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戴仁柱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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丞相世家：南宋四明史氏家族研究试读：
悼念我的恩师刘子健教授
刘子健先生一生学术成就非凡。在现代的学术文化中，人们总是很自然地去量化一位学者的成就，说他们博学多才，著作等身。而若非以数量作为衡量标准，人们就得评判这位学者的学术观点是否能够不断创新，永无止息。无论是以哪种标准作为衡量，刘子健先生在学术界里都绝非懒散之人。实际上，他为美国的宋史研究打下了主要的基础。
他主要关注政治史，但也孜孜不倦地去研究文化、学术和社会问题，就这样，他为史书上刻板的朝廷事务与文人生活注入了新的生命。他的眼光独到，文笔畅达。其著作之目的一直在于鼓励后辈新人，而非让学术小圈子里的专家们孤芳自赏。其著述话题广泛，且言之有物，深深打动我辈学人，而我跟其他很多人就是因此进入宋史研究领域的。然而，在刘先生看来，学术的最终回报在于教育，而他本人也乐于成为同学们的良师益友。
作为1975年入学的普林斯顿研究生，我认为刘先生对历史材料的掌握可谓得心应手，在宋史学界里没有任何其他学者能与之相比，当然，我指的是西方学界。每当谈到藏有大量宋代文献的葛思德东方图书馆时，我总是不可避免地提到我的指导老师在早年带着我参观这个图书馆的往事。当我以为自己发现一部新的或鲜为人知的文献时，我总能发现刘子健先生在那里塞过一张纸条，或折过一页书角。事实上，根据这一个个折过的书角，以及一张张纸片的年份，人们可以重构出刘教授来到普林斯顿后近三十年来学术生涯的发展与转变——他的研究领域从11世纪转向12、13世纪，从文化史转向政治史。
后来我发现，刘先生大多数的文书工作并非为了他自己，而是其他人。作为这个国家里（译者按：指美国）关于中国中古时代历史研究的领军人物，很多年轻的学者都来寻求他的帮助，请求他帮忙修改论文初稿，而他来者不拒，欣然为之。这正是一种社区互动的服务，但这一切都是义务的，因为相关学术机构不会为此给他任何报酬。作为这一领域中非常著名的公众人物，刘先生很慷慨地为与他毫不相干的个人和机构挤出自己的私人时间。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予自己的学生最大的关注——这一点我自己深有体会。
1981年我离开了普林斯顿，先后去了明德学院和杜克大学，这两所学校都没有专门的汉学研究。然而，我每隔几个星期就会收到刘子健先生的来信，有时候还更加频密。信中总是有一些他偶然发现的材料的复印件，这些材料非常罕见，但对我当时的研究极其重要。我在普林斯顿的博士论文出版成书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还不间断地给我写信，而此时，我的另一本著作也将要完成了。刘先生对我的关怀既持续又体贴，我从这位曾经的师长身上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他对后辈倾囊相授的学术品质。而如今，我们已经是同一学术领域中的同行了。
直到四年前，我才深刻意识到我一直以来深受刘子健先生的恩惠，也意识到我们之间的学术交流极具价值，那是夏天一个漫长的下午，我们在普林斯顿的职员会所里。最开始，我们只是漫无目的地讨论宋代的政治，但最终，两人的讨论集中到了宋代閤门使这一小官职上。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几乎是零，而原始材料既简单又分散。于是，我们只能靠自己去重构相关的历史了。这是一次有趣而刺激的讨论，我们不断交换信息与观点，寻找各种不同的参考书目和相关的奇闻轶事。但三小时后我们分开时，刚才的激情瞬间消失，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在我的脑海里油然而生。对我来说，刘子健先生不但是一位研究中古时代政治史的历史学家，他更是一种珍贵且无法代替的资源。他研究中国历史当中不受重视的历史，而且使这种研究日渐受到重视。如果没有他，这些早被边缘化的问题可能更加无人理睬。戴仁柱一九九三年十一月七日宁波宋元墓葬群
自序
今天，在风景秀丽的宁波东钱湖畔，游客们也许会对这里遍布的宋元墓葬群感到惊异。这些陵墓让人感受到当年的宁波——尤其是鄞县的繁盛，它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引擎，还是一个孕育了许多伟大的文化精英和政治领袖的渊薮。当地士人渴望出人头地，从而使宁波得以超越包括杭州和南京在内的其他江南古城。城内的天一阁，作为一座以华美庭院和稀见图书而闻名的藏书楼，也是宁波悠久历史的见证。
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我开始研究南宋史氏家族时，宁波尚未对外开放，东钱湖畔的墓葬群也未被世人所熟知，关于当地历史的研究成果也寥寥无几。我写于1980年的博士论文——1986年成为我的第一本著作，主要是基于在台湾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国家图书馆”，以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研究。1985年，我第一次造访宁波，并没有获得多少对论文有帮助的原始材料。令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短短十年之后，历史会焕发出如此勃勃生机：宁波这座曾经濒亡的城市重获新生，当地图书馆前所未有地对外国学者敞开怀抱，隐匿于乡野之间的墓葬被修葺一新。尤为重要的是，现今还能找到史氏后人，获取到极珍贵的文献资料和遗物。1995年的第二次宁波之旅，使我极大地丰富了对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认知——过去，我只能远远地研究他们。在此，我得感谢当时宁波文物管理处几位先生的热情照顾和帮忙，包括杨古城和曹厚德。
本书的英文版面世二十五年后，当我准备推出中文版之际，我觉得进行大幅度的修订似乎要比轻率地翻译原版更为重要。1986年的版本，更像是一本充满大量图表、附录、严格的注脚以及广泛征引文献的博士论文。原版之中包含了泾渭分明的两部分：史氏作为一个南宋士大夫家族的政治史的故事，和在史氏家族际遇的基础之上展开的社会史的分析。对于中文版，我决定聚焦于前者。读者若是对社会流动中存在的问题有进一步的兴趣，我建议他们去阅读英文原版。同时，我也决定在中文版中稍为缩减对研究成果的引用，因为要将最近几十年的新成果整合到原版之中，是一件令人生畏的工作；而简单地重复这些成果也似乎是毫无意义的。起初，我对史氏家族的复原是基于一些宗谱，尤其是《萧山史氏宗谱》，这是一个裔承宁波群体的家族谱系。我在本书中广泛引用了这一宗谱的材料，而在今天很多历史学家看来，这是一些次要的史料，因为他们认为宗谱夸大了家族的荣誉，作为历史资料并不十分可靠。这些宗谱文件确实是现实与神话的大杂烩，但我们应该知道宗谱还有另外一个作用，那就是提醒族人们一些应尽的义务，其中包括为生者尽孝，为死者服丧——这是中国礼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正是这一因素，使得人们在编撰宗谱时小心翼翼。在宗谱中，有关族中男女一生的故事也许会被夸大，但族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非常准确的，这也正是我在写作本书时，对宗谱感兴趣的原因。我原本还想把从鄞县获得的更多更新的材料纳入新版之中，但时间上却不允许。
我经常追问，为什么宁波的政治家族在历史上会如此富有争议，同时代的人经常指责他们为了获取统治地位而牺牲其他地区的人们。语言可能是其中一个因素。宁波方言非常独特，即便是近在咫尺的杭州人或上海人都难以理解。当宁波人离开家乡去入仕或者经商，他们便会在居住地组建同乡会；反过来，这也让他们表现得更像是外乡人。也就是说，他们似乎拒绝融入到新的居住地，并以之为家乡。当然，在宋代，当士大夫们抱怨“满朝朱紫贵，尽是四明人”的时候，他们也是把明州人视作外人进行抨击的。清朝也是如此，在一些地方，例如上海，宁波籍人的势力反映在诸如宁帮之类的商帮、会馆之类的社交场所，以及通过联姻而形成的战略同盟上。五十年前在台湾，蒋介石同样具有以宁波本土社团为中心的社交倾向，一个可能的原因就是想推举他的儿子蒋经国来继承自己的权位。
对于处在分散状态的少数派团体来说，阶层、教育程度和思想观念之间的差别，往往使他们趋于弥散。但最终我仍然相信，对于宋朝史氏家族的争议，不是因为他们构建了一个支持同乡人的网络，而是他们的政治家族比其他士大夫家族更加强大，甚至超越了皇族。在这出政治家族的剧目里，史氏在朋友艳羡的目光中平步青云，又在对手的愤恨声中一蹶不振。他们在南宋的经历，和今日美国的肯尼迪或布什等政治家族并没有什么两样：卓越的功绩往往会招来普遍的排斥。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试图摒弃七百多年来的历史偏见，努力从史氏家族自身的角度去理解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许多不甚妥当的先入之见进行批判，并重新评估，尤其是中国传统史学中的“权相”观念：对于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个词暗示了相权的滥用，以及通过贪污受贿和任人唯亲等形式进行的大权独揽。北宋设立了一套将行政、军事、经济诸权分离的政治架构——这种体系继承自五代——不料到了南宋，首相会被再次赋予广泛的权力。这个变化是优是劣还需日后讨论，但这个转变的历史性质却是无可置疑的。宋朝尝试了许多模式——一个比一个成功，正是这种试探和推进底线的意愿使得那个时代饶有兴味。通过政治学的训练和比较政治学的浸淫，我坚信，政治权力总体上的制度化和宰相在具体实施层面的自主权——宋朝政府的一个主要特征——代表了中国历史的积极进展，它表明宋朝之前那种君主个人独裁的模式发生了转变。在加强行政自主权上，权相们具有扮演积极角色的潜在可能，但只有在他们既具资格、又有能力时才能办到，史弥远恰恰兼而有之。
我对史氏家族的兴趣源于对史弥远的关注，他是南宋权相的象征，却又不因陈习，恪尽职守，为促进国家利益而鞠躬尽瘁。在他任职的二十五年间，他的家族显然从中获得了不少好处，却又没有达到一些同僚所批评的程度，他还是紧紧约束了自己的家族，这就是周密为什么会说“史忠献当国日，待族党加严”的原因。他是一个正直而自律的人，对帝国的贡献远大于他的失误。
然而，到了明清时代，统治者实行极权统治，并认为“权相”是对他们权力的一种威胁，于是长期以修史的方式对他们加以谴责。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是关于明清之际史弥远从“权相”到“奸相”的形象转变的。我注意到，元人编写的《宋史》虽是官方正史，但却有很多矛盾之处，其中对嘉定十七年（1224）赵竑被逐、赵昀继位一事，就有三种记载。宁宗的本纪认为，皇帝卷入了让赵昀继位之事，据说是他在临终之前把赵昀封为皇子的。杨皇后的传记则认为，史弥远是唯一一个策划这起阴谋的人，是他威胁杨皇后，让杨皇后屈服的。在这次历史事件中，赵竑是被废的皇子，其传记则暗示，史弥远是赵竑的主要反对者，但该传记认为，史丞相早在多年以前就把其他朝廷重臣拖下水，以为将来废除赵竑打下基础，郑清之就是其中一个，因此，这起阴谋策划的时间很长，涉及的范围也很广。但令人吃惊的是，史弥远的官方传记对于这一事件并没有多少记载。官方史学家有意不把史弥远列入《奸臣传》中，这正好反映他们对他参与这一事件的程度抱有怀疑态度，相反，他们更加认可他在宋代政治中的积极作用。《宋史》的这种矛盾与含糊在元代其他描写赵竑事件的著作中也有所反映：周密两本可信度较高的作品，《齐东野语》和《癸辛杂识》，从来没有认为史弥远在此事上采用了非法手段，或者单独施为；相反，这两本书都认为杨皇后很早就开始讨厌赵竑了，因为他冷落妻子，而这位夫人正是杨皇后的闺中密友。另外一部元代著作——《两朝纲目备要》，认为废除赵竑是临时决定的，而且它也没有把责任单纯归在史弥远身上。谨慎似乎是元代史学家的普遍特征，在材料不一致的情况下，他们不会妄下判断。
一直到了明代中晚期，历史学家才开始把赵竑事件定性为史弥远单独施为的犯罪行为，并因此把他作为奸臣加以批判。第一部把史弥远归为“奸臣”的著名作品，是王洙写的《宋史质》，而此书恰恰是明代说教性最强，而可信度最低的一本书；王洙不但认为史弥远是奸臣，而且是权奸。但我认为，明代有关宋朝的著作，写得更多的是明朝而非宋朝。明正德十六年（1521），王洙已经进入京城参加科举考试，而当时，内阁首辅杨廷和与张太后称武宗正德皇帝遗旨，选朱厚熜为帝，这就是明世宗嘉靖皇帝——这一举动后来引起了一系列的政治阴谋和纷争。嘉定十七年（1224）和正德十六年的事件相似得令人吃惊，而攻击一个像史弥远那样的历史人物，比攻击当时的朝廷大臣在政治上却少几分风险。柯维骐是比王洙稍晚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是《宋史新编》的作者，他在评判史弥远的“恶行”时没有过分感情用事，并且遵循《宋史》没有把他列为奸臣，他更愿意用“权臣”来代替；然而，他对史弥远的总体评价比起《宋史》还是更为负面。《南宋书》并没有像柯维骐那样有所保留，它的作者是钱士升，曾在明末担任内阁辅臣，他的这本史书应该是在明朝灭亡之后写的。跟王洙一样，钱士升把赵竑被逐一事描写成史弥远单独施为的罪行，并且进一步认为史弥远从头到脚都是一个权奸。同样显著的是，这三部晚明作品的作者都是东南人，离南宋的权力中心很近，也许正因为如此，他们对这一王朝和她的领导人有强烈的激情。
还值得关注的，是清代两位写过有关宋代史的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王夫之（《宋论》的作者）和赵翼（《廿二史劄记》的作者）。尽管他们在材料辨别上比明代前辈们更具批判性，但他们都倾向于接受前辈们对史弥远的批判观点，认为他是一个权奸之人，因而接受他“奸臣”的固有形象。就这样，一个在宋元两代仅仅是权臣的人，到了明清就完全变成大奸大恶。历史学家就因为他的一次行为，否定了他一生的功绩。更重要的是，他们延续了中国史学传统上最消极的一面：把历史人物刻画成忠与奸、黑与白。但事实上，我们大多政治人物都活在灰色地带里。
政治学背景长期以来塑造着我阅读和解析政治文献的取径。对史氏族人最为激烈的非难，也许表露在朝廷奏议之中，大多史学家往往将之视为真正体现了普遍事实和士人舆论的历史文献。其实，它们极尽言辞之能事，本质上是为了通过扭曲记录、造谣中伤来误导读者。因为此类文献仅仅提供了一种主观意见，史学家理应对此加以批判地接受。在上世纪的开放社会中，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能够运用充分的资源来评价和审视这种主观性。然而，对于传统中国，为了支持某一政治立场或意识形态，另外一些东西会被有系统地过滤掉。对于史弥远和史嵩之，他们完全被政敌的声音所淹没，这必然造成记录的扭曲，这一情况阻碍了史学家理解人物和政策之间的微妙和复杂。既然缺少取舍观点的余地，我们就有必要对这种千夫所指保持怀疑和警惕。
最近的三十年，我仍然坚信政治史是其他所有研究的基础，尤其是研究史氏这样的政治家族。本书提供了所有重要的政治制度背景。同时，许多工作仍然尚待研究，包括史氏在南宋宁波的社会关系网络，个体族人的文化成就，以及史氏在明清时代的多舛命运。本书代表了历史考察的开始，而非终结。有关南宋宁波士人的新材料、新观点都在不断涌现，我希望学者能够充分利用身边的这种便利。事实上，在本书英文版出版后不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明州士大夫群体以及中国南方学术精英的发展。我在普林斯顿的一位老师，2005年去世的牟复礼先生，在他的一本著作中用了整整一节去讨论史才，并认为明州史氏的崛起，标志着沿海地区士大夫精英的崛起，同时认为这是宋代社会一种了不起的发展。牟先生是明史专家，宋史并非其专攻方向，他对史氏的论述大部分是基于本书及我的一篇论文，这说明了史氏家族发展的独特性，已经足以引起其他领域学者的关注。
历史学家会认为，我们的研究应该跟我们个人的生活分离开来：正因为跟研究对象保持距离，我们才能够保持冷静。在本书出版几年之后，我才意识到我对史氏家族的兴趣，以及对宋代社会流动的一些设想，是强烈受到我的社会背景及生活经历影响的。我沉醉于寻找宋代社会流动的踪迹，是因为它仿若我在美国的生活，作为美籍非裔，我的出身并不高贵。我醉心于把史氏家族描写成社会流动的典型，是因为我要验证自己的一份坚持：坚持以一个新兴学者的身份，对抗美国学界内固有的阶级歧视与种族主义。而有趣的是，一些研究宋史的美国学者对此持相反观点——这些学者认为原有的精英阶层操控着强大的社会网络，因而控制着整个宋朝——他们通常来自特权阶层，他们也是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套用到宋代历史的研究上。双方虽然观点各异，但都没有意识到这种动机与倾向，然而，他们对此也无法否认。
我将此书的1986年版献给了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导师刘子健先生，他已于1993年离世。作为一位宋史专家，刘先生的遗产是非比寻常的：他在制度史、思想史、政治和社会以及历史地理与文化等方面都有著述问世。作为一名哲学博士生，我非常荣幸地加入到他的研讨班之中。在这个研讨班中，他的学识尤为引人注目。他甘之如饴地穿梭于微观的文献考订和宏观的抽象概括之间，将政治与历史文化背景相关联，并且将宋朝与当代中国相衔接。对他而言，历史由于与现实的对接而妙趣横生。刘先生对于北宋的研究已经出版了两本著作及无数的论文，但在70年代末，他却转为研究南宋，专注于第三本著作《中国转向内在》。当时，他经常感叹于中国学者忽视南宋的倾向，他希望这个缺陷可以由他的美国学生来弥补。毫无疑问，我最初对这一时期的兴趣，就是受刘先生在普林斯顿大学那令人难忘的研讨班所激发，并且在三本有关南宋的专书出版后，我仍不后悔当初的选择。我愿意将这本中文版的新书赠予我在亚洲，尤其是台湾和香港的学生们，他们在我的新家中给了我亲人般的温暖。戴仁柱二〇一一年六月二日于香港岭南大学
绪论 中央地方
在中国社会的演变过程中，再没有像政治和家族这样频繁出现且影响广泛的主题了。传统中国无一不是政治性的，政治又无一不是被家族所深深影响的。这两者间的相互交错，常常产生出许多壮观的场景和令人费解的灾难。就此而言，宋代史氏家族的故事不会令人失望。
在商业繁荣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史氏是白手起家的典范：一开始默默无闻，然后涉足官场，最后权倾朝野。他们享受着同时代其他家族难以企及的物质财富、政治影响、君王恩宠和社会地位。他们掌控朝政几近半个世纪，其决定甚至影响着整个王朝的命运。另一方面，也正是这种成功毁掉了史氏家族，并且这种毁灭跟他们的成功一样，来得极富戏剧性。史氏族人很快成为朝堂上被嘲讽的对象。在家族内部，它成为紧张的族系斗争与个人矛盾的牺牲品。内外交困之下，史氏家族最终分崩离析。它的荣辱兴衰与政府尤其是其政策紧密相关。
然而，在开始他们的故事之前，有必要先把史氏放入当时的士大夫官僚背景中去，以便理解为什么伟大的家族往往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
从秦汉到明清，几乎没有其他议题能够像统治阶层的演变那样，既令人着迷，又令人捉摸不透。尽管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但学者们对这种动态演变的理解依然有限。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新的精英集团才更容易产生呢？为什么在某一时期，政治分裂和社会动荡似乎只是增强了地方世族的财富和影响力，而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不同时期，却产生了恰恰相反的效果呢？反而言之，政治稳定和中央集权对传统精英们有何影响：他们会侵蚀这个群体，还是有利于其进一步的巩固发展？这样复杂的问题不会有一个简单的答案。既然中国历史上每一阶段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都不甚相同——每个时代都会有各自的特色和接受变化的能力——同样的因素当然会对不同时期的精英演变产生不一样的影响。
之前，研究帝制中国的学者们通常认为，政局不稳和民众暴乱不利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当然也会对精英的存在造成负面影响。对于元、明、清三朝来说，也许的确如此，那时的暴乱通常会反对当局的统治，并且蔓延于整个城市、乡村。但是，从秦汉到隋唐的大多叛乱都是直接针对朝廷，并且是以首都为中心的。只要地方世族远居于权力中心之外，不直接卷入冲突，他们就不会在这种改朝换代的政治轮回中蒙受太多损失。毫无疑问，中央政府的频频缺席，也有利于地方的社会精英排除外来阻力，控制当地的经济，包括毫无顾忌地兼并弱势者的土地。另一方面，统一秩序的出现，反而经常会对传统精英造成一些威胁，无论他们是否远离政治中心。为了保住刚刚获得的权力，新的政府就必须冒着极大的风险，消灭之前的对手，并阻止其他任何有能力挑战其统治权的势力膨胀。对区域资源具有绝对控制权的地方精英，肯定会饱受中央集权之苦。
中国历史上极为著名的抑制精英的例子，发生在汉朝初期。尽管在推翻秦朝的过程中得到了战国贵族阶层的大力支持，刘汉统治者们还是一直担心这些贵族某一天会背弃自己，与其他新贵结盟，推翻自己的统治。于是，他们强迫有名望的豪族大姓背井离乡，迁徙到朝廷触手可及的京城附近。这次为人熟知的帝国意志的展示，发生在汉朝统治的头十年间，涉及人口据说超过了十万，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割弃了曾经的财富和影响力，旧贵族经济上破产，政治上没落，泯没于芸芸众生之中，再也无法对中央集权形成严重的威胁。后来，朝廷对充任地方社会掌权者的刘氏族人也不放心，实行了一系列措施，旨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使其依赖于中央。于是，在西汉生气勃勃的头一百年间，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政府俨然已经建立，它有力地挑战了旧的统治阶层，并最终取而代之。
新的、更有力的精英集团崛起于汉朝统治的第二个百年间——此即后来所谓的豪族或者世族，他们逐渐地取代了旧贵族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变化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那时的朝廷已经是元气大伤。朝廷再无力掌控地方势力；地方势力脱离了中央的束缚，恣意膨胀。这种新的精英集团在商业活动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商业财富转化为土地财富、地主以精英身份参与到行政事务之前，这种影响力并不会保持很久。政府阻止整个社会快速商业化的努力以失败告终，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豪族都令汉代贵族们相形见绌。这些豪族的突出影响力在西汉末期的危机中展露无遗。王莽篡位之后，光武帝（25—57年在位）只有在得到了这些地方精英的支持之后，才能够重建汉王朝；实际上，他认为自己能登上皇位，完全是拜他们所赐。中兴之后，豪族的权势日渐膨胀，变得更加不可一世，徒有其名的洛阳朝廷几乎不能与之抗衡。最后的结果是，一个精英集团由此完全确立，他们深深地扎根于乡里之间，其统治得以持续几近千年之久。自封建西周以来，从没有出现过这般情况，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主要成为世袭特权的专享。
豪族形成的基础是对土地的占有，而进入仕途，通常只不过是增强和巩固了原有的地位而已。对商业发展的控制失败后，如果东汉政府能够抑制土地兼并，这或许还能成为限制地方豪族的救命稻草。事实上，富人的各种商业活动都被放任自流。在政治领域，魏（220—265）、晋（265—420）的统治者运用“中正官”体制（九品中正制）挑战精英们对官僚机构的把持，政府试图在选官、任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使官员队伍更加听从于中央的号令。在此之前，官员候选人大多由地方官员荐举，政府只是被动地任命这些被荐举者而已。尽管如此，中正官体制仍以失败告终。
六朝时期，大多数曾经支配着分裂帝国的政权通常处于长期衰弱的状态。它们既无力控制官僚机构，也无法阻止豪族侵吞国家地税。遍布各地的庄园蓄养着数以千计的门客和大量的部曲，这些豪族在很大程度上承担起了地方政府的职能。
这段分裂时期的中国社会，士庶天隔，是帝国历史上阶层分隔最为严厉的时期。虽然魏晋政府利用中正官体制吸引寒族进入官僚机构的努力效果甚微，却也让一些寒士加入到官僚精英的队伍中来。但5至6世纪时却不尽如此，当时，南朝和北朝都把门第凌驾于其他任何选官标准之上。这种情况更有理由发生在北中国。异族血统的拓跋魏（386—534）统治者，对汉族人是否认同其统治，并没有把握。很明显，为了促进这种认同感，征服者热衷于接纳汉人的社会和政治观念，包括贵族政治的传统。这样，新的卫道士承担起维护传统的重任，且比之前的汉族君臣更加严肃认真。拓跋魏认可豪族的支配地位，反映出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挑战在乡村深具影响力的精英阶层，只会造成一种政治真空，这种政治真空又会反过来造成危险的社会动荡。相比之下，南方较少干涉贵族政治，它一开始就从北方引入了这一传统政治模式。以我之见，这一传统的吸引力，源于它在南北双方角逐正统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由于丧失了对中华文明发源地——“中原”的控制，风雨飘摇的南方政权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才是真正的天命所系，这种急切感促使他们一丝不苟地模仿曾经存在于北方的精英社会。
维系于中国基层的精英统治，或许为政治分裂期提供了一丝稳定的因素。然而，在大一统政治之下，它的作用可能恰恰相反：除了威胁到国家的地方税收，地方上的自治团体也对中央的政治权威形成了严峻的挑战。因此，隋（581—618）、唐（618—907）的最高统治者追随着数百年前西汉的脚步，绞尽脑汁地削减地方精英的财富和影响力。这项方案极其微妙，第一步是重构一套正规而客观的官员考试制度，它不能轻易地就被贵族掌控，并且，一个人的文学才华要比他的地方身份更被看重。随着强调考试作用而造成的地方荐举权的丧失，随着政府在官员任用上承担了更为积极的角色，也随着个人品德呈现出更为重要的意义，寒族士人也更有机会进入到官僚队伍中去。在汉代，考试的规模很小，收效甚微；到了唐代，考试体制得到了推广并加以制度化，成为官员任用的重要手段。毫无疑问，最重大的跨越发生在太宗、高宗和武则天统治时期，当时出现了明显的对寒族士大夫的偏宠，政府也在培养寒士方面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另外还有其他一些针对贵族的措施，包括以法律形式约束贵族之间通过联姻而拉帮结派，此外，政府通过直接介入一度私人化的宗谱编修，以打压他们常常自诩的贵族血统。这些强有力的政策，不仅反映了中央对贵族势力的普遍不安，也反映了政府要让地方精英向政治中枢低头的决心。
没有充分的证据能证明唐朝在削弱豪族的财富和凝聚力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我们可以确信，官僚选拔过程的演变，确实改变了旧精英模式的基本特征。随着社会地位开始与政府职务紧密相连，以及高级职位日益为登科者所占据，豪族也开始卷入这场竞争，以期考取功名，博得高位。也许他们还是能够继续主宰唐朝的朝政，但是他们要做到这一点，就得减少对世袭特权的依赖，更多地凭借自身的学术造诣。事实上，他们适应了时代的新要求；但是，对其不利的是，他们失去了对于政府部门的独立性——在这里，他们曾经只手遮天。旧式精英与政府的关系从独立的、优势的变为依赖的、劣势的，这证明了初唐统治者的远见卓识及其后继者不畏豪强、加强中央权威的坚强信念。
不可思议的是，随着宋朝的建立，曾经不可一世的世家大族永远地淡出了政治与社会舞台。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两个世纪以来，唐朝政府坚持不懈地消弭其地方势力的自然结果。另有一些学者认为，这主要是五代（907—960）——一个以异常混乱、暴虐为特征的时代——所产生的后果。还有作者认为，世家大族只是被“淘汰”了，逐渐地失去了之前的身份感和自我价值，与社会变革毫不相干。上述每一种解释都有可取之处，却无一能够完全立足。如果说贵族的衰落在唐朝时期缓慢发生，主要是源于官僚的职业化，那么，为什么现代学者们不能证明他们对行政事务的热情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即使是在晚唐时期？如果说他们的消亡乃是因为五代时期短暂的混乱，那么，隋朝之前长达四百年的分裂和频繁的动乱，怎么会让这些家族更加繁荣，而不是给他们带来了厄运呢？难道是五代比六朝更加混乱么？如果世家大族与时代变革毫不相干，这些变革的确切性质又是什么呢？若世族是被“淘汰”了的，其过程是怎样的呢，它又是如何摧毁了将近千年的顽固世族的呢？
对于政府是否真的打算通过推行科举来消除世族势力，我深表怀疑。对唐朝统治者来说，要完成这样一个任务，几乎是不可能的。更确切地说，要通过设置官员的选拔标准，来宣示长安在政治领域中的崇高地位，这种政策所能达到的目标极为有限。这种政策不可避免地需要精英的官僚化，反过来，官僚化又使这些精英改变了自身的基本特性，使其难以抵挡新贵的挑战，甚至趋向于被“淘汰”。然而，单单这一点是不足以毁灭贵族的。贵族的消亡，根本上还是由于某个或某些敌对团体的出现。现代的历史学家几乎总是认为，这种新的挑战来自于相对“卑微”的、在唐朝的历史进程中角色越来越重要的寒门官僚。但是，学者们在聚焦于中央的政治走向之余，并没有充分地研究地方层面军事组织的变化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发展到何种程度，就会削弱地方精英对基层的控制，从而加速世族的急剧没落。
尤其是，众所周知，安禄山叛乱之后，地方上的行政和财政大权都落到节度使手中，唐朝政府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控制藩镇。这种形势有力地创构了一股与世家大族争夺地方资源控制权的新生力量，这势必深刻地影响到世家大族延续其基层统治的能力，如收税、征田租等。虽然这一转折对于理解中国乡村的力量失衡、中央及其外围的均势变化极为重要，但今天的学者却鲜有关注。
西川正夫对五代时期北中国的职事有过精彩的论述，其中谈到，这一时期贵族家庭中产生的文臣官僚越来越少，代替他们的是数量不断增加的、出身寒门的军人。这一趋势恰好表明，旧式精英也许早在五代之前就已经崩溃了，也许它们的崩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府对武将的热衷。他们掌权的动力是什么我们可能不太清楚，但是这些军事新贵对官场的最终支配地位是表露无遗的。此外，根据西川正夫的观点，继续用军人充任文职的做法不但贯穿于五代，宋初两朝亦是如此。
不用说，这一发现对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们意义重大。首先，绝非仅仅是五代的“混乱”促成了世族的衰落。恰恰相反，地方武力的存在，还可能是确保稳定的好方法。影响精英地位的关键是，10世纪的军人大大拓展了自己的行政职能，从而挑战了之前的贵族统治。其次，在五代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军事因素在官僚体制中持续突出，并在宋初太祖（960—976年在位）、太宗（976—997年在位）两朝不断削弱旧式精英的政策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与通行的说法相反，宋朝的建立者并没有唐突地用文臣取代武将。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世族也许就会死灰复燃。但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仅限于禁军大将。这些世族想要控制地方的有限资源，而与之抗争的军事集团却日益壮大；依赖获取官职来保持自身的地位，而可以得到的职位却越来越少。他们发现，在家乡和京城的政治舞台上，自己都在日渐淡出。
西川正夫和其他一些学者也指出，通常被认为发生于宋朝的政治、军事权力的中央集权，实际上是植根于五代时期。当时的各种政权，尽管短命，仍然在剥夺强藩大镇的权力方面成果斐然——唐朝政府常常在这一难题上束手无策。这再次表明，与广泛认可的观点相反，这一时期社会秩序的程度相当高，政治领导也很称职。有趣的是，与之前六朝时期相比，五代的统治者在与贵族势力达成协调方面显得更为轻松。这即使不能证明那时的领导者具有超乎寻常的魄力，也能清楚地折射出旧式精英地位的衰落。低级军官已能完全胜任文职，这为国家在不可靠的世族之外提供了另一批管理人才。宋朝开国之后，疆域的统一和中央的集权仍不利于精英们恢复旧日的殊荣。不只宋初两位皇帝继续运用武人来处理政务，甚至在11世纪（真、仁两朝）出现了以文抑武的政策倾向之后，这种新的规则仍然明显地使傲慢的世袭精英无所适从。
宋代士大夫的政治优势，源于他们在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中能脱颖而出。由于没有贵族的财力与身份，他们的地位一开始就与官僚机构紧扣在一起。然而，这一群体的出身几乎是无法确定的。很有可能，是从前还没有消失殆尽的世族，他们丧失了昔日的财富、地位和群体凝聚力，但其本身并没有被完全消灭。还有可能是，许多士大夫来自唐朝的某些家庭，这些家庭处于社会底层，他们有学识却没有地位——当中很多人曾经只是小官或者胥吏，但在宋朝的统治之下，他们迎来了自己的辉煌。可能还有一部分来自10世纪的职业军人家庭，在五代至宋朝的变迁中，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担任了文职。不论出身如何，宋朝的士大夫精英几乎没有多少财富、地位和安全感，而这些恰恰正是世家大族的象征。官员规模的增加和权力的细分，就是为了削弱官员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与此同时，激烈的科举竞争，加上赐予官员后代特权的政策一再收紧，这使得宋代的士大夫家族极难像曾经的贵族那样，长时间地维系家族的繁荣昌盛。因此，宋朝的社会流动性相当高。
自秦汉迄于隋唐，成功的家族通常需要经历至少十代，才能达到权力顶峰，然后再经过十代的时间，才开始慢慢衰落。当时，繁盛的家族长期把持官僚部门，并在京城安插族人，这些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而在宋朝的统治下，这一切都不可能发生。11世纪到13世纪末，中国人口比以往有了显著的增加，社会上更多人群得以接受教育，政府也以切实的努力来吸引那些寒门才俊加入到官僚队伍之中。大体而言，科举取士的人数迅速增长，使得对官职的竞争变得异常激烈。宋朝的家族从默默无闻攀升到政治巅峰，然后又销声匿迹，完成整个循环，往往只需经历十代或者更少的时间。就此而言，宋朝官员的流动与明朝（1368—1644）及清朝（1644—1911）相比有惊人的相似性，而与早期朝代相比却有着显著的差异。
本书所要探讨的，是宋代中国一个血统寒微却又极为杰出的家族的兴衰史。之所以选择明州史氏家族，有以下原因：第一，他们创造了可能是那个朝代最震撼人心的成功史。作为宋朝三百年间仅有的两个连续三代担任宰相的家族之一，史氏还产生了两百多位其他官员。因此，对历史学家来说，他们有内在的吸引力。除此之外，他们超乎寻常的成功，更可以确保有关这一家族的史料异常丰富。第二，史氏步入官场以及随后的晋升所经历的途径，与大多数有政治抱负的同时代人没有两样，他们都有赖于科举体系。就此而言，他们的经历是大部分士大夫的缩影。第三，与其他一些成功而富有争议的家族不同，史氏家族在南宋中后期一直受到皇帝的眷顾，所以他们的衰败是一个相当自然的过程，并非任何突发的朝廷政变的结果。
出于对官僚行政的关注，本项研究会经常提到官品，并以之衡量史氏族人的政治成就。新官上任之际，通常会被赋予一定的实职和闲职的官品，之后根据为官表现有所升黜。官品不仅是一个人官场地位的象征，也影响着社会地位的高低。宗谱中频频提及官品，这无疑体现出它还是家族地位的切实反映。因此，许多历史学家把它作为衡量帝国后期官场成就的便利标准。本书亦是如此，官品将是描述史氏族人政治地位的一把标尺。
在此要提醒读者的是，宋代共有十八个级别的官品：一品直到九品，然后每品又各分正品和从品。其中，第一至三品为决策机构，属上品；中品，负有管理职责，包括第四至六品；下品，通常为幕职，大体属于七到九品。若非是特殊情况，进入官场的新手一般会被授予最低级的品官（九品）。随后，想晋入中品官的话，要通过一系列的铨试和大量的经验积累。而上品官仅属于极少数的佼佼者（最高者是宰相之职，为正一品或从一品），并且要具备特别的出身——几乎全部需要进士功名。由于它的独特性，晋入上品就很容易赢得崇高的声望，同时也意味着进入了帝国的政治领导层。
官品虽然能有效地衡量官场成就，但它也只是部分地体现了某人的权力得失。在进入官场并取得一定地位之后，家族的未来流动通常有赖于帝王的眷顾、与宫廷的特殊联系以及个人在士大夫群体中的影响，当然，还有机缘巧合。也许，大多官僚和家族研究的最大短板，是忽视了朝廷政策对家族命运的影响。
汉唐时期的政策，会对那个时代精英的构成以及他们未来的前途有着长远的影响，宋代朝廷也是一样，政策的演变可以决定士大夫家族的兴盛衰亡。对史氏而言尤为如此。国家政策的变化，有时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机遇，有时也会带来巨大的风险；就个人而言，若某一族人机缘巧合地进入了宫廷或官场，无论他最初的地位如何不起眼，未来也会为个人和家族带来长期而丰厚的回报。基于这个原因，本书将集中探讨宋代中国的朝廷与家族。它主要是一个政治故事，考察的是一个血统寒微的家族，如何从遭人白眼的贫民，演变为帝国的主宰。我们逐代地探索史氏在官僚体系内的活动、他们与当时名人雅士的交往、在朝廷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对族内伙伴的慈爱与不屑，还有这些不同因素对族群的整体政治地位所产生的最终影响。
由于关注点在于政治，我很少提及史氏的物质财富，及其与其他名门望族的姻亲关系。除了是因为时间和篇幅有限，这也是由史料的不足所决定的。历史记载中提到的财力状况，通常是三言两语、含糊不清的，且分布极为零散，研究者难以从中有所洞察。此外，由于没有可靠的明州史氏宗谱，我们不可能对其婚姻模式有详细的结论。如果有读者对史氏家族的群体凝聚力、社会历史构成等有兴趣，可以参阅我在《帝制中国晚期的宗族组织》中的论文。在本书中，它们只是被作为史氏族人官场盛衰的背景加以介绍。
以下几个主题将会反复出现，贯穿全书。第一，与过去相比，宋朝给有志于仕途的人提供了更好的机会。由于世袭精英的消逝，公正但又竞争激烈的科举入仕制度才得以彻底推行，官学才会涌现，政府方面也下定决心在全社会范围内广纳贤才，所以，入仕的路径有了明显的拓展。此外，在11世纪末和12世纪初，政府对于各种任官政策的革新，使这一趋势得到了加强。
第二，宋代的官僚体制大体上唯才是用，史氏的成功主要在于他们有超群的能力，不断培养出能考取功名的子弟，以及得力能干的官员。这与之前的时代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时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有相当多的士大夫精英将他们的优势归功于家族的声望，或族内某人的开国之功。诚然，一旦史氏获得一定程度的成功，许多族人就会像以前那样，不用首先通过科举的考验，就可以渗入官僚系统。然而，虽然宋朝的官职会向缺少功名的高官子弟开放，但给予他们的官位通常都比较低。缺少了进士功名，那些来自权势家庭的有抱负的官员就要面临更为严苛的考验，以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一晋升方式非常缓慢，最终也是希望渺茫。这种方式以各种铨试来代替科举，实际上注定了那些不能胜任和没有能力的人在获得官职后不能再往上爬得很高。祖辈们尚可依靠特权而获赠高官，而离开了这些特权，那些不能培育出新一代登科者的家族，不久后就会被完全排除在官场之外。因此，尽管有所妥协，宋朝的行政依然起到了一种精英管理的作用。
宋代政治风气的第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是官员中普遍的安全感——这恰恰是一种安全假象。皇帝给予功臣的巨大赏赐——宅邸、园林、薪俸和财宝等慷慨的礼物——助长了这种安全感，有效地抑制了他们要为不确定的未来储存财富的念头。对高级官僚来说尤其如此，他们有权使用近乎无限的财富，并能自由挥霍。对于史氏而言，他们不需要去购买豪宅，因为政府会免费提供给他们；似乎很少有人担心这种宅邸在新的政权来临之际会被没收。与此同时，伴随着巨大财富的经济安全感，也有着情感方面的影响：由于日常生存不再是他们关心的主要方面，个体家庭开始陷于家族内的较量和个性冲突之中。第五代的辉煌过去后，第六跟第七代如果对财产的安全感少一些，也许他们会更加同心协力，不去计较政治和个性上的差异。除去这些小的冲突，无尽的财富使史氏团体以惊人的速度膨胀，没有人会特别留意这对子孙后代的经济状况有什么长远的影响。
总之，这几个议题体现了宋代官僚精英的存在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仕途的成败最终取决于两个因素——竞争性的科举及帝王的恩宠——两者都超出了士大夫们自身的控制能力。前代的世袭精英在退出官场之后，能轻松地维持他们在本土的声望，几代之后，他们又会卷土重来。宋代的家族绝非如此。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一时的退出，很容易导致永久的淡出，史氏在元朝的衰败就是有力的证据。要想加入帝国的精英集团，并一直保持这种身份，政府的职位至为关键。没有了它，不仅会丧失家族的社会威望，还会丧失提供给官员的物质财富，以及保护这些财富的政治影响力。
就像读者将要看到的，本项研究颇多地受益于柯睿格（E．A．Kracke）教授关于宋代官僚行政的独创性研究。他首次阐述了——至少对于西方读者来说——在宋朝，个人才学要比血统传承更加重要。但是，柯睿格论述不详的地方，正是我所关注的焦点；柯睿格的关注点主要在于政策，我的焦点却在政治；我还把特定区域的发展与特定时间的独特性纳入官僚流动的研究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而言，这是柯睿格时代所无法实现的。对于上一代学者提出而无法解决的一些问题，这是一种不同的、或许是更为折中的解决路径。
历史学家总是力求在特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整体概括，我也不例外。但是，就像早先指出的那样，史氏的经历在宋代比较特殊。史才从社会及政治上的默默无闻，骤升到官僚系统的第二把交椅，史浩在孝宗朝备受恩宠，史弥远前所未有的丞相任期，史嵩之的官声和恶名，史懋祖的离奇经历——它们都说明了史氏从开始到结束的经历，大体上都不入常轨。同时，这也说明了宋代中国的精英毫无世袭的特点。文学成就及政治才干将他们的领袖置于官僚系统的顶峰，而来自舆论的压力——哪怕是学生的意见——都能摧毁这种可怕的权势。史氏家族瞬息万变的命运，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的家族，但他们却颇能反映出宋朝所创造的开放性的社会和有活力的政府。此外，它也成就了一个伟大的故事！
第一章 四明故事
史氏是文官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在宋朝的社会地位，与科举的成功与否息息相关。因此，为了明了故事的来龙去脉，我们应从对宋朝行政实践的整体观察入手。一、入仕之途
与之前的唐朝政府十分类似，宋朝采取了一套极其灵活的官员选任制度，当中包含了诸多看似矛盾的措置。一方面，它举办了一系列竞争激烈的科举考试，最高的荣誉是授予“进士”功名，或“学士”头衔。到了北宋后半期，科举竞争变得异常激烈。科举选拔的第一步，是州县举行的发解试，或贡举，仅有1％—10％的考生有望通过。随后，胜出者将前往京城，依次参加省试和殿试，又会有80％—90％的考生在这些考试中遭到淘汰；最后，有幸留下的人成为“进士”。选拔的过程极其残酷，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却不见得就有相应的回报。
然而，倘能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就意味着无上的尊荣。因为进士身份不仅能给读书人带来社会声望，更重要的是，他们还能由此进入上层官僚机构。一般来说，由于科举考试是以文学成就为基础的，较少受到家族背景或个人因素的影响，所以即便是在宋初，相对于过去而言，科举制度也让更多的社会人士进入到了官场之中。11世纪州学大量增加，进一步扩大了考生的规模；随后，科举及任官程序的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壁垒，让更多的布衣百姓进入官僚队伍。
另一方面，在推行科举制度的同时，宋朝政府也保留了各种竞争性较小的任官制度，以改善官僚家族在激烈竞争中潜在的不稳定性。其中最为人熟知且广泛应用的，是“荫补”制。为了“保护”官僚子弟不因缺乏功名而被猝然排出公职之外，政府允许官僚身份可以被部分地世袭。官僚的子孙，甚至是更远房的亲属，都可以借此谋得一官半职，而与其个人才德无关。由于高级官僚经常被准许荫补十几个亲属进入官僚机构，而中级官僚也被允许有两到三个名额，这个群体势必十分庞大。据一位研究者的估计，嘉定六年（1213）通过荫补入仕的官员占到全部官员的40％，比科举入仕的人数还要多。
毋庸多言，这一制度不仅给官僚机构增加了不必要的负担，也必然会打击无此特权的举子们的热忱。承荫者每得到一个职位，就意味着寒门举子失去一个职位。惟其如是，政府也切实加强了对恩荫补官的限制，以减弱其消极影响。首先，每年都有固定的员额，以限制承荫人数，同时也规定官员和他的承荫者都需超过规定的年龄才能享受这一制度。政府还定期举行磨勘，找出并罢黜那些不称职的人。最终，大多数达官子弟的荫官都很低，而且仅能恩及两代人。由于他们没有功名，又不胜其任，所以能够传承此特权给后世子孙的可能性变得微乎其微。
荫补制之外，铨试也是宋朝政府考验上述家族子弟的另一种补充手段。这一特殊的考试由吏部主持，对象是那些已经出官、渴望飞黄腾达的荫补官员。与进士科注重文学技艺相反，铨试强调的是道德行为及仪态举止。后者要主观得多，较少术业方面的苛求。这个考试的竞争性也不强。在北宋的大半时间里，铨试一年举办两次（而进士科三年才举行一次），70％的考生都可以通过。毋庸置疑，这加剧了进一步升迁的竞争度，使参加科举者的仕途变得相当困难。然而，孝宗乾道元年（1165）开始，朝廷大力缩减这一群体的规模：铨试一年才举行一次，而且只允许三分之一的考生通过。由此产生的新员额就只是过去的四分之一而已。这可能会刺激那些没有功名的承荫者要通过进士考试来提升自身的竞争力。这也解释了史氏家族成员为什么不去依恃恩荫特权，而是不断地参加科举。
荫补和铨试，常常是交相为用的关系：那些通过荫补获得低级官职的官僚，通常要通过铨试才能得到晋升。对于其中的一些人而言，这是他们获取进士功名前的一块跳板；而对于那些根本无望取得功名的人来说，这只是他们极力利用家族地位的另一种方式。以铨选作为官员仕进的途径，弊病颇多，然而它最重要的影响，是进一步巩固了官僚精英集团，这一点是极为积极的。铨试有助于确保那些荫补入仕者不经过一定的考核，就不会得到升迁。同时，没有进士功名就很难获得高官之位，加上进士本身所具有的荣耀，这些都激励着绝大多数有抱负的人致力于科举考试。总之，荫补和铨试只是减慢了官僚和社会的流动。它们从未被用于、也从未被打算用于维持一个像宋朝之前的世族那样的士大夫世袭集团。
宋朝政府坚持面向社会大众选任官僚，就表现了避免形成这种集团的决心。将官僚机构尽可能地开放给社会大众的构想，在11世纪以前就已长期存在。早在汉朝时，政府就设置了一系列制度措施，四处为皇帝招揽贤才。到了宋朝，这一构想经由制科得以推行。在这一制度下，地方官员有责任推荐“贤、良、方、正”者去京师赴考任职。
很明显，“八行”取士之制也旨在为政府选任德行高尚的寒素之士。八行取士于徽宗大观元年（1107）开始实施，直至北宋灭亡。它要求地方官员选出本地“孝、悌、睦、姻、任、恤、忠、和”之典范，然后经地方官员的举荐，这些人被特许进入州学，接着进入太学，最终加入官僚机构，完全绕过了科举的一般程序。通过这种方式，那些缺少学业训练以考取进士功名，以及没有官僚背景以求恩荫的人，也可凭借本身的嘉言懿行来获取职任。
对于士大夫群体之外的人来说，进入官场最便利的途径是州学。州学作为一种机构，由来已久，但是它在宋代所发挥的作用却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随后就将会提到它在明州的发展历程。
另外一个与选官制度相关的重要进展也值得一提，即熙宁四年（1071）“三舍法”的创设。这是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调整选官标准的措施，它更看重个人的综合品质、职业前景，甚至为官手段，而不是纯粹的文学技艺和一时的科举成败。这一举措规定太学生自上舍释褐后，能够具有进士身份及授官资格，由此完全避开了惯常的科举程序。在王安石看来，与举子单一的科举表现相比，在太学里待得越久，就越能看出一个人是否适合做官。这种方式似乎更有利于怀有政治抱负的布衣百姓，因为只要通过长期的勤学苦练，就能熟练地写出非常程式化的科举诗赋，而吏干却有赖于天赋和正规教育。
这一目标可能过于宏伟，就像王安石其他大多数的改革措施一样，遭到了强大的阻力。有趣的是，三舍法强烈地吸引了徽宗（1101—1125年在位）的注意。它在崇宁三年（1104）得到恢复，并推广到全国的官学。在这一新的制度安排下，州学和县学中的佼佼者可以继续进入太学学习，上舍生可以获得功名和职任。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三舍法实际上完全替代了科举取士。由于州学和太学都由国家出资，这就意味着政府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承担起培养士大夫的主要责任——这需要庞大的经费，也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不用说，这一决策有可能会彻底改变士大夫集团的社会面貌。不幸的是，由于反对派于宣和三年（1121）强行恢复了科举体制，这一可能性没能得以充分展现。
宋朝政府通过维持这样一个变化多端、又矛盾重重的选任制度，试图使官僚队伍更加精明干练、尽职尽责；对世袭特权的限制，则有助于逐渐削弱社会上过时的门第观念。尽管这些努力值得称道，但若认为宋代的官僚机构突然转变为成熟的精英管理，家族背景已经无足轻重，那就未免过于天真了。荫补和铨试的优待只限于特权阶层。即使科举、八行、三舍法等制度可以使布衣百姓蒙益，但也很容易就被官僚精英所操控，服务于自己的利益。此外，由于许多制度都首先要求官员推荐，怀有政治抱负的人如果没有家族关系网，就会处于明显的劣势地位。虽然如此，在史氏由地方官员转变为帝国领袖的过程中，这些制度仍然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二、世易时移
区域发展一直是社会进步的关键所在。一个缺乏物质财富和良好教育机构的地区，很难产生杰出的家族。对于明州史氏而言，其故里作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繁荣与否，与他们的流动息息相关。关于唐宋间明州经济的发展，以及它对宋代两浙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学者已有诸多论述。在此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这些改变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史氏族人的成功。
明州（今浙江宁波）——在宋代也被称为四明或庆元府——坐落于中国漫长的太平洋海岸线的中段，濒临杭州湾。它位于杭州以东约150公里处，一直以来都是浙江东北部的中心城市。在另一个方向的800多海里外，中国东海的另一边，是日本的九州岛。在唐朝之前，“中原”作为政治和文化心脏时，明州并不那么重要。直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这一地区才正式升格为州，这充分显示了它的边缘地位。但是，唐末五代时期中国经济中心的逐渐南移——先到淮河，然后转到长江流域——给这一地区带来了繁荣。大运河甫一伸展至杭州，就将明州与北部和东部的市场联系起来。明州很快成为了国内外贸易的集散地。通过贸易，明州沟通了内陆与沿海、中国与日本、韩国甚至东南亚的联系。在宋朝初期，明州的经济基础就已经奠定。但它要最终成为一个人口众多的繁华都会，还需要至少一百年的时间。
人口数据已经证实，11和12世纪是这一地区空前的经济大发展时期。在中唐天宝元年（742），记录在案的明州人口大约有42,000户。这表示有超过二十万人口居住于此，也证明明州有足够的能力容纳数量庞大的人口。然而，宋代一份材料指出，这一地区的人口在宋初不仅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到仅有27,000多户。不过，这一数据极有可能被低估了，它只显示了从唐朝中期到宋初两百多年间一个相对静止的人口数量。相反，北宋中叶的人口数量有着空前的增长。元丰年间（1078—1085）明州的户数多达115,000户，政和六年（1116）攀升到近123,700户。人口数量在百余年间就翻了三倍。由于有着这样一个稳固的人口基数，那就只有一种形势能够暂时阻断其进一步的增长：战争的破坏。
女真在靖康二年（1127）洗劫宋朝都城开封时，掳走了大部分皇亲国戚以作人质。刚刚退位的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1125—1127年在位）都沦为阶下之囚。徽宗二十岁的皇子、钦宗的皇弟康王，因为当时不在开封而侥幸逃脱。康王在宣布继承钦宗大统之后，随即逃往南方，统领宋朝的半壁河山。从一开始，高宗（赵构，1127—1162年在位）的皇位就岌岌可危，这种境况持续了将近十年。女真频频驱军南下，不仅威胁着淮河下游，也威胁着长江下游地区。他们不止一次地威胁到“行在”临安（今浙江杭州），迫使高宗逃往更远的南方避难。
其中的一段经历，发生在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女真主力的进攻将这位皇帝逐出京城。他原想在明州寻求庇所。不到十天就有消息传来，说敌军正直逼明州，意图显然是要俘高宗于海滨。这位疲惫的皇帝及其随从只得匆忙逃往海上，在浙江以南的海面上漂流了大约一个月，然后停在台州（今浙江台州）和温州（今浙江温州），等待着陆上局势的进展。得知皇帝逃亡的消息后，心灰意冷的地方和中央军队随即放弃抵抗，女真不费吹灰之力就攻占了明州的州治鄞县。征服者从没打算长期占据明州，于是一路上大肆破坏掠夺。军队撤离、硝烟散尽之后，惨状目不忍睹，百余年来的发展被女真人在两周之内毁坏殆尽。13世纪的《宝庆四明志》极其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境况：惟东南角数佛寺与僻巷居民偶有存者。城之始破也，守者奔凑东南，缒城而出，或浮木渡江，生死相半。而逃村落者，与贼遇。由是遍州之境，深山穷谷，平时人迹不到处，皆为敌人搜剔，杀掠不可胜数。
这似乎有些夸张，可我不这么认为。女真侵略华中其他地区的记载也提到了类似程度的浩劫。可能正是此类恐怖消息的传播，导致明州许多望族在敌军未到之时，就已望风而逃。而那些没有选择逃亡，或因为某些原因无法逃亡的人，则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比如，知名望族楼氏，近半的族人丧生于兵荒马乱之中。他们的损失在滞留者中似乎并不突出，人口统计的数据可证实这一点。
尽管只有女真入侵近四十年后的人口数据，但我们仍可从中得出某些结论。根据乾道四年（1168）的户数统计，人口大致达到了13万户，只比政和六年（1116）多1万户。鉴于前两个世纪期间这一地区极高且稳定的增长率，以及随着女真入侵华北而带来的大量移民，这样缓慢的增长速度显得极为蹊跷。斯波义信认为，此时的明州不过是达到了经济和人口的饱和点。不幸的是，他没有充分估计到女真入侵对12世纪人口的影响。
元朝初期的数据显示，明州的人口有241,450户，比乾道四年增加了77％。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地区的人口增长在南宋和入元之后都不曾减弱。因此，乾道四年的人口并非一个停滞了的数字，而是有所增长后的数字。停滞表象的惟一解释，是突然的人口锐减，这就自然与建炎三年（1129）末的战事密切相关了。这种人口减少的程度不易确定，但考虑到政和六年（1116）以前和乾道四年（1168）以后的增长率，明州战后的人口很可能只剩下8万户。这表明它损失了战前三分之一的人口。
从短期来看，金朝在北方的建立，对明州来说意味着灾难；而从长期来看，它却可能因祸得福。高宗于建炎五年（1131）年初回到行在临安，毗邻的明州突然对帝国具有了战略性的意义。它在建炎三年（1129）末行在被围时为皇帝提供了庇护，故也可能会被用作日后的避难之所。因此，政府非常慷慨地投资给明州，用于其复苏和继续发展。帝国首都的大量商品需求，也保证了明州当地市场和进口商品市场的扩大。随着临安的人口从南宋建立初期的20万户膨胀到末期的近40万户，这个市场也在不断扩大。最后，宋朝丧失了北中国后，促使大量赵氏宗亲迁居南方，相当多宗室定居在明州。赵氏皇族不仅为明州增加了声望，还增加了资本积累，提高了文化素质和艺术修养。到了宁宗朝，明州升格为庆元府，这也反映了南宋朝廷对宁波的重视。三、教育与职任
像经济基础一样，明州的教育基础也是在唐朝中晚期奠定的。理宗时代当地的方志中提到，作为士人的习业场所，这一地区的佛寺和道观非常兴盛，而这种现象大多在北宋之前就出现了。许多繁荣于宋朝的儒学书院，同样渊源于唐五代时期。甚至这个地方的州学都能追溯到宋朝以前。
庆历三年（1043），当政府要求所有州县都要设立官学时，明州学校体系中最新的几所，都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但朝廷的命令仍然进一步刺激了当地教育发挥更大的作用。学校的扩建，最早主要发生在11世纪40年代末，那时明州州治所在地鄞县的长官，正是朝气蓬勃又充满活力的王安石。通过他的不懈努力，州学开始建立，并礼聘了当地大量的名师，使当地的教育声名远扬。到了徽宗时期，明州成为一个重要的教育中心。明州人为了纪念王安石为本地区所作出的杰出贡献，特意为他建了一座庙——这就是今天坐落在东钱湖附近的王安石庙。
随着教育机会的增多，明州开始形成一个明确的地区精英团体。有趣的是，它的出现似乎与明州不断增长的贸易财富没有多少直接关联。没有迹象表明，他们之中的优秀人才具有商业背景，尽管他们不可避免地获益于周边的经济活动。精英的家族中也没有多少大地主或富商。当然，金钱会给社会交往带来很多好处，但绝非最重要的财富。其中的关键是修身习业：先成为学者，然后才能成为官员。对大多数人而言，通过进入州学，这种修习才能得到保证或加强。随着三舍法在徽宗支持下的充分执行，以及教育机会的增多，当地的精英以惊人的速度增长。明州士大夫集团中相当一部分、或许是大部分，他们在政治上起家，都能追溯到这一时期，这绝非仅仅是巧合而已。然而，建炎三年（1129）末女真的入侵，打碎了这一欣欣向荣的局面，并将此前数十年的政治和文化成就扫荡一空。
前文提到，在女真入侵之前，就有许多明州望族逃离此地。兵火过后，他们中的大多数又回到了故乡，重新开始。除了先圣殿，整个州学全被付诸一炬。更为重要的是，在兵荒马乱之中，州学的田契不知所踪，再也无法支付教授的薪俸和学生的补助。州学，以及当地的精英，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至少需要一两代人的努力才能恢复。然而，到了12世纪后半期，如同明州重新回到了帝国的领导地位一样，州学和精英们也恢复到了以前的水平。南宋中期，明州附近的州县官方学校都获得大量的学田，如常熟县的学校号称有学田10000—15000亩，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明州州学在南宋发展的最高峰时期，也应该有相近数量的学田。
南宋时期，由于帝国的政治中心转移到东南，知识分子也随之被吸引过去，即当时所谓的“道统南移”。在此之前，明州的哲人雅士很少被外人所知。他们和国内著名的学者或思想流派鲜有交流，平日只是教导少数本地的年轻学子。这一现象在12世纪末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明州地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政治和文化关注。在孝宗（赵昚，1162—1189年在位）统治时期，当地人如史浩和楼钥（1137—1213），既是博学多识的学者，又是权倾一时的朝廷大员，因而举国闻名。从此以后，明州不再停留于帝国的边缘；实际上，它不久便占据了历史舞台的中心。
北宋的崇文气象——最终激励了新儒家（又称道学或理学）在南宋的复兴——起初并没到达明州，以及东南大部。周敦颐（1017—1085）、邵雍（1011—1077）、张载（1020—1077）、程颢（1032—1085）和程颐（1033—1108）全都是中国北方或中原人氏。北宋时，他们的学术影响也集中在上述地区。到12世纪孝宗朝之后，人们对这些硕学大儒，及其提出的有关儒学基本准则的宏大议题，重新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然而，与早期不同的是，这一新运动的地理中心由内陆转向了沿海。朱熹（1130—1200）和陆九渊（1139—1193）是儒学复兴中最为杰出的两位人物，他们为此奉献了毕生心力，开拓出一代新风。
陆九渊的心学与朱熹的理学属于同一时代，两者都是从孝宗晚年开始兴盛的。这与明州及其子弟在政治上日益崛起、直至声名显赫的时间是一致的。对明州来说相当幸运的是，陆九渊在鄞县以南的象山安了家，还长时间在附近聚徒讲学。他的到来，不仅吸引了各地学者慕名而至，还促进了一个哲学流派的形成。其中，成就较大的当属杨简（1140—1226）和袁燮（1144—1224），他们或是师事于江西陆氏，或是作为其下属，甚至陆九渊最初定居于象山也许都与他们有关。当陆九渊定居明州之时，这两人是其最为得意的门生；陆氏死后，他们凭藉真才实学跻身于一流哲学家之列。在他们的诸般努力之下，心学成为明州学派的核心，最终主导了此地的思想风潮。私人书院纷纷涌现，学子们聚而受教。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哲学体系的创建，不仅有助于教育和艺术的繁荣，也将进一步提升明州在帝国中的地位。从北宋时期的泯默无闻，经过一百年的转变，明州成为了学术活动的中心。
衡量一个家族或地区成就的最好方法，是看她的进士数量。就宋代的明州而言，这个原本落后的地区，在短短的一两百年之内就直入青云。当时浙江和江苏最繁荣城市的进士数量统计如下：表一 江浙主要城市进士数量一览表
从上表看，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在由北宋过渡到南宋之后，江南各州的进士数量出现了急剧的增长。苏州、绍兴和湖州的数量几乎翻了一番。临安是原来的三倍，嘉兴则是四倍。超越其他所有州县的是明州：截至北宋末期它只有124位进士，而到了南宋却增至741位——是北宋时的六倍。即便是都城临安，人口数量是明州的两倍，而登科者仍然大大少于明州。在13世纪，仅这七个州府就相当于全国科举取士总数的20％。毋庸置疑，在这一时期，沿海主要地区的进士数量开始超越其他大多数地区。
其次，直到12世纪末，明州的进士产出才开始大量增加，完全超越了临近诸州。就此而言，它的情况与上述诸州迥然有别。其他各州的进士产量，在南宋初期就有了显著的增加，直到王朝灭亡之前，都保持了一个较高的水平。而饱受战火洗礼的明州，直到近半个世纪后才加入这一行列，开始填补由于北中国的丧失及北方人的大量流失所带来的政治真空。
另一个重点是明州进士数量在全国总量中的比例。在北宋徽宗统治时期，明州的进士数不足国家总量的1％。一个世纪之后，明州进士大量涌现，以至于有时占到了登科率的10％。当有人指出明州人口可能还不足南宋总人口的1.5％时，它不可思议的影响力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诠释。这么少的人口数量，却能在政治和学术上攀升到如此之高的地位，就像是一个真实的奇迹。
宰执的数量，也能体现出明州的出类拔萃。在北宋时期，没有一位明州人晋升到如宰相或参知政事这样最高级别的官僚职任。南宋时期则全然相反，有5位丞相和10位参知政事都来自此地。事实上，这些人的政治影响力的确非常强大，竟然能让明州人在13世纪的近一半时间里稳坐临安朝堂的高官宝座。这既是皇帝宠幸的结果，也是他们才能的体现。
明州高官辈出的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它培养出了一大批获取了功名的士大夫。出自这一地区的所有丞相和几乎所有的参知政事——仅有一位除外——都获得了极为重要的进士功名。
此外，明州人在南宋京城的非凡成就，还与南北长期分裂的大势有关：这一趋势导致了地域主义的倾向。中国北方的沦陷，肯定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临安官僚的地理分布——当然，除非政府有意调解以扭转这一趋势。但政府并没有这么做，结果，官僚机构为南方人所充斥。高宗朝的宰执来自全国各地，包括北方、东南甚至西南。这种多元化的主要原因，似乎是很多在高宗朝早期被任命的官员原本就是北方人，他们曾在开封为先皇服务，建炎元年（1127）追随高宗来到长江下游，共举大业。从某种程度而言，他们在临安任职，只不过是为流亡中的宋朝政府增加了一定的正统性，这些移民受到相当的尊敬，很容易升迁到高官显位。但是，他们却注定难以持久。女真很快就夺得了北方的控制权，无疑要设法阻止北人南奔，而宋金双方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的达成，更使得南北之间的迁徙异常困难。到下一任皇帝时，南方人已经开始垄断高官之位；孝宗朝廷中，没有一位丞相不是南方人。实际上，在此之后的所有宋朝丞相之中，除了韩侂胄，其余的全是南方人。
比官僚集团的“南方化”更加重要的，是另外一个令人费解的倾向。从孝宗朝就开始，来自两浙地区的士大夫逐渐主导、甚至垄断丞相之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理宗（1224—1264年在位）和度宗（1264—1274年在位）两朝。高宗时期，就已经有很多宰相来自东南各地了，但他们均匀分布于各路之中。孝宗统治期间，已有三分之一的丞相是两浙人士；光宗以后，至少有一半来自这一地区。单纯的数量以外，我们还可以观察到，两浙士人的任期往往都非常长。宁宗朝三十年（1194—1224）中大约有21年、理宗朝四十年中大约有33年，以及整个度宗朝的10年，至少有二分之一的丞相之位被两浙人所占据。即使是在北宋产生了许多进士和杰出政治家的福建，此时都明显不能与之比肩。某种程度上，这一状况可能是权力政治的衍生物：某些丞相就因滥用权力、罗织乡党而声名狼藉。然而，这一状况无处不在，恰好表明责任并不属于某一两个人。这很有可能与南宋初期已经出现的大规模的地域主义有关，当时中央政府正专注于军事问题，所以对地方团体的容忍度大大超过北宋——明显的表现是，官员在自己家乡或附近为官的几率大大提高。要对这种发展的原因有一个权威的评价，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其重要影响已然清晰可见。临安朝廷在选择官僚要员时，眼界没有超出环京畿地区，这使得此范围内的官员在与其他人进行官场竞争时，拥有了不平等的优势。当然，这是适用于明州人的。
南宋时期的明州诞生了许多名门望族，楼氏和史氏就是其中举国闻名的两支。但仅就数字而言，赵氏宗亲则明显超越了他们。北宋垮台之后，赵氏迁离北方。直到12世纪50年代以前，他们在新居地并不惹人注目。然而就从此时开始，赵氏培养出相当数量的进士。这一数量越来越多，到南宋末期，赵氏培养出的进士达140多位。皇族血统和文学造诣，再加上宽泛的名额，使赵氏当之无愧地成为明州“第一家族”。但宗室不领职事的祖宗之法，抑制了他们拥有更大的政治权力。
楼氏则呈现出另一番繁荣景象。楼郁自开封迁移到此处，他是11世纪中期明州郡学中的一代名师。楼氏在北宋时期培养了7位进士，南宋时期则超过了30位。楼钥甚至成为举国闻名的参知政事。因为在文学和经典上的诸般成就，楼氏家族得到了许多当地人的崇敬。但与赵氏皇族一样，它的政治表现与其文学成就并不相称。
与赵氏和楼氏家族相比，史氏在北宋大部分时间里都是默默无闻的。它起初极为寒微，直到北宋末年才培养出第一位进士。然而，风云际会，史氏最终创造了宋朝最伟大的成功史。当这个朝代在祥兴二年（1279）行将覆亡之际，已有28位史氏族人成为进士；相应地，史氏为朝廷连续贡献了三任丞相和200多位各级官员。史氏族人在南宋的权力巅峰是在宁宗、理宗两朝，他们支配着临安朝廷，所拥有的政治权力无人能及。尽管起初史氏的人数和财富不如此地其他家族，但在政治上，史氏超越了他们。是史氏，而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当地精英集团，将明州变成了帝国的政治核心。不幸的是，树大招风，名高引谤，嫉恨与骂名亦纷至沓来。这也是史氏遗产的一部分。
第二章 考镜源流
对研究宋代家族的学者来说，最艰巨的任务也许是考索家世渊源。从唐末到宋初，世袭精英在政治领域逐渐淡出，随即被职业化官僚所取代，这一状况极大地销蚀了一度盛行的编修谱牒的风习。由于家族背景对仕途及社会地位不再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很少有人还想保存繁琐的家族史事；或者说，他们留存谱牒是出于个人原因，而非政治原因。这种热情的消退反映在，即使是北宋时期的修谱方家，也屡屡不能把同时代人的祖先追溯到五代之前——几乎无迹可循。既然作为昔日中国传统贵族集中地的北方，都已对谱牒了无所知，那么，迁徙日益频繁、社会流动日益加速的南方就更不用说了。一、迁徙
从10世纪初开始，中国就陷于政治分裂的泥潭之中，长达八十年，史称五代。五代政权更迭，让北方深受战乱之苦。战争的创伤，使北方长久以来的经济和政治优势一去不返。相比之下，中国南方的大多数政权偏安一隅，避免卷入混战——尤其是江南，在此期间保持了相对的稳定。难怪一浪接一浪的移民逃离战火频仍的北方，到南方寻求安身之所。贵族也好，寒族也罢，离弃了祖宗之地，就意味着与过往的历史彻底割裂。它不仅切断了宗族间的交流，也切断了族人对先世和家族传统的认同。故乡音信飘渺，移民更容易认为自己是真正的南方人，而不是寄居在南方的北方人。
就像大多数北方移民一样，长居南方的士大夫也往往对自己的先世所知甚少。唐朝以前，被朝廷委派到长江以南任职就如同残酷的惩罚，愈往南愈甚。诚然，自从唐朝后期，不断壮大的移民潮自愿而非被迫地迁移到南方后，这种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然而，这一地区仍旧被认为是偏远的蛮荒之地，那里的居民不是落魄的官员，就是生活潦倒的农夫。从各方面来看，南方的贵族都缺乏北方同僚所拥有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声望。使南方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进一步恶化的是，即便是在长江以南的地区，迁徙也异常频繁，各个家族往往会在短期内进行数次迁徙。对于10和11世纪的两浙地区来说，情况尤其如此。北方移民的持续南下，使这一地区面临着很大的人口压力，迫使许多家族向更远的南方迁徙。另外，由于这一地区热衷于商业活动，由此带来的劳动力需求，也助长了此地的流动性。因为这些原因，至少在宋代以前，一个稳定而有凝聚力的地方精英团体很难在长江下游地区落地生根，并开枝散叶。然而，到了北宋末年，地方士大夫集团开始出现，为了舒缓身份认同的焦虑，他们常常宣称自己源于北方望族，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份。但是，缺乏宗谱调查所特有的谨小慎微的态度，而去追溯宋之前的家族渊源，未免过于鲁莽，也太自以为是了。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就是明州鄞县的史氏家族。
按照族内的说法，鄞县史氏源出于声名显赫的溧阳（今江苏溧阳市）史氏。在秦汉时期，溧阳史氏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尽管在朝政上没有出类拔萃的表现，但他们仍然官员辈出，享有世代封爵的尊荣，自汉朝以来绵延不绝。据载，在从五代向宋朝的过渡期中，史惟则，一位唐朝的杰出学者和官员，从溧阳迁徙到了明州，定居于鄞县。史惟则生下了史成，史成生下了史简，史简生下了史诏，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就是说，明州史氏源于一个古老而谱系清晰的家族，它延绵千余载，世代为官，文绩斐然。这种自夸或许有几分真实，但我们却也有充分的理由加以质疑。
溧阳史氏和明州史氏之间的唯一纽带，是史惟则。关于明州史氏早期历史的资料——大多到了数百年后的明末清初才写得更为详尽——表明，史惟则曾在唐朝末年担任翰林学士，因文绩卓著而举国称誉。但当我们全面梳理现存史料，却无法证明彼时此人的存在。然而，一份11世纪的资料提及，在几个世纪以前，存在一位同名的著名书法家。在一本关于唐代题跋的文集中，欧阳修频繁提到史惟则是一位八分书大家。这些题跋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位书法家生活在8世纪中叶，而不是10世纪，并且住在距宁波数百里之遥的江苏。因此，按照家谱的说法，他在10世纪的宁波建立起一个家族，这是讲不通的。与此同时，存在两个都叫史惟则的江苏籍名士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想必史惟则只有一个，是宋朝史氏草率地把这个名号拉过来，无意间将一个8世纪的人物搬到了10世纪。
这一错误有两重重大涵义。首先，明州史氏要么对他们的真实渊源毫无所知，要么是想要隐瞒这一渊源。无论是哪种情况，宣称起源于史惟则，都是一种铤而走险的选择。其次，在追溯祖源时如此粗疏，表明宗谱调查的技艺到了宋朝已空前衰微，尤其是北宋时期。毫无疑问，类似的错误绝不可能发生在之前的门阀世族时期。其他一些人也与我看法相同，认为明州史氏确实对北宋以前的家世一无所知。郑真是元末明初的明州人，与史氏族人过从甚密，曾云：“宋在东都（开封）时，鄞史氏始著其源，实出于京兆有名惟则者，是为始祖。”
明州史氏与史惟则的直系关系甚为可疑，但明州史氏也有可能是源于溧阳家族中一个不知名的旁支。如果是这样的话，它也显然不是其中某一世袭精英的族支。研究者业已证明，当一个家族的膨胀超过自身的承受能力时，常会分崩离析，促使落魄的支脉出外寻求生计。元朝以后的史氏也是如此：离开明州的人士大多是为了逃难，或者避免过大的竞争。推动一个家族离散的是贫穷，而非富足。如果明州家族真的与溧阳家族有关联，那前者有可能就是其寒微的一支所建立的。总之，这两族之间的关系未可定论。这个明州小家族东山再起的负担极为沉重，毫不亚于其他移民家族。既然它被外界打断了与从前的联系，那就要独自面对未知的将来。二、面临绝后
明州史氏族人中，最早能够追溯到的是史成。我们只知道他最初跟一位陈氏家族的女子结婚，而后续弦了一位任姓女子。历史和宗谱资料均没有关于他生平、职业或社会地位的信息，只记录说一个曾孙的功绩使他在死后得到褒赠。他不是一位社会显达，这似乎是无可争议的。虽然史惟则这个名字在祖庙中排在史成之前，但史成才是第一位死后被朝廷追封的族人。基于这个原因，本书认为史成是明州史氏的始祖。根据宗谱资料，史成育有三子。长子无嗣；幼子史翰有一子二孙，不过很早就离开了明州，从此杳无音讯。因此，后来的整个史氏家族都是次子史简（1034？—1058）的后裔，对这个家族来说，他是第一个在历史记载中占有相当分量的人。
可靠的资料证实，史简是当地的县吏。他二十多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生病的儿子、一个幼女和一个怀孕的妻子叶氏（1033—1118）。儿子不久后也随其父亲而去，史氏面临着绝后的命运。后世的作传者描述说这位遗孀几乎心神错乱，直到几个月后生下了遗腹子史诏（1058—1130），情况才有所缓解。她的肩膀上担负着延续史氏香火的重任。
这个简短的概述颇具戏剧性，除此之外，史简的吏职究竟是做什么的，他为什么会英年早逝？这两个问题也存在颇多的历史争议。两份宋朝史料说到了史简，但只是提到他的名讳，没有提及生平、背景等细节。一份是敕撰的五世孙（史浩）的神道碑（七千余字），另一份是其妻子在《宝庆四明志》中的传记（四百余字）。两者都写于史氏权势、威望如日中天之际。在其夫人和五世孙的两份长篇传记中，都刻意避免讨论史简，这就证明了我们的质疑。是这些作者真的对史简一无所知，还是那时的史氏族人坚持删去了相关记载呢？这种缄默似乎是有意为之的。
当地一位杰出的史学家袁桷（1267—1327）编撰的元代明州方志——《延祐四明志》中，最早记述了史简的生平。袁桷是南宋宁宗朝大臣袁燮之后，也是当时收集笔记小说的名家。他在遗孀叶氏的传记中，记载了她的丈夫史简不是普通的胥吏，而是县尉的从事。我们得知，这位县尉相当强悍，通常受当地人贿赂去恐吓他们的仇敌，或广开告诘之门以从中牟利。在捏造了一位受害者的罪名之后，他吩咐属下史简去实施杖刑。然而，与县尉不同，史简被描述成正义之士，良知使他怜悯不幸的杖下之人。感情一度占了上风，他拒绝执行命令，只象征性地打了几下，通过在杖首包裹血色杂物造成受害者已经受伤的假象，来欺骗他的上司。可县尉不是傻子，他随即揭露了这一伎俩，并改令杖打史简。据说几天后他就一命呜呼了。因此，根据这条记载，史简只是个从事，并在屈辱中度尽此生。
袁桷讲述的故事颇有争议，屡遭非难，尤其是清朝学者全祖望（1705—1755）。与袁桷一样，他也是明州人、著名的地方史和思想史的专家。全祖望在承认史简有可能在县尉手下担任吏职的同时，驳斥了他是一名普通杖手的观点。相反，他坚称这位史氏先祖是广受当地人欢迎的学者，是郡学教授楼郁的“高弟”（楼氏是南宋明州的望族）。然而，他提出的史简早逝的原因却难以服众。他记载道：“冀公为明州吏，奉其母至孝。尝挥金治具，挽舟游湖中。而大吏者，俗人也，闻之，恚其不告，摧挫之。冀公坐是，拂郁以夭。”
全祖望之前，没有学者提及过关于史简生平和死因的类似记述。他没有说明史源，而同样的记述仅见于宗谱材料之中，这强烈暗示了这一说法可能只是18世纪史氏后裔中的口耳相传，然后传到了全祖望的耳中。全祖望与清朝史氏后裔的紧密联系也佐证了我们这一猜测，即上述说法源于史氏。至于《延祐志》中的叙述，可能同样是基于口耳相传，而袁桷也同样对他们抱有非常同情的态度。因此，袁桷和全祖望的记载均有令人生疑之处。
宋以后对明州史氏祖先的记述如此令人生疑，并不值得惊奇，因为即便在宋朝，史氏族人对距他们只有几代之遥的先祖也知之甚少。楼钥在重新整理叶氏碑铭的跋文中提到，她最初的墓碑已在建炎三年（1129）末女真入侵时被损毁，不知所终。事实上，据记载，全族的资料都已在那时散失殆尽。史弥远当国的前夕，存留下来的这份有关叶氏遗孀及其生平的墓志出自一本故书，当楼钥检视它时，已铭残文阙，难以卒读。这段轶闻，让史氏首次，也是唯一一次得以窥见她的生平及其所处的时代。楼钥的墓志跋文，就像碑文本身一样，部分来自这份记录，部分来自这一家族百余年来的口耳相传，在宁宗朝经由某位族人传到了他的耳中。家族初期史的资料到了南宋中期即已如此寥落，要相信后世史学家的推测更是无从谈起。
撇开史简的职任和死亡细节，可以肯定的是，他生活潦倒，死后没有留下多少私人财产。宋元明州方志中，都提到遗孀叶氏在丈夫死后，一直在家里日以继夜地做针线活以养活孩子。她省吃俭用，拒绝朋友劝她再婚以减轻负担的建议，史载“人不堪其忧，夫人盖自若也”。理宗朝编修的《宝庆志》也表明，尽管经济窘迫，她还是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因为据说她曾教导儿子史诏读书。《延祐志》里没有提及此事，而是认为史诏乃受教于当地的一位老师。这一差别非常重要，因为它明确地暗示了遗孀叶氏及其丈夫的社会背景。
透露史简社会出身的，不是历史资料，而是之后史氏家族的地位。从事位于宋朝官衙的最底层，而胥吏在州县衙门中的地位则很高。胥吏的职责要求他们至少粗通文书。士大夫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没有受过经典教育，没有接触过儒家道德伦理，也没有获取功名。但他们的学识仍使其异于常人，在向上层的流动中具备明显的竞争优势。因为在城市中会有许多与士大夫接触的机会，所以胥吏更容易进入当地学校，或取得当地教授的喜爱，由此被训练成彻底的官僚。相形之下，从事几乎全是文盲，不思长进。在一般情况下，像叶氏这样的妇女——有一定教育水平且笃信儒家伦理——是不会和这样一个男子结婚的。随后，史简的儿子没有遇到什么障碍就师从于当地一位名师，成为一位受人尊敬的社会成员。单纯一个杖手的后代，是不会这么容易就被当地精英所接受的。
综合各种因素之后，我们对史氏在11世纪后半期的轮廓大致描述如下。它的族人略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可能并不很多。它仍游离在地方精英集团之外，尽管如此，有限的读写能力还是把它与普通民众区别开来。它有过当衙役的历史，甚至可能只是个卑微的职位，但这也许只是暂时的。它的族人相对贫穷，但仍不至于穷到让遗孀叶氏背弃伦理而改嫁他人。最令人可疑的，是史简仅仅是个杖手这一论断，因为他们无法解释，一个身份如此卑微的人，如何能产生一个迅速往上层社会流动的家庭。认为他十分博学的论断也同样不可信，因为这也无法解释他为什么要屈身下就，去当县尉的从事。他的真正身份永远不会被发现，但很可能就处于这两个极端之间。今天，在东钱湖畔的墓葬群中，史简遗孀叶氏夫人之墓，正坐落在她的曾孙史浩之墓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其规模不是很大，却正揭示出这一家族一开始并不显赫。三、从县中小吏到地方名流
史简逝世后，史氏的命运维系于遗腹子史诏。史简唯一幸存的兄弟史翰全然不见记于史，很可能早已迁居他乡。因为遗孀叶氏是一家之主，所以她儿子在家受到的任何启蒙教育，都肯定缘自这位母亲。长大成人后，史诏投入到当地文人圈中，圈子中最为出色的楼郁，后来成为州学教授。没有证据显示史诏曾在州学或其他任何一家书院中受过正式的教育，然而，从他和楼郁的关系可以推知，史诏不止是简单的识文断字，而且受到过良好的教育。或许，如袁桷所称的，叶氏聘请了楼郁教导儿子；或者像全祖望指出的那样，通过他父亲与楼郁的交情，史诏得以向其求学。不管怎样，史诏逐渐变得博学多才，成为当地受人尊敬的一员。尽管前途光明，但他对母亲的至孝却让他错失了许多继续深造和入仕的良机。他拒绝跟随父亲的步伐，为当地政府效力。实际上，据传因为惧怕母子分离，他一直尽力避免卷入外界事务。
史诏的大半生近乎与世隔绝，他的谋生手段是个谜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叶氏的经济地位在晚年有了显著的提升。一个携有两个孩子、似乎没有其他亲戚且完全独立生活的孀居女性，是如何发家致富的呢？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家庭原本拥有或后来得到了一块土地——这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收入来源。然而，对于一个城市家庭来说，这并不令人诧异。作为一个受过一定教育的人，史诏可能偶尔受雇做书手，撰写祭文或担任私塾先生，但这类零活儿通常赚不了多少钱。有趣的是，地方志中提到，叶氏除了自己女儿外，还收养了几个女孩帮忙纺织。尽管这大都被描述成一种慈善义举，但还是让人禁不住认为：叶氏就像个小工场主，居家经营着小型纺织业，并雇佣女孩作为廉价劳动力。因此，这个家庭的财富，可能与叶氏这样一个颇有胆识又足智多谋的女性有关，这说明史氏并非富有的乡村地主，而是城市小工场主。此外，通过纺织赚来的钱并不多，因为出生于她晚年的曾长孙曾被描述为“清贫特甚”。因此，叶氏的“富裕”只是相对于之前的拮据境况而言的。
除了经济地位，史诏的社会地位也越来越高。大观元年（1107），当宋廷要求各地推举“八行”之典范进入太学时，明州官员热忱地举荐了史诏。这次举荐成为另一个不解之谜。史诏从没参加过科举，从没出版过文集，也从没在州学里受教；他既不是一位学者，也不是社会领袖，当地官员是以什么标准选定他作为明州的儒家道德典范和最有可为的子弟呢？难道就像传记所称，只是他的至孝提升了他在当地的地位，并赢得了荐举？这似乎很难令人相信，但因为缺乏反面证据，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述说或许蕴含了某种真实性。
尽管做官和荣望极具诱惑，但史诏终不应命。此时他已年届五十，仍笃定不移，誓不弃母而去。此中，他放弃了唾手可得的为官机会。他虽然选择了隐退，但他的抉择却大大提高了他在明州的声望。乡人称他为“八行先生”，千百年来尊崇如斯。
史诏有5个儿子，大多不仅是优秀学子，亦颇有志于仕途。史氏不断发展壮大，逐渐成为明州首屈一指的兴旺家族。崇尚道学的传记作者将这种繁盛归因于祖宗的荫德。叶氏付出了个人牺牲，但她对丈夫的忠贞使其成为了当地最为闻名的“节妇”；同样，史诏对母亲的至孝也赢得了地方官员的赞誉和举荐。时人认为，祖宗累行积德，上天必将赐子孙以显贵。在他们逝世近一个世纪后，楼钥赞颂道：“本固则叶茂，源深则流长。”除了天意之外，社会也切实嘉奖了这位道德砥柱。对史诏而言，高尚的德行有助于提高社会地位，也提供了进入仕途的良机。史氏后裔也因此颇多地受泽于叶氏母子的道德积淀。
史诏入选“八行”，极大地提升了史氏家族的社会和政治地位。假使他在大观元年（1107）选择进入太学，或许在一代之内就能够完成从县吏到士大夫的飞跃。作为一个没有进士和官员的小家族，史氏在徽宗朝之前仍游走于地方精英的边缘，但这不会持续太久。四、第四代早期
依长幼之序，史诏的5个儿子分别是：史师仲（1082—1124）、史才（1083—1162）、史木（1086—1129）、史禾（1090—1132）和史光（1093—？），他们都是正妻徐氏所生。当时的鄞县没有徐姓的望族，所以徐氏夫人如果不是本地的平民，就应该是外来的配偶。史光似乎很早就去世了，而其余诸子都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父亲不一样，他们非常热衷于地方事务。十分幸运的是，遥远的京城所发生的政治和制度上的变革，给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机会。
史诏诸子长大成人是在徽宗统治时期，那时朝廷已放弃科举，实施三舍法。如前所述，三舍法是让州县学校成为官员选任的核心，选拔最优秀的学生进入太学，然后获得官职。这一变革必然会受到普通家庭的欢迎。随着州学和太学变为官办机构，孩子接受教育及迈入仕途的压力有所减轻，更多人第一次有希望进入官僚机构。这可被史氏的经历所证实。尽管这个家族默默无闻，一寒如此，但它却在短时间内将几个儿子培养成了士大夫，这些都发生在徽宗时期。
长子史师仲和弟弟们一样，进入州学以前就学于父亲史诏。据载，他顺利地升入太学，位列上舍生，距离官职授受仅一步之遥。然而，似锦的前程却因他的早逝戛然而止，终年四十三岁。遗憾的是，关于他的其他信息无从得知。
次子史才进入太学同样得益于三舍法，他更超越了长兄，于政和八年（1118）获得进士功名，成为家族中的第一位进士和第一位官员。获取功名后，史才随即前往浙江南部的处州（今浙江丽水）担任知县。这是他唯一一次受到开封朝廷的委任。随后，宋朝就被逐出北方，他返回故籍，暂时担任余姚县尉。紧接着，便发生了女真入侵明州的惨祸。
此后，史才去向不明；有可能是忙于余姚县尉的日常事务。可以确定的是，他的弟弟们和族人一起住在家乡。实际上，在组织当地人躲避金兵掳掠的行动中，史木的作用十分突出。一位12世纪末的传记作者叶适记录说，这位史姓青年倾尽积蓄，在附近租船，带领亲友逃离濒危的明州，前往远海避难。两千余人因此得以幸免。尽管史木在此中的个人贡献可能有点被夸大，但这一记载仍有助于了解此次大逃离的规模和特点。史氏全家不仅逃离了明州，它的一个儿子还协调了此次救援。这揭示了尽管还是官场新秀，缺乏政治地位，但史氏从建炎三年末开始，便已成为当地的领袖人物。或许这件事情还体现了史氏在地方防卫上的重要角色，它使史氏族人赢得了足够的尊重，最终有助于他们升任高官，并获得广泛的信任。
史诏年幼的儿子——史木、史禾和史光——在敌军撤离后返回明州，他们肯定参与了家园的重建，并维持了家族的稳定。史木与史禾有可能于北宋时期在州学有过短暂的学习，但建炎三年末的战乱使他们学业中断，不能在那里继续深造。同时，南宋政府重新恢复科举来选任官员，这就迫使他们要调整旧的知识系统，强化文学技艺。尽管存在这些阻碍，两人仍然试图通过州试获取功名，并取得了成功。尤其是史木，表现异常突出，晋身为贡元。然天不遂人愿，他们都没通过会试。女真入侵及史诏死后不久，史木也去世了。教育下一代——共计13个男孩——的重任全都转移到了史禾身上，而州学的停办使得这一负担更加沉重。而此间，史才在外正风生水起。五、史才进京
建炎四年（1130）父亲去世，史才暂时回到家乡丁忧了两三年。尽满人子之孝后，他又回到官场，担任余杭（今浙江余杭）知县（从八品），随后调任永嘉（今浙江温州）知县。似乎在永嘉任职期间（12世纪30年代晚期），他结识了知州李光（1078—1159）。他们之间的交往肯定很短暂，因为李光不久后就被召到京城担任参知政事。这段经历决定着史才的命运。史才给李光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很快赢得了李光的举荐，这对史才将来的官场迁升是不可或缺的。
新职上任还不到一年，李光就在党争中失利，被屈辱地罢黜出朝，这对于史才来说也是一场厄运。不可否认，史才遭到了挫折，在12世纪4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舞台上不见了他的身影。那个时期他行踪飘渺；可能退出了官场，等待京城党争的结束。当他在绍兴二十一年（1151）重新露面的时候，也才只是国子监主簿（从八品），并不比他在12世纪30年代的职务高。然而，这一要职却能让他接触到朝廷政要，第一次触碰到权力政治。
在之前的章节中，我曾经提过女真占领了中国北方，且严重威胁着南宋的安危。不用说，绝望的临安似乎情愿付出任何代价结束敌对状态，包括放弃收复北方的神圣使命。我们没有必要在此长篇大论地探讨主战派、主和派之间的论辩，简单地说，高宗在即位七八年后，明显地支持和谈，并力挺宰相秦桧促成和解。绍兴八年（1138），秦桧最终接受了女真的提议，签署了和约。在此过程中，他排除异己，将以张浚（1097—1164）、赵鼎（死于绍兴十七年，1147）为代表的抗金派逐出朝廷。面对既成的事实，反对者大多委职而去，另有许多人遭到罢黜。主和派大获全胜。
尽管秦桧在京城的权势不断增长，皇帝也明确支持议和，但批评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为了消弭异论，为政策增添一丝合理性，秦桧急于寻找声名卓著的官僚担任要职，听其指挥。他们要主张议和，却不见得仅会溜须拍马而已。显然，只要与这些下属的联合能够给他一些回报，宰相就会有限地接受他们的批评。史才的举荐者李光就是一个最佳人选。他直言不讳地主张议和，时人也将之视为一位正直的并值得尊敬的人——这些因素使他成为一个对秦桧来说具有高度吸引力的人选。尽管这种合作是有益的，但仅仅维持了一年就破裂了。由于在实现和议的方式上与秦桧出入很大，李光很快就被罢免。不久，两人之间的政见冲突沦为个人恩怨，秦桧还针对这位老部下发动了一场恶意的报复。
一个新的、持久的和平局面在绍兴十一年（1141）达成之后，秦桧更加志得意满地把持朝政。尽管他仍有兴趣吸引有能力、有声誉的官员担任宰执，但却开始难以容忍异见。不客气地说，这种人更倾注于个人野心，而不是政治理想。他满怀戒心地守护着和皇帝的关系，不允许任何人过度接近皇帝，获取信任。因此，对于那些能够频繁接近皇帝的高品级官员，秦桧坚持限制其任期，以免他们暗中破坏他的权势。故这些年间的官僚流动特别频繁。为了消除官场的潜在威胁，秦桧经常利用台谏，相与结党，弹劾政敌。作为回报，甘为爪牙的台谏官常常被提拔为官场中各部门的长官，以取代那些被他们弹劾出朝的官员。不久，这种晋升的捷径引来了宰相既有或潜在政敌的弹劾，宰执成为众矢之的。这是许多雄心勃勃的官员必须历练的一场游戏，包括史才。
据记载，史才在京城的第一份职任是在国子监。尽管他的主簿之职没有多少政治实权，却给他提供了发表政见的平台。史才没有错过机会。在向皇帝面陈百官造谒之禁后，他引起了侍御史宋朴的注意，后者随后推荐他升任御史台的一个低级职位：御史台检法官。随即他又被任命为右正言（从七品）。升任台谏官，为史才提供了一个更高的发声平台，他再次把握了机会。就在成为右正言数月后，吏部尚书便因遭到他的强烈弹劾而遭罢黜。
史才一方面攻击同僚以讨好宰相秦桧，另一方面，又孜孜不倦地向朝廷提交政策建议，以此表明自己在改善吏治上的贡献。他在绍兴二十三年（1153）六月提出一项建议，旨在削减诸路州军的税收折欠，得到了朝廷的全力支持。这份奏章，再加上顺利通过了铨试，使他得到进一步晋升，成为右谏议大夫（从四品）。之后的其他奏章中，最著名的是抨击军士滥用职权。史才痛陈他们在浙西侵占、滥用民田的恶行之后，请求政府加倍监察当地军士及其放肆行径。这份奏章被采纳后，更多的奏章纷至沓来。首先撞到这位谏议大夫刀刃上的，是周麟之，他因史才弹劾其结党而出朝；然后是一位临安府府学的教授，史才劾其不学无术，处事失当，遂使其罢职。接下来，则是他之前的举荐者：宋朴。
通过为秦桧劾黜政坛宿敌，宋朴由侍御史升任参知政事。按照潜规则，接替受劾出朝者的职位正是对他的回报。在位仅一年后，宋朴就转而遭受史才弹劾，称其“执政无状”。这导致宋朴迅速被罢参政。四天后，朝廷宣布了参知政事的继任者：史才。
作为秦桧的副手，史才在自己被罢参政前，过了十个月的太平日子。之后，另一位御史弹劾他与以前的举荐者李光交通，并暗中与遭贬黜的官员结为死党。这不仅导致他被即刻贬黜，还被剥夺了所有官职。就在第二天，弹劾者魏师逊便取代了史才，成为参知政事。
在史料的简短描述中，史才在政治上的失败，似乎主要缘于李光的举荐。其实远没有这么简单。秦桧和皇帝肯定一开始就知道史才是李光推荐的。尽管如此，他还是得到了提拔。毫无疑问，李光的推荐对史才早期的升迁有消极的影响，但时间的流逝应能化解掉这一问题。从上述12世纪50年代决定他政治声势的诸般事件中可以看到，促成史才升迁的关键，不是李光的举荐，而是他激进的政治表现。同样地，绍兴二十四年（1154）的罢斥也与朝政紧密相关。
此外，清朝史学家全祖望对此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见解，他称史才在担任右正言期间，确实依附过宰相，且赖此升到了参知政事的高位。随后，可能因为他丧失了政治用途，秦桧利用另一位御史驱逐了这位副手。因此，史才不过是秦桧的一条政治走狗。这一看法与他的侄子史浩在地方志的传记中所记载的截然不同，后者提到宰相秦桧飞扬跋扈，难以共处，暗示史才上台不是得益于秦桧当朝，而仅仅是没有受阻于他罢了。如此所示，对宰相的奉迎谄媚即便不是他升迁的唯一因素，但就如全祖望所言，它肯定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其他因素也同样表明，史才利用了台谏之职来拓进仕途。他对同僚失职的指控常常没有事实依据、模棱两可、甚至是轻浮的。一个人怎能证实“强加”和“歪曲”的指控呢？史才仔细挑选攻击对象，以迎合秦桧的念头，即使有时候需要背弃故交，他也在所不惜。他的机会主义淋漓尽致地表现在对宋朴的指控上，后者刚在一年多以前举荐了他，让他得以升迁。或许，他可耻的政治投机，能够解释为什么在史氏家族如日中天之际，理宗朝《宝庆四明志》的编撰者耗费大量笔墨，长篇累牍地撰写史才的祖母叶氏和侄子史浩的传记，却偏偏忽略了这位饱受争议的官员。无疑，后来的族人不希望广泛宣扬其政治生涯的细节，以免他的政治投机和与秦桧的串通昭彰天下。
平心而论，有必要指出，史才生活的年代对于有政治抱负的官员来说是相当黑暗的。绍兴十一年（1141）之后，秦桧彻底把持了朝政，无情地摧抑政敌，异见者根本仕进无望。在这样的政治气候下，史才的合作态度也是可以理解的。同时，虽然京官史才在朝廷财政、军事方面的诸多政见，并不包含多少雄心壮志，但的的确确都在情理之中，相当切实可行。这些都为了解和想象史才的官僚生涯增添了佐料。
史才下台之后，再无音讯。他致仕后，可能在明州度过了晚年。由始至终，他仅在临安呆了三年，和皇帝也没有任何明显的联系，他的政治影响必定是有限的；但从家乡族人的立场看，史才的一生仍是成功的，令人振奋。家族的第一位登科者，官僚机构中位列第二的参知政事之职，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就。他凭借学术成就进入官僚队伍，没有可资用于推进仕途发展或免受权势伤害的家族关系。他单枪匹马地走到这一步，已经是非同凡响了。六、第四代概况
在高宗朝之初，史氏还是个小家族——包括妇女和孩子，第四、第五代也不过三十余人——仅是寻常中等规模。没有迹象显示这个家族有强烈的诗礼传家的传统。史诏从未上过学，依靠母亲和当地贤达接受了初步教育。无疑，他起初自己教育儿子，但终究力有不逮，于是将他们送入州学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当进入官僚队伍后，政绩和政治运作使这一家族的首位官员平步青云。对后世子孙来说，可能就不会再这么困难了。第一，史才的功绩让史氏的某些成员第一次享有恩荫特权，这一家族的仕进之门也从此洞开。第二，史才的成就让他的家族可以与其他家族并肩而立，要在明州日渐壮大的名门阶层中争取一席之地。相应地，这也给史氏提供了一系列学术与职业的交往，对年轻族人的教育有着积极的影响。随着史氏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日益兴盛，以及教育机构的不断增多，也随着明州逐渐转变为政治活动的中心，每个族人的机遇都在增加。史氏后人将沿着史才开辟的入京之路，阔步前行。
第三章 植根皇城
史氏的第四代有五位男性族人。史师仲、史才和史木，三人子孙兴旺，而两位小兄弟——史禾与史光，虽不及兄长们多子，但他们的族系却也是经久不衰。为了行文方便，接下来对史氏家族的讨论将主要围绕这五人的后代：长房史师仲、二房史才、三房史木、四房史禾以及五房史光。第五代家长史浩，也就是长房最年长的男性，成功地为这一代写下了伟大光辉的传奇，因而也是本章关注的焦点。一、走向权力
史师仲的长子史浩（1106—1194）在父亲去世时仅十九岁，年青有为。在此之前，他显然跟从曾入读太学且博闻强记的父亲学习。随后，史浩跟随叔叔史木作进一步的学习。史木本身未能通过会试，却也是一位有抱负的官员。他在兄长逝世后五年去世，这是史氏家族的一大损失。
当史浩年少、父亲尚在之时，州学仍然主导着明州的教育，把当地不少子弟培养成为有为的学者与官员，但没有任何迹象显示年轻的史浩曾在那儿就学。直到12世纪30年代，因史氏家族人才陨落，州学才成为史氏教育资源的重要选择，但此时的明州已经过金兵战火的洗礼，州学也不得不暂时停办。史浩随后师从何人何派，已无从得知，历史学家未能从这一时代巨变中，识别出他所师承的特殊学派或显赫学者。但这不能说明史浩就是自学成才，或缺少与其家族本身的学术联系。史浩兴趣的多样性及其后来文学作品题材的广泛性，正揭示出他广博的学术传承，绝非单单脱胎于其家族传统。
直至绍兴十五年（1145），史浩才正式跻身于士大夫行列，当时他位列省试前十甲，并进而考取进士。他时年四十，已届不惑。很有可能，这就是史浩科举生涯的最后一次尝试，而他的坚持显示出他相当大的自律与决心。他最初被授予明州余姚尉，从九品，约二十年前其叔父史才即居此职。此后，他又被安排在一闲职上，这次同样离家不远。然后他被调任温州，成为了那里的州学教授。
这一任命对史浩非常有利，因为他在此结识了时任温州知州的张九成，后者乃中国沿海方兴未艾的道学代表人物。史浩很可能是第一次认识如此伟大的哲学家，这对他日后思想发展的影响可想而知。史浩大概在温州呆了七八年，绍兴二十七年（1157）他终于接到了另一任命。在吴秉信的推荐下，他被召入京城临安。
吴秉信也是明州人，他在绍兴二十五年（1155）秦桧死后升为中书舍人。他推荐史浩的原因不甚明了，没有迹象显示史浩曾经在他手下工作过，故他对史浩的赏识也许来自他们的同乡之谊。不管怎样，这次推荐使史浩升迁为太学正（正九品），不久之后又升为国子博士（正八品）。第二个任命预示着他将在临安前程似锦：除了与博士头衔相连的威望外，新的职任还让史浩有机会与皇帝商讨国家大政。叔叔史才在右正言的职位上吸引了很多权威人物的注意，而正当盛年的史浩在太学与国子监任上做了更多相同的事情。然而，跟叔叔不同的是，史浩并没有对财政政策或同僚行为展示出很大的兴趣。他反而更关注道德层面上的问题，比如宫廷秩序。
史浩的主张第一次引起皇帝的关注，是在绍兴二十九年（1159），当时他上书高宗要求尽早立储。高宗显然对他的考虑表示认同，因为他随即任命史浩为秘书省校书郎兼二王府教授（正八品）。一进入皇宫，史浩正直的性格即给皇帝与他后来的继承者建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时间一长，皇子与老师的关系愈见亲密。不到一年，史浩即晋为侍讲（从七品），不久又升为宗正少卿（正七品）。实际上，高宗是把培育储君的重任委托于他。绍兴三十二年（1162）中，皇子正式成为储君，同时史浩又一次得到提拔，升为太子右庶子（从五品）。确立储君几天之后，在位三十五年的高宗宣布退位，对史浩来说，这意味着机会正悄然来临，虽然他尚未知晓。
从王府教授到太子庶子，史浩地位不断变化，但他与建王的关系不过三年而已，而这位未来的孝宗皇帝却对他建立起深入持久的信任。在孝宗即位仅四天之后，史浩即被提拔为中书舍人（正四品）兼翰林侍读（正七品）。两个月后，他即跃升为参知政事（正二品）、同知枢密院事（正二品）。隆兴元年（1163）初，也就是孝宗继位后半年，史浩爬上了他政治生涯的顶峰，他被任命为右仆射（从一品）兼枢密使（从一品），亦即当时俗称的右丞相。从绍兴二十七年（1157）的太学正到隆兴元年（1163）的右丞相，在评论史浩这种非同寻常的升迁步伐时，传记作者楼钥写道：“自此（自入朝为官开始）六年以正相位，近世未有也。”毫无疑问，皇帝对自己从前的老师宠爱有加，这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史浩奔向权力的催化剂，但史浩的成功并非主要因为会讨好皇帝。孝宗不是庸主，而史浩亦非倖臣。经验丰富的高宗从众多王府教授中选中他当太子庶子，而知人善任的孝宗能够信任他，并委以重任，使他成为官僚集团的首脑，这本身就说明了他得到广泛的认同。在朝廷上能够快速上位，亦已显示出他聪慧过人，且有不屈不挠的个人信念，这些特征至少使他在初期的丞相位上表现出色。二、新君即位
无论传统还是现代的历史学家，对孝宗皇帝的评价都非常高。14世纪中叶，《宋史》的编撰者们把他统治的二十七年描述成南宋最好的时代。一位现代学者也同样把这个时代称之为临安的“黄金时代”——宋代最近乎于复制唐代太宗之德及其贞观之治的时代。这位登基时已经三十六岁的新皇帝，显然比高宗在三十多年前即位时要成熟得多。孝宗思维敏捷、意志坚定，与前任大部分皇帝不一样，他即位后厉行节俭；而对他的父亲高宗，他是孝顺异常，且近乎愚孝。大多数南宋统治者都允许某位官员终身占据相位，并在此过程中垄断整个朝廷大政，以此使朝官常怀戚戚之心——但这不是孝宗的做法。虽然他对史浩等大臣示以极大的尊重，但他绝不允许任何人脱离他的统治意志而成为决策者。他是那种坚强而又自负的君主，他既不轻易听从官员们的劝告，也很少不加批判地接受他们的建议。虽然他并非冲动鲁莽之人，但他一旦有所决定，即会果断行事。高宗无疑意识到这些领导者所需的特殊品质，这促使他选择建王（即孝宗）作为继承人，之后不久，他就欣然退位了。高宗退位的另一因素，则是边境形势的发展。
如前所述，高宗跟秦桧在绍兴十一年（1141）与金人达成和议后二十年间，双方都没有毁盟。在这段时期，南宋政府沉浸于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之中，但为了和平，他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宋朝屈从于金国，让出了中原地区。此外，宋朝政府还必须给这个宿敌缴纳岁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毫无疑问，最令人神伤的让步是，临安政府在外交关系中，必须对这个北方帝国称臣。对于领土与财物上的让步，高宗与他的朝臣们显然很容易给出合理的解释，因为这些东西在帝国的资源总量中只是沧海一粟；但最后那个让步意味着对汉族正统观念的公然践踏！可以理解，这成为和议中最为屈辱的条款，也是南方人民倍感痛苦的根源。
无论好坏，两大势力间的宁静在绍兴三十一年（1161）夏秋之际被突然打破。当时，正是通过阴谋与暗杀攫取皇位的女真统治集团新贵、自命不凡而又喜怒无常的海陵王，向南方发起了全面的进攻。南宋方面，由于整整一代人处于和平状态，他们显然对海陵王突然进攻两浙东路的北部缺乏军事准备，因而使得金军能够顺利往前推进。然而，战争爆发几个月后，海陵王的军队由于屡受挫折而发生哗变，他自己也被刺杀。政变的结果是宋金双方仇恨减退，但世人所期待的停火协议并未随之而来。边境零星的战斗持续了将近一年，与此同时，山东忠义军四起，反抗女真统治，并宣称他们对宋朝忠心不二。虽然战争还在继续，但表面的秩序还是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得以重建；垂垂老矣的高宗已经领导这个帝国经历了两场战争，他已深感疲倦，因而主动让出皇位，这很像他的父亲徽宗——三十五年前，父亲就在战争期间，把皇位让给了高宗的哥哥钦宗。
孝宗上台时，边境冲突仍然没得到很好的解决，而且没有迹象显示作战双方有积极寻求和平的举动。临安政府认为敌军首先武力败盟，所以他们有资格要求赔偿。反思之前条约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宋朝要求提高外交地位，但女真方面并不就此妥协。双方就这一敏感问题陷入了僵局，而边境事件仍然持续发生，很多宋朝大臣害怕会爆发另一场全面战争。孝宗一开始很小心地处理这场争执，这显示出他真诚渴望议和之心。但同时，作为新君，他急于向父亲证明当初选他做继承人是正确的，因此他也不可能在这种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妥协。
登基后不到一个月，皇帝即接受史浩的建议，遣使北方。绍兴十一年（1141）和议有一约定，即新皇登基需向对方发出官方通告，虽然当时宋金双方仍处于战争状态，但孝宗依然遵从这一约定，并想以此向金国表示他对恢复和平的渴望。由于仍然期望金人能够让步，孝宗拒绝在交给使者的文书中使用绍兴和议所规定的称臣之礼。结果这次出使被金国“责旧礼，不纳而还”。女真人已经失去耐心了，随着绍兴三十二年（1162）冬季的来临，他们向中国南方发起了一次猛烈的袭击。这样的侵略本该使孝宗相信继续和谈是毫无意义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他把朝廷大政委托于当时最力主和谈的人——史浩。在如此危急关头有这样的选择，证明皇帝仍是希望能够和平解决这次冲突的。三、史浩的和战立场
在继续讨论宋金战争及其进展前，最好先考察一下史浩的和战立场。从一开始，就很难断言他属于朝廷中的哪一派。秦桧死后，高宗立即迅速有效地把他的党羽连根拔起，后来又不让其他任何宰相久居相位，以防他们结党坐大。孝宗则以更高的警惕提防朝臣结党，在他统治期间，朝中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党派。相反，史浩等人之所以成了某些政策的坚定代言人，是因为他们跟皇帝有特殊关系，并非背后有党派的支持。
史浩在战争中力主和谈，但不能就此给他贴上“投降派”的标签。与秦桧备受争议的“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观点相反，史浩从来没有提出宋朝要放弃恢复大业而永远偏安江左。他当时是因领导士大夫们广泛攻击秦桧的投降政策而上台的，因而也为他的支持者们扫清道路。对史浩来说，提出与前任丞相十分相似的建议，等同于政治自杀——其实任何官员要想仕途顺利，都不会这样做。相反，他经常表示要一雪“前耻”——女真人在靖康二年（1127）攻陷汴京时所造成的灾难与耻辱——并且要“恢复中原”。他与主战派最大的区别，在于时间与战略的问题。
史浩深信，南宋既没有足够的军事准备，又缺乏经济资源去向北方的敌人发动有效的攻击。在绍兴三十二年（1162）末的一封奏折上，他力谏皇帝，反对鲁莽行动：“但顾今日，兵力未壮，民力未苏，财力未足，而遽舍内以事外，虽得天下，未见其利也。”很明显，他考虑最深的，是南方对北方采取的军事行动所可能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于坚持恢复仍需时日，他呼吁朝廷首先把注意力集中于发展中国南方。史浩认为，只有南方的基础得到加强，才能迎对北方敌人：“如此，则进有辟国拓土之功，退无劳师失备之患，实天下至计也。”然而，如此现实的计划，需要几十年，甚至几代人，才能得以贯彻执行。在二十多年后的一篇作品中，史浩认为必须再有十年的准备，宋朝才足以考虑向北方采取军事行动。回顾往事，这位丞相显然是小心过头了，这实际上也阻碍了宋朝在他的那个时代恢复华北故土的任何尝试。但皇帝并没有他那么悲观。
史浩主张逐步恢复领土，并对军事部署小心谨慎，这样做有两个原因。首先，正如早期某些士大夫所言，他一直为恢复的高昂代价费神，他认为这样会给南宋经济造成额外的财政负担。第二，更为重要的是，他打从心底就不相信所谓的军事行动，而对于军事将领们他更不信任。有一点非常重要，史浩是一个文臣士大夫，他最有可能接触军事的职位是以文臣的身份充任枢密院长官。跟叔叔史才一样，他对武将们极不信任，并对他们掌控权力深感不安。由于担心不适当的管理会令武将们桀骜难驯，他坚持谨慎处理军事问题，并全面监督武将的权力。在选择带兵将领方面，他主张朝廷只选那些严守纪律的武臣。当军中官兵违反军纪或公共礼法时，他则坚持严惩不贷。史浩本人十分专注于维持军队的纪律，也正因如此，他强烈反对南宋军队收容从北方南奔的“归正人”。
绍兴和议规定，南宋既不能鼓励北方难民南迁，也不能资助金统治区内被宋朝称为“忠义军”的叛乱团体所发起的任何行动。等到开战，协议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纸空文。此外，很多沿边守臣想通过招徕归正人来充实加强自己不尽如人意的军队，因此经常鼓励难民南迁。但另一方面，史浩对和平解决绍兴三十二年（1162）的冲突还抱有乐观态度，他请求皇帝尊重条约的协定，阻截南迁的难民流。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他还认为从背叛金国的流民中为宋朝军队征募新兵，也是军事上不稳妥的表现。他指出，那种“招纳”归正人为一支仓促而成、纪律散漫的军队服役的想法，是鲁莽而幼稚的。他把这种想法比喻为“弃实而务名，舍近而谋远，见利而忘害”。一支由归正人组成的部队，肯定不如传统正规军那样有效可靠。像很多同时代的人一样，史浩同样认为归正人队伍当中，有大量的敌军间谍。他们一旦进入宋朝军队，就可以轻易为敌人提供部队位置、实力、行动等等至关重要的情报，以此对宋军实施破坏行动。基本上，他更愿意要一支久经考验的南宋子弟兵。
对史浩来说，同样要考虑的是北人南归所带来的财政负担。南迁的归正平民通常会得到政府的特殊津贴，并被许以土地；而归正官员们则往往被授予高官厚禄。朝廷待遇如此慷慨，却会使南宋政府陷入破产。时人写道，单平江县（位于今苏州平江区）一个地方，资助归正人就已耗钱十万缗之多。由此可以想象，整个帝国为此花费了多少。除了过度消耗南宋国用外，这样的特殊待遇还引起了南方本地人民的愤怒。史浩写道：归正之官，已满五百，皆高官大爵，动欲添差见阙；归正之民，不知其数，皆竭民膏血，唯恐廪之不至。数年之后，国家之蓄积竭于此役。东南之士夫久不得调，东南之农民身口之奉不得自用，安保其不起为盗贼而求衣食之资乎！
从北方南归的人还常常享有法律免责权，这也是为史浩所抨击的：中国士大夫虽身登科第，家世公侯，一有过失，坐废终身，而归正官则一切不问。是仕于北廷者何其幸，而仕于天朝者何其不幸也耶！
通过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史浩是一个南方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同时也是一位把南方本土利益摆在恢复北方领土这一宏大政治目标之上的朝臣。他警告皇帝说，招纳归正人之举会在南方造成难以弥合的分化，这更像是一种威胁，而非忠告。对南宋统治者而言，北人南迁对抬高他们本身的正统地位尤为重要，因为这凸显了北方女真统治的专横残暴。然而南方本土居民对此看法却有不同。新移民不但毫无根据地索取南方有限的资源，而且他们的索求大得漫无边际。他们当中受过教育的人在朝廷中迅速得到提拔，然后又能规避御史的监察，因此在临安获得了额外的声望。为归正官员而设的特惠待遇，显然不会对位居丞相的史浩有所影响，但毫无疑问，他在言论中同情那些深受其害的南方同僚。通过在皇帝面前描述这样的观点——很明显皇帝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史浩准备成为京城里持相同意见的官员们的代言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到隆兴元年（1163）间，史浩最大的政治对手是张浚（1097—1164）。他是汉州绵竹（今四川成都）人，出身于一个官宦之家。最初他也进入了士大夫官僚集团，但不久即转为武职。从南宋一开始，及至张浚终生，他只担任过少数的文官职位；其余绝大部分职位均与军事有关。在高宗统治之初，也是最糟糕的年代，他是主要的武臣之一，除此之外，他还在秦桧上台之前当过宰相。二十多年后，边境烽烟再起，他即跻身于高宗的军事智囊行列。孝宗即位时，张浚已是朝廷元老，一位在朝日久、官声卓著、深受同僚尊重的政治家。
绍兴三十一年（1161），北宋皇帝钦宗驾崩的消息传来——他已在北方被囚禁二十多年，密报同时指出，敌军正整装待发，准备重启战端，张浚力谏高宗为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早作准备。由于不想挑起冲突，皇帝拒绝行动。战争一爆发，张浚即鼓动以进攻战略代替基本防守战略，但又再次没有得到建设性的回应。直到隆兴元年（1163）被委任为枢密使——丞相史浩也兼任此职——张浚和他的建议才在朝廷上得到更为认真的关注。孝宗同时委任史浩与张浚为枢密院的长官，是在有意保持主战派与主和派之间的平衡。很明显，在这段时期他还是优柔寡断，故作出这种临时安排，但即便如此，由于两人表现太过对立，以致这一安排完全行不通。史浩在行为上过于谨小慎微，而张浚对时政计划有自己一整套想法，且欲马上付诸实行；他主张抓紧时机推翻女真统治，光复中原。为权宜之计，张浚迫切要求征召归正人进入南宋军队。其实，早在绍兴三十一年，在没有临安政府任何示意允许之下，他就已经开始为他统领的军队招纳归正人。虽然张浚已年过花甲，比史浩大九岁，但他并不缺少雄心壮志与坚韧毅力，他想方设法，不惜一切，要把史浩拉下台。
忠义军及其征募工作在朝廷上引起了很大的争论，而史、张二人的冲突也因此在隆兴元年（1163）的早春达到了高潮。这些规模相对较小、由私人组织的反叛武装仅被限制在华北行动，张浚坚持认为，宋朝政府对这些武装的资助，有利于增强常规进攻的力量，能为宋军扭转局势，速战速决，争取胜利。张浚又认为，金国的实力已被其内部统治精英的权力斗争大幅削弱，他认定，内部武装起义和外部进攻相结合，能够彻底摧毁他们。这种谋划虽然过于乐观，但并非完全不切实际。史浩对此当然上书反对，认为要以和为贵，但皇帝最终还是失去了耐心。丞相主动求和的主张，并没有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效果，而张浚的主张虽然冒险，甚至可能最终不能大获全胜，但至少可以迫使敌人回到谈判桌上。朝廷最终支持主战派恢复中原的主张，孝宗向张浚发出密令，命他督视两淮军马，准备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役。自从两年前战斗爆发以来，宋方首次掌握了主动权。
也许孝宗想回避与以前的老师当面对质，他是秘密向张浚下达命令的，没有把这次马上就要发起的进攻行动告诉枢密院及丞相的办公机构——中书。一个月后，史浩终于知道了这次行动，他愤怒不已。他对当时另一丞相陈康伯声言道：“吾属俱兼右府，而出兵不得预闻，则焉用相哉？”史浩立即上书辞去相位。孝宗开始虽然拒绝，但在史浩再三请求之下，最终还是同意他的请辞。至此他在相位只有五个月的时间。
史浩对皇帝的影响逐渐衰退，这种现象一趋明显，主战派就立刻对他和他的政策口诛笔伐，以期从整体上削弱主和派在朝廷上的地位。史浩离职数日后，即受到御史王十朋的弹劾，他是主战派的干将，也是张浚的热心支持者。王十朋在弹劾奏章中，控诉前丞相罪大恶极，堪比臭名昭著的秦桧。虽然王十朋所说的事情绝大部分属于子虚乌有，但洋洋洒洒的弹劾奏章，再借助庞大的主战集团在背后支持，这也足够让史浩在多年之内不能回京城当官。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指控揭示出他跟皇帝独特的关系，以及这给主战派们带来的威胁。就这样，他们给他总结出所谓的“八大罪状”。
首先，据说史浩通过“首进寝兵之言，专主和议”，阻止任何恢复北方故土的努力。就这样，他被描绘成秦桧第二，此乃“怀奸”之罪。第二，吴璘（1100—1165）将军当时正在兴元府（今陕西汉中）指挥作战，其兵锋已直插金国的西南部，史浩被控强令吴璘退兵，故遭到谴责，认为他造成十三个州沦陷敌手，千万人民惨遭荼毒，此乃“误国”之罪。第三，王十朋指控他结党营私，其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操控朝政——据说其私党中的成员关系非常亲密，以致他们以“嫡子嫡孙之号、亲侄过房之称”来互相称呼。此乃“植党”之罪。第四，他指控丞相滥用权力。高官的委任、爵位的授予以及科第的管理都由史浩操纵，他不断提拔与他政见相同之人，因而巩固他在朝中的权力，此乃“盗权”之罪。第五，史浩还被指控拦截批评他和他的政策的奏章，使之不能上达，因而使皇帝不能看到不同的意见，此乃“忌言”之罪。第六，皇帝派张浚统兵，乃恢复北方故土的战略，指控认为，史浩不断派人阻碍张浚的行动，并对其进行诽谤，是破坏皇帝这种设计战略的努力，此乃“蔽贤”之罪。第七，王十朋谴责史浩，说他未经许可，妄称圣旨以欺骗同僚，而在觐见皇帝时，又赤裸裸地违反既定礼节，此乃“欺君”之罪。最后，据称史浩还辱骂皇帝，“善则称己，过则称君”，此乃“讪上”之罪。
史浩一度是皇帝最信任的官员，而此时针对他的指控却如此严厉，这肯定会震动整个京城。这些指控除了反映孝宗朝早期被反复辩论的主要问题外，也暗示出史浩在朝中的许多成就。首先，在当时的主和者中，他明显是唯一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位。正是这个原因，使得王十朋认为他本人要为皇帝当初决定支持议和而负上全责。此外，史浩的政治影响不单止在皇宫，还扩散到相当多持相同政见的同僚们身上，这就让他受到结党的指控。而对他擅改圣旨的指控看来是有点牵强的，因为此乃暗示皇帝的领导是消极的，并且有相当大的权力旁落到丞相身上，但这恰恰不是孝宗乾纲独断的政治风格。另外，史浩在觐见皇帝时可以自由地免除一些繁文缛节——我们知道这是皇帝对他的恩准——其实是突显出他与皇帝之间独特的关系。为了表示对史浩极大的尊重和关爱，孝宗特意授予他一些稀有的特权，例如在觐见时给他赐座，而不用他下跪。这引起了一些人的嫉妒，但这些关爱的细节所反映的是皇帝对他的宠遇，而这也正是反对派们最为关心的。如果他们的政见也能得到同样的重视，那稳健的史浩就不会得到皇帝的信任了。
要评价这些指控的真实性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样做也不会有太大的收获。虽然在隆兴元年（1163）至隆兴二年（1164）之间，王十朋的指控不可避免地促成了反对派们的短期目标，消弭了朝廷上温和派的声音，但它们的影响力并没有持续多久。时间一长，史浩就在政治上重新崛起，而皇帝对他的老师也更加恩宠。这暗示着，虽然孝宗在隆兴元年（1163）不能完全无视针对他的丞相的欺君罔上的指控，但对这些指控他也不会轻易相信。同时，随着史浩的离开，边境局势的发展只能更加肯定他曾经的忠告是一种大智慧。
对主战派而言，在朝廷上反对史浩的斗争比在战场上对抗北方敌人的战争要容易得多。史浩被拉下台后，张浚自主掌控边境政策，而他那被期待已久的进攻，至此更是在朝廷上畅通无阻。进攻的焦点在宿州（今安徽宿州），它坐落在淮河边上，在今天安徽省的最北部。这次行动是宋军实力的重要展示，故此张浚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他统领的军队可谓以势如破竹之势直捣这座城池，但金国的援军很快就到达了宿州，双方开始忙于长期而紧张的交战。最终，宋军被击溃。战场上，宋军伤亡人数不可胜计，可能多达十万，此外，敌军更是“斩首四千余级，获甲三万”。临安政府对于战败的反应十分迅速。不到一个月，张浚受到当局的谴责，而朝廷又重新向金国提出议和。在此过程中，史浩得以平反。之前，史浩有一个很正确的判断：“浚锐意用兵，若一失之后，恐陛下终不得复望中原。”事实正是如此。四、丞相起复
隆兴元年（1163）以后，史浩暂时隐退，甚少过问公务。随后的五年，他在家乡明州处于半退休状态，在那里，他生了两个儿子：弥远和弥坚，两人似乎是双胞胎，而史浩此时已年近花甲。乾道四年（1168），他被委任为四川制置使，但他以母亲年迈、任区路途遥远为由，推辞了这一任命。朝廷随即改任他知绍兴府（今浙江绍兴），这是一座在明州与京城之间的大城市，可以说正中史浩下怀。他只居此职两年，即因母亲逝世而丁忧，回家服丧。在完成子女尽孝的义务后，史浩转而成为港口城市福州（今福建福州）的通判。两年任期结束之后，在淳熙元年（1174），他又一次退休了。作为地方长官，他任职的时间只有四年。
史浩在中央任职的时间远比在地方长，但他在绍兴与福州任期虽短，却颇有建树，这为他个人成就添砖加瓦，有着深远的意义。在绍兴，他领导地方政府兴建慈善物业（如义田、义庄等），以帮助遭受财政困难的官绅之家。这种安排在宋代很流行，它涉及租借公共物业给地方农民，然后用租借所得维持一个慈善基金。在绍兴，这种义田有一特殊用途，即用于资助已故官员的家庭，其中大部分是寡妇，她们已无力负担族中男性亲属合符礼法的婚姻与葬礼。根据报告，这个项目为史浩建立起非凡的亲民形象，社会民众心生感激，为他建祠立庙。
在福州通判任上，史浩为社会救济作出了一个类似的规划。与绍兴不同的是，福州的工程乃为一般民众所设，而非士大夫精英。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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