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白领新移民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文宏 雷开春 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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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白领新移民研究试读：

我国特殊的户籍政策导致国内居民的流动表现出了与国际移民相似的特征，因而被称为国内移民。许多研究都表明，早期的国内移民，包括农民工和大陆台商，往往都要经历一个非常痛苦而漫长的逐步适应当地社会生活的过程。他们往往不但要努力学会本地的方言，而且要尽量要求自己按照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来看问题，努力在本地人的夹缝中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在日常生活当中，他们也会尽量地争取与当地人进行更多交流的机会。城市“新移民”是指这样一群人：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通过正式或非正式途径实现自我或家庭的区域性迁移，已在迁移城市获得相当稳定工作和住所并且具有长期定居意愿的群体。这些群体主要包括来自其他省市的农民工、来此地上学或者刚找到工作的学生、拥有户籍的国内居民以及从境外迁入的居民等。由于早期的移民已经为他们在这个城市中争取到了一定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他们已经不再需要在本地人的夹缝中谋求生存。面对不同的社会生存境遇，城市白领新移民会遇到哪些具体的社会融入问题？又会选择怎样的融入方式？他们如何维持原有的社会网络、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他们又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状态？本书立足于移民研究的视角，而不是从流动人口的视角切入，是为了通过与国际移民的对比，更深刻地理解国内新移民的生存现状。一 国外移民研究的问题聚焦

在国外，许多学者首先将问题聚焦于人口迁移或移民过程的原因，主要形成了五种观点：①迁移理论。劳动力迁移是人们对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自然环境的选择，而迁出地和迁入地因素、中间障碍因素和个人因素影响着转移的方向、数量和特征。②推拉理论。该理论着眼于研究劳动力迁移的原因，即迁出地的消极因素（推力）和迁入地的积极因素（拉力）对于迁移者的影响。人口迁移者通过比较两地或转移前后两种职业的消极和积极因素、预期迁移的利弊来做出是否迁移的决策。③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刘易斯（Lewis，1954）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两个劳动部门，即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农业部门中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这就使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近似于无限，从而形成了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从城镇、中小城市向大城市迁移。此后费和拉尼斯（Fei and Ranis，1964）对该理论做出了补充和修正，指出农村劳动力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经过了三个阶段。④成本-效益理论。研究者从转移的成本和效益出发来解释劳动力的迁移过程，即劳动力迁移是人们为了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行为决策过程。⑤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理论认为，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在于为新移民提供关键性的资源，包括筹集启动资金、交换商业信息、提供廉价和守纪律的劳动力、传授工作技能等方面（周敏，1995；Portes et al.，1995）。

当然，也有研究关注到了移民迁移后的社会融入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美国芝加哥学派的同化理论成为主要范式，他们强调移民社群最终融入主流社会的机制和过程。1960年代以后，同化理论受到了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挑战，移民研究中出现了许多以阶级分析为中心的新理论，主要包括阶级冲突论、分割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区隔理论，这些理论都获得了大量经验研究的支持。进入21世纪以后，同化理论再次占据主流地位，许多学者都认为早期芝加哥学派提出的四项移民融入标准，即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模式、语言模式和族群间通婚，对于解释当代美国移民的现状和问题仍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Alba and Nee，2003）。

美国的移民理论主要建立在一个种族关系和跨国移民的框架之中，和中国当代的移民问题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我们认为美国的移民理论对于目前的研究项目仍然具有借鉴意义，除了移民过程和社会融入本身的共同机制以外，同化理论最初并不是分析不同种族之间的融合，而是分析白人种族内部语言、地区、社会经济地位和不同宗教群体之间的融合，因此，研究中国当代的移民问题，是能够借鉴美国的移民理论的。目前，已经有学者进行了这样的尝试，历史学家韩起澜（2004）的《苏北人在上海》就是一例，借用了美国移民研究的一些基本视角，从语言、文化、政治和经济等多个方面揭示了作为外来移民的苏北人融入上海的历史过程。

和其他领域一样，移民研究中也正在发生“性别转向”，表现出对性别问题的关注。移民是一个性别化的过程。在对移民过程的研究中加入性别的因素，并不需要一套全新的变量系统，只需要对那些已有的移民决定因素——经济机会、人力资本、家庭因素和移民网络进行重新考察，不过是从一个性别视角的考察。当代学者更多地强调性别动态的特质：性别意识形态和性别实践随着人们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而移民过程通常伴随着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的变迁。当他们试图去实现和以前生活的地方完全不同的性别身份和行为时，对于性别这类关系化和情境化的特征尤其敏感。此外，性别分析和移民研究同时挑战了传统的学科界限，容纳不同学科和不同研究方法的研究取向代表了对移民研究进行性别分析的最新发展。

美国移民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Alejandro Portes 曾指出，对于移民问题进行跨国比较，将有助于理论的提炼和形成，把单个研究提出的观点和概念，放在一个更大的和不同的语境中进行考察，从而帮助我们理解一个特定国家的社会条件是如何对移民问题发生具体影响的。他在《国际移民评论》（1997年冬季号）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出，移民理论研究需要关注下面五个主题：跨国社群、第二代移民、性别、国家与国家系统和跨国比较。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许多人过着来往于不同文化、不同国家之间的跨国生活，寻求符合自身的经济、文化和政治利益的生活（Portes，2003）。

事实上，国外传统的移民理论主要建立在种族关系和跨国移民的框架之中，而忽略了国内的移民过程。近年来，有研究对一些盛行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学术界曾经认为参与美国国内“大迁移”的主体是来自乡村的黑人，相关研究认为，许多迁往北方的黑人其实来自城镇，尽管数据并不能概括整个移民人群，但是至少表明这个人群内部固有的多样性。而美国北部居民对于黑人“大迁移”的反应，源于将地区和文化差异逐渐建构成关于黑人的负面刻板印象，并在制度和日常生活中对种族歧视进行合理化。联系今天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甚至愈演愈烈的地域歧视，是否和移民问题有关联呢？中国的地域歧视在宏观和微观方面的影响与后果，有待于学者做进一步的研究。总而言之，在今天研究中国移民问题时，进行跨国比较和借鉴别国的历史经验十分必要。

上述的一些研究发现提醒我们今天研究都市移民问题时，是否也存在对于移民主体的过度简化问题？比如普遍使用的“农民工”一词是否淡化了这个群体内部存在的差异。以前关于“大迁移”的解释盛行的是“推拉”理论，而且主要强调经济因素，而影响移民的非经济因素，则时常为这一领域研究主要采用的定量研究所忽视。新的研究发现，一些非经济因素，比如教育机会、政治限制、种族暴力和迁入地的社会支持系统，能够为解释移民地的选择和移民链的形成提供更多的信息。中国当代的移民研究，是否存在过分强调经济因素的情况？而移民的其他因素，也需要引起学者足够的关注。二 国内移民研究的问题聚焦

在国内，我国学者主要致力于应用西方移民理论来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就业过程。学者们聚焦的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动力问题，作为推拉力与转移规模的改进模型，将自然环境的差异、区域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迁移者个人的差异以及城市社会政策的差异综合起来进行分析。杜鹰、白南生（1997）的“外出家庭决策模型”认为，受传统价值理念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决策过程更多地与家庭利益最大化联系起来，同时以获取经济收入为最直接的目的。黄平、陆建华（1997）则按照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提出了新的解释。在他看来，农村劳动力的外出务工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并非个人简单地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结果，而是主体与结构的二重化过程。同时，外出务工者的行动不是盲目的，而是具有明确的动因和目标，并且会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和行动。

同时，学者们还分别从不同角度关怀着外来农村劳动力的社会生存问题。例如，李强（2002，2003）从社会分层的角度用“底层精英”的概念来分析当今有关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社会政策，并指出这些政策可能导致的社会冲突问题。他指出，第一，在行业、工种等方面限制外来人口的种种规定，实际上是一种“集体排他”的社会政策，其后果有可能形成一个共同利益集团，即单一蓝领职业的城市农民工集团，激化底层精英与主体社会的冲突。从国际经验来看，对于本国居民就业的职业和工种加以限制的规定极其罕见。因此，既然限制外来工就业的政策是失败的，那么不如实行自由竞争式的就业政策。第二，在大城市建立“公共劳动”形式的流动人口的“最低生存保障”体制，以使那些暂时失业的外来工通过“公共劳动”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从而达到稳定社会治安秩序的宏观目标。第三，雇佣单位不管是公有制的还是私有制的，都应该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为受雇者（包括外来农民工）支付一定的社会保障金和保险金。政府劳动部门负责监督实施，工会、青年团、妇联、各类非政府组织及大众传媒也应该发挥应有的监督作用。陈映芳（2005）则从“市民权”概念入手，探讨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认为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周大鸣（2001）用“二元社区”的概念来分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钟摆效应，指出由于在分配制度、劳动力市场、消费和娱乐方式、聚居、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心态等方面存在外来工与本地人相互隔离的两个社区，从而使外来工把转移地或输入地作为职业选择和社会流动的一个临时驿站，而非永恒的终点。李汉林从社会失范的视角运用“虚拟社区”的概念来分析外来农民工在城市或异地发生的适应困难、信心丧失、无安全感、边缘化、相对剥夺等现象。一方面，外来工本人密切的强关系网络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缓解社会失范现象；另一方面，这种结构性失范的解决最终取决于能否将外来人口整合于城市社区的条件和政策环境（李汉林，2001）；李明欢（2002a）则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详尽地分析了欧洲华人华侨的历史演变、社会现状及其所面临的问题；王春光（2000）通过对聚居在巴黎和北京的温州移民的观察发现，社会网络是信息传递和流动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是新移民生存和发展的社会资本，在迁移、就业、融资和情感沟通等方面提供了社会支持；刘林平（2001）在对深圳市湖南籍新移民的个案访谈中观察到，社会网络的功效是在比较中存在的，是新移民获得利益、配置稀缺资源的重要手段。

另外，学者们大多以社会政策为问题焦点，来探讨缓解已有社会矛盾的可能途径，认为在制定促进新移民就业和创业的社会政策方面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第一，在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重新规划乡村城市化、农民市民化的发展战略。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僵化、窒息的体制，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本位主义等严重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快速健康发展。第二，应该适当放宽人口迁移和社会流动的制度限制。人才和劳动力从农村和中小城市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受到社会政策与制度的控制和限制，主要表现为户籍、土地和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制约。户籍和福利制度改革需要一段较长的缓冲与适应过程，但是在放宽农业人口进城与迁移的限制方面，应该促进和鼓励部分较成功的非本地农业户籍人口在城市或异地转变为真正意义上的“非农人口”。第三，完善劳动力市场的管理。首先，在雇佣单位建立起合理的工资、福利、住房和社会保险制度，尤其注重对工龄较长的非本地户籍就业者的保障；其次，建立起监督机构，对雇佣单位执行劳动力市场管理制度的情况进行监督；再次，建立劳动力管理投诉和仲裁机构，处理雇佣者与工人之间的纠纷；最后，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建立工会组织，让工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第四，加强对本地人与外来工的引导，减缓社会冲突。陈映芳（2005）则从“市民权”的概念入手，探讨乡城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既有的户籍制度是“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而目前中央政府的放责放权与地方/城市政府的自利自保倾向并不利于“农民工权益问题”的真正解决。与此同时，作为中国社会中的第三种身份，“农民工”的被建构和被广泛认同，既构成了现有“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也影响了乡城迁移者的权利意识和利益表达行动。魏朗云（2001）从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出发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面分析了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诸种因素。宏观因素包括社会经济发展差距、就业制度、社会规范等。中观因素主要指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微观因素是个人的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状况、职业及流动经验等。魏朗云指出，目前的城市劳动力市场存在种种限制新移民就业或创业的社会政策。第一，城市政府关于劳动力市场的各项规定都是以保护优势群体为基础的，从而将某些职业和工种排除在新移民的就业范围之外。第二，城市劳动力的管理部门向雇用非本地户籍人口的雇主征收管理费，增加了雇主的成本，这种成本往往最终转嫁到就业者身上。鉴于此，如果从系统的视角改变造成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宏观社会环境，制定有利于两个劳动部门融合的社会制度，也许是未来的可行之路。三 城市白领新移民研究的问题聚焦

尽管国内外的移民研究相当丰富，但我们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已有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中层移民在研究对象上的群体缺位。已有的研究表明，国际移民依然是国外研究者的焦点，社会底层移民（作为主动移民的农民工以及作为被动移民的工程移民和征地农民）仍然是国内学者研究的重点，而国内的中层或白领移民几乎一直都被排斥在国内外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正如阿朗戈在对国外移民研究进行评析时所说，“大部分移民研究只把劳动力的迁徙当作惟一对象，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阿朗戈，2001：45）。我国学者在对国内移民进行研究时存在相同的问题：“外来市民”因无法纳入城乡分割的分析框架，被视为特殊案例并排斥在研究范围之外（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2007）。宋林飞教授在“移民·环境与和谐社会”论坛上不但强调了城市移民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还指出城市移民包括智力移民、投资移民、体力移[1]民（主要指进城务工农民）。因此，白领移民群体不应该也不能被移民研究所遗忘。另外，国内的相关研究并没有从社会分层和社会资本相结合的视角分析不同阶层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资本对其社会流动、社会融合、生活质量、社会交往、社会信任等的影响，为研究者留下了充分的扩展空间。

第二，在研究主题上缺乏对后移民生活的关注。对于移民来说，他们不再像祖辈那样总希望上天赐予一个机会，使自己不再受家庭、身份、财产、地位的限制，走出复制式的生命轮回（李培林，2003）。通过迁移，他们为自己创造了改变原有生活模式的机会，在新的迁入地社会，他们基本上可以依靠个人努力获得一切，而这正是所有移民之所以迁移的基本前提。而以往的移民研究过于专注城乡差异造成的农民工的就业、居住状况、子女教育、工资拖欠等具体的客观生存问题，我们很难从已有的研究中较为完整地看到外来移民通过自身努力对生活的改善状况。随着各迁入地社会移民政策的不断变化，新老移民所面临的问题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例如，老移民主要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而新移民将会面临社会交往问题、社会流动问题、社会融合问题、社会认同问题、生活质量问题等。

第三，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化。在国际移民研究当中，许多理论“往往只是从常识和经验出发，再以现成的各门类理论基础生搬硬套一番，不可避免具有学科的狭隘性”（周聿峨、阮征宇，2003）；国内移民研究多数采用以个案访谈为主的定性方法，侧重于定性描述、分析和推论，定量分析研究相对较少。例如，许多研究都指出了我国特有的户籍政策对国内移民的影响，但这些观点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的层面之上，缺乏关于户籍政策影响如何、程度如何、如何改革的定量研究。

第四，研究视角带有过重的客体关怀情绪。已有研究大多以“边际人”困扰的学术关怀来看待移民现象及其社会问题。事实上，整个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正朝向一种“被动的”（forced）个体化移动：人们正逐渐因为自己的责任而留下来，以至于人们通过个人认同而不是通过诸如国籍、阶层、职业或家园这样的类别化来塑造他们的生活和环境。放下以同情为主的他者话语身份，听到研究主体的声音，将呈现更加公平的研究结果。

第五，我国目前有关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理论和经验研究中，存在重管理而轻服务、重义务而轻权益、重城市而轻农村的现象。比较多的是从现有城市管理模式的框架中寻找削减人口流动负面效应的途径，多数是以本地居民的心态来对待新移民，在维护原有居民特权方面的努力大于给新移民以平等的国民待遇的探索。在人口流动对流出地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的系统探究方面也十分缺乏。总之，以往国内的相关研究集中在政策移民（比如扶贫移民、工程移民的研究）和农民工的流动方面，主要涉及移民的就业安置和与当地社会的融合方面。政策性移民多被安置在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生活条件相对较好的异地农村或大城市的郊区，多数是原来村庄的集体搬迁或异地重建，新移民生活在相对隔离的社区中，因此在与移入地居民的融合方面不存在严重的问题（应星，1996）。

基于上述分析，本书将社会阶层和社会资本的视角结合起来，以国内的城市白领新移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分析方法，探讨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流动、社会融合、社会资本、社会认同、社会交往、社会信任及社会记忆等问题的现状、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对策。

[1] 《移民·环境与和谐社会》，《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6期。第二章研究设计一 研究价值（一）理论或学术价值

第一，丰富和扩展传统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研究领域，为劳动力市场理论、社会网络分析与社会资本理论、人口学的劳动力迁移、移民社会政策研究等，提供新的理论参考框架与实证数据。

第二，与西方移民研究的“熔炉理论”“多元文化理论”和“民族聚居区理论”等理论模型开展对话与交流，在比较分析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移民理论。

第三，总结不同阶层的中国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流动和社会融合的特点与规律，全面把握新移民地区迁移及社会流动的积极与消极社会后果，为国际社会学界更新城市白领新移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资料，做出一个中国学者的贡献。（二）应用价值

第一，城市白领新移民问题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一个实践课题。不可否认，城市白领新移民是城市市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于移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此从政策上保证新移民的向上社会流动，促进人才和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减少结构性失业，促使新移民尽快与当地居民融合，减少或缓解新老居民的社会冲突，是构建和谐社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环节。

第二，将移民政策视为社会整体发展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将其纳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协调发展的一体化进程。移民政策不再是孤立、消极地解决新移民社会问题的应急措施，使“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发展战略落在实处，为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吸引新移民、留住新移民、完善社区管理与服务的相关社会政策提供第一手的实证资料，将新移民微观层次上的个人社会资本优势转化为宏观层次上的社区资源和社会资源，从而间接地促进人才的合理有序的向上社会流动。

第三，制定一套带有法律性质的促进人才和劳动力合理流动、加速新移民与当地社会融合的宏观社会政策，是维持社会秩序稳定、最大限度地解决新移民的后顾之忧，保障、改善新移民的生活和职业现状，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举措。有关新移民社会流动和社会融合的人口迁移政策、劳动就业政策、社会保障政策、社会服务政策、教育政策、收入分配和消费政策、社会治安政策和社会行政管理政策等，都是影响新移民社会流动和社会融合的实质性问题。该研究既可以对过去政策的积极和消极方面进行系统的总结，又可以为未来新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二 研究问题

通过对国内外移民研究的理论模型和经验发现的系统检视，我们将集中关注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流动、社会融合、社会交往、社会信任和主观生活质量等问题的现状、成因及其解决出路。其中社会流动和社会融合是新移民面对的两个最主要的社会问题。

社会流动，指个人或群体在社会分层结构中社会位置和空间地理位置的变动，包括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或向上流动和向下流动等。多数研究关注社会位置的变动，特别是向上流动。本书将集中关注影响社会流动的各种因素，将社会流动分为地域迁移和社会地位变动，特别是向上的社会流动来进行考察。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我们将社会分层和社会资本的视角结合起来进行分析，首先将新移民分为社会地位不同的几个层级，然后集中考察社会资本在新移民的地域和职业流动过程中究竟占据着什么地位，所发挥的主要功能是什么，社会资本通过什么方式帮助新移民开创实业、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或地域流动，社会资本是不是新移民成功实现异地创业和向上社会流动的一条主要途径。

社会融合，是移民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问题。移民的社会流动能否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融合的程度。我们将社会融合界定为个体和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一个过程。将重点分析不同阶层的新移民的文化融合、心理融合、身份融合和经济融合的程度及其影响因素，以及提高社会融合度的政策思考。研究者都不否认社会资本对新移民社会融合的影响，但是以往的研究仅仅是在一般意义上讨论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我们试图将社会资本分解为本地化和总体性的社会资本，通过对社会融合的具体影响作用分析，探讨移民社会资本转换过程的理性思考。

社会交往，为城市白领新移民提供了各种资源（如信息、物质、友谊等工具性或情感帮助）。正是通过社会交往，城市白领新移民才可以解决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和危机，维持日常生活的正常进行。许多研究者最关注的是移民社会交往的工具性功能，尤其是职业、职位的获得或直接的经济回报。尽管学者们从未否认移民社会交往中的情感性功能和娱乐性功能，但相关的研究却不多，这可能与学者们将研究对象聚焦到底层移民有关。与前人所不同的是，本研究不仅涉及底层新农民工，更将中层移民纳入移民社会交往研究的分析范围。对于人力资本更为丰富的中层移民来说，网络所发挥的职业功能不再明显，而情感性功能和娱乐性功能更趋明显，这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客观条件。那么，与农民工相比，作为社会资本更为丰富的中层移民，他们将如何运用和建立自己的社会网络呢？

社会信任，在中国文化中，信是任的前提，任是信的后果，建立在“信”基础上的“任”，对于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信任要以交往关系为基础，信任与不信任之间也并不是静态的和绝对的，信到不信，不信到信，可以相互转化。尽管学者们大多认为中国人的社会信任程度不高，但以居民为对象的研究很难跳出先赋性的和传统的特殊信任分析框架。移民，尤其是中层移民如何重构其社会信任的问题一直未得到关注，关于社会交往与社会信任的具体影响关系也未能直接得到探讨。我们将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补充有关中国人社会信任的实证研究。

主观生活质量，即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生活环境的满意程度和对生活的全面评价”（林南等，1987）。衡量人们的生活质量必然要考虑到客观的生活条件，但个体的需求满足程度及其对生活的评价来自自身的主观感受。对城市白领新移民来说，他们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个人创造财富的能力方面得到了城市的认可和接纳，然而他们却在诸如户籍制度及相应的福利待遇、人际交往、日常生活、待遇公正、文化习俗等方面遭遇了城市对新移民的排斥，这已经成为新移民中日益明显的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究竟新移民在城市中过得好不好？拥有一定物质、人力和社会资本的他们对自己在城市中的生活状况是否满意？物质水平和精神感受之间的不匹配程度究竟如何？哪些主要因素会影响他们对城市生活状况的总体评价呢？三 研究对象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发表以后，中国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的热潮，一些沿海大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等）先后提出了建设国际化和现代化大都市的战略目标。在这一宏观背景下，数以万计的国内人才、国际精英及劳动力纷纷涌向沿海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大中城市成为新移民的聚居地。从相对比例来看，新移民已经占到部分城市常住人口的1/4到2/3。比如北京的新移民占常住人口的25%左右，深圳的新移民接近常住人口的2/3，上海的新移民占到常住人口的1/3左右；从绝对数量上来说，2006年[1]在城市从事白领职业的新移民约有3000万人。由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自由职业者组成的新社会阶层，多达5000万人，新社会阶层中的很大一部分是异地创业或就业人员，也是本研究主体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重要组成部分；2004年以后每年有200万左右的大专以上的毕业生在异地城市就业或创业；1978～2006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达27.5[2]万人。据初步估算，1992年以后进入城市的白领移民有1.8亿～2亿人。毋庸置疑，城市移民特别是白领移民对移入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新移民中的白领阶层是实施人才资源强国战略和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中坚力量。因此，研究城市移民尤其是白领新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影响到微观层次上和谐社会关系的建设和宏观意义上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

上海，作为我国人口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已成为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流动的首选目标之一。1990年，国务院正式宣布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直接促进了国内外人才和劳动力向沿海大中城市聚[3]集。根据上海市统计局2008年2月4日公布的数据，2007年上海共有常住外来人口479.14万人，占上海市1858万常住人口的25.79%。与国内相关研究仅仅关注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不同（如李培林、李强、王奋宇、李路路、白南生等），我们主要关注那些凭借人力资本或专业技术知识优势到上海寻求更好发展机会的白领新移民，而不管他们是否取得了上海户籍。以往的研究也将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会流动和地域迁移视为“候鸟式的流动”，并不以永久性的迁移和定居作为流动的目的。毋庸置疑，以体力从业者为主的外来务工人员为流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中国的城市化、工业化和现代化以及国际大都市的发展战略，不可能仅仅依靠蓝领从业者来完成。

移民是指人们跨越社会界限的、或多或少的持久性流动。联合国规定，在非出生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人才被称为移民。在国际社会学界和人口学界，研究者重点关注的是国际移民。[4]

特别是中央对上海提出的“四个率先”的战略要求，以及上海[5]提出的建设“四个中心”的远景目标，都离不开拥有稀缺人力资本的中高级人才的加盟。因此，我们所说的新移民的“新”主要包括四层含义：第一，与历史上，特别是战争年代或大饥荒年代因为逃避战乱的风险或生活所迫的“非自愿移民”不同；第二，与计划经济时代因为工作原因通过组织调动的方式实现“有计划的流动”的模式不同；第三，与从事体力工作的农民工或外来务工人员的职业性质不同，这些移民主要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文职等工作；第四，我们试图研究的新移民是在1992年以后上海浦东大开发、大开放背景下移居到上海工作的。简言之，本书的研究对象（亦即抽样总体）是1992年以后移居上海，至少在调查开始时已经在上海居住一年以上，在企事业单位从事专业技术、教育、管理和文职工作，18岁以上的白领新移民。为了与国内的相关研究进行对比，我们还抽取了部分在上海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主要从事非技术性的蓝领工作）作为参照群体。四 抽样方法

由于上海现行户籍政策的限制，许多工作和生活在上海的白领新移民并没有取得上海户籍，甚至连居住证或暂住证都没有办理，因此不能建立一个包括所有白领新移民的完整抽样框；此外，大部分白领新移民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的位置基本上属于中间层，所以他们接受面访和配合调查的可能性大大降低。鉴于此，我们采用了受访者推动抽样（RDS）方法来抽取新移民的样本（Heckthorn，1997，2001；赵延东、Pedersen，2007）。RDS方法是在传统“滚雪球抽样”方法的基础上，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由被访者不断提出新的受访者名单的连锁推荐方式，有效地解决了抽样偏误和抽样概率未知等问题，从而可以对总体情况做出相对准确的估计，使研究者有可能根据样本对总体特征做出合理的推论，特别适合于研究规模和边界不太清楚、不愿意暴露身份的隐藏人口，如下岗和失业职工、无家可归者、吸毒者、HIV病毒阳性者、流浪艺人以及新移民等。

本书的问卷对象是按照如下步骤进行选择的：首先，研究团队成员运用自己的个人社会网络，任意找到符合本项目所界定的调查对象［我们称之为“种子”（seeds）］，对“种子”进行调查后，给他们发放一定的物质奖励。对这些“种子”的调查是整个研究起始轮次，称为第零格轮次。第二，研究者给每个“种子”发放若干张首轮调查招募券，招募券上标明新受访者的编号，要求“种子”将这些招募券分别发放给自己认识的、符合新移民特征的目标群体成员。同时承诺，只要得到招募券的人接受调查，“种子”可以得到相应的奖励。新来的受访者也会得到同样数量的招募券以招募更多的受访者。他们也会因招募到的每一个新人得到一份额外的奖励。第三，研究者确认每一个持有首轮招募券来接受调查的人是否属于目标群体的成员。如果符合要求，就对其进行调查，调查后给他们发放奖励，同时对招募他们的“种子”也发放奖励。这一过程被称为第一轮次调查。第四，研究者再给每一个第一轮受访者发放同样数量的此轮调查招募券，券上标明新一轮被招募人的编号。要求他们把招募券发给自己认识的目标群体成员，并同样承诺为持券接受调查者和招募者给予奖励，新的受访者还会得到招募新人和获得奖励的机会。第五，经确认后，调查每个持次轮招募券来接受调查的目标群体成员，并奖励受访者及其招募人，完成第二轮次调查。

对于符合条件的调查对象，是通过面访和电话访问两种方式进行的。为了保证问卷回答的质量，在调查过程中仅进行了第二轮次调查。问卷调查工作从2007年4月初开始，到5月底完成。调查员由社会学专业博士、硕士研究生及本科生构成，在访谈前经过了系统的专业培训。通过受访者推动的抽样方法获得了1150份样本的联系方式、家庭或工作单位地址，其中有885名同意接受面谈或电话访问，拒访率为23%。在成功访问的样本中，经过对数据的逻辑检验，又剔除了拒答或漏答超过问题总数1/3的问卷，最后获得有效样本600份。样本的基本情况参见表2-1。除表2-1和表2-2报告的基本信息外，样本的平均年龄28.62岁，平均居住时间4.64年，平均月收入4719.6元。五 样本分析表2-1 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表2-1 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续表1表2-1 样本的基本变量描述性分析-续表2表2-2 目前住房的位置及产权

[1] 根据200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推算。

[2] 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频道，检索日期2007年3月6日。

[3] 见上海市统计局网页，http：//www.shanghai.gov.cn/shanghai/node2314/node2319/node12344/userobject26ai13447.html。

[4] 即要求上海率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科学发展轨道；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率先推进改革开放，继续当好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率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切实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5] 即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第三章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流动一 问题的提出

社会流动反映的是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关于社会流动的研究主要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常常是由或绝对或相对的收入来衡量的，个人之间的差异被视为收入递增量之不同，典型代表是邓肯（G.Duncan）。第二种观点部分地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社会流动，把劳动市场作为分析核心，认为流动是从较低职业向较高职业的移动，典型代表为纳菲尔德（Nuffield）学派。第三种观点则更看重认可（recognition）和社会公民权（social citizenship），认为流动即个人在社区中被其他人认可为平等伙伴的程度。第四种观点着眼于群体组织集体行动的能力，以及可观地改变影响群体的那些制度的能力，流动就是群体达到充分的内部一致从而公平地（或者比公平还更多地）分得一块“蛋糕”的过程（易林，2007）。按照王小章（2009）的观点，社会流动的前两种观点属于“生存-经济”的叙事模式，后两种观点则属于“身份-政治”的叙事模式。然而，综观已有的国内移民研究，前一叙事模式成为大多数学者的共享模式，而对外来移民的身份资格与权利探讨得不多。

对于城市白领新移民社会流动问题的考察，我们不再将视角仅仅局限于“生存-经济”模式，也将扩展到“身份-政治”模式；不再停留在对外来移民社会流动模式的理论分析上，而是将定量分析引入其中，通过实证数据进行验证。从移民的融入过程来看，及时找到职业、实现迁入地的职业流动是大多数移民的首要问题；其次，他们需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获得经济回报及不断增加经济收入，这就是经济流动；最后，他们终会将目标锁定在离开外来群体融入“熔炉”之中，实现身份转换（流动）。因此，本章将分别从职业流动、经济流动和身份流动三个维度来考察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社会流动问题。二 主要变量的操作化（一）因变量

职业流动 并非每个流动人口都能成功地实现迁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将因无法在迁入地找到工作，而选择离开（朱海燕，2001；李斌，2008）。成功的职业流动是外来移民生存和生活的第一步。求职效率直接反映城市白领新移民职业流动的困难程度。求职效率指职业流动者从开始寻找新工作（或创业）到获得这份工作所用的时间。所用时间越长，则求职效率越低，所用时间越短则效率越高（张文宏，2006a）。在本章中，我们将求职效率操作化为城市白领新移民从到上海开始求职到获得首职所花费的时间，以月为单位。

经济流动 根据邓肯关于社会流动的经典观点，经济收入的变化（我们称之为经济流动）是反映个人社会地位的重要指标（Duncan，1984）。尽管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经济收入可能有多种形式（包括工资、各种奖金、补贴、分红、股息、经营性纯收入、银行利息、馈赠等所有收入），但这些收入终将能反映在其月平均收入之中。本章将经济收入操作化为月平均收入对数，是城市白领新移民在问卷调查中自填的现职月平均收入，以元为单位。

身份流动 外来移民在迁入地社会获得的公民权并不相等，从“支配-从属”这一社会结构体系上来看，不同的户籍状况将反映出移民在这一体系中获得的群体地位变化。由于作为少数族群的外来移民大多被挡在支配群体的社会制度（the major social institution）之外，他们在分配关键社会资源时处于次一等的交涉位置（麦格，2007：30～52；Loury et al.，2005）。美国一些学者曾提出，户籍制度造成了1949年后中国的“社会空间等级”（social spatial hierarchy）现象，而户籍制度通过对异地户口迁移的管制，使得不同社会空间的差别得以固化和凸显（陆益龙，2008）。而户口之间差异的区域分割模式（张展新、高文书、侯慧丽，2007），则提醒依附于不同地方的户口之上的资源差异性。城市大量的“农民工”以及没有正式迁移户口的“漂族”群体，虽然可以获得职业机会，但难以得到同等的职业地位升迁权利及其他体制内的福利（陆益龙，2008）。根据社会分层的观点，这种差异不得不让我们想到“户籍分层”的概念。因此，对国内移民来说，户籍的转换状况能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份流动情况。本章将城市白领新移民的身份流动状况具体操作化为获得上海户籍的状况，其中包括获得本地户口（包括本市非农业户口和本市农业户口）、居住证、暂住证及未办理任何本地户籍证明四种情况。在影响模型分析中，将获得“本地户口”和“居住证”各视为一类，其他两种情况视为其他类（另有2人未作回答，也视为后一类）。为了进一步验证“本地户口”与“居住证”之间的差异性影响，居住证也成为分析的参照类。（二）影响变量

根据以往研究的经验（Massey et al.，1993；Bian，1997；赵延东、王奋宇，2002；朱宇，2004；侯红娅等，2004；赵艳枝，2006；任远，2006；李春玲，2006；刘林平、张春泥，2007），本书重点考虑个体人口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个人资本变量（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职业性质（单位性质和职业地位）以及迁移变量（居住时间）对移民社会流动的影响作用。考虑到不同社会流动的本质，影响变量有所差异。

性别 虚拟变量，男性赋值为1，以女性为参照。

年龄 指移民在接受访谈时的实际实足年龄。在经济流动和职业流动的OLS影响模型分析中，移民年龄是连续变量；而在身份流动的MLR影响模型分析中，将年龄大于或等于30岁的人赋值为1，以年龄小于30岁的人为参照。

婚姻状况 原始问卷分为未婚、已婚、离婚后未再婚、离婚后再婚、丧偶未再婚、丧偶后再婚和不回答7个类别。在影响模型分析中，操作为虚拟变量，即已婚、离婚后再婚和丧偶后再婚均赋值为1，以未婚、离婚后未再婚和丧偶后未再婚为参照。

政治资本 指移民的政治身份是不是中共党员，操作为虚拟变量，中共党员赋值为1，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

人力资本 本章用教育来代替人力资本变量，在经济流动和职业流动的OLS影响模型分析中是连续变量，反映城市白领新移民接受教育的情况，本章将城市白领新移民的“受教育程度”加以转换后，得到了他们的“受教育年限”。在身份流动的MLR影响模型分析中，将受教育程度分为未受高等教育、本科类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分别赋值为1～3，以未受高等教育为参照。

单位性质 指城市白领新移民首次在上海求职的工作单位的性质。本研究将之操作化为3类：国有单位（国有企事业单位）、三资企业及其他单位，分别赋值为3～1，以其他单位类型为参照。

职业地位 分为私营企业主（包括大小老板类的人）、管理人员（包括企业中的经理及以上级别的人、党政事业单位中有管理职务的人）、技术人员（包括企业中从事技术类工作的人和党政事业单位中位居专业技术岗位的人）、普通白领（包括企业中的文职人员和党政事业单位中从事行政类工作的人）和蓝领工人五类。在影响模型分析中，将职业地位作为虚拟变量引入，以蓝领工人为参照。

居住时间 指移民迁入上海的时间到接受访谈的时间差，以年为单位。身份流动的MLR影响模型分析中，将其类别化为两类：居住6年及以上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赋值为1，居住5年及以下的人赋值为2，以后者为参照。三 结果与分析

对于外来移民来说，职业获得是经济流动和身份流动的前提。因此，我们首先分析了城市白领新移民的职业流动，然后考察了经济流动，最后探讨身份流动。（一）城市白领新移民群体的职业流动分析

在城市白领新移民求职效率的OLS回归分析中，我们引入了性别、年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单位性质等变量的影响作用，重点考察不同社会资本的影响情况。为了进一步看出总体社会资本、本地社会资本以及使用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我们将之分别引入回归方程（见表3-1）。从表3-1中可以看出，模型1～4对求职效率的2解释力分别为R=0.120（F=14.177，p＜0.001）、22R=0.121（F=9.876，p＜0.001）、R=0.122（F=9.961，p＜0.001）2和R=0.136（F=14.002，p＜0.001），模型的解释力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在模型1中，男性、年龄、党员和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410（p＜0.05）、0.048（p＜0.01）、0.235（p＞0.10）和0.084（p＜0.05），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女性和拥有党员身份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时间将分别比其他人多0.410个月和0.235个月，并且城市白领新移民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他们的求职时间将分别增加0.048个月和0.084个月。其中，只有党员身份的影响作用未达到显著水平，这一结果表明女性、年龄和人力资本均会显著降低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效率，而政治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从单位性质来看，国有单位和三资企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978（p＜0.001）和-0.290（p＞0.1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国有单位和三资企业获得职业的时间分别比其他单位多0.978个月和少0.290个月，其中只有国有单位的影响达到了极显著水平，表明从国有单位获得职业的效率显著低于其他单位。

在模型2中，总体规模、总体网密和总体网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3（p＜0.10）、0.057（p＞0.10）和0.006（p＞0.1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规模、总体网密和总体网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求职时间将分别减少0.003个月、增加0.057个月和0.006个月，其中只有当总体规模的影响作用达到统计上的显著水平时，表明总体规模越大，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时间越短，即总体规模将显著提高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效率。

在模型3中，本地规模、本地网密和本地网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4（p＞0.10）、-0.746（p＜0.10）和0.004（p＞0.1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本地规模、本地网密和本地网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求职时间将分别减少0.004个月、0.746个月和增加0.004个月。其中，仅有本地网密的影响作用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本地网密越大，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时间越短，即本地网密将显著提高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效率。

模型4考察的是在控制了个体人口变量（性别、年龄）、政治资本（党员身份）、人力资本（受教育年限）以及单位性质变量的影响作用后，使用社会资本情况对城市白领新移民求职效率的独立影响作用。使用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为0.100（p＜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求职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每增加一人，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时间会增加0.100个月，并且这一影响达到了显著水平，表明求职过程中提供帮助的人数越多，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时间越长，即使用社会资本会显著降低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求职效率。表3-1 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求职效率的OLS回归分析表3-1 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求职效率的OLS回归分析-续表（二）新移民群体的经济流动分析

与求职效率分析一样，在城市白领新移民经济收入的OLS回归分析中，我们也引入了性别、年龄、政治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单位性质等变量的影响作用，重点考察不同社会资本的影响情况。为了进一步看出总体社会资本、本地社会资本以及使用社会资本的影响作用，我们将之分别引入回归方程（表3-2）。从表3-2中可以看出，2模型1～4对求职效率的解释力分别为R=0.182（F=23.176，p＜20.001）、R=0.218（F=19.607，p＜0.001）、22R=0.185（F=16.104，p＜0.001）和R=0.181（F=19.901，p＜0.001），模型的解释力均达到了显著水平。

在模型1中，男性、年龄、党员和受教育年限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332（p＜0.001）、0.027（p＜0.001）、-0.004（p＞0.10）、0.070（p＜0.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男性和拥有党员身份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月收入对数均比其他人高0.332个单位和低0.004个单位，并且城市白领新移民的年龄和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其月收入对数将增加0.027个单位和0.070个单位，其中只有党员身份的影响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男性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经济收入显著高于女性；受教育年限越长、年龄越大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经济收入越高。从单位性质来看，国有单位和三资企业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09（p＜0.01）和0.059（p＞0.1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国有单位和三资企业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月收入对数分别比其他人低0.209个单位和高0.059个单位，其中只有国有单位的回归系数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国有单位的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经济收入显著低于其他单位的人。

在模型2中，总体规模、总体网密和总体网资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p＞0.10）、-0.155（p＞0.10）和0.005（p＜0.001），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规模、总体网密和总体网资每增加一个单位，其月收入对数将增加0.001个单位、减少0.155个单位和增加0.005个单位，其中总体网密的影响作用达到了显著水平，这表明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总体网密越高，经济收入越高。

模型3和模型4中，本地规模、本地网密、本地网资和使用社会资本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01（p＞0.10）、-0.179（p＞0.10）、0.002（p＞0.10）和0.006（p＞0.10），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本地规模、本地网密、本地网资每增加一个单位，提供帮助的人每增加一人，其月收入对数将增加0.001个单位、减少0.179个单位、增加0.002个单位和增加0.006个单位，然而这些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本地社会资本和使用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的经济收入无显著影响作用。表3-2 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经济收入的OLS回归分析表3-2 社会资本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经济收入的OLS回归分析-续表（三）新移民群体的身份流动分析

考虑到上海对户籍身份的转换有严格的政策规定，与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相关程度不高，所以本章重点考虑个体人口特征变量（性别、年龄、婚姻状况）、个人资本变量（经济资本、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单位性质和职业地位）和迁移变量（居住时间）对移民社会流动的影响作用。表3-3列出的是城市白领新移民身份流动的MLR回归分析。其中，模型1和模型2是以其他为参照类别，模型3以居住证2作为参照类别。3个模型的Pseudo R达到50.1%，模型的对数似然比2检验（-2Log Likelihood）和χ检验均非常显著，说明模型有较好的解释力。

从个体人口特征来看，男性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女性的81.7%（p＞0.10）、1.244倍（p＞0.10）和65.7%（p＞0.10），然而这些差异均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性别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的身份流动无显著影响作用。年龄大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年龄小的1.070倍（p＞0.10）、92.6%（p＞0.10）和1.156倍（p＞0.10），然而，这些差异也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年龄对城市白领新移民的身份流动无显著影响作用。已婚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未婚者的1.495倍（p＞0.10）、1.958倍（p＜0.05）和76.4%（p＞0.10），其中模型2达到了显著水平，说明已婚的城市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

从个人资本来看，月收入高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月收入低的1.641倍（p＜0.10）、72.3%（p＞0.10）和2.270倍（p＜0.05），其中只有模型2未达到显著水平，表明经济收入高的城市白领新移民更可能获得本地户口，即经济资本有利于户籍身份的转换。从人力资本来看，拥有研究生学历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未受过高等教育者的36.490倍（p＜0.001）、4.689倍（p＜0.05）和7.782倍（p＜0.01）；而受过本科类教育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未受过高等教育者的13.041倍（p＜0.001）、5.271倍（p＜0.001）和2.474倍（p＞0.10），其中只有模型3中的本科类教育未达到显著水平，说明城市白领新移民的学历层次越高，户籍身份转换越彻底。

从职业性质来看，在职业地位上，与蓝领工人相比，私营企业主、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普通白领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可能性分别是45.7%（p＞0.10）、5.272倍（p＞0.10）、7.949倍（p＜0.10）和4.645倍（p＞0.10），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的可能性分别是1.429倍（p＞0.10）、1.954倍（p＞0.10）、3.249倍（p＜0.10）和1.163倍（p＞0.10），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为32.0%（p＞0.10）、2.698倍（p＞0.10）、2.447倍（p＞0.10）和3.993倍（p＞0.10），其中仅有技术人员在模型1和模型2上的差异达到显著，说明技术人员比其他人更易获得本地户口和居住证，即技术类工作更有利于城市白领新移民的户籍身份转换。在单位类型上，国有单位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单位类型的6.410倍（p＜0.001）、2.644倍（p＜0.01）和2.424倍（p＜0.01），而三资企业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单位类型的90.1%（p＞0.10）、1.409倍（p＞0.10）和64.0%（p＞0.10），其中国有单位在三个模型上均达到显著水平，说明非国有单位的城市白领新移民更不可能获得本地户口或居住证。

从居住时间来看，居住时间长的城市白领新移民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居住证而不是其他类型、获得本地户口而不是居住证的可能性分别是其他人的5.115倍（p＜0.001）、1.082倍（p＞0.10）和4.729倍（p＜0.001），其中模型2的差异不显著，表明居住时间超过5年的城市白领新移民取得本地户口的可能性更高。表3-3 城市白领新移民身份流动的MLR回归分析表3-3 城市白领新移民身份流动的MLR回归分析-续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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