。
四，平等適度競爭，惠及不同學科。“長安學派”不僅僅是歷史、考古、文物的學問，也是文學、藝術、語言的學問，不是簡單疊加，而是不同學科多元分工，大局融合自成一體，標誌性意義的成果一定要成系列地不斷推出，代表長安學的重量級成果要贏得海内外的認同、肯定，不能用保守的小農意識自傲自得，自説自話，自我滿足。
五，不隱惡遮蔽，回避歷史教訓，要注意“長安的傷痕”，研究究竟是什麽原因阻滯了長安文明在宋元以後的延續，漢長安2000年與唐長安1500年來繁華與衰落，從高樓甲第到廢墟遺跡，從思想活躍到僵化保守，需要精細闡釋、凝煉沉澱。
長安學的建立有着很好的資源基礎，但長安學派的高揚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萬萬不可急功近利，學派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城市文化是不斷改寫形象、確立形象的過程，是文化符號輸出與吸納的過程，是文化輻射力和影響力昭示的過程。學派促進着文化品位的骨脈高低，激勵着一代又一代學人的創新理念，特别是文史的力量對人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它不可能立竿見影改變社會，但是它能使人的心靈變得更加豐富美好，使人的頭腦更加充滿智慧。只有集成已有成果才能推進學術創新，只有擴大國際交流才能開展跨學科研究，在歷史研究、文物考古以及文化遺産等領域形成中國特點的學派，長安學才能最先爲事業發展提供理論與學術的支撑。
長安學研究一定要超越地區史的研究模式，突破故步自封的思維定勢，打破門户之見的藩籬，向跨地區、跨民族、跨文化、跨國家的互動型研究模式轉變，這是真正的學術增長點，當一個以地方爲名的學術派别走出了自我地域的範圍，積極發揮自己的獨特價值與作用，它的名字其實會更加彰顯於世，更會贏得社會的廣泛尊重。2014年11月22日於北京
國際長安學的史學比較理論探析
王成軍摘要國際長安學與歷史比較有着深刻的歷史關聯，這種關聯表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長安歷史的國際性，一個是長安古今的聯繫性。因而從兩者的可比性，從兩者比較的結構，從比較的科學性認知等方面進行進行深入研究，對於探討國際長安學歷史比較的客觀内容及其意義，特别是對於指導現代大西安或大長安的建設都有着重要的歷史借鑒作用。關鍵詞
國際長安學 史學比較 方法論引言
國際長安學是伴隨着古城西安走向世界的進程而出現的一個既年輕而又古老的學科，它既有過去以漢唐爲突出代表的國際化大都市的客觀歷史進程，又有着正在走向世界的現代國際化大都市的當代歷史實踐。因此，從國際化的視野出發，運用比較史學的研究方法，通過中外、古今兩個維度，對國際長安學進行深入的歷史探討，不但有利於更爲清晰地瞭解古都長安昔日國際化發展的歷史真實，更重要的是有利於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進程。
比較史學是現代國際史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理論和方法。創始人法國著名歷史學家馬克·布洛赫，他在20世紀初對比較史學的發展而做出的重要比較成果和一系列的論斷，不僅集中體現了他在比較史學領域中的研究成果，更重要的是闡明了比較史學的系統理論和方法，爲比較史學的形成和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隨着世界國際化發展進程的不斷深入，其在現代史學研究中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因而日益被歷史學界所看重。顯然，運用比較史學的理論和方法無疑將會爲國際長安學的研究開闢一個新的學術領域，將會取得一系列重要的學術成果。基於此種考慮，本文擬立足於長安國際化古今的歷史實際，在探討比較史學與長安國際學兩者關聯的基礎上，著重探討應該如何正確運用比較史學的理論和方法，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從而達到更好地爲國際長安學的研究服務這一學術目的。一、比較史學與國際長安學的内在關聯是國際長安學進行史學比較的前提
現代史學意義上的“比較史學”是法國“年鑒學派”創立的具有濃厚現代史學特色的理論，也是風靡全球的重要史學研究方法論。其誕生的主要標誌就是馬克·布洛赫於1928年在歐洲中世紀史年會發表的那篇重要的長文《比較史學之方法——論歐洲社會的歷史比較》，該文被學者譽爲“是對比較方法理解得最透徹，在理論上最令人信服的文章”。顯然，以現代比較史學的奠基人馬克·布洛赫的比較史學的理論爲依據，闡述比較史學的史學内涵及其與國際長安學之間在觀念和方法之間所存在的深刻關聯，不僅對於探討比較史學的特點具有重要意義，更重要的是對於國際長安學的研究具有極其重大的理論及現實意義。
首先，從現代史學理論來看，比較史學的突出特徵在於它正確揭示了複雜多樣的歷史現象和發展變化的歷史過程之中所存在的客觀的内在聯繫。這種客觀聯繫集中表現在，紛紜多姿的歷史現象之間是通過“同”與“異”聯繫起來的，從而形成了一個龐大而細密的歷史系統。同時，必須指出，在“年鑒學派”的“問題史學”視域之下，對這種“同”與“異”的發現和探討不但是建立在客觀事物的運動基礎之上，而且也與我們對於現實問題的關注有着重要關係，並通過我們的歷史思維，對歷史發展的内在聯繫加以理性的探討，進而形成一種歷史的認識方式——比較認識。這種比較認識方法的特點在於運用“同”與“異”這一對認識範疇，去探討歷史進程中歷史現象之間存在的某些相同性或統一性，並在相同性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歷史現象之間的差異性。更爲重要的是，在揭示出歷史現象的“同”與“異”的内容之後，歷史比較特别强調還要著力運用歷史的研究方法，客觀而真實地揭示不同歷史“同”與“異”現象所産生的深沉而厚重的歷史原因，從而緊緊地將這種與我們現實相關聯的歷史比較研究建立在客觀的歷史發展進程之中，而不是之外。因而從觀念上來講，歷史的比較研究是一種將歷史的古今結合起來的歷史研究，在具有突出的共時性特點的同時，也具有明顯的歷時性。用馬克·布洛赫的話來講，歷史研究的要義在於既要以今知古，又要以古知今。因此，我們對現實問題的關注成爲比較史學得以存在的基礎。歸根結底，比較的歷史研究是一個與現實相關聯的歷史性的比較研究。
其次，在國際長安學的學術研究實踐中，比較史學與國際長安學的理論關聯尤爲凸顯。不言而喻，長安歷史進程所具有的國際性是一個不爭的客觀事實，但它首先是客觀的歷史運動的産物，因而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也應該具有歷史性的態度。换言之，我們不能基於自身的主觀想像去探討國際長安學研究的内容和方法，特别是比較研究的方法，相反地，我們應從長安國際性的歷史進程中去瞭解其所存在的“同”與“異”的歷史關聯，並從這種真實的“同”與“異”的歷史關聯中去探討其賴以存在的複雜而多樣的歷史原因；當然，對這種“同”與“異”内在關係的探討，不僅是要著眼於長安國際性歷史的産生原因，還要考慮到這種國際性長安歷史發展的漫長進程，更要考慮到國際長安學歷史發展的結果；特别重要的是，還必須把這種結果與現實存在的重要問題結合起來，最終將這種歷史關聯建立在古今相通的堅實歷史觀念基礎上。毫無疑問，發生在古長安歷史土壤之上的國際長安學的歷史内容，從時間來講，它是由源遠流長、古今緊密相關的重大歷史現象所組成的歷史長河；從空間來講，它是由駁雜多變且相互影響的内容所構成的多彩歷史畫卷。這一切，不僅提供了從比較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的可能性，也爲從比較史學的角度進行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現實必要性。由此來看，在此基礎上的歷史比較研究，其“同”與“異”不僅是一種客觀的歷史結構，同時它也是一種將主客相統一的辯證的歷史認識方式。
再次，比較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將極大地豐富國際長安學的研究成果，爲當代西安的國際化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從國際長安學的客觀歷史發展進程來看，不管是古代通過“絲綢之路”與亞歐之間所産生的重要而悠遠的經濟與文化往來等等國際聯繫，還是與東瀛日本，或是與朝鮮半島等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密切往來，古長安都在其中扮演了一個聯繫東西方樞紐的重要角色，對中外不同國家的歷史、經濟和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産生了極其深遠的歷史影響。因此，國際長安學彙聚了中華古代文明的優秀成果，它是一筆積澱豐厚、光華四射的珍貴歷史遺産。這一歷史遺産在新時代的輝映下，表現了突出的現實意義。即國際長安學研究的重要任務就是要從現代史學視域和所面對的現實重要問題出發，恰當地運用比較研究這一重要的方法，正確地揭示出國際長安學不同時期及其多樣化歷史的内容、這些歷史内容的相同點和不同點之所在，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詢這些歷史現象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所産生的具體歷史原因。其目的是要從昔日的國際長安學的歷史進程中汲取其寶貴的經驗和教訓，以發揮歷史比較的經世致用的突出功效，以資今日的國際化大西安的發展。
綜上所述，比較研究是一種現代史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而在此視域下的國際長安學的比較研究，目的不僅僅在於表現其所具有的豐富歷史内容和對昔日中外歷史所産生的重要國際影響力；更爲重要的是，國際長安學的比較研究迫切需要從昔日的歷史發展進程中來揭示、彰顯、强化現代西安與古代長安之間所存在的歷史、文化和國際化等方面的緊密聯繫，並從這種緊密的歷史聯繫中以獲取其進一步發展的强勁動力和發展趨向，使昔日國際化長安歷史發展中的有益啓示，源源不斷地彙集並豐富於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構建之中，最終使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的建設牢牢地同昔日國際化的長安歷史建立起一種既具有内在聯繫性，又具有現代創新性的真實的歷史發展關係。二、可比性原則是實現國際長安學比較意義和特色的關鍵
對於比較史學而言，可比性原則是其得以進行比較的基礎。同樣，在國際長安學的歷史比較進程中，從歷史的可比性原則出發，正確選擇歷史的比較物件，不但是體現國際長安學研究的意義和特色之所在，也是其比較研究得以進行的關鍵。
其一，要正確認識國際長安學的歷史比較的對象，突出其本身的問題意識。如上所述，國際長安學是應運而生的重要研究領域，其所面臨的重要現實問題是如何建設西安的國際化大都市、如何在國家的發展中發揮其傳統的優勢等等重大現實問題。因此，國際長安學明顯具有現代史學的問題特色。從這一學術特色出發，國際長安學的史學比較所選擇的研究物件必然要與現實問題産生緊密聯繫，使比較研究表現出明確的現代史學特性，從而最大限度地體現出可比性這一比較史學的基本原則，以突出其學術效用。但在此要强調的是，如何正確理解這種現實性的客觀需求對比較研究的學術要求是這一比較能否成功的關鍵。實際上，這一學術要求決不意味着對國際長安學的研究，可以以急功近利的心態，用短平快的方式産出歷史研究成果，而是相反，需要從更爲深厚的歷史發展進程中，進行深入細緻的歷史比較研究。也就是説，這種具有現實性的歷史研究課題決不是簡單易行的小問題，相反，它是學術研究的高端，也最能體現出歷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因此表現在比較史學方面，在比較物件的選擇和研究方面，對學者的個人素質的要求則更高——它需要更爲扎實的學術功底和更爲深刻的現實洞察力。
其二，從國際視域來進行比較，以體現國際長安學比較研究的突出特點。從國際長安學的學術特點來看，從大的國際視野出發，從具體的歷史問題入手，以尋求比較的物件，以反映現代歷史的觀念和變化了的歷史本身，則是國際長安學歷史比較研究的内在要求。顯而易見，國際長安學突出了古今一體的史學研究特色，因此，其比較研究的客觀要求在於要突破長安歷史所固有的某些地域和政治文化等聯繫方式的某些局限性，將悠遠的長安歷史置於國際性的大背景之下，以揭示長安與其他國家和地區所産生的深刻的歷史聯繫及其所造成的深遠的歷史影響。特别要强調的是，從史學比較的角度來看長安的國際性比較觀念的話，其本身具有非常豐富的内涵。首先，國際性長安的聯繫是雙向的，既有長安對這些地區和國家的影響，也有這些國家和地區對長安的影響，歸根結底國際長安學的比較聯繫是一個多層次、多側面的不斷融通的交流過程；其次，“國際性”的長安歷史比較是一個不斷變化的國際化歷史進程，具有明顯的動態性和連續發展的具體歷史内容，這種動態性的根本在於其所具有的不斷的歷史發展性；再次，對這種動態的國際性特徵的認識，固然需要從歷史和現實兩個維度去把握，以體現國際長安學的連續性，並且還要將對這種連續性的探詢與國際長安學的未來發展的趨向結合起來，盡可能體現出國際長安學的深入發展性，從而最大限度地表現出國際長安學史學比較的深遠歷史意義。
其三，要緊跟歷史發展的實際，與時俱進，不斷豐富比較研究的理論與方法，將遠距離的比較研究與近距離的比較研究二者結合起來。馬克·布洛赫在其經典性的比較研究的論文中，提出了兩種比較研究的方法，一個是近距離的，或者是相鄰地區的歷史比較研究，其本意指的是在文化起源上具有相似性的比較研究；另一個則是遠距離的投射比較研究，指的是兩者在文化和歷史的起源上並不具有共同性的比較研究。而且在布洛赫看來，遠距離、投射比較方式的現實性和效用性較之於同一文化和歷史起源下的不同歷史現象的比較研究，兩者的效果相差較大。由此，在布洛赫的比較觀里，他大力提倡的比較研究是近距離的歷史比較研究。與此相對應的是，對於國際長安學而言，其比較研究的方式事實上也存在這兩種方式，一種是在中華文明圈里的不同類型的比較研究。比如，漢長安與唐長安的國際化比較研究，但由於兩者所處的歷史時代的不同，兩者在國際化的規模、國際化的深度，國際化的内容及其影響方面肯定具有明顯的不同性，但兩者卻明顯處於同一歷史形態下，都具有突出的國際化特徵；再比如，漢長安的國際化特徵與我國古代其他的發達的歷史都城，比如開封、北京等古都城進行比較的話，由於都有一個相同的中華歷史與文化起源這一背景，因此，在比較的過程中，也就相對容易地從歷史的比較中發現它們之間既相同，但又不同的種種歷史的内容和表現。而對這種既有相同性，但又具有更多不同性原因的探討，對於我們清楚瞭解、建立現代西安國際化大都市，無疑具有重要的幫助。
與國際長安學研究這種近距離有共同歷史文化起源比較相對照的是，如果將長安的國際化進程和羅馬、希臘雅典、阿拉伯帝國首都巴格達的國際化進程及其特點相比較的話，則明顯屬於遠距離的比較研究。當然，我們必須承認，對於正確揭示這種遠距離比較研究的意義而言，這在馬克·布洛赫提出比較史學觀念的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是相當困難的，因爲當時人們對世界的瞭解，對距離遥遠的不同文化之間的聯繫和知識是相當有限的。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現代，世界各個文明和地區之間的聯繫越來越緊密，人類的共同性和統一性越來越彰顯。因此，對於現代的國際長安學而言，這種遠距離的歷史比較不但具有理論的可能性，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性和可行性。因爲從這種迥然不同的異質歷史和文化的比較中，可以更明顯地看出國際長安學的獨特之處，而對兩者共同性的探討也有利於發揮國際長安學汲取相異歷史和文化的長處，以獲得新知的優勢，便於在更大規模和範圍内來體現國際長安學的内容和意義，從而更有利於展示國際長安學研究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對此，正如馬克·布洛赫明確指出的：“歷史比較給予我們的可能是最明確、而且是最有意義的教育在於，它使我們認識到，打破那些陳舊的地形範疇的時候已經到了，我們不能硬要以此區分社會現實，這些範疇容納不了我們硬要往里塞的内容。”换言之，歷史比較的方式和意義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和産物，它要不斷地伴隨着歷史發展而改變自身的比較方式，而不是相反。
顯然，比較研究的可比性問題，是國際長安學比較研究的一個核心問題，對這一問題的正確理解不僅要從國際長安學歷史的靜態中加以把握，而且也需要從其歷史發展的動態中加以把握。究其原因，乃在於國際長安學比較物件的選擇及其比較進程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的産物，具有明顯的歷史發展性。同時，需要指出的是，從史學比較的理論來看，對歷史可比性的正確把握，不僅關係到具體的比較成果的産生，而且也直接關係到歷史比較意義的産生。因此，對國際長安學歷史可比性深入探討的結果，勢必要求同國際長安學比較的意義結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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