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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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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史探秘试读：

简介

中国近代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40）到新中国成立（1949）为止。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的革命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侵略的抗争史，就是一部中华民族打倒帝国主义以实现民族解放、打倒封建主义以实现人民富强的斗争史。在这部历史中，发生了怎样的故事，有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呢？

第一章　史海钩沉

毛泽东非常喜欢的完美将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我军战将如云，可谓群星璀璨。彭雪枫是其中非常耀眼的一颗将星。他身材高大，长相俊逸（我军第一大帅哥），而且文武兼备，智勇双全，是上马可杀敌、下马笔如椽的不可多得的军中儒将，其形象几近完美。

彭雪枫是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杰出将领。他率军南征北战，所指挥的部队屡为前锋，战功卓著，参加过第三、四、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组织过土成岭战役，两次率军攻占娄山关，直取遵义城，横渡金沙江，飞越大渡河，进军天全城，越过大草原，是红军时代闻名全军的青年将领。

抗日战争中，彭雪枫初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八路军参谋处少将处长、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后任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兼政委。他为民赴汤，经略长淮，率373名壮士出征，带出3万正规军，12万地方抗日武装，创建了豫皖苏和淮北抗日根据地。

1944年9月11日，在河南夏邑东八里庄围歼土顽李光明的战斗中，彭雪枫将军亲自指挥战斗，正当战斗胜利结束时，不幸被流弹击中，英勇殉国，时年37岁，是抗战中牺牲的新四军最高将领。

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编纂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过程中，中央军委对建军60多年来众多高级将领进行了全面、客观、公正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正式确认了33位军事家，彭雪枫名列其中。（1994年8月经中央军委审议，又确定增补3人为军事家：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这样，被称为军事家的共计36人）。

周恩来曾说过，他最喜欢两个知识分子战将，一个陈赓，另一个就是彭雪枫。

毛泽东对彭雪枫也非常喜欢，与之交往不少。彭雪枫壮烈殉国后，远在延安的毛泽东他满怀悲痛，挥笔为心爱的将军写下挽词：“雪枫同志在与敌人斗争中牺牲了，全民族和全党都悲痛这个损失。为了补偿这个损失，应该学习雪枫同志的英勇精神，更加努力扩大解放区，扩大八路军、新四军，促成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使日本侵略者在有效的联合打击下早日被消灭，使独立民主的新中国早日实现。”

1945年2月，毛泽东又与朱德、刘少奇、彭德怀、陈毅一起，为彭雪枫撰写了长篇挽联：“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明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破碎河山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红军会师后，彭雪枫初识毛泽东

彭雪枫1907年出生在河南镇平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4岁起跟随刚强善良的祖父，读书认字，苦心练武，养成了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坚强性格和聪慧好学、勤于思考的治学态度。1920年小学毕业后，他因家庭贫困辍学了。后来，他背井离乡，投奔远在天津教书的伯父彭延庆，开始在南开中学读书。1923年，他幸获当时在冯玉祥部任职的族叔彭禹廷的钟爱，每月供给他三元五角钱的饭费，才得以离津赴京，进入西北军十一师军官子弟学校就读。他一面放哨，一面偷偷读书。不久，他到冯玉祥办的“真爱民，不扰人，誓死救国”学校里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追求真理，接受马列主义，探求光明道路。

1925年6月，彭雪枫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10月在北京汇文中学由团转党，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并担任支部书记。1927年3月，彭雪枫参加北京南苑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辗转往来于天津、开封之间，从事革命工作。曾被驱逐三次，关押三次，忍饥受苦，磨练了意志。1928年9月，彭雪枫由天津返回北京，以优异成绩考入民国大学文学系，但因经济问题辍学。

1930年5月，彭雪枫由党组织派往湘鄂赣苏区任红五军五纵三大队政委，开始了戎马生涯。6月，平江扩编成立红三军团，改任红三军团八军一纵三大队政委。7月，红三军团首攻长沙，他率所部首登长沙城，为后续部队打开通路。撤出长沙时，湖南省行动委员会和军团政治部被围。已经突围的彭雪枫又率部向敌人反复冲锋，救出被围战友，受到彭德怀通报表彰。

长沙战首战告捷后，部队撤至平江长寿街整编，彭雪枫荣任红三军团第八军第六师政委。8月23日，彭雪枫率部随红三军团同毛泽东、朱德率领的红一军团在永和市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朱德任总司令。

这一年的8月上旬，红三军团红八军政委邓乾元企图分裂红军。为了维护刚刚组建的红一方面军的统一，彭雪枫经过认真思考，在五、八两军面临分裂的关键时刻，向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呈递报告，如实反映了邓乾元鼓动分裂的全部活动。红一方面军前委认为彭雪枫的报告至关重要，立即召开前委扩大会议，令执意坚持错误的邓乾元“脱离红军，交给特委训练”。从而避免了两军的无原则纠纷，为尔后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朱德也因此而知道了彭雪枫这个名字。

1930年12月24日，红三军团在小布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到会讲话。彭雪枫首次见到仰慕已久的毛泽东。第二天，彭雪枫又参加了在小布召开的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主持大会并亲撰大会对联：

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会上，毛泽东作动员讲话，他那在军事上的独到见解、对敌情战情鞭辟入里的分析，使彭雪枫深受教诲，更加坚定了他跟着毛泽东革命到底，虽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的决心。

1930年12月，蒋介石纠集10万兵力进攻中央根据地，任命张辉瓒为剿匪前线司令长官，率领9000余人围剿红一方面军。

毛泽东果断实施诱敌深入战略，敌军被红十二师等部包围于龙冈山区。彭雪枫奉彭德怀之令，率部火速赶赴指定地区，包围上固和下固，阻敌突围。此战全歼敌军，活捉张辉瓒，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为此，红三军团司令部通报表彰红六师为“铁军”，彭雪枫被誉为红军的“优秀青年将领”。

娄山关战役后，毛泽东亲赞彭雪枫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开始长征。彭雪枫在长征路上率部攻城略地，抢险飞渡，克服了数不尽的艰难险阻，胜利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毛泽东的传世词作《忆秦娥·娄山关》，就是对彭雪枫指挥的抢夺娄山关战役的真实写照。是役，彭雪枫率部冒西风，踏寒霜，急行军30里赶到娄山关下，于2月26日下午攻下娄山关，随后几天又在关外歼敌2个师。这是红军湘江惨败，减员过半后的首次大胜，在长征途中是最有战略决定意义的一仗。

毛泽东对彭雪枫非常赞赏，曾在书信中给予其如此高度的评价：“娄山关战役，你以身为先，率领部队奇袭点金山，迅速居高临下，支援主力部队打下了娄山关，为再克遵义，你立下了首功！

你写的《娄山关前后》一文，写得好，很生动，已收录在《二万五千里》一书中。你有写作天赋，今后可以多写一些。

我们红军刚到吴起镇，马鸿奎、马鸿宾的骑兵师尾追红军而来，是你彭雪枫的二纵队打败了马家的骑兵师。那一仗打得好啊！我说打得好，一是把蒋介石实施消灭红军于长征路上的计划，到此画了大句号。红军胜利了，他蒋介石失败了。二是总部的同志们骑上了你们送的马，还吃上了马肉。所以，我说，吴起镇的胜利是中央红军，具体地讲，就是你们二纵队给陕北红军的见面礼。这一仗你也应该写出来。

直罗镇战役，也是你彭雪枫的红四师担任主攻吧！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歼敌两个师6300余人，活捉一〇九师师长牛元锋。这一仗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设在西北，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这一仗，你还得写好！”

深入虎穴开展统战　彭雪枫不负毛泽东重托“九一八”事变后，彭雪枫曾3次受毛泽东派遣，奔赴兰州、太原及中原大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被中共中央誉为党和红军的“好参谋”和“先行官”。

1935年12月底，张学良、杨虎城与共产党达成联合抗日的协议，次年7月，张、杨希望中共派人前往西安，帮助他们改造部队、准备抗日及开展推动西北地区联合抗日的工作。

中共中央在确定人选时，毛泽东推荐了彭雪枫，经张闻天、博古、周恩来等一致同意，时年29岁的彭雪枫化名彭雨峰，被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开展统战工作。1936年9月24日，彭雪枫随同叶剑英乔装密赴西安。在与张学良协商联合抗日成功后，又携毛泽东亲笔信赶往兰州，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会晤国民党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与之亦达成了联手抗日的协议。彭雪枫等于次月初返回西安。

此时，风云突变。蒋介石抽调260个团云集陕、甘，妄图一举消灭陕北红军，并亲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带兵进攻陕北。

10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彭雪枫，明确指示：“急需将与绥晋关系弄好，得信后即赴津迅速转至绥远办理此事。我有付南汉宸一信，要求他介绍你见傅作义。交涉要诚恳，要机警，要有耐性。专作上层交际，不与党的组织相关涉，不要引人见疑。”“用费从带去之四百元中开支，十分节省用，不要爱奢华，不要失掉我们的立场，不要接受人家的馈赠，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许可从人家借一点钱，日后如数归还，用数要报账。有闲功夫注意看书报，加紧学习。”

彭雪枫接信后，立即着手准备。11月上旬，毛泽东将彭雪枫和叶剑英一起召回保安。彭雪枫回到保安后，毛泽东向他了解了西安目前的情势，并与彭雪枫进行了长谈，说：我有一信写给绥远傅作义将军，要他介绍你单独到太原见阎锡山。

毛泽东的亲切接见与长谈，使彭雪枫备受鼓舞。在绥远，彭雪枫很快见到了傅作义，由傅作义介绍，前往太原。11月下旬，彭雪枫在太原会见阎锡山，开诚布公地向阎转达了毛泽东的抗日主张，明确申明：红军虽志切抗战，但未得友军谅解，尤其未得抗战地区之友军及地方行政长官之谅解以前，决不贸然向抗战阵地开进一步。阎锡山听后十分高兴，表示愿为联合抗战尽力。“西安事变”发生后，阎锡山立即会晤了呆在太原的彭雪枫，探询共产党对处理此事变的态度。彭雪枫如实告诉他我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并提出了三项要求：①阎锡山以政治影响，联络各方，共同制止国民党亲日派借讨伐张、杨之名，行扩大内战之实的阴谋。②允许红军主力集结于咸阳、三原、西安一带，防卫潼关。③允许中共在黄河东岸一带设几个贸易货栈，从事商业经营，以供军需。并允许在太原设秘密电台，加强双方最高决策人的联系。阎锡山完全同意，并向红军先调拨100万发子弹、200支手提机枪和5辆军用汽车。

彭雪枫对阎锡山的统战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1937年8月，阎锡山根据彭雪枫的要求，就八路军东渡黄河、入晋抗日的各项具体事宜达成了协议，为八路军进驻华北铺平了道路。

1938年初，中原战局吃紧。1月下旬，彭雪枫肩负着毛泽东关于“日寇打通京（平）汉路后，开展豫西敌后游击战”的新使命，由山西临汾南下武汉，接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的工作安排后，又北上中原，踏上了开创中原抗战新局面的伟大征程。

1938年5月，彭雪枫兼任中共河南省委统战委员会（前身为中共豫南联络局）主任委员，办公设在确山县竹沟镇。其时，驻豫南和豫西南的各地国民党军队，多为冯玉祥西北军的旧部，其中不少将领是彭雪枫在北平育德中学时的同学，且军中都有中共地下组织。利用这些有利因素，彭雪枫派工作人员到各个驻军做统战工作，征得了国民党六十八军军长刘汝明，十三军军长张轸，第七十七军军长张志侠、副军长何其沣等“决不与我军为敌”，并从武器装备方面给予积极支持的承诺，中原抗战局面为之一新。7月，彭雪枫又带少数同志赴西华、扶沟、周口、潢川等县开展统战工作，联络豫东各县两万多民团武装，使西华县县长楚博、扶沟县县长魏凤楼加入了共产党，周口专员刘莪青全力协助工作。此行，为两个月后的军事工作重心向豫东转移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1938年9月2日，党中央指示河南省委将军事工作重心东移，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为解决竹沟留守处的安全和与延安、武汉的联系问题，彭雪枫以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谋处长的身份奔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程潜进行商榷并达成了彭雪枫协议。随后，彭雪枫派中共豫西特委副书记王志杰与程潜保持联系，使国民党河南当局政治上出现了少有的进步时期。9月30日，彭雪枫率部挺进豫东，开辟豫皖苏根据地。面对日、伪、顽、匪犬牙交错的复杂局面，彭雪枫以战略家的远见和气魄，一手抓武装，一手抓统一战线。他亲自说服安徽人民抗日自卫军第五路总指挥余亚农接受了我党的抗日主张，派得力干部向国民党安徽省第六督察公署专员兼第五战区游击纵队司令盛子谨开展统战工作，将永城县抗日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第一总队。同时，他将为红枪会和基督教徒中的广大群众都争取到了抗日团体中来，不少青年还报名参加新四军。

彭雪枫还对豫皖苏根据地周围的国民党军积极开展团结、争取工作，一度与何柱国、马彪等国民党正规部队保持了良好关系。尤其是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第一二四师第四二五团陈瑞霆部，在皖北火线起义，这是抗战时期在华中地区发生的唯一一起国民党正规军起义，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1941年4月，日、伪、顽军同时向豫皖苏根据地大举进攻。彭雪枫指示新四军四师敌工部的同志，对驻湖沟、固镇一带的伪军开展分化、瓦解、争取工作，把大片敌伪区变成我军隐蔽的后方。使新四军四师在向津浦路东转移时，顺利通过百里敌占区和铁路封锁线，实现了“不损失一个人，不丢失一支枪”的目标，创造了我军战略转移史上的奇迹。

在中原的抗日烽火战场上，彭雪枫不折不扣地贯彻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华中，争夺中原”的伟大战略方针，高举团结抗战的统战大旗，广结朋友，形成了一个上至国民党地方军政最高首长、下至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的新局面，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彭雪枫向毛泽东建议新建战略后方，抗日根据地战果辉煌

1938年初，彭雪枫在对鄂豫边的历史和现状进行深入考察后，以政治家、军事家的战略眼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致电，提出了新建八路军战略后方的建议和主张：从目前山西战局及陕北三边形势看，我军有以陕南、豫西及川北之通南巴这一地域作大后方的绝对必要。党从现在起，即应重新估计这一地域，目前应：①迅速发展并健全党的组织；②轮番训练大批当地的党军群众工作干部；③相机扩大而重心在于提高高（敬亭）周（骏鸣）两部军事政治水平。

这些建议和主张，与毛泽东的战略构想相吻合。毛泽东非常重视，于3月6日电示彭雪枫：“目前根据地仍应坚持陕甘边，但准备转移时最好是在鄂豫皖边，望以大力发展该区工作。”

此后，彭雪枫便在竹沟设立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正式以部长的身份肩负起中共中央长江局赋予他的光荣使命。9月中旬，毛泽东向河南省委通报“开封失守，豫东沦陷”后的情况，同时令彭雪枫“先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雪枫“以新四军游击支队名义”，于9月30日率部在竹沟誓师东征。

次年春，挺进敌后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住在豫东小镇书案店。时至春荒严重，群众缺粮断炊，部队经费困难靠野菜生活。彭雪枫忍痛割爱，卖掉了直属队包括自己心爱的战马在内的所有马匹，为战士们解决吃饭问题，救济断炊的贫困群众。书案店的群众在镇西门为彭雪枫建一座纪念碑，两侧刻着一副对联：“救民涂炭恩泽同山河并寿，益国磐石功勋共日月齐光”，横批：“民族长城”。

在淮北抗战的日子里，彭雪枫多次通过电、信与毛泽东传递交流各方面的讯息，为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建言献策。在6年多的艰苦奋战中，彭雪枫将中原抗日武装部队由300余人发展到3万余人，进行大小战斗2700多次，累计歼敌4.8万余人。淮北根据地从一块到多块，从小块到大块，成为拥有30余县、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的全国19个著名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

毛泽东对彭雪枫的工作非常满意，于1939年12月30日和1940年4月29日、5月17日接连发出三次贺电、贺信，嘉奖彭雪枫快速发展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所取得的战果。

1941年8月1日，彭雪枫指令成立骑兵团，战术、技术师法苏联红军骑兵，被称为“红色哥萨克”。在1942年洪泽湖地区沙山集一战中，彭雪枫的骑兵团仅用9分钟即将300余名日军砍倒大半，80余名日军因恐惧而投降，他们使用的主要武器是被称为“雪枫刀”的马刀。“雪枫刀”是由彭雪枫亲自设计的一种刀身颀长、刀背轻薄、锋利异常的马刀，骑兵战士们爱不释手。

彭雪枫有很高的学识素养，早在彭雪枫担任红三军团四师政委时，他就主办了《猛攻报》，因此他获得了“儒将”之称。1938年他在河南竹沟创办了著名的《拂晓报》，深受广大干群喜爱，受到党中央的赞扬。这张报纸也传到了海外。将军曾为《拂晓报》写了大量稿件。他的文章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淮北军民称他“文人将军”，《拂晓报》报社称他是“不在编的编辑”。

彭雪枫常读书学习到深夜，一遍一遍地研究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克劳维茨的《战争论》、《孙子兵法》等书，并结合自己的经验写出了《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游击队政治工作教程》等教材和《平原游击战的实际经验》、《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游击战术指导法则》等军事论著。

彭雪枫的平原游击战思想是其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彭雪枫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一个从理论和实践上打破了平原地带不能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的传统看法，他通过领导独立自主的平原游击战的实践，证明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可行性和战争中战胜强敌的可能性。他对平原游击战的必要性及战术指导原则进行了深入的阐述，为我军丰富多彩的游击战法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彭雪枫热爱知识，尊重人才。他在临汾创办学兵队，在竹沟举办教导队，在四师举办随营学校、抗大四分校，吸收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并亲自兼任校长和授课。他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知识分子，鼓励他们坚定革命信念，积极参加革命锻炼。

1941年9月23日，彭雪枫与在地方做抗日组织工作的大美女林颖喜结伉俪。婚后刚3天，即因革命工作的需要赶赴洪泽湖东淮安、宝应，虽仅隔“盈盈一水间”，却只能相互凭鱼雁传书，默默地遥寄祝福。彭雪枫与林颖不是没有相聚的机会和理由。当时，彭雪枫的驻地半城与林颖工作的淮宝仅仅相隔十几里地，组织上多次要调林颖到师部工作，都被他们婉言谢绝。

10月24日，彭雪枫在洋河、程道口两次作战胜利后写信给林颖：“两个胜利，恰恰都在我们的蜜月之内，是我俩结婚后第一次胜利，是我俩结婚的最优美的纪念。”彭雪枫是情感细腻热烈、笔端挟带感情的人，从1941年9月到1944年7月，他写给林颖的信件共有80余封，解放后曾被编为《彭雪枫家书》出版。

彭雪枫壮烈殉国　毛泽东痛悼爱将

新四军四师在彭雪枫率领下，转战豫皖苏地区。彭雪枫一贯视百姓如父母，爱人民同手足，每当部队作战归来，他都要到群众家里了解队伍执行纪律情况，带头帮群众做农活和家务。他的部队被老百姓赞为“德治之军”、“文治之军”，“天下文明第一军”。

一次彭雪枫率部行军，夜营于一村庄。某班临时驻地房主人不在家，战士去请示彭雪枫能否入住，他随手在纸上写下一副对联：“老乡不在家，开门就犯法。”战士们在墙上贴了彭雪枫书写的对联，冒着寒风在屋檐下露宿，表现出严格的纪律性。部队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在当地百姓中口碑相传。

1939年春，四师师部进驻新兴集。为解决当地洼地“每遇淫霖，禾黍淹没，居民苦之”（《雪枫乡志》）的问题，彭雪枫组织军民挖通了一条数十里长的排水渠道，使新兴集一带由十年九涝，变为年年丰收。人民群众为纪念这位一心为民的将军，于此立碑记铭，以表德政。该渠被群众命名为“雪枫沟”。

1943年8月18日，泗南（今泗洪县）大柳巷一带因淮水猛涨，河堤决口。彭雪枫得知后立即动员部队协同群众抢险。他亲自抱草抬土堵决口，情况紧急时率先纵身跳入水中和干部战士组成人墙，以血肉之躯挡住洪流，协助民工排险，保护了数万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就象冲锋陷阵时一样，彭雪枫始终站在第一线，以自己的榜样鼓舞着周围的军民。“咱们师长彭雪枫，跨过铁道到路东。打跑鬼子狗强盗，淮北人民得安宁。”这是抗日战争期间传唱于淮北大地的一首歌谣，同类的歌谣还有很多。彭雪枫，一个叱咤风云的名字，这个名字让日寇闻之胆寒！

1944年4月，为打通大陆交通线，侵华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大举向河南腹地进攻，国民党40万大军被日寇击溃，37天丢失了38座城池，中原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解救日寇铁蹄下的中原人民，中共华中局决定成立由彭雪枫、张震、吴芝圃三人组成的行动委员会，彭雪枫任书记；负责和指挥西进斗争，收复萧县、永城、夏邑地区，打通与睢杞太地区的联系。

西进部队在彭雪枫的率领下，从宿县北部越过津浦路，进入萧县以南地区。8月23日，攻克萧县小朱庄据点，歼顽军1500余人。接着，又粉碎了日伪军2000余人的“扫荡”，对日伪军展开了强大攻势，连克黄庄、菊集、马庄等据点，迅速收复了萧永宿地区。并建立了县委和县抗日民主政府，组织起千余人的地方抗日武装。

国民党顽军对西进部队取得的节节胜利惊恐不安，重新集中大量兵力，企图再占萧永宿地区。

为打破顽军合击阴谋，9月10日，彭雪枫指挥所部九旅二十五团、十一旅三十二团和师属骑兵团包围顽军李光明部1000余人于夏邑县八里庄圩寨内，并迅速发起攻击。顽军仓皇突围，又遭到四师骑兵团冲杀。至11日拂晓，除300余人投诚外，其余全部被歼、被俘。就在战斗即将结束时，彭雪枫视察战场，不幸中弹殉国，年仅37岁。

为了不影响部队士气，也为了身怀六甲的彭师长爱人林颖，师领导请示新四军党委决定暂缓公布消息，彭雪枫入殓后被悄悄送回半城，暂放在一只泊在濉河的木船里，专人日夜看护。直到1945年1月24日，彭雪枫牺牲的消息才公布于世。

将星陨落，举国饮泣。对彭雪枫的牺牲，党中央极为重视。中共中央办公厅和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在《解放日报》上联合发出启事：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同志，1944年9月间阵亡淮北前线。雪枫同志早年献身革命，艰险备尝。抗战后组织人民武装，于豫皖苏一带驱逐强敌，解放人民，创建淮北抗日民主解放区，功在国家。噩耗传来，同声哀悼！

1945年2月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共淮北区党委在洪泽湖边大王庄，分别为彭雪枫将军隆重举行追悼大会。中共中央的挽联是：“为民族为群众二十年奋斗出生入死功垂祖国，打日本打汉奸千百万同胞自由平等泽被长淮”。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的共同挽联是：“二十年艰难事业，即将彻底完成，忍看功绩辉煌，英名永在，一世忠贞，是共产党人好榜样；千万里山河破碎，正待从头收拾，孰料血花飞溅，为国牺牲，满腔悲愤，为中华民族悼英雄。”

在河南镇平“彭雪枫纪念馆”，有一把自遥远国度漂洋过海而来的异国风情的宝剑。那是英国女皇在1994年诺曼底登陆50周年之际批准转赠给彭雪枫陵园的《威尔克圣宝剑》，是对将军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为民族解放做出的卓越贡献的肯定和纪念。该剑和将军亲手设计的“雪枫军刀”珠联璧合，大有倚天屠龙之气势。

彭雪枫将军纵横驰骋的一生，真可谓“萧萧剑气漫漫路，熠熠将星夜夜辉”！

布衣刘秀是如何夺取天下的？

东汉开国皇帝刘秀，靠坚韧意志和人格魅力聚集起天下群雄而问鼎天下，由一介平民而成长为光耀史册的一代名君。他作战非常最勇敢，在历代帝王中极为罕见。尤其在昆阳大战中，刘秀身先士卒，带领13人冲出王莽42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而搬来救兵。冲出重围却未折损一兵一骑，后亲率三千人的敢死队迂回至王莽军侧后，终以2万人的军队大破王莽42万大军，创造了中国军事史的神话。

西汉与东汉之间的时期，群雄并起，是历史上有名的乱世。刘秀的对手仅称帝号的就有王莽、王郎、刘玄、刘盆子、张步、刘永、李宪、彭宠、卢芳、公孙述等。为了消灭这些敌对力量，刘秀多年来征伐不止，无数次死里逃生。他善于把握战机；长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精于避实击虚，奇正并用，运动歼敌；勤于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改进战术；强调连续进击，不给敌人以喘息和反扑的机会；重视利用人和，唯才是举，使麾下将士能充分发挥才干。有志者事竟成，最终平定了天下，所以说刘秀又是中国历史上作战最多的皇帝。

以弱胜强　一战成名

公元前6年，西汉皇室后裔刘秀出生在济阳（今河南兰考）。他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出自汉景帝一脉。刘秀先祖的地位不断下降，从王降为列侯，到他的父亲这一辈，只是济阳县令这样的小官员了。公元3年，刘秀的父亲去世，他一家人回到故乡南阳，成了普通的平民。

此时，风雨飘摇的西汉政权政治腐朽，民不聊生。外戚王莽利用这一形势，玩弄权术，于公元9年夺取政权，建立新朝。但王莽篡权有术，治国无方，他“增重赋敛，刻剥百姓”，法令严苛残酷，并且朝令夕改。所有这些导致社会矛盾更趋激化，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

公元22年，一场大灾荒向南阳郡袭来，饿殍满目，哀鸿遍野，老百姓再也生存不下去了，许多人去投奔义军。28岁的刘秀和刘演一起，借机利用宗族势力起兵，并与进入南阳的绿林军联合起来。

刘秀起初在起义军中并不显眼，他的脱颖而出是在著名的昆阳大战中。公元23年，绿林军已发展至十万人，拥立汉室后裔刘玄为帝，年号更始。义军派主力围攻宛城，同时派王凤、王常、刘秀等率军两万人北上，连克昆阳（今叶县）、定陵（今郾城西）、郾县（今郾城南），缴获大量物资，供应围宛大军。王莽的都城长安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惊惧不已的王莽急派王邑、王寻调集各州郡精兵42万人，号称百万，直扑昆阳，守城绿林军仅八九千人，看着王莽的军队铺天盖地而来，多数将领主张撤离。但此时避开敌人，正在攻打宛城的主力部队就暴露在敌人面前。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改写历史的关键时刻，刘秀以冷静的分析和远见卓识，说服众将坚守待援，自率13骑趁夜出城，前往郾县、定陵调集援兵。王邑、王寻依仗人多势众，不听撤围攻宛和网开一面、让守军逃离的建议，扬言：“百万之师，所过当灭，今屠此城，喋血而进，前歌后舞，岂不快耶！”他们发动强攻，以冲车撞城，挖地道攻城，架云梯爬城，但昆阳城小而坚固，何况困兽犹斗，守城的被逼上绝路，死命抵抗，王邑、王寻干着急没办法。

六月初一，刘秀率领近万人救援昆阳，先头部队一千多人距王莽军四五里列阵。王寻派兵数千人迎战。刘秀亲自挥刀杀向敌阵，属下人人奋力拼杀，歼敌千余，击退王莽军。

这时，足智多谋的刘秀又假传宛城已克战报，射入城中及王莽军营，一面鼓舞城内部队坚守，一面动摇王莽军心。接着，刘秀率3000人的敢死队秘渡昆水（今叶县辉河），迂回至王莽军侧后，冲击王寻、王邑大营。王邑、王寻认为义军不堪一击，下令各营不得擅自行动，自率万人迎战。两军激战，刘秀率精兵勇猛冲杀，王邑、王寻军阵势大乱。各州郡兵却又因王邑有令在先，谁也未敢去救援，致使王邑军溃败，王寻也做了刀下之鬼。昆阳守军乘势杀出，内外夹击，王莽军纷纷夺路逃命。这时，忽然下起暴雨，河水猛涨，王莽军涉水溺死者上万。王邑仅率数千人逃往洛阳。如此这般，创造了2万打败42万的奇迹。

昆阳之战，逆转了形势，聚歼了王莽赖以维持统治的军队主力。大学者王夫之后来曾这样评价之：“一战而宗庙得全，未几光复天下，（光武）诚不世出之也。”毛泽东在1936年《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及1938年《论持久战》也两次提到发生在南阳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新汉昆阳之战，对之评价很高。

韬光养晦　河北称帝

然而，昆阳之战最大的功臣刘秀非但没有得到升迁，反而陷入极大的危险中。原来，他那威望日增的哥哥刘演受到了猜忌和排斥，被更始帝刘玄杀害。正领兵在外的刘秀自知势孤，强忍悲痛，主动回到宛城谢罪，忍辱负重，不为哥哥举办葬礼，反而与相恋多年的阴丽华热热闹闹地举行了婚礼，“娶妻当得阴丽华”的梦想总算是实现了（《后汉书·光烈阴皇后纪》：光武适新野，闻后美，心悦之。后至长安，见执金吾车骑甚盛，因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洞房花烛夜之后，天天花天酒地，一副及时行乐的模样。刘玄对他放了心，认为刘秀不过是纨绔子弟一个，因此他得以躲过杀身之祸。为全身避祸的刘秀，白天强颜欢笑，晚上泪湿枕席，他深深明白，要成大事，必须学会忍。

王莽政权被推翻后，群雄逐鹿的天下仍是一派乱象，忍耐中的刘秀终于争取到了独立发展的机会：刘玄命刘秀以大司马身份，“持节北渡河，镇慰州郡”。当时河北形势纷繁复杂，各种武装林立，刘秀依照冯异“理冤结，布惠泽”和邓禹“延揽英雄，务悦民心”的建议，“所过郡县，考察官吏，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复汉官名；吏民喜悦，争持牛酒迎劳”，争得了各阶层民众以及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支持，逐渐形成了建立政权的基础力量。但刘秀刚刚在河北找到点感觉，王郎在邯郸称帝，势力盛极一时，兵微将寡、羽毛未丰的刘秀被逼得四处奔逃，几度陷于绝地。但刘秀再次经受住了考验，刘秀的所作所为，让人们看到了天下安定的希望，众多英雄纷纷投奔他。这些人个个能征惯战，智勇双全，带领自己的部队效忠刘秀，刘秀才在河北站稳了。组织力量一举消灭王郎势力，扫除了占领河北的最大障碍。

公元25年8月5日，在鄗县（今河北柏乡县北）南的一个土坛上，在众将的极力拥戴劝进下，刘秀宣布即皇帝位，建元建武，将鄗县改名高邑县，正式建立了东汉王朝，这一年，他年仅31岁。

力挫群雄　统一全国

不过在当时，除了刘秀的少数谋臣和大将外，大概很少有人会相信，他会在十几年后一统天下，恢复汉朝，并使之延续了近二百年。

当时更始帝刘玄还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称帝前的刘秀也是他的下属，更始政权一度控制全国大部分地区。在刘秀称帝前后存在的割据政权可谓多如牛毛，称帝称王的也不在少数：

王莽的庐江（今安徽淮南西部）连率（郡级长官）李宪称淮南王，后自立为天子。

邯郸（今河北邯郸）一位算命的王郎自称汉成帝的儿子，起兵称帝，得到今河北北部直到辽东一带的响应。

公孙述占有汉中、巴、蜀，称蜀王，不久又称天子。

宗室梁王刘永在睢阳（今河南商丘）称帝，据有今河南东南和相邻的山东、安徽一带。

张步占据今山东大部，称齐王。

赤眉军立宗室刘盆子为帝，不久进占长安，取代更始政权。

隗嚣占有天水、陇西等郡（今甘肃陇中、陇南）称西州上将军。

窦融割据河西走廊，自称河西上将军。

卢芳在三水（今甘肃陇东北部和宁夏中部）称上将军、西平王，后被匈奴立为帝。

渔阳太守彭宠攻下蓟城（今北京），自称燕王。

南阳（今河南南部）一带有秦丰称楚黎王，还有在汉中称武安王后进入南阳的延岑等。

……

称帝前，刘秀虽然已灭王郎和河北各部，但实际控制的地区还不过今河北大部和一些相邻地区，既非兵力最强，也非占地最多。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六月，刘秀即位不久，大军直下，包围洛阳。固守洛阳的朱鲔因参与谋划杀害刘演，在刘秀以黄河水起誓的保证不讲仇的情况下，朱鲔率全体守城将土向刘秀投降。刘秀兵不血刃，使洛阳30万人不战而降，占领洛阳城后，刘秀拜朱鲔为平狄将军，扶沟侯。

刘秀定都洛阳。此后数百年，洛阳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建武二年（公元26年），刘秀又在洛阳建起宗庙。在宗庙右边建立稷坛。刘秀认为赤眉军是心腹大患，先派邓禹、冯异与赤眉作战，逼迫刘盆子率百万之众请降。解决了卧榻之侧的赤眉主力，又先后讨伐刘永，定河北，灭掉朝秦暮楚的隗嚣，夷平得陇望蜀的公孙述，于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统一中国。

刘秀之所以能在强敌环视的形势下一统天下，除了他战略正确作战勇敢指挥得当外，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的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早在他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就有利于取得更多的支持。

与先祖刘邦不同的是，刘秀没有杀戮功臣，而对他的功臣非常“厚道”，给他们丰厚的待遇。但为了避免功臣权力过大带来问题，刘秀“退功臣，进文臣”，把治理国家的事交给了文臣。

统一全国之后，汉光武帝刘秀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后汉书》作者范晔论曰：“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说：“帝每旦视朝，日昃乃罢……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他们对于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的肯定。光武晚年，虽因迷信图谶，宣布图谶于天下；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在封建帝王中还是难能可贵的，不失为一个好皇帝。

知人善任　戮力成事

东汉明帝永平三年（公元60年），汉明帝刘庄在南宫云台阁命人画了28位将军的像。称为云台二十八将。这二十八人是当年跟随汉光武帝刘秀打天下的开国名将，均为东汉建立过程中最具战功的将领。

这“云台二十八将”中，政治眼光与战略战术均高于他人者的是冯异，他是刘秀最喜欢的爱将。冯异行事低调，这是他的性格，也是一种智慧。据《后汉书》记载，在路上与其他官员相遇时，无论对方官职大小，冯异总是先把车让开；每次战斗结束，其他将领多忙于争功邀赏，只有冯异从不炫耀功劳，一个人静坐在树下沉思。因此，周围的人钦佩地送他一个绰号“大树将军”。

冯异生逢乱世，自幼喜欢读书，精通《左氏春秋》、《孙子兵法》等典籍。王莽夺取了西汉的政权自立新朝后，其改制大大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一时群雄并起，天下大乱。各路反王莽的武装力量共同拥戴西汉皇族刘玄为帝，建元更始，是为汉更始帝。冯异此时正以郡掾的身份替王莽监管五县，与父城县的长官苗萌共守县城。阻击在南阳建立政权的绿林起义军北进。

汉更始帝刘玄手下的得力干将刘秀奉命率兵攻打父城，却遭到冯异与苗萌的顽强抵抗，只得退兵巾车，呈两军对峙之局面。冯异偶尔一次“出行属县，为汉兵所执”，冯异遂与同行几人归顺刘秀，并表示愿意将所守城池献与刘秀，回到城中后，冯异对颍川郡最高长官苗萌说：“如今英雄壮士起兵的不少，但是多暴虐蛮横之徒，只有刘将军所到从不掳掠，秋毫无犯。我观其言语举止，绝非平常之人，我们可以投靠他建功立业。”苗萌深然之。在汉更始帝麾下众将中，当时的刘秀并不特别突出，但冯异一见刘秀，便认定刘秀“非庸人也，可以归身”，可见其慧眼独具。

此后，刘秀率部回宛城复命，更始帝派其他将军来攻父城者前后有十余人，冯异与苗萌都坚守不降。不久，刘秀率部经过父城，冯异与苗萌打开城门迎接刘秀，敬献牛酒。刘秀非常高兴，当即任命冯异为主簿，苗萌为从事。

从此，冯异成为刘秀的重要谋士和得力战将，深得刘秀赏识，一直委之以重任。刘秀统一天下过程中最重要的几步棋，都是在冯异的帮助下完成的。正是有冯异等“云台二十八将”与众多将士的全力鼎助，刘秀才得以终结西汉末年的乱局，而成为了东汉的开国皇帝。

《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随着经济危机的出现，马克思的《资本论》又成了舆论与阅读的热点。马克思预言了一个“金融资本统治的世界”。“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上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对经济危机有着深刻认识的马克思还指出，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升级后，资本人格化自我膨胀的必然结果。它必然完全脱离实际生活的逻辑、脱离实际经济逻辑，从而反过来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造成伤害，成为自己的敌人。《资本论》第一次深刻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正如达尔文的《进化论》曾发现有机自然界的进化规律一样，马克思的《资本论》也发现了人类社会的进化规律。《资本论》是马克思用毕生精力著述的伟大的科学巨著，是人类历史上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百科全书。

马克思在《资本论》这部不朽名著中，一共提到了六百八十多个世界各国的人物，其中只有一个是中国人，他的名字叫王茂荫。

这个王茂荫是何许人也？

王茂荫（1798—1865年），字椿年，号子怀，安徽歙县人。中国清代著名经济学家、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他于1832年考中进士步入仕途。历任户部主事、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务。王茂荫在京历任三朝，居官三十年，不携眷属随任，一直独居宣武门外歙县会馆，以两袖清风、直言敢谏而闻名。1864年，因为母亲去世离职返乡，1865年在家乡病逝。著有《王侍郎奏议》十一卷及《皖省褒忠录》。《清史稿》有王茂荫传。

王茂荫毕生致力于我国经济史尤其是货币史的研究和实践，他的货币观点及钞币发行方案最为引人注目，被学术界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

王茂荫是一位非常有见解的财政专家，他曾在户部任职多年，并主管过钱法堂事务，因而对币制改革一直非常关注，能够针对不同的社会财政状况，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缓解财政危机的方法。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上呈《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由银号出资替政府负兑现责任的丝织钞币，以解决财政困难，被朝廷否决。1853年至1854年，他又两上条疏请改币制，均遭驳回。他提出的兑现大清宝钞和户部官票的主张，反对铸造“当百、当五百、当千”等项大钱的主张，对保持社会稳定、遏制通货膨胀有一定的作用。针对当时朝廷权臣肃顺等请添铸“当百、当五百、当千”大钱的建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官能定钱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钱当千，民不敢以为百；物值百，民不难以为千。”对物价规律和货币投放之间的关系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王茂荫的这些建议，遭到急于填充国库的咸丰皇帝的严斥，指责他“为商人指使，不关心国事”，并将他调离户部岗位。

王茂荫的货币改革方案，被俄国传教士巴拉第（1849—1858年在华）写进《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并被收入了巴拉第主编的一部多卷本资料汇编。当这部资料汇编被翻译成德文，于1858年在柏林出版时，书名已是《帝俄北京公使馆中国著述集》了。《内阁关于纸币的奏折》通过这个德文译本受到了博学的马克思的注意。

马克思在1864年出版的德文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中，在谈到货币或商品流通、论述“强制流通的国家纸币”问题时，以第八十三条大段注释的方式专门提到了中国理财官王茂荫及其“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的观点，从而使他成为《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时人对王茂荫评价很高，说他“直声清节，上自公卿，下至工贾隶圉，无智愚遐迩，啧啧皆赞其贤”（《阮陵吴大廷序》）。朝廷谕旨“广为刊布，实力劝导”。成书于王茂荫去世后不久的张之洞的《劝学篇》，几乎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士子必读手册，影响极大、传布极广，“不胫而遍于海内”。张之洞在《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中也这样盛赞王茂荫等人：“咸丰以来，海内大乱，次第削平，固由德泽深厚、庙算如神，亦由曾、胡、骆、左诸公，声气应求于数千里之内，二贺（熙龄、长龄）、陶（文毅）、林（文忠）诸公，提倡讲求于二十年以前，陈（庆镛）、袁（端敏）、吕（文节）、王（茂荫）诸公，正言谠论于庙堂之上，有以至之。

日军当年为何未能占领陕西？

抗战时期的陕西在全国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陕西作为西北之咽喉，尤其是陕甘边区作为全国模范抗日基地、新民主主义建设的示范区，既是抗日战争的政治指导中心，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又是坚持抗日战争的后方基地。它成为日军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之一，8年中，日军飞机轰炸陕西560多次，投弹1.36万余枚，死伤民众万余人，炸毁房屋4.3万余间。其轰炸时间之多，范围之广，均居全国前列。

然而，在整个抗战时期，除陕北的府谷沦陷数小时外，日军基本没有能够侵占陕西的一寸土地，这是为什么呢？

且听笔者为各位看官解析这一疑问。

1937年7月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了华北大、中、小城市和交通沿线的土地，又向南方大举进攻。这年秋天，日军又派出兵力，直扑陕西。他们认为打下陕西，就可进军西北和西南，配合其南下大军，速战速胜灭亡中国。

日本方面认为，陕西是抗日中坚——中共中央所在地，而西安是张、杨逼蒋促成全国抗战的基地，打下陕西是对中国抗战精神的致命一击。所以对于陕西，他们是志在必得。

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双方的实力对比十分悬殊。抗战开始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主力已开到晋西北前线，在关中的杨虎城部队主力也开到了山西河北交界的前线。陕北留守的部队只有1万多人，要防守300多公里的黄河西岸；关中留守的6000多人，要防守100多公里的关中东部。日军先后投入进攻的部队有5个师团，3个旅团，四五万人，三倍于我军；又有空军、炮兵配合，日军以为攻取陕西不是什么难事，以为胜利在握指日可待。

但是，当自命不凡的日军迅速推进到陕西东界的黄河东岸，一看到黄河，就为之失色：世界上竟有这样雄伟的河流，太可怕了。不得不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黄河从陕西省的府谷向南到韩城禹门口，奔腾在陕西、山西间的峡谷中，似从天而降，又一泻千里，吼声震动，力冲万钧。黄河在禹门口，猛出峡谷，一展数十里之宽，如海如潮，泥潭、沼泽四布，流向深浅莫测，古来即为渡军之大忌。

汹涌澎湃的河水巨澜翻卷，黄河天险让日军很是头疼。

既来之，则战之。经过一冬的谋划，日寇采取的战法是：先用空军对我守军狂轰滥炸，使我无力还击，然后用武装的船只强渡占领渡口，后续部队迅速登陆，汽车、装甲兵马上开来。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给我军以沉重打击。

而对于随时可能打过黄河的侵略者，我军严阵以待，决心御敌于黄河彼岸。抗日军民在山区中修了坚固的工事，配备了强大的火力，在敌人船只开到河中时，打个人仰马翻，并向对岸敌军发射迫击炮，坚决顶住，并迂回渡过黄河，从背后打击日军，使其有被前后夹击之忧，无法组织渡河战役。

从1938年到1939年底，日军从府谷渡口到潼关渡口，发动了大小20多次的渡河战斗，均以失败告终。

1939年，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公开投降了日本后，竟然无耻地建议日本要尽快占领陕西，说这样就可迅速战胜八路军和盘踞在陕西的杨虎城所部。日本人于是又对陕北宋家川（即吴堡县城所在地）这个大渡口，一连进行4次攻击，最少时用兵500人，多时1500人，飞机大炮开路，战船跟进。但我军在敌人滥炸时，集中向敌船发射火力，打得敌人人仰船翻，落荒而回。但回到东岸时，准备渡河的后续日军又遭到突如其来的袭击，阵营大乱，赶快向太原方向退去。日军先后在府谷、神木、佳县、吴堡、枣林坪、马头关、大庆关、潼关发动的进攻，也是每次出动5000到10000人的兵力，都遭到同样的战法而被击退。值得一提的是，杨虎城所部在朝邑（今大荔）、邓宝珊所部在榆林向企图从东、从北（包头）强渡黄河的日军，都予以了狠狠的打击。府谷和大庆关（朝邑）都被日军一度占领，很快就被抗日的力量反击并收复。

1939年后八路军在华北建立了根据地，深入敌后，不断向日军发起攻击，使得日寇再无力西顾了。此后，他们偃旗息鼓，不再企图打到陕西了。

1939年被我军俘虏、曾在宋家川参加渡河作战的日军一司号兵山田回忆说：“船到河心，每一个浪就是一座大山，船过了一个浪头，我们都吓一脸煞白，全身发软。哪还能打仗。大大的可怕。”

黄河天险加上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致使日军始终未能占领陕西的一寸土地。使陕西得以成为抗战的大后方，特别是成为中共中央指挥抗战的大本营，又成为解放战争胜利的领导中心。

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特别是作为法西斯轴心国之一的日本，在战前吞并了朝鲜与中国的台湾，在二战中又侵略了中国、菲律宾、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马来亚、新加坡、印尼、文莱、巴布亚新几内亚等国家，以及时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等地区，唯独对弹丸之地的澳门却不敢染指。这是为什么呢？

据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中的说法，日本之所以在二战中不敢对澳门下手，主要是由于当时巴西的一个照会唬住了日本的缘故。

作为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重要人物，刘成禺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大事。诸如1903年他加入兴中会，并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运动，在美国主办《大同日报》，宣传革命思想。他生平交友广泛，与当时的上层人物大多都有来往，所以他的著作内容广泛，而且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同时他还是位有名的诗人，董必武评价他说道：“武昌刘禺生以诗名海内，其脍炙人口者为洪宪纪事诗近三百首，余所见刊本为洪宪纪事诗薄注四卷，孙中山、章太炎两先生为之序。中山先生称其宣传民主之义。太炎先生谓所知袁氏乱政时事刘诗略备”。

刘成禺一生著作甚丰，主要的如《洪宪纪事诗》、《世载堂诗集》、《太平天国战史》、《世载堂杂忆》等。刘成禺的《世载堂杂忆》全书近二十万字，是他在1940年代在上海《新闻报》副刊上发表的短文集。当时广为流传，现有流行的大多为钱实甫整理，196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版本。此书主要从多方面反映了晚清以至民国时期的人物事迹、政治制度、社会变革等等，是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在《世载堂杂忆》中，刘成禺较为详细地诠释了二战时日本为何独不敢侵略澳门：

古代巴西为印地安人居住地。1500年4月22日，葡萄牙航海家佩德罗？卡布拉尔抵达巴西。他将这片土地命名为“圣十字架”，并宣布归葡萄牙所有。由于葡殖民者的掠夺是从砍伐巴西红木开始的，“红木”（Brasil）一词成为巴西国名，并沿用至今，其中文音译为“巴西”。16世纪30年代葡萄牙派远征队在巴建立殖民地督。巴西地广人稀，一直苦于无人开发。葡萄牙人曾给大清朝表达过欢迎移民的意愿，希望中国人移民巴西，一起开发这个南美洲面积第一大的国家。为了保证不留后遗症，葡萄牙殖民者提出了以下条件：（一）凡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入巴西国籍。（二）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一定要有家眷同往。拒绝单身汉。（三）中国人民愿移民巴西者，必须以农工为业，拒绝无业游民。中国人向来安土重迁，这些苛刻的条件无异于把他们连根拔走，彻底断了和祖国的联系，当然没人愿去。而大清国执政者对这些合作条件也不满，于是便懒得搭理了。

看到中国对此很不热情，巴西只好转而与地狭人多的日本商量，日本人喜出望外，立马就答应了，并从此陆续地大量地向巴西输出劳动力。及至二战开始，已有三百多万日人移民到巴西。

二战中日本大肆侵略，除了大规模侵华外，还将魔爪伸向了东南亚和周边地区以及太平洋诸岛屿。殖民澳门的葡萄牙很紧张，担心日本也会侵略澳门，于是让自己的兄弟国巴西给日本发了一个照会，照会中称：“如果日本人以武力入侵澳门，巴西就把所有日侨撵回本国。”这一威胁还真管用，把日本人吓出了一身冷汗，是啊，若三百万人一起被扫地出门赶回老家日本，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还会衍生很多的麻烦，所以投鼠忌器的日本人屈于巴西的施压，在二战中从始至终都没敢对澳门下手。

第二章　帝王秘闻

秦始皇也能闻过即改

我们都知道，唐太宗从谏如流、闻过即改的心胸与品质，成就了“贞观之治”之盛世，历来为史家所赞不绝口。殊不知，以残暴名世的秦始皇也是闻过即改的典范。

茅焦劝谏　嬴政接母

战国早期，秦国在诸强中并不是最强大的国家，秦始皇的父亲子楚（本名异人）作为王子被迫在赵国做人质，由于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自然对子楚也不以礼相待，致使他政治上不得意，生活上也陷于窘境。

卫国商人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人，故里在城南大吕街，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所以积累起千金的家产。吕不韦认为子楚是“奇货可居”，决定进行一次政治赌博，于是，设法结识了他，成为密友。吕不韦遂予重金资助，并西入咸阳，用金钱开道，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宠姬华阳夫人，利用秦国内部的矛盾，纵横捭阖，使得连归国希望都十分渺茫的子楚竟然被立为王位继承人。功夫不负有心人，几经周折，吕不韦做成了一笔一本万利的政治大买卖。

为了进一步笼络住子楚，吕不韦把自己已经怀孕的心爱的小妾也赠送给他，这便是秦始皇的母亲赵姬。

后来，子楚与吕不韦逃归秦国。子楚的父亲安国君继立为孝文王，子楚遂为太子。公元前250年，秦孝文王继位三天后突然中毒而死，子楚继位，即秦庄襄王，当上秦国国王的子楚不忘旧恩，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10多万户，门下有食客3000人，家僮万人。庄襄王卒，年幼的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邦（战国时百官中最高者），号称“仲父”，专断朝政。子贵母荣，赵姬则成为王后。

谁知天不假年，短命的子楚仅做了3年国王就去世。公元前246年，13岁的嬴政即位，年轻的赵姬成为王太后。赵姬年轻貌美，与吕不韦经常私通。精明的吕不韦看到嬴政一天天长大，心存顾忌，便把嫪毐装扮成宦官推荐给太后，自己则全身而退。

嫪毐，按照《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是一个阳具相当巨大的人，可以用其阳具转动桐木车轮；吕不韦便将嫪毐引见给秦王嬴政的母亲赵姬，使其与赵姬私通。嫪毐与太后终日厮混，结果接连为嬴政生了两个小弟弟，并打算等到嬴政死后，用这两个小孩为秦王。

在赵太后的不断关照下，嫪毐获得了一路晋升，被封为长信侯，家里的奴仆有数千人，食客千余人，又以河西、太原郡作为嫪毐的封国，至于其他的奖赏更是不计其数。可惜，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公元前238年，嬴政亲政，立即有人向他举报太后和嫪毐的不法之事。在嬴政着手调查时，嫪毐先发制人，他窃取玉玺，调动地方军队以及他的家人欲攻占嬴政居住的宫殿。嬴政果断平叛，当场杀死数百人，后将嫪毐车裂并诛灭其家族，将自己的同母异父的两个弟弟也杀死，而对于自己的母亲，嬴政不能处分，只好将她贬入咸阳宫，软禁起来。

可是，幽禁母亲，毕竟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许多大臣为此纷纷发表意见，都遭到了嬴政的严厉处罚。嬴政下令说：“日后有敢再来说太后的事情的，先用蒺藜责打，然后杀掉。”为此，先后有27位进谏者遭到残酷的杀戮。

看到秦始皇杀掉那么多的人，一时间，没有人再敢进谏。这时，在秦国为客卿的茅焦挺身而出，他感慨地说：“儿子囚禁母亲，天地翻覆。哪里有这种道理？”

他自报家门说：“我是齐国人茅焦，是因为太后的事情来劝说大王的。”这一次，茅焦很幸运，接到求见的报告，秦始皇没有立即处决他，而是派使者提醒说：“你难道没有见到那些因为来说太后的事儿被杀掉的人的尸体吗？”茅焦回答：“我正是为此事而来。我听说天上有二十八星宿，如今已经有二十七个了，我来就是要凑够二十八之数。我不怕死！”那些和茅焦一起居住的人听说茅焦去谏止秦王，都认为他必死无疑，大家合伙把他的行李私自瓜分，各自逃亡了。听到使者的回报，秦王嬴政火冒三丈，大怒道：“这小子是故意来违背我的命令的，赶快准备一口大锅，我要煮了他。”说完，按剑端坐，气势汹汹，召见茅焦。

茅焦故意缓慢地进殿以减弱秦王的怒气。使者催促他快点，茅焦说：“我到了那里就要被处死了，您就不能让我慢点吗？”连使者都感到非常悲哀。茅焦来到秦始皇面前，不慌不忙地行过礼，对秦王说：“我听说，长寿的人不忌讳谈论死亡，国君不忌讳研究国家灭亡。人的寿命不会因为忌讳死亡而长久，国家不会因为忌讳亡国而保存。人的生死，国家的存亡，都是开明的君主最希望研究的，不知道大王是否愿意听？”听到这里，秦王的怒气稍稍缓解，问：“此话怎讲？”茅焦说：“忠臣不讲阿谀奉承的话，明君不做违背世俗的事。现在，大王有极其荒唐的作为，我如果不对大王讲明白，就是辜负了大王。”秦王停顿了一会，说：“你要讲什么？说来听听。”茅焦说：“天下之所以尊敬秦国，也不仅仅因为秦国的力量强大，还因为大王是英明的君主，深得人心。现在，大王车裂你的假父，是为不仁；杀死你的两个弟弟，是为不友；将母亲软禁在外，是为不孝；杀害进献忠言的大臣，是夏桀、商纣的作为。如此的品德，如何让天下人信服呢？天下人听说之后，就不会再心向秦国了。我实在是为秦国担忧，为大王担心啊。”说完之后，茅焦解开衣服，走出大殿，伏在殿下等待受刑。秦王嬴政听了茅焦这番话之后，深为震动，知道自己的行为对收买人心、统一天下大业不利，于是，他亲自走下大殿，扶起茅焦，说：“赦你无罪！先生请起，穿上衣服。我愿意听从先生的教诲。”茅焦进一步劝谏说：“以前来劝谏大王的，都是些忠臣，希望大王厚葬他们，别寒了天下忠臣的心。秦国正图一统天下，大王更不能有迁徙母后的恶名。”秦王说：“以前的人，都是来指责我的。没有一个讲明事关天下统一的道理。先生的话使我茅塞顿开，哪里有不听的道理？”于是，秦王采纳了茅焦的建议，厚葬被杀死的人，又亲自率领车队，前往雍地把太后接回咸阳，母子关系得以恢复。

返回都城咸阳的太后极为高兴，设酒宴款待茅焦，席间对茅焦赞赏有加，她一迭声地称赞说：“先生是天下最正直的大臣。在危急时刻，先生转败为胜，安定秦国的江山社稷，使我们母子重新相会，这都是茅君的功劳啊！”

嬴政闻过即改的此举，无疑给他带来了很大的积极效应，在秦国内部可以起到稳定人心、安定政局的作用，为他后来统一天下奠定了一定的政治基础。茅焦也因敢于直谏而受到嬴政的尊敬，被立为太傅，尊为上卿。

安顿好母亲后，恨死了吕不韦的嬴政，将吕不韦遣出京城，令其前往河南的封地。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很不客气地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

秦王政十九年（前229年），太后去世，谥号为帝太后。与庄襄王合葬在芷阳。

取消逐客　人才云集

公元前237年，在嫪毐叛乱势力被镇压下去，吕不韦集团的势力尚未被触动之际，秦国又发现了奸细：韩国派来的水工郑国。

在战国七雄中，韩国实力最为弱小，又紧邻秦国，所以处境相当危险，是秦国进行统一战争的首选目标。面对强敌，韩国不得不去考虑如何救亡图存。

公元前246年，韩惠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了一个非常拙劣的所谓“疲秦”的策略。他以著名的水利工程人员郑国为间谍，派其入秦，游说秦国在泾水和洛水（北洛水，渭水支流）间，穿凿一条大型灌溉渠道。表面上说是可以发展秦国农业，真实目的是要耗竭秦国实力。在当时，各国没有常备军队，全民皆兵，而修郑国渠这样的大型灌溉工程，秦国要动用所有青壮年劳力，耗费大量财力和精力，这必然要影响到秦国统一战争的进程。韩国企图以此消耗秦的国力，转移秦国的注意力，改变韩国行将灭亡的可悲命运。

本来就想发展水利的秦国，很快地采纳这一诱人的建议。只是韩惠王低估了秦国的综合实力。尽管秦国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兴修这条水渠，但是丝毫也没有影响秦军的东攻计划。而且，当时在秦国兴修的大规模土木工程还并不止此一项。

最后，韩惠王的阴谋终于让嬴政发现了，不善制怒的嬴政暴跳如雷，立即命人将郑国抓来，要问刑处死。嬴政气得发昏，朝中一帮长期不受重用的宗室大臣们觉察出这是一个难得的重秉朝政的好机会。因为，长期以来，秦国一直坚持“客卿”政策，重用东方各国的有才之士，或委以重任高位，或任为客卿，宗室贵族在政治上都没有过高的地位，本国官吏若无大才也只能充任一般职务，掌不了大权。这项制度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长期保持勃勃生机的重要原因，也是秦国最终统一六国的政治保证之一。

看到秦王怒气冲天，宗室大臣们乘机进言，称：“各诸侯国来秦国谋事的人，大抵都是为了他们各自的君主而游说秦国、做间谍的，请您务必将他们全部驱逐出境。”年轻气盛的嬴政犯了急躁的毛病，没有冷静地思考，便糊里糊涂地接受了这个建议，立即下达了“逐客令”。

李斯的名字也被列在驱逐的名单之中。李斯是楚国上蔡人，曾追随当时著名的思想家荀子学习“帝王之术”，与韩非同窗，学成以后四入秦国欲施展一番抱负。他因建议对东方六国施用反间计，拉拢了不少各国的名士，受到秦王嬴政的赏识，被拜为客卿。

郁闷的李斯没有认命，而是给秦王写了一封信，力劝秦王不要逐客，这就是有名的《谏逐客书》。他说：“我听说群臣议论逐客，这是错误的。从前秦穆公求贤人，从西方的戎请来由余，从东方的楚国请来百里奚，从宋国迎来蹇叔，任用从晋国来的丕豹、公孙支。秦穆公任用了这五个人，兼并了二十国，称霸西戎。秦孝公重用商鞅，实行新法，移风易俗，国家富强，打败楚、魏，扩地千里，秦国强大起来。秦惠王用张仪的计谋，拆散了六国的合纵抗秦，迫使各国服从秦国。秦昭王得到范雎，削弱贵戚力量，加强了王权，蚕食诸侯，秦成帝业。这四代王都是由于任用客卿，对秦国才做出了贡献。客卿有什么对不起秦国的呢？如果这四位君王也下令逐客，只会使国家没有富利之实，秦国也没有强大之名。”

李斯还说，秦王的珍珠、宝玉都不产于秦国，美女、好马、财宝也都是来自东方各国。如果只是秦国有的东西才要的话，那么许多好东西也就没有了。李斯还在信中反问：为什么这些东西可用而客就要逐，看起来大王只是看重了一些东西，而对人才却不能重用，其结果是加强了各国的力量，却不利于秦国的统一大业。李斯的这封上书，不仅情词恳切，而且确实反映了秦国历史和现状的实际情况，代表了当时有识之士的见解。因此，这篇《谏逐客书》成为历史名作。

秦王明辨是非，果断地采纳了李斯的建议，立即取消了逐客令，李斯仍然受到重用，被封为廷尉。

此后，秦国仍旧坚持招揽和重用外来客卿的传统，这些外来的客卿在秦国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取消逐客令不久，魏国大梁人尉缭也来到了秦国。他向秦王建议说：当前，以秦国的力量消灭东方各国是毫无问题的。但是，如果各个诸侯国联合起来，合纵抗秦，结果就很难说了。因此，不要吝惜财物，向各国掌权的“豪臣”行贿，破坏他们的联合，只用三十万金，就可以达到兼并各个诸侯国的目的。秦王采纳了尉缭的计谋，在同各国进行斗争的过程中，不少次是用此策而取得胜利的。

嬴政坚持接纳、使用客卿的政策，使各国人才纷纷慕名而来云集秦国，秦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最终得以问鼎天下。

郑国的命运呢，也是有惊无险。当韩国“疲秦”的阴谋败露，嬴政欲怒杀郑国时，郑国淡定地说：“始臣为间，然渠成亦秦之利也。臣为韩延数岁之命，而为秦建万世之功。”（见《汉书·沟洫志》）

秦王政是位很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认为郑国说得很有道理，同时，秦国的水工技术还比较落后，在技术上也需要郑国，所以一如既往，仍然加以重用。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全渠完工，人称郑国渠。郑国渠自秦国开凿以来，历经各个王朝的建设，先后有白渠、郑白渠、丰利渠、王御使渠、广惠渠、泾惠渠，至今造益当地。

起用王翦　灭掉劲敌

嬴政一生中最能体现他知人善用、闻过即改特点的，是换用老将王翦灭亡楚国、消灭秦国最后一个劲敌这件事。

王翦是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战国末期秦国著名战将，与其子王贲一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曾先后领兵平定赵、燕、蓟等地。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使其与白起、李牧、廉颇并列为战国四大名将。

公元前226年，秦灭六国的大业进展得如火如荼之际，嬴政决定攻取楚国。发兵前夕，嬴政与众将商议派多少军队入楚作战。青年将领李信年轻气盛，扬言不过二十万人，即可踏平楚国。而老将王翦身经百战，知道灭楚确非易事，坚持非六十万人不可。

李信也不简单，也有着光辉的历史，此人曾轻骑追击燕军，迫使燕王喜杀死派荆轲入秦行刺的太子丹，一解秦王心头之恨，颇得秦王赏识。听了二人的话，秦王嬴政认为王翦年老胆怯，李信年少壮勇，便决定派李信与蒙武率领二十万人攻楚。

未获君信，王翦自然心中不快，爱谁谁吧。遂借口有病，告老归乡。

第二年，李信、蒙武攻入楚地，先胜后败，“亡七都尉”（《史记·王翦列传》），损失惨重。楚军随后追击，直逼秦境，威胁秦国。嬴政闻讯大怒，但也无计可施，此时，有人建议他起用并非胆怯的老将王翦。

痛定思痛，嬴政这才意识到当初王翦的话是符合实际的。但王翦己不在朝中，于是秦王政亲往王翦的老家频阳，请求已告老还乡的王翦重新“出山”，并再三向其诚恳道歉。

王翦见此，抹不过面子，便不再推辞，说：“大王一定用臣，非六十万人不可。”秦王政见王翦答应出征，立刻高兴地说：“一切听凭将军的安排。”

公元前224年，秦王嬴政尽起全国精兵，共六十万，交由王翦率领，对楚国进行最后一战。他把希望全部寄托在王翦身上，亲自将王翦送至灞上，这是统一战争中任何一位将领都未曾得到过的荣誉。嬴政与众不同的性格再次显露出来，他知错就改、用人不疑的品性，使他再次赢得了部下的信任，肯为之卖命。

王翦不负重托，经过一年的苦战终于灭亡了楚国。

从对王翦在灭楚问题上前后态度的变比，显示了秦王嬴政所具备的能够完成统一大业的素质和才能。这种素质和才能不是每一个人都具备的，也不是每一位君主或最高领导人听能够具备的，它们是秦王政得以实现统一中国目标的基木保证。所以秦始皇能够灭六国、统一中国而成为“千古一帝”不是偶然的。

唯一被追认为皇帝的太监是谁？

魏明帝曹睿即位后，追尊其高祖曹腾为高皇帝，其夫人吴氏为高皇后，直到西晋代魏，这个称号都一直保存着。曹腾也成为曹魏王朝五个拥有帝号的人物之一（魏高皇帝曹腾，魏太皇帝曹嵩，魏武皇帝曹操，魏文皇帝曹丕，魏明皇帝曹睿，因司马专权，曹睿的后继者皆不得享有帝号）。

历史上，被正式授予正统王朝皇帝称号的宦官，仅曹腾一人而已，可谓空前绝后。《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和《后汉书》，均载有《曹腾传》。宋代诗人刘克庄有首诗《杂咏一百首·曹腾》这样写他：“费亭侯在日，乱已有萌芽。养得螟蛉种，犹能覆汉家。”

曹腾是曹操的祖父，字季兴，东汉著名的宦官。曹腾的父亲是曹节，字符伟，生有三子。曹腾排行第三，从小就被送入皇宫当宦官。司马彪的《续汉书》记载一段曹节的小故事，曹节的邻居丢了一头猪，到曹节家寻找，指认曹家的一头猪就是他走失的猪，曹节不与他争执，让邻居将猪牵回去。后来邻居家走失的猪自己跑回家来，邻居感到羞愧，赶忙登门道歉，送还曹家的猪。曹节也不责怪，笑着接受了。于是乡里之间都称赞曹节是一位仁慈敦厚的人。从这个故事来看，曹节应是个普通的乡下农户，也许因为经济因素，才会将曹腾送到宫中当宦官吧。

宦官，俗称太监或“老公”。文书上的称谓很多，例如有阉人、阉宦、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太监、内监等等。这些男子生殖器官被阉割后失去性功能而成为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这批人是历代王朝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属的奴仆。据记载，我国先秦和西汉时期的宦官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才全部用阉人。这是由于在皇宫内廷，上自皇太后、太妃，本朝后、妃以及宫女等，女眷较多，如果允许男侍出入，难免会发生秽乱宫帷的事。所以绝不允许有其他成年男性在宫内当差。

东汉安帝时，入宫为宦。邓太后认为他年轻、温顺、忠厚，选他倍伴太子（顺帝刘保）在东宫读书。由于他为人恭谨，很受太子的喜爱。后与女子吴氏结为“对食”夫妻，并收养夏侯家少年为子，即曹操父亲曹嵩。

汉顺帝即位后，曹腾升任中常侍。他在宫内供事三十多年，一直小心谨慎，其家族也从不在家乡横行霸道。而且曹腾又经常向皇帝推荐一些名士，如陈留虞放、边韶、南阳延固、张温、弘农张奂、颍川堂溪典等。当时有个蜀郡太守通过计吏（每年去中央汇报地方工作的吏员）顺便送些礼物给曹腾，结果被益州刺史种暠在斜谷关查出。种暠上书告发蜀郡太守，而且由此弹劾曹腾，请求交给廷尉治罪。皇帝却说：“信是从外面来的，不是曹腾的过错。”（帝曰：“笺自外来，腾书不出，非其罪也。”）于是扣下奏折。结果曹腾丝毫不介意此事，常常在皇帝面前称赞种暠是有才能的官员，能掌握为臣的法度，使得种嵩不断升迁，位至司徒。后来种暠还感慨说：“我能当上司徒，都是曹常侍的帮助啊！”曹腾约束家族并且亲近士大夫，得到了当时社会各界对其的普遍赞誉。

汉顺帝永和四年（公元139年），中常侍张逵、蘧政，内者令石光，尚方令傅福为夺权陷害曹腾、孟贲，结果反被顺帝诛杀。

汉顺帝死后，刚刚满两岁的幼子汉冲帝在继位一年以后又夭折。当时大臣们都认为应该立一位年长有德的宗室当皇帝，都属意于清河王刘蒜，外戚大将军梁冀为了继续掌权，却立了勃海孝王的儿子年仅八岁的刘缵当皇帝，即汉质帝。但这位小皇帝也很聪明，在朝会时指着梁冀对群臣说：“此跋扈将军也。”惶恐的梁冀又毒死了这位即位才一年多的小皇帝。这时大臣们强烈要求立清河王刘蒜，梁冀本来打算立自己的妹夫蠡吾侯刘志，但见群情激昂，也没了主意，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清河王刘蒜“为人严重，动止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归心焉。”但是曹腾等宦官曾经拜见刘蒜，刘蒜并不以礼相待，引起了曹腾等人的仇视和畏惧。曹腾等人连夜赶往梁冀家中进行劝说，对他说：“将军世代都是皇亲国戚，总理朝政，人际关系复杂，有很多违反法度的地方。清河王严明，如果最后成为君主，那么将军遭受灾祸就为期不久了。不如立蠡吾侯，富贵可以长久保持啊。”梁冀采纳他的建议，强行立蠡吾侯刘志为帝，既汉桓帝。曹腾以此功劳，迁为大长秋，达到宦官官位的极点，并且被封为费亭侯。大长秋可以说是最大的宦官，执掌奉宣中宫，俸禄二千石，属于列卿一级的高官。

曹腾死后，养子曹嵩（即曹操的父亲）继承爵位。桓帝末年曹嵩就已官拜司隶校尉，到了灵帝即位，又升任大司农、大鸿胪，先后掌管国家的财政礼仪，位列九卿，位高权重。东汉末年，朝中有花钱捐官的制度，曹嵩并没有满足于大鸿胪的职位，花去万金为自己捐了太尉一职。太尉居“三公”之首，曹嵩由此达到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最高峰。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十常侍乱政时，曹嵩辞官居于洛阳。因为董卓入袭汉宫，王允吕布诛董卓，李傕郭汜大交兵等等，洛阳已成是非之地，曹嵩带着家资家眷到泰山华县避祸。后曹嵩又带着次子曹德与妻妾，离开华县前往曹操的大本营兖州。浩浩荡荡地到了徐州境内时，陶谦派遣两百名卫兵，交给张闿护送曹嵩。依照《吴书》的记载，这张闿抵抗不了一百多辆车行李与金银财宝的诱惑，走到泰山与华县、费县之间，就指挥卫兵，把曹嵩杀了，劫去曹嵩的财物，逃往淮南。和曹嵩一起成为刀下之鬼的还有次子曹德，夫人邹氏（曹操之母），姬妾赵氏等。

曹操一口咬定曹嵩是陶谦派人所杀，立即接连发动了两次对徐州的战争，声称为父报仇。有五个城的男女老少，几十万人，包括从陕西因李傕、郭氾之乱，而逃到徐州来的难民，都被曹操指挥部队杀光。这五个城是（现在称为徐州市的）彭城、（峄县之南的）傅阳、（睢宁西南的）取虑、（现在称为睢宁的）睢陵与（安徽泗县之西的）夏丘。曹操屠掉这五城，屠得真正是鸡犬不留，使得“睢水为之不流”，太残忍了！这是曹操一生的大污点。

毛泽东的五位“一字（词）师”

毛泽东虚怀若谷，以能者为师，曾五次虚心听取朋友们的建议修改诗文。

1957年，有一次毛泽东请教诗人臧克家，问他对自己的词作《沁园春·雪》有何看法。臧克家认为词中的“原驰腊象”的“腊”字须推敲，说：“将‘腊’改为‘蜡’似好些，‘蜡象’正好与前面的‘银蛇’映衬。”毛泽东听后高兴地说：“好，就请你替我改过来。”毛泽东后来还几次和臧克家提及此事，说他修改得好。

1958年，毛主席对诗作《七律·长征》有段批注：“改浪拍为水拍，这是一位不相识的朋友建议的，他说一篇内不要有两个浪字。是可以的。”这位“不相识的朋友”，就是山西大学历史教授罗元贞老先生。

罗元贞是广东兴宁市宁新人，是享誉海内外著名爱国诗人、历史学家，曾长期任山西大学历史系教授。1952年元旦，当时在东北大学任教的罗元贞，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致信毛主席表达感激之情，顺便谈了点学习主席诗词的体会，并建议将《长征》诗第五句“金沙浪拍云崖暖”中的“浪”改为“水”。这样既可避免与第三句“五岭逶迤腾细浪”的“浪”字重复，又不使意境太“露”。主席在百忙中于1月9日亲笔回信：“元贞先生，1月1日来信收到，感谢你的好意，此复。顺颂教棋。”

早在建国前后，毛泽东就曾有过“一字师”和“一词师”的佳话。1949年，毛泽东接受“救国七君子”之一章乃器的建议，将人们传唱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一歌中的“中国”前面加一“新”字，并当面亲切地说：“乃器先生，你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通知作者加上〈新〉字了”。一字之增改，使该歌词大为增色。建国之初的1951年，中国决定抗美援朝，原想以“支援军”名义出兵，后来在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时任政务院副总理的黄炎培对毛泽东主席说：“有个问题要考虑呀，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打不好。”他认为“支援”的说法不妥。周恩来总理也同意黄炎培的看法，他附和说：“我们叫支援？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毛泽东一听，受到启悟，顺手抓起铅笔，将“支援军”改为“志愿军”，黄元培频频点头：“师出有名，战无不胜！”

1959年，毛泽东在庐山会议初期，印发其《到韶山》一诗。毛泽东当时虚心地向有“荆楚才子”之称的梅白征求意见。梅白提出“别梦依稀哭逝川”这一句应改“哭”为“咒”更好。这样似诗意更积极深刻，感情也更鲜明强烈些。毛泽东欣然接受了梅白的意见，称梅白是“半字之师”。“哭”也就改成了“咒”。另外，《到韶山》诗最后一句原为“要使人民百万年”，梅白又提出不妥，说这句有口号之嫌。毛泽东由是就将这句改为了“遍地英雄下夕烟”。

毛泽东尊重“一字师”臧克家、罗元贞、章乃器、梅白和“一词师”黄炎培的虚心态度，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

毛泽东妙评《金瓶梅》

成书于明代隆庆至万历年间的《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长篇社会世情小说。它借小说《水浒传》中描写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把故事引申开来，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生活，详细刻画了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恶势力代表西门庆由发迹到暴亡的罪恶生活历程，明写宋代，实为作者所处的明朝“当代史”，深刻揭露了明代后期黑暗腐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

毛泽东酷爱读书喜发议论，他曾先后五次评价过《金瓶梅》。

第一次是在1956年。当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门工作汇报时同万里等人的谈话中讲道：“《水浒传》是反映当时政治情况的，《金瓶梅》是反映当时经济情况的，是《红楼梦》的老祖宗，不可不看。”

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泽东充分肯定了《金瓶梅》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学价值，亲自拍板对《金瓶梅》在全国小范围解禁，毛泽东说：“《金瓶梅》可供参考，就是书中污辱妇女的情节不好。各省委书记可以看看。”

于是，文化部、中宣部同出版部门协商之后，以“文学古籍刊行社”的名义，按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集资影印的《新刻金瓶梅词话》，重新影印了2000部。这些书的发行对象是：各省省委书记、副书记以及同一级别的各部正副部长。影印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两函21册，正文20册，200幅插图辑为一册。所有的购书者均登记在册，并且编了号码。

第三次是在两年之后。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将《金瓶梅》与《东周列国志》加以对比。他说，后者只“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而《金瓶梅》却更深刻，“在揭露封建社会经济生活的矛盾，揭露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矛盾方面，《金瓶梅》是写得很细致的”。

第四次是在1961年。毛泽东1961年12月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说：“中国小说写社会历史的只有三部：《红楼梦》《聊斋志异》《金瓶梅》。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我推荐你们看一看，这本书写了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暴露了统治和被压迫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很仔细。《金瓶梅》是《红楼梦》的老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红楼梦》写的是很仔细很精细的历史。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

毛泽东自己是把《金瓶梅》当做“明朝的真正的历史”来读的。他的这一评价，是很有深度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抓住经济基础这个基本方面，便能揭示出上层建筑领域斗争或变更的原因，把握社会发展的总趋势。

第五次是在1962年。毛泽东1962年8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上的谈话中，又将《金瓶梅》同《官场现形记》加以比较。他说，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光写黑暗，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嘛。（逄先知，龚育之，石仲泉主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

把《金瓶梅》定义为“谴责小说”，毛泽东是第一人！谴责小说的最大特色是暴露。而《金瓶梅》正是一部暴露文学的结构。作者把一个时代的全部丑恶一股脑掀倒在光天化日之下，无所顾忌地揭露了一个时代的失败。把那些男男女女的皮里阳秋来一个彻头彻尾的大曝光，痛快淋漓地画出了一幅中国16世纪的“清明上河图”。

在《金瓶梅》世界里，没有对道德人格的孜孜追求，没有对政治理想的英勇献身，只有对财富和享乐的无休止的欲望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歇斯底里的奋斗。《金瓶梅》没有写到美，没有写到光明与希望，不是作者没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而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过于肮脏。

毛泽东之所以很看重《金瓶梅》，并多次评价之，全在于《金瓶梅》的写实性，它是我国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开山之作。《金瓶梅》之前的中国长篇小说，或再现帝王将相的风云业绩，或褒扬草莽英雄的心秉忠义，或描写仙佛神魔的奇异行径，这些不寻常的内容显然远离了普通大众的现实生活。而《金瓶梅》写的完全是市井平民真实的日常生活，诚如清人张竹坡在《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所言：“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操笔伸纸做出来的。”这种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描摹，在我国小说史上是没有先例的。惟其细致，才更真实更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明史专家吴晗早在30年代就撰文指出，《金瓶梅》反映了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等，是一部明末社会史。

现在，《金瓶梅》的价值已被广泛认可，无论《美国大百科全书》也好，《苏联百科词典》也好，《法国大百科全书》也好，都说《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现实主义小说。文学评论家们认为《金瓶梅》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而历史学家们则认为《金瓶梅》是研究明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

古代最廉洁的官吏是谁？

于成龙，清代山西永宁州（今山西吕梁市离石区）人，少有大志，自幼耕读，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每到一处，都留下了清廉的美名。康熙皇帝称赞他说：“咸称居官清正，实天下廉吏第一。”

顺治十八年（1661年），四十四岁的于成龙才开始做官，到遥远的边荒之地柳州罗城为县令。罗城地处万山丛中，偏僻荒凉，少数民族杂居，世代械斗。于成龙刚到罗城时，城内居民仅六家，县衙草屋三间。他“插棘为门”，“累土为几”。在困境中，同来的五名从仆不久或死或逃，而他以坚强的意志，扶病理事，迈开宦海生涯的第一步。数年，罗城大治。

于成龙在罗城居官七年，不仅肃清了盗匪，而且建了学宫，创养济院，洁己爱民，“与民相爱如家人父子”。官爱民，民亦爱官。罗城民众怜悯于成龙独身一人滞留如此凄苦之地，早晚都过来问安，并叹其度日过于清苦，就把自己仅有的一点钱粮送来，都被于成龙婉言谢绝了。

后来于成龙在回顾罗城七载生涯时说：“日二食或一食，读书堂上，坐睡堂上，首足赤露，无复官长礼。夜以四钱沽酒一壶，无下酒物，快读唐诗，痛哭流涕，并不知杯中为酒为泪也！”

堂堂县令居然过着如此清苦的生活，读来令人不由得潸然泪下。

因政绩卓著，康熙六年（1667年），于成龙晋升为四川合州知府。辞别罗城时，父老遮道呼号，竟追送数百里，痛哭而返。这样的感人场面在于成龙的宦海生涯中后来再度出现。当他升任福建按察使，离黄州赴福建时，“民遮送至九江，凡数万人，哭声与江潮相乱”。得民心如此，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康熙二十年（1681年），于成龙受命为两江总督。赴任时租了驴车一辆，路上自投旅舍，从未烦扰沿途府县。到任后，于成龙断然拒绝居住为他装修一新的府第，拒受礼品，谢绝接风洗尘之宴会，江宁为之震动。在两江总督任上，于成龙对州县官吏提出了六条基本要求：勤抚恤；慎刑罚；绝贿赂；杜私派；严征收；崇节俭。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作为清朝一品大员的于成龙貌似严厉，其实待人非常随和，没有官架子。公务时间，他的衙署大门始终敞开着，官吏有事找他，就直接进入他的寝室。他的桌案上左边放着生姜、豆豉，右边放着案卷文书，就像农村的教书先生一样，随便与人交谈。江南生活比较富裕，许多官员以纸醉金迷为荣。于成龙却每日食粗粮、青菜，被江南人称为“于青菜”。遇上荒年，他即以糠屑杂米为粥，全家人都这么吃，客人来了也不例外。客人问他，为什么要这么清苦？他答道：“多留一些米，就可以多赈济一些饥民。”于成龙吃饭简单，喝茶更是简朴得令人掉泪：他的仆人无钱为他买茶叶，每日采摘衙门后院槐叶给他代茶用，树竟为之秃！

在于成龙身体力行的影响下，江南各地的社会风气发生了明显变化。官僚、巨商都脱下绫罗绸缎，改穿布衣；高门大户，将大门楼改筑成小门楼；横行乡里的少数恶霸，也都悄悄地避居到外地。但不少人是慑于于成龙的威势，表面上做出改邪归正的样子，背地里却极力造谣诽谤，诬蔑于成龙来到富庶的江南后，也开始作威作福，不像以前那样清廉了。由于众口铄金，连一向对于成龙颇为信任的康熙皇帝，也听得起了疑心。于是康熙帝暗中派人去调查，得知实情后感动得流泪，拿出宝剑斩断桌子说：“如再有人说于成龙是贪官，这就是他的下场。”

于成龙十分注重教育。他创办的直隶“漳南书院”和江南“虹桥书院”，都是清代著名的学府。他还是治盗省刑的能手，处理案件，秉公善断，民间呼为“于青天”。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把有关于成龙破案的生动传说，记叙在《聊斋志异》之中。于成龙的轻刑、慎刑、重证据、重调查的法治思想，在我国的法治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于成龙又兼理江苏、安徽两巡抚事，不久病逝。他的私人财产少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同事们进入他的房间清点遗物，箱子中只有粗线织的袍子一套和床头佐餐用的几包豆子，再无其他一件值钱的东西。于成龙去世后，“民罢市聚哭，家绘像祀之”。后来，凡是他做官的地方——江宁、苏州和黄州等都为他建立了祠堂，以缅怀这位大“青天”。康熙帝还为于成龙亲书“高行清粹”的匾额，并赐谥“清端”，加赠“太子太保”，以示褒奖。

英雄美女私奔演绎的大唐传奇

私奔这个行为，不是个新鲜事物，至少在汉代就有了，如司马相如和卓文君。历史上最惊世骇俗的私奔，当属唐代开国元勋李靖与心上人红拂女的那段迷人往事。

李靖生于571年，卒于649年，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大唐开国元勋，封卫国公，是唐朝文武兼备的著名军事家。祖父李崇义曾任殷州刺史，封永康公；其父李诠仕隋，官至赵郡太守。李靖少年时代即有“文武才略”。其舅韩擒虎为隋朝名将，常与他讨论兵法，曾称赞说：“可与我讨论孙吴兵法的人，唯李靖而已。”李靖先任长安县功曹，后历任殿内直长、驾部员外郎。他的官职虽然卑微，但其才干却闻名于隋朝公卿之中，吏部尚书牛弘称赞他有“王佐之才”，隋朝大军事家、左仆射杨素也抚着坐床对他说：“卿终当坐此！”

红拂是隋末“风尘三侠”之一，姓张，名出尘，是隋末权相杨素的侍妓。在唐传奇《虬髯客传》中，红拂女为隋朝权臣、司空杨素府中的婢女。因手执红色拂尘，故称作红拂女。红拂女是李靖的结发之妻，也是李靖的红颜知己。红拂女虽然在所谓正史中默默无闻，但在野史与民间传说中，却是一个奇女子，其慧眼识英雄于草莽之间的故事千百年来传为佳话。

红拂女初识李靖的时候，李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人。

由于杨素当时执掌朝政，每天门庭若市。有一天，一个身着布衣的青年来见杨素，向杨素畅谈天下大势。这个青年就是李靖，他一心以求报国之路。阅人无数的杨素开始非常怠慢，后与李靖谈论一番，觉得此人很有前途。但他毕竟年老体弱，不再有远大的理想，只是安于现状而已。李靖非常失望。二人谈论之时，红拂女就立在旁边，她见李靖气宇非常，材伟岸，英姿勃勃，神态从容，见解非凡，真英雄侠义之士也。

自古美女爱英雄。红拂女对李靖一见倾心，不由得心中暗暗倾慕，于是派门人跟踪李靖，得知他的住处，自己深夜前往。这天夜晚，李靖独坐灯前，想着白天的事，觉得前途渺茫，正在发闷，忽听敲门之声，开门一看，竟然是白天在司空府见到的侍女。红拂女开门见山地表明自己的心意：愿意投奔李靖，伴随其闯荡天下。李靖喜出望外，却也担心杨素那边没法交代。红拂女安慰他说：杨素年纪大了，近来多有侍女逃走，司空府不会追究。

有美人兮来投怀送抱，李靖自然很是高兴，当即应允。司空府找不到红拂女，派人查询了几日，最终还是不了了之。于是红拂女与李靖二人私奔了，扮成商人离开长安。

男女私奔，这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尚能理解，但在当时无疑是被视为伤风败俗之举。红拂女风尘之中识李靖，且一道私奔，真可谓惊世骇俗，刺痛了当时历史的神经！《旧唐书》说李靖年轻时“姿貌瑰伟”，是个翩翩美少年。而红拂女更是一个倾国倾城的绝代佳人，而且“观其肌肤仪状，言词气性，真天人也！”。美女英雄，惺惺相惜！他们的私奔，奔向了大唐开国的历史战场，成就了唐初赫赫远扬的盛世威名。《红楼梦》中借林黛玉“悲题五美吟”咏红拂女云：“长揖雄谈态自殊，美人巨眼识穷途。尸居余气杨公幕，岂得羁縻女丈夫。多情公子人笑痴，非是红拂谁能识。相识原在相逢前，娇躯羁縻芳心炽。”歌颂了红拂女与李靖私奔荡气回肠的爱情传奇。

红拂女的辅佐下，精通兵法的李靖，尽情施展才华，东征西伐，灭萧铣、灭辅公佑；平突厥、平吐谷浑，皆获全胜，是博古通今的军事大家。唐太宗李世民称其武功乃“古今所未有”。李靖出将入相，位极人臣，但处世谨慎，明哲保身，卒得善终。

贞观十七年二月，唐太宗李世民为怀念当初一同打天下的众位功臣，命阎立本在凌烟阁内描绘了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褚遂良题之，皆真人大小，时常前往怀旧。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卫公李靖排名第八。

李靖于征战之余，根据一生的实践经验，写出了优秀的军事著作，仅见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有《六军镜》3卷，《阴符机》1卷，《玉帐经》1卷，《霸国箴》1卷，《宋史·艺文志》著录的还有《韬钤秘书》1卷，《韬钤总要》3卷，《卫国公手记》1卷，《兵钤新书》1卷和《弓诀》等，可惜后世都失传了。今传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称《李卫公问对》）系宋人所撰，在北宋时被列入《武经七书》，是古代兵学的代表著作。李靖的原著有《李卫公兵法》，原书今佚，但从散见于杜佑《通典·兵典》及《太平御览·兵部》中的《卫公兵法》，犹能管中窥豹，有关李靖的治军、行军作战、扎营斥候等都有所记载。

唐贞观十四年（640年），李靖的妻子张出尘（即红拂女）因病去世。这时李靖已经70岁了，晚年丧妻，令李靖老泪纵横，痛不欲生。他似乎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张出尘去世后，李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与李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撒手而去，李靖回想往事，不禁伤痛欲绝，从此疾病缠身。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春，李靖病危。李世民到李靖府第探视，想起李靖为大唐帝国立下的赫赫功勋，不禁悲从中来，流泪道：“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国有劳，今疾若此，为公忧之。”

这年四月，李靖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九岁。唐太宗册赠司徒、并州都督，给班剑、羽葆、鼓吹，陪葬昭陵。谥曰景武。坟墓如同卫青、霍去病故事，筑坟形如同突厥内燕然山、吐谷浑内积石二山形状，“以旌殊绩”。上元元年（760年），唐肃宗把李靖列为历史上十大名将之一，并配享于武成王（姜太公）庙。

由于李靖战功显赫，屡为社稷百姓解危，深受万民拥戴，并为其建庙供奉，于是到晚唐时候，李靖渐渐被神化了。后来的《封神演义》中，李靖演化为托塔天王。唐人传奇《李卫公别传》中写李靖代龙王施雨，《隋唐演义》中也引用了这一传奇故事。

民国牛人中的“东帝”与“西帝”

民国思想界中，有两位奇人，他们是章太炎与邹容。章太炎长邹容17岁，邹容对他一向以兄长待之，因为章太炎是浙江人，邹容是四川人，两人就以“东帝”和“西帝”互称，常在一起纵谈国家大事，鼓吹革命。

章太炎的狂是出了名的，他青年时代写出《春秋左氏读》后，曾很自负地宣称，如果刘逢禄看了这本书，只能是爬着逃走。刘逢禄是比章太炎的老师俞樾还长一辈的清代经学大师，曾著有《左氏春秋考证》。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驳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拥护民族民主革命，其中有句话是“载湉小丑，未辨菽麦”。点名道姓的将皇帝称作是小丑，在当时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几乎同时出现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大地，二文双璧辉映，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最重要的文献。正如章太炎在为《革命军》所作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两篇文章风格各异，功效不同。章文词意高古，很为文人墨客所称道，在上层文化界流传很广，影响很大；而邹文则词意浅显，文辞激烈，在下层民众社会中更加脍炙人口，当然也就更加易于启蒙、发动普通百姓从事反清斗争。

在《革命军》这本书中，邹容以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为指导思想，阐述了反对封建专制、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指出了“革命”乃对上下古今、宗教、道德、政治、学术，以及日常事物存善去恶、存美去丑、存良善而除腐败的过程，故赞美曰：“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他还从满清王朝官制的腐败、刑审、官吏的贪酷，对知识分子、对农民、对海外华工、对商人、对士兵的政策及对外的一系列政策，揭露了满清政府对国人的压迫和屠戮，分析了革命爆发的必然性。明确宣布革命独立之大义在于：“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而介于地球强国之间”，“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保我独立之大权”，即推翻满清封建专制王朝，建立“中华共和国”！《革命书》被誉为中国近代的《人权宣言》。孙中山赞誉它为“为排满最激烈之言论”，“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的作品。当时《苏报》主笔章士钊著文说：《革命军》“诚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也”。

邹容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号写成了他的代表作《革命军》，在写作的过程中，其具体篇章就曾让章太炎过目，书成后，邹容约请章太炎为《革命军》写序，章太炎慨然应允，这就是后来发表于上海《苏报》的《序〈革命军〉》，盛赞《革命军》是震撼社会的雷霆之声！

这篇《序〈革命军〉》一刊出，当天的《苏报》加印一万份也很快告罄，在社会上卷起来一场龙卷风，直接引发了一场轰动一时的大案，即著名的“《苏报》案”。

清政府深为恐慌，很快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封闭《苏报》，下令逮捕章太炎、邹容。

官兵到来之前，大家已经得到消息，《苏报》的发行人陈范和主编章士钊等人，都纷纷避开了。章太炎却没当回事，说：“革命必流血，我被满清已查拿六次，这是第七次了！”第二天依旧从容不迫地去报馆，看见官兵又有搜捕，便上前道：“余人俱不在，要抓章炳麟，我就是。”等于是自动找上门去了。第二天，他还写信给躲避到租界一个传教士家里的邹容，“大义相招”，劝他自首。邹容不愧血性男儿，接信后果然前来自首了。

晚清政府对新兴的出版业和报刊文章控制十分严苛，几乎就在《苏报》案发的同时，同样由于在报上发表文章，而获罪的沈尽被清廷逮捕，入狱一天未经审判即被仗毙，这件公案不但引起国内外舆论对清政府的口诛笔伐，同时也为章太炎和邹容的审判赢得了相对宽松的氛围。

这场官司打了将近一年，尽管清政府捕杀“反逆”之心极为坚决，但是由于报纸在上海租界刊印发行，苏报一案最终得以在外国人的法庭上进行了公开审理。这是清政府，租界领事，还有革命党人，许多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到1904年5月，才终于宣判：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罚作苦工，限满开释，驱逐出境。

这期间，章邹二人依然豪气干云，把法庭当演讲堂，义正词严，慷慨激昂地宣扬革命理论，一时声名远播。

在狱中，两人友谊更加深厚。章太炎曾作了一首脍炙人口的《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邹容亦有《狱中答西狩》和诗一首：“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两人可谓肝胆相照。

邹容在快出狱时在突然暴毙，让章太炎痛不欲生。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为表彰邹容的革命业绩，追授他“大将军”的军衔。生时“马前卒”，死后“大将军”，生动地记录了这位青年革命家短暂的一生和他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史上的特殊功勋。

邹容的死，对章太炎来说，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他无法不自责。后来他张罗给邹容建墓立碑，在他的家里，也挂着邹容的画像，初一、十五都要进香。一方面是对亡友的深挚悼念，另一方面，自然也是心里负疚。

之后，章太炎依然狂狷。袁世凯欲称帝时，章太炎于1914年初一个寒冷的冬日，来到位于北京新华门外的总统府门前，他身着棉袍却手摇折扇，一枚由袁世凯亲自颁发的建国大勋章被用来做了扇坠，点名要见袁大总统，久等无果之下竟然大发雷霆，将接待室里的桌椅器物尽数打烂，他高声怒骂袁世凯是包藏祸心，独夫误国。

章太炎大闹总统府的消息在京城传得沸沸扬扬，后来更是举世皆知，章太炎的狂士做派再次令国人为之一振。日后，其国学弟子鲁迅在文章里，就老师的这番义举大加赞赏，说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

对于在文化界和革命政坛上都极富声望的章太炎，袁世凯很明白杀不得。他命令属下把章太炎请上马车，一路鸣锣开道送回了居所，时任军政执法处长的陆建章对围观者说，他日与南方开仗，太炎先生若能为我草一檄文，则可抵得上兵马十万，安得不尊重。

袁世凯命令手下好生看管章太炎，规定每月生活费500大洋。一切生活开销及损毁器物都由公家支付，陆建章专门找来官差扮作厨子和仆人，监视章太炎的饮食起居。章太炎则要求他们每天早晚向自己磕头请安，言必称“老爷大人”，以此讥讽奚落袁党，排遣心中郁闷。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写信给章夫人，称：“我死之后，中国文化亦亡矣！”此言之狂，无以复加。

作为革命志士的章太炎与孙中山英雄相惜，却也不妨碍他对民国之父出言不逊，而他最看不惯的人当属蒋介石，他讽刺说三民主义到了蒋介石这位晚辈手里已经变成了卖国、党治和民不聊生主义。

晚年的章太炎，退守书斋做学问，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然而就是在晚年，他为中华大地培养出了一大批名噪天下的国学弟子，他的不幸反而成了中华文化之大幸。

历史上公认的三位商圣

从商朝至晚清，古代曾涌现出不少大商人来。但被公认为“商圣”的只有三位：陶朱公、白圭和胡光墉。

陶朱公就是范蠡，春秋末期越国的大政治家。在越国被吴国灭亡时，是他提出降吴复国韬光养晦之计策，并随同越王勾践一同到吴国为奴，千方百计谋取勾践回国，成为辅助勾践灭吴复国的第一谋臣，官拜上将军。

但当勾践复国之后，范蠡萌生退意。他了解勾践是一个可以共患难但不能同安乐的人，于是他急流勇退，毅然弃官而去。首先他到了齐国，改名为鸱夷子皮。但是齐国人知道他有很好的品德和很高的才能，就请他当宰相。由于他退归林下的决心已下，不久又辞官而去。他到了当时的商业中心陶（即今山东的定陶县）定居，自称”朱公”，人们称他陶朱公。他在这里既经营商业，又从事农业和牧业。很快就表现了非凡的经商才能。在19年内有三次赚了千金之多。但他仗义疏财，他赚了钱，就从事各种公益事业。他的行为使他获得”富而行其德”的美名，成为几千年来我国商界的楷模。

陶朱公很有经商的头脑。他根据市场的供求关系，判断价格的涨落，即“论其（商品）有余和不足，则知（价格）贵贱。”他发现价格涨落有个极限，即贵到极点后就会下落；贱到极点后就会上涨，出现”一贵一贱，极而复反”的规律。这就很符合现代市场规律的。因为一种商品价格上涨，人们就会更多地生产，供应市场，这就为价格下跌创造了条件。相反，如果价格太低，就打击了积极性，人们就不愿生产，市场的货物也就少了，又为价格上涨创造了条件。故他提出一套”积贮之理”。这就是在物价便宜时，要大量收进。他说“贱取如珠玉”，即像重视珠玉那样重视降价的物品，尽量卖进存贮起来。等到涨价之后，就尽量卖出。“贵出如粪土”，即像抛弃粪土那样毫不可惜地抛出。

就这样，陶朱公不但自己致富，也为平抑物价、避免丰年谷贱伤农与荒年民不聊生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陶朱公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其“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就是说在从商的十九年中，他曾经“三致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在秦汉时代，人们就把那些巨富们称为“陶朱公”，其名字成为了财富的代名词。

白圭，东周洛阳人，因擅长经商致富而名誉满天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事迹有详细记载，并称白圭为“治生祖”。

颇富商业天赋的白圭从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总结出一套经商理论，为后世经商者所师法。他主张经商必须“乐观时变”，即经常注意农业生产变化动向和市场行情，及时掌握时机经谋取厚利。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经营原则，每年粮食丰收后，买进五谷，售出丝、漆，在蚕茧上市时，便购进丝棉等织物，而出售粮食。他主张经营广大民众生活必需品，市场既广，销路也好，不用与人争买卖之价，就可以得到较多的利润，这种利润来自时令差价和丰歉差价。

薄利多销的经营原则，也是白圭所奉行的经营圭臬。他说：“欲长钱，取下谷”。下等谷物虽然价低利薄，但为广大庶民所必需，销量极大，故可取得巨额利润。同时他也很重视商品质量，认为质量最高的商品才能赢得信誉，货硬才会有市场。

更难能可贵的是，白圭在经营实践中，还明确主张要节约开支，勤苦耐劳，并能与他的雇工同甘共苦，“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白圭认为，一个商人要具备“智、勇、仁、强”四个条件，这也可以说是他所以能经商致富的要诀，“智”即要有权变；“勇”即要决断；“仁”即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强”即坚守时机。他曾这样说过：“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取予，疆（强）不能有所守，虽免费公文网版权所有 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

白圭是一代商业大师，后世商人把他尊为本行业的祖师爷。刘继兴考证，宋景德四年，真宗皇帝封白圭为“商圣”；民间称白圭为“人间财神”，并设神牌供奉。

胡光墉（1823～1885），清徽州绩溪人，幼名顺官，字雪岩，著名徽商。初在杭州设银号，后入浙江巡抚幕，为清军筹运饷械，1866年协助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在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主持上海采运局局务，为左大借外债，筹供军饷和订购军火，又依仗湘军权势，在各省设立阜康银号20余处，并经营中药、丝茶业务，操纵江浙商业，资金最高达二千万两以上。并开办胡庆余堂中药店。

胡雪岩（胡光墉）是中国近代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红顶商人”。其经商才能、处世韬略，一直为世人所称道。他精心创下的胡庆馀堂，至今仍以其“戒欺”和“真不二价”的优良传统矗立在杭州河坊街上。胡雪岩的一生，极具戏剧性。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他由一个钱庄的伙计摇身一变，成为闻名于清朝朝野的红顶商人。他以“仁”、“义”二宇作为经商的核心，善于随机应变，而决不投机取巧，使其生意蒸蒸日上。他富而不忘本，深谙钱财的真正价值，大行义举，赢得了商圣的美名。他经商不忘忧国，协助左宗棠西征，维护了祖国领土的完整；在救亡图强的洋务运动中，他也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当然，胡雪岩也未能摆脱商人以利益为第一位的俗套，且在生活方面极尽奢靡，妻妾成群。但毕竟人无完人、瑕不掩瑜，胡雪岩无愧于“中国近代第一商人”、“商圣”的美誉。

第三章　毛泽东风采

毛泽东先后8次修改的得意词作

位于宁夏南部山区的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这里峰高川多，处处奇险。当年，红二十五军、红一、二、四方面军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跨越万水千山，战胜无数艰难险阻，先后经过六盘山地区，巍巍六盘，浩浩长风。一代伟人毛泽东一首气势磅礴的词章《清平乐·六盘山》使之名扬天下。

1935年10月7日，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等一起饱览了六盘山雄姿，毛泽东对张闻天等说：“这里可观三省，快到陕北了”。此时，天空雨后放晴，蓝天白云，秋高气爽。毛泽东居高远眺，目穷千里，看到大雁南飞，想到红军北上即将到达目的地，又联想走过的艰难历程，临风寄景，诗兴勃发，遂吟《长征谣》一首：“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同志们，屈指行程已二万！六盘山呀山高峰，赤旗漫卷西风。今日得着长缨，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同志们，何时缚住苍龙？”

这首气吞山河、激情飞扬的《长征谣》，后来经毛泽东先后8次修改，成为他诗词中的得意之作——《清平乐·六盘山》。如今，在位于宁夏固原市境内的六盘山主峰之上的“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里，珍藏着毛泽东4次改动的墨宝。

据有关记载，红军翻越六盘山的当晚，红军总部机关和毛泽东就宿营在彭阳县河阳洼村。毛泽东住在村民张有仁家的窑洞里，在闪烁的油灯下，毛泽东趴在小炕桌前记下了自己白天在六盘山山巅上吟颂的《长征谣》。此歌谣一出，即在红军及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中广为流传，并于1942年8月1日在《淮海报》副刊上全文刊登。1949年6月再版的天津知识书店出版了关青编著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一书，在这本书中这首词题为《咏红军·长征》，分上、下两阕。

1949年8月1日，上海《解放日报》公开发表了这篇由毛泽东作过删改的诗词，使用的词牌便是《清平乐》，内容便是今天人们所读到的：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195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记》中，再次收入了这首词，它的题目被改为《毛泽东同志长征词·清平乐》。

从《长征谣》到《清平乐》，经过8次改动后，尽管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却删去了一些反复出现的呼语和重复句。句中除了将“屈指行程已二万”的“已”字删掉以符合词的格律外，还将“望断南归雁”的“归”字改为“飞”字，将“赤旗漫卷西风”的“赤旗”改为“红旗”，将“今日得着长缨”改为“今日长缨在手”。

1957年1月《诗刊》创刊，毛泽东在应邀将这首词抄录发表时，又把词中“红旗漫卷西风”的“红旗”改为“旄头”，并写下了横、竖两幅书法，供《诗刊》选用。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1959年自治区人民政府布置北京人民大会堂“宁夏厅”时，想将毛主席的《清平乐·六盘山》一词手书题刻在宁夏特有的贺兰石上得以展示，于是，自治区领导请董必武副主席向毛主席报告。1961年，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挥毫泼墨书写了《清平乐·六盘山》一词，并回复一封信：“必武同志：遵嘱写了六盘山一词，如以为可用，请转付宁夏同志。如不可用，可以再写，顺祝健康！”不知出于什么考虑，这次书写时，毛泽东又把“旄头”写成了“红旗”。

这首雄视古今的《清平乐·六盘山》，写于毛泽东在六盘山指挥的一次漂亮的歼灭战之后。

长征途中，在毛泽东等中央红军领导带领红军到达六盘山时，国民党的多股军队围追堵截。国民党三十七军第二十四师李英部已至静宁、隆德一线，第八师陶峙岳部二十二旅已尾追至六盘山西侧，紧跟在红军后面。正在此时，国民党三十七军骑兵第七师十九团的两个骑兵连，从六盘山东侧平凉进至固原县开城乡青石嘴准备吃饭、休息。与此同时，中央红军一纵队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等用望远镜看清楚青石嘴村国民党骑兵部队的情况，遂向毛泽东报告。

毛泽东立即召集各大队干部开会，决定消灭这股骑兵。毛泽东令一大队和五大队从两翼迂回袭击。毛泽东在山头指着下面的青石嘴村说：“都看到了吧，隘口下边有个村子叫青石嘴，据确切情报，那里驻扎着一个团，有几百匹马，别小看它，我们要消灭这股敌人，不然他会挡着我们的去路。”毛泽东还指示：“一定要消灭他们，搬开挡路石。一大队、五大队左右迂回！记住，一定要迂回，由四大队直接冲锋！”然后又转过脸，对杨成武和王开湘说：“四大队是有名的英勇冲锋四团嘛，要发扬你们的特点，动作要快，要稳，要狠”。

一大队大队长杨得志、政委肖华和五大队大队长张鼎山、政委赖传珠分别率所属部队从两侧迂回袭击；四大队迅速翻过垭口，从西侧正面接近青石嘴；一大队主力从北侧迂回插进青石嘴后侧，另一部兵力阻击从固原、开城方向前来援助的敌人；五大队迅速迂回到南侧，截断平固公路，切断陶峙岳部退向瓦亭、平凉之路。几路兵马对驻青石嘴之国民党军形成变钳形包围之势。

各大队分路出击，配合行动，战斗打响后，红军指战员猛打猛冲，迅速扑下山去，毫无戒备的国民党骑兵部队顿时乱作一团，有的未来得及上马就被击毙，有的互相残杀，除该团团长胡竞先和团副米某各率一部分骑兵，拼死逃往开城外，其余残部纷纷举手投降，战斗前后只有半个小时。

青石嘴战斗是红军战史上全歼国民党骑兵的重要战例之一，亦是红军组建骑兵部队的开始。此战，共歼敌军200余人，缴获战马100余匹，10余辆马车的弹药、军装和大批布匹等军用物资。战斗结束后，根据毛泽东主席和纵队领导的指示，缴获的枪支、弹药物资武装了红军，缴获的战马组建起红军“骑兵侦察连”。

于是毛泽东在《清平乐·六盘山》里兴致勃勃地吟诵：“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缨，就是绳子，长缨当是长绳。传说西汉著名政治家终军出使南越前，曾请求汉武帝赐给他“长缨”，如果南越王不肯归顺汉朝，就用长缨活捉南越王。因此“请缨”也成为投军报国的代称。唐代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一句“无路请缨，等终军之弱冠”，意思是说自己已经长到终军的年龄了，却还没有被朝廷任用，真是怀才不遇啊。由此可以看出无论是终军还是王勃，他们要报国，都是需要封建帝王的批准恩赐的，要不然就是报国无门，怀才不遇了。毛泽东则截然不同，只要活在今天就必须长缨在手，远不必发出无路请缨的喟叹，“枪杆子里出政权”，长缨就在自己手中，无需任何帝王的恩赐。“何时缚住苍龙？”虽是一问句，但是前面已经强调长缨在手了，缚住苍龙那是必然的事，只是时间的迟早问题罢了。

毛泽东发动消灭麻雀之战始末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上演过一场声势浩大的消灭麻雀的全民战争。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58年3月到11月上旬的8个月的时间中，全国捕杀麻雀就多达19.6亿只！而且这场战争的发动者竟然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毛泽东从听取农民反映开始灭“害鸟”麻雀，到最终尊重科学收回了灭雀的成命，为麻雀“平反”，前后经历了5年的时间，也反映了人类对事物的认识有个渐进的过程。

被划归“四害”后，麻雀开始了其悲情时代。

1955年冬，毛泽东听到农民反映：麻雀成群，祸害庄稼，一起一落，粮食上万。在农村长大的毛泽东幼时就深知麻雀对农作物之害，他当即对有关部门发出指示：麻雀是害鸟，能不能消灭它们？时任农业部副部长的刘瑞龙找到中科院动物所前任副所长钱燕文询问这一问题。钱燕文回答，我们对麻雀的食性还没有系统研究过，不敢肯定是否应当消灭麻雀。

此时，毛泽东正在组织起草农业发展纲要草案。1955年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进人高潮，预计到全国农业生产高潮即将到来，并将转而促进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和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大发展。为了使全国人民，特别是农民，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有一个长期的奋斗目标，中共中央着手起草一个从1956年到1967年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于是毛泽东决定把麻雀同老鼠、苍蝇、蚊子一起，作为必须予以消灭的“四害”写进纲要。

这一年的11月间，毛泽东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14位省委书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讨论并商定了《农业十七条》（即《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又称《农业四十条》的前身），其中第13条为：“除四害，即在七年内基本消灭老鼠（及其它害兽），麻雀（及其它害鸟，但乌鸦是否宜于消灭，尚未研究），苍蝇，蚊子。”

在酝酿《农业十七条》的过程中，农业部一负责人曾约见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室研究员、鸟类学家郑作新，就该不该消灭麻雀听取意见。郑作新表示：国内有关麻雀的研究资料很少。麻雀在农作物收成季节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生殖育雏期间吃害虫，是有相当益处的。对付麻雀的为害，不应该是消灭麻雀本身，而是消除雀害。

遗憾的是，郑作新的正确意见在当时没有被采纳。在1955年12月21日，以中共中央名义下发给中共上海局、各省委和自治区党委征求意见的《农业十七条》中；在1956年1月间，由《农业十七条》扩展的《农业四十条》中，都将麻雀列入“四害”之中。1月23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1月25日，经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的《纲要草案》，第27条是这样表述的：“从1956年开始，分别在五年、七年或者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

至此，麻雀被定性为害鸟并判极刑，各地展开了捕雀运动。在1955年冬，甘肃省就有百万青少年齐出动，七天消灭麻雀23.4万只的报道。其它各省自然也不甘落后，一时间，麻雀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纷纷毙命。

生物学家呼吁为麻雀缓刑，《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可以不消灭城市和林区的麻雀。

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1956年秋在青岛召开，会议期间专门召开了一次麻雀问题讨论会。有几位专家出于科学家的责任感，挺身而出，为麻雀鸣冤。

首先发言的是实验胚胎学家、细胞学家、中国科学院实验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兼副所长朱洗。他引用了大量史料，尤其是1878年出版的经典著作《自然界的奥妙》一书中“麻雀篇”的许多科学资料，阐述了历史的教训：1744年，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也称腓特烈大帝），因为讨厌麻雀每天唧唧啾啾叫个不停，而且还偷吃樱桃园里的果子，就下令悬赏除灭麻雀，谁杀死一只麻雀就可以得到六个芬林的奖金。于是大家争相捕雀，结果麻雀没有了，而果树的害虫因没了天敌，越繁殖越多，把果树叶子都吃光了，结不出一个果子来。大帝不得不急忙收回成命，并且被迫去外国运来麻雀，加以保护和繁殖。朱洗在继续引用美国纽约以及附近城市、澳大利亚为扑灭害虫从国外引进麻雀的成果后说：我们如果公平地衡量利弊得失，应该承认麻雀在某些季节确实有害，更多的时间是有益的。他郑重地提出：是否应该消灭麻雀尚应考虑。

郑作新接着发言，重申他多次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表达过的两点意见：一，防治雀害应是消除雀害，而不是消灭麻雀本身；二，麻雀在饲雏期间是吃虫的，在这一阶段是有相当益处的。他说：对麻雀的益害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应该辩证地对待。在农作地区，它吃谷物是有害的，但在城市、公园、山区、森林地带，它是否同样有害，尚属疑问。在农业发展纲要中关于除四害的规定，说的是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消灭麻雀。为明确起见，似乎应该改为在一切麻雀可能为害的地方消除雀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薛德焴、复旦大学教授张孟闻、西北农学院教授兼院长辛树帜、福建师范学院教授丁汉波等几位动物学家认为，定麻雀为害鸟的根据不足，建议在没有得到科学结论之前暂缓捕杀麻雀，政府不要轰轰烈烈地发动灭雀运动；同时呼吁有关部门组织力量，对麻雀的益害问题进行深人研究。

当然，讨论会上也有不少学者不同意以上专家的观点，坚决拥护捕杀麻雀。鉴于大家的意见不统一，而且把麻雀列为“四害”之一是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决策，主持会议的中国动物学会理事长、北京大学教授李汝棋在会议总结发言时说：“目前对这个问题我们很难作出结论。希望大会将记录整理出来送农业部参考。我们建议所谓的为麻雀“缓刑”和修改政府法令，是不适当的。”（见《中国动物学会第二届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关于麻雀问题的讨论记录》）

会议过后，麻雀益害问题的争论仍在继续。上海《文汇报》于1956年冬至1957年春，陆续刊出一些生物学和农学工作者反对或赞成消灭麻雀的文章。力主为麻雀翻案的薛德焴连续发表文章，历数国外保护麻雀和扑灭麻雀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并在分析麻雀的生活习性与食性后认为：麻雀之益不能一笔抹杀。他特别提醒大家注意，鸟类与鼠类不同，就老鼠来说，它有百害而无一益。在鸟类中要找出一种和老鼠有同等资格的害鸟，实在是不可能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张作人也从尊重历史、尊重科学的角度，主张“可以把麻雀作为控制的对象，不要作为扑灭的对象”。他在《对麻雀问题提一点参考的意见》一文中，特别就青岛中国动物学会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许多专家因为“扑灭麻雀”已订为国家政策，而不愿发言的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其实这是行政上的事务，是一种想增加农业生产的行政事务，应当可以修正”。（见1957年1月30日的《文汇报》）。

赞成并拥护消灭麻雀的代表人物的是时任教育部副部长的生物学家周建人（鲁迅的三弟）。他的文章《麻雀显然是害鸟》刊于1957年1月18日的《北京日报》。《北京日报》编者所加的按语，明确指出编发这篇文章，是针对朱洗在中国动物学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发言，以及《文汇报》刊出的几篇文章。周建人以自己幼年在农村的体验，在其文章中断言“麻雀为害鸟是无须怀疑的”，“害鸟应当扑灭，不必犹豫”。

外国的专家也介入了这场争论。1957年5月7日，来访的苏联科学院自然保护委员会委员、生物学家米赫罗夫在回答《文汇报》记者的提问时说：麻雀对人有害呢，还是有益呢？这不能一概而论，要看麻雀在什么地区而定。苏联北部和森林地区田少树多，麻雀对人益多害少。城市里麻雀多半吃虫，对人完全有益。对以上地区的麻雀，苏联人不予消灭。在苏联南部田野间，如遇麻雀成群吃谷，苏联人常作小规模斗争。在森林、田野、城市相连地带，麻雀对人同时有益也有害，故只在成群吃谷时予以消灭才是对的。当时在长春东北师范大学讲学的莫斯科大学教授、生态学家库加金，也持与米赫罗夫同样的看法。（见1957年5月9日的《文汇报》）

在专家们的争论声中，《纲要》草案做了修正。1957年10月26日，《人民日报》公布经过修改后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以下简称《纲要修正草案》）中，“除四害”的条文改为：“从1956年起，在十二年内，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上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打麻雀是为了保护庄稼，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

1958年掀起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8个月内捕杀麻雀19.6亿只！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出发点是好的，是要尽快地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在生产发展上追求高速度，以实现工农业生产高指标为目标。要求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成倍、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但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

总路线提出后，举国“大跃进”运动很快就开始了。在那个极“左”思想挂帅，浮夸盛行的特殊时代，《纲要修正草案》曾经作出的关于在城市和林区的麻雀，可以不要消灭的规定，都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中央要求在几年时间内提前实现《纲要修正草案》。消灭“四害”尤其是消灭麻雀的期限自然也随着大大地提前。

在大跃进运动开始的前夕，麻雀的厄运再次降临，而且这一次是灭顶之灾。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布《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指示提出“消灭四害，不但可以在十年内实现，而且完全可能提前实现”。2月13日《人民日报》在一篇社论中称：除四害是前无古人的壮举。要争取在十年内甚至更短时间内，在全中国除尽“四害”，使我国成为富强康乐的“四无”之邦。3月17日，中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与卫生部联合召开除四害、消灭疾病竞赛会议，口号是：“争取提早成为四无国”。

从1958年3月起，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全民灭雀运动的高潮。

全民围剿聚歼麻雀运动首先从四川省开始，自3月20日至22日，全省灭雀1500万只，毁雀巢8万个，掏雀蛋35万个。随后，天津、哈尔滨、杭州、长春、镇江、北京等城市纷纷效法，这些城市到4月6日共灭雀1600万只。

1958年4月2日的《杭州日报》上有这么一则新闻：继上城区后，下城区苦战三天，一跃而上，基本成为六无区：无蚊、无蝇、无臭虫、无鼠、无蟑螂，雀窝已捣光，无成群麻雀。1958年4月3日《杭州日报》又登了一个消息：杭州春季除四害讲卫生战果统计，其中有一项是关于灭雀的，上城区灭了21892只，下城区44391只，西湖区20525只，江干区5487只，拱墅区8258只，郊区11904只，一共112427只。

首都北京自4月19日至21日，捕杀麻雀401160只。4月19日那天，北京300万人民总动员，“围剿麻雀总指挥部”派出30辆摩托车四处“侦察”。市、区指挥、副指挥等乘车分别指挥作战。在天坛“战区”，30多个神射手埋伏在歼灭区里，一天之中歼灭麻雀966只，其中累死的占40%。在南苑东铁匠营乡承寿寺生产站的毒饵诱扑区，在两个小时内就毒死麻雀400只。宣武区陶然亭一带共出动了2000居民围剿麻雀，他们把麻雀哄赶到陶然亭公园的歼灭区和陶然亭游泳池的毒饵区里，消灭麻雀512只。在海淀区玉渊潭四周5公里的范围内，3000多人从水、旱两路夹攻，把麻雀赶到湖心树上，神枪手驾着小船瞄准射击，被打死和疲惫不堪的麻雀纷纷坠落水中。当晚，首都举行了展示“战斗”成果的“胜利大游行”，一队队汽车满载着已“灭杀”的麻雀和一批“麻雀俘虏”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地经过，全市人民无不拍手称快。经过一天的“战斗”，战果“极为辉煌”，据不完全统计，全市共累死、毒死、打死麻雀83249只。据报道，忙活了一天感到疲惫不堪的首都军民“正在养精蓄锐，好迎接新的一天的战斗”（见1958年4月20日《人民日报》）。

其时，北京大学为了消灭从附近逃至北大未名湖的麻雀，全校师生出动。北大校内锣鼓喧天，人声如潮，人们占领了所有的高处坡顶，摇动树枝，使麻雀没有可以栖身之处和落脚之地，让它们不停地飞，最后活活累死——据说都是心脏破裂！——最早试验这种战术的是天津，要群追猛打，不让麻雀有落脚和喘息的机会。麻雀有个特点是不能作长距离飞行，在人们的威吓下，经过三四小时的急力飞行，疲劳过度，自然会跌落下来。

我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自4月27日至29日捕杀麻雀505303只。那一年的12月13日，是上海市的全民灭雀日，当天全市捕杀的麻雀就有19万多只。

截至1958年11月上旬，全国各地不完全的统计共捕杀麻雀19.6亿只。

全国各地全民动员围剿麻雀时，除了新闻媒体在起推波助澜的作用外，文艺工作者也大力讴歌“这场人类征服自然的历史性伟大斗争”。时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作《咒麻雀》诗一首，刊于1958年4月21日的《北京晚报》。诗曰：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飞不高。你真是个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毒打轰掏齐进攻，最后方使烈火烘。连同武器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这不仅仅是郭沫若个人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毛泽东终于发出新指示：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

经此浩劫，麻雀数量锐减，人们无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不尊重科学，忽视生态平衡，必然要受到惩罚。1959年春夏，上海、扬州等城市树木害虫大发生，有的地方人行道树的叶子几乎被害虫吃光。生物学家更加强烈要翻麻雀冤案。

但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意识到发动消灭麻雀的全民战争之错误。1959年7月10日下午，他在庐山会议上讲到《农业四十条》即《纲要修正草案》时，又提到了麻雀问题。他不无情绪地说：有人提除四害不行，放松了。麻雀现在成了大问题，还是要除。

一些生物学家继续呼吁为麻雀翻案。理论生物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徐京华甚至说：为麻雀翻案，比替曹操翻案意义大（见1959年9月26日《科学简讯》新第28期）。

专家们的疾呼终于得到了积极的回应。1959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以党组书记张劲夫的名义，将《关于麻雀益害问题向主席的报告》送请胡乔木转报毛泽东。随《报告》附送了一份《有关麻雀益害问题的一些资料》。《资料》共三个部分：一、外国关于麻雀问题的几个历史事例；二、目前国外科学家的一些看法；三、我国科学家的一些看法。

毛泽东很快看到报告，并于11月29日签署：印发各同志。这个报告后来作为中央杭州会议文件之十八散发给与会者。

毛泽东在3月18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卫生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再有一事，麻雀不要打了，代之以臭虫，口号是‘除掉老鼠、臭虫、苍蝇、蚊子’。”

至此，消灭麻雀的运动终于划上了句号。但之后的三年自然灾害，其中一项虫害，或多或少与麻雀数量大减有关。

度尽劫波的麻雀，也终于过上了相对平静的日子。

毛泽东暮年为何情寄《枯树赋》？

1976年是中国的多事之秋，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1月和7月，毛泽东的两位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相继逝世。1976年4月21日新华社长春电震惊世界：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的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

1976年4月22日，听到这个消息的毛泽东当时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对身边的护士小孟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不过，接着毛泽东又以他一贯的唯物主义史观自言自语：“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地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下来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

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42分54秒，一个黑色的可怕瞬间……一场人类史上最惨烈的地震灾难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唐山市区变成一片废墟。据不完全统计，地震造成242769人丧生，数十万和平居民转眼成为失去家园的难民。

唐山大地震时，毛泽东已达83岁高龄，这位革命一生的老人，晚年身患多种疾病，但仍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清醒的头脑。1976年6月1日，毛泽东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被抢救过来后，医生不允许他动。进入7月，他的病情刚有平稳，地震便突如其来，使他的心情更加沉重，肉体也痛苦万分，真是雪上加霜。

毛泽东将华国锋叫到床前，语气深沉地对华国锋说：“尽快去唐山，代表我慰问灾区人民，安置好灾区人民的生活。”唐山地震期间，毛泽东虽重病缠身，但仍坚持卧床批阅重要文件，中央办公厅起草的《关于唐山丰南一带抗震救灾的通报》，是毛泽东亲自审阅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介绍说：“毛主席生前批阅的最后一份文件，就是他在重病期间批阅的这份关于唐山大地震的报告……”这份文件也是毛泽东生前圈阅的最后一份中共中央文件。

毛泽东在即将走到他人生尽头的最后时光里，还时刻不忘遭到地震灾害的唐山人民，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这样记述：“地震后，很快，唐山地震灾情开始登上新华社内参和各大报纸，主席躺在床上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这期间，毛主席时刻关心着受灾的地区和人民，送来的地震情况汇报，主席不顾个人病重，都要亲自过问。

1976年的毛泽东承受着诸多事情的刺激。他那时的痛苦的心境是很难用语言描述的，不免有悲凉之感，在病情稍有好转时，他只好靠诵诗读赋寄情。

有一天，毛泽东让机要秘书张玉凤找来南北朝时著名的文学家庾信的《枯树赋》。这首赋毛泽东是早已熟读过的，前些年他还嘱印过大字本，全赋大部章节他都能背诵下来，即使是在这病魔缠身的晚年仍能背出。

庾信的后期作品尤为可观。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说：“庾信文章老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又说他“暮年诗赋动江关”。《枯树赋》为庾信暮年所作，感伤遭遇，以树喻人，感人至深。在他的病床边，毛泽东让张玉凤连续读了两遍，他边听着，边默记着。后来他说自己背诵。此时，他虽不能像过去那样声音洪亮的吟赋，但仍以那微弱而又费力的发音，一字一句地富有感情的背出：“……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梓，根抵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事而销亡？桐何为而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毛泽东一连背诵了两遍《枯树赋》。这是他诵读的最后一首赋。后来，他因听力减退只能用那刚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一只眼睛自己看书、看文件了。”《枯树赋》全篇的“文眼”，即陆机所说的“一篇之警策”，是“生意尽矣”四字。人至暮年，死亡的阴影无时不在，而早年国破身辱，生活流离的经历，更会加剧心灵的折磨，无材补天而只能沦为玩物的恶木，正是庾信的自我写照。传说，天鹅临终时发出的鸣声最美也最凄厉，《枯树赋》就是庾信的天鹅之歌。

熟谙古代文学的毛泽东对于庾信颇为欣赏。他曾对为他伴读古籍的芦荻说过，南北朝作家，妙笔生花的，远不只江淹一人，庾信就是一位。他爱读《枯树赋》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作品的描写生动，刻画出了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联想力十分丰富，且是以物喻人的上佳之作。

谁最早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

毛泽东是世界性的伟人，如今世界上很少有不知道毛泽东其人的。但在1930年之前，国外没人知道中国有个毛泽东。那么，是谁最早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长期以来，学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很少。刘继兴查阅了大量的党史资料，发现最早向世界介绍毛泽东的人是瞿秋白。

八七会议后，瞿秋白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8年4月，瞿秋白去了苏联，6月在莫斯科主持召开了中共六大，并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作为中共代表，瞿秋白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及政治书记处成员。后留在莫斯科，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瞿秋白开始研究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苏维埃宪法、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法等问题，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

这一时期，瞿秋白还一直十分关注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他除了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和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校讲课外，余下的时间都用于翻阅国内报刊，并作出详细摘记。他尤其关心和重视农民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问题，反复强调建立苏维埃革命根据地，发展工农红军和游击队，努力扩大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并多次谈到和称赞毛泽东、朱德领导的工农红军。

毛泽东与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瞿秋白处处留意这支部队的发展，看到红四军在井冈山反“进剿”的胜利与红四军向赣南、闽西的进军得消息，瞿秋白都很高兴。1929年7月，他在翻阅上海《申报》时，看到报上记载着朱毛红军占领了长汀、东固、龙岩、永定等县份的消息，十分兴奋，随后在撰写《军阀混战和汪精卫》一文时，特别赞扬了毛泽东、朱德红军的发展“朱、毛的游击队等，在去年六七月间在湖南江西边界有一定时期的发展，今年三四月间在江西福建湖南广东边境又有一次的扩大势力，最近七月底的上海《申报》又记载朱、毛占领好些县份。”

1930年1月，瞿秋白热情洋溢地在《共产国际月刊》第1卷第1期上发表《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一文，向世界介绍中国革命，他讲述了农民暴动胜利的地方，农民群众组织苏维埃政权，没收地主的土地，扩大工农红军的情景，并逐一介绍了国内福建、江西、湖南、湖北等九个工农苏维埃区域，指出这些区域的武装斗争，对中国反动派是极大的打击，对中国革命是极大的推动，对中国人民是极大的振奋和鼓舞，以至于反动派到处叫嚷：“现在的世界真是反了，一切都是‘反常’的了——这都是因为‘共匪作案’。”但是，普通的中国老百姓——工人农民则高呼：“中国的苏维埃万岁！”“毛泽东红军万岁！”

这是在国际上最早介绍毛泽东的文章，瞿秋白在文章中明确喊出了“毛泽东红军万岁”的口号，他因之而成为了第一个把毛泽东介绍给全世界的人。

1930年3月10日共产国际公报《国际新闻通讯》第十四期上刊登1000多字的讣告，说毛泽东在福建死于肺病，指出：“据中国消息，中共产党的奠基者，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因长期患肺结核而在福建前线逝世。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自1927年起，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就以重金悬赏他的头颅。毛泽东同志因病情不断恶化而去世。这是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工农群众将永远铭记他的业绩，并将完成他未竟的事业。”（见《中国共产党大典》342页，红旗出版社。）

这条消息是误传。毛泽东当时确实大病过一场，徘徊在生死线上，但大难未死。1929年盛夏的7月，毛泽东染上了恶性疟疾，一天发作数次，把他折磨得死去活来。闽西山区缺医少药，毛泽东几度病重。幸亏闽西特委派出地下交通员历尽艰险去上海买来特效药奎宁丸，又在永定请了当地名医吴修山精心调养，才把毛泽东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这篇讣告一千多字，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的重要地位。这是谁写的呢？有的人推测这是瞿秋白的手笔。因为在驻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中，只有瞿秋白对毛泽东最熟知，且有关中国问题的重要文章大多由他动笔。虽然是推测，但有一点是无疑的，这篇“讣告”肯定经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之手，“讣告”中对毛泽东所作的评价完全代表了瞿秋白的观点。

瞿秋白还多次撰文宣传毛泽东的实践，肯定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和地位。

瞿秋白是在政治、文化、艺术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的罕见通才。红军长征后，瞿秋白带病留守南方。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转移途中，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宋希濂的国军第三十六师向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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