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管理之道(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张与弛

出版社：中国商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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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管理之道试读：

前言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突发事件频发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以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政治军事的相互渗透、各类人员流动的密集频繁、文化信息的快速传播和社会转型期各种关系的交叠碰撞为标志的。这就使得蕴藉于社会深层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随时会以各种可能的形式爆发出来，就像一泓平静的湖水，由于水下各种矛盾的增加和运动形式的变化，使得人们无法断定会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激荡起什么样的波澜！放眼当今世界，真可谓天灾人祸不断，大到严重的国际争端与危机、地区军事冲突、社会动乱、恐怖主义和敌对势力破坏，小到具体的人质危机、重大恶性案件、名人事变，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恶性的生产和交通事故、迅速传播的公共卫生事件等等，均具有不可预料性、严重危害性，以及变化无常的难以防范性，常常使得各级领导者和管理者穷于应付、疲于招架。而社会需要稳定，“稳定压倒一切”，这就需要各级、各领域、各行业的领导者必须时刻绷紧稳定的神经，谨防各类突发事件搅扰和破坏当今社会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所以，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已经成为现代领导者必备的通用能力之一。

作为各级领导者或国家公务员，在主抓好常规管理工作的同时，必须时刻注意和特别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任何突发事件都是不可小觑的，其责任之重大，危害之深远，影响之广泛，实为当责领导者个人无法承受之重！就危害所波及的范围而言，突发事件有的是全球性的，有的是全国性的，有的是区域性的，有的不过仅仅危害到了一个单位，一个企业，一个部门，但不管是哪一种情况，作为当时当任当事当场的领导者，所面临的考验却是非常严峻和急迫的。应对和处理得好，评功受奖，加官晋级，四海之内赞誉有加；应对和处理不善，小则受到指责和訾议，大则问责降职，免官受处，甚至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学会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不但有益于国家，有益于社会，有益于单位，而且也有益于领导者本身。

大家或许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更有所惊惧和警觉。不管是2003年爆发于北京的SARS（非典型性肺炎），还是2009年爆发于墨西哥的甲型H1N1流感（原称人感染猪流感），都是具有普遍危害性的突发事件。作为各级领导者，必须及时启动应急预案，迅速采取有效措施，竭尽全力扼住突发事件的咽喉，使这只泼猴不致恣意撒野，而一切须尽在领导者掌控之中。这样，社会才能保持和谐稳定，经济才能保持健康发展。否则，一石激起千层浪，一个突发事件可能会引起社会各个方面的恐慌和动荡。所以，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不仅是对领导者实战能力的考验，而且也是对领导者政治敏感度的考验！

不管是各级领导者或管理者，还是普通公务员或一般工作人员，都应该具备应对和处理各类突发事件的能力。对这一能力进行有系统的培养和训练，目前尚无专门的培训教材和培训模式。有鉴于此，本书作者针对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多年的专题性探讨和系统性研究，并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应对突发事件的法律法规，特为各级各类领导者和公务员就如何及时、迅速、科学、有效地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问题，量身打造了这套适时、适用、适讲、适学的培训教材。

本书从领导者必备的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九种能力入手，全面地、系统地阐述了突发事件的性质、特征、类别、应对方法、应急预案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等，并借助实际案例进行分析和演练，其中既有实战经验和教训的科学归纳与总结，也有经典理论、原则、方法和技巧的深入剖析与指导。全书融科学性、实务性、指导性和实际可操作性于一体，内容全面，结构严谨，语言流畅，深入浅出，既可作为一般公务员提高通用能力和应急管理素质的学习教程，也可作为各级领导者应对和处理突发事件的实战宝典和行动指南！张振学2009年6月于清华大学

第一章　慎言敏行——个人修为是成事的关键

在儒家看来，一个人有多大的修为，便能成就多大的事业。在儒家所推崇的“内圣外王”之道中，“慎言敏行”就是通往“内圣”之路的关键所在。孔子说，君子以言语教导人向善，以具体行动禁止人作恶，所以，说话之前一定要考虑其后果。采取行动之前一定要了解其弊端。《说苑》中说：“古之君子，夫唯不言，言必有中。”

孔子说：“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慎言敏行，实在是修身的一大法宝。一个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首先不致出现太大的过失。进一步讲，它可以让我们避开人为的干扰，从而一心一意去磨练自己的意志，锻炼自己的才干。久而久之，你会发现自己变得强大起来。也许遇到一个合适的机会，你就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1.言必信，行必果

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为政的道理，做领导的道理，最重要的就是——言而有信。做为一个组织的领导人，制定政策，执行政策，信用永远是第一位的。

信，就是诚实不欺。取信于人，为立身之根；取信于民，为治国之本，失了这个根本，人将不人，国将不国。一个人可以第一次被欺骗，但难于第二次被欺骗，第三次被欺骗；一个统治者，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也可以欺骗一部分人于永久，但决不会欺骗全体人民于永久。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诚实，为自己而诚实，为别人而诚实，为诚实而诚实。

荀子说，相信应该相信的，是诚实；怀疑应该怀疑的，也是诚实。

荀子还说，人可以做到被信任，但不能要求别人必定信任自己；人以不守信用为耻，以别人不信任自己为耻。

有信义的人心中必有他人，有他人的人才能无私，无私的人才天地宽广。

东汉荀巨伯，一次去探望远方生病的友人，正碰上胡人攻打郡城，城里人纷纷弃城而逃。

友人说：“我现在是活不成了，你赶快离开吧！”

巨伯说：“我荀巨伯难道会做毁坏信义而求生的事么！”坚辞不去。

胡人进城后，问荀巨伯是什么人，为何胆敢独自留在城里。巨伯答道；“我的朋友患重病，不忍心把他丢下，我宁愿用自己的身躯赎取朋友的性命。”

胡人听后，感慨道：“我们这些人就是无义之人了！”

于是，撤兵而走，郡城也因而得以保全。“一个人、一个群体与社会打交道的时候，总是把诚信作为做人做事的第一准则，总是努力用行动表明自己”“说话算话”“信守承诺”。与人打交道，同样也总是看他是不是“可靠”，是否“守信用”。一个不讲信用的人，被认为是没有起码道德的人，是谁也不愿打交道的小人，所以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曹操幼时，好游猎，喜歌舞，有权谋，多机变。操有叔父，见其游荡无度，尝怒之，告于其父。父责操。曹操忽生一计：见叔父来，诈倒于地，做中风之状。叔父急告其父，其父急忙视之，操故无恙。其父曰：“叔言汝中风，今已愈乎？”操曰：“儿自来无病，因失爱于叔父，故见罔耳。”其父信其言。后叔父屡言操过，其父并不听。因此，曹操更加放荡无忌。

曹操很懂得信用的重要，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嘛。叔父一旦在父亲面前失去了信用，他也就失去了说话的权力。失去说话权力的人还不就成了行尸一具、草木一堆？“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为博爱姬褒姒一笑，悬赏千金，更以烽火连天之举，惊动天下，将千军万马的杀伐气，化作美人一笑的绕指柔。等到戎人真的打来了，再去派人点烽火，向诸侯求救，可诸侯们全都按兵不动，还以为天子与王后嬉戏呢！就这样，镐京被戎人攻破，幽王逃到骊山脚下，被杀掉，褒姒也被戎人抓走了。

有的领导者，严于律人，宽于律己，朝令夕改。早上下的命令，晚上认为不对，去赶快改过来，口头说说就算是一个新政策。究竟哪个对？究竟要执行哪一个？老百姓搞不清楚，这就是大问题。所以孔子说做人、处世、对朋友，“信”是很重要的，无“信”是绝对不可以的。尤其一些当主管的人，处理事情不多想想，骤下决定，以致随时改变，使部下无所适从。

作为治理一方、一地、一单位的领导者，对群众，对下属必须讲信用，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说到做到，不放空炮，言行一致，言出法随。通过自身讲信用，取得群众的信任。这样，才能政令畅通，才能政通人和。

诚信，是眼下很时髦的一个词。买卖东西要讲诚信、与人处事要讲诚信、商业谈判更要讲诚信。小到一个人，大到整个社会，诚信是基础，它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地位和社会的稳定。一个人可以失去财富、失去职业、失去机会，但万万不可失去信誉。

我国加入了世贸组织，逐步融入了世界。现在有了一种说法：“要守国际信誉。”“诚信”可以说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线。离开了“诚信”就没有市场经济可言，离开了“诚信”个人和民族就无法在道德上自立，离开了“诚信”就会亡国亡家，亡民亡己。讲信用，实在是日常活动中最基本的道德和守则。诚实守信，一诺千金是何等宝贵！我们可以大胆肯定地说，“诚信”是领导活动的重要基础，领导者开展任何工作都须臾离不开这个基础。

2.口头上的百好，不如行动上的一好

有一次，鲁定公向孔子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有这样的话吗？”

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讲得像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有的人说：‘做君主难，做臣子也不容易。’如果知道做君主难，自然会谨慎认真地去工作，这不也近乎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兴盛吗？”

第二个问题是：“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有这样的话吗？”

孔子回答说：“话不可以讲得像这样的简单、机械。不过，有的人说：”“我做君并没有什么可高兴的，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敢违抗，如果君主说的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很好吗！如果说的话不正确，而没有人违抗，这不也近于一句话就可以使国家衰亡吗？”

一个人的言论往往体现着他的思想，而一个人的思想往往又决定着他的行为，因此，我们从一个人的话里，几乎可以看出他的人生前途、事业命运。尤其当一个人居于高位，他的言行就不仅仅只关系到他一个人。因此，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并不为过。所以，无论我们身为平常人还是位高权重的领导，都必须以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把言行和地位、责任联系起来。惟其如此，才不致让自己一事无成或一败涂地。

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从政者、治国者的地位和责任是一体相连的。地位越高，责任也就越大，同时与之俱来的是：责任大，权力也大。地位高，好多人都在你下面仰望你。所以，人处在一定的位子上，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敬畏，一是骄奢。两种态度产生两种效果。如果一句话是出自敬守职责，生怕弄不好会出纰漏，体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的态度，并且着眼于大局，考虑着长远，提出有远见卓识的主张，又采取实现这种主张的切实步骤，则是兴邦之言，事业可以兴旺发达。相反，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随意乱说，就可能造成重大的失误。

唐朝贞观十六年，太宗每当和公卿大臣谈论起古人治国经世之道，定要反复追问臣下，反驳他们的言论。

散骑常侍刘洎上书劝谏道：“帝王和臣下，圣贤睿智之人和庸碌愚钝之辈，上下相差悬殊，所持观点不可能相同。这是以至愚来应答至圣，以极卑来应答极尊，虽然发愤努力，还是达不到要求。陛下降发恩旨，态度和善，认真倾听，虚心接受，还恐怕群臣不敢尽情回答，况且你再广开神明的思路，发挥天子的雄辩，搜索词藻驳倒臣下论点，援引古人排斥臣下建议，这叫群臣怎么应答？我听说，皇帝以无言为贵，圣人以无言为德。老子称‘雄辩之人外表看来好象语言迟钝’，庄子说‘学问高深的人从不夸夸其谈’，这是告诉人们不要多说话。齐桓公在堂上读书，轮扁便有一通议论；汉武帝尊古崇儒，长孺则要当面讽谏，这是劝说帝王不必做无谓的事。况且记忆太多会伤神，说话太多会伤气。精神、元气损伤在内，形体、神情疲劳在外，最初虽然觉察不出，到后来必受其拖累。陛下应该为了国家而爱惜身体，哪能为了嗜好而损害健康？臣认为如今国家太平繁荣的局面，是陛下用心治理的结果，想保持长治久安，并不在于雄辩，只要去掉爱憎私心，做事慎重，踏踏实实，不要丢掉至为公道的原则，像贞观初年那样就可以了。至于秦始皇由于争强好辩，骄傲自大而失去人心；魏文帝自恃学识广博，夸夸其谈而让众人失望，这些恃才好辩的危害，是非常清楚的。但愿陛下放弃雄辩爱好，怡养浩然之气，少看古书，恬淡愉悦，保持像南山一样的长寿，把百姓治理得如同东户时代的良民，那么天下非常幸运，皇恩普及四方。”

太宗亲写诏书回答说：“不用心考虑，便无法治理国家；不说话，就不能叙述我的思虑。最近有所谈论，于是造成说话太多。我恐怕由此产生骄傲自满、看不起别人的情绪，倒不觉得会损伤身体和精神。今天听到直言，我当虚心接受，改正前非。”唐太宗也看出了这一点，所以他强调指出，出言要审慎，以免造成大的损失。

这就提醒我们现在领导干部，不仅要在本部门、本单位的原则性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时要慎重，要三思而言，就是在一些看似琐碎的问题上也要出言谨慎。否则，隋炀帝就是前车之鉴。

魏征在对答中又指出了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国君的言语不当不仅会造成有形的损失，但由于人皆见之，所以实际上另一种无形的损失也随之发生，即就是权威的损失。权威一旦受到损害，建立在老的基础上的向心力和感召力也就相应削弱。这对统治是相当不利的。

行胜于言，对待“说”的态度，历来有四：光说不干，光干不说，边说边干，干后再说。光说不干，是“嘴把式”，时间一长，光打雷不下雨，光开花不结果，难以服众；只干不说，是“傻把式”，酒好也怕巷子深，产品不能实现惊险的一跳，只能堆积在仓库里，是废品一堆，成果不能更大范围转化和推广，思想就没有价值；边说边干，是“聪明的把式”，但聪明一旦戴上小的帽子，就很危险，有的同志只要小有成绩，便把成果、效益等炒得沸沸扬扬，追求“窗户上挂喇叭——名声在外”，惟恐天下人不知，个别人“腰里挂算盘——总替自己打算”，事情没做多少，或者工作刚刚开了个头，便“拉长、吹大、垫高”，热衷于报纸上有字、广播里有声、电视上有影；干后再说，是“实在把式”，不事张扬，重实践，不争论，干成了，干对了，就总结经验，干错了，干偏了，即可纠正，也没什么风险。这就是低调原则。低调原则能培养人的品质，那就是在谦虚中更加坚定，在清醒中更加刻苦，在务实中更加踏实，达到了“真雁无声，真水无香”的境界，也正是在这种境界中，小事做大了，大事做成了。

这个问题在当前也很有现实意义。在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特别需要能带领和发动群众、敢闯敢干，善于创业的领导人才，这就需要创业者在群众中树立起良好的威信和强大的号召力。缺乏群众基础的领导干部是担当不了创业的重任的。那么，在日常生活中，在一言一行中时刻注意树立和维护威信，而不是不负责任地有意无意地损害和抛弃它，这是我们的领导干部所应该加以注意的。

3.不言则可，言必有中

孔子有“夫人不言，言必有中”之语，应成为我们行事、应世以至待人接物的一大原则。当处大事的时候，不要乱说，要说就“言必有中”，像射箭一样，一箭出去就中靶心，射到要点上。这才显得既谦虚谨慎，同时又能恰当地表现出自己的才华、智慧和学问来。

孔子是非常重视说话的，他讲的“夫人不言，言必有中”，则重点指出言语的内容要有针对性，要能够一语中的，不能顾左右而言他，或是洋洋万言“言不及义”，以致让对方不得要领。“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既是一种说话艺术，又是说话的一个重要原则。在一些特定的场合，能否做到“言必有中”，不但是学问、才智的表现，有时还关系到国家政治、人格尊严等重大的问题，因此，需要格外关注这个讲话的艺术和原则。

官渡之战以后，曹操就统一了北方，发展生产，增强军事力量，下一步他就打算进军南方，消灭占据着荆州的刘表和江东的孙权，统一全国。

在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此时，占据荆州的刘表刚刚死去，次子刘琮承袭了他的职位，胆小怕事的刘琮暗地里投降了曹操。受刘表派遣驻守新野一带的刘备，见曹军来势凶猛，想抵抗也来不及了，就匆匆忙忙地向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退却。江陵是一个军事重镇，又是兵力和物资的重要补给地，曹、刘双方都为争夺此地而日夜兼程，在长坂（今湖北省当阳县东北）曹操赶上了刘备，并且打败刘备，占领了军事要地江陵。刘备被打得无路可走，只好从小道到夏口（今湖北省武汉市），与刘表的长子刘琦相遇，合兵一处，约有2万人。而且在夏口，刘备碰到了等他很久的孙权的谋士鲁肃。鲁肃向刘备坦诚地说明了来意，希望孙、刘两家能够联合抗曹，这正符合诸葛亮在隆中同刘备讲的对策。刘备当即决定派诸葛亮为代表，同鲁肃前往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西南），面见孙权共商联盟破曹之计。

孙权爱慕诸葛亮的才华，诸葛亮见孙权气度不凡，两个人谈得非常投机。孙权首先向诸葛亮请教，诸葛亮说：“现在天下大乱，曹操占据北方，而且有吞并天下之势。而将军您占据着江东，刘豫州刘备一心想振兴汉室，两位都有和曹操争夺天下的气势，真是志向相同啊！”诸葛亮一句话就将孙、刘拉到了共同抗曹的立场上。但他见孙权在联合抗曹上仍有些犹豫不决，就对孙权说：“曹操占领了荆州，名声震及四海，现在他顺江而下，直逼江东。将军您应该根据自己的力量做出决断：如果能以您吴、越之力量与曹军抗衡的话，你就及早与曹操断绝关系；如果您估计无力与他抗衡，为什么不及早投降曹操，还可以苟且偷生呢？像现在这样，您表面上服从曹操，可内心却犹豫不决，在紧要时刻做不出决断，灾难可就要来了。”孙权听了有些生气。

诸葛亮又接着说道：“刘豫州是汉朝的宗室，才能是他人所无法比及的，许多人都仰慕他，归顺他。如果他抗曹不能成功，那也是天命；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向曹操投降的。”

诸葛亮的几句话分明在激励孙权做出正确的决断。孙权十分激动，猛地站起来说：“我也不是甘受摆布的人，我不能拿着整个江东的10万士兵，受人家控制！我的主意已定！不和刘豫州联合，就无法与曹操抗衡。”

诸葛亮为了进一步解除孙权的顾虑，就说：“刘豫州虽然刚打了败仗，但是他仍有精兵2万。曹操虽然兵马很多，但是经过长途跋涉，已经疲惫不堪了；更何况，曹军大部分都是北方人，用强力射来的弩箭，已经到了最后，该掉在地上了，连最薄的丝绸也穿不透。再加上曹操刚刚占领荆州，人心不服，他们是向着刘氏的。将军您想想看，只要孙、刘两家联合起来，协力作战，就一定会打败曹操的。而且曹操失败以后，必定会退回北方，荆州、东吴的势力就会发展起来。这样，三足鼎立的局面就形成了。”

诸葛亮这一番话，增强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在这里，诸葛亮的话之所以能对孙权起关键作用，主要就在于他的每一句话都指出与孙权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的关系，直接触动孙权的心理要害。因此，孙权定下决心联刘抗曹，而对手下谋士的意见再也听不进去了。可见，“言必有中”的话语，其作用是何等的重要。

古谚有云：“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一句话说得好不好、对不对，大则可能影响国家社稷的命运，小则影响人际关系正常与否。把话说得巧，说得对，无论对什么人而言，都是迈向成功的必要条件。

能够撼动人心的话，不见得要长篇大论，或是引经据典。只要确切掌握场合、时机、对象、作用等，说话简洁明了，一语中的，意蕴含蓄，就会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所以，作为领导者应该掌握这样的交流分寸和言谈技能。

4.经常检点约束自己的行为

孔子说：“以约失之者，鲜矣。”意思是说，能够经常检点约束自己过失的人是很少的。

生活是一种惯性行为，人在其中，只要没有什么大的波澜，往往会“随波逐流”。无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行为，基本都会被一带而过。但这种庸常的腐蚀性后果却是严重的。因此，经常性地检点自己的言行，并及时作出调整和约束，是十分有必要的。从积极方面来讲，自查自省是修德建业的需要；从消极方面讲，是少犯和不犯错误的关键所在。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凡事皆可善始善终。

明代的张瀚在《松窗梦语》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张瀚初任御史的时候，有一次，他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廷相，王廷相就给张瀚讲了一个乘轿趣闻。

说的是他某一天乘轿进城办事时，不巧遇上了雨。而其中有一个轿夫刚好穿了双新鞋，他开始时小心翼翼地循着干净的路面走，后来轿夫一不小心，踩进泥水坑里，此后他就再也不顾惜自己的鞋了。

王廷相最后总结说：“处世立身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只要你一不小心，犯了错误，那么以后你就再也不会有所顾忌了。所以，常常检点约束自己，是一个人必修的功课。”张瀚听了这些话，十分佩服王廷相的高论，终身不敢忘记。

这个历史故事告诉我们，人一旦“踩进泥水坑”，心里往往就放松了戒备。反正“鞋已经脏了”，一次是脏，两次也是脏，于是便有了惯性，从此便“不复顾惜”了。有些人，起先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廉洁奉公，偶然一不小心踩进“泥坑”，经不住酒绿灯红的诱惑，便从此放弃了自己的操守。这都是因为不能事先防范而造成的恶果。

唐太宗以这种态度来处理政事，率先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虽然已经十分努力了，但他仍然怀疑自己是不是做得不够彻底。

有一次，他向魏征表示这种不安：“我一直努力端正自己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努力，也及不上古代的圣人，因此不得不担心自己是否会受到世人嘲笑。”

魏征听后安慰他：“从前鲁哀公曾告诉孔子，有一个健忘的男子，在搬家的时候连自己的太太都给忘了。孔子听后回答说，还有更严重的呢，像桀和纣等暴君不要说自己的太太，甚至连自己都忘了呢。陛下千万不要连这个都忘了，只要能时时留心自身，至少不至于受到后世子孙的嘲笑。”由此观之，如果领导者能够率先做出表率，修正自己的行为，那么部下就会群起效法，端正自己的品格行为。

有一次，大臣们向唐太宗上奏：“自古以来有所谓”“夏之月可以居台榭，在夏末可以住在高殿。现在夏天的酷暑仍未消退，秋季的长雨又将来临，宫中湿气太重，恐怕对陛下身体不太好，希望陛下马上建筑高殿。”

对皇帝来说，造一座宫殿简直如同家常便饭，但是唐太宗却婉言拒绝大臣们的好意：“诚如各位所知，朕患有骨痛，这种疾痛，若长年处于湿气重的地方当然不好。但是造一座宫殿需要一笔数目庞大的费用，从前汉文帝打算营造宫殿时，发现需要的费用相当于十户普通人家的资产，便打消了这个念头。虽然和汉文帝相比，我的德行是远远不及，但是使用的费用却要多得多，这不正是身为百姓父母的天子失职的地方吗？”大臣们再三请求，唐太宗仍旧执意不肯。

这种自我保护的措施，主要是进行自我反思，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越轨之处，语言是否有不妥当的地方，一些习惯是否符合于社会道德规范，是否自己过于恃才傲物、不够谦虚，等等。古人云：“御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别人对自己的一些议论总是事出有因，应先反省自己。

只要自己能够不断自省，那就可以在各种环境里都自持而不虚。另外，及时地总结经验，反省自己处理人际关系是否正确？办事失败，招致非议是否与此有关？具体地说来，即自己对所处环境的特点是否有足够的了解？对同事、朋友、领导的个人秉性是否熟悉？如果导致自己陷于困境的根源，在于触犯了别人的私人禁忌，那么以后碰到此类情况，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不慎而始，而祸其终，这道理谁都明白，但要做到“直而不失”，似乎也很难。一些人为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会设置种种陷阱，包括利用“糖衣炮弹”来百般诱惑，让你“湿鞋”。

古贤有云：“三日而省乎己。”这句话所体现出来的自律精神，是每一个有志于做有“档次”的人，并成就一番事业者所必须学习的。做不到这一点，即使能有一个良好的开始，但未见得会有良好的发展过程和结果。

5.人情练达即文章

孔子喜欢读书，但他更善于于无字句处读书。

古人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真正有知识的人，一定是善于体验生活，并不断丰富自己头脑的人。

生活是一部大书。有人对此却熟视无睹，满目皆空，纵有满腹诗书，又怎能说学问博大呢？不过是酒肉穿肠过罢了。人们的情感许多是做作出来的，世间的习俗许多是虚假的，怎么可以随便相信呢？

对人和社会的本质认识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决定着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如果对此认识不清或流于肤浅，便只能归结到天真、幼稚之列，其后果必然是处处碰壁，一事无成了。

汉武帝时代的东方朔，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为一代名家。他最初为了谋取功名，竟用了三千枚竹简上书朝廷，以求重用。

汉武帝赏识他的才华，遂招他入朝。东方朔为官之后，判若二人。他再不言国事，却是故意表现自己的贪鄙。皇帝赐宴之后，剩下的肉他总是揣在怀中带走，赏赐给他的绸缎，他却用来娶漂亮女子，且是一年便休，还要索回先前给人家的东西，遂后再娶。

这种做法，惹来一片非议。有人指责他说：“先生博古通今，自命不凡，怎会干这种为人不耻的事呢？先生如此行事，就不怕有损声名，丢掉官位吗？”

东方朔说：“时代不同了，人情世故却是一样的。春秋战国时代，群雄逐鹿，人才便显得十分重要。如今天下太平，政通人和，贤君和庸主都能安于其位，人才的重要性也就差多了。礼贤下士，那是君主有所需要才作出来的姿态，我怎敢当真呢？更何况忌贤妒能的人比比皆是，我又怎敢表现我的才能呢？”

终其一生，东方朔虽官位不高，却是风平浪静，无灾无难，其智慧故事也广为人知。东方朔能与世俯仰，曲尽其势，他的智慧就来源于对人心世道的深切考察，令人深思。

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和改革家张居正是一位博学多才、学识宏富的人，但他决不拘泥于一技一艺、经学辞章，而是学以致用，用以致学。于人情物理中，“必洞于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分，达开其悉，然后能为之。人情物理不悉，便是学问不透。”正是由于这种精神，使得自己一生仕途风顺，“治绩炳然”。

与此相反的是南唐李后主，读书不可谓不多，才情不可谓不高，但他却缺乏对社会和宫廷生活的真切体验，骨子里却是忧愁怯懦，经常满脑子都是一些不着边际的幻想，是一个天生的浪漫骑士式的人物。后人评价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结果是，39岁国破投降，后被毒死。

读有字书易，读无字书难。春秋时期，有一个叫王寿的人，爱书成癖，藏书丰富，远近闻名。而他却被一个隐士所讥笑，隐士说，“书是记载言论和思想的，这些言论和思想是人在生活中勤奋思考的结果。光读书，不去体察思考生活，背着这些书有什么用呢？”王寿听了，如梦方醒，当场把竹简烧掉。

有字书可以首先用眼睛去获得，无字书却是要用一颗平静、平和的心去阅读的，并且要变成生活的智慧。比如，食求精，居求安，终日三饱一倒，或急匆匆生活，来不及感受，又怎能领略人生的不同风景？比如，见事迟钝，轻言乱语，浮躁的心如同蜻蜓点水，又怎能欣赏泪水和笑声背后的故事？比如，不清醒不自觉，日不知其所亡，月忘其所能，又怎么能在心底留下深厚的底片？比如，天天对自己翘大拇指，觉得自己一朵花，别人都是豆腐渣，又怎么不会被脚底下的石头绊倒碰伤？比如，达则得意忘形，忘乎所以，穷则唉声叹气，怨天尤人，不善于拣拾自己的脚印，不善于从自己的脚印中找出深、找出浅，又怎能防止渴死在半途之中？

6.尊重他人的意愿

子贡曾向孔子问道：“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意思是“有一个字而可以让人们终身奉行的吗？”

孔子回答说：“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意思是说：“那就是‘恕’吧！自己不愿意的，不要加给别人。”“恕”是一种推己及人的情怀。一个内心怀有仁德的人，即使不能成全别人，起码遇事不能给他人下套子，自己不愿意干的事，不能推到别人头上，把麻烦和痛苦转嫁到别人头上；而应该在替自己打算的时候，也设身处地地替别人想一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且能够坚持，就可以算得上心底有仁义了，能让自己在任何人面前都问心无愧，活得光明正大，活得舒心自然。

其实遵循恕道并不仅是此一项，能够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对别人合理的欲念予以理解，对别人的过失施以宽容等等都是“恕”，或者说都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种美德的延伸和扩展。

清朝康熙年间，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的张英，有一天接到母亲自安徽桐城老家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诉说家里正准备扩建院宅，却因地皮问题而与毗邻而居的叶家产生了矛盾。因为叶家也想建房造屋，因此两家相持不下，水火不容，信中隐约有要求张英用名位官威来压服叶家的意思。

张英看完信后，沉思再三，急就了一首诗来劝他母亲。诗是这样写的：

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张英的母亲和家人见信后，深明义理，马上主动地把将要砌建的院墙让后三尺。叶家的人知道情况后，愧疚之余，也立即把正想修建的院墙退后三尺。因此，张叶两家的院墙之间，就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街巷。此事一时之间传为佳话，至今在桐城尚有被人所乐道的“六尺巷。”

领导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接触人，接触不同脾性、不同思想、不同阅历、不同身份、不同学识的人。这就难免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受到误解，受到侮辱，受到讽刺，受到谩骂，受到谣言，受到攻击，受到吵闹，受到阻力，是领导活动中的常态。既然是常态，当然就应该以一颗平常心处之，相反，“一朝之忿，忘其身”，或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最终的结果，使无事生非，小事变大，大事变炸，简单问题复杂化，复杂问题糟糕化。因此，当领导必须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质，保持健康的情绪，有制怒的本事，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作到热而能冷，乱而能静，急而能安。

苏东坡有一篇文章叫《二鱼说》，讲述的是有一条豚鱼，在桥下撞到桥柱上，它不怪自己不小心，反倒认为桥柱故意找茬，于是也不过桥了，生起气来，气得张嘴、竖鳍、胀肚，漂在水面，一动不动。老鹰看见了，冲上前，把它的肚子撕裂，这条豚鱼就这样成了老鹰的美餐。别发怒呀！相反，要冷静下来，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否则，你可就成了豚鱼了，那命运还好得了？

对于领导者来说，具有良好的心理品质，是顺利的实施领导行为的关键。人生不如意时常八九，为官者更是要经常遇到不如意的事情的。什么事业的成败，个人的进退，别人的毁誉……你看看“怒”字，当你发怒时，你的心就成了脾气的奴隶，脾气一般说都是非理性的，按照非理性的指向去考虑问题，还能全面？那还不意气用事？那还不蛮干起来？

三国时期，诸葛亮第七次兵出祁山，求战心情十分迫切，可是不论怎样挑战，司马懿就是按兵不动，诸葛亮便使出“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的办法，嘲笑司马懿不配做大丈夫，刺激司马懿出兵。如果动怒而草率行动，则正中诸葛亮下怀。可司马懿关键时候控制了自己的情绪，以至于熬死诸葛亮，从而无人与之敌，为统一全国打下基础。东晋时候，有一个叫王述的人，据说脾气十分暴躁，有一次吃鸡蛋，用筷子夹没夹到，便大发脾气，顺手把鸡蛋扔到地上，可鸡蛋在地上滚来滚去并没有碎，这下更把他惹火了，又用木屐去碾，又没碾着，他气得简直要发疯，又把鸡蛋放进嘴里嚼碎吐出。就是这么一个怪脾气的人，对人却从不动怒。当时有一位同僚和他发生矛盾，找到他家骂街，他却面壁不动，那人自觉没趣，便离开了。王述很清楚，对一个没有生命的鸡蛋动怒，鸡蛋不会报复，对人出言不逊，就可能惹来大祸。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官场内部的无数排挤、诽谤和攻击，顺利的时候少，不顺利的时候多。有人曾经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深以为然。这里所说的耐烦，就是控制自己的情绪，要遇事冷静。曾国藩在总结自己走过的路时感慨地说：“天下绝对没有一帆风顺的境遇。”大致说来，出来办事的人，绝对不可能只有人称赞，而没有人诋毁，只有人感恩，而没有人抱怨。

在曾国藩看来，古往今来的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大都败在气度不够开阔、不能耐烦、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上，这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

我一天天老了，也还经常有控制不了自己的肝火的时候。但是我总是提醒自己要抑制住怒气，这也就是佛家所讲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火，虎就是肝气。自古以来，有多少英雄豪杰没有过去这两关啊，也不仅是你我兄弟这样。关键要抑制自己的情绪，不能让他随便发作。儒家、佛家理论不同，然而在节制血气方面，没有什么不同，总而言之，不能情绪化，这样对身体是非常有害的。

在曾国藩看来，为官者如果不能保持冷静的头脑，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来，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实际上曾国藩是一个十分倔强的人，倔强的极端，是容易控制不了脾气。早年的曾国藩正是有控制不了自己情绪的毛病，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也前来助兴。吃饭的时候，两人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曾国藩对着这位朋友破口大骂，几乎忘了场合和身份。曾国藩脾气最坏的时候，是咸丰皇帝免去他的兵权、他回家守制的时候。这期间，曾国藩因为心情不顺，变得性情格外粗暴，经常因为小事而大骂自己的弟弟和弟媳妇。他在家的一年中，与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闹过别扭，而且这些别扭都是曾国藩挑起来的。曾国藩后来对这段经历感到十分后悔，尤其是第二年曾国华战死于三河镇，他更是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认为正是他的情绪化反应引起了这样的灾祸。此后的曾国藩下了一番力气来控制自己的情绪，并且逐渐改掉了易怒的毛病。虽然有不顺心的事情，但都能理智地去处理。

同治三年，发生了沈葆桢与曾国藩争饷的事情。沈葆桢是他一手提拔起来，在最关键的时刻，却拆起了他的台，这不能不使他感到愤懑。然而他最后还是从大局出发，没有将事情弄大，而是以忍让一步而息事宁人：近日因沈葆桢截留军饷，心中很愤懑。然而细心想来，古人办事，被牵制、遇抵触的情况很多，每个朝代都有。人的天性不免会厌恶抵触。那些一定要别人顺从，总是设法铲除异己的行为，是权臣的行径。听任别人的抵触而百般忍耐，委曲求全的行为，才是圣贤的良苦用心啊。我正可以借用别人的抵触，来磨砺我的品德修养，这也许才差不多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标准，其实是很多人可以做到的，而且一个人一生都用得着的，上至帝王，下至黎民百姓，都可以也应该以“恕”字规范自己，要求自己。相信这样一来，不仅能与人为善，而且人也会与“我”为善。

生活中哪有事事顺心的。当领导常常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随心所欲，恰恰相反，领导因为受到工作性质、工作环境、大局意识的影响，强制自己去做一些自己不想做但又必须去做的事情，或者自己想去做而又不能去做的事情，管不住自己的思想和情绪，行吗？

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增加几分成熟理智，少了几分意气用事。这使得他在处理与其他人的关系的时候，更加游刃有余。

7.你能够“闻过则喜”吗

孔子曾说：“过则勿惮改。”意思是：“有了过错，就不要怕改正。”

孔子的话很简单，含义却很深刻。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但是知过很难，知过而反躬自责就更难。知过能改，非大智大勇者不能为之。

社会上有一种人，从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错，甚至把错的也看成是对的。这是不能见其过的人。有一种人，明知自己错了，却甘于放弃或只在口头上说错了，这是不能内省自讼的人。还有一种人，有错误也能责备自己，却下不了决心改正，这是不能改过的人。

难怪孔子会由此而发出“已矣乎”的感慨。

所以，敢于认错也是一种大智大勇。

诚实认错，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姑且不论犯错所需承担的责任，不认错和狡辩对自己的形象有强大的破坏性，因为不管你口才如何好，又多么狡猾，你的逃避错误换得的必是“敢做不敢当”之类的评语。最重要的是，不敢承担的错误会成为一种习惯，也使自己丧失面对错误、解决问题和培养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所以，不认错的弊大于利。

没有虚怀若谷的精神是难以做到闻过则喜的。你是人，别人也是人，你比别人强不到哪里去，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对你说些什么，别说人家说得对，就是说错了，说得很尖锐，也应该有“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气度呀！相反，讳疾忌医，打肿脸充胖子，拒不承认，死不改悔，或者文过饰非，找理由遮挡，你就把自己逼上了绝路，你的生存空间也就小了。

没有平和冷静的态度是难以做到闻过则喜的。对待批评，一要有一个好态度，善意理解，照单全收，二要善于汲取，精华吸收，无用搁置。

孔子强调在一个人修身、正己过程中，要把能不能改正错误作为重要内容，并且明确指出“过则勿惮改”。

敢于承认错误，并且能够正视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在封建王朝中，可能唐太宗李世民算一个。

唐太宗非常喜欢魏征对他讲的“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一句话。他对大臣们说：“自古以来帝王怒起来就随便杀人，夏朝的关龙逢，商朝的比干，都因为敢谏而被杀；汉代的晁错也是无罪被杀。我总是提醒自己以此为戒。为了国家，请你们经常指出我的过错，我一定接受。诸位经常记着隋朝灭亡的教训，我常常想着关龙逢、晁错死得冤枉，咱们君臣互相保全不就很好吗？”

唐太宗不但这样说，在实际行动中也着实知错就改。

有一次，太宗出行至洛阳，嫌地方供应的东西不好而发火。魏征当即劝谏道：“隋炀帝为追求享乐，到处巡游，供求无厌，弄得民不聊生，以至灭亡；今圣上得天下，正应当接受教训，躬行节约，怎能因天下供应不好就发脾气呢？如果上行下效，那将成什么样子！”太宗接受了他的批评。

有一年，陕西、河南发大水，不少地区遭了灾，太宗却要建飞龙宫。

魏征上书反对说，隋炀帝大修行宫台榭，徭役无时，干戈不休，把人民逼上绝境，最后招致灭亡。皇上要引以为戒。如果重复隋炀帝的做法，那就是“以暴易暴”，还会重蹈隋亡的覆辙。最后说服太宗停建了这项工程，并把备用的木料都送到灾区救济灾民。

还有一次，太宗要修洛阳宫，河南陕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反对说：“修洛阳宫，是劳民之举；收取地租，是重敛于民；天下妇女时兴高髻，是从皇宫里传出来的。”

太宗看了奏章勃然大怒，说：“这家伙是想让国家不役使一个人，不收一斗租，宫里的女人都变成秃子，他才会满意！”

魏征在旁，连忙解释说：“人臣上书，言辞不激烈不足以引起圣上的重视，言辞激烈又近于诽谤，希望陛下能够理解。”太宗听了，转怒为喜，还派人赏赐了皇甫德参。

贞观二年，太宗访得隋朝旧官郑仁其有个小女儿生得天姿国色，又有才学，想纳入后宫为妃，册封的诏书已写好。魏征听说郑女早已许嫁陆氏，于是劝谏太宗：“陛下为天下万民的父母，应爱抚百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行之君心里总是想着百姓。住在皇宫里，想着百姓是否有房子住；吃山珍海味，想着百姓是否受冻挨饿；妃嫔拥前，要想着百姓是否有家庭的欢乐；郑氏之女已许嫁别人，陛下却想娶至后宫，这哪里是为民父母者应做的事情呢？”说得太宗无言以对，马上停止册封，让郑氏之女仍归陆氏，并作诏自责：“听说郑氏之女已受人礼聘，朕下诏册封的时候没有详审。这是朕的过错！”

由于唐太宗能听大臣的劝谏，勇敢地认识并改正了自己的过错，因此纠正了不少过失，带来了贞观盛世。当然，作为一个统治者，能够勇于改错，这不单对他个人有好处，也是国家社稷之幸。这对于我们眼下的为政者，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李世民的开明之处，在于他能够很快改正错误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从而避免了让整艘社稷大船走向不可预测的航道。

伟大的人不是永远正确，但是发现错误后能及时改正。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关键是对错误的态度。聪明人应当这样：尽量不犯错误；尽量少犯错误；尽量不犯致命错误；犯了错误，不迁怒于人，而是反思自己，及时加以改正。人总是在经验和教训中前行的，往往从挫折和教训中学到的东西比在顺境中得到的经验多得多。所以，别怕挫折，也别怕错误，在错误中，人自己和自己较量，自己扇自己的耳光，自己战胜自己，自己超越自己。进步的过程就是自己打倒自己的过程，自己否定自己的过程。真正等到别人否定你了，你再怨天尤人也没用了。

8.忍小就大，方为智者

孔子曾有言：“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意思是“说话太虚假乖巧就会坏了自己的德行。小事不能忍耐就会坏了自己对大事的谋划。”

俗话说，“将军赶路，不追小兔”。将军要率领三军去打仗，兵贵神速，分秒必争。如果此时路边出现一只野兔，如果将军恰爱狩猎，如果将军把握不住自己，如果再有一帮曲意逢迎者极力撺掇，那会是什么结果？那肯定会贻误战机，误国害人。从政者需要做事，做大事，大事不在眼前，大事就在远方，你也要赶路，可道路怎么会一马平川、平平坦坦？道路上怎么会没有奇异风景？你会被坑坑洼洼所绊倒吗？你会被奇异的风景所迷惑吗？

孔子的高徒子夏说：“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

看来要谋大事，要成大事，关键在一个“忍”字。

韩信年轻时很落魄，经常受别人欺负。

一天，佩着长剑在街上闲逛，被几个年轻人迎面拦住。其中一个身体健壮、屠夫模样的人向他挑衅说：“喂！你小子个头儿挺高，总佩带刀剑，好像本事不小，其实是个胆小鬼。”

韩信对他不屑一顾，正要离开，屠夫却变本加厉，竟当众羞辱他说：“你敢用剑杀了我吗？你要真的不怕死，就来刺我。你要是怕死，就从我的胯下爬过去。”

韩信紧摸着剑柄，怒目而视，久久没有动手。终于，他强压住心头怒火，手松开剑柄，俯下身子，从屠夫的双腿间钻了过去。当时惹得满街看热闹的人哄然大笑，人们都认为他胆小如鼠。

多年后，韩信因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被封为楚王，于是他荣归故里。在这期间，他召见那个屠夫。

大家都以为屠夫必死无疑，韩信却让他担任楚中尉，并向部将解释：“这是一位壮士。当初他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杀了他吗？可那有什么意思呢？就因为我能忍辱，才有今天啊。”韩信面对屠夫的挑衅，强压住心头的怒火，控制住自己的情绪。是因为自己将来还有大事要办呢，怎么能与他一般见识呢？韩信忍了，于是韩信的名字和汉朝相连，假如你是韩信，你又会怎么样？“匹夫见辱，把剑相斗”了，那你的价值只能和屠夫等同。

人要善于控制自己情绪。另一方面，若察知别人心思，可以不说破，但不能不防备。“察见渊中鱼，不祥”这句话是说，窥见或料知一个人隐秘的心思，这不是件好事，因为这会造成自己和对方的不安，有时会造成灾祸。

汉朝初年天下甫定，百废待兴，朝廷致力于抚恤百姓，恢复生产，各藩王诸侯也积极地培植国力。

其中吴王刘濞，广招天下亡命之徒开采国境内盛产的铜矿，私自铸造钱币。又加上东南临海之利，煮水为盐，于是乎国用富饶。到了汉文帝时期，吴国已成为一等一的大国，实力几可与中央政府匹敌。

汉文帝对各诸侯王颇为敬重，宗藩间的关系还算良好，但后来发生了一件人伦惨剧，让文帝与吴王之间产生了裂痕。有一次吴王的太子到长安朝见天子，与皇太子刘启（就是日后的汉景帝）一起下棋。吴太子的师傅属从皆吴楚一带之人，骄悍轻傲，言语得罪了刘启，刘启愤怒之下拿起棋盘挥打，却不小心打死了吴王太子。吴太子的遗体遣丧归葬至吴的时候，吴王刘濞怒说：“哼！天下同宗一家，既然死于长安，就葬于长安吧，何必远葬吴地？”

命人将遗体送回长安安葬。吴王从此渐失藩臣之礼，称病不朝。

吴王刘濞诈病的消息不久传到了京师，因此只要吴国的使者到来，都受到朝廷的盘问责怪。这使得刘濞开始紧张，以为汉文帝要对付他了，于是积极整备兵马，企图反叛。

以吴国的强大，若是掀起叛旗，必会对汉朝造成严重的打击，因此刘濞不臣的举动也让朝廷跟着紧张了起来。有的大臣主张先下手为强，扣留吴使，讨伐吴国，但汉文帝认为没有必胜的把握，不敢下此重大决定。

后来有一个吴国使者对汉文帝说：“敝国太子死于长安，吴王口中不言，心中岂能无怨？但鉴于与圣上乃兄弟之属，不愿破坏同宗之谊，是以暂时称病不朝，以免双方见面尴尬，这也是情有可原啊。然而朝廷数次怪罪，致使吴王心生恐惧，谋求自保，这是圣上所愿意见到的吗？俗谚云：‘察见渊中鱼，不祥。’如今朝廷察知吴王诈病，指其无礼而屡屡见责，只会逼吴王愈行险径，造成不可收拾的后果啊！”

汉文帝醒悟，立刻赦免了吴使，并下诏体恤吴王年老，赐之几杖，准他可以无需入朝见天子。

吴王刘濞见朝廷准自己不朝，又赦免了使者，没有怪罪的意思，也就暂时停止了造反的密谋。

不管汉文帝他是为了领导统御的考虑，或是明白了利害关系，至少他让一个隐然成形的政治风暴悄然化解，而且还增加了他的领导威望，吴国使者对汉文帝说的话，让汉文帝对吴王的称病不朝有人情上的了解，同时也让我们体悟到，很多是非若不能站在人情的立场来看，就会酿成不可收拾的风暴！古人说“设身处地可息争”，这句话真值得每一位领导者深思啊！

9.慎言慎行，慎始慎终

谨慎，常常与谦虚、严细、周密联系在一起。它不是因循守旧、谨小慎微、明哲保身、不求进取的代名词，而是头脑清醒、谨言细行、慎终如始、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作为领导者更应该把谨慎作为高尚的人格修养来追求，作为优良的领导方法来发扬，作为重要的为政之道自觉践行。

做官的人，尤其是做大官的人，更有做官做久了的人，一容易骄傲，二容易奢侈。有时虽不一定自己想这样，但往往是别人迫使自己这样。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去。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曾国藩涉世深，阅历广，谨慎异常。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有很多同乡去找他办事，一旦找他，大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也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否则，不仅会有失乡绅的气度，也会使他蒙受羞侮；同时会让地方长官难堪，被人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成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他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你以后到长沙、去街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

他和曾国荃同在一军，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幅对联与弟弟共勉：

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

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曾国藩以“不忮不求”淡处名利，是对自己的严格要求。

就常理而言，盐不可吃得太多，亦不可吃得太少，要恰到好处。同理，炒菜不可太生，亦不可太熟。生熟恰到好处，菜才好吃。此恰到好处，即是“中”。义如商人卖东西，要价太贵，则人不买。要价太少，又不能赚钱。必须要价不多不少，恰到好处。此恰到好处，即是其中。中庸学既讲恰到好处，又讲因时而中。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谨慎是一种责任心，就是用权时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权力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利国利民，用不好误国误民。用得正，可以实现、发展、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用歪了，权为私所用，利为己所谋，就非但对人民群众不负责，对家庭、对自己也负责不了。监察部领导最近指出，要让贪官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把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视为人民交给自己的一种责任，慎重用权，为民尽责，对事业有利，自己也心安理得、活得坦然。有的人权力小时还比较谨慎，注意听群众意见，认真接受群众监督。权力大了，大笔一挥几千万，该不该批，要不要经过充分论证，想得却不多了。一些半拉子工程给后任和群众造成沉重的包袱，大多与当初的不谨慎有关，而论及责任时，却不见了当初拍板时的勇气。用权不谨慎，缺的是责任心。

谨慎是一种作风，就是要多做少说，敏于事而慎于言。许多人心思用在工作上，情感系在民心上，成绩记在集体上，埋头苦干，扎扎实实，说得不多，干得漂亮。李元龙就是这样的典型。也有人心浮气躁，好大喜功，“把口号喊出去再说”，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这样的人好听的话说了一箩筐，真正办成的事很有限。老百姓喜欢讲实话、办实事的人，不喜欢玩花架子、虚荣浮华，但有的干部还是喜欢作秀、夸夸其谈、自吹自擂。在言与行、说与做上养成好的作风，多想事多做事，一步一个脚印地办实事，不在表面文章上挖空心思花无用功，是干部受群众欢迎、信赖的重要因素。原因很简单，一个实打实的干部就是一面旗帜。

谨慎也是一种能力，就是能见微知著，防患未然。很多人明白“没有远虑，必有近忧”、“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为什么没有远虑？为什么沉迷于酒绿灯红？为什么面对风险与挑战不能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从中不难看到一些人不具备谨慎这种能力。词典上对谨慎一词的解释是：对外界事物或自己的言行密切注意，以免发生不利或不幸的事情。在百忙中留下一些思想的空间，学习思索，明事明理，把握规律，预见未来，把握自己，把路走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正视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既能创造性地推进工作，又居安思危、谨慎处之，不盲目乐观、得意忘形，这确实是个能力。

谨慎更是一个品格，就是要自警自厉、严于律己。只要努力工作，总会有些成绩；再努力工作，难免还有问题；自己进步再快，还有后来居上的。正确对待自己的成绩、权位、收入等，自觉地用党的政治要求和国家的法律规范来约束自己，自重自省自警自律，慎微慎欲慎独慎权，这是一种品格。有些干部倒下去，往往是在取得成绩、仕途顺达之时，变得不那么谨慎、不能够自律，私欲膨胀，钱欲熏心，正气下降，霸气上升。

战国时的范睢以“远交近攻”的策略说动秦昭王后，被秦昭王拜为客卿。以后又为秦昭王出谋划策，废黜了专权的宣太后，驱逐了把持朝政的穰侯、高陵君、华阳君、泾阳君等人，维护了昭王的绝对权威。

昭王于是拜范睢为相国，封为应侯。

这时，燕国人蔡泽来到了秦国。在咸阳住下后，他放风说：“燕国来了一位士人蔡泽，非常能言善辩。他说如果他一旦见到昭王，昭王一定会因此把范睢扔到一边，撤掉范睢的丞相职务。”

范睢决定见一见这个不速之客。

蔡泽见到范睢后，对他直言不讳地说：“人们常说，太阳运行到中天便要偏西，月亮圆满便要亏缺。物盛则衰，这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你现在功劳很大，官位到了顶点，秦王对你的信任也无以复加，正是退隐的好时机。这时退下来，还能保住一生的荣耀，不然的话，必有灾祸。这方面的教训是很多的。想当年，商鞅为秦孝公变法，使秦国无敌于天下，结果却遭到车裂而死的下场。白起率军先攻楚国，后打赵国，长平之战杀敌40万，最后还是被迫自杀。又如吴起，为楚悼王立法，兵震天下，臣服诸侯，后来却被肢解丧命。文种为越王勾践深谋远虑，使越国强盛起来，报了夫差之仇，可是最终还是被越王所杀。”

范睢听了，不禁耸然动容。

蔡泽稍稍停了一会儿又说：“这四个人都是在功成名就的情况下不知退隐而遭受的祸患。这就是能伸而不能曲，能进而不能退啊！倒是范蠡明白这个道理，能够超脱避世，做了被人称道的陶朱公。《逸书》说：‘成功之下，不可久处。’你何不在此时归还相印，让位给贤能的人，自己隐居山林，永保廉洁的名声、应侯的地位，世世代代享受荣耀呢？”

过了几天，范睢向秦昭王推荐蔡泽，托病归还了相印。

尽管前车之鉴已经不少，重蹈覆辙、“前仆后继”的还大有人在。因此，树立忧患意识与危机感，深谋远虑，安而不忘危，是不打败仗的立身智能。

人生就犹如一场场盛筵。盛筵当然要享用，但多数人在大快朵颐的时候，却忘记了想一想席散了以后怎么办。即使危险已经迫近，他们也不能警觉。

而智者则既能享受生活的美味，又能不沉溺于现状中忘乎所以，他们懂得戒惧，居乐思悲、居权思失、居福思祸的道理。

在危险的环境里，人往往能平安度过；可是环境比较顺利，人生盛事不断时，却容易留下摔跟头的隐患。原因就在于：面对前者人们能兢兢业业，小心翼翼；对待后者，往往放松警惕，不知要提前准备退路。当人生高歌猛进时，保守稳重，处进思退；当人生陷入平淡与低谷时，告诫自己不要消沉下去，要依然保持追求的心态。

10.堵塞可能出现的漏洞

领导者做事和用人要杜渐防微，慎始慎终，不要因为细枝末节的小事情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判断要准确，避免失误。在竞争中，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推理要合乎逻辑，判断要准确无误，决策要万无一失。

一次失足就像把毛线球掉到地上一样。线球是花了很长时间仔细绕起来的，如果我们把它掉在地上一次，就要花很多时间才能够再把它绕起来。

中国智谋学祖师爷鬼谷子曾细心地总结了中国社会的运作方式，提出了多条应对失误的秘诀。其中一条就是“抵隙”。

事情在出现征兆时，应当立即察觉。千里长堤，溃于蚁穴。秋毫之末的小缝隙，最终可能动摇泰山的根基；一团小小的火苗，可能会把阿房宫烧成灰烬。

如果能在问题还处在萌芽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局势的兆头还没有显现的时候，就已经洞知先机，独具慧眼，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存亡、得失的关键都事先看得到，把握得住。所以，防患于未然，堵塞小缝隙，是戒惧的根本原则。在大火燃烧起来之前就能预先防止，使自己超然独立，站在安全正确的一面。

这种戒惧，是每个人都应该具备的。

同安郡王杨沂中在郊外遇到一个算命人。

杨王用手中的拐杖作笔，在地上画了一画。算命人一看，马上连连向他磕头，说：“王爷为什么微服出行来到这里？应该多多保重自己。”

杨王非常惊讶，责问他是怎么知道的。算命人说：“土上加一划，就是王字啊！”杨王很高兴，就写了一张条子，批给他五百万贯钱，命他到钱库去取。

第二天，算命人到了钱库，钱库司帑拿着那张条子看了很久，说：“你是什么人，竟敢伪造王爷的假押骗取钱财。我应当把你抓起来问罪。”

算命人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声嘶力竭，大喊冤枉，希望能让杨王听到。司帑和司谒一起打发了五千贯钱给他，他十分丧气地走了。

过了些日子，钱库司帑将情况告诉了杨王，杨王奇怪地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司帑说：“他今天说您是王，明天再胡乱给你添加些什么，那恩王所受的诽谤就太多了。况且您现在本来就是王，还用得着算命的算吗？”

杨王站起来，把原来要赏给算命人的几百万贯钱赏给了他，以资奖励。

良医在人发病初期，便能把他治好。人考虑事情，也应该尽早着手的。有些问题开始看上去不值得一提，但是如果不能趁其苗头初现时解决掉，随着形势的演变，完全可能变得不可弥补，甚至酿成大祸。就像树木在幼苗之时，用手就可以摘除，但长大后不用斧头就无法砍掉了。

深谋远虑，明察秋毫，才能清楚成功、失败的关键在哪里，并能事先预防，采取补救的办法。堵塞某一措施的漏洞，把可能导致失败、动乱的因素提前消灭，转祸为福，转危为安。这样的领导者才算是真正的智者。

第二章　名正言顺——凡事都有一个正当的名义

儒家的“必也正名”这一治事思想，自古到今都有极深的影响。在孔子看来。如果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就不能兴建起来；礼乐制度兴建不起来，刑罚的制定、实施就不会公正合理；刑罚的制定、实施不公平合理，人民就手足失措。所以，君子确定名分必须可以说得出口，既能说得出口，也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作罢。“师出有道”、“师出有名”都是这一原则的延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在孔子这里是一条堂堂正正的“说道”，要求为人、从政、做学问都要踏踏实实地先把名分、概念弄清楚，弄明确。否则.在现实中，即使事情本身合情合理，但名分却不冠冕堂皇，也是会遇到很大的阻力的。

1.你是个名副其实的人吗

子路对孔子说：“假如卫国国君等待您去治理国家，您首先要做的是什么事呢？”孔子说：“必须先正名分啊！”子路说：“有这么做的吗？您太迂腐了。名分有什么正的必要吗？”孔子说：“仲由，你真鲁莽啊！君子对自己所不懂的事情，大概总得抱着存疑的态度吧。如果名分不正，言语就不顺；言语不顺，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国家的礼乐制度就不能兴建起来；礼乐制度兴建不起来，刑罚的制定、实施就不会公正合理；刑罚的制定、实施不公平合理，人民就手足失措。所以，君子确定名分必须可以说得出口，既能说得出口，也一定可以行得通。君子对自己所说的话，要没有一点马虎的地方才作罢。”这就是“名不正则言不顺”的由来。

正名，就是要使名称与事实相符合，也就是名副其实。荀子在世期间，百家争鸣，辩诘之风盛行，诸子注重言辞华丽，不务其实。

荀子描述道：现在，圣王死了，遵守统一名称的事情倦怠了。奇谈怪论纷纷出现了，名与实关系混乱，是非界限模糊，即使是遵守法令的官吏、诵读典章的儒生，也都被搞乱了。

汉王五年（前202年），诸侯们在定陶共同尊奉汉王为皇帝。汉高祖废除秦朝苛细的礼仪和法规，一切力求简易，还没有认识到实行礼仪法治的重要性。他手下的大臣大多数没有读过多少书，不少的人还是他小时候的朋友，都不大讲究礼貌仪规。而且，这些人居功自傲，放纵言行，经常聚在一起行酒论功，稍不如意就大发雷霆，甚至拔出佩剑，在朝堂之上乱击乱砍。

起初，汉高祖还不太在意，后来，汉高祖逐渐意识到，应该制定一套朝廷礼仪来规范文臣武将，树立皇帝的权威，以便治理好天下。

叔孙通本来对儒家礼仪制度非常熟悉，可是，他知道刘邦不好儒学，所以不敢进谏。这时，他观察出皇上有建立礼制的想法，便向皇上说：“咱们这些读书人，打天下时难以有用武之地，治理天下是少不了的。陛下想制定朝礼来约束臣民的言行，真是高明之举。鲁地是礼仪之邦，我请求到那里征招一批熟悉礼仪的儒生，和我的弟子们共同起草朝廷礼仪，使文武百官有章可循。”

汉高祖不无担心地说：“制定礼仪好是好，只怕难以推行。”

叔孙通说：“据臣所知，五帝有不同的礼制。礼制，是适应时代人情所制定的行为规范。夏商周三代的礼仪，都是依循前朝的礼仪加以减损修补而成，由于时代不同，情况各异，历代的礼仪制度都有些，是不难掌握和实行的。”

于是，叔孙通在鲁国征召儒生30多人一同回到首都，加上他的弟子100多人，在野外拉起绳索，树立茅草，演习礼仪。

一个多月后，叔孙通对汉高祖说：“皇帝可以前来视察了。”汉高祖看后说：“我能够做到这些。”

就命令群臣限期学习，准备在第二年十月举行朝会。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长乐宫落成，刘邦选择了个好日子，诸侯、群臣都来参加十月的朝会。整个朝会都按照叔孙通制定的礼仪进行，没有敢喧哗无礼的。汉高祖一看，依礼朝见，君臣上下各有定位，井然有序，高兴极了，他情不自禁地说：“我今天才知道做皇上的尊贵！”

便任命叔孙通做太常，专掌礼仪祭祀，并赏赐他黄金500斤。

在孔子看来，不同的人各有不同的想法，都要相互沟通，不同的事物、名实不同又相互混杂在一起，就会使贵与贱分不清，同与异无法区别。如果这样，那么思想一定会有互不了解的弊病，事情一定会含有做不成的祸害。所以，明智的人对这些加以分别。制定各种名称来表达各种实际事物，一方面用来分清贵贱，另一方面用来辨别同异。贵贱分清了，同异区别了，如果这样，思想意志就不会有互不了解的弊病了，事情也没有做不成的祸害，这就是事物为什么要有个名称、名分和名义的原因。

2.你的身份与职责是什么

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是，不在那个位置上，就不必谋划那个位置上的事情。曾子也说过：“君子思不出其位。”意思是，作为君子，思考问题不要离开或超越自己的位置和身份。相反，对于“在其位”的人，当然就应该“谋其政”了，而对于在其位想谋其政且能为其政的人来说，还需要知身份，明职责。

何为知身份，明职责？

燕王子哙自作主张，把王位让给了相国子之。齐国想以此为借口讨伐燕国。齐国大臣沈同以个人身份去向孟子咨询，问燕国可不可以讨伐。

孟子说：可以。因为在孟子看来，一个国君是不能随意把国家私自让给别人的，做臣子的也不能从国王那里随意接受一个国家。

齐国果然攻打了燕国，发动了一场不义之战。

后来，有人问孟子：“听说齐国攻打燕国，是听从了你的劝告，有这回事吗？”

孟子回答说：“没有。沈同曾经以他个人的名义问我燕国可不可以讨伐，我也只以个人的身份回答说可以。假如他再问：‘谁可以讨伐他们呢？’那么我就会告诉他：‘只有天吏才可以去讨伐。’譬如这里有一个杀人犯，有人问道，‘这犯人该杀吗？’那我会说：‘该杀’。假若他再问：‘谁可以杀他呢？’那我会告诉他：‘只有治狱官才可以去杀他。’如今一个同燕国一样暴虐的齐国去讨伐燕国，我为什么去劝他呢？”

我不是官身，所以你以个人的身份来问我，我就可以以个人身份回答，假若你以公务的身份来问我，我也许不回答你，这就是知身份，反之，便忘了身份。

国君不可以随意让国，臣子也不可以随意受国，这就是知身份，反之，便是忘了身份。

只有天吏才可以讨伐不义，讨伐是天吏的职责，设若不是天吏而去行讨伐之事，即便该行，也是不明职责；只有治刑律，执刑罚的人才能处杀人犯以死刑，执行死刑是治狱官的职责，设若不是治狱官而去杀人。即使那人该杀，也是不明职责。

不知身份，不明职责，就会做错事。

由此看来，知身份，明职责，也就是明白自己处在什么位置，清楚自己的职责范围，知道自己在这位置上该做什么事情。

知身份，明职责，这一点对领导者来说当然很重要。

知身份，便清楚自己所处的位置；明职责，便知道自己的职责范围。

是自己职责范围的事，当做则做，忠于职守，尽心尽力。不是自己职责范围的事，能不做最好不做，不随意伸手，枉费心力。

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在其位便谋其政，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不逾矩，不越位，这样心力才能用到点子上。

在其位不谋其政，如人们常说的“占着茅坑不拉屎”，是不知身份，不明职责，决不是一个好官。

不在彼位而欲谋彼政，逾矩越位，也不一定可以做好官。

足球场上就有一条不能越位的规则。

两军对垒，攻守交替，队员都得猛冲猛打。己方队员一脚大开，把球踢向对方前场，作为一个队员，自然应该尽快跑上前去接住那球，寻机射门。但你这跑必须在允许的范围内，如果超前，便是越位，越了位就是犯规，你跑得再快也是白跑，踢进了也是白踢。

做官为政与足球的这种踢法很有些类似，逾矩越位，常常也意味着犯规，常常也会吃力不落好。

细想一想，做官为政不逾矩越位，并不是一种消极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也是政事的必然，官道的正常。

做官为政，职有不同，责便各异。只有各司其职，才能保证各尽其责，才能成一个整体，政事也才能正常运转。如果上下之间，做下属的可以随意更改领导的决定，同级之间管财务的可以随意插手人事，管人事的可以任性干预财务，要不乱套，那只能是侥幸。

进一步说，职有不同，责有各异，尽职尽责所需要的才干和方式也会互不相同。各有其责，便各有其难，在此位而谋彼政，也未必真能谋得好。

这又有点类似于踢足球。

足球场上，门将有门将的责任，也有他尽门将之责的方式，中锋有中锋的责任，也有他尽中锋之责的踢法，这之间是不可以任意互换的。假若中锋不在场上拼枪而去管守门的事，或者门将不守门而跑到前场去教中锋如何射门，那大约也只能等着输球了事。

这些道理其实很简单。只是大概正因为太简单，也就太容易被我们忘记。而在许多时候，这又实在是不该忘的。

当然，也只有不忘最简单的道理。才能处理好复杂的人事。因为，知身份，明职责，丝毫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候为人帮忙，排难解纷，此其一。守份守职，在位谋政，还意味着，人尽其才，倘明显地自知才能不够，那就该让贤。否则，占着茅坑不拉屎，那就不是不明职责，而是只想做官，不想做事做人。这就德行不好。这样必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3.你的名份与职责相称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人使用不同的名与实，这样，好坏无法区分，贵贱无法分辨，同异无法区别，人们的思想就无法沟通，事情就难以办成。

汉文帝亲政后，有一次朝会的时候，文帝询问右相周勃道：“天下一年审理和判决的诉讼案件有多少？”

周勃谢罪道：“不知道。”

文帝问：“天下一年钱粮的收入和开支有多少？”

周勃又谢罪说不知道，吓得汗流浃背，因为不能对答而感到羞愧。这时文帝又询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答道：“自有主管官员。”

文帝问道：“主管官员是谁？”

陈平说：“陛下如果问诉讼案件，就应该去查问廷尉；如果问钱粮，就应该去询问治粟内吏。”

文帝说：“如果各个部门都有主管的人，那你管的又是什么呢？”

陈平谢罪道：“臣惶恐得很！陛下不知道臣等才智平庸，让臣等高居宰相职位。宰相的职责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顺应四时；对下则抚育万物适时生长；对外镇抚四夷和诸侯；对内亲附百姓，使公卿大夫都能履行他们的职责。”

文帝听了以后大为赞赏。右相周勃非常惭愧，退朝之后便埋怨陈平道：“你怎么不在平时教我如何对答！”

陈平笑着说：“您身居丞相之位，难道不知道丞相的职责吗？如果陛下要询问长安城中盗贼的数目，您也要勉强回答这时周勃才明白自己的才能比起陈平差的太多。过了不久，周勃告病，请求免除右相的职务，陈平就独自担任丞相。”

有人说，君主治国，以隐瞒真情，不让下面的人知道为好。荀子说，这不对，君主是人民的领导者，也是臣民的榜样，君主隐蔽真情，臣民就迷惑不解。君主阴险深沉，臣民就欺诈作伪，君主偏私不公，臣民就相互勾结，结党营私；疑惑不解的人就难以统一，欺诈作伪的人就难以指挥，互相勾结，结党营私，民情就难以了解，所以，君主治国之道以明白为好，不宜于幽暗不明，以公开为好。不宜于掩蔽真相。

如果品德与地位不相称。才能与官位不相称，奖赏与功劳不相称，刑罚与罪恶不相称，就不能折服众人，这是最大的不吉利。

比如，一个人犯了罪，就应判他的刑。俗话说杀人者偿命，伤人者服刑。如果罪大恶极却判刑太轻，人就没有罪恶的概念了，祸乱就会蜂起。当然，也并不是说为了显示威严，将不该判的判了，不该杀的杀了，该杀的不杀，是不公正，不该杀的杀了，也是不公正。所以，荀子说，刑罚与职责相称，国家就安定；刑罚与罪恶不相称，国家就会混乱。

领导的工作重点是把握宏观决策，具体实施应该放手让下属去完成。如果在别人做事的过程中，领导老是怕他出错，千叮咛万嘱咐，那就会让别人感到无所适从，更会让他认为领导不相信他的能力，从心里对领导产生反感，进而影响他做事的积极性。

4.凡事都得有个正当的名义

孔子说：“名不正而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凡事若是没有一个正当的名义，就失去了号召力，阻力也会加大。对领导者行权用权来说，找一个正当的名义，似乎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权力向来是人所向往的，封建意识的熏陶，人们常常把权力神秘化，归结为天意。借用天意行事，名义上才适合正道。逆天而行，自作自受，这是给敌人的罪名。中国几千年来的君权神授思想，也深入人心，自觉不自觉地用来观照人与事。这就促使和启发了那些夺权者，挖空心思把自己假扮成老天的代言人，用以欺蒙世人，聚众起事。同时，把敌人安上逆天大罪，自己夺权之举便可名正言顺，无所顾忌了。这是夺权的高明策略，也是一种成功的舆论宣传形式，对夺权保位关系甚大。

战国时期，齐桓公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任用管仲为卿，推行政治，济之改革，提出了“尊王攘夷”的口号，所谓“尊王”，即尊重周室，“攘夷”则是指攻打威胁周王室的少数民族。“尊王攘夷”口号的提出，遂使地濒东海的齐国成为一个泱泱大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齐桓公曾北伐山戎以救燕，平定狄乱以存邢、卫，解王室之祸而定周襄王之位。特别是公元前656年，齐桓公率鲁、宋等八国军队，征伐南方之“蛮”，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迫使楚国订立盟约，阻止其向北挺进，奠立了齐国霸主的地位。

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今河南兰考）大会诸侯，与会者有鲁、宋、郑、卫、许、曹等，周天子也派人前往。总计齐桓公在位43年，纠合诸侯共26次。

齐桓公“尊王攘夷”的口号，煽动民族情绪，取得华夏族拥戴，不管其真实动机是什么，这种战略和政策迎合了当时中原人民的共同心理，因而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功不成。可见，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正当的理由，那怕是表面上的。

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之所以能在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吞并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与他们灵活运用“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策略有着很大关系。

曹操当年矫诏联络的十几路大军讨伐董卓不成，纷纷离去之后，各军阀趁朝廷动乱、无暇多顾的机会，彼此争城夺地混战开来。今天袁绍打公孙瓒，明天是孙坚击刘表，后天是曹操攻陶谦，然后袁术袭刘备，过后是吕布战完曹操又攻刘备。你争我夺，互不相让。

就在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更大的动乱。董卓被诛之后，十五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一路上辗转流离，坐牛车，住窝棚，吃青菜，啃窝窝头，又经半年才到洛阳。可是洛阳经董卓焚烧之后，又几经战乱摧残，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只剩下几百家。宫殿全毁，献帝只好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里，惟一赶来“勤王”的外官只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扬。

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力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

谋士对曹操说：“春秋时，晋文公迎周襄公，终于当上了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佩孝，争得天下人心。近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你首先起义兵，只是因为关东诸军彼此兼并战乱，您才没有能远上关中去辅佐朝廷，但天下人还是知道您有效忠皇上的心。现在皇上已经到达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黎民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日子，将军若此时能去保驾，下可顺从民众的愿望，上可以宾服四方的豪杰。至于皇上周围那几个武将不过是盗贼之流，不值得顾虑。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个机会，让别人抢先把皇上接走，那就悔之晚矣！”

曹操一听十分有道理，就带领本部人马来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

挟天子幸许昌，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

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曹操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刘备之所以能在川蜀立稳脚跟，建立蜀国，当上皇帝，同样是借自己是皇族后代的光。他针对百姓“重视正统看重名分”的心理，打出割除乱党，“匡扶汉室”的旗号，标榜自己是正统，别人是非正统，自己是真，别人是伪，以取得民心，从而成就了帝业。

5.打造出自己的品牌

在乱世，群雄并起，谁都想吃掉别人，独占天下。这时候，他们通常都宣称自己是正统，是天命所归，而别人都是贼。比如项梁拥立楚怀王的孙子，重新打起“楚”的旗号；再如曹操挟持汉献帝，自任丞相，挟天子以令诸侯。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取得道义的合法性，创立自己的品牌。

曾国藩也是一个品牌策划大师。曾国藩因首创湘军，一举扑灭近代史上可圈可点的太平天国运动而名声大振，位极人臣。曾国藩的军事思想和有关方略，被后来的政治家、军事家推崇备至，毛泽东主席曾有读近代史“独服曾文正”的感慨。

从策划和营销的角度来看，曾国藩成功地开发和运用“湘军”这一品牌，堪称是一代策划大师。

初创湘军时，曾国藩没有值钱的名分，也没有钱，初战大败，有过两次差一点“殉节”的经历，可谓三起三落，好在其“不懈的报国志向”和良好的心境及修为，硬是渡过了难关。综观其整个过程，对品牌的塑造有三个方面值得有关人士的借鉴：

一是善于抓住和利用机会。时势造英雄，在当时满清的整体军备衰败时（这就是机会），曾国藩在积极争斗中脱颖而出，已成必然。曾国藩获实际权力后，为其打胜战的目的，置古训和陈规于不顾，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如立即健全和强化造血功能，设局收税等，使队伍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与强大的太平军抗衡。

二是善用人才，量才适用。他虽用了大批文人（大多是不得志的，也只有靠军功来光耀门楣的落魄之人），对一介武夫也尽其所长，使得他帐下军事型的、谋划型的、经济型的人才应有尽有，对有功者尽可能请旨封赏。在湘军鼎盛时，在全国18个省中，有13个省的封疆大吏是其属下和门生，担任其他类似职务的，也不少于20人，其势如日中天，前无古人，登峰造极。

三是用文化来训练军队，使之成为有思想、有活力的“曾家军”。曾公编写了多种手册要求士兵的同时，还提出了一些“乱世须用重典”，“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衣冠禽兽”的经典语言，多被后人采纳，成为治兵行军语录。他第一次大规模对有功部下的奖赏竟是一把刻有他名字的匕首，这也是潜在的文化影响。从品牌的开发角度，他紧抓了文化内涵的影响和独具个性的塑造，使他的军队不同于其他的部队，最后走向成功。

开发是成功了，如何管理也成问题。曾公和他的湘军名满天下时，在朝野却毁誉参半。他一方面受到封侯拜相、满门得宠的皇恩浩荡，另一方面也体会出功高震主、必遭猜忌的天威凛冽。当时如有不慎，要么自成一统，要么身家性命毁于一旦。以其忠君报国思想，肯定不会犯上。为了功成名退，独善其身，他毅然裁撤湘军，同时把核心力量向他的分支淮军倾斜，保持相当的力量，较好地摆脱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曾国藩的这一套经验是很值得我们借鉴。

曾国藩很重视宣传。在讨伐太平军的檄文中，他善于争取民心，与太平军争夺思想阵地。

首先，他抓住“田则天王之田”一说，利用私有观念发起群众反对太平天国。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的核心是没收地主土地，平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但在实施过程中却是“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不分青红皂白地打击了自耕农以上的各个阶级和阶层，扩大了打击面。曾国藩抓住这个弱点，煽动中农以上中小土地私有者同地主阶级站在一起反对太平军，尽可能将太平军孤立起来。

他还利用封建伦理观念反对太平天国的拜上帝教。太平天国宣布天下男子皆兄弟，天下女子皆姊妹，军民上下皆以兄弟姊妹相称，极大冲击了封建礼教，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反感。君臣、父子等封建人伦观念已存在了几千年，对人们影响很深。曾国藩利用人们这种思想基础，宣称太平天国不让人们称自己的父母为父母，而只能称为兄弟姊妹等等，更加深了人们对太平军的误解，达到了在政治上孤立太平军的目的。

利用尊孔思想争取封建士人。当时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儒教的信徒，即使有些人不满于清王朝的统治，但并不反对儒家思想。这部分人是知识阶层的主体，也是社会的主体，在社会结构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曾国藩抓住这个特点，竭力争取这部分人，吸引他们同自己一道维护清朝的统治。

他指责太平天国反对孔孟，而自己则以卫道者自居，便很容易得到了这些人的好感。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湘军以及淮军集团骨干就是这些士人，由于争取了他们的鼎力支持，才促成了最后的成功。

利用传统的民间信仰反对太平天国的外来宗教。太平天国独尊上帝，在思想领域里反对孔孟，反对鬼神迷信，甚至连颇受民间尊敬的关羽、岳飞的塑像也往往加以毁坏，这就不仅遭到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对，连普通的百姓也想不通。曾国藩抓住这个弱点大加攻击，引起一些人对太平天国的不满，达到孤立太平军的目的。“名不正则言不顺”。取得道义的合法性，抢占有利的口号，取得话语权，对于做大事来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有实力者更应该重视名誉对自己长远利益的巨大帮助。千万不能因为蝇头小利干那些有损自己声誉的事。对那些人所共知的道义形象，应该是保护和利用，而绝不应该毁坏他。政治家们最善于树立道德形象，对那些血统高贵的遗老遗少、文化名人、道德楷模一般都要加以尊重，以笼络人心、以德治理。

6.别为虚名所累

孟子说：“名不副实，君子以为耻也。”在孟子看来，有意料不到的赞扬，也有过于苛求的贬责。做人应当了解这一点。

古往今来，许多隐士高人，可以弃位去官，清心寡欲，却做不到彻底弃绝声名的追求。许多隐士高人退隐田里，也并没有把自己的声名全然隐掉，或者这本身又是以退为进地求名。这一人生现象，就是名与利的矛盾，也是名与实的矛盾。

话说回来，声名自然还是要的。人有脸，树有皮，人的好名声也就是人的脸，不要脸的人，没脸的人，自然会见弃于世。而且，物尽可以再来，名丧则不可复得。西施本是绝代佳人，若身染不洁，路人见之也照样捂鼻嘴绕开，所以，人不仅要求名，而且还该洁身保名。

这里的关键，是要能循名责实，以实求名，名实相符。

名实，说白了，也就是声名与事实。世间万物，都应该有名有实。譬如一个人的声带与他实际的潜能，譬如一个柑桔光滑亮泽的皮和它的鲜甜多汁的瓤，譬如一颗珍珠华贵典雅的外包装与它本身温润光泽的质地。

而且，名实之间，实总是首要的。古人说，名者，实之宾也。换句话说，声名本身只是事物实体存在的附属物。人人都知道，只有柑桔内部的鲜美和珍珠本身的质地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柑桔空有光滑亮泽的皮，就好像成语说的“金玉其外，败絮其内”，最终为君子所不齿，同样的，聪明人自然也不会迷惑于珍珠的外包装而忘了珍珠本身，做出买椟还珠的蠢事。

一个人不怕没有地位，最怕自己没有什么东西立身。根本要建立。如何建立？拿儒家的话来说：立德、立功、立言，古人认为三不朽的事业，这是很难的成就。上古之人首在立德，后世则重立功，到周秦以下，就只讲功业了。再其次就重立言，如退隐的老子，后世儒家尊奉为“素王”的孔子。这个“立”，是自己真实的本领，自己站得起来的立。不怕没有禄位，也可以说是不求人爵的位子，只管天爵的修养。同时也不要怕没有知己，不要怕没有人了解，只要能够充实自己，别人自然能知道你。

孔子便是如此，他自五十岁周游列国，十几年间见过七十多个国君、权臣、大夫，向他们推行自己的主张，但处处碰壁，连耕田的农夫、守城的门卫、看破红尘的隐者，都冷嘲热讽，可孔子“人不知而不愠”，除了豁达、自信，也看出孔子自己肚子里有真货，他相信总有识货之人。锥子怎么可能总在口袋藏着？是金子，总有一天会穿透沙子发出光芒。

想当年，毛遂在平原君门下已经三年了，一直默默无闻，总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一次，碰上秦国大举进攻赵国，秦军将赵国都城邯郸团团围住，情况十分危急，赵王只好派平原君赶紧出使楚国，向楚国求救。平原君到楚国去之前，召集他所有的门客商议，决定从这千余名门客中挑选出20名能文善武足智多谋的人随同前往。他们挑来挑去最终只有19人合乎条件，还差一人却怎么挑也总觉得不满意。这时，只见毛遂主动站了出来说：“我愿随平原君前往楚国，哪怕是凑个数！”

平原君一看，是平常不曾注意的毛遂，便不大以为然，只是婉转地说：“你到我门下已经三年了，却从未听到有人在我面前称赞过你，可见你并无什么过人之处。一个有才能的人在世上，就好像锥子装在口袋里，锥尖子很快就会穿破口袋钻出来，人们很快就能发现他。而你一直未能出头露面显示你的本事，我怎么能够带上没有本事的人同我去楚国行使如此重大的使命呢？”

毛遂并不生气，他心平气和地据理力争说：“您说的并不全对。我之所以没有像锥子从口袋里钻出锥尖，是因为我从来就没有像锥子一样放进您的口袋里呀。如果早就将我这把锥子放进口袋，我敢说，我不仅是锥尖子钻出口袋的问题，我会连整个锥子都像麦穗子一样全部露出来。”

平原君觉得毛遂说得很有道理且气度不凡，便答应毛遂作为自己的随从，连夜赶往楚国。后来凭着毛遂的三寸不烂之舌，终获成功。

所以，别再忧患自己没有位置了，先看看自己的才能具备吗？别在乎自己没有知名度了，先测试自己的学问达到了吗？才能真的具备了，学问真的达到了，也许你就不在乎什么位置和知名度了，到时候，你不在乎了，相反，就像生前穷困潦倒的凡高一样，死后位置和知名度像个尾巴在追着呢！

问题是，我们现在有“位”了，但我们依然要时常地问自己，我们的才能和位置相称吗？我们有知名度了，但我们依然要问自己，我们名副其实吗？

人生在世自然也应该知名实，应该懂得名实之间的关系。

一个人立身处世，声名不能不要，但人的声名也不过是一个人实体存在的附属物，有实才能有名。由实得名，那名才是该得之名。实是根本，假如有名无实，或者盛名之下，其实难符，那名也就只是虚名，甚至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而且，更重要的，人不可为声名所累。

孟子说：“有意料不到的赞扬，有过于苛求的诋毁”，古语还有：“聪明得福人间少，侥幸成名史上多。”人生在世，确实有许多偶得的虚名，而这偶得的虚名，自然更是当不得真的。

人活天地间，活着是自己活着，生活是自己的生活。声名毁誉，与权势地位一样，也不是外加的，是社会给予的，更何况这声名毁誉之中免不了有言过其实。免不了有侥幸偶然，甚而假假真真。因此，面对这声名毁誉，听则听矣，有时也不妨采取一种“呼我为牛即为牛，呼我为马即为马”的态度，不为其所囿，不为其所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超脱，才可以拥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

所以，持性立德，不为声名所累，特别是不为虚名所累，也是人生必修的课目之一。图远者不拘近利，营大者不计小名。

不妨潇洒走一回。

何为潇洒？待人行事洒脱不拘；天性自露，就是潇洒；立身处世坦荡无己，慷慨豪迈，就是潇洒。

说个古人的故事。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大文人，他满腹才学，却无心功名八股，安心做个靠教书评书养家糊口的“六等秀才”；在独尊儒术，崇尚理学的时风中，偏偏独独钟爱为正统文人所不齿的稗官野史。被人视为“狂土”“怪杰”也全不以为意，终日纵酒著书，我行我素，不求闻达，不修边幅。当时人记载，说他常常饮酒谐谑，谈天说道，能三四昼夜不醉，仙仙然有出尘之致。

清顺治十八年二月清世祖驾崩，宣诏至金圣叹家乡苏州，苏州书生百余人借哭灵为由，哭于文庙，为民请命，请求驱逐贪官县令任维初，这就是震惊朝野的“哭庙案”。清廷暴怒，捉拿此案首犯一共八人，均处斩首。金圣叹也是为首者之一，自然也难逃灾厄，但他置生死于度外，临难时的《绝命词》无一字提到生死，只念念不忘胸前的几本书，赴死之时，从容不迫，口赋七绝。《清稗类钞》载，他在被杀当天，作家书一封托狱卒转给妻子，家书中也只写道：“字付大儿看，盐菜与黄豆同吃，大有胡桃滋味，此法一传，吾无遗憾矣。”

这就是潇洒。行得潇洒、死得潇洒。

人生天地间，则立于世，行于世。一个人立身行世，能不被权势利禄所囿，不为功名毁誉所累，明察世情，了然生死，胸怀坦荡，一声正气，得福而不忘形，能持性立德；临危而不惧怯，敢慷慨赴死，就可以活得潇洒。

从小处看，能活出自己的本色天性，不费尽心力虚饰矫情、不被那些无所谓的人情客套、礼节规矩所拘约，能哭能笑，能苦能乐，泰然自在，恬然自得，真实自然，保持自己的赤子之心，何尝不是一种潇洒？

第三章　为政有道——找对位置做对事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君”就是说领导人做到自己真正是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君是君，领导人就是一个领导人。臣是臣，作干部的有干部的立场，规规矩矩是个好干部，好的宰相，好的辅助人。这个话连起来讲，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不臣了。“父父、子子”。做父亲的是一个父亲，如果父亲作得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但是却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

孔子认为，一个领导人自己不站在领导人的本位，越出范围，那么臣也不臣；一个家庭中，父母不像父母，儿女就不像儿女。如果一个国家，政治、社会的风气到了这个程度的话，国家的财富虽充足，我也用不到了，一定要失败的。这一点就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中心思想。

虽然古今制度不同，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的核心并无变化，都是一样的道理。过去是一人领导万人，现在是万人领导所有的人。但是，无论你做什么，都应该找对自己的位置，做自己该做的事。

1.守住做人的底线

子路曾问孔子说：“君子尚勇乎？”意思是作为君子是不是都崇尚勇敢呢？孔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接着，他还就“义”与“礼”的关系和作用做了一番论述。不论是“义”还是“礼”，实际上就是做人的原则问题。

做人的原则是什么？真的不好回答，大凡好的东西没有穷尽和彻底的，虎的威武、羊的善良和狗的忠诚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不好的东西总有一个底线。

那么用这个思路谈做人，那就应该是什么呢？比如不要见钱眼开，不要惟利是图，不要见利忘义，不要见风使舵，不要溜须拍马，不要卖友求荣，不要低三下四，不要造谣生事，不要小肠鸡肚，不要怨天尤人，不要牢骚满腹，不要骂骂咧咧，不要装疯卖傻，不要斤斤计较，不要违背规律，不要咋咋呼呼，不要感情用事，不要整人害人，不要投机取巧，不要精明过头，不要成人之恶，不要妒火中烧，不要干傻事、坏事、蠢事。一个人不论在顺境还是逆境，不论是面对得失、毁誉、升降，尤其在它们两可之间，需要你作出选择的时候，都应胸怀高义，知晓大义，坚守正义。从以上角度理解“义”和“礼”，可能更为简便和透彻。

不把这些放在做人的前面，就如同一艘失去航舵的大船，随风飘荡，任尔西东，就有可能走失人性。五代的冯道是历史上颇受訾议的人物。欧阳修骂他“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骂他“乃奸臣之尤”。原因是他历仕十君，居相位二十余年，是个不倒翁式的人物。他在后唐、后晋均任宰相；辽太宗耶律德光灭后晋，他出任太傅；后汉时任太师；后周时任太师、中书令。因此，在五代时，除了未在后梁任职外，他在四朝都是显宦，加上契丹，共为五朝。《辞海·冯道条》说：“后世因其历事五姓，每为非议。”胡三省说他：“位极人臣，国亡不能死，视其君如路人，何足重哉！”这里牵扯到一个气节问题。几千年来人们敬重的是忠贞不贰、守节不移的臣子，厌恶的是二三其德、朝秦暮楚的软骨头，冯道历仕五朝，受到非议，自在情理之中。至于冯道的苦衷，人们自然也就忽略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人们看得是大节呀！

勇敢是很好的品格，可没有原则的勇敢，就是莽撞，就可能会作乱，就可能会杀人越货。杀人犯是勇敢的，为了不值得的小事就拔刀而出，流氓为了树起山头，竟能自残，一位政法委的书记为了升官，竟敢雇佣杀手杀掉竞争对手，这样的勇敢还是勇敢吗？恭敬是好品德，可没有原则的恭敬，不也太劳累了吗？不也太情愿了吗？如果再遇到一只野狼，还不成了狼的美味野餐？谨慎是值得提倡的，但需要创新的事业也谨慎有加，亦步亦趋，那还能指望他做成什么大事吗？直率是好的，但没有原则指导的直率，好心也成了驴肝肺，象牙也长在狗嘴上，风度也建在浅薄的沙滩上。

人啊，应该守住自己的原则，尤其是领导者，起码做人的底线是不能突破的。

2.社会公信是领导者的生命

有一次，子贡问孔子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要做到三条：有充足的粮食，有充足的军备，人民信任政府。孔子不愧是圣人，简明扼要，切中为政要害。老百姓天天吃不饱肚子，你的主意再好谁又能追随你的主意？骂娘是小事，揭竿而起也在意料之中。没有强大的国防作后盾，国家安全就得不到保证，战争连绵不断，还怎么搞建设？人民信任政府是很重要的，没有信任，就得不到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政令又如何行使？一个不能行使政令的政府还叫政府吗？

按道理子贡问到这里，就应该全清楚了，可子贡是个爱思考的人，他还接着追问，“不得已一定要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呢？”

孔子说：“去掉军备”。

子贡还不满足：“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剩下的两项去掉哪一项呢？”

孔子说：“去掉粮食。”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信”，“民无信不立”。他说，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但如果人民对政府失去信任，那政府是立不住的。

建立信任，建立社会公信力，是一个为政者首当其冲的任务，也是一个政府能够存在和发展的理由。信任缺失，建立不起政权；信任危机，维持不了政权；信任丧失，就会丢掉政权。社会公信力是政府的生命，一个清醒的为政者应当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社会公信。信任出现危机，就像人得了肾衰，往往具有不可逆性。一个官员尸位素餐、阴险歹毒，失去百姓信任，他的滔滔宏论不是垃圾又是什么？

晋文公即位后，马上致力于操练民众。

第二年，文公想使用他们。子犯说：“晋国战乱多年，人民还不知道什么是义，还没有安居乐业。”

于是晋文公加强外交活动，护送周襄王回国复位；回国后又积极为人民谋利益，人民开始逐渐关心生产，安于生计。

不久，文公又想用兵，子犯又说：“民众还不知道什么是信，而且还没有向他们宣传信的作用。”

于是晋文公又征伐了原（小国名），约定三天内攻不下来就撤兵。三日后晋文公真的信守诺言，退兵三十里，向国内外证明他的诚实和信用。在这一系列行动的影响下，晋国的商人做生意不求暴利，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全国形成了普遍讲信誉的好风气。

于是晋文公说：“现在总可以了吧？”

子犯说：“人民还不知贵贱尊卑之礼，没有恭敬之心。”

于是文公用大规模的阅兵来表示礼仪之威严，设置执法官来管理官员。这样一来，人民开始习惯于服从命令。

晋文公不再有疑虑。这时才使用他们，结果迫使楚国撤兵谷邑，解了宋国之围，一战而称霸诸侯。

建立社会公信，首先为政者要讲信用，提高自身的信用赢得民众的信任。秦国是怎么强大的？不能说不是商鞅变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商鞅变法是怎么取得成功的？最著名的故事就是“徙木取信”。“文化大革命”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没人敢讲真话了，谁讲真话谁倒霉，甚至造成了一个民族的虚假。“见人要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之类的话成了大多数人的做人准则，造成了全民族的信用缺失。

什么损失最大？丢了车，可以再去买；丢了钱，可以再慢慢挣；房子倒了，再去盖，都不可怕。但是信用的缺失是最可怕的，丢失了就很难再得到，损失是不可弥补的。

3.领导者的基本素质

孔子在谈到领导者从政问题时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接着，他对“五美”和“四恶”分别作了解释。所谓“五美”即是“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所谓“四恶”即是“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对孔子的话，我们很容易看懂。“惠而不费”，在领导者的位置上，有时候很容易能做到。俗话说“身在公门好修行”，做了领导，掌握了一定的社会资源，做起好事来就很简单。坐在办公室里想出来一个好办法，一个好建议，实行起来，影响往往是非常大的。所以最高明的领导者，经常有这种机会，给下级很大的利益，让大家获得福利，自己获得好名声，而自己的利益也没有什么损害。

但是有的人，对这一类“惠而不费”的事，往往不干。譬如有一个人来办事，或请求什么帮助，而有的领导连多讲一句话都不肯，致使许多人埋怨。所以为政之时，多做一些“惠而不费”的事，才是聪明的领导者。

最难的是“劳而不怨”。大家常说，做事要任劳任怨。经验告诉我们，任劳易，任怨难。多做点事，累一点，这都没有关系。做了事还挨骂，众人还不领情，甚至还有埋怨，这就吃不消了。做一件事，一做上就要准备挨骂，无论自己付出了多大的牺牲和努力，多么地不被人理解，都不发牢骚，心里始终很平静，就很难得了。“劳而不怨”，难在任怨。“欲而不贪”这句话很有道理，人要做到绝对清廉，可以要求自己，不必苛求别人。人生有本能的欲望，但不可过分的贪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中国文化，儒家也好，道家也好，都主张大公，但不是无私，也都容许适度私心的存在。“泰而不骄”是指在态度方面、心境方面、待人接物平和泰然，不矫饰，不造作。胸襟要宽广，不骄傲。“威而不猛”，是说一个人如果诚心诚意地待人、做事，自然地就不会有轻浮的态度，而有一种自然的威严。一个人的修养好，真有威信，人家看见自然会害怕，这是威，而别人的害怕，并不是恐惧，是一种敬畏、敬重之意。如果“威”得使人真的恐惧，下级都不来亲近，就是“猛”了。我们看历史上许多人，一犯猛的毛病，自然众叛亲离，没有不失败的。

以上这五美讲的是做领导的基本素质，也是领导者最应该具备的修养，包括了为政和做人处世的原则。

孔子是这么解释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说的是一种民本思想。百姓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百姓反对什么，我们就要解决问题，找出问题症结之所在。顺应民意，当领导如同水之趋下，毫不费力，也就是“惠而不费”。“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同样的使用民力，领导下级，以对老百姓利益有关的事而劳动老百姓，就不会有人怨恨。“仁而得仁，又焉贪？”所要求的是仁，而得到了仁，这种要求还是过分的吗？所要求的正当本分，而达到了目的，就没有分外之贪。“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换句话说，君子之人处在任何环境当中没有多与少的观念，如待遇的多少、利益的高低等等观念，也没有什么职位大小的观念，对于任何事情都不轻慢，一件小事情，往往用全力。佛学中有个譬喻——“狮子搏物”。狮子是百兽之王，狮子何以会是百兽之王？因为他对任何事情都很恭敬，很认真，当狮子要捕食的时侯，使出全副的力量，绝不放松，当狮子抓一只小老鼠的时候，也是用全部力量。这就是狮子的精神，就是无小大，无敢慢。一件事情到了手上，不管小事大事，不要以为容易，如果以为容易往往出毛病。

下面讲到态度：“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这是说，处在领导者的位置上，衣饰行动受众人瞩目，不能率性而为。一个人衣冠端正，礼貌威仪都到了，别人无论是远瞻或近看，别人自然会有诚敬之心。这也就是如何做到“威而不猛”的简单办法。

讲过了“五美”，还要讲一下如何避免错误，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四恶”。“不教而杀谓之虐”，对部下，对学生，都是如此。一个领导者，不能只领导部下，还负有教育部下的责任。如果没有教导他，他做错了，我们要自己负责。人并不一定对任何事情都有经验，而教了以后，改不过来，才可以处罚他。“不戒视成谓之暴”，这个“戒”就是告诫。要部下处理一个问题，事前不告诫他，到时候又要他拿出成就来，要求太高，不合情理，不可以，这是非常要不得的事。“慢令致期谓之贼”，对于法规、命令，处以轻慢的态度，不在乎。“慢令”就是现在所谓耍手段，利用制度和规定，达到自己的目的。符合你的期望，这就是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想到，我所需要的，别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临到我身上，我会很不愿意，临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就是将心比心的意思。“出纳之吝”——为政与经济分开来——就是怎样节省或放开来用，这个分寸，各有专门负责的人，该用则用，该省则省。

一个领导者，如果说做到了“五美”，避免了“四恶”，那么这个领导还有什么难当的呢？

4.和尚要当，钟也要敲

知道做什么官，为谁做官，还要知道怎样做好这个官。

孟子在齐国的时候，有一次在齐国边境的平陆，会见了当地的长官孔距心。孟子问孔距心：“如果你的战士，一天三次失职，你开除他吗？”

孔距心回答说：“不必等三次，我就要开除他了。”

孟子说：“那么，你自己失职的地方也很多，如今这灾荒年成，你的百姓，年老体弱者抛尸于山沟荒野，年轻力壮者逃亡于四面八方，就我所知，已经有近千人了。”

孔距心申辩说：“妥善安置那些灾民，实在不是我的能力可以做得到啊！”

孟子打了一个比方。他说：“譬如现在有一个人，接受别人的牛羊，替别人放牧，那就一定要替这些牛羊找到牧场和草料。如果牧场和草料都找不到，那他就得把这牛羊退还给原主，难道他能够就站在那里看着牛羊一个个饿死么？”

孟子这个比喻的意思很明确，那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就得做这个位置要求他的事，如果不做，或不能做，做不到，你最好就别占着这个位置。

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不仅要为民做主，还要干实事，让百姓安居乐业。这是职业的要求，就好比和尚，你得撞钟，要么，你就离开寺庙。人们把“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作为贬义来看，但真的能做到这一点，还是相当不错的哩！鲁迅先生就说过，“只要让我当一天和尚，钟我总要撞，而且用力地撞，认真地撞。”

现在的问题是，有的人当了和尚，连起码的撞钟都不干，职业感没有，敬业精神没有，认真的态度没有，整天价混天度日，浑浑噩噩。看来，撞钟并不是最低的要求，而是很高的境界呢！因为真正把钟撞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是你要认真，不投入不行，不一心一意不行，否则，你撞的钟音律不齐，噪音盈耳，你还是合格的和尚吗？二是要“无倦”，你选择了这份职业，你就得无怨无悔，别人可以去喝酒，你还得撞钟，别人去搓麻，你还得撞钟，别人去了歌厅，你还得撞钟，别人揽香入怀，你得守钟如玉。要么，你就回家抱孩子或者卖红薯，没有什么大道理可言。就如同盖别墅的，惟恐别人不富，没人买房，但穷人还是居多，但还是要盖别墅；就如同兵工厂，惟恐枪炮火力不够，没人购买，但枪炮是伤人的，但还要生产。这就是职业。美国人类学家林顿称这是在任何特定场合作为文化构成部分提供给行为者的一组规范。选择了一份职业，就选择了一种行为方式。当教师就要为人师表、医生就要救死扶伤、干部就要办事公正不谋私利等等，这样，当人们知道某人处在某种角色时，便预先期望他具备一套与此角色地位相一致的行为模式。这是角色必须承担的义务。否则，“角色失败”是必然的，但那毕竟只是个人的事，如果令所在地方或者部门蒙尘，其对社会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则是公共的，是深远的。不能不慎啊！

在现实工作中，每个人都应该明确自己的职责和权力范围，真正地做到各司其职。有些时候，假如你越出了自己的范围，即使是出于好意，也可能引起别人的不满，要是故意越俎代庖，为自己谋取利益，那就可能引发更大的争端。

春秋时候的季孙氏，当了鲁国的宰相，孔子的弟子子路担任季孙氏的封地的长官。按照惯例，鲁国在五月份要征集百姓开凿长沟，进行水利建设。子路看到民工挖沟辛苦，且出门在外，吃饭不便，就拿自家的粮食熬成稀粥，摆在五父道边，邀请他们来吃。事情很快传到孔子耳里，孔子就派另一个弟子子贡来到五父道上，把稀粥都倒掉，把盛饭的器具全部砸毁，并让人转告子路：“老百姓都是鲁君的百姓，你为什么要拿饭给他们吃？”

子路得到消息，勃然大怒。他捋起袖子，一路疾跑，直闯进孔子的书房，强压怒火，问道：“请教先生，我施行仁义，难道错了吗？”

不等孔子回答，子路连珠炮似地把一肚子的不满都倒了出来：“我跟随先生多年，从先生这里学到的，无非仁义二字而已。所谓仁义，就是：有了财富，和天下人共同使用，有了好处，和天下人共同分享。现在，我拿自己家里的粮食分给挖沟的民工吃，而先生却派人阻止，究竟是怎么回事？”

孔子叹了口气，说：“子路啊子路，你怎么这么粗野呢？”子路一听，脸红了，慢慢地把袖子放下来，火气也渐渐平息下来，但还是满脸的不服气。“这个道理，我本来以为你已经懂得的，可你居然还远未懂得。是不是你本来就像这样不懂礼呢？”孔子接着说，“你拿饭给民工吃，这是爱他们。按礼的规定，天子爱普天下的人，诸侯爱本国的人，大夫爱他的职务所管辖的人，士爱他的家人。所爱超出了礼所规定的范围，那就是‘越礼’。现在，民工都是鲁君的百姓，而你擅自去爱他们，这就是你‘越礼’了，不也太糊涂了吗？”

孔子的话还没说完，季孙氏已经派使者来指责他了：“我征集民工，让他们干活；先生却让弟子叫他们停止干活，拿饭给他们吃。先生难道打算争夺我的百姓吗？”

孔子对子路说：“你看，我说的有道理吗？”子路只好带着弟子们乘车离开了鲁国。

北宋大将狄青很会带兵，他长期镇守边疆，是国家的坚强柱石。可是狄青有个疏忽，他每次赏赐士兵的时候，都让士兵知道：这是狄家老爷赏赐的。在封建时代，这就犯了大忌。军队是国家的，或者可以说是皇上的，怎么能是你狄家的呢？狄青握有重兵，本来就是件敏感的事，打小报告的人一定不会少，皇上听了这话，心里能舒服吗？

岳飞也犯了同样的忌讳，把自己的军队叫做“岳家军”。大宋的军队全姓赵，怎么能姓岳呢？在古代，这叫“僭礼”，做了自己不该做的事，这会给自己招麻烦的。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这句话是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因体现了人的自私，这样的处事方针遭遇到了长期的批判。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工作中，每个人都有明确的分工。所以应当安分守己地在自己的位置上做事，必要的时候，就得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做事。

5.顺时应势，则无往不利

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意思是说：“不懂得天命的大道理，就没有可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就没有可能立足于社会；不懂得分析辨别人家的言语，就没有办法去认识人。”

孔子在这里讲的天命，其含义是指人力无法违背和抗拒的宇宙必然运行规律，如人事、物理、历史命运、时空条件等等综合而成的一股力量。

正因为人对它没有办法加以直接的转变，所以叫“命”。天命，即客观规律和时代趋势。不洞察时局，不掌握趋势，不把握现实，就没有做君子的凭借和资格。反过来说就是，一个人应该以顺应时代趋势作为立身处世、成事谋业的基本依据和资格。这对于我们立身做人，尤其是在面临人生抉择和大事危局的时候，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赵武灵王是战国时期很有作为的君主，也是位成功的改革家，他为了促使赵国的强大，一改数百年遗下的旧制，不顾宗室大臣们的反对，毅然推行胡服骑射，大大加紧强了赵国军队的战斗力，使赵国先后灭了周围的中山等国，成为一个较为强大的诸侯国。推行胡服骑射，这在今天看来是一项有着重大意义的举措，在当时却是困难重重：先人制定了种种风俗，多年来被因袭下来，何况这些东西正是胡人心向往之的，赵武灵王反其道而行，放弃中原的风俗向胡人学习，自然引起一片反对声。看来主要不是个观念的问题，赵武灵王打破常规，认为只要切合实用，风俗完全是可以也应当改变的。“夫有高世之功者，负世俗之累；有独智之虑者，必见訾于民。”改革从来都不是简单容易的事，制定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往往都阻力重重，更何况要改变人的思想，习俗呢？尤其在中国传统思想渊源流长，牢牢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中国古代历史上改革成功的例子也很少，根源就在于此。

聪明的人做事，既不一味法古，也不会贪图一时的便宜，而是因时变法，追求实效，跟上时代。

秦孝公既用卫鞅，想要变法，又怕天下议论自己。于是召集大臣一起商议，结果发生了一场精彩的辩论赛。卫鞅开宗明义地说：“疑惑不决的行为没有名声，疑惑不决的事没有功绩。且有高于常人的行为，本容易为俗世所反对；有独特见地的计谋，必为人民所诋毁。愚笨的人，仍不明已完成的事情；聪明的人，却能预见未来的事情。行事的开始，不可与人民共谋，而只可与他们共享事业成功的快乐。能谈论至德要道的人，不与世俗合流；建立伟大功业的人，不与众人共谋。因此圣人只要可以使国家强盛，不必效法旧制度；只要可以便利人民，就不必遵循古礼教。”

孝公说：“很好！”

甘龙说：“不对！圣人是不改变民俗来教化的，聪明的人是不改变旧法来治国的。能依照民俗来教化的，不费力就能成功；能依照旧法来统治，官吏习惯而人民安适。”

卫鞅说：“甘龙所说的，是世俗之言。常人荀安于旧世俗，学者拘泥于旧见闻。以这两种人来做官和守法都还可以，但却不可以用来议论旧法以外的新事物了。三代不同礼教，而各治天下；五霸不同法而各成霸业。聪明的人能制作新法，愚笨的人却受制于旧法；聪明的人能变更礼教，愚笨的人就要被礼教拘束。”

杜挚说：“新法利益不及旧法百倍就不变法，新器功用不及旧器百倍就不换器。”

卫鞅说：“治世不是只用一种方法，利国不必效法古制度，所以商汤周武不遵循古制度而能统治天下，夏桀、商纣不革新礼教而亡。反对古制度不一定应该受非议，遵循古礼教也不值得多夸奖。”

孝公说：“你说得很好！”

于是决定变法。

商鞅所说的这些道理，不仅是对富国强兵的阐述，也是对个人立业很好的建议。如果死抱住以往的经验和教条不放，固守自己的小仁小义，长期独立于社会大潮之外，这样只能落伍，直至被淘汰，哪里还能与世沉浮，顺应时代变化，追求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呢？

清代的曾国藩颇通变术，他一生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所以能够依时而变，左右逢源。曾氏的一个好友欧阳兆熊曾用“一生三变”四个字来概括曾氏事业轨道：早年由词赋之学转而程朱理学（我们知道，程朱理学是儒学在宋代的发展），这是第一变；回湖南任团练大臣，由程朱理学改变为申韩之学，这是第二变；守父丧时，他痛苦地反省出山五年后的经历，悟出了以柔克刚的道理，于是由申韩之学转而为黄老之学。曾氏的真正的大知己是这位欧阳兆熊，他可谓是对曾氏看得入木三分。用这“三变”来概括曾氏，真是又准确又简洁，深刻极了，绝妙极了。

这个“变”，不是前后否定的意思，而是说他的行事的指导思想，也就是说以谁为主的变化。我们怎样看待这“三变”呢？应该说在三个不同时期里，曾氏分别主用的三家学说都是用得对的。尤其是到第三阶段，他的人生境界便到达了一个炉火纯青的极高之地，他集中国的传统文化于一身的典型形象也便就树立起来了。唐浩明说：这第三个变化是曾氏整个人生中至为重要的一环。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让曾氏获取了成功，更大的意义是有了这一环，曾氏就成为传统中国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甚至可以说，曾氏本人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缩影，他给予人的启迪性和昭示性就将不衰不竭，常省常新。倘若缺了这一环，他就不可能是一百多年来士人眼中的曾文正公，而只能是一个做过大事获得高位的能干人，至于这种能干人，在五千年中国文明史上，是成百上千万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孔子说的“天命”就是时势时务，就是潮流，一种必然趋势。在“天命”面前，只能是顺之者存、逆之者亡。无论是常人，还是伟人，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想名垂青史，都必须首先认真细致地去“知天命”，把握“天命”。

一个人没有必要墨守成规，而必须顺应时代，与时俱进。

6.要懂得有效授权

做领导的对工作兢兢业业是优点，但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琐事上，自己忙得昏天黑地，部属却轻闲得要命并心生怨气，觉得没有发展前途，这样的领导也不是称职的领导。

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问大臣房玄龄和萧踽说：“你们认为隋文帝是一个什么样的皇帝呢？”

两人想了一会儿，回答说：“隋文帝能够很好地约束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礼的要求。他勤于为政，每次上朝，常常要拖到太阳西下的时候才退朝休息。朝中五品以上的大臣，他都要和他们一起讨论政事；担任宿卫的人，他都要和他们一起吃饭。隋文帝的品行虽然不能说是仁爱英明，也算得上是励精图治的君主了。”

李世民听完，微微笑了笑，说：“公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这个人极其明察，可是心术不正。心术不正就会考虑不周，本性明察又容易多疑。他自己是通过欺凌前朝的孤儿寡母才得到天下的，便认为所有的臣子都不可信任，什么事都要自己决定。这样一来，虽然他费尽了心思，累垮了身体，却仍然做不到事事合理。朝臣既然已经知道了主上的为人，也就不敢再说真话了。从宰相以下，大臣们只是接受命令罢了。朕却不这样想。天下如此之大，怎么能靠一个人的思虑来治理呢？朕正在广选天下的贤才，让他们来做天下的事情。朕信任他们，同时督责他们，让他们成功。如果他们能够各尽其才，天下便可以治理好了。”

李世民的意思是说，皇帝一个人再英明，他也没有三头六臂，治理天下要靠尽职尽责的百官。

现实中，有些领导能力很强，经常觉得：“我可以自己做，我也能做得比任何人都好。”这样的态度其实有很多问题。因为你没有三头六臂，你要做的事太多了，这样你的工作品质就不可避免地会出问题。学习授权能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而且让你集中精神在最擅长与最喜欢做的事情上。如果你不懂得授权，别人也没法让你知道他们的专长在哪里。从某个角度来说，你以自己之能剥夺了别人施展才能的机会，这会伤害别人。

做领导的对工作兢兢业业是优点，但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放在琐事上，自己忙得昏天黑地，部属却轻闲得要命并心生怨气，觉得没有发展前途，这样的领导也不是称职的领导。

做领导的要相信部属，要给他们表现的机会，要允许他们犯适当的错误，只有这样公司才有后劲，才能保持长盛不衰。

一个领导在没有分身术时，要懂得有效授权，把工作指派给下属去做。

把一件自己可以于得好的工作派给别人做了，尽管可能做得不如你自己做得快，或者做得不如你自己精细，但也能达到目的。把那些常规性的工作派给别人去做，你就可以腾出手来做一些更具有创造性、更重要的工作。

有些领导哪怕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也不愿让别人去干，这会严重影响自己的精力，反而不利于工作。其实.放手让别人去干一些小事只会有助于自己提高处理更大的领导性工作的能力。

作为领导，要分析一下自己的担子有多重。分析一下你可以利用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再根据实际情况，委托下属去做那些你可以放手的工作。

指派下属、分派工作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技巧和艺术，运用好了，领导轻松自由；运用不好，领导忙得焦头烂额都不知错在什么地方。

7.廉洁方可守常

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意思是说：“做事一味放纵私欲追求私利，会招来很多的怨恨。”

孔子还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孔子认为，区别君子与小人，就看他对物质的态度和追求的境界。君子生活中肯定离不开物质，但君子绝不仅仅为物质而生活。他关于君子和小人比较也大多从义和利的角度，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等等。

贞观二年，太宗对侍臣说：“我时常说贪婪的人不懂得爱惜财物。做到五品以上的官，俸禄优厚，一年所得自然不少。收受别人的贿赂，只不过数万，一旦败露，官俸就被剥夺了，这哪里是懂得爱惜财物？这是谋取小惠而失掉大的收获。过去，公仪休喜欢吃鱼，但不接受别人的鱼，他便总有鱼吃。帝王贪婪，必然亡国；大臣贪婪，必然丢命。《诗经》上说：‘贪婪的人必定败坏同类，就像大风有一定的风向一样’，这不是错话呀。从前，秦惠文王想征伐蜀国，不知入蜀道路在哪儿，就刻了五个石牛，在牛的后面放了些金子，蜀人见后，以为牛能拉金，就派人把石牛拖入蜀地。拖牛的道路修成了，秦国军队紧接着就来攻打，蜀国于是灭亡。汉末，大司农田延年纳贿三千万，事发后自杀。类似这种人，哪里数得过来？我现在以蜀王为借鉴，你们也需以田延年为教训。”

贪婪之人只知道珠宝的可贵，却不知道生命更加宝贵，实在是很愚蠢可笑的，钱财不过是身外之物，追求它是为了满足一己的欲求，但如果为了钱财而把性命也丢了，要这些钱财又有什么用呢？只要为官能秉公为国，那么高官厚禄也就会随之而来，这种追求钱物的方法才是最安全，最有利的。

唐太宗说道：“鸟栖息在树上，恐怕不够高，又在树梢筑巢。鱼在泉水中藏身，还恐怕不够深，又在水下打洞。但它们仍被人们捕获，原因是贪图诱饵。大臣受命任职，官位高，俸禄厚，应当做事忠诚正直，为官清正廉洁，就不会有灾害，能够永保富贵。古人说：‘祸福无门，只是人们自己召来罢了。’陷身伏法者，都是因为贪图钱财，和鱼鸟有何不同？你们应该记住这些话，作为借鉴。”“人是自私的动物”，这句话没错。任何人都必须承认自己和他人的自私性，也必须承认为自己谋求利益的合理合法性。但这些都必须是有限度的，在古代“度”是人性容忍的底线，在今天就是法律的范围。否则，一旦人的私欲决堤泛滥，以致侵害到别人，甚至严重触犯法度，那么，必然会遭到怨恨和惩处。古往今来因私欲太盛而遭致祸患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种教训是值得人们在现实中引以为戒的。

人的自私本性决定了人的行为，大多数人所作所为都必然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但一部分人因权势或际遇而觉得自己可以无所顾忌地去追逐私利，进而走向骄奢，以致最终因私心无度而引火烧身。但有一些堪称君子的人，无论何时都能自律有度。他们不仅一生平安顺达，而且还能够创建功业，留下美名。春秋时的庆封和晏子，就是这样一对典型的例子。

齐襄公二十八年，齐国的权臣庆封到吴国，聚集他的家族居住下来，聚敛财物比原来更富有。当时的子服惠伯对叔孙穆子说：“上天大概是让淫邪的人发财，这回庆封是又富了。”

穆子说：“善人发财叫作赏，淫邪的人发财叫作祸患，上天将要使他遭殃。”

昭公四年，庆封被楚国人杀了。以前他的父亲庆克曾诬陷鲍庄，当时庆封谋划攻打子雅、子尾，事情被发现，子尾刺杀了庆封的儿子舍，庆封逃到吴国。这里说的子雅、子尾是齐国的公子。同一年，齐国崔姓叛乱，子雅等公子们都失散了，等到庆氏灭亡后，齐王又召回了这些公子们，他们都各自回到他们的领地。乱事结束后齐王赏给晏子的60个乡邑，他不接受。

子尾说：“富有是人人都想得到的，你为什么偏偏不要呢？”

晏子回答说：“庆氏的城邑多得能够满足他的欲望，而他还贪而不忍，所以灭亡了；我的城邑不足以满足自己过分的欲望。不要城邑并不是拒绝富有，而是怕失去富贵。而且富贵就像布帛有边幅，应该有所控制，使它不致落失人手。”这是说富人不能随意增加财富，否则将自取灭亡。

人富了，就容易产生骄横之心，富而不骄的人，天下很少有，富者要忍富，不能因比别人富，去欺压别人。

对于贫寒清苦的生活，有些人以为苦，而不少名士、隐士则有他们独到的见解，从中也可以看到他们把忍受清贫的生活当成一种修身养性，战胜人性中贪欲的一种方法。他们不以此为苦，反以此为乐。

而与之相反，让自己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不加抑制地放纵的人，结果往往都像庆封一样，最终身败名裂。但偏偏这样的人代代都层出不穷。

清正廉洁，是领导者的基本准则，是我们各项社会事业兴旺发达的保证，也是为政立德之基石。宋代文学家苏东坡曰：“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他认为“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方可尽情享用。这种“非吾有莫取”的襟怀，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后人所敬重。廉者刚，贪者腐；廉者明，贪者浊；廉者威，贪失民。作为领导干部，要清清白白做官，踏踏实实做事，以清廉为荣，谋私为耻，利己为羞。时时做到不仁之事不做，不义之财不取，不正之风不沾，违法之事不干。要像东汉大臣郑崇那样“门如市，心如水”，像孔繁森那样“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否则，就会滋生腐败，离散民心。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这个道理。

一个人从政能否做到廉洁，取决于他从政的目的，这实际上是个认识问题。一个人对社会对自然对自身的认识不深不透，从政后就不会有正确的目的，无目的或目的不纯，就必然做不到清正廉洁。清正廉洁作为为政之道，目的在于排除各种因素的诱惑，以节约从政者的精力，提高从政者的行为能力。清正廉洁则是从政者的一种行为能力，是从政者的政治信用，它是权力者具有感召力和号召力的基础。

8.别让过去的事成为一个包袱

孔子很喜欢周朝的礼节，只是“周人以栗”这件事，让人感觉不太妥当；也正如评价《武》乐一样，“尽美矣，未尽善也”。但对前辈圣人，孔子不太好意思说三道四，所以，孔子说：“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意思是说，已经做过的事不用再说了，已经完成的事就不必劝谏了，已经过去的事不要再去责备追究了。孔子的话，既是一种无奈的情绪，也是对历史的一种宽容态度。

贞观初年，有人上书唐太宗，请他清除巧言谄媚的臣僚，太宗对他说：“我任命的大臣，我都认为他们是贤人，你知道谁是巧言谄媚的人吗？”

那人回答说：“臣在民间，不能确切知道谁是巧言令色的人。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探群臣。如果能不惧怕你的雷霆之怒，直言进谏，就是正直的人；如果顺从你的意思，迎着你的欢心，就是谄媚的人。”

太宗说：“我听说，流水是清澈还是混浊，取决于水源。皇帝是国家施政的源头，百姓可同流水，若皇帝自己耍诡计，而想要臣下正直行事，按道理是不可能得到的。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狡诈多端，很鄙视他的为人。怎能用这建议做为教化百姓的办法？”

接着他对上书的人说：“我想让天下百姓都诚信相待，不愿用狡诈的手法训导黎民。你的建议没什么道理，我不能采纳。”

历史就是从风风雨雨的隧道里走来，不可避免地带着尘土和泥斑。这是不能完全抹掉的，能够抹掉就不是历史了。我们需要总结，但不能沉溺于过去的失误而耿耿于怀，也不能为过去的失误而争论不休。历史只能代表过去，历史也只能由历史的人负责。我们当代人还是要对当代负责，还是要赶自己的路。一位名人说的好，“昨天是一张作废的支票，明天是一张虚幻的期票，而今天才是你唯一的现金，当好好把握。”

一个人也是如此，难免失误甚至错误，难免不完美，伤感吗？悔恨吗？但还能改变吗？能改变的只是当下。如果背负沉重的包袱，前进的步伐能加快吗？如果一味伤感不已，眼前的时光岂不白白虚耗？总结过去，让人聪明；追悔过去，失掉现在；失掉现在，未来除了空白还能有什么？正如赶车，一班车错过了，是考验你的心性。耐心等待，说不定豪华的大巴正向你开来，还不拥挤呢！相反，一着急，就往别的站点赶，刚刚离开，后面的车就赶到了，那只能对着正徐徐开走的汽车“望洋兴叹”啊！“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是一种明智的、务实的、豁达的人生态度。他让人们不要陷入昨天，在历史的纠葛中难以自拔。教训不能不总结，但总结不是目的，就好比“温故”是为了“知新”一样，走出阴影，把握现在，开拓未来。

邓小平对待历史就非常明智。他总结历史和评价历史，就像孔子评价《韶》和《武》乐一样，客观公正。但他不苛责，他说毛泽东的错误也有他的一份；更不纠缠，他说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一争论就把时间争掉了。他号召，团结一致向前看！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代就来临了。让我们记住孔子和小平的话。

9.犯上而不作乱

作为领导者善待自己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犯上”，否则，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美丽的陷阱，虽然落得一个敢于直言的名声，但你今后的道路有可能就布满了荆棘。

你看童话《皇帝的新衣》上，皇帝并没有穿衣服，可所有的人都在称赞皇帝的新衣漂亮，真是人们愚蠢吗？不，是人们知道犯上的代价。

如果你实在忍受不住，那你首先要看你的上级领导是否信任你。信任，犯上就会被视为“爱”和“忠”，魏征为什么敢于直谏，那是因为唐太宗欣赏他，抛弃了这个前提，多少个魏征的脑袋早掉了；不信任，就不要轻率盲动。

你的意见不但不可能被采纳，而且就会被视为“欺骗”和“作乱”，那结局还好得了吗？实际上，大多“犯上”的人，都是忠臣。就如同我们对待孩子的感情，我们爱孩子，但我们能溺爱吗？对待领导，我们忠诚，但唯唯诺诺是忠诚吗？好的建议都不提，甚至见到错误不提醒，能算是“忠”吗？在现时的背景下，“犯上”是需要勇气的。一般来讲，“犯上者”不是胡搅蛮缠，不是硬要对着干，不是无理取闹，不是制造混乱，不是有所企图。相反，有企图的人，从来不会用此种办法。“犯上”的人一般是真正为了事业，为了领导的威信。当然，你是一个昏庸的领导，他的触犯还真有“革命”的意思。假如你不是，就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如临大敌。

宋朝赵普曾做过太祖、太宗两朝皇帝的宰相，他是个性格坚韧的人。在辅佐朝政时自己认定的事情，就是与皇帝意见相悖，也敢于反复地坚持。

有一次赵普向宋太祖推荐一位官吏，太祖没有允诺。赵普没有灰心，第二天临朝又向太祖提出这项人事任命事项，请太祖裁定，太祖还是没有答应。

赵普仍不死心，第三天又提出来。

连续三天接连三次反复地提，同僚也都吃惊，赵普何以脸皮这般厚。太祖这次动了气，将奏折当场撕碎扔在了地上。但赵普自有他的做法，他默默无言地将那些撕碎的纸片一一拾起，回家后再仔细粘好。第四天上朝，话也不说，将粘好的奏折举过头顶立在太祖面前不动。

太祖为其所感动，长叹一声，只好准奏。

赵普还有类似的故事。

某位官吏按政绩已该晋职，身为宰相的赵普上奏提出，但因太祖平常就不喜欢这个人，所以对赵普的奏折又不予理睬。

但赵普出于公心，不计皇上的好恶，前番那种韧性的表现又重复起来。太祖拗他不过，不得不勉强同意了。太祖又问：“若我不同意，这次你会怎样？”

赵普面不改色：“有过必罚，有功必赏，这是一条古训，不能改变的原则，皇帝不该以自己的好恶而无视这个原则。”

也就是说，你虽贵为天子，也不能用个人感情处理刑罚褒赏的问题。这话显然冲撞了宋太祖，太祖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赵普死跟在后面，到后宫皇帝入寝的门外站着，垂首低头，良久不动，下决心皇帝不出来他就不走了。据说太祖很为感动。

你应当认识到，大凡“犯上”者，往往认死理，而且太直率，太不讲究方式，确也有偏颇之处，比如常常只顾自己的想法，而不顾及别人或者全局，他永远不会见风使舵、看别人脸色行事，不会揣摩领导的心思，更多的时候，他们是被冷落的少数，高明的领导不要忽视他，他的金石之言，尽管有时显得偏激，但恰恰是对你的信任和尊重，你得有容人的雅量。他们的存在恰恰是公理、正义、良知、真实的活标本，让人类有丝丝温暖，以至于在绝望的念头时燃起星星之火。相反，那些谄笑的人，唯唯诺诺的人，惟命是从的人，跟风随影的人，倒是应当备加小心的，说不定，他的笑容背后就隐藏着炸弹，他谦卑的腰里就掖着“起义书”，林彪不就是在一边“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同时，一边起草着“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吗？

事实上，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犯上”现象会屡见不鲜，成为司空见惯的常事。别说是善意，就是故意鸡蛋里面挑骨头，你又能怎么样？只要不违法违纪，在法律和纪律的范围内，人家有这个权利。我们不应怕“犯上”，我们应当允许“犯上”，我们应当把“犯上”作为锻造自己的机遇，水涨船高、逼上梁山嘛，这对提高领导素质，提高领导修养，提高领导水平，恐怕没有什么坏处吧？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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