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艾丽丝·门罗
出版社：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亲爱的生活试读：
漂流到日本
彼得把她的旅行箱拿上火车后，似乎急于下车。但不是要离开。他对她解释说，他只是担心火车会开。他站在月台上，抬头看着车窗，挥着手。微笑着，挥手。他对凯蒂绽开灿烂的笑容，笑容里没有一丝疑虑，仿佛他相信她在他眼里一直是个奇迹，而他在她眼里也是，永远如此。他对妻子的笑则似乎充满希望和信任，带着某种坚定。某种难以付诸言辞也许永远也不能付诸言辞的东西。如果格丽塔提到这种东西，他会说，别犯傻。而她会赞同他，认为两个人既然每天见面，每时见面，他们之间不需要任何解释，那样不自然。
彼得还在襁褓中的时候，他的母亲抱着他翻山越岭——那些山的名字格丽塔总是忘记——逃出了苏维埃统治下的捷克斯洛伐克，逃往西欧。当然还有其他人一起。彼得的父亲本来打算和他们一起走，但就在秘密离开的前一天，他被送进了一家疗养院。他计划一有机会就去找他们，但他死了。“我读过那种故事。”彼得第一次告诉她这件事时她说。她解释道，在那些故事里，婴儿都哭了起来，不得不被闷死或掐死，这样哭声才不会给那群非法逃亡的人带来危险。
彼得说他从没有听过那样的故事，也不知道他的母亲在那种情形下会怎么做。
现实生活中她所做的是来到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那里提高了英语水平，找到了一份工作，教当时被称作“商务实践”的中学课程。她独自将彼得抚养长大，供他上大学，现在他成了一名工程师。她来儿子家——他们起先住在公寓，后来搬进了独立屋——做客时，总是坐在客厅，从来不去厨房，除非格丽塔请她去。她就是这样。极力不去注意。不注意，不打扰，不建议，虽然在每一项家务技巧和本领方面，她都远胜儿媳。
而且，她搬出了抚养彼得长大的公寓，搬进了一套更小的公寓，那里没有卧室，只有放折叠沙发的地方。这样彼得就不能回家跟妈妈一起住了？格丽塔逗她，但她似乎吃了一惊。玩笑让她痛苦。也许是语言的问题。但英语是她现在日常使用的语言，而且实际上是彼得唯一会说的语言。他学过商务实践，虽然不是在母亲的课上学的，与此同时格丽塔却在学《失乐园》。她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所有有用的东西。他却似乎恰恰相反。
他们之间隔着车窗玻璃，而凯蒂一直不让他放慢挥手的速度，于是他们就保持着这副滑稽可笑或者说其实是疯癫友好的模样。她想，他是多么英俊啊，而他却似乎对此毫无察觉。他理了平头，正是时下流行的发式——特别是如果你是一个工程师之类的话——他浅色的皮肤从来不像她的皮肤那样发红，也从来没有晒斑，无论什么季节都是健康均匀的肤色。
他的看法跟他的肤色有点类似。他们去看电影时，他从来都不愿在散场后多谈。他会说不错，或者很好，或者还行。他认为多说没有意义。他看电视和读书的方式也基本上一样。他对这些都很有耐心。编写情节的人也许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格丽塔曾与他争辩，冲动地问他是否会对一座桥梁发表同样的言论。设计桥梁的人尽了最大努力，但他们的最大努力还不够大，于是桥塌了。
他没有争辩，只是大笑。
那不一样，他说。
不一样吗？
不一样。
格丽塔应该意识到，这种不加干涉、宽厚包容的态度于她而言是件幸事，因为她是个诗人，而她的诗里有些东西绝不是令人愉快的，也不容易阐释。（彼得的母亲和同事，那些知道她是诗人的人，仍然使用女诗人这个词。而她已经把彼得训练得不再使用这个词。除此之外，没有训练的必要。那些被她抛在身后的亲戚和那些她以家庭主妇和母亲的身份认识的人不需要训练，因为他们根本不明白这个词的特性。）
在她后来的生活中，关于那个时代什么合宜什么不合宜会变得难以解释。你可以说，比如，女权主义不合时宜。但接着你就不得不解释人们当时甚至不用女权主义这个词。然后你就会结结巴巴，不知该如何解释一个女人在当时如果有任何严肃的想法，更别提雄心抱负，甚至只是读一本真正的书，都会让人感到可疑，怀疑这与你的孩子得了肺炎有关系，而在某次办公室聚会上发表的一句政治评论可能会导致你的丈夫得不到晋升。评论哪一个政党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一个女人居然信口开河。
人们会哈哈大笑，说，哦你一定是在开玩笑，而你会不得不说，嗯，但也不完全是。然后她会说，不过有一点，如果你写诗，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做女人比做男人安全。这时女诗人这个词派上了用场，就像一团棉花糖。彼得不会有那种感觉，她说，但要记住他生在欧洲。不过他也明白，和他一起工作的那些男人对这种事会有什么感觉。
那年夏天彼得要去隆德一个月或更长时间，主持正在那里进行的一项工作。隆德在内陆遥远的北方，实际上，是在最北的地方。那里没有凯蒂和格丽塔的住处。
不过格丽塔与她以前在温哥华图书馆一起工作的一个女孩保持着联系，这个女孩现在结了婚，住在多伦多。那年夏天她和当教师的丈夫要去欧洲一个月，于是写信给格丽塔，非常客气地问她和她的家人能不能帮个忙，在他们离开的那段时间住在他们多伦多的家里，别让房子空着。格丽塔回信告诉她彼得要出差，但她本人和凯蒂接受了这个提议。
于是他们现在分别在月台和火车上不停地挥手。
那时有一本杂志，叫《回声回答》，在多伦多不定期发行。格丽塔在图书馆发现了这本杂志，给他们寄去了几首诗。其中两首发表了，结果去年秋天杂志编辑到温哥华来的时候，她和其他作家一起受邀参加一个聚会，与他见面。聚会在一个作家的家中举行，于她而言那个作家的名字如雷贯耳。聚会安排在下午晚些时候，彼得还在上班，于是她临时雇了人来家照看孩子，然后乘上北温哥华的公共汽车，越过狮门桥，穿过斯坦利公园。下车后，她得在哈德逊湾百货公司门前等车，然后乘很长时间的车到大学校区，那个作家就住在那里。她在汽车最后一次转弯时下了车，找到那条街，边走边仔细看门牌号码。她穿着高跟鞋，因此走得很慢。还有她那条最为时尚的黑色长裙，拉链开在后背，腰身收得正好，但臀部总是有点太紧。这让她看上去有些滑稽，她一边想，一边沿着没有人行道的弯弯曲曲的街道磕磕绊绊地走；下午行将消逝，她是那里唯一的行人。现代化的房屋，大落地窗，跟任何一片崭露头角的郊区一样，而完全不是她所预料的那种街区。她开始怀疑是不是弄错了街道，这个想法并没有让她不高兴。她可以走回公车停靠站，那里有一张长凳。她可以脱下鞋子，舒舒服服地坐下来，等待那趟独自乘车回家的悠长行程。
但是当她看见停在路边的车，看见门牌号的时候，再要转身返回已经太迟了。喧闹声从紧闭的房门的缝隙透出来，她不得不按了两次门铃。
迎接她的女人似乎在等其他什么人。迎接这个词用得不对：那个女人只是开了门，而格丽塔说，这里想必是举行聚会的地方。“你觉得呢？”那个女人说，然后靠在门框上。门口被挡住了，直到她——格丽塔——说：“我能进去吗？”接着是一个似乎带来了极大痛苦的动作。她没有让格丽塔跟她进来，但格丽塔还是进来了。
没有人和她说话或注意到她，但很快一个十几岁的女孩把一个托盘伸到了她面前，上面放着几杯像是粉色柠檬汁的饮料。格丽塔拿了一杯，因为口干舌燥一饮而尽，然后又拿了一杯。她对女孩说了谢谢，并试图和她攀谈，说自己这一路又远又热，但女孩不感兴趣，转身去做自己的事情了。
格丽塔往里走。她一直在微笑。没有人像是认出了她或带着愉快的表情看她，他们有什么必要这么做呢？人们的目光从她身边滑过，然后继续交谈。他们哈哈大笑。除了格丽塔，每个人都身处朋友之中，开着玩笑，谈论着半公开的秘密，每个人看上去都找到了欢迎他们的人。除了那几个总是闷闷不乐地穿梭于人群之中端送粉色饮料的十几岁的孩子。
但她没有放弃。饮料鼓舞了她，她决定等托盘端过来就再喝一杯。她留意寻找着一个看上去有空隙的谈话圈子，也许可以把自己塞进去。她似乎找到了一个。她听见有人提起电影。几部欧洲电影，当时正开始在温哥华上映。她听见了她和彼得去看过的那部电影的名字。《四百击》。“哦，我看过那部电影。”她大声地、热情地说，她们全都看向她，其中一个，显然是这群人的代言人，说：“是吗？”
当然，格丽塔醉了。她匆匆地灌下了飘仙一号和粉色葡萄柚汁。因此她没把这个冷落放在心上，而往常她可能会伤心。她只是继续随意走动，明白自己有些迷茫，却又感觉室内有一种轻狂放任的氛围，交不到朋友也没关系，她可以四处走走，自己下评论。
拱道里挤了一群人，都是重要人物。她在这群人中间看到了主人，那个名字和脸她从很久以前就知道的作家。他的语调响亮而兴奋，似乎在他和其他几个男人周围盘绕着一种危险，仿佛他们只要一看你就会向你发射侮辱。他们的太太，她开始相信，就是她刚才想闯入的那个圈子的成员。
给她开门的那个女人自己就是个作家，不属于这两个圈子中的任何一个。格丽塔看到有人叫某个名字时那个女人转了身。那是那本杂志的一个撰稿人的名字，而她本人也在那本杂志发表过作品。基于这个理由，她有没有可能走上前去介绍自己？她们是同等的，尽管那女人在门口表现冷淡？
但现在那个女人正懒洋洋地把头靠在那个叫她名字的男人的肩膀上，他们不会愿意被打扰。
这个想法让格丽塔坐了下来。因为没有椅子，她就坐在地板上。她想了点事情。她想到跟着彼得去参加工程师聚会时，气氛很愉快，尽管谈话很乏味。那是因为每个人的重要性都很确定很清楚，至少当时如此。而在这里没有人是安全的。人们可能会有隐秘的评论，甚至针对那些大家熟知的已有作品问世的人。无论你是谁，都会被这里机敏伶俐或紧张不安的气氛所笼罩。
而在这里，她刚才还迫切地渴望随便什么人能像扔给狗一根啃过的骨头一样扔给她一个交谈的机会。
想出了解释不愉快的理论之后，她感到松了一口气，不再那么介意有没有人和她说话了。她脱下鞋子，感到轻松极了。她背靠墙坐着，伸出两条腿，对着人较少的一个聊天圈子。她不想不小心把饮料洒在地毯上，于是匆匆喝干了。
一个男人站在她身边看着她。他说：“你是怎么来的？”
她可怜他鞋底厚重的粗笨的脚。她可怜所有不得不站着的人。
她说她受到了邀请。“是的。但你是开车来的吗？”“我是走来的。”但这并不是全部，很快她就说出了其余过程。“我先乘公车，然后走路。”
刚才在那个特别的圈子里的一个男人现在来到那个鞋底厚重的男人身后。他说：“真是个好主意。”他居然看上去准备和她说话。
第一个男人不太喜欢这个人。他捡起格丽塔的鞋，但她拒绝穿上，解释说鞋让她的脚很疼。“拿上你的鞋。不然我就拿着了。你能站起来吗？”
她期待那个更加重要的人来搀扶她，但他走开了。现在她想起来他写过什么了。一个关于杜霍波尔派的戏剧，剧本引发了强烈的争议，因为那些杜霍波尔派教徒需要裸体出现在舞台上。当然他们不是真的杜霍波尔派教徒，只是演员。而且他们终究没有被允许裸体登台。
她试图对搀她起来的那个男人解释这些，但他显然不感兴趣。她问他写过什么。他说他不是那种作家，他是个记者。带着儿子女儿，也就是房子主人的外孙和外孙女，一起来做客。他们——孩子们——一直在端送饮料。“真要命，”他说，指的是饮料，“不该给人喝这种东西。”
现在他们来到了外面。她穿着长筒袜走过草坪，差点儿踩到一个水坑。“有人在那边吐过。”她对陪在她身边的人说。“确实。”他说，然后让她坐进一辆车。室外的空气改变了她的情绪，原本是一种不安的兴奋，现在几乎是尴尬，甚至羞愧。“北温哥华。”他说。她一定告诉了他。“可以了吗？我们走了。狮门桥。”
她希望他不会问她来聚会做什么。如果她必须说出她是诗人，那么她现在的状态，她过度的放任，就会被看作诗人令人生厌的典型表现。天还没黑透，但已经是傍晚。他们似乎正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行，先沿着海边，然后越过一座桥。巴拉德街大桥。然后车辆更多了，她不停地睁开眼看车窗外闪过的树，而后又不自觉地合上眼睛。车停下来时她知道这么短的时间不可能已经到家了。确切地说，不可能到她家了。
他们头顶的大树枝繁叶茂。你没法看到天上的星星。但有些星光映在了水面上，在星星所在的位置和城市灯光的倒影之间。“就这么坐着细细地想。”他说。
她被这个词迷住了。“细细地想。”“比如，你会怎样走进家里。你能表现出端庄的样子吗？别表现得过了。或者漫不经心的样子？我猜你有丈夫。”“首先我要感谢你开车送我回家，”她说，“所以你一定要告诉我你的名字。”
他说他已经告诉过她了。也许说过两次了。但好吧，再说一次。哈里斯·班内特。班内特。他是举办聚会的那家人的女婿。那几个是他的孩子，就是端饮料的那几个。他们从多伦多来做客。她满意吗？“他们有妈妈吗？”“有。但她在医院里。”“抱歉。”“没必要。那家医院不错。是治疗精神问题的。或者可以说情绪问题。”
她急忙告诉他她丈夫叫彼得，是个工程师，他们有个女儿，叫凯蒂。“哦，那真不错。”他说，然后开始倒车。
在狮门桥上他说：“请原谅我刚才说话的语气。我在想应不应该吻你，结论是不应该。”
她以为他在说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得她不值得被吻。这种屈辱就像被狠狠扇了一记耳光，把她彻底打醒了。“下了桥以后我们直接上滨海大道吗？”他接着说，“我就靠你指路了。”
在那之后的秋天冬天和春天，她几乎没有一天不想他。就像每次一睡着就做同样的梦。她会把头靠在沙发靠垫上，想象自己躺在他怀里。你会以为她记不起他的脸，但那张脸却会突然清晰地出现，一张惯于嘲讽的居家男人的脸，面带皱纹，神情疲倦。他的身体也会出现，在她的想象中有些疲惫却仍有活力，有特别的魅力。
她对他如此渴望，几乎要哭出来。但当彼得回到家时，所有这些幻想都消失不见，蛰居起来。而日常的爱意凸显出来，和以往任何时候一样真实可信。
这个梦其实很像温哥华的天气——一种阴郁的渴望，一种像雨又像梦幻的忧伤，一种环绕着心脏的重负。
那么他拒绝吻她这件事呢，那看上去似乎颇无礼的打击？
她只是把这件事删除了。彻底忘记了。
那么她的诗怎么样了？一行也没有写下，一个词也没有写下。没有一丝她曾经喜欢过诗的痕迹。
当然，大多数时候她是在凯蒂午睡时才给这样的心情一个容身之所。有时候她大声说出他的名字，欣然拥抱自己的愚蠢。随之而来的是一阵令她鄙视自己的极度羞耻。确实是愚蠢。愚蠢。
然后生活发生了变化，彼得先是有可能后来是确定要去隆德工作，而她接到邀请去多伦多为朋友照看房子。天气突然放晴，大胆行动的机会突然出现。
她发现自己在写一封信。信没有以任何传统的方式开头。没有亲爱的哈里斯。没有你还记得我吗。写这封信就像把一张纸条放进漂流瓶——希望它能漂流到日本
这是好长时间以来她写过的最接近诗的文字。
她不知道地址。她竟然大胆又愚蠢，给举办聚会的那家人打电话。但是当那个女人接电话时，她的嘴巴却变得很干，像一大片冻原，她不得不挂上电话。然后她用小车推着凯蒂去了公共图书馆，找到一本多伦多电话簿。电话簿里有很多班内特，却没有一个哈里斯或H.班内特。
她有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想法：去讣告栏里找。她无法阻止自己的这个念头。她一直等到那个看报的人读完。她不经常看到多伦多的报纸，因为要过桥才能买到，而彼得总是买《温哥华太阳报》带回来。她哗哗地翻着报纸，终于在一个专栏的顶端找到了他的名字。那么他没有死。他是个报纸专栏作家，自然不会愿意被人通过电话簿找到号码打去他家打扰。
他写政治评论。他的文章似乎很有才智，但她根本不在乎这个。
她把写给他的信寄到了报社。她不确定他是否会自己打开信件，并且认为在信封上写“私人信件”是自找麻烦，于是只在写漂流瓶的那几行后面的空白处写上了她乘火车到达的日期和时间。没有名字。她想无论是谁拆开信封都可能会联想到一个措辞古怪的年长亲戚。不会牵连到他，即使这样一封奇怪的信被寄到了家里，他已经出院的太太拆开了信封，都不会。
凯蒂显然没有明白，彼得站在火车外面的月台上，意味着他不会和她们一起旅行。她们的火车开动了，而他却没有动，火车开得越来越快，他被完全抛在了后面，这时，被离弃的感觉让她非常伤心。但过了一会儿她就安静下来，告诉格丽塔说他第二天早晨就会来的。
到了早晨，格丽塔有点担心，但凯蒂却根本没提彼得不在的事。格丽塔问她是不是饿了，她说是的，然后向妈妈解释说——因为格丽塔在上车前向她解释过——现在她们应该脱下睡衣，去另一个房间吃早饭。“早饭想吃什么？”“宝宝米。”意思是卜卜米。“我们来看看他们有没有。”
他们有。“现在我们要去找爸爸吗？”
火车上有供孩子玩耍的地方，但很小。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应该是兄妹，因为他们穿着相配的兔子衣服——占据了这个地盘。他们的游戏就是让小汽车朝对方冲过去，在就快撞上的时候突然改变方向。轰砰轰。“她叫凯蒂，”格丽塔说，“我是她的妈妈。你们叫什么名字？”
撞击变得更猛烈了，但他们没有抬头。“爸爸不在这儿。”凯蒂说。
格丽塔决定她们最好回去，拿着凯蒂的故事书《小熊维尼寻找罗宾》到有望圆顶的观景车厢去读故事。她们不会打扰任何人，因为早餐时间还没有过，也还没有开到著名的山景地带。
问题是她刚读完克里斯托弗·罗宾的故事，凯蒂就想要她再读一遍，马上就读。读第一遍时她很安静，但现在她开始跟读，重复句子结尾的部分。再下次她就一个字一个字地跟着念，但还不能自己背诵。格丽塔能想象得出，当车厢里坐满了乘客时，这会惹人厌烦。凯蒂这个年龄的孩子不觉得单调重复有什么问题。事实上她们喜欢单调重复，她们全身心地投入其中，用熟悉的单词裹住自己的舌头，好像那些单词是永远不会融化的糖果。
一个小伙子和一个姑娘走上楼梯，在格丽塔和凯蒂对面坐下。他们非常高兴地说早上好，格丽塔也和他们打了招呼。凯蒂很不喜欢她搭理他们，继续盯着书轻轻地诵读故事。
过道对面传来小伙子的声音，几乎和她的声音一样轻：白金汉宫的卫兵正在换岗克里斯托弗·罗宾和爱丽丝一同前往
他背完这首又开始背另外一首。“‘不喜欢吃它们，我是山姆。’[1]”
格丽塔笑了，但凯蒂没笑。格丽塔能看出来她有些吃惊和反感。她能懂得书里写的荒唐话，但不懂得一个人不看着书而从嘴巴里说出来的荒唐话。“对不起，”小伙子对格丽塔说，“我们是学龄前组的。那就是我们的文学。”他俯过身来，严肃又温柔地和凯蒂说话。“这本书很好玩，是不是？”“他的意思是我们是教学龄前儿童的，”姑娘对格丽塔说，“但有时候我们的确会混淆了。”
小伙子接着和凯蒂说话。“现在我也许可以猜出你的名字。是什么呢？是不是洛福斯？是不是罗福？”
凯蒂咬了咬嘴唇，但还是忍不住做了严肃的回答。[2]“我不是狗。”她说。“当然不是。我不应该这么笨。我是个男孩，我叫格雷格。这个女孩的名字叫劳瑞。”“他刚才在逗你呢，”劳瑞说，“要我给他一巴掌吗？”
凯蒂仔细考虑了一番，然后说：“不要。”“‘爱丽丝就要嫁给卫兵做新娘，’”格雷格接着背，“‘爱丽丝说：士兵太太的日子可真凄惶。’”
在他背到第二个爱丽丝的时候，凯蒂轻轻地插了进来一起背。
劳瑞告诉格丽塔，他们在走访各地的幼儿园，表演幽默短剧。这叫阅读准备工作。其实，他们是演员。她要在贾斯珀下车，她在那儿找了一份暑期工，做女招待，也表演喜剧小品。这回不是阅读准备。工作的名字其实叫成人娱乐。“天哪。”她说。她笑了。“随遇而安。”
格雷格没别的事，他会中途在萨斯卡通下车。他家在那里。
他们俩都非常漂亮，格丽塔想。高挑，柔软，瘦得几乎不自然，他长着一头鬈曲的深色头发，而她一头黑发，像圣母马利亚一样优雅。后来当她提到他们长得有点像时，他们说有时候，安排住宿时，他们会充分利用这一点。这让事情变得极为简单，但他们必须记得要两张床，并记得头一天晚上把两张床都弄乱。
而现在，他们告诉她，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没什么不能说的。他们分手了，在相处三年之后。几个月来他们一直很清白，至少相互之间是如此。“现在白金汉宫的故事说完了，”格雷格对凯蒂说，“我要练习了。”
格丽塔以为这意味着他要下楼去或者至少到过道去做做健美操，但他和劳瑞却只是把头向后仰，伸长脖子，开始像小鸟一样啾啾喳喳，像乌鸦一样咕咕呱呱，发出各种奇怪的单调声音。凯蒂非常高兴，把这当作一场演出，一场为了讨好她的演出。她也表现得像个规规矩矩的观众，表演结束前一直安安静静，然后突然放声大笑。
有些准备上来的乘客在楼梯下面停住了脚步，他们不像凯蒂那样着迷，也不知道如何理解上面发生的事。“对不起。”格雷格说。他没有解释，但语气中却带着亲密的友善。他向凯蒂伸出手。“我们看看有没有游戏室。”
劳瑞和格丽塔跟在他们后面。格丽塔希望他不是那种主要是为了测试自己的魅力才和孩子交朋友的大人，当他们发现孩子可能会多么不知疲倦地喜欢一个人之后就心生厌烦，变得爱发脾气。
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或者更早一些，她知道自己不必担心了。凯蒂的全力投入没有让格雷格厌烦，相反，很多其他孩子也加入了比赛，而他也没有表现出一丝厌烦。
他并没有组织比赛。他设法将刚开始集中在他身上的注意力转移，让孩子们相互注意，然后让他们专注于玩游戏，游戏非常活泼，甚至疯狂，但不会让孩子们有坏脾气。耍性子的事情没有发生。娇纵也都不见了。时间简直不够，因为有那么多有趣的事情。这真是个奇迹——在这么小的地方能这么轻松地让孩子们疯玩。疯玩消耗掉的能量又会让孩子们在下午好好睡一觉。“他真了不起。”格丽塔对劳瑞说。“他大部分时间都能这样，”劳瑞说，“他从不有所保留。你知道吗？很多演员都会积蓄能量。特别是演员。在舞台下面死气沉沉。”
格丽塔想，我就是这样。我就有所保留，大多数时候都是。对凯蒂小心翼翼，对彼得小心翼翼。
尽管她本人还未曾特别留意，但他们已经跨入了这样的一个十年，在这个十年里，这类事情需要倍加关注。生活将拥有与以往不同的意味。顺其自然吧。坦率。有些人坦率，有些人不那么坦率。头脑内外的屏障将被推翻。想活得真实就得这样。而像格丽塔的诗那样的东西，那种不够直白的东西，都受到怀疑，甚至蔑视。当然，她仍然像以前一样，烦扰奔忙，对一切问题追根究底，私下里十分固执地对抗着主流文化。但是现在，她的孩子被格雷格迷住了，完全着迷于他所做的任何事。她非常感激。
下午，正如格丽塔料到的那样，孩子们睡觉了。有几位妈妈也睡觉了。还有几位妈妈在打牌。劳瑞在贾斯珀下车时，格雷格和格丽塔向她挥手道别。她在月台上向他们飞吻。一个年纪稍大一些的男人走过来，拎起她的箱子，深情地吻她，朝火车看过来，向格雷格挥挥手。格雷格也向他挥挥手。“她现在的男友。”他说。
火车开动时他们又互相挥了挥手，然后他和格丽塔把凯蒂带回了车厢隔间，她躺在他们中间睡着了，在旅程的中途睡着了。现在孩子没有掉出去的危险，他们打开隔间拉帘，让更多的空气进来。“有个孩子真是帅呆了。”格雷格说。这是当时另一个新的流行词，至少对于格丽塔来说是如此。“这没什么。”她说。“你真平静。接下来你就会说，‘这就是生活。’”“我不会。”格丽塔说，她逼视着他，直到他摇摇头，笑起来。
他告诉她，他接触表演是因为宗教信仰。他家人属于格丽塔从没听说过的某个基督教派别。这个教派的教徒不多，但非常富有，至少有些教徒非常富有。他们在位于大草原的小镇上建了一座教堂，教堂里有一个剧场。那里就是他十岁前开始表演的地方。他们表演《圣经》里的寓言故事，但也表演现代戏剧，演的是发生在与他们信仰不同的人身上的可怕的事。他的家人非常为他骄傲，当然他也为自己骄傲。当那些富有的皈依者前来更换奉神的誓言，使自己从虔诚的信仰中获得新生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过告诉他们所有真正发生的事情。不管怎样，他由衷地喜欢受到赞扬，也喜欢表演。
直到一天他有了一个想法，他可以继续表演，却不必演那些宗教内容。他尽量彬彬有礼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但他们说他是被魔鬼附身了。他说哈哈我知道谁才是真的被附身了。
再见。“我不想让你认为那全都是不好的。我仍然相信祈祷和所有一切。但我一直无法告诉家人发生了什么。任何不完全真诚的事都会令他们痛苦至极。你认识那样的人吗？”
她告诉他当她和彼得刚刚搬到温哥华的时候，她住在多伦多的祖母联系到了那里一座教堂里的一位牧师。他上门来拜访她，格丽塔对他非常傲慢。他说他会为她祈祷，但她说的话的意思却差不多是不用麻烦了。她的祖母当时病危。格丽塔感到羞愧，而每次想到自己感到羞愧就又感到生气。
彼得不能完全理解这一切。他妈妈从来不去教堂，虽然据信，她抱着他翻山越岭的理由之一就是那样他们就可以成为天主教徒了。他说成为天主教徒大概有个好处，就是直到临死之前都可以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是这段时间以来她第一次想起彼得。
事实是她和格雷格一边喝着酒一边进行这段痛苦又让人感到些许安慰的谈话。他拿出一瓶茴香酒。她很小心，自从参加作家聚会之后她对任何酒精饮料都很小心，但酒精还是起了作用，足以让他们开始抚摸对方的手，然后互相亲吻和爱抚。这一切都是在熟睡的孩子身边发生的。“我们最好别这样，”格丽塔说，“否则事情会变糟糕的。”“现在不是我们，”格雷格说，“是其他人。”“那就让他们停下。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等一下。瑞格。瑞格和多萝西。”
格丽塔说：“快停下，瑞格。我无辜的孩子怎么办？”“我们可以去我的卧铺。不远。”“我没有——”“我有。”“你不会随身带着吧？”“当然不是。你以为我是个什么样的禽兽啊？”
于是他们整理好弄乱的衣服，悄悄溜出隔间，仔细扣好凯蒂睡觉的卧铺的每一个搭扣，装作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从格丽塔的车厢到了他的车厢。这丝毫没有必要——他们一个人也没碰到。乘客不是在观景车厢给绵延的群山拍照就是在酒吧里，或者在打盹儿。
在格雷格凌乱的隔间里他们继续刚才没做完的事。地方太小，不够两个人好好地躺下，但他们滚在了一起。刚开始他们一直忍不住不出声地笑，后来则是令人惊讶的极度快感，他们没有地方看，只能看着对方睁大的眼睛。他们咬住对方，不让自己发出某种可怕的声音。“真好，”格雷格说，“很好。”“我得回去了。”“这么快？”“凯蒂可能会醒，我却不在。”“好吧。好吧。反正我也应该准备在萨斯卡通下车了。要是刚才做了一半车就到站了怎么办？你好妈妈。你好爸爸。请稍等一分钟，让我——啊哈！”
她把自己拾掇得体，离开了他。实际上她并不十分介意谁看见她。她感到虚弱，震惊，但又轻松愉快，像一个角斗士——她居然想出了这个形象，还为此微笑了——刚在竞技场进行了一场角逐。
不管怎样，她一个人影也没碰到。
卧铺拉帘下面的搭扣开了。她确信她记得把搭扣扣上了。虽然即使没有扣，凯蒂也几乎不可能出来，而且肯定不会这么尝试。有一次格丽塔离开一分钟去厕所，她非常明确地告诉凯蒂绝不可以跟着去，凯蒂说 “我不会的”，好像哪怕对这一点有任何暗示也是把她当作小孩子。
格丽塔抓住帘子，全部拉开，这时她发现凯蒂不在里面。
她要疯了。她猛地掀开枕头，好像凯蒂那么大的孩子能把自己藏在枕头下面。她用力拍打毯子，好像凯蒂可能藏在毯子下面。她控制住自己，努力回想她和格雷格在一起的时候火车在哪里停过，或者是否停过。如果火车停过，那么停车的时候会不会上来一个绑匪，带着凯蒂逃走了？
她站在过道上，试图想出她要怎么做才能让火车停下来。
后来她想，她强迫自己想，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别傻了。凯蒂一定是醒来后发现她不在，于是去找她了。一个人去找她了。
就在这附近，她一定就在这附近。车厢两头的门太重了，她根本打不开。
格丽塔几乎无法动弹。她的整个身体，她的大脑，都一片空白。这不可能发生。回去，回去，回到她和格雷格离开之前。在那时停住。停住。
过道对面有一个铺位，现在空着。一件女式毛衣和几本杂志放在上面，说明那儿有人坐。更远一些，有一个搭扣扣得严严实实的铺位，就像她的铺位——她们的铺位——之前一样。她一把把帘子拉开。里面睡着的老人翻了个身，仰面躺着，但没有醒。他不可能藏匿任何人。
真蠢啊。
接着又是一阵恐惧。假设凯蒂走到了车厢的某一头，而且真的设法打开了一扇门。或者走在她前面的某个人打开了门，而她跟在那个人的后面。两节车厢之间有一段很短的走道，实际上是车厢连接处。在那里你可以感觉到火车的行进，突如其来，令人惊恐。你背后和面前各有一扇沉重的车门，走道两边是咣当作响的金属板。金属板下面是火车停车时会放下的台阶。
你总是加快脚步走过这些走道，这里的撞击和摇晃提醒着你，归根结底，事物被组合在一起的方式似乎并没有什么必然性。几乎有些漫不经心，却又那么匆忙仓促，那些撞击和摇晃。
车厢尽头的门太重了，甚至格丽塔也打不开。或者恐惧使她力竭。她尽全力用肩膀推开了门。
就在那里，在两节车厢之间，在一块不断发出噪音的金属板上——坐着凯蒂。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巴微张，一脸惊奇，独自一人。根本没有哭，但是看见妈妈时她开始哭了起来。
格丽塔一把抱起她，把她举起来，让她坐在自己的腰胯上，跌跌撞撞地靠在她刚才打开的门上。
所有车厢都有名字，有的纪念战役，有的纪念冒险，有的纪念杰出的加拿大人。她们那节车厢的名字是康诺特。她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个名字。
凯蒂毫发无损。她的衣服很可能会被移动的金属板锋利的边缘钩住，但没有。“我去找你了。”她说。
什么时候？就在刚才，还是在格丽塔刚离开的时候？
当然不是。要是那样早就会有人看见她，把她抱起来，发出警报。
天气晴朗，但并不温暖。她的脸和手都冰凉。“我以为你上楼去了。”她说。
格丽塔用卧铺上的毯子裹住她，这时她自己开始发抖，好像发烧了。她感到恶心，实际上她能感到嗓子里呕吐的味道。凯蒂说：“别推我。”然后扭动着身体挣脱开了。“你身上的味道很难闻。”她说。
格丽塔把胳膊拿开，仰面躺下。
这太可怕了，她关于可能发生的一切的想法太可怕了。孩子仍然僵硬着身体反抗她，不和她靠近。
有人会发现凯蒂的，毫无疑问。一个正派的人，而不是一个邪恶的人，会看见她在那里，把她带到安全的地方。格丽塔会听到令人惊恐的广播，说车上找到一个无人陪伴的孩子。一个自称叫凯蒂的孩子。她会立即从当时所在的地方冲过去，在尽量让自己看上去得体之后，冲过去领孩子，撒谎说她刚刚去了洗手间。她也会害怕，但她不会看到刚才的画面，凯蒂坐在那个嘈杂的地方，在两节车厢之间，孤独无助。不哭泣，不抱怨，仿佛她会这么永远坐在那里，没有人会对她做任何解释，没有希望。她的眼神很奇怪地一片漠然，嘴巴张开，就在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得救之前，在可以开始哭之前的那一瞬间。只有在那之后她才可以重新回到自己的世界，找回受苦和抱怨的权利。
现在她说她不困，想起来。她问格雷格在哪里。格丽塔说他在睡午觉，他累了。
她和格丽塔去了观景车厢，在那里度过了下午剩余的时间。车厢里基本上只有她们两个人。拍照的乘客一定厌倦了落基山脉。就像格雷格说的那样，大草原让他们兴味索然。
火车在萨斯卡通停了很短的时间，有几个人下了车。格雷格也在其中。格丽塔看见一对夫妻来接他，那一定是他的父母。来接他的还有一个坐轮椅的老妇人，可能是祖母，还有几个年轻人，他们在旁边站着，兴高采烈，又有些局促不安。没有一个人看上去像某个教派的教徒，也完全不像待人严厉、难以相处的人。
但你怎么可能在任何人身上明确地看出这一点呢？
格雷格转过身，目光扫过火车车窗。她在车厢里向他挥手，他看到了她，也向她挥挥手。“格雷格在那儿，”她对凯蒂说，“看下面。他在挥手。你能向他挥手吗？”
但凯蒂发现要找到他太难了。或者她根本没有去找。她带着一本正经又有些不快的神态转过脸去，格雷格最后滑稽地挥了挥手，也转身了。格丽塔不知道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把她丢下而在惩罚他，拒绝想念他，甚至拒绝和他打招呼。
好吧，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就算了吧。“格雷格对你挥手了。”火车开动时格丽塔说。“我知道。”
那天晚上凯蒂睡在她身边时，格丽塔给彼得写了一封信。一封长长的信，她想把信写得有趣些，告诉他在火车上见到的各种各样的人。大部分人宁愿通过相机镜头，而不是用眼睛直接去看真正的景色，等等。还有凯蒂基本上很乖的表现。没有提孩子丢失的事，当然，也就没有提她的恐惧。当大草原落在了身后，车窗外是没有尽头的黑色云杉林，火车不知为什么在一座叫胡尼帕尼的被人遗忘的小镇停下来时，她把信寄了出去。
在这几百英里的旅程中，她把所有醒着的时间都用来照看凯蒂。她知道以前她从没有表现过这样的关爱。不错，她照看孩子，给她穿衣，喂她吃饭，陪她说话，在彼得去上班，只有她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但是，那时格丽塔在家里还有其他的事情要做，她对孩子的注意并不是持续不断的，她对孩子的温柔往往是策略性的。
不仅仅是因为家务事。其他各种想法也将孩子从她心里挤了出去。甚至在她对多伦多的那个男人产生毫无益处、令人疲倦、白痴一般的迷恋之前，她也有其他事情要做，比如她似乎大半辈子一直在脑子里做的写诗这件事。她突然发现这是另一种背叛——对凯蒂，对彼得，对生活。现在，因为她脑子里凯蒂独自一人的画面，凯蒂在两节车厢之间金属咣咣当当的撞击声中坐在那里的画面——写诗成了她，凯蒂的母亲，将要放弃的另一样东西。
一种罪恶。她将注意力放在了别处。固执地四处寻觅关注对象，却没有关注孩子。一种罪恶。
她们在上午到了多伦多。天色阴暗。夏天的电闪雷鸣。凯蒂在西海岸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喧闹，但格丽塔告诉她没什么好怕的，而且她似乎也并不害怕。也不用怕火车到站后出现的亮着电灯的黑暗隧道。
她说：“晚上了。”
格丽塔说，不，不，现在已经下了火车，她们只要走到隧道尽头就可以了。然后走上几级台阶，或许会有手扶电梯，然后她们就会身处一座大楼，然后出去，乘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就是一辆汽车，那也是最后一程，会把她们送到家里。她们的新房子，她们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她们要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然后回家和爸爸在一起。
她们走上一道斜坡，那里有一部手扶电梯。凯蒂停了下来，于是格丽塔也停了下来，直到人们从她们身边走过。然后格丽塔抱起凯蒂，让她坐在自己的腰胯上，用另一只胳膊提起箱子，箱子在扶梯台阶上倾斜、碰撞。上去后，她把孩子放下，在从联合车站高高的屋顶照射下来的明亮的光线中，她们又可以手牵着手了。
走在她们前面的人群开始散开，被等在那里的人接走，那些人叫出他们的名字，或者直接上前接过他们手里的箱子。
而现在也有人接过了她们的箱子。接过箱子，搂住格丽塔，第一次吻了她，坚定的吻，仿佛在庆贺什么。
哈里斯。
先是震惊，接着格丽塔心里一阵翻腾，然后是极度的平静。
她试图抓紧凯蒂，但就在这时孩子挣脱了她的手，走开了。
她没有试图逃开。她只是站在那里，等着接下来一定会发生的任何事。注释[1]童书《绿鸡蛋与火腿》里的句子。[2]上文洛福斯（Rufus）和罗福（Rover）都是常见的狗名。
亚孟森
我坐在车站外的长凳上等车。刚才火车到站时，车站门一直开着，但现在锁上了。另一个女人坐在长凳的另一头，手垂在两膝之间，拎着一只网兜，里面装满了用油腻的纸包着的包裹。肉，生肉。你能闻到肉味。
铁轨对面停着电动火车，车上空无一人，正等待出发。
没有其他乘客出现，过了一会儿，站长探出头来叫道：“院里。”开始我以为他在叫一个男人的名字，约里。也的确有一个像是穿着某种工作服的男人从楼房那头走了过来。他跨过铁轨，上了电动火车。带包裹的女人站起来，跟在他身后，于是我也跟了过去。街对面突然爆发出一阵吵嚷，一座深色墙面的平顶房的房门开了，一群男人从里面跑了出来，边跑边把帽子扣在头上，饭盒叮叮咣咣地敲打在大腿上。听他们的叫喊声你还以为火车随时会开走。但当他们在车上坐稳后，什么也没发生。火车停在那里，他们数了人数，说谁还没来，对司机说现在还不能开。然后有人想起那个没来的人今天休假。火车开动了，但你无法知道司机有没有在听他们说话，或是否在意。
这些男人都在灌木地带的一座锯木厂下了车——从刚才的车站走过来不会超过十分钟——然后很快，湖泊就出现在了视野之中，湖面上覆盖着白雪。湖边有一座长长的白色的木房子。那个女人重新整理了一下一包包的肉，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司机又叫了声“院里”，车门开了。有几个女人正等着上车。她们和拎肉的女人打了招呼，拎肉的女人说，今天的天气真是阴冷。
我跟在她身后下车时，所有人都移开了目光。
显然在这个终点站不需要等任何人。车门砰地关上，火车开始往回开。
接着是一片寂静，空气像冰。看上去一碰就碎的白色的桦树皮上有黑色的印记，某种矮小杂乱的常青植物缩成团，像一只只瞌睡的熊。结了冰的湖面并不平坦，冰面沿着湖岸起伏，仿佛波浪在落下的一瞬结成了冰。那边房子的窗户排得整整齐齐，两头各有一座有玻璃围挡的门廊。一切都简单朴素，具有北方风貌，在云朵卷积的高高的穹顶下面黑白分明。
但当你走近一些就会发现桦树皮并不是白色的。灰黄色，灰蓝色，灰色。
如此寂静，如此令人陶醉。“你去哪儿？”拎肉的女人对我喊道，“三点钟探视就结束了。”“我不是来探视病人的，”我说，“我是老师。”“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会让你从前门进去的，”那个女人有些得意地说，“你最好和我一起走。你没带箱子吗？”“站长说他过后会带过来。”“刚才你站在那儿的样子像是迷路了。”
我说我停住脚步是因为景色太美了。“有些人可能会这么想。如果他们不是病得太重或太忙的话。”
直到走进房子一头的厨房，我们都没再说话。我已经需要厨房里的温暖了。我没有机会环顾四周，因为我的靴子引起了注意。“你最好把靴子脱了，别在地板上留下脚印。”
由于没有椅子可以坐，我费力脱下靴子，放在那个女人放靴子的垫子上。“把靴子拿起来拎着走，我不知道他们会把你安排在哪儿。你最好穿着大衣，衣帽间里没有暖气。”
没暖气，没电灯，只有从我够不着的一扇小窗户透进来的光线。这就好像在学校受罚，被关进衣帽间。没错。同样的永远不会干透的冬衣的气味，连里面的脏袜子都湿了的靴子的气味，没有洗过的脚的气味。
我爬上一张长凳，但仍然看不到外面。在扔满了帽子和围巾的架子上，我发现一只包，里面装着无花果和枣子。一定是有人偷了这些东西，藏在这儿，准备带回家。我突然饿了。从早上起就没吃东西，只在安省北部铁路公司的火车上吃了一块干巴巴的奶酪三明治。我仔细考虑了从小偷那里偷东西的道德问题。但无花果会粘在我的牙齿上，出卖我。
我下来得很及时。有人正走进衣帽间。不是在厨房里干活的雇工，而是一个女学生，穿着臃肿的冬季大衣，裹着头巾。她急急忙忙冲了进来，书本扔向长凳，散落在地板上，头巾被一把扯了下来，像灌木丛一样浓密的头发四散开来，似乎与此同时，两只靴子也被蹬了下来，从衣帽间的地板上滑过。显然，没人抓住她，让她在厨房门口脱下靴子。“嘿，我刚才不是想砸到你，”女孩说，“刚从外面进来，这里太暗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你是不是冻僵了？你是在等人下班吗？”“我在等着见福克斯医生。”“那你不会等太久，我刚从镇上和他一起乘车回来。你没生病，是吧？如果你病了，就不能到这儿来，应该到镇上去见他。”“我是老师。”“是吗？你是多伦多来的吗？”“是的。”
片刻的停顿，也许是出于尊敬。
不是尊敬。是在仔细打量我的大衣。“真漂亮。领子上是什么毛？”“波斯羔羊毛。其实是仿的。”“差点儿把我骗了。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让你待在这儿，这儿能把你屁股冻掉了。抱歉。你想见医生，我可以带你去。我知道什么东西在什么地方。我差不多从出生起就住在这儿。我妈妈管厨房。我叫玛丽。你叫什么？”“薇薇。薇薇安。”“如果你是老师，我不是应该叫你小姐吗？什么小姐？”“海德。”[1]“剥你皮的海德。”她说，“对不起，我现编的。我希望你能做我的老师，但我得去镇上上学。都是那些愚蠢的规定闹的。因为我没得肺结核。”
她边说话边领我穿过衣帽间尽头的门，然后走过一条和普通医院里一样的走廊。打蜡的地毡。晦暗的绿色油漆，消毒剂的气味。“既然你来了也许我可以要红毛让我转学。”“谁是红毛？”“红毛狐狸福克斯。从书里看来的名字。我和安娜贝尔给他起的绰号。”“谁是安娜贝尔？”“现在谁也不是了。她死了。”“哦，对不起。”“不是你的错。这种事在这儿经常发生。今年我上中学了。安娜贝尔从来没有上过学。我上公立学校的时候，红毛让镇上的老师允许我在家里待很长时间，这样我就可以陪陪她。”
她在一扇半开的房门前停下，吹了一声口哨。“嘿。我把老师带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很好，玛丽。你今天一天已经说得够多了。”“知道。听见了。”
她慢悠悠地走开了，留下我面对着一个中等身材的瘦削男人，一头微微发红的金发剪得很短，在过道照进来的人造光中微微发亮。“你见过玛丽了，”他说，“她老是谈自己，有点自吹自擂。她不会在你班上，所以你不必每天都忍受这一点。大家要么喜欢她，要么受不了她。”
他给我的印象是比我大十到十五岁，而且从一开始他就是以一个比我年长的人的口吻和我说话的。一个心不在焉的未来雇主。他问我旅途怎么样，箱子怎么安排。他想知道我在多伦多住过之后住在这里会有什么感觉，会不会厌烦。
完全不会，我说，然后补充说这里很美。“就像——就像走进了一本俄国小说。”
他第一次专心看着我。“真的吗？哪一本俄国小说？”
他的眼睛是淡淡的明亮的灰蓝色。一道眉毛扬了起来，像一只小鸭舌帽。
并不是我没有读过俄国小说。有几本已经全部读完了，有几本读了一部分。但因为那道眉毛，还有那被逗乐的却又咄咄逼人的表情，我除了《战争与和平》之外一本小说的名字也想不起来。我不想说这本小说，因为什么人都能想起它。“《战争与和平》。”“嗯，这儿只有和平，我得说。但我想如果你渴望的是战争，你早就参加了一个妇女组织，把自己送到海外去了。”
我感到气愤和屈辱，因为我其实并没有在卖弄。至少不仅仅是卖弄。我想说的是这景色给我带来了多么美妙的感受。
他显然是那种会提些问题让你掉进陷阱的人。“我想我原本以为会是一个从阴暗角落里钻出来的老太太，”他的语气略带歉意，“好像现在每个年龄和资质合适的人都回到了体制当中。你读书不是为了当老师吧，是不是？本来打算拿到本科学位之后做什么？”“读硕士。”我简短地说。“是什么让你改变了主意？”“我想我应该挣些钱。”“明智的想法。但恐怕你在这里挣不到多少钱。对不起，我不该打探你的私事。我只是想确认你不会跑掉，抛下我们不管。没有结婚的打算吧，有没有？”“没有。”“好。好。现在你脱身了。我没让你灰心吧，有没有？”
我已经转过头去。“没有。”“到走廊那头护士长的办公室去，她会告诉你需要了解的所有事。你和护士们一起吃饭。她会告诉你在哪儿睡觉。小心别感冒了。我想你对肺结核没什么经验吧？”“我读过——”“我知道。我知道。你读过《魔山》。”又一个陷阱出现了，他似乎恢复了刚才的样子。“我希望情况与那里面的描写相比有所改善。瞧，这儿有一些我写的关于这里的孩子们的情况和我认为你也许应该为他们做的事情。有时候我更愿意用文字表达自己的想法。护士长会告诉你实情的。”
我在那里待了还不到一个星期，就发现第一天发生的事其实非常特别，极不寻常。我再也没有见过厨房和工作人员用来放衣服和藏偷来的东西的厨房衣帽间，大概永远也不会再见到了。医生办公室同样是不可涉足的地方，护士长办公室才是问问题、发牢骚和安排日常工作的正式场所。护士长身材矮胖，脸色粉红，戴一副无框眼镜，呼吸粗重。无论你要什么，似乎都会吓她一跳，并且令她为难，但最终，要求总会得到处理，你也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有时候，她在护士餐厅吃饭——餐厅会为她准备一份特别的乳冻甜食——给那里笼罩上一层阴影。但大部分时间她都待在自己的地盘。
除了护士长，还有三个注册护士，没有一个和我的年龄差小于三十岁。她们都是退休后又回来工作的，尽战时义务。此外还有护士助理，她们都和我年龄相仿，甚至更年轻，大多都结了婚，或订了婚，或正在往订婚的方向努力，对方通常都是军人。护士长和护士不在的时候，她们不停地说话。她们对我毫无兴趣。虽然有几个认识去多伦多度蜜月的人，但她们不想知道多伦多是什么样的，也不在乎我的课上得怎么样，或者我来疗养院工作之前做过什么。这并非因为她们粗鲁无礼——她们给我黄油（说是黄油，其实不过是带橘色条纹的人造奶油，颜色是在厨房里上的，那是当时唯一合法的做法），告诫我不要吃肉馅土豆泥饼，说里面有土拨鼠肉。只不过任何在她们不知道的地方、不认识的人身上或不知道的时代发生的事都必须受到怀疑。这种事妨碍了她们，惹她们生气。只要有机会她们就把收音机里的新闻关了，换成音乐台。“和娃娃一起跳舞，她的袜上有个破洞……”
护士和助理都不喜欢加拿大广播公司，而我从小就接受了加拿大广播公司在穷乡僻壤传播文化的观念。但她们都对福克斯医生充满敬畏，部分原因是他读过很多书。
她们还说没有人能像他一样，只要他愿意，能把人骂得体无完肤。
我没弄明白她们是否觉得读过很多书和把人骂得体无完肤之间存在某种联系。惯常的教育理念不适合这里。这里有些孩子会重新回到这个世界或体系之中，有些不会。最好不要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考试、背诵、分级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完全忘掉打分这件事。需要学习的孩子以后会赶上的，不需要分数也可以学习。实际上只需要教走上社会所必需的非常简单的技能、事实等。至于那些所谓的“优秀儿童”怎么办？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词。如果说在本身就值得怀疑的纯理论意义上，他们十分聪明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赶上的。忘记南美洲的河流，还有英国大宪章。更应该教音乐、绘画、故事。做游戏也可以，但要注意别让孩子们过于兴奋，或者竞争得太激烈。在压力和厌烦之间保持平衡是件富有挑战性的事。厌烦是住院治疗的灾难。如果护士长不能提供你需要的东西，有时候会是看门人把这个东西藏在了某个地方。[2]祝一切顺利！
上课孩子的人数经常变化。有时有十五个，有时只有六个。只在上午上课，从九点到中午十二点，包括休息时间。如果体温升高或正在接受体检，孩子们就不能来上课。上课时，他们安静听话，但并不是特别有兴致。他们立即就意识到这不是真正的学校，没有人要求他们学任何东西，他们也不需要遵守时间表或者背诵功课。这样的自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骄横，也没有让他们变得厌烦，令人讨厌，只是让他们变得温顺和心不在焉。他们轻声地轮唱，玩井字棋游戏。临时课堂里笼罩着失败的阴影。
我决定相信医生说的是真话。或者有一部分话是真的，例如厌烦是敌人。
我在看门人的小屋里见到了一个地球仪。我请求把地球仪拿出来，开始从简单的地理教起。海洋，陆地，气候。为什么不学风向和洋流？国家和城市？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为什么不学南美洲的河流？
有些孩子以前学过这些知识，但几乎全忘记了。湖泊和森林那边的世界已渐渐远去。我觉得他们振作起来了，仿佛重新开始和他们曾经学过的东西交朋友。当然，我没有把所有东西一股脑儿地塞给他们。而且我不能对那些因为病得太早而从没有学过这些的孩子们太苛刻。
但那没关系。这可以是一个游戏。我把他们分成几队，让他们大声喊出问题的答案，同时我拿着教鞭一会儿冲到这里，一会儿冲到那里。我小心谨慎，不让这种兴奋状态持续太长时间。但有一天医生走了进来，他刚刚做完早上的手术，我被逮住了。我不能突然停止，但我尽量减弱竞争性。他坐了下来，看上去有些疲惫，沉默寡言。他没有表示反对。过了一会儿，他开始加入到游戏中，喊出非常古怪的答案，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虚构的名称。然后，渐渐地，他让自己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弱，越来越弱，先是变成咕哝声，而后变成耳语声，最后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什么都听不到。就这样，他用这种怪诞的方式控制了课堂。为了模仿他，班上所有学生都开始不出声地说话。他们的眼睛紧盯着他的嘴唇。
突然，他发出一声低吼，让他们全都笑了起来。“究竟为什么每个人都看着我？是你们的老师教的吗？盯着没有干扰任何人的人看？”
大多数学生都笑了，但有些学生甚至在他说这些的时候也一直看着他。他们迫切地等待他做出更滑稽的举动。“去吧。离开这儿，到别的地方去做没规矩的事吧。”
他因为让学生解散而向我道歉。我开始向他解释我把课堂变得更像真正的学校的理由。“虽然我确实同意你关于压力的说法——”我急切地说，“我同意你在指示里说的话。我只是认为——”“什么指示？哦，那不过是我脑子里闪过的一些零星的想法。我从来没有认为那些想法是不可更改的。”“我的意思是只要他们病得不太严重——”“我相信你是对的。我认为这不要紧。”“否则他们看上去有些无精打采。”“没必要为此小题大做。”他说，然后走了。
接着又转身像是要致歉，但那其实连敷衍都算不上。“我们可以另找时间谈这事。”
那个时间，我想，根本不会到来。显然他认为我让人讨厌，是个傻瓜。
午餐时我从几个助理那里得知，有个病人没能撑过早上的手术。所以我的愤怒甚至没有正当的理由，正因为如此，我不得不感到自己更像个傻瓜了。
每天下午都很空闲。学生们去睡午觉，午觉时间很长，有时候我也想睡。我的房间很冷——整栋房子的每个地方似乎都很冷，比阿梵奴路上的公寓冷得多，虽然在那儿祖父母为了爱国，把暖气开得很小。被子很薄——肺结核患者肯定需要比这更温暖的被子。
当然我没有患肺结核。也许他们克扣像我这样的人的物资供给。
我昏昏沉沉，却无法入睡。头顶传来医用床被推过的辘辘声，孩子们被推到露天门廊，在冰冷的下午透透气。
于我而言，那里的房子、树木和湖泊再也不会和我第一天看见时一样了，那天，我被它们的神秘和威严迷住了。在那一天我曾相信自己隐匿了形迹。现在看来那一切似乎都不是真实的。
那个老师在那儿。她在做什么？
她在看湖。
为什么？
没有别的事可做。
有些人真幸运。
偶尔我不吃餐厅的午饭，虽然那是算在工资里的。我到亚孟森去，在一家咖啡馆吃饭。咖啡是波斯敦替代咖啡，最好配上罐装三文鱼三明治，如果他们有的话。吃鸡肉沙拉时一定要看仔细，里面可能有碎鸡皮和软骨。尽管如此，我在那里会感到更加自在，好似没有人知道我是谁。
关于这一点我大概弄错了。
咖啡馆没有女洗手间，所以你得去隔壁的旅馆，得穿过啤酒吧打开的门，店里总是黑漆漆闹哄哄的，飘出啤酒和威士忌的气味，一阵浓烈的香烟和雪茄烟雾能把你熏倒。但我在那里仍然感到自在。伐木工人和锯木厂工人从来不会像多伦多的士兵和飞行员那样对你大喊大叫。他们沉浸在男人的世界里，叫嚷着说他们自己的事，而不是来这里找女人的。实际上很有可能更渴望暂时或永远远离女人。
医生在大街上有一家诊所。只是一座一层楼的小房子，因此他一定住在别的地方。我无意间从护士助理那里听说他没有太太。在唯一的小巷里我找到了可能属于他的房子——外墙用灰泥粉刷，前门上方有一扇屋顶窗，书籍排放在窗台上。那个地方看上去冷清乏味却井井有条，让人联想到一个独身男人，一个生活规律的独身男人，可能营造的一种精确维持在最低限度的舒适环境。
那条唯一的居民街尽头的学校有两层楼。楼下供一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上课，楼上供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上课。一天下午，我在那里看到了玛丽，她正在打雪仗。似乎是男生和女生对阵。玛丽看见了我，大声喊道，“嘿，老师”，然后把两只手里的雪球胡乱一扔，从街对面踱步过来。“明天见！”她转过头去喊道，那语气差不多是警告其他人都别跟过来。“你要回家吗？”她说，“我也是。以前我搭红毛的车回去，但他现在走得太晚了。你怎么回去，乘电车吗？”
我说是，玛丽说：“哦我可以告诉你另一条路，你能省点钱。从灌木小路走。”
她带我走上一条狭窄但足以通行的小道，从小道上能够俯瞰小镇，然后穿过树林，经过锯木厂。“这就是红毛走的路，”她说，“这条路高一些，但也短一些，你到了疗养院就转弯下去。”
我们经过锯木厂后，脚下出现了几条伸向下面树林里的丑陋的小路和几座简陋的棚屋，里面显然有人住，因为外面堆着木柴，拴着晾衣绳，屋顶上冒着炊烟。从一座棚屋里跑出一条像狼的大狗，狂吠嗥叫。“闭嘴！”玛丽喊道。她飞快地团起一个雪球，朝那只畜生扔过去，正中它的眉心。它迅速转过身去，她已经又团好一个雪球，砸向它的屁股。一个系着围裙的女人走出来喊道：“你会打死它的。”“谢天谢地把这个恶心的垃圾赶走了。”“我让我男人上去揍你。”“谁信你的。你家的老男人屁都打不着。”
狗远远地跟着我们，发出不怎么有用的威胁叫声。“什么狗我都能对付，别担心。”玛丽说，“我敢打赌，要是我们遇到一头熊，我也能对付。”“这个季节熊不是应该在冬眠吗？”
我被狗吓得要命，却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是的，但谁知道呢。之前有一头熊跑了出来，跑到了疗养院堆垃圾的地方。我妈妈一转身，一眼就看到了那头熊。红毛拿出枪来把它打死了。“红毛曾经带我和安娜贝尔去乘雪橇，有时候也带其他孩子去，他的哨声很特别，能把熊吓跑。音调特别高，人的耳朵听不见。”“真的啊。你见过那哨子吗？”“不是那种哨子。我的意思是他会吹口哨。”
我想到了教室里的表演。“我不知道，也许只是为了让安娜贝尔不害怕他才那么说的。安娜贝尔不会驾雪橇，他得拖着她。我就紧跟在她后面，有时候我会跳上雪橇，他就会说这东西是怎么了，这么沉，有一吨重。然后他会试图突然转过身来抓我，但他从来没抓住过。他会问安娜贝尔是什么东西让雪橇这么沉，你早饭吃什么了，但她从来不说。如果还有其他孩子在我就不会那么做了。只有我和安娜贝尔去的时候最好玩。我再也不会有这么好的朋友了。”“学校里的那些女孩子呢？她们不是朋友吗？”“只有在没有其他人玩的时候我才和她们在一起。她们什么都不是。“安娜贝尔和我的生日在同一个月。六月。我们过十一岁生日的时候，红毛带我们到湖上去划船。他教我们游泳。嗯，教我。但他得一直托住安娜贝尔，她没法真的学游泳。有一次他一个人游了很远，我们在他的鞋里灌满了沙子。过十二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不能像上次那样随便到任何地方去，但我们去了他家吃蛋糕。安娜贝尔甚至连一小块蛋糕都吃不下，于是他带我们开车兜风，我们把一块块蛋糕从车窗扔出去喂海鸥。它们像疯了似的互相争抢，尖声鸣叫。我们笑疯了，他不得不把车停下，抱住安娜贝尔，这样她就不会大出血了。“再后来，”她说，“后来他就不许我去看她了。反正妈妈一直都不想让我和那些得肺结核的孩子待在一起。但是红毛说服了她，他说必要时他会制止我的。他真的那么做了，我气坏了。但她不会再像以前那样开心地玩了，她病得太严重了。我可以带你去看她的墓，但墓前还没有任何标志。等红毛有时间了，我要跟他做个什么东西当标志。如果我们刚才沿着小路一直走，没有转弯下来，就会走到她的墓了。那里是埋葬那些没有人来看他们、带他们回家的人的地方。”
这时我们已经来到通往疗养院的平地上。
她说：“哦我差点忘了。”然后她拿出一把票。“情人节的票。我们要在学校表演这个剧，名字叫《围裙号》[3]。我有这么多票要卖，你可以做第一个买票的人。我会在戏里演一个角色。”
我的猜测是对的，医生的确住在亚孟森的那座房子里。他带我到那里去吃晚饭。他似乎是在大厅里碰到我时因为一时冲动而发出邀请的。也许他不安地记得自己说过要和我一起谈谈有关教学想法的事情。
他提议吃饭的那天晚上正是我买了票要看《围裙号》的那天晚上。我对他说了，他说：“我也买票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要去看。”“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对她承诺过了。”“啊。现在你可以收回承诺。演出会很糟糕，相信我。”
我照他说的做了，但我没有见到玛丽，没能当面告诉她。我在他吩咐我等他的地方——前门外的露天门廊上等着，穿着我最好的深绿色绉绸长裙，裙子上钉着小小的珍珠纽扣，缝着真正的蕾丝领子，还把脚挤进一双小羊皮高跟鞋，再在外面套上雪地靴。我一直等到过了约定的时间，先是担心护士长会从办公室出来看到我，然后担心他完全忘了这件事。
但后来他来了，一边扣着大衣扣子，一边向我道歉。“总是有些零零碎碎的事情需要处理。”他说，然后在灿烂的星空下领着我绕过房子朝他的车走去。“你能站稳吗？”他说。我说可以——虽然有些担心小羊皮鞋。他没有伸出胳膊让我挽着。
他的车和那个时候大多数的车一样又旧又破。车里没有暖气。当他说我们要去他家时我松了一口气。我看不出我们怎么能和旅馆里的那群人在一起，而且我希望不是凑合着吃咖啡馆的三明治。
到了他家，他让我在屋里暖和起来之前不要脱掉大衣。他立即开始忙着在柴火炉里生火。“我是你的看门人和厨子和侍者，”他说，“这里很快就会变得舒舒服服，饭很快就好。不用帮忙，我喜欢一个人做。你愿意在哪里等呢？如果你愿意，可以在客厅里翻翻书。你穿着大衣的话，那里不会冷得让你无法忍受的。整座房子都是用房间里的炉子供暖的，不用的房间我就不生火。电灯开关就在门里面。你不介意我听新闻吧？这是我养成的习惯。”
我来到客厅，感觉多多少少是被他命令过来的，没有关上厨房的门。他过来把门关上了，说：“在厨房里暖和一点儿之前先把门关着。”然后回去听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播音员用低沉而夸张、几乎带有宗教虔诚的声音播报战争最后一年的新闻。自从离开祖父母的公寓，我一直没有机会再听那个声音，我宁愿自己刚才可以留在厨房里。但客厅里有很多书可以看。不仅是书架上，桌子、椅子、窗台、地板上都堆着书。我仔细观察了几堆书，得出一个结论，他喜欢买丛书，而且他很可能是某几个读书俱乐部的会员。哈佛经典系列。威尔·杜兰特和艾丽尔·杜兰特合写的历史系列——我祖父的书架上也有同样的书。小说和诗歌似乎不多，但有几本经典童书，令人吃惊。
关于美国内战、南非战争、拿破仑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和尤利乌斯·恺撒的诸多战役的书。《亚马孙和北极探险记》。《沙克尔顿被困冰原》。《富兰克林的命运》，《当纳聚会》，《消失的部落：被埋葬的中非城市》，《牛顿和炼金术》，《兴都库什山的秘密》。这些书暗示着主人渴望了解和拥有大量的各种知识。也许不是一个品位严格而固定的人。
因此当他问我“哪本俄国小说”时，很可能他并没有一个我所以为的明确的衡量平台。
他叫了声“好了”，我把门打开，心里装着这种新生的怀疑。
我说：“你同意谁的看法，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什么？”“在《魔山》里。你最喜欢纳夫塔还是塞塔姆布里尼？”“老实说，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一对夸夸其谈的家伙。你呢？”“塞塔姆布里尼更有人情味，但纳夫塔更有趣。”“是学校老师这么教你的吗？”“我从来没在学校读过这本书。”我冷冷地说。
他很快地看了我一眼，眉毛扬了起来。“请原谅。如果那里面有什么你感兴趣的，请随意。你可以在休息时随意到这里来读书。我可以准备一台电暖器，因为我猜你没有用柴火炉的经验。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件事的可行性吗？我可以给你弄把钥匙。”“谢谢。”
晚饭吃排骨、土豆泥和罐装豌豆。甜点是从面包房买来的苹果馅饼，如果他能想到把馅饼热一下，味道会好一些。
他问了我在多伦多的生活，我的大学课程，我的祖父母。他说他猜我一定是被循规蹈矩地抚养大的。[4]“我祖父是一个开明的神职人员，有点儿保罗·蒂利希的风格。”“你呢？开明的信教小孙女？”“不是。”[5]“痛快。你认为我粗鲁吗？”“那要看情况。如果你是以雇主的身份面试我，那就不粗鲁。”“那我就接着问了。你有男朋友吗？”“有。”“在部队里吧，我猜。”
我说，在海军。我觉得海军是个很好的选择，这可以解释我为什么从来不知道他在哪里，也没有定期收到他的信。我可以说他没有得到登岸假期，以此作为应付的借口。
医生站起来去端茶。“他在什么样的船上服役？”“小型巡防舰。”这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过一段时间我可以让他被鱼雷炸死，小型巡防舰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勇敢的家伙。茶里要加奶加糖吗？”“都不加谢谢。”“很好，因为我没有奶也没有糖。你知道，撒谎是可以被看出来的，你的脸会发烧。”
如果之前我的脸没有发烧，在他说了这番话后我的脸确实发烧了。红晕从双脚升上来，汗水从腋窝流下去。我希望裙子不会被毁了。“我喝茶的时候脸总是发烧。”“哦，明白了。”
事情不会变得比这更糟了，因此我决定要击败他。我把话题引向他，问他怎么给病人做手术。他是不是切除病人的肺，就像我听说的那样？
他回答的语气本可以更逗趣，更有优越感——那很可能就是他对调情的理解——我相信如果他这么做了，我就会穿上大衣，走到外面寒冷的空气里去。也许他知道这一点。他开始谈论胸廓成形术，并解释说对病人而言这种手术不像使肺部萎陷和抽掉肺部空气那么简单。非常有意思的是甚至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也知道这一点。当然，近年来切除肺叶的做法也变得流行起来。“但你不会失去一些病人吗？”
他一定认为现在又可以开玩笑了。“但那是当然的。跑出去躲在灌木丛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跳进湖里了？或者你的意思是会有病人死掉？确实有不成功的案例。是的。”
但是了不起的事情即将发生，他说。他所做的手术将会像放血疗法一样被淘汰。新的药物即将投入使用。链霉素。已经在试用。还有些问题，但有问题是自然的。对神经系统有毒性。但会找到解决办法的。“会让我这样的外科医生失业的。”
他洗碗，我擦干。他在我腰间系上一块擦碗毛巾，为我的裙子做防护。系好后，他把手放在了我的背上。手掌有力，五指分开，他几乎是在用专业人士的手法估量我的身体。那天晚上我睡觉时仍然能够感觉到来自他手掌的压力。我感到压力从小手指到硬硬的拇指渐渐增大。我喜欢那种感觉。实际上那比后来我从他车上下来之前的一瞬间他在我额头上的那一吻更重要。他的嘴唇干干的，飞快而正式地给了我仓促而熟练的突然一吻。
他家的钥匙出现在我房间的地板上，是我不在的时候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但我终究不能用这把钥匙。如果是任何其他人发出的邀请，我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尤其是还包括一台取暖器。但在这件事情上，想到他过去在房间中待过，将来还会出现，我将无法享受任何平常的舒适，只能体会到让人紧张和伤脑筋的而非令人开朗的快乐。即使不冷我也会忍不住颤抖，我怀疑自己能不能读进去一个字。
我想玛丽也许会出现，责备我没有去看《围裙号》。我想起来可以说我身体不舒服。我感冒了。但接着我记起来在这个地方感冒是一件严肃的事，患感冒的人需要戴上口罩，使用消毒剂，还可能被赶出去。很快我就明白，不管怎么样，我根本就别指望隐瞒我到医生家里做客的事。这对任何人都不是秘密，甚至对那些不曾为此说什么的护士也无疑不是，她们要么是太不屑或太慎重，要么就是这样的调情已经不再能引起她们的兴趣了。不过，那些助理护士取笑了我。“那天晚饭吃得好吗？”
她们的语调是友好的，似乎挺认可这事。似乎我独有的古怪和医生被人熟知和尊重的古怪产生了联系，而这是有好处的。我的声望上升了。现在，无论我还有其他什么身份，至少我可能变成一个有男人的女人。
玛丽一个星期都没有露面。“下星期六。”这是他说出来的几个字，就在他给我突然一吻之前。于是我再一次在前门外的门廊上等他，这一次他没有迟到。我们开车到了他家，我去了客厅，他去生火。我注意到那儿有一台落了灰尘的电暖器。“你没有采纳我的提议，”他说，“你以为我是随口说说的吗？我向来说话算数。”
我说不想到镇上来是因为害怕碰到玛丽。“因为没有去看她的表演。”“也就是说你要为了讨玛丽的喜欢而安排自己的生活喽。”他说。
菜和上次差不多。排骨，土豆泥，玉米粒取代了豌豆粒。这一次他让我在厨房帮忙，甚至让我摆放餐具。“你不妨了解一下东西都放在哪儿。摆放都很有条理，我相信。”
这意味着我可以看着他在炉子旁边忙碌。他从容而全神贯注的模样，简练的动作，让我心中闪现一串串火花，也感到一阵阵寒气。
我们刚开始吃饭，响起了敲门声。他站起来，拉开门闩，玛丽冲了进来。
她抱着一只纸板箱，把箱子放在桌上，飞快地脱掉大衣，露出里面红黄相间的演出服。“迟到的情人节快乐，”她说，“你没到剧场来看我，所以我上门来给你表演。盒子里还有我给你的礼物。”
她极佳的平衡能力让她能够单脚站立，先踢掉一只靴子，又踢掉另一只，然后把它们拨到一边，开始围着桌子蹦蹦跳跳，同时用哀怨却充满活力的年轻嗓音唱着歌。我叫小小金凤仙，可怜的小小金凤仙，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仍叫金凤仙，可怜的小小金凤仙，亲爱的小小金凤仙——
医生在她开始唱歌之前就站了起来。现在他正站在炉子旁边，忙着刮刚才烧排骨的煎锅。
我鼓掌夸赞。我说：“多美的服装啊。”
的确很美。红色的裙摆，亮黄色的衬裙，飘动的白色围裙，绣花的紧身上衣。“我妈妈做的。”“花也是你妈妈绣的吗？”“当然。她一直做到凌晨四点，就为了在我演出前夜把衣服做好。”
她又开始转圈跺脚，展示身上的衣服。架子上的盘子叮叮当当地响。我又鼓起掌来。我们俩都只想要一样东西：让医生转过身来，不要不理睬我们。我们想让他说句礼貌的话，哪怕说得勉强。“看看还有什么，”玛丽说，“送给情人的。”她撕开纸箱，里面是情人节饼干，全是心形的，涂着厚厚的红色糖霜。“太漂亮了！”我说。玛丽又开始欢蹦乱跳起来。我是围裙号的船长。一个真正的好船长！你真的非常好，你应该知道，我的船员真正好。
医生终于转过身来，她向他敬了个礼。“好了，”他说，“够了。”
她没理他。为他欢呼再欢呼，坚强的围裙号船长——“我说，够了。”“‘勇敢的围裙号船长——’”“玛丽。我们正在吃晚饭。你没有得到邀请。你明白吗？没有得到邀请。”
她终于安静下来。但只安静了一会儿。“见你的鬼去吧。你可不怎么友好。”“而且你最好不要碰那些饼干。你最好从此都不要再吃饼干。你正在变得像头小猪崽子一样肥。”
玛丽的脸鼓了起来，好像快要哭了，但她只是说：“看看是谁在说话。一个一只眼正一只眼斜的家伙。”“够了。”“你就是。”
医生捡起她的靴子，放在她面前。“穿上。”
她照做了。眼眶盈满了泪水，鼻涕流了下来。她很响地吸鼻子。他拿来了她的大衣，但没有帮她穿上，她使劲挥舞着胳膊穿上大衣，扣上纽扣。“这就对了。那么，你是怎么过来的？”
她拒绝回答。“走来的，是不是？你妈妈呢？”“在打牌。”“我可以开车送你回家。这样你就不会有机会因为自怜自哀而扑倒在雪堆上冻死了。”
我没有说一句话。玛丽也没有看我一眼。那个时刻充斥着震惊，我们无法说再见。
听见汽车发动的声音之后，我开始清理桌子。我们还没有开始吃甜点，甜点是跟上次一样的苹果馅饼。也许他根本不知道还有其他甜点，也许面包房只做苹果馅饼。
我拿起一块心形饼干吃了起来。糖霜甜得要命。没有浆果或樱桃味，只有糖和红色食用色素。我吃了一块又一块。
我知道至少应该说一声再见。我应该说谢谢。但那没什么要紧。我告诉自己那没什么要紧。她不是为我表演。或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为我。
他很粗暴。他如此粗暴，让我吃惊。对一个如此需要他的人。但某种意义上，他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这样他和我在一起的时间才不会被剥夺。这个想法取悦了我，我因为这个想法取悦了自己而感到惭愧。我不知道他回来后我要对他说什么。
他没有想要我说什么。他把我领到了床上。这本来就很可能发生吗，还是这对他来说和对我一样出乎意料？我是处女，至少这看起来并没有让他意想不到——他拿来一条毛巾和一只避孕套——他继续下去，尽量从容自在。我的激情让我们俩都意想不到。原来想象和经验可能同样是很好的准备。“我真的打算和你结婚。”他说。
送我回家之前，他把所有饼干，所有那些红心，都扔到了外面的雪地上，喂冬天的鸟。
事情就这么定了。我们的突然订婚——他用这个词时有些小心翼翼——是一件已经决定了的私事。我不用写信告知祖父母。什么时候他能连续几天休息，我们就举行婚礼。极简单的婚礼，他说。我应该理解，他没打算忍受有其他人观礼的仪式，因为他并不在乎那些人的看法，而我们还得遭受他们的窃笑和傻笑。
他也不主张买钻戒。我对他说我从没有想过要钻戒，这是真的，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那很好，他知道我不是那种落俗的白痴女孩。
最好不要再一起吃晚饭了，不仅因为有人说闲话，而且因为用一张配给卡很难买到足够两个人吃的肉。我的配给卡不在自己手上，我刚开始在疗养院搭伙的时候就把卡交给了管厨房的人——玛丽的妈妈。
最好不要引人注意。
当然每个人都怀疑到了什么。年长的护士变得热情，甚至护士长也给了我一个费力的微笑。我的确表现得稍微有一点沾沾自喜，但基本上并非有意如此。我选择把自己包裹起来，如天鹅绒般沉静，眼睛低垂。我没能想到这些年长的女人正留神注视这段亲密关系将如何发展，如果医生决定抛弃我，她们随时准备变得正义凛然，毫无偏私。
全心全意站在我这一边的是那些助理，她们逗我说在我的茶叶里看见了报婚钟。
在医院的大门里面，三月份阴森而忙碌。这是一年中麻烦不断的最糟糕的月份，助理们说。在熬过了冬天的种种侵袭之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会凭空产生死亡的想法。如果一个孩子没来上课，我会不知道这是因为情况变得非常糟糕，还是仅仅因为怀疑得了感冒而需要卧床。我之前弄到一块移动黑板，把孩子们的名字写在了黑板四周。我甚至从来不需要擦去那些将会长期缺席的孩子的名字。其他孩子会一声不响地帮我把名字擦了。他们了解这里的成规，而我仍然需要学习。
不管怎样，医生做了一些安排，找到了时间。他从门缝塞了一张纸条到我的房间，让我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做好准备。那个时候他可以设法空出几天，除非出现真正危急的情况。
我们要去亨茨维尔。
去亨茨维尔，我们结婚的委婉用语。
我们开始了我肯定会铭记终生的一天。我把绿色绉绸长裙干洗了，仔细地卷起来放进小旅行包。祖母曾经教过我把衣服紧紧卷起来这个诀窍，比起把衣服折起来，这样做更不容易弄皱衣服。我预计我得在某个地方的女洗手间里换衣服。我要仔细地观察沿途有没有早开的野花，我可以采一些，做一束捧花。他会同意我捧一束花吗？但时节还太早，甚至金盏花都没有开。道路空寂而曲折，除了细瘦的黑色云杉和一片片蔓延的刺柏和沼泽之外，路边什么都没有。路堑上有一堆乱糟糟的石块，我已经在这里熟悉了这些石块，血红色的铁陨石和一片片倾斜的花岗岩。
车上的收音机开着，正在播放胜利的音乐，因为盟军正越来越逼近柏林。医生——阿利斯特——说他们在拖延时间，好让俄国军队先进柏林。他说他们会后悔的。
既然我们已经远离了亚孟森，我发现我可以叫他阿利斯特了。这是我们一起驱车旅程最远的一次，而他漠视我的那种男性态度——现在我知道，这种漠视会迅速转向其反面——和他漫不经心的开车技巧让我兴奋。我因为他是一个外科医生而感到激动，虽然我绝不会承认这一点。就在现在，我相信我可以为他躺在任何沼泽地或污泥坑里，或者如果他要求站着的话，我可以让自己的脊柱被挤压在任何路边的石块上面。我也同样知道我必须把这些感觉留在自己心里。
我开始想象未来。到了亨茨维尔之后，我希望我们找到一位牧师，并肩站在一间客厅里，客厅有几分祖父母的公寓和我一生所熟悉的那些客厅的朴素雅致的风格。我回想起祖父在退休后仍然被请去主持婚礼的时候。祖母在两颊打上一点腮红，拿出深蓝色蕾丝上衣，那是她为见证这样的场合而准备的。
但我发现还有其他的结婚方式，以及我之前没能了解到的我的新郎对婚礼的另一种厌恶。他不愿意和牧师扯上任何关系。在亨茨维尔市政厅，我们填了几张表格，郑重声明自己是单身，并预约那天下午由一位治安法官为我们主持结婚仪式。
到了午饭时间。阿利斯特在一家餐馆外面停住了脚步，那家餐馆大概是亚孟森咖啡馆的近亲。“这家行吗？”
但他审视了我的表情之后改变了主意。“不行吗？”他说，“好吧。”
最后我们来到一家宣称有鸡肉大餐的雅致的餐馆，在阴冷的前厅里吃午饭。盘子冰凉，餐馆里没有其他客人，也没有收音机播放音乐，只有我们用刀叉切开咬不动的鸡肉时发出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他肯定在想如果我们去了他刚开始提议的那家餐馆兴许会好一些。
不管怎样，我鼓起勇气问了女洗手间在哪里。在比前厅更冷的洗手间里，我抖开绿色长裙穿上，重新抹了口红，整理了头发。
我出来时，阿利斯特站起来迎接我，微笑，捏我的手，说我很好看。
我们手牵着手，浑身僵硬地回到车上。他为我打开车门，然后绕到另一边上了车，在座位上坐好，用车钥匙把车发动，然后又熄了火。
车停在一家五金店前面。铲雪的铲子在半价出售。橱窗里还有一张告示，写着店里可以磨溜冰鞋。
街对面有一座木房子，漆着油腻的黄色。房子前门的台阶已经不安全了，两块木板交叉着钉在台阶上。
停在阿利斯特的车前面的卡车是战前的型号，有一块脚踏板，挡泥板上有一圈铁锈。一个穿工装裤的男人从五金店里出来，上了车。发动机突突地抱怨了一阵，车在原地嘎嘎作响，又上下晃动了几下，然后开走了。现在一辆写着商店名字的送货车试图停进卡车开走后留下的空车位。车位不够大。司机下了车，走过来，轻轻地敲阿利斯特的车窗玻璃。阿利斯特吓了一跳，如果他刚才不是在那般郑重地说话，就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了。他摇下车窗，那个男人问我们把车停在那里是不是打算去店里买东西。如果不是，能把车开走吗？“马上就走。”阿利斯特说。这个坐在我身边的男人本来要和我结婚，现在又不打算和我结了。“我们马上就走。”
我们。他刚才说我们。有一瞬间我紧紧地抓住这个词不放。然后我想这是最后一次了。最后一次我被包括在他说的我们里。
重要的不是“我们”这个词，告诉我真相的不是这个词。是他和那个司机之间男人对男人的说话语调，他平静而通情达理的道歉。现在我希望能回到之前他说那些话的时候，那时他甚至还没有注意到那辆试图停车的货车。当时他说的话太可怕了，但是他紧紧攥住方向盘的动作，他的动作、他出神的模样和他的声音都表露着痛苦。无论他说了什么，是什么意思，他的话都是从同一个深深的地方说出来的，从那个他和我在床上时说出话来的地方。但现在，在他和另一个男人说话之后，情况不一样了。他摇上车窗，把注意力转移到车上，从狭小的停车位把车倒出来，注意不碰到那辆货车。
然而一会儿之后，甚至假使能够回到他探头去查看车后情况的那个时候，我也会很高兴的。那要比沿着亨茨维尔大街开车好——他现在正在开车，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说或可以去做的了。
我做不到，他刚才说。
他说他无法把这件事情做到底。
他无法解释。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错误。[6]
我想以后每当我看到和“磨溜冰鞋”告示上一样弯曲的字母S时没法不听见他的声音响起。或者每当我看到像商店对面黄色房子的台阶上那样钉着的交叉的木板时。“现在我开车送你去车站。我会给你买一张去多伦多的车票。我相当确定傍晚有一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我会想出一个非常可信的故事，并且让人把你的东西整理好。你得告诉我你在多伦多的地址，我想我没有留着你的地址。哦，我会给你写一封推荐信。你的工作很出色。不管怎样，你都教不完一个学期——我还没有告诉你，孩子们要被转到别的地方去了。正在发生各种重大变动。”
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新的语调，几乎是轻松活泼的。一种如释重负的欢快语调。他在努力克制，不在我离开之前流露出如释重负的样子。
我看着街道。这有点像被赶往刑场。还没到。还有一会儿。还不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还没到。
他不需要问路。我大声说出自己的疑惑，他是不是曾经这样送过其他女孩上火车。“别那样。”他说。
每一次拐弯都像从我剩下的人生中剪去一块。
有一趟五点钟开往多伦多的火车。他让我在车里等着，他进去核实一下。他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票，迈着在我看来更轻快的脚步。他一定意识到了这一点，因为走近汽车时他的步子慢了下来。“车站里温暖舒适。有一间专供女士的候车室。”
他为我打开了车门。“或者你更愿意我陪你等着，送你离开？也许我们可以找个地方吃一块像样的馅饼。午饭糟糕透了。”
这让我动起来。我下了车，在他前面走进车站。他把女士候车室指给我看。他对我扬起眉毛，试图最后开一次玩笑。“也许有一天你会把今天看作你一生中最幸运的日子之一。”
我在女士候车室里挑了一张长凳坐下，从那里可以看见车站的前门。其实是如果他回来的话就能看见他。他会告诉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玩笑。或者一个试验，就像在某些中世纪的戏剧里那样。
或者有可能他改变了主意。他沿着高速公路开着车，看到春天淡淡的阳光照在石块上，就在刚才我们还一起看到过这景象。这时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多么愚蠢，于是在路中间掉转车头，飞快地开了回来。
至少还有一小时开往多伦多的火车才进站，但感觉已经几乎没有时间了。甚至此刻幻想仍在我心中萦绕。我仿佛戴着脚镣上了火车。当火车离站的哨声吹响时，我把脸贴在车窗上，目光扫过月台。甚至现在跳下火车也许还不算太晚。跳下火车，穿过车站，跑到大街上，而他刚在大街上停好车，正跑上台阶，一边想着还不算太晚，但愿不算太晚。
我自己奔跑着去迎接他，不算太晚。
那一阵喧闹、大喊、叫嚷是什么，不是一个而是一群迟到的乘客从座位之间冲过。是一群穿着运动服的中学女生，哈哈笑着自己造成的麻烦。售票员很不高兴，在她们乱哄哄地抢夺座位时催促她们快一点。
其中一个女生，或许是嗓门最大的一个，是玛丽。
我转过头去，不再看她们。
但她看见我了，她大叫我的名字，想知道我去了哪里。
去看望一位朋友，我告诉她。
她重重地在我身边坐下，告诉我她们是来和亨茨维尔的篮球队比赛的。那是一场混乱的比赛。她们输了。“我们输了，是不是？”她用显而易见的欢快语调大声说，其他人发出咕哝声和咯咯的笑声。她说出了比分，的确丢脸。“你穿得真正式。”她说。但她并不太在意，她似乎对我的解释不是真的感兴趣。
她几乎没注意到我说我要去多伦多看望祖父母。只是说他们一定年纪很大了。没有一句话提到阿利斯特。甚至没有说他一句坏话。她不会是已经忘了。只是把那个场景收拾了起来，放到一边，和她过去的自我一起放进壁橱。又或许她是那种真的可以对羞辱毫不在意的人。
现在我很感激她，即使当时我无法感受到这一点。如果只有我一个人，车到亚孟森时我可能做什么？跳起来，下火车，跑到他家里，要求知道为什么，为什么。那会对我造成怎样的永远的羞辱啊。而实际上，火车停靠时间很短，她们几乎来不及集合，也来不及去敲打车窗引起接她们的人注意，售票员在一边提醒，如果她们不快点，就会被带到多伦多去了。
多年来我一直在想也许我会跟他偶遇。我以前住在多伦多，现在仍然住在那里。我感觉似乎每个人最终都会到多伦多住至少一段时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假如你真的想看见某个人，就一定会看见他。
事情终于发生了。当时我正穿过一条甚至无法放慢脚步的拥挤街道。我们正朝着相对的方向行走。同时毫不掩饰地惊愕地盯着对方刻满岁月痕迹的脸。
他喊道：“你好吗？”我回答：“很好。”然后又额外补上一句：“很幸福。”
当时这句话只能说大体上是真的。我和丈夫正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吵，为了我们给他的一个孩子偿还积欠债务的事。那天下午我去了一家画廊看展出，为了舒缓自己的心情。
他再次对我喊道：“太好了。”
似乎我们仍然能够走出人群，转瞬之间我们就可以又在一起。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会沿着刚才的方向继续走下去。我们就是那么做的。没有上气不接下气的哭泣，当我走上人行道时没有一只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只有一瞬间我看到那目光一闪而过，他的一只眼睛睁大了。左眼，一直是左眼，和我记忆中一样。眼神看上去还是充满了不安、警觉和疑惑，仿佛某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突然发生在他身上，某件几乎让他发笑的事。
对我而言，那种感觉就和我离开亚孟森时一样，火车拖着仍旧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的我离开。
关于爱，其实一切都没有改变。注释[1]在英语中，皮肤（hide）与海德（Hyde）发音相同。[2]原文为法语。[3]吉尔伯特与萨利文的两幕轻歌剧。[4]美国德裔新教自由主义神学家。[5]原文为法语。[6]溜冰鞋（skate）的首字母。
离开马弗里
过去每座小镇都有一家电影院，马弗里也不例外。它叫“首都电影院”，这样的影院通常会叫此类名字。摩根·霍利是电影院的所有者和放映员。他不喜欢和公众打交道，只喜欢坐在楼上舒适的小房间里控制银幕上的故事，所以当那个检票的姑娘告诉他她因为怀孕而不干了，他自然很恼火。他本来应该预料到这一点。她已经结婚半年了，在那个年代，在肚子大起来之前你就应该从公众视线里消失了。但是他太敌视改变，太敌视人们有自己的私人生活这个想法，所以他吃了一惊。
幸运的是，她带来了一个可以接替她的人。一个和她住同一条街的女孩说想找一份晚上的工作。她白天不能工作，因为要帮妈妈照看弟弟妹妹。她的聪明足够应付这项差事，虽然她很害羞。
摩根说这很好，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和观众闲聊的。
于是女孩来了。她叫利亚。摩根问她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是，那是个什么名字啊。她说那是《圣经》里的名字。这时他注意到她没化妆，头发梳得很光滑，难看地紧贴在头皮上，用发夹固定住。有一瞬间他有些担心她是不是真的十六岁了，能不能合法打工，但再仔细看，他觉得她的年龄很可能是真实的。他告诉她工作日要收一场电影票，晚上八点开始，星期六要收两场电影票，晚上七点开始。电影院关门后，她要负责清点票款，把钱锁好。
只有一个问题。她说工作日的晚上她可以自己走回家，但她父亲不许她星期六晚上自己走回去，而他又不能来接她，因为他自己要在磨坊上夜班。
摩根说他不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害怕的，他正准备让她别来上班了，这时他想起那个值夜班的警察，他经常在巡逻时来看一会儿电影。也许他可以负责送利亚回家。
她说要问问父亲。
她父亲同意了，但还有几个条件。利亚不可以看银幕或听电影里的对话。这个家庭信仰的宗教不允许这样的事。摩根说他雇检票员可不是让她免费偷看电影的。至于对话，他撒谎说电影院是隔音的。
雷·艾略特，就是那个值夜班的警察，接受夜班工作是为了陪妻子打发至少部分白天的时间。他只要早晨睡五个小时，下午稍晚些时候再打个盹儿，就可以了。那个盹儿经常泡汤，因为有些家务事要做，或者仅仅因为他和妻子——她叫伊莎贝尔——要去散步。他们没有孩子，可以在任何时候谈任何事情。他告诉她镇上的新闻，这些新闻常常让她大笑，她则告诉他她正在读的书。
雷刚满十八岁就参军了。他选择了空军，据说空军战士冒的危险最大，死得最快。他是中炮手——伊莎贝尔永远弄不清这是个什么职务——并且活了下来。战争即将结束时，他被调到另一个飞行队，而几个星期后，他原来所在的那个飞行队的成员，那些和他一起飞了那么多次的人，被击落后失踪。回家后他心里有一个模糊的想法，他应该用这条莫名其妙地被留下来的生命做些有意义的事，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
首先，他应该完成中学学业。他长大的那座镇子成立了一所特殊的学校，专收想要完成中学学业并希望继续大学深造的老兵，这是心存感激的公民为他们提供的免费机会。教英语语言文学的是伊莎贝尔。当时她三十岁，已经结婚，丈夫也是个老兵，军衔比她班上的学生高很多。出于普罗大众的爱国心，她打算教一年时间的课程，然后就退职回家，要个孩子。她公开和学生们讨论这件事，学生们背着她说有些家伙运气真好。
雷不喜欢听那种谈话，原因是他爱上了她。她也爱上了他，这似乎更让人感到惊讶万分。除了他们自己，每个人都觉得这荒唐透顶。她离了婚。这对她的名门之家来说是个丑闻，对她的丈夫更是个打击，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想娶她了。雷的日子比她好过，因为他没什么需要与之探讨这件事的家人，而仅有的几个则宣称，既然他攀了高枝，他们肯定配不上他了，今后一定会离他远远的。假如说他们原本指望他会表示挽留，或者向他们许下什么承诺，那他们就要失望了。他无所谓，他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是重新开始的时候了。伊莎贝尔说她可以继续教书，直到他读完大学，找到工作，安稳下来，无论他想做的工作是什么。
但是计划不得不改变。她身体不舒服。刚开始，他们以为是神经紧张。生活的突变。愚蠢的烦扰。
后来疼痛开始了。每次她深呼吸时都会感到疼痛。胸骨下方和左肩膀都痛。她不去管它。她开玩笑说上帝在因为她的情感冒险而惩罚她，并说他——上帝——是在浪费时间，因为她根本就不信他。
她得的是心包炎。情况很严重。她忽视病情，给自己带来了危险。她不可能被治愈，但可以艰难地维持生命。她再也不能教书了。任何感染都可能引发危险，还有什么地方比教室更容易让感染蔓延呢？现在必须由雷来养活她，于是他在格雷县和布鲁斯县的交界处这座叫马弗里的小镇当起了警察。他不介意这份工作，而她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也不介意自己半隐居的生活。
只有一件事他们从不谈论。他们都不知道对方是否介意他们不能有孩子。当伊莎贝尔表示想要听雷说他星期六晚上护送回家的那个女孩的所有事情时，他想到这可能和她的失望有关。“这太糟糕了。”她听到禁止看电影的事情后说。当他告诉她那个女孩的父母为了让她在家里帮忙而不让她上中学时，她更难过了。“你说她很聪明。”
雷不记得自己说过那样的话。他说过她害羞得不同寻常，因此他们一起走回去时，他不得不绞尽脑汁寻找聊天的话题。有些他想到的问题是不能问的。比如，你最喜欢哪门功课？要问这个问题就必须用过去时，而她过去喜欢过什么，现在无关紧要。又或者，她想在长大后做什么？实际上，她现在已经长大了，而且已经被安排好了工作，无论她是否喜欢。还有她是否喜欢这座镇子，她是否想念曾经住过的任何地方，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他们已经聊过——不是很详尽——她家里几个年幼孩子的名字和年龄。当他问到狗或猫时，她说她没有养。
最终她想出了一个问题问他。她问那天晚上电影里的什么内容让观众发笑。
他并不认为应该提醒她她什么都不该听到。但他想不起来什么内容让大家发笑。于是他说一定是什么愚蠢的内容——你永远都猜不到什么会让观众笑。他说他没太专心，看得断断续续。他很少跟得上情节。“情节。”她说。
他不得不告诉她那是什么意思——就是电影说的故事。从那以后聊天变得不再困难了。他也不必提醒她，在家里复述他们聊的内容可能不太明智。她明白。他被要求不要讲任何具体的故事——但无论如何他很难做到这一点——而是解释那些故事往往是关于骗子和无辜的人，骗子通常刚开始过得不错，他们犯下罪行，欺诈在夜总会（就是像舞厅的地方）唱歌的人，或者有时候，天知道为什么，那些人开始在山顶上唱歌，或者在其他某个人们不太可能去的室外场所唱歌，让电影的节奏变得拖沓。有时候电影是彩色的。如果故事发生在古代的话，演员的服装会非常华丽。盛装的演员们非常夸张地相互残杀。用甘油点的眼泪从女士的脸颊上滑落。大概是从动物园里弄来的丛林动物被逗着做出凶猛的表演。但摄像机镜头一移开，以各种方式被杀的人就爬了起来。活蹦乱跳，虽然你刚才明明看见他们被枪杀了，或者在刽子手的垫头木上被砍了头，脑袋在篮子里滚着。“你应该轻松一点，”伊莎贝尔说，“你会让她做噩梦的。”
雷说她会做噩梦才怪。毫无疑问这女孩有一副能把事情弄明白的自信神态，而不会被吓住或者被弄糊涂。比如，她从来没问过刽子手的垫头木是什么，看上去也没有因为想到有脑袋放在上面的场景而惊讶。他告诉伊莎贝尔，她身上有某种东西，使她想要理解你对她说的无论什么话，而不是仅仅为此感到激动或迷惑。他认为她已经以某种方式把自己与家人区隔开来了。并不是鄙视他们，或对他们不友善。只不过归根究底，她很喜欢思考。
然后他说了让自己后悔的话，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她没什么盼头，不管怎样。”“嗯，我们可以把她抢走。”伊莎贝尔说。
然后他警告她。严肃点。“想都别想。”
快到圣诞节时（虽然天气还没有真正变冷），那一周中间的某天夜里，摩根在午夜左右来到警察局，说利亚失踪了。
她像平常一样卖了票，关上了窗户，把钱放在应该放的地方，然后出发回家，他就知道这些。电影放完后他亲自把门关了，但是当他走到外面时，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出现了，问利亚怎么了。她是那位母亲——利亚的母亲。父亲还在磨坊工作，摩根表示那个女孩有可能突然起意到他工作的地方去看他。母亲似乎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于是他说他们可以到磨坊去看看女孩是不是在那里，而她——母亲——哭了，求他千万别做这样的事。于是摩根开车送她回家，心想也许现在女孩已经在家里了，但这种好事没有发生，接着他想他最好去告诉雷。
他不喜欢不得不把消息告诉那个父亲的想法。
雷说他们应该马上到磨坊去，她有可能在那里，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当然，他们找到了父亲，而他根本没见过她，他因为妻子未经允许就离家出门而大发雷霆。
雷问利亚有没有朋友，得知她一个朋友也没有，他并不感到惊讶。后来他让摩根回家，他自己去了利亚家，母亲正如摩根所形容的那样极度心烦意乱。孩子们还没有睡觉，或者说有几个还没睡，他们也说不出话来。他们在瑟瑟发抖，也许是因为家里有陌生人而感到害怕和不安，也许是因为天气寒冷，雷注意到天气显然越来越冷，即便室内也是如此。也许父亲对开暖气的条件也有规定。
利亚穿着冬季大衣，他只从他们嘴里得知这一点情况。他知道那件宽大的棕色格子衣服，心想那件衣服至少可以为她保暖一段时间。摩根在警局出现之后，雪已经开始下得很大了。
雷下班后回到家，告诉伊莎贝尔发生的事。然后他又出门去了，她没有试图阻止他。
一小时后，他一无所获地回来了，只带来消息说道路很可能因为今冬的第一场暴风雪而封闭。
到了早晨，道路真的封闭了；小镇那年第一次被困，主干道是扫雪机努力保持畅通的唯一一条路。几乎所有商店都关门了，利亚家那个片区停电了，人们对此无能为力，因为风太猛，把树都吹弯了，仿佛在清扫地面。
值白班的警察有了一个雷没有想到的主意。他是联合基督教会的教徒，他知道，或者说他妻子知道，利亚每个星期都为牧师太太熨烫衣服。他和雷到牧师家里去，看看那里有没有人了解什么情况，可以解释女孩的失踪，但没有得到任何信息。短暂的希望消失之后，找到女孩的踪迹似乎显得更加无望了。
雷有些惊讶，这个女孩还有另一份工作却从未跟他提过。虽然和电影院的工作相比，在牧师家的工作几乎算不上涉足社会。
下午他试图睡一觉，也的确睡着了大约一个小时。晚饭时伊莎贝尔试图和他聊聊天，但没有能够多谈一会儿的话题。雷不停地说起去牧师家的情形，牧师的太太尽力帮忙，也很关心利亚的事，而他——牧师——的表现却不像一个牧师应该有的样子。他不耐烦地开了门，好像他在写布道文或者别的什么的中途被干扰了。他把太太叫来，他太太过来后不得不提醒他那个女孩是谁。记得那个来帮我们熨烫衣服的女孩吗？利亚？然后他说他希望很快就会有消息，一边顶着风慢慢地把门关上了。“唉，他还能做什么呢？”伊莎贝尔说，“祈祷吗？”
雷认为那样也没坏处。“那样会让每个人都尴尬，而且让人看到祈祷徒劳无益。”伊莎贝尔说。然后她补充说，也许他是一个非常现代的牧师，更主张象征性的东西。
必须展开搜索，虽然天气不好。几座屋后的棚子和一座废弃多年的旧马厩被撬开并经彻底搜查，以防她藏在里面躲避风雪。什么也没有发现。当地电台接到通知，播出了寻人启事。
如果利亚在搭车，雷想，她也许是在暴风雪之前上车的，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广播说她比平均身高稍矮一些——但雷认为应该是稍高一些——有一头深浅适中的棕色直发。而他认为她的头发是非常深的棕色，接近黑色。
她父亲没有参加搜索；她的几个弟弟也没有参加。当然，那几个男孩都比她小，而且，不管怎么样，没有父亲的同意他们不可能离开家。当雷步行兜了一圈并走到她家门口时，门几乎没有开，那位父亲开门见山地告诉他女孩很可能是私奔了。现在对她的惩罚已经不是由他决定，而是由上帝决定。他没有请雷进去暖和一会儿。也许家里仍然没开暖气。
第二天中午时分，暴风雪停了。扫雪机开出来，清扫了镇上街道的积雪。县里的铲雪机清理了高速公路上的雪。司机们接到通知，注意看雪堆里是否有冻僵的尸体。
过了一天，送信的卡车来了，送来一封信。信不是写给利亚家里任何人的，而是写给牧师和他太太的。信是利亚写的，宣布说她结婚了。新郎是牧师的儿子，他在一支爵士乐队里吹萨克斯。他在信的末尾加上了“惊喜惊喜”这几个字。至少人们是这么说的，尽管伊莎贝尔问怎么可能有任何人知道，除非邮局的人习惯用蒸汽把信封熏开。
萨克斯手小时候不住在镇上。那时他父亲在别的地方做牧师。他很少回家。大多数人甚至说不出他长什么样。他从来不去教堂。几年前他曾经带回家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浓妆艳抹，穿戴花哨。据说是他太太，但显然不是。
女孩在牧师家熨烫衣服时碰见过几次那个萨克斯手？有人得出了结论。应该只有一次。这是雷在警察局听说的，流言在警察局里和在女人堆里散布得一样快。
伊莎贝尔认为这是个了不起的故事。不是私奔者的错。不管怎么样，他们并没有预订暴风雪。
原来她本人对萨克斯手有一点了解。她曾经在邮局意外遇到过他一次，那时他碰巧回家，而她那段时间正好身体状况不错，可以出门。她邮购了一张唱片，但唱片没有寄到。他问她是什么唱片，她告诉了他。但现在她不记得是什么唱片了。然后他告诉她，他在从事另一种类型的音乐演奏。有某种东西让她确信他不是本地人。他朝她靠过来的样子，他身上浓浓的果汁口香糖的味道。他没有提到牧师家，但后来别人告诉了她二者的关系，在他对她说再见并祝她好运之后。
只是有一点轻浮，或者确信自己一定会受人欢迎。说了些如果唱片到了就让他来听的荒唐话。她希望他没打算让她当真。
她逗雷说，是不是他对电影里广阔世界的描述让那个女孩起了那个念头。
雷没有流露出也难以相信在女孩失踪期间他所体会到的绝望。当然，弄清发生了什么之后，他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但是，她还是走了。以一种并不完全是不同寻常或毫无希望的方式，她走了。荒唐的是，他感觉受到了冒犯。仿佛她本来至少可以暗示一下，她的生活还有另一个部分。
她父母和另外几个孩子也很快离开了，似乎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牧师退休后没有和太太离开小镇。
他们留住了原来的房子，人们仍然经常称其为牧师家，虽然已经名不副实了。新牧师的年轻太太对这所住宅的一些外观提出了异议，教会当局决定不去整修原来的房子，而是建一所新宅，这样她就没什么可抱怨的了。于是旧的牧师住宅被低价卖给老牧师。这样，牧师的音乐家儿子和他的太太带着孩子来看望他们时，房子也够大。
他们有两个孩子，孩子们出生时报纸登了他们的名字。先是一个男孩，然后是个女孩。他们偶尔来做客，但通常只有利亚一个人带他们来；他们的父亲忙于跳舞或者其他什么事。那时雷或伊莎贝尔都没有遇到过他们。
伊莎贝尔的身体好些了；她几乎恢复了正常。她烧的菜非常好吃，以至于他们两个人都胖了，她不得不停止烧菜，或者至少不那么经常烧别致的菜式。她和镇上的其他女人聚在一起，阅读和讨论伟大的作品。有几个人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意思，于是退出了，但除此之外，她们的活动非常成功。想到她们在天堂和可怜的老但丁坦率交谈时可能引发怎样的争论，伊莎贝尔会笑起来。
后来有几次她晕倒了，或者差点儿晕倒了，但她不愿意去看医生，直到雷生气了，于是她声称是他的坏脾气导致她生病的。之后她向他道歉，两人和好如初，但她的心脏病情急转直下，他们不得不雇一个所谓的实习护士，在雷不在的时候照看她。幸运的是，他们有些钱可以变现——她继承了一笔遗产，而他涨了工资，尽管他仍然选择值夜班。
一个夏天的早晨，在回家的路上，他到邮局去看是不是可以取信了。有时候邮局一大早就把邮件分拣好了；有时候没有分拣好。这天早晨就还没有。
此时，在人行道上，在清晨明媚的阳光下朝他走过来的，是利亚。她推着一辆婴儿车，车里坐着一个大约两岁的小女孩，女孩用腿蹬着金属脚踏板。另一个孩子更加严肃，他拽着妈妈的裙子。其实那是一条橘色的长裤。搭配长裤的是一件宽松的白色上衣，有些像背心。她的头发比以前更有光泽，她的微笑——以前他从未真正见过她的微笑——似乎真切地向他播洒着快乐。
她几乎可能成为伊莎贝尔的一个新朋友，那些朋友大多更年轻，或者刚刚搬来小镇不久，不过其中也有几个年长一些，曾经是镇上更谨慎的居民，被席卷进这个光明崭新的时代，她们的旧观点被抛弃，她们的语言被改变，她们正努力变得爽快自然。
他原本在为没有在邮局找到一本新杂志而感到失望。倒不是现在这对伊莎贝尔有多重要。她曾经就为那些杂志而活着。杂志内容非常严肃，富有启发性，但里面会有一些让她发笑的诙谐的卡通画。甚至毛皮和珠宝广告也让她发笑，他仍然希望这些杂志能让她恢复活力。不过现在，至少，他有了些事要告诉她。利亚。
利亚用了一种新的声音和他打招呼，假装因为他认出了她而感到惊奇，因为她已经几乎变成了——用她的话说——一个老太婆。她介绍了两个孩子，小女孩不愿意抬头，继续有节奏地踢着金属脚踏板，男孩则看着远处，嘴里咕哝着什么。她取笑男孩，因为他不愿意放开她的衣服。“我们已经过了马路了，宝贝儿。”
男孩叫大卫，女孩叫谢莉。雷不记得报纸上登过的名字了。他只有一个印象，两个名字都很时髦。
她说他们现在和她公婆一起住。
不是来做客。是和他们一起住。他后来才想到这一点，但这也许不代表任何意义。“我们正要去邮局。”
他告诉她他刚从邮局出来，但他们还没有分拣好邮件。“哦太糟糕了。我们以为可能会有爸爸的信，是不是，大卫？”
小男孩又拽住了她的衣服。“等他们分拣好邮件，”她说，“也许那时会有我们的一封信。”
雷有一种感觉，她不太想和他道别，雷也不想和她道别，但又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可说的。“我要去药房。”他说。“哦，是吗？”“我得去给我妻子拿药。”“哦我希望她没有生病。”
他感到自己仿佛背叛了妻子，于是非常简短地说：“没有。没什么。”
现在她的目光正越过雷，她正用刚才和他打招呼的同样欢快的语调向另一个人问好。
那个人是联合基督教会的牧师，那个刚刚任职，或者说任职不久的牧师，就是他的太太要了一座时新的房子。
她问两位男士是否互相认识，他们说是的，认识。两个人的语调都表明他们并不熟识，而且似乎对这个状态感到满意。雷注意到那个人没有戴牧师领。“因为我还没有犯事让他必须把我拖进警局吧。”牧师说，也许他认为他应该显得更快活一些。他握了握雷的手。“真是太幸运了，”利亚说，“我一直想咨询你几个问题，现在你就来了。”“我就在这儿呢。”牧师说。“我是想问主日学校的事，”利亚说，“我一直在想。我这两个小孩子正一天天长大，我一直在想应该什么时候送他们去上主日学校，需要办什么手续，等等。”“哦，是的。”牧师说。
雷能看出来他不是特别喜欢在公共场所行使牧师职责。不想在每次上街的时候都被迫与人交谈相关话题。但是牧师尽量掩饰自己的不适，和一个像利亚这样的女孩交谈，他一定能得到某种补偿。“我们应该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他说，“约个什么时间吧。”
雷说他得走了。“很高兴遇到你。”他对利亚说，然后对牧师点点头。
他往前走，掌握了两个新情况。如果她在准备安排孩子上主日学校，那么她一定会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另外，她还没有把从小被灌输的宗教观念完全从她的世界里清除。
他期盼着再次遇到她，但这样的偶遇没有再发生。
他回到家后，告诉伊莎贝尔那个女孩的变化，她说：“归根结底，这一切听上去都很寻常。”
她似乎有些急躁，也许因为她一直在等他煮咖啡给她。帮工九点钟才来，而她在一次烫伤事故之后被禁止自己煮咖啡了。
在圣诞节前，她的情形一直在变坏，还发生了几次令人害怕的状况，接着雷请到了假。他们去了城里，在那里找到几位医学专家。伊莎贝尔立即被收治入院，雷住进了医院为外地来的病人家属提供的一个房间。突然之间，他没有了任何职责，只需要每天去看伊莎贝尔，长时间地陪着她，记下她对各种治疗的反应。刚开始，他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轻快地与她谈过去的事，或者他观察到的医院和他瞥见的其他病人的情况。他几乎每天都散步，不管天气如何。他也告诉她每一次散步的见闻。他带上报纸，读新闻给她听。终于，她说：“你太好了，亲爱的，但那些似乎对我已经没有用了。”“什么没用？”他反驳说。但她说：“哦求你了。”在那之后他就安安静静地读从医院图书馆借来的书。她说：“如果我闭上了眼睛，别担心。我知道你就在那儿。”
前段时间她从紧急护理病房被转到了另一间病房，那里有四个女病人，病情都和她差不多，虽然有一位病人偶尔会兴奋起来，对着雷大叫：“给我们一个吻。”
有一天他走进病房，发现另一个女人躺在伊莎贝尔的床上。有一瞬间，他以为她死了，却没有人告诉他。但是那张斜放着的病床上那位喋喋不休的病人喊道：“在楼上。”语气中带着些许欢快和满足。
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早晨伊莎贝尔没能醒来，于是她被移到另一层楼，似乎医院把没有希望好转——比之前那间病房里的病人好转机会还要渺茫——却拒绝死亡的病人都集中在那里。“你倒不如回家去。”他们对他说。他们说如果有任何变动他们会和他联系。
这个建议有道理。一个原因是，他住在医院为家属提供的房间里的时间已经满了。加上马弗里警察局给他的假期早已经过了。所有迹象都表明回去是正确的。
然而他却留在了城里。他在医院找了一份做养护的工作，打扫卫生，清理物品，擦洗地板。他找到一套带家具的公寓，里面只有基本的生活用品，离医院不远。
他回了一趟家，但只稍作停留。他一回家就开始安排卖房子和房子里的所有东西。他让房产经纪负责处理此事，自己则尽快离开；他不想向任何人解释任何事。他也不在乎那个地方发生的任何事。在镇上居住的所有那些年，他所了解的关于小镇的一切，似乎都从他身边溜走了。
他在镇上的时候的确听说了一些传闻，是关于那位联合基督教会牧师的丑闻，他想让妻子跟他离婚，理由是他通奸。和教区居民通奸已经够糟糕的了，但似乎牧师并没有尽力保守秘密，偷偷溜走，默默等待恢复正常生活，或者去内陆某个被遗忘的教区任职，而是选择了承担犯错的后果。他不只是坦白承认。他还说，一切都是虚假的谎言。他装腔作势地宣讲自己并不完全相信的四福音书和戒条，他关于爱和性的大多数布道，他墨守成规、胆小羞怯、闪烁其词的建议：全是虚假的谎言。现在他自由了，可以自由地告诉他们，在赞颂精神生活的同时赞颂肉体生活，这是多么令人欣慰啊。那个让他获得自由的女人似乎是利亚。雷听说她的丈夫，那个音乐家，曾经回来要带她走，但她不愿意跟他走。他说都怪那个牧师，但他——那个丈夫——是个酒鬼，因此没有人知道是否应该相信他。但他妈妈一定相信他，因为她把利亚赶出了家门，把两个孩子留了下来。
在雷看来，这些都是令人厌恶的闲言碎语。通奸，醉酒，丑闻——谁对谁错？谁会在乎？那个女孩已经长大，像其他所有人一样学会了沾沾自喜，讨价还价。时间被浪费了，生命被浪费了，被那些争抢刺激却对真正重要的东西视而不见的人浪费了。
当然，当他还能对伊莎贝尔说话时，一切都不一样。并不是伊莎贝尔会寻找答案，而是她会让他感觉到这个问题比他所考虑的要复杂得多。最后她会笑起来。
他的工作很顺利。同事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保龄球队，他感谢了他们，但说他没时间。其实他有很多时间，但这些时间他要和伊莎贝尔在一起。留心任何变化，任何解释。不让任何事悄然溜走。
之前那些护士说 “嗨，我的夫人”或者“好了，太太，我们到这边来”的时候，他还提醒过他们：“她叫伊莎贝尔。”
后来他习惯了她们这样对她说话。因此，不管怎样，变化还是有的。如果在伊莎贝尔身上找不到，他还可以在自己身上找到。
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他每天去看她一次。
后来他每隔一天去看她一次。再后来每星期去看她两次。
四年。他想这一定接近最高纪录了。他问那些照看她的人是不是这样，她们说：“嗯。快了。”她们习惯于对每一件事都含糊其辞。
他一度坚信她在思考，但现在已经不这么想了。他已经不再等她睁开眼睛了。他只是不能离开，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
她从一个非常瘦弱的女人变成了——并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堆别扭的不合衬的骨头，头发像小鸟的羽冠，呼吸飘忽不定，每一分钟都可能死去。
有几间用作康复与健身的房间和医院相连。通常他只看见这些房间没人时的样子，所有器材都收了起来，所有的灯都关着。但是有一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他穿过大楼离开时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看见有一盏灯还亮着。
他去查看，发现有人还在里面。一个女人。她跨坐在充了气的健身球上，只是在那里休息，或者也许是在试图记起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是利亚。刚开始他没认出她，但后来他又看了一眼，是利亚。也许，如果他先看清了是谁，就不会进去了，但此刻，他在预备去关灯的路上已经走了一半。她看见了他。
她从坐的地方滑了下来。她穿着锻炼专用的运动服，比以前胖了很多。“我想也许什么时候我会遇到你，”她说，“伊莎贝尔好吗？”
听她直呼伊莎贝尔的名字，或者只是听她提到伊莎贝尔，令他感到有点惊讶，仿佛她认识她一样。
他简短地说了伊莎贝尔的情况。现在只能简短地说说。“你对她说话吗？”她说。“不再说那么多了。”“哦，你应该对她说话。不该放弃对他们说话。”
她怎么会认为自己对每一件事都知道得很多？“你看到我并不惊讶吧，是不是？你一定听说了吧？”她说。
他不知道怎么回答。“呃。”他说。“自从我听说你在这里，以及其他的事情，已经有一阵子了，所以我猜我只是以为你会知道我也在这里。”
他说不知道。“我做康复工作，”她告诉他，“我是指帮助癌症病人康复。如果他们能行的话。”
他说他认为这是个好主意。“那很了不起。对我也是。我其实还好，但有时候有些事让我沮丧。我是说，尤其是在吃晚饭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会开始有奇怪的感觉。”
她看得出他不知道她在说什么，她愿意，也许是迫切地想要解释。“我的意思是孩子们不在我身边，之类等等。你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得到了他们的抚养权？”“不知道。”他说。“哦，是这样。因为他们认为他的母亲可以照顾好孩子，真的。他参加了匿名戒酒会，但如果没有他母亲，判决就不会是那样的。”
她吸了一下鼻子，匆匆地抹去眼泪，没怎么在意他。“不用感到尴尬，情况不像看上去那么糟。我只是会不自觉地哭起来。哭泣没什么坏处，只要你别把它当作职业。”
匿名戒酒会的那个人应该是萨克斯手。但那个牧师和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怎么回事？
她仿佛听见了他心里的疑问，说：“哦。后来。卡尔。那件事闹得满城风雨什么的？我那时真该去检查一下我的脑袋。“卡尔又结婚了，”她接着说，“那让他感觉好点儿了。因为他可以说已经对我没有感觉了。真是有点儿滑稽。他去和另一个牧师结了婚。你知道现在他们允许女人做牧师了吗？嗯，她就是一个女牧师。所以他就好像是牧师太太。我觉得这太可笑了。”
现在眼泪已经干了，她在笑。他知道她还会说更多的话，但猜不出可能是什么话。“你一定在这儿待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你有自己的住处吗？”“有。”“你自己做饭和所有其他事？”
他说是这样。“我可以偶尔帮你做些事。这是不是个好主意？”
她的眼睛变得很亮，紧紧盯着他的眼睛。
他说也许吧，但说实话他的住处太小，多一个人都转不开身。
然后他说他已经好几天没去看伊莎贝尔了，他现在得去看她。
她只是微微点头表示同意。看上去并不伤心也不沮丧。“再见。”“再见。”
她们在到处找他。伊莎贝尔终于走了。她们说“走了”，好像她是起身离开了。大约一小时前有人去给她做检查时，她还和以前一样，现在她已经走了。
他曾经常常想这会有什么区别。
但她走后取而代之的空虚却排山倒海。
他茫然不解地看着护士。她以为他在问他接下来应该做什么，于是开始告诉他。向他提供信息。他完全明白她的意思，但仍然心事重重。
他一直以为很久以前伊莎贝尔就已经不在了，但其实不是。在这之前她一直都在。
她曾经存在，而现在不再存在。完全不存在了，仿佛从未存在过。人们匆匆来去，仿佛合乎情理的安排可以战胜这个骇人的真相。他也遵循惯例，在人们告诉他该签字的地方签字，安顿——用她们的话说——遗体。
多好的一个词啊，“遗体”。好像被丢在橱柜里阴干后剩下的一片片煤灰渣似的东西。
很快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外面，假装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一个寻常而充足的理由，可以让自己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他随身携带的，他所携带的全部，只是一种匮乏，就像缺乏空气，就像他的肺部缺乏正常运转的机制，他料想这会成为他身上永远存在的困境。
和他说话的那个女孩，他曾经认识的那个女孩——她说到自己的孩子。说到她失去了孩子。然后习惯于这种失去。只在晚饭时会有问题。
她可以被称作擅长失去的行家，相比之下他本人是个新手。现在他想不起来她的名字了。他失去了她的名字，虽然他曾经很熟悉。正在失去，已经失去。这是老天对他开的一个玩笑，如果你想要一个玩笑的话。
他沿自己住处的台阶往上爬时想起了这个名字。
利亚。
强烈的如释重负的感觉，记起了她。
沙砾
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沙砾坑旁边。不是那种用庞大的机器挖出来的大坑，不过是一个很多年前某农场主一定用它赚了点钱的小坑。实际上，它太浅了，会让你认为它可能有别的用处，也许是房子的地基，只是后来房子没盖成。
坚持让大家注意那个坑的是妈妈。“我们现在住在加油站那条路上的老沙砾坑旁边。”她对人说，然后哈哈大笑，因为她很高兴摆脱了和镇上那座房子有关的一切，街道，丈夫，她过去的生活。
我几乎不记得那段生活。也就是说，我清楚地记得某些部分，但无法将之拼成一幅完整的画面。我脑子里关于镇上那座房子的记忆只有我以前房间里画着玩具熊的墙纸。在这座新房子里——其实是一座拖车房——姐姐卡萝和我睡两张很窄的小床，上下铺。我们刚搬去的时候，卡萝和我说了很多关于以前的房子的事，努力想让我记起这个那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她会谈这些，通常说到最后我什么也不记得，她就会很生气。有时候我想我其实记起来了，但因为我记得的和她说的相反，或者因为害怕记错了，所以我假装不记得。
我们是在夏天搬进拖车房的。我们把狗带来了。布丽兹。“布丽兹喜欢这儿。”妈妈说。这是真的。哪只狗会不喜欢把镇上的街道换成开阔的乡村呢，即便镇上有宽敞的草坪和高大的房子？它迷上了对每一辆开过的汽车吠叫，好像这条路是它的，还时不时叼回家一只被它杀死的松鼠或土拨鼠。刚开始，这让卡萝感到很苦恼，尼尔和她谈了一次，向她解释了狗的天性，以及某些东西必须吃其他东西的生物链。“可它有狗粮啊。”卡萝争辩说。但尼尔说：“假如它没有呢？假如有一天我们都消失不见了，它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呢？”“我不会，”卡萝说，“我不会消失不见，我会永远照顾它。”“你真这么想？”尼尔说。然后妈妈开始干涉，让他转移话题。尼尔总喜欢开启美国人和原子弹的话题，而妈妈认为我们还不应该谈论这些。她不知道当他谈论原子弹的时候我还以为他说的是原子蛋。我知道这个理解不太对劲儿，可我不愿意提问，然后被嘲笑。
尼尔是个演员。镇上有一座专业的夏季剧场，这在当时是新生事物，有些人对此非常热心，另一些人则感到担心，怕它会招来一班乌合之众。妈妈和爸爸属于赞成的一方，妈妈尤其积极，因为她有更多的时间。爸爸是保险经纪，长时间出门在外。妈妈忙于各种为剧院募款的活动，还帮剧院做服务性质的工作，担任引座员。她年轻漂亮，常被误认为演员。她也开始像演员一样穿着打扮，披着披肩，穿着长裙，戴着晃悠悠的项链。她任由头发变得凌乱，而且不再化妆。当然，那时我并不明白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妈妈就是妈妈。但毫无疑问卡萝注意到了。爸爸一定也注意到了。但以我对爸爸的天性和他对妈妈的感情的了解，我想当他看到她这样率性的打扮是多么漂亮，和剧院的人在一起又是多么相配，可能会感到很骄傲。后来，当他谈到这段时光的时候，他说他一直是赞成艺术的。现在我可以想见妈妈的尴尬， 如果他当着她剧院的朋友这么说，她一定会感到难为情，并用大笑掩饰自己的难为情。
嗯，后来出现了一个情况，这个情况本来是可以预见的，而且很可能已经被预见了，但不是被爸爸。我不知道其他志愿者身上是不是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我所知道的是——尽管我并不记得——爸爸哭了，一整天都在家里跟着妈妈，不让她走出自己的视线，拒绝相信她。她没有告诉他任何一件可以让他感觉好过一些的事，而是告诉了他一件令他感觉更糟的事。
她告诉他孩子是尼尔的。
她能肯定吗？
绝对肯定。她有记录。
那么发生了什么？
爸爸不哭了。他得回去工作。妈妈收拾好我们的东西，带着我们去了乡下，和尼尔一起住在他找到的那座拖车房里。后来她说，她也哭过。但她还说她感到了活力。也许是这辈子第一次，真正有了活力。她感到仿佛获得了一次机会；她的人生重新开始了。她告别了那些银器，瓷器，装修方案，花园，乃至书架上的书。现在她要生活，而不是阅读。她把衣服留在壁橱里，把高跟鞋留在鞋架上，把钻戒和婚戒留在梳妆台上，把丝绸睡衣留在抽屉里。她打算至少有一部分时间要在乡下赤身裸体地四处走动，只要天气暖和。
这个想法没能付诸实践，因为当她试着这么做的时候卡萝跑到小床上躲了起来，甚至尼尔也说对这个想法并不热衷。
他对这一切是怎么想的？尼尔。他的处世哲学，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就是无论发生什么都欣然接受。一切都是礼物。我们给予，我们接受。
我对这样说话的人心存怀疑，但我不能说自己有权怀疑。
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演员。他说，他从事表演是为了做一个试验。看他能在自己身上发掘什么。读大学时，退学之前，他曾经在《俄狄浦斯王》里出演歌队的一员。他喜欢那样——抛下自我，与其他人融为一体。后来有一天，在多伦多的大街上，他遇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想在一家新的小镇戏剧公司找一份暑期工，正要去试戏。他跟着去了，因为没有更好的事情可做，结果他得到了那份工作，而那个家伙却没有。他要演《麦克白》里的班柯。有时候班柯的鬼魂能被观众看见，有时候看不见。这次他们想要一个能看见的版本，而尼尔的身材正合适。完美身材。一个实实在在的鬼魂。
在妈妈突然宣布她的惊喜之前，他原本就打算在我们镇上过冬。他已经找到了这座拖车房。他有足够的木匠经验，可以得到装修剧院的工作，而这份工作可以让他支撑到春天。那是他所愿意考虑的最远的未来。
卡萝甚至不必转学。她在沙砾坑旁边那条短短的小巷尽头搭校车。她不得不和乡下的孩子交朋友，也许还得向以前曾是她朋友的镇上孩子解释一些事情，但她这么做是否有困难，我从来没有听说。
布丽兹总是在路边等她回家。
我没有上幼儿园，因为妈妈没有车。但我不在乎没有跟其他孩子在一起。卡萝回家后，有她和我在一起就足够了。而且妈妈经常爱闹着玩。那年冬天，刚下雪，她就和我堆了一个雪人，她问：“我们叫它尼尔好吗？”我说好的，然后我们在它身上插了各种各样的东西，让它看上去很滑稽。我们决定当他的车开过来的时候，我就跑到房子外面去说，“这是尼尔，这是尼尔！”同时指着雪人。我这么做了，但是尼尔气呼呼地从车上下来，大叫着说他差一点撞到我。
我难得见他表现得像个父亲，那是其中一次。
冬天的白昼之短，当时一定让我感到惊奇——在镇上，黄昏时街灯就亮了。但孩子很容易适应变化。有时候我想知道我们的另一座房子怎么了。我并不完全是想念那座房子或者想再住在里面，我只是想知道它到哪儿去了。
妈妈和尼尔的快乐时光一直持续到夜里。如果我醒了，要去厕所，我就叫她。她会高高兴兴但不急不忙地过来，身上裹着一块布或一条披肩，还带着一种气味，让我联想到烛光和音乐。还有爱。
的确发生了一件不那么令人安心的事，但当时我没去试图弄明白这件事的意义。布丽兹，我们的狗，不是很大，但它似乎也没有小到可以塞进卡萝的大衣里。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不是一次而是两次。她把狗藏在大衣里，带上校车，然后没有直接去学校，而是带着布丽兹去了镇上我们原来的房子，那里离学校不到一个街区。爸爸回家独自一人吃午饭的时候，就是在那里发现它的，在冬天的门廊上，门廊没有锁。它竟然自己跑到那里，像故事里的狗一样找到回家的路，令人大感惊奇。卡萝大吵大闹，宣称那天早晨根本没看见狗。但是后来她犯了一个错误：她又试了一次，差不多在一个星期之后，这一次虽然校车上或学校里没有人怀疑她，但妈妈怀疑了。
我不记得是不是爸爸把布丽兹给我们送了回来。我无法想象他出现在拖车房里，或者出现在屋门口，甚至出现在通往拖车房的路上。也许是尼尔到镇上的房子去把它接了回来。这并不是一个更容易想象的情形。
如果我说的这些听起来让人感觉卡萝总是不高兴或者总是在谋划什么，那不是事实。我说过， 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她的确想让我说一些事情，但她并非一直不断地表现不满。闷闷不乐不是她的天性。她太渴望给人留下好印象了。她喜欢别人喜欢她；她喜欢搅动房间里的气氛，让人看到甚至可以称作快乐的希望。对此她比我想得更多。
现在我想，她是更像妈妈的那个。
她一定被盘问对狗做了什么。我想我能记得一些对话。“我这么做是为了恶作剧。”“你想去和爸爸住在一起吗？”
我相信她被问到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她说了不。
我没有问她任何问题。她做的事在我看来一点儿都不奇怪。也许年幼的孩子就是这样——异常强大的年长的孩子做任何事都不会显得不正常。
我们的邮件被投递在路边一根杆子上拴着的一只锡铁盒子里。除非风雨特别大，妈妈和我每天都走过去，看有什么给我们的东西。我午睡起来后我们就去。有时候一整天里我们只在那个时候出门。早晨，我们看儿童电视节目，或者我看电视她看书。（她放弃阅读的时间不长。）我们热些罐头汤做午饭，然后我去午睡，她接着看书。现在她的肚子已经很大了，胎儿在肚子里动来动去，我能摸到。孩子的名字叫布兰迪——已经起好了布兰迪这个名字——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