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婉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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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试读：
作者简介
王婉 山东青岛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同济大学，现任职于中国海洋大学。
硏究方向：科技创新管理、知识管理。擅长在运用系统科学、计量分析等手段进行基础理论硏究的同时进行定量分析与建模。
近五年来，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创新集群发展动力机制研究——以上海环同济知识经济产业带为例”、山东省软科学项目“山东省企业孵化器知识竞争力分析与对策分析”、青岛市软科学项目，校社科规划项目；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山东省社科项目等多顼，取得了理论与实践价值相结合的部分研究成果；以第一作者身份在《科学管理研究》《经济纵横》《科技进步与对策》《东北师大学报（哲社版）》《求索》《新疆大大学学报》等杂志发表学术论文十余篇，论文曾被人大复印资料转载。
内容简介
我国现代科技创新的发展与完善，正逐渐呈现多元化和精细化的趋势。科技创新的应用离不开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离不开好的机制体制的支撑，好的科技和产业化的机制体制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
本书系统梳理了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问题，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开始，对企业视角的管理创新，企业视角的技术创新，知识网络视角的高校、中介组织、企业、政府科技成果转化等问题做了深入分析，为相关领域学者提供借鉴和参考。1 导论1.1 背景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对中国而言，随着现代化经济以及科技的快速飞跃，所需面对的国内外创新环境和难题也日益复杂，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与风险。在这种复杂与不确定情境下，我国现代科技创新的发展与完善，正逐渐呈现多元化和精细化的趋势。科技创新的应用离不开科技成果的转化，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离不开好的机制体制的支撑，好的科技和产业化的机制体制为创新和发展提供了制度框架。
因此，本书系统梳理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问题，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入手，对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进行深入研究。1.2 文献综述1.2.1 知识网络相关研究
知识网络现已逐渐成为知识管理领域研究的重点，而它是由瑞典工业界在1995年首次提出的。研究学者将知识网络与企业、高校等知识创新主体的各个层面进行结合研究，取得了不菲的科研成绩。目前，有一种更为统一的观点认为，知识网络是基于存在于组织或个人网络中的社会网络，通过内部和外部网络填补知识空白，并创造知识共享活动的网络系统。以下从三方面对知识网络相关研究进行阐述：（1）知识网络影响因素研究
阮爱君等（2014）以139家企业为实证研究样本，阐述知识网络结构嵌入对企业创新力的正向影响作用力因素，并分别指出组织学习对知识网络结构嵌入的部分中介作用。吴伟等（2015）构建以组织学习为中间变量的创新网络绩效模型体系，并通过实证结果得出企业创新结构对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直接正向影响，而组织学习则充当创新网络与创新绩效的中间变量。赵云辉等（2016）指出在知识来源的中介作用基础上，研究双重内外部知识网络嵌入在中国跨国公司中对其知识转移的绩效具有积极和显著的影响。喻登科等（2016）通过仿真模型得出社会心理作为调解变量，通过促进知识流动对知识网络内部结构、行为与绩效产生重要调节作用。李柏洲等（2014）在特定假设的基础上构建含有组织知识网络、转移中的风险、组织共享心智和转移绩效的理论模型，通过结构方程和层次回归得出其分别对转移绩效所起的中介、负相关以及调节作用，其中知网结构指标与转移绩效呈正向关联。王彦博等（2016）由合作网络和知识网络相互嵌入组成的创新网络解耦分析新视角研究，得出过多知识网络结构洞不利于进行探索性知识创新，而合作网络中结构洞则起相反的作用；从集群角度来看，Huong N T等（2011）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合作意愿和良好印象有助于知识转移过程，有助于产业的升级；而沟通障碍、文化差异、个人能力缺乏以及缺乏规则意识则会阻碍转移进程。吉敏等（2014）证明在集群供应链知识网络规模、中心性、关系强度及与其他节点的关系方面均与创新绩效呈显著正效应关系。廖开际等（2011）基于网络异质性的特点，在构建组织知识网络及组织人际关系网的基础上，构建组织知识共享网络模型并探讨该模型影响知识共享的过程和方式。（2）知识网络关系研究
丁道韧等（2016）引入远程创新搜寻中介变量，在与知识网络关系特征和创新绩效共同创建模型基础上指出团队知识网络关系强度和关系质量对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相关作用。任志安等（2007）在社会网络视角下分别对网络关系四维度结构特征与知识共享进行命题分析，完善相关研究。吉敏等（2014）选取两个网络关系变量，分别是关系强度和关系持久度，通过对常州257家企业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两者通过促进知识内容的多种方式转移能够助力企业提升创新绩效。赵健宇等（2016）通过建立一个多任务链接的团队合作知识流转网络模型，指出网络关系强度与网络平均路径长度呈负相关，即为促进网络知识流动需要减少网络平均路径长度而增大网络的集聚系数。雷志柱等（2015）建立知识网络能力多维度动态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多层次多指标定量分析为企业提供决策依据，其中，知识网络能力包括网络关系能力、知识共享能力、网络规划能力与组织支撑能力。吴悦等（2014）指出知识网络实质是知识流动，在时间维度下建立起的“信任演化—知识转移”模型分析了信任机制在知识网络中促进知识转移进而提高知识网络中的知识转移效率问题。潘玮等（2014）通过构建工作绩效指标和企业知识网络员工联系强度、中心度指标对影响企业内部隐形知识共享的员工知识量与员工共享意愿两大因素进行量化，根据测度结果显示：两者均与企业内部影响知识共享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3）知识网络创新力与创新绩效研究
郝敬习等（2015）根据知识经济发展的需求现状，认为知识网络的结构嵌入性、关系嵌入性以及认知嵌入外部获取知识并借助分享心智模型中介，完全或部分影响研发团队的科研创造力。汤超颖等（2016）认为知识获取、知识创造意愿和创造性认知倾向是影响知识网络创造力的三条路径。Polidoro F Jr（2011）从以交互作用历史为代表的关系嵌入性、以网络中心性为代表的位置嵌入性和以共同伙伴为代表的结构嵌入性三方面研究组织稳定性，进而研究其对知识流转与创新的影响。Cannella A Jr（2016）认为与直接关联伙伴的关系强度及连通性是直接关系到知识创造能力的重要因素。Wang C等（2014）认为企业创新活动是在社会网络和知识网络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知识网络中，知识元素的平均集中度与探索性创新呈反向U型关系，而在社会网络则存在负相关关系。Afuah A.（2013）指出现有研究大都集中在网络规模对知识网络的影响力上面却忽视了网络结构和行为的重大意义，它能很大程度上促进知识网络创新。Lubbers M J等（2010）将移民个人网络为研究对象，利用各种定量方法研究表明知识网络会随着环境以及主体特征的改变而呈现动态螺旋式上升变化。Meenakshi等（2016）通过知识同化、知识指向性、知识自组织性以及知识平衡能力四个维度阐述知识网络中知识处理的智能链接，通过限制链条权重值的饱和度，证明智能链接和处理节点认知系统平衡能力的适用性以提高知识网络的创新力。
张苗苗（2017）认为互联网时代下，个人知识组织化是企业提升组织绩效的重要方式。段金菊（2017）认为在社会性关联学习环境下，知识网络是促进cMOOC的深度学习的重要方式。唐承林（2017）结合小米企业价值创造案例分析知识网络协同效应、知识共享效应和知识规模效应，阐述顾客价值创新机理的同时，为信息时代下企业通过知识网络管理获取核心竞争力提供参考。吕萍（2012）通过对中国ICT产业中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对比研究阐述企业内外部知识网络与创新绩效在知识网络选择、知识网络创新合作、知识网络研发投入等方面的差异性关系。陈劲等（2014）指出利用外部知识源可以建立组织联系网络，充分利用即可在促进外部知识的内部化的同时提升组织创新绩效。Chung等（2013）以56个科学研究团队为样本，考察网络内外部网络质量和例行工作对绩效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例行工作有调节内外部知识网络的作用，内部信任关系强度与绩效呈倒U型关系，外部工作关系强度有促进绩效提升的作用。孙笑明等（2014）从结构洞视角阐述了其作为创新合作网络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力。1.2.2 高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1）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过程
1912年，约瑟夫·熊彼特在《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到“创新理论”概念。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渊源来自技术创新理论和技术扩散理论。贺德方（2011）认为广义科技成果转化是指通过科技活动产生的成果，其中科技活动包含研究开发、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及研发成果应用三个子部分，而狭义科技成果是研究开发产生的成果。
科技成果转化的过程包括两个阶段即积累和传播，Anderson（2007）在此基础上指出高效率的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需要高效率管理的过程。王桂月（2009）和王臣业（2012）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分为三阶段，其中，王桂月将其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生产销售，产业化三个阶段，王臣业则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分为成果产生、成果转移和成果使用三个阶段。杨琨（2014）等增加了确定科研目标阶段的指标，提出四阶段转化模型。Etzkowitz等（1995）针对高校与企业相互独立的现状，最先提出了“三重螺旋”创新模式即校企政通过组织结构性安排、制度性设计达到信息有效交流和资源充分共享，使资源的使用效率和效益得到提升。Santoro（2000）依据校企合作程度的差异分为高校技术研究支持、校企合作开发、知识转移和技术转让等合作模式，指出校企关联强度与成果产出水平之间存在正双向联系，通过资源合理分配可实现合作的长期稳定。Jeannette A Colyvas（2007）从投资、投资者、奖励、校企边界视角建立模型，以斯坦福大学25年来的生命科学科技成果转化情况为研究对象，指出制度化弹性政策对组织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的重要意义。彭定赟（2016）在双创新形势下分析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现状，提出创办线上平台、人才与转化接轨、科研市场考察小组和自行产业化四种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孙泽文等（2012）在分析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理的基础上，提出包括科技成果向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成果向工程成果转化以及工程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三层内在转化模式。为了解决传统模式下科技成果转化困难的问题，翟天任等（2012）基于协同管理理论提出自办产业、产学合作和创新网络三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模式；胡罡（2014）根据中山大学的案例，提出与地方政府联合共建研究院即“地方研究院”，为科技成果转化流程各阶段提供了借鉴与参考。（2）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①转化效率评价指标研究。Liu等（2010）构建高校科技研发和技术扩散两阶段效率评价指标，其中研发阶段投入指标包含科研经费、高水平科研人员、基础科研人员和项目时间等因素。技术扩散作为研发阶段的产出，技术扩散阶段的投入指标即研发阶段的产出指标，包括科技论文数量、专利申请数和科技报告数，技术扩散阶段包括技术服务收费、专利许可使用费和来自技术使用者的生产投资费用等产出指标。Guan等（2010）构建了高校科技研发和科技商业化两阶段指标体系，其中科技研发阶段指标包括研发资金、科学家数量、技术人员和专利存量知识投入指标等，科技商业化投入指标涉及包括技术引进经费和技术吸收经费在内的非研发经费支出费用和专利数量等。徐晨等（2010）利用DEA方法以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为产出指标，对我国30多个地区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描述性分析。廖述梅（2009）构建科技成果转化活动内外部因素指标，利用SFE方法对我国校企技术转化效率进行测算并指出导致效率值普遍偏低的原因是统计年鉴中对技术转让收入界定的片面化。刘勇等（2014）以华东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为研究对象，创建科技创新基础、投入、产出及转化四方面能力评价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
②转化效率测度方法研究。结合本文研究方法的选择，由于本文使用数据包络方法，对转化效率测度方法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数据包络方法的应用介绍上。Wendy Chapple（2005）分别用DEA方法和SFA法对英国大学技术转移办公室的技术转移效率进行了测算分析。Anderson（2007）利用静态DEA方法测量不同大学技术转移效率，结果表明公立大学、私立大学、医学院等性质不同的学校对技术转移效率影响不尽相同。林江等（2011）采用了四阶段Bootstrap-DEA方法动态评价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从行业和区域两个视角分别剖析对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存在的差异性影响。冯尧（2011）通过运用Malmquist-DEA方法对我国高技术产业的科技成果转化情况进行动态测算，结果显示近年来转化效率前沿面在后移并提出可行性建议。陈伟等（2011）在运用GEM-DEA评价方法对高新技术企业区域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评价关键指标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以我国30个省份高新技术企业为实证样本，对它们的科技成果转化效率进行评价。杨宏进等（2011）以2007年高校科技成果产出有效状态的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三阶段DEA模型测算指出纯技术效率整体被低估，规模效率被高估，进而影响综合效率值。杨秀华等（2014）运用DEA方法采用八年面板数据进行测算分析，指出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存在不均衡低水平增长的现状。宋慧勇（2015）利用地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时期数据对效率测算结果进行聚类分析，指出各地区高校成果转化的综合效率较低主要是规模效率低所致且技术效率均值大于规模效率均值。陈丽玉（2016）从研究型大学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出发构建转化阶段模型，运用网络DEA方法进行转化效率现状实证刻画。（3）知识网络下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
周荣等分别在2013年和2015年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建设进行研究时，发现它很大程度上影响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效率。研究以南昌大学江风益教授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为例，从知识网络视角界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网络结构，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知识网络运行活动分为知识流转活动和成果转化活动；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网络结构分析的基础上，剖析其中转化行为演化运行过程，在分析两者关系的基础上有创造性地提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网络形成机理的共轭双驱动模式，并根据SCP范式分别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网络的结构、行为与绩效三个方面解释其中机制，认为三者的合力决定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知识协作的规模、强度与效果，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各参与节点由于投入产出的权衡，拟采用博弈论思想探索知识网络知识增长绩效的内在机制与规律，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建设和优化提供借鉴。对知识网络视角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团队的研究可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研究提供指导。1.2.3 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综述
海洋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空间资源，“强于世界者必先盛于海洋，衰于世界者必先败于海洋”。海洋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已被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已经成为现代海洋权益争夺的主要趋势。海洋科技正日益成为一国海洋事业发展的重要内容，成为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与衡量一国海洋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海洋科技推动了海洋高端产业的发展与海洋经济的转型升级，而这一推动离不开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与产业化的强大支撑。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是加快海洋科技进步、提高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海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海洋科技成果也只有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才能显示其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国家海洋创新指数报告2016》资料显示，2015年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50.4%，到2020年我国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预计将超过55%。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取得巨大成果的同时，有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理论支撑较为匮乏以及相关研究存在不足，形成了理论研究滞后于现实发展的现状。下面从理论、政策缘起与知识演进的角度全面梳理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文件和文献，为进一步解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中所遇到的理论匮乏的难题，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实现，提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效率奠定基础。（1）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政策演化
①有关海洋科技的政策演化
早在2001年，联合国正式文件中就首次正式提出“21世纪是海洋世纪”，海洋逐渐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领域。作为海洋大国，我国越来越重视海洋科技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众多有关海洋科技的政策文件：
通过系统梳理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发现，在2006年“十一五”规划颁布之前有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较少，且这一时期我国出台的相关政策多集中在海洋基础技术的研发上。在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中，国家强调要将海洋生物技术、海洋资源开发技术以及包括众多学科门类的综合技术领域的海洋高技术纷纷纳入国家的战略部署。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为863计划题词时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再一次强调了研发高新技术在发展海洋产业中所起到的强大作用。国家出台的《“九五”和2010年全国科技兴海实施纲要》（1996—2000）提出在海洋领域实行立足于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以推动海洋产业技术进步为目标的“科技兴海”计划。在2002年十六大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再一次强调海洋资源高效开发利用的重要战略地位，并将海水淡化技术、海洋生态与环境保护技术、大型海洋工程技术、深海作业技术等海洋综合开发技术一并提出。
从“十一五”规划开始，在重视海洋技术开发的基础之上，国家越来越重视以海洋科学技术的开发来促进海洋的可持续利用能力与海洋的可持续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推动海洋可持续利用能力的主要因素有所变化，政府从不同的角度对于海洋技术与海洋可持续能力颁布了相应政策。从一开始的以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来增强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到以海洋科学技术作为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措施，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和海洋事业协调发展；再到通过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加强海洋综合管理来增强海洋开发利用能力；最后提出依靠海洋科技创新驱动、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国家“十一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着力推进海洋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加强海洋科技设施、基础条件平台和海洋科技人才队伍建设。2008年颁布的《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2008—2015年）》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以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为主线，增强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利用能力。并将提高海洋管理与安全保障水平、优化海洋产业结构一并提出。《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再一次强调了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的重要性，将海洋科学技术作为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根本措施，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和海洋事业协调发展。并提出建设良性循环的海洋生态系统，形成科学合理的海洋开发体系。“十二五”规划中再次提强调通过优化海洋产业结构、加强海洋综合管理增强海洋开发利用能力，维护海洋资源开发秩序，并将发展“蓝色经济”上升到国家战略范畴，以此促进海洋可持续发展。《国家“十二五”海洋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在重视原有技术、海洋综合管理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将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完善海洋科技创新体系作为未来五年的工作重点，基本形成海洋科技创新驱动海洋经济和海洋事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党的十八大上和“十三五”规划中，进一步将发展海洋技术从而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作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部署的方法途径。并且“十三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为了贯彻建设海洋强国总体部署和要求，还需要完善国家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提升我国的海洋科技创新能力。《“十三五”海洋领域科技创新专项规划》中明确指出将提升海洋科学认知能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集成开发海洋生态保护应用系统提升海洋管理与服务的科技支撑能力、通过建设海洋科技创新平台提升海洋产业和沿海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作为今后的工作重心。国家还出台了《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年》，进一步强调了海洋科技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并提出今后的工作重点是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海洋科技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增强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能力，促进海洋经济提质增效。具体内容如表1-1所示：表1-1 有关海洋科技的政策演化续表续表续表续表
②有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演化
在海洋科技的政策演化中，有很多相关政策强调了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从2008年我国发布的《全国科技兴海规划纲要（2008—2015年）》提出切实落实“实施海洋开发”和“发展海洋产业”的战略部署，力图通过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来促进海洋高技术产业以及沿海地区海洋经济的发展，到十九大报告给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具体路径，即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再到《全国科技兴海规划（2016—2020年）》对体系的进一步强调，指出构建起链式布局、优势互补、协同创新、集聚转化的几大重点内容。具体内容如表1-2所示：表1-2 有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演化
从知网的检索中我们可以发现国内关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最早始于1995年。从1995年至今，关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逐步增多。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从时间的脉络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95—2006年。这一时期，国内有关海洋科技成果以及海洋发展的文献相对较少，政策文件也多集中于海洋基础技术的发展。关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研究尚未受到学者们的重视，他们更多关注的是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第一个方面是如何解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出现的科技产业思想观念滞后、科技经济转化链条不衔接、供需不衔接、管理体制问题；第二个方面是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运行模式的研究；第三个方面是少数文章提到了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概念。
第二阶段：2007—2012年。这一时期，有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开始增多，而且相关的研究已经由定性研究向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式转变，文献研究的问题多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部分学者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进行了总结和概括；第二个方面是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仍然为研究重点，但是研究的问题已经由对观念滞后、供需不衔接、管理体制等的研究转移到对技术落后、科技投入匮乏、缺乏产业化良性发展模式等问题的研究；第三个方面是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运行模式的研究仍为研究重点；第四个方面是对海洋科技成果绩效评估的研究。
第三阶段：自2013年至今。这一时期，有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文献进一步增多，而且相较之前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运行模式仍为研究重点之外，又相继出现了关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特征和过程、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体制机制、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评价的相关研究。研究的方法除了定性研究、定量研究之外，案例研究也逐渐增多。在案例研究中，山东半岛海洋产业发展的地区优势逐渐成为研究重点。（2）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概念的相关研究
在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概念的研究中，有学者从海洋技术扩散的视角展开。于金镒（2006）指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实质上是海洋技术扩散的过程，也是海洋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过程。海洋科技产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海洋科技成果，特别是高科技成果商品化，实现规模生产，形成新的海洋科技产业；二是海洋产业的科技化，应用高新科技对传统海洋产业进行技术改造，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提高生产水平和经济效益（巫小兰，1996）。孟庆武（2013）等指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从海洋科学技术概念的提出和研发、产品开发和技术的推广，到产品的生产和技术在海洋资源开发、海洋产业的应用过程中的一切经济和社会活动。
也有学者从科技成果转化在海洋领域的应用的视角展开给出海洋科技成果的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指出科技成果是指通过海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所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成果；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对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彭伟（2009）指出可将科技成果转化的定义直接引用到海洋领域，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是指为提高海洋领域生产力水平而对海洋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发展新产业等活动。在此基础之上，钱洪宝、向长生（2013）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概念中所提到的海洋领域进行了补充，提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是指针对海洋资源开发、环境监测与保护、海洋科学研究产生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技成果所进行的后续试验、开发、应用、推广直至形成新产品、新工艺、新材料，发展新产业等活动。（3）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关于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问题的研究一直贯穿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研究的始终。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主要矛盾和问题不一，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也在相应发生变化。
第一阶段：这一时期，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大都集中于观念滞后、科技经济链条不衔接、管理体制、供需不当与资金投入、运行机制与社会服务体系等。①在观念滞后方面，徐质斌（1995）指出政府机关、科研单位和多数企业的科技产业思想观念滞后；孙吉亭（1999）指出当时存在“科技产业意识”尚未牢固建立、科研机构师出多门、企业观念陈旧的问题。②在科技结构方面，徐质斌（1995）指出科技大军部署、基础和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开发和推广应用的力量投入不均、科经转化链条不衔接的问题。③在管理体制方面，徐质斌（1995）、徐质斌（1996）均提到了科研机构缺乏纵向传递关系、缺乏对科技转化的工程统管单位的管理体制。④在资金投入方面，于金镒（2006）提出海洋科技投入严重不足，资金支持力度不够的问题；孙吉亭（2001）指出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资金链条不衔接、非配比例不当的问题。⑤在运行机制与社会服务体系方面，徐质斌（1995）指出成果转化运行机制不健全，社会服务体系服务不够；巫小兰（1996）再次指出现存的转化运行机制不健全、研究与生产脱节的问题。
在第二阶段：随着海洋科学技术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中发挥着越来越不可替代的作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中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大都集中于海洋科学技术发展缓慢、资金投入不足、缺乏良性发展模式的问题：①在海洋科学技术方面，于金镒（2006）、马志荣（2008）均指出当前国家仍对海洋科技创新研究的规律和战略认识不清、重视不够，导致关键技术受制于人；江苏科技报（2006）也指出加快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举措便是提高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深化科技体制的改革；方芳等（2011）指出我国海洋技术产品缺乏竞争力，国外技术封锁，关键技术受制于人。②在资金投入方面，马志荣（2008）等学者均强调了科技投资渠道单一，经费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③在良性发展模式方面，方芳等（2011）指出缺乏海洋产业化良性发展模式以及完善的转化体制和机制。
在第三阶段：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是海洋科技与海洋经济相结合的过程，其两端分别是海洋科研机构和涉海企业，海洋科技则在两者之间承担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同时，由于科技成果转化具有正外部性特征，政府需要出台政策、制定措施来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因此，海洋科研成果能否顺利转化为生产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洋科研机构、企业、海洋科技及政府这四者的协调程度，但这四者之间的不协调恰恰是这一时期制约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主要因素。这一时期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主要集中于科技创新不足、技术研发力量分散、海洋科技成果可转化性低、涉海企业承接能力不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断裂、海洋科技转化资金投入以及政府相关法律和政策的落实方面的问题。①在科技创新不足、技术研发力量分散方面，钱洪宝、向长生（2013）指出转化缺乏顶层设计，技术研发力量分散以及中小企业研发力量薄弱；杨瑾、潘树红（2013）指出科技力量分散、技术推广环节力量薄弱；张婷（2016）提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致命问题是科技创新不足。②在海洋科技成果可转化性低方面，李晓光、杨金龙（2013）、青岛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课题组（2015）、厉娜等（2016）均指出高校和科研院所研究成果堆积，科技成果可转化率低。③在涉海企业承接能力不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断裂方面，钱洪宝、向长生（2013）指出经费结构安排不尽合理，转化环节经费缺口较大，海上试验严重不足导致转化无法正常进行；李晓光、杨金龙（2013）指出科技成果中试环节具有难度大、成本高、风险大的特点，从而导致了转化链条不衔接的问题；厉娜等（2016）提出涉海企业承接能力不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断裂。④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方面，杨瑾、潘树红（2013）、青岛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课题组（2015）、厉娜等（2016）均提出资金投入存在不衔接性，仍需加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所需资金的投入。⑤在政府法律与政策落实方面，孟庆武（2013）指出制约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的社会制度因素主要包括财政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政策法规以及政策性补助、政策性贷款等政府行为；2017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代表们进一步将科技成果转化相关法律和政策落实作为新的出发点，指出研究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问题，即一是国有资产登记和管理手续多、周期长，二是一些数额较大的成果转化收入个人所得税负高，三是应当明确科技人员的成果转化收入纳税由支付单位代扣代缴，保障纳税安全。（4）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模式的相关研究
在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有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模式的研究一直是学者们的重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必须借助一定的途径来实现，较好的转化模式有助于解决成果转化中海洋科研机构与接产企业在资金投入、风险分担、利益分配上的矛盾和冲突。对已有学者提出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运行模式进行总结和概括，认为主要包含四种模式：海洋企业自主转化的模式，海洋协议转化模式，海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转化模式以及海洋产学研合作转化模式。下面我们对这四种运行模式做详细的介绍。
①基于海洋企业自主转化模式的研究
海洋自主转化模式是指海洋企业以现有政策和环境为依托，利用自身研制的科技成果在本单位内部进行的一种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如图1-1所示。图1-1 自主转化模式图
学者巫小兰（1996）认为海洋企业可以在本单位内部实现海洋科技成果的研发与转化，并认为海洋企业可以来自采取各种手段和各种形式推动和鼓励研究开发机构改制转型的科技企业，也可以来自企业与科研机构互相兼并，或通过参股、控股组建成的以科技为先导、产权联结为纽带的跨地区、跨行业的科技产业开发集团，从而达到科研与产业一体化。她还将海洋企业的产业性质分为海洋工业和海洋农业。针对海洋工业企业提出了海洋工业科工贸一体化（企业内部科技研发、工业生产、贸易销售一体化，即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转化模式，针对海洋农业提出了海洋农业技农贸一体化（以科技为支柱、市场为导向，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相配套，即企业内部技术研发、农业生产、贸易销售一体化）的转化模式。图1-2 海洋工业科工贸一体化与海洋农业技农贸一体化模式图（巫小兰）
学者于金镒（2006）指出海洋企业集团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模式运作，可以形成高效的决策和管理机制，形成市场预测、科研攻关、技术开发、中试生产、销售反馈良性循环，实现科研、生产、销售一条龙，实现海洋科技成果的转化和规模化发展。他也提到了科工贸一体型的海洋科技成果转化模式并且认为海洋企业的来源可以是具有名牌效应的当地优势企业，也可以由民营科技企业发挥其优势。如图1-3所示。图1-3 海洋企业集团（于金镒）
②基于海洋协议转化模式的研究
海洋协议转化模式是指海洋科技成果的拥有方与合作方两个主体以合股或利润分成方式进行转化。该转化的核心问题是协议方在合作过程中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防止资源闲置。
巫小兰（1996）指出海洋企业与海洋科研机构通过互相兼并，或通过参股、控股等形式组建科技产业开发集团，实现海洋科技成果产业化。但是国家金融机构必须设立海洋开发风险专项资金，保证海洋科技研究经费和产业开发经费。具体转化模式见图1-4。图1-4 科技产业开发集团模式图
在这种模式下，孙吉亭（2001）进一步明确了科研机构以海洋科技入股企业，并运用股份制模式解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资金短缺的问题，加快海洋科技成果转化。
③基于海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转化模式的研究
基于海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转化模式的研究主要指的是转化主体，如海洋院校、科研机构、海洋企业等共同搭建一个平台，为转化主体提供专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实现公共资源的共享。在具体的平台模式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有面向行业的公共服务平台的模式，有面向行业的海洋科技园模式，也有中介机构的平台模式。下面我们将对这三种不同的平台模式做详细的介绍。
面向行业的海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转化模式是政府、海洋高校、海洋科研机构、海洋企业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建立面向行业的公共服务平台，为转化主体提供专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实现公共资源的共享。图1-5 海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转化模式图
学者韩立民（1999）提出建设面向行业的海洋科技园，其任务是研究、开发和生产高技术产品，促进海洋科学成果的商品化和产业化。海洋科技园内企业的基本活动是研究和产品开发，而不是制造和销售等其他商业功能，在海洋科技园从事研究与开发活动的主要是高水平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并且海洋科技园从事的海洋开发和海洋经济建设得到了政府的优惠政策、各种改革措施和产业界的支持，并且充分依靠海洋科研单位和海洋院校的人才优势和智力优势，为转化主体提供专业的共性技术服务，加快海洋高技术产业发展，最终实现海洋高新技术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和国际化。模式如图1-6所示。图1-6 海洋科技园模式图
邵康（2005）等创新性地提出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通过海洋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获得所需技术以及海洋科技成果拥有者通过技术市场把科研成果部分或全部许可或转卖给企业实施转化，使其在转化过程中衔接供需双方，更好地解决转化过程中的相关问题，更好地实现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图1-7 中介机构的平台模式图
④基于海洋产学研合作转化模式的研究
海洋产学研合作转化模式实际上是一种供需转化的模式，即海洋企业作为技术需求方，与海洋科研院所或高等学校为技术供给方以合作、合资、一体化的方式进行科学研究、产品开发和人才培养等活动，实现共同海洋科技成果转化。学者彭伟（2009）指出产学研的转化模式实质上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图1-8 “产、学、研”模式图
在上述产学研的模式基础之上，学者徐士元、毛志雄（2014）借鉴国外学者的“三重螺旋理论”，将政府引入科研机构与企业形成的供需模式之中，形成“研、产、政”模式，以促进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顺利进行。该模式如图1-9所示。图1-9 “研、产、政”模式图
程元栋、李开红（2005）认为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运行不仅需要政府的政策推动，还需要非政府组织解决海洋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意识转变、有效供需不足、风险承担、资金筹措等问题，并指出非政府组织建立的两种模式：政府推动型和社会主导型。
青岛市科技局软科学研究课题组（2015）在分析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产学研运行模式基础上，肯定了技术市场的中介作用，资金的有效供给对海洋科技成果转化的作用，即“产、学、研、政、金”合作模式。图1-10 “产、学、研、政、金”模式图1.2.4 科技型企业技术创新（1）技术创新能力
通过梳理发现，目前以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评价对象的指标体系很多，根据指标的选取标准进行划分，可将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分为三类：基于“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基于“创新过程”的评价指标及基于“创新环境”的评价指标。初期研究以单一类别的评价方法为主，随着研究深入，单一指标的评价方法逐渐被指标体系所取代，研究者开始采用不同视角对上述指标进行有序分类组合，主要的评价角度总结为：创新能力构成要素、企业投入—过程—产出、创新能力系统等，所以构建该类评价指标体系的重点在于如何科学合理地筛选出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下面将对上述三类指标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详细阐述。
①基于“创新绩效”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该类评价指标选取以传统投入产出理论为依据，其思路是将企业创新活动看作投入产出的封闭系统，忽视中间创新过程，对企业的创新投入、创新产出进行数量测度，将上述量化指标的高低水平与企业创新能力水平挂钩。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的测度体系中，主要包括了专利数、创新数量、新产品销售比例等七大定量指标。在上述指标体系基础上，不同研究者对投入、产出指标进行了差异化筛选，如Romijn（2002）主要采用了两类指标：专利的申请数量与产品创新指数。Souitaris（2002）选取了四类指标：创新产品数、创新销售占比、专利数及研发支出在销售收入中的占比，之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小程度创新产品数、大程度创新产品数、小程度创新产品的销售占比、大程度创新产品的销售占比四大指标，将四类指标细化为七类指标。Caloghirou（2004）主要采用了两类指标：具有明显改进的产品数和新产品销售占比。
总的来说，基于“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以定量指标为主，指标选择分歧较小且测量方便，但也存在明显弊端，很多研究者指出基于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不能真实地反映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Kleinknecht（1996）指出常用的R&D指标将导致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被低估，因为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的发展呈现动态性与非线性的特征，投入产出指标对创新能力的作用具有时间滞后性，而且该效应在中小企业尤为突出，并且中小企业受规模限制一般缺少专门设置的研发经费导致其R&D指标评分过低，而其开展的其他类型的企业活动中所表现出的创新能力又难以被量化。CoombsR（1998）则指出专利指标对于中小企业的不适用问题，一是因为完整的创新过程包括研发与市场化，但并不是所有的专利都能成功实现市场化，二是因为专利申请的经济成本与时间成本以及中小企业专利保护意识不足等问题导致中小企业的创新成果并没有完全申请专利。所以基于“创新绩效”的评价指标自身的弊端及其对中小企业的不适用性导致仅基于该类指标构建的评价体系逐渐被淘汰，或逐渐与其他类指标组合出现以得到更加科学的评价结果。
②基于“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目前，研究者普遍认同创新产出不能作为衡量企业创新能力的唯一指标，必须将整个创新过程的比较纳入评价。基于“创新过程”的创新能力评价将良好的过程管理视为企业创新成功的主因，指标选取与创新的管理过程、组织机制相结合，其理论基础是技术创新过程模型，构建该类评价指标的焦点汇集在如何对创新过程进行合理的理解和划分上。目前对于创新过程的理解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但对于创新过程的具体划分尚没有统一的标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远德玉（1994）将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即商品或服务的动态、连续的渐进过程。依据企业技术创新过程的阶段性特征和在不同阶段创新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情况，将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定为：市场机会的选择能力、技术研发能力、样品制造能力、中试能力、规模生产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市场信息反馈和产品更新能力等。杨宏进（1998）强调了技术创新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各环节的重要性各不相同，最终将创新过程的关键性环节归结“决策（资源）→实施（效率）→实现（效益）”的三阶段模型，进而提出了技术创新能力的六大构成要素：资源投入能力、研发能力、制造能力、营销能力、创新管理能力以及创新产出能力，并强调了管理能力在整个技术创新能力中的重要作用。郑春东（2000）指出企业在市场中作为一个整体存在，其技术创新过程包括市场技术需求分析、技术创新构思与规划、研究开发、生产、价值实现等多个环节，而技术创新能力就是创新过程中各环节能力的综合，并且强调了各环节能力是相互影响的。近年来，技术创新过程的研究呈现跨学科发展的趋势，部分研究者从知识管理的视角对基于“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研究。吕一博（2009）利用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将知识管理与因子分析理论相结合，构建包含创新发起能力、创新实现能力和创新推广能力三维度的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每个维度进行了细化研究。罗洪云（2015）将技术创新分为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对新创科技型小企业来说突破性技术创新是其赶超成熟大企业的重要途径，并从知识管理视角提出新创科技型小企业突破性技术创新过程由模糊前端创意生成、研究开发、中试生产、商业化和新技术标准形成五个环节构成，并分别对应一种过程能力。由此可见，目前通过创新过程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的思路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可，并有学者将基于“创新过程”的指标与基于“创新绩效”的指标进行综合，构造出了更加全面的评价体系，但由于目前缺乏统一、权威的创新过程划分规范，导致基于“创新过程”的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研究累积性有待提高。
③基于“创新环境”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的相关研究。陈力田（2012）指出企业创新能力依托于不同的情景表现不同的特征，随着情景的内外转换，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成不同，所以对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应该综合考虑内外部因素对企业创新的影响。该类指标按照系统理论，以一定的环境为前提，分析不同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体现了中小企业开放式创新的特点。与上述两类评价指标不同之处在于，该类指标一般不单独构建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而是作为上述两类指标的有益补充，主要包括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企业内部环境、企业外部环境等要素。信息能力专指企业获取外部信息的能力，包括信息获取的渠道以及信息的处理能力，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有：李艳（2010）将科技竞争情报（Competitive Technical Intelligence，简称CTI）纳入了技术创新过程，并将信息的“选择能力”作为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第一部分。许雅婷（2017）指出处于资源弱势地位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借助外部资源实现协同创新，将“外部资源的获取能力”加入了技术创新力的评价体系。企业内部环境以企业的组织文化为代表，相应的外部环境指企业所处的政治、经济、社会、市场等环境，体现了企业发展的地域特征。陈战波（2015）强调和谐的企业文化能更好地激发员工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激情，提高企业的创新持续能力，并将该种能力总结为“企业组织能力”，加入到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体系中。朱霞（2012）将技术创新能力视为企业内在相关能力与企业内外部环境有机作用的结果，将内部环境细化为企业创新氛围、信息化水平以及创新保障水平三方面，将外部环境分为宏观环境与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指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大环境，而微观环境则具体到企业从政府、外部机构等其他主体获得支持或合作的状况。综上所述，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创新环境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作用，基于“创新环境”提出的评价指标构成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2）技术创新能力评价
统筹国内外研究结果发现，对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方法的选择研究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根据综合评价方法的具体步骤划分，指标选取及指标计算的具体方法可多达数十种。
①关于指标选取的方法。研究初期的指标选取多依靠研究者的主观判断或者专家经验获得，随着研究不断深入，研究者发现凭借经验主观判断筛选出的指标由于缺乏统一的理论和概念框架指导往往出现指标罗列重复和概念混淆繁杂的现象，因此研究者对指标选取的科学依据越来越重视，指标选取的定性与定量方法得到发展。常见的定量指标选取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等。苗旺（2011）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利用因子分析法对获取的数据进行分析，挖掘出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因素，最后提炼出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山东省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彭灿（2013）以前人的评价体系为基础，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原始年鉴数据进行简化分析，并利用简化的指标对江浙沪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定量评价和横向比较。
除采用定量的方法确定指标权重外，指标选取的定性分析方法也得到了发展。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更加关注指标之间的逻辑联系，希望为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提供理论框架的指导，因此将相关领域的理论模型引入到技术创新能力的分析中成为新的研究趋势。柳飞红（2010）参考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改进过程模式，对技术创新过程进行分析，构建了技术创新过程模型，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合理分解，提出了技术创新能力评价的五大指标。曹文才（2013）在质量功能展开模型（Quality Function Development，简称QFD）基础上，结合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特点，提出了DFQFD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动态过程质量屋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体现评价主体可持续创新能力的评价指标体系，为实践活动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
②关于指标计算的方法。评价过程中首先要考虑如何解决权重确定的主观性问题，其次是结合企业创新能力指标的特点尽量克服指标本身的缺陷。常用的方法有层次分析法（AHP）、熵值法、数据包络法（DEA）、均值—方差模型法（E-V模型法）、BP神经网络分析法、灰色评价法等。Guan J C（2006）利用DEA法评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指出了技术创新能力与企业竞争力之间的关系。Wang C H（2008）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不确定环境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李妤婷（2008）通过梳理技术创新理论，建立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EV评价模型。陈芝（2010）设计了基于BP神经网络理论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并用实例验证了模型的有效性。崔总合（2012）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曹萍（2010）构建了基于网络层次分析法（ANP）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徐利（2010）应用灰色模糊评判法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评价。许雅婷（2017）构建了基于结构方程模型（SEM）的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
近年来，一些新的方法在技术创新能力评价领域得到了应用。王小黎（2011）借助支持向量机模型（Support Vector Machine，简称SVM）对中小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并证明了该模型在客观性与灵活性方面的优越性。毕克新（2011）利用折中的多属性决策VIKOR方法（Vlsekriterijumska Optimizacija I Kompro-misno Resenie）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削弱了人为主观因素与非确定性随机因素的负面影响，并考虑了企业间创新的相对效果。
上述研究均采用一种方法对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较为科学的评价，使用单一方法简单易行、可操作性较强，但由于各种方法各有利弊，为了达到更好的评价效果，避免单一方法对评价结果有效性的影响，目前研究者偏向采用多种方法的集合来评价企业技术创新能力，通过方法之间的互补开创了“基于方法集的组合评价”的新思路。汪志波（2013）提出利用AHP-灰色关联度模型计算得到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灰色关联度数值和排名的方法。郭彩云（2013）针对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的不足，对原有的模型构建过程进行了优化，提出隶属度转换算法（MTA）与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为了降低主观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白杨敏（2015）构建了基于AHP-DEA模型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体系。李玥（2017）综合运用熵值法和TOPSIS法构建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评价模型，在知识整合视角下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评价。李素英（2017）构建了基于AHP-BP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从上述研究成果可以发现，为了更有效地进行技术创新能力的评价，评价的具体方法呈现出多样化、组合化的发展趋势。1.2.5 知识与技术创新关系（1）知识与企业能力的相关研究
对企业资源理论中竞争优势来源问题的深度探讨诞生了企业能力理论，该理论将企业竞争优势归结于企业管控资源的能力，而企业知识理论又进一步阐释了企业能力的来源，认为是企业拥有的知识决定了企业能力，知识不同所以能力不同。而知识的异质性体现在企业的知识存量上，重点体现在一些难以被竞争对手模仿的默会知识、知识结构以及与企业知识密切相关的认知能力上，同一区域内的企业所面对的外部环境从客观上讲是相同的，但知识异质性导致企业对机遇识别和资源调配方法的区别，进而影响了企业资源在何种程度上发挥效能，从长期来看形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差距，因此以知识为内核的企业理论逐步兴起。
Brown J S（2001）提出企业知识理论的核心观点是将企业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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