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傅勇林
出版社：四川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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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翻译研究试读：
前言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与他的文学创作几乎同时起步。自1915年9月翻译海涅的《〈归乡集〉第十六首》开始，至1969年3月至5月翻译《英诗译稿》，郭沫若从事翻译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多世纪。
郭沫若一生之中倾注大量心血译介了众多国外诗歌、小说、戏剧、理论著作以及科学著作。据我们考证，郭沫若正式发表的译作达289种之多，其中诗歌238首、小说27部(篇)、戏剧11部、理论著作12部、科学著作1部，涉及9个国家，98位作者的作品。其译介范围之广，时间持续之长，所涉及流派之多，在中国现代翻译史上少见。
作为中国翻译史上重要的翻译家之一，郭沫若不但在翻译实践方面硕果累累，在翻译思想方面也有独到的见解，在中国翻译史，尤其是中国翻译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翻译中的许多重要问题，如翻译的标准、译者的修养、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翻译与创作、翻译批评等，均有深湛的见解和重要的论点。
在翻译标准方面，郭沫若提出了“译文应同样是一件艺术品”的观点，并对严复的“信达雅”说有自己独到的看法；在翻译方法方面，郭沫若创造性地提出“风韵译”，强调“以诗译诗”，提出翻译的过程也就是进行思想与意识再创造的过程，是译者与原作及作者之间的共鸣；在翻译与创作的关系方面，他的“媒婆”论，曾招致译界无数的争议与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提出“好的翻译等于创作”；对于译者，除了强调其中外文功底和责任感之外，更强调译者的生活体验；在翻译批评方面，郭沫若提出翻译“要大胆虚心佛情铁面，要堂堂正正地作个投炸弹的健儿”；对于重译，郭沫若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提出“凡是一种良书是不妨多得几种译本的”。这些翻译思想，至今仍对翻译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然而，近一个世纪以来，对于郭沫若的研究大都集中在其作为诗人、剧作家、文艺理论家、小说家、史学家、文字专家、政治家这样的背景之下进行的。研究成果也主要集中于文艺、哲学、史学、考古、美学、中外文化关系以及与其他作家的比较研究等研究之上，而对郭沫若的翻译活动以及他的翻译思想进行系统研究整理目前尚属空白。
在此背景之下，我们课题组成员在傅勇林教授的带领下，以“郭沫若翻译思想研究”为题，获得2007年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郭沫若研究)课题立项(项目编号：GY2007L05)，开始了长达两年的研究工作。其间，课题组成员对郭沫若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译作以及郭沫若相关研究史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搜集整理，并撰写了《从〈英诗译稿〉看郭沫若的译诗观》(《高校外语教学与研究》(第三辑)，2008年11月)《郭沫若译著详考》(《郭沫若学刊》，2008年第4期)、《郭沫若翻译标准管窥》(《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5期)、《郭沫若翻译探源》(《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3期)等研究论文。本书为“郭沫若翻译思想研究”课题的最终研究成果。
全书分为三部分：
上编为综述，对郭沫若作为翻译家的成功之道、翻译活动、翻译思想以及翻译影响进行了整理与提炼；下编为郭沫若译作评介，对郭沫若的主要译作按德语、英语、俄语、日语及其他语种进行了分类评介；第三部分为附录，分为“郭沫若译论选”、“郭沫若译事年表”、“郭沫若译著详考”和“郭沫若翻译研究资料索引”四个部分，旨在为今后的郭沫若翻译研究者提供较为翔实的参考资料。
郭沫若一生译作丰富，时间跨度大，要将他的译作搜集整理齐全绝非易事；郭沫若专门讨论翻译的文章不多，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翻译理论，其观点大多散见于各种文章、书信、序跋等，非常分散、零碎，需要从中进行提炼、加工和整理；郭沫若的译作不仅数量丰富，体裁多样，而且涉及英语、日语、德语、俄语等多国语言，加之郭沫若的翻译作品中，许多不是根据原语文本直接翻译，而是从其他语种的译本间接翻译而来，部分作品，尤其是诗歌的作者以及作品原文难以考证，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需要查阅大量史料。两年研究工作中的甘苦，业内同行必会深知。然而，此研究成果难免挂一漏万，以偏概全，企望业内同人不吝指正。
本课题研究也得到西南交通大学科研基金的资助(西南交通大学2007年校基金课题，项目编号：C02)，在本课题研究过程中得到西南交通大学科技处，尤其是刘学毅处长、张文桂处长、马跃主任、雷斌科长的大力支持，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税海模教授、陈俐教授、石燕京教授等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指导，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的出版，得到四川文艺出版社的鼎力相助，我们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郭沫若翻译思想研究”课题组
2009年8月
郭沫若翻译研究总序
荀子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荀子·解蔽篇》)“虚”，然后“一”，然后“静”，然后而知“道”。本丛书名《静一述林》，取其深意也。
王国维曾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学与思皆应从“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角度出发，追求“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境界”。但“境界”是一种深度创构，是“本”，“天怀意境之合，笔墨气韵之微”，“放之可弥六合”，而后可以求“道”知“道”，故应将其作为理想的学术追求，“持之以恒古今之作者”。本丛书体现了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仁如是学术旨趣——静虑澄心，“虚怀若谷，静一至道。于学科建设而言，此为根本，当有深意焉。“大学，乃大师之谓也”。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全体同人恪尽职守，教书育人，同时“皓首穷经”，不断提升理论素养，拓展学术境界，提高专业能力。我们高悬起“学术境界”这把标尺作为理想的目标去衡量、读解与阐释外语教学生动的现实实践，试图以求“道”之旨“月印万川”，鉴照理论与教学实际，使其呈现“有我之境”。丛书的核心理论追求就是“求道”，并将其悬为映照万川之“月”，作为价值尺度，以求“学理”。有鉴于此，丛书各位作者在丰厚的实践层面中梳理甄别，洞幽察微，同时以各种理论资源作为鉴照，拈出其中之要旨并移入当下之研究，遂在传统研究模式之中注入深切之内涵，“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所论“豁人耳目”，可见出笔墨“境界”，“理趣渐成”。
但是，“所知”因有“所见”，而“所见”当取定“立场”，首先解决“身之所容”，于是方有“目之所瞩”，从某一特定视角入手畅神而游，虽然“境界因地成形，移步换影，千奇万状”，“但游目骋怀，必是方得深景真意”。“意之所游”指“目力虽穷而意脉不断处是也”，这样“眼光收处，不在全图”，“合景色于草昧之中，味之无尽；擅风光于掩映之际，览而愈新”，“真境逼而神境生”，遂“境界全出矣”。但是，在“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之中，前两者只是前提，“境深”才是关键，因为它强调境界的深层创构，认为学术境界并不是学术与教学实践单向度的经验再现。可以说，“境真”、“境实”、“境深”三种内涵以及“身之所容、目之所瞩、意之所游”三个层面不啻是“学术境界”的生成机制，也是外语学科对其教学实践活动进行创造性重组的逻辑出发点。知识与实践单元的重组为知识纤维(命题、规律、原理)的抽取提供了条件，也是理论系统化的必然。外语学科建设的生命力就在于能凿壁借光，以新的视野对各种理论与实践命题进行学术肌理上的知识注入，而后实施理论反思与创造性升华。升华后的知识与实践单元理论清晰度大大提高，也为外语学科理论的推演提供了学理基础。由于这些理论命题是在提取了相关的知识与实践单元以后所升华而成的，反映了其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应将其悬为外语学科建设一种普遍的学术追求。如王国维所说：“言气质，言格律，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格律、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三者随之矣。”故此，本丛书据于“境真、境实”，追求“境深”和“境界”，此为“学理”，亦是学术“理据”，我们正在“路上”，自当深长思之。
升华学术与教学实践，“入门要正，立意要高”，当“通大义，识大体，立根本”。外语学者或教师应学贯中西，“灵根自殖”，因为“文人之异，在气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浅”，需如清戴震所言，追求“精审，识断，明辨，淹博”。“真力不至则精识不生”，然“学充则文至”，“学充”要求中外学养统摄，本土域外新知融合，要呈“自足圆融”之象，博洽周流，左右逢源，“更行更远更生”。学术“非真积力久，亲证而后得”，据此而与同人共勉。是为序。
傅勇林
傅勇林，文学博士，教授，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现任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
郭沫若翻译研究第一章成功之道
本章主体以“郭沫若翻译探源”为题发表于《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09年第三期。
郭沫若从事翻译，时间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一生之中倾注大量心血，翻译介绍了众多诗歌、戏剧、小说和理论及科学著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其译作不仅影响了他自身的人生观和创作，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是哪些因素使得作为文学家、考古学家的郭沫若走上翻译之路，并在翻译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本章将从郭沫若的中外文学文化基础、外文基础、时代背景、经济基础以及知识结构等方面对其成功之道进行解读。1 1 中西文化结合的宁馨儿：郭沫若的中外文学文化基础
使世人记住郭沫若的首先是作为文学家、诗人的郭沫若。促使他成为文学家、诗人的深厚国学基础和中国传统文化熏陶，是郭沫若成为一位成功翻译家的首要因素。
郭沫若出身在一个中等工商业兼地主家庭，自祖父一代就奖励读书，先后有数人进学。大伯郭朝翰是郭家第一个秀才，长兄郭橙坞中过法科举人，母亲也出身官宦家庭，外祖父曾是二甲进士。到郭沫若上学时，郭家已是公认的“书香门第”。父亲常以“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的家训教育子女，并设绥山馆为家族子弟延师授业。
母亲是郭沫若的“真正蒙师”，给了他“诗教的第一课”。据郭沫若回忆，“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她对于诗歌有偏爱，在摇篮时代一定给我们唱过催眠歌。”在“有记忆的二三岁时，她已经把唐人绝句教我暗诵，能诵得朗朗上口。这，我相信是我所受的诗教的第一课。”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沫若文集》(十三)。在致田汉的信中，也提到他“诗的天才”、“文学的天分”，“这个遗传分子也是从我母亲得来的”田汉等：《三叶集》，上海书店1982年版。。
郭沫若六岁入绥山馆。家塾中的郭沫若，受到了系统的国学教育。在塾师沈焕章的“扑竹教刑”逼迫下，从《三字经》开始，接着读司空图的《诗品》《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全面接触中国古代诗歌。与此同时，进行了古典诗词的写作训练。他六岁开始做对子，七岁学做试帖诗。在家塾中所受的三年“诗刑”，为后来郭沫若的古典诗词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后来他所以能够信手拈来，吟出漂亮的诗句并且音律严整，对仗奇丽，与这个时期所受的教育密不可分。
郭沫若十三岁在乐山高等小学时，先秦诸子，已能背诵。诸如《皇清经解》古奥难懂的史籍，已能翻检，《史记》通读一遍，便能提出独立见解。
1906年进嘉定府中学后，帅平均先生所讲的今文经学课激发了郭沫若对经学的兴趣。后来在成都就学时，为摆脱心头的空虚和苦闷，他常嗜读《庄子》《楚辞》《文选》等。
郭沫若在日本东京一高预科学习期间，“紧张的日语学习，并未影响其国学嗜好，有时他自言自语，原来是在背诵《离骚》章节，对司马迁《史记》中主要人物，能栩栩如生地绘述，其中对屈原行径，寄予无限钦仰，常以此自喻。”钱潮：《回忆沫若早年在日本的学习生活》。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郭沫若又经受了20世纪世界民主革命思潮和中国近代爱国主义思潮的洗礼。他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土壤去接受和吸收西方近现代文化的。他在《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中说：“读外国作家的东西很要紧，无论是直接阅读或是间接阅读负责的译文，都是开卷有益的，据我自己的经验，读外国作品对于自己产生的影响，比起本国的古典作品来要大得多。”郭沫若：《如何研究诗歌与文艺》，《沫若文集》(十三)。
在嘉定中学时，林纾翻译的西洋小说是郭沫若嗜读的课外读物，对他后来从事翻译“有决定性的影响”。如哈葛德的《迦茵小传》、司各特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通译《艾凡赫》)等。林译朗贝(兰姆)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也使他“感受着无上的兴趣”。郭沫若还阅读过梁启超翻译的《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经国美谈》等歌颂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品。此外，严复译的《天演论》《群学肄言》等也是郭沫若在家度假期间喜读的书。1913年，郭沫若在成都高等学校理科读书时，在匡伯伦编的英文教科书《二十世纪读本》中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作，深受启迪。
郭沫若留学日本之时，正值日本翻译介绍欧美文学的高潮时期，除1915年前后流行“泰戈尔热”外，在此之前莎士比亚全集已由坪内逍遥译出，海涅由桥本春雨、生田春月译出，歌德的《浮士德》由森鸥外译出，《荷马史诗》、惠特曼的《草叶集》、但丁的《神曲》等当时也都译出。“顺序说来，我那时最先读着泰戈尔，其次是海涅。”1915年，郭沫若从同住的一位本科三年级同学手中，得读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泰戈尔的《岸上》《睡眠的偷儿》《婴儿的世界》等诗篇，为其“清新和平易”而“惊异”，觉得使自己“一跃便年青了二十年”，从此“便成为了泰戈尔的崇拜者”，“在他的诗里面陶醉过两三年”。这正合当时在日本流行的“泰戈尔热”。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4页。
郭沫若接触较多、对他影响较大的诗人，除泰戈尔外便是歌德。1915年在东京一高预科期间，从第一外国语德语中读到歌德的《创作与本事》( 歌德自叙传)。此后还读过不少歌德的作品。德国的席勒，英国的雪莱、柯勒律治、夏芝，美国的惠特曼，印度的伽皮尔、迦梨陀娑，法国的魏尔伦、波德莱尔等也是郭沫若所喜欢的诗人。此外，郭沫若对屠格涅夫的《新时代》等也有广泛涉猎。
东西方文化的交会，为郭沫若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为郭沫若成为中国当代文坛大师提供了适宜的气候与土壤，为郭沫若走上翻译之路提供了内在的思想支撑。1 2精通日、德、英语：郭沫若的外文基础
要成为翻译家，除了良好的中外文学文化基础之外，还需要良好的外文功底。郭沫若在日本长达20年的经历，使得他具有很好的日文基础，此外，他还精通德语和英语，对拉丁文也有所涉猎。
郭沫若早在13岁时就从长兄郭橙坞学得一些简单的日语生活用语，并有机会初次与日本人接触。据自述：
暑假，大哥跟着两位东洋教习去游峨眉山回来，他邀着那两位东洋人绕道到了我们家里。两人的名字一个叫服部操，另一个叫河田喜八郎，他们在我们家塾里住了三天，那时候沈先生告假回去了，我为好奇心所驱遣，时常爱跑去找着那两位东洋人说话；我也学了一些“瓦塔苦西”、“阿那打”、“阿里加朵”、“撒约那罗”(即日语“我”、“你”、“谢谢”、“再会”)。郭沫若：《五十年简谱》。
郭沫若在中学第一年开始学习日语和英语课程，只是那时候“学堂里的英文和日文程度低落的可怜”，“教英文的老师英文水平不高”，“教日文的老师仅在成都东游预备学堂学了一年的日文”。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37页。
成都高等学堂的附属学校“成都分设中学”所开设的外国语是英语，郭沫若当时的英语总评成绩为93分(英文88，英语98)。
郭沫若从成都高等学校理科开始读美国诗人朗费罗的原文“THE ARROW AND THE SONG”(即《箭与歌》)，他当时“一个字也没有翻字典的必要便念懂了”，“感觉着异常的清新”，“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郭沫若：《我的作诗的经过》，《沫若文集》(十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44页。，说明郭沫若当时的英文已经有了一定基础。
1914年，郭沫若开始了长达十年的日本留学生活。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为了考官费学校，他“拼命努力日本语的补习”郭沫若：《自然底追怀》，载1933年3月4日《时事新报》副刊《星期学灯》七十期。引自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四辑。。我们从他到达东京两个月后的一封家书中，可以知道郭沫若学习日语的情况：“男来东两月矣，寻常话少能上口，近已开手作文，虽不见佳妙，也能畅所欲言无苦，书籍文报，渐能了解。”郭沫若：《樱花书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第三部学习期间，与郭沫若一同租住的远房亲戚吴鹿苹经常为郭沫若补习日语和英文。根据郭沫若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时期的必修科目及每周课程表，当时的日语课程每周平均约6学时，英语每周平均约5学时，德语每周平均约3学时。从中可以推断，当时的郭沫若在日语、英语和德语方面应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郭沫若在日本第一高等学校时期的必修科目及每周课程节数表引自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第26页。
学科伦理日语汉文英语德语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图画体操合计
Ⅰ264352223332
Ⅱ264362223333
Ⅲ268362223337
Ⅳ264342223331
Ⅴ1526262223334
(图表注：此表为一高自明治41年4月创设起至明治42年7月止一年半的每周上课时间节数。Ⅰ～Ⅴ为特设预科在校期间的5个学期。)
郭沫若在第六高等学校就读的是第三部——医科，掌握外语是在日本学医的先决条件。医科学生第一外语是德语，第二外语是英语。除此之外，还必须修拉丁语作为第三外语。郭沫若在《我的学生时代》中就自己在第六高等学校的学习情况作了如下自述：
考入高等之后，有一年的预科是和中国学生同受补习的。预科修满之后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学生受同等教育。三部的课程以德文的时间最多，因为日本医学是以德国为祖，一个礼拜有十几、二十个钟头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须得学习。……功课相当繁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启发而重灌注，又加以我们是外国人，要学两种语言，去接受西方的学问，实在是一件苦事。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1942)。
当时，在郭沫若看来，“日本人教外国语的方法很特别，他们是特别注重读。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学士，本来并不是语学专家、又于学生们所志愿的学科没有涉历，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来做课本。”“在高等学校第三年级上所读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叙传《创作与真实》(Dich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普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nach Prague)。”“上课时的情形也不同，不是先生讲书，是学生讲书……因此学生的自修时间差不多就是翻字典。日本人还好，他们是用本国话来译外国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并伙，可以省些力气。中国学生便是用外国话来翻译另一种外国文了，一班之中大抵只有一个中国人，或者至多有两个人光景，因此是吃力到万分。”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第41页。根据郭沫若当时的成绩表，郭沫若六高在校三年，第一外语德语的平均总得分为78 4分；第二外语英语的平均总得分为79分；三年级开设的拉丁语得分77分。从中可以窥见郭沫若外语能力之一斑。也正是这种“情形”的“不同”，和他“万分”的“吃力”，无形之中打下了扎实的德文、日文基础，练就了他后来做翻译的外文基本功。
郭沫若留学六高期间的学习成绩表转引自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第40页。
第1年级成绩第2年级成绩第3年级成绩
修身修身修身66
国语解释69德语(一)72德语(一)68
国语文法作文67德语(二)87德语(二)75
德语(一)85德语(三)82德语(三)82
德语(二)71英语74英语93
德语(三)84数学62拉丁语77
英语70物理70物理62
数学50化学70物理试验76
动物植物76动植物试验80化学58
体操78体操79化学试验76
体操73
总分650总分676总分806
平均72 2平均75 1平均73 3
认定合格认定合格认定合格
考试人数40考试人数39考试人数
成绩名次25成绩名次21成绩名次1 3新旧世纪交替的时代：郭沫若翻译的时代背景
郭沫若经历过旧中国的死亡和新中国的诞生。他走上翻译之路，是与他所处的时代分不开的。郭沫若从开始翻译活动起，就选择了与他所处时代和自己的思想相吻合的作家作品，选择了那些在思想内容上、艺术上对时代和人民有益的作品。
郭沫若的童年处在封建制度行将崩溃的前夕。一方面，家塾中仍然填鸭式地向他灌输传统的旧学知识。他发蒙时读的书是《三字经》，接着又读《诗品》《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周礼》《春秋》《古文观止》等，还接受旧学传统的一些基础训练。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新文化已在不断地冲击着郭沫若生活的沙湾小镇。从1903年开始，大哥从成都采集的各种新学书籍，如《启蒙画报》《经国美谈》《新小说》《浙江潮》及上海出版的各种新式教本(如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修身、国文、数学等)，源源不断涌入家塾。新旧学并用的教育，使得郭沫若颇有收益李葆均：《郭沫若青年时代评传》，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页。。特别是对新学的涉猎，打破了旧时代的思想禁锢，为郭沫若开启了接受外界事物的思想之门。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地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开创了人类历史新纪元。郭沫若当时“虽然没有见到太阳，但对太阳的热和光已经感受到了”，十月革命的成功“唤起了”他“对于这新社会生出了作进一步了解的要求”《郭沫若同志答青年问》，载《文学知识》， 1959年5月号。。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身处日本的郭沫若密切注视着运动的发展。为配合国内五四运动，他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的几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在福冈结成了爱国留学生团体“夏社”。“目的是抗日，要专门把日本各种报章杂志的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搜集起来，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由于该社成员都是学医的，不善文辞，翻译与撰稿实际上由他一人包办郭沫若：《创造十年》，《沫若文集》(十)，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8页。。
正是在五四运动爆发和文学革命运动蓬勃兴起的时代，郭沫若着手计划翻译介绍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浮士德》。他在《〈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中说：“我开始翻译《浮士德》已经是一九一九年的事了。那年就是五四运动发生的一年，我是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期中着手翻译的。我们的五四运动很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同是由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相同，所以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差不多是在一种类似崇拜的心情中，我把第一部翻译了。那时的翻译仿佛等于自己在创作的一样，我颇感觉着在自己的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郭沫若：《〈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郭沫若集外序跋集》， 上海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四川大学郭沫若研究室合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1947年，郭沫若翻译《浮士德》第二部也是因为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新旧蜕变的艰难，所描写的那个乌烟瘴气的乱世，那个“政治家结党营私，财政到了山穷水尽”的德国现实，那位浮士德博士在神飞鬼驰、云雾缭绕的环境中迈步和艰辛地填海以求建造“自由王国”的情景，都和中国当时的现实相吻合，和郭沫若的思想相吻合，使他在翻译时感到了“骨肉般的情谊”郭沫若：《〈浮士德〉第二部译后记》，《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83页。。《华伦斯太》是一部以战争史为背景的历史剧。剧中所描写的阴谋暗杀、投机钻营、卖国通敌等丑剧，和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非常相似。显然，郭沫若在1936年翻译这部作品，是针对着当时的时代现实的。
考察郭沫若的译著，我们还发现，他选译的很多是对下层人物寄予深厚同情，可借以控诉和揭露黑暗的社会制度的作品。他翻译高尔斯华绥和约翰·沁孤的作品的出发点便是如此孟昭毅、李载道：《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0页。。约翰·沁孤的剧本对下层人物的悲惨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得到郭沫若的充分肯定。高尔斯华绥的《争斗》，揭露了资本家对工人进行压迫剥削与收买的残酷和卑鄙手段，反映了20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的罢工斗争及劳资矛盾。郭沫若对此非常赞赏，他说，《争斗》“把弱者在现实社会组织下受压迫的苦况”，“如实地表现到舞台上来，给一般的人类暗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途径”。《银匣》与《法网》也是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和残酷，反映下层人物悲惨遭遇的。郭沫若十分欣赏作者敢于“不满现实社会之组织，替弱者表示深厚的同情”郭沫若：《〈争斗〉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50页。。《少年维特之烦恼》中的维特代表了当时德国社会中觉醒的青年一代，迫切要求从封建桎梏下解脱出来，表现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这也正好吻合了中国当时的时代气息及一部分读者的心境，因而受到普遍欢迎。正因为如此，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在1922年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之后，许多出版社争相再版。
1925年4月6日，郭沫若在《〈新时代〉序》中，说明他翻译《新时代》的经过以及喜欢该书的原因“是这书里面所流动着的社会革命思潮”，“这书里面的青年，都是我们周围的朋友，诸君，你们不要以为屠格涅甫为保证所引资料的原汁原味，引文均采用原文表记，译名保留郭沫若当时的译法，未做修改。这部书是写的俄罗斯的事情，你们尽可以说他是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去改头换面地做过一遍的呢!”郭沫若：《〈新时代〉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38页。
郭沫若翻译辛克莱的作品，“并不是对于他的全部的追随”，而是因为“他是坚决地立在反资本主义的立场，反帝国主义的立场的”，对丑恶社会的暴露十分“勇敢”而“强有力”。“目前的世界资本主义中美国是站在最尖端，特别在我们中国我们受他的麻醉受他的毒害最深最剧。你们莫看见有好些受了麻醉回来的瘟狗，瘟不死的小狗仔，不是还在鼓吹甚么‘英美式的自由’吗?这‘英美式的自由’我们没钱去实地享受，但我们可以在纸上来领略领略。……这是我在目前要介绍辛克莱的主要的意义。”郭沫若：《写在〈煤油〉前面》，《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96页。
1929年7月，郭沫若翻译德国米海里司《美术考古学发现史》的目的，是为了在考古学上尽快地借鉴于西方。
我们中国，整个落后的国家，别的且不论，单从学问上说来，无论在任何科目的分野，可说都是一个未经垦辟的少女地，因而有许多学问上的问题留待中国来解决的真是不少。关于考古学这一个分科，这个现象尤其显著。
中国落后，自然一切都很幼稚，但落后者也有它的便宜，便是可以借鉴于他人，采取最妥当最捷便的道路，而免得作种种暗中摸索与种种无意识的错误与迂回，政治上的道路是这样，学问上的道路也是这样，我们把先进者的最新的方法采用过来，我们所得的利益不仅是事半而功倍。就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把这部考古学上的良好的著作介绍到中国来，对于我们中国的读者一定有特殊的效用。我在这样的意义上把本书移译了出来。郭沫若：《〈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00页。1 4文学家、医学士和考古学家：郭沫若的知识结构
作为一位翻译家，仅有汉外语言基本功是不够的，还必须具有其他相关知识。郭沫若除了作为诗人和作家所具备的国学基础之外，他早期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以及他在日本所学的医学知识加上他后来从事的考古学研究，为翻译科学和考古学著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898年，也就是郭沫若入家塾读书的第二年，中国发生了戊戌变法。虽历时103天便宣告失败，但这次变法，使得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宪政等思想深入人心，迫使当时的清政府推行“新政”，实行一些改革。废八股、废科举、兴学校、派遣留学生等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播。这些变革自然也影响到郭沫若的家塾教育。家塾绥山馆除讲授“圣经贤传”之外，开始“注重些科学的知识”。塾师沈焕章采用上海出版的蒙学教科书作教材，开设格致、地理、地质、东西洋史等课程，并依据一部《笔算数学》，教授加减乘除一直到开方。这大大开阔了郭沫若的视野，对于儿童时的郭沫若“真是无上的天启”郭沫若：《五十年简谱》《我的学生时代》。。
1914年郭沫若赴日本留学。为了考取官费学校，他除了努力学习日文之外，还“拼命地补习科学”，“考入高等之后，科学方面是高等数学，如解析几何、高等代数、微分、积分，以及物理、化学、动植物学的讲习和实验”。在高等学校三年毕业之后，升入九州帝国大学的医科，学习了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基础学问，还学习了内外儿妇、皮肤花柳、耳鼻咽喉、眼科齿科，乃至卫生学、法医学等临床学问。郭沫若“在医科开始的两年很感觉兴趣，那时所学的可以说是纯粹的自然科学，人体的秘密在眼前和手底开发了”。他“自己解剖过八个尸体，也观察过无数片的显微镜片”，进行过细菌实习、医化学和生理实习这些“引人入胜的东西”。1923年在日本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取得了医学士学位。
然而，郭沫若“虽然大学是毕了业，也得了医学士的学位”，但因17岁时重伤寒所带来的生理上的限制，两耳重听这种“耳朵的毛病限制”，使他“不能掌握听诊器，辨别微妙的心音和肺音的各种差别”，“医道学而未成”，他“不曾行过医”，“也没有意思行医”。 但事实上，这段学医经历，并非如郭沫若自己所说的“走错了路”郭沫若：《〈郭沫若选集〉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137页。。正如他后来所言，“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也没有继续研究医学，我却懂得了近代的科学研究方法。在科学方法之外，我也接近了近代的文学、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从学习着使用这个钥匙，才认真把人生和学问上的无门关参破了。”郭沫若：《我怎样写〈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第488页。
在日本实验医学传统的熏陶下，学医阶段所掌握的这些科学知识为郭沫若日后翻译《生命之科学》这部科学巨著打下了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郭沫若自己也说“虽然我并没有行医，但我觉得我的医学知识比文学知识更有根底。”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二卷，第14—18页。 “我并不失悔我学错了医。我学过医，使我知道了人体和生物的秘密。我学过医，使我知道了近代科学方法的门径。这些，对于我从事文艺写作，学术研究，乃至政治活动，也不能说是毫无裨补。”郭沫若：《郭沫若谈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229页。对他从事翻译也何尝不是如此呢？
郭沫若在《生命之科学》译者弁言中指出，《生命之科学》“原作者之志趣是想把生物学和与生物学有关联的各种近代的智识作一综合化。但这个综合化是以大众化为其目标，以文学化为其手段的。”“这部书在科学智识上的渊博与正确，在文字构成上的流丽与巧妙，是从来以大众为对象的科学书籍所罕见。译者自己是专门研究过近代医学的人，同时对于文学也有莫大的嗜好，所以便起了这个野心，以一人的力量来这译这部巨制。”郭沫若：《〈生命之科学〉译者弁言》,《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15页。
同样，郭沫若翻译《美术考古学发现史》《隋唐燕乐调研究》《艺术作品的真实性》等著作，也得益于考古学研究的知识准备。在《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中，郭沫若提道：
去年(1930年)年初我在研究中国的古代社会的时候，我感觉到要处理这个问题，关于考古学上的准备智识是不可缺少，我便选读了这部书。但我所谈的是日本滨田青陵博士的译本。滨田博士是斯道的专家，他所移译的书我相信一定是很有价值。结果和所预期的相符，我由这部书得到的教益真是不少，适逢其会我从前的一位友人新开了一家书铺，他写信来要我的稿件，我便起心翻译这部书。郭沫若：《〈美术考古学发现史〉译者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00页。1 5二十年留学流亡生活：郭沫若翻译的经济动因
1914年，郭沫若抱着学本领报效国家的宏伟志愿踏上了赴日本留学的漫漫长路。出发时长兄给他的钱只能满足半年的需要。郭沫若为了能够在半年之内考取官费学校，不得不拼命学习。半年后，郭沫若如愿以偿，通过了日本第一高等学校特设预科第三部的入学考试，开始了正式的留日学习生活。留学期间，与安娜相识，有了自己的家庭。养家糊口便成了学习之外的又一重担。1917年8月，在第一个儿子要出生之前，“为面包问题所迫”，“曾向泰戈尔求过点物质的帮助”，他从泰戈尔等英译本《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三部诗集里选译的作品，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用英汉对照，并加解释，“想寄回上海来卖点钱”，写信向国内的两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求售，但郭沫若当时“在中国没有人知道固不用说，就是太戈尔也是没有人知道的。因此在两家大书店的门上碰了钉子。”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沫若文集》(十)，第140页。1918年暑假，他又译了一部《海涅诗选》，同样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1918年9月，郭沫若携妻带幼从冈山到福冈时，从驻东京的留学生管理处预支来的八、九两个月的96元官费，在支出了搬家费、旅费和8月份一家人的生活费用以后，已经所剩无几了。去办理入学手续时，郭沫若手头只剩下因重新调整留学生的官费而增加的24元补贴和长兄郭开文特意从北京汇来恭贺入学的70元。然而，第一学期的学费就得交纳40元，还必须购买价格昂贵的医学教科书和德文原版参考书。每月的房租加上一家三口的生活费用支出，像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郭沫若身上，使得他喘不过气来。到福冈时，家庭经济上的极端拮据每每使他窘态百出，就连一部分学习上必不可缺的参考书也被他好几次典当又赎回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第130页。。郭沫若当时的生活窘境可见一斑。1920年3月次子博生出生后，郭沫若一家四口都靠郭沫若的助学金过活，经常买五分钱烤红薯当“全家的中饭”，只有逢到“临时有了稿费收入或者刚刚领回助学金”，才偶尔“从箱崎车站买回一种叫‘驿便当’的饭盒”，那就算“一顿佳肴盛餐”了。郭沫若虽然常常向家乡的父母求助，然而乐山的老家本来就不很富裕，即使尽了最大的努力，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郭沫若的贫困和生：《回忆旅居日本时的父亲》，转引自《郭沫若留日十年(1914-1924)》第134页。。因此，依靠写作和翻译赚取稿费以维持生计，便成了此时郭沫若从事翻译活动的动因之一。
1923年4月，郭沫若拿到医学士学位后携家人起程回国。因拒绝了重庆一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的高薪聘请，带着家人到上海后一直没有固定的职业。后来郭沫若被指派为学艺社的人所创办的私立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并预定为该大学的未来教授。因学校未开学而闲着的郭沫若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决心翻译《资本论》。他定了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要求商务印书馆出版，希望在翻译期间由商务印书馆每月供给他若干生活费。这个想法得到了学艺社的朋友们的赞成，然而，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却没有得到通过。这样一来，计划也就只好是计划了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108-109页。。
翻译《资本论》的计划既归失败，郭沫若开始向商务印书馆卖稿，过着卖文的生活。除了创作之外，他陆续地卖了不少译文：屠格涅夫的《新时代》、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霍普特曼的《异端》、约翰·沁孤的戏曲集、高尔斯华绥的《争斗》等都是在这前后一二年间先先后后化成了面包的龚济民、方仁念：《郭沫若传》，第109-110页。。
1924年4月，郭沫若为了解生活上的燃眉之急，开始翻译《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他“埋头五十多天，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终于译完了全书。他将这部20万字的译稿寄给了商务印书馆。谁知出版商只答应出书后抽版税，不同意预支稿酬，靠译书解燃眉之急的想法落空了。郭沫若只得将日文原书送到当铺，当了五毛钱，救了一次急”周靖波：《郭沫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67页。。
我现在深觉得曾经做过一次卖笑生涯的人真正是不容易改邪归正的呢。在日本住了半年以上，除译书糊口而外，偶尔瘾发，前前后后也做过将近二三十万字的文章。郭沫若：《〈小品三章〉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5页。
郭沫若在《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中说：“穷得没办法了，做小说没有心绪，而且也没有时间。我只好把这剩下的一本《新的一代》的德译本来翻译。我从七月初头译起，译到昨天晚上才译完了，整整译了四十天。”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第6-21页。
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起初有创造社的资助，经济上还算过得去，但到了1929年2月，由于创造社被封闭，该社每月供给的一百元生活费从此断绝。他为了“顾及到生活”，“对于古代的研究不能再专搞下去了”，不得不将“力量又移到了别种文字的写作和翻译”上来。
1931年8月，所译小说《战争与和平》第一分册(上)由上海文艺书局出版。郭沫若当时“生活十分窘促，上海的一家书店托人向我交涉，要我翻译这部书，我主要的为要解决生活，也就答应了”。由于“书店要急于出版，我是边译边寄，书店也就是边印边出”。待“译到了将近一半的光景，书店因为营业困难，不能继续出版”，“就把译笔停止了下来”郭沫若：《序〈战争与和平〉》,《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43页。。
结语“翻译工作很重要而且很费力”，不是仅仅懂一点外文，会使用词典就能够胜任的。那些带有投机性质的译书家们，“只看书名可受社会的欢迎，便急急忙忙抱着一本字典死翻，买本新书来译。有的连字意的针对从字典上也还甄别不出来，这如何能期望他们译得不错呢？”郭沫若：《郭沫若文艺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58页。他们顶多是一些靠翻译来获取名利的译士罢了。
郭沫若曾向翻译界推荐过苏联的翻译经验：“苏联译一首中国诗时，懂得中文的人先把意思译出来，然后再让懂得诗的人把它加以诗化。”郭沫若：《谈文学翻译工作》，《沫若文集》(十七)，第271页。一首诗的翻译分两步走，固然可以完成好，而文学家兼翻译家的郭沫若则把这两道工序一人一次完成了。作为20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殿堂里的巨匠，郭沫若东西方文化视野之开阔，古今中外学识之渊博，精通外文语种之多，翻译成就之伟大，是现代文学家、翻译家难以比肩的。第二章翻译活动
郭沫若的翻译活动开始于日本留学时期，到1969年翻译《英诗译稿》，时间跨度达半个多世纪。其翻译活动大致可分为：一、留日十年； 二、大革命时期；三、流亡十年；四、归国以后四个时期。2 1留日十年(1914-1923)
在这十年中，进入郭沫若阅读视野和翻译活动的主要作家及其语种有：泰戈尔(英语)、海涅(德语)、歌德(德语)、雪莱(英语)、莪默·伽亚谟(英语)、施笃谟(德语)、惠特曼(英语)。这些作家在思想上都具有明显的泛神论倾向，作品风格是浪漫主义的，作品体裁是诗歌(剧)和小说。
1914年1月13日，时年22岁的郭沫若怀着学医报国的理想，从北平出发，经朝鲜渡海抵达了东京，“在这儿开始了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郭沫若：《我的学生时代》，《沫若文集》(七)，第9页。发誓要考取官费的郭沫若，“拼命努力日本语的补习，三四个月间是寄居于大冢，除了到神田的日本语学校有一段步行外，出外的时间几乎是没有的”郭沫若：《自然底追怀》，王锦厚等：《郭沫若佚文集》(上)，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年11月第一版，第226页。 。1914年7月中旬，郭沫若如愿以偿地考入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医科，获官费留学生资格，在录取的11人中名列第七，是当年最快入官费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仅在半年时间里就取得了这样骄人的成绩使郭沫若的心情十分愉快。考试完毕，郭沫若立即用官费到房州北条的海滨浴场度假，恣意汪洋地度过了两个月的假期。在极度放松的心情下和北条秀美的自然风光的怀抱中，郭沫若内心深处被暂时压抑了的文学倾向复苏了，“诗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来”同上，第228页。。这段被郭沫若称为“在我一生中，仅这一时期为我处女的愉快”的经历，对他青年时期的文学思想和文学审美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留日的十年中，每每在学业和生活的压迫下，总是不由自主地投身大自然中来排解苦闷，并钟情于那些赞美自然宣扬人性解放的外国文学作品。
1915年6月，郭沫若在一高预科毕业考试中获第三名并由学校分配，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日本的医学是师法德国的，德语为医科学生必修之课程，而冈山六高第三部医科尤其重视德语，德语课是所有课程中课时最多的。此外还要学习英文和拉丁文。当时教授外语的日本人以文学士居多，无论是德语、英语都喜欢用文学作品来作为课本，待学生略通发音和文法之后便要求去读很高级的文学读物。这种在郭沫若看来是极为蛮干的外语教学起到了与目的相反的作用，即是把郭沫若“决心抛弃的文艺倾向又挑拨煽动了起来，而且使旧文艺和新文艺深深地结合了”郭沫若：《我怎样开始了文艺生活》，彭放编：《郭沫若谈创作》，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226页 。。郭沫若因此有机会接触到泰戈尔、雪莱、莎士比亚、海涅、歌德、席勒的作品，并且间接地接触到了北欧文学、法国文学、俄国文学。
泰戈尔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作品开始在日本风行。1914年郭沫若刚到东京时便耳闻了泰戈尔的大名，但由于考试的压力无暇顾及。1915年春，郭沫若偶然得到油印的英文课外读物——泰戈尔的《婴儿的路》(Baby′s Way)、《睡眠的偷儿》(Sleep Stealer)、《云与波》(Clauds and Waves)，立即为其清新隽永的文风所吸引，从此成为泰戈尔的狂热崇拜者，沉醉其中有两三年之久。1916年郭沫若购得泰戈尔的《新月集》，“看见那种淡雅的装订和几页静默的插画，我心中的快乐真好像小孩子得着一本画报一样”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收《沫若文集》(十)，第143页。。1916年秋，郭沫若又在冈山图书馆中寻得泰戈尔的《园丁集》《吉檀伽利》《暗室王》《伽毗百吟》等书。泰戈尔的作品如同甘霖一般洒在了青年郭沫若久旱的心田上。郭沫若后来回忆道：
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每天学校一下课后，便跑到一间很幽暗的阅读室去，坐在室隅，面壁捧书而默诵，时而流着感谢的眼泪而暗记，一种恬净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我享受着涅槃的快乐。像这样的光景从午后二三时起一直要绵延到黄色的电灯光发光的时候，才慢慢走回我自己的岑寂的寓所去。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收《沫若文集》(十)，第144页。
1917年8月，为面包问题所困的郭沫若即将迎来第一个孩子的降生，为了筹措产费，便想到了卖文。他从泰戈尔的英译本《新月集》《园丁集》《吉檀伽利》三部诗集选辑了一部《太戈尔诗选》，用英汉对照并加解释，写信到上海，向当时国内的两大书店——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店求售，无奈均遭拒绝，于是，“和太戈尔的精神的连接从此便遭了打击”，觉得“他是一个贵族的圣人我是一个平庸的贱子；他住的是一个世界，我住的是另一个世界。”郭沫若：《太戈尔来华的我见》，收《沫若文集》(十)，第143页。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翻译并不只有1921年1月15日发表译诗《婴儿的世界》。1921年7月中旬他还应郑伯奇嘱托修改了王独清翻译的泰戈尔的《新月集》。郭沫若对王独清的译文很不满意，大改特改了一番，等于重译了一遍。所以，把王独清翻译的《新月集》视为郭沫若的手笔并不为过。
海涅
1915年，初通德语的郭沫若便尝试翻译了海涅的《归乡集第十六首》(Das Meer glanzte weit hinaus)，这是他最早的译作。1916年8月1日，郭沫若在东京的圣路加病院与佐藤富子(安娜)相遇，两人一见钟情并迅速地热恋起来，同年12月便生活在了一起。在和安娜恋爱后，郭沫若对海涅的情诗更加接近了。海涅诗歌丰富的人间性比起泰戈尔的超人间性，对于郭沫若自然更有吸引力。郭沫若翻译了海涅诗选，并向当时上海的书店求售，但因郭沫若当时尚未出名，结果与《泰戈尔诗选》一样被拒。现存郭沫若翻译的海涅诗歌有《归乡集第十六首》(1915)、《悄静的海滨》(1918)、《SERAPHINE第十六首》(1921)、《洋之水》(1925)、《幻景》(1927)、《打鱼的姑娘》(1927)等爱情诗六首。
歌德
1916年秋，郭沫若在德语课上读到歌德的《创作与真实》，感觉自己在精神上跟歌德泛神论很接近，从此便进一步地接触了歌德的作品，尤其是他的诗歌。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郭沫若感觉五四运动跟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飙突起运动”很相似，同是由封建社会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此他的心弦跟歌德产生了强烈的共鸣。1919年10月他译出歌德巨著《浮士德》第一部开首的一段，寄给时任《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宗白华。宗白华对译作大加赞赏，发表在了同年双十节的增刊上，译作刊登后即获好评。这件事对郭沫若的鼓励极大。1920年2月25日在致田汉的信中，他提议成立一个歌德研究会，把歌德一切名著以及关于他的名家研究和盘翻译介绍出来，做一个系统的研究。1920年3月，他承担了《歌德诗的研究》此文为田汉所译盐釜天飙学士所著《歌德诗的研究》第一编，于1920年3月4日译出，文载3月2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学会会刊《少年中国》月刊第一卷第九期“诗学研究号”。第一编中所有歌德诗歌的代译工作。1920年3月20日他又译出《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第一场《风光明媚的地方》，发表于《时事新报·学灯》。此后，1920年7月至9月间，他受共学社之邀昼夜兼勤地译出了《浮士德》第一部，打算单独出版，不知何故共学社方面没有回复他，出版之事就此搁置。译稿完成后的一两个月的光景中，三分之一的手稿竟被老鼠完全咬坏了，使得郭沫若备受打击，但他并没有因此中断对歌德的研究和翻译。1921年7月至9月，郭沫若译出《少年维特之烦恼》，11月6日， 重译《放浪者的歌》和《对月》，1922年4月10日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初版后，立即引起巨大的轰动。该书中还有克罗普遂妥克(Klopstock)《春祭颂歌》一诗，二版时还加入了歌德的序诗《维特与绿蒂》(译于1922年1月)。此间，郭沫若还译有歌德名诗：《放浪者的夜歌(二)》(1921年11月6日)、《对月》(1921年11月5日)、《放浪者的夜歌(一)》(1921年11月)。
施笃谟
1919年，郭沫若“鼓励、支持并协助钱潮(君胥)同学翻译《茵梦湖》”，但郭沫若读了钱的译稿后，觉得那样“采用旧式平话小说体的笔调意译”“无法表达原著风采”，“失掉了原著的风格”，“因此便全盘给他改译了”。经改译后“既忠于原著，又切合现俗，显得好多了”。由于“深怕未尽人意”，两人决定暂不出版龚济民：《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4页。。直至1921年2月再次改译后，作为创造社丛书交泰东书局于同年7月初版。
关于本书的翻译，郭沫若在所著《学生年代》一书中有过如下回忆：“我能够把那篇小说改译出来，更多谢我游过西湖的那一段经验，我是靠着我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梦湖的情趣再现了出来。”
钱潮认为，郭沫若的翻译事业就是开端于1919年的《茵梦湖》译作。郭沫若对《茵梦湖》的兴趣源于小说中朴厚清爽的诗歌，觉得施笃谟用粗浅的字句写出了真情实感，因此，还选译了《茵梦湖》中的三首诗，《今朝》《林中》和《我的妈妈所主张》，被辑入了创造社出版部1928年5月初版的《沫若译诗集》。
惠特曼
惠特曼走进郭沫若的阅读视野是他在读了田汉于1919年7月的《少年中国》创刊号上发表的《平民诗人惠特曼的百年祭》一文之后。1919年秋，郭沫若购得有岛武郎的名著《叛逆者·草之叶》，捧读中立即为惠特曼自由豪放、雄浑宏朗的诗风所折服。在向惠特曼诗风学习的同时，郭沫若即着手向国内译介他的诗歌。1919年12月3日《时事新报·学灯》上刊登了郭沫若翻译的《从那滚滚大洋的群众里》，这是中国最早翻译的惠特曼的诗歌。同时，他还翻译了惠特曼的《大路之歌》寄给宗白华，但不知下落。郭沫若在一生中都承认惠特曼是国外诗人中对他影响最大的一个。
雪莱
雪莱是郭沫若最敬爱的诗人之一，形容他是“自然的宠子，泛神论的信者，革命思想的健儿”。1920年3月30日，郭沫若翻译了雪莱的诗歌《云鸟集》。1922年郭沫若翻译了雪莱诗八首，以《雪莱的诗》为名发表在了1923年2月出版的《创造季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它们是：《西风歌》《欢乐的精灵》《拿波里湾书怀》《招不幸辞》《转徙二首》《死》《云鸟曲》。
莪默·伽亚谟
阅读并翻译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的诗，是因为郭沫若觉得，诗歌所反映出的作者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的不可知论，跟他所熟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某些方面很契合，因而产生了共鸣。1922年9月30日郭沫若译毕莪默·伽亚谟的诗101首，同年11月发表在《创造》季刊第一卷第三期上，之后1924年1月又由上海泰东书局出版，书名为《鲁拜集》。其中部分诗歌也曾收入1928年5月出版的《沫若译诗集》。
关于“夏社”
为配合国内的五四运动，1919年6月，郭沫若与福冈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一个抗日的小团体，名叫“夏社”，目的在于把日本的各种报刊杂志中的侵华言论收集起来，翻译成汉语，油印之后向国内的学校和报馆投寄。“夏社”一名是郭沫若起的，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都是中国人，结社是在夏天，第一次集合又是在一个姓夏的同学家里。由于团体中的其他成员都不会作文，翻译和投递工作主要就由郭沫若包办了。在暑假期间郭沫若发了好几次稿。
这是郭沫若最早的翻译投稿活动。由于要和上海的报社联系，夏社定了一份《时事新报》，它的副刊《学灯》吸引了郭沫若，并且给予他很大的鼓舞。之后，他开始向《学灯》投稿，并由此结识了宗白华，又由宗白华结识了田汉。2 2大革命时期(1923-1928)
1923年4月1日，也就是拿到毕业文凭的第二天，郭沫若携家带口从日本起程归国，4月2日抵沪。他拒绝了重庆一家英国人办的医院的高薪聘请和去北京大学讲授日本文学的邀请以及商务印书馆的著译契约，决心留在上海和成仿吾、郁达夫一道继续经营创造社。在郭沫若的领导下创造社除了继续发行《创造季刊》外，还先后推出了《创造周报》《创造日》作为宣传革命文化的阵地。创造社由此进入了鼎盛时期。在这一阶段，郭沫若主要活动还是在文化战线上继续着五四运动以来的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编辑刊物的同时，他继续零星地翻译歌德的作品，主要是一些抒情短诗：《迷娘歌》1923年5月3日译，载1923年5月13日《创造周报》第1号；《五月歌》1923年5月20日译，载1923年7月26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牧羊者的哀歌》1923年7月22日译，载1923年7月24日上海《中华时报·创造日》；《湖上》，载1923年7月31日上海《中华时报·创造日》；《图勒国王》，载1923年10月23日上海《中华新报·创造日》；《弹琴者之歌》载1925年10月16日《洪水》半月刊第1卷第3期。
郭沫若在创造社的这一时期最重要的翻译工作当属他翻译尼采的《查拉图司屈拉钞》。《创造周报》自1923年5月13日至1924年2月13日以连载的方式刊登了郭沫若所译该书的第一部全部二十二节和第二部的第一至第四节。1928年6月15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第一部的二十二节，书名为《查拉图司屈拉钞》。
由于资方的盘剥，处于鼎盛时期的创造社成员在经济上仍然赤贫，过着入不敷出的生活，同时又遭受着来自京沪报刊的种种攻击。1923年10月5日，郁达夫接受了北京大学的邀请，决然离沪，北上任教，创造社面临分崩离析的危险。更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公众的注意力已经从文艺转向了政治，专注于文学的《创造周刊》影响力在逐渐下降。成、郭二人自知没有能力使刊物转向政治，又不愿做别人的附庸，一时间陷入了困顿之中。成仿吾打算南下另谋出路。在窘困生活的逼迫下，1924年2月中旬，郭沫若不得已只能让安娜携子女先去日本，自己打算等《创造周报》停刊后再去。同年4月中旬，郭沫若不等《创造周报》停刊就带着一腔凄凉匆匆去了日本。1924年5月19日《创造周报》停刊，前期创造社活动停止了。
1924年4月至1924年11月，郭沫若在日本住了七八个月。在此期间，郭沫若翻译了标志着他思想转变的最重要的著作——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如果说学生时代的郭沫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罪恶还有着朦胧的认识的话，在前期创造社的这番经历让他对这个制度有了切肤之痛。一到日本后，郭沫若便立即着手翻译该书。他无钱购买家具用品，便以皮箱为案，以砖块作砚，从清晨工作到深夜，用了50天左右的时间，于1924年5月下旬翻译完了这部20万字的著作。他一边翻译一边检讨书中的观点，既对书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病的观点深有认同，又为书中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所吸引，同时他也对书中的宣传的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思想表示不满。正是这本书激起了郭沫若进一步研读和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雄心壮志。《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于1925年5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住日期间，郭沫若还把他曾经多次读过的德文版的屠格涅夫小说《新时代》翻译了，此外还翻译了德国剧作家、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霍普特曼的小说《异端》和爱尔兰剧作家约翰·沁孤的戏曲集。
1924年11月16日郭沫若举家回到了上海。此时他已经抱定献身革命的决心，准备积极投入到革命实践活动中去。郭沫若刚回到上海就有学艺社的成员来联络，原来学艺社打算筹办一所大学，先请郭沫若进入筹备委员会，准备将来让郭沫若出任文科主任一职。而当时除郭沫若外的筹备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都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任职。既然离大学的开办还有一段时间，郭沫若为维持家计，便向学艺社提议由他来翻译《资本论》，译好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翻译期间商务出版社每月供给他生活费若干。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并认为这事不成问题，只待编审会上通过便可定下合同。编译所的庶务主任何公敢最为积极，甚至从东方图书馆中借来了资本论的英译本供郭沫若参考。郭沫若当时感觉着十二万分的愉快，并拟订一个五年译完的计划。然而事违人愿，翻译计划在商务印书馆的编审会上没有通过。理由是译其他任何名作都可以，译《资本论》却有所不便。至此郭沫若翻译《资本论》的计划就停留在了计划阶段。
计划不能实现，郭沫若只好在上海滩靠卖文生活。在日本期间翻译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新时代》《异端》《约翰·沁孤戏曲集》都在1925年间卖给商务印书馆化作面包了。1926年1月28日译讫的高尔斯华绥的剧本《争斗》也进入了卖文之列。
经瞿秋白推荐，1926年3月18日郭沫若由上海去广州去应聘广东大学文科学院院长一职。广州是当时中国大革命时期的中心和北伐的策源地，因此时人普遍认为，南下广州就是投身革命。郭沫若在广州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革命实践活动中，积极参加群众集会，频繁发表革命演说，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彻底的革命精神。郭沫若于1926年7月随革命军北伐，先后任北伐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科长、代主任、副主任等职。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3日郭沫若又追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后在潮汕地区遭遇强敌与起义部队失散。之后，由组织安排，1927年11月初郭沫若经香港回上海。
由于郭沫若曾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撰写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而遭国民党政府的通缉。回到上海后，郭沫若只好潜居在窦乐安路一所弄堂房子里，在这里做着支持后期创造社的工作。在潜居期间，郭沫若把歌德的《浮士德》第一部进行了通盘的校译和润色，于1927年11月上旬完成了改译工作，并作《译后记》。说明近十年来翻译本书的过程，此次既补译好损失了的部分，又彻底润色了残存的旧稿。指出“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是很紧要的关键。”龚济民：《郭沫若年谱1892-1978》(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1928年2月1日上海创造社出版部出版了该书。2 3流亡十年(1928-1937)
由于受到国民党的政府的通缉，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携家眷从上海出发，化名南昌大学教授吴诚前往东京考察教育，于27日抵达神户，开始了十年的流亡生活。在这期间，翻译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文学创作并列为郭沫若的三大工作。
本节将根据郭沫若翻译的作品类别，从文学作品翻译、科学著作翻译和社科文献翻译三个方面来介绍郭沫若流亡日本十年间的翻译活动。
文学作品翻译
流亡期间的郭沫若先后翻译了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的小说《石炭王》(1928)、《屠场》(1929)和《煤油》(1930)，总字数在100万字以上。1929年，和李一氓合译出版了《新俄诗选》。1931年8月5日，所译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最伟大的作品《战争与和平》的第一分册(上)出版，又于1932年9月和1933年3月出版了第二、三分册。由于“书店经营困难，不能继续出版……就把译笔停止了下来”郭沫若：《序〈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五十年代出版社1942年版。，所以该书并未完全译完。1935年出版了《日本短篇小说集》，1936年8月翻译完成席勒的剧本《华伦斯太》，同年11月又译出歌德的诗剧《赫曼与窦绿苔》。
科学著作的翻译《生命之科学》是郭沫若翻译的所有著作中篇帙最为浩大的。1931年3月开始着手翻译，到1932年译至一半近60万字时，手稿在商务印书局编译馆中被“一二·八”事变的战火焚毁。1934年又重新着手翻译并于同年10月陆续出版，至1949年11月才出齐，前后经历了近19年光阴。郭沫若翻译这本科学巨著的原因在于它的“综合化”、“大众化”和“文艺化”显著之特点，尤其是第三化。
理论著作的翻译
流亡日本期间，郭沫若在翻译方面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
1928年到日本后他便开始翻译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论》。这篇译文原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导论部分。同年8月1日被东京刑士(警察)搜查住处时抄失。之后又进行了重译，1930年5月5日完成，作为马克思诞辰112周年的纪念，收入1930年6月出版的《社会科学讲座》。
紧接着郭沫若便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于1931年1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初版。与此同时，郭沫若又翻译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被神州国光社积压未能及时与读者见面，直到1938年11月才由言行出版社初版。
1936年2月郭沫若译出了《艺术作品之真实性》这本马克思关于文艺理论的著作，被列为向中国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文艺理论丛书第一种”。
1928年郭沫若刚到日本时对考古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1929年他翻译出版了德国著名美术考古学家米海里司的代表作《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以此作为自己向西方借鉴的途径，并大力向国内有志于此的人士推荐。
此外，郭沫若还于1935年9月翻译了他的日本友人林谦三的著作《隋唐燕乐调研究》，交由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11月出版。2 4归国以后(1937-1969)
1937年7月郭沫若从日本归国后旋即投身于抗日洪流中，在之后的解放战争中又始终站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前线，新中国成立后又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翻译逐渐淡出了他的工作范畴。梳理他自1937年7月25日归国以来至他1978年6月12日去世的41年中的翻译活动如下：
1940年9月与高地联名发表所译《搬家与救护伤兵——〈战争与和平〉断片》，载重庆《文学月报》二卷一、二期合刊。
1942年5月，发表译诗歌德的《给迷娘》，见重庆文林出版社版《春草集》。
1945年6月4日，郭沫若以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的名义，约请茅盾、戈宝权、葛一虹等人翻译的《高尔基》(苏A·罗斯金著)一书，并为之作序，“至为简明扼要，善能传神”。收1948年北门出版社版《高尔基》。以上根据龚济民著《郭沫若年谱》(上册)整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第一版。
1947年5月底翻译完成歌德巨著《浮士德》第二部，同年11月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自此以后的二十多年中，郭沫若再没有比较集中地从事过翻译工作了。
1969年3月至5月间，郭沫若从日本学者山宫允编选并加日文译注的《英诗详释》一书所收的近60首英美著名诗人的抒情短诗中，选译了50首，就在原书的空白处译成了中文，并对其中的部分诗作加有附白。郭沫若去世后，于1980年由其女郭庶英、郭平英整理出来，1981年5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第三章翻译思想
作为我国现代翻译史上著名翻译家之一的郭沫若，不仅在翻译实践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在我国翻译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还通过自己的翻译实践，总结出关于翻译的独特见解，形成了自己的翻译思想。他关于翻译的许多精辟论述不仅在当时有重要影响，对当今的翻译理论与实践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3 1译文应该同样是一件艺术品：郭沫若的翻译标准观
郭沫若的翻译标准观本节以“郭沫若翻译标准管窥”为题发表于《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年第五期。
纵观古今中外翻译史，翻译标准问题曾吸引过众多学者及翻译家的目光。从中国古代支谦、支谶的“文质说”，释道安的“案本而传”，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说，马建中的“善译”，林语堂的“忠实、通顺、美”，傅雷的“神似”论，钱钟书的“化境”说，鲁迅的“宁信而不顺”，焦菊隐的“整体(全局)论”，再到现代许渊冲的“意美、音美、形美”；从西塞罗的“活译”，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到卡特福德的“对等”，奈达的“动态对等”、“功能对等”，费道罗夫的“等值”等等，对于翻译标准的论争始终没有停止。作为20世纪中国最多产翻译家之一的郭沫若对翻译标准也有自己的看法与准则。
3 1 1“错与不错”就是标准
1923年6月8日，郭沫若在《论翻译的标准》一文中针对张东荪“翻译没有一定的标准”之说，指出，他这是“掩饰”对自己的错译，其实“错与不错”就是标准：
张东荪氏说翻译没有一定的标准，这在文体上是可以说得过去：譬如你要用文言译，我要用白话译，你要用达意体译，我要欧化体译，这原可说没有一定的标准。但是这些所争的是在什么？一句话说尽：是在“不错”!错与不错，这是有一定标准的!原书具在，人的良心具在，这是有一定标准的!我们所争的标准，就在这错与不错!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郭沫若：《论翻译的标准》，《创造周报》(十号),1923年7月14日。
虽然，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的言辞十分犀利，“投炸弹”味十足，但他所强调的“错与不错”这一标准是毫无疑义的。无论是严复的“信”，还是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忠实”，这“错与不错”也是翻译活动的最起码要求。郭沫若的这个观点，对于当时译界经常出现的错译现象而言，是切中时弊的。
郭沫若在运用这个标准衡量或批评别人译作的同时，他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也十分注意避免错译。1929年，在译完《美术考古学发现史》之后，他曾委托成仿吾从德国柏林购买了德文原著《美术考古学上的诸发现之一世纪》，并据此书重新校订，“把所有的笔误和印误的完全改正了”。在该书译者序中，郭沫若也没有忘记自己的标准，他预料该书“出于重译，译笔的生涩自所难免，离原著的风格一定会大有由旬”。出版之前，向替他承印的友人提出的几项要求之一便是“全书要经过我自行校对一遍，待我负责补上一篇序文之后再行出版”。但“不料那位友人出书之心比我更切，他不待我自己校对，甚至连我译者要做的序文都不要，便把书匆匆地印出了”。郭沫若对该书“插图之不依译者所指定的位置”，“校对之十分疏阔”感到“深深的惭愧，觉得对不着作者，并对不着读者”，也觉得辜负了那位旧友承印的盛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00-307页。。
3 1 2 再现原作风格、不损坏原作格调
在郭沫若看来，一篇好的译文，尤其是文学翻译，仅仅做到“不错”是不够的，无论是采用直译还是意译，都应该再现原作风格、不损坏原作格调。保证译文“虽只是一件布衫，但还是一件完整的衫子”，不能被“剪裁得四破五烂”黄人影编：《郭沫若论》，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07页。。
在《答孙铭传君》一文中郭沫若指出：“译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把原文看懂了，还要译出来的是‘诗’才行。”同上。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中，郭沫若对此观点作了进一步论述：
外国诗译成中文，也得像诗才行。有些同志过分强调直译，硬译。可是诗是有一定的格调，一定的韵律，一定的诗的成分的。如果把以上这些一律取消，那么译出来就毫无味道，简直不像诗了。这是值得注意的。本来，任何一部作品，散文、小说、剧本，都有诗的成分，一切好作品都是诗，没有诗的修养是不行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第75页。
1921年郭沫若修改过钱君胥翻译的德文小说《茵梦湖》。关于本书的翻译，他有过如下说明：《茵梦湖》的共译者是我的同学(指钱君胥，作者注)，那小说的初稿是他译成的。他对于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体文没有经验，他的初译是采用旧时的平话小说体的笔调，译成了一种解说的体裁，失掉了原著的风格。因此，我便全盘给他改译了，我用的是直译体，有些地方因为迁就初译的缘故，有时也流于意译，但那全书的格调我觉得并没有损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24-225页。
郭沫若之所以改译钱君胥的译文，是因为他采用的体裁与原作不符，失掉了原作的风格，而他的改译，对全书的格调没有损坏。
在翻译歌德的《浮士德》时，“原作本是韵文”，他“也全部用韵文译出了”。郭沫若为做到这一点，“为要寻出相当的字句和韵脚，竟有为一两行便续费了半天工夫的时候”《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78页。。
文学作品翻译如此，科学和理论著作的翻译也不例外。1931年3月，郭沫若译英国威尔斯等著《生命之科学》，并作《译者弁言》，简介本书的底本及其作者，并说明翻译的原则：
译者对于作者之原旨，科学之综合化，大众化，与文艺化，是想十分忠实地体贴着的，特别是在第三化。原著实可以称为科学的文艺作品。译者对于原作者在文学修辞上的苦心是尽力保存着的，译文自始至终都是逐字移译，尽力在保存原文之风貌。但译者也没有忘记，他是在用中国文字译书，所以他的译文同时是照顾着要在中国文字上带有文艺的性格。《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15页。
郭沫若在翻译《生命之科学》这部巨著时，不仅“原文风貌大抵一律仍旧”，对于标点章节也只是“略加改易”，对于“原文有注意文句用斜体字者”，在译书中一律于字下用圆点表示，对于原书插图也尽可能“遵照其图次”《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15页。。
1931年，郭沫若在翻译《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时，虽然“原文比较是难解的一种书籍，又加以是未完成的残稿，这使解读的人愈见感觉困难”， 但他的“译笔主在力求达意，然也极力在希图保存原文之风格”《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50页。。
郭沫若认为，无论是文学作品还是科学著作的翻译，原作中“诗的味道”、“风格”、“格调”等都应该在译文中再现，不能有损益。
3 1 3 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
郭沫若认为，翻译，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翻译，光做到忠实流畅是不够的，如果原作是一件艺术品，译文也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这一观点，与严复的“雅”不谋而合。郭沫若也是以这一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的翻译活动的。
早在1928年，郭沫若在《〈浮士德〉第一部译后》中就提出翻译文学作品时，不仅仅要达意，还要使译出的结果是一件艺术品的观点：
我的译文是尽可能的范围内取其流畅的，我相信这儿也一定收了不少的相当的效果。然我对于原文也是尽量地忠实的，能读原文的友人如能对照得一两页，他一定能够知道我译时的苦衷。译文学上的作品不能只求达意，要求自己译出的结果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是很紧要的关键。《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78页。
在《谈文学翻译工作》一文中，郭沫若再次强调了这一标准：
严复对翻译工作有很多的贡献，他曾经主张翻译要具备信、达、雅三个条件。我认为他这种主张是很重要的，也是很完备的。翻译文学作品尤其需要注重第三个条件，因为译文同样应该是一件艺术品。《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第73页。
他用伏特加与茅台作比，生动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一杯伏特加酒不能换成一杯白开水，总要还它一杯汾酒或茅台，才算尽了责。假使变成一杯白开水，里面还要夹杂些泥沙，那就不好领教了。《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七卷，第76页。
3 1 4 风韵译
郭沫若最初提出“风韵译”是针对诗歌翻译而言的。
1920年，田汉翻译《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一文时，请郭沫若代译文中所引录的歌德的诗。同年3月4日郭沫若在为此文所写的《附白》中首次提出此说：
诗的生命，全在它那种不可把捉之风韵，所以我想译诗的手腕于直译意译之外，当得有种“风韵译”。郭沫若：《〈歌德诗中所表现的思想〉附白》，载1920年3月15日《少年中国》第一卷第九期。
1922年6月24日，在《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这篇文章中，郭沫若针对文学研究会出版的唐性天所译《意门湖》(即《茵梦湖》)提出批评，再次详细地论述了他的“风韵译”：
我们相信译诗的手腕决不是在替别人翻字典，决不是如像电报局生在替别人翻电文。诗的生命在它内容的一种音乐的精神。至于俗歌民谣，尤以声律为重。翻译散文诗、自由诗时自当别论，翻译歌谣及格律严峻之作，也只是随随便便地直译一番，这不是艺术家的译品，这只是言语学家的翻译了。我始终相信，译诗于直译、意译之外，还有一种风韵译。字面，意义，风韵，三者均能兼顾，自是上乘。即使字义有失而风韵能传，尚不失为佳品。若是纯粹的直译死译，那只好屏诸艺坛之外了。郭沫若：《批判〈意门湖〉译本及其他》，载1922年9月上海《创造季刊》第一卷二期。
郭沫若不仅对诗歌翻译要求把捉其风韵，对整个文学翻译他都强调必须不失原作的“风韵”。在1923年4月的《讨论注译运动及其他》一文中，郭沫若指出：
我们相信理想的翻译对于原文的字句，对于原文的意义自然不许走转，而对于原文的气韵尤其不许走转。原文中的字句应该应有尽有，然不必逐字逐句的呆译，或先或后，或综或析，在不损及意义的范围之内，为气韵起见可以自由移易。《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十六卷，第137页。
郭沫若认为，光有对原文字句、意义不走转还不够，理想的翻译尤其对原文的“气韵”不能走转。这里的“气韵”也与“风韵”无异。
对李一氓所译《新俄诗选》，郭沫若虽然“把它和英译本细细地对读过，有些地方且加了很严格的改润”，但其中好几篇他“差不多一字都没有改易”，正是因为李一氓的“译笔很流畅，造语也很有精妙的地方，读他的译诗多少总可以挹取一些原作的风味”的缘故《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291页。。
对于《赫曼与窦绿苔》的翻译，因“原诗乃Hexameter(六步诗)的牧歌体，无韵脚”，郭沫若为了使译文不“失掉诗的形式”，“不得已”才“通同加上了韵脚，而步数则自由”。 这虽“于原文不免时有增损”，“但自信于原文风韵及辞旨没有什么大的损坏”《郭沫若集外序跋集》，第340页。。
可见，在郭沫若看来，判断译文好坏的标准，除了“错与不错”、“是否是一件艺术品”、以及是否损坏原作格调之外，“风韵”，或“气韵”或“风味”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尺度。
3 1 5 关于“信达雅”
翻译家严复吸收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思想精髓，总结自己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在《天演论》译例言里提出了“信达雅”说。对于严复“信达雅”标准的论争中国译坛可以说历经百年沧桑。其间，或解释、或阐发、或引申，或赞赏、或质疑、或贬斥，各抒己见，众说纷纭，真正出现了百年争鸣、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信达雅”说，郭沫若持什么态度呢？
1955年3月14日，郭沫若在致《俄文教学》编辑的信中，专门表达了他对严复的“信达雅”说的看法：
翻译工作很重要而且很费力。原则上说来，严复的“信、达、雅”说，确实是必备的条件。但也要看所翻译的东西是什么性质。如果是文学作品，那要求就要特别严格一些，就是说您不仅要能够不走样，能够达意，还要求其译文同样具有文学价值。那就是三条件不仅缺一不可，而且是在信达之外愈雅愈好。所谓“雅”，不是高深或讲修饰，而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所翻译的东西如果是科学著作，条件便可不必那么严格，能够正确达意就是好的。当然如果能做到信、达、雅，不消说是更好。法国科学家同样讲究文章风格，科学文字能够带上艺术价值，那是会更加引人入胜，对于科学活动有好处，决无害处。因此要说信、达、雅的提法“不科学”，似乎又把科学与文学看成水火不相容的东西了。信、达、雅三字，如果嫌其太简单了一点，也可以说成更通俗、更现代化的话。不信就是乱译，错译，不达就是死译，硬译，不雅就是走到极端的不成话。那恐怕才是该反对的吧。黄淳浩编：《郭沫若书信集》(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16页。
这里，郭沫若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信”、“达”、“雅”三者的内涵及其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解读，说明了三者并存的必要性。但他认为，针对不同类型的原作，要有所区别，对翻译文学作品的要求应该比翻译科学著作更严格。郭沫若在此也对“雅”做出新的解释和发挥。在他看来，“雅”就是“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或者不是“走极端的不成话”，从而证明了“雅”的合理性。3 2不负作者，不负读者，不欺自己：郭沫若的译者观
在人类的文明历史上，世界各个民族优秀成果正是通过翻译才得以世代相传，也正是通过翻译才得以走向世界，在世界各国被认识、被接受、被研究的。译者作为翻译行为主体、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媒介以及跨文化的传播者，在整个翻译活动中具有双重身份：对于原作及原作者来说，他是读者，对于译作及其读者来说，他又成了阐释者加作者。
关于译者，郭沫若多次论及。他曾经指出：“翻译……不是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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