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明小说的人： 塞万提斯和他的时代(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威廉 · 埃金顿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发明小说的人： 塞万提斯和他的时代试读：

1605年的冬天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世界最强帝国的心脏地区，此时经济衰退，政治停滞，消息传开了，偏偏是关于一本书。经销商很快就卖断了货。能读书的人，手里传阅的书眼看越来越破。那些不能读书的人，开始成群结队地聚在客栈里，聚在村里的广场上，聚在酒馆里，听别人大声朗读那本书。

他们密不透风地围着破烂的木头桌子，手里的酒杯装着辛辣的葡萄酒，凑着冒烟的火炉取暖，这些人够幸运，因为有人识文断字，还愿意为大家一读，于是他们就听到了开头的文字。这些文字不是讲述英雄事迹的史诗，也不是描写牧羊人爱情的田园赞歌，也不是虔诚地思索圣者的殉难牺牲。这些听书的人一仰头，喝下酒杯里的酒渣，往里挤了挤，想挤个更好的位置，他们就是第一批听众，听到了如今这[1]些不朽的文字：“在拉曼查的某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我也没留[2]心记住，不久之前，有位绅士住在那儿……”

故事开始没多久，听了书中的主人公各种不幸遭遇，这一群喝得醉醺醺的人就开心地哈哈大笑。这位主人公就是日后世界文学中最有识别度的角色：下等贵族的一员，年老体衰，傻到家了，把家里的很多田产置换了，买来无数本骑士传奇故事书，“沉迷其中，晚上从黄昏读到黎明，白天从日出读到日落，觉睡得太少，书读得太多，他脑[3]汁枯竭，失心疯了”。在这样的状态中，这位可怜的绅士——

想入非非，普天下的疯子都没有他那么奇怪的想法，但他本人觉得合理合情，非这样做不可。他要为了自己的荣誉，也是为国家效力，成为游侠骑士；他要身披盔甲，跨上战马，漫游世界，猎奇冒险，把书中游侠骑士的事迹一一实现；他要铲除这世间一切的暴行，他要抓[4]住一切机会，置身危险当中，除暴安良，赢得千古美名。

这位荒唐可笑的老头儿在乡下乱窜，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听众们认出了这是自己生活的乡下，他遇到的人是他们朝夕相处、很有可能也是他们耳鬓厮磨的人：赶骡人、厨房女仆、农夫、妓女、理发师和客栈老板，听到这些，他们发出了怎样的哄堂大笑呢？

头半个小时，我们酒馆的这群人就像是走进了马戏团：这个年老的疯子把一处简陋的客栈当成了城堡，客栈老板在他眼中就是出身高贵的骑士，两个普普通通的乡下姑娘就是高雅的小姐。他请求客栈老板正式封他为骑士，老板狡黠，自己也读了不少骑士传奇故事，即便是这位倒霉的英雄对着住店客人进行了大肆的破坏，即便是几个水性杨花的女子看了笑个不停，老板也知道怎么扮演自己的角色。接着，这个老头儿惩戒了殴打帮工的农夫，但因为他是如此相信自己的骑士风范，听到对方只不过承诺要悔改，就把对方放走了。农夫自然是沾沾自喜，而帮工则是愤懑不已。酒馆这群人听到的这个故事是纯粹而粗鄙的讽刺作品，放肆地嘲弄了一位清贫而颓唐的乡绅，他沉迷于上个世纪陈词滥调的文学，不能自拔。

喝酒喝到两三轮了，这群酒馆的人听到这位年老的绅士发现自己少了什么东西，决定“回到家里，要拿上全套装备，还要带上侍从，他觉得自己可以找个邻居，找个农民，这个人很贫穷，有孩子，但是[5]非常适合做骑士的侍从”。待在家里两个星期，这位痴心幻想的骑士说服了邻居跟着自己走，许诺完成征程之后，就给他一座海岛。这位骑士还要按着史诗的派头，称其为岛屿，完全不顾明摆着的地理现实——他们是在西班牙中部荒芜的平原上游荡，要见到浩瀚的水域，那得走上好多天的路程。

这个头脑简单的矮胖子邻居走进了这本书，一切都因他而改变，对于酒馆听书的人是如此，对于我们、对于文学后世而言，也是如此。堂吉诃德还没有找到桑丘·潘沙之前（这两位正是我描述的人物），他只是一把钝头剑，一个乡巴佬，当然他是个精致的乡巴佬，但依然是被嘲弄的对象，酒馆的那群人觉得可以随意地嘲笑他。当时，精神病人受到了保护，让他们免遭一些罪行的迫害，但是人人都可以虐待、边缘化精神病人，而且在那个极度缺乏娱乐的时代，大家都把他们当成笑料。找到桑丘·潘沙之后，堂吉诃德突然就变得不一样了。

一起出发不久，两个人就遭遇了最具标志性的冒险经历：“真是想不到的好运气呢，你看，桑丘·潘沙朋友，那儿有三十来个巨大无比的巨人，我准备与他们一战，夺取他们的性命，这是正义之战，我们得到了战利品，就会变得富有。另外，从世界上消除这样邪恶的种类，也是效力于上帝。”“什么巨人？”桑丘·潘沙问道。“就在那儿的巨人呀，”他的主人回答道：“长长的胳膊，有时他[6]们的胳膊差不多有两里格长呢。”“阁下，您看好了，”桑丘回答道：“在那儿杵着的东西不是巨人，而是风车，看起来像是他们胳膊的东西，是风车叶，风吹动风车叶，[7]然后再推动磨石。”

可想而知，而且众所周知，这位好侍从常识性的劝诫，堂吉诃德是听不进去的，他策马冲了上去，举起长矛，朝着巨大的风车叶刺了过去，然后就被挑了起来，连同马匹，所有的一切都转到了空中，接着又悲惨痛苦地摔了下来。面对主人的不幸，桑丘的反应不同于之前看堂吉诃德笑话的人。之前，其他人看到堂吉诃德，就像是在看演出、在娱乐，或是觉得他讨厌之极，桑丘却报以怜悯。看到主人躺在地上，马匹也摔在旁边，长矛也断了，桑丘——

骑着驴子，用最快的速度赶到他身边帮忙。等到了一看，他发现，[8]堂吉诃德跟着罗西南特一起掉下来，摔得太厉害了，动也动不了。“我的上帝呀！”桑丘说道，“给阁下您说过了，您就是不听，看您在干什么呢。这些就是风车呀，除非自己脑袋里有风车在打转儿，[9]还能看不出这是风车？”

虽然自己头脑简单，见识有限，桑丘看到主人失败了，看到了主人幻想的灾难后果，但是，即便如此，桑丘还是决定接受主人，“这都听凭上帝的安排，”桑丘说道，“阁下说的话，我都相信，但是您请坐直一点，好像歪了呢，肯定是因为掉下来的时候，撞出来的毛[10]病。”

最开始是嘲弄的喜剧，书中的故事讲述者几次三番坚持申明这是对骑士传奇故事的嘲讽模仿，但是，就几页纸的内容，其维度已经完全变了；变成了这两个人物之间关系的故事，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完全不相容，却因为友谊、忠诚和最后的爱联系在了一起。到了第二部（第一部出版十年后，第二部才问世）后面部分，一位爱恶作剧的公爵夫人引导桑丘说出了心里话，他的确知道堂吉诃德疯了，接着公爵夫人就说桑丘跟着堂吉诃德，那要“比他主人更疯，更蠢”，桑丘回答道：“如果我脑子好使，我早就离开我的主人了。但是，这就是我的命，也是我倒霉。我不由自主。我必须跟着他：我们都是一个村子的人。我吃过他的面包。我非常喜爱他，他是个懂得感激的人，他把自己的驴子都给我了，而且最重要的是，我是个忠心的人。除非是有人[11]拿着镐子和铲子，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拆开。”

关于桑丘对堂吉诃德的依恋，伟大的德国学者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这样写道，桑丘“从堂吉诃德身上学习，拒绝离开他。与堂吉诃德在一起，他变得比以前聪明了，比以前更好了”。[12]

炉火闪烁，火光映在酒馆这群人的面庞上，依然是急切倾听的表情，这一变化并没有让他们感到乏味，他们依然是像之前那样哈哈大笑。然而，酒馆老板大声叫起来，要关店了，这群人放下空空的酒杯，走向大门，还在唠叨刚才的故事，计划着明天晚上再来，不要错过接下来的故事，此时，他们身上已经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察不到的变化。这是第一天晚上，这群人习惯于滑稽搞笑；讽刺语言，他们运用自如。听着《堂吉诃德》这本书，他们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今天，我们称这种语言为虚构小说。

什么是虚构小说？我们中大多数人可能会认为是不真实的故事，读来消遣的，我们非常清楚它是假的。当然，这样说也没错。但是，当我们的目光落在书上的文字上，或者是看到我们喜欢的节目，其中的人物开始互动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中有难忘的一幕，尼克·卡拉韦在公寓里纵情酒色，他的思绪飘荡开来，“一个站在漆黑街道上的闲人，随意张望，在他看来，我们这排黄色的窗户在这城市的高空，肯定也是人世秘密的一部分。我也看见他了，一边仰头张望，一边在想。我在其中，也在其外，人生无穷无尽的多[13]样性，在同一时刻既让我着迷，又让我厌烦”。

就像尼克一样，面对虚构的作品，我们既在其中，又在其外；我们既是我们自己，有着自己对世界独有的观点，同时，我们又是别人，甚至是与我们迥异的人，感受他或者她如何在一个迥异世界生活。就像尼克一样，通过眼前的书本或是屏幕，我们可以因为人生无穷无尽的多样性感到着迷，同时也感到厌烦。能够去感受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相反的现实，而它们还不会互相排斥，这就是我们如此喜欢各种形式虚构小说的主要原因之一。

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的文化花上了千年的时间，有了各种技巧和思想上的发展，虚构小说这一形式才得以精进到今天的模样。这一过程当然还将继续下去。但是，虚构小说的本质是在大约四百年前就有了如今的形态，因为这一本质，我们得以感受它产生的各种不同世界和视角，仿佛就是我们自己的世界和视角，而且还不用放弃自我的身份。有一个人，在他之前，当然有很多的作家和思想家留下了数个世纪的智慧和技巧，他无疑是从中受益的，但是，进行了创新、把这些技巧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今天虚构小说的人，不是别人，就是他。文艺复兴模式下的学者有贵族的支持，衣食无忧，可以一生专注于学问，他不是这样的学者。他是一名士兵、冒险家、囚犯，而且还是债务人。他有过无数次尝试，有过多少次尝试，就有多少次失败，到了人生的尽头，他写下了这本书，这本书成为后世所有虚构小说的范式。

这个人就是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拉（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他于1605年出版的那本书叫做《拉曼查机敏的堂吉诃德传》（The Ingenious Gentleman Don Quixote of La Mancha）。让所有人都惊讶的是，他本人也在内，塞万提斯的这本书成为世界级别的畅销书，虽然没有给他带来财富，但是给他接下来十一年的有生之年带来了名声。他死后，继续享有声望，到了今天，《堂吉诃德》得到了广泛的承认，成为第一本现代小说，也是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文学作品之一。

塞万提斯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并没有认为它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虚构小说。在他的时代，虚构这个词基本上是用来贬低或是否定一篇叙述的，就是说这篇叙述是虚假的，是无中生有的。文学理论家研究对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评注，将其区分为历史和诗歌。历史就是发生过的事情，诗歌就是可能发生却没有发生的事情。诗歌可以愉[14]悦读者。但是用古罗马修辞学家贺拉斯（Horace）的话来说，他也是当时最受欢迎的经典学者，如果诗歌要有意义，那还必须具有教[15]化作用，也就是说，诗歌应该既要让人愉悦，又要道德高尚。

我们今天称之为虚构小说的东西，既不是塞万提斯时代读者知道的历史，也不是诗歌。一篇叙述性的文章要成为虚构作品，写给读者之后，读者必须要知道它是不真实的，然而在一段时间内却把它当成真实的东西看待。读者明白，不会在它身上用传统的评判真实与否的方法；他会在一段时间内暂停这一判断，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称这一举动为“主动暂停怀疑”或者是[16]“诗学的信任”。读者必须同时具有两种对立的身份：天真的读者，[17]相信他所得知的一切；智慧的读者，知道这一切都是不真实的。要达成这一效果，作者需要完成复杂的把戏。虚构的叙述，每走一步，似乎都比表面所讲的东西多一些和少一些。至少要有两种声音，有时代表其中人物有限的视角，有时给读者透露出其中部分人物或者是所有人物都不知道的故事要素。

虚构视角可以同时在其中，也可以在其外，正是如此，作者才能[18]用我们如今理解世界的方式来创作人物。对于现代读者而言，虚构人物看上去要“真实”，虽然我们知道他们不是真的，也要如此。我们仰慕的作者，他们创造出的人物有“立体感”或者“跃然纸上”，而我们对那些“扁平”或是“一维空间”的人物进行批判，或是无动于衷。这些比喻都很老套乏味，却很能说明我们期待什么样的人物，也很能说明作者如何才能创造出这样的人物。

叙述的视角能够转移，从描述人物的外在，到描述他如何认知这个世界、生活在这个世界有什么样的情感，这样一来，人物就鲜活了，仿佛读者可以踏进这本书中，处在一个模压的中空里，通过观察孔往外张望。当然了，书中人物有他们无法看到的，有他们看到的，还有他们的误解，也有他们的知识，这一切定义了这一视角。书中人物对世界有着不同的感受，凭借这些对比，人物就变得清晰而突出了。而且，如此描写的人物点燃了我们的情感，邀请我们与他们共情，因为[19]即便是他们来自遥不可及的世界，他们也与我们相似。即便我们知道他们只是存在于书页之中，可正是因为他们的盲目，我们才确认他们的存在。与我们一样，他们也不知道别人的意图，拼命想要了解周围的世界，却又往往做不到；他们也渴望伟大，可是往往也就满足于好玩好吃的生活。

塞万提斯创造出了让人感觉真实的人物，其才华一部分是源于他丰富的描写，以及他对不同语气的关注。但是，奠定他所有人物的基础是他的一种痴迷，他痴迷于了解人们对同一情况会有如何不同的感受，因为这种感受，从大笑到绝望，会有什么样的真实情感。堂吉诃德狂热地迷恋他在书中了解到的理念，他被蒙蔽了，不能区分幻想和真实。同样的，塞万提斯笔下所有的人物都清晰明确，就是因为他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中，都有特质，都有不同，都有激情，都有感情。他们的激情让他们与认知的世界紧密相连，他们的情感来源于自己是否能够跨过这些分歧。

他是怎么办到这一点的？他是冒险家，是士兵；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他成了残疾人；他被绑架，在阿尔及尔的牢房里做奴隶，那是漫长的五年岁月；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希望得到一席之地，当得起他的名字和做出的牺牲，但是希望落空了；他不得已，只有为不受欢迎的政府收税；由于种种原因，他被起诉，被多次扔进了牢房——这个人怎么发明了一种截然不同于以往的写作方式，而且对后世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呢？

西班牙是当时最强大的帝国，阿尔卡拉埃纳雷斯堡（Alcalá de Henares）是一座大学城，坐落在帝国的中心，1547年，塞万提斯出生在此地。他去世于1616年。在他生活的时代，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给欧洲社会和他们的殖民地后代的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之前，组成欧洲政治形势的是封建封地、公国和城邦。到了16世纪，强大的单一民族国家崛起，幅员辽阔，通过复杂而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控制。中世纪的政治力量主要是封臣和主人之间呈现出一种尊敬和胁迫的直接关系，而现代政治力量则取决于鼓动大量的人[20]口相信合法的当权人，而他们很少有机会见到这些当权人。要激发大众的奉献，当权者开始利用印刷业和公共剧院这样的新媒体来引导大众观点。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在控制大众方面，激发国家荣誉感和归属感，还有对外来者的仇恨和恐惧远远比胁迫有用。

与这些变化平行的是生活中其他方面的转变。在艺术方面，透视的发展起于14世纪，慢慢地，人像和景观画变得越来越逼真。现代戏剧业也在发展，演员可以刻画遥远世界里的人物，仿佛他们就在舞台上一样。伟大的科学家，比如说哥白尼、开普勒和伽利略打造了对宇宙的新理解，他们认为宇宙不再是围绕地球的封闭空间，而且他们还找到了客观地、更为准确地测量宇宙和理解宇宙的新方法。就在这一时间段，欧洲的列强开始在全球扩张，而全球也只是在不久前刚刚进入它们的势力范围。在贸易和货币体系出现新渠道的帮助下，全球经济得以产生，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一直延续到今天。

虽然这些转变各有各的细节，但它们有某些共同的方面。就像是制图师绘制他们自己居住的土地，人们开始学会同时从两个角度来感受世界：内在的、主观的角度，每天，他们都以这个角度面对面地与和他们一样的人相遇；抽象的、外化的视角，有一个客观的现实，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一幅更大画面中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世界里，人们可以立足脚下的地球，瞭望宇宙，与此同时，仿佛是从某个想象的外化的点，开始客观地概念化这个世界。或者，他们可以坐在剧院的观众席，看着舞台，同时把自己想象成所勾画世界中的人物。他可以是村民、客栈老板、朝臣，或者是国王，都可以感受到作为强大的全球帝国公民的荣耀。换言之，人们开始同时从其中和其外两个角度[21]来感受这个世界。

在同一时期，作为一个民族和地域的政治势力，西班牙的身份感和价值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接着就骤然跌落，在经济和政治现实这块坚硬的岩石上摔得粉碎。整体而言，文化中的失落之感非常普[22]遍，这个时代的标志就是desengaño，意思是幻想破灭或是失望。正如著名历史学家J.H·埃利奥特（J. H.Elliott）曾经提到过的：“16世纪晚期的危机斩断了塞万提斯的人生，正如它斩断了西班牙的命运，[23]一边是英雄主义的岁月，一边是desengaño的日子。”看起来的确是这样的，塞万提斯从年轻时的冲动辉煌，到老年的失望和随之而来的非凡创造力，他的一生真的还与西班牙的命运很吻合。

年轻的时候，还是一个学生，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在决斗中刺伤了另一个人，被迫逃离祖国。他在意大利加入了天主教联盟（the Catholic League）的军队，在地中海亲身经历了西班牙国家与伊斯兰国家的暴力对峙。作为一个被授予勋章的英雄，在回西班牙的途中，他被巴巴里的海盗抓住，在不堪的环境中做了五年的俘虏，在这一期间，他经历了敌人文化的邪恶和人性。最终他被赎了回来，重新回到了祖国，但是祖国仿佛已经忘记了他做出的牺牲，而且这个国家执意要用宗教狂热和种族替罪羊的做法来拼拼凑凑，掩盖其国内外政策上明显的失败。这位年老的战士效力于国家，想讨要奖励和承认，结果是不断地遭到拒绝和羞辱，最后他重归初爱，拿起了笔，写出了《堂吉诃德》和其他大量伟大的作品。

塞万提斯的一生，几乎就是不断地遭遇失败，而这似乎打造出了他空前的文学成就。年少的抱负遭到无情的挫败，眼看着信仰在现实的经历中被摧毁，他感受到了幻想的破灭，这一切成为他创作虚构小说的引擎。他关注人们如何认知现实和不可避免地错误认知现实，在跌宕起伏的一生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他自己的幻想破灭了，他想象其他的人是如何认知以及错误认知他们的世界。

他自己经历了各种失望，因此他似乎特别能理解其他人的苦难和不幸。在那个时代，在那种文化之下，仇外就是国家宗教，穷人就是应该过那样的生活，女性理所应当该屈服于男性，而塞万提斯却经常在作品中探索宗教和种族少数群体、被社会所排斥之人，以及女性的情感和经历。他不仅从自己的视角来描写这些人，还学会了想象这些人的视角，并且从这样的视角来描述他们可能的感受和思想。人们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他把他们变成了笔下的人物。

在把人转换成笔下人物的过程中，塞万提斯没有具化他们，而是尝试如何进入他们的世界。他年少之时，民族主义、荣誉和战争曾是他生活中的色彩，可是一生的失败和羞辱并没有在他心中注入憎恨和怨气，而是给了他理解、同情和善良。早期关于塞万提斯的大部头传记都在赞美他的天赋和英雄事迹，同时掩盖他可能的瑕疵，最近，学者们给这些传记贴上了圣徒传的标签。我无意将这个人变成圣人，但是，在阅读他作品的同时考虑他那样的一生，忍不住就会深深地感到塞万提斯骨子里的善良，感到他对人类不加区别的爱——在那个糊里糊涂而对他人带着仇恨和暴力的时代和文化之下，这一点尤其引人注目。很多天才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给人类馈赠了他们的天赋才华，但塞万提斯不是他们中的一员。

当时社会普遍的desengaño，作家和文化人都看出来了，并加以评论，但是如果塞万提斯只是感受自己生活中的挫折，只是在自己周围的社会条件下看到了这一点，还不足以成为新写作方式的发明者。塞万提斯的文字之所以独特，是他借鉴了自己幻想破灭的经历，不仅用于写什么的问题，还用于怎么写的问题。剧院是新生事物，塞万提斯很喜欢，也是有经验的剧作家。演出的形式，演员和他所扮演角色之间的距离，公众的投入让剧院的魔力得以发挥，这一切都让塞万提斯着迷。他成就了文学上的创新，其中一方面就是他把从剧院中学到的理念用于了写作：我们并不用深信不疑，就能扮演角色；一个人从外面看起来似乎是什么样的，这个人内心的感受或想法是什么，这两者是不一样的，这一点在创作活灵活现的人物方面非常关键。

就像剧作家设定了戏中戏的剧本，让一部分演员在舞台上对着别的演员和台下的观众演戏，塞万提斯设定了书中书，他书中的人物变成了书中书的读者与解读者。莎士比亚的戏剧《皆大欢喜》（As You Like It）中，杰奎斯有一句名言，“整个世界就是个舞台，所有的男[24]人和女人，不过是演员”，塞万提斯在他的作品中实现了这句话。在塞万提斯的版本中，我们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都是演员，因为我们本人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我们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刻画的人物，一部分是扮演这些人物的演员。为了其他的男人和女人，我们在表演，与此同时也在努力理解他们表演的动机。我们都戴着面具，与此同时，又想要看到彼此面具下的真实。

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是塞万提斯笔下最伟大的两个人物，在他们的身上，就有塞万提斯本人信仰和理想、失落和失望之间挣扎的延伸。西班牙奄奄一息，还罩着宗教和血统纯正的外壳，塞万提斯一开始，就像当时所有的年轻人，忠于西班牙的身份，忠于作为基石的荣誉。就像是堂吉诃德，“他要铲除这世间一切的暴行，他要抓住一切机会，置身危险当中，除暴安良，赢得千古美名”。

但是，失落和失败，被俘和被抛弃，在他的有生之年，荣誉已经变成了空标签，这一切侵蚀了年少的热情。塞万提斯的很多同胞转而变得厌世，变得愤世嫉俗，可是他没有，即便他看到了自己年少信仰的幼稚，并且嘲笑自己的幼稚，但他保持了对这份理想的热爱。一方面，我们看到了塞万提斯的热情，他知道自己的社会已经放弃了这些理想，但他依然坚持；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他拒绝接受取而代之的错误理念。堂吉诃德依然忠于已经不存在的真正的荣誉，但是对于取而代之的虚假荣誉，桑丘一点儿也不在意。塞万提斯肯定在这两个人身上都看到了自己的身影。

塞万提斯的周围发生了无数的变化，这些变化带着世界走进了现代社会，他的作品包容了这些变化，并对这些变化做出了反应，因这些变化而成型。他创造的风格表达了变化中的世界，他让这种流动的变化有了文学的形态。我们有证据表明，他成为有史以来作品为人所[25]读最多的作家，他写作的方式对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影响了他们如何写故事，如何论证，影响了他们认知自我、认知别人的方式。他在文学和艺术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除此之外，他甚至还影响了思想家，而这些思想家的作品奠定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科学发展的基石。生活在风云巨变的时代，塞万提斯一生漂浮不定，他发明了虚构小说，帮助自己消化理解自己的世界，而虚构小说反过来又促进了我们世界的诞生。

出版了《堂吉诃德》，塞万提斯创造了一本畅销书，成为世界上[26]首批一炮走红的世界级畅销书之一。从1605年初第一次出版到现[27]在，《堂吉诃德》是历史上出版次数最多的作品。不仅如此，此书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也是无人可及的。用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话来说，《堂吉诃德》“这本小说就是庄严肃穆的[28]开端，其中包含了后世跟随其后的所有小说”。挪威诺贝尔协会[29]（Norwegian Nobel Institute）曾让一百位著名的虚构小说家投票，要选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部文学作品，超过一半的作家都提名《堂吉诃德》，远远领先于其他任何作家的作品。1997年，《生活》杂志[30]宣布，《堂吉诃德》的出版是千年以来最重要的百件大事之一。《堂吉诃德》出版之际就大受欢迎，当然了不起，但是与这本书的后世影响力相比，当年的胜利就黯然失色了。它不仅成为后世所有小说的模板，还成为西方思想文化的楔石，从大卫·休谟（David Hume）到巴鲁赫·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再到黑格尔（Hegel），都读过并且欣赏这本书。到了德国浪漫主义者，他们甚至称这本书是真正现代意识的第一标志。这样的交口称赞让一些文学研究者感到厌烦，他们认为这是因为误读了塞万提斯的写作目的，但是无论塞万提斯是什么目的，这些思想家就是在他的文章中看到了本质和崭新的东西。400多年前，塞万提斯把自己的手稿交给了自己在巴利亚多利德的出版商，他身处当时世界最强大的帝国，本人是一位年老、贫穷而且残疾的老兵，当时应该没有人会预料到：他编码设计出了一种新方式来撰写崛起的现代世界。

这本书探索了塞万提斯的生活，以及他生活的世界，以此展示他如何能够成就这一创新。这本书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他的人生和他受的影响如何造就了他的作品，特别是他不朽的《堂吉诃德》；二是这些作品如何改变了之后的文学和思想史。许多年前，伟大的西班牙[31]文学学者阿梅里科·卡斯特罗（Américo Castro）写道，西班牙在[32]世界历史上也曾显赫，却没有一项重要的发明创新。在我看来，卡斯特罗是因为距离人类历史上的一项伟大创新太近了，所以才盲目至此。我写下这本书，希望能从新的角度解读什么是虚构小说，希望能够展示出米格尔·德·塞万提斯是如何成为虚构小说第一人的。[1]西班牙中南部的高原地区。[2]塞万提斯，《堂吉诃德》，19。以下略为《堂》。[3]塞万提斯，《堂吉诃德》，21。[4]塞万提斯，《堂吉诃德》。[5]塞万提斯，《堂吉诃德》，35。[6]相当于三英里。[7]塞万提斯，《堂吉诃德》，58。[8]堂吉诃德的坐骑，也译为驽骍难得。[9]塞万提斯，《堂吉诃德》，59。[10]塞万提斯，《堂吉诃德》，60。[11]塞万提斯，《堂吉诃德》，678—679。[12]埃里希·奥尔巴克，《拟态：西方文学对现实的呈现》（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53），347。[13]菲茨杰拉德，30—31。[14]古罗马诗人、批评家。[15]“... aut prodesse volunt aut delectare poetae, aut simil et iucunda et idonea dicere vitae ...”：贺拉斯，《讽刺诗集》（Satires），94，诗333—334。罗博特埃洛（Robortello）于1548年意译了贺拉斯的这本作品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两本书对文艺复兴的文学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参见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格伦·莫斯特（Glenn Most），塞尔瓦托·塞提斯（Salvatore Settis），《古典传统》（The Classical Traditio），456。[16]杰克逊（Jackson），ed.，314。[17]正如约翰·加德纳（John Gardner）所言，“一本优秀的虚构小说，让我们感兴趣的重要一部分是我们在阅读中的感觉，读者在模仿现实的过程中……是准确的；也就是说，我们感觉，这部作品即便有难以置信的元素，在某种深层次的角度，是‘忠实于生活的’”（51）。[18]正如我在下文中所解释的，在我设定的虚构小说的定义中，人物设定是核心内容。马克·佩恩（Mark Payne）在2007的作品中认为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是虚构小说第一人，我的论证与他并无矛盾之处。正如马克·佩恩在那本书中写道的：“田园牧歌中的人物存在，不同于我们可以在现代小说中看到的人物内在性。”他继续解释说，现代小说的关键是“移情，或角色的认同”，这正是我所说的小说体验的关键所在。[19]此处我强调了塞万提斯人物创作的移情维度，但我并不是赞成“移情说”的支持者，他们认为：阅读小说，认同小说中的人物，我们自然就能变得更好，就能为人权打下基础，或者用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的话来说，引导我们“在尊重人类自由的同时，重视幸福的物质条件”（90）。正如苏珊娜·基恩（Suzanne Keen）所言：“读者充满热情地参与了虚构人物的生活，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不会因此激发出一种收集和控制自己不认识的人的欲望呢？”（XX）事实上，我关于移情的观点正好与之相反，也就是说，我认为，塞万提斯经历了大众表象的虚无，因此而获得了一种移情共情的能力，并且投射在了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可信的人物设定，部分原因是塞万提斯的共情能力；但这并不是说所有的现代小说都能让人移情共情，或者说以造福社会的方式让人移情共情。[20]正如切伦扎（Celenza）写的，“工业革命之后，大型主权国家发展之后，这些国家的政府同样庞大，而且还处在不断扩大的过程中，现代世界的政府机构远离了我们大多数人。然而，在马基雅弗利所在的佛罗伦萨，公民很有可能看得到并且认识执政者，而且很有可能与他们中的一些人沾亲带故——或者是因为与掌权者并不沾亲带故而心存怨恨。当时没有公共交通；没有通过报纸进行的大规模思想传播；没有重大意义的小说，这些小说没有性格发展的弧度，而本来人们可以通过小说了解情感，了解共同的人性，了解从来没有见过的人”（23）。[21]我应该指出的是，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的《转向：现代世界的由来》（The Swerve: How the World Became Moder）令人叹服，其核心内容是现代社会的各方面，虽然我所关注的方面与之不同，但这两大命题一点儿也不矛盾。格林布拉特强调理性的世界观是现代的本质，他认为在16世纪初，人们再次发现了卢克莱修（Lucretius）的伟大诗作《物性论》（On the Nature of Thing），理性在现代社会的形成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物性论》提出：“无限的虚空中，原子碰撞形成宇宙。”（8）这首哲理诗被发现之后，经过人文学者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的传播，这一文本在16世纪开放式研究精神的培养方面谱写了关键的篇章，而且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这一精神肯定影响了塞万提斯和他伟大的作品。[22]西班牙文。[23]埃利奥特，319—320。[24]莎士比亚，《皆大欢喜》，2.7。[25]参见卡洛斯·韦斯利（Carlos Wesley）的文章《阅读堂吉诃德的快乐》（The Joy of Reading Don Quixote）。这是一种推测性的、最终无法证明的说法，但我相信它源于理性的基础。对于这种相互矛盾的说法，网上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赫芬顿邮报》（Huffngton Pos）刊登类似的争论，但《堂吉诃德》并不在其列。争论中主要的支持观点也有可取之处：首先，《堂吉诃德》有无数的翻译，有无数不同的版本，已经在世流传四百多年，遥遥领先；第二，最近的版本和翻译继续而且不断地成为畅销书。西班牙《堂吉诃德》出版400周年纪念之后的版本，两个月之内，售出了60万本。仅仅是21世纪之后，美国出版的版本就有三个。但事实是，《堂吉诃德》首次出版之后，距今400多年，一共印刷了多少，卖出了多少，有多少人读过，我们无法得知；其影响是名副其实的无法估量。[26]塞万提斯深受一些书的影响，虽然这些书没能像《堂吉诃德》一样经久不衰，影响深远，但当时它们本身就已经是世界级别的畅销书了。其中的一部主要作品就是阿廖斯托的伟大诗作《疯狂的奥兰多》，当时在西班牙深受欢迎，是塞万提斯本人文学世界中的重要一项。参见哈维奇（Javitch），《宣布经典》（Proclaiming a Classic）。史蒂文·摩尔（Steven Moore）在《小说：另一种历史》（The Novel: An Alternative Histor）中的开头给出了一份总结，列出了塞万提斯肯定读过的作品，非常好（1）。[27]参见本章注释20。[28]布鲁姆，《简介》，xxii。[29]主要职责是协助挪威诺贝尔委员会选择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以及组织该奖项在奥斯陆的颁发事宜。[30]帕尔（Parr）和福伦多夫（Vollendorf），1。[31]阿梅里科·卡斯特罗（1885—1972），西班牙文化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批评家。[32]卡门（Kamen）引用，《帝国》（Empire），xxv。第一章诗歌和历史

此外还看到了些细枝末节，不过都是些无足轻重的细节，与历史的真实性无关紧要。只要是真实的历史，就是好历史。

如果有人要反驳这一历史的真实，无非就是因为其作者是阿拉伯人，这个民族撒谎成性，但考虑到他们是我们的劲敌，想来只会减色贬低，不会增色夸大。在我看来，面对如此优秀的骑士，本应该大书特书进行表彰，而他却故意一字不提；这种行为不好，居心不良，要知道，历史学家必须准确而真实，完全摒弃感情，无论是利益恐惧，无论是憎恨或情感，都不能让他们背离真实之路。历史孕育了真实，历史能与时间抗衡，历史能记录壮举，是过去的见证，是现在的鉴戒，是未来的警示。

1604年，八月炎热的一天，西班牙的巴利亚多利德，一个男人走在泥地街道上，右手紧紧抓着一个沉重的包裹。由于没有任何真实肖像画的存在，我们只能相信他对自己相貌的描述：棕色的头发，银色的胡须，鹰钩鼻子（但他补充说比例非常好），眼睛透露出快乐的目光，在眼镜后面若隐若现，这副眼镜镜片模糊，用他一位文坛对手[1]的话来说，就像是两个煎坏了的鸡蛋。

他中等个头，大多数牙齿都掉了，在那时，对于一个不到六十岁的人而言，掉牙是常态。多年前，勒班陀战役（the Battle of Lepanto），在登上奥斯曼帝国帆船之际，他被火绳枪击中，左手功能丧失。他脖子上围着宽宽的褶皱领，脚上穿的是羊毛长袜，小腿上结实的肌肉展露无遗，这样的穿着打扮就是向路人宣告他是贵族的一员，而衣服破破烂烂无疑又公布了他岌岌可危的财务状况。19世纪译本，塞万提斯的作品，《拉曼查的天才绅士堂吉诃德》，伦敦：拉克顿，艾伦，1814年。乔治·皮博迪图书馆，谢里丹大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他带着妻子，两个姐妹，一个外甥女，还有他和另一个女人的私生女儿来到了巴利亚多利德的肉类加工区，住在一家喧闹的酒馆楼上，虽然是初来乍到，可对这儿的邻居而言，他并不是陌生人。这个肉类加工区处在城市的郊区，1604年，这座城市的发展已经赶不上爆炸的人口增长。腓力三世（King Philip Ⅲ）将自己的宫廷从马德里迁到了巴利亚多利德，给这座城市带来了新的生命和魅力，但也带来了严重的住房危机。政府想要控制人口增长和住房拥挤，颁布了分区法令，规定城市中色彩鲜艳的建筑不能超过两层高，可城里懂行的房东们就悄悄修建看不出楼层的建筑来对付限令。这男人混杂的一家人可不是房东胡安·德·纳瓦斯（Juan de Navas）唯一的租客，这里13个房间，总共住了大约20位房客，几乎都跟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萨维德[2]拉有关系，要么是他的朋友，要么是他的亲戚。

这一地区是铺了石头的泥巴路，宰杀动物的污血和内脏四处横流，这位上了年纪的士兵小心翼翼地走在路上，他完好的那只胳膊把沉重的包裹搂在胸前。包裹里面是上千张的手稿，每一张纸都写得密密麻麻，全是专业整洁的斜体字迹。塞万提斯本人的笔迹更为浑圆，有些潦草随意，他亲笔书写的手稿页数要多得多，上面涂涂抹抹，修改订正。如今他的笔迹只保存在为数不多的几份残留文件上，非常珍贵：1597年，他被关押在塞维利亚的市立监狱，他在文件上签字，人们认为他最初在这里构思了《堂吉诃德》；一封写给托莱多大主教（the Archbishop of Toledo）的信；另外就是几份明细账。

他本人最初的手稿一张都没有保留下来。事实上，那个时期几乎就没有什么手稿保留下来。在那个时代，保留手稿这种想法就显得匪夷所思。到了19世纪，人们认为作家的手稿与作家的天赋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而在塞万提斯的时代，人们觉得手稿只是一份并不完美的开端，提供给出版商的誊写稿件更为可靠，一旦誊写稿件出来了，原稿就是被扔掉的命运。原稿没有保存下来，塞万提斯应该是遵循了当时的一贯做法（特别是这本书又这么厚），把自己的原稿交给了专业的誊写员，而誊写员将他的稿件整理成了“誊清稿”，在誊写的过程中，誊写员会加上空格和标点，而作家本人的手稿中很有可能会忽[3]略这些东西。塞万提斯写给托莱多大主教的信件，复印件。源自亨利·爱德华·瓦茨（Henry Edward Watts），《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生平和作品》（Miguel de Cervantes, His Life and Works）。伦敦：亚当与查尔斯·布莱克公司（Lackington, Allen, y Co.），1895年。乔治·皮博迪图书馆，谢里丹大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

当时，近代印刷业蓬勃兴起，越来越有利可图，而塞万提斯迫切希望在其中分一杯羹。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能够阅读的人口数量实现了爆炸式增长，历史上第一次有了这么多识文断字的人，其中越来越[4]多的人并非是神职人员和贵族，他们是平民、市民、商人和农夫。在塞万提斯著作的开篇，我们就可以看到书本的存在和影响力，他描述了一位年老的绅士痴迷于书籍，“好奇心切，一时愚钝，竟然卖掉了数英亩农田，用以购买骑士小说回家阅读”，这位绅士就是日后的[5]堂吉诃德。书本只是堂吉诃德疯狂的外在原因，小说中数位地位高低不等的人物很快就开始了对书本的评论和热烈争论。堂吉诃德第一次外出，命运不济，被护送回家，全家上下闹得沸沸扬扬，管家婆高声痛斥他的书：“太伤心了！现在我是明白了，就像我的命是上帝的一样，这些骑士小说就是受到了诅咒，他就是读了这些书，才疯了[6]的。”堂吉诃德的外甥女和他的朋友们，也就是村里的神父和理发师都同意管家婆的看法，一行人在他的书房里翻翻拣拣，找到的书都给扔出窗外，落到下面的院子里，要给烧掉。

焚书通常是宗教裁判所的专属工作，这一行人热火朝天地闹着要焚书，可他们自己对这些书也有不同的看法，焚书这件事很快就进行不下去了。村里的神父，也就是堂吉诃德的朋友兼邻居，显然是非常熟悉这些书的利弊，一大通评论之后，建议留下其中两本，其余的扔掉。就在这时，理发师尼古拉斯师傅拉出另一本书，说这本书也应该留下，这就一发不可收拾，大家再次分心，最后什么都没有烧掉。显然，此时的书已经是很普遍的东西，不仅可以用来读，还可以购买，可以交换，可以讨论，可以鄙视，可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理发师手里拿着的是《安赫丽卡的眼泪》（The Tears of Angelica），出版于1586年，作者是路易斯·巴拉奥纳·得·索托（Luis Barahona de Soto），看到这一标题，神父就说：“我如果把这样一本书烧掉了，我也会落[7]泪呀。”

发展中的大众市场在出售书本，这得益于大约一百五十年前诞生的一项革新技术，这项技术本来就是批量生产最早的例子之一，而批量生产则是工业时代的鲜明标志。住在美因茨的约翰内斯·古登堡[8]（Johannes Gutenberg）是一位财务窘困的铁匠，长着浓密的胡须和炯炯有神的眼睛，他发明了金属质地的方形活动字母，用于印刷机，他第一次用此项技术印出了接近两百本的《圣经》。印刷工人一个人就能够排出一页版面，在上面刷上油墨，这一页版面想印刷多少张，就印刷多少张，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再重新排版，开始印下一[9]页，也许正是这一创新最有力地推动了现代社会的降生。

1450年之前，大多数的知识都只能依靠记忆，口口相传，或是通过一字一字写下来的手抄本来保存和传递。到了这一时代，一本大部头，只要值得一读，印刷的册数是没有上限的，唯一的限制就是印刷商对潜在需求的估计，还有材料和人工费用的计算。神学、文学和历史作品之前也有不少读者，这些书要传播，靠的是抄写。一间间的屋子里，坐满了耐心的修道士，他们付出了十二分的精力，花了数不清的时间，日复一日地抄写，慢慢搭上了自己的视力，有钱有势的人往往还会要求泥金装饰的手抄本，也许是用来阅读，但更多的是用来陈设，炫耀品位和学问的象征。而到了这一时代，无论是政治专著、国家历史、宗教小册子，或是闹哄哄的讽刺作品，要上千本？需要的只是一台印刷机，一位印刷工人，以及运作的金钱而已。

嗯，也不是全部。塞万提斯非常清楚，书要出版，还需要国家的祝福，具体说来，就是皇家审查的祝福。此处就需要一个叫安东尼奥·德·埃雷拉·伊·托德西利亚斯（Antonio de Herrera y Tordesillas）的同意，他是国王陛下御用的历史学家。他是“一个人的智库”，一丝不苟从头至尾地阅读了塞万提斯手稿的每一句话，其中很多被划掉了，[10]很多要求重写，最后他才批准，拿出了出版的“特别许可证”。埃雷拉·伊·托德西利亚斯的决定相当于给出了国王的出版许可，在国王的领土范围之内，每本书前页的许可申明上都可以写上“我，作为国王”这几个字。

这一君主国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新兴信息经济的好处和潜在危险，勤勉地控制着领土范围内或是进口的出版物。国家的宗教臂膀，也就是宗教裁判所，针对出版物的道德和宗教内容设定了严格的指导方针。宗教裁判所的《禁书目录》（Index Librorum Prohibitorum）最初出版于1559年，就像吹气球一般，每一版本都越来越大。1667年的《禁书目录》，除了成千上万条明文禁止使用的题目，还有一套总规则，禁止“任何通行本涉及有关宗教、有关我们时代天主教和异教徒的分歧与争议”，同时却明确宽恕“有关美好生活、沉思、忏悔和[11]诸如此类辩论的通行本”。

然而，如果不是有腐败贪污的空间——至少是朋友之间一点点规定上的通融，就不会有17世纪之交的西班牙。政府的审查员本身都是文人，他们经常出入同样的学院和酒馆，互相传阅作品，如果赞同某本新书，就会写诗赞美；如果不赞同，那就会奉上冷嘲热讽之文。比如说，1615年《堂吉诃德》第二卷出版的时候，塞万提斯就说服了该册书的皇家审查官弗朗西斯科·马奎斯·托雷斯（Francisco Márquez Torres），后者同意让他本人撰写了许可声明，并且作为审查官的文字出现在了前页。

那篇文字洋溢着塞万提斯的特点，他摆弄真实与虚构的界限，讲述了马奎斯·托雷斯在法国大使的陪同下与几位来访显贵见面的场景。马奎斯·托雷斯读到塞万提斯的描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可以想象他俩一起哈哈大笑。这些所谓的法国人得知马奎斯·托雷斯正在阅读米格尔·德·塞万提斯的新作，他们就开始大肆赞扬，接着就询问这位作家在西班牙的社会地位。审查官解释说，塞万提斯是“一个年老的士兵，一位贫穷的绅士”，其中一位法国人冠冕堂皇地说道：“窘迫到要写作的地步，那也许就是上帝的旨意让他与富贵无缘，即[12]使他一人贫穷，却用作品丰富了整个世界。”这就是塞万提斯，这么多个世纪，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在字里行间眨巴眼睛，冷漠地提醒他的朋友，最终也是告诉所有的读者，虽然名声和奉承是好东西，但也不能变现买单付账。

在《堂吉诃德》第二卷的前页，塞万提斯插入了这么一段杜撰的见面场景，他利用自己刚有的影响力摆弄政府的审查体系，但并不仅限于此。之前他在第一卷所用的技巧大获成功，到了第二卷，他更进一步将其发扬光大。没错，塞万提斯就喜欢让故事的触角伸到书的前页上，他的书中有想象的部分，还有我们认为是真实的部分，他随意地处理着两者之间的界限，而这正是他写作当中新颖的、让人激动不已的关键方面。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文学应该分为两大类：诗歌和历史。这是亚里士多德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关于诗歌和历史的观点汇聚在一本小书中，流传至今，书的名字是《诗学》（The Poetics），这是一本关于诗歌理论演讲集的残书。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就只能通过阿拉伯语翻译和注释来窥探这本演讲集的残留部分。在这本书中，亚里士多德规定：“诗人和历史学家不仅是在韵文或是文体风格方面不一样……他们之间真正的区别是：一个讲述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另一个讲述的是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相较于历史，诗歌是更为哲学、更为高级的存在——因为诗歌往往表达的是普遍，而历史讲述[13]的个别。”如今，我们倾向于认为亚里士多德心中诗学的概念是一种类似于小说的东西。这一看法也有问题，因为我们把自己的美学和文学偏见强加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头上，其主要源于我们对亚里士多德悲剧定义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就是英雄因为自己[14]的“悲剧性缺陷”而走向末路。几乎每个阅读了索福克勒斯（Sophocles）《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的在校学生都学过这一观点，但事实上它根本就没有代表亚里士多德真正的意思。

首先，亚里士多德就没有谈及英雄。有几次，他甚至主张，悲剧[15]就是对行动的模仿，而非对人的模仿。他提及命运改变是关键，却没有明确说是好的改变，还是坏的改变。一说到声名狼藉的悲剧性缺陷，我们通常都理解为英雄性格当中不好的部分，俄狄浦斯狂妄自大就是非常著名的例子。但“悲剧性缺陷”的希腊原文[16]“hamartia”，意思更接近判断上的错误。总而言之，我们往往认为[17]亚里士多德悲剧理论是关于个性的，而事实上讲的却是处境。

这一来，为了获得普遍的真理，诗歌就不能涉及具体人物的个性、他们的视角、他们独特感情的深度、他们心境的本质——而这些正是如今虚构小说中我们最看重的方面。亚里士多德的确提及了悲剧中的一种情感联系（净化，或者说看客经历了恐惧和怜悯的洗涤），我们把这一过程称作与角色的认同感，但如果你认为亚里士多德也是这样看的，那就错了。什么是悲剧最重要的方面呢？亚里士多德写道：“是事件的构建。因为悲剧是一种模仿，不是对人的模仿，而是对某一行动的模仿，是对人生的模仿。”他坚持认为，性格是“行动的附[18]属品”。

到了今天，我们的观点与亚里士多德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净化与性格密切相关，就是要进入人物的世界，感受他的价值观和选择，进而间接地感受痛苦或是经历欢乐。正如伟大的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19]（Northrop Frye）曾写道的那样：

小说和传奇之间的本质区别就是人物刻画的概念。传奇作家并不想创造出“真实的人”，他们需要的是可以拓展为某种心理原型的典型化人物。在传奇中的英雄、女英雄和反面人物身上，我们找到了荣[20]格的力比多、阿尼玛和暗影……小说家处理的是个性，是带着人格[21]面具或是社会面具的人物。

那么，在我们看来，亚里士多德称为诗歌的东西，恰如其分地说来，是一种对角色的模仿，发生在角色身上的行动或者事件是第二位的。对于我们，虚构小说这一文学种类是理所当然的存在，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它是不存在的。

西班牙哲学家阿隆索·洛佩斯·平西亚诺（Alonso López Pinciano）于1595年出版了一本广为流传的评论，塞万提斯谙熟此书，通晓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塞万提斯在自己的书中多次上演了文学上的争论，频繁提到了诗歌和历史这一问题。《堂吉诃德》这本书的前面部分，就有他关于此话题一段非常有意思的陈述。没有任何征兆，书中的叙述者就打断了故事，宣称“这一历史的作者”在此戛然而止，抱歉说“除了已经叙述的内容，关于堂吉诃德的壮举，他已经没有什[22]么可说的了”。就在此刻，叙述者突然一分为二：一个是“这一历史的作者”，另一个是“第二作者”。第二作者就开始了第一人称的叙述，说自己急于找到更多堂吉诃德的资料，怎么在托莱多市场找到了几本阿拉伯语的笔记本，然后找了一位摩里斯科人给翻译成了西班牙语（居住在西班牙的摩尔人转信了基督教，或者是被迫秘密信仰伊斯兰教，摩里斯科人是他们的后代）。接着，这位第二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现在读的故事，以及我们之后会看到的故事，其实都是一位名叫熙德·阿默德·贝南黑利（Cide Hamete Benengeli）的阿拉伯历史学家撰写的，接着他就开始高谈阔论地讲起了真实和历史，我摘抄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本章的引文。“只要是真实的历史，就是好历史，”他写道，然后立刻又补充，“如果有人要反驳这一历史的真实，无非就是因为其作者是阿拉[23]伯人。”此处，塞万提斯是在奚落文学评论寻开心。一方面，他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