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微讲堂·心理(套装9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敬一丹,李开复,等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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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微讲堂·心理(套装9册)试读：

总目录

沟通是一种能力

目录

正文

现场答问

演讲者小传

今天是记者节，我特别高兴能和北大同学一起度过自己的节日。

2000年11月8日，中国第一次有了记者节的时候，北京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在这个庆祝会上，我作为记者代表有一个发言。当时有这么几段话：“我们这些记者有幸赶上了新中国第一个记者节，那么我们做了什么，社会为什么让我们享有这种节日？凭什么呀？三百六十行，凭什么要给记者这个节呢？”——这确实是我当时在想的。我就觉得，我们这一行在今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重视，公众看记者的眼光在有了这个日子以后，可能会多一些期待，也有理由多一些挑剔。在记者节那些天，我想的更多的是记者节这个日子其实是用来警示自己的，就是提醒我们，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们都应该把握自己的社会角色。为新闻工作者设立一个节日，体现了社会对这一份职业的尊重，我们承受这一份社会奖赏，更要强化自己的职业意识，做时代忠实的记录者和积极的推动者，国家、社会、人民通过这种方式在提醒我们，要负责任，要如履薄冰，不辱使命。从2000年第一个记者节到今天2005年，我感觉到媒体在中国社会中已经变得越来越活跃，记者也成为很多年轻人向往的职业。

我刚才特别自恋地用那么长时间来祝贺我们自己的节日，其实，在这儿我想跟同学们交流的是：记者这一行，它是干什么的？主持人是干什么的？它是职业地跟人打交道的这么一行，它以沟通为使命，它应该是在社会上、在人群中最具有亲和力的一群人。沟通不仅是记者的职业能力，也应当是现代人的能力。

我们看看电视台，有各个工种，这个大家看任何一个电视节目的片尾字幕就看得出来。在那么多工种里面，比如说编导、策划、监制、摄像、出镜记者、主持人，还有灯光、制作、技术等等，太多了，都是人才。为什么选择这个人而不是那个人站在镜头前来和观众交流？为什么？

你可能说，这个人聪明啊！那台长不聪明吗？这个人有判断力？台长比你还有判断力！

台长的这种角色，就像船长，制片人也是一样，就是看他有没有带领一个团队，奔向一个目

标的那种能力。他对方向的判断要超过常人。这样的人，往往就成了制片人、台长。

还有一种人，就是策划，出主意的，特别能出招，另类思维的人，善于异想天开，这种人就特别适合当策划。其实原来电视台没有专门的策划，编导本人策划能力比较强的就自己策划，这些年电视发展起来，就出来这么一个新的工种，有很多都是过去的报人，过去的文化人，“触电”以后就把他那种思维上和笔头上的优势用到了电视上面，成为了策划，策划占有资讯，他运用资讯的能力应该说是超过别人。点子大王，就是策划。

我们刚才说了，这种有判断力的人，有方向感的人，能出点子的人，都各有各的用场。那么，直接和观众交流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本事使得他站在镜头前呢？他在电视这个团队里具有什么样的核心竞争力，使得他被镜头选择？被镜头选择实际上就是被观众选择。你们感觉，到底什么样的人能被镜头选择？（学生回答：有亲和力、应变能力、口语表达能力的人。）

我都不用讲了，你们都说出来了。在这里，我们用最白最通俗的话说，什么人能够被选择？就是最善于沟通的人。表现在：有人缘、会说话。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主持人不是按他(她)好看不好看被选择的，而是看他(她)有没有人缘。大家想想是不是这样？早些年的中国电视，特别幼稚的时候，选人是按挂历上的模样选的，周正、漂亮、挑不出缺点。后来中国电视进步了，标志之一，就是崔永元当了主持人。崔永元最让你接受的难道不就是他的人缘吗？他多有人缘啊！我发现不论是在什么场合，一提到崔永元这三字，观众整个面部表情的线条就变得柔和起来，就像说自己家人一样，至少也像是邻居大妈家那个二哥，完全是“自己人效应”，这在传播上太重要了。你不觉得他是外人，这就叫认可。

人缘是怎么产生的？在人际交往中，有很多种类型，有些人是先天的，生来就有人缘。你把他搁到人群里面，他特快活，特有沟通欲望，没有障碍；有的人先天就不具备这样的特点——这不是优点缺点，大千世界，人生来就是各种各样的；有的人很矜持，我心里不是不想交流，可是看见你的时候，我不愿意讲话；还有的人愿意和喜欢的人交流，对于不喜欢的人，不屑与他交流；有的人在人际交往中有戒心；还有的人过于羞涩。我们从职业的角度，琢磨自己先天的因素，我适合干什么，如果发现自己潜质里愿意和人打交道，一放到人群里如鱼得水，在人群中挺受欢迎，交流没有障碍，那么可以选择和人沟通的这一行，比如说当老师、当主持人、当记者等。如果说有的同学不愿意和人打交道，嫌闹得慌，说话都嫌烦——这不是缺点，他就是这样的个性，比方说情愿和机器打交道，那就不要选择新闻这一行，可以选择和机器打交道的职业。我觉得，在我们设计自己职业生涯的时候，是不是能以职业的角度来重新琢磨琢磨自己的性格。如果说你性格中有这个倾向，那么你选择这个职业后就可以事半功倍；如果说你性格中没这个倾向，而你还非得选择这个专业，那就不是快乐工作，而是变成了刻苦工作。我不太赞成刻苦工作。我们当时上大学的时候，我是工农兵学员，当时是一个特殊的时期，高考制度被废除后，就从农民、工人、解放军里面选拔一些优秀者来上大学，同学一入校水平参差不齐。我们班有一个湖南人，普通话说不明白，却阴差阳错地让他学播音，他非常刻苦，但一说话就像毛泽东似的，其实他写文章写得挺好的，他要是转一个专业，转编采专业不就完了嘛。可是那时候不知为什么没转。我觉得他上大学这几年，在专业上，没有快乐，到最后他也没有取得过专业上的自信。我觉得这是挺不幸的一件事。一个人学的专业是自己不擅长的，不喜欢的，又不能改；相反，有一些人对这个专业能够跟玩似的，这是最好的境界，跟玩似的，就不吃力了。有一点职业意识，把自己潜在的东西调动起来最好了。

现在我说的是一个人可能先天具有那种沟通优势，有的人不太具有那种优势，就要用职业眼光，来重新判断一下自己。崔永元就是一个先天具有沟通优势的人，他那种沟通优势不表现在滔滔不绝，没完没了地说话，他话也不是那么多，但是他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不会让人觉得有距离，他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他不让人有距离，他不让人有压力。他看人的眼光确实一直都保持平视，这到底是表现出口才还是这个人的为人态度呢?我想更多的是一种态度。比方说，你不会看他肉麻地吹捧谁，同时他面对最普通的人的时候，也不会俯视，他在节

目里表现出对各种各样的人一种由衷的尊重，我最欣赏崔永元的就是这点。其实从表面来看，他轻松，他幽默，他有意思，他可爱，但仔细想想骨子里的东西，是什么让你对他有好感呢？是他对人的尊重，你听他什么时候在嘉宾或者观众面前说过一些显得自己很高的话？比如我们有的主持人会这样说：“观众朋友们，说到安徽，您可能知道，可要说到‘安徽’这两个字的来历，您可能就不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我不知道呢？这句话，表现出主持人在有意无意之间低估了观众，这就是不尊重，你什么时候听过崔永元这么说过话？就算是你假设观众不知道，然后你来讲这事，你也不能这么说啊。你可以这样说，“我们可能还不太清楚……”这句话不是一个技巧，真的是一个态度，崔永元有这种先天的平等的意识，这种诚恳的待人态度，当然也有后天的训练积累。在成为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以前，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当过几年记者，采访各种各样的人。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是全国广播节目里办得最好的，崔永元在那里的记者中也是最好的之一，我就是从他的稿子里认识他的。当时我在北京广播学院读研究生，到这个栏目去做调研，人家给我提供了一批稿件，“看，这是我们最近的获奖稿件！”我发现有一个系列稿叫《边关行》，写得特别好，大气磅礴，特老到，稿件上署名：崔永元。我没有想到，他后来成为我的同事了。当时我一点都没有想到小崔会是一个幽默的人，看了稿子感觉他是一个特别有分量的人。他出现在办公室的时候，他们说“这就是小崔”，我感觉和写稿子的就不像是同一个人，他表现得像是没睡着或是刚睡醒一样。后来他到我们这个节目里当策划，也是属于很善于出点子的人，谁也没有把他往主持人那里想。《实话实说》开办以后就开始试主持人，大家推荐了很多人都来试，看谁能当主持人，试了这个不行，试了那个不行，试了无数人，像走马灯一般，小崔同志就在眼皮底下，谁也没想到。最后，头儿说：“那你试试！”就那么简单。小崔往镜头前一站，他原来是广播人，不熟悉电视环境，很多摄像机，看也看不及，不知道看哪个。有经验的人就知道，灯亮的那个就是在拍你的，但他不知道。这个时候，时间，启用他的制片人——大家都知道，如雷贯耳哦，时间对中国电视做过很多贡献，其中一个就是把崔永元推出来了，后来接着把白岩松推出来了——当时，时间就做了一件听起来特简单，但是非常合乎规律的事：他到现场一看，看小崔有些六神无主，他说：“你们怎么能要求崔永元看摄像机呢？你们不要让崔永元找摄像机，你们要让摄像机找崔永元！”于是，崔永元就没有了压力，他就没有了那些技术性的顾虑，他的全部精力就在跟人交谈中，按节目的方向走话题，这就把崔永元的长项发挥出来了，而短项避开了。当然，崔永元经过这么多年的锻炼，现在已经深知什么时候看哪个摄像机了。当时，时间那是一个很关键的举动，很多人不是没有交流的才能，但是一到镜头前，镜头会让一个人的自信心瞬间损失一大半。有些人没过这关就被淘汰掉了。崔永元很幸运，碰见一个明白人，这样崔永元这种和人打交道的才能，就得以充分地展示。

我再顺带说一下白岩松是怎么出台的。白岩松刚过来也是策划，策划策划着，也是时间突然告诉他说：“你来采访吧，《东方时空》。”他还没有这种心理准备，那时候他是一个特消瘦的文学青年的样子，“哎呀，我不行，不行。”时间说：“大早晨你搞这个节目谁看啊？”——《东方时空》是早间节目，还得到一个美誉：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在那个时候，中国人早晨真不太看电视，所以时间一句话让白岩松领悟，“啊，就是，谁看嘛！”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心理暗示，一下没了负担，没了负担白岩松就和崔永元一样，也把他的聪明，和人沟通的长处，全部发挥出来了。他没有了那种技术性的顾虑，而技术是好学的，那是拿镜头练出来的，那是靠时间堆积出来的。当然也有天生不惧镜头的，比如说方宏进。我一直觉得方宏进是我们《焦点访谈》最优秀的主持人，现在他走了，到上海东方卫视。他就属于在镜头前和平时一样的人，不惧镜头的那种人。对方宏进本人来说，他太省事了，而且他节省了多少培训费用、培训成本啊！因为他没有试用期，他上来就能说啊。

刚才我举的几个例子，都是大家的熟人，他们把自身的长处非常合适地和自己的职业结合起来，先天的优势加上后天的锻炼，使得这几个人成为了非常职业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刚才说到这几个人的时候，我说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人缘，一个是会说话。有人缘，是说先天的性格可爱，随和，爱和人打交道，用职业的角度来看，还有，就是这个人在媒体中，他的眼光，他看问题的角度是让多数人喜欢的。比方说他的关注点。我一直觉得，人们看一个节目主持人有没有人缘，人们能不能从心里接受他，可能有这样一些指标。比如说，你是更关注你个人呢，你还是更关注别人。有一些节目主持人在镜头前的时候，他比较关注的是自己，这观众能看出来，比如说他采访的时候，会顾虑到他是侧面对着镜头，而侧面不是他最佳的角度，那他是更在乎采访对象告诉他的内容呢，还是他自己的角度？看起来是件很小的事，其实一看这个镜头，人们就能判断出他在乎什么。一种真正的被明眼的观众接受的主持人，多半都是更在乎别人，更在乎外界，而不是更在乎自己。刚才说的那种过于在乎自己的采访方式要是细说的话，违背了好多种规律：它违背了人际间最常见的一种交流习惯，比方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要看着对方，表示尊重；在他谈的过程中，我要和他有呼应，以支持他把话说下去，可是以那种采访方式，即使采访对象原本想说，也没有说的欲望了。一个过度关注自己的人，不会有真正的人缘。

关注别人，还要关注弱势。比如说要采访一个高官，一个名人，有些人就不由自主地用仰视的眼光；一到了弱势人群的时候，就有意无意地居高临下，甚至漠视。这样的人我觉得也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缘。有些记者在和弱势人群打交道的时候有种透出来的强势人群的优越感。比如说谈到农民工的时候，他们会这么谈：“如果他们的生活不能安顿，将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形象。”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觉得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不是城市形象，而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质量，他们的公平权利。我们站在城里人的角度说，“你们的违章建筑，影响到我们城市的形象”，你要是不仔细听，他们乱盖小房子，搭建违章建筑，影响城市形象，好像说得挺有道理，但仔细想一想，这是平视的角度吗？这完全是骨子里透出来的城里人的强势人群的优越感。比如说对农民子弟的学校，有的教育主管部门就当着孩子的面，把那种简陋的民工子弟小学推倒，这种做法丝毫不去理会孩子们的感受，一个孩子会记一辈子，我的学校被你推倒了。这埋下了什么样的种子？那我们记者到现场，主持人到现场，以什么样的态度说话呢？是，那些学校可能是违章建筑；是，那教学质量可能没有达到标准。但是这道理那道理，硬得过这些学生要上学的道理吗？如果只从表面看问题，对一些事情采取漠视的优越的居高临下的态度，我觉得这种人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人缘。

如果对一些很显要的、比较有地位的人不知不觉采取一种仰视的态度，也会让人觉得特别不亲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有天我听一个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请来一位歌手，然后主持人就压抑不住那种兴奋，那是一个女主持人，“哎呀，我特别喜欢听你的歌！”我是从半截听的，我根本就不觉得她是一个主持人，她所有的姿态就是一个“粉丝”。你到底是谁啊？你如果是主持人的话，你要有自己适当的态度。你在生活中也可以是歌迷，可是你在自己的职业位置上，你有自己得体的态度吗？大家熟悉沈力老师吧，我们看看沈力老师对人的态度：早年前，沈力老师在荧幕上还非常活跃的时候，有一次她在节目里头改了一个句子，我想对我们这些晚辈来说真是一字之师。她采访演员刘晓庆，编辑给她写的稿子是这样的：“我们想采访刘晓庆，刘晓庆答应了。”沈力老师这样改的：“我们和刘晓庆相约见面。”大家感觉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视线？这是平等的视线。不是说我特别想采访你，你终于答应了，你一来我们蓬荜生辉，这不是一种最舒服的人际交流方式，最舒服方式的是平视。大家如果以后当记者的话，免不了也会有这种场合，采访别人的时候，你千万别那样仰视，那特别不利于接近。别人自己可能也不希望被仰望，那是不舒服的一种眼光，最舒服的一种眼光就是平视。

怎么平视？不要一心告诉自己要平视，要平视，一开口就变成“我特别崇拜您……”有的时候这种仰望是不由自主的。比方说我们走进北大，那些教授我们能不仰望吗？你要是作为一个学生那是应该的，但是作为一个记者采访的时候，这个分寸就要拿捏得准。当你采访的时候，尽可能地让你的目光让公众能接受。我有一次采访李宁，那时李宁刚刚成为体操王子，有一个镜头特别美：当国旗升起的时候，李宁望着国旗升起，闭了下眼睛，一个很经典的镜头，他闭眼睛和国旗叠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特别有诗意。后来采访李宁的时候，我就得使劲压着自己的这种仰望，他虽然年轻，但并不妨碍我仰望他，但我知道，如果我接下来仰望他的话，将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流。仰望不可能带来合适的交流，我一直在想，我怎么和他说话呢？我第一句和他说什么？我不能说“李宁你这个镜头太美了，我从来不看体育节目都把我迷住了。”怎么和李宁说话呢？我这样说的：“李宁，你最近是不是挺累的？”这是我开始的第一句话。他说：“啊，我刚下飞机。”我们第一次见面，我没有跟他说“你好，感谢光临我们的节目”之类的，过分的客套也会造成距离，这就是要一种熟人般的效果，在熟人里面还有一种——我不知道他感受到了没有——就是我理解了他的辛苦，人家刚下了飞机，就跑到电视台来录节目，所以这里有一种我的谢意在里面。我就感觉到这样的交流就营造了一种气氛，接下来我们的话题就比较自然。我要是仰望着的话，就可能带来很多不自然，让观众看起来也是一样，除了我们之间的交流以外，还有观众看起来是不是舒服，这些东西加在一起，一个人的倾向、态度、语言方式包括遣词造句都在影响着他在人群中的形象。

一个人有人缘，没人缘，很多时候就是一种感觉，可能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就感觉想和他说话，例如崔永元。崔永元最有本事的还不是他自己能说话，他特别能怂恿别人说话，这是一个主持人非常好的职业素质。如果有本事把走进演播室的人，本来想看个热闹的人，撩拨得想说话，这就是主持人的成功。

什么叫会说话？会说话比有人缘好像更可感，它已经外化了。我们刚才说的是一个人内在的东西，你可能感觉到也可能感觉不到，会说话你是能听得到的。会说话这一点上，我们也不否认人的天赋：有些人天生就会说话；有些人一说就错，不说还好；还有一些人文章写得特漂亮，给女生写信特动人，一说话还不如不说。我们同样用职业的要求来衡量，作为一个电视人的会说话，就表现在他善于和各色人等说话，善于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一点对于在校学生好像是一个难题，让一个戴着眼镜的文绉绉的北大同学出去和三教九流说话，你怎么找这感觉？怎么找到这种说话的感觉？咱们同学一开口全是那种校园味儿，大家可能不察觉，尤其是没有工作过的同学。工作过以后，和各色人等打过交道以后，就不像从高中直接进入大学那样的学生，一说话全是校园味道。比方说，说“我”的时候前面总要加许多修饰，“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在人生十字路口徘徊的我”，哪有这么说话的？说的，是口耳相传的话，不是字，是要听的，这里有很大的差别。

我觉得我们国家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培养人写作文，不注重培养人说话。你们现在在中学的时候有说话的课程吗？我女儿小学里写作文是这样的，叫《春天里的公园》，“我走进公园，公园的东南角是假山”，然后从东南面走到东北角，“东北角是迎春花”，然后又走到中间是喷水池，然后一个一个走过来，都走完了，“啊！春天里的公园真美啊！”我说，你能不能就写一个公园的绿，比如说树是怎么绿的，草是怎么绿的，这样不行吗？我女儿就觉得我特别不懂，说：“那样就不能得一等文。”把学生训练得这样写字！到了说话的时候，更有问题了，从基础教育开始，我们就不太培养人说话。校园里的演讲比赛，背稿子，甩词，花里胡哨。大学辩论，我当过评委，每个人都滔滔不绝，但往往是在自说自话，既然是辩论，要体现辩才，话得有针对性，而咱们大都是背卡片。我们平常这种口语的训练太少了，一开口就是校园味道，一出门会有很多很多问题。比方特别文绉绉的，一开口就跟人客气，跟人客气半天，就是不能接近，尤其是大家走出校门，不再是那种单纯的环境，要接触一些特殊人群的时候，各色人等开口的第一句话，就要有能交流下去的基础和气氛，那就要从眼神，从打招呼的方式开始。这个，咱们都不由自主带着一些校园味道。我们那里刚毕业的大学生都是这样，采访农民的时候，“大爷您好”，而你能不能这么打招呼，“您吃啦，大爷？”一般女生听到这种建议的时候都面露难色，这多土啊，多俗啊。其实要是真能俗下来，咱们还就到了一种境界了。打招呼，你和卖菜的大爷怎么说话，见着教授怎么说话，见着国务院总理怎么说话，见着流浪儿怎么说话，跟一个大毒枭怎么说话。如果大家将来有机会当记者，这都是可能的，就是不当记者，也有一个和各色人等打交道的要求。比如马上毕业的时候去求职，跟主考官怎么开口，如果一见主考官目光闪烁，半天定不下来，或者是话太密，有些人话特多不是他特能说话，是紧张的一种表现，他不能承受冷场。他虽然话挺满，可是言多必失，他话一多，就说错，错了以后一慌张，更错。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有必要去和各色人等沟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一听是贬义词，说人会看眼色，其实，真的能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沟通起来就自如多了。

徐滔是北京电视台《法制进行时》主持人，她跟警方特别熟。有一次一个人劫持人质，她被派去跟劫持者谈判，相持九个小时。我们想想，警方那么多人，为什么让一个电视节目主持人去当谈判代表？就因为她会说话，能沟通。当时劫持者在北京西站，有点歇斯底里，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手里拿着尖刀，架在一个女售货员身上，一动不动，现场有录像，这是一个男的，四十来岁，十分紧张，倒不是十分穷凶极恶。徐滔进去了，第一句话：“宝贝儿，你这是干什么呀？大老晚的，也不让我们睡觉！”我真是想不到她竟然能想出这么一句。徐滔进去以前，警察说她的任务就是舒缓松弛气氛，她这么一说，劫持者笑了。大家仔细琢磨，看似随口这么句话，里面有种心理揣摩，其实，采访就是运用采访心理学揣摩对方的过程。

张军是重庆的一个杀人魔王，极为凶残。警方和他较量了好多年，就是抓不住他。他有几个情人分散在不同的地方，最后他在看最小的情人的孩子的时候，被警方抓获。记者去采访，跟他面对面的时候，闪过一个念头，如果张军扑过来扼住他的喉咙怎么办？他在监狱也可能把记者当人质，反正怎么也是死，我为什么要配合你记者？为什么要成全你呢？在这种情况下，记者怎么样让他开口说话，这就是本事。那个记者看着张军，第一句话是“我知道你不怕死”。对这句话，怎么听里面的褒贬？观众听起来会这样判断：你是个亡命徒；张军听起来可能会觉得这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评价，他可以不把它理解成否定性评价，这句话可以多种理解。采访的时候不能说悄悄话，“你成全哥们一下啊”，电视采访是要记录给观众看的，所以记者当时这句话，可以让观众有那样的理解，让张军有这样的理解。后来记者就说到“你小女儿的名字挺好听的”，直触到他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到后来，张军居然托付记者，“我跟她们说几句话，你把磁带带给她吧”。

还有胡长清，他拒绝和媒体说话，怎么让他说呢？后来去了一个《焦点访谈》特别资深的记者，有一定年龄、经历，他很诚恳地和他说：“这也是你面对公众说话的一个机会。”这句话打动了他，他除了在法庭上没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是对胡长清的独家采访，内容后来被很多家媒体采用。

这些都是很特殊的人群，大家可能觉得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和大毒枭、死刑犯打交道，那我们还是说些平常人。比如说老人，大家觉得六十岁以上才算老人吧，我经常看见一些报纸说“一个五十多岁的老汉”，他怎么这么说话呢！可能因为我到了这个年纪吧，就觉得五十多岁怎么算老人呢？我的意思就是，你对人的称呼是直接影响人的心理的。有的商店里的售货员小姑娘太能说会道了，从你一进商店开始，“这特适合您……卖得特好……”说到后面“……这最适合你们中老年了。”顾客立刻转身就走。什么叫会说话，什么叫不会说话，不是话多就是会说话。很多媒体中的老年节目，就这样直接称呼“我们现在请来×××老人”，很多老年节目就是这样请嘉宾，哪有这样称呼的呀？他们可能还会想，我敬重你还不行吗？把你当成老人家还不行吗？还真不行，它有一种副作用。我这点体验，有很多是从我爸爸那里来的。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和自己家的家长打交道的时候，体会一下他的感觉。我爸有一天很不高兴，说：“我今天到医院，那护士长管我叫‘敬老’！”我说：“叫‘敬老’挺好啊，那你觉得应该管你叫什么呢？”“她可以管我叫‘老敬’啊。”想想，这里有什么区别？“老敬”是工作状态，“敬老”是离休状态。就这么一个称呼，在他心里头的反应！人家好心好意，特别周到，没想到老人家回去一晚上郁闷。有一次我带我爸到深圳，深圳的“世界之窗”对七十岁老人免票，当时我觉得真好，还想为此在《东方时空》做一节目介绍呢，深圳是比较早实行这种做法的，对老年人特别尊重。那年，我们带着四位老人，我爸妈公婆，只有我爸一个人满七十了，其他人都是接近，差几个月没到。那天我爸就免票，我心情特好，看到了一种文明的做法，还省了钱。第二天早晨我妈跟我说：“你知不知道你爸昨天晚上特别不高兴？”“怎么了？”“你爸说：‘真没用了！人家票都不管我要了。’”大家知道怎么跟老人打交道了吧，他们非常敏感，尤其是老头。女的要是退下来也无所谓，回到家也挺好，恨不得早点退休呢，她比较适应，回到家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可是很多人，特别是男的，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你要称呼他的时候，你宁可给他称呼成“老张”、“老王”，不要管他叫“张老”、“王老”。

我原来曾经很简单地理解这种敬老，比方说在采访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去搀扶上点年纪的嘉宾。有一次我看王刚的采访，王刚属于那种人情练达的人，他特细微，他那天的嘉宾是一位美籍华人，赵浩生先生，是资深老报人。他到演播室以后，怎么请他上台？如果是我以前，肯定是主动地迎上前去，把赵老先生请上来，做扶老状。而王刚老师是这样做的：从自己位子上起来，“现在我们有请赵浩生先生。”然后迎上前去，恭敬地作一手势，没有身体接触。赵老先生非常矍铄，步履轻快，走到前面来了。哎呀，我当时想，这分寸多合适啊。你只要一接触他，就变成扶着他了，而对于一个常年在美国，在西方环境下生活的中国老先生来说，他和山沟里的老大爷是不一样的。山沟里的老大爷，他觉得你扶我是敬我。对赵先生，你扶着他，他可能会拒绝，意思是，我还行。

在前年的《感动中国》有一位获奖人，高耀洁，她是民间抗癌特别可敬的一个妈妈形象的英雄。《感动中国》需要所有获奖人物走下一个台阶，她已经七十五六岁了，跟我妈妈同龄，走台阶的时候有些蹒跚。头一天演练的时候，就是白岩松扶着她一只手，她搭着这只手，特别像母亲和儿子，走下台阶，这是演练。第二天实录，当白岩松特别自然走上去，伸出手要扶高耀洁的时候，老太太做了一个手势，表示：不用。白岩松立刻就理解了老太太，不离左右，不远不近地陪着她，一点也没有接触。老太太是靠自己的力量走下来的，她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形象。而白岩松如果远远看着她，也不是一个合适的动作，白岩松就隔着一定的距离，特别关切的目光追随着她。可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已经不光是有声语言了，还包括形体语言。眼神、动作、举止、姿态，这都是一种副语言交流方式，在人际交往中有语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和有声语言一起，形成了语言沟通的手段。

在一类人里面还有“这一个”的问题。同学们在和一个个体打交道的时候，得找到最适合的沟通方式。讲到这些，同学们可能会觉得，这里是不是有什么技巧？我觉得，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就算是专门从事语言沟通的职业工作者，技巧也不是最重要的。在人际沟通中，态度是最重要的。我有一个同事，不会外语，走了好几个国家。怎么走出来的？她说，笑啊，笑就是通行证。我能想象出她那种状态，那一定是非常坦率的，同时又不失自尊，又希望得到帮助的那种诚恳的眼光。所谓副语言交流方式，比如说笑，就像通行证一样，帮她走过了那么多关卡。我上次去一所大学，我和与我联系的同学通了几次电话，见面的时候，我看迎面两个同学的样子，像是来接我的。“你是×××吗？”我问那个女生。“嗯”，奇怪的是，她的目光立刻转向和她一起的那个男生。这是一个很细节的东西，我没有和那个男生通过电话，和我联系的是那个女生。我现在把这个动作分解重放：她为什么要躲开我的目光，看着那个男生？我揣摩：她可能有点不好意思，求助于那个男生，希望那个男生说话。可是那个男生和我没打过交道，也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我们当时就干干地站在一起。沟通的障碍有时就是由这样的细节引起的。后来我特别想告诉这个女生，以后你和别人说话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要直接看着对方。这是第一步，当你没开口的时候，人的目光是最能沟通的。

早先，我看书上说人际沟通的时候，目光要专注地看着对方的眼睛。我就简单地机械地实践去了。有一次我把一个接受采访的人看得屡屡躲开我的目光，后来我很执著地说：“您还是要看着我，不然我这节目没法编了。”可是他还是不行，后来他说：“我不习惯长时间看一个女士。”我就想，我这里出什么问题了？我过于机械理解要看着对方的眼睛，看的时候过于专注，给人压力。所以大家琢磨琢磨这目光，既要很坦诚，表现出一定的兴趣，同时又不让人产生心理压力。我教大家一个办法，这个大家以后面试的时候可以用。面试的时候你要坦然地看着考官，但不要一进门就盯着主考官，“老师，我来自北大，我是……”目光要活泛灵动，要敢于和别人对视，这是第一步。以前在学校里看到老师躲着走的同学，现在要迎上去，然后目光直视，面带笑容，“老师好！”目光首先给人一个好感。我听说有一个学生，学财会的，面试总是失败，找不到工作，他就把自己的郁闷写在网上，谈自己在应聘中的种种遭遇，大家看了以后觉得特有意思，你写得这么好，干脆去当记者得了，然后他到一个媒体一试，成了。你说这事有意思吧，他在招聘的失败中发现了问题，他能够非常准确地写出自己的内心感受并且得到别人的同情。他在招聘中和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也在揣摩。我们现在谈沟通特别功利，都谈到找工作上了！如果谈得长远一些，一个人是不是个有魅力的人，是不是一个大家觉得很愉快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看他是不是一个很会沟通的人。在现代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能力。现在我们的官员，在百姓中问起来，什么样的领导有魅力，他肯定是那种特别善于交流的。那种拿着稿子，“现在开会”、“起立”、“请坐下”，一点都不能自主交流的人至少不是现代色彩的人，应该有点意识，比平时多说几句话，多琢磨琢磨，将来和外界沟通时不成为障碍。大家这么好的专业背景，来自这么好的北京大学，如果因为沟通上产生障碍，不知不觉之间影响我们的前程，那就不合算了。

我就说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开始对话，我就看同学们沟通的能力了。

根据现场录音整理。

 现场答问

问： 刚才您谈到主持人在面对名人时要保持平视的态度，我想到了央视比较有名的节目《艺术人生》，请到的每一期都是名人，主持人朱军是面对名人最多的，面对这些确实值得我们尊敬的大师，您觉得朱军保持了一个平视的态度吗？或者说面对这些真正值得仰视的大师的时候，我们还必须要保持这种平视原则吗？谢谢。

答： 就整体来说，我觉得朱军拿捏得还是很有分寸，比如说他在那些特别老的艺术家面前，表现得还是像晚辈。如果和一个老者平起平坐，大家看着也不舒服。我们一个记者这样说话：“‘你’1938年参加革命的时候……”一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还“你”、“你”的，能这么说话吗？平视不能失去尊重，我觉得这一点朱军把握好了。在一些细节上，比方说嘉宾触到特伤心，特动情的地方，我主张还是要尊重人家。前几天我看了曲向东的一个采访，中央电视台一套的《大家》，在《大家》里，曲向东一出现，我觉得这个人特别让人信任，他那次是采访梁思礼，梁思成的弟弟，火箭专家。梁思礼在谈到“文革”中他的一个儿子夭折的时候，说不下去了，抑制着。这个时候，曲向东说：“梁老师，您如果不想说的话，我们不说。”我特别欣赏主持人的这种态度，这不是每个主持人都能做到的，当时曲向东表现了极大的尊重和善意，梁先生非常理智，非常有自控能力，说，让我冷静一下，然后接着说了下去。最后他表示，我之所以支持你们的工作，也是为了让我们不要忘记这段历史。我觉得这个回合让人感觉到升华了，不是说眼泪掉下来就成功了。

问： 您刚才在讲座中提到了很多您的同事，比如说崔永元、白岩松。凤凰卫视在内地也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电视台。我想请您从艺术的角度评价一下这样三对主持人风格的差异，一个是崔永元和窦文涛，一个是您和吴小莉，一个是水均益和阮次山。

答： 硬要这样对比一下吗？比方说我和吴小莉，我比吴小莉老，我不具有吴小莉那样的国际视野，我也没有吴小莉那么靓。至于崔永元和窦文涛——他们俩，我觉得我更欣赏崔永元，这不仅仅因为他是我的同事。崔永元做的节目我觉得有一种人性的光辉。这话不能当着面说，太肉麻了。但我真的觉得。崔永元做的一些调侃的节目，都不是他最本质的东西。他最本质的东西是对于人，对人性的尊重。他的一个节目，应该说是他的一个代表作，叫《老师，对不起》，说一个学生在“文革”中曾经很不公正地对待他的老师，以后他成为一个画家，他出家了，他忏悔。这样一个节目，我觉得是最能够表现崔永元能做什么想做什么的。在窦文涛的节目里，有自如，有轻松，我看得不是那么多，我一时还没有感受到这样的色彩。因此，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小崔。第三对，水均益显然比阮次山帅呀，但阮先生是一种

凤凰现象的代表，我很欣赏凤凰的几个“老头儿”，特别好。现在的中央电视台，还有很多地方电视台，特别缺有些经历有些沧桑的成熟的男主持人。我们怎么就没有产生曹景行、阮次山、杨锦麟呢？杨锦麟读报读出水准、读出智慧来了。现在最大的期待就是等到小水和小白长大了以后。

问： 您从事了这么多年主持工作，您觉得主持这门艺术给您的生活带来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答： 它能让我在有限的时间里接触到那么多种人生，那么多种经历。记者这一行，生活密度比较大，就是在单位时间里，经历多，接触人多，因此就可能会有很多参照，看看人家不同的活法。还有一个就是它所给我带来的快乐，就是这个工作特别的新鲜，永远都很新鲜，很多工作都很容易厌倦，所以我特别佩服理工科的工作。比如说实验室，你们能体会其中之乐，但我不行，我数理化是一塌糊涂，我当时化学得过四十多分。但是在我现在这一行里，跟人打交道，接触新鲜事，这都能让我觉得有快乐。还有就是当我看到我做的节目，尤其是舆论监督类的节目，比如说《焦点访谈》，对社会走向文明有推动作用时，我就享受到了自己职业的成就。我一直觉得从事让自己有点崇高感的工作是很幸福的事。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可以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当然我所说的也不是那么理想化，任何职业都有几面，既有让我享受的地方，也有让我必须承受忍受的地方。

问： 作为一个记者和主持人，当您要采访陌生人时，您怎么接近他？您是否要装着理解他？

答： 我为什么要装着理解他呢？我就是因为不理解他我才走近他。就算我了解他了，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代表观众的，我要以观众的角度向他提问题。主持人在采访别人的时候，其实是要引发别人讲话，如果装作我什么都清楚，那何必要采访呢？

问： 记者在从业当中如何抗拒金钱的诱惑？

答： 这个有很多约束，就看你心里想要什么了？你要是对心里想要的东西特别明确，一切诱惑都没用。如果是你心里很模糊，不知道自己要什么，那么可能就有问题了。

问： 我们老师这一辈在高中和大学读书的时候面对的诱惑要比我们少得多，我们现在面对外界的诱惑太多太多了。所以希望您以一位母亲的身份给我们这一群您孩子辈的人一些忠告和建议。

答： 哎呀，我女儿都没有对我提出这样的要求，她从来都觉得她不用这个，好像她比我还行。我觉得你们应该感到幸运，你们现在有很多诱惑，而我们那时候还没有很多选择呢。我现在觉得我们这一辈和你们这一辈最本质的区别就是人生的选择。我们那时候最鼓励的就是不让你选择，而让你做一块砖、一个螺丝钉。我们小时候没有这种教育观：你要做一个人，独立思想的人，有选择的人。很多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的，就包括上大学，我是很幸运的，作为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上了北京广播学院，恰巧又非常幸运地到了一个我自己喜欢并且能胜任的专业，这是我赶上了。有那么多我的同龄人，没赶上，这都是缺少选择的结果。你们现在诱惑比较多，感觉到困惑也比较多，这可能就是选择太多。我有一同事，特年轻，有一天，郁闷，唉声叹气，说：“我真倒霉！”怎么了？她开汽车，被人碰了一下，她就满脸不高兴。我说你有什么可不高兴的，年纪轻轻的就有车可撞了，我们那时候连自行车还买不起呢！机会多，选择多，好事啊！但机会、选择都有底线，面对很多诱惑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抗拒得了。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已经看到了，这就看你自己的定力了。我相信，一个人到了一定年龄后，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力，有判断力的人就是一个有根的人了。

 演讲者小传

    敬一丹，1955年生于哈尔滨。在哈尔滨读小学、中学。1972年下乡到黑龙江省清河林业局，修路、栽树、种菜、播音，在林海雪原生活了近五年。1976年进入北京广播学院学习，1979年起任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1983年考入母校攻读硕士学位，从师齐越教授，研究方向为节目主持人。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8年调入中央电视台，任记者、编辑、主持人。先后主持《经济半小时》、《一丹话题》、《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声音》、《新闻调查》等栏目。多次担当重大、特别节目的主持工作，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感动中国》等。主创的节目多次获全国优秀奖，并连续三次获“全国电视十佳节目主持人金话筒奖”。现任中国广播电视协会主持人节目研究所副会长、北京广播学院兼职教授、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主持人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为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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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的智慧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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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曾说：“如果未来的历史学家回顾今天，他们会记得今天最大的改革并不是技术或网络的革新，而是人类将拥有选择。”为什么他会这么说呢？如果我们回顾从工业社会到今天互联网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变革，我们会注意到过去在工业社会里很少有人能接触到信息，只有少数大权在握或有钱的人才能够拥有信息。但是现在通过互联网，人人都可以获得信息。

在工业社会里，人们是靠劳力赚钱的，而在互联网的社会里，越来越多的人靠脑力赚钱；工业社会里大部分工作是制造，即重复性地制造，而在互联网社会里，工作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创造；工业社会是不平等的，人们不能平等地接触信息，而在互联网社会，每个人都享有均等的机会；工业社会的管理大多是从上到下的控制，职员完全听命于老板，而在互联网社会，管理是放权式的，即每个员工都可以凭借自己的思想去大胆创新。所以，这个改变并不只是说明互联网把世界的PC串起来了，也不仅仅说明在个人电脑上能找到多好的信息，更重要的是说明每个人都能平等地接触大量信息，并通过这个信息创造新的价值，而社会和公司也会逐渐放权给每一个人，使每一个人都能够更积极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过去在工业社会，消极被动的人总是等着机会的来临、命运的安排，遇上不如意的事情会说是命运造成的，但是在一个互联网社会里，这个借口不再成立，人们能够接触所有的信息，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选择、掌握自己的命运，使更多人对自己感觉到了责任感。所以，在工业社会中，人们常常认为大家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只不过作为一个小零件协助整体的运转；而在互联网社会中，每个人的脑力、机会、创造能力、接触信息的能力都有所差别，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这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信息，是选择的基础；脑力，可以帮你作出选择。而中国的青年学生则出生在一个更特殊的时代。回顾中国近百年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代中国青年学生百年以来第一次享受到先进的教育，不必担心生活、安全和温饱的问题而放心地接受教育，尤其是能够通过互联网获取世界先进信息，毕业后有诸多可以由自己主动选择的就业机会。这是一个特殊的机会，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时代，我也希望同学们能够把握这个机会积极地选择。

今天的青年是非常幸运的，但是通过我写给大学生的四封信以及创建“开复学生网”，我看到很多学生在这个大环境中虽然拥有选择的权利，但仍然感到很迷茫。有的同学悲观地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拥有选择的权利。“开复学生网”里有学生用这样的句子：“世界不公平”、“命运注定的”、“遇到这样的状况只能接受”、“我不认为我有选择”等等，我的回答是：世界也许并不完全公平，但你总是有选择的。比如，如果父亲患有糖尿病，一个悲观的人可能会说：世界对我是不公平的，父亲有糖尿病，所以我也一定会患病，我会很早离开这个世界。而一个积极乐观的人可能会说：世界虽然不公平，但我可以选择好好度过一生，可以通过运动和调理饮食来控制病情的发作。所以说即使世界不公平，然而每个人还是拥有很多选择的。

也有人说没有时间选择，对此我的回答是：时间由自己控制，并非你没有时间，而是你选择了不用时间。事情是分轻重缓急的，有些事情虽然很急迫，但你必须搁置它，因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因此每件事情都是有时间去做的，关键在于你是否选择在这件事情上花费时间。

还有一些学生说，他们面对的困境让他们无从选择。其实不然，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候，你依然有选择自己态度的权利。中国科大的校长朱清时年轻时曾到青海的某工厂当工人，当时他周围的人们都很消极，认为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虽然也有人很想读书，但认为这一辈子都肯定没有机会，于是他们整日喝酒、打牌；而朱校长却选择积极的态度，刻苦学习英语、物理。五六年后，有一个在青海创建实验室的机会，他就被顺利地选拔出来。试想如果他当时没有积极的选择，肯定不能为自己创造这样一个机会。人生是一串困难的选择，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有风雨，也有阳光。当我们走过人生的路程时，留下来的是选择的结果。如果选择的好，我们感到快乐、成功、对世界有正面的影响。

在学生网上有很多关于选择的问题，比如：“我被老师批评了，但我觉得无辜，那么我应该用自信的态度为自己辩解，还是用自省的态度坦然接受？开复老师，你帮我做选择。”“我想改变现状，但又力不从心，我应该鼓起勇气冲破险阻，还是放宽胸怀承认现实？开复老师，你帮我做选择。”“我遭受了失败的打击，应该用毅力坚持下去，还是用自省的态度放弃它？开复老师，你帮我做选择。”“我想讲一些话，但可能招来非议，我应该积极表达想法，还是照统领性的原则多听少讲？开复老师，你帮我做选择。”对这些问题，我的回答是：“我能帮你做的不是帮你选择，因为你自身的问题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未来只有自己最在乎。我能做的只是传授给你选择的智慧，帮你找到自己的声音。”

今天，我希望通过个人的一些经历，对大家以后做选择产生启发。我所总结的选择的智慧有八种。在我讲这八种智慧之前，我想先谈谈自己的成功观。成功有六种重要态度，这在我的新书《做最好的自己》中有更详细的阐述。成功的六种态度包括：自省、胸怀、统领心、积极、勇气、自信。这六种态度如果使用恰当都可以成为美德。积极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使人知道自己拥有选择，让人找到自己的声音；自省是一种美德，因为自我批评才能取得进步；胸怀是一种美德，因为它使我们懂得什么时候应该接受；统领心是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自信是一种美德，因为自信是成功的暗示；勇气是一种美德，因为只要你有勇气尝试就不会输，即使不成功，也可以在尝试的过程中得到教训。这六种态度可以帮助我们做好的选择。

下面谈谈八种选择的智慧。

第一，用中庸拒绝极端。

上述六种美德如果发挥到极端，就会变成绊脚石。极端的积极就是霸道，喜欢对别人指手画脚，飞扬跋扈；极端的自省，就变成了自卑，对自己极度失望；极端的胸怀，就变成了懦弱，拱手让人甚至畏惧别人；极端的统领心，就变成了盲从，自己没有主见；极端的自信，就变成了自负、自以为是、目中无人；极端的勇气，就变成了愚勇，害的自己头破血流。

中庸是儒教的精华，也是中国千年博学的经典，很遗憾的是很多人不理解中庸真正的定义。有些人认为中庸就是做老实人，其实中庸告诉我们的第一点，就是要避免和拒绝极端和片面。人总是习惯黑白分明，也就是人的特性是趋于极端方向的，所以把持这点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两周前我的新书出版时，很多读者要我题字时都希望我写一些所谓的“金玉良言”，比如“宁静致远”、“沉默是金”、“有志者事竟成”等。我不是反对这些，但这些话是多么的极端，有志者真的事竟成吗？沉默真的是金吗？我们都不要讲话吗？这些话至少会被歪曲成为一种很极端的思想。我还看到一个负面的例子：有人在学生网上说他的管理者建议他看某某人写的《拿破仑传》的第六页，其中写拿破仑和同学打架常输，但他下定决心，即使被打死也不服输，这种自杀性的袭击令同学们害怕了，终于向拿破仑道歉。这个管理者教导他的员工让他们向拿破仑的这个事迹学习。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极端，所以我回答他说，在这个例子里，我看到的不是一个勇敢的英雄，而是一个自大、固执、不自量力的家伙。虽然我不是历史学家，也不能对拿破仑盖棺定论，但是我很确定的是这个事例是不值得学习的。

再举几个我实际生活中的例子。有的同学问关于开会该不该发言的问题，表达意见和沉默是金哪个比较好。我记得刚进入苹果公司时，有一位同事很有智慧，我们经常向他讨教。有一天我鼓足勇气对他说，我今天不是来问你问题的，而是想问你为什么那么有智慧。他说：“其实有智慧很简单，就是要有所把握，我只是知道什么时候该讲话什么时候该沉默而已。当我该讲时我当仁不让，不该讲时我能把持自己保持沉默。”我又问：“当你想讲话而别人并没给你机会时怎么办？”他说：“这个很简单，你可以先用肢体语言，比如咳嗽、举手、点头，或希望起立的姿势，这样别人就知道你要讲话了。即使这样不成功，别人总要呼吸的，在呼吸时我就一口插进去。但是当我对话题了解不多时，如果别人要问我的意见，我就会选择在场懂的更多的人，向他请教这个问题。或者我会说‘I don’t know，but I’ll find out.’”跟他的一席话让我学到很多东西，把握好说话的度，就可以得到周围人的尊敬，而且别人也会从你的话语中了解到你是一个渊博而谦逊的人。我的另外一个中国朋友却坚持沉默是金的观点，直到有一天他的老板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他有点蠢，因为老板从没见他在会上发过言。这位朋友很委屈，他只是想表现自己的胸怀和谦虚。而老板需要的不是这些，而是富有个性的想法。这里还有一个例子。我曾在公司做过一个测验，十个副总裁围成一圈，一个半小时内可以畅所欲言，唯独不可以讲公司的事情，谈论天气、政治、体育后就出现了争执，大家都各持己见，热烈的谈论中时间不觉地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后，每个副总裁要按自己心目中对其他副总裁的印象把他们的位置排序，并把自己安插在合适的位置。排序后我们发现，倒数第一的是从头到尾没有讲话的人，倒数第二是话最多的人。不说话的人可能有想法，但没有表达，别人就会认为他没意见；话太多的人可能有很多话都很有意义，但不该讲的讲了很多，使他降到倒数第二。

讲了这么多例子，就是想告诉大家避免极端，保持均衡的状态，走中庸的路。

第二，用理智分析情景。

中庸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要择善而从。要视情况选择上面我们说的六种态度。比如不同意老板的观点时应不应该站起来发言？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视情况而定。如果老板不是一个愿意接纳异议的人，那么千万不要发言，同时要开始物色新的工作；如果他愿意接受异议，那么在他还没作出决定时，可以私下放心地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当众发言，讲话一定要有技巧，要考虑到老板的脸面，以委婉而不是批评的方式提出意见；如果老板已经作出了决定，那么公开场合就必须支持他，这是一个职业经理人应该做的，私下里可以再沟通。

理智分析情景就是说要根据不同的背景和不同问题采取不同的处理手段以达到最好的状态。我很喜欢一本叫《最有效率的领导》的书，书中谈到六种领导力：第一种是指挥命令的，是直接控制、管理细节、做所有的决策权，要求员工高度服从；第二种是宏观掌控的，描述一个清晰而令人振奋的远景，划分职权，让员工理解自己的职责；第三种是和谐合作的，将团队融合的像家庭一样亲密，支持员工，让员工感觉被信任被重视；第四是民主自由的，让员工参与所有的抉择，经过共识甚至投票做出决定；第五，授权负责，授权给员工，但是有明确的目标，赏罚分明；第六，指导培养，考虑员工的长远发展，安排有启发性的工作，慷慨地做员工的教练。根据丹尼尔·戈德曼的分析，一个好领导拥有上述的六种领导力，并且会用理智分析情景决定运用哪一种。员工表现不佳或是新手，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就应该指挥命令；如果企业需要改变方向，或者员工因为不理解方向而士气不高，而你又是一个值得信任的领导者的时候，就应该运用宏观掌握；如果你发现员工对工作掌握得得心应手，部门协调没问题的时候，就应该注重和谐合作；当你发现员工知识渊博，或你对结果不确定的时候，应该选择民主自由；员工能力很高又是专家，或积极自主的时候，应该授权负责；员工很有动力，愿意把工作做好，但是经验不足，而企业没有危机的时候，应该指导培养。

最好的领导是拥有这六种看起来相互矛盾的领导力，并且用智慧根据不同的情景正确运用这六种领导力的人。举个例子，中国学生比较求稳务实，美国学生创新方面可能更好一些；中国学生比较有毅力，美国学生比较有激情；中国学生讲纪律，重视服从，美国学生更积极；中国学生理论基础扎实，美国学生比较喜欢独立的创新工作；中国学生含蓄，美国学生直截了当；中国学生谦虚自省，美国学生更自信。这些是中美两国学生比较不同的地方，我认为把二者的优势融合起来，才能应付更复杂的情况。

第三，用务实发挥影响。

史蒂芬·柯维在《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中将所有的选择分为三种。第一是可以直接影响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直接控制的问题；第二是可以间接影响的问题，即你不拥有决定权，但你可以通过对别人的影响而间接影响决定的；第三是无能为力的问题，对这种问题我们必须学会泰然处之。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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