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书林
出版社：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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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石·拾试读：
自序
莱蒙托夫《当代英雄》的序言，一开头就这样说：“在任何一本书里，序言都是最前的同时也是最后的东西。”这话听起来费解，其实他是说，任何一本书的序言都刊印在正文的前面，而实际上是在正文完成之后才写出来的。接下来他又说：“它（指序言）或者是用于阐述写作的目的，或者是对批评意见进行辩护和回答。”莱蒙托夫这段话对序言进行了恰如其分又实事求是的注解。而我在这里要声明的是：我这篇序言是在正文还没有写出一个字的情况下就先坐下来写的。这看起来好像不合常理，不过我却能讲出自己的道理来。首先，我还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写什么，只是觉得有很多话如鲠在喉，有一吐为快的冲动；很多事如影随形，有付诸文字的欲望。但究竟是什么话、什么事，一时还没有整理出个头绪来。总之，是真话，是心里话，因为套话，应酬话我不会说；是实事，是家常事，因为国事，天下事我不敢说。既然连写什么还都说不清楚，阐述写作目的自然也就无从说起了。其次，不言而喻：文章还没有写出来，不会有什么批评意见，当然也就无需进行辩护和回答。这正是我这篇序言与一般序言不同的地方，所以它写在动笔写文章之前也就不足为怪了。如果将来有一天，我准备写的这些东西真能汇集成册并得以付梓的话，就只能再补写一篇后记来完成莱蒙托夫所讲的序言的功能了。
当然，既然要写，对要写什么真的一点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前面我说过了：有话要说，有事要写。尽管脑子里头绪尚不清楚，但只要略微做一下条分缕析的工作，对要写的内容还是可以慢慢悟出来的。另外，从我定的那个大标题上，读者似乎也可以猜到点什么——这是要写回忆性的文章。在这里，我还要说明一下，在某些人的眼里，我又做了一件本末倒置的事：未写内容，先定标题。不过根据我的理解，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名不正则言不顺”嘛！把话题再转回来。我定的这个大标题是《时·石·拾》，其含义是：时光如流水，在大河奔流的过程中，总会有不少大大小小的石子沉落到河底。我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把那些可以拾起以及我认为应该拾起的石子拾起来。不过，还是原来那个意思：到底拾哪些，不拾哪些，现在我心里还真的没有底。
我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第一年，当时，抗日战争正进行得异常激烈。现在我脑子里还有小时候关于日本的那些人、那些事的支离破碎的印象，也就是说，在日本投降以前我已经记事了。现在，我已年过七旬。七十年，在历史的长河里，不过是一滴水，但就我个人而言，种种经历确实纷繁复杂。假如一旦这条经历的长河干枯了，河底的石子可谓俯拾即是。弯下腰去拾几颗我喜爱的石子，这是一种强烈的诱惑。我禁不住这种诱惑，这其实就是我准备写几篇文章的初衷。
至于文体，我想应该叫散文。按照文艺理论家的说法，散文的特点是“形散而神不散”。不过我准备写的这些“散文”恐怕要让文艺理论家失望了。这些散文，我估计多半是“形散神也散”。所谓“神”，无非就是“主题”、“主线”之类。既然是随手拾取、信笔拈来，可能就顾不得那些“题”呀、“线”呀的了。就像几个老头坐在一起闲聊，你一句，我一句，言不及义，话锋说转就转，你到哪里去抓那个主题？我虽不敢以“老者”自居，但七十多岁的人，总可以算是一个“小老头”了吧！说几句着三不着四的话，我想听者、读者都会原谅的，就权当是“倚老卖老”吧！
至于内容，我准备以父亲、母亲开篇，这首先是出于“百善孝当先”的考虑，其次，我对他们的印象太深刻了。他们均以耄耋之年辞世，当时我已经快60岁了。他们的言行举止、音容笑貌在我头脑里所占据的位置是其他任何人与事都不可比拟的。至于开篇以后继续写什么，还是那个宗旨：思之所触，兴之所至，随手拾取，信笔拈来。准备写的人与准备读的人在一同等待。
老牛破车，拉着几个碎石块，在荒野上吱吱呀呀地前行，这是一幅很凄惨的景象，可驾驭这套老牛破车的人却在自得其乐。几块碎石，说不定哪一块能烁金，哪一块能割玉。如果确实无人与我共享，就让我独自把玩，聊以自慰吧！
我的父亲母亲
父亲母亲的故事太多了。
父亲于清光绪三十三年，即公历1907年，生于北方一个矿区城市。这里地处京畿，当初只是零零散散的几个小村庄。19世纪中后期，李鸿章办洋务，在这里开矿修路，逐渐形成了城镇。到了20世纪初，就是我父亲出生的那个年代，这里已经是一个工厂林立，街道纵横，参差数万人家的城市了。
父亲自幼家境贫寒，祖父在中国最早的一家铁路机车车辆厂当工人，收入微薄，一家人难得温饱，所以父亲只读了一年私塾，到七八岁的年纪就开始帮助家庭维持生计了。父亲生性好强，从来没有向贫穷和命运低过头。他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他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家里没有下锅的米了，祖母就带着孩子们到一个亲戚家去讨口饭吃。亲戚一看来了这么一大家子人，脸马上就沉下来了，闲言碎语地说了一大堆，然后只给了每人一碗稀得像水一样的高粱面稀饭。父亲说，看到这种情形，他当时就立志：将来一定要凭自己的努力把日子过好，决不能看别人的眼色，过低三下四的生活。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如此志向高远，实属难能可贵。正是他的这种志向，再加上他过人的聪明，让他后来终于成了一个能在别人面前挺起腰杆的人。
关于父亲的聪明，我讲两个小故事。这两件事只不过是能证明父亲聪明的诸多事件中的点滴事例而已。
父亲七岁的时候，祖母让父亲带着一块大洋去集市买一斗玉米。当时一斗玉米二十多斤，集市离家还有二里多路，父亲年幼力亏，这一斗玉米他拿不回家去，于是对卖粮人说：“我没带钱，你把玉米给我送到家去，我拿钱给你。”卖粮人不愿意失去这次赚钱的机会，就自己扛着粮食，跟在我父亲的后面，一直送到家。到了家门口，父亲马上从口袋里掏出那块大洋，递给了卖粮人。卖粮人不但没有生气，反而赞不绝口：“这么小的孩子，就这么有心计，将来一定有出息。”
从矿井提到地面上的原煤里掺杂着一部分煤矸石。工人们把煤矸石拣出来，就堆放在矿井附近。煤矸石越堆越多，逐渐形成一座小山，用我们的家乡话说，这叫“矸子山”。煤矸石里经常混有一些可以燃烧的硬煤块，当地的小孩子们就常常跑到“矸子山”上去捡那些硬煤块拿回家去当燃料。煤矸石对煤矿来讲是废弃物，可对水泥厂来讲，却是烧制水泥的好原料。煤矿把这些煤矸石卖给水泥厂，可以获得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矿方设专人看管这些“矸子山”，不允许人们上去捡拾。当时看管“矸子山”的都是印度人。矿是中英合办的，印度人是英国人的奴仆。虽然是奴仆，做起事来却尽职尽责，所以看管“矸子山”、看管铁路道口这些事，英国人都让他们来干。当时家乡有这么一种说法：“印度人看铁道，忠心保国。”当然，他们保的不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大英帝国。有一次，我父亲与十几个小伙伴，都是十一二岁的小孩子，到“矸子山”上去捡拾硬煤。当每个人的小筐快装满的时候，被印度人发现了。小伙伴们在前面跑，印度人在后面追。跑进一个小胡同以后，我父亲说：“别跑了，等着他！”于是大家停了下来。印度人跑过来了，我父亲一声令下，十几个小伙伴一齐向前，把那个印度人按翻在地。印度人虽然人高马大，却招架不住小伙伴人多势众，把那个红头阿三打了个鼻青眼肿。小伙伴们哈哈笑着跑掉了。
我记事的时候，父亲已经快40岁了，在矿上当设备维修工，负责机械、罐笼、钢缆等设备的日常维护和修理。这个工种当时在矿上称作“水手”。这个称谓的来源尚待考察。这已经是个相当不错的工作了，技术含量较高，劳动强度不大，收入也比普通的煤矿工人高得多了。但父亲并不满足，他利用业余时间给矿上的外国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去帮工，主要目的是学外语。大约半年时间，他就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也能与讲法语的比利时人交流了。此后，他就潜心自学数学、采矿学，并进修英语语法，苦练汉字书法，为升职做准备。我小时候，他白天上班，晚上学习，经常学到半夜12点。100瓦的台灯把写字台上的一面镜子上的水银烤得都变了色。练书法用的毛笔杆穿在一条铁丝上，有5米长，拴在墙上当搭衣绳。这样，他很快就通过了考试，当上了矿上的“中级员司”（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外企中层管理人员吧），每月收入涨到了80块大洋，几乎相当于十个煤矿工人的月收入，幼年时立下的志向这时基本上实现了。这大约是1946年或1947年的事。
我的家乡是在1948年底解放的，当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还有半年多的时间。父亲虽然接受了那么多年的反共宣传，且在国统时期就已经进入了当地的主流社会，但他的思想并不僵化，一解放，他就表示拥护共产党，愿意用自己所掌握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新中国服务，并很快付诸实践。1949年初，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后相继担任矿长、基本建设局局长等职务，直到离休。现在，这个在全国来讲也属特大国有企业的矿业集团所属新矿区的矿井，大多数是我父亲担任基本建设局局长时指挥开凿的。应该说他为这个矿业集团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母亲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是诸事皆有主心骨：任你风吹浪打，我自岿然不动。有一件事让我终生难忘。家乡解放那天，是市民们心情最复杂的一天。解放大军进城了，由于接受了多年的反共宣传，老百姓都心怀恐惧，看见解放军战士就躲得远远的，不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甚至性命是否能保都难以预料，因为“‘共匪’杀人不眨眼”的印象在老百姓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那天，我父亲作为管理人员正带班下矿井（当时矿上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是经常带班下井的，不比现在那些当官做老爷的书记、矿长们）。当时，父亲肠胃不好，不能吃外边的饭，每当带班下井，不能回家吃饭的时候，都要派一个勤务人员到家里来取饭。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母亲做的是烫面蒸饺。大约十一点半的时候，那位勤务人员来了。一进门，就惊惶失色地对我母亲说：“嫂子啊，今天这饭还取吗？”母亲诧异地问：“怎么啦？为什么不取？”勤务人员说：“放弃了！‘共匪’来啦！”当时我听不懂“放弃”是什么意思，理解成了“放气”，但却不知道什么地方放了气。后来才知道，“放弃”的意思是：“国民政府”和“国军”不管我们了，把我们放弃了。“共匪”这两个字我倒是听懂了，因为这个词在当时已经听得太多了。听了勤务员的话，母亲一点都没有着急，反倒笑了笑：“放弃怎么啦？‘共匪’来了又怎么啦？‘共匪’不就是杀人吗？现在还没有杀我们，我们总不能先饿死吧？”那位勤务人员只说了句“嫂子你可真心宽”，就带着饭走了。后来，人们逐渐看清了，共产党、解放军并不像当初宣传的那么可怕，而且在很多方面还确有可爱之处，所以父亲、母亲很快就投入到拥护共产党，参加新中国建设的洪流中去了。
为人父母，爱子女是天性使然。想到这个问题，很多经常挂在人们嘴边的口头禅一股脑涌入了我的脑海。诸如：“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不养儿不知父母恩”，“从小不知老娘亲，育儿才知报娘恩”，等等。但这些说法远远说不尽天下父母对子女那种最真挚、最无私的爱。父亲、母亲对我的爱让我刻骨铭心。
我20岁上大学，当时父亲正主管着偌大一个矿务局的整个基本建设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东挡西杀。尽管这样，他还是决定亲自把我送到千里之外的学校去。做这个决定以及做出这个决定之后在单位做各项准备工作之艰难是可想而知的。那正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人民都忍受着饥饿的煎熬。父亲作为中高级领导干部，享受着“吃小灶”的待遇。他把“小灶”供应给他的一些食品，诸如饼干、罐头之类节省下来，给我带上，还特意给我买了一块瑞士的罗马表。到校后的当天晚上，他不去住校方给他安排的客房，而是与我挤在一个双层床的顶铺上。一米多宽的一张小床，父子偎依，默默无语，却心心相通。我听得见他的心跳，感受得到他那舐犊的深情。至今回忆起来，仍然觉得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夜。
第二天，我把他送到火车站。他平时少言寡语，可那一路上他却说了很多。大意是：“首次远离家门，只身在外，虽难免不便，却也未必是坏事，因为这样可以学会面对社会。无论发生什么事，也不必急，不必愁，车到山前必有路。即使天塌下来，也不一定砸得到你。那么多比你高的建筑物，总会给你留出一道空隙，让你呼吸，让你生存。”父亲辞世已经十多年了，但这些叮嘱至今言犹在耳，鼓励我奋斗，让我永远保持乐观主义精神。在那以后几十年的生活道路上，我总是把逆境也当成顺风船。
父亲进站以后，还不断回头张望。他已年过半百，早已鬓生华发，他那目光中的不舍，眼神中的期待，让我泪眼模糊。此情此景，永远定格在我的脑海深处。
如果说父爱在于大节，母爱则往往体现在一些细微之处。无论子女到了什么年龄，这种细腻的母爱永远像阳光雨露一样，照耀着他们、滋润着他们、哺育着他们。一些最简单的事例就可以说明这一点。比如，有一次，我母亲与我的孩子们一起吃西瓜，当时我不在家。回到家以后，女儿指着桌上的两块西瓜对我说：“快吃吧，给你留了两块大的。我们吃瓜的时候，奶奶不停地嘱咐，‘给你爸爸留两块大的，给你爸爸留两块大的。’看来， 50岁的儿子在80岁的母亲眼里仍然是个小孩。”女儿的这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再比如，每次我出差回来，母亲总要坐到我身旁，把自己的零食，诸如瓜子、冰糖之类摆到我跟前：“吃吧，吃吧！”那表情、那眼神，跟我五六岁时所见到的完全一样，虽然当时我已经五六十岁了。
父亲、母亲是在同一年辞世的，一个在春初，一个在秋末，相隔不过半年多一点。那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当时父亲已经九十有余，母亲也已年届九旬。两个人共同生活了71年，历经了无数的风霜雨露、悲喜情愁，又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相继离去。71年的漫长岁月，当然免不了磕磕碰碰，但相互扶持，相互呵护，不离不弃，相濡以沫，却是他们这71年的真实写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当今的年轻人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那是多么难能可贵呀！父亲比母亲晚去了一步，他辞世前的那几天，我和弟弟、妹妹一直守护在他的身旁。当时他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偶尔清醒一会儿，他就会说：“我梦见你妈了，她说想我了……”听了这话，我们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一对可亲可敬的老人已经离我们而去了。逝者逝矣！一篇短文当然难以尽数表达子女对父母的思念和景仰之情，但我相信，我的子女们总能从中汲取一些营养，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排除一切障碍，永不迷路，而且会走得更顺畅，更有力，更自信。
恐共与崇洋
说来好笑，我父亲是建国前入党的离休干部，我本人也是个有几十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可我的童年却是在极度恐共的情绪中度过的，这可能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
抗战胜利后，我的家乡作为华北地区的工业重镇，可谓歌舞升平，百姓安居乐业，人们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再加上我父亲担任外企高管，收入颇丰，家里衣食无忧，我自然也就享受着幸福的童年。与此同时，政府所进行的反共宣传也甚嚣尘上，可谓无孔不入。记得上小学时，每天早晨都要升国旗，唱国歌。“……一心一德，贯彻始终”的歌声一停，校长就开始训话。我们的校长是一名国军上校，是国大代表，即使在学校里，也是一身戎装。他的训话都是以“国父遗嘱”或“总裁训谕”开头，以后几乎句句都是反共宣传。什么“‘共匪’是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啦，什么“‘共匪’到来之日，就是国难临头之时”啦，什么“你们年龄虽小，但身为党国童子军，也当以党国存亡为己任，誓与‘共匪’抗争到底”啦，不一而足。当时对这些话虽然似懂非懂，但对共产党的恐惧感已经深深地印在脑海里了。于是，小小年纪，就开始学习中国国民党党义，积极参加童子军训练，仿佛继续进行“尚未成功”的革命和捍卫党国的职责真的已经落到我们这些小孩子的肩上了。长大以后，回过头来反思，才意识到，他讲的这些话仅仅是一种宣传而已，只是小孩子太幼稚，就信以为真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当时那些幼稚的想法，也是爱国主义的萌芽，想到这一点，也就不为曾经拥护过国民党，痛恨过共产党而产生什么罪孽感了。毕竟，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为救国而成立的政治团体，至于后来两党内战的原因，还是让历史学家去评判吧。解放初期镇反时，我们这位国民党校长被镇压了。后来听说，抗战时期，他也曾是抗日英雄，在喜峰口用大刀片砍鬼子也曾不畏生死，一往无前。而且他并非蒋氏嫡系，在国民党军政界曾屡受排挤，最后一直把他挤到一所小学里当校长。当时学校里有一个机构，叫“训育处”，这个机构由党通局（中统）直接控制，它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监视这位非嫡系的国军军官。听到这些，我不禁为之唏嘘。
我四五岁时，父亲就教我识字，到了六七岁，读书、看报已经没有什么困难了。记得好像是1947年，满大街贴的都是“剿匪令”。父亲带我上街，我看见墙上的告示就闹着要读一读。当时个子小，告示贴得高，父亲就抱着让我读。我能把整篇“剿匪令”一字一句地从头读到尾，让围观的人诧异之余，交口称赞。那种拗口的“剿匪令”我当然不能全懂，但“共产党是匪，是可怕的”这个主题我还是能抓住的。当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反共、恐共的气氛之中。还记得有个卖江米小枣粽子的农村妇女，穿一身毛蓝裤褂，大人们都说她是“共党坐探”，弄得一条街的小孩子们看见她都吓得往家跑。“恐共”思想流毒之广，流毒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我曾有一个妹妹，解放前就夭折了。她冰雪聪明，两岁多一点就思维敏捷，言语流畅，理解力强。当时院子里住着我们两户人家，夏天的晚饭大家都是在院子里吃。桌子摆好之后，同院那户人家的大哥哥总会故意逗我那个小妹妹玩，高喊：“丫头啊，共产啦！”话音一落，我那个小妹妹就跑到他家的饭桌前，坐下来吃他们的饭。当时人们对“共产”的理解就是这么幼稚，这么可笑，人们害怕“共产”也就不足为怪了。
至于我的“崇洋”，也源于我童年的经历。我的家乡是一座矿区城市，我说过，它是清末李鸿章办洋务、开矿修路而逐渐形成。煤矿作为这个城市的支柱产业，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经历了从民办到官民合办，从官民合办到官办，从官办到中外合办这么一个历程。官办时期，还发行过中国第一支股票，李鸿章曾下令严禁洋人参股。但洋人常年觊觎这里丰富的资源，几乎达到了馋涎欲滴的程度，要千方百计地掠夺它。最后，腐败的满清政府终于抵挡不住列强的压力，于是，大量洋人纷纷涌入。矿权曾几易其手：美国人、俄国人、德国人、英国人都先后管理过这座煤矿，最后落了个“中英合办”的结局。日本占领时期，煤矿又沦落到日本人手里。矿务局就设在天津的英租界。来到我们这座城市的这些洋人，有技术人员，有管理人员，有传教士，有政府官员。其中有一位技术人员，叫赫伯特·胡佛，后来还当过一任美国总统。不过这位倒霉总统赶上了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未获连任，于1933年被民主党的罗斯福取代了，而他本人则躲到一个角落里潜心研究他的马克思主义去了。城市里这种洋人充斥的状况一直延续到解放前夕，所以我的童年几乎是在洋人包围的环境里度过的。父亲当时在矿上是中高级管理人员，矿务局下发的文件几乎都是英文，父亲经常拿着这些文件找到在矿上充当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洋人们，与他们讨论落实文件精神的方案。有时，这些洋人们也到我家里小坐，与父亲或闲聊，或议公。他们用英语在那里高谈阔论，我坐在一旁，默不作声，心里却在揣摩着他们谈话的内容。这样，一来二去，耳濡目染，渐渐我也能与这些洋叔叔、洋伯伯们进行简单的交流了。其实，从那时起，我就展现出了在语言方面的特殊天分。我后来能成为一个专业的外语工作者，实际上那时就已经打下了基础。
我家门前的那条路是洋人们上下班的必经之路。他们都住在一个封闭的小区里，每家一个院子，院子里有花园，有草坪，房子是两层半的西式别墅，两层在地上，半层在地下，地下部分是锅炉房和储藏室。这个小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由于我父亲的特殊身份，我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小区，并且成了这里几户居民家里的常客。由于当时年龄小，对房间的豪华，设施的讲究倒并不十分注意，倒是喜欢与他们的孩子们一起在草坪上打闹嬉戏。这些孩子们跟我年龄差不多，都会说汉语。小孩子们在一起，很快就成了朋友。如果我有一段时间不去，他们就会派人到我家里来接我。其中有一个叫埃米莉的女孩，跟我是小学的同班同学，而且座位相邻，接触最多，关系最密切。记得她回国前与我告别时，眼睛里含着泪花，抓着我的手，久久不肯放开。虽然往事如烟，但有些情景至今历历在目。这件事也是我最难忘的诸多情景中的一个。
在洋技术人员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每次他的车从街上过，一个白俄清道夫都会跑上前去，朝车里挥手。这时，那个塞尔维亚人总会把车停下来，打开车窗，扔给那个俄国人几个小钱。当时我不明白，那个白俄清道夫为什么只拦他的车。长大以后才懂了，他们同属斯拉夫人，大概是民族感情使然吧！
我上学需要经过一个铁路道口，那个道口无人看管，经常出车祸。父亲怕我出危险，就要我从一个铁路天桥上通过。那座天桥为全钢筋水泥结构，异常雄伟坚固，它横跨北宁线，扼平沈咽喉。但这个天桥是不允许行人通过的，上面有美国大兵站岗。又是父亲疏通关系，我才得以每天通过这个天桥上下学。上下学都是由一个比我大六岁的表姐接送。最初，我们过天桥时，与那些美国兵彼此无语，不过点头微笑，擦肩而过而已。后来走的次数多了，人也逐渐熟了，交流也就开始了。有时他们主动搭讪，有时我用自己学的那几句简单的英语向他们问好。有时我甚至挑起大拇指向他们表示感谢和赞扬。面对我的言行，这些年轻的美国兵极端兴奋。有人情不自禁地把我举到头顶，有人甚至去拥抱我那个表姐。在那个年代，一个十几岁的中国女孩子，对这种举动，除了惊愕，就是羞愧了。现在想起来，这些美国兵当时的心情是很容易理解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背井离乡，思亲之情与寂寞之感交融。在异国他乡，遇见一个能与自己交流的人，哪怕是一个小孩子，他们也会在内心深处感受到一丝温暖。如果他们当中如今还有人健在，也已经是耄耋老人了。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人记得那一段虽然平凡却十分温馨的经历。不过对我来讲，那段经历又给我内心深处的崇洋情绪增加了一块砝码。
解放了，英国人走了，美国人走了，俄国人又来了。说来也巧，与我同桌的又是一个洋人——一个叫萨沙的俄罗斯男孩。他会吹口琴，一曲《喀秋莎》，吸引了全班同学惊羡的目光。
儿时的恐共心理是在当时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它并没有影响我以后人生观的确立。我没有成为一个反共分子，反倒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我承认，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曾如饥似渴地阅读过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读过《资本论》的俄译本全文和中译本全文，我能用俄文背诵《共产党宣言》和《联共（布）党史》。在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是恩格斯，而他的《自然辩证法》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本书对我影响最大。我这篇文章不是讨论马克思主义的，我只是想说：儿时形成的概念对一个人成年以后的思想会有一些影响，但绝对不会成为主流。
至于儿时形成的“崇洋”思想，我并不认为它是什么坏事。我没有成为一个崇洋媚外的汉奸，倒是成了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当然，我也不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即西方所谓的“极右翼”。反之，我主张吸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文化的精髓，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融合，为我们的新文化建设服务。正是基于这种理念，我才发挥己之所长，为中外文化交流做了一点事，或者说起到了一个桥梁的作用吧。我出版了几百万字的译著，为不懂外语的中国人了解异国文化尽了一点绵薄之力。这不能不说儿时形成的崇洋思想从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儿时曾经抚摸着我的头顶夸赞我的那些洋叔叔、洋伯伯们大概都早已作古了，但是，那个流着眼泪握着我的手不肯松开的英国女孩埃米莉，那个用口琴吹奏《喀秋莎》的俄国男孩萨沙，还有那些哈哈笑着把我举过头顶和热烈拥抱过我那位表姐的美国大兵们，他们中间恐怕还有健在者。如果确有的话，让我遥祝他们幸福、平安。我想由衷地对他们说：你们给我的童年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谢谢你们！
文学之门
十几岁就有了当作家的梦想，而且确实很早就跨进了文学这座百花园的门槛。当然，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包括命运的安排，作家我没有当成。但我毕竟有过梦，进过门，而这梦，这门，对我以后的人生之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就是这个梦，这道门，引导我接触了古今中外大量的文学作品，造就了我深厚的语言功底，极大地强化了我的形象思维能力，让我在文学翻译这条路上走得顺畅，做得游刃有余。现在人们叫我教授，叫我学者，叫我翻译家，应该说是得益于当年那个梦，那道门。在这里，我顺便说几句题外话。现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知识分子头上都戴着不少头衔，动不动就被称之为“著名的什么什么家”。我倒是觉得，在当代，“著名”这个修饰词，“家”这个称号，实在太不值钱了。常常听到某某某是“著名的什么什么家”，而实际上，这个所谓“著名”的“家”连“圈里人”（现在的流行说法叫“业内人士”）都没听说过他的名字。这恐怕也是社会风气浮躁的一种表现吧。要说著名作家，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这些人才当之无愧；著名翻译家，也只有朱生豪、傅雷、曹靖华等少数几个人。至于我个人，充其量不过是个大学教师，是个语言研究工作者，是个搞翻译的人，仅此而已。那些“家”之类的头衔，还是免掉吧！当然，我虽不敢以“家”自居，但对待翻译工作，确确实实是十分认真的。听说，有一位博士，居然把“蒋介石”译成“常凯申”。我敢说，我绝对不会犯这种错误。
书归正传，重提文学这道门。说起文学之门，不能不提及把我带进这道门的引路人。那一年，我刚刚升入初中二年级，语文老师换成了一个老头。他个子不高，瘦瘦的，留着光头，说话声音有点嘶哑，撇一口京腔。当时他已经六十五六岁了，据说曾经给张作霖当过秘书，是那位东北王的文胆。可在我们眼里，这个瘦老头显得那么不起眼，很难从他身上看出当年的显赫身世。可在课堂上，他一开口，就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全都震惊了。他知识渊博，讲起课来深入浅出，生动、形象、声情并茂。我这个人，生来就感性有余，理性不足；形象思维有余，逻辑思维不足，也许这就是所谓“文人气质”吧！正是基于此，我很快就与这个比我年长半个世纪的老人成了忘年之交。他似乎也认准了我是一块可塑之材，于是我就成了他那间仅仅十几平米的办公室兼宿舍的常客。虽然年龄相差悬殊，却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谈古论今，说诗评文，有时两个人同时忘乎所以，嗟叹咏歌之余，竟“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起来。由于引路人深谙古诗文之道，所以我入门以后，在文学这条路上是从“古”字开始的。以后才逐渐由古至今，由中至外。从十几岁到七十多岁，将近60年的时间，读书不仅仅成了我的习惯，也成了我生活中最大的乐趣。记得初二升初三的那个暑假，短短四十天的时间，我读了四十多部长篇巨著。那以后，我写起文章来就真的如行云流水了。“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言不虚。
这位老人早已不在人世了，但直至今日，这个引路人，这个忘年之交，仿佛仍在前面为我开路。我看得到他那枯瘦的背影，我看得到他那披荆斩棘的神情。我写过一首诗，回忆我们彻夜长谈的情景，最后两句是：“抵掌雄谈天地阔，夜阑斗室一灯红。”谁都难以想象，这“抵掌雄谈”的两个人，一个是老者，一个是孩童。“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让我用一副对联来表达我的感恩之情吧：“盐车困骥，望伯乐而嘶风；涸泽枯鳞，遇庄周而翕吻。”
说到文学之路，文学之门，有一件事，或者说有一条路，不能不提。那是初二升初三那个暑假的一次郊游。如果说那位比我大50岁的恩师兼忘年交为我开启了文学之门的话，那么这一次郊游之路则堪称我在文学之路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单纯“读万卷书”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行万里路”。这条路成了我走向生活之路的第一步，从此，生活开始为我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营养。我落到了地面上，我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不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燕子归来无寄处，几番欲向花枝诉”之类的无病呻吟彻底与我告别了。
那次与我同行的是我的一位童年诗友，他比我小一岁，当时才14岁，但他对诗词的悟性一点都不比我差，可谓才华横溢。我们毗邻而居，又志趣相投，所以几乎达到了形影不离的程度。只要一放学，两个人就聚到一起，吟诗作对，谈古论今。要知道，我们还都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啊！当今的孩子们可能经济头脑比我们那时更灵活，但对中华文化的认知程度以及中国语言文学的功底，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比那时的我们逊色得多了，这不能不说是让人遗憾的事。我们两个惺惺相惜，我称他为“孔雀之胆”，他则赞我“子建才高八斗，书林学富五车”。虽然言过其实，但出自两个小孩子之口，只能说是童言无忌，绝对不是不知天高地厚。
夏季昼长夜短，凌晨4点，东方刚刚泛白，我们就出发了。每人斜挎一个小背包，除了食物与水之外，书本、纸、笔是必不可少的。目的地是城北30里外的青龙山，它在家乡近郊一带可以算是一座名山了。山高坡陡，早年间山上曾经有过一座道观，我们登山那一年，早已道去观空了。我们从小生长在城市，很少出城。解放前上小学的时候，老师也组织过同学们去“远足”，但那时的“远足”，出城最多四五里，看不见山，只能起到一个“春游芳草地”的作用。这一次，当我们看见第一道山梁时，内心激动不已。登上这道低矮的山梁，看到山坡上的层层梯田，看到绵延不尽的碧绿的庄稼，看到远处那更高的山峦，一种投入大自然怀抱的幸福感油然而生。此时此刻，我深深地感觉到，我们走的这条路不仅仅是一条郊野之路，一条田园之路，同时它也是一条友谊之路，一条文学之路。我们心有灵犀，不约而同地唱起了那首著名的俄罗斯歌曲《小路》，只是把“爱人”换成了“朋友”，把“战场”换成了“山岗”。
临近山麓，略显平坦。可一开始攀登，我们马上就切身体会到山路之难。虽然说不上“难于上青天”，可脚下的每一步，都在消耗着我们脆弱的体力。山其实并不高，只是险，且无路，我们只能在乱石间攀缘。他虽然瘦弱，但身形灵巧，所以总能攀在我的前面，我就只有在他身后望影兴叹的份了。有时，我朝他喊两句歌德的诗：“请停下脚步等等，你自己也喘口气。”可他兴致正浓，全然不予理会。我忽然想：以后我们的文学之路，人生之路会不会也是这么险，这么难呢？如果说我在这第一次登山时悟出了点什么人生哲理的话，这个想法就应该是其中的一种吧！当然，除此之外，我也想到了一些别的东西，但当时头脑中杂乱无章，抓不住要领。成年以后，感觉当时的想法难免幼稚可笑，也就无心去梳理它们了。
离山顶只有几十步远的地方，有一处平坦的所在，那座道观就曾经矗立在这里，但我们见到它时，就只剩下一些断垣残壁了。面对此情此景，我又心生感慨：当年，它香火正旺时，大概也曾经历过一段繁华，但景色变迁，世事轮回，昔日的繁华变成了今天的断垣残壁，可在今天的萧条中也许还孕育着明日的新生。当我从思绪中回过神来时，忽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异的景象：一泓清泉从断垣残壁间涓涓地淌出来。我们两个起初为之一愕，继而欣喜若狂，连忙捧起泉水送到嘴边。当时有的只是一股文人的冲动，至于水的味道如何，确实没有品出来，以后就更忘却了。
登上山顶，这里果然别有洞天。没想到，山路如此艰难陡峭，山顶却是一马平川。方圆数十步，足够我们这两个小孩子尽欢了。山上有两块石头很显眼。一块是低矮的平板石，光滑如镜的石面上刻着一副凹纹的中国象棋棋盘，不知当年是哪位有如此闲情逸致的世外高人所为；另一块在山顶的正中央，挺拔高耸，这块巨石叫“望海台”，据说站到上面去可以遥望渤海。小孩子不缺好奇心，我们真的爬了上去，朝渤海方向远眺，但见茫茫一片，不知是雾，是海，还是天。虽然并没有真正见到海，却也平添了一丝童趣。我们是从南坡登上来的，而从山顶的北面往下看，简直就是悬崖峭壁，是绝对无法由此上山下山的。紧靠北面的山脚下有一个小村，居高临下，还能分辨出零零落落的几十间小房。村旁流淌着一条小河，虽是远远俯瞰，但在朝阳的照射下，粼粼波光仍依稀可辨。再环视四周的山峦，目力所及之处，绝无高过此山者，大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之感。此时此刻，此情此景，我们两个小诗人自然难免诗兴大发，各自写了一首七律。现在把我当时写的那首抄录于下：千回百转几重山遥忆当年度玉关喜唱阳关临绝巘惊看古庙漱飞泉茫茫渤海狂涛险静静山村细水环当日青龙何处去游人到此觅悠闲
诗虽幼稚，但写的都是实情实景，韵律也还工整。唯一有出入的是：一路上我们唱的不是《阳关三叠》，而是让我们改过词的《小路》，不过都是歌颂友谊的，对诗来讲，无伤大雅。后来这首诗发表在当地的一份文学杂志上，颇受好评，这确实曾经让一个十五岁的小孩子喜出望外。
在初入文学之门，蹒跚学步之时，与我一路同行的，除了这位被我称之为“孔雀之胆”的小诗友之外，还有三个人。这三个人在我心目中的位置更重要。他们是我初中的同班同学，与我一样，受那位教语文的老先生影响，再加上与生俱来的感性气质，到了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对文学如醉如痴了。因为同在一个班，又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我们四个人很自然地就成了挚友。没过多长时间，四个人就结为异姓兄弟。当时少年气盛，对未来充满憧憬，以为凭我们的才能和不懈的努力，通往作家之路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为表达“川流不息”和“万马奔腾”的意境，我们四个人的笔名分别是“川万”、“川马”、“川奔”、“川腾”。于是，班里的壁报上，学校的板报上，乃至油印的校刊上，我们的文章比比皆是，偶尔还发表在地方的报刊杂志上。一时，“四大作家”的名声在这所中学里如雷贯耳。前几年，我重访母校，当年我们的老师还有几位健在，他们提起那时的“四大作家”来，仍然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少年不识愁滋味”呀！踌躇满志的我们，几乎形影不离，时而高谈阔论，时而挥笔疾书。操场上，树荫下，闹市里，郊野中，都留下过我们的身影。初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从这两年的作品中择其优者，汇成一集，自己动手，搞了一个油印的小册子，取名“脚印”。印了大约十几册，除我们四人人手一册外，还分赠给了班上一些要好的同学。这本《脚印》，我一直当宝物一样珍藏着，因为它蕴含着多少我少年时代的美好记忆呀！可惜，它在后来的一场大地震中失落了，现在想起来，还难免唏嘘。
初中毕业后，由于身体原因，我休了一年学。在这一年中，虽名为“养病”，我却从未停笔，而且写得更多了，与现实生活的接触也更加密切了。我参加了矿山俱乐部的“创作组”。表面看来，这个“创作组”是个民间机构，实际上具有半官方的性质，所以此间我写的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几乎都能在当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为了创作，我下矿井，跑基层，接触了太多太多最底层的工人和市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不少我认为很宝贵的东西。这期间，我与来矿山视察的刘少奇、周恩来握过手，谈过话；与来矿山演出的戏剧家、音乐家如张君秋、新凤霞、刘淑芳等座谈过，也曾就文艺创作问题与他们交流过想法。“初生牛犊不怕虎”，面对这些领袖、大家，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怯懦。这些见面、座谈同样丰富了我的生活阅历，我也曾把它们整理成文发表过。
我们“创作组”的隔壁就是矿山业余京剧团的排练场。从小受祖母的影响，我对戏曲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所以经常到排练场去串门，免不了学唱几段，有时还登台客串个小角色。直到现在，还有上百个京剧唱段我能信口唱来。学戏的那一段经历让我受益匪浅。那悠扬的唱腔，文雅的唱词，不仅提高了我的文学修养，还使我受到了美的熏陶。那以后，我还写了一些曲艺类和戏曲类的作品，如相声、鼓词、小歌剧等，其中一部分也曾发表过。正因为此，所以我认为，那段学戏经历，也是我文学之路的一部分。
后来，我学外语，搞研究，搞翻译，这成了我的职业和事业。表面看来，我在文学之路上走的时间并不长，其实不然。我以后所从事的各种工作，所取得的各种成绩，都与我少年时代所打下的坚实的语言文学基础密不可分。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文学之门》，实际上，入门之后，我从来没有停下过脚步。是的，我没有成为作家，不过我坚持认为：当作家的未必真懂文学，懂文学的也不一定非当作家不可。我少年时代的那些诗友、文友们也大多没有当作家，他们有的跟我一样，成了外语工作者，有的甚至搞了自然科学。但我确信，他们也一定跟我一样，年轻时的语言文学功底对他们终生从事的事业是会大有裨益的。现在大家都老了，老人容易怀旧，我真的好想他们，可他们中的有些人现在已经不知所踪了。
关于读书、写作与文学修养这个话题，我还想说几句话。这些话也许是讨人嫌的话，不过作为一个过来人，对当今的某些作家还是有益无害的，“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我不是作家，不过也可以算是一名“写者”。作家也好，“写者”也好，都必须具备两个最基本的要素：一是丰厚的文化底蕴，一是广博的生活经历，这两样东西是写作的源泉。第一样东西来自“读万卷书”。博览群书做不到，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起码要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我不想推荐书目，只想谈谈自己的读书体会。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中，我最钟情于唐宋诗词和明清小说。另外，世界上出现过三次文艺复兴，这三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书不能不读。第一次是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莎士比亚、但丁、拉伯雷、塞万提斯……都在必读之列。第二次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俄罗斯文艺复兴，不妨试着读一读梅列日科夫斯基、布宁、别雷、勃洛克、叶赛宁……第三次是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中国文艺复兴，这一时期的大师们中国人应该不生疏。当然，欧美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也不可不读：从托尔斯泰到巴尔扎克，从狄更斯到马克·吐温。第二样东西来自“行万里路”。我没有行万里路的条件，却有着比较丰富的生活阅历。士农工商、党政工团，我都干过，所以，叫“题材”也好，叫“素材”也好，在我脑子里已经装满了，只要想写，就能信笔拈来。现在我们有些人，既要当“宅男”、“宅女”，还想当作家，于是他们就只能闭门造车。三叔也好，二大爷也好，为迎合某些人的爱好与需求，编一些不着边际的故事，加上我们出版部门的单纯赢利观点，于是就造就了这么一些不伦不类的作家。近现代中外那些名作家，哪一位不是大学者？几乎没有一个著名作家不是语言学家，不是翻译家。再看看当今这些“流行作家”们，中国话都说不通，洋字母也认识不了几个。这种现象值得让每一个热爱中华文化的人深思。
再讲几句关于诗的话。诗是通过形象来表情达意的。传统的也好，现代的也好，豪放的也好，婉约的也好，无不如是。试看：“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试看：“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试看：“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试看：“她彷徨在这寂寥的雨巷/撑着油纸伞/像我一样/像我一样地/默默彳亍着/冷漠、凄清又惆怅。”哪一行诗里不蕴含着饱满的形象！就是拜伦、普希金、海涅、惠特曼这些洋诗人的诗，也概莫能外。近些年来，我不大读诗。偶尔瞥上一眼，觉得怪怪的：诗行里看不见形象，有的都是“哲理”。什么时候我们的诗人都变成“哲学家”啦？还有所谓“朦胧诗”，不知道那是诗，还是文字游戏。我年轻的时候也读过朦胧诗，也喜欢过朦胧诗，像卞之琳的诗。不过那时的朦胧诗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
关于读书、写作、文学修养和诗的这些话，有点像愤世嫉俗。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不是我不能“与时俱进”的话，就是我们的作家们在走着与文学背道而驰的路。
俄语之路
说到俄语之路，应该首先提一提我上小学时与我同桌的那个俄罗斯男孩萨沙。他长着一张典型的东欧人的脸：长圆的脸蛋，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鼻子，瓦蓝的眼睛，淡黄的头发。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但俄语毕竟是他的母语。出于好奇心，我免不了向他学几个简单的单词。于是，从那时起，“здорово”（“你好”）、“спосибо”（“谢谢”）、“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些词语就开始挂在我的嘴边了。俄语音乐性强，讲起来抑扬顿挫，小孩子自然喜欢，尤其是那个舌颤音，听起来那么悦耳，那么令人振奋。也许是由于我的天赋吧，虽然汉语里没有这个发音，可我一张口就能发出这个音来。很难说从那时起我就把俄语确定为自己的人生目标，但起码可以说我已经在俄语的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为我以后努力耕耘的那片土壤埋下了第一颗种子。
这第二步说起来就有点可笑了。这可以算生活之路上的一段小插曲，也可以算少年时代的一个小佳话。看似偶然，却成了我以后继续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关键一步。
初中开始设外语课，当时，英语与俄语这两门外国语可以自选。因为我从小就有英语基础，再加上那位英语老师在解放前曾经是我父亲的一位同事，我对他很熟悉，于是我自然而然地就选择了英语。到高中以后，本来应该继续学英语，可这时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我的选择，也改变了我的命运。学校新分配来一个教俄语的女教师，她大学刚毕业，二十二三岁，年轻，漂亮，举止端庄，亭亭玉立。据说她是北京一个富商的女儿，而且毕业前刚刚被打成右派，分配到这里来，边从事教学，边接受监督改造。我和班上那些男性伙伴们当时都是十六七岁的男孩子，一下子被这位美女教师吸引住了，哪里还顾得上她那些所谓政治背景。于是，一场可怕的“语言大转移”开始了：学英语的男同学们纷纷要求改学俄语，我这个感性十足的人自然也在其列，更何况我还有过与萨沙为友的经历，有过对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的崇拜，当然就成了要求改弦更张的冲锋陷阵者。爱屋及乌，爱萨沙，爱托尔斯泰，也爱这位美女教师，爱他们的语言也就顺理成章了。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她在给我们上第一堂课时的情景。她当时虽然头上还戴着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可毕竟她才20出头的年纪，稚气未脱，所以在课堂上一点看不出她有压力的样子。她嗓音甜美，谈吐自如，语言流利。尤其那一口俄语，着实地道。她虽初登讲台，却很像一位经验丰富的教师，一举手，一投足，都显得那么优雅，那么得体，看来是具备当教师的天赋。她的俄罗斯名字叫索菲娅，我总是亲切地称她为“索妮娅”，她对我也直呼爱称“瓦洛佳”。我曾与一位长者既为师生，又为挚友；此时，又与一位几乎与我同龄的女孩既为师生，又为挚友。这也许是我的性格使然吧！我本来语言天赋就好，再加上各种因素组成的动力，很快就成了班上俄语学习的佼佼者。在她的指导下，到了高二，我就能绘声绘色地用俄语朗诵高尔基的《海燕》。我喜欢那首俄罗斯歌曲《小路》，因为它歌颂了友谊，歌颂了爱情，歌颂了大自然的美丽，也歌颂了爱国主义精神。在那次攀登青龙山的路上唱过它，但当时用的是中文，而且让我们改了词。这时，她教会了我用俄文唱它，我们经常一起同声哼唱，配合默契，彼此心照不宣。至今，每当我独自用俄文唱起这首《小路》，她的音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前几年回家乡，我曾去她家里拜访过她。她已年过七旬，仍精神矍铄，虽已失去了青春时代的靓丽，但风度仍不减当年。我送给她一本我的译著，既是对我的学习成绩向她做一个汇报，又是对她曾教给我知识，曾施与我友爱，把我引上这条至今我仍然走着的路表达一种诚挚的谢意。我们又用俄文唱起那首《小路》，两个人都老泪纵横……
迈出了这第二步，就一发而不可收，接着就必然要迈第三步了，这第三步就是考大学我选择了俄语专业。由于我既爱俄罗斯语言，又爱俄罗斯文学，所以北京大学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就成了我的首选。可那一年出乎意外，北大比北外录取分数线高得多，我未达到北大的录取分数线，却远远高于北外的录取分数线。但按当时的录取方法，第一志愿未被录取，档案一出手，下边的各个高校就纷纷来抢。我的俄语成绩是满分，就被河北师范大学这所省属高校把住不肯撒手了，于是北外也没有上成。从此，这所省属高校就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在这里读书，在这里工作，直到退休。
这所省属高校所在的城市当时还是一座小城，初来时确实感到生活不习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不但逐渐习惯了这里的生活，而且还深深地爱上了这座小城。它那古朴的民风，在我家乡那座天轮飞转，机器隆隆，人声躁动的城市里是难得一见的。石板铺成的小街上，穿行着头上围着羊肚手巾的农民。古朴的装束，古朴的乡音，再配上那古朴的石板路，构成了这座小城的一大景观。这种充满诗意的古朴正是我爱上它的主要原因。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所与我结下不解之缘的学校就坐落在这个小城里。学校当时还远离城区，校园说不上大，却幽静深邃；楼房说不上高，却玲珑剔透；甬道说不上宽，却透着曲径通幽之美。置身其中，不禁让人想起欧阳修的“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的名句。就是在这样一座古朴的小城，在这样一个幽静的校园里，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与这所学校所结下的不解之缘，自然也就是从大学生活开始的。大学生活呀，让我一生都心驰神往的大学生活呀！那一幕幕场景，抹不掉，甩不开；那一缕缕情丝，剪不断，理还乱。众缘之首，莫过于与俄语之缘了。伟大的罗蒙诺索夫的名言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俄语具有西班牙语的庄严，法语的活泼，意大利语的温柔和德语的刚劲。用俄语可以同任何人讲话：上帝、朋友、女性和敌人。”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基础，大学的环境与名人名言的鼓舞让我一头扎进俄罗斯语言文学那宽大温暖的怀抱里，从此再也解脱不出来了。它的怀抱像大海般辽阔，像花园般艳丽，我在里面徜徉，尽享其乐，忘乎所以。是的，我忘乎所以了，竟忘记了人世间还有另外一种不了情，另外一种不解缘。
秋，永远是肃杀的。“却道天凉好个秋”也好，“秋风萧瑟天气凉”也好，在写秋的肃杀之余，都道出了诗人的无可奈何之情。似乎人们对秋的悲凉早就司空见惯了，很少有人对诗人的无病呻吟动情。可我却永远忘不了那个霜叶凋零的深秋的早晨。
树叶几乎落完了，那仅余的几片还顽强地在枝头瑟缩着。这是我走进大学校园的第一个秋天。那天早晨，我独自站在校园的一个角落里读书，忽然，一个女孩的倩影出现在我眼前。我看着她，心里愣了一下，仿佛看到了普希金笔下的“барышня-крстьянка”：高高的个子，并不美丽却颇生动的脸型，一身洗褪了色的蓝布卓娅衫，一头齐耳的短发。我知道，她是我们班学习最优秀的女生。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吧，入学不久，我们就互相产生了好感，但这一次是我们正式交往的开始。我们彼此会心地嫣然一笑，就朝小径深处走去。
说起我们的交往，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理解。她在我的心目中，与其说是女友，不如说是“语友”。所谓“语友”，就是用俄语互相交谈的朋友。我们的交往确实很密切，经常出双入对。在同学们的心目中，我们就是一对令人羡慕的情人。可我们自己心知肚明：在我们的交往中，没有花前月下的窃窃私语，没有羞涩的目光，更没有大胆的表露，有的只是俄语的言来语往。我们用俄语谈文学，用俄语读诗，甚至用俄语讲哲学，用俄语参禅。可就是谁对谁也没有讲过“Я люблю тебя”。当然，心领神会是有的。我给她写过一首诗：吴越风光最适人刚开桃李好行文赐琴墨客能为乐我奏阳关慰赤心
这不就是“吴刚赐我”嘛，因为她的名字叫“桂花”。她也曾在写给我的信中表白：“Бес тебя мне пусто”。一天晚上，我们在校园里散步，讲着俄语。也许是天太黑了，也许是太投入了，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她一下撞到花坛上，跌倒了。我把她扶起来的时候，感到她的肩膀微微抖动了一下……又一个晚上，我独自踯躅街头，设计着情景，自己和自己讲着俄语。“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虽然离得并不近，但我从她的眼睛里仿佛读到了什么……
有时，我们也在一起读我们喜爱的中国诗人的诗，徐志摩的，戴望舒的，汪静之的……有一次，我们齐声朗诵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当读到最后一节时，我们两个的声音中都透出一丝怅惘之情。仿佛预感到了什么，仿佛这“不了情”真的要“了”了，这“不解缘”真的要“解”了……
毕业的时候，我登上了北上的列车。在送行的人群里，没有见到她。但见城中绿树依旧，小街犹存。这时，我忽然想起徐志摩的那首诗，于是，我真的挥了挥衣袖。不是想挥掉袖中的云彩，而是要把美好的回忆留在这里。
也许“美好”真的让我从袖中挥出去了，大学毕业以后的俄语之路，有很长一段时间确实不那么美好。众所周知，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一切都是与政治斗争、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为了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任何美好的东西都可以抛弃，即使是毫无阶级性的语言也难逃厄运。由于中苏关系的破裂，俄语一下子被打入冷宫，丰富的俄罗斯文学遗产也都被钉上了“封、资、修”的标签。我这个以俄罗斯语言文学为特长的人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尽管如此，我与俄语之缘并未稍有冷漠。从大学毕业到我重操旧业那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俄语这个我最亲密的朋友一直陪伴在我的身边。即使在十年动乱那最艰难的时代，我也冒着坐牢甚至杀头的危险，做了三件事。当时做这些事，完全是出于对俄语热爱的本能，现在看起来，这三件事成了我以后得以继续在俄语这条路上前进的里程碑。第一件事是藏书。曾有几年的时间我被甩到长城脚下一个偏远的小山村，享受“通过劳动，改造思想”的“优厚待遇”。我历尽艰辛，几经辗转，把我珍藏的百余册俄文典籍运到了我的“劳改”所在地。我把那些书用油布包好，在宿舍的泥土地面上挖了一个坑，把它们埋了起来。正因为如此，这些书籍能够保存至今，成了我教学、科研和翻译的得力助手。第二件是“听敌台”。每到夜深人静，我就把随手携带的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调到短波，收听莫斯科的声音。几年的时间，从未间断过。要知道，在当时，“收听敌台”这个罪名甚是了得，弄不好要杀头的。正是因为这种坚持，我的听说能力没有下降，后来重操旧业时，才有轻车熟路之感。第三件是翻译。十年动乱期间，大部分书籍都成了禁书，俄苏作品尤甚。虽未焚书坑儒，却无读书自由，人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把一些名家名篇译成中文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当时是大胆的，也是很危险的，但我还是把这种想法付诸了实践。“劳改”之余，偷偷从地下翻出几本书，从一些诗文中择其优者，动笔译起来。虽然干这种工作的时间有限（必须在不被人发现的前提下进行），但几年下来，也译了十几万字，密密麻麻地写了几百页的稿纸。有一次，一不小心被人发现了，我当时吓坏了。但他是个文学爱好者，并没有去揭发我，而是把我这些译稿拿去，自己重抄了一遍，又给我送了回来。他也是个不安分的人，把他抄的译稿又送给别人转抄。当时，人们对精神食粮需求之强烈，用“如饥似渴”来形容绝不为过。这样，抄来抄去，竟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我家乡一带流传开来。我曾捏过一把汗，但有幸躲过一劫。更为“有幸”的是，当时冒险干的这件事为我以后从事翻译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大学开始，我就养成了两个习惯，这对学习外语的人和从事外语工作的人来讲应该说是好习惯。第一个习惯是说。自己设计情境，一个人扮演多个角色，进行情境对话。这种活动的场所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在路上，一个是在厕上。习惯成自然，半个多世纪以来，这种习惯一直保持至今。在那视俄语领域为禁区的时代，这种习惯更成了我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它对我口语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现在，我虽然已经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仍然经常与在异国他乡的俄罗斯朋友通电话，在电话里仍然能够谈笑自如，毫无听说方面的障碍，这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好习惯。第二个习惯是写。随时随地，无论是在会场上听领导讲话的时候（实际上我听不到领导讲的是什么），还是在工地、田间劳动的空闲时刻，我都会随便拿出一张纸，掏出随身携带的一支笔，旁若无人地写起我的俄文来。写那些我能背诵的俄罗斯名诗美文，有时也会写几句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个习惯使我的俄文书写能力和书面表达能力能永远保持在一定的水平。在那个文化横遭扫荡的时代，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内心是痛苦的，而这两个习惯却能让我苦中作乐。每每我在一张碎纸片上奋笔疾书的时候，我就会想起“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这几句诗来。此时此刻，我不就是在“矮纸斜行闲作草”吗？而且我也确信，“清明”的岁月总会到来的，我也终将回到那个属于我的“家”。
是的，这一天终于来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苏关系解冻，两国的贸易往来骤然升温，于是我毅然辞去了中学校长的职务，投身到中俄贸易的洪流里去了。我弃文从商，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重逢那久违的挚友——俄罗斯语言文学。我随一个商团来到俄罗斯，从事经贸翻译工作。由于我20多年对这位挚友不离不弃，所以这项工作对我来讲是轻而易举的。我的主要目的是感受俄罗斯文化，感受辽阔的俄罗斯大地的氛围，从远东港城到欧洲腹地，从北极冰原到黑海之滨，我的心在震颤，我的身在狂舞，我的脑在急转，我的口在高歌。傍晚，在莫斯科郊外的白桦林里漫步，哼着那首举世闻名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看着脚下这条细长的小路，听着白桦林在风中舞动的声音，那景，那情，真的让我如痴如醉。白桦林，它是俄罗斯的象征，它是俄罗斯诗人的至爱，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站在康斯坦丁诺沃这个绿树掩映下的村落旁，听着奥卡河潺潺的水声，看着河两岸旖旎的风光、苍黛的色彩，感受着这里的宁静和恬适，叶赛宁那一行行优美的诗句轮番在我脑海中盘旋。这又是一种多么强烈的精神享受啊！圣彼得堡的白夜，站在涅瓦河边的一个桥头上，看着那些坐在岸边读书的以及走在岸边低语的俄罗斯男女，心里又是别一番滋味。站在列宁山上，仰望莫斯科大学的主楼，脑海中不由涌出四个字：“文化神圣”。就这样，近三年的时间，我的一双脚几乎踏遍了整个俄罗斯大地。经过那种语言环境，那种文化气氛的熏陶，应该说我的俄罗斯语言文学造诣又产生了一个飞跃。可我当时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不可能永远这样奔波下去，于是我又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又顺理成章的选择——回到大学去教书。
我又回到了我当年读书的那座城市，那所学校。城市已经成了省城，变大了，变高了，繁华了，气派了，可我仍然怀念当年它是一座小城时那古朴的模样。“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过了30年，人非物也非，只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我对俄语的热爱，对俄语事业的执着。我要把这种热爱，这种执着，全部倾注到我的学生身上，要让俄语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延续。这是我在俄语之路上迈出的又一大步，坚定的一大步。
大学校园的生活永远是丰富多彩的，那花坛，那树丛，仍能勾起我青春时代的记忆。“当我们想起年轻的时光，当年的歌声又在荡漾。”而现在，荡漾在我眼前的是一群当代大学生的笑脸，荡漾在我耳边的是他们纯真的笑声和琅琅的书声。已过知天命之年的我很快就融入到了这个青春的群体之中。在课堂上，我以极其轻松的方式与他们交流。这些从来没有接触过俄语的大一学生们，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大部分都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了。有些成绩比较优秀的学生，刚刚升入大二，就开始用业余时间到外边去做翻译工作，他们应付裕如，颇获好评。与此同时，“业务水平高，教学能力强”这顶桂冠也就很快戴到了我的头上。写到这里，关于外语的教与学，我想议论几句。我教的学生进步那么快，与师生双方的内在因素当然有关系。学生悟性强，学习刻苦；教师的业务水平与教学能力我也并不否认。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我这个当老师的思想深处的理念。学外语为什么？为了交流。交流的主要方式是什么？是听与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有声的东西，无声的交流不是正常的交流。我们的学生，从一入小学就开始学外语，一直学到大学，十几年的时间，有不少人一句话都不会说，一句话也听不懂。甚至有些外语专业的学生，到大学毕业都不能以所学的外语同以这种语言为母语的人进行无障碍的交流，这不能不让人产生一种危机感。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教师的理念和教学方法。在中小学，为了分数，进行应试教育，忽略了语言教学的本质；在大学，有些教师偏重于研究，他们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都不达标，怎么能培养出在听说方面都无障碍的学生来呢？外语教学的这种状况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语言不同于语言学，语言本身不是一门知识，而是一种技能，一个工具。正因为我认定了这一点，所以在课堂上，我不是进行知识的传授，而是进行技能的培养和工具的授予。我从来不在词汇、语法的讲授上花费时间，而是与学生们坐在一起，自由地交流，自由地讨论。我还专门设了一个名为“白桦林”的俄语角，每天晚上我都要在那里与我的学生们谈天说地。我没有培养出多少研究人才来，但是我敢说，我培养了一群实用型的人才。现在他们在中俄两国的多个城市里，为经济建设，为文化交流发挥着实实在在的作用。
我常常想起中学时代那个与我成为忘年之交的、长我50余岁的老者，所以在课余时间我也主动去找这些年轻人交朋友，我们很快也就成了忘年之交，更何况我比他们还大不了50岁呢。几乎他们所有的课余活动我都参加——联欢会，朗诵比赛，甚至郊游。我曾在与学生们的一次郊游之后填过一首《一丛花》，现抄录于下：桃花影下白头翁心也似儿童登临绝顶不更色欢声动其乐融融阡陌纵横凝眸望断何处是来踪儿郎狂舞意方浓雅韵几时穷山巅小酌添情趣更难得醉意朦胧携手忘情共寻归路明日又东风
师生情已经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有时周末晚上，孩子们都上街了，我独处一室，孤独寂寞之情也会突然袭来。不过我有这样一种感觉：享受孤独，享受寂寞，同样是一种美。下面这首《浪淘沙》就是这种感情的具体体现：水暖暖凫鸭漫舞杨花清音唱晚遏云霞歌女小园寻不见红日西斜游子在天涯苦觅春华黄昏啜酒又分茶姹紫嫣红争不得独对寒鸦
这种情所针对的不仅仅是学子，更重要的是针对我所钟情的俄语。
在俄语之路上所走的最后一步就是退休以后了，这一步的主要内容是潜心翻译，十几年来，出版了数百万字的译著，其中有的获得了国家级奖项，如《苏霍姆林斯基教育论文集》，有的是学术价值极高的文献，如《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学史》。这一方面得益于我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深厚功底，另一方面，与我的一位挚友对我的帮助和鼓励也是分不开的。上大学时，我们是同班同学，都钟情于俄语又热爱文学；工作时，我们是同系同事，又先后在这个系当过系主任；退休以后，共同的爱好又让我们干起了同样的工作——译书。我们两家住得很近，两个人经常聚到一起，有时高谈阔论，有时笑语连连，有时筹划方案，有时各抒己见。最多的则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我们各自成了对方的一个动力，让我们工作更愉快，成果更丰硕。我虽已进入老年，却少有老年人的嗜好：不注重养生，不与人闲聊，不打牌，不聚餐。坐在电脑前搞翻译，是我消磨时间的主要方式，也是我最大的人生享受。命运让我走上了这条路，只要我的心脏不停止跳动，我就不会在这条路上停步。
回过头来，我仿佛又感受到了那一个个可亲、可爱、可敬的身影，听到了他们熟悉的声音，看到了他们那秀美的字体。那位小学的同桌萨沙，那位美丽的中学教师，那位在大学里与我失之交臂的志同道合的“红颜知己”，还有几位上学时与我有书信来往的俄罗斯朋友，工作时对我进行过帮助和指导的俄罗斯专家，再有就是退休后在翻译工作中与我互为动力的挚友。我要对你们说：谢谢！你们伴我走过了一段难忘的路。这条路上有荆棘，有鲜花；有峭壁，有田园；有险滩，有清泉……所有这些东西，无论哪一样，我都喜欢。
疯狂与恬静
还记得解放后不久人们兴高采烈、欢天喜地的样子。那时年龄小，这种气氛当然很容易感染到我。我们同一条街上的孩子们，经常聚到一起，打“霸王鞭”，唱《解放区的天》，把解放前那些关于“共匪”的宣称早就忘得一干二净了。后来的镇反、肃反，三反、五反，直至“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一切都觉得很正常。但到了1957年，就觉得有些变了味儿。当时我虽然只有十几岁的年龄，但因为多读了几本书，对周围的事物就比较敏感。一场“阳谋”之后，揪出了一大批“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右派分子”。一时“山雨欲来风满楼”，空气中弥漫着血雨腥风的气息。从这时起，疯狂的序幕就拉开了。此后不久，“三面红旗”开始高高飘扬，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大跃进”的狂风吹遍神州大地，“人民公社”的牌子挂满千村万落。于是，“疯狂”这出戏正式开演。好长的一出戏呀，一演就演了20年。演得民生凋敝，经济崩溃，国力衰微，人心不古。
让我列举“疯狂”这出戏中的几个场景吧。这些场景有的让人哭笑不得，有的则是不折不扣的悲剧。
1958年，我正在上高中，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这个“半工半读”与当年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法国的“半工半读”不同：这个“工”是不给报酬的，而且不是自愿的。有两件事给我留的印象特别深。
第一件是“学农”的“工”。学校组织我们这个年级的同学到郊区农村去“深翻地”。地应该翻多深，老农民最有发言权，但那个时候，谁还听老农民的话！上边交代下来，翻得越深越好，看谁能“放卫星”。我体力单薄，又有一点写作功底，老师照顾我，不让我去从事那繁重的体力劳动，而是让我与另外一位同学搞宣传鼓动工作。于是，我们两个，一手拿着纸笔，一手提着广播喇叭，穿梭于汗流浃背的同学中间，发现“好人好事”，即写即播。一会儿，这里“放了个大卫星”，一会儿，那里又“掀起了竞赛高潮”。我们两个虽然没干体力活儿，但手、脚、口、脑并用，也忙了个不亦乐乎。我的那位同伴死心眼，忙于工作，一泡尿硬是憋着不去撒。最后憋不住了，全都撒在了裤子里，尿液顺着裤管往下流。看到这种情景，我真是觉得可怜、可笑又可悲。当时旁边没有别人，他一再叮嘱我，不要把这件事告诉别人。我当时哭的心思都有，哪里还顾得上对这种事多嘴多舌。干了一个礼拜，大家累得要死，可据说第二年，我们“深翻”过的这块地上寸草未生——生土都翻到地面上来了，哪里还能长庄稼！
第二件是“学工”的“工”。我们这些城里的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的机会并不多，而到工厂、矿山里参加工业劳动却是家常便饭。每周有三天的时间到矿上去干活：“半工半读”嘛！记得当时经常干的一种工作是往运煤炭的火车上装煤。我们家乡管这种运煤炭的火车车厢叫“煤斗”，车厢是敞开的，没有顶，大概有两个成年人那么高。铲煤的那种大铁锨，一锨装满足足有30斤。铲起一锨煤，要高高地扬，用力地甩，才能甩到那比我们高得多的“煤斗”车里，其劳动强度之大，可想而知。劳累，还能勉强支撑；危险，可就让人不寒而栗了。同学们领了工具之后，大约要走半里路才能到达工地——“煤斗”车旁。老师要求排队走，矿上的师傅嘱咐我们，铁锨不能扛在肩上，要拎在手里，以免碰伤走在后面的人。偏偏有一位同学，不知是故意不听话，还是习惯成自然，还是把铁锨扛在了肩上。走在他后面的那位同学又是那么心不在焉，拎着锨，低着头往前走。一个不小心，额头撞到前面的铁锨上，马上血流如注。送到医院去，缝了十几针。虽说无大碍，可额头上的疤痕却成了那段经历给他留下的永久的纪念。
钢铁元帅升帐，超英赶美，在那个年代成了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全国上下，城市乡村，高炉林立。“小土群”，大铁锅，土风箱，都成了炼钢的设备。有一段时间，我们白天干完之后，还要挑灯夜战。有一个同学，拉着一车收来的废铁往小高炉送，途中撞到墙上，车辕戳碎了肩胛骨，落了个终身残疾。还有一位同学，晚上蹬着梯子爬到高炉顶上往炉里添料，结果自己也掉进高炉里，化成了一缕青烟……
疯狂的人群在危险的路上奔跑，希望能够“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结果跑得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粮食丰收了，却都烂在了地里。挺好的铁制器皿被砸碎了，结果炼出了一堆废料。这通折腾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了，接踵而来的就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其实，“自然灾害”仅仅是个借口，另一个借口就是所谓“苏修逼债”。借口终归是借口，谎言永远是谎言，在谎言早已被揭穿了的今天，我们又能说什么呢？我们只能希望，疯狂不要再来，悲剧不要重演，饥饿不要再成为横扫神州大地的邪风。
说到饥饿，凡是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几乎人人都有深刻的记忆，有切肤的体会。我们家在当时算是条件比较好的。父亲享受着“吃小灶”的待遇，时不时能往家里带一点营养品。我弟弟那时只有四五岁。现在他还经常说，对那个年代的记忆并不具体，也不深刻，只是隐约记得，当时的天总是阴沉的。父亲每周回一次家，一到星期六下午，弟弟就开始焦急地等待，因为他知道，父亲一定要带回一些好吃的东西回来。有一次，弟弟听到父亲所乘坐的轿车的鸣叫声，赶紧冲出房门，往院子的大门跑。因为跑得太急，竟在院子里摔倒了。这一下摔得可不轻：上边的门牙戳穿了下嘴唇，现在他的下嘴唇上还留有一个孔状的疤痕……
这种疯狂并没有就此止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让人们逐渐摆脱了饥饿，但很快就来了个“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上大学时关于“红”与“专”的讨论，堪称是对这“三讲”的具体诠释。在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下，大学里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关于“红”与“专”的大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把大学生分为三等：第一等为“又红又专”，第二等为“只红不专”，第三等为“只专不红”。这里所谓“红”，指的就是“思想好”，“专”，指的就是业务好。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人不太光彩的嘴脸开始显露。这些人平时学习不努力，无论学专业，还是学马列，都稀松平常，但他们却有的是时间，有的是精力也有的是智慧去搞那些蝇营狗苟的勾当。他们上蹿下跳，钻营拍马，喊口号，唱高调。可想而知，整天把时间和精力放在这些事上的人们，能把专业学好吗？但这时，他们却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只红不专”，而像我这种学习成绩优秀，平时不事张扬的人，他们就给扣上了一顶“走白专道路”的帽子。他们这样做其实是有目的的，无非是想通过一番表演，为自己捞取一点资本，为毕业分配打基础，用心可谓良苦矣。后来的实践证明，他们没有白白努力，毕业后，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分配到了大城市，进了人们普遍认为理想的单位。而我这种“走白专道路”的人，当然就被打发到山沟里去了。这是完全符合当时的时代潮流的。在讨论中，我对“只红不专”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我认为，“专”，即学好专业，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为祖国建设多做贡献。如果一个人真的“红”，即思想好，那么他就应该意识到学好专业的重要性，就不应该光在那里喊口号，唱高调。所以，真正思想好的人，学习一定也好，即，“红”的人，一定要“专”；不“专”的人，不是真“红”，学习不好的人并不是真的思想好，而是用所谓“思想好”为自己不努力学习找借口。结论是：“只红不专”的人是不存在的。此议一出，当然等于揭开了那些人的疮疤，于是立刻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弹。大大小小的帽子铺天盖地地朝我头顶飞来，“白专”之余，又加了一顶更大的帽子，即所谓“三大三小”。说我们这些学习成绩好的人是为了将来“赚大钱，做大事，成大名”，拥有“小洋房，小汽车，小家庭”。当时那种气势，上下左右，遥相呼应，战火纷飞，万炮齐鸣。我们这些人势单力薄，完全丧失了招架之功。无奈之下，只能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诗题为《自嘲》，其中也不乏反抗和自我安慰的成分。诗曰：生不逢时遍体瑕葫芦脑袋大黄牙七零八落红头发一步三摇黑脚丫
我斗不过他们，偷偷地骂几句还是可以的吧！
大学毕业以后，并没有让我到某一个单位去从事专业工作（实际上当时我们这个专业已经“无业可从”了），而是让我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农村去搞“四清”。农村“四清”，名曰整“四不清干部”，实际上也是破坏农业生产，扰乱国计民生的一个疯狂之举，它是始于1957年，终于1976年的整个疯狂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我在四清工作队中滞留了两年，两年间，目睹了太多的奇怪事，可笑事，疯狂事，悲哀事……择其要者略述一二。
那一年，京东某县成了举国关注的要域，因为这里是中国农村四清的发祥地和大本营。中央、省、市领导都在这里“蹲点”；万人压境，来到这里接受“培训”。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也成了这股人流中的一员。本来就是一个不足万人的山区小县，涌入这么大一支队伍，自然搅得鸡犬不宁。县民们惶惶不可终日，内心的不安清楚地写在他们的脸上，因为他们不知道，将要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是祸还是福。所谓接受“培训”，就是没完没了地听各级领导的讲话。具体讲的什么内容，我当时就没有注意听，现在当然也毫无印象。不过有一段话倒是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一段颇为形象的顺口溜。你听：“大干部搂（这个字的声调在这里是阴平，是‘搜刮财物’的意思），小干部偷，会计用笔尖勾，饲养员从牲口嘴里抠，社员缝个大挎兜。”看，按照这种说法，我们的农村里还有好人吗？不是腐化堕落分子，就是鸡鸣狗盗之徒。而这种话正是从对我们进行“培训”的某领导嘴里说出来的。他们顾此失彼，或曰非此即彼：说好的时候，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形势一片大好”，说坏的时候，就“搂、偷、勾、抠”满嘴溜。掌权者疯狂了，社会能不疯狂吗？
当时国家的经济政策是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即使在农村，哪一块地种植什么，有经验的农民说了也不算，要听命于上面的指派。我曾亲眼目睹这样一个场景：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玉米苗已经长到了一尺多高，绿油油的，着实让人喜爱。这景象几乎要让我诗兴大发了。这时，一个农村干部模样的人气势汹汹地走了过来。他后面跟着大约20个左右的人，男女老少，高矮胖瘦，参差不齐。他们个个面带倦色，俨然一队残兵败将。只听带头的那位领导一声令下：“拔！”跟随的人倦容顿失，毫不迟疑地拔起那绿油油、活生生的玉米苗来。站在旁边的农民，有的叹息，有的饮泣，我这个局外人，只有惊愕的份了。后来，“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原来，那位领导是公社书记，姓赵，外号“赵老狠”。几天前，他曾通知农民，按照公社的统一规划，这块地应该栽种红薯，要求农民把玉米苗拔掉，改栽红薯。农民们看着玉米苗长势如此喜人，着实舍不得下手，于是发生了今天的一幕：书记大人带领着公社的全体干部亲自动手来拔。我，初为愕然，继而惨然。看着那狼藉满地的、已经萎蔫了的玉米苗，我又禁不住潸然了。心头又涌上来两个字：可悲！“培训”结束以后，我随着一支“四清”工作队，唱着“毛主席，派人来”，入村正式开展“四清”工作了。这个村庄的贫困程度超乎我的想象。虽然没有深入了解，但第一印象告诉我，这里的农民正苦苦地在贫困线上挣扎。街头巷尾，颓垣满目，垃圾遍地。更让我震惊的是，“老叟无衣犹抱孙”的景象居然成了我眼中的现实。毛主席说：“穷则思变。”现在我看到，他们穷，我想他们也在“思变”。但他们有能力“变”吗？环境允许他们“变”吗？更为让人不能容忍的是，工作队长居然利用村民们这种“穷则思变”的要求，搞了一个“阳谋”。他们让工作队员分组召集社员们开会，让大家献计献策，如何改变现在的贫困面貌。农民们是朴实的，也是聪明的，他们相信“救世主”来了，于是一个个切实可行的致富方案从他们嘴里说了出来，不，是从他们心里涌了出来。可他们哪里知道，“包围圈”正在缩小，他们将成为这个“阳谋”的牺牲品。“献计献策”结束了，自然就“图穷匕见”了。工作队长把几个献计最积极，所提方案最切实的人揪了出来，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急先锋”进行批斗。这时，我又愕然、潸然了，不过这时心头涌上来的是四个字：卑鄙无耻！
勤勤恳恳的干部，老老实实的农民被“批倒批臭”了，而那些四清工作队的“依靠对象”，那些“积极分子”们却都活跃起来了。他们是些什么人呢？说得直白一点，就是“二流子”。他们平日游手好闲，凭着自己是所谓“好贫下中农”，唯工作队长马首是瞻，做了许多肮脏龌龊的事。我看不惯了，我要发声了！这样做的结果是给自己招来了一桩祸端，这桩祸端源于两个字：“穷农”。时光转到了1966年的秋冬之际，当时，“四清”尚未鸣金，“文革”已然击鼓。这时，那些蝇营狗苟之徒的气焰愈发嚣张起来，所谓“子系中山狼，得志更猖狂”。他们确实“得志”了，高高在上的别有用心之徒让他们“得志”了，举国上下的混乱局面让他们“得志”了。他们竟然效法城里的红卫兵，也在村里组建了自己的“造反队”。从此，他们彻底“脱了产”，整天出没在街头巷尾，田间地头，朝那些“走资派”和“地、富、反、坏”指手画脚，喝五吆六。中国的农村虽然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但中国的农民已经习惯了这种清贫的日子，所以多少年来，农村一直像一潭清水那样平静。偶尔也“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但微风过后，平静依旧。“四清”已经搅浑了这潭清水，“文革”又让这潭浑水沉渣泛起，变成了一潭污水。看到这种状况，我心中疼痛难忍，“穷农”这两个字的脱口，就是化疼痛为气愤的结果。一天晚上，社员们坐在生产队饲养处的炕头上学毛选。因为我是大学毕业生，又读过不少马列的书，所以那一次，“四清”工作队长让我辅导。可以毫不谦逊地说，我比某些自诩为“马列主义者”的领导干部们更懂马列，当然讲起来就口若悬河。嘴在讲，脑子里却在不停地闪现那些“造反者”的言行。于是，恼怒让我口无遮拦了，愤恨让我信口开河了。我说：“有一次，我听到某人对一个富农讲，‘你是富农，必须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动！’我倒要问一句，你是‘穷农’，就可以不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地劳动了吗？”这一下子可捅了马蜂窝，我这个辅导者马上就成了“造反者”的批判对象。那些老实巴交的农民悄悄地退出了会场，让那些“造反者”们留下来折腾。他们人不多，能量可不小，个个慷慨激昂，七嘴八舌地数落起我的“罪状”来。在一片混乱中，我很难听清他们具体喊了些什么。总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富、反、坏的黑后台”等一顶顶帽子接踵飞来。我能说什么呢？默然而对吧！还好，大概他们看我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没有对我拳脚相加。不过，这并没有让他们消除心头之恨，接下来又把我押送到市里继续批斗。我想，他们这样做，除了解恨之外，大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以此为借口到市里去开开眼，散散心。他们把我安置在一家旅馆里，每天揪到街头上去批斗。虽然我的家就近在咫尺，但我却只能“望家兴叹”了。一时，“何书林反革命罪行”的传单满天飞，我还真的大大出了一回名，而且白吃、白喝、白住了一个星期，我赚了。后来上面发出了“‘四清’工作队立即从村里撤出，听候安排”的指令，正是这个指令救了我，于是我狼狈逃窜。
那是1967年，元旦已过，春节未到。我虽然结束了“四清工作队员”的身份，但是并没有获得新的身份——上面没有给我分配工作。当时“文革”已进入高潮：大破四旧、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大串联、大打、大斗……总之，“大”得一塌糊涂。我虽然对这些“大”不感兴趣，但有一条消息让我眼前一亮：往届大学毕业生可以“返校闹革命”。我想，这倒是一个好机会，可以回去见见同学，会会旧交。于是，我踏上了返校的“征程”。
这里我说“征程”毫不为过，因为距离虽然只有千八百里，可旅途的艰难简直让人难以想象。各级各类学校早就开始“停课闹革命”了，此时正值红卫兵“大串联”最活跃的时期。火车已经不能用“人满为患”来形容了。好在我孤身一人，又瘦骨嶙峋，人还年轻，虽不“力壮”，倒也“利落”。从家乡去北京的火车我总算挤上去了，可到北京转车的时候，麻烦就来了。那一年，国务院通知，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春节不放假。在北京站排队等候上火车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走到我跟前，带着两个小女孩，大的十来岁，小的七八岁。她说他们夫妇两个都是中央某部的工作人员，她娘家在我返校途中的一个小县城，因为春节不放假，自己不能回去，让我把她的两个女儿带到那个小县城，在车站把她们送下车去就行了，站口有姥姥、姥爷接站。她这么放心地把两个女孩托付给我，大概是因为看我还像是个正人君子吧！不过在当时，尽管造反派们闹得很凶，但诸如拐卖人口、逼良为娼之类的丑事还没有发生过。如果是现在，大概没有人敢那么做了，哪怕你长着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进站以后，看到站台上确实停着一列车，心里暗自高兴。可走近一看，傻眼了。车厢里面装满了人，外面还有成千上万的人想往里挤。所有的车窗、车门都紧闭着，人们根本进不去。我为难了：如果是我自己，我会毅然离开，可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女孩，怎么办？正踌躇间，忽听一声脆响，是一个胆大的人砸碎了一块窗玻璃，人们纷纷从这个窗口往里钻。也许是这两个小孩给了我动力，我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去，先把两个孩子塞进去，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那情景，与上战场毫无二致。车厢里的景象更是惨不忍睹：过道、
衣架、厕所都挤满了人，我只能护着两个孩子站在人墙中间。车开得慢极了，每一个小站都停，没有下车的，但每个站台上都拥堵着很多人，他们也努力想挤上车来，不过能达到目的的寥寥无几。在女孩下车的那个小站，我勉强把她们塞出窗外，幸而有好心人接了过去。女孩回头看着我流泪，我只能用苦笑作答。从北京到我上大学的那座城市不足300公里，车开了至少有十个小时。据说这辆列车是开往广州的，不知什么时候能够到达，甚至能否到达都是未知数。这就是我所亲历的“大串联”。
从城市的街头巷尾，到校园的每个角落，一片混乱。到处在打斗，甚至能听到枪声。只要高音喇叭里播放出“造反有理”或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的歌声，就一定是有流血事件发生了。
我返校的目的是想见见老同学，对“闹革命”倒不怎么感兴趣。可结果留给我的除了扫兴，就是焦急。扫兴的是，很多想见的人没有见到；焦急的是，想尽快离开，却挤不上火车。那年春节是在家住本市的一个同学家里过的。春节过后，形势稍有平静，于是，我就像一个逃兵一样，跑回了我那可爱的家乡。“可爱的家乡”，多么温馨的词语呀！可当时家乡的那种状况并不可爱，更不温馨。它与全国所有的城市、乡村一样，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混乱。我快要崩溃了，这时，传来了要给我正式分配工作的消息，这让我内心稍稍获得了一点安慰。当时急切地盼望远离喧嚣，去到那“疯狂”鞭长莫及的角落。我的愿望实现了——把我发配到长城脚下一个偏僻、闭塞的小山村。
在中国大陆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疯狂”之举鞭长未及之处，但山村毕竟比城市里平静得多了。虽然墙上也有几条标语，几张大字报，偶尔也能听到几声“造反有理”之类的口号，但喧嚣的场面，打斗的景象几乎看不到。直到现在，我还庆幸当时在那个角落里蜷缩了5年，让我躲过了挨斗之劫，也没有被逼上“造反”之路。
当然，即使在这样一个角落里，也并不是与世隔绝的。我时不时能收到散落在各地的大学同学们发来的一些信件，从这些信件中，我能感受到，“疯狂”还在祖国大地上继续。有一次，从一位同学的来信中，我得知大学的一位好友在塞北小城张家口被洗劫一空，流落街头。一时百感交集，终把愤世嫉俗之情，向往光明之意寄诸笔端：梧桐一叶凋北国秋来早来去思渊鱼徘徊恋旧鸟街头车马喧门外河山好一纸瘦金书墨干天欲晓
这只是一个插曲。此时，“疯狂”在我心头已成强弩之末，难穿鲁缟了。倒是山村的恬静成了那一段时间的主旋律。
在这个小山村里，有一座只有六个初中班的农村中学。校园面积不大，不足30亩，坐落在一个小山的阴坡上。出北门下山，步行一里路就能走到村里；出南门上山，也步行一里路就能到达山顶。院墙外，松柏成荫，常有狐兔出没，狼也并非罕见；校园里，建筑虽然简陋，倒也整齐干净。
别看这么一个小小的山村学校，师资力量可相当雄厚，既可贬为“藏污纳垢”，又可褒为“藏龙卧虎”。十几名教师，清一色的大学毕业生。或从于名校贤师，或来自通都大邑。清华的、北大的、复旦的，北京的、上海的、天津的，都是被这场疯狂的运动甩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来的。不过这样也好，大家有着太多的共同点，所以也就有着太多的共同语言。当时还没有“复课闹革命”，小小的校园里只有我们十几个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大家谈天说地，溯古论今，甚至轻歌曼舞，笑语欢声。更有清新的空气，幽静的田园，朗朗的月色，啾啾的鸟鸣作伴，大家不但毫不寂寞，而且别有情趣。一位清华毕业的上海女生跟我学俄语，一位南开毕业的天津男生向我学京剧，颇有“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的气氛，倒真个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有情，有爱，有书生意气，又有学术氛围的大学生活。最让我难忘的是，一位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北京女孩竟意外地成了我的红颜诗友。此人清秀孱弱，多愁善感，颇有颦卿气质。校园里有一方果园，园虽不大，却桃、杏、李、柰，诸果齐全。那是“绿肥红瘦”之时。落英遍地，我偶然看见她正在园中掩埋花瓣。这个举动令我震惊：是闲情逸致，是附庸风雅，还是确实触景生情？我一时兴之所致，随口吟了两句：维特伤情人共恼颦卿葬艳泪同流
听到我的声音，她突然转过头来，惊诧地看着我，似乎对我这个学外语的也能吟诗感到惶惑不解。这时我发现，她的眼里确实含着泪，这才猛醒：她不是在做作，而是真情实感的流露。从此，我们彼此找到了知音，于是诗来词往，相互慰藉，也算心有灵犀了。
那个傍晚，淅淅沥沥的秋雨把我这个喜雨之人吸引到宿舍门外，看见她也站在宿舍门口的廊檐下。她走到我身边，说她喜欢听雨，眼下虽无雨打芭蕉，也不是“留得残荷听雨声”，而这雨点落到枝叶间，哪怕是落到泥土上的声音，她也喜欢。她还说，眼前这景象，让她想起了那次在昆明湖畔听雨时的情景。我知道，她想家了，于是又随口吟了两句：莫道京华颐和绿山庄古庙胜名园
算是安慰吧，她却流泪了。
有一次，她匆忙递给我一个纸卷，转身就走了。我回到宿舍，打开一看，薄笺蝇楷，录着一首小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
最初不解：酷爱婉约的她，不录易安，不录三变，偏录白石，且并非名篇。研读之余，若有所悟。然有悟无奈，终故作懵懂。不过我对她永远心存感激，直至今日。
可是好景不长，山东“猴王”一个阴损的建议让大家天各一方，这里只留下了我们两个人，另一位是天津师范大学毕业，学数学的。不大的校园一下子变得空荡荡的了，不过我这个人善于接受孤独，更善于享受孤独。何况毕竟身边还留有一个同伴。从此，我们两个的生活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给我们两个十二亩地，二亩菜园，一口井，一头驴，另有两间宿舍，一间厨房，一个厕所，一个猪圈——真正的农耕生活开始了。正是真正的农耕生活让我享尽了田园的恬静，阅尽了山林的美丽，也让我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山民的朴实和善良。在这里我愿与能够读到这篇文章的人分享那段难忘又诱人的生活经历。
种地。我们走出校门时间不长，虽然经历过农村“四清”，但毕竟没有种地的经验。可地还是要种的。开春了，我们到集市上买来玉米种子，红薯秧苗。几乎没有农具，一把铁镐，一把铁锨，就动手干了起来。他身体比我壮，力气比我大，翻地之类的重体力劳动都是他干，我则把玉米种子装在上衣口袋里，一粒一粒地往翻过的土地里撒。红薯秧苗也七扭八歪地栽到地里了。那二亩菜园我们也充分地利用上了，各种蔬菜，应有尽有。黄瓜、青椒、西红柿、茄子、豆角、葱、姜、蒜……浇水倒是件容易事：有井，有驴，有水车，我们只在田园里引一引水路就可以了。那一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各种庄稼、蔬菜长势良好。我们又没有交公粮的任务，红薯长到手指那么粗就开始挖，玉米则刚刚定浆就开始煮，蔬菜也是现吃现摘。虽然没有暴殄天物，却也未曾粒粒珍惜，就这样，我们两个仍然“岁晏有余粮”。这样的农耕生活我们过了将近五年，而这五年正是极端疯狂的时期。城里在那里忙乱，在那里打斗，我们却乱中取静，忙里偷闲，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幸运。
骑驴。那头老驴是我们当时的亲密伙伴。它除了为我们拉水浇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当我们两个人的坐骑。当时我们两个完全是一副真正的农民形象。夏天，一件布衫，半敞胸怀，一条长裤，挽到膝盖，赤脚穿一双塑料凉鞋，头上戴一顶用苇篾编的斗笠，当地农民管它叫“凉帽”。我们两个骑着那头驴游遍了周围几十里的山水田园。两个人骑一头驴，我在前，他在后。那天地的广阔让我们的心胸也为之开阔，绝非“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瘦”的境界所能比拟。驴背上的一件件往事，怎一个“难忘”了得！走农家，串猎户；登燕山，上长城；采山菇，看松鼠……今天，当我独处时，那些景象还时时在我眼前闪现，有时甚至情不自禁地笑起来。
那时候知识分子的地位是相当低下的，排在“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之后，被称之为“臭老九”，正好与中国封建时代的“九儒十丐”相符。即使是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年轻知识分子，如果是在城市，也是会受到百般歧视的。但农民不同，特别是老农民，他们朴实、善良，他们只凭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人的好坏，而不受政治风向标的左右。正因为如此，在这个几乎被世人遗忘的偏僻角落，我们这两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并没有被村民视为“臭老九”，正相反，他们经常拿我们当贵客对待。那头驴载着我们走遍了四周的十里八乡，走进任何一个村落，无论大小，村民们都会对我们笑脸相迎。有时天黑了，村民们就留我们在家里吃饭。白玉米、白小豆做成的米饭，雪白雪白的，就像真正的白米饭，而口感比真正的白米饭还要好。村民们平时生活很艰苦，但待客非常大方。山乡盛产板栗，每次在老乡家里吃饭，餐桌上总会摆上一盘栗子鸡。酒足饭饱之后，我们就与主人一起，坐在炕头上，一边用小烟袋锅抽着旱烟，一边海聊。他们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我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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