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秀丽、陈野、谢富国主编、杨宏执行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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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育与超越：文化传统与鄞州近代人物试读：
马裕藻与1934年北大国文系教授解聘风波
桑兵摘要 1934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在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支持下，解聘国文系教授林损等人，引发风波，长期担任国文系主任的马裕藻被迫辞职。此事看似新旧之争的延续，实则反映了国人由来已久的关于中国文学的观念及教法的分歧。蒋梦麟等人以行政主导强势推行的除旧布新，除了实现蓄谋已久的赶走所谓温州学派乃至终结章门弟子把持的历史，并没有赢得国文系学生的支持，也未能在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方面显出成效。如果当年对马裕藻新旧并用的主张多一些包容，或许今日把握“中国文学”会少几分尴尬。
关键词 马裕藻 北京大学国文系 林损 胡适 蒋梦麟
太炎前期弟子，大都颇负盛名，坊间流行的“五大天王”之说，能够反映章门学术江湖地位曾经如日中天。[1]不过，马裕藻（1878—1945，字幼渔，亦以字行。浙江鄞县人，今宁波鄞州区人。或谓其本名巽，似与其长子相混淆）虽然辈分不浅（章门弟子中，马裕藻年长，有老大哥之称）、地位不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14年），却不得列名其中。不仅如此，由于他既无著述，又少轶事，以致几乎没有人对其做过研究。坊间流传的一些文字，大都敷衍周作人《知堂回想录》的相关记述而来，其中以讹传讹乃至穿凿附会之处不在少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研究马裕藻，首先必须解决材料从何而来的问题。马裕藻的生活交友圈子，多以同门为轴心纽带，而同门当中，多人留有日记并且已经陆续出版。虽然所记大都为琐事片断，但如果相互参照，拼合连缀，也可以组成大体完整的图形。同门之中，黄侃、朱希祖、钱玄同、吴承仕、周树人、周作人等人的日记已刊。其中马裕藻与钱玄同的关系最近，朱希祖次之，周氏兄弟又次之，与黄侃较为疏离，与吴承仕则交恶。而各人的日记详略不一，间有散佚，如朱希祖北京期间的日记便付阙如。以同门日记为基础，参酌报刊、档案、回忆录等其他资料，可以大体还原这位雁过无声、人过无名的人物的历史轨迹，进而探究民国时期学术风气的流转和学界世态的炎凉。
本篇仅取1934年北京大学解聘国文系教授牵连马裕藻辞去系主任一事，重现相关史事并讨论背后的问题。关于此事，坊间传说及有所涉及的文字相当多，大都以林损、胡适为主角，不仅各执一端，而且真伪莫辨，形同八卦翻新。一些言之凿凿的考证，也因为各自的成见太深，无法摆脱偏听偏信的局限。而马裕藻作为配角，显得可有可无，使得此事似乎只是学界的轶事，而与近代中国文学观念及组织关系的重大意义不能显现，马裕藻的历史地位也难以彰显。为此，笔者在尽可能全面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力求探寻各说各话背后的隐情真意。
一 元勋还是罪魁
周作人谈到北京大学的“三沈二马”时，指出五四前后不能如此说，因为那时只有沈尹默和马幼渔两位在北大，还在蔡元培长校之前，“所以资格较老，势力也比较的大。实际上两个人有些不同，马君年纪要大几岁，人却很是老实，容易发脾气，沈君则更沉着，有思虑，因此凡事退后，实在却很起些带头作用”，人称“鬼谷子”。“因为沈是吴兴人，马是宁波人，所以有‘某籍某系’的谣言，虽是‘查无实据’，却也是‘事出有因’。”[2]
民国时期北京大学派系林立，暗潮汹涌，不少人视为畏途。沈尹默在北伐之后离开北大，任职于教育行政部门；担任史学系主任，参与北大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的朱希祖，在学生风潮的冲击之下也不安于位，南下广州；而马裕藻却能够历经风雨而稳坐泰山，终生不离北大。马裕藻自1913年在北大国文系任教，教授“中国文字声韵概要”等课程，从1920年起担任系主任，前后长达14年之久，在派系纷争激烈复杂的北京大学，堪称异例。
或谓马裕藻为北大国文系的开系元勋，只是这样的有功之臣究竟功在何处，值得玩味。学人的声望地位，理应与其学术成就有关，可是马裕藻的学问似乎颇受人质疑。他没有出版过任何学术著作，也几乎没有发表过学术论文，2004年由北京大学校史馆编辑并由该校出版社出版的一大厚本《北京大学校史论著目录索引》中，找不到他的踪影，也没人为他写下纪念性文字。虽然坊间关于马裕藻的记述多由周作人的“北大感旧录”敷衍而来，可是周作人在书中写到马裕藻时，居然说：“幼渔虽说是极熟的朋友之一，交往也很频繁，可是记不起什么可记的事情来，讲到旧闻轶事，特别从玄同听来的也实在不少，不过都是琐屑家庭的事，不好做感旧的资料。”[3]其日记中所记录的两人之间的频繁交往，除了孔德学校的事务以及偶尔的仗义助人外，多是饭局宴客之类的应酬，所以反而无从下笔。
因此，不仅前此主导文学系后来被章门弟子排斥的桐城派对他不以为然，同辈学人也不无微词。杨树达曾以请吴承仕任教之事告诉马裕藻，后者答称：“专门在家著书之人，何必请之。”而杨树达认为，马裕藻本人即为“十年不作一文者也”。同门的黄侃声称：“北京治国学诸君，自吴检斋、钱玄同外，余（季豫）、杨（树达）二君皆不愧为教授，其他则不敢知也。”言下之意，他人均不足道。[4]黄侃性情乖僻，与一些同门关系不洽，与钱玄同冲突尤多，论学却不会因人废言。同治音韵之学，黄侃可以和老师齐名，所论可谓定评。吴承仕与黄侃的关系不错，与马裕藻等则时有冲突。[5]而马裕藻虽然号称旧京治音韵四派之一的古韵派代表，也仅仅是口碑而已。
蔡元培改革北大后，主张北大不是照本宣科地传授知识，教师不能单纯教学，必须研究，没有研究也不可能教好书。但是国民政府时期北大未必以学术见长，而且无著述不等于没学问，不好为人师而学富五车的名家不乏其例，有的学问甚至为一般著作等身者望尘莫及。太炎弟子当中，黄侃未及著书而人已逝，钱玄同议论多而成功少，其余则或多或少，勉强可以结集，只有周氏兄弟倾向文学，著述较多。可是像马裕藻那样几乎不著一字，也是绝无仅有。
学为己之后为人，若无余力发明，守成足矣，至少可以传承学术文化。因而那时大学教师的有无学问，一般不以著述的多少甚至有无作为标准，与时下为了评职称以及种种评估而粗制滥造乃至抄袭剽窃成风的情势迥异。温故而不知新，迂而已；不温故而欲知新，甚至温故不懂仍然强要创新，就绝不仅仅是妄，更等同于存心害人。或者看懂书已经力有不逮，还要勇于推陈出新，说自己也不明白的话，写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文字，无知无畏。有的虽然所说看似有理，其实不过自己心中的条理系统，非但不能贯通材料事实，反而去真相越来越远。有的一心突过前人，填补空白，充其量拾人牙慧而已。
上述各种有助于立足学界的情形，对于马裕藻似乎概不适用。正式选修过他所授课程的日本京都大学留学生吉川幸次郎，后来在南京见到黄侃才觉得遇到了真正的学者。也有的教师虽不勤于著述，却长于授课。同样不好著述的钱玄同在学生当中就口碑不错。而这方面马裕藻也并非强项，他的口才不佳，讲课平庸沉闷，使人思睡，只有偶尔透露其妻的贤惠，让对他既无惧意也无敬意的学生们有了恶作剧的由头。据说学生对他的评语是“糊涂”二字。吴虞任教于北大期间，就知道“马幼渔、沈士远为三千学生所认为不行者”。[6]倒是其女马珏，因为被评为北大校花，引人注目，花边新闻不少。有一年北大纪念建校，现场向千余学生问卷，认为北大有吸引力的答案之一，竟是北大有花王。花王者，各校校花王者之谓也。
然而，如果以为马裕藻是只会周旋于各方的好好先生、沙龙教授、宽厚长者，则大谬不然。他担任北大国文系主任期间，正是所谓“某籍某系”把持最甚之时。“检斋为章门高第弟子，学问精实。其同门多在北大任职，以检斋列章门稍后，每非议之；实则以检斋学在己上媢嫉之故。”同为浙籍的单丕甚至说：“欲办好北大，非尽去浙人不可。”一向与人为善的陈垣谈及北平教育界情形时，也“深以浙派盘踞把持不重视学术为恨”。[7]
所谓浙人把持最甚的，在北大主要是指朱希祖任主任的史学系和马裕藻任主任的国文系，所以单丕指名是“愤朱、马辈把持”。胡适对此早有耳闻。1920年6月12日，陶孟和致函胡适，告以“近日沈、马诸公屡有密谋，对于预科移至第三院一事犹运动反对，排列课程，延请教员，皆独断独行，长此以往，恐非大学之福。弟意非有除恶务尽之办法，则前途不堪设想。暑校完事，务必早日归来为妙”。[8]
1929年，北大学生曾开会“以朱希祖、马裕藻两主任把持学校，不图进步，请当局予以警告”[9]，并以校学生会名义在河北《民国日报》发文攻诋。8月1日，马裕藻以“是实藻诚信未孚所致”，致函文学院院长陈大齐求去，请召集国文系教授会改选主任。两天后，陈大齐复函慰留，称：“先生主讲北大垂二十载，诸生无不热忱爱戴。若偶因学生误会，遽尔灰心，将国文学系主任辞去，则该系一切进行计画势将停顿。爱校如先生，当不忍出此。务请以学校前途为重，慨允继续担任国文学系主任。”[10]后经代理校长陈大齐和校长蔡元培再三慰留，马裕藻和与之同时提出辞呈的朱希祖才勉强同意复职。[11]不久，朱希祖因为学生再度闹事，愤而去职。而1931年国文系学生又集会要求聘杨树达任教，锋芒所向，也是把持系务的马裕藻。
在同门眼中，马裕藻的形象则与外人所见大相径庭。其性甚和易，对人很是谦恭，虽是熟识朋友，也总是称某某先生，平时不善言谈，但又容易激怒，在北大评议会上遇见不合理的议论，便要大声叱咤，不留情面，与平常截然不同。按照常理，训人总要有些底气，而底气必须有所凭借。在实行教授治校的民主制的大学里，如果学问不出众，却能长期稳坐系主任的位置，而且进入最高决策机构校评议会，并且敢于大声呵斥他人，究竟底气何来？
太炎门生是缘由之一。民国以后，太炎弟子在教育界成为最具声势实力的学术群体，一时无两。马裕藻在太炎门生中被视为老大哥，他人自然不敢小觑。“某籍某系”是缘由之二。太炎门生中，以浙籍居多，但其他籍贯者也为数不少。而在教育界的浙籍人士许多并非出自太炎门下。二者互为犄角，相辅相成，声势进一步张大。
上下呼应是缘由之三。在北大掌校或代理校长的蔡元培、蒋梦麟、陈大齐等，都是浙江人，或与章门弟子有旧，或曾经得到这一重要势力的支持，所以不免为“某籍某系”所包围。沈尹默后来承认：“蔡先生的书生气很重，一生受人包围……到北大初期受我们包围（我们，包括马幼渔、叔平兄弟，周树人、作人兄弟，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刘半农等，亦即鲁迅作品中引所谓正人君子口中的某籍某系）。”[12]蒋梦麟本来与北大没有渊源，代蔡元培入掌北大，只能依靠拥蔡且有实力的教授。至于陈大齐，民初还在浙江时就与一干章门弟子关系密切，在北大期间也是过从甚密。甚至可以说，本来就是“我们”中人。
性格中庸是缘由之四。马裕藻调和新旧，不偏不倚，一般不得罪人，人脉很广，而且不以荣衰清白眼相加，既不趋炎附势，也不落井下石，与各方维持良好关系。如鲁迅落难时，就觉得只有马裕藻的态度依然如故。同时，马裕藻又让人不觉得具有威胁，不予排斥防范。
敢于担当是缘由之五。马裕藻看似主见不多，可是并非一味推诿，相反，在各种会议中每每发表意见，在处置各种事务时往往被选为参与人。在北京各校与教育部的冲突中，1923年5月4日，马裕藻还曾带队包围教育总长彭允彝的住所，不准其外出。[13]
以上五点，相互支撑，缺一不可。在当时北京大学的组织体制之下，马裕藻非但不是滥竽充数，而且人望极高。这可以从其连续高票当选系主任窥见一斑。北大实行教授治校，各级行政以及委员会等，多由一人一票的选举产生。1920年4月13日，北大国文系教授会开会，总共15位教授有13位到会，马裕藻以11票的罕见高票当选主任，排名第二位的朱希祖仅2票。[14]1922年北大国文系主任改选，马裕藻以8票当选。另外两位得票者为沈士远2票、吴虞1票。而物理、英文、法文、政治、法律等系，当选者最多（如英文系主任胡适）不过得到3票。[15]其后马裕藻在北大国文系历年系主任改选时始终连任，得票少则3票，多则8票，在各系主任得票中属于最高。此外，马裕藻1918年即当选为校评议会委员[16]，以后除个别年份外，几乎年年当选，可以说是少有的常青树。只是在选举教务长时，马裕藻的票数在得票者中反而最少，可见其影响范围及层面的限度。[17]
指马裕藻把持北大中国文学系，在马自己看来，肯定觉得委屈。1929年国文系提出的应增聘教授名单，包括胡适、林损、黄侃、郑奠、黄节、杨振声、闻一多、沈尹默、吴承仕、鲁迅、吴宓、赵元任、吴梅、黎锦熙、郁达夫、萧友梅，确是新旧兼容的一时之选。[18]
二 解聘与辞职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北京大学，宛如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而马裕藻在历次风波中，都能够平稳过渡或涉险过关。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统一之后，政治格局天翻地覆，教育界随之变化。尤其是蒋梦麟再度接掌北大，听取胡适、傅斯年等人的意见进行改革，太炎门生失去上面的保护，下面又有人暗中鼓动学生闹事，马裕藻终于无法继续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1930年12月，北大在经历了1927年以来的连续动荡之后，蒋梦麟出任校长。次年，蒋梦麟开始着手整顿各学院。首先，蒋梦麟废除了北大实行多年的教授保障法，使得教授可以被解聘，社会科学院先行改聘教授，并自行兼任文学院院长；其次，配合由他主导制定的国民政府关于大学组织的新立法规，改评议会为校务会，前者基本采用民主制，后者则由当然委员（行政）和选举委员（教授）组成，以全体教授、副教授选举之代表及校长、各学院院长、各学系主任组织之，实际上是变相的行政主导；最后，提出文学院新计划。1932年，胡适接替兼职的蒋梦麟出长北大文学院，着手落实国文系改革计划，可是裁并课程之类的措施遭到马裕藻等人的抵制，只得暂时搁置。直到1934年，蒋梦麟与胡适协商后，决心排除阻力，实施改革，引发与国文系教授林损的冲突，马裕藻也被迫去职。
关于此事的由来，胡颂平所编《胡适年谱长编初稿》称，国文系主任改由文学院院长兼任是出自校长蒋梦麟之意，致使国文系主任马裕藻、教授林损（1890—1940，字公铎，又字攻渎，浙江瑞安人）、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广东番禺人，日本明治大学毕业）三人相继辞职，引起一场大纠纷。林损怀疑此举出自胡适的心意，因而写信攻击。后因亲历其事的张中行撰文质疑胡适取代国文系主任及解聘林损有公报私仇之嫌，引发胡适研究者程巢父的兴趣。程巢父做了一番刨根问底的探究，证明蒋梦麟此次整顿北大国文系，源于1930年傅斯年、顾临、胡适帮助蒋梦麟拟出具体改革北大的方案，即次年1月9日的“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其内容据《丁文江的传记》的记载，为1931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第五次常会通过的“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二十万元，以五年为期，双方共提出二百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条款，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其中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年俸“自四千八百元至九千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一千五百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
此后，蒋梦麟到北平做北京大学校长。他要胡适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任中国文学系主任。胡适因主持中基会的“编译委员会”，故不受北大的薪俸。中基会与北大开始会拟合作办法草案，由胡适起草。1931年4月24日，胡适出席了中基会在北平南长街会所举行的第三十六次执行财政委员会联席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北大合作设立研究教席及奖学金案”。合作办法规定设顾问委员会，由北大校长、基金会干事长，以及双方合聘之胡适、翁文灏、傅斯年共五人担任。所定“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合作研究特款办法”载明，合作以5年为期，自民国二十年度起，至民国二十四年止。
1948年12月13日胡适写的《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称：
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研究合作费一百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挑选教育与研究的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19]
程巢父的文章解释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蒋梦麟何以在拖延了几年后不得不痛下决心。原因就是，如果当年再不执行与中基会的合作办法，协议即将到期，无法交代，而要实行与中基会的合作办法，就必须先行解聘若干教授，腾出位置，才能引进新人。但是程巢父据此断言解聘林损不关胡适的事，恐怕有些武断。蒋梦麟的意思只是表明他愿意唱白脸做歹人，问题是蒋何以要解聘林损，以他的学识，应当无法准确判断国文系教授的水准能力，即使其有主见，也不便贸然自行决断。在程文所列相关者中，最可能在这方面发挥影响的正是胡适。胡适当然不会以林损骂自己为由头，而是说北大的温州学派没水平，不值一谈。如此一来，林损自然就成为首先被开刀的俎上鱼肉。其实，时至今日，关于林损的学问到底如何，诉讼双方还是各执一词，并不交集。
1934年4月17日，《世界日报》刊登特讯“北京大学将裁并学系说”，称：
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教授林损昨日突致函该校当局，呈请辞职，该系学生闻讯，拟全体赴林宅挽留，林遂在第一院贴出通告，大意谓：本人尚未离校，有事可在校晤谈。该校当局接林辞职函后，亦正在设法挽留中。闻林辞职原因，系因该校当局近拟将国文系归并史学系，改称文史系，并拟将文学院其他各系及法学院各系，亦加以归并或裁撤，因此国文系教授均表示消极，林则首先辞职。闻国文系其他教授马裕藻、黄节、许之衡等，亦将相继提出辞呈。但是否属实，尚待证明。[20]
4月16日这天，刘复（半农）刚好有课，目睹了事情的发生。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下午到一院上课，忽于壁间见林公铎揭一帖，自言已停职，学生不必上课云云。殊不可解。电询幼渔，乃知梦麟嘱郑介石示言公铎，下学年不复续聘，你先为之备，公铎遂一怒而出此也。以私交言，公铎是余来平后最老同事之一，今如此去职，心实不安，然公铎恃才傲物，十数年来不求长进，专以发疯骂世为业，上堂教书，直是信口胡说，咎由自取，不能尽责梦麟也。[21]
4月18日，《世界日报》调查后更正了林损辞职的原因。[22]同日《北平晨报》刊登消息“蒋梦麟否认北大裁并学系”，进一步追究冲突的由来。该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当事人蒋梦麟、林损和学生，做出综合报道。蒋梦麟否认外传北大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改为文史学系之说，称本校国文系具有悠久历史，事实上无裁并需要，故从无此项计划。至于将文学院各系并入法学院，更无其事。北大各系均有悠久历史，事实上亦不能裁并。林损辞职，是因为本校拟于下年度将国文系教授更动数位，林在之内，“本校教授聘约均以一年为期，于每年度开始时选出，现本年度行将终了，应行更动之教授亦将决定，想林先生对本校之更动教授事件，有所预闻，故提出辞职。总之，本校更动教授之拟议则有之，而裁并学系之说实无。本校国文系主任于下年度起，拟请文学院院长胡适之先生兼任，胡先生并已同意”。
林损则表示：“本人之辞职原因，系与蒋（孟麟）、胡（适之）两先生学说不同，本人之与孟麟、适之二先生之学说不同，由来已久。”记者叩以不同在何处，林笑而不答，并出示致蒋、胡、国文系同学函稿及留别诗。其致蒋梦麟函称：“自公来长斯校，为日久矣，学生[23]交相责难，喑不敢声，而校政隐加操切，以无耻之心，而行机变之巧。损甚伤之。忝从执御，诡遇未能，请从此别，祝汝万春。”致胡适函称：“损与足下，犹石勒之于李阳也，铁马金戈，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人生世上，奄忽如尘，损宁计议于区区乎？比观佛书，颇识因果，佛具九恼，损尽罹之。教授鸡肋，弃之何惜，敬避贤路，以质高明。”布告来学诸生谓：“损即日自动停职，凡选课者，务祈继续自修，毋旷时日，以副平素区区之望。”别学生诗曰：“终让魔欺佛，难求铁铸心，沉忧多异梦，结习发狂吟。敦勉披襟受，余情只海深，吁嗟人迹下，非兽复非禽。”[24]
言辞之间，可见林损对学生尚有惜别之意，对蒋、胡则积怨极深，去意已决。学生来其寓所挽留时，林表示与当局意见不合，决不再返校，希望诸同学毋再徒劳。若诸同学不弃，可随时互相研究，亦可互护其益。
上海各报，关注此事的不多，只有4月19日《申报》的北平特讯报道较详，指北大教授纠纷，林损与胡适意见冲突而辞职，国文系将大变动，胡将兼主任。据称：“国立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林损突然提出辞职，教育界非常注意，其内幕复杂，为北大多年积成之结果。林氏致函北大校长蒋梦麟、文学院院长胡适，并布告学生，自动辞职，同时留别学生诗一首，痛述苦衷。蒋氏昨发表谈话，否认裁并学系。林氏亦表示意见。”
林损回答来访的《申报》记者关于其辞职原因的询问，言辞与《北平晨报》可互为补充：“本人辞职，因学说上意见与适之（文学院院长胡适）不同，并非政见之差异。本人系教授，教授教书，各有各之学说，合则留，不合则去。其实本人与适之非同道久矣，此次辞职，完全为闹脾气。至于裁并学系说，系学校行政，非教授所顾问。”而蒋梦麟回答记者的询问时，也表示北大组织绝不更变，下学期国文系教授略有更动，此系人的问题。
事发后，由于林损自动停课，使得选课的学生无法继续学业。4月17日下午4时许，国文系有10位学生自行赴林宅，请求其打消辞意。林表示义无反顾，诸君诚意，只能心领。虽然来人再三请求为学生学业前途计，早日到校授课，林毫不松口，且劝学生不必挽留。来访的学生对记者表示，挽留系私人意见，将来开国文系大会，再正式要求勿萌去志。
胡适虽然早已担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实际上未完全负责。“现北大决定改革国文系，该系主任马幼渔深感困难，亦拟辞职。马氏辞职后，北大当局决仍聘马氏为教授，主任一席，将请文学院院长胡适兼任。事实上，胡博士对于此席，当不致推辞。”据熟悉内幕者称：“自蒋梦麟长校后，确拟整顿国文系，对于课程有所革新，因革新课程，乃涉及人的问题，故林损首先辞职。学校当局对于林之辞职，表示惋惜，在学期中间辞职，更无办法。中国文学系教授对于中国文学，各有意见，现课程将有更改，系主任马幼渔确有困难之处。”据北大教授陶希圣推测，改革国文系是因为该系预算较多，恐下学期将略有变动。[25]
胡适挂名北大文学院院长期间，傅斯年对于该院文、史两系的事务背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事件发生后，他从蒋梦麟发来的函电得知，“国文系事根本解决，至慰。惟手示未提及马幼渔，深为忧虑不释。据报上所载情形论，罪魁马幼渔也。数年来国文系之不进步，及为北大进步之障碍者，又马幼渔也。林妄人耳，其言诚不足深论，马乃以新旧为号，颠倒是非，若不一齐扫除，后来必为患害。此在先生之当机立断，似不宜留一祸根，且为秉公之处置作一曲也。马丑恶贯满盈久矣，乘此除之，斯年敢保其无事。如有事，斯年自任与之恶斗之工作。似乎一年干薪，名誉教授，皆不必适于此人”。[26]大有赶尽杀绝之势。
当天，傅斯年又致函胡适：“在上海见北大国文系事之记载，为之兴奋，今日看到林撰小丑之文，为之愤怒，恨不得立刻返北平参加恶战。事已如此，想孟麐先生不得不快刀斩乱麻矣。此等败类，竟容许其在北大如此久，亦吾等一切人之耻也。今日上孟麐先生一书，痛言此事。此辈之最可恶者，非林而实马，彼乃借新旧不同之论以欺人。试问林、马诸丑于旧有何贡献？此小人恋栈之恶计，下流撒谎之耻态耳。越想越气，皆希努力到底。”[27]
傅斯年分别致函蒋、胡二人，看似响应赞同，实则带有督战之意。胡适到北大后，提倡整理国故，甚至输入新知，都得到章门弟子的积极支持，尽管观念意见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钱玄同、周作人外，与其他人的不合逐渐显露。而蒋梦麟以局外人入主从来难以掌控的北大，章门弟子的鼎力支持至关重要。对于他们而言，辞退单打独斗的林损毫无挂碍，可是要赶走马裕藻，就难免要顾及道义情面、现实利害以及舆论清议。
任教于北大的章门弟子原来与傅斯年不仅有师生之谊，还有提携之功。1918年夏，沈尹默、马裕藻、马鉴、钱玄同、刘复、陈大齐等人着手编辑《国语读本》，因“几个人空的时候很少，并且常识太不完备”，到1919年1月14日《国语读本》第二册亟须着手编纂时，“拟请傅孟真君加入”，众人商议的结果，“拟请傅君先搜材料和选字”。[28]傅斯年以未毕业的本科生而有这样的机会，还是在一众师长自觉常识太不完备的前提下，可见太炎门生对这位后生的看重。
或许正因为接近并知底，声名显赫的太炎门生头上的光环反而黯然失色。1928年傅斯年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大张旗鼓地对“章炳麟君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发难，指“章氏在文字学以外是个文人，在文字学以内做了一部《文始》，一步倒退过孙诒让，再步倒退过吴大澂，三步倒退过阮元，不特自己不能用新材料，即是别人已经开头用了的新材料，他还抹杀着。至于那部《新方言》，东西南北的猜去，何尝寻扬雄就一字因地变异作观察？这么竟倒退过二千多年了”。[29]
这样的罪名，的确是非同小可。照此看来，章太炎非但于近代学术无功，反而阻碍了学术的发展进步，罪莫大焉。不仅如此而已，如章的“一流人”，首先就是或至少包括章门弟子。章氏门下，除了朱希祖治史，与老师不同，黄侃的音韵学有所突过以外，其余大都尚在老师的笼罩之下。而且章太炎主张学术在野则盛，不肯到国立大学任教，如果没有弟子们的把持，也谈不上“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傅斯年之所以要对章太炎大张挞伐，真正的目标或许不在老师，而在占据南北大学文史各科要津的一众弟子。
近代学界风气转移，往往好以革命方式打倒前人，树立自我，否则城头难以变幻大王旗。而前人往往不可能真正被打倒，除了少数妄人，一般也心知肚明，所以真实的目的不过是树立自我而已。傅斯年归国之时，南北各校如清华大学和中山大学等纷纷伸出橄榄枝，唯独母校北京大学深陷与南北政权的苦斗之中，无所表示。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傅斯年虽已急于打倒无理的权威，破除偶像的崇拜，但并没有指名道姓，此时突然发难，很可能是因为事先曾经想染指北大而遭到阻碍排拒，因而决心非根本扫除祸根不可。
据刘半农4月20日的日记：“到马幼渔处小谈，梦麟已决定辞退林公铎、许守白二人，并以适之代幼渔为中国文学系主任，幼渔甚愤愤也。”[30]马裕藻并不在被解聘者之列，所愤在于校方对他视若无物，解聘教授居然绕开现任的系主任，况且连自己系主任的位置也早已通过非常手段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决定拿下，真是情何以堪，就算涵养再好，也万难腆颜留任，只能提出辞呈，索性连教授职位一并辞去。
三 师、生、校异趣
进入民国，北大一直风潮不断。自蔡元培改革以来，往往是师生共同对抗外力，而且多以新旧冲突为公开号召。而蒋梦麟、胡适的此番改革，虽然仍以新旧冲突为旗号，至少看起来是挟国民政府之威，强势行政，因此不仅引起林损等人的抗拒，也没有得到学生的认可和支持。
或许由于连番护校的同舟共济以及长期运动的疲惫，风波之前，北大国文系师生关系还算融洽。表征之一，1934年1月2日午后，该系在北海公园举办了全体师生联欢大会。[31]冲突发生后，国文系学生一直要求校院系各级挽留林损。4月22日，记者访晤该系学生组织的系友会干事，“据谈：本系全体同学，对林、许、马三教授，坚决挽留；对缩减经费，决反对到底；至于对胡适之先生兼主任问题，亦希望胡先生能接受同学意见，发展本系。学校当局如不采纳同学意见时，或于日内再召集全系同学大会，商讨第二步办法”。[32]
4月23日上午9时，该系学生派系友会干事孙震奇、石蕴华、徐芳、李耀宗四人为代表，谒校长蒋梦麟，对该系发展及挽留马、林、许三教授，有所请求，并提交改革国文系的八项书面意见。（1）反对将国文系并入史学系。（2）请勿将国文系经费减削。（3）请勿变更该系现行分组组织法。（4）此后学生对增进系务向校方提出意见时，请校方予以接受。（5）对变更系主任人选无成见，亦不表示迎拒态度，但继任者须真能改善并发展该系，否则坚决反对。（6）请挽留林损教授。（7）请挽留许之衡教授。（8）请勿准现系主任马裕藻教授辞职。看似不偏不倚，实际上主张维系原状，至少人事变动方面与蒋梦麟等人的诉求背道而驰。
面对学生的请求，蒋梦麟逐件答复：国文系绝对不并入史学系；国文系经费减削，是因为本校经费亏欠5万余元，如不整顿，势将破产，故择重复而不需要之课程，酌予减少，决不阻碍国文系之发展；变更国文系组织与否，系新主任之职权，无法答复；学生有所建议，本人极为欢迎，如学生意见与教授冲突时，则采纳教授意见，因教授为当然指导者，其意见当较学生为真确；胡适下学期担任主任最适当，其决不因学生之迎拒而定就职与否；挽留林、许二教授问题不必谈论；马辞主任，因其任事二十余年，工作过劳，不妨略为休息，但教授职务，决不使告辞。
至于该系改革后的课程计划，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1）注重新旧文学、文艺理论、文艺思潮以及世界民众文学之介绍。（2）文学院一、二年级课程打通，注重三个目的。甲、凡文学院求知工具，均须特别提倡。乙、使文学院一二年级学生，均得到世界近代一般文化之熏陶，以便明了中外文化的历史变迁及其相互关系。丙、使各系主科得有研究方法，择一重要问题研究，以便得有相当途径。[33]
关于此事，《世界日报》的报道更加详细，而与《北平晨报》所说间有不同，学生代表所提七点要求为：（1）本系全体学生，反对与历史系合并。（2）本系全体同学大会，认为谋全系之发展，非经费充足不为功，故反对缩减经费。（3）本系此次改革，同学毫无成见，不过应保存文学、语言文学、文籍校定等三组。（4）全体同学拟定课程意见书，务请学校当局采纳。（5）主任人选，同学概不表示意见，惟以能接受同学意见，共谋本系之发展者始可。（6）系主任马裕藻及林损、许之衡，皆系多年之老教授，务恳学校予以挽留。（7）马裕藻态度如何，请学校表明意见。
蒋梦麟答称：所谓合并文、史两系，学校根本无此拟议及办法；经费问题，自民国十九年至今，亏款共5万余元，每月1分利，则须500元。“若长此拖延，则非只国文系不能生存，即整个北大，亦将灭掉于社会。故此后拟每月储蓄五千元，其抽款办法，一由事务，一由教务。事务方面，所有冗员及一切开支节省；教务方面，凡课系重复者，与事实上不需要者，酌加减少，而减少范围，亦决不影响国文系之发展”；“国文系既然改革，所有课程，当由新主任重新规定，本人不能答复，且既曰改革，又何能表示成见”；“同学方面意见书，决竭力采纳，然教授亦同时建议于学校，或与同学建议相抵触者，则接受教授者，因教授之见解，当然较为真切”；“主任人选，前已商请文学院长胡适之先生暂代，彼允考虑后答复。假使彼不愿就职，当无所谓迎拒，如彼愿就斯任，则任何阻碍，均不计及也”；“林损、许之衡两先生，均有难言之苦衷，而为谋国文系之整饬，势不得不于下年度解聘，现在亦决不挽留”；“马裕藻先生，因彼在本校服务达二十余年，而且年事已高，目前亦不妨借此机会休息数月。但下年度无论如何，要请其担任教授职务，钟点不计”。
在随后接受记者的采访时，蒋梦麟又进一步表示：改革文学院的目的，“即在消除以前‘系自为政’，各不相问之弊。盖处今日之世界，无论研究何项学问，首需有求智工具——中国文语、外国文语、世界历史。故余改革文学院计划，决首先授全院学生以此种工具（以前系自为政时则不然，例如国文系学生，对外国文语不注意等等），然后使之充分明了历来中外文学之沿革，及外国文学输入中国后之影响及趋变等等问题，最后乃为学生开辟一研究途径，使其将来专门研究某种学问时，有所遵循。刻胡先生允助余实行，则将来结果或能为国家养成不少人才。总之，此种改革，含义极大，扩而言之，可谓非单纯的北大问题。故欲谋达到其目的，其枝节问题，如马、林、许三先生事，虽不愿为，亦不得不为，盖此系一种国家公事，不能以私人友谊延误”。
蒋梦麟对学生的请求，看似耐心解答问题，实际上态度相当强硬，无异于宣称必须按照当局的既定方针办，没有任何松动的余地。而他对记者的解释，看似冠冕堂皇，但前提是所主张的改革的确有利于国家及北大，而几位教授则是改革的阻力。这一前提的两方面都是假设，均不能坐实。以国家的名义，强势推行某种学术观念，不仅有违其历来所宣称的思想主张，也是相当危险的事情。只有在中西新旧乾坤颠倒的大环境下，才显得义正词严。
当天学生代表又分别访晤马裕藻、林损、许之衡等人，许外出未遇，林损表示决不复职，同学如愿听讲，可来家中授课（林在北大授“秦汉文”“释典文学”二科）。马裕藻则出示了4月22日手书致全系同学函，内称：
本系此次变更教授及主任问题，乃数年来久悬未决之案，前因未至公布时期，故一时未能泄漏。今既正式宣示，则藻之去职，自属当然之举。昨日阅报，知诸君开会，有所议决，藻以一日长乎诸君，用特略抒鄙见，幸垂察焉：（一）本系每月经费，前学年约四千四百余元，本学年已减去四百余元，此后似乎不宜再减（本校为国人自创大学之较久者，国文学系之特别发展，亦属当然）。若能稍增，尤所望也。藻对学校当局，亦当以个人资格，恳切陈述。（一）本系组织，虽不敢谓绝对合理，然在最近时期，似尚未发见如何悖谬之点，此后若能更向合理之途改进，亦为夙所期望，诸君缜密思维，毋多固执，幸甚！幸甚！（一）本系经费及组织二者，若能规定，则人的问题，即可不必讨论。就情感言，一时不无惆怅之意，然因此而有损学业，则关系甚大，想诸君初衷，决不谓然也。此外尚有一端，亦为诸君所应注意者，即文学院各系，亟应沟通是也。关于史学、外国文学两系，与国文系，如何沟通之办法，曾与陈受颐先生商谈，惜未得具体的结论，此后若能将此事实现，则本系宽裕之款，尤可使本系更得有所发展，岂不甚善。书不尽言，敬希诸君努力自爱。[34]
尽管马裕藻内心很不以校方的做法为然，仍然从大局出发，维护北大的声誉，顾及同学们的前程，反过来劝学生以学业为重，以北大为重。相比之下，蒋梦麟非如此不可的态度，虽然自认为正确，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又有前此国文系“系自为政”的前科，仍然显得有些强横霸道。主张自由者得势不饶人，是近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弊端，尤其是往往是否得理尚在未定之数。文化守成者指新文化派专制，由此可见一斑。
24日，林损再度致函胡适，“全函虽然不过百字，而措辞异常激愤，似近谩骂，且其函末曾有‘盍张尔弓，遗我一矢’之句，满带与胡氏挑战之意味。记者睹此函后，即驱车往访胡氏，比承胡氏接见，记者即询以对于此函之态度，及对于国文系各项问题之意见，据胡氏答称：‘余并未收到林先生第二次之来信，此次国文系解聘教授事，事极平常，诚不得谓之风波。至关于合并国文系、史学系为文史系之说，恐系上次茶会中我所说的将文学院改为文史学院之误传，此不过在茶会中拿来当一种笑话去说，况教育部大学组织法中，亦无文史学院之规定，当然不能成为事实，且此事蒋校长亦加否认，想外间不致更加怀疑。下学期文学院教授无大更动，外国语文学系主任，已由蒋校长兼代，本人拟于下周起，赴校办公。对国文系主任职，就否未定。国文系将来宜多聘中西文学兼通之教授。’语至此，记者即问：‘闻梁实秋先生将来北大任教，确否？’胡答：‘不确，即欲聘梁先生，恐梁先生亦不能来。’”[35]
胡适对梁实秋评价不高，但是校长也不敢随意回答的人事安排，胡适却直言不讳，若是未定就否，难免僭越之嫌，否则恐怕早已决定，只是对外尚需推辞做作一番。所谓多聘中西文学兼通的教授，也表明其聘请方针，而这正是解聘林损等人以及改革系务的主要理由。至于兼通中西文学，与学贯中西一样，都是唬人的大帽子，认真追究，西方文学不过是东方人心中的想象，西方人并不知有此物的存在。即便将欧美概称西方，大概也无人敢于自称通西方文学，正如国人很少敢自称通中国文学一样。更何况什么是中国文学，也还意见分歧。一边都不通，如何兼通？实在有自欺欺人之嫌。胡适所说其实不过是当年治中国哲学史用西洋间架填充中国材料的翻版，兼通就是要将固有材料放进西方文学的框框里去。
24日下午4时，北大国文系系友会召开第二次干事会，交际股首先报告与当局交涉及挽留林损等人经过，并加以检讨，未得圆满解决又无法进行者，提交第二次大会讨论，并通过议案：（1）意见书本星期末征集后应尽早整理就绪，备交第二次大会通过。（2）交际股应至马、林、许三先生处正式慰问。（3）闻王〔刘〕文典先生有意调停更动主任事，交际股应速往正式请其出面调停。（4）再向学校当局挽留马、林、许三先生。（5）决定课程意见书原则，应采兼容并顾主义。会后交际股某干事称：本股代表明晨再谒校长，挽留三教授。当晚系友会又公函全体同学，征集课程改善计划书。[36]
由于国文系学生认为解聘三位教授有碍该系的发展，25日上午9时，系友会干事会再派代表孙震奇等四人谒见蒋梦麟，再度挽留林损、马裕藻、许之衡三教授。蒋表示：“此次马、许、林三君之变动，本非余所愿为，但为发展北大国文系计，为同学学业计，不得已而出此。诸同学之挽留，为师生感情上必有之表示，故不认为意外。关于林、许二先生之辞职决无办法，至于马（裕藻）主任，学校下年度仍请其担任教授，同学与学校之意见，现渐趋吻合，相信此问题不久即可解决。同学之国文系课程改善计划书，本人当于学校经费及课程标准及不阻碍国文系发展原则之下，决竭力采纳。”[37]《世界日报》26日的报道称：蒋梦麟对于学生取消解聘的意见表示“此事决难办到，且不愿再谈。在此项办法未决定前，渠本人亦踌躇再四，不欲执行，但最后因谋发展国文系起见，只得忍痛为之”。[38]代表们无奈，遂退出。
当日下午3时，代表分赴三教授私宅，代表全系同学，备致慰问之意。马裕藻等均表示回校事可不必谈，林损且劝全系同学，安心读书，对国文系此次事变，幸勿使其扩大，致误学业。此时据说胡适经蒋梦麟坚请兼任国文系主任，再三考虑，已有允意。而马裕藻的系主任任期到该学期末终了，不再续任。系友会代表下午5时又访晤刘文典，探询对调解系主任问题之方式，得到的回答是，前曾以私人资格分访蒋、马，均未获见。拟最近再度分访两人，方式为请马继续担任教授。[39]
4月27日，马裕藻携辞职书亲赴毛家湾蒋梦麟寓所面呈，请从下学年起辞去教授一职。“当由蒋恳切慰留，谈至数小时之久，马仍未允。”次日上午，“蒋亲至马宅，并携亲笔慰留函，劝打消辞意，态度十分恳切。相谈约两小时，闻马经蒋再三挽留后，可望打消辞意”。该报还披露了两人的往返函件，马函谓：“孟麟校长：藻在本校服务，垂二十年，毫无他技足称，诵秦誓之词，益足令人惶愧。请于下学年起，辞去教授一职，敬希俯允。”蒋函谓：“幼渔先生大鉴：昨奉手教，并承屈驾，以拟下学年起，辞教授职为言，当即恳切面留，未蒙即允为憾。适之先生闻之，谓万不可听先生远引。特再奉恳，并踵府面请打消辞意，务乞惠然允诺，无任感祷。先生服务本校，垂二十年，为校为学，成绩卓著，岂忍一旦舍去耶？专此即请教安。”[40]据此，胡适显然担心马去物议太甚，不敢贸然采纳傅斯年趁机一鼓作气扫除祸根的建言。由此可见，在人的去留问题上，胡适的态度和意见至关重要。
5月1日，国文系系友会举行干事会，讨论目前亟应解决的各项问题，决定的事项之一，是由交际股派人探询马裕藻和胡适的最近态度。[41]5月2日，系友会干事孙震奇等四人因为三教授辞聘问题迄未解决，分谒马裕藻和胡适，探询意见，结果极佳，决定于8日召开国文系全体同学大会，讨论挽留三教授及审查该系干事会草拟的改善国文系课程发展意见书。马裕藻在寓所会见来访者，回答对下年度教授职是否允就以及对国文系改组各事的意见，表示六点：（1）学校改善国文系，系学校行政，本人无反对必要，况个人主持国文系时，本未使之臻于尽善尽美。但将国文系根本推翻，则不敢赞同。（2）不主张缩减国文系经费。（3）林损为人耿直，言谈间难免直率，学校正宜竭力采纳其意见，从事发展国文系。今竟因其言谈直率，影响解聘，个人认学校为不智。（4）国文系可与文学院其他各系相沟通，俾收研究上种种之便利。此外并就北大国文系所未办者，成立考古学系、东方文学系、语言文学系三系，以补文学院课程所不足。（5）下年度教职，须看学校对本人主张是否采纳为定，如不采纳，当不能就。（6）去职后，关于国文系主任人选，就北大国文系范围内言，胡适自兼尚属勉强，他人恐难胜任。
或者称，胡适任文学院院长后，厉行改革，马裕藻系主任的位置岌岌可危。于是他写了一封长信，历数自己任上的基本工作，说明国文系改革面临的困难，对胡适不满意的地方进行解释。据看过信的人评论，那种语气，就是下级向上级提交的一份报告和答辩，透着愤懑和无奈。随后，他辞去系主任职务，带着“好好先生”的头衔从人们视野中消失，即便偶尔被提起，也往往是作为陪衬。甚至没什么人记得。就马裕藻的上述表态看，与所描述的相去甚远。
当天下午4时，四位代表又到文学院院长室见胡适，首先问道：若马裕藻去职，是否允就主任？胡适表示：“蒋校长过去曾对余谈，北大国文系向负声望，外间对国文系，亦有相当之认识，为更求发扬光大计，故有此次之改革。马主任如认此种改革困难，学校当另请新的主任主持云云。故本人对国文系主任就职与否，须俟将来事实需要而定。”代表又问如将来就主任，国文系如何改革，俾便发展。胡谓：“就本人之意见，改革将分三项原则：（一）注重学生技术。吾人以为学生研究学术，如国文系之文籍、校订、语言、文字等学科，无论任何一种，均应注意学术上之研究，始有充分之进展。（二）历史之系统。现在国文系定有唐宋诗、六朝文等课程，吾人不应仅就一二人加以研究，尤应研究其历史之变迁。（三）增加比较参考材料。研究学术，须与他科为比较之研究，如研究外国文者，须与中国文互相比较参考，始能获得新的结果。”[42]《世界日报》的报道，马裕藻的答复与《北平晨报》几乎一样，而胡适的谈话则差别不小。胡适说：
蒋校长现在对文学院，甚表示失望，他希望我来改革文学院，文学院之改革，第一便是教授问题，解聘旧教授容易，但添聘新教授很难。前因敝人有病，且北平不安，所以文学院既没有从事改革，现在想从事改革文学院，且蒋校长允于遇着困难时给帮忙，所以我仍允就院长一年，以便从事改革。至于国文系主任一职，愿于必要时（即发生困难时）担任一年。关于林、许二教授之解聘，预先予以解释，原系好意，不料反被误会。功课计划书，少数人之意见，亦当注意到。关于国文系将来之改革，第一，须注重技术之获得，即由学校请人帮助同学研究，而使同学获得一种治学方法。第二，关于历史方面，应有系统，添设总史、分史等科，课程须名符其实。第三，多得比较参考之材料，如文法须知比较文法，语音学须知比较语音学等。注重门径，此种课程须加多，但此课须聘新人来教授。第四，多添研究科，因研究科之课程，往往非讲堂内所能讲。第五，为降低课程标准，提高训练。[43]
关于此次风波，胡适日记刚好失载，直到5月2日，才记到相关事情：“第一天到北大文学院复任院长。国文系的学生代表四人来看我，我告诉他们：（1）如果我认为必要，我愿意兼做国文系主任。（2）我改革国文系的原则是：‘降低课程，提高训练。’方法有三：①加重‘技术’的训练。②整理‘历史’的工课。③加添‘比较’的工课。”[44]与《北平晨报》的报道比较，各有异同。
是年北大文学院旧教员不续聘者除林损外，还有梁宗岱、杨震文、陈同燮、许之衡以及一位外籍教师。[45]按照蒋梦麟等人的约定，解聘教授一事，胡适或许的确并非主动，可是要说毫不知情，也有违事实。看到林损的来信，胡适于4月16日即复函道：“今天读手书，有‘尊拳毒手，其寓于文字者微矣’之论，我不懂先生所指的是那一篇文字。我在这十几年之中，写了一两百万字的杂作，从来没有一个半个字‘寓’及先生。胡适之向来不会在文字里寓意骂人。如有骂人的工夫，我自会公开的骂，决不用‘寓’也。来信又说：‘顷闻足下又有所媒孽’，这话我也不懂。我对人对事，若有所主张，无不可对人说，何必要作‘媒孽’工夫？来函又有‘避贤路’之语，敬闻命矣。”[46]
可是在林损乃至马裕藻看来，胡适的作为就没有那么襟怀坦白。据马叙伦记：“盖攻渎有节概，犹是永嘉学派遗风，既不肯屈己附人，而尤疾视权势。……其在讲堂，有刘四骂座之癖，时时薄胡适之，卒为适之所排而去。”[47]从傅斯年的态度看，他对林损并不十分在意，而蒋梦麟必欲解聘林损，应是受胡适的影响。虽然林损骂人甚多，被骂最多的还是胡适。马裕藻认为林损被校方解聘是因为言谈直率，其直率的锋芒所向，各方均心知肚明，主要就是胡适。由蒋梦麟出面做恶人不假，至于向谁做恶人，事先不可能不与胡适协商。若是如此，胡适仍然难免公报私仇之嫌，至少也是真心实意地假正义之名报了一箭之仇。
4月22日《京报》报道：“北京大学将国文系教授林损、许之衡二人自下学期起解聘，并聘请文学院长胡适兼任国文系主任，胡已允就。该系主任马裕藻因此遂提出辞职。学生会议决，组织系友会，并推派代表，携课程计划书，谒见该系当局，贡献改进该系课程意见，对新旧主任交替事，亦将有所表示。惟据蒋梦麟昨日语记者，马裕藻主任辞职，校方尚未接到马氏辞职书。”蒋梦麟还声称：“解除国文系两教授聘约，系自下学年起，本学期内并不更动，故除林损先生未到校上课外，许之衡先生仍每日照常上课。学校下学年起，各系课程均拟从新计划。各系经费，在月入七万五千元之款额下，将加紧缩。国文系裁并科目与解聘教授，乃总计划及经费紧缩政策之一端。关于国文系及其他一切学校行政，校方均有妥当计划，例如国文系课程计划书，自在筹拟之列。该系学生如有意见，固可陈述，以供参考。但学校自亦有妥当计划。至国文系主任，此亦涉及学校行政范围，学校自有权衡为之。设有人竟反对胡适兼国文系主任，余绝对不答应。胡适‘学贯中西，国家之宝’，胡兼国文系主任乃北大之光荣，求之不得，岂可反对。”[48]此言大有替天行道、顺者昌逆者亡的意味。
改革国文系之事，很可能是傅斯年鼓动蒋梦麟及胡适所为。蒋梦麟历次回答学生和报馆的询问，关于解聘教授的态度如此决绝，也依稀可见傅斯年的影子。没有傅的督催，蒋梦麟或许不忍下此狠手。而傅斯年的想法，与胡适相当吻合。这样的改革，当然不会仅仅针对林损，而是包括林损在内的一切进步的障碍，其中自然也有马裕藻，甚至首当其冲的就是马裕藻。
马裕藻与胡适的矛盾由来已久。本来双方都是蔡元培改革北大的同道中人，胡适的整理国故、文字改革等，也得到包括马裕藻在内的章门弟子的支持。双方合作既多，日常交往也不可免。回国初期号称不应酬的胡适，后来常常是章门弟子名目繁多的饭局宴会的座上客。不过，在学术理念上，马裕藻不像钱玄同那样一味趋新，也不如黄侃那般主要仍旧。久而久之，双方的不和谐就暴露出来。1925年8月28日，“北大开评教联席会议，脱离案仍未报行。闻幼渔对于适之几致冲突”。[49]虽然此后两人仍然能够共同参与必要的应酬，没有完全翻脸，彼此内心的不以为然却逐渐积成怨愤。
蒋梦麟改革国文系、辞退林损等人的教职和取代马裕藻的主任位置，应当事先都与胡适商定，却并未征求国文系教授会以及系主任马裕藻的意见。按照新的组织规则，聘请教授固然是校长、院长的分内之事，但是不等于完全无须必要的程序，可以私相授受。此事不仅令林损觉得有辱斯文，马裕藻也感到相当难堪。所以，风波乍起，马裕藻就明确站在林损等人一边，指责蒋、胡处事不公。他被迫辞去系主任之职，倒未必是要与林损共同进退，而是像林损一样，避免被赶下台的屈辱，给自己留一点学人的尊严。
四 挽留背后的矛盾
胡颂平称林损骂人的信引得舆论界大起反感，有些想当然耳或是一面之词。实际上，当时中国正面临内外紧张的局势，北大的风波并未引起多少关注，除了北平当地的报纸，尤其是《北平晨报》、《世界日报》等几家较为关注教育界的报纸外，南北各报报道此事的为数不多。上海只有《申报》详细报道了各方的意见，看不出偏袒任何一方，其他各报也几乎不持立场。
冲突的相关方学生的态度值得特别注意。1929—1931年，北大和北师大曾经不约而同地发生以将朱希祖、马裕藻、钱玄同等人赶下系主任位置为目标的学生风潮，背后显然有人指使挑动。而这一次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却一再要求校、院主管挽留林损和马裕藻，使得蒋梦麟和胡适多少有些尴尬。尽管学生们并不反对改革，也不排斥胡适，却不忍看着教过自己多年的老师如此离去。此前在北大先后被南北政府长期停发经费的艰难时期，他们曾经同甘苦共患难，而且学生们似乎并不认为林损等人思想太旧，甚至不认为旧即不是学问。
1934年5月8日下午4时，国文系学生在第一院召开全体大会，出席者40余人，主要讨论通过课程计划建议书，以及交际股报告见蒋、马、林、许各两次，刘文典、胡适各一次的经过，并通过多项议案。关于系主任问题，决议以有真实学问而接受同学意见者为标准。马先生问题案，决议新主任不能接受意见时，则坚决挽留马先生。对林损“不再作形式之挽留，但求同学能明是非，因事态之发生，尽人皆知其内幕，而林先生更非反顾之人，同学亦均清楚，徒作形式，反与林先生之令名有玷”。计划书则文学组增世界文学史、释典文学，文法研究改在语言文字组，诗律改名，世界名著介绍不做必修或选修，新文艺试作不考试。另外通过临时动议：课程应名实相符，讲授者须真有实学；赋予干事会善后之权；失败时发告同学与当局之宣言；以系友会名义送林先生离平。
会后，又续开干事会，讨论执行大会议决案办法，定于5月9日派交际股谒蒋校长，陈述大会议案，并提出课程计划意见书，请求采纳。所提出的国文学系课程大纲如下。一年级共同必修科：中国文字学概要、中国声韵学概要、中国文学史概要、中国诗名著选、中国文名著选。二、三、四年级分组必修及选修科：语言文字组，语音学、语音学实验、言语学、音韵沿革、古音系研究、中国近代语研究、方音研究、说文研究、金元以来北音研究、形义沿革、清儒古韵学书研究、甲骨文字研究、钟鼎文字研究、蒙文、藏文、满文、中国文字及其训诂等韵学；文学组，文学概论、文艺批评、文艺心理学、近代文艺思潮、新兴文学概论、中国小说及小说史、诗史、词史、曲史、三百篇、辞赋、乐府、汉魏六朝诗、词、曲、诗律、唐宋诗、周秦文、汉魏六朝文、世界名著介绍、修辞学；文籍校订组，中国文字及其训诂、音韵沿革、经学史、国学要籍解题及其实习、古籍新证、考证方法论、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校读实习、三礼名物、古典制学、金石学、古历学、古声律学、外人所著中国学书研究、中国文法研究。三组共同选修科为新文艺试作：散文、小说、诗歌、戏剧。该会代表孙震奇会后还向记者转述了访晤胡适关于课程的意见。[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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