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曾国藩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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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家书全鉴试读：
前言
曾国藩，晚清重臣，著名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湘军创立者和统率者，晚清散文“湘乡派”创始人。由于实现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完成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伟大事业，他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中华千古第一完人”。他的崛起，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曾国藩作为叱咤于清朝末年的风云人物，他打败太平天国，是清王朝的“救命恩人”；他“匡救时弊”、整肃政风、学习西方文化，使晚清出现了“同治中兴”；他克己唯严，崇尚气节，标榜道德，身体力行，获得上下一致的拥戴；他的文章兼收并蓄、博大精深，他是近代儒家宗师。作为为官、治军、治家及为人处世等方面的楷模，他熟读中国历史，对为官之道参深悟透，在官场风风雨雨几十年，始终屹立不倒；他治军有方，认为“用兵之道在人而不在器”，用封建伦理观念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使士兵或下级易于遵从官长的命令；他是结交、培养、推荐和使用人才的高手，他的幕府几乎聚集了全国的人才精华，最著名的有李鸿章、左宗棠、郭嵩焘、彭玉麟、李善兰、华蘅芳、徐寿等；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虽资质一般，但志向远大、意志超强、勤学好问，待上、待下、待同僚谦恕自抑、豁达大度，朋友极多；他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克己复礼，更有传世家书成为家教样板，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他是中国传统持家教子的典范，其家族一百多年来没有纨绔子弟，代代有英才……其门生故吏颂之曰：“德埒诸葛，功迈萧、曹，文章无愧于韩、欧，实为一代名臣、名将、名相。”晚清政府旌表他：“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梁启超称赞道：“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蔡锷将军对其治兵思想推崇备至：“带兵如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付之一炬。”
曾国藩一生著述颇多，在其逝世后，经后人整理，他的著述文字总计超过1500万，包括了书信、奏稿、诗文、日记、案牍、散文、书札等多种文体。其中尤以成功心法《挺经》、传世良言《家书》、识人秘要《冰鉴》、治家方略《家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而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则要数《曾国藩家书》。当代著名学者南怀瑾指出：“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有两套，其中之一就是《曾国藩家书》。”这部《曾国藩家书全鉴》收集了曾国藩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踏上仕途之路一直到同治十一年（1872年）去世为止所写的近300封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前后30多年的翰苑经历和从武生涯。书中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大到进德修业、定国安邦之道，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精要总结。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至，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事中蕴含真知良言，表现了一位伟大思想者对世道人心的入微体察、一位卓越谋略家对修身勤政的完美忠告。仅一部家书足以体现曾国藩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美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在编辑本书时，我们从修身、治家、为政、劝学、用人、交友、治军、处世方面，分别对曾国藩家书蕴藏的人生智慧进行了详细解读，并结合曾国藩一生做官、处世、用人等方面的具体事例对其精要部分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点评。每一封信编者都注有准确的日期和详尽的翻译，并且在每一封信后的“解析”栏目中都结合曾国藩说过的一些理论观点和做过的事进行具体分析，可使每一位渴望了解曾国藩的读者从另一个角度走进曾国藩的内心世界，深入了解、正确评价这位“中华千古第一完人”，同时提高自身的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本书堪称一部案头枕边必备的智慧宝典，为我们的人生和事业提供了宝贵的成功经验。
修身篇
禀父母·谨守父亲保身之则
【原文】男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
自闰三月十四日，在都门拜送父亲，嗣后共接家信五封：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所发信，系第二号，始知正月信已失矣；二十二日接父亲在廿里铺发信；四月廿八巳刻接在汉口寄曹颖生家信，申刻又接在汴梁寄信；五月十五接父亲到长沙发信，内有四弟信、六弟文章五首。谨悉祖父母大人康强，家中老幼平安，诸弟读书发奋，并喜父亲出京，一路顺畅，自京至省，仅三十余日，真极神速！
男于闰三月十六发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发六号，十七发七号，不知家中均收到否？迩际男身体如常，每夜早眠，起亦渐早。惟不耐久思，思多则头昏，故常冥心于无用，优游涵养，以谨守父亲保身之训。九弟功课有常，《礼记》九本已点完，《鉴》已看至《三国》，《斯文精粹》诗文，各已读半本，诗略进功，文章未进功。男亦不求速效，观其领悟，已有心得，大约手不从心耳。
甲三于四月下旬能行走，不须扶持，尚未能言，无乳可食，每日一粥两饭。家妇身体亦好，已有梦熊之喜，婢仆皆如故。
今年新进士龙翰臣得状元，系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之世兄，同乡六人，得四庶常，两知县，复试单已于闰三月十六日付回。兹又付呈殿试朝考全单。同乡京官如故，郑莘田给谏服阙来京，梅霖生病势沉重，深为可虑。黎樾乔老前辈处，父亲未去辞行，男已道达此意。广东之事，四月十八日得捷音，兹将抄报付回。男等在京自知谨慎，堂上各老人，不必挂怀。
家中事，兰姊去年生育，是男是女？楚善事如何成就？伏望示知。男谨禀，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译文】儿子国藩跪禀父亲大人万福金安：闰三月十四在都门拜送父亲之后，共接到五封家信，分别是：十五日接四弟在涟滨发的信，但那是第二号，看了之后才知道第一号信已经丢失了。二十二日接到父亲在廿里铺发来的信，四月二十八日上午十点左右接到在汉口的曹颖生发来的家信，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又接到从汴梁寄来的家信，五月十五日接到父亲从长沙寄来的家信，里面有四弟的信和六弟的五篇文章。得知祖父母大人身体都好，家里老幼平安，各个弟弟读书都很发奋，并且高兴地知道父亲离京城后一路顺畅，从京城到省城，只用了三十多天，真是神速啊。儿子于闰三月十六发了第五号家信，四月十一又发了第六号，十七发了第七号，不知道家中是不是都收到了？这段时间儿子的身体很正常，每天晚上很早就睡了，早上起床也渐渐早了。只是还不能够长时间动脑思考，思考多了就会头昏，所以经常静下心来不想任何事情，让身心悠闲来加强自己的涵养，以谨守父亲关于修心养身的教诲。九弟的功课很有长进，《礼记》九本已经点完，《资治通鉴》已经看到《三国》了，《斯文精粹》诗文，已经各读了半本，诗略微有些进步，文章还没有长进。儿子也不求他很快见效。看他的领悟程度，已经有一些心得，大概是心里所想的暂时还不能够通过书写表达出来吧。甲三四月下旬开始已经能够行走，不需要别人扶着了，暂时还不能说话，没有奶吃，每天吃一顿粥两餐饭。儿媳妇的身体也很好，已经有生儿子的喜兆，婢女和仆从都还是以前的那些。今年的新进士龙翰臣考上了状元，他是前任湘乡知县见田年伯的世兄，在六个同乡中，有四个得到庶常职位，有两个被任命为知县，复试单已经在闰三月十六寄回去了，现在再寄殿试朝考的全单。同乡的京官还是那些，郑莘田补谏官的缺，已经来到京城。梅霖生的病很严重，非常让人担忧。黎樾乔老前辈那里，父亲在离开京城时没有去辞行，儿子已经代您交代过了。广东那边的事情四月十八号已经得到了捷报，现在将抄报寄回去。儿子等人在京城自己知道谨慎行事，堂上各位老人都不必挂念。家里的事，兰姐去年生了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楚善的事又是怎么成全的？希望告知儿子一下。儿子谨禀，即请母亲大人万福金安。（道光二十一年五月十八日）【解析】
在信中，曾国藩讲了一个养生的理念，那就是要早睡早起。这也是他父亲关于修身养性的教诲。他在另一封给弟弟的信中提到：“起早亦养身之法，且系保家之道，从来早起之人无不长寿。”从中医学的角度来看，清晨阳气初生，空气清新，早起活动对身体健康是极为有益的。曾氏极为重视早起，把它视为“保身保家之道”，在他以后给儿子的信中，也一再询问儿子早上什么时候起床，足见他对早起的重视程度。
常言说，早睡早起身体好。与常熬夜的人相比，早睡早起的人精神压力比较小，其精神健康程度也比较高。当然，没有事情是绝对的。早睡早起也有其不利之处。有关调查发现，经常熬夜的人记忆力会更强，思维更敏捷。《黄帝内经》中关于养生之道提出要“顺应四时”，也就是一年四季要分别对待，要顺应春夏秋冬四时的变化规律来调理身心。从这方面来说，早睡早起只适宜于秋季，春夏时节应该“晚卧早起”，冬季则要“早卧晚起”。
信中所提到的龙翰臣，名龙启瑞，是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的状元。他是清代著名的音韵学家、文学家、目录学家，也是广西桐城派五大古文家之一。此人长于书法、善画山水花鸟。但作品太过于矜持庄重，所以流传下来的很少。
龙启瑞为人一向同情农民，在任江西布政使的时候，他曾说过，“窃念粤西近日情事，如人满身疮毒，脓血所至，随即溃烂”，“草莽之间狡焉思逞者，即无事之区，亦将乘间窃发”。他认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给逼出来的，因为，从表象上看农民活不下去，除了“造反”别无出路。
道光三十年，龙启瑞的父亲去世后，龙启瑞以“丁父忧”回籍广西桂林，当时正值太平军在广西金田起义，广西巡抚邹鸣鹤奏办广西团练，龙启瑞于是“总其事”。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攻桂林，龙启瑞率团练守城顽抗。后人有说龙启瑞靠反对太平天国而升官调任，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政绩。其实，龙启瑞在任上，还是做了许多为老百姓谋利益的事的。
禀父母·痛改前非自我反省
【原文】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十月廿二，奉到手谕，敬悉一切。郑小珊处，小隙已解。男人前于过失，每自忽略，自十月以来，念念改过，虽小必惩，其详具载示弟书中。
耳鸣近日略好，然微劳即鸣。每日除应酬外，不能不略自用功，虽欲节劳，实难再节。手谕示以节劳，节欲，节饮食，谨当时时省记。
萧辛五先生处寄信，不识靠得住否？龙翰臣父子，已于十一月初一日到；布疋线索，俱已照单收到，惟茶叶尚在黄恕皆处。恕皆有信与男，本月可到也。男妇及孙男女等皆平安，余详于弟书，谨禀。（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译文】儿子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十月二十二号收到父母亲大人的手谕，已经知道一切情况了。我和郑小珊之间的一点小矛盾，现在都已经解开了。之前儿子对于自己的过失和做事不妥的地方总是容易忽略，从十月份以来，我逐渐记得提醒自己要认真改过，即使过失很小也一定要受到一些惩罚，关于详细的细节我都写在给弟弟的信里面了。所患的耳鸣最近好了一些，但是只要是有些轻微的劳累，耳鸣也就又复发了。现在每天除了一些必要的应酬之外，还不能不抽一些时间来稍微用功一些，虽然也很想多抽出一些时间来休息，少劳累一点，但是真的是再难挤出时间了。你们在来信中说要控制劳碌的时间，多休息，要控制欲望，还要控制饮食，我都会谨记在心，并经常反省。在萧辛五先生那里寄信，不知道可不可靠？龙翰臣父子两人已经于十一月初一那天到了，布疋线索之类的东西，按照单据上面所说的都收到了，只是茶叶还在黄恕皆那里。恕皆有写信给我，本月就可以收到了。儿媳妇和孙儿孙女等人都十分平安，我将详细地在给弟弟的信里讲到，谨此禀告。（道光二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解析】《左传·宣公二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曾国藩在后来的日记中写有：“我自从十月初一开始记日课，想要改过自新。反思以前与郑小珊有些矛盾，实在是一时的气忿，太不近人情了，马上想要登门谢罪。恰好初九小珊来拜寿，当天夜里我就到小珊家里和他谈了很久。十三日和陈岱云一起请小珊吃饭，从此以后所有的矛盾都解开了，我们又和好如初。”
郑小珊，曾国藩的湖南老乡，同为京官，年长曾国藩近十岁。他精通医术，常为曾国藩家人诊病，与曾国藩往来十分密切。因为一件小事，郑小珊对曾国藩口出“慢言”，也就是说了几句轻慢、不尊重的话，曾国藩与这样一个同乡兼前辈口角起来，结果产生了嫌隙。
如果是从前的曾国藩，处理这种事情估计是有嫌隙就有嫌隙，他并不怎么放在心上，也不想主动去和解。自己有过失，总是过了就忘，不会想到去认真反思一下自己的过错，并予以改正。在这之后，他逐渐开始反思，发现自己这个毛病其实非常不好。痛定思痛，他给自己总结了三个过错：一个是自以为是，一个是得意忘形，还有一个是已经得罪别人还不自知，继续辩解争论，最终导致两人闹矛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曾国藩提醒自己一定要改正这些毛病，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为此他特地上门拜访，向郑小珊道歉。郑小珊见他态度诚恳，非常感动，两人的嫌隙也就自然解开了。
君子贵在知错能改，虽然是件小事，但反映出的却是一个人的修养。所谓多说多错，为防祸从口出，曾国藩从此便定下一个原则：“戒多言，不纠缠。”不因为个别问题和意见不合就和别人争论纠缠。
信中还讲到“稍微有些劳累则会引起耳鸣”。耳鸣是一种耳部疾病，以老年人发病较多。过度疲劳、睡眠不足、情绪过于紧张都可能导致耳鸣的发生。曾国藩当时正在京城为官，是十分繁忙的。每天有许多例行的公务，官场上还有许多交往，正常的人际关系还得维持，如曾国藩自己，对京官中的同乡就了如指掌，彼此之间是经常相互往来的。在公务和交际之外，曾国藩还必须要处理家事，大大小小的事情得知晓，甚至去安排怎么做，连弟弟们的学业也要操心。在每天的应酬之外，还得抽出时间来用于读书。这么多事情，对脑力和体力的耗费可想而知，因而难免劳碌过度。他决定听取家人的劝告，也就是：“要控制劳碌的时间，多休息，要控制欲望，还要控制饮食。”这些都是劳逸结合，不可偏废的养生之道。
致诸弟·明师益友虚心请教
【原文】诸位贤弟足下：
十月廿一日接九弟在长沙所发信，内途中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廿二接九月初二日家信，欣悉以慰。
自九弟出京后，余无日不忧虑，诚恐道路变故多端，难以臆揣。及读来书，果不出吾所料，千辛万苦，始得到家，幸哉幸哉！郑伴之下不足恃，余早已知之矣。郁滋堂如此之好，余实不胜感激！在长沙时，曾未道及彭山屺。何也？又为祖母买皮袄，极好极好！可以补吾之过矣。
观四弟来信甚详，其发愤自励之志溢于行间，然必欲找馆出外，此何意也？不过谓家塾离家太近，容易耽搁，不如出外较清净耳。然出外从师，则无甚耽搁；若出外教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六弟自怨数奇，余亦深以为然。然屈于小试，辄发牢骚，吾窃笑其志之小，而所忧之不大也！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六弟屈于小试，自称数奇，余窃笑其所忧之不大也。盖人不读书则已，亦既自名曰读书人，则必从事于《大学》。《大学》之纲领有三：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毫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
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关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做官，与用牧猪奴做官何以异哉？
然则既自名为读书人，则《大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物，曰诚意。
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
吾友吴竹如格物功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先生则诚意功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年起，今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治，而著之于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兹将艮峰先生日课，抄三页付归，与诸弟看。
余自十月初一日起，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亦写楷书。冯树堂与余同日记起，亦有日课册。树堂极为虚心，爱我如兄，敬我如师，将来必有所成。
余向来有无恒之弊，自此写日课本子起，可保终身有恒矣。盖明师益友，重重夹持，能进不能退也。本欲抄余日课册付诸弟阅，因今日镜海先生来，要将本子带回去，故不及抄。十一月有折差，准抄几页付回也。
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僩，令人对之肃然；吴竹如、窦兰泉之精义，一言一事，必求至是；吴子序、邵蕙西之谈经，深思有辨；何子贞之谈字，其精妙处，无一不合，其谈诗尤最符契。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兹抄二页付回，与诸弟阅。冯树堂、陈岱云之立志，汲汲不遑，亦良友也。镜海先生，吾虽未尝执贽请业，而心已师之矣。
吾每作书与诸弟，不觉其言之长，想诸弟或厌烦难看矣。然诸弟苟有长信与我，我实乐之，如获至宝，人固各有性情也。
余自十月初一起记日课，念念欲改过自新。思从前与小珊有隙，实是一朝之忿，不近人情，即欲登门谢罪。恰好初九日小珊来拜寿，是夜余即至小珊家久谈。十三日与岱云合伙请小珊吃饭，从此欢笑如初，前隙盖释矣。
金竺虔报满用知县，现在小珊家，喉痛月余，现已全好。李笔峰在汤家如故。易莲舫要出门就馆，现亦甚用功，亦学倭艮峰者也。同乡李石梧已升山西巡抚。
两大将军皆锁拿解京治罪，拟斩监候。英夷之事，业已和抚，去银两千一百万辆，又各处让他码头五处。现在英夷已全退矣。两江总督牛鉴，亦锁解刑部治罪。
近事大略如此，容再续书。兄藩手具。（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廿六日）【译文】各位贤弟：十一月二十一日接到九弟在长沙所发的信，里面有途中的日记六页，外药子一包；二十二日又接到九月初二日的家信，知道一切情况，很是欣慰。自从九弟离开京城以后，我没有一天不担忧的，总是担心道路途中会发生什么变故，不能够预测到。等读到了来信，果然跟我想的差不多，经过千辛万苦才到家，也真算是万幸了！与郑一起同行不足以依靠，这个我是早就料到了。郁滋堂这么好，我实在是非常感激。在长沙的时候，没有提到彭山屹，是什么原因？又为祖母买了皮袄，做得非常好，这样也可以弥补的我过失了。四弟的来信非常详细，字里行间都是他发奋自立的志向，这非常好，然而必须要外出找学堂念书是为什么呢？不过是说家塾离家里太近，容易被家里的事情耽搁，不如在外面找个学堂比较清静。然而出外从师，就没什么耽搁么？若要是出外教书，则耽搁比家塾更厉害。如果能够发奋自立，那么家塾也是一样可以读书的，即使是旷野之地、热闹的场所，都可以读书，就算是在背着柴或者放着猪都能够读书；若是不能够发奋自立，则家塾不适宜读书，即使是清净之乡、神仙之境，也都不能够读书，所以又何必选择地方和选择时间呢？只需要问问自己，立的志是不是真的。六弟埋怨自己的命运不好，我也深以为然。但是在小考试上就屈服了，小试不顺利就开始发牢骚，我暗暗笑他志向怎么这么小，忧虑的事情也太小了。君子立志，需要有为民众谋福利的气量，担负起为民请命的职责，内要修到具备圣人所具备的德行，外要有建立帝王之业的雄心，然后才不至于辜负父母生养自己，不愧为天地之间一个完整的人。所以应当忧虑的事情是这样的，道德不如舜，不如周公，则是要忧虑的；德行不够，学问不够，则是要忧虑的；顽民不能够被教化，则要忧虑；蛮夷侵扰华夏不能顺从，则要忧虑；小人得志而贤能的人遭受排挤要忧虑；匹夫和匹妇没有得到自己的恩泽则要忧虑。所谓哀叹时世的艰难，怜惜百姓的疾苦，这才是君子应当忧虑的事情。至于一人的得失和一家的饥饱问题、世俗的荣誉和屈辱以及得失贵贱，君子是没有闲暇来忧虑这些事情的。六弟对小试的失利就有些屈服之意，自认为命运不佳，我笑他立志不够远大。人如果不读书则也就罢了，如果自认为是读书人，则必须要从研读《大学》开始。《大学》有三个纲领，即是明德、新民、止至善，都是我们分内应当做的事。如果读书不能够联系到我们自身，明德、新民、止至善这三项与我们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又有什么用呢？虽然可能学会了写文章和作诗，自认为学识广博，也只能算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娃而已！怎能称之为明白事理的有用之人呢？朝廷之所以以八股文取士，就是因为这样的人能代圣贤说话，也必然能够明白圣贤所言的道理，进而能像圣贤一样做事，可以身居官位为民着想，为民做事，起一个表率作用。如果说把明德和新民这些作为和自己无关的事，只能读读诗写写文章，对于加强自己的修养以及对治人之道是完全不懂，朝廷任用这种人做官，与用放猪人做官有什么差别呢？既然自认为是读书人了，则《大学》的纲领必须明白，这些都是立身之本。它的条目有八个，在我看来，它们的核心其实就是两点，即格物和诚意。格物，就是需要明白的事，也就是知识；诚意，就是执行，身体力行去做。物是指什么？就是整个事物的总体，包括本和末。身、心、意、知、家、国、天下，都是物；天地万物，都是物；日常所用以及所做的事都是物。格，就是从事物里去找寻它的道理。例如孝敬长辈侍奉亲人定期省亲，则是物；而为什么要定期省亲呢，研究这个道理的时候，这就是格物了。对兄长尊敬要跟随在兄长的后面，这是物；去思考为什么应当跟随在他后面，则是格物了。我们的心，是物；研究是什么来影响我们的心，以及更加深入地去研究省察涵养对我们心灵的影响，即是格物。我们的身体是物；弄清楚我们为什么要爱护身体的道理，以及更深入地去了解站如松坐如钟是爱护身体的，则是格物。每天看的书，每句话都是物；当读书结合实际，认真地研究里面的道理，则是格物。知道一句就实践一句，这就是实际行动了。这二者结合在一起，下学和上达都在这里。我的朋友吴竹如格物的功夫非常深厚，每一件事物都要找出它们的道理来。倭艮峰先生则是在诚意上要求非常严格，他每天都要记日记，一天之中，一念之差、一件事情有过失、说了一句话或者是沉默了一次，都要记录下来。他所记录的东西全部都用正楷字体书写，三个月订成一本册子，从己未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三十本了。他具有非常严格的“慎独”精神，即使是他一个人的时候，偶尔有些妄念或者是冲动，都会及时克制自己，并且记录下来。所以读他的书，如果将其与我们自身紧密结合起来，则每句话都是治我们身上毛病的良药，现在将艮峰先生的日记抄三页附在信后寄给各位弟弟看。我从十月初一开始，也按照艮峰的样子，每天一个想法一件事情，都写在册子上，以便于看到了就尽量克服，并且也是用楷书书写。冯树堂与我同一天开始记的，也有记日课的册子。树堂是非常虚心的一个人，像爱兄弟一样爱我，像尊敬老师一样尊敬我，将来一定会有成就的。我向来的缺点是缺乏恒心，从这次写日课本子开始，可以保持终身都有恒心了。这么多良师益友，把我重重包围在中间，只能进步不能后退的。本来想抄我的日课册子给各位弟弟看的，因为今天镜海先生来，要把我的本子带回去，所以来不及抄。十一月有信使，再抄几页附回去。我的益友，如倭艮峰心胸开阔，让人对他肃然起敬；吴竹如、窦兰泉精益求精，一句话一件事都要实事求是去追寻；吴子序、邵蕙西在谈论经书的时候思考得很深入，道理辩得很明晰；何子贞在谈文字的时候，非常精妙，没有一处不合理的，尤其是谈诗的时候跟我非常投机契合。子贞非常喜欢我的诗，所以我从十月以来，已经写了十八首诗，现在抄两页附回给各位弟弟看。冯树堂、陈岱云心怀大志，心情非常急切但是做事从容，也是良友。镜海先生，我虽然没有正式拜他为师，但是心里已经将他视为老师了。我每次写信给各位弟弟，都不觉得说得太多，我想各位弟弟也许觉得厌烦或者很难看下去。然而如果各位弟弟有长信给我，我是非常高兴的，如同获得了宝物一样，人固然是各有各的性情。我自从十月初一开始记日课，想要改过自新。反思以前与郑小珊有些矛盾，实在是一时的气忿，太不近人情了，马上想要登门谢罪。恰好初九小珊来拜寿，当天夜里我就到小珊家里和他谈了很久。十三日和陈岱云一起请小珊吃饭，从此以后所有的矛盾都解开了，我们又和好如初。金竺虔任满之后被用为知县，现在住在小珊的家里，喉咙痛了一个多月，现在已经全好。李笔峰在汤家还是同从前一样。易莲舫要外出找书馆，现在更加用功了，也是学倭艮峰。同乡李石梧已经升至山西巡抚的职位了。两大将军都被押到京城治罪，拟斩监候。英国蛮夷的事情，已经和平安抚下来了，给他们银两两千一百万两，另外还割让五处码头。现在英国蛮夷已经全部撤退了。两江总督牛鉴，也押到刑部治罪。最近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容我以后再继续写信告知。哥哥国藩亲笔书信。（道光二十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解析】
这是曾国藩与诸弟谈论为学之道的一封信，信中对于四弟曾国潢执意要外出求学读书的想法，曾国藩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在曾国藩看来，读书人首要的是立志，一个人如果有了真正的志向，那么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什么环境，都能够去潜心学习，如果说要选好的时机和舒适的环境才能实现自己的志向，则要反思这个志向是不是真的了。
很显然，这是用了双重标准。他本人也是非常重视学习环境的，这在多封家书中都曾经提到过，甚至在这封信的末尾还说了良师益友不可或缺。之所以这样对待四弟，也许是因为他看不到四弟身上有什么过人的才华，又或者是质疑他是否真正的立志读书。正所谓知子莫若父，知弟莫如兄。曾国藩的四弟在家守着田产房屋，从未见过他有什么显赫的事迹，可知即使在曾家众兄弟之中，这位四弟也只能算是才能平庸的人。
不过年已二十二岁的曾家老四，并不安心在家过着一边教书一边攻读的日子，只想到外面找一个学馆，理由是外馆清净，家塾为杂事耽搁。曾国藩对自己这个四弟非常了解，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能安居清净的人，所谓“清净”一说，只是在为自己功名未中而找的借口。作为大哥的曾国藩，在家信中断然制止了他的躁动。这位曾家老四后来遵循兄长的教诲，安居家中，教育子侄，协助父亲与叔父管理家务。曾家的大事小情，如祖父母和父母的赡养安葬，及建祠修房，与地方打交道等，都是他主持操办。井然有序，虽然没有其兄弟们威风显赫，但在其家乡也坐了个士绅首领的位置，死后诰封为通议大夫、建威将军，也算是风光了。
曾国藩对六弟曾国华因“小试的失利就有屈服之意，自认为命运不佳，我笑他立志不够远大”。曾国藩强调读书人要立志高远，要为国为民，若只是想到一己之利，则根本不能算是立志。于是劝六弟好好学习儒家经典《大学》。这本书着重阐述的是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治乱的关系，其中以“修身”为是最根本要义。曾国藩认为，一个读书人如果把“明德”和“亲民”作为和自己无关的事，不加强自己的修养以及学会治人之道，则只能读读诗、写写文章，朝廷任用这种人做官，与用放猪人做官毫无差别。
信中提到的“镜海先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在鸦片战争时，唐鉴曾上疏弹劾琦善、耆英等误国而“直声震天下”。当时曾国藩认识到自己的毛病在于散漫无恒，于是虚心向这位众所公认的大学者请教。唐鉴向曾国藩推荐倭艮峰“用功最笃实”，尤其称赞其坚持每天做“札记”的自省修养工夫。这位倭艮峰是道光九年（1829年）的进士，同治帝之师。曾任工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其哲学思想的基本概念是：“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
倭艮峰根据自己多年来的修身经验，教曾国藩写日课，“当即写，不宜再因循”。曾国藩也“亦照艮峰样，每日一念一事，皆写之于册，以便触目克治”。曾国藩还把自己的日课册送给倭艮峰批阅指教，倭艮峰毫不客气地要他“扫除一切，须另换一个人”，曾国藩“读之悚然汗下”，以此为“药石之言”，在写给弟弟的信中称：“余之益友，如倭艮峰之瑟僴，令人对之肃然。”不过这位倭公思想保守落后，同治年间成为顽固派的首领。他反对同文馆内增设天文算学馆，又长期反对清政府兴办洋务，这与主张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改革图变的曾国藩是格格不入的。
禀父母·劝弟勿夜郎自大
【原文】男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
六月廿三日，男发第七号信交折差，七月初一日发第八号交王仕四手，不知已收到否？
六月廿日，接六弟五月十二书，七月十六接四弟九弟五月廿九日书。皆言忙迫之至，寥寥数语，字迹潦草，即县试案首前列，皆不写出。同乡有同日接信者，即考古老先生，皆已详载。同一折差也，各家发信，迟十余日而从容；诸弟发信，早十余日而忙迫，何也？且次次忙迫，无一次从容者，又何也？
男等在京，大小平安。同乡诸家皆好；惟汤海秋于七月八日得病，初九日未刻即逝。六月廿八考教习，冯树堂、郭筠仙、朱啸山皆取。湖南今年考差，仅何子贞得差，余皆未放，惟陈岱云光景最苦，男因去年之病，反以不放为乐。
王仕四已善为遣回。率五大约在粮船回，现尚未定。渠身体平安，二妹不必挂心。叔父之病，男累求详信直告，至今未得，实不放心。甲三读《尔雅》，每日二十余字，颇肯率教。
六弟今年正月信，欲从罗维山处附课，男甚喜之！后来信绝不提及，不知何故？所付来京之文，殊不甚好，在省读书二年，不见长进，男心实忧之，而无论如何，只恨男不善教诲而已。大抵第一要除骄傲气习，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四弟九弟虽不长进，亦不自满，求大人教六弟，总期不自满足为要。余俟续陈。男谨禀。（道光二十四年七月廿日）【译文】儿子国藩跪禀父母亲大人万福金安：六月二十三我发第七号家信，是由信使送出的，七月初一发第八号家信交到王仕四手里，不知道都收到没有。六月二十日收到六弟五月二十寄来的信，七月十六接到四弟和九弟五月二十九寄来的信。他们都说十分忙碌，信中只简单说了一些情况，字迹都很潦草，连县试中头几名的人员名称都没有写在信里告知于我。同乡的考古老先生同一天收到信的，他们收到的信里都有详细的记录。同一个信差，大家都发来了信，别人家里迟到了十多天，都还从容不迫地详细介绍了近日的情况，各位弟弟的信，比别人早十多天，但却显得十分忙碌，这是为什么呢？并且每次都说十分忙碌，没有一次很从容的，又为什么？儿子等人在京城，大人小孩都很平安，各位同乡家里也都好，只是汤海秋在七月八日得病，初九的未刻就去世了。六月二十八考教习，冯树堂、郭筠仙、朱啸山都考取了。湖南今年通过考试定差事，只有何子贞一个人得到了一份差事，其余的都没有外放到其他地方，只有陈岱云的情形最苦，儿子我因为去年的病，反而觉得没有外放是件很高兴的事。王仕四已经妥善地被安排遣送回去。率五大概是乘粮船回去，具体的现在还没有定下来。他身体很好，叫二妹不需要担心挂念。叔父的病，儿子多次请求希望能够来信将详细情况告诉我，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详细的信息，实在是放心不下。甲三读《尔雅》，每天读二十多个字，还挺能接受教育的。六弟今年正月来信说想到罗维山那里去听课，儿子感到非常高兴！但是后来的信里面就再没有提到这件事了，不知道是什么缘故？附在信里寄到京城给我的文章，都不是很好，在省城读书两年了，没有看到什么长进，儿子实在是很担心的，但是不管怎样，都是怪我不善于教诲。大抵第一点就是要抛除掉骄傲的习惯，腹中没有多少学问，但是却夜郎自大，自认为很了不起，这最容易坏事。四弟和九弟虽然也没什么长进，但是也不自满，请求父母大人要教诲六弟不要太容易自我满足，其余的事情下次再继续陈述。儿子谨禀。（道光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解析】
有“湘中一代宗师”之称的罗泽南是湖南省双峰县人。二十三岁就读双峰书院，三十三岁以长沙府第一名中秀才，以冠军入湘乡县学。因仕途坎坷，归家设馆教书。他所教授的内容与方法别具一格，不仅应举业，而且授之以“六艺”和经世致用之学，既习文，又习武，因此学子云集。他先后培养的王錱、李续宾、曾国荃、曾国葆等高足后来大多成为湘军名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书生领兵”的一大景观。曾国藩为其所作墓志铭中称：“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尽管公务繁忙，诸事缠身，但是他仍然坚持读书，记录读书心得，不断地与诸位好友以及弟弟们交流。他十分关注几位弟弟的学业，在他的家书里，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围绕诸位弟弟学业的，强调读书是为了自我完善，增进修养，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更有见识的人。
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曾在罗泽南门下读书，这位曾家老六在诸弟中虽是有些才气，但自小心高气傲，目空一切。前一段日子曾国藩见其文章没多少进步，傲气倒是添了许多。于是在家书中表达了对六弟学无长进的感慨，也表达了对弟弟骄傲自大的担忧。曾国藩认为，人必须学会谦虚谨慎，不可以自满。学识不行可以提高，但品性不行则贻害无穷。于是在信中引用了“夜郎自大”这个家喻户晓的成语来告诫六弟，一定要改掉骄傲自大的毛病。
致诸弟·劝弟谨记进德修业
【原文】四位老弟左右：
昨廿七日接信，快畅之至，以信多而处处详明也。四弟七夕诗甚佳，已详批诗后；从此多作诗亦甚好，但须有志有恒，乃有成就耳。
余于诗亦有工夫，恨当世无韩昌黎及苏黄一辈人，可与发吾狂言者。但人事太多，故不常作诗；用心思索，则无时敢忘之耳。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昔某官有一门生为本省学政，托以两孙，当面拜为门生。后其两孙岁考临场大病，科考丁艰，竟不入学。数年后两孙乃皆入，其长者仍得两榜。此可见早迟之际，时刻皆有前定，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万不可稍生妄想。六弟天分较诸弟更高，今年受黜，未免愤怨，然及此正可困心横虑，大加卧薪尝胆之功，切不可因愤废学。
九弟劝我治家之法，甚有道理，喜甚慰甚！自荆七遣去之后，家中亦甚整齐，待率五归家便知。书曰：“非知之艰，行之维艰。”九弟所言之理，亦我所深知者，但不能庄严威厉，使人望若神明耳。自此后当以九弟言书诸神，而刻刻警醒。
季弟天性笃厚，诚如四弟所云“乐何如之”。求我示读书之法，及进德之道，另纸开示，余不具。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八月廿九日）【译文】四位老弟：昨天（即二十七日）接到来信，感觉非常畅快，因为你们的来信很多，且个个都把事情说得很清楚。四弟七夕的诗写得很好，详细的评注已经写在诗的后面了。此后多作诗是很好的，但必须有恒心，一直坚持，才能够有所成就。我在诗这一方面也是下了很多功夫的，只可惜当今世上已经没有韩愈和苏轼以及黄庭坚等诗作大家和文豪，如果有这样的人，就能引起我发表狂言了。因为我这边应酬太多，所以也不常作诗，但是要用心思索，这一点是时刻都不敢忘的。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说，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是靠得住的。进德，是指对父母等长辈要有孝敬之心，对兄弟手足要有友爱之心，对朋友他人要有仁义之心；修业，就是指读书、作诗、写文章的本领。这两者都是取决于我们自己，可以由我们自己做主的。得到一尺，这一尺就属于我们自己；得到一寸，则这一寸属于我们自己。今天在德行上提高了一分，就相当于积了一升谷子；明天在学业上进了一步，则又算多剩下了一文钱；德和业一起进步了，则家业也就慢慢兴旺起来了。至于功名富贵之类的，那些都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是丝毫不由我们自己做主的。曾经有一位官员，他有一个门生为本省学政，就把自己的两个孙子托付给他，当面拜为门生。但他的两个孙子却在临近岁考的时候大病一场，科考的时候又遇到父母去世，这样一耽搁，竟然不能入学。几年以后，两个孙子才都入了学，大点的孙子仍旧中了两榜。这个事例可以说明，入学早一点或者迟一点都是命中注定的事情，努力是我们自己的事情，但是能不能成则要看老天的安排，千万不能自己妄想。六弟的天分要比其他几位弟弟更高一些，今年考试没有考取，难免会产生气愤和埋怨的心理，然而既然情况已经这样了，则要更加仔细地去衡量一下自己，要以卧薪尝胆的精神继续加深功力，千万不能因为气愤就荒废了学业。九弟劝我治家的方法，非常有道理，我非常开心也非常欣慰！自从荆七被派遣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都很好，待率五回去你们就知道详细情况了。《尚书》说，“知道一个道理不难，但是将知道的道理真正实践起来就比较难了”。九弟说的道理，我也是早就深深知道的，但是做人不能过于严肃，让人看见就像对着神明一样。今后一定把九弟的批评当座右铭，时刻警惕反省自己。季弟天性笃厚，正像四弟说他“整天都乐呵呵的”。让我指示读书的方法和加深德行修养的途径，我再另外写出来，其他的暂时不多说，国藩手书。（道光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解析】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官位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却对压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大加贬损，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进德与修业。《周易·乾》中讲：“君子进德修业。”进德就是提升德行修养，修业就是提升才能事业，也就是说君子要有德有才，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二者有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曾国藩认为，修身立德的学问都在孔、孟的书中，而经世济人、治理国家的才能则在《史记》、《资治通鉴》这一类史书中，说到底，进德修业的办法只能通过努力学习。
即使是帝王将相，在教育子女问题上，也是首先重视教其如何做人。明太祖朱元璋在教育子女时，就特别注重品德的教育，他经常训诫儿子进德修业的道理。他说：“进德，即进益道德；修业，即修营功业。古代的君子，德充于内，又见于外，故器识高明，善道日多，恶行邪僻皆避之。己修道已成，必能服人，贤者集拢于你的周围，不肖者远避。能进德修业，则天下必治，否则必败。”为了使诸子做到“进德修业”，朱元璋聘请各地名师，精选经典著作，对他们进行严格的“德行”教育。他要求这些老师：“好师傅要做出榜样来，以德教人。我的儿子将来是要治理国事的，教的方法，最重要的是要正心。正了心，什么事都可办好，正不了心，各种私欲便会趁虚而入。”
清朝康熙帝对于子女的“德业”教育也是十分地严格。康熙共有35个儿子、20个女儿，孙子辈则有97个。除了言传身教外，他聘请老师，让子女们学习各种儒家经典。皇子皇孙读书的地方叫“上书房”，每天要从早上3点到5点，皇子皇孙就要到书房复习头一天的功课，5点到7点，老师们教授新课。此后，康熙如有时间，就会来看看皇子皇孙的背书情况。之后，皇子们还要学习书法、练习武艺等。不论寒暑，皆是如此。在如此严格的教育下，康熙的皇子皇孙礼敬老师，为人谦和有礼，分别在政治、文化、艺术等方面显出了才能，当中没有一个纨绔子弟。
曾国藩把读书看作提高个人修养的基本要求，将“敬德修业”作为自己进步的基础。对于读书的目的，曾国藩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表示读书是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明理的君子，从而使自己成为“贤人”“君子”，以至达到“圣人”的境界。同时他又推崇陈亮“经世致用”的治学观点，认为读书也要讲求实际，大则可以报国为民，小则可修身谋生。正是凭着“敬德修业”的自我勉励，曾国藩才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使他从湘军首领成为了“中兴名臣”。
致诸弟·劝弟切勿恃才傲物
【原文】四位老弟足下：
前次回信内有四弟诗，想已收到。九月家信有送率五诗五首，想已阅过。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丑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诸弟平日皆恂恂退让，弟累年小试不售，恐因愤激之久，致生骄惰之气，故特作书戒之。务望细思吾言而深省焉，幸甚幸甚！国藩手草。（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廿一日）【译文】四位老弟：上一次的回信里面有四弟的诗，想必已经收到了。九月的家信里有五首诗送给率五的，应该也已经看过了。我们为学之人，最需要虚心。常常看见朋友中一些天资很不错的人，却往往仗着自己有才能而看不起别人。见到乡墨就骂乡墨不通，见了会墨又骂会墨不通，骂完了房官骂主考，没有进入学院的人则骂学院。平心而论，他们所作的诗文，实在是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不仅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而且还有不如别人的地方。这都是因为这些人不肯反思，从自己身上找出原因所在，所以认为都是别人的错，既怪罪考官，又怪罪那些一同考试而被先录取的人。傲气一旦生成，最终就很难长进，所以造成了一生潦倒，再也没有一寸长进了。我生平考科名的时候很是顺利，只有小考的时候是考了七次才考上。然而每次没有考中名次，从不敢说一句怨言，只是深深为自己考场上写的诗文太差劲而感到惭愧，到现在想起来还如芒刺在背。当时连句怨言都不敢说的详细情形，各位弟弟问问父亲、叔父以及朱尧阶就知道了。在科举考试的考场上，只有文章写得不好但是被侥幸录取的人，绝对不会有文章写得非常好却被埋没的人才，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三房的十四叔并不是读书不够勤奋，只是因为太傲气，自满自足，所以不能够有所成就。在京城里也有很多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见了他们，只是发一声冷笑而已。也有一些当今名士，他们看不起科举，视科举为粪土，要么喜欢作古诗文，要么喜欢作考据，又或者喜欢谈论理学，嚣张地叫嚣着，以为自己可以压倒一切。但在有见识的人看来，他们所成就的也没多少东西，也只是冷笑一声罢了。所以我们做学问，要努力克服傲气，不能自满，不要成为别人的笑柄，这样才能够有所进步。各位弟弟平常为人谦虚谨慎，却多年小试不能够考中，我担心因为激愤比较久，会导致骄惰之气，产生懈怠情绪，所以特别写信告诫你们，一定要仔细思索我所说的话而进行一些反省，那就非常庆幸了。国藩手书。（道光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解析】
南北朝时，南朝梁国有个吏部尚书叫萧子显，他的学问很好，然而自负才气，很少有他看得上的人，平常见到各级的官员，从不答言，只举扇一挥而已。可皇上却非常敬重他。萧子显四十九岁那年不幸染病身亡，简文帝对他评价甚高，下令为他举哀。将要入葬了，萧家请求谥号，简文帝手诏“恃才傲物，宜谥曰‘骄’”。“恃才傲物”这四个字就是梁简文帝对萧子显的评价，主要是赞美他才学之高尚。不过后来这个成语已成了贬义词，用于指自负其才而傲慢。曾国藩这封家书，主要是劝诸弟做学问务必要谦虚谨慎，不能过于自满，万万不可自高自大，恃才傲物，妄加评价和嘲笑别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为了使弟弟们明白这个道理，曾国藩在信中结合自己的经历，从正反两个方面告诫弟弟们要力除傲气，虚心进学。他说，我们研究学问最要虚心。我常看见朋友中有许多有才华的人，往往倚仗自己的才能傲视一切，动不动就说别人不如自己。平心而论，他们自己所做的诗或文，实在也没有什么超人之处，不仅没有超过别人的地方，而且还有不如别人的地方。只是因为他不肯反过来检点自己，便觉得别人不行。这样的人当然不能进步，所以只能是潦倒一生。
曾国藩一生的成就得益于他虚心求学的态度，刚进入翰林院时，他结识了一位人生中的贵人唐鉴。唐鉴是曾国藩的湖南同乡，也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唐鉴在从江宁藩司调京任太常寺卿的时候，道光皇帝曾经在乾清门接见他，当时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就侍奉在道光皇帝的旁边。道光皇帝对唐鉴治朱子之学的成就极为赞赏，对他能按“圣学”的教导努力躬行尤其称道，说他是朝廷官员的楷模。因此，曾国藩对唐鉴非常羡慕和敬佩，于是以弟子的身份主动到唐鉴家拜访，恭恭敬敬地当面向他请教读书修身之道。当时的唐鉴已经年过花甲，看到曾国藩这位同乡后辈能够如此谦恭好学，很是高兴。他对曾国藩更是一见如故，悉心指教，曾国藩因此受益匪浅。
历史上大多博学之士都是十分谦虚的，齐白石在70多岁的时候，对人说：“我才知道，自己不会画画。”巴金也曾经说过“我不会写作”这类的话。古希腊哲学家芝诺说，就像大圆的圆周比小圆的圆周大，掌握知识较多的人比知识较少的人所接触到的无知范围要大，所以知识越多的人越会感到自己不懂的东西很多，也就越虚心。
孔子有句名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直白地去理解就是，三个人一起走路，其中一定有一个人可以做我的老师。身为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儒家创始人，尚且如此虚心好学，正是拥有这种虚怀若谷的精神，才拥有了无人企及的智慧，也才拥有了后世对他的异常尊敬。
致诸弟·宜力除牢骚
【原文】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弟足下：
日来京寓大小平安，癣疾又已微发，幸不为害，听之而已。
湖南榜发，吾邑竟不中一人。沅弟书中，言温弟之文，典丽鹬皇，亦尔被抑，不知我诸弟中未来科名，究竟何如？以祖宗之积累，及父亲叔父之居心立行，则诸弟应可多食厥报。以诸弟之年华正盛，即稍迟一科，亦未遂为过时。特兄自近年以来，事务日多，精神日耗，常常望诸弟有继起者，长住京城，为我助一臂之力。且望诸弟分此重任，余亦欲稍稍息肩，乃不得一售，使我中心无倚。
盖植弟今年一病，百事荒废，场中之患目疾，自难见长。温弟天分，本甲于诸弟，惟牢骚太多，性情太懒，前在京华，不好看书，又不作文，余即心甚忧之。近闻还家后，亦复牢骚如常，或数月不搦管为文。吾家之无人继起，诸弟犹可稍宽其责，温弟则实自弃，不可尽诿其咎于命运。吾尝见朋友不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如吴枟台、凌荻舟之流，指不胜屈。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感应之理，自然随之。温弟所处，乃读书人中最顺之境，乃动则怨尤满腹，百不如意，实我之所不解。以后务宜力除此病，以吴枟台、凌荻舟为眼前之大戒。凡遇牢骚欲发之时，则反躬自思，吾果有何不足，而蓄此不平之气，猛然内省，决然去之。不惟平心谦抑，可以早得科名，亦一养此和气，可以稍减病患。万望温弟再三细想，勿以吾言为老生常谈，不直一哂也。
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有旨命其署江西巡抚，余署刑部，恐须至明年乃能交卸。袁漱六昨又生一女，凡四女，已殇其二，又丧其兄，又丧其弟，又一差不得，甚矣穷翰林之难当也！黄麓西由江苏引入京，迥非昔日初中进士时气象，居然有经济才。王衡臣于闰月初九引见，以知县用，后于月底搬寓下洼一庙中，竟于九月初二夜无故遽卒。先夕与同寓文任吾谈至二更，次早饭时，讶其不起，开门视之，则已死矣。死生之理，善人之报，竟不可解。
邑中劝捐，弥补亏空之事，余前己有信言之。万不可勉强勒派。我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片包解。其实当征之时，是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也。
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之事，一破从前包征包解之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即见制台留朱公，亦造福一邑不小，诸弟皆宜极力助父大人办成此事。惟损银弥亏，则不宜操之太急，须人人愿捐乃可。若稍有勒派，则好义之事，反为厉民之举，将来或翻为书吏所藉口，必且串通劣绅，仍还包征包解之故智，万不可不预防也。
梁侍御处银二百，月内必送去，凌宅之二百，亦已兑去。公车来，兑六七十金，为送亲族之用，亦必不可缓，但京寓近极艰窘，此外不可再兑也。邑令既与我家商办公事，自不能不往还，然诸弟苟可得已，即不宜常常入署。陶、李二处，容当为书。本邑亦难保无假名请托者，澄弟宜预告之。
书不详尽，余俟续写。国藩手草。（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译文】澄侯、温甫、子植、季洪四位弟弟：近来京城大小平安。我的癣疾又开始有些发作，好在不是很严重，就随它去了。湖南的榜已经发了，我们县竟然没有一个人上榜。沅弟的来信中说温弟的文章典雅大气，也被压抑住，不知道各位弟弟里将来的科名究竟会怎样？以祖宗所积累的德行以及父亲叔父都居心立行，各位弟弟应该可以多承受一些磨难。各位弟弟还是年华正盛的时候，即使是稍迟一次科举，也不会太晚的。只是为兄近年以来，事务越来越多，精神也慢慢耗掉，常常希望各位弟弟中能够有继起之人，可以常住在京城里，为我助一臂之力；并且希望各位弟弟能分此重任，我也想稍微歇息歇息，但这个愿望却不能够及早实现，使我心里觉得没什么依靠。植弟今年一病，什么事情都荒废了，加上又患上了眼疾，自然难以看到有什么长进。温弟的天分本是比其他各位弟弟要高的，只是牢骚太多，性情太懒惰，之前在京时不喜欢看书，又不写文章，我心里特别为他着急。近来听说他回家以后，也还是像以前一样牢骚满腹，要么就是几个月不好好写文章。我们家里没有继起的人，各位弟弟都可以稍微免去一些责任，而温弟则实在是属于自己放弃，不能够将责任全部归咎于命运。我常常见到朋友里面牢骚比较多的人，他们后来必定会遇到很多坎坷，比如吴枟台、凌荻舟之类的，数都数不完。无缘无故就去怨天，则天也不允许；没什么缘故就怨人，那么人也是不服的。感应这回事，顺其自然就好。温弟所处的环境，是最适合读书人的环境，却动不动就满腹埋怨，这也不如意、那也不如意，我实在是不能够理解。以后务必要尽力克服这个毛病，以吴枟台、凌荻舟等人为戒。一旦遇到想要发牢骚的时候，就要自己反思一下，到底自己有哪些地方不足，才导致有这么多不平之气呢？猛然内省，坚决把那些不足去掉。心态平和谦抑，不仅可以早日取得科名，还可以用这种养气的方法消减病患。万分希望温弟再三仔细地想一想，不要认为我的话是老生常谈，不值得听。王晓林先生在江西为钦差，昨天有旨，命他为江西巡抚。我主理刑部，恐怕要到明年才能交卸。袁漱六昨天又生了一个女儿，总共四个女儿中有两个已经去世了，哥哥和弟弟也相继去世了，并且一个差事都没有，真是穷翰林难当啊。黄麓西由江苏被引荐到京城，远远不像当初刚刚中进士的样子，居然很有经济才能。王衡臣在闰月初九被引荐，被任命为知县，之后在月底的时候搬家到下洼一个庙里，竟然在九月初二的夜里无缘无故死掉了。前一天晚上还与在同一个寓所里居住的文任吾谈话到二更的时候，第二天早饭的时候没见到他人，大家正惊讶他怎么还没起床，开门一看才发现他已经死了。死生的道理，好人的这种报应，真是不可理解。家乡县里劝捐以弥补亏空这件事，我之前也有信说到过，万万不可以强制勒令分派。我们县的亏空，一半是亏空在官员身上，一半是亏空在书吏的身上，而百姓则是无辜的。历来书吏们中饱私囊，都是上面吃官，下面吃民。名义上虽然是包征包解，但是实际在征缴之时，都是把百姓当作鱼肉来吃的；当解送的时候，又当官员们是野鸡而糊弄他们。官员从书吏手里要钱粮的时候，犹如在虎狼口里抢食一样，不管怎样求，他终究是不肯吐出来；所以才导致积成巨大的亏空，这亏空并不是由百姓造成的，也不是被官员们侵吞了。今年父亲大人议定粮饷的事情，破除了从前包征包解的陋习，实在是官民两利，唯一没能惠及到的，只是那些书吏。就是见制台留朱公这件事，也为那个地方造福不小。各位弟弟都应当全力协助父亲大人把这件事顺利办成。只是捐银两弥补亏空这件事，不宜操之过急，需要每个人自愿认捐才行，如果稍微有些强行分派，则本来是好事反而会发展成为剥削百姓的事情，将来如果演变成为书吏们的借口，并且与一些恶劣的乡绅串通，结果还是回到了原来包征包解的旧路上去，千万不可不早为防备。梁侍御那里的二百两银子，这个月之内必须送去。凌宅的二百两，也已经兑换去了。公车来，兑了六七十两金子，用来送亲族之用，也不能再延缓了。但是我们在京城这边已经很艰苦窘迫，除上述那些之外，再也不能兑了。县令既然来到我家里商办公事，自然也不能不相互来往，然而各位弟弟若是得到了差事，也不适合经常在官署出入。陶、李两处，容我再写信过去。本县里也难免有假借他人之名来请托的，有这种事澄弟最好要事先告诉我。信里面难以写得详尽，其他的事下次写信再说。兄国藩手书。（咸丰元年九月初五日）【解析】
在这年的科考中，全县居然没有一个人上榜，曾家老六的文章典雅大气，也被压住，他因没有考中而自暴自弃，牢骚满腹，责怪命运。为此，曾国藩劝诸弟要力除牢骚，静思己过，凡事从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要总是怨天尤人。他耐心地劝导说，“吾尝见朋友中牢骚太甚者，其后必多抑塞”。只知道发牢骚，到最后不但自己不会进步，往往在各方面都会受到压抑。
发牢骚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往往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因为无论抱怨什么，它都传递着一种负面的情绪，这种情绪破坏了友情，破坏了周边的氛围。对于自身来说，经常发牢骚对身体的健康也是十分有害的，心中没有了和气，积压的全是怨气，心情自然不会舒畅，更不会把力量和精神用在反省和奋斗上面，学业和事业最终会因停滞而荒废。可以说，发牢骚这种恶习，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是有害无益。
古代有个叫乔龟年的人，他很有孝心，尽量赡养他的老母亲，但是他们家很穷，他只能以替别人写字为生，收入微薄，不能够让老母亲吃得更好一些、穿得更好一些。他很难过，总是埋怨因为他太穷了，否则一定能够让母亲过得更好些。有一天他在井边打水，想起没有更多的钱让母亲吃得更好，不觉落下泪来。他的孝心感动了上天，让他从井里捞出一些银子，好好孝敬母亲。乔龟年捞出这些银子后，让母亲好吃好喝了几年。几年之后，他母亲去世了，银子也花完了，他又陷入了贫困之中。面对自己的窘境，乔龟年又到井边哭泣，抱怨家穷，这一次老天没有再伸出援助之手，反而因为他总是抱怨，决定以后再也不帮助他了。就这样，他下半辈子就在穷困中潦倒而死。
其实乔龟年那么一个断文识字的人，怎么至于连一个老母亲都不能养活呢？孝心是好，但孝心不仅仅是挂在嘴边，而是要落实到行动上。可他除了给人写写字之外，从来没有想过尝试其他的途径来解决自己的贫穷，他所做的只是埋怨而已。在上天帮助他一次之后，他也只是坐吃山空，从没想过让自己有更多的谋生技能。钱花完之后，他仍然没有本领赚取更多的钱，还是只有埋怨的本领，最后因为埋怨，连老天也不肯再帮他了。这个故事印证了“自助者人助之，怨人者天亦怨之”的道理，也正如曾国藩所说：“盖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所以，成大事者，切记务必要力除发牢骚的恶习。
鲁迅曾经说过“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不满与安于现状相比，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的。但仅仅是情绪上的不满和埋怨是不够的，必须从思想上进行升华，把牢骚中的不满转化为激励自己“向上的车轮”。曾国藩一生在官场上遇到的委屈和不平太多了，如果他以牢骚相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曾国藩了。为此他总结出了一套“悔字诀”，把“无论何时何事，决不怨天尤人”作为自己人生最为重要的一条修养准则。
致四弟·不宜露头角于外
【原文】澄侯四弟左右：
顷接来缄，又得所寄吉安一缄，具悉一切。朱太守来我县，王、刘、蒋、唐往陪，而弟不往，宜其见怪。嗣后弟于县城、省城，均不宜多去。处兹大乱未平之际，惟当藏身匿变，不可稍露圭角于外，至要至要！吾年来饱阅世态，实畏宦途风波之险，常思及早抽身，以免咎戾。家中一切，有关系衙门者，以不兴闻为妙。（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译文】澄侯四弟：刚接到来信，又接到寄到吉安的一封信，现在已经知道了具体的一切。朱太守来到我们县，王、刘、蒋、唐都去陪同了，而弟弟没有去，也难怪他会见怪于你。以后对于县城、省城，弟弟都不宜多去。现在正处于大乱未平的时候，应当要藏身匿迹，稍微将头角露一点在外面都不可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些年来看透了各种世态，实在是害怕官场的各种风波和凶险，经常想要及早抽身脱离官场，以免稍不小心就会惹出祸端。家里一切与衙门有关的事，都以不参与为好。（咸丰六年九月初十日）【解析】“高调做事，低调做人。”这是曾国藩为人处事的一贯准则。
这封写给四弟的家书简洁明了，主题就一个：“不宜露头角于外”，不做出头之人，这是典型的中庸之道。这封家书的写作背景是咸丰六年（1856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过去十六年了，当时的清朝一片乌烟瘴气，官场黑暗，百姓疾苦，内忧外患都比较严重。不久咸丰帝病逝，慈禧趁机联合奕发动宫廷政变，夺得政权，从此垂帘听政，清朝政治更加腐败无能，政权逐渐开始向外国侵略者妥协，爱国人士和民众遭到排挤，在这种动荡的情况下，个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
身处官场多年的曾国藩深知宦海险恶，连他自己都希望能及早抽身，以免不测。同时，也希望家人避开官场，避免招灾惹祸。最安全的方式，莫过于将自己隐藏于众人之中，这样才不至于有危险发生。但现实中很难做到这一点，因为官场和军营对他的诸弟们的诱惑力实在是太大了，眼看大哥在外面叱咤风云，当小弟的又怎能甘心在家当个小农夫呢？当时老六、老九都不甘寂寞，各自招兵买马，先后成为了曾国藩的偏师。曾国藩虽然并不希望自己的诸弟投笔从戎，但诸弟一旦下定决心要走这条道，他还是欢迎的，因为这可以壮大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像他这种自募成军的统帅，更是时时要防止部下拥兵自重，掌握在自己胞弟手中的军队，相对来说可以放心一些，所以六弟和九弟组军之后，曾国藩对这两支军队还是刻意培养的。
但这位四弟本身没什么本领，只是借他的名气充当了家乡士绅的首领、游走于官府衙门之间，这却是曾国藩所不能不加以劝止的。因为这事做得好时还没什么，一旦做得不好，舆论马上就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可以说是有害无益。但曾国藩又要顾及四弟的面子和自尊，不便明言，只好拿自己说事，说：“现在正处于大乱未平的时候，应当要藏身匿变，稍微将头角露一点在外面都不可以，这点非常非常重要！我这些年来看透了各种世态，实在是害怕官场的各种风波和凶险，经常想要及早抽身脱离官场，以免稍不小心就会惹出祸端。”最后才捎上一句：“家里一切与衙门有关系的方面，都最好不要参与和过问。”
俗语说，“枪打出头鸟”，意思是凡事不可招摇，不要做出头之人，曾国藩一直恪守“低调做人”的准则。道光年间，他官运亨通，连连升官，直到官至二品。尽管官位越来越高，但他的日常出行规格却一直没变，仍然乘坐原来的蓝轿。在当时，三品以上官员是可以乘坐绿轿的，三品以下则必须是蓝轿。蓝轿是由四人抬，而绿轿则是八人抬，从而显示身份的差别。曾国藩则不在乎这些虚荣，坚持乘坐蓝轿，并且能省的时候还尽量省去。低调是一种智商高的表现，正是由于曾国藩懂得这一点，才得以使他在鱼龙混杂的官场纵横几十年，最终官至一品，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虽功高盖世，却能安然得以善终。
致九弟·宜息心忍耐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申刻代一自县归，接弟手书，具审一切。
十三日未刻文辅卿来家，病势甚重，自醴陵带一医生偕行，似是瘟疫之证，两耳已聋，昏迷不醒，间作谵语，皆惦记营中。余将弟已赴营，省城可筹半饷等事，告之四五次，渠已醒悟，且有喜色。因嘱其静心养病，不必挂念营务，余代为函告南省江省等语，渠亦即放心。十四日由我家雇夫送之还家矣。若调理得宜，半月当可痊愈，复原则尚不易易。
陈伯符十二日来我家，渠因负疚在身，不敢出外酬应，欲来乡为避地计。黄子春官声极好，听讼勤明，人皆畏之。
弟到省之期，计在二十日，余日内甚望弟信，不知金八佑九，何以无一人归来，岂因饷来未定，不遽遣使归与？弟性褊急似余，恐拂郁或生肝疾，幸息心忍耐为要！
兹趁便寄一缄托黄宅转遁，弟接到后，望专人送信一次，以慰悬悬。
家中大小平安，诸小儿读书，余自能一一检点，弟不必挂心。（咸丰七年九月廿二日）【译文】沅甫九弟：十二日那天申刻（下午四点左右），代一从县里回来，捎来了弟弟的手书，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一切事情。十三日那天未刻（下午两点左右），文辅卿来家，病势非常严重，从醴陵带了一个医生一起同行，看上去像是瘟疫之症，两只耳朵已经聋掉了，整个人昏迷不醒，偶尔还胡言乱语，全都是惦记军营中的事情。我将弟弟已经到达营里，省城可以筹到一半的军饷等事情，跟他讲了四五次，现在他已经醒了，并且脸上露出了喜色。因此我嘱咐他要静下心来养病，营务方面的事情不必挂念，我代他写函告知南省江省目前的状况，他也就放心了。十四日那天我雇了车夫将他送回了家。如果调理得法，估计半个月左右就应该可以痊愈，但是如果要完全复原，暂时还不太容易。陈伯符十二日那天来我家，因为他负疚在身，所以不敢外出应酬，想要来乡里暂时避一避。黄子春在官场的名声非常好，他办理各种诉讼案件既勤政又明断，所以人们都有些畏惧他。弟弟到省城的日期，按计划算来应该是在二十日，我最近这段时间很盼望弟弟来信，不知道为什么，金八和佑九一个人都没有回来。是不是因为军饷还没有定，所以不急着派差使回来？弟弟像我一样，性格有些偏急，恐怕如果不得志，会因抑郁而生出肝病来，一定要平息肝火，多加忍耐。现在趁着方便，托黄宅转寄一封信，希望弟弟接到信以后，能派专人送信一次，以平复我的悬念。家中大小都很平安，几个小孩都在用功读书，我可以一一给他们检查，弟弟尽可放心，不必为此挂念。（咸丰七年九月二十二日）【解析】
曾国藩一生坎坷艰辛，在官场承受了许多挫折和失败，于是潜心专研修身养性之道，悟出古今凡欲成大事者，必是善忍之人，于是归纳出一套外藏内敛之道，如“息心忍耐为第一大要”、“办大事的人胸怀要宽，肚量要大，能忍善忍”等，正是他能忍善忍，才使得他面临任何危机时皆能逢凶化吉。这封家书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劝弟弟要息心忍耐，不可因为性急，短时期内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才能而情绪抑郁，恐怕这样会伤及身体，生出肝病来。
年轻人血气方刚，很容易急躁，不容易沉下心来等待时机。在当时，清朝的状况已经不是很明朗，国运衰微，政府也很腐败，很多有志之士都难以施展。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初投军营，在短时间内还不会委以他重任，曾国藩对这种现状很是了解的，同时对性格急躁的九弟也是很了解，所以事先就写信给他打预防针。“办大事的人胸怀要宽，肚量要大，能忍善忍”，尽管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能很快有一番作为，但是有几个将军不是先从做士兵开始的？所以，无论身处如何噪杂的环境里，无论现在自己地位多么渺小，也一定要息心忍耐，蓄积让自己强大的力量，切勿急火攻心。
致九弟·劝弟须保护身体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
廿二夜灯后，佑九、金八归，接弟十五夜所发之信，知十六日已赴吉安，屈指计弟廿四日可抵营，廿五六当专人归来，今日尚未到家，望眼又复悬悬。
九月廿四日叔父六旬晋一冥寿，焚包致祭，科一、科四、科六亦往与祭。关秀姑娘于十九日生子。临三、坤八于十月初一日散学，拟初间即往邹至堂处读冬书，亦山先生之所荐也。枚谷先生十月中旬可散学，亦山不散学。科四已读《离娄》八叶，科六读至“点，尔何如”，功课尚算有常。家中诸事，弟不必挂虑。
吉安中营尚易整顿否？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弟之综理密微，精力较胜于我。军中器械，其略精者，宜另立一簿，亲自记注，择人而授之。古人以铠仗鲜明为威敌之要务，恒以取胜。刘峙衡于火器，亦勤于修整，刀矛则全不讲究。余曾派褚景昌赴河南采买白蜡杆子，又办腰刀分赏各将弁，人颇爱重。弟试留心此事，亦综理之一端也。至规模宜大，弟亦讲求及之。但讲阔大者，最易混入散漫一路。遇事颟顸，毫无条理，虽大亦奚足贵？等差不紊，行之可久，斯则器局宏大，无有流弊者耳。顷胡润芝中丞来书，赞弟有曰“才大器大”四字，余甚爱之。才根于器，良为知言。
湖口贼舟于九月八日焚夺净尽，湖口梅家洲皆于初九日攻克。三年积愤，一朝雪耻，雪琴从此重游浩荡之宇。惟次青尚在坎窅之中，弟便中可与通音问也。润翁信来，仍欲奏请余出东征。余顷复信，具陈其不宜，不知可止住否？彭中堂复信一缄，由弟处寄至文方伯署，请其转递至京；或弟有书呈藩署，末添一笔亦可。李迪庵近有请假回籍省亲之意，但未接渠手信。渠之带勇，实有不可及处，弟宜常与通信，殷殷请益。
弟在营须保养身体，肝郁最伤人，余平生受累以此，宜和易以调之也。（咸丰七年十月初四日）【译文】沅甫九弟：二十二日夜里上灯之后，佑九和金八回来了，接到弟弟十五日夜里所发的信，知道你十六日已经去吉安，稍微算算，预计弟弟在二十四日可以到达营地，二十五六日应当派专人回来的，但是到今天都没有到家，心里挂念，望眼欲穿。九月二十四日是叔父六十一岁的冥寿，焚包拜祭了，科一、科四、科六也一同前往去祭拜。关秀姑娘十九日生了一个儿子。临三、昆八十月初一学堂放假了，打算月初就到邹至堂那里去冬读，是亦山先生推荐的。枚谷先生十月中旬可以放假，但亦山是不放假的。科四已经读了《离娄》八页，科六读到了“点，尔何如”，他们的功课都还算是正常的。家里面的各种事，弟弟不必挂念。吉安中营还容易整顿吗？自古以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规划远大和思维缜密，这两个品质是缺一不可的。弟弟思维比较缜密，精力也比我强。军中各种器械，稍微精良一点的，要另外用一个簿子记下，亲自动手做注记，选择一些更适当的人，交给他们用。古人都以铠仗鲜明作为征服敌人的首要大事，并且常常以这个取胜。刘峙衡对火器很精通并且非常勤于修整，但是对大刀长矛就不怎么讲究。我曾派褚景昌到河南去采购白蜡杆子，又置办了腰刀来分赏各位将士，他们都很喜欢。弟弟可以试着留心此事，也算是宗理的一个方面。至于规模要大，弟弟也要讲求这个。但是讲到阔大的场面，又很容易混入闲散的人。如果遇事漫不经心，做事一点条理都没有，虽然大又有什么珍贵的呢？各种差事繁多却有条不紊，才能够做得比较久远，才能算得上器局宏大、没有毛病的人。刚刚中丞胡润芝来信称赞弟弟，有四个字“才大器大”，这是我非常喜欢的。才能的根本在于器，这是对你非常了解才有的言论。湖口的贼舟在九月八日已经烧夺干净，湖口、梅家洲都在九日攻克下来了。三年积下来的愤慨，一天就雪耻了，雪琴从此可以重新游览在浩荡的天地之间了。只有次青的境遇还比较坎坷，弟弟在方便的时候可以与他通信问候问候。润翁的信来了，仍然是想奏请让我出来东征。我即刻回信，具体陈述了不适宜的地方，不知道能不能止住他的想法。彭中堂父信一封，从弟弟那里寄到文方伯那里，请让他再转寄到京城；或者是弟弟有信呈递给藩署的时候，在末尾再添加一笔就可以了。李迪安最近有请假回到老家省亲的意思，但还没有接到他的亲笔信。他带兵非常勇猛，实在是别人所不可以比的，弟弟应当常与他通信，多多请教。弟弟在营里需要保养身体，肝郁是最容易伤人的，我这平生都受累于这件事，应该以平和坦易来相互调和。【解析】
自古以来能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人，规划远大和思维缜密，这两个品质是缺一不可的。
在这里，曾国藩提到一件小事，那就是他曾亲自督促打造了数百把腰刀，用以奖赠那些立了功的将士，所费不多，却让那些受赠之人有一种被统帅重视的感觉，得此殊荣者无不爱惜珍重，这本是一件小事，但却有激励斗志的大作用，曾国藩以此告诫九弟，所谓的综理密细，就是把这些看似很小的事情一件件做好，那么你的大规划也就不会落空了。曾氏在信中说：“古之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阙一不可。”他认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中庸》里也有类似的话：“致广大而尽细微。”
曾国藩提到胡润芝称赞老九的四个字：“才大器大”，所谓的“器”指的是胸襟和度量，也是“见识”，在曾国藩看来，大的“器局”则是来自天赋，才干的大小取决于“器局”的大小，凡成绝大事者必有绝大“器局”。世事纷纭，凡事能够辩伪存真、洞悉先机，才是最难得和最重要的。故曾氏对于九弟的“才大器大”尤为高兴。
曾国藩在信中所提及“肝郁”，即肝气郁结之症。多由情绪抑郁，气机阻滞所致。肝有疏泄的功能，喜升发舒畅，如因情志不舒，恼怒伤肝，或因其他原因影响气机升发和疏泄，就会引起肝郁的病症。肝病在医学上不是很容易治愈的一种病，但是对人的身体影响却特别大。从五行上说，金、木、水、火、土，其中“木”对应的是肝，常心情郁积的人就容易肝不好。曾国藩也是有“肝郁”的人，所以他说“肝郁最伤人，余平生受累于此”。并提出了一个预防“肝郁”的良方：“应该以平易来调和”。何为“平易”？性情温和宁静、态度和蔼谦逊也。
致九弟·做人要有恒心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
十二日正七、有十归，接弟信，备悉一切。定湘营既至三曲滩，其营官成章鉴亦武弁中之不可多得者，弟可与之款接。来书谓“意趣不在此，则兴会索然”，此却大不可。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住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浅。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即水军一事，亦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弟当以为……鉴戒。
现在带勇，即埋头尽力以求带勇之法，早夜孽孽，日所思，夜所梦，舍带勇以外则一概不管。不可又想读书，又想中举，又想作州县，纷纷扰扰，千头万绪，将来又蹈我之覆辙，百无一成，悔之晚矣。
带勇之法，以体察人才为第一，整顿营规、讲求战守次之，《得胜歌》中各条，一一皆宜详求。至于口粮一事，不宜过于忧虑，不可时常发禀。弟章既得楚局每月六千，又得江局月二三千，便是极好境遇。李希庵十二日来家，言迪庵意欲帮弟饷万金。又余有浙盐赢馀万五千两在江省，昨盐局专丁前来禀沟，余嘱其解交藩库充饷，将来此款或可酌解弟营，但弟不宜指……请耳。
饷项既不劳心，全副精神讲求前者数事，行有馀力则联络各营，款接绅士。身体虽弱，却不宜过于爱惜。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凡此，皆因弟兴会索然之言而切戒之者也。
弟宜以李迪庵为法，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到八九个月后，必有一番回甘滋味出来。余生平坐无恒流弊极大，今老矣，不能不教诫吾弟吾子。
邓先生品学极好，甲三八股文有长进，亦山先生亦请邓改文。亦山教书严肃，学生甚为畏惮。吾家戏言戏动积习，明年喜在家，当与两先生尽改之。
下游镇江、瓜洲同日克夏，金陵指日可克。厚庵放闽中提督，已赴金陵会剿，准其专招奏事。九江亦即日可复。大约军事在吉安、抚、建等府结局，贤弟勉之。
吾为其始，弟善其终，实有厚望。若稍参以客气，将以鼓志，则不能为我增气也。营中哨队请人气尚完固否？下次祈书及。（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译文】沅甫九弟：十二日，正七和有十两个人归来，接到弟弟的来信，已经知道一切状况。湘军的营地已经定到了三曲滩，营官成章鉴是武官里面难得的人才，弟弟可以与他相结交。弟弟来信里面说你的兴趣不在这里，做起来索然无味，这是万万不可以的。但凡人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便须以全副精神去做，全神贯注于这件事，要锲而不舍地做下去，而不能见异思迁，做这件事时却想着另一件事，在这个山头上望着那个山头，在那个山头上的时候又望着这个山头。如果一个人没有恒心，一生都不会有所成就。我生平犯过很多次无恒心的毛病，实在是受害不浅。当翰林的时候，本应该留心诗文，却喜欢涉猎其他书籍，分散了心志，结果诗文上面的功夫不到位。后来读性理书的时候，又爱好看一些杂文和诗集，乱了意志，致使学习的路子产生了分岐。在六部任职的时候，不太用实劲去办好公事。在外面带兵的时候，又不能竭力专心治理军事，这样，人垂老了，还百事无一成功。就是办理水军这件事，也是掘井九尺而不及泉，弟弟应当以我为戒。你现在带兵，就应该埋头苦干，以带兵为主，尽力而为，以找到更好的带兵之法。不管昼夜都应当勤勉，白天想带兵的事情，晚上就算在梦里也应该还是以带兵为主，除了带兵之外，其他的事情一概不要管。不能在带兵的时候又想着去读书，又想参加科举，又想着去做州官县令，这样纷纷扰扰、千头万绪的，将来只能是重蹈覆辙，走我的老路，最后时光流逝却一无所成，到那时后悔就晚了。关于带兵的方法，要以发掘人才为第一要务。而整顿营规和战术之类的倒在其次，《得胜歌》里面的每一条都应当要认真地落实。至于口粮方面，你不需要过分担心，不要经常发禀。既然弟弟那边每个月能拿到湖北分局六千和江西分局两三千的口粮，这已经是非常好的待遇了。十二日李希庵来到家里来，说迪庵想要帮弟弟筹备军饷万两。另外我在浙江盐局盈余了一万五千两，昨天盐局的人到我这里来汇报，我嘱咐将盈余的银两解交到藩库里充当军饷，将来这笔款子也可以酌情送到弟弟的军营里，但是弟弟不宜直接出面请求拨款。既然军饷这件事已经解决好，不再需要弟弟劳心，那弟弟就应该全身心投入到之前所讲到的几件事上，如果办完这些事之后还有一些余力，则可以联络其他各营，接济一下绅士。身体虽然有些虚弱，但是不适宜过分怜惜身体。精神是越用越精神，而阳气是越提愈加旺盛。如果每天做的事情很多，则晚上睡觉的时候睡得越舒心。如果怜惜自己的精气神而不舍得用的话，则每到做事情的时候就会退缩，这样做什么事情都少几分精气神，于是很难做成事情。而以上所讲的这么多道理，都是因为弟弟那句“兴会索然”而引发的感想，弟弟一定要记住。弟弟应当以李迪庵为榜样，做事不慌不忙，盈科后进，坚持八九个月以后，自然会有成果出来。我生平所犯没有恒心这个毛病的弊端非常大，如今我已经老了，不能不以此告诫我的弟弟和子侄，让你们能够以此为戒。邓先生的人品和学问都很好，甲三的八股文有了进步。亦山先生也请邓先生来帮忙修改文章。亦山教书的时候非常严肃，学生对他都畏惧三分。我们家素有说话随便、行为不检点的恶习，明年在家的时候，应该让这两位先生好好管教改正。镇江和瓜洲这两个地方在同一天被收复，金陵也指日可待。厚庵被派到闽中出任提督，已经赶赴金陵参加会剿。批准他专门奏折的事情，九江很快也将克复，战事大概最终会在吉安、抚、建这些地方结束。这场对太平军的战争，以我开头，实在是寄厚望于弟弟，希望由你来把它完成，如果参杂一些客气的成分进去，这样不过是败坏志气，就不能够为我争气了。营中哨队的士气怎么样，是不是稳固？下次来信时请详细告诉我。（咸丰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解析】
这封家书的主题是“有恒”二字。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有句话：有恒乃入德之门。意思是做事有恒心，能坚持到底，这是修养的基本要素。古今中外，那些能够成事者，基本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优点，那就是恒心。曾国藩嘱咐弟弟做事一定要有恒心，切不可做这件事的时候想着另一件事，在带兵打仗的时候，不能想着做朝官治理国家，或者想着去读书写字和考科举，而应该心无旁骛，一心带兵，把军队管理好。
曾国藩年轻时曾向人借钱购置了一套史书，堆在案头如山一样，他想这么多书得用多长的时间才能看完，不免有些灰心。父亲知道后训诫他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读一遍，才算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自此曾国藩每天都要细细地读上十页史书，并形成习惯，终身不改。
在曾国藩看来，一个人做事无恒心是件可耻的事，但“有恒”两个字说来简单，可真正能做到“有恒”的人却是不多，曾国藩自己也不是总能做到，他曾多次破过自己关于“有恒”的规定。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的日记中他曾写过：“余病根在于无恒，今日立条，明日仍散漫，无常规可循，将来莅众必不能信，作事必不能成，戒之！”自此他决心用“恒”字功夫来约束自己，并改名“国藩”，表示与“旧我”决裂，一切重新做起。在与太平军作战之初，曾国藩出师不利，多次被石达开打败，万念俱灰的他几次想一死了事。左宗棠因此曾当面责骂他：“一受挫折便想一死了事，不是懦弱无刚是什么，自己说过无数遍的‘恒’字功夫，岂不是自欺欺人？”所以说，要想真正做到“有恒”，就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克服自己、战胜自己。
现在虽然常常强调做事一定要以兴趣为先，有兴趣的就做，没兴趣的就不要做。乔布斯也说，一定不能放弃自己的梦想，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兴趣是成功的密码。而如果你还没有找到你的兴趣，那么一定要不停地去找它，一直到找到为止。乔布斯固然是对的，然而，很多年轻人却以此当作自己不坚持的理由和借口，从而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抛弃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结果事事总是虎头蛇尾。“恒”不是策略，而是一种做事的信念。一个人无论做怎样惊天动地的事业，也不能失去自己的恒心，只要有志向、有毅力，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正如老子所说的，“不失其所者久”，这个“所”，就是指立身处世的恒心，只有不失恒心，才能保持长久。
致九弟·言凶德有二端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
初三日刘福一等归，接来信，藉悉一切。城贼围困已久，计不久亦可攻克，惟严断文报是第一要义，弟当以身先之，家中四宅平安，余身体不适，初二日住白玉堂，夜不成寐。温弟何日至吉安？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历现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乎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嚣论。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激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横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协。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闻在县有随意嘲讽之事，有怪人差帖之意，急宜惩之。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译文】沅甫九弟：初三日刘福一等人归来，接到你的来信，已经知息一切。城里的敌军已经被围困很久了，估计不久也就可以攻克了。但是要切断敌人与外界的信息联络才是最为重要的事，弟弟应当自己首先出来做个表率。家里四宅都很平安，只是我身体不太舒服，初二住在白玉堂，整晚都不能入睡。温弟哪一天到吉安？自古以来导致失败的凶德二大概有两点：“长傲”和“多言”。丹朱的不孝就在于傲慢和嚣张，历代许多有地位的公卿，大多都是因为这两点而败掉家业或者葬送性命的。我生来就有执拗的毛病，这都是因为性格上所具有的傲气，话倒是不太多，但是笔下却近乎嚣张。冷静下来之后反思这些，发现每次受到教训，原因不外乎都是这两点。温弟的性格和我差不多相似，但是说话则更为尖刻。凡是比较偏激有些看不起人的，不一定全是因为言语伤害人，有的是以盛气凌人的态度伤人，有些则是以傲慢的脸色伤人。温弟的神情稍微有些英发之姿，脸色有蛮横之相，最容易显得盛气凌人的样子。凡事心中不能有所依仗，如果心里有所依仗，就会从脸上表现出来。拿门第来说，我的物质欲望已经大大减少，并且非常害怕成为子弟们的负担，拿才能和学识来说，近些年来军中已经锻炼出了不少杰出的人才，弟弟等人也没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都没有什么可以依仗的。只有自己控制自己才是适宜的，尽量说话忠信，做事笃行，这样才能够弥补以前的过失，整顿出新的气象，否则别人都会讨厌和看轻你。沅弟在涉足世事的时候，缺点在于妥协。温弟则是谈笑讥讽，总是要强作老手的样子，免不了有旧的习气，不可以不深深地反省和认真改正。听说在县里面有随意嘲讽的事情，有怪人差贴的意思，必须要立刻惩罚。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一点可取之处吗？只因一个“傲”字，故而百无一成，所以谆谆教诲各位弟弟，一定要引以为戒。（咸丰八年三月初六日）【解析】
在这封信中，曾国藩提出了一个词：“凶德”，此词最早出自《书·盘庚下》：“古我先王，将多于前功，适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绩于朕邦。”何为“凶德”？《左传·文公十八年》：“孝敬、忠信为吉德；盗贼、藏奸为凶德。”不过曾氏给“凶德”添加了两个内容：“长傲”和“多言”。
信中讲到，官场上的失败往往因为两点：“长傲”和“多言”。也就是看不起别人和对别人妄加评论。曾国藩认为历史上许多大人物就是因为没有注意这两点而落得身败名裂，甚至招致杀身之祸。他反省，“长傲”和“多言”这两个凶德也给自己招致了许多的失误，他的几个在外带兵的弟弟也都有这两个毛病，其中犹其以六弟为甚，故特此将自己对此事的认识写给九弟，希望彼此能够引以为戒。
在人的一生中，有引以为傲的事是值得高兴的，但这种傲气不能在别人面前显露出来。人如果有了傲气，久了就会盛气凌人，自然容易招来祸患，所以不论在什么场合，都要时时刻刻戒傲。曾国藩刚做京官时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人争辩，在长沙初办团练时也动辄指责别人，与地方官员多有隔阂，结果办事处处不顺。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总结出了：“因自己本性倔强，不知不觉中做出了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由此他悟出为官之道：“长傲”和“多言”二弊，是历朝历代卿大夫衰败和自己近日官场致祸之根源。
家书中所提到的丹朱，是尧帝的儿子。尧生十子，丹朱为其嫡长子，出生时全身红彤彤，因取名“朱”。丹朱开通聪明，智慧极高，是围棋界始祖，并传为史上围棋第一高手。他从小极受尧帝的宠爱，但其个性刚烈，做事坚决有主见，欠和顺的政治智慧，被尧视为“不肖乃翁”。并由于他的不孝，尧不让他继承帝位。曾国藩认为，丹朱的所谓“不孝”，其实就在于充满傲气和语言嚣张，不懂得谨言慎行。也就是说由于“长傲”和“多言”，使丹朱最终失去了继承帝位的资格，可见这两个毛病对一个人的发展及事业的成败有着多么大的影响。
曾国藩对九弟强调：在得势成功之时，应时刻提醒自己不仅不能骄傲、嚣张，还应时刻注意不多言，要避免不自觉露出得意骄傲之色。要认识到，天下人才很多，自己并没什么过人之处，从而根绝傲气的滋生。在修养上，要尽量宽厚，少讥讽，保持谦虚低调、谨慎少言，才是取得长久成功之道。
历经官场的磨砺，晚年时的曾国藩的“谦”字功夫已是十分了得，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他对此总结说：“是非皎然于心而一言不发，劲气常抱于胸而纤毫不露。”他不仅对自己的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谦让。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六月，曾国藩实授两江总督兼钦差大臣，权高位重，但他以养病为由，多次上奏朝廷，恳请削减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并以此来保全晚节。
致九弟·愿共鉴诫二弊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
二十日胡二等归，接弟十三夜书，具悉一切。所论兄之善处，虽未克当，然亦足以自怡。兄之郁郁不自得者，以生平行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
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福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故愿与诸弟共相鉴诫。弟能惩此二者，而不能勤奋以图自立，则仍无以兴家而立业。故又在乎振刷精神，力求有恒，以改我之旧辙，而振家之丕基。弟在外数月，声望颇隆，总须始终如一，毋怠毋荒，庶几子弟为初旭之升，而于兄亦代为桑榆之补，至嘱至嘱。
次青奏赴浙江，令人阅之气生。以次育之坚忍，固宜有出头之一日，而咏公亦可谓天下之快人快事矣。
弟劝我与左季高通书问，此次暂未暇作，准于下次寄弟处转递。此亦兄长傲之一端，弟既有言，不敢遂非也。（咸丰八年三月廿四日）【译文】沅甫九弟：二十二号胡二等人回来，我收到弟弟十三日夜里写来的信，已经知道了各种具体的情况。你们所提到我的优点，虽然并不是完全得当，但是也足够让我觉得很开心。我之所以郁郁而不得志，主要是因为我生平做事总是有始无终的，这次又匆匆忙忙草率地辞去现在的职位，丧失威信，以至于让大家对我失望，心里很是内疚。纵观前世历代卿大夫兴旺发达或者是衰落颓败，以及近些日子官场上各位官员所招致的祸与福，没有不是因为傲气渐长以及言语过多这两个弊端造成的，所以我愿意与各位弟弟一起对此引以为鉴。然而，如果弟弟能够避免这两个弊端，却不能够勤奋以图自立，则仍然是不能够兴家立业。所以一定要振作精神，凡事要力求做到有恒心，不要走我以前所走过的老路，才能振兴家族。弟弟在外面这几个月里，名望越来越高，一定要坚持始终如一，不可懈怠荒芜。或许对于弟弟来说，目前还是初升的太阳，但是对于我来说，等于你代我做到了先负而后胜。至嘱至嘱。次青请奏赴任浙江，令人看了生气。按照次青的坚忍意志，应该会有一个出头之日的，而咏公也称得上是天底下快人快事的人。弟弟劝我与左季高通通书信，相互沟通一下，只是现在暂时没有空闲，下次一定会写好信寄到弟弟那里，让你代为转交，这也是兄长我做出的一个表现。既然弟弟已经提出来了，我岂敢不改正么。（咸丰八年三月二十四日）【解析】
这封信再次重复了上封信中所说的“长傲”和“多言”这两个弊端，说做人不可有傲气，也不能够太多话。强调如果想要成家立业，除了不能有这两个弊端之外，还必须发奋自强，且做事要有恒心。信中提到一件使曾国藩十分自责之事，就是“草率地辞去现在的职位，以至于让大家对我失望”。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去世。曾国藩擅离职守，从江西战场跑回湖南老家为父守丧，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朝廷上下众多的指责。政敌们希望朝廷能因此处分他，但出乎人们意料的是，朝廷不仅准了他三个月的假，还给他送去了一笔银子，责令他假满之后再赴前线。但曾国藩并不领情，要求在家守孝三年，朝廷不准。三个月后，他再次上表，大倒苦水，说自己虽身居高位，但无实权，军饷受制于地方，作战得不到支持，等等，希望朝廷能授以他督抚地方军政的实职。
曾国藩的本意是想借守孝为筹码，获得更大的权力，谁知弄巧成拙，朝廷对于授予他地方军政实权一事顾虑重重。当时是满族人的天下，要把实权授予汉人，这是咸丰皇帝和朝中权贵们所不愿意的，于是朝廷干脆顺水推舟，同意他在家守孝。哑巴吃黄莲的曾国藩在家一待就是一年多。在这一年中，江西战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湘军在胡林翼的指挥下，获得了节节胜利。眼看着自己亲手创建的湘军交由他人指挥，别人因此建功立业、加官进爵，后悔不迭的曾国藩不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这个时期，也是他为人性格和脾气最不好的时候。
信的末尾提到老九劝曾国藩主动与左宗棠沟通一下之事，曾国藩与左宗棠感情向来不和，曾国藩也曾想与左宗棠和解，只是碍于面子，所以只是有一点小小的表示，可耿直如牛的左宗棠却是丝毫不给面子，结果又把曾国藩给气得半死。
说起来曾国藩和左宗棠都是湖南同乡，当时曾国藩如日中天，督两江，领四省，有“天下提镇无不出于曾帅”之说。而性格耿直的左宗棠因“直言无忌”而得罪朝廷，朝廷正要取他的脑袋，是曾国藩力保了他，才使他躲过一劫，并逢凶化吉，最终得以进入“大清三杰”。
但这两个人的处世方法和为人性格却是格格不入，《清代通史》中说：“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曾国藩讲究个人修养，是个理学家。而左宗棠则个性耿直果断，疾恶如仇。两人在许多事情上很不合拍，后来甚至发展到由于政见不合而互相上书指责。不过他们并没有因私废公。左宗棠平定新疆时，曾国藩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在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喜讯后，曾国藩称赞左宗棠的能力天下无二。
左宗棠直到晚年还动不动就大骂曾国藩是个伪君子，但曾国藩去世时，祭礼上左宗棠敬献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一句“自愧不如”，一句“相期无负”，过去的种种争斗、猜疑、怨恨，全一笔勾销了。
致九弟·注意“平和”二字
【原文】沅甫九弟左右：
春二安五归，接手书，知营中一切平善，至为欣慰！次青二月以后，无信寄我，其眷属至江西，不知果得一面否？弟寄接到胡中丞奏伊入浙之稿，示知是否成行？向得耆中丞十三日书，言浙省江山兰溪两县失守，次青前往会剿；是次青近日声光，亦渐渐脍灸人口。广信衙州两府不失，似浙中终无可虑，未审近事究复如何？
广东探报，言洋人有船至上海，亦恐其为金陵余孽所攀援；若无此等意外波折，则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耳。九江竟尚未克，林启荣之坚忍，实不可及。闻林城防兵，于三月十日小挫一次，未知确否？弟于次青迪庵雪琴等处，须多通音问，余亦略有见闻也。
兄病体已愈十之七八，日内并未服药，夜间亦能熟睡，至子正以后则醒，是中年后人常态，不足异也。湘阴吴贞阶司马，于廿六日来乡，是厚庵嘱其来一省视，次日归去。
余所奏报销大概规模一折，奉朱批该部议奏，户部旋于二月初九日复奏，言曾国藩所拟，尚属妥协云云。至将来需用部费，不下数万，闻杨彭在华阳镇抽厘，每月可得二万，系雪琴督同凌荫廷刘国斌经纪其事，其银归水营杨彭两大股分用。余偶言可从此项下设法筹出部费，贞阶力赞其议，想杨彭亦必允从。此款有着，则余心又少一牵挂矣。
温弟丰神较峻，与兄之伉直简澹，虽微有不同，而其难于谐世，则殊途而同归，余常用为虑。大抵胸中抑郁，怨天尤人，不特不可以涉世，亦非所以养德，不待无以养德，亦非所以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盖郁而不畅则伤木，心火上烁则伤水。科今日之目疾，及夜不成寐，其由来不外乎此。故于两弟时时以平和二字相勖，幸勿视为老生常谈，至嘱至嘱！
亲族往弟营者，人数不少，广厦万间，本弟素志。第善觇国者，睹贤哲在位，则卜其将兴；见冗员浮杂，则知其将替。善觇军者亦然，似宜略为分别，其极无用者，或厚给途费遣之归里，或酌赁民房令住营外，不使军中有惰漫喧杂之象，庶为得宜。
至屯兵城下，为日太久，恐军气渐懈，如雨后已弛之弓，三日已腐之馔，而主者晏然不知其不可用，此宜深察者也。附近百姓果有骚扰情事否？此亦宜深察者也。（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译文】沅甫九弟：春二、安五回来了，接到你的手写信，已经知道军营里面一切都正常，很是欣慰。二月以后次青就没有信给我，他的家眷都到江西去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上一面？弟弟接到胡中丞奏请他进入浙江的文稿，不知道去了没有？刚刚得到了耆中丞十三日的来信，信中说浙江省的江山和兰溪两个县城已经失守，次青正赶往那里参加会剿。看来次青的名声已经是逐渐传播开来了。广信和衙州两府还没有失守，看来浙江中部暂时可以不必忧虑，也不知近来的情形到底怎么样了。广东的探报说洋人有船到了上海，恐怕是南京那边的余匪勾来的援兵，如果没有这些意外的波折，就不用担心今年不能够平定洪秀全、杨秀清等人了。九江竟然到现在还没有被攻克，林启荣的坚韧真的一般人难以相比的。听说三月十号防守林城的兵吃了一次小败仗，不知道情况确实不？弟弟和次青、迪庵以及雪琴等人之间一定要多通音讯，相互了解情况，我这里也稍微知道一些大致的情形。我的病现在已经好了七八成，最近并没有吃什么药，晚上也能够熟睡了，只是到子时以后就会醒来，这是中年人的一种正常现象，不值得奇怪。二十六号湘阴县的吴贞阶司马来到了乡里，是厚庵叮嘱他来看望一下的，第二天就离开回去了。我所上奏的关于报销规模的奏折奉朱批转到户部去议奏了，户部随即在二月初九复奏，说曾国藩所拟定的还比较妥当。将来所需要的经费不下数万两，听说杨彭在华阳镇那边抽厘金，每月可以得到两万两，是雪琴督责凌荫廷和刘国斌来经手办理这件事的，收来的银两归属于水营的杨、彭两军共同分用。我偶然间提到可以从这笔费用中筹出一些来用作部费，贞阶对这个提议非常赞同，我想杨、彭应该也会同意的。这笔钱有着落以后，我的心里又少了一项牵挂。温弟神采比较外露，这与我的刚直不阿虽然有一些小的区别，但都是难以处世的，可以说与我还是殊途同归，都是不太好与人相处，我常常为这件事而焦虑。大概胸中积郁比较多的人，就喜欢怨天尤人，这样不仅不可以涉世，也不利于修养德行，不仅不利于修养德行，还不利于保养身体。我到中年以后，肝和肾出现了很多毛病，中医所说的叫郁而不畅，伤木；心火上烁，伤水。我现在的眼病，晚上睡不着，大概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所以两个弟弟要常常记住以“平和”二字相互勉励，切莫认为那只是老生常谈，至嘱至嘱！我们亲族有不少人前往弟弟的营地，安得广厦千万间，这本是弟弟素来的志愿。但是，善于观测国家大事的人，看见贤人哲士在掌权，就可预见国家会兴旺；看见多余的官员庞杂相处，就可预卜国家会衰败。善于观测一个军队也是如此，似乎应该区别对待：很无能的，或者多送点路费，遣送回家；或租民房，让他们住在军营外面。不要使军营里出现惰慢、喧闹的现象，也许更适宜。至于屯兵城下，日子太久，恐怕士气会松懈，像雨后受潮已驰的弓箭，像三天已腐烂的饭菜，而带兵的人茫然不晓得已不能用了，这是要深自省察的。附近百姓，真有骚扰的情况吗？这也是要深自省察的。（咸丰八年三月三十日）【解析】
曾国藩有句精炼之言：小心安命，埋头任事。这封家书里，主要讲到的是要心态平和，告诫两个弟弟要以“平和”这两个字相互勉励，因为温弟总是容易神采外露，而曾国藩自己容易陷入忧虑，心中积郁过多则容易导致伤到肝肾，所以他们中年以后身体毛病很多。
与当年丁母忧不同，此次丁父忧，曾氏于丧亲的悲痛上更多了一重压抑，此压抑中既有对军事进展不顺的烦恼，也有对朝廷不公平待遇的委屈，同时也有对自己诸多失误的痛苦检讨，一年多来，曾氏一直处于一种病态中，心血亏耗，夜不能寐。在服药调理的同时，他从病的源头寻找原因，结果反省出“胸多抑郁，怨天尤人”八个字，他对症下药，医以“平和”二字，此后在精神上果然好了许多。
总是怨天尤人，不但在人情世故上不太成熟，修养自然也不到家，而且也不利于健康。满嘴牢骚，祸从口出，得罪了谁自己都不知道，人生在世不如意者十之八九，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应当时刻保持一颗宁静、淡定的心。
所谓心态平和，就是不过分喜、不过分悲。欢喜虽然是好事，但是过度兴奋也不是好事。古时候有范进中举，结果高兴得发了疯，今天因为突然中奖而中风甚至猝死的例子也不少。过度悲伤自然不是好事，悲到最后即使还留有命在，也容易只留下一副躯壳。所以有说法是，真正长寿的人，不是那些每天都很欢乐的人，更不是那些每天都很悲伤的人，而是那些能保持心态平和的人。
曾国藩汲取古代先贤及同时代优秀人物的人生智慧和精华，反观自己中年以前“胸多抑郁，怨天尤人”，不但不能静以养心，且不能保身。“中年以后，则肝肾交受其病”，从此他一意克制自己，恬淡冲虚，以养其博大胸襟。他在写给弟弟的一封信中说到：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日进，言日醇。好比盖房，弟有了好房基和结构，只要加以装修功夫，何必汲汲皇皇，茫若无主乎？话虽然是对弟弟说的，但又何尝不是曾氏自己内心的写照。“上善若水”，指的就是这种无所执着、顺其自然的状态，只有这样，才能本立道生，应付一切。
心态平和与不求进取并不能相提并论。不求进取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而心态平和则是指做事尽心尽力，努力追求，但对于结果却不强求，对待输赢都能平静接受。以最坏的心态作打算，以最好的心态面对结果，也许即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吧。孟子的浩然之气与庄子的逍遥自律并不矛盾，儒、道、佛都强调静，但他们的静并不是那种枯木死灰之静，而是一种恬淡冲虚、无往无碍的境界。这种境界体现于道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不怨天、不尤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句话可算是曾国藩成功的秘诀。
致四弟·必须加意保养
【原文】澄侯四弟左右：
今年以来，贤弟实在劳苦，较之我在军营，其劳殆过十倍，万望加意保养也。祁阳之贼，或可不窜湘乡；万一窜入，亦系数万家各有定数，余已不复悬系。
余自去年六月再出，无不批之禀，无不复之信，往来之嫌隙尤悔，业已消去十分之七八。惟办理军务，仍不能十分尽职，盖精神不足也。贤弟闻我近日在外，尚有错处，不妨写信告我。余派委员伍华瀚在衡州坐探，每二日送信一次；家中若有军情报营，可由衡城交伍转送也。（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译文】澄侯四弟：今年以来，贤弟实在是劳苦了，与我在军营相比，恐怕还要辛苦十倍，万望你要多加注意保养。祁阳的敌人，或许可能不会流窜到湖南去，万一真的流窜过去，那也是天意，是湖南百姓注定的劫数，躲也躲不掉的，所以我也不再去担心这件事了。我自从去年六月再度出山，没有任何禀奏没批阅，没有一封信没回复，过去由于往来所结下的嫌隙令我很悔恨，现在十之七八都已经消除了。只是在办理军务的时候，仍然还不能够十分尽职尽责，主要是由于精神不足的原因。贤弟如果听说我近日在外还有一些过错的地方，不妨写信告诉我。我委派伍华瀚委员在衡州城充当坐探，每两天送一次信，家里面若是有军情要报告到军营里面来，可以到衡州城交给伍华瀚委员再转送过来。（咸丰九年五月初六日）【解析】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积劳成疾”这个成语，也就是说人们早就认识到了在长期的工作中，如果劳累过度，就会严重影响建康。这封简短的家书里，曾国藩就是劝他的四弟一定要多加注意保养，以免过度的劳累。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所有的一切，都是建立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再有能耐的人也不能够完全地发挥他的聪明才智。拿诸葛亮来说，他可谓“神机妙算”，创下许多的神话，但是，仍然留下“出师未捷身先死”的遗憾。他去世的时候，不过才54岁。究其原因，是过度劳累，身体透支，终导致患病而亡。
在信中，曾国藩以自己为例，说近来办理军务的时候不能够十分尽职尽责，而这原因，并不是他自己主观上怠惰所致，而主要是精神不足。而精神不足，则正是劳累所致。他身兼要职，管理的事情多，日理万机，还要尽量挤出时间来读书，加强自己的修养，更加完善自己，还要牵挂家里的大小事宜，以及各位弟弟的情况，实在是够劳神。但是他自己对这些倒是十分清楚，已经有选择性地去处理。此外他一直很注意修身养性，不断积累心得，因此他虽然身体境况也不大好，但是在他自己的调养下，基本上得到控制。
致九弟四弟·早起乃健身之妙方
【原文】澄侯沅甫两弟左右：
接家信，知叔父大人，已于三月二日安厝马公塘。两弟于家中两代老人养生送死之事，备极敬诚，将来必食报于子孙。闻马公塘山势平衍，可决其无水蚁凶灾，尤以为慰。澄弟服补剂而大愈，幸甚幸甚！
吾平生颇讲求“惜福”二字之义，送来补药不断，且蔬菜亦较奢，自愧享用太过；然亦体握太弱，不得不尔。胡润帅李希庵常服辽参，则其享受更有过于余者。
家中后辈子弟，体弱学射，最足保养，起早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咸丰十年三月廿四日）【译文】澄侯、沅甫两位弟弟：接到家信，知道叔父大人已于三月二日被安葬在马公塘。两位弟弟在家里面对两代老人的生老病死之事都十分尽心尽力，将来你们的子孙会得到回报的。听说马公塘那边山势比较平缓，绝对不会有水灾和蚁蛀等灾祸，尤其感到欣慰。澄弟吃过补药之后病体也已经痊愈，真是幸运。我平生十分讲求“惜福”这两个字，现在送来的补药没有断过，就连蔬菜都比较奢侈，感觉太过于享受了，心里总是觉得很惭愧。但是身体又确实很虚弱，不得不吃得好一点以作为弥补。胡润帅和李希庵则常年食用辽参，他们享受的程度则远远超过于我了。家里面的后辈子弟们，身体比较虚弱的都去学射箭，这是保养的好方法，早起尤其是养身保健的千金妙方，不愧是长寿金丹。（咸丰十年三月二十四日）【解析】
这封信谈了三点养生之道，曾氏首先谈及“惜福”一词。所谓“惜福”是说上天赐给每一个人的福分的多少是注定的，用尽了就没有了，没用完还可以传给子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为子孙积福”，所以人在享受时要珍惜而不可滥用。这种说法固然有一定的局限性，却也包含了一定的哲理，即使人们注意收敛自己的行为，这种自我的约束，常常是避祸免灾的良方。曾氏以此来劝诫家人，要注意节俭而不要过于奢侈。
第二个是“学射”，“学射”是指射箭，也可以泛指为习武。满族人是靠在马背上打天下的，故对骑马射箭十分推崇，皇帝每年秋天都要领着皇子和大臣们围猎，这对身体的健康自然是有极大的益处。曾氏家处湖南的山岭之中，骑马是不便的，但习武射箭还是可以的，以此来达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最后一点是早起，“早起尤千金妙方，长寿金丹也”，这句话出自唐代被誉为“药王”的药物学家孙思邈。曾国藩自己对早起尤为重视，把它做为自己每日的必修之课，他每天早上四点就起床了，作息时间还特别有规律。据说曾国藩十多岁时，在乡间读书，严立课程，限定黎明而起。然而往往瞌睡不足，时常日上三竿而不醒。为了与睡魔做斗争，他想出一个良策，在床前置一铜盆，又以线系秤锤，悬于铜盆之上，再点香一支，系于线上，当香燃到交叉处时，则线断锤落，铜盆铿然作声，使他一惊而醒。每天都是如此，一月后已成习惯，无声自惊，不惊自醒。从此早起的习惯，到老不改。后来每与人言及此事，犹津津乐道。
纵观成大事之人，莫不是从小事积累的。在很多人眼里，早起不过是芝麻粒大的事，根本没人放在心上。而曾国藩，不仅将其放在心上，记在日记里，而且严格规范地去执行和推广。他将早起作为自己修身养性的头等大事之一，还将其列为修身养性的“八本”之一。这“八本”是：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这其中“治家以不晏起为本”，意思即是治家应当以不晚起为本，可见，他将早起这“芝麻粒”大的事，居然列为治家之本，并以此反复训诫家中子弟。
致九弟·宜平骄矜之气
【原文】沅弟左右：
接来缄，知营墙及前后壕皆倒，良深焦灼。然亦恐是挖壕时不甚得法，若容土覆得极远，虽雨大，不至仍倒入壕内，庶稍易整理。至墙子则无不倒坍，不仅安庆耳。徽州之贼，窜浙者，十之六七，在府城及休宁者，闻不过数千人，不知确否？
连日雨大泥深，鲍张不能进剿，深为可惜！季高尚在乐平，余深恐贼窜入江西腹地，商之季高，无遽入皖，季高亦以雨泥不能速进也。
润帅谋皖已大半年，一切均有成竹，而临事复派人救援六安，与吾辈及希庵等之初议，全不符合。枪法忙乱，而弟与希庵皆有骄矜之气，兹为可虑。希庵论事，最为稳妥，如润帅有枪法稍乱之事，弟与希婉陈而切谏之。弟与希之矜气，则彼此互规之，北岸当安如泰山矣。（咸丰十年三月廿一日）【译文】沅弟：接到你的来信，得知营地的墙壁和前后的战壕都倒了，非常焦虑担心。然而也可能是挖战壕的时候方法不得当，如果在挖战壕时把那些土堆放得离战壕远一点，那么即使雨下得很大，也不至于会把土冲入到壕沟里，即使冲入一些，也是比较好清理的。至于营墙那是没有不坍塌的，不仅是安庆才有。安徽那边的匪徒十有六七流窜到浙江去了，而留在府城以及休宁的，听说只有数千人，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是否准确。由于连日大雨，道路泥泞不堪，鲍、张两军无法出征剿匪，非常可惜。季高还在乐平，我深恐敌人流窜进入江西腹地，故此与季高商量，要他不要急于进入安徽，况且由于大雨和泥泞，要想快速行军也是不可能的。润帅对于安徽的战局已经谋划了大半年，对那里的一切早已是胸有成竹，但是战事临近时却又派人到六安求援，这完全不符合我们和希庵等人当初的商定，枪法忙乱，而弟弟和希庵两个人又都十分骄矜，这是很让人焦虑的。希庵做起事来是最为稳妥的，如果润帅枪法稍乱，弟弟和希庵要一起去委婉地和他讲明，力求有效地劝阻他。弟弟与希庵之间的骄矜之气，则要彼此相互克制，如果能这样的话，北岸则可以安如泰山了。（咸丰十年三月二十一日）【解析】
清代沈育在《谒董江都祠墓》诗中写道：“一代师儒崇道义，诸王子弟敛骄矜。”这封信重点是要劝弟弟与希庵要戒除“骄矜之气”。所谓“骄矜”，也就是骄傲，是指一个人骄傲自大。骄矜对人对事的危害性都是很大的，由于骄傲，则往往听不进别人的意见；由于自大，则做事专横，对于骄矜的弊端，曾国藩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满招损，谦受益。”明朝大将徐达有勇有谋，用兵持重，为明朝的创建立下了首功，被称为“指挥皆上将，谈笑半儒生”，而且他和朱元璋还是幼时的伙伴，备受朱元璋宠爱，可以说是“圣眷正隆”，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每次挂帅出征回来后立即将帅印交还，回到家里过的是极为俭朴的生活。朱元璋欲把吴王府赏赐给他，他坚决不肯接受，朱元璋无奈，便把他灌醉后抬到吴王府的床上，徐达半夜酒醒后问身边的人自己这是在哪里，内侍告诉他是在吴王府，徐达大惊，连忙跳下床，俯在地上自呼死罪。朱元璋见其如此谦恭，心里十分高兴，命人在徐府门前立一牌坊，并亲书“大功”二字。徐达之所以能不居功自傲，除了他个人良好的修养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避免“功高震主”。历代皇帝对那些为他打江山的功臣总是不放心的，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就算是非常“客气”了。“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韩信的例子，可谓是屡见不鲜。所以为人臣者，最忌“骄矜之气”。
骄矜之气是祸生之端，无论是做人还是做事，都不宜有骄矜之气，如果在与人相处的时候都保持谦虚友好的态度，在做事的时候都认真严谨，那么就可以避免许多失误。《管子》中说：“凡论人有要：矜物之人，无大士焉。彼矜者，满也。满者，虚也。满虚在物，在物为制也。矜者，细之属也。”这段话告诉我们，评价一个人，是有一定标准的，凡是能够做出一番伟大事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具有骄矜之气的人。
致沅弟季弟·须戒“傲惰”二字
【原文】沅弟、季弟左右：
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俱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慎行，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季弟言亦平，温雅，远胜往年傲惰气象。
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日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之官是做不尽的，尔之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唐虞之恶人，曰丹朱傲，曰象傲，桀纣之无道，曰强足以拒谏，辨足以饰非，曰谓已有天命，谓敬不足行，皆傲也。
吾自八年六月再出，即力戒傲字，以儆无恒之弊，近来又力戒惰字。昨日徽州未败之前，次青心中不免有自是之见，既败之后，余益加猛省，大约军事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巨室之败，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
余于初六所发之折，十月初可奉谕旨。余若奉旨派出，十日即须成行，兄弟远别，未知相见何日？惟愿两弟戒此二字，并戒后辈，当守家规，则余心大慰耳！（咸丰十年十月廿四日）【译文】沅弟、季弟：沅弟因为我之前在信里对他进行的责备，很是引咎自责，害怕自己因为这些错误而陷入危机之途，于是希望自己也能够做到谨言慎行。如果真能那样，那就是弟弟终生得福的好事了，也是我们家的幸运。从季弟的信里也能看出，语言都很平和温雅，比起往年那种骄傲、怠惰的样子强多了。我在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的时候要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十月二十八号早上在阶前侍奉祖父星冈公的时候，请示他说：“这次进京，请求您的教训。”星冈公说：“你的官是做不尽的，你有才，但不要骄傲，你如果能不傲不惰，那就完美了。”这个遗训离现在时间也不长，到今天我仍然觉得好像是星冈公对我耳提面命一样。我今天把这些话说出来，是想告诫两位弟弟，任何时候做人都要以戒除“傲”字为第一要义，尧、舜时代的恶人，如丹朱是因为傲，象也是因为傲，桀纣那么无道，说强可以拒绝一切谏言，辩可以粉饰一切过失，说自己受命于天，可以不需要敬重，这些都是因为傲气所导致的。自从八年六月份我再次出山，就开始努力去戒除“傲”这个毛病，以改正自己办事没有恒心这个弊病，近来又特别注意戒除懒惰。昨天徽州还没有失败之前，次青心里总不免有自以为是的想法，直到失败以后，我越发猛省，军事上的失败，不是由于傲气就是因为怠惰，二者必有其一。那些大富大贵之人的失败，原因归根结底也不外乎这两点，非傲即惰，二者必居其一。我在初六发出的奏折，到十月初就可以拿到皇上谕旨了。如果按照皇上旨意，我被派出去，那么十天内我就要准备启程了，此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相见。只愿两位弟弟能戒除“傲惰”这两个字，并且要警戒后辈一定要遵守家规，这样我就非常宽慰了。（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解析】
从徽州的失败中，曾国藩总结出，但凡军事上的失败，究其原因，不外乎两个字：“傲”和“惰”。由此推及其他，古往今来，许多大人物的失败，也多由此二字所致。曾国藩因此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
信中说，任何时候，做人都要以戒除“傲”字为第一要义。有才干的人，往往容易骄傲。一旦骄傲，则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又极易以轻慢的态度待人。狂妄自大、招人怨恨而不自知，即便再有才干，离失败也是不远了。古往今来，但凡恃才傲物者，虽有一时的成就，但最后无不是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历来德厚修深的人，都把戒傲作为自己人生的必修功课。
常言说，“笨鸟先飞”，这“先飞”即是勤。平常人要想成功，没有什么别的窍门，唯有在一个“勤”字上下功夫，也就是说，必须要克服自己懒惰的心理。关于戒惰，曾国藩说：人生惟有常，是第一美德，事无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戒惰”贯穿了曾国藩的一生。无论在京城，还是在军营，他都是一直保持着黎明即起、深夜方息的习惯。他坚持写日记，直到临死前一日才停止。
曾国藩在信中的感慨自然是针对老九的傲气而发的，其实“勤能补拙，谦可受益”的道理并不深，曾家老九也是个读书人，不会连这点道理都不懂。只不过这个九弟天生就不是谦谦君子的性格，此刻大功未建，便有点以海内英雄自居的味道，待到安庆、江宁之捷后，他更是目无余子了。曾国藩虽然无法使九弟改掉天性，成为像自己一样能忍辱负重的理学家，但时时给弟弟敲敲警钟还是要做的。所以曾国藩在这封信中再次重申了“勤”与“谦”这两二字。为了不使老九产生抵触情绪，信的最后来了一句“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工夫”的话，表示以上所说的乃是兄弟共勉，而并不仅仅是在批评弟弟。这是曾国藩一贯的风格：不摆大哥的架子，与诸弟处于同等地位。“勤”与“谦”二字向来为曾国藩所推崇，在曾国藩的家书中，提到次数最多的也是这两个字。不敢说曾国藩一生的成就仅仅是因为戒“傲”戒“惰”所致，但毫无疑问，它是伴随曾国藩人生事业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
致四弟·用药须小心谨慎
【原文】澄侯四弟左右：
接弟手书，具悉弟病日就痊愈。至慰至幸！唯弟服药多，又坚嘱泽儿请医调治，余颇不以为然。吾祖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师，此三者，弟必能一一记忆。今我辈兄弟亦宜略法此意，以绍家风。今年做道场二次，祷祀之事，闻亦常有，是不信僧巫一节，已失家风矣。买地至数千金之多，是不信地师一节，又与家风相背。至医药则合家大小老幼，几于无人不药，无药不贵。迨至补药吃出毛病，则服凉药攻伐之，阳药吃出毛病，则服阴药清润之，辗转差误，非大病大弱不止。
弟今年春间，多服补剂，夏末多服凉剂，冬间又多服清润之剂。余意欲幼弟少停药物，专用饮食调养。泽儿虽体弱，而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
洪家地契，洪秋浦未到场押字，将来恐仍有口舌。地师僧巫二者，弟向来不甚深信，近日亦不免为习俗所移，以后尚祈卓识坚定，略存祖父家风为要。天下信地信僧之人，曾见有家不败者乎？北果公屋，余无银可捐；己亥冬，余登山踏勘，觉其渺茫也。（咸丰十年十二月廿四日）【译文】澄侯四弟：接到弟弟的亲笔信，知道弟弟的身体已经痊愈，感到很欣慰。只是对于弟弟服药过多，并且还让泽儿去请医生来继续调治这一点，我不是很赞同。我们的祖父星冈公在世的时候，有三不信：不迷信医药，不迷信僧人和巫师，也不迷信风水师。这三不信，弟弟一定还记得。如今我们兄弟也应该效仿祖父，以继承家风。今年家中做了两次道场，祭祀和祷告之事也常有，所以不信僧人和巫师这一点，家风已经丧失了。花了数千金用来买地，也与不相信风水地师的家风背道而驰了。至于医药这一说，我们全家大大小小的人，无论老幼，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在吃药的，没有一副药是不贵的。等到补药吃多了吃出毛病来，又要吃凉性的药来使之平衡。如果是吃阳性的药吃出毛病，则又要再吃阴性的药来平衡，这样反复的折腾，不把身体弄得虚弱或弄出大病不会停止。弟弟在今年春季的时候，吃的多数是补药，夏季末的时候吃的多数是凉性药剂，冬天吃的多数是清润的药剂。我的意思是想劝弟弟要停用一些药物，换用饮食来调养。泽儿虽然身体很柔弱，但是正确的保养之法应该是注意饮食，节制欲望，而不在于多服用药物。洪家的地契，洪秋浦当时没有到现场签字，将来恐怕会有口舌之争。对于风水先生、僧人巫师这些人，弟弟向来是不相信的，但近来也不免受到习俗的影响而态度有所改变，以后希望要坚定一些，保存祖父的家风比较重要。纵观天下，凡是迷信地师和僧人的人家，几乎没有哪家不因此而败落的。北果公屋那边，我没有银子可以捐。己亥年的冬天，我曾登山亲自查看，觉得真是太渺茫了。（咸丰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解析】
曾国藩在家书中多次提到求医和用药的事情，认为医生要少求，用药要谨慎。作为一个老病号，曾国藩以其切身的体验，强调要少吃药，他说：“吾阅历极久，但嘱家中老幼不轻服药，尤其不轻服克伐之药，即善于养生之道。”也就是说，他认为要尽量少服药，补药也要少用，要使身体健康，就要懂得养生之道。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有言：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师，曾氏对家中之人大量服用补药的作法不赞同，于是搬出祖训来说事。在这里，“不信医药”并不是说有病不吃药，而是指药物不可乱用，也不可滥用，尤其是补药。这个观点对现在的人来说，也不无借鉴作用。“药能活人，亦能害人。”这是一个科学常识，任何药物都有副作用，对症、适量则有益，反之则有害。
从家书里面可以看到，他们家里出现了这样的状况，几乎无人不医、无人不药，有病的吃医生开的药方，没病的也都在吃补药，一年四季没有断绝。大量补药吃过以后就会气血太旺，火气太高，导致身体不协调，最终又要吃清火药，好端端的身体非要用药物去调理得不协调再用药物去协调，这样不仅对身体毫无好处，最终只会让身体功能运行紊乱。
在调理身体方面，曾国藩建议少用药物，多用食疗。药补不如食补，著名画家张大千先生就是食补的行家。他不仅精通绘画，还特别精通厨艺。据记载，张大千小时候也出身微寒，营养跟不上，身体孱弱。后来条件改善以后，他就特别关注食补，通过食物来补益精气，还深入研究食补方面的东西，在自己绘画的闲暇，就将食补和美食结合，亲自去实践。所以他的健康长寿，不仅是绘画的熏陶，也得益于他的食补。
正所谓“是药三分毒”，而食补不仅没有毒素和副作用，又是日常生活所需，真的是经济节约又利于身体健康。所以，对于儿子的体弱，曾国藩开出的疗法是：“保养之法，亦惟在慎饮食，节嗜欲，断不在多服药也。”
信中曾国藩还提出不“不信僧巫，不信地师”，很明白地指出：纵观天下，凡是深信地师和深信僧人的人家，几乎没有不把家败光的。由此可见，曾氏对僧巫地师是深恶痛绝的，这在那个比较愚昧的时代，可以说是很不容易的。
致四弟·不宜非议讥笑他人
【原文】澄侯四弟左右：
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谨慎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
余正月初四日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望弟弟常猛省，并戒子弟也。（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日）【译文】澄侯四弟：弟弟说家里的子弟，没有一个是不谦和的，这话其实并不全对。凡属因为惧怕别人而不敢妄加议论别人的，属于谨慎谦和的人。凡属喜欢讽刺批评别人短处的人，属于骄傲的人。谚语说：“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就是说，并不是只有锦衣玉食或者动手打人的，才是骄傲，只要是自己觉得很得意，对什么都毫无畏惧和忌惮，开口就随便议论别人长短的，都算是极骄傲的了。我在正月初四的信里，已经说了戒骄傲，要以不随意非议讥笑他人为第一要义。希望弟弟要常常反省，并且告诫子弟。（咸丰十一年二月初四）【解析】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而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在这封写给主持家务的四弟信中，要他加强对家中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主要表现形式作了阐述：“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
为人谦和的人，才会受人欢迎。为人刻薄、喜欢讥笑别人的人，即使真的才高八斗，也不见得能很好地发挥出自己的才干来，因为没有人愿意去欣赏他。
曾国藩认为一个人的傲气可以表现在语言、神气和表情上，所以要真正做到谦虚，就必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他认为，官宦之家，一是有权，二是有势，有权有势则少顾忌，多有优越感。有了优越感则往往不大在意别人的感受，甚至不把别人当回事，言谈举止中就会显出高人一等的气派，久而久之就会养成自己的傲气。因此，要根除心中产生傲气的根源，就须富贵不忘贫贱，放下身段多做些农活，少坐轿和少让人服侍。
这封家书对我们最重要的启示意义就在于，首先要做到自身为人谦和，以真诚的态度来对待别人，而千万不要骄傲自大、自以为是，而不轻易非议和讥笑他人为戒除骄傲的第一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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