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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钟祥财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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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约定试读：

书里书外

孟子何以惹恼了朱元璋？

历史学家朱维铮在《传统文化与人文素质》的演讲中提到：当年朱元璋读到《孟子》里的几段话，“不禁暴跳，要把孟子赶出孔庙，最后虽然没有实行，仍然下令删了《孟子》中的八十多节，明初的科举考试用的都是这本《孟子节文》。”朱维铮举的例子是《孟子》中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等语，正是这种“批判精神”，“使那些将国家视为个人私产的专制暴君恼怒”。（《中国大学学术讲演录》）其实，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孟子让专制统治者不高兴的观点还有很多，例如，他提出“王，何必曰利”，就是反对政府直接参与牟取经济利益的事务；他认定“有恒产者有恒心”，就是呼吁让老百姓有基本稳定的财产，因为这是使人民安心生产和生活的根本所在；他主张正经界，在一定程度具有明晰物产使用权的意识；他批评“垄断”是“贱丈夫”行为，指出这是通过把持有限的优越地形“罔市利”（在《孟子》中，“垄断”一词的直接意思是商人抢先登上市场上的高出地段，以获取更多的交易信息）；等等。如果再把考察的视野放宽一点，则先秦哲人提出的法自然思想，诸子对人类求利本性的描述，司马迁“善者因之”的自由放任理念，都已经透露出“前科学”的智慧之光。问题在于，这样的先行思想资料并没有结出丰硕的经济理论之果。

究其缘由，后代帝王和御用文人对先秦思想进行“修理”是一大原因。从本质上讲，市场经济以个人的自由选择为特征，产权制度即为保护这种个人权利而建立，而这与封建社会的专制集权是相矛盾的。为了维护这种政体，统治集团不仅着力于控制、掠夺经济的政策筹划，而且需要借助于思想教化的作用，使国家干预合法化、必要化。由此可见，朱元璋容不下孟子的民贵君轻言论，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这位封建新贵对《孟子》书的删节却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其一，扭曲了中国文人的心态，正如朱维铮所说：“明清君主好讲理学，都旨在将他们不断阉割过的‘孔孟之道’，用来培植士人的奴才精神，使他们成为专制者需要的‘四民之首’。”（同上）其二，从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统治者就在重塑一个国家意识的“儒家思想”，公然删节典籍无疑加快了工程进展，而且这一学术“变性”祸及当今。台湾学者黄俊杰有言：“儒家思想在战后台湾可以分为两个阵营，一是以中小学教科书为代表的‘官方儒学’，它是‘国家政治目标’的支持者，对儒家进行高度选择性的解释，以支持‘国家政治目标’或为政治领袖的言行提供传统文化的基础；二是民间学者或知识分子所诠释的‘民间儒学’，它强调民族文化的认同远过于政治认同。但在战后台湾的历史情境中，‘官方儒学’透过正式教育系统发挥的影响力大于‘民间儒学’。战后台湾的儒学以两个系统出现的状态，其实是中国儒学史的常例的现代翻版而已。”（《儒学与现代台湾》）

美国有一本畅销30年的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作者在讲到古代欧洲的经济思想时说：“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St.Thomas Aquinas）这样的学者都生活在非市场社会中，在这种社会中，基本经济决策是按照传统和命令而不是由个人，即不受限制的经济主体作出的。结果，这些早期的学者对西方社会思想持续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们对市场力量的洞察，而在于他们关于社会规律性质的先见之明。”但是，“像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后来提醒我们有关自然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不会突然作巨大的飞跃。它在中世纪是爬行的，但它却是在按正确的方向前进。”（《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以此反观中国古代，由于民间思想的国家意识化，政府控制型经济体制及其观念得到强化，原有的市场化变迁路径被堵塞了，这不仅使孟子等人的思想火花成为历史绝唱，而且使现代市场观念在中国的引入和扎根更为困难。

除了经济思想的发展需要一个过程和方向，接下去值得探究的是工业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英国，而不是发生在其他欧洲国家？对此，顾准30年前的结论仍不失其价值。在他看来，自由劳动者的存在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理由，但“就历史现实而论，其他的因素更为确实。所谓其他因素，《共产党宣言》所指明了的，有航海、商业和殖民所扩大了的市场，蒸汽机和机器的发明”，对照中国的状况，还必须补充的因素有“法权体系和意识形态所决定的、国家的商业本位的根本态度；欧洲古代，加上经过文艺复兴积累起来的科学技术；合理经营（包括复式簿记）的知识；宗教革命，尤其是16世纪英国宗教纠纷中对天主教的深刻憎恶所激起的崇尚节俭积累的清教徒的上帝选民的意识”。因此，“在英国产生出资本主义来，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独一个因素都不能达到这种结果”。（《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我们发现，在早期欧洲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成过程中，所有中国封建社会存在的经济弊端——闭关自守、政府垄断、官商勾结、赋税繁重——在那里都存在，也就是说，人的求利本性如果缺乏市场制度的约束，都会导致腐败、不公正和低效率，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有区别的是，在欧洲，经济实体是分散的，弊端的分布也是分散的，每一个经济实体同时在经历试错和学习的过程，当一个国家汇集了各种有利于产业革命诞生的条件时，它便发生了。

这一事例说明在经济的发展中，多样性十分重要，它可以避免整体失误的代价，增加探索成功的机率。同样，经济思想的成长也离不开独立和自由。如果像朱元璋对待孟子那样，国人的市场经济理性是难以培育的。把经济思想局限在一个模子里，同把经济发展控制在几个人设计的框架里一样，风险太大了。（2004年1月）

上海的经济学家

林毅夫等人在《经济学》（季刊）上有一篇文章，讲到马寅初留美回国13年没有出版过一本经济学著作，后来到南方才写出大作，跻身于四大经济学家之列，究其原因，“可能与当时北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南方沿海地区为中国经济重心有关”，他们并且断言：“经济学家只有置身于商品经济特别活跃的经济重心地区才能切身感受到现实经济的推动力，才能敏锐地发现问题，进而加以深入研究。”作为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我首先想明确地指出以上说法与事实不符，因为马寅初在来上海前的13年中，不仅出版过四册《马寅初演讲集》，而且还发起成立“中国经济学社”并担任社长。其次，经济学研究的水平和经济学家所在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是否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引发了我对上海经济学家性格特点的兴趣。

毫无疑问，在经济学著作的出版数量上，上海的经济学家向来不胆怯，因为在解放前，最有声望的两家学术出版社（中华、商务）都在上海，这里大学也多，读者面广。但是书出得多是不是等于学术繁荣和研究深入了呢？值得具体分析。胡寄窗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曾这样评价一位沪上著名的经济学教授，说他“从一九二七到一九四四这十八年中共出版了三十五本经济专著，其中仅一九二九年一年就出版了约十三本”，这种情况既表明他的书有一定的市场，但同时也“体现了他的粗制滥造的写作态度”。夏炎德在1948年出版的《中国近百年经济思想》中也对当时上海经济学界的两种治学态度进行了褒贬：一方面，有的大牌教授“著作颇不少，惜大多粗滥，读之味同嚼蜡”，所出论著“大同小异，所谓‘新论’，徒易其名”；另一方面，也有几位“于理论经济学研究甚精”的“纯正之学者”，如复旦大学的唐庆增，“所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业已完成上卷。彼于中西学均有素养，以著此书，最为合格；虽所据文献中不免杂有伪书，然于此学术空气稀薄之时，终不失为一重要之收获。”对于中央大学经济系的叶元龙，夏炎德除了称赞他“思虑明快，说理透彻”外，还特别提到他“以审慎故，已发表者尚不多见。此种矜持之态度，与一般粗制滥造者迥乎不同也”。

1930年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何濂路经上海，碰到留学美国时的同窗，发现这位仁兄非常忙，兼了几所大学的教职，整天坐着黄包车赶场子（那时小汽车尚未普及），问他哪来时间搞研究，写专著，上海教授连说：惭愧！惭愧！原来他出版的教科书只是在美国读书时的上课笔记。我不知道，以严谨扎实从事经济数量统计著称的南开经济学家听了此番表白会作何感想。

上海的经济学家大多很聪明，也有才气，但理论勇气似乎少了些。抗战结束后，国民党官僚资本大肆侵吞胜利成果，不仅搞“五子登科”，还以外汇管制、黄金国有等手法掠夺民间财富。当时在上海的马寅初大义凛然，一篇《有黄金美钞的不要卖出来》的声讨檄文，让腐败的四大家族出尽洋相。解放以后，南方有卓炯，北面有孙冶方，对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进行了独立思考，提出过深刻的见解，但上海已缺少这样的思想者。李平心可能是计划经济时期唯一在经济理论上发表过有争议观点的上海学者，他后来遭到了批判，在动乱中被迫害致死。但他不是专业的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历史学家。顾准绝对是个上海人，但他对市场价格调节经济的超前研究是在北京进行的，如果没有孙冶方，如果在上海，顾准的论文能发表吗？何清涟的文笔很犀利，在感情上我也不赞成她对师辈的某些评论。她提到某江南著名学府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搞了几十年的经济学，唯一的创见是把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经济的“剩余价值”概念，转换为“价值剩余”的概念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如果真有此事，确实令人尴尬。

上海的经济学家大约太忙，或者有点世故，所以真正的学术批评就变得稀缺。夏炎德在60年前的那部书中认为国内经济学发展缓慢有三个原因：1．“吾国经济学界，犹停滞于接受外来思想之时期，不少学者且视为固然，各以其留学国或师承之学说奉为圭臬，曾不思转而自谋创造。”2．“吾国近年后起经济学者固众，大多倾向于应用方面，如致力财政、金融、货币、银行、贸易、会计与统计之学，取其与实务有关，堪为个人事业发展之助。其下焉者仅欲博一技之长，以为谋生工具，对于高深学理掉首不顾……此种功用主义之倾向，将使经济学之发展大受影响。”3．经济学著作，“重量不重质之弊，甚为明显。一般著作，大抵平平，其有特殊所见者不可多觏，而一知半解之论，以及似是而非之说，则在所多出。出版界之缺乏鉴别力，学术界之缺少严正批评，实为一大原因。”反观今日的上海经济学界，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时下流行项目课题制，拿到课题便有了钱，也意味着课题成果一定是优质的。因为定重点，下课题，给（出版）资助，评奖项，都是同一拨人，哥儿们互相照应，肥水不外流，于是吹捧之风日盛，平庸之作不绝。至于经济学家的学风品行，大家更是讳莫如深。前两年南开的一批博士生出过一本《中国十位著名经济学家批判》，其中说某位权威“自叹社会工作很多、很忙，早晨还在南疆，下午已到北国”。后生们说得好：“经济学家过于热衷于参与政策，热衷于企业策划，热衷于预测分析是一个误区，甚至很有成就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未能免俗。经济学家的社会兼职成了经济学家的主业，就像一个农民在别人的园地里耕耘，把自己的园地都荒芜了。这也是经济学研究者的短期行为。”可惜，这样的声音在申城听不到。

相对于外地汉子，上海的经济学家显得有些圆滑。北方有位学者很正统，曾明言萨克斯在俄罗斯进行的“休克疗法”是复辟资本主义，张五常来内地讲演，他眼睛瞪得大大的，反问道：“这样一个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传教士，到中国来的目的不是明摆着吗？”但这是一种纯真的正统，至少他的观点很公开，你若不同意，可以和他争论，也可以等待实践验证。而上海的经济学家却不，他们的特点是跟风，善变。樊纲是个上海人，他发挥到极致时也闹笑话（如说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写于《国富论》之后，意在表白自己并非求利之徒），但有两个观点十分到位：其一，对于西方规范的市场经济学说，中国人需要借鉴的主要是基础性的理论，引进具体的应用方法倒在其次；其二，“理论家要做的是‘事前’通过理论分析揭示出规律，使人们为即将发生的事做好准备，而不是‘事后’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樊纲从来不属于上海经济学家的群体，他的第二点批评也没有具体的指向，但“不断修正自己的理论观点”的上海经济学人，对此是应该感到心虚脸红的。

不能说上海的经济学家都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张军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表态就很有个性。如关于现代经济学，他写道：目前仍代表着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状况的说法是，“在对待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上，既不要盲目排斥，也不要盲目崇拜；要吸取其合理的成分，也要剔除其糟粕”，“我们清楚，这样一种研究方式很难提高中国经济学家的研究水平并走向现代化……虽然你很难说它不对，但是它却什么都没有告诉你。”他还说：改革开放以来，“一旦中国的经济学有所前进时，就受到一些人的指责：照搬了！西方化了！盲目崇拜了！等等。这样的指责并不是建立在理论之间的相互竞争基础上的，它不是真正的学术争论，指责他人的人并没有可以与他人相竞争的理论发展出来，而是以不负责任的方式给别人扣上‘帽子’，客观上阻碍中国经济学的发展”。

还是这位张军，写过一篇《京城的经济学家》，其中提到，北京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最为集中的地方，何以至此？可能的解释大致有首都的地位、特殊的话语权、媒体的优势，等等。由此他不无遗憾地认为：“在当今的中国，大量的‘著名的’经济学家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接近政府、接近领导人、接近官方的媒体以及最终接近‘公众’的程度决定着。”这种对现象的描述隐含着一个重要的指向：一个地方的经济学家是否真正具有学术影响和人格魅力，最关键的取决于他们有没有思想以及为捍卫他们认为是正确的思想的勇气。这使我想到了吴敬琏。

吴敬琏不是个上海人，但他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又受到从上海去的顾准的思想影响，因而和上海是有学术关系的。吴敬琏在国内经济学界的地位，主要不在于他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员，也不是因为他是全国政协委员（有些经济学家也是全国政协委员，但在学界和民众心目中口碑很糟），而是由于他在我国最早提出了以市场为经济改革取向。市场经济如今已成为妇孺皆知的词语，可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还是个十分敏感、多少有些贬义的东西。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上，能和计划经济派公开争论，了解到高层人士对市场作用提出严厉质疑后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听到用意叵测的“吴市场”的称呼坦然处之，一个让人尊敬的学者形象就这样树起来了。还记得，20世纪末，他直言揭露了股市中的“基金黑幕”，面对多位“著名”经济学家的诘问，吴敬琏掷地有声地表示：“我把诘难者指责我过多地为中小投资者讲话，有太多的‘平民意识’，看作一种表扬，只怕自己的工作当不起这样的赞誉。我理解所谓平民意识，就是经常想到普通百姓的疾苦，尽力为多数人谋利益；而专业精神则除了专业知识、能力、责任心之外，也包含着特定的信念和道德。依我看，这种信念和道德恰恰和我所学习的经济学理论和秉持的科学精神是统一的。”大多数上海的经济学家缺什么？就缺这！

回到本文的题目上来。我以为，经济发达既可以给经济学研究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又能够使学者的创新性工作获得必要的资金援助，但如果经济学家缺乏职业精神，则优厚的物质条件也会阻碍经济学的发展。黄有光承认，在社会科学家中间，也许是近朱者赤的缘故，经济学家是比较看重物质利益的。不过，一旦把经济学研究等同于“作稻粱谋”，想提升理论水平就难有指望。当年哈耶克想进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教授委员会硬是不答应，原因是哈氏写过《通往奴役之路》，社会声誉日隆，而专业精神打了折扣。保罗·A.萨缪尔森在其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讲演中说，学者只为值得获取的铜板即同仁的赞许而工作。对这种理念“一笑而过”的自然大有人在，但上海经济学的发展，必然依赖于能认真思索这段话的上海经济学家。（2004年11月）

也谈经济学的“流”和“派”

时下流派一词很风行，但从经济学发展史的资料看，关于“派”的议论反而要比“流”来得早。“派”者，学派也。1940年代，王亚南率先提出了创立“中国经济学”的任务。他指出：“中国今日经济学界，特别是大学讲坛上流行的经济思想，正是先进国在它们现阶段所要求的经济理论——歪曲掩饰现实经济的理论——这些理论，大部分是障害中国经济发展的。”这就是说，“我们不但在吃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亏，我们还在吃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发展的亏”。为了改变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王亚南认为，一方面要以批判的眼光去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则要“逐渐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那种理论的全般体系，可以特别注意其论断或结论在中国社会经济上的应用；此外，其例解、其引证，尽可能把中国经济实况，作为材料”，是“一种特别具有改造中国社会经济，解除中国思想束缚的性质与内容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之历史发展的迹象》）。但这个主张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如许涤新认为：这种提法“会使人感觉到中国太特别了。中国亦有中国自己的东西。顾名思义，‘中国经济学’当然是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学不同的”，中国社会经济固然有许多特点，但是这些特点“并不是与世界其他各国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普遍真理绝缘的”，而且，“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任务是在于将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法则和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则相结合，反之，‘中国经济学’之提出则着重在中国经济之特殊性……其实，把国籍标出来，并不一定能呈现它的特点，反而是会损害了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的”。（《广义政治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后，这个话题重新提起。许多学者在创立中国经济学派的问题上发表过见解，内容涉及构建路径、研究对象、理论假设、学术规范等。当然，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赵晓雷说：“事实上，要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一种理论体系是困难的……如果将‘中国经济学’理解为是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那么中国经济学者研究外国经济算是什么经济学？或者外国经济学家研究中国经济是否也应归入‘中国经济学’？如果将中国的经济学者所从事的经济学研究说成是‘中国经济学’，那么那些在国外拿到‘绿卡’的中国学人所作的研究是否算‘中国经济学’？”（《新中国经济理论史》）张军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学界的同仁志士都十分关心我们经济学研究如何现代化的问题，曾经讨论过关于‘本土化’和‘国际化’的问题，也有过是否建立所谓的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的问题争论。所有这些问题的焦点就是怎样对待来自西方的经济学，而这在中国的经济学界又是一个说了再说的老问题。”（《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在他看来，与其花时间另起炉灶搞一套理论体系，还不如脚踏实地用现代经济学研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后来听说有了“海派经济学”，对它与“中国经济学”的联系与区别，颇让我琢磨了一番：两者有相似性和共生性吗？

或曰，经济学派的主要分界是指导思想，是主义，是与意识形态直接相关的方法论。这样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联系到中国的历史情境，用阶级斗争的眼光去看待学术争鸣，需要汲取的教训真不少哩。当年马寅初提出了计划生育的主张，有位大人物在北京大学向师生作报告时说：“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于是组织了200多人围攻80多岁的老学者。这样的笑话可不能重演了。

接着来谈“流”。所谓“流”，无非主流、非主流而已，关于两者的分野和是非曾在经济学界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有学者认为：主流和非主流其实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但据我所知，在经济学领域里，主流和非主流的区别在国外长期存在，国内的有关议论也发端于几年前，至于有没有原则分歧，则要看对“原则”如何定义。

关于国际学术界对主流与非主流经济学的界定，以研究经济学说史著称的两位美国教授指出：“经济学的独特性质是它在市场联系中研究人类行为。市场是一种培育贸易和交换的制度性安排。因此，现代经济学是对市场如何运行进行研究——例如，它研究价值是如何决定的，投入品如何在生产中互相联系。但它还涉及更大的一组问题，即：市场来自何方？它是组织经济活动的惟一途径吗？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它们可能如何运行？”“经济思想史充满了经济学家，他们有时提出前一组问题（即市场如何运行），有时又提出后一组问题（即不同于市场的选择是什么）。有时，但十分罕见，一位经济学家同时提出这两组问题。马克思就是这样一位学者。然而，大多数获得经济学科设计师盛名的经济学者都仅限于前一组问题。这种倾向的支配地位十分牢固，以至于被称为主流的或正统的。相比之下，对第二组问题的探讨则一般被看作是非正统的或主流之外的。”（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这就是说，是否以市场经济作为研究的对象，决定了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基本阵营。

1998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中国第一次非主流经济学者的研讨会。与会者之一的顾海兵对主流和非主流是这样区分的：1．“所谓主流就是学界跟随的人比较多，得奖的可能性大。就国内而言，主流经济学者一般紧跟国外的流行经济学者，紧跟政府的政策宣传，他们是多数派”；2．“非主流经济学者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少数派（有时是反对派）。凡是少数派的就可称之为非主流学者”；3．非主流经济学者具有自己的明显特点，如“发表批判、批评的意见远远多于发表赞同、表扬的意见”，“特别注意运用数据说话。他们的文章很少没有数字的，他们对定量分析情有独衷”，“他们没有或很少有行政与社会职务”，“非主流学者有较强的独往独来的特征”，“非主流学者在研究上没有范围限制、没有程度限制，他们往往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认为学术研究无禁区，自由与创新是学术的生命”，“非主流学者在研究问题时往往充满激情，他们常常为民请愿，他们的研究渗透着良知，他们特别关注并反映社会上平民百姓的意见”，“非主流经济学者偏爱抓实实在在的‘小’问题，抓一些‘下里巴人’性质的问题……他们不研究那些所谓的虚空的经济学问题……非主流经济学者的文章一般不符合号称‘阳春白雪’的《经济研究》的‘范式’要求”，“非主流经济学者在社会上处于中等及偏上收入地位……非主流经济学者爱财不贪财，他们的收入是取之有道的”，等等。（《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经济学家茶座》第5辑）

不难看出，国内学者对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判断标准是多重性的，既有人数方面的，又有收入方面的；既有行政地位方面的，也有行为方式方面的。涉及学术本身的主要有两点：其一，与国外主流经济学是否一致；其二，研究方法是否合乎“范式”。参考美国学者的见解，则上述第一点又可以表述为：是否从市场的联系中研究人的经济行为是中国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根本区别。断言中国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不存在原则分歧的人是从动机和目的上立论的，就是说这两种经济学研究都是为了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只是各自研究的侧重点和方法论有所不同。可人家非主流经济学者不这么看，他们把国内的主流经济学和所谓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挂起钩来，批评他们“以美国制度学派为理论武器，把中国一切问题归结为制度，主张学习美国经济法律制度（不包括民主），照搬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制度，强制实行不惜代价”（《报刊文摘》2004年5月24日第2版）。如此推论，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之间岂止是原则分歧，简直是重大政治原则分歧！

笔者赞成周振华的观点，即应当把争论放在学术的层面上（文见《社会科学报》2004年5月20日第4版）。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制度学派并不一直属于主流经济学，连大名鼎鼎的加尔布雷斯，虽然当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也不被承认是主流经济学家，原因就是他的研究不是以市场为对象的。直到新制度经济学派引入了“经济人”理性假设，把经济制度放在市场的框架内加以研究，它才被纳入主流经济学。相同的例子还有发展经济学。有意思的是，当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刚刚冒头的时候，较早对它提出批评的有斯蒂格利茨，这位诺奖得主不正是一位主流经济学家吗？由此可见，在国际上，主流经济学并不等同于新自由主义。在国内，主流经济学者也并不都是既得利益的维护者，如吴敬琏对基金黑幕的揭露就是对“下里巴人”的关注。

如果说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的研究目的都是为了富国富民，那么在通过何种途径达到这一目的的问题上，两者确实是有分歧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历史实践表明：非市场的体制缺乏效率，因而不可持续；市场取向的改革一方面促进了经济增长，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但中国的出路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建立，而不是退回到非市场化。在这个意义上，目前的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格局基本合理，无需调整。（2005年3月）

走近亚当·斯密

这件事是真的。国内有个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而且是学西方经济学说史出身的，竟然把一位古典经济学创立者的两部代表作的出版次序搞颠倒了。他说当年亚当·斯密写了《国富论》以后，由于怕人家把他也看成鸡鸣狗盗之徒，才又写《道德情操论》以表心迹。或许，经济学才俊是一时笔误，但国人对现代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缺乏了解，尤其对市场经济得以确立的道德内涵云里雾里，大抵是不错的。最近为研究之需重读了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感到离先哲的思想又近了一步。

在斯密那个时代，道德情操有着特定的含义，它是指一个在本能上是自私的人所具有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能力，即作出判断、克制私利的能力。《道德情操论》洋洋30万言，阐述的核心问题就是具有利己主义本性的个人怎样控制他的感情和行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为，以及怎样建立一个有确立行为准则必要的社会。

在《道德情操论》中，亚当·斯密把基于个人利益的利己主义称为“自爱”（Self-Love），它和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交换倾向等一起，构成人类的行为动机。在斯密看来，人的“自爱”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是人类的一种美德，不能把“自爱”和“自私”相混淆。

人为什么会追求财富？亚当·斯密分析了两个原因。首先，人天生具有创造欲望和创新能力，这种天性“不断地唤起并保持人类的勤劳的动机”，“促使人类耕种土地，建造房屋，创造城市和国家，在所有的科学和艺术领域中有所发现、有所前进。这些科学和艺术，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使之更加丰富多彩；完全改变了世界面貌，使自然界的原始森林变成适宜于耕种的平原，把沉睡荒凉的海洋变成新的粮库，变成通达大陆上各个国家的行车大道”。其次，人为追求财富而“极度”地工作是出于实现和维持其社会地位的需要，因为人都希望“引人注目、被人关心、得到同情、自满自得和博得赞许”，这些“人生的伟大目标”也就是“改善我们的条件而谋求的利益”。

由于社会经济是在分工的基础上进行的，人们为了实现自己对财富的追求，就必须遵循一系列共同的行为准则，这些“软制度”也就是亚当·斯密所认同的道德情操。对个人而言，“对我们自己个人幸福和利益的关心，在许多场合也表现为一种非常值得称赞的行为原则。节俭、勤劳、专心致志和思想集中的习惯，通常被认为是根据自私自利的动机养成的，同时也被认为是一种非常值得赞扬的品质，应该得到每个人的尊敬和赞同”。“我们所依靠的增进自己财富的主要方法是那些不致遭受损失或危险的方法：在自己的行业或职业中的真才实学，在日常工作中的刻苦和勤勉，以及在所有的花费中的节约，甚至某种程度的吝啬。”

在人际之间，亚当·斯密强调了诚信、责任、尊重他人权利的重要性。他写道：“一个善良的人，由于真心诚意地尊重神圣的正义准则（这种准则要求遵守一切严肃的诺言），是否不会想到自己有义务履行诺言，至少是很可怀疑的。”“正确的合宜性需要遵守一切诺言，只要这不违反某些其他更为神圣的责任，例如对公共利益负有的责任，对那些我们出于感激、亲情或善心而要赡养和抚养的人负有的责任。”另一方面，“谨慎的人不愿意承担任何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责任。他不在与己无关的事务上奔忙；他不干预他人的事情；他不是一个乱提意见或乱作劝告的人，即在没有人征询意见的情况下硬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的人……他在心灵深处更喜欢的是有保证的安定生活中的那种没有受到干扰的乐趣，不仅不喜欢所有成功的野心所具有的表面好看的光彩，而且不喜欢完成最伟大和最高尚的行动所带来的真正和可靠的光荣”。

于是，亚当·斯密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社会状态：人人都有追求自己利益的权力，但这种追求是在一个慎独、有序、公正的道德基础上进行的。当然，为了使经济竞争既能增加个人利益又能促进公共利益，还需要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这在斯密的《国富论》和《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及军备的讲演》等著作中有进一步的阐述。

在揭示人类行为和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过程中，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来形容隐藏在现象背后的神奇力量。“看不见的手”在《道德情操论》中出现过一次。在谈到政府干预经济的负面影响时，斯密使用了另一个比喻，他深刻地指出：“在政府中掌权的人，容易自以为非常聪明，并且常常对自己所想象的政治计划的那种虚构的完美迷恋不已，以致不能容忍它的任何一部分稍有偏差。他不断全面地实施这个计划，并且在这个计划的各个部分中，对可能妨碍这个计划实施的重大利益或强烈偏见不作任何考虑。他似乎认为他能够像用手摆布一副棋盘中的各个棋子那样非常容易地摆布偌大一个社会中的各个成员；他并没有考虑到：棋盘上的棋子除了手摆布时的作用之外，不存在别的行动原则；但是，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都有它自己的行动原则，它完全不同于立法机关可能选用来指导它的那种行动原则。”知道“棋子”的人可能不多，但它的理论价值堪与“看不见的手”相媲美。

十几年前《围城》热起来后，媒体纷纷追踪钱锺书。老学者闭门谢客，还幽了一默，说，如果你吃了一个好吃的鸡蛋，又何必去打听生了这个鸡蛋的鸡呢？话虽如此，要品味一部名著的价值，真切地了解作者还是必要的。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生于苏格兰法夫郡的卡柯尔迪。父亲是海关审计员，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斯密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他终身未娶，对母亲孝顺侍奉，报答了她的养育之恩。斯密的母亲活到90岁的高龄。在母亲逝世6年后，1790年7月17日，亚当·斯密在爱丁堡卡农盖特郡的潘穆尔府邸与世长辞，葬于卡农盖特教堂墓地。关于斯密的人品，还可以从两件事中看出。其一，当时大学教授的讲课报酬由学生交纳的听课费支付，按照规定，这笔费用一次收取，不予退款，而斯密在1763年11月辞去大学教职以后，把未及讲课的费用如数退还给了学生；其二，斯密在《国富论》中是反对政府干预经济的，他后来担任苏格兰海关专员和苏格兰盐税专员，从事的正是自己在理论上质疑的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斯密并不讳言较高收入的吸引，但他从没有为了个人的谋生和利益而修改过自己的理论观点。

顺便说一句，即使是中译本，《道德情操论》的优美行文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张五常可以用英语写漂亮的经济学论文，他说曾受益于精读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我想，如果拜读英文原版的《道德情操论》，人们获得的愉悦将会更多。斯密在致友人的信中说：“我是个迟钝、非常迟钝的作者，每一篇作品在我能勉强满意它之前，至少要写上六七遍。”名著，就是这样诞生的。（2005年10月）

从盐业腐败说到清朝的“陋规”改革

近日报载，国家对盐业系统的专项审计将在2006年全面展开。消息称，长期以来，中国对盐业实行专营管理，盐业公司既是食盐和工业盐的经营者，同时又是盐业管理的政府部门，掌握着企业赖以生存的食盐计划制定权，在业内，“几乎没有一家盐业公司不拿回扣，也没有一家生产企业敢不给盐业公司回扣”。（见《瞭望东方周刊》第42期）这印证了一条铁律：行业垄断导致腐败，垄断的历史越悠久，滋生的腐败越严重。

盐人人要吃，但单价不高，所以消费者对它的管理体制不甚关注。其实，我国从西汉开始就实行了盐铁专营政策，2100年前，桑弘羊为武帝设计并实施的这个举措，取得了“民不益赋而天下饶”的绩效。但历代有人严厉批评这个政策，指出它“与民争利”，弊端丛生。然抨击归抨击，盐业垄断依旧故我，而且衍生出一种庞大的盐政文化，在《经济大辞典》中国经济史卷中，有关盐业的条目达50多个，商务印书馆1928年还专门出版过一部《盐政辞典》。个中奥妙，盖源于盐业垄断与权势集团的利益捆绑。

历史学家王家范指出：盐商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最显赫的富商，他们钻营于政府“专营”政策起伏多变的隙缝之中，左右亨通，俯仰有术，以“官商共利”为特征，所获暴利远远高于其他经商收入。如在唐代，政府付给盐户的收购价是每斗10文，规定的专卖价（类似给盐商的批发价）则为80～100文，最高达370文，盐商卖给消费者的价格还要高，其差价总在100％以上。不仅如此，大盐商还有许多额外的生财之道，内中最黑的一招就是伙同官吏一起“公利私入”，其手法有借“赊贷”故意坏账，利用“虚估”贿赂官员等。敬宗时，福建盐监院有一贪官，赃款达30万贯，家有金床，金枕“大如斗”。

到了清代，盐商富豪俨然是“陋规”的主要“埋单”者。“陋规”又称“常规”、“规礼”，它是我国清代的一种特殊社会经济现象，各级行政官员通过这个“潜规则”可以向下属或工商业者索取献金和礼品。那时，各级官员的正式年俸不高，正一品的大学士是180两，从二品的巡抚是155两，同知、直隶州知州属正五品，80两，知县从七品，45两，最末的正九品（县主簿）和从九品（知事），分别只有33两、31两。他们的实际开销是多少呢？云贵、广西总督鄂尔泰以廉洁闻名，他估计自己的生活开支每年需要6000两，甘肃巡抚许容也说他的生活开支是5000两，再加405石粮食。如此大的缺口，没有额外的收入是无法弥补的。于是，一个非正式的经费体系应运而生，这些经费主要有四种类型：（1）下级官员以礼物和金钱的形式直接向上级官员呈递的收入；（2）来自重要的专门税收机构，也就是关差和盐政的“赢余”；（3）对于正式税收体系中赋税和物品依一定比率进行的扣除；（4）在采买和分配过程中朘削的经费。通过各种陋规，官员以公务之需中饱了私囊，如雍正时，两淮盐运使伊拉齐在任上拨发盐规12485两用于官员薪俸，衙役工食银，宴请、犒劳商人和周济遭受水灾和其他灾害的灶丁，拨出19284两用于衙门主簿、书吏和衙役等的饭银和心红纸张等开支，拨出3500两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开销和盘费。山东盐运使衙门接收规礼37000两，也用于类似的开支。

俗话说，羊毛出在羊身上。清代的“陋规”表面上看是一种官场现象，最终的受害者还是平民百姓。除了向盐商等摊派（盐商对官府的“报效”，也来自对盐户和消费者的侵夺，因为他们控制盐价权），火耗是“陋规”的另一来源。火耗最早出现在宋代，是一种附加税，用来弥补零碎白银熔化为银锭并解送中央府库过程中的损失，尽管实际的火耗只有1％～2％，但清时有的省份征收火耗已达地丁钱粮的30％～40％。火耗成为官府运作和官员额外收入的财源，这一点连皇帝本人也心照不宣，康熙就曾经表示：一个官员仅收取正项钱粮百分之十的火耗，便是好官。

为了遏止官员侵吞火耗的行径，康熙帝曾颁布法令，允许百姓揭发税收超过定额的官员，并且详细规定了惩治条例。但这样做的效果很小。雍正上台以后，决心采取措施清除陋规，并实施了火耗归公的改革。这一改革的主要精神是让州县官把征收的火耗全部提解到藩库，而不是像以往那样截留下来用作各自的开销。改革后，由国家根据各地各级官府的实际需要发放“养廉银”和“公费银”，一方面保证官员的公务经费，另一方面把他们的职务消费与个人收入区分开来。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火耗归公就是限制所有官员接触经费并向他们提供足够的公用经费，使他们不再拥有从属下加派或是勒索额外陋规的借口，从而尽最大可能消除腐败。”（［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但这一举措损害了官员的既得利益，史料表明，被剥夺了大量“合法”收入来源以后，地方官员开始求助于不合法的加派，强制性的捐献、陋规、银钱比价上的投机以及其他的办法来筹措经费。乾隆执政后，人们对火耗归公提出了质疑。到了嘉庆时，最高统治者也不得不承认，地方官员除了陋规外，别无依靠。接下来的结局就是：重新给予陋规以合法的地位。

这是一次失败的治理腐败的改革，它突出地暴露出在一个专制集权的社会环境中，权势集团的既得利益是刚性的。这种自我维护和不断膨胀的既得利益不仅凝固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结构，扩大了经济生活中的贫富差别，而且窒息着现代商业精神的培育。王家范认为官场消费是大盐商巨额利润花费的首要去向，这批费用大致用于贿赂关卡，广结政界要人，宴请送礼，也包括被动地“捐帑”、“报效”。对他们来说，为了求得官府庇护，以谋求长期的垄断利润，这样的“投资”是必要的。“只要贿赂的收益大大高于成本，商人决不会收住这只‘黑手’，腐败也必弥漫而不可收拾”（《中国历史通论》）。顾准把促成资本主义的市民精神归纳为“崇尚个人才能，力主个人权利神圣的‘极端个人主义’”，他断言：“没有这种精神支持，资本家哪里会有创事业精神，哪里敢和贵族王权抗衡……这样看来，在重农抑商历史传统下的中国商人，只会当西门庆，舔一些太监的唾余，绝不敢要求政权，就不足为怪了”（《顾准文集·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这个结论入木三分，很有说服力。

翻检历史，人们应该对那些曾经阻碍中国进步的传统陋习保持高度的警觉。消除行业腐败，需要废除经济垄断，而这将触及权势部门的根本利益，难矣。因此，对即将启动的盐业审计，我们不妨拭目以待。（2005年10月）

于混浊中留清白

今年是穆藕初先生诞辰130周年，其子家修等编撰的《穆藕初年谱》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拜读之余，感慨良多。

在20世纪上半期中国的社会舞台上，穆藕初先生扮演过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角色。兹举其大者三。首先，作为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之一，他曾是中国共产党关注并力图加以团结的对象。在其实业经营鼎盛时期，毛泽东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中把穆藕初先生称为“新兴商人派”。1939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要克服投降危险，为此必须组织中产阶级，组织工农民众，组织武装力量和政权，“中产阶级包括一部分资产阶级，如穆藕初等”。1940年10月，毛泽东致函刘少奇、陈毅、叶挺、项英等，指示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再次提到穆藕初。其次，作为接受过西方教育的民族企业家，穆藕初先生不仅在实业经营中取得过辉煌，被誉为和爱迪生、爱因斯坦、洛克菲勒等齐名的“现代之胜利者”，而且翻译引进并实施了由他的老师泰罗创立的科学管理理论，堪称中国企业管理现代化的奠基人。其三，穆藕初先生还是中国近代经济制度的设计者之一。1928年穆藕初出任国民政府工商部常务次长，1931年改任实业部常务次长。1938年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行政院直属农产促进委员会主任委员，1941年任改组后的农本局总经理。任期内，他倾注心血，全力以赴，以娴熟的专业学识、旺盛的工作热情，努力推进我国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据1930年6月出版的《工商法规汇编》一书记载，这两年中得到修订的工商法规，计有《工厂法》《工会法》《劳资争议处理法》《商会法》《工商同业工会法》《公司法》《特种工业奖励法》《票据法》《保险法》《违禁罚法》等，其他各种章程、细则、条文、条例、办法、须知、程序、通例、解释、标准等共有40余份。和以往出版的《藕初五十自述》《穆藕初文集》相比，《穆藕初年谱》对主人公的上述活动又提供了许多新的资料，这是研究者颇为珍视的。

翻阅《穆藕初年谱》，一个有血有肉、爱憎分明的前辈形象，跃然纸上。穆藕初先生是个感情丰富的人。对教育事业，他满腔热忱，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位育小学、北大的出国留学资助金，都得益他的慷慨解囊。1937年，当年获得穆氏资助、出国学有所成的罗家伦、方显廷等人服膺先生奖掖后进的精神，特集资建立“穆藕初先生奖学金”，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即为该基金的首批获奖者；对祖国文化，他精心呵护，不遗余力。为了振兴昆曲，穆藕初先生出资5万元创办苏州昆剧传习所，对此高雅艺术的衍续有“不朽之功”（俞振飞语）；对家人，他敬老爱幼，舐犊之情，溢于言表；对商界的不良习气，他痛心疾首，著文抨击；对日本侵略者，穆藕初先生义愤填膺，怒不可遏，他上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写文章揭露日寇阴谋，在最艰苦的岁月里更是为后方经济建设四处奔波，积劳成疾。以往的宣传习惯于把资本家描写成西装革履，趾高气扬，唯利是图，这和穆藕初先生根本搭不上边。已故的吴麟鑫曾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农业经济系，曾在重庆农本局任职，穆先生就是他的顶头上司。他生前以崇敬的神情对笔者说：穆先生是个非常好的人，工作起来仿佛不要命，常常通宵达旦，连年轻人也及不上他。他公私分明，写自己的东西从来不用公家的信笺。穆先生还十分关心提携后进，自己虽然在农本局工作时间不长，但学习和工作中的一些好习惯，都与穆先生的言传身教分不开。吴麟鑫这个记忆和《穆藕初年谱》给读者的印象是完全吻合的。

于今而言，我以为穆藕初先生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法治意识。1933年元旦，《东方杂志》邀请社会各界知名人士笔谈《新年的梦想》，穆藕初写道：“政治上必须实行法治，全国上下必须同样守法，选拔真才，澄清政治。官吏有贪污不法者，必须依法严惩，以肃官方。经济上必须保障实业（工人当然包括在内），以促进生产事业之发展。合而言之，政治清明，实业发达，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便是我个人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同年6月15日，穆藕初在王造时主编的《自由言论》半月刊上发表《和与战》一文，强调增强国力、抵御外敌的根本之法有五个：“（一）废除一党专政；（二）准许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种种自由；（三）实行贤能政治；（四）励行法治；（五）废除苛捐什税，及制止一切等于欺诈取财之非法勒索。”追求法治，身体力行，这是穆藕初先生由民间企业家转变角色而为政府官员的关键动因，他晚年遭遇坎坷，性格与现实发生巨大冲突，也源于此。

穆先生本来不想当官，他说，“鄙人一商人耳。向来为工商界服务，未谙政治”，考虑到“今日政府已至建设时代，在建设时代之工商业，实与政府有互动之必要。而政府与工商间，必须有人为之沟通”，所以当孔祥熙请他出山时，才“贸然应命”。为官期间，穆藕初先生工作效率很高，但对官场作派并不适应，尤其不懂派系倾轧的门道，所以当他1942年遭到蒋介石训斥，接着又被撤销农本局总经理时，外界感觉突然，连他自己也颇为意外。有人分析说：“自从穆藕初任总经理，花、纱、布的产、运、销、供的关系逐渐上轨道，农本局方面也大有钱赚，因此国民党政府的各派系都想夺取这个赚钱的机构，争夺最激烈的是政学系和孔祥熙财团。在名份上农本局隶属于经济部，归政学系的翁文灏所管，实际上穆藕初受孔祥熙的节制和利用，双方都想名实兼而有之。特别是政学系不甘利权外溢，便先从穆藕初开刀，致穆藕初突然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另一种判断更有道理：“穆先生办事廉洁有能，为各方所嫉忌，当时重庆有‘穆先生自己不想发财，妨害他人发财’之传说。”正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此之故，中国共产党对穆藕初先生不久后的逝世立即表示哀悼，董必武送的挽联是：“才是万人英，在抗战困难中，多所发明，自出机杼；功宜百代祀，于举世混浊中，独留清白，堪作楷模。”

现在知道穆藕初先生的人已经不多了，专业学者对他的了解也局限于企业经营和经济思想，感谢《穆藕初年谱》的作者，以集腋成裘的工作、翔实可信的资料，让我们看到了活生生的穆藕初先生。于混浊中留清白，这不仅是对穆藕初先生道德品行的赞许，也应该看作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精神境界的要求。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社会价值取向日益多样，传统美德和现代意识互相融合，置身于纷繁躁动的文化氛围，我感到穆藕初先生的人格、智慧和经历，尤其值得我们咀嚼、品味和思索。（2006年3月）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

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九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上海在未来的发展中要把文化建设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哲学社会科学和其他文化宣传部门要“坚持正确导向，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思想共识的形成”。差异和多样本来就是和谐的应有之义。古希腊哲人有言：“音乐之和谐，乃五声七音之辅济，而非单调同声之专一。”中国古代先哲也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显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要获得真正的繁荣，要发挥“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公众科学素养”的作用，理应提倡“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尊重差异，包容多样”也是繁荣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温家宝在视察同济大学时说：一个民族要有仰望星空的人，如果人人都把眼光盯住脚下，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这就需要社会科学的多层次研究，多角度研究，多方法研究，多风格研究。理论创新孕育于好奇、不合常规和执著探索，常常与赶时髦和求名利无关，所以更有理由得到尊重和包容。在一个多样化和差异性的社会科学体系中，仰望星空和皓首穷经的学者，政府决策和商家运作的智囊，享有同等的学术尊严和专业地位，他们的工作价值和社会效益各有千秋，不可硬分高下。

应该看到，差异性和多样化是现代社会的鲜明特征，也是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利益群体、利益追求、利益保护、利益观念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多样化的格局。社会科学以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为研究对象，怎样反映多样化的利益格局？怎样把握文化需求的差异特点？怎样实现个人自由发展和社会安定进步的和谐统一？要回答这些问题，用传统的意识形态思维和行政化方法管理社会科学研究已经明显落伍了。社会科学研究只有在自身“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前提下，才能贴近社会，关注民生，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理论指导和知识资源。

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上海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条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改善，主要标志是：一、思想氛围宽松了；二、经济状况优裕了。但要切实推进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还有一个不断优化制度环境的任务，即努力构建真正体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精神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

今年初，温家宝在谈到我国的教育问题时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质疑：为什么我国出不了大师？我以为，就社会科学的管理而言，“量化考核”和“资源导向”是比较突出的问题。“量化考核”确实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把它作为唯一或主要的指标，负面影响就明显了。而“资源导向”导致的后果更为严重。“资源导向”是指社会科学研究中以获得高额经济报酬为主要取向。依靠杰出的研究能力，通过科学的努力探索，以社会承认的学术成果获得应得的经济报酬，这无可厚非，还应得到彰显。但值得警惕的是，对经济利益的贪婪和追求成为学术研究的唯一目标，学术成为某些人控制资源、攫取财富的幌子。长此以往，理论研究的水平将下降，学术领域的风气将败坏。韩国出了个黄禹锡，中国的学术腐败也已成为人人侧目的社会公害。大学教师和专业学者的声誉不佳，国家和地方政府对社会科学的资金投入不断加大，优秀的成果却未同步增加，这些都和“资源导向”的日益强化有关。

在一定程度上，“资源导向”不是坏事，有钱总比没钱好，也不能要求学者成为苦行僧。但强调过头，难免适得其反。“一切向钱看”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潜规则，这不是社会科学的福音，而是悲哀，是斯文扫地。为了拿项目不惜在学术之外下功夫，不择手段地在所谓“重点期刊”上发文章，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很可能被边缘化，其后果是科学的独立精神和创新活力被窒息。“资源导向”可以催生出为数众多的学官、学商，但要造就出真正的学者很难。学者是在发现、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发地产生的。因此，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应该以“问题”为主要导向，要重视学者在自己的研究过程中发现“问题”的能力培养，政府的资金投入、部门的科研考核要逐步提高对这类研究的重视程度。

毫无疑问，现行的社会科学管理体制是对计划经济时期行政主体模式的进步，在形式上也与国外的做法有某些接轨。问题在于，强调“量化考核”的同时，对学术研究内在规律的尊重不够，不利于理论探讨的可持续深入；“资源导向型”的蔓延，掩盖了“问题导向型”的重要性，影响了研究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提高。在总体上，这两者都会导致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短期化、功利化，从而降低社会科学理论研究的整体效益（学术的、社会的和经济的）。

此外，虽然现行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并没有硬性限制个体研究，但在评价体系和资源分配上却明显存在不公。从“真问题”出发的个体研究（或非各级行政部门钦定的课题项目）一旦取得成果，其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是那些应景之作无法企及的，这使多样化、个体性的社会科学研究尤显必要。范文澜提倡“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这是成就传世之作的必由之路。但没有相应的制度激励，能真正静下心来做学问的毕竟凤毛麟角。胡锦涛在谈到选拔干部问题时说：不能让那些埋头苦干的人吃亏。这个原则也应当贯彻在社会科学研究的制度设计中。

因此，需要对现行的社会科学管理制度进行若干调整和补充，如增加鼓励基础理论研究、冷门学科研究的规章条文；在考核中对科研周期性给予适当考虑；尊重研究者的个体性工作；在成果评奖中放宽对申请作品的时间限度，让历史和实践显现学术成果的价值；逐步把科研投入的重点转移到后期资助上；加重对学术腐败的惩罚力度；将那些不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工作上的“不务正业”者驱逐出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加强对掌握学术资源的部门和个人的监督和约束；等等。这些改进举措的目的只有一个，即恢复和维护自然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鼓励和保障科研人员的自主选择权，协调学术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益共享，切切实实地体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2008年3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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