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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季永兴 著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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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汉语句读试读：

古汉语句读分析，人们首先注意的是“句”，即现代所说的句子。

中国人句读分析的顺序是句、读、字，而不是西方式的语素、词、词组、句子，这跟东西方不同的思维模式有关：西方重分析，东方则〔1〕重综合。季羡林先生认为，“汉语没有形态变化，只看单独一个词儿，你就不敢判定它的含义。必须把它放在一个词组或句子中，它的含义才能判定。使用惯了这种语言的中国人，特别是汉族，在潜意〔2〕识里就习惯于普遍联系，习惯于整体观念。”古汉语句读分析的句、读、字顺序，就是这种整体观念的具体体现。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马氏文通》，特别是《文通》以前人们在句读分析中对句、读、字的认识。1．句

关于句的定义，自唐代以来，一千二百年间，最具代表性的定义有三个。它们是：

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唐代湛然《法华文句记》）

凡经书成文语绝处，谓之句。（宋代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

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清末马建忠《马氏文通》）

三个定义中的“语绝”、“辞意已全”都是强调意义和语气的完整，它们是一脉相承的。在我国，句的概念是指语意和语气完整的一段文字。

古代的“言”也有句的义项。如：（1）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2）楚一言而定三国，我一言而亡之。（《左传·僖公二八年》）（3）子贡问曰：“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论语·卫灵公》）（4）（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后汉书·王充传》）（5）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论语·子张》）

例（1）、（2）中的“言”，都是一句话。通常说的“一言为定”，以及“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等，都是这个意思。例（3）、（4）中的“言”是一个字，通常说的“五言诗”、“七言诗”，就是这个意思。例（5）中第一、第二个“言”是一句话的意思，第三个“言”是言语，即说话。

尽管“言”有“一句话”或“一个字”的义项，作为句读分析的单位，它是不称职的。

古代学者以句作为句读分析的基本单位，又形成“句法”和“句绝”、“句断”等概念。例如：（6）作文旨意句法故有规仿前人，而音节锵亮不嫌于同者。（宋，洪　迈《容斋随笔》四笔卷九）（7）句法则如或排队、或四字、或四六之类是也。（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

例（6）的“句法”是句子结构之法，而且说从来就有“规仿前人”的现象。例（7）的“句法”也是指句子结构，有的句子像排队，字与字并列，有的为四字句，有的以四字六字相间为句，等等。这就是不同的句子结构形式。（8）《周礼·宫正》：“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郑司农读“火”绝之，云“禁凡邦之事跸。国有事，王当出，则宫正主禁绝行者，若今时卫士填街跸也。”郑康成注“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句〔3〕绝。（宋，孙　奕《示儿编》卷十二）（9）《苏武传》：“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降”字句绝。言得知我必不降，而必欲降我，是明欲杀我，令两国相攻也。颜注〔4〕“明”字句绝。（清，王懋竑《读书记疑》卷六）（10）《尚书》：“夙夜出纳。”句绝。言汝能“夙夜出纳”，而朕命乃惟久矣。“夙夜”，勤慎之谓。《诗》曰：“莫肯夙夜。”（王懋竑《读书记疑》）

例（8）“句绝”处并非句，而是读，是“禁”字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例（9）“句绝”处也是读，是“明”字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例（10）“句绝”处还是读。据《尚书·舜典》载：“帝曰：‘龙，朕圣谗说殄（tiǎn）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5〕允。’”唐代孔颖达正义：“……纳言为喉舌之官也。此言主听下言纳于上，故以纳言为名。”王懋竑的“句绝”有道理。即当为：“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11）“帝欲观古人象日月星辰之类以制衣，象宗彝之类以作服。”是“象”乃“仿像”之象，非“物象”之象也。盖“象”字不可为句断。若云“物象”，则何得云古人之象。（元，王耕野《读书管见》卷上）〔6〕（12）《庄子·天运》：“杀盗非杀人。”郭读“非杀”句断。（清，孙诒让《札移》）

例（11）说“‘象’字不可句断”，牵涉到对“象”字的理解。王耕野说“‘象’乃‘仿像’之象，非‘物象’之象”，即“象”是动字而非静字。“象日月星辰之类”跟“象宗彝之类”是同一结构形式，因而“象”字后面是不能点断的。“宗彝”，是宗庙祭祀所用的酒器，又指酒器上的虎蜼（wěi）之类的纹饰。例（12）句断处为读，是“人”字属上还是属下的问题。孙诒让在“人”字后句断，合理。“句绝”、“句断”，古书中也说成“绝句”、“断句”，含义基本相同，都是既指文句停顿的地方，又指文句结束的地方。2．读“读”是汉代提出的概念。唐代湛然给“读”下的定义是：

语未绝而点之以便颂咏，谓之“读”。（《法华文句记》）

此后，各代学者基本沿用这一定义。如：

语未绝而点分之，以便颂咏，谓之读。（元代黄公绍、熊忠《古今韵会举要》）

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马氏文通》第28页）

凡句读中，字面少长，而辞气应少住者，曰顿。顿者，所以便颂读，於句读之义无涉也。（同上，第404页）

这些定义，用的主要都是意义标准。《文通》将古代学者的“读”一分为二，即将“读”限制在“有起、语两词”，其余均归之于“顿”，可他自己实际上又常常混淆。20世纪20年代，金兆梓提出：“读与句的分别，是语气未绝已绝的不同。”“西文文法的所谓呼吸群（breath group）恰与我国文法的读相当。……《马氏文通》以子句当读，误呼吸群为意义群（sense group），而别以顿代读为呼吸群，与《韵会》分读的意思不相合了。……要晓得凡是意义群必兼为呼吸群，而凡是呼吸群却未必就是意义群，因为呼吸群是可以停顿的地方〔7〕就停顿，不必定要不成句才算是呼吸群。”应该说，古汉语的读，既是呼吸群，又是未成句的意义群。

何容在《中国文法论》中批评马建忠，说“他以中国固有的‘句’‘读’之名，表与西文法所谓sentence和participle phrase相当之实，是必然要弄得名实相违的。因为中国之所谓句与读，与西文法所谓sentence和phrase，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后者是讲语句构造法（sentence structure）的术语，前者则是习惯上讲文章读断法（textual division）的用语；语句构造好比军事学上的部队编制，文章读断好比行军时的纵长区分。两套名称为用不同，涵义各殊，其相合为偶然，不合为必然；马氏把它混而为一，自不免顾此失彼，以致两〔8〕皆失之。”何容指出“句”、“读”跟西方语法的 sentence 和 phrase 不同，是有道理的，因为，两套术语的所指并不完全一样。可何说中国的“句”、“读”只讲“文章读断”，不讲“语句构造”，却未必有理。试想，文章读断是可以不顾语句构造的么？如果真是那样，那句读会是什么结果。从古代学者为一个字属上还是属下读断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句读着眼的就是语句构造的问题。“读”的概念在《马氏文通》中的定义和范围是：

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读之式不一，或用如句中起词者，或用如句中止词者，则与句中名代诸字无异；或兼附于起、止两词以表其已然者，则视同静字；或有状句中之动字者，则与状字同功。（第28页）《文通》取“辞意未全”这个语义标准，却加了“有起、语两词”的限制。用现代的话来说，《文通》的“读”只相当于主谓结构。这个定义跟现代不同，跟古代也相异。因为，古人是把“语未绝”而需要停顿又可以停顿的地方都归之于读。例如：（13）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孟子·梁惠王下》）

按元代程端礼句读规则“或问中问目之末，‘何也’、……‘如之何’之类，‘何也’之上并读。”现在的标点正确。《文通》只引前两读，分析为：“比其反也”，一读，记冻馁之时。（第30页）

例（13）的上文是：“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这句中的四个“其”字，指的都是“王之臣”，既然“王之臣”“之楚游”，“冻馁之时”应是“之楚游”的时候，而不是“比其反”的时候。又由于《文通》给“读”加了“有起、语两词”的限制，“比其反也”跟定义不合。《马氏文通读本》编者只好加注：“‘其反’为读，不包〔9〕括‘比’字。”这样，跟定义矛盾的问题解决了，可那个“比”字又没有着落了。这一方面说明马建忠“读”的定义有不足，另一方〔10〕面也证明程端礼的句读原则和句读规则有很强的解释力。

再看下面两例：（14）孔子惧，作春秋。（《孟子·滕文公下》）〔11〕（15）有寒疾，不可以风。（《孟子·公孙丑下》）

例（14），《文通》说“‘孔子惧’一读，明作《春秋》之由。”此例句读古今无异，可“作春秋”的还是孔子，就不仅仅是“记作事之故”了，因为就起词来说是两读共用的。例（15）“有寒疾”一读，没有问题，却又不符合《文通》“有起、语两词”的条件。

看来，从汉语实际出发，“读”的定义是大可不必用“有起、语两词”来加以限制的。古代句读分析中的“读”，就是“语未绝”处。从马建忠的“读”过渡到现代“读”结构的内部分析，这是一个进步。

事实上，唐代湛然给“读”下的定义，不仅影响《马氏文通》，而且一直影响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中国现代语法学。如黎锦熙在《新著国语文法》中说：“两个以上的词组合起来，还没有成句的，〔12〕叫做‘短语’，简称‘语’，旧时叫‘顿’或‘读’。”显然，黎认为，“读”就是“顿”，也就是现代语法学的“短语”。然而，“读”、“顿”都是从整体来分析的，并不涉及其内部结构（如主谓、补充、动宾、偏正、并列等），跟“短语”颇有不同。“顿”的概念是马建忠在《文通》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说：

顿者，集数字而成者也。盖起词、止词、司词之冗长者，因其冗长，文中必点断，使读时不至气促。（《文通》第41页）

又说：

凡句读中，字面少长，而辞气应少住者，曰顿。顿者，所以便诵读，于句读之义无涉也。然起词、止词、转词，与凡一切加词，其长短之变，微顿将安归焉。（同上，第404页）《文通》的顿，是就起词、止词、司词、转词而言。例如：（16）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掌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左传·隐公五年》）

对例（16），《文通》说：“各句起词，皆为一顿。以上所引，起词之顿，皆以散动与其止、转之词为之者。”（第405页）例（16）属于传统句读分析中的读。（17）于故人子弟为吏及贫昆弟，调护之尤厚。（《史记·酷吏列传》）（18）以楚国堂堂之大，何求不得？（出处同上）

对例（17），《文通》说：“‘于故人’至‘贫昆弟’一顿，‘之’指焉。”（第42页）按《文通》定义：“凡名代诸字为介字所司者，曰司词。”（第28页）例（17）的“于……昆弟”当为司词结构。对例（18），《文通》说：“‘楚国堂堂之大’一顿，‘以’字司之，冠于句首，文势一振。”（第267页）这类司词结构属于句读分析中的读无疑。《文通》的“顿”还在语词中出现。马氏说：

语词有为顿者。

凡曰语词，则动字与其所系者皆举焉。然既曰语词，即句读也，何以顿为！盖单行语词之为句读也，固矣。有时语词短而多至三四排者，诵时必少住焉，此其所以为顿也。（第405页）《文通》列举的例子如：（19）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配天地，本人伦，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汉书·儒林传》）《文通》分析此例说：“‘陛下’后，三字者四，四字者二，要皆为语词，谓之为顿也可，谓之为句也亦可。”（第405页）上例中的顿“谓之为句”万万不可，古今都无此分析。《马氏文通读本》编者为此加注：“此处说‘昭至德’至‘崇化厉贤’六顿‘谓之为句也亦可’，〔13〕不合《文通》体系，疑‘句’应为‘读’。以次各句仿此。”编者的话是对的。这样，马建忠自己也认为，这里的“顿”也可以分析为“读”。实际上，此例属程端礼句读规则（4）“目在上而纲在下”的条件。

此外，《文通》还讨论了“止词、转词有为顿者”、“状语有为顿者”、“同次有为顿者”、“言容诸语有为顿者”等。

本来，马建忠是要设“顿”作为字和读之间的一级单位，这由他在“论句读”一章中先讨论“顿”，次为“读”，最后才是“句”可以看出。又由于他把“读”的范围限制得过于狭窄，“顿”的范围就不得不扩大，以至跟传统句读学中的“读”出现许多的交叉。设“顿”为一级句读单位，是一个有创新意义的构想，可必须研究出一个明确的界定。3．字

作为句读分析的基本单位，字是组读构句的初始元素，即刘勰说的“因字而生句”。

由于汉字的独特性，一个字在形、音、义上都是相对独立的，在句读分析中似乎不成问题。倒是引进西方语法学中的语素、词、词组等概念后，作为汉语语法单位的字的地位，反而引起人们的讨论。

赵元任先生（1892－1982年）认为，“印欧系语言中word（词）这一级单位……，它在汉语里没有确切的对应物。在汉语的文言阶段，即古代经典和早期哲学家所用的语言中，单个音节恐怕在相当程度上类似西方观念中的一个word。”“也就是说，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于相同也谈不上。……所以，‘字’这个词，严格地说是‘字’这个字，就仅仅是指在学校里教授的、在语文工具书里被解释的、书写上作为独立的单位而彼此分开的、人们意识到语言里的微小变化时最常谈起的那个普通的、短短的话语〔14〕成分。”也就是说，“字”在古汉语中跟印欧系语言的词有相似之处，可两者结构特性不同。

吕叔湘先生（1904－1998年）也指出：“汉语……现成的是‘字’，语言学家的课题是研究哪些字组是词，哪些是词组。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因为本来没有这样一种现成的东西。其实啊，讲汉语语法也不一定非有‘词’不〔15〕可。”

近年来，徐通锵先生提出“字本位”说，目的正是“使‘印欧语〔16〕的眼光’的影响尽可能地早日退出汉语的研究”。他还说：“汉语的研究不能离开字，字是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也是最小的结构单〔17〕位。”“辞”在古汉语句读分析中是指以语气词为主的虚词。例如：（20）思皇多士，生此王国。（《诗经·大雅·文王》）（21）采采芣苡（fú yǐ），薄言采之。（《诗经·周南·芣苡》）（22）汉有游女，不可求思。（《诗经·周南·汉广》）（23）叔善射忌，又良御忌。（《诗经·郑风·大叔于田》）

例（20）中的“思”，例（21）中的“薄”，例（22）中的“思”，例（23）中的“忌”，西汉毛亨在《毛诗故训传》中都说“辞也”。上几例有句首的“辞”，也有句尾的“辞”。毛传中的“辞”都是在句中表达语气的字，可以认为，毛亨已有了初步的虚、实观念。

唐代孔颖达《诗经·关雎》疏：“句必联字而言，……然或全取以制义，‘关关睢鸠’之类是也；或假辞以为助，‘者’、‘乎’、‘而’、‘只’、‘且’之类是也。”孔颖达又说：“‘之’、‘兮’、‘矣’、‘也’之类，本取以为辞，虽在句中，不以为义，故处末者，皆字上为韵。‘之’者，‘左右流之’、‘寤寐求之’之类也；‘兮’者，‘其实七兮’、‘迨其吉兮’之类也；‘矣’者，‘颜之厚矣’、‘出自口矣’之类也；‘也’者，‘何其处也’、‘必有与也’之类也；……此等皆字上为韵，〔18〕不为义也。”孔颖达第一次提出语义标准“制义”、“为助”来辨别实字、虚字，又以“不为义”给辞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

应该说明，“字”和“辞”是不同的概念。作为句读单位的字，是组读构句的初始元素，是最基本的结构单位。而辞在古汉语句读分析中是指以语气词为主的虚字，它是从字在句中所起的作用来说的，是字的用法问题。再有，辞还可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字。如：（24）《诗·猗嗟》：“猗嗟昌兮”。“猗嗟”，叹辞。（汉，毛亨《诗毛传》，宋，朱熹《诗集传》）（25）《诗·麟之趾》：“于嗟麟兮”。“于嗟”，叹辞。（汉，毛亨《诗毛传》，宋，朱熹《诗集传》）

例（24）、（25）双音节叹词“猗嗟”、“于嗟”，汉代毛亨已注明，宋代朱熹维持毛说。（26）《论语》：“已矣夫，吾为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孔安国曰：“‘已矣’，发端叹辞。”（汉，孔安国《论语注》）

例（26）孔氏取“已矣”为双音节叹词，其实，“已矣夫”当为三音节叹词。（27）《汉书·沟洫志》，瓠子歌云：“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师古云：“‘噫乎’，叹辞。”（唐，颜师古《汉书注》卷二十九）（28）《史记》：“吁嗟徂（cú）矣，命之衰矣。”“吁嗟”，嗟叹之辞也。（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卷六十七）（29）《诗·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正义曰：“‘嗟嗟’，叹声。将敕而嗟叹，故云‘嗟嗟’。”（唐，孔颖达《毛诗正义》）（30）《诗·玄鸟》：“景员维河”。疏：“言‘维何’者，皆是设问之辞。……‘河’当为‘何’，‘维何’既是问辞。”（唐，孔颖达《毛诗正义》）

上四例为唐代学者注明的叹辞和问辞：“噫乎”、“吁嗟”、“嗟嗟”和“维何”。例（29）《臣工》诗中后有“嗟嗟保介，维莫之春”句，“嗟嗟”同为叹辞。

宋代除前引朱熹注明的叹辞外，再看下面的例：（31）《论语》：“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呜呼”，叹辞。（朱熹《论语集注·八佾》）（32）《诗·噫嘻》：“噫嘻成王”。“噫嘻”，亦叹辞也。（朱熹《诗集传》）（33）《诗·北风》：“其虚其邪，既亟只且。”“虚”，叹辞；“只且”，皆叹声。（宋，王质《诗总闻》卷三）

上三例为宋代学者注明的双音节叹辞：“呜呼”、“噫嘻”、“只且”。例（33）中的“虚”，王质解为叹辞可疑，当为实义字。

元代以后，自卢以纬的《语助》一书开集中研究“语辞”之先河，专著不断出现。研究者不管以“辞”还是以“字”标其书名，如卢以纬的书又名《助语辞》，清代袁仁林的《虚字说》、刘淇的《助字辨略》等，都是研究句读结构初始元素“字”的一部分，可研究对象并不以单字为限。注　释〔1〕〔2〕　季羡林：《神州文化集成·序》，新华出版社1991年。〔3〕　《周礼注疏》原文为：“春秋，以木铎修火禁。凡邦之事跸，宫中庙中则执烛。”唐代贾公彦疏：“先郑读‘火’绝之，则‘火’字向上为句也。其‘禁’自与‘凡邦之事跸’共为一句。宫正既不掌跸事，若如先郑所读，则似宫正为王跸，非也。”（《十三经注疏》上册第657页，中华书局1980年。）按：“先郑”指郑众（公元？－83年），汉章帝建初年间为大司农，史家称为“郑司农”，亦称“先郑”，著有《春秋牒例章句》、《周礼注》等。郑玄，字康成，因汉献帝刘协建安初年为大司农，世称“郑大司农”，又称“后郑”。孙奕文中的“郑康成”即“后郑”，句绝有理。又：“跸”指古代帝王出行时，开路清道，禁止通行，泛指跟帝王出行有关的事情。〔4〕　《汉书·苏武传》原句为：“若知我不降明，欲令两国相攻，匈奴之祸从我始矣。”颜师古注：“‘若’，汝也。言汝知我不肯降，明矣。”颜的句绝较为合适。（《汉书》第231页，《二十五史》（1），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年。）〔5〕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第二十页，《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32页，中华书局1980年。〔6〕　该句上下文为：“禹之治天下，使民心变。人有心而兵有顺，杀盗非杀，人自为种而天下耳。”郭庆藩辑《庄子集释》第233页。又：王先谦《庄子集解》第94页，句断同郭书。均见《诸子集成》（3），上海书店1986年。〔7〕　金兆梓：《国文法之研究》第58－59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8〕　何容：《中国文法论》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9〕　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第64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10〕　关于程端礼的句读原则和句读规则，详见本书“二、句读研究小史，§2宋元时期”的有关部分。〔11〕　马建忠：《马氏文通》第30页，商务印书馆1983年。〔12〕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13〕　吕叔湘、王海棻编：《马氏文通读本》第669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14〕　赵元任：《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第233－234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译文略有调整。〔15〕　吕叔湘：《语文常谈》第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16〕　徐通锵：《核心字和汉语的语义构词法》，《语文研究》1997年第3期。〔17〕　徐通锵：《语言论》第434页，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8〕　孔颖达：《毛诗正义》第6页，《十三经注疏》上册第274页，中华书局1980年。二　句读研究小史

古汉语句读是我国古代的语文研究者在进行长期研究中形成的对汉语句子结构的认识。句读研究萌芽于先秦，提出于汉代，构成体系于宋元，明清时代更有新的发展。1．先秦时期

在句读观念形成之前，人们对汉语句子及构成句子的字已有较深刻的认识。《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陨石于宋，五。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解：“曷为先言‘陨’而后言‘石’？‘陨石’记闻，闻其磌（tián）然。视之则‘石’，察之则‘五’。……曷为先言‘六’而后言‘鹢’？‘六鹢退飞’，记见也。视之则‘六’，察之则‘鹢’，〔1〕徐而察之，则‘退飞’。”《谷梁传》解：“先‘陨’而后‘石’，何也？‘陨’而后‘石’也。‘于宋’，四竟之内曰宋。后数，散辞也，耳治也。……‘六鹢退飞，〔2〕过宋都’，先数，聚辞也，目治也。”《公羊传》由六国时子夏弟子公羊高口传，到西汉景帝（公元前156—前141年在位）时传至玄孙公羊寿，才与齐人胡母生（子都）记录成书。《谷梁传》六国时鲁人谷梁赤所传，相传他也是子夏的弟子，该书也到西汉时才整理而成。公羊高、谷梁赤都注意到汉语字序，“陨石于宋五”是从听觉闻声、视石、数五的思维程序来说的，“六鹢〔3〕退飞”是从视觉数六、察鸟、徐察才见退飞的思维程序来说的。至于数词在句子结构中的位置，杨树达认为：“按静字有二用法：一置于名词之上，一在句中为补足语，则置于名字之后，今通行文法书皆言之。然在吾国，传《春秋》者早已留意及此，而分赋以聚词、散〔4〕辞之定名矣。”

公孙龙著名的《坚白论》、《白马论》，有人认为是形而上学的诡辩逻辑，这里不必讨论。《坚白论》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曰：得其所白，不可谓无白；得其所坚，不可谓无坚。而之石也，之于然也，非三也？

曰：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5〕得其所坚者，无白也。

这里说的是，有人问，既然感知到白色，就不能说无白；感知到坚硬，就不能说无坚。拿这块石头来说，它就是这样，这不是坚硬、白色、石头三者具备吗？主人答，看时不见坚硬，只见白色，不涉及坚；摸时不知白色，只知坚硬，不涉及白。公孙龙采用问答体反驳“坚白石三”，坚持他的“坚白离”论。从语言角度看，坚、白、石三者当然不能并列，“坚”、“白”是事物的性质，现在称为形容词；“石”是事物本体，现在称为名词。洪诚先生说：“古代汉语只有‘白石’或‘坚石’这种词组成‘石既白且坚’这种句子，确没有‘坚白石’的话。……从语言学角度看公孙龙子，他注意词语的句法分析，〔6〕对用词造句的研究，有促进作用。”

关于句子结构，在先秦时代也引起人们的注意。上述《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的例，就分析到汉语句子结构的字序问题。再看下面的例：（定公）二年，……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公羊传》解：“其言‘雉门及两观灾’何？‘两观’，微也。然则曷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主灾者，两观也。时灾者‘两观’，则曷为〔7〕后言之？不以微及大也。”《谷梁传》解：“其不言‘雉门灾及两观’，何也？自两观始也，〔8〕不以尊者亲灾也。先言‘雉门’，尊尊也。”

上面的例，语序分析别开一面，语义分析又跟语用价值结合，令人叹服。上例的变换式有如下几种：（A）雉门及两观灾。（B）两观及雉门灾。（C）雉门灾及两观。〔9〕（D）两观灾及雉门。

上述变换式（B）符合事实，可微者居前，不符合尊尊要求；（C）不符合事实，并认为尊者“雉门”靠近“灾”也不好；（D）符合事实，尊者“雉门”居后，同样不符合尊尊要求。所以，只能是或最好还是用句式（A）。又如：（哀公三年）五月，辛卯，桓宫僖宫灾。〔10〕《公羊传》解：“……何以不言‘及’，敌也。”《谷梁传》解：“言‘及’则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则一也。”〔11〕

这里是说，“雉门及两观”用“及”，“桓宫僖宫”为什么不用“及”。公羊高说：“敌也。”东汉何休（公元129—182年）随文注：“亲过高祖，亲疏适等。”对谷梁赤的“由我言之，则一也”，唐初杨士勋疏：“凡言‘及’者，皆以尊及卑，等者不言‘及’。若自祖言之，则有昭穆，昭尊可以及穆。若自我言之，则远祖亲尽，尊卑如一，故不言‘及’。”从公羊、谷梁到何休、杨士勋都认识到，虚词“及”连接的两项是前尊后卑、前重后轻。虚字研究在我国成绩卓著，是句读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详细情况以后再说。

关于字（现代说“词”）的类别，先秦时代也有论述。这里仅举一例。

杨树达二三十年代就指出：“若夫分析词类，辨别词位，如今之所谓文法学者，在周代已有其萌芽，观孔子所记之《春秋》及《公羊》、《谷梁》二传之所解说，可以证也。”例之一为：（1）僖公元年，夏六月，邢迁于陈仪。（2）僖公三十一年，十有二月，卫迁于帝丘。（3）成公十五年，许迁于叶。（4）昭公元年，许迁于夷。（5）庄公十年，三月，宋人迁宿。（6）闵公二年，春王正月，齐人迁阳。

上六例，都用动词“迁”，（1）（2）（3）（4）例为“自迁”，（5）（6）例为“我迁人”。《公羊传》解：“迁者何？其意也；迁之者〔12〕何？非其意也。”杨树达说：“解释二事之不同，至为精确。盖自迁者出于己意；我迁人者，人被我迁，不由被迁者之意，故云非其〔13〕意也。”

从上面的实例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已经注意到句子的字序和结构问题，以及字的类别问题。几乎涉及到现代语法学的各个方面。当然，这些探讨都是零碎的，不成体系。可正是这些研究成果为汉语句读学的形成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汉唐时期

句读之学兴起于汉代，除有先秦学术研究的基础外，更重要的还有两汉的社会原因和现实的教与学的需要。

先秦时期，书籍较少，人口不多，读书人更不多。老师教学生，口耳相传。据《礼记·学记》载：“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14〕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他们研习字形、字音、字义，当然也离不开句子分析。看来，当时的学校隔年会考一次，三、五、七、九年分出四个等级，各有不同的侧重点。入学的第一年就要考“离经辨志”，因为这是基础的基础。所谓“离经”，经学家郑玄（公元127—200年）注：“断句绝也。”也就是离析经文语言形式，点断句子；“辨志”，就是辨析经文的思想内容，能够理解。

秦统一六国，焚书坑儒，实行文化专制。焚书时，民间有人将一些经典埋藏起来，西汉前期相继发现。西汉末年，以刘歆（xīn）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学派开始揭穿今文经学学派的盲目性和偏私性。今文经是指汉文帝时凭老儒记忆背诵、口耳相传的经文和解释，由弟子用当时的文字——隶书记录下来的经典。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设五经博士，他们传授的就是今文经学。西汉以后，古文经学逐渐兴起，今文经学因拘于师承家法，流于繁琐和诞妄，因而逐渐衰微。

古文经，指用秦统一以前的篆书抄写的经典。王莽建立新朝，采用刘歆（公元？—23年）的建议，立古文经学博士，以排斥今文经学。古文经学重名物训诂，以考证为特色，重经籍所证事实，提倡文字学和考古学，这就是后世所说的“汉学”。古文经学盛行于东汉。从魏晋至隋唐的六七百年间，东汉郑玄（公元127─200年）学派流传很广，影响很大。直至清代的乾嘉学派，他们提倡汉学，对郑学仍有许多可贵的发挥和阐述。

何休（公元129—182年）与郑玄为同时代人。他钻研今文诸经，历十七年撰成《春秋公羊传解诂》，为《公羊传》制定“义例”，系统地阐发《春秋》中的“微言大义”。他在该书《序》中第一次让“句读”二字连出。何休说：

传春秋者非一，本据乱而作，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说者疑惑，至有倍经任意、反传违戾者。其势虽问，不得不广。是以讲诵师言至于百万，犹有不解，时加酿嘲辞。援引他经，失其句读，以无为〔15〕有。甚可闵笑者，不可胜记也。“援引他经，失其句读”，是指有些人在引用其他的经文的时侯，不知何为句何为读，随意摘录。这样，当然无法准确地理解原文的意思，“以无为有”，惹人闵笑，也是很自然的事。何休说这种现象多到“不可胜记”，那证明，当时无论是读今文经，还是读古文经，“句读”问题都成了十分突出的问题。从先秦至汉代，由于口头语言的变化，典籍书面语好些已有语言障碍。字形、字音、字义当然是读书人需要解决的问题，因而，研究文字、音韵、训诂是必不可少的事。作为表意符号的字，它总是出现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之中。同一个字，属上或属下意义有别；字形不变，字音、字义会不同，这些就要在句读中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因而，何休说的“失其句读”，是万万要不得的。

句读观念的形成，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在我国，句读是章句的一部分。据《汉书·艺文志》载：《易》章句有施、孟、梁邱氏各二篇。《书》有欧阳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春秋》有公羊章句三十八篇，谷梁章句三十三篇。《汉书·张禹传》：禹为《论语》章句。《后汉书·儒林传》：包咸入授太子《论语》，又为其章句。清焦循的《孟子正义》是以东汉赵歧（约公元108－201年）《孟子章句》为蓝本的，所以焦氏说，“赵氏章句命名，其来尚矣。”〔16〕清代孙志祖说：“赵歧注《孟子》，不但文异也，其句读亦异。”（《读书脞录》卷二）赵歧将《孟子》七篇分为14卷，逐字逐句详加诠解，在语句之中夹有训诂，解词与串讲结合，篇末以章指与注文相互补充。人称《孟子章句》是《孟子》注解中开辟荒芜之作，使后世学者得以循途而深造。其实，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年）距赵歧不过四百余年，不可能有此前诸经那么大的文字障碍。由此，我们知道章句之学在当时是多么盛行。可惜章句诸书，今多不传，我们现在见到的仅有后世如宋代朱熹《大学章句》、《中庸章句》等一小部分。

本来，章句之学就是“离章辨句”（《后汉书·桓谭传》）之学，章句包含着训诂，后世训诂也离不开章句。章句之学走向衰微，主要在于五经博士们对“五经”逐字逐句地进行越来越繁琐的解释，以求发现所谓的“微言大义”，为常人所不取。据桓谭（公元前23？—公元56年）《新论·正经》载：“秦延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四百余年后，南朝齐梁时刘勰（公元约465—约532年）还说：

若夫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若秦延君之注《尧典》，十余万字，朱普之解《尚书》，三十万言，所以通人恶烦，羞学章句。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17〕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

由于人们“羞学章句”，使繁琐的章句之学走向衰亡，可简明的章句之学还有它存在的理由。

东汉高诱（生卒年不详）在《淮南子注》的《叙》中说：“自诱〔18〕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这里不仅告诉我们，高诱少时的老师卢植（公元159—192年）十分注重句读，而且说明，卢授的句读跟别人不完全一样，句读有异，“大义”也就不同。卢植曾师事遍注《周易》、《尚书》、《毛诗》、《三礼》、《论语》、《孝经》和《老子》、《淮南子》的马融（公元79—166年）。据史籍记载，马融又曾从《汉书》作者之一班昭（公元约49－约120〔19〕年）“受读”。卢通古文经学、今文经学，精研诸经而不墨守章句，著有《尚书章句》、《三礼解诂》、《周易注》等。可惜，马融、卢植的书今都不存。高诱自称是“以朝餔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这样，我们从高诱的《淮南子注》也可以看到马融、卢植关于句读研究的部分成果。其实，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距马融、高诱不过两百多年，他的《淮南子》就一再有人作注，除了其以道家的自然天道观为中心、综合先秦道、法、阴阳等各家思想的内容外，也有语言障碍和社会重视句读等原因。

后魏孙惠尉说：“欲裨残补阙，损并有无，校练句读以为定本，次第均写，永为常式。”（《上疏请校补秘书》［后魏文十四］）这里的“定本”、“常式”，除裨补、损并外，特别强调了“校练句读”，可见“句读”当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唐代佛教天台宗高僧湛（zhàn）然（公元711－782年）第一次给句读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他说：“凡经文语绝处谓之句，语未绝而点之以便诵咏，谓之读。”（《法华文句记》卷一）这个定义一直使用到《马氏文通》。且看马氏的“界说”：

界说十一凡字相配而辞意已全者，曰句。（第24页）

要之，起词、语词两者备而辞意已全者曰句。（第28页）

界说二十三凡有起、语两词而辞意未全者，曰读。（同上）

马建忠从西方引进了“起词”、“语词”这样的术语，可决定是句还是读的仍是“辞意已全”和“辞意未全”这样的意义标准。

我国唐代有一个著名的古文运动，首先发起的是韩愈（公元768—824年）。古文运动规模宏大，影响深远。可韩愈自己说：

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20〕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

韩愈、柳宗元等的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丽文风，提倡散体，特声明不仅句读文体需要改变，思想内容也要改变。“通其辞”是他们的手段，“学古道”才是他们的目的。韩愈在他的《师说》中曾言：“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21〕惑者也。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韩愈明确地认识到，“习其句读”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去“传其道、解其惑”。

唐代的元稹（公元779－831年）与白居易齐名，他推崇杜甫，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他说，乐府“往往兼以句读短长为歌诗之异。”（《乐府古题序》）乐府不同于五言、七言律诗绝句的重要标志，就在于“句读短长”比较自由。他也注意到“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难。”（《杜君墓志铭》）可见，在公元8－9世纪的中国，无论为诗为文，句读问题人们都是十分留心的。3．宋元时期

宋代理学盛行，朱熹（公元1131—1200年）为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主要精力用于聚徒讲学，研究学问，广注经籍。他注重字的形、音、义，由字义、句义的诠释体会文意，并注意语言的歧义现象，能根据具体的上下文作出合理的解释。北宋张耒（公元1054—1114年）就指出：

江河淮海之水，理达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也；激沟渎而求水之奇，此无见于理，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之文也。自唐以来，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为缺句、断章，使脉理不属，又取古书训诂希于见闻者衣被而说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得其章，反〔22〕复咀嚼，卒亦无有，此最为文之陋也。

张耒说到的“最为文之陋”者，是指那些无深刻的思想内容，“而欲以言语句读为奇之文”的人。汉语句子结构千变万化，要想以言语句读为奇文，那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可这绝不是为文之本。

岳飞之孙、南宋岳珂在他的《九经三传沿革例》中有专论“句读”的篇章。他说：“监蜀诸本皆无句读，惟建本始仿馆阁校书式从〔23〕旁加圈点。开卷了然，于学者为便，然亦但句读经文而已。”这里的句读，显然是指标点。可标点不过是句读分析成果的形式标志。一个人如果不懂句读分析，或者句读分析不准确，那他要标点文句不是根本不可能，就是标点错误，乃至一塌糊涂。宋代的标点形式，据宋人毛晃《增修互注礼部韵略》载：“今秘书校书式，凡句绝则点于字之旁，读分则微点于字之中间。”当时的句读符号尽管简单，却已比较规范。它不仅用于教学或校勘，还用于一些出版的书籍。

由此可见，句读在宋代已经相当规范，并广为学者注重。就史料所见，第一次出现“句读之学”的名称则已是元代。宋末学者胡三省（公元1230－1302年）在他的《通鉴释文辨误》中说：

每见为句读之学者，于一句之间，截而分为上下句，求发先儒之所未发者，以见圣贤深意。若文意自来通顺，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24〕之间划分句读，以为新奇，似不必尔。

胡三省的论述，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注意：其一，句读之学至迟在元代已得到承认。从那时到现在，汉语句读学已有七百多年的历史了。其二，一句之间，截分不同，意思也就不同。“求发先儒之所未发”，就由这句读来定夺。其三，同为句读之学的人，有的为追求“新奇”，一字、两字、三字、四字，随自己的需要来划分，以至原来通顺的文意，倒让他们给搅乱了。由此，我们可以想到，当时句读之学相当盛行。因为，教书的人和读书的人都得面对着它。先秦古籍越来越古，两汉古籍在当时也需要句读和注释了。再有，自西汉时代就设有“校书郎”的职位，虽不是什么显要官职，却有重要的学术地位。西汉的兰台和东汉的东观作为藏书室，都置学士于其中，点校藏书。三国以后，晋隋唐宋辽金元，或置官，或无官，但都少不了这类职位。在这些人的影响推动下，当时精于此道、长于句读学的人一定不少。作为秘书省的校书郎，必须是对句读学有研究的人。否则，他当不上校书郎，即使当上了，不知何为句，何为读，又怎么去点校藏书。

元代刘因（公元1249—1293年）更强调：“句读训诂不可不通，惟当熟读，不可强解。”（《静修集·叙学》）刘因将“句读”、“训诂”并列，句读在训诂之前，当是先句读后训诂之意，因为，句读正是训诂的基础。所以，清代江藩说：“说经必先审句读。”（《经解入门》卷四）没有句读分析的基础和能力，读不懂古书，也写不出文章。

元代集句读学之大成者当推程端礼。他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

〔25〕程》中从批点的角度归纳句读的语义特征和形式特征，实是当时句读之学的纲要。我们先看他的“句读例”：

句：举其纲；文意断。

读：者也相应；文意未断；覆举上文；上反言而下正；上有呼下〔26〕字；下有承上字。

这是句读分析的总的原则。句的原则两条：“举其纲”重在结构形式，纲目相合为句；“文意断”重在语句内容，语意断绝为句。读的原则六条：“者”、“也”相应，覆举上文，上有呼下字，下有承上字，四条都重在形式标志；文意未断，上反言而下正，两条重在语句内容。为便于下面的讨论和以后的运用，我们将这些分析句读的原则简称为“二、六原则”。

程端礼为说明“二、六原则”，他给每一条原则都举了例。现将他收录的例句摘录如下，并略加说明。例如：（1）“举其纲”为句。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为纲，“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为目，“纲”、“目”相合为句。（2）“文意断”为句。如：

此对小子之学言之也。“此”承上，“也”结尾，文意已断，是为句。（3）“‘者’、‘也’相应”为读。如：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学者”为读，“大人之学也”为读，合起来为句。（4）“文意未断”为读。如：

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言既自明”，“言既自明，其明德”，两处均文意未断；“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文意可断，若无后句，当可为句；因后句“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语意紧密相连，故至此方为句。（5）“覆举上文”为读。如：

曰然，则此篇所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者，其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则此篇所谓……者”为覆举上文，故为读。（6）“上反言而下正”为读。如：

不亲其亲，不长其长，则所厚者薄，而无以及人之亲长。“不亲其亲，不长其长”，反言，为读；“则所厚者薄，而无以及人之亲长”，正言，为读，合起来为句。（7）“上有呼下字”为读。如：

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

上“……而作也”，为读；呼下“……而作也”，为读，合起来为句。（8）“下有承上字”为读。如：

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本也”，为读；“……末也”承上，为读，合起来为句。“二、六原则”虽简明扼要，却不能完全概括汉语句读的各种情况，程端礼接着又在“续补句读例”中列出20条规则。他特别说明是“以朱子门人以下诸儒所点修之”。现摘录并略加说明于下：（1）“曰”字是作本书者记当时对面答问之辞者，并为句。“曰”字是援引他书、他日、他人之言，止作“言”字说者，并无点；有句长欲读者，宁读于上文，仍以“曰”字连下文。

规则（1）说，“曰”字是作者记“当时对面答问之辞”，“曰”字后是句，答、问的话也是句。“曰”字是援引他书、他日、他人的话，短的不作读；长的在“曰”字前停顿，是为读，“曰”字连下文。宋元时代主要用点号、句号，引文“曰字连下文”，眉目比较清楚。（2）凡呼小子，或二三子，或参呼，对面呼之而欲重其听者，皆为句。

规则（2）用现在的话说，凡呼语、呼告之类，都是句子。（3）纲在上而目在下者，纲为句，目为读，目尽为句。

这一条补充了“句读例”中“‘举其纲’为句”的不足。前引例“大学之道”文意未断，故为读。若文意已断，纲则为句，目各自为读，直到目尽才是句。这一条跟前面的“举其纲”，都是说“先总后分”的句式。不同在于：作为纲的部分，文意未断，纲为读，目为读，合起来才是句；若作为纲的部分文意可断，纲独立成句，目各自为读，目合起来是句。（4）目在上而纲在下者，诸目皆读，目尽为句，纲独为句。或下是缴语、解语、意短急者，目尽为读。

规则（4）说的句子结构形式跟规则（3）相反，并列说了两种情况：目在前，各目相对自立，分别为读，目尽为句，纲独立成句；如果在后的纲是紧密相连的话、解说性的话或者是“意短急者”，各个目是读，目尽也是读，到纲的末尾才是句。这一条说的是“先分后总”的句式。（5）无纲之目，并为读，目尽为句。（6）无纲之目，每目自有抑扬及自解者，解尽为读，目尽为句。

规则（5）（6）都说“无纲之目”。规则（5）说的是，若每目都简短，各自为读，目尽为句。规则（6）说的是，若每目自己有抑扬评说以及解释，解尽为读，一目结束就是句子了。规则（6）后面，程端礼加了一条小注：“如易三陈九卦则可，中庸九经则不可。更详文意所宜。”据我们理解，当为：“《易》，三陈，九卦。”可以，因“三陈，九卦”是《易》的自解；“《中庸》，九经。”则不可以，因文意不合。《中庸》包含在“九经”之中，它们不能构成“抑扬及自解”关系。这两条规则说的都是“并列句式”，并列的每目都简短，目尽为句；若每目自有评说及解释，解尽为读，并列的每目就是句。（7）有纲之目，每目自有抑扬及自解者，解尽为读，目尽为句。

这一条说“有纲之目”，也是现代的“先总后分”句式，要求跟规则（6）一样，区别在于“无纲”、“有纲”。所以，程端礼注：“同前例。”规则（7）又是规则（3）的发展。规则（7）说的是，纲语意完整，独立成句；目自己有评说或解释，解尽为读，每目自己独立成句。（8）上段正下段反，或上段反下段正，短者可为读。若是长段反正，有“然”字转者，及有大转语辞者，当为句。

规则（8）说的是“正反句式”。在前面的无论是正句还是反句，如果是短的，都是读，正句、反句合起来才是句。如果在前面的正句或反句是长的，并且后面有转折语辞“然”或有“大转语辞者”，则前面的正句或反句都是句，后面的反句或正句也是句。（9）引用他书、他人语，上有“所谓”字，下有“者”字，急缴归主意者，所引句下“者”字为读，缴语尽为句。

规则（9）说引文形式之一，即“所谓……者”格式。“者”字之后为读，相关的点明主题的话结束才是句。“缴语”指紧密相关的有联系的语句。注意：“缴”古代没有“交出”的义项。可参考“二、六原则”（5）“‘覆举上文’为读”。（10）凡引他书、他人、他日及覆举上文之辞者，其中未尽之语为读，至所引辞尽为句。

规则（10）也说引文，说的是直接引用。那时没有引号，只好按通常的格式，引语语义未尽为读，引语结束为句。规则（10）没有说到引语更长的情况，所以，程端礼又加了一条注：“如所引他书语及事实太长，如《孟子》引齐景公、晏子答问，各以答、问尽处为句。”（11）凡诗铭韵语，以韵为句，未至韵皆为读。

规则（11）是对整篇“诗铭韵语”来说的。这类韵文，以韵为句，不到韵脚的地方，都是读。“诗铭韵语”拿韵作句的标志，古今都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意义标准就不那么突出了，应该说是语音形式标准压倒了意义标准。为了说明引用“诗铭韵语”的规则，程端礼又加了一条注：“此谓特意全载者。若经传中引者，如引书例，至引尽处方为句。更详文意所宜。《诗经》自依章句。”（12）凡议论体，自然读多句少。（13）凡叙事体，自然句多读少。

规则（12）（13）将议论体、叙事体对比。议论体“读多句少”，是因为议论文多用长句。叙事体“句多读少”，是因为叙事文多用短句。今天人们常说的不同文体的句式特点，原来，六百多年前，句读研究者已经很清楚了。程端礼在规则（13）下又加注说：“意未尽者或为读，亦可。”可见，叙事体的“读少”，并不是无原则地尽量少，还是要注意“文意断为句”这条总的原则。（14）提解经文训诂，“某者，某也”之下意尽者，以“也”字为句。如贴解本意未尽者，虽“也”字亦为读，至意尽方为句。

规则（14）说注解训诂，“某者，某也”格式，意尽“也”字后为句；意未尽“也”字后是读，直到意尽才是句。程端礼给这条规则也加了一条注：“‘某也’下如插见章旨者，‘也’字别为句。更详文意所宜。”（15）注文释经训诂，就兼见章旨，以义已明，不再通说经文，后即以大圈断之者，其中章旨未尽，小句皆读，意尽为句。

规则（15）也说注解训诂，可跟规则（14）不同。规则（14）是将经文提取出来（即“某者”）作解释，也就是“通说经文”；规则（15）是指随文加注、直说章旨的情况。我国对古籍的注释，种类繁多。就内容来说，有文字注释，章句分析，义理发微，以及综合考证等。有的为便于读者了解原文的“章旨”，往往列举该段原文并将原文的意思串讲一遍。有的随文注释训诂，直说章旨，后面用大圈（如“O”）断开。这断开的部分，意义未尽的小句都是读，意尽才是句。规则（15）也有一条小注：“如止释训诂欲人自玩味经文者，不当拘此。”（16）以“言”字通叙贴解一段经文大意者，并读，意尽方为句。亦有无“言”字而意实贴解段意者，并同。

规则（16）也是讲注释训诂。在复述解释经文时，有的用“言”字开头，有的不用。“言”字的主要作用是用来解释句义，也用来说章义、篇义，有时也用来解释字义或字组义。不管用还是不用“言”字，复述解释的话都是读，意思说完了才是句。（17）叙论发明文义，本义已尽为句。其下有缴归章旨及别贴赞叹劝勉之辞以结者，别为句。

规则（17）还是讲注释训诂。有的注文，先是注释者自己独到的理解，即“发明文义”，这个意思完了就是句。这后面有联系归结到“章旨”（全章的大意）的话，以及其他赞叹、劝勉的话来结束，就另外是一句。（18）上发明所以然，下以“此”字或“是”字再指上段，缴归所当然，或缴归主意者，“此”字、“是”字上，并为句。下段如文意短急者，“此”字、“是”字上为读。

规则（18）是说，注文先说明为什么是这样的原因或道理，接着用“此”字或“是”字复指上文，联系归结到应当是这样，或联系归结到主要的意思，“此”字、“是”字前面就是句。如果“此”字、“是”字后面的话“文意短急”，那“此”字、“是”字前面就是读，一直到“此”字、“是”字后面的话结束才是句。这里既注意到指示辞“此”、“是”这种形式标志，又注意到文意是断还是连，句子是长还是短，真可说是用到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分析方法了。（19）上发明所以然，下以“故”字缴归所当然者，“故”字上为读。如上是长段，“故”字下发意又长者，“故”字上为句。

规则（19）跟规则（18）内容相近，可形式标志不同。“故”作为因果之辞，连接上下两部分，比“此”、“是”连接的两部分关系更为紧密，所以，“故”字前面通常为读。如果“故”字前面的话比较长，“故”字后面的话也比较长，那么，“故”字前面是句，“故”字后面也是句。（20）或问中问目之末，“何也”、“若何而用力邪”、“奈何”、“亦可得而闻其说之详乎”、“如之何”之类，“何也”之上并读。或“何也”之上无“者”字者，及句短者，不读。或大段内自提问己意，“何者”、“何哉”、“何则”、“何也”之类，又自发大段意者，“何者”〔27〕之上并句。

规则（20）讲“疑问句式”。有的疑问语句末尾有“何也”……“如之何”等等之类的话，“何也”等的前面都是读。有的“何也”前面无“者”字，以及句子短的，那就不读。有的是大段的自己发问，也用“何者”……“何也”之类，自己回答又是一大段话，那“何者”前面都是句，“何者”后面也是句。

上面我们逐条地解释了程端礼归纳的20条句读规则。从这20条规则以及前面的“二、六原则”，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不仅包含了各种句式，注意到一些句式的形式特征，还提出了句读分析的意义标准和形式标准。所以，我们说，句读之学至此已有了一个初步的框架。〔28〕

元代句读之学的成就，不仅表现在句读理论框架的形成，还表现在“语助”研究成果的第一次汇集。元代汇集语助研究成果的专书，是卢以纬的《语助》。该书有胡长儒于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写的《语助序》，可以断定，该书完成于公元1324年之前。《语助》分析虚字，既注意到句子内部和句际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也注意到虚字的构句作用，并有了初步的字类观念。全书分66组，共收虚字、字组127个。卢氏从语气、情态和关联等方面进行解释，运用比较的方法辨析虚字，以今语、俗语解释古语，并从句首、句中、句末位置说明同一虚字的不同用法，还注意阐明虚字的修辞效果，开虚字研究法先河。该书在汉语句读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正因为句读之学在元代已有了坚实的基础，对句读结构和语助运用都有专门的研究，从而初步形成了研究句、读、字的组织规律的格局。这时的句读学，已基本上明确自己的研究对象，并有了跟当时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不同的理论和方法。明清时期，特别是清代，分析句读的专书和研究虚字的专著不断出现，正是句读之学的新发展。4．明清时期

元末明初学者宋濂（公元1310－1381年），元代至正年间“荐授翰林编修，以亲老辞不行，入龙门山，著书逾十余年。”（《明史·宋濂传》）朱元璋召见他，即参与政事。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下诏要他领总裁官，修《元史》，书成，授翰林院学士。他说：“予窃怪世之为文者，不为不多，骋新奇者，钩摘隐伏，变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读，且曰，不诘屈聱牙非古文也。”（《宋学士集·文原》）他主张“以句读顺适为工”。

袁子让，生卒年不详。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举人，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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