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托尼·朱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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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疴遍地试读：
献给丹尼尔和尼古拉斯
沉疴遍地，病魔肆虐，
财富聚集，众生危亡。——奥利弗·哥尔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荒村》（1770年）
导论 给困惑者的指南
我禁不住担忧，人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由于他们把每个新理论都看成危险，把每个发明都看成自讨苦吃的麻烦，把每次社会进步都当成走向革命的第一步，他们有可能完全拒绝任何行动。——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中有某种根本性的谬误。30年来，我们把追求物质上的自我利益变成了一种美德：确实，恰恰是这种追求，如今构成了我们唯一幸存的集体目的意识。我们知道各种东西的价钱是多少，但对它们的价值几何却一无所知。我们不再质疑一项司法判决或立法行为：它善吗？公平吗？正确吗？它会带来一个更好的社会或更好的世界吗？这些问题曾经是根本性的政治问题，尽管它们不能被轻易回答。我们必须再次学习提出这些问题。
当代生活的物质主义和自私性，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中天然固有的。许多今天看起来“自然”的现象，都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对创造财富的迷恋，对私有化和私营部门的顶礼膜拜，愈加恶化的贫富差距。更重要的是，伴随着这些现象的聒噪说辞：对不受约束的市场毫无批判的崇拜，对公共部门的蔑视，对无限增长的幻想。
我们不能继续这样生活下去了。2008年的小型崩溃提醒我们，毫无规范的资本主义是它自己最可怕的敌人：它迟早会成为自己走向过分极端的牺牲品，再次仰仗国家来伸手搭救。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是收拾一下残局、然后一切照旧，我们在未来的年度里将会遭遇更大的动荡。
但是，我们好像不能想象有什么别的选择。这也是一种新现象。直到最近以来，自由社会的公共生活还一直是在保卫或批评“资本主义”的辩论的阴影下进行的：批评“资本主义”的人往往认同这样那样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70年代，这场辩论在很大程度上对双方都失去了意义；尽管如此，“左右”之分仍然有它的用处。它提供了一个挂钩，可以在上面悬挂上对当代事务的批判性评论。
从左翼看，马克思主义对几代年轻人有吸引力，正是因为它给人们提供了一种脱离现状的途径。古典保守主义也差不多是这样：对过分仓促的激变的全面厌恶，为那些不愿意放弃天长日久形成的惯例的人提供了家园。今天，左派右派都失去了落脚点。
30年来，学生们一直在向我抱怨：“你们当然容易啦”：你们这一代人有理想，有思想，你们相信某种理念，你们能够变革。“我们”（“八〇后”“九〇后”和“〇〇后”）却一无所有。从很多方面看，我的学生们是对的。我们确实很容易——就像我们之前的那几代人也很容易，至少在这层意义上。一帮年轻人对他们生活的空虚、对他们的世界那种令人沮丧的无目的性表达出类似的挫折感，上一轮还是在20世纪20年代：历史学家们谈及“迷惘的一代”，并不是一种偶然。
如果今天的年轻人陷入迷惘，原因并不是缺乏目标。和学生或小学生挑起任何话题，都可以引出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串焦虑。事实上，成长中的一代在敏锐地为他们即将继承的世界而担忧。但是，伴随着这种担忧的，是一种普遍的沮丧情绪：“我们”知道有什么不对，有很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但是，我们该相信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对前一个时代的态度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向。在过去那个自信的激进教条时代，年轻人从来不会举棋不定。60年代最典型的色调就是那种唯我独尊的信心：我们就是知道如何改变世界。正是这种过分傲慢部分程度上导致了随后的反向反弹；如果左派要重获自己的财富，一定要谦虚行事。无论如何，你必须首先辨别出一个问题，然后才能着手解决它。
这本书是写给大西洋两岸的年轻人的。美国读者可能会因为书里频频提及社会民主主义而感到震惊。在美国，人们不常提及社会民主主义。当记者和评论家主张用公共资金资助社会目标时，他们更有可能把自己描述成——他们的批评家也将他们描述成——“自由主义者”。但这样说很含混。自由主义者是个值得尊敬和尊重的标志，我们应当很自豪地佩戴这个标志。但是，就像一件设计精良的外衣一样，它掩藏的多，揭示的少。
自由主义者是反对干预他人事务的人：他能够容忍不同的态度和非传统的行为。自由主义者有史以来就主张将他人排斥在自己的生活之外，给个人以最大的生存空间，以自己选择的方式发展。这种态度的极端形式，在今日和自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联系在一起，但这个概念大体上是多余的。大多数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仍然倾向于不干预他人。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主义者是某种混合体。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致力于文化和宗教宽容。但是，在公共政策上，社会民主主义者相信为了公共利益而采取公共行动是可能的，也是有益的。像大多数自由主义者一样，社会民主主义者赞成通过累进税来支付个人无法为自己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社会产品；但是，很多自由主义者会将这种税收和公共福利看作必要的邪恶，而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好社会的设想，一开始就给国家和公共部门分派了一个更重要的角色。
可以理解，社会民主主义在美国很难推行。我的目标之一，是建议政府可以在不威胁我们自由的前提下在我们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论证，既然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和我们同在，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必将有所裨益。无论如何，20世纪进程中美国立法和社会政策中很多最好的东西——我们被催促着以效率和“小政府”名义加以摧毁的一切，在实践中正好和欧洲人所称的“社会民主主义”相呼应。我们的问题不是如何去做；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谈论它。
欧洲的难题有所不同。许多欧洲国家一直在进行着类似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但他们忘记了如何提倡社会民主主义。当今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处于守势，需要辩护。有人批评欧洲模式太贵、经济上效率低，他们对此也不予反击。然而，福利国家在其受益人中却一如既往地受欢迎：欧洲没有一个地方有人支持废除公共医疗、结束免费或补贴的教育、减少提供公共交通和其他基本服务。
我想对大西洋两岸的传统观念都提出挑战。确实，目标已经大大弱化了。21世纪的头几年，“华盛顿共识”大行其道。不管你走到哪里，都有一个经济学家或“专家”在阐述放松管制、小政府和低税率的优点。看起来好像凡是公共部门能够做的，私人都会做得更好。
从“爱尔兰奇迹”（“凯尔特虎”的房地产泡沫的繁荣）的受惠者，到前共产主义欧洲的教条化的超资本主义者，华盛顿学说受到各处的意识形态啦啦队的欢迎。就连“老欧洲人”也被席卷进来。欧盟的自由市场项目——所谓“里斯本议程”，法国和德国政府热火朝天的私有化计划，都见证着批评它们的法国批评家所称的新“单一思想”（pensée unique）。
今天，已经有了部分觉醒。为了避免国家破产和全盘的银行倒闭，政府和中央银行都进行了显著的政策逆转，为了追求经济稳定而大笔花费公共资金，毫不犹豫地将失败的公司纳入公共控制之下。数量惊人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对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及其芝加哥同事们顶礼膜拜，如今也排起队来，“铺上麻布和炉灰”，向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宣誓效忠。
这一切都可喜可贺。但它并不能构成一场知识革命。恰恰相反：正如对奥巴马政府的反应所显示的，转向凯恩斯经济学只不过是一次战术性撤退。《新劳工法》也同样如此，总体上一如既往地忠实于私营部门，尤其是伦敦的金融市场。确实，这场危机的一个后果是挫伤了欧洲大陆人对“英美模式”的热情；但是，最主要的受益人仍然是那些曾经那么热衷于模仿华盛顿的中间偏右党派。
简而言之，对强有力的国家和干预性政府的实际需要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没有人在“重新思考”国家。人们仍然明显地不情愿站在集体利益或原则的立场上捍卫公共部门。惊人的是，金融危机之后欧洲的一系列选举中，社会民主党一直战绩不佳；虽然市场崩溃了，他们显然还是无法振作起来。
想要人们对他们认真对待，左派就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令人愤怒的事情很多：财富和机会日益加剧的不平等；阶级和阶层的不公正；国内和国外的经济剥削；腐败、金钱和特权阻断了民主的血脉。但是，仅仅是找出“系统”的缺陷，然后像彼拉多那样撤退，对后果毫不关注，已经不够了。过去几十年里不负责任地在修辞上哗众取宠，没有给左派带来什么好处。
我们进入了不安全的时代：经济不安全，人身不安全，政治不安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对此毫无所知，这个事实只是一点小小的安慰：1914年，也很少有人预见到他们的世界的彻底崩溃，以及随后而来的经济和政治灾难。不安全滋生恐惧。而恐惧——对变化的恐惧、对衰退的恐惧、对陌生人和不熟悉的世界的恐惧——正在腐蚀公民社会植根其上的信任和独立。
所有的变化都是有破坏性的。我们已经看到恐怖主义的幽灵足以使稳定的民主国家陷入混乱之中。气候变化将会引起更严重的后果。寻常百姓将会被重新掷回仰仗国家资源的境地。他们会祈望他们的政治领袖和代表们的保护，开放社会将再次被迫自我关闭，为了“安全”而牺牲自由。人们将不再是在国家和市场之间进行选择，而是在两种国家中进行选择。因而，我们就必须重新思考政府的作用了。如果我们不思考，别人也会思考。
下面的论点在我最初于2009年12月投给《纽约书评》中的一篇论文中概述过。那篇论文发表后，我收到了很多有意思的评论和建议。其中有一位年轻同行的批判发人深省。她写道：“你所写的，最惊人的不是它的内容，而是形式：你谈到对我们的政治静止感到愤怒；你写道，我们需要对以经济为驱动的思想方式表示不同意见，我们亟须回到那种道德上知情的公众对话。已经没有人这样谈话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第1章我们现在的生存方式
乔治·奥威尔
要看清人们眼前的事，是需要不断努力的。
我们从身边就能发现，个人财富达到了20世纪初期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非必需品的炫耀性消费——住房、珠宝、汽车、服饰、技术玩具——在上一代人中大大增加了。在美国、英国和其他一些国家，金融交易取代了产品生产和服务业，成为私人财富的来源，改变了我们对不同类型的经济活动重要性的排序。富人，和穷人一样，是一直和我们同在的。但是，相对于所有其他人，他们在今日比我们记忆中的任何时代都更加富有、更加显赫。理解、解释私人特权很容易，而要揭示我们所陷入的公共泥坑有多深，却是相当困难的。私人富有，公众泥坑
如果大部分成员都贫穷而悲惨，没有一个社会能够繁荣幸福。——亚当·斯密
贫穷是一个抽象概念，即使对穷人也是如此。但集体贫穷的症状，却在我们周围四处可见。残破的高速公路，破产的城市，倒塌的桥梁，破败的学校，失业的、低薪的、没有保险的穷人：都表明一种集体性的意志的失败。这些病症如此流行，以至于我们已经不再知道怎么谈论出了什么问题，更别说开始解决这些问题了。但是，有些事情完全错误。即便美国在阿富汗徒劳无功的军事行动中投入几百个亿的预算，我们还是对所有为社会服务和基本建设增加公共开支的意图，感到烦躁不安。
要理解我们陷入的这个泥坑有多深，必须首先衡量我们所面临的变化的广度。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发达社会都变得不那么不平等了。由于有了累进税、政府对穷人的补贴、社会服务和对极端不幸提供的保障，现代民主正在摆脱极端的富有和贫困。
可以肯定，大差别还是存在的。基本上是平均主义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更加多样化的南欧社会依然是截然不同的；大西洋世界的英语国度和大英帝国，仍然继续反映出长期存在的阶级差别。但是，每个国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愈来愈不能容忍极端的不平等，开始运用公共供给来弥补私人的不足。
在过去这30年中，我们把这一切都抛弃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在不同的国家所指有所不同。最极端的私人特权和对公共事务的冷漠重又在美国和英国出现：这里是热心于放松管制的资本主义的大本营。尽管彼此远隔的国家如新西兰和丹麦、法国和巴西都时不时表现出一些兴趣，但是，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比得上英国和美国，30年来始终专心致力于瓦解几十年来的社会立法和经济监督。
2005年，美国21.2%的国民收入属于国民中1%的人口。比较而言，1968年，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挣得的工资和福利，相当于一个普通通用汽车公司雇员的66倍。今天，沃尔玛总裁的收入，是他一个普通雇员工资的900倍。事实上，沃尔玛创始人一家的全年收入，据估计（9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40%最下层人口（1.2亿）的总收入。
就收入、财富、保健、教育和生活机遇来说，英国现在也比20世纪20年代以来更加不平等了。英国的穷孩子比欧盟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多。1973年以来，扣除税金、保险费后的实得工资的不平等，在英国也比除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增长更大。1977年到2007年之间，英国创造的新工作，要么是在薪阶的最高端，要么是在薪阶的最低端。
后果很明显。代际流动崩溃了：与他们的父辈和祖辈相比，英国和美国的儿童很难指望在出生环境的基础上有所改善，穷人继续穷下去。绝大多数人的经济弱势，意味着健康欠佳、失去教育机会和越来越严重的众所周知的抑郁症的症候：酗酒、肥胖症、赌博和未成年人犯罪。失业者或未充分就业者失去他们本来掌握了的技能，慢慢地变成经济的累赘。焦虑和压力经常接踵而至，更不必说疾病和早逝。
收入差距使这些问题更加恶化。因此，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在美国和英国与收入密切相关，而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这两项指标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甚至信任，亦即我们对同胞的信任，也和收入差距呈负对应关系：1983年到2001年之间，美国、英国和爱尔兰的不信任程度明显增加，而正是在这三个国家中，不受管制的追求个体自我利益的原则经常被应用在公共政策上。别的国家中，找不到类似的相互不信任的增长。社会流动和不平等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Wilkinson & Pickett，The Spirit Level），表12.1，第160页。
即使在单个国家之内，不平等也在塑造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例如，在美国，一个人长寿和健康地度过一生的机会，与其收入密切相关：富有地区的居民可以期望活得更久、更健康。美国更贫穷的州的年轻妇女，和她们在更富有的州里的同龄女性相比，更有可能在十几岁时就怀孕——她们的婴儿存活的可能性也较小。同样，一个不受欢迎的区域里的孩子，也比那些父母有固定的中等收入、住在国内较富有地区的人从高中辍学的可能性更大。至于那些仍在上学的穷人的孩子：他们的相对表现较差，分数也较低，得到的就业机会更少，收入更低。美国的社会流动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2.2，第161页。
因此，不平等不仅本身没有吸引力，而且还和病态的社会问题明显相关，我们只有了解这些问题的内在原因，才有希望解决它们。婴儿死亡率、寿命、犯罪、监狱人口、精神疾病、失业、肥胖、营养不良、未成年少女怀孕、非法使用毒品、经济不安全、个人债务和焦虑，在美国和英国比在欧洲大陆更加显著，不是毫无原因的。
富有的少数人和贫穷的多数人之间的差距越大，社会问题就越严重；这个论断，似乎在富国和穷国都是正确的。关键不是一个国家有多富裕，而是这个国家有多么不平等。因此，瑞典和芬兰，按人均收入或GDP（国内生产总值）来算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个国家，它们最富有的和最贫穷的国民的差距却非常小——在可以衡量的幸福指标上它们也一直领先于世界。与此相反，美国尽管有巨大的财富总额，在这些指标上却总是得分很低。美国在医疗上花大量的钱，但美国人的寿命还是低于波斯尼亚，只比阿尔巴尼亚高一点儿。欧洲的信任和归属感
※资料来源：蒂姆·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一个有限星球的经济学》（Tim Jackson，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伦敦：Earthscan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不平等与健康欠佳
※资料来源：杰克森，《没有增长的繁荣》，表9.2，第155页。不平等与犯罪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10.2，第135页。不平等与精神疾病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5.1，第67页。
不平等是有腐蚀性的。它使社会从内部腐烂。物质差异的影响，要过一定时间才能显现出来，但是，在适当的时候，对地位和商品的竞争逐步加剧；人们感觉出越来越强烈的以占有为基础的优越感（或自卑感）；对那些处于社会阶梯下层的人们的偏见逐步固化；犯罪率上升，社会劣势的病态也变得前所未有地明显。无管制地创造社会财[1]富的恶果，确实是非常惨痛的。医疗费用和寿命
※资料来源：威尔金森和皮克特，《精神层面》，表6.2，第80页。
[1]近期最好地表达这个论点的说明来自理查德·威尔金森和凯特·皮克特的《精神层面：为什么更平等的社会几乎总是运行得更好》（Richard Wilkinson and Kate Pickett,The Spirit Level: Why More Equal Societies Almost Always Do Better），伦敦：艾伦·莱茵，2009年。本节我从他们那里借用了更多材料。腐化的情操
没有人不能习惯的生活条件，尤其是当他看见周围所有的人都接受了这些生活条件的时候。——列夫·托尔斯泰，《安娜·卡列尼娜》
在“平等化”那漫长的几十年中，认为这些进步会经久不衰的观念变成了常识。不平等的减少是自我肯定的：我们越平等，我们就相信我们可能变得更平等。反过来说，30年来日益增加的不平等，也尤其使英国人和美国人相信，不平等是一种生活的自然状态，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即便谈及减轻社会弊病，我们也认为只要经济“增长”就够了：繁荣和特权会自然而然地随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而分散开来。可悲的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艰难时期，我们认为再分配既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而在繁荣时期，经济增长一般都是有利于少数人，而加剧多数人的相对劣势。
我们经常对此视而不见：总财富的全面增长，掩盖了分配上的差距。这个问题在落后社会的发展中是司空见惯的——经济发展对所有人都有利，但是它不合比例地服务于能够利用这个机会的极少数人。当代中国和印度都印证了这一论点。但是，美国，这个完全发展了的经济体，其“基尼系数”（传统的衡量贫富差距的指标）和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却是异乎寻常的。
在不平等及其弊病中生存是一回事，陶醉于其中又是另一回事。到处都有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崇拜巨富，称颂其显赫地位（“富人和名流的生活方式”）。我们见过这种情形：早在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亚当·斯密就观察过他的同时代人相同的倾向：“人类中的部分民众是财富和显贵的钦慕者、崇拜者，而且，更奇怪的是，他们[1]更多时候是无私的钦慕者和崇拜者。”
在斯密看来，这种对财富本身毫无批判的阿谀奉承不但毫不吸引人，而且还是现代商业经济一个潜在的毁灭性的特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特征会削弱资本主义那些在他看来需要维持和滋养的特性：“这种对有钱有势者的钦佩乃至近乎崇拜，对贫穷卑微之人的蔑视，或至少是忽视……（是）……我们的道德情操败坏的极大的和最普遍[2]的原因。”
我们的道德情操确实是败坏了。我们对表面上合理的社会政策所需付出的人类代价变得毫无知觉，尤其是我们得知这些政策会促进总体繁荣，由此——意味着——也会促进我们个体的利益。看看克林顿时代寻求全面改造福利政策的法规——1996年的《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法案》（明显是奥威尔式的）。这条法案宣称的目的是缩减全国领取福利的人数。达到这一目标的办法是扣压任何不寻找（以及找到后不接受）带薪就业机会的人的福利。这样，雇主可以用任何他能够提供的工资水平吸引工人——因为他们不能拒绝一份工作，不管这份工作多么讨厌，否则就有得不到福利的危险——不仅享受福利的人数大大下降，工资和商业成本也下降了。
此外，福利还带来明显的耻辱。接受公共资助，不管是幼儿抚养费、食品券还是失业救济，都是该隐的记号：是个人失败的标记，证明某人不知怎么地就从社会的夹缝中摔下去了。在当代美国，失业率不断上升的年代，没有工作的男人或女人就这样受辱：他们不完全是社区的正式成员了。甚至是在社会民主的挪威，1991年的《社会服务法》也给了地方政府对所有申请福利的个人要求相应工作的权力。
这个法案应当让我们想起将近200年前在英国通过的一项法案：1834年的《新济贫法》。通过查尔斯·狄更斯在《雾都孤儿》（Oliver Twist）里的描绘，我们很熟悉这项法案的条款。当诺亚·克莱波尔在那个著名的场景里对着小奥利弗冷笑，称他为“贫民习艺所”的时候，他在1838年表达的意思，恰恰是我们轻蔑地将人称为“福利皇后”时要表达的意思。《新济贫法》令人不能容忍。它强迫穷人和失业者做出这样的选择：要么给钱就工作，不管工资有多低；要么承受贫民习艺所的羞辱。这就和19世纪其他形式的（仍然被当作和描述成“慈善”）公共援助一样，援助和支持的水平被刻意设计得比最坏的现有选择还要缺乏吸引力。这项法案借鉴了当时的经济理论，这些理论完全否定有效的市场里会有任何失业的可能：如果工资都降得足够低，没有任何别的有吸引力的工作选择，每个人最终总会找到一份工作。
随后的150年中，变革者们努力废除这些令人感到屈辱的做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济贫法》和其他国家的类似法案逐渐被取代，提供公共援助成为了正义之事。没有工作的公民不再因为不幸失业而被人认定不该得到公共援助；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境况而得到惩罚；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资格也不会受到隐含的贬损。更重要的是，20世纪中期的福利国家确信：将社会地位解释为经济上的好运起了作用，这是极端无礼的行为。
维多利亚时代的唯意志论的伦理和苛刻的资格筛选标准被普遍的社会救济所取代，尽管国与国之间各有区别。不能工作或者找不到工作，不再被当成一种耻辱，而是完全无损名誉的、人们依赖自己同胞的偶然状况。需要和权利得到了特别的尊重，失业是品行不端或者努力不够的观念，则被人们摒弃了。
今天，我们又重新恢复了以前的维多利亚先辈们的态度。又一次，我们只相信刺激、“努力”和奖励——再加上对不够努力的惩罚。听听比尔·克林顿或玛格丽特·撒切尔的解释：给所有需要福利的人提供全面的福利是很愚蠢的。如果工人们没有陷入绝望，他们为什么要工作？如果政府付钱让人们闲着，他们还有什么动力去寻找带薪的工作？我们重新回到了强硬的、冷漠的启蒙时代的经济理性，伯纳德·曼德维尔1732年的论文《蜜蜂寓言》最早也最好地阐述了这种理论。在曼德维尔看来，“除了他们的需求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激励工人们出力干活，对他们的需求可以谨慎地缓解，但要完全满足是很愚蠢的”。托尼·布莱尔都不能说得比这个更好。
福利“改革”恢复了可怕的“经济情况调查”（means test）。读过乔治·奥威尔的人会想起，大萧条时期英国的穷人只有在当局通过冒犯性的询问断定他们确实用完了自己的积蓄以后，才能申请贫民救济。30年代美国也对失业者进行了类似的调查。X·马尔科姆在回忆录中回忆起那些“调查”他家的官员们：“每个月的福利调查是他们的门票。他们的举动，好像他们拥有我们一样。不管我妈妈多么想这么干，她却没法把他们拒之门外……我们不懂为什么，如果政府愿意给我们一包包的肉，一袋袋的土豆和水果，一罐罐别的东西，我们的妈妈却很明显地痛恨接受这些东西。我后来才明白，我母亲是绝望地试图维护她的自尊和我们的自尊。自尊差不多是我们唯一能够保留的东西了，因为到1934年时，我们真的开始受苦了。”
与英美政治话语中流行的臆想相反，很少人乐于领取施舍：衣物、鞋、食品、租金补贴或孩子们的学习用品。简单来说，领取施舍会蒙受耻辱。让社会中的失败者恢复尊严和自尊，是标志着20世纪进步的社会改革的核心纲领。今天，我们再次背弃了它们。
尽管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自由企业”“私营部门”“效率”“利润”和“增长”毫无批判的崇拜在近些年来很流行，这个模式本身，却只在爱尔兰、不列颠和美国才沾沾自喜地完全实行着。爱尔兰没什么太多可说的。所谓的“勇敢的凯尔特小老虎”的“经济奇迹”包括一种不规范的低税制，可以预见地吸引了外来投资和热钱。公共收入不可避免地降低，由备受诟病的欧盟提供的补助来进行补偿，而欧盟又主要是由据说是很无能的德国、法国和荷兰等“旧欧洲”经济体来资助的。华尔街的狂欢破产时，爱尔兰的泡沫也随之破灭了。它不会很快再膨胀起来。
英国的情况更有意思：它同样表现出美国最坏的特征，却没有给大不列颠提供最好地代表了美国进步的那种社会和教育流动性。总体上看，1979年以来的英国经济尾随着它的美国同伴的衰落：不仅傲慢地对其受害者漠不关心，而且还以国家的工业基础为代价，对金融服务表现出不计后果的热情。银行资产在GDP中所占的份额，从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初，一直稳定在70%上下，而到2005年，它却超过了500%。随着国民总财富的增长，伦敦以外和特伦特河以北大部分地区的贫困也加剧了。
可以肯定，即使是玛格丽特·撒切尔也不能完全摧毁在中产阶级下层中很受欢迎的福利国家，就是这同一个下层中产阶级热情地把她选上台的。这样，与美国相反，英国底层越来越多的人们，仍然能够得到免费的或很便宜的医疗服务、微薄但有保障的养老金、所剩无几的失业救济和残存的公共教育系统。如果英国像有些观察家们近年所总结的那样“破碎”了，至少其碎片还被安全网接住了。要看一个陷入了繁荣和美好前景的幻境、让失败者自生自灭的社会，很遗憾，我们必须把眼光转向美国。
[1]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纽约：多佛尔出版社典籍，2006年（1759年初版），第59页。
[2]同上书，第58页。美国特色
如果你深入探究美国人的民族特性，你就会发现，他们寻求这个世界上所有事物的价值，只是为了回答这唯一一个问题：它能赚来多少钱？——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
即使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图表或和其他国家不利的比较一无所知，很多美国人也很清楚，有什么地方出了严重差错。他们过得不如以前好了。所有人都想让他们的孩子生来就有更好的生活机会：更好的教育，更好的工作前景。他们想让自己的妻子或女儿有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妇女一样的安全生育的机会。他们想要开支更低的全面医疗保健、更长的寿命、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少的犯罪。但是，当人们告诉他们西欧有这些福利时，很多美国人这样反应：“但他们有社会主义！我们不想让政府干预我们的事务。更主要的是，我们不想多纳税。”
这种奇怪的认知失调是老话题了。一个世纪以前，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问了一个很著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有很多答案。有些跟这个国家的巨大规模有关：在帝国规模下，很难组织和维持共同的目标，而美国实际上就是一个内陆帝国。
然后还有文化因素，其中众所周知的就是很有美国特色的对中央政府的怀疑。某些特别辽阔和多样化的领土单位——比如中国或者巴西——仰仗于遥远的国家权力和指令，而美国，在这个意义上毫无疑义地是18世纪盎格鲁-苏格兰思想的产儿，是建立在中央权威必须从各个方面加以削弱的前提之下的。美国权利法案的假定——亦即只要不是明确赋予国家政府的，就被默认为各州的特权——在几百年的历史进程中，都被一代一代的定居者和移民们内化成了把华盛顿“挡在我们生活之外”的凭据。
这种对公共权威的怀疑，时不时地被“一无所知党”、“州权党”、反对税收的活动家们——最近是共和党右派的电台脱口秀煽动家们——提升到狂热崇拜的程度，是美国独有的一种现象。它把那种已经十分突出的对（无论是否有代表的）税收的怀疑，转化成了爱国教条。在美国这里，税收被普遍当成了得不到补偿的收入损失。人们很少想到这一点：这些税收（也）可能贡献给了那些单独的个人永远也负担不起的集体服务（公路、消防、警察、学校、路灯、邮政，更别提士兵、战舰和武器了）。
在欧洲大陆和发达国家大部分地区，任何个人可以完全“自力更生”的想法早已随着19世纪个人主义的幻灭而烟消云散了。我们都受益于我们的前人，也受益于那些会在我们年迈或患病时照顾我们的人。不管我们的经济生活多么自私，我们还是要仰仗我们和同胞们一同负担费用的那些服务。但是，在美国，自主创业的个人的理想，还是一如既往地引人入胜。
不过，美国并不总是和现代世界其他地区不合拍。即便安德鲁·杰克逊或罗纳德·里根的美国确实与众不同，罗斯福新政深入的社会改革，或者是20世纪60年代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的社会”却不是如此。1934年访问华盛顿后，梅纳德·凯恩斯写信给菲利克斯·法兰克福：“这里，而非莫斯科，才是世界的经济实验室。运营它的年轻人都很出色。他们的能力、聪明和智慧令我震惊。人们到处会碰到早该被扔出窗户的古典经济学家——不过他们大部分已经被扔出去了。”
同样的说法，也适用于60年代民主党领导的国会那些卓越的抱负和成就：他们创立了粮食券、医疗保险、民权法案、医疗补助、儿童起步教育计划、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和公共广播公司。如果这就是美国的话，那它和“老欧洲”有些令人玩味的相似之处。
此外，美国生活中的“公共部门”在很多方面比欧洲相应的公共部门要更成熟、更发达、更受尊重。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向公众提供一流的高等教育机构——美国在这方面比欧洲大部分国家做得更早，也更好。由赠地学院组成的加州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其他一些国际知名的大学，在美国之外没有类似机构能与之匹敌，经常被人低估的社区学院系统也同样非常独特。
还有，尽管不能维持一个全国性的铁路系统，美国人不仅用纳税人投资的公路把全国联通起来，而且，当英国人无计可施，只能以大甩卖的价格把公共交通下放给私营部门的时候，美国还能在主要城市维持运行良好的公共交通系统。当然，美国公民仍然不能为自己提供哪怕是最起码的公共医疗卫生系统；但是，这里的“公共”，在国民字典里并不总是一个耻辱的概念。经济主义及对它的不满
一旦我们允许自己不听从会计师的盈利测试，我们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文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只是想象一种不同的社会，为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么难？为什么我们完全不能想象一种对我们的共同利益有利的不同秩序？我们命中注定永远被围困在功能失调的“自由市场”和被大肆渲染的“社会主义”的混乱之间吗？
我们的无能为力是话语上的：我们只是不再知道如何谈论这些事情。过去30年中，当我们问自己是不是支持一项政策、提议或者动议的时候，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最狭义的经济问题——利益和亏损上。但这不是先天就有的人类状况：它是后天习得的。
我们曾经历过这样的情形。1905年，年轻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他1942年的报告将会奠定英国福利国家的根基——在牛津发表了一次演讲，质问为什么政治哲学在公共辩论中被古典经济学遮蔽了。贝弗里奇的质问在今日同样有力。但是，政治思想的销蚀，和伟大的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本身毫无关联。
确实，我们可能在考虑公共政策时局限在单纯的经济演算上，这在两个世纪以前就引起了关注。描述早期商业资本主义的最敏锐的作家之一孔多塞侯爵（the Marquis de Condorcet）就带着厌恶预见到了这样的前景：“在一个狂热的民族眼里，自由不过是保障金融活动之安全的必要条件。”那个时代的革命有一种将赚钱的自由和自由本身混为一谈的危险。
我们也被搅糊涂了。今天常规性的经济推理用“理性选择”来描述人类行为，它不能预见也不能防止银行倒闭，表面上伤痕累累，但显然还是岿然不动。这种理论宣称，我们都是经济动物。我们追求自身利益（定义为最大化的经济优势），极少涉及譬如利他主义、自我否定、品位、文化习惯或集体目的等外在标准。只要得到足够的和准确的“市场”信息，不管是真正的市场还是专事股票和债券买卖的机构，我们就会做出对我们个人和团体都有利的最佳选择。
我所关注的不是这些设想是否真实。没有人今天能够一本正经地宣称所谓的“有效市场假说”还有任何残留。老一辈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社会主义计划的误区是，它要求一种凡人从来不曾具有的、对现在和未来无所不知的完备知识。他们是对的。但是，这看起来也同样适用于市场理论家：他们也不是无所不知，结果，后来发现他们其实一无所知。
梅纳德·凯恩斯指责过他的经济学批评家的那种“虚假的精确性”今天依然存在。更糟的是：我们偷偷走私进来一套误导性的“道德”言辞来支持我们的经济论断，为我们赤裸裸的功利计算涂上一层沾沾自喜的光彩。比如说，当减少穷人福利时，英国和美国的立法者们都对他们不得不做出的“艰难选择”表现出一种奇怪的骄傲。
穷人的投票人数比别的人口要少。因此，惩罚他们的政治风险很小：这类选择又到底有多么“艰难”？如今，我们为自己能够坚强地造成他人的痛苦而感到骄傲。如果我们还使用“坚强”以前的定义，坚强应该意味着承受痛苦而不是增加别人的痛苦，那么，我们可能会[1]三思而后行，而不是这么麻木地将效率凌驾于人类感情之上。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谈论我们选择管理社会的方式呢？首先，我们不能继续在道德真空里评判我们的世界和我们做出的选择。即使我们确认一个得到了足够资讯、有自知之明的理性的个人永远会做出符合自己最佳利益的选择，我们仍旧需要探询这些利益究竟是什么。它们不能从个人的经济行为中推断出来，因为这样一来就是循环论证了。我们应当探询平常百姓们自己要些什么，在何种条件下这些需要可能得到满足。
显然，我们不能没有信任。如果我们确实互相不信任，我们就不会为互相支持而纳税。因为害怕来自我们那些不值得信任的同胞的暴力和欺骗，我们也不会贸然行事。此外，信任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美德。资本主义在今天受到这么多人的批判，这些批判并非全部来自左翼；其中一个原因是，市场和自由竞争也要求信任和合作。如果我们不能信任银行家会诚实行事、贷款经纪人会诚实介绍他们的贷款、公共监管机构会揭发不诚实的交易人，那么，资本主义本身就会陷于停顿了。
市场不会自动产生信任、合作和为了共同利益而进行的集体行动。恰恰相反：经济竞争的本性就是，打破常规的参与者，至少在短期内，会战胜那些更注重伦理的竞争者。但是，资本主义无法从这种玩世不恭的行为里长久地存在下去。那么，为什么这种潜在的自我毁灭的经济秩序系统维持了那么久呢？或许是因为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来的约束、诚实和节制的习惯。
但是，这类价值远远不是资本主义的本性里所固有的，而是来自古已有之的宗教或社群习俗。靠着传统的约束、世俗和教会精英持久的权威的支持，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一直给人一种幻觉，似乎它能够不犯错误地弥补资本主义实践者们的道德缺陷。
这些开始时的美好条件不再存在了。建立在契约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无法从内部产生这些条件，正因如此，社会批评家和宗教批评家（尤为引人注目的是20世纪初主张改革的教皇利奥八世）提醒人们注意毫无管制的市场经济和极端分化的贫富差距对社会造成的腐蚀性威胁。
近至20世纪70年代，认为生活的核心就是变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们变富的观点会被嘲笑：不仅会被资本主义的传统批评家们嘲笑，也会被很多坚定地为资本主义辩护的人嘲笑。在战后那几十年，人们对为财富而追求财富普遍更为冷漠。1949年对英国男学生的一项调查发现，男生越聪明，他就越可能选择一种工资一般但有[2]趣的工作，而不是一个仅仅挣钱很多的职业。今天的小学生和大学生，除了找一份挣大钱的工作，别的什么都不想。
我们培养出了对追求物质财富孜孜以求、对其他那么多东西都无动于衷的一代人，我们如何开始弥补呢？我们或许可以这么开始，提醒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孩子，从前不是这样的。“经济学式”地思考，就像我们在最近30年里所做的，并不是人性所固有的。曾经，我们对我们的生活有不同的安排。
[1]阿夫纳·奥弗，《富有的挑战：1950年以来美国和英国的自我控制和福利》（Avner Offer, The Challenge of Affluence: Self-Control and Well-Be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Britain since 1950），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页。
[2]T·H·马歇尔，《公民与社会阶级》（T.H.Marshall，Citizenship and Social Class），伦敦：柏拉图出版社，1991，第48页。 第2章我们失去的世界
卡尔·曼海姆，1943年
我们所有人至此都知道，经历这场战争后，再也不能回到自由放任的社会秩序；这样的战争引发了一场沉默的革命，向一种新型的计划秩序铺平了道路。
过去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好，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糟：它只是不同而已。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讲怀旧的故事，我们就永远不能深入当前面临的问题——如果我们盲目地相信我们的世界在各方面都变得更好了，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形。过去实际上是另外一个国度：我们不可能回去。但是，比把过去理想化，或者把它当作恐怖屋呈现在我们自己和孩子面前更糟糕的是：忘记过去。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人、欧洲人和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人们都面临着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人为的灾难。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已经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恶劣、最具破坏性的了，而流行病、革命、国家的失败和分裂、货币崩溃、失业等问题很快在战后接踵而至，严峻程度超出了传统经济学家们的想象，尽管他们的政策仍然盛行于世。
这些发展，又反过来促使世界上大部分民主国家堕落成了各式各样的专制独裁或集权政党国家，使全球卷入了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更具毁灭性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中东、东亚和东南亚，1931年到1945年间发生了占领、毁灭、种族清洗、酷刑、灭绝战争和蓄意的种族大屠杀，其规模即使在30年前也根本无法想象。
迟至1942年，担心自由好像还是合情合理的。除说英语的北大西洋和澳大拉西亚之外，民主的基础很薄弱。欧洲大陆硕果仅存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小小的中立国瑞典和瑞士，两国还都仰仗德国的善意。美国刚刚参战。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一切，在当时不仅岌岌可危，而且也受到严重质疑，包括为之辩护的人的质疑。
未来，好像必定是属于独裁了？即使在1945年盟国胜利之后，这些担心还没有被忘记：大萧条和法西斯主义一直在人们脑海中挥之不去。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如何庆祝一个辉煌的胜利，然后一切照旧，而是到底如何保证1914年到1945年间的经历永远不再发生。不是别人，恰恰是梅纳德·凯恩斯，致力于应对这一挑战。凯恩斯共识
那些年里，我们每个人都从时代的共同繁荣中汲取力量，从集体信心中增强了我们的个人信心。或许，因为我们人类都不知感恩，我们那时没有意识到那股洪流是多么牢牢地、坚定地带动着我们。但是，经历过那个信心时代的所有人都知道，从那以后，一切都只有倒退和黑暗了。——斯蒂芬·茨威格
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生于1883年，成长在一个稳定、发达和强大的英国：他有幸观察到了这个自信的世界的崩溃，首先是作为战时财政部的有影响的高级官员，然后是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平谈判的参与者。昨日的世界瓦解了，随之而去的不光是国家、生命和物质财富，还有凯恩斯的文化和阶层里所有令人安心的确定性。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谁都没有预见到它的发生？为什么没有任何掌权的人做些有效的事情，保证它不再发生？
可以理解，凯恩斯将自己的经济分析集中在不确定性上：与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那些自信的妙方正好相反，从此以后，凯恩斯将坚持人类事务从根本上是无法预料的。诚然，从经济萧条、法西斯专政和灭绝性战争中可以吸取很多教训。但是，在凯恩斯看来，最主要的，正是平常百姓们被迫生存其中的这种新发现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加剧了集体恐慌的发作，腐蚀了自由主义的信心和组织。
那么，怎么办呢？和很多人一样，凯恩斯熟悉用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的计划来弥补市场不足的吸引力。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对操控国家都有毫无顾忌的热情。在公众眼里这远不是缺陷，而恰恰可能是他们最强之处：希特勒倒台很久以后，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希特勒时，外国人有时候还会说，至少他让德国人重新回去工作了。人们常说，不管斯大林有哪些缺点，他至少让苏联完全避免了大萧条。即使是那个关于墨索里尼让意大利火车正点运行的笑话也有一定道理：这有什么不好？
要想让民主重新立足——或者将民主和政治自由带到从来不曾有过民主和政治自由的国家，都必须了解独裁国家的历史。不然就会面临风险：人们对那些或真实或虚构的成就的普遍怀恋。凯恩斯很清楚，如果没有战争、占领和剥削，法西斯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说不可能成功。不过，他不仅察觉到用反周期的经济政策防止未来萧条的必要性，也察觉了“社会国家”的审慎美德。
这样的“社会保障国家”的意图不是为了将社会关系革命化，更不是为了开创一个社会主义时代。凯恩斯像那些年里从事创新立法的大多数人一样——从英国的克莱蒙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到法国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到美国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本人——都是天生的保守派。那些年的西方领袖，全都是老年绅士，都出生在凯恩斯十分熟悉的稳定世界里。他们也都亲身经历了痛苦的动荡。就像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的《利奥波德》中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很明白，要想保守，就必须改变。
凯恩斯死于1946年，战争时期的操劳令他筋疲力尽。但他早就指出，缺少了对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会长久生存下去。而且，既然两次大战之间的历史已经明确表明，资本家没有能力保护他们自己的最佳利益，那么，自由政府必须保护他们的最佳利益，不管他们喜不喜欢。
这就是一个有趣的悖论：资本主义确实得到了拯救，后来还繁荣几十年，而这是因为当时（和自那以后）那些被认作是社会主义的变化。反过来，它也提醒我们当时的局势有多么严峻。聪明的保守派，比如说很多1945年后第一次上台的基督教民主党人，对政府控制经济的“制高点”很少提出反对；他们也充满热情地接受了大幅度的累进制税收。
战后初期那些年，政治争论中有一种道德化的特质。失业（英国、美国或比利时最大的问题）；通货膨胀（中欧最大的担忧，已经掠夺私人储蓄好几十年）；农产品价格太低（意大利和法国）以至于农民被迫离开土地，在绝望中加入了极端主义的政党：这些都不仅仅是经济问题，从牧师到世俗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把它们当作对社会的道德凝聚性的考验。
这个共识达成得异常广泛。从新政派到联邦德国的“社会市场”理论家，从英国执政的工党到法国（和1948年共产党政变之前的捷克）决定公共政策的“指示性”经济计划：每个人都相信国家。部分原因是，差不多每个人都担心退步到刚刚过去的恐怖中，都乐意以公共利益的名义限制市场的自由。就像现在通过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等一系列国际组织和协议，世界被规范和保护起来；一个运行良好的民主国家，也同样会在相应的国内布局中达成共识。
早在1940年，英国工党一个小册子作者埃文·德宾（Evan Durbin）就写过，对当时朝向集体谈判、经济计划、累进税收、提供公共投资的社会服务的发展倾向，他想象不出能有任何“最小的改变”。16年以后，一位英国工党政治家安东尼·克罗斯兰（Anthony Crosland）更自信地写道，从“对个人主义和自助的毫不妥协的信仰，到对团体行动和参与的信仰”，这之间发生了永久性的转变。他甚至还断言：“至于‘看不见的手’的信条，和私人利益必然带来集体利益的信念，在大萧条中完全失败了；即使是保守主义者和商人，[1]现在都信奉集体政府为经济状况负责的学说了。”
德宾和克罗斯兰都是社会民主党人，也就是局内人。但他们并没有错。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国政治有关公共政策达成了高度的共识，以至于主流的政治论点被称为“巴特茨克尔主义”（Butskellism）：它把那些年里温和的保守党部长R·A·巴特勒（R.A.Butler）和工党反对派的核心领导人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的思想融合在一起。不管他们有什么别的分歧，法国的戴高乐派、基督教民主党人和社会主义者对积极型的国家、经济计划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有着相同的信念。同样，在斯堪的纳维亚、比荷卢三国、奥地利，甚至是思想上四分五裂的意大利，也有同样的左右决策的共识。
在德国，尽管社会民主党直到1959年还在坚持他们的马克思主义说教（若不是马克思主义政策的话），他们和康拉德·阿登纳总理（Chancellor Konrad Adenauer）的基督教民主党相对来讲还是差别不大。实际上，（在他们看来）正是那种令人窒息的在所有问题上的共识——从教育到外交到为大众提供康乐设施，还有解释他们国家那麻烦的过去——把年轻一代的德国激进分子推向了“议会外”活动。
即使在美国，整个50年代都由共和党执政；当年事渐高的新政派这一代人物第一次在野时，向保守主义政府的转变，尽管在外交事务甚至是言论自由方面有很重要的后果，在国内政策方面却没有什么差别。税收问题上没有争议，批准建设庞大的、由联邦政府监督的洲际高速公路系统的，还是一个共和党总统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尽管人们口头上宣扬竞争和自由市场，那些年的美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抵制外国竞争，以及标准化、管制、补贴、价格保护和政府担保。
对当前福利和未来繁荣的保障，缓和了资本主义中固有的不平等。60年代中期，林登·约翰逊推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社会和文化变革；他能够这么做，部分原因是因为，赞成新政式的投资、一揽子项目和政府倡议的共识还依然残存着。当时显著地将全国分化开来的是公民权和种族关系，而不是社会政策。
人们普遍认为1945—1975年是诞生了“美国生活方式”的某种奇迹。经历了“二战”的老百姓们和他们的赞美60年代的下一代，这两代美国人经历了空前绝后的工作稳定和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在德国，经济奇迹（Wirtschaftswunder）在一代之间就把国家从一个屈辱的、遍地瓦砾的战败国变成了欧洲最富庶的国家。至于法国，在那些年以“光荣特伦特”（Les Trente Glorieuses）的美名而著称于世（没有讽刺的意味）。在英国，在“富裕年代”的高峰，保守党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向他的同胞保证“你的日子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是对的。
在有些国家（最著名的例子是斯堪的纳维亚），战后福利国家是社会民主党的作为；在其他地方，比如说英国，“社会保险国家”在操作中不过是旨在扶助弱势、减少极端贫富分化的务实政策。他们共同的成就是成功地控制了不平等。如果我们比较一下贫富之间的差距，不管是用总资产还是年收入来衡量，我们就会发现，在所有欧洲大陆国家以及英国和美国，这个差距在1945年后那一代中大幅度缩小了。
更大的平等带来了更多的好处。渐渐地，对回到极端政治的担忧减轻了。“西方”进入了繁荣安全的太平盛世：这可能是个泡沫，但它是个令人舒服的泡沫，其中每个人都比他们过去所能够想象的要好得多，还有充分的理由有信心地期待未来。
此外，正是社会民主和福利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将专业和商业中产阶级连接到了自由机构上。这产生了一些后果：正是中产阶级的恐惧和不满导致了法西斯主义的诞生。将中产阶级重新束缚到民主制度上，是战后政治家们面临的首当其冲最重要的任务——而且绝非易事。
大部分情况下，这项任务是通过“普遍主义”的魔术来完成的。不是将福利与收入挂钩——在这种情况下，收入不菲的专业人士或生意兴隆的店主们可能会痛苦地抱怨在为他们自己并没有得到多大好处的社会服务纳税——而是给受过教育的“中等阶层”（middling sort）提供与劳动阶层和穷人一样的社会补助和公共服务：免费教育、廉价或免费的医疗服务、公共养老金和失业保险。结果，由于这么多生活必需都由他们的税收包干了，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洲的中产阶级发现自己比1914年以来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有趣的是，这几十年的特点就是社会革新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成功结合。凯恩斯本人就表明了这一点。作为一个具有无可挑剔的精英品位和教养的人——不过他对新艺术品倒意外地开明——他还是领悟到，如果英国社会要克服它那瘫痪性的分裂，将一流的艺术、表演和写作带给尽可能广博的听众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凯恩斯的倡议促成了皇家芭蕾舞团、艺术委员会和其他很多机构的成立。这是创造性地向公众提供绝对“高雅”的艺术——像里斯勋爵的BBC（英国广播公司）那样，它自我分配的职责是提高公众水平，而不是对他们居高临下。
对里斯、凯恩斯或法国文化部长安德烈·马尔罗（André Malraux）来说，这种新的途径没有任何居高临下之处，就像那些和林登·约翰逊一起从事建立美国公共广播公司或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的那些美国年轻人一样。这是“任人唯贤制”：用公共开支（或者至少由公共资助担保）将精英机构向普通申请者开放。它开始了一个进程：通过教育实现社会上移，取代了用遗产或财富进行的选择。一些年后，它造就了这样一代人，对他们来说，这一切是不证自明的，因而是理所当然的。
这些发展并不是必然的。战争之后一般都会发生经济衰退——战争规模越大，衰退就越严重。那些不担心法西斯主义会卷土重来的人，就转而紧张地关注着东面红军成千上万的兵旅，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极受欢迎的共产党和工会。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1947年春访问欧洲时，所见所闻令他震惊：马歇尔计划之诞生，就是担心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后果，有可能比上一次战争的后果还要糟糕。
至于美国，战后初年对外国人、激进派，特别是共产主义者的恐惧使国家极度分裂。麦卡锡主义可能对共和国没有什么威胁，但它提醒人们，一个平庸的煽动者要想利用恐惧、夸大威胁可是太容易了。要是经济倒退到20年前的低点，他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简而言之，尽管有即将出现的共识，这都不仅仅是出人意料而已。那么它又为什么那么有效呢？
[1]安东尼·克罗斯兰，《社会主义的未来》（Anthony Crosland, The Future of Socialism），伦敦：乔纳森·凯普，1956年，第65、1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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