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周山（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作家系列）(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幼军

出版社：春风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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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不周山（国际安徒生奖提名奖作家系列）试读：

我的不周山

又西北百七十里曰不周之山。《山海经·西山经》

记忆里，爸爸很瘦，高得不得了。等到我长得比叔叔还高时，叔叔说：“你爸跟我一般高。”我总是无法相信。

这是讲实际身高。在我的感受中，爸爸更是无比高大，他是我的不周山。不周山是古代神话里的一根擎天柱，没有它支撑着，天会塌下来。没有爸爸拼命支撑着，我早给压得稀扁了。

要折断我的不周山的，首先是侵占了我国东北的日本侵略者。他们两次把爸爸抓进监狱，千方百计地折磨他。

第一次是在我六岁那一年。我已记不得爸爸被抓走时的情景，只记得妈妈整天哭。但爸爸回来的那天，我脑海里还保留着鲜明的记忆。

海关街40号门外那条马路是个大斜坡，冬天满是积雪，很适合打爬犁。我的主要户外活动就是在那里打爬犁。我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爬犁，是爸爸亲手为我制作的。它由几块木板拼成，底下平行的两根方木棱上嵌着粗铁条，铁条被雪磨得锃亮。我举着小爬犁往下坡跑几步，然后放下爬犁，伏身在上面，小爬犁就飞快地向下坡滑去，一直滑到下边的十字路口。十字路口的一角有家“老毛子”开的小店铺，妈妈让我去买“黑咧巴”（一种圆形的大面包，又黑又酸）或者“酸黄瓜”的时候，我也打爬犁去，全然不顾回来的时候多么麻烦。

那一天我正一趟又一趟地在那儿打着爬犁，妈妈突然从矮栅栏里跑出来，嘴里喷着白汽，朝我大喊：“幼君你快回来！”

我见妈妈十分激动，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抱起小爬犁就往回跑。

屋子里坐着个大胡子，穿一件黄棉袄，正盯着我看。我怯生生走近他，他忽然站起来把我抱住，哈哈笑着说：“怎么回事，不认识啦？”

我当然认识，只不过觉得奇怪。爸爸每天刮脸，下巴从来光光的，怎么成了个大胡子？爸爸戴眼镜，眼镜哪儿去了？爸爸穿西装，可现在一件黄棉袄，又破又脏。

爸爸从衣袋里掏出一大片巧克力，放到我手上。他刚从监狱里出来，仍没忘记先到秋林公司给我买些好吃的。

他对妈妈讲了许多话，我却只记得捻饭粒儿的事。爸爸说，他总把碗里剩下的几颗饭粒留下来，坐在牢房中不停地在手里捻来捻去。到最后，那个小圆球儿变得硬极了，简直像颗小铁蛋儿。我觉得抓住了爸爸的把柄：哈，不是“粒粒皆辛苦”吗？！

六岁的我懵懵懂懂。在黏黏的饭粒儿变成“铁蛋儿”的过程中，他该是怎样一种心情？一个家庭妇女的妻子和三个嗷嗷待哺的娃娃怎么办？他什么时候才能给放出去？他还出得去吗？

爸爸第二次被抓进去，离他满脸大胡子回家的时间并不久。这一次，情况更严重得多。我记得的是，爸爸下班之后再没有回家，不知是死是活。妈妈急得要命，一连几次到铁路局去找。但是没有任何人知道他的下落。

据爸爸后来讲，他在上班的路上看见一个人走上人行道，院子里的狗蹿出来咬，爸爸还帮他驱赶那条狗。他却奔向爸爸，与此同时背后又上来一个家伙抓住他的胳膊，两人把他塞进路旁的一辆汽车。他给关进了“秘密警察局”。

这次的罪名是“进行反满抗日活动”。其实爸爸也并没什么“活动”，充其量是对自己参加地下党的弟弟采取支持的态度。

爸爸供不出自己的活动，也不肯说出叔叔的去处，一连几个月，每天遭严刑逼问。抽皮鞭、坐老虎凳、灌凉水，日本法西斯把一切毒辣的手段都施展出来了。因为爸爸到日本的铁道学院进修过，日语很好，就有一个日本特务头子亲自审问他。那家伙将爸爸剥得一丝不挂，审问时吸着香烟，一边问一边漫不经心似的用香烟头儿在爸爸身上烫。受刑的惨状，爸爸只讲给了我二姑，根本没敢对我妈妈说。是我长大以后，二姑对我讲的。

爸爸“保释就医”时，是从监狱里抬出来的。他的心脏病严重发作，气息奄奄。爸爸人很瘦，此刻却“胖”得脸都圆了，发出青紫的光泽，鼻子几乎显不出，眼皮也肿得无法睁开。一眼看上去，很难相信他还活着。

哈尔滨“犹太医院”的“老毛子”大夫说，病人不可能活到第二年。那是位心脏病科专家。

爸爸说：“死我也不死在这地方！”

我们进了关，在碰到的第一座小城落下脚来。不知爸爸是由于贪恋那里蔚蓝色的大海，还是由于翅膀已经折断，没办法飞得太远。

我们的不周山竟奇迹般支撑下来！

爸爸在一位码头工人家租了间斗室，把全家人安顿停当，立刻在铁道北一条热闹的小街上与人合开了个卖蔬菜的小铺子，维持了一家人的温饱。他还把我送进小学，尽管那是座四个年级同时上课的大仓库。

这以后，不论我们流浪到哪里，不论爸爸有事做还是失业，他第一件事就是把我送进学校，终于让我创造了七地九座小学的纪录。我家到处流浪，但我始终是个学生，不是流浪儿。

对于我的不周山会突然折断，我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我后来才明白，这是由于他无论支撑得多么吃力，都不动声色。从长春逃出的一路，爸爸是太劳累了。没有几天又接到兼任“国立长春大学”教务长的叔叔的来电，说大学迁到吉林，要爸爸继续任教。我们全家又立即折返。那一天是1948年10月19日，爸爸的心脏病又犯了，可他仍旧紧张地备课，并且拒绝妈妈请病假的劝告，决定第二天去上课。我在十天后的日记里写道：

第二天爸爸就要上课了，所以他着急地请东大医务所的大夫来看一下。只来了一个姓吴的女同志，是个助手。她（用听诊器）听了一阵，又诊了脉，告诉爸爸要“静”，可是爸爸很着急，爸爸对她说，学生第一天上俄文课，一定都很高兴，如果不去，太对不起学生了。

谁也没料到，这会是爸爸生命的最后一刻。日记接下去说：

那位吴同志没说什么，只给爸爸注射一针就走了。爸爸苦笑着对妈妈说：“这么一小瓶药，有什么用呢？”可是我拿了吴同志开的药方到医务所领来药，大家都挺高兴，满以为爸爸的病就要好了。爸爸自己也计算着药应该吃几匙。可是当我把药送到爸爸面前时，爸爸就像晕了一样，翻了翻眼睛，就垂下了头。

大家都慌了。于是幼娟去找老叔，我去医务所找大夫。学校的人和老叔、大夫都来了。可是大夫听过心脏后说了一句话：“心脏活动一点儿也没有了。”爸爸就这样，永远、永远、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爸爸没来得及留下哪怕是一句遗言。我在后来的日记里说，爸爸说他第二天无论如何要去上课，就是留给我的遗言。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想的仍然是自己的职责。

爸爸苦，却从不叫苦。他的乐观精神也同他的“遗言”一样，成为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在病重的时候他仍然谈笑自若，那些幽默使得全家人受到感染，总能一下子就从沉重中摆脱出来。记得从长春逃出，跑到九台县郊区时，我们都饿得要命。爸爸打量着我的上衣，就像从来没见过这件衣服似的说：“幼君这件褂子不错嘛！”

接下来又说：“咱们商量商量，拿去换顿好饭吃怎么样？”

我毫不犹豫地把上衣脱下来，虽然很怀疑它会换来一顿“好饭”。爸爸说：“小子不赖。我还当是与虎谋皮呢！”

我乐了。弟弟妹妹们不懂，爸爸一讲，他们也笑起来。当时正在集市边上，褂子马上卖了出去。爸爸买了一张很大的大烙饼，还有两斤豆荚和一块鲜猪肉。一户农民很同情我们这一家子难民，借了锅和别的炊具给我们用。妈妈兴奋地烧起她好久没烧过的好菜；爸爸忍不住咬了一口烙饼，撕下一块分给我和弟弟妹妹，还往忙碌的妈妈嘴里塞一片儿。在我们等待丰盛的午餐时，爸爸坐在一旁唱起来：“奇怪奇怪真奇怪——”

我接下去唱：“天上掉下馅儿饼来！”

这支仅有两句歌词的歌，是我和爸爸的“保留节目”，我至今会唱。爸爸拖长声调一唱，听上去非常滑稽，我总是边随他唱边哈哈笑。好像是，从一进关，爸爸就兼当词、曲作者，编造了这支歌。在流浪的那些日子，家里“揭不开锅盖”的时候，爸爸会一声不响地拿些东西到旧货市场上去，卖了钱，并不管第二天怎么办，买回一大堆吃的东西来。妈妈用这些东西给我们准备饭菜时，他就往床上一仰，快活地唱起这支歌来。我也随他躺在床上，一起唱。

卖了我的褂子这回，该是爸爸最后一次唱这支歌。他那颗残破的心脏已经衰竭到跳跳停停的地步，距离自己告别人世不过一个多月光景，可他仍旧那么坦然。

其实，从少年时代开始，他就知道自己的一生会比他的同伴们短促得多。他的那颗心脏，用他自嘲的话说，是“该通的地方不通，不该通的地方通”。但他始终乐观地对待生活。他不放弃生命本应给予他的一切权利，他骑自行车、溜冰、游泳、登山，而这些，都是医生不准许他做的。他喜欢音乐、摄影，还爱唱京戏、拉京胡。就是在最艰难的日子里，我家小屋也总有爸爸的琴声。在“铁路俱乐部”他客串一个花旦角色，因为行头里没有他能穿的鞋，妈妈就把他的一双布鞋蒙上一层粉红色的缎子，缀上两个大红缨。记得妈妈一边做，一边嘲笑他：“想唱花旦，就别长那么大的脚丫子呀！”

我的不周山折断了，但是他的精神没有折断。尽自己的职责和乐观地对待一切困难，也成了我生活中最基本的信条。

杏黄色的小枕头

地板上有一抹阳光，好像是中午。

妈妈躺在床上，睡着了。

床很高很高。我踮起脚，伸长胳膊，抓住妈妈头下的枕头，用力扯。

妈妈被扯醒了，睡眼惺忪，喃喃地说：“别闹……”

什么“闹”哇？那个杏黄色的小枕头，是我的！

我又扯，一边叫：“给我！给我！”

妈妈又被扯醒了。她不耐烦地抽出枕头，丢给我。

我急忙把我的枕头抱在怀里，抱得紧紧的。

妈妈晕忽忽地伸出一只手去，在床上摸。她一定是想摸到另外一个枕头。

可是她什么也没摸到，又睡着了。

那只手就那么伸着，而且，没了枕头，脖子歪着。

脖子歪着，头发还散在脸上。看那样子，一定很不舒服。

我站在床前看着妈妈，心里后

悔

要是妈妈这时候醒了，我会把枕头送上去，说：“给你！”

但是妈妈不醒，头还是那么歪着。

妈妈真可怜……

我抱着枕头站在那儿，哭起来。

很多年过去了，这件事还留在我记忆里。如果不发生这件事，我根本不会知道还有过一个属于我的枕头，不会知道它是杏黄色的。

妈妈十九岁时生的我。那一年，妈妈该是二十一岁。我女儿二十一岁的时候正读大学，很贪睡的，何况妈妈要劳累得多。

我心里留下一个永远的歉疚。明知妈妈绝不可能记得那件事，我提它干什么呢？

我已经工作了，有一年妈妈到北京来，随身带着个小相册，拿给我看。有一帧是我站在床上，扶着比我高出一头的铜栏杆。我说：“啊，就是这一张床！”

床只抵我膝盖，我那时却觉得它高得很。我乘机向妈妈讲起杏黄色小枕头的事，还摇头苦笑：“一次私有观念的大发作！”

妈妈说：“你小时候，挺懂事的。”

好像是讲，根本不可能有那种事。

这实在比不记得还要糟。“懂事”是后来。先是有个妹妹跟我平分秋色，接下来是二弟、三弟、四弟。他们不只用我的枕头，还穿我的衣服，拿走我的玩具和故事书。事情一直发展到：“就这么两个啦，给弟弟吧！”

我的私有观念，是被弟弟妹妹们打破的。

我很希望你不同意我的说法，希望听到你说：“虽然爸爸妈妈只有我一个，可是我从来都很懂事，并没有什么杏黄色小枕头的事！”悔

儿时，我居住的那座城市里有许多“白俄”，几乎和中国居民一样多。哈尔滨那会儿被称作“东方莫斯科”，大概不独因为有成片的俄式房屋和道里、南岗的大“喇嘛台”（当地人这样称呼教堂）。人们叫那些“白俄”为“老毛子”或“穷老毛子”。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从事既劳累又没多少收入的劳动，像扫大街、送报、收废品、站在商店门口给进出的顾客开门。他们同中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友善关系，跟那些在“日满提携”口号下装出一副笑脸，却又在骨子里把中国人当作奴隶的日本移民完全是两类人。性格纯朴的“老毛子”即使行乞，也想给施舍者一些回报，并不像中国乞丐那样只管伸手要钱。在爸爸遗留下来的摄影作品里有一帧《流浪盲乐师》，那上面是一位比较有代表性的“老毛子”乞丐。人行道上有两个衣着整齐的娃娃的背影，是我和妹妹。我们驻足，望着那位靠墙坐着，正在拉“巴扬”（一种圆按钮式手风琴）的“白俄”盲乞者。他的“巴扬”上固定着一只很小的罐头盒儿，是预备给过路人投硬币的。看来他根本也没指望谁会给他钞票。他脚前的路面塌陷下去一片，夕阳在路面和他体侧绘上一条又黑又粗的电线杆阴影，更显出他处境的凄凉。

那年我四岁。记忆中完全搜寻不出盲乐师和我们那次上街的影子。但我清清楚楚记得另一个“穷老毛子”，一位给我们送牛奶的“白俄”胖大娘，尽管那时候我还不到四岁。

每天晚上妈妈都把一个空“玻璃棒子”摆在门口的木头台阶上。那是一种大号的瓶子，容量相当于现在的三只啤酒瓶，日本人用它装酱油，装清酒，“老毛子”却只用来装牛奶。一大清早那位送牛奶的胖大娘就来了。她推开我们绿色矮木栅栏上的小门，提着个沉重的铁皮牛奶桶，摇摇晃晃走到台阶前，把一个漏斗放在大“玻璃棒子”上，提起牛奶桶向里灌。我觉得那是件好玩的事，常常跑出去看。“白俄”胖大娘很傻，总力图把奶灌得齐瓶口，这就难免有时溢出来。我站在一旁，盼望着那些白浆泛滥，好找到一次开心大笑的机会。不慎溢出了，她会放下大桶，喘着气跟我一起笑。我那时也真莫名其妙，总是一见她笑，立刻就不笑了，还有些生气。

我不喜欢她跟我一起笑，还不喜欢她接近我。她的头发是黄的，眼睛是蓝的，胖脸上还有许多细毛毛。这本来没什么好奇怪的，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她衣衫褴褛，披肩上有破洞，可是很干净，连围裙上都没什么污渍。我没有理由讨厌她接近我，但我就是讨厌，并且从来没想过：为什么自己可以随便靠近人家，看人家在做什么，却不许人家靠近我，看一眼我在做什么呢？

她不知道我的毛病，送牛奶时只要看见我，匆匆忙忙之中总要向我打招呼，凑近我，拍拍我的头，甚至摸摸我的脸。她手上有许多小刺刺，摸在脸上很不舒服。

一天早晨我爬起来，从窗子里看到外边一片白色，雪还在纷纷扬扬地下，就闹着要出去。妈妈把我穿得像个豆包儿，放我出去了。很不巧，我刚跑出去，就看见那个“白俄”胖大娘提着牛奶桶，趔趔趄趄走进院子。可能几天没见了，她显得非常高兴，放下牛奶桶，竟把我抱起，在我脸上亲起来。这太过分了！我叫喊着，从她身上挣扎下来。她一手揪住我，一手从怀里掏出一小片包装纸很漂亮的巧克力，塞进我手里。我怒气未息，一下子把巧克力扔进雪地，又朝她身上使劲儿啐了一口唾沫——我那时候的战斗方式，同伴打架，我们都是这么干的。

结果是我完全没有料到的。“白俄”胖大娘突然僵住了，笑容还留在她的圆脸上，可是一双蓝眼睛突然亮晶晶，两颗很大的泪珠滚出来。她哭了，这是我朝她啐唾沫引出来的！我心里非常慌，她抓着我的那只手一松开，我立刻转身向后院逃去。

好像是，一连好些个早晨，我不敢到院子里去。我躲在窗后偷看，想知道她怎么样了。看见她从四轮平板大马车上抱下一个奶桶，吃力地提向我家院子，我心里充满悔意。我真想跑到院子里去，走到她身旁，摸一摸她的手。我想告诉她，我啐她是不对的。我还想说，不是我讨厌她，是我除了妈妈，谁都不让抱。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什么都没有做，直到她的身影永远消失，送牛奶的换成了一个大红胡子。

在我惹哭她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好像是，她再没有接近我。她准认为我躲避她是讨厌她，不知道我是不好意思。她不知道我后悔了！

她很穷，巧克力很贵，那是她宝贵的爱心。我把她的爱心丢在冰冷的雪地里，还啐她一口。

不是不可挽救，是我放弃了挽救的责任。那并不难，只消像我想过的那样，走上去，摸一下她的手。对她来说，这就足够了。那颗心会立刻热起来，像原先一样欢快地跳动。

但我没有。于是，我在自己心灵的上空涂上一层悔恨的灰云之后，又涂上了第二层。它铅一般浓重地悬在那里，再也抹不掉。

小黑

小黑是我家的狗，说得准确点儿，是我的狗，因为它整天跟我混在一起。妈妈跟那条狗的交往只限于偶尔喂它一顿，那多半是在我自己肚子不饿，也忘了给小黑吃东西的时候。妈妈会突然问：“你还没喂小黑吧？它也不会说话，多可怜！”

小黑一听提到它，立刻耸起耳朵，歪头望着妈妈。它好像听懂妈妈的话了，摇着白尖儿的小尾巴，在妈妈身后跑进跑出，直到妈妈把它的小盆儿装满吃的，摆在院子里。它吃饱了就不再理睬妈妈，因为它知道妈妈不会再理睬它了，除非等到自己下回再挨饿的时候。

爸爸忙，给小黑做的唯一一件事，是刚把小黑抱来时，用木板给它钉了座小房子，摆在院子里靠屋墙的地方。那地方避风，还能晒太阳。爸爸一下班就关在屋子里读书。小黑很懂事，即使在屋子里玩，也从不去打搅爸爸。所以有时候我去书桌上乱翻，干扰了爸爸，爸爸会说：“你还不如小黑呢！”

但是爸爸累了，放下书本到院子里来伸个懒腰，小黑会跑上去，扑他的腿，撕咬他的裤脚，在他周边跳来跳去。爸爸这时也会笑着蹲下来，跟它玩一会儿。

那时我家住在哈尔滨海关街，我还没上学，有许多时间跟小黑玩。我跑上大街时，常把一个玩具小汽车丢给小黑，告诉它：“给我拿着！”

它就把小汽车叼在嘴里，跟在我后头跑。只要我不向它伸出一只手，它就一直叼着，非常尽职。有一回我故意刁难它，把皮球摆在它鼻子前头说：“给我拿着！”小黑就叼皮球。它叼不住，皮球滚，它就追，扑上去咬，终于摔了个仰面朝天。我哈哈笑，笑得躺倒在地上。小黑扭头看看我，好像明白了我在捉弄它，扑到我身上来撕咬，当然，是轻轻地咬。可是，下次我出去，让它“给我拿着”，这小傻瓜还是努力地想把皮球叼起来，出尽洋相。

小黑不知不觉间长成了一条大狗。不过在我心目中，它仍是刚刚抱来的样子。实际上，它也还是那么淘气，只不过已会发出很雄壮的“汪汪汪”的叫声。小黑像我一样，很讨厌日本人，一见日本人从木板矮栅栏外走过，就蹿上去汪汪叫，那样子凶巴巴的。

它到底因此闯出祸来。

有一天小黑高声呻吟着从外边跑回来，一条后腿上满是血。这是谁干的？我气极了，追到街上看。街上没人，只见隔着马路住在我们斜对面的张维君（我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他也是我的玩伴，只不过已经入小学了）呆呆地站在自家院子里。他告诉我，有个日本当官的从这里过，小黑跑上去汪汪叫。那个日本当官的很生气，拔出军刀来砍，小黑跳起躲过，他又扎了一刀，这回扎中了。

小黑的伤口在左胯靠上些的位置，看样子刺得很深。它用身体右侧贴着地面躺卧了好几天，一动不动地保持这姿势直到死去，因此在我心中留下太深太深的印象。妈妈给它什么好吃的它都不吃，只是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们。开始时它还呻吟，后来声音越来越弱，终于无声无息了。

小黑的死使我非常伤心，我哭了好几天。

五年以后，家住邯郸桃园街的时候，我又有了一条小黑狗。大概出于对小黑的怀念吧，我给这条小狗取的名字还是“小黑”。它长得也像小黑，尾巴尖儿和四只爪子都是雪白的，不同的只是，这个小黑的脸上，围绕着它的左眼，多出一圈儿白色，这使它的样子看上去很滑稽。

新小黑一来就出了问题。房东大爷很迷信，一口咬定白尾巴尖儿的黑狗“妨主人”，让我把狗扔掉。我问他：“妨主人’怎么啦？”

他说：“主人要出事的，会出横祸死掉！”

我说：“我们家原来的黑狗就是白尾巴尖儿，谁也没死！”

房东大爷说：“那不是它自个儿先死了嘛！”

我跟房东大爷讲过小黑的事。

就算真“妨主人”，也是“妨”我，轮不到他。可是房东大爷认定自己是主人，因为那个院子是属于他的。我生气了，对他说：“你跟那个日本人一样坏！”

房东大爷见我态度比他还要坚决，就提出个妥协方案：“实在不乐意扔，就把狗尾巴剁下去吧！”

我吓了一大跳：“剁掉尾巴？”

他说：“就剁掉那个白尖尖儿。你小孩子家不懂，我们这儿都这样，要么把狗扔了，要么剁去尾巴尖儿。剁完，用烧红的烙铁一烫，啥事儿都没有！”

不光是我，我爸我妈，谁都不同意这么做。

我拿来毛笔，研了不少墨，把小黑的尾巴尖儿染黑了。我对自己的高明点子很欣赏，可是房东大爷却板着脸说：“你糊弄谁呀？这管什么用！”

房东大爷对我一向慈祥和蔼，从来没用这种冷冰冰的口气说过话。我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房东大娘好像更怕“妨”，整天唠唠叨叨，骂骂咧咧。爸爸妈妈也催促我把小黑送走，还说，你那么些同学，就没有想要的吗？

看来桃园街的这个大院儿，再没有小黑容身之地了。我问了几个同学，没一个肯收留小黑，有的想要，他们爸爸妈妈也不准，可能也是怕“妨”吧！我只好请小黑美美地吃上一顿，把它带到东关市场上去。小黑还当是我带它出去玩儿，乐颠颠地跟在我屁股后头跑。

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我从一群人的腋下猛挤过去，撒腿就跑。一口气跑过几条巷子，我回头看，小黑果然没了影儿。我站了好半天，还是不见它，就怅怅地回家了。

我回到家不大工夫，小黑就从大门外跑进来。它根本就不明白是我想扔掉它，倒像是它自己不小心，把我给弄丢了，很亲热地用舌头舔我的手，表示慰问。

过了一两天，白玉霜到县城来唱戏，我一个好朋友约我同去看。我扔下书包往外跑的时候，小黑也跟了出来。我灵机一动，就没往回撵它。在戏院门口，我对那位同学说：“我先进去，你按住它，别让它跟着我。它也许不会跟住你，就算跟着，把门儿的也不会让它进去！”

看戏时我心里老想着小黑。戏院离桃园街很远，这回小黑不能找到家了，这么一想，我又恨起房东大爷来。

没想到，散了戏走出来，我一眼就看见了小黑。它正蹲在一个小吃摊子的汽灯底下等着我呢！你瞧瞧它看见我时那股子高兴劲儿！

两回丢小黑，我都把经过讲给房东大爷听，指望他能受感动，回心转意。可是房东大爷坚定得很。他给我出主意说：“你那招数不成！狗鼻子灵着呢，闻着脚印儿就回来了。你用绳子把它从城墙上放到城外去，它就没辙啦！”

他还热心帮忙，给我找来个大元宝篮子，还把几段长绳子接在一起，在竹篮子上拴好。

有什么办法呢？要是我不把小黑送走，他真说不定会趁我上学的时候，一刀把小黑的尾巴尖儿剁下来，再用烙铁烫。那可是我害了小黑了！

小黑傻了吧唧，一点儿也不知道那个大元宝篮子和里头装的一团绳子是干什么用的。它又当是我带它出去寻开心，快活地跑前跑后跟着我。

我爬上城墙，扯出篮子里的长绳，把小黑装进去。小黑一下子就蹦出来。我又把它放进去，在它头上拍了一下：“好好待着，别动！”

小黑很乖，伏在大篮子里不再动。篮子从城墙上缓缓吊下去的时候，它也老老实实的，只是小心地把头探出去朝下瞧着。

我提心吊胆，直到篮子落地才松了一口气。小黑从篮子里跳出去，抬头往城墙上看，还摇着尾巴，汪汪地叫了两声，好像在朝我喊：“你倒是快下来呀！”

我不忍心再往下看，赶紧回家了。

小黑果然再找不到家。我一直等到天黑也没见它回来。它夜里在哪儿睡觉呢？它饿了，谁给它东西吃呢？唉，它真不幸，为什么尾巴上要长个白尖尖儿啊？

第二天我还这么想，接着是第三天，第四天……

十多天它也没回来，我不再想，我断定永远也不会再看到我的小黑了。

过了两个月，也许是三个月，一天我放学，刚一进院子就有一条黑狗猛地扑上我胸口。那竟然是小黑！

我一下子没认出它来，因为它长大了，还因为，它简直脏得没法儿说：它身上那几处雪白的地方，几乎全成了黑的。不过，它那傻头傻脑的样子一点儿也没变。它快活得发疯，无尽无休地同我纠缠。

我们都累得直喘大气，小黑才坐下来，歪头看着我，好像在说：“我找得你好苦哇！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吗？”

不管我怎样千方百计地抛弃它，不管我心里不痛快的时候对它多么粗暴，它都一点儿也没放在心上。

世界上，到哪儿去找这样可贵的朋友哇！

冰小鸭的春天

冬天到了，冰城里活跃起来。

这一天，人们扒开大江上厚厚的雪，凿下许多大冰块。他们把大冰块装上卡车，拉到冰城中心的公园去。

公园里聚集了许多冰雕家。他们要把冰块凿成各种各样的冰灯，还比赛，看谁雕得最好。

他们领来大冰块，就各占地盘，忙碌起来。“嘁嘁喳喳”“叮叮当当”，又是锯，又是凿，非常热闹。一开始，你根本猜不出他们想雕出个什么来，可是你只要在旁边多站一会儿，等到他们开始精雕细刻的时候，你就会看出：呀，原来这是一头大白熊，后头还跟着两只熊崽儿！

那一个呢？哈，原来是骑在冰马上的唐僧！唐僧前边那块凸出的冰块又是什么？……出来啦，原来是举着金箍棒引路的孙悟空！

有一位长着白胡子的老爷爷爬上很高的三角梯，凿出一根细高的冰柱，冰柱上顶着一大块冰。这算什么呀？可是转眼工夫，你就看出，冰柱顶上的，是一个穿着古代长裙的女孩子，她飞起来了。不错，嫦娥奔月！

有个小哥哥带着锤子和凿子，也来到这里，想雕点儿什么。他去领冰块，发冰块的叔叔看了他一眼说：“拿出报名卡来！”

小哥哥说：“我没有报名卡……可是，我也会雕……”

那个叔叔说：“别在这儿捣乱，去去去！”

小哥哥呆立了一会儿，没有办法，就去看别人雕刻。

有位冰雕家凿下一块冰来，这块冰正飞到小哥哥脚下。小哥哥退后一步，很小心地问：“伯伯，这个……不要了吧？”

那位冰雕家头也不抬地说：“拿走！”

小哥哥非常高兴。“就是太小了，”小哥哥捧着那块冰，心里想，“一点儿也不能浪费。这形状有些像小鸭子，对啦，我就雕一只小鸭子吧！”

他找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很用心地雕刻起来。他真的很会雕。

成功了！他雕出一只玲珑剔透的冰小鸭。冰小鸭大脑壳，小身子，还有两只舒展的脚丫片儿。她的头微微向一侧倾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你，样子非常逗人爱。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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