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外国中篇小说经典)(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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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失了名誉的卡塔琳娜·勃罗姆(外国中篇小说经典)试读：

一

下面的报道有三个主要来源，还有一些次要来源。关于这些来源，在这里先说明一下，以后就不多作解释了。这三个主要来源是：警察局的审讯记录；律师胡贝特·布洛纳博士；以及他的同学，检察官彼得·哈赫。这位哈赫显然私下补充了法庭的审讯记录，对调查机构所采取的某些措施作了说明，还补充了一些没有写进记录里的讨论研究的情况以及研究的结果；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为了公众，而仅仅是为了个人的需要，因为他的朋友布洛纳的苦恼深深打动了他，这位布洛纳对发生的一切感到无法解释，虽然，后来他认识到：“如果我对这事件认真地思考一下，那么不但不是不可解释，甚至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卡塔琳娜·勃罗姆的案件由于被告所持的态度以及她的保护人布洛纳博士所处的相当困难的处境，因而或多或少地具有想象的成分，从而也许会出现某些细小的，但却是合乎情理的毛病，就像哈赫所犯的那样，有这样的情况不仅可以理解，而且也是应该予以谅解的。

至于那些次要的来源，有的有一些意思，有的则没有多大意思，因为从报道中出现的那些关系、纠纷、偏见以及苦恼和供词本身，就可以把它们弄清楚，因而在这里就不一一说明了。

二

由于在这里谈的是关于来源的问题，如果因此而使这篇报道不时给人一种“流水式”的感觉，那么请读者原谅：这是避免不了的。人们往往不能用“来源”或“流水”来说明作品的构思，所以我们或者应该用“引导”这个概念来替代它们（外来词则可以叫做“疏通”），凡是小孩子（或者成人）玩过积水坑游戏的都应该懂得这个概念，就是把积水坑用小沟使它们彼此打通。先是把这些泥水塘沟通，使积水转移方向，让水流出去，直到最后把这些由他支配的积水统统疏导到一个蓄水沟里，引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去；尽可能地，按规定，依次有规则地引导到一个为官方所设置的阴沟里，再不然就把它引向一条河道。这里所从事的就是“疏导”或叫做“排乾”的工作，也就是一种整理过程。如果这篇小说的某些地方出现“流动”的情况，请读者原谅，那是由于水位的差异及平衡水位而引起的，因为难免也会出现淤塞、溷集或搁浅及郁积的现象，而且除了有“流不到一起的”来源外，还有地下水流等等的问题。

三

我们要在这里开始报道的事实，讲起来可能有些残忍：那是一九七

四

十

四天后，经过一个戏剧性的——我们不得不用这样的词汇表达（这里出现了必要的水位差，这种差距使水得以流动。）——发展过程后，在星期日的晚上，差不多在同一时刻——确切地说在

七

默丁曾经参加过对勃罗姆的几次审讯，他认识她，并对她抱有一定的同情，对她的报告一点也不怀疑。他用他的私人汽车把她带到警察局，让她在一个小屋里等着，然后立即通知了他的上司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一刻钟后，在勃罗姆的住所门前他们会合在一起，由一帮训练有素的警察打开了住所的门，于是这位年轻妇女的报告立刻被证明是完全真实的。

为了要尽量避免水流不通的地方，这里，我们就不再多谈有关“流血”的问题，这在电视里，电影镜头上，在恐怖影片和小歌剧里是经常碰到的；如果有什么应该在这里流动的话，那并不是“血”本身。应该讲的也许是有关色彩的效果问题：这位被枪杀的托特格斯穿着一身临时做成的酋长服装，那是用一块相当旧的床单缝的，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出，许多许多鲜红的血弄在白布上会显出什么样的情景；这时候一支手枪几乎就变成是一支喷水枪，它向衣服上喷射，就像向亚麻画布上喷射一样，与其说是像排水还不如说更像是画了一幅现代派的绘画或者舞台布景。好吧，总之事实就是这个样子。四

摄影记者阿道夫·舍纳，也在圣灰礼仪日期间，在这个正在欢度节日的城市的西郊树林里，被人开枪打死了。他会不会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呢？有一段时间，这种猜测被认为并不是不可能，但后来当人们把时间的次序弄清楚后，就认为这种想法是“不确切”的了。后来有一个出租车司机报告说，他曾经把这个也是装扮成酋长模样的舍纳和一个化装成安达卢西亚2女人的年轻妇女送到一个树丛去过。不过托特格斯在星期日中午就被杀死了，而舍纳却是在星期二中午才被枪杀。尽管人们不久就发现，用来枪杀托特格斯的手枪跟杀死舍纳的手枪并不是同一支手枪，但仍然有一段时间怀疑也是勃罗姆干的，因为这涉及动机的问题。如果她有理由在托特格斯身上报复，那么至少也有同样多的理由在舍纳身上复仇。不过调查机关认为，勃罗姆同时有两支手枪是不大可能的。勃罗姆在进行谋杀时显得冷静而机灵；而当有人问她，是否也是她把舍纳杀死的时候，她以一种可疑的、反问的方式回答他们的问题：“好啊！为什么不也杀死这个人呢？”但是一旦证实舍纳被杀时她确实不在场，这种嫌疑也就被取消了。而且，谁若是认识卡塔琳娜·勃罗姆这个人，或是在审讯过程中对她的性格有所了解的话，就会毫不怀疑：要是果真是她杀死舍纳的话，她就一定会直率地承认的。再说那个把这一对情人用汽车送到丛林去的（他说：“我倒不如说那是一片荒芜的杂草丛更恰当些。”）司机根本不认识照片上的勃罗姆。“我的上帝啊！”他说，“这些身高一米六三到一米六

八

在舍纳的住所里也没有发现任何与勃罗姆有关的痕迹。没有一点关于这个安达卢西亚女人的线索。舍纳的同事和认识的人只知道，在星期二的中午前后他从新闻记者聚会的酒店出来，“带着一个浪荡的女人溜掉了”。

五

有一位狂欢节日的高级组织者，是一个酒商，香槟酒大王——他可以自夸，是他重新鼓起了欢乐——他很欣慰地表示说：亏得这两件凶杀案在星期一和星期三才公布。“如果这些事发生在狂欢节前，那么欢乐的情绪和买卖就会全部完蛋。如果人们发现，利用化装可以犯罪，那么马上就会失去兴趣，买卖随着也就告吹。这才是真正的亵渎神圣。放纵和欢乐需要信仰，这是它们的基础。”

六

自从这两件谋杀案在记者中间传开后，《日报》采取了很不平常的态度。简直像发了疯一样地大做文章。它采用头号标题，出号外，用异乎寻常的篇幅登载讣告。仿佛这个世界上如果发生枪杀事件的话，死掉一个新闻记者是件很特殊的事情，要比谋杀一个银行经理、一个职员或者一个匪徒都要重要得多。

对于新闻界的这种过分渲染，我们应该重视。因为不只是这份《日报》，别的报纸也都把谋杀一个新闻记者看作是一桩特别恶劣的罪行，一个特别可怕的事件，带有近乎肃穆的性质，甚至具有宗教仪典的意义。有人竟然把它说成是“职业的牺牲”，《日报》甚至还坚持认为舍纳也是勃罗姆的牺牲品。虽然我们得承认，假使托特格斯不是一个新闻记者（而是一个鞋匠或面包师之类的人物）的话，那他大概不至于被人杀死，可是我们应该尝试着从中得出这样的看法：我们是否最好还是说，他的牺牲是由于他的职业所引起的呢？倒是对这个问题，我们要解释清楚。为什么像勃罗姆那样聪明且相当冷静的妇女，不只是计划谋杀，而且真的这样干了；在决定性的时刻，她不仅在一刹那间拔出了枪，而且还果真开了枪。七

现在让我们从最低的水位马上再回到高一点的水位上来。不再去管什么流血，让我们丢开新闻界的那种扰乱吧！反正在这期间，卡塔琳娜·勃罗姆的住所已被打扫干净，不能再用的地毯扔到了垃圾堆里，家具也刷洗干净安置妥当，这一切都是由布洛纳博士经手花钱办理的。尽管他没有明确担任她财产的监护人，但是他通过他的朋友哈赫，获得了这样做的权利。

那么在五年之内，这位卡塔琳娜·勃罗姆怎么会有这样一处价值十七万马克的住所呢？正如她的坐过监狱的哥哥所说：“这倒是笔牢靠的财产。”可是谁来缴纳这笔利息和还未付清的分期偿付的四万马克呢？尽管房价有所上涨。勃罗姆不只有资产，同时却负着债。

托特格斯早已被埋葬（正如有些人所说，这次葬礼非常奢侈浪费）。舍纳的死亡及埋葬，就没有那样铺张，也没有那样大肆宣传。原因何在？是否因为他的死亡不是“职业的牺牲”，而只是妒忌的牺牲的缘故呢？酋长的服装以及那支手枪（一支0.8口径的手枪）被存放到官方的物证室里。关于这支枪的来源，只有布洛纳是清楚的，那些警察和检察官们极力要找出它的线索，但却没有成功。八

对于勃罗姆在四天内的行动的调查，头几天很清楚，但一碰到星期日的行动，就弄不清楚了。

布洛纳在星期三下午亲自给了勃罗姆二周工资，每周二百八十马克。其中一笔是本周的工资，另一笔是预支下一周的，因为他和他的夫人在星期三下午要外出休冬季假。当时卡塔琳娜不仅向布洛纳保证，甚至发誓说，她一定也要休息一下，在狂欢节好好地娱乐，不再像过去那样一到节日就去做临时工。她还高兴地告诉布洛纳夫妇说，到那天晚上，她要参加一个家庭舞会，她已得到她的干妈，也就是她的女朋友和亲戚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的邀请。由于好久没有机会跳舞了，她对这次邀请感到很高兴。正由于如此，当时布洛纳夫人还对她这样说：“瞧着吧！小卡塔琳娜，我们回来后，也开个舞会，那你又可以跳舞了。”自从五六年前他们搬到城里来以后，卡塔琳娜常常抱怨没有机会“到哪个地方去跳跳舞”。因为在这个地方，就像她向布洛纳夫妇所说的那样，只有一些低级的酒店，在那里只能看到一些穷大学生和不用花钱的淫荡女人。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颓废派文人聚会的地方，这同样令她讨厌，而教会组织的舞会她是根本不参加的。

星期三下午，卡塔琳娜还在海彼茨夫妇那里工作了两小时，这是很容易就调查出来的；她在那里是临时帮忙。海彼茨夫妇在狂欢节期间正巧也要离开城市，到莱姆古去看他们的女儿，因而卡塔琳娜用她的大众牌小汽车把这两位老人送到了车站。虽然停车场挤得很，但她还是坚持把他们送到站台而且给他们提着行李（海彼茨夫人解释说：“她这样做，不是为了钱，对于这种殷勤我们根本不能给钱，这样做就会刺伤她。”）。可以证明，火车是五点半开出的。如果允许卡塔琳娜用五到十分钟的时间在已经开始了的节日的热闹中去找到她的汽车，然后还给她二十或二

十五

二十五

九

从她踏进沃尔特斯海姆的家开始，调查就很容易。因为从七点二十五分起，卡塔琳娜没有料到，她已经在警察的监视之下了。从七点三十分直到十点钟她离开这所住宅之前，如她自己后来所说的那样，她一直“单独地、亲热地”和一个名叫路德维希·戈顿的人跳着舞。十

在这里，我们不应该忘记感谢检察官彼得·哈赫。正是由于他，人们才知道了只限于司法内部的秘密通知，即刑事总监埃尔文·巴埃兹曼纳，从勃罗姆和戈顿离开沃尔特斯海姆住所的那一刻开始，就下令窃听沃尔特斯海姆以及勃罗姆的电话。发生这种事情时老是用这一种方式，在这里讲讲这个是很有价值的。碰到这种情况，通常巴埃兹曼纳总是打电话给他的有关上司，向他报告说：“我又需要我的插头了。这次要两个。”

十一

显然戈顿没有从卡塔琳娜的住所向外打电话。至少哈赫不知道他打过电话。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卡塔琳娜的住所受到严密的监视，直到星期四上午十点半既没有电话，也没有见到戈顿离开这个住所。这叫巴埃兹曼纳失去了耐心和镇静，于是带着几个全副武装的警察冲了进去。他们在作了安全预防措施后破门而入，对住宅进行了搜查，但是没有发现戈顿，只见卡塔琳娜“满不在乎地、甚至好像很幸福地”在吃早饭。她喝着一大杯咖啡，咬着一片涂了黄油和蜂蜜的白面包。她非常可疑，因为她一点也没有吃惊的样子，甚至给人以非常镇静、“尽管还不是一种洋洋得意”的感觉。她穿着一件绣菊花的绿色布料浴衣，裸露着小腿。当总监巴埃兹曼纳问她（就像她后来所讲的“相当粗暴地”）戈顿在哪儿时，她回答说：不知道。问她戈顿什么时候离开住所的，她回答说：将近九点半钟她醒来时，他已经不在了。“难道没有告别一下？”“没有。”

十二

在这里我们会听到有关巴埃兹曼纳在当时提出的一个不大确切的问题。这个问题，哈赫曾经讲了一下，但收回了；后来又提到了，但第二次又撤回了。布洛纳却把这个问题看得很重要，因为他相信，如果当时确实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场合，就会导致卡塔琳娜产生痛苦、羞赧和愤怒的感情。因为据布洛纳和他夫人的描述，卡塔琳娜·勃罗姆在两性问题上是极为敏感的，甚至表现得过于认真，因而应该考虑到巴埃兹曼纳当时由于不见了他本来确信可以落网的戈顿的踪迹，在盛怒之下有可能会提出这个不确切的问题。据说巴埃兹曼纳是向冷静地靠在小桌旁的卡塔琳娜这样问的：“他跟你睡觉了吗？”卡塔琳娜听了满脸通红，却以骄傲的胜利的姿态回答说：“不，我可不这样说。”

可以相信，如果巴埃兹曼纳真的提出了这个问题，那么从这一刹那开始，在他和卡塔琳娜之间就没有任何信赖可言。当然，他们两者之间没有建立一种信任的关系，并不能因此证明巴埃兹曼纳真是提出了这个可疑的问题，尽管这个“并不那样恶劣的”巴埃兹曼纳有可能企图问这个问题。倒是那个参加搜查的哈赫，他在同事和友人中是个出名的“好色鬼”，当他眼看着这个很有诱惑力的勃罗姆懒洋洋地靠在小桌边上时，也许是他自己产生了这种卑劣的念头，很想提出这个问题，甚至还想对她做出下流的举动来呢。

十三

勃罗姆的住所受到了彻底的搜查，没收了一些东西，主要是些文字性的东西。卡塔琳娜·勃罗姆被许可当着女警察普莱丝的面在浴室里换衣服，但是不准把门完全关紧，因为她是受到两个武装警察的严密监视的。他们允许卡塔琳娜带上她的手提包，因为她有被逮捕的可能。因此，她可以带上她的睡衣、盥洗用具袋和一些读物。她的藏书包括四本爱情小说、三本侦探小说和一本拿破仑传及瑞典女皇克丽丝蒂娜的传记，都是从图书俱乐部借来的。由于她不断地提出“我究竟犯了什么罪？”的责问，最后，女警察普莱丝就很客气地告诉她，路德维希·戈顿是个一直在被通缉的匪徒，已经证实他抢劫过银行而且还是个谋杀嫌疑犯，也许还有别的罪行。

十四

当卡塔琳娜最后在十一点钟离开住所，被带去审讯时，一直没有给她戴上手铐。最初巴埃兹曼纳坚持要给她戴上，但经过和女警察普莱丝以及他的副手默丁一场短短的谈话之后，他就放弃了他的主张。由于这一天狂欢节已经开始，寓所的许多住户都没有去上班，但还没有去参加一年一度的已经来到的农神节3的游行和欢庆等活动，因此这十层楼的公寓里，大约有二三十个居民穿着大衣、晨衣和浴衣在过道里站着。当卡塔琳娜·勃罗姆夹在巴埃兹曼纳和默丁之间，在武装警察的簇拥下离开电梯时，新闻摄影记者舍纳就在电梯前不远几步路的地方。她被从正面、背后、侧面各个角度照了许多相。后来，由于羞怯和迷惑，她几次想用手提包、盥洗用具袋和那只装有两本书及文具的塑料袋遮住她的脸。她的头发弄得很紊乱，脸上的表情很阴暗。十五

她被带到警察局，被允许略事准备，半小时后就开始了对她的审讯，并作了记录。在场的有巴埃兹曼纳、默丁、普莱丝女士，还有检察官柯尔顿博士及哈赫博士。“我的名字叫卡塔琳娜·布莱特罗，娘家姓勃罗姆。我于一九四七年三月二日生于库依尔县的格曼斯布洛希。我的父亲叫彼得·勃罗姆，是个矿工。我六岁的时候，他由于在战争中肺部受伤而去世，死时才三十七岁。战后他曾经在一个石板矿干活，可能就在那里得了肺炎。父亲死后，由于抚恤金委员会和工会不同意，我母亲就没有能够领到抚恤金。我父亲因为经常生病，家里的收入就相应地减少，我母亲不得不当各种临时工，我也很小就干家里的活。不过，虽然那时我得干许许多多的家务活，而且还不限于自己家里，还得为邻居，甚至外村的人烤面包、做菜、煮蜜饯、杀鸡宰鸭等等，却并没有影响我在学校的学业。除了许多家务劳动外，我还到地里帮忙。一九六一年我退了学，在库依尔的一个亲戚埃尔丝·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帮助下，我在库依尔的格尔贝肉铺里当帮工。在那里，有时我也帮着卖卖肉。从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六五年，由于沃尔特斯海姆女士的帮助，主要是她在经济上作了支援，使我得以进了库依尔的一所家政学校，而她就是那所学校里的一名教员。我的毕业成绩很好。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七年，我在附近的奥夫特斯布洛希的寇依勒全日托儿所当管理员，以后又在那地方的一个名叫克洛顿博士的医生家里当助理员。我在他家只待了一年，因为那位博士先生经常对我很没有礼貌，以致博士夫人很不能容忍。我也同样忍受不了，简直感到厌恶。一九六八年有几个星期我没有工作，就在家里帮母亲做做家务，后来在格曼斯布洛希鼓笛乐团的集会以及九柱戏游艺晚会上，通过我哥哥柯尔特·勃罗姆的介绍，认识了纺织工人威廉·布莱特罗，几个月后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住在格曼斯布洛希，逢到周末，旅客往来频繁的时候，我常常到克洛格旅店的厨房去帮工，有时还当服务员。半年后，我对我的丈夫产生了一种不可克制的厌恶感。关于这点我不愿意多说。以后我就离开他进了城。我被指控为‘恶意地离弃丈夫’，就这样我们离了婚，从此我又恢复了原来的姓名。最初，我借住在沃尔特斯海姆女士家里，几周以后，我在审计师菲耐姆博士家找到了管家兼助理员的工作，就搬到他家里住。菲耐姆博士给我机会参加夜校，继续念了一些课程，并且通过了管理员的国家考试。他为人很和蔼，而且很慷慨。我通过考试后，仍然留在他那里。一九六九年年底，菲耐姆博士被指控与他任职的公司所发生的重大漏税事件有关，为此而遭到逮捕。在他被带走之前，他给了我装有三个月工资的一个信封，并且请求我留在他那里，直到诉讼结束。他对我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我在他那里待了一个月，照顾他事务所里的那些雇员，他们在税务机关人员的监视下照旧工作。我打扫屋子，收拾院子，还管洗涤。此外我还经常把洗干净的衣服送给待在拘留所里的菲耐姆博士，还给他送一些吃的去，特别是常常给他送亚尔丁馅饼，这是我在库依尔的格尔贝肉铺里学会做的。可是不久事务所被关闭了，房子也被没收了，我也就不得不离开那里。有人控告他有侵吞和伪造文件的罪行，于是菲耐姆博士先生就被正式送进了监狱。而我，在这之后，也还常常去探望他。我想把他给我的两个月工资退还给他，但他坚决拒绝了。不久我在布洛纳博士夫妇那里找到了工作；我是通过菲耐姆先生才认识他们的。”“布洛纳夫妇住在城南公园住宅区的一所避暑别墅里。虽然他们让我也住到那里去，但我回绝了，我愿意独立生活，这样，我的职业就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布洛纳夫妇对我非常仁爱。布洛纳博士夫人在一所很大的建筑公司工作，她帮我在城南郊买下了我的住所，这所公寓曾经被誉为是‘临河雅寓’。布洛纳博士先生以工业法律顾问的身份，布洛纳夫人以建筑师的身份，都跟这所房子的筹建有密切关系。我曾和布洛纳博士先生合计过分期付款的利息，要买下第八层的一套房子。那是二间房间，还有厨房、浴室、厕所等。当时我已有的储蓄是七千马克，另外又由布洛纳夫妇作保借了三万马克，这样，我就于一九七〇年搬进了这套房子。最初，每月我得付一千一百马克，但是因为布洛纳夫妇不要我付伙食费，布洛纳夫人甚至还每天塞给我食品，所以就节省了我的开支。因而，从一开始我就能较快地分期偿还我的债务。四年来我一直独立生活；我的工作时间是上午七点到下午四点半。我把屋子打扫干净，买好东西，到准备好晚饭为止。我也管全家的洗涤工作。四点半到五点半之间我料理自己的家务事，然后常常有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我在退休的海彼茨夫妇那里工作。如果星期六或是星期日也工作的话，可以另外得到报酬。我有空时常常到克洛夫特酒店帮忙，或是独自代人包办组织茶会、婚礼、交谊会或者舞会，经济上自负盈亏。有时是受克洛夫特酒店的委托；有时我做记账员或是集会的组织者；有时候又当厨师或是服务员。我的总收入平均每个月约一千八百到二千三百马克。税务局承认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自己纳税，交付保险费。有关申请纳税等等这类事情，全由布洛纳办事处免费给我办理。一九七二年初我买了一辆大众牌小汽车，是一九六八年的产品。这辆车子是克洛夫特酒店的厨师凡尔纳·克洛尔默好意转让给我的。对我来说，要靠公共汽车解决交通问题，适应我的不同的而且老在变动的工作地点，是很困难的。有了这辆小汽车，我到一些距离较远的饭店举办茶会或者节日帮忙就方便得多了。”

十六

审讯从十一点半持续到十二点半，中断一个小时后，一点半又重新开始，到五点四十五分才把这一部分的审问结束。在午餐休息的时候，勃罗姆拒绝吃警察局给她的咖啡和乳酪面包；尽管对她明显地表示友好的普莱丝和默丁极力相劝，她还是不肯吃。正如哈赫所说的，她显然不能把公与私区别开来，而且不理解审讯的必要性。巴埃兹曼纳敞开了领子，弄松了领带，津津有味地吃着咖啡和面包，仿佛不仅很慈祥，而且甚至变得父亲般地亲切时，勃罗姆就坚持请求把她带到拘留所去。负责看守她的两名警察不断地劝她吃咖啡和面包，但是她依然执拗地摇摇头，只是坐在木板床上，抽着烟。拘留所里有人呕吐后黏着的残余脏物，使她皱起鼻子，打恶心，脸上的表情说明她厌恶得难受。普莱丝女士和这两个看守人员劝她试试脉搏，后来她终于同意让普莱丝女士摸了摸她的脉。当证明脉搏正常后，她就让别人从附近的一家咖啡馆拿来一块蛋糕和一杯茶。尽管其中一名早晨她在浴室里换衣服时曾经守在门口的年轻警察打算为她掏腰包，但她坚持自己付这笔钱。为此，两名警察和普莱丝女士对这一段插曲的评价是，卡塔琳娜·勃罗姆“毫无幽默感”。

十七

从一点半到五点四十五分继续审讯。巴埃兹曼纳希望她讲得简短些，但是勃罗姆在两位检察官的允许下坚持要详细讲。一开始巴埃兹曼纳很不乐意，后来也就同意了，因为把她所提供的背景详细地叙述一下，对他是很有用处的。

将近五点四十五分时，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是继续审讯，还是到此为止呢；把勃罗姆释放还是把她送进拘留所去呢。将近五点时，她同意喝一小壶茶，吃一块带火腿的面包，并且表示愿意继续审讯，因为巴埃兹曼纳答应审讯结束后可以放她回去。现在该讲到她跟沃尔特斯海姆女士之间的关系了。卡塔琳娜·勃罗姆说，她是她的干妈，她一直照顾着勃罗姆，是勃罗姆母亲的一个远房表姐；当她进城来时，这位女士马上就收留了她。“二月二十日，我被邀请去她家参加家庭舞会。这次舞会本来预定在妇女圣灰礼仪日夜晚，也就是二月

二十一

十八

从审讯的过程中可以看出，卡塔琳娜·勃罗姆对每一个措辞都是很认真地加以核对的，写在记录上的每一个句子她都要求念给她听。例如，在最后一段提到的“不礼貌”，最初在记录上写的是“温柔”，原来的措辞是“这些先生们变得温柔起来”。卡塔琳娜·勃罗姆对此极为愤怒，坚决要求改正，于是在她和检察官之间，她和巴埃兹曼纳之间引起了一场真正的有关词义的舌战。卡塔琳娜声称，“温柔”是双方的，而“不礼貌”是一种单方面的行动，而且涉及对方。当先生们认为，这一切并不如此重要，而且会由于她的缘故而使审讯延长时，她就回答说，如果在记录上以“温柔”代替了“不礼貌”的话，她将拒绝在上面签字。这两个词之间的区别对她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为什么她会跟她的丈夫离婚，其理由之一，就涉及这个问题。她的丈夫从来就没有对她“温柔”过，只是一味地“不礼貌”。

同样的关于布洛纳夫妇的用词“仁爱”也发生了类似的争论。记录上写的是“对我很亲切”，而勃罗姆坚持用“仁爱”。当人家认为“仁爱”这词太旧，建议用“慈祥”来代替时，她就冒火了。她说，“亲切”或“慈祥”跟“仁爱”都没有关系，只有用“仁爱”才能说明布洛纳夫妇对她的态度。

十九

在这期间，也审讯调查了勃罗姆的邻居，其中绝大部分人对勃罗姆不熟悉，说不出什么来。有的人偶然在电梯里碰到过她，打过招呼，只知道她有一辆红色大众牌小汽车；有人以为她是一个秘书；有人把她当作某百货公司的科长，尽管这个人有点呆板，但却总是很亲切友好。卡塔琳娜居住的第八层上的五套住所里的住户，只有两个人能讲出一些名堂来。其中之一是开理发店的施米尔夫人，还有一个是电厂的退休职员，名字叫罗维德尔。使人惊讶的是，这两个人都说，卡塔琳娜有时有绅士客人来拜访，有时她还带着绅士客人回家。施米尔夫人说，这种拜访是有规律性的，差不多隔两三周来一次。那位客人年龄在四十岁上下，精力充沛的样子，显然来自上流社会。而罗维德尔先生则认为这位客人是个瘦高的年轻人，有时他一个人来，有时和勃罗姆一起回来。两年中大概来过八九次，“这只是我注意到的来访者，至于那些我没有注意到的来客，我就说不出什么来了。”

下午跟卡塔琳娜核对口供，要她对这问题表态时，哈赫还没有想好怎么提出问题，只是试图婉转地启发她，问她：有时带回家来的那些客人，是否都是些绅士？卡塔琳娜一听见这个问题，顿时满脸通红；出于羞耻和愤怒，她尖锐地反问说：招待客人是否是被禁止的呢？这时候，她不再愿意接受这只出于好意而伸出的友谊之手了，也可能是她根本没有了解到人家的好心。为此，哈赫也变得尖刻起来，告诉她说，她应该明白，大家现在正在调查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这涉及路德维希·戈顿这个人。他的事件已经扩大，警察和检察官追查这个案件已有一年多了。说到这里，他问她，她显然不拒绝的这个来访者，是否就是同一个客人呢；而巴埃兹曼纳则粗暴地插嘴说：“这么说，您认识戈顿已经有两年啰！”

这个论证使卡塔琳娜惊讶得竟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巴埃兹曼纳摇着头注视着她。当她后来终于吃惊而又温和地吞吞吐吐回答说“不，不是的，我是在昨天才认识他的”时，给人一种不是很有自信的感觉。现在人们就开始要求她对这个来访者加以解释，但她却“相当慌张”地摇摇头，拒绝在这方面作出什么口供。这时候，巴埃兹曼纳变得像父亲般和蔼地对她说：如果她有一个男朋友，并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只要他对她不是不礼貌而是很温柔就行——在这里，巴埃兹曼纳恰好犯了一个决定性的心理学上的错误——但是他又说：她已经离婚了，用不着再有保持忠诚的义务；至于他犯的第三个决定性的错误，是他认为：非强求性的温柔有时会带来物质上的收益，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就在这一点上，卡塔琳娜·勃罗姆受到了最大的伤害。于是她拒绝继续进行供述，坚持要求把她关进监狱或送她回家。巴埃兹曼纳竟然温和而疲惫地宣布派一名官员送她回家，这使在场的人都大为惊讶——这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四十分了。当她站起身，拿起她的手提包、盥洗用具袋和塑料袋时，他却又突然粗暴地对她说：“你那位温柔的路德维希夜里是怎么从屋子里跑出去的？所有的出入口都有人看守着，肯定是您告诉他怎样出去的，您一定知道有一条通道，我非得把这个出口找到不可。再见吧！”

二十

送她回家的是默丁，巴埃兹曼纳的助手。根据他后来的报告，当时他很为这位年轻妇女担心，怕她出意外；她显得很激动，但却胸有成竹，而且使人出乎意料的是，在这种处境下，她表现得相当诙谐，也许，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有这样的可能。当汽车从城里经过，他开玩笑地问她，如果现在可以无拘无束地、心里无所牵挂地在某个地方喝一杯、跳跳舞，那倒是不坏。她点头表示赞同，而且说，这可真不坏，甚至可以说相当不错呢。后来他把她送到公寓门口，表示要把她送到楼上她的住所去时，她嘲弄地说：“啊哟！最好还是别送吧，正如您所知道的，我已经有够多的绅士客人了——但是，当然，我还是应该感谢您的。”

默丁花了整个傍晚，还有半个夜间，企图向巴埃兹曼纳证明，为了卡塔娜琳·勃罗姆的安全起见，应该把她拘留。可是当巴埃兹曼纳问他，是否他爱上了她时，他回答说，他倒是很喜欢她，还跟她同年，而且他不相信巴埃兹曼纳认为卡塔琳娜跟某个阴谋案件有牵连的论断。

至于他自己闭口不谈，后来布洛纳博士通过沃尔特斯海姆女士才知道的是：当他送卡塔琳娜从走廊走向电梯时，他给了她两个不可多得的忠告，这对他来讲是付了很高的代价的，而对他以及他的同事们甚至是相当危险的，也就是说，当他把卡塔琳娜送到电梯口时，他对她说：“您一定不要接电话，明天也不要看报纸。”在这里，他并没说清楚，究竟是不要看《日报》，还是指普通的一般报纸。二十一

那是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下午将近三点半的时候，布洛纳在他的休养地，正准备第一次滑雪，并打算进行一次比较长的远足。但是就从这时候开始，他盼望已久的休假却成了泡影。在这之前，他们到达这里之后，他和特罗德在雪地里散步了两个钟头。在晚上作一次这样的长距离散步是很愉快的。之后，他们坐在烧得旺旺的壁炉前喝了一瓶葡萄酒，然后开着窗子睡得很香。休假开始后的第一顿早饭拖得很晚。饭后的两个钟头，他们身上裹得厚厚地在阳台上的藤椅里坐着。就在这一刻，当他正要打算出发时，来了《日报》的那位记者。这家伙直截了当地就向他谈起卡塔琳娜，问他是否认为她有犯罪的可能。“怎么，”他回答，“我是律师，我可知道，哪种人才会犯罪，难道卡塔琳娜会犯罪？卡塔琳娜？不可思议。您怎么会这样想呢？您从哪儿听到这消息的？”当他最后听说，有一个长期被通缉的匪徒在卡塔琳娜那里过夜，而且她本人从早上将近十一点开始一直在受到严厉的审讯时，布洛纳真想立刻坐上飞机回去，帮她的忙。但是这位《日报》来的家伙却说，事情还不至于糟糕到这个地步——这个人是否当时看起来就是这么卑劣，还是他到后来才觉察到这点呢？——这家伙还要求布洛纳对卡塔琳娜的性格发表一些意见，而当他拒绝这个要求时，这家伙却认为，对卡塔琳娜的性格不发表意见，会使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很坏的标志，只会引起很糟糕的误解；再说这关系到“头版新闻”的问题，无疑会把卡塔琳娜的性格看得很恶劣。这个人这样一说，就使布洛纳非常激愤地回答说：“卡塔琳娜这个人聪明而伶俐。”但是说完他就很懊恼，因为他这样说，根本不能表达他原来想要说的意思，简直是词不达意。他还从来不曾和报纸，当然更不曾和《日报》打过什么交道。当这个家伙坐上他的汽车离开后，布洛纳脱掉了他的滑雪鞋，很显然，他的休假告吹了。他上楼去找特罗德，她正盖得严严地在阳台上的阳光中舒适地半睡着。他把一切都告诉了她；她叫他“赶紧打电话”，于是他试着打了一下，但是三次、四次、五次，得到的回答总是“无人接听”。夜里快十一点的时候他又试了一下，还是没有人接。那天晚上他喝了许多酒，睡得很不好。

二十二

星期五早上将近九点半的时候，布洛纳情绪恶劣地准备吃早饭，特罗德把报纸递给了他。卡塔琳娜出现在第一版上，大幅的照片，大字的标题：“强盗的情人卡塔琳娜·勃罗姆拒绝回答关于绅士客人们的问题。”下面是正文：

通缉了一年半的强盗和谋杀犯路德维希·戈顿，昨天如果不是他的情人——家庭助理员卡塔琳娜·勃罗姆消灭了他的踪迹，协助他逃跑的话，险遭逮捕。据警察局推测，该勃罗姆长期以来即已卷入这个犯罪集团云云。（请续看本报末版标题：绅士客人们）

在这篇文章里，布洛纳读到，《日报》把他对卡塔琳娜发表的意见“聪明而伶俐”改成了“冰冷而有心机”；把关于她是否有犯罪可能的意见改成了“她完全可能犯罪”。

格曼斯布洛希的牧师提供材料说：“我相信勃罗姆什么都可能做得出来。她的父亲是一个伪装的共产党员，她的母亲由于我的恻隐之心有一段时期在教堂当清洁工，可是她却偷窃教堂的弥撒酒，并和她的情夫胡作非为。”

两年以来勃罗姆一直按期有绅士客人来访。她的住所是否就是一个强盗窝、聚会处，甚至武器转运站呢？一个才二十七岁的助理员怎么可能有一所价值十一万马克的私人住宅呢？她是否用了赃款呢？警察局正在继续追查；检查官正在努力调查。请看明日报道。《日报》在跟踪追击！全部背景新闻将在周末刊出。

下午，布洛纳在飞机场的时候，回忆了不久前发生的一切：

十点二十五分，吕定极为激动地打电话来，恳求我立刻回去跟那位处于同样激动状态的阿洛依斯联系。据说，阿洛依斯正要去贝台立依浴场跟一些基督教企业主开一个会，在会上他得发表一篇重要报告，并主持讨论，但他突然一下子垮了，这是我从来不曾碰到过的，对我来讲简直是有点难以相信。

十点四十分时，卡塔琳娜来电话，问我《日报》上刊载的那些话是否真是我讲的，我很高兴，正好可以向她作一下解释。我把前后经过都告诉了她（就记忆所及），她这样回答：“我信任您，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我现在可知道了，这些浑蛋是怎么干的。今天上午他们甚至还去找了我在生重病的母亲，还有布莱特罗和另外一些人。”当我问她，她现在在哪儿时，她回答说：“在埃尔丝这里；我马上又要去接受审讯了。”

十一点，阿洛依斯来电话。这人我认识已有二十年之久，还是第一次看到他这样激动和害怕。他要我立刻就回去，要我作为他的律师处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件。他现在必须去汇报，然后跟那些基督教企业主们共餐，之后又要主持讨论会，参加一个集会，在七点半到九点半之间他可以到我们家来，然后还得去参加一个集会。

十一点半的时候，特罗德也认为，我们必须马上回去帮卡塔琳娜的忙。这时我又在她脸上看到了那种带有嘲弄意味的微笑（或许，只是跟平时一样）。看来她已经对阿洛依斯碰到的困难有了某种相当确切的看法。

十二点一刻的时候，登记了飞机票，整理了行李，结算完账目。在短短的休假四十小时后又坐上出租车。回到埃因斯去。那里的机场两点到三点一直有雾，只能等着。我对特罗德一直谈着卡塔琳娜；特罗德知道，我是非常非常喜欢卡塔琳娜的。我们还谈到，我们经常鼓励卡塔琳娜不要这样拘泥，劝她忘记不幸的童年以及不愉快的婚姻，还曾经企图克服她在金钱问题上的骄傲，打算从我们的存款中借钱给她，叫她不要向银行贷款，甚至还向她解释，如果她向我们借，只要付9%的利息，而向银行借就得付14%，这是一笔损失，向我们借就能省下许多钱，但是就连这一点也不能说服她。我们是非常感谢卡塔琳娜的：自从她不声不响地，亲切而有计划地管理我们的家务以来，不仅我们的开支大大降低，而且还使我们两人可以无牵无挂地放心去工作，对这些，用金钱是无法表达我们的感激的。她把我们从杂乱无章中解放了出来，这种混乱五年来一直干扰着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工作。

将近四点半，雾仍然一点没有减轻，最后我们决定乘火车。由于特罗德的建议，我没有给阿洛依斯·斯特劳布莱德去电话。我们坐了出租车到车站，竟然还买到了五点四十五分开往法兰克福的车票。真是艰难的旅行啊——胸中作恶，神经紧张。特罗德非常严肃而又激动，她预感到将要发生什么重大的灾祸。我们精疲力竭地在慕尼黑换车，总算搞到了卧铺车票。一路上两人担心着卡塔琳娜，同时对吕定及斯特劳布莱德感到很气恼。

二十三

星期六早上他们到达城里的车站，全城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他们沮丧而又痛苦地在月台上看到了《日报》，标题仍然是卡塔琳娜，这一回登的是卡塔琳娜由刑事警察陪同着走下警察局台阶的照片：“杀人犯的情人仍然顽强！对戈顿的去向只字不露！警察时刻准备着！”

特罗德买了一份报纸，在回家的路上，她坐在出租车里一言不发。到家特罗德开门的时候，布洛纳付钱给司机，这位司机指着《日报》对他说：“您也在里面，我一下子就认出来了；您是这个小娼妇的律师和主人。”布洛纳给了他一笔很大的小费，于是这位司机的狞笑就完全不像他说话的声音那样带着幸灾乐祸的腔调了，他甚至还把箱子、提包、滑雪鞋等一直拿进过道里，然后很友好地说：“再见！”

特罗德煮上咖啡，到浴室去洗澡。客厅的桌子上放着《日报》，旁边是两份电报：一份是吕定打来的，另一份是斯特劳布莱德打来的。吕定那份的内容是：“您没有跟我联系，很令人失望。吕定。”斯特劳布莱德那份上写的是：“不可理解，你竟然对我不闻不问。等你马上来电话。阿洛依斯。”

这时正好是八点一刻。平常这时候正是卡塔琳娜给他们准备好早饭的时候；那时她总是铺上桌布，上边放着鲜花，洗得干干净净的餐巾，各种面包，还有蜂蜜、鸡蛋和咖啡，以及专为特罗德准备的烤面包片和橙子酱。

特罗德把咖啡壶和一些麸皮面包、蜂蜜、黄油拿出来的时候，非常感伤地说：“不会再恢复从前的那个样子了，不会了，不是这些警察，就是这份《日报》，会把这个女孩子给毁了。如果《日报》对她不再感兴趣，光是这些人也会把她毁掉的。你来，先读一下这个，然后再打电话给这些绅士客人吧。”于是他读到了下边的文章：

为了向读者提供更多的材料，《日报》努力搜罗了能够说明勃罗姆的性格以及她不清不楚的过去历史的资料。《日报》的记者采访了正患重病的勃罗姆的母亲。这位母亲起先埋怨她的女儿已经很久没有来看望她，之后，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她说：“必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必然会有这样的结果的。”被勃罗姆恶意离弃的前夫，老实的纺织工人威廉·布莱特罗热心地为《日报》提供了许多细节。“现在，”他抑制住即将流出的眼泪说，“我才懂得，为什么她要离开我，为什么她要抛弃我。这就是从前所发生的一切。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们普普通通的幸福生活不能使她满足。她想到外边去找高级的生活，而一个诚实俭朴的工人怎么能搞到一辆小汽车呢。也许（他聪明地补充说），您能向《日报》的读者转达我的忠告：对社会主义的虚假理解，其结果必然如此。我要问您和您的读者们：一个女佣人怎么会成为这样的财主？她是不可能老老实实地得到这些东西的。现在我可知道了，为什么她的激进的和反教会的思想一直叫我感到害怕。我感谢上帝有意没有赐给我们孩子。此外，我还懂得了，她为什么不要我的纯朴的爱，而宁愿去爱一个杀人犯，一个匪徒，这件事正好作了说明。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告诉她：我的小卡塔琳娜，要是你当时一直跟我在一起，在几年中也是会富裕起来的，也会有一辆小汽车；然而我献给你的绝不会是一辆小汽车，而是一个老老实实的、为工会所不信任的工人所能奉献的那种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唉，卡塔琳娜哟！”

布洛纳在末一版的红色一栏里还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标题：“退休老夫妇感到惊愕，但却无意外之感”，内容是：

高级中学退休校长贝尔特哈尔特·海彼茨博士及爱尔娜·海彼茨夫人对于卡塔琳娜·勃罗姆的行为感到异常吃惊，然而并不觉得“非常意外”。在莱姆古，《日报》的工作人员在海彼茨夫妇已婚的管理着一所疗养院的女儿那里采访了他们。这位古语言学家和史学家海彼茨说，勃罗姆在他那里工作了三年，他认为：“这个各方面都很激进的人物，狡猾地欺骗了我们。”（布洛纳后来打电话给海彼茨，海彼茨发誓说，他只说了下面的话：“如果要说卡塔琳娜是个过激派，那么她在乐于助人、做事细致和聪明各方面是过激的——对于她，我感到迷惑；我有四十年的教育经验，极少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继续第一版的是：

这位心碎了的勃罗姆的前夫转过身去，以便隐藏他的泪水。《日报》乘格曼斯布洛希鼓笛乐团彩排的时候去采访了他。其他的团员，例如老农梅夫尔斯，他说他以厌恶的心情疏远卡塔琳娜，认为这个人性格很特别，而且老是装得那么贞洁傲气。一群诚实工人在狂欢节的和平欢乐，受到了干扰。

最后刊载的是布洛纳和特罗德的照片，他们在花园里的游泳池旁。标题是：“从前一度以红色的特罗德而闻名的夫人扮演了什么角色，以及她那经常自我标榜为‘左派’的丈夫；高工资的工业律师布洛纳及其夫人特罗德在别墅的游泳池畔”。

二十四

在这里，出现了回溯的形式，也就是在电影和文学作品里被人称之谓“倒叙”的手法：星期六早晨布洛纳夫妇非常沮丧而失望地休假回来，但是星期五早晨卡塔琳娜就再次被提审。这次来的是普莱丝女士和一个年岁较大的轻装备的官员；而且不是从她自己的住所，而是从沃尔特斯海姆的住所带走的。卡塔琳娜是在清晨将近五点钟的时候坐自己的汽车到那里去的。女警察并不掩饰她知道不是在卡塔琳娜自己家里，而是在沃尔特斯海姆那里可以找到卡塔琳娜。（我们不应该忘记，再一次地想想布洛纳夫妇所作的牺牲以及所遭到的困难：假期的告吹，乘出租车到埃因斯飞机场，在雾中等待，乘汽车到火车站，火车开到法兰克福，然后在慕尼黑转车，在卧铺车厢里担惊受怕，清晨刚回到家，一眼就看到了《日报》，后来——当然是后来——布洛纳很后悔，在他从《日报》来的那个家伙那里得知卡塔琳娜正在受审讯时，没有及时替卡塔琳娜打个电话给哈赫。）

星期五参加卡塔琳娜第二次审讯的还是原班人马——默丁、普莱丝、检察官柯尔顿博士和哈赫博士，以及记录员安娜·洛克斯特。这位秘书对勃罗姆在语言文字上的认真敏锐感到厌烦，把卡塔琳娜这种态度称之谓“愚蠢”。特别令人惊讶的是，刑事总监巴埃兹曼纳这一天心情异乎寻常的好。他搓着手来到审讯室，招呼卡塔琳娜，而且由于自己“有点粗暴”而向卡塔琳娜表示歉意，说这不是由于他的职务，而是由于他个人的关系，他是一个不大文明的粗汉，说着他就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被没收的东西的清单。那是：（一）一本小小的已经磨损的绿色笔记本，里面有许多电话号码。经过检查，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这个本子显然卡塔琳娜已经用了有十年之久了。一位字体专家，他是被请来审查其中有无戈顿的笔迹的（戈顿的罪名之一是联邦国防军的逃兵，他曾经在军队机关里工作过，所以留下了许多笔迹），称赞卡塔琳娜的书法简直可以用来作字帖。这个女孩子，在十六岁时记下了格尔贝肉铺的电话号码，十七岁时写下了医生克洛顿博士的号码，二十岁时是菲耐姆博士家的号码，后面是各种饮食店、饭店和同事的电话号码和地址。（二）储蓄存款处的账目摘要。在这个本子里，勃罗姆把每一项收入或支出都清清楚楚地亲手记在本子的边上。存款、取款都很精确；流水账里没有一项是值得怀疑的。同样的，她自己的账本也清清楚楚。还有是各种摘记和通知单，都夹在一个夹子里，里面有她由于购置“临河雅寓”而与哈夫特克斯事务所来往的账单。至于她的税收申请、纳税清单，以及交付的税款收据，都作了仔仔细细的查核；这工作由一位经济专家进行，他没有发现有任何一笔“较大的不太清楚的款项”。巴埃兹曼纳特别重视检查最近两年来，也就是他诙谐地称作“绅士客人”时期的卡塔琳娜的经济收支情况，可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所能发现的是：卡塔琳娜每月给母亲一百五十马克。还有是她请库依尔县科尔特事务所定期修理在格曼斯布洛希的父亲坟墓的款项。她的家具开支，家庭日用品开支，以及服装、内衣、汽油等开支，一项一项经过查核，都没有发现有什么漏洞。当这位专家把本子交还给巴埃兹曼纳的时候，说：“真行呀！等到她获得自由后，如果要找一个工作的话——请给我打个招呼。我一直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可是找不到。”勃罗姆的电话账目也没有一点可疑的地方，显然她几乎没有打过长途电话。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哥哥柯尔特犯了盗窃罪被关进监狱，她有时候也接济他一些零用钱，大概是十五到三十马克。

至于教会捐款，她是不给的。从她的账本里可以看出，她从十九岁的时候，即一九六六年起，就脱离教会了。（三）一本小的笔记本。里面记的是各种不同的收支账目，一共有四栏：一栏是布洛纳家的生活费用和洗涤用品以及洗衣房等支出。从中可以知道，卡塔琳娜是自己熨衣服的。

第二栏是海彼茨家的家庭开支，记着相应的项目和金额。

再下面是勃罗姆自己的家庭开支。很清楚，她的开支是很少的。可以看出她每个月的生活开支大约是三十到五十马克。她没有电视机，显然常常去看电影，经常买一些巧克力，甚至是带馅的巧克力。

第四栏的内容是有关勃罗姆额外工作的一些开支与收入，涉及的是购置和洗濯工作服的费用，以及大众牌汽车的费用等等。这里，在关于汽油费用的问题上，巴埃兹曼纳令人奇怪地然而相当客气地向卡塔琳娜提出了问题，问她，为什么她的汽油费用这样多。这笔费用说明她汽车的里程表上标记着相当惊人的巨大数字。可以计算出来，到布洛纳家来回的路程大约是六公里，到海彼茨夫妇家大概是八公里，到沃尔特斯海姆女士那里大概是四公里；如果打宽一点计算一个平均数，外加每周有一次额外的外出工作，也算得松一点，算它二十公里，那么分摊到平时去大概是三公里，这样一算，每天大约需要二十一公里到二十二公里的路程。在这里应该考虑到，她并不是天天去看望沃尔特斯海姆的，可是大家对这一点并不计较。这样计算的话，每年大概有八千公里。她，卡塔琳娜·勃罗姆，两年前从厨师克洛尔默接受这辆大众牌汽车时，在文字协定上写得很清楚，那时是五万六千公里。现在加上两年乘以每年八千公里，那么她现在里程表上的数字应该是七万二千公里左右，可是现在的实际数字却接近十万二千公里。当然，大家也都知道，有时她要去看望她的母亲，最初是到格曼斯布洛希，后来是到库依尔的霍赫萨克疗养院；有时还要去看看关在监狱里的哥哥。可是不管是到格曼斯布洛希还是到库依尔的霍赫萨克，来回大约五十公里，而去她哥哥那里大约六十公里；要是每月算她去看一次，打宽一点的话，算她去两次，再说，她的哥哥才关了一年半，这之前一直和她妈妈一起住在格曼斯布洛希，不管这些，就按照两年计算，应该再加上四千到五千公里。这样算下来，也还有二万五千公里的路程没法解释或者说没有着落。那么她常常到一个什么地方去？是否她也许是在几个地方——在某个地方跟某个人见面呢？

当巴埃兹曼纳以温和的语调提出这个统计数字时，不只是卡塔琳娜·勃罗姆自己，所有在场的人都感到着迷甚至惊讶了。在巴埃兹曼纳算给她听的时候，勃罗姆看起来似乎并不感到生气，只是表露出由于吃惊和迷惑而引起的一种复杂的紧张表情，因为在他说话的时候，她并不打算解释这二万五千公里的去向，而是自己在苦思苦想：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什么理由，她曾经开车出去过呢？当她坐下来受审时，出于意料之外地，她变得不太冷漠了，甚至有点“温柔”起来，还有点畏惧的感觉，也肯喝茶，而且不坚持自己付钱了。现在，巴埃兹曼纳的问题已经提出，计算也已经完毕，据大多数人、或者几乎所有在场的人说，当时是死一般的寂静，仿佛大家感到，根据这个极易为人忽略的汽油费的计算问题，人们已经真正进入到了勃罗姆的内心秘密深处；而这个勃罗姆的生活，审查到现在为止，是非常清楚的。“是的。”卡塔琳娜·勃罗姆说。从现在开始，她的供词记录了下来，就如现在存档的这样：“这是肯定的。现在我很快地在头脑里算了一下，每天差不多有三十多公里。关于这问题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也没有计算过汽油费，但是我经常开车出去兜风，纯粹是兜兜风，毫无目的，开到哪里算哪里——也就是说，我开往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目的地；往南就是柯勃伦茨，往西就是阿亨，或者一直开到莱茵河下游。然而并不是天天如此，我说不出来间隔多少天才出去一次。但是多半是在下雨天，或是空闲的夜晚，而且总是单独一个人。这里，我说得更确切点，每当下雨，我总是开车出去兜圈子。至于为什么要这样，我也说不清楚。你们应该明白，有时候，我不去海彼茨那里或是没有临时的额外工作的时候，五点钟就可以回到家里，但是无事可做。我不想老到埃尔丝那里去，特别是她跟康拉德接近之后。至于一个妇女单独到电影院去并不是没有风险的。有时候，我到教堂里去坐一会儿，这不是出于信教的原因，而是因为在那里可以得到安静。但是即使在那儿也还是得听着那种出自非世俗人之口的时髦的胡说八道。当然，我也有几个朋友，例如，凡尔纳·克洛尔默，就是从他那里我买的大众牌汽车，还有他的夫人，以及克洛夫特酒店里的别的一些职工，不过老是一个人去找他们是很麻烦而且非常拘束的。所以我就干脆坐上汽车，打开收音机，开车出去，驶上公路。这经常是在下雨的时候，我最喜欢驶过两边种着大树的公路，有时候一直开到荷兰或者比利时，在那里喝一杯咖啡或者啤酒，然后再回来。是的，因为您问起我，现在我才想起来。如果您要问我，多长时间去一次，那我将回答说，每月大概有两三次，有时候少一些，有时候多一些，每次得几个小时，常常要到九十点钟，有时甚至将近十一点钟时才累得半死地回到家里。我看到一些单身妇女在晚上喝醉了酒看电视，就感到很害怕。”

巴埃兹曼纳以温柔的微笑听取了这个解释，然而他究竟怎么想却不得而知。他只是点了点头，又一次搓了搓手；他这样做，是因为卡塔琳娜·勃罗姆的口供证实了他的理论。室内有片刻一片沉寂，仿佛在场的人都感到吃惊或是有点尴尬。看起来，似乎勃罗姆第一次从她的内心深处暴露了一些什么秘密。由于这个缘故，对于另外一些查抄的东西的解释，很快地就过去了。（四）一本贴着许多人物相片的相册。这上面是些什么人是很容易查对出来的。有卡塔琳娜·勃罗姆的父亲，带着病容，一副苦恼的样子，看起来远比他实际年龄大得多。有她的母亲，这位母亲已确诊患着癌症，正在死亡的边缘上。还有她哥哥的照片，以及她自己的，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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