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图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史铁生

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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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插图版试读：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北方的黄牛一般分为蒙古牛和华北牛。华北牛中要数秦川牛和南阳牛最好，个儿大，肩峰很高，劲儿足。华北牛和蒙古牛杂交的牛更漂亮，犄角向前弯去，顶架也厉害，而且皮实、好养。对北方的黄牛，我多少懂一点儿。这么说吧：现在要是有谁想买牛，我担保能给他挑头好的。看体形，看牙口，看精神儿，这谁都知道，光凭这些也许能挑到一头不坏的，可未必能挑到一头真正的好牛。关键是得看脾气。拿根鞭子，一甩，“嗖”的一声，好牛就会瞪圆了眼睛，左蹦右跳。这样的牛干起活来下死劲儿，走得欢。疲牛呢？听见鞭子响准是把腰往下一塌，闭一下眼睛，忍了。这样的牛，别要。

我插队的时候喂过两年牛，那是在陕北的一个小山村儿——清平湾。

我们那个地方虽然也还算是黄土高原，却只有黄土，见不到真正的平坦的塬地了。由于洪水年年吞噬，塬地总在塌方，顺着沟、渠、小河，流进了黄河。从洛川再往北，全是一座座黄的山峁或一道道黄的山梁，绵延不断。树很少，少到哪座山上有几棵什么树，老乡们都记得清清楚楚；只有打新窑或是做棺木的时候；才放倒一两棵。碗口粗的柏树就稀罕得不得了。要是谁能做上一口薄柏木板的棺材，大伙就都佩服，方圆几十里内都会传开。

在山上拦牛的时候，我常想，要是那一座座黄土山都是谷堆、麦垛，山坡上的胡蒿和沟壑里的狼牙刺都是柏树林，就好了。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总是“吸溜吸溜”地抽着旱烟，笑笑，说：“那可就一股劲儿吃白馍馍了。老汉儿家、老婆儿家都睡一口好材。”

和我一起拦牛的老汉姓白。陕北话里，“白”发“破”的音，我们都管他叫“破老汉”。也许还因为他穷吧，英语中的“poor”就是“穷”的意思。或者还因为别的：那几颗零零碎碎的牙，那几根稀稀拉拉的胡子，尤其是他的嗓子——他爱唱，可嗓子像破锣。傍晚赶着牛回村的时候，最后一缕阳光照在崖畔上，红的。破老汉用镢把挑1起一捆柴，扛着，一路走一路唱：“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声音拉得很长，虽不洪亮，但颤巍巍的，悠扬。碰巧了，崖顶上探出两个小脑瓜，竖着耳朵听一阵，跑了；可能是狐狸，也可能是野羊。不过，要想靠打猎为生可不行，野兽很少。我们那地方突出的特点是穷，穷山穷水，“好光景”永远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天快黑的时候，进山寻野菜的孩子们也都回村了，大的拉着小的，小的扯着更小的，每人的臂弯里都㧟着个小篮儿，装的苦菜、苋菜或者小蒜、蘑菇……孩子们跟在牛群后面，“叽叽嘎嘎”地吵，争2抢着把牛粪撮回窑里去。

越是穷地方，农活也越重。春天播种，夏天收麦，秋天玉米、高粱、谷子都熟了，更忙；冬天打坝、修梯田，总不得闲。单说春种吧，往山上送粪全靠人挑。一担粪六七十斤，一早上就得送四五趟；挣两个工分，合六分钱。在北京，才够买两根冰棍儿的。那地方当然没有冰棍儿，在山上干活渴急了，什么水都喝。天不亮，耕地的人们就扛着木犁、赶着牛上山了。太阳出来，已经耕完了几垧地。火红的太阳把牛和人的影子长长地印在山坡上，扶犁的后面跟着撒粪的，撒粪的后头跟着点籽的，点籽的后头是打土坷垃的，一行人慢慢地、有节奏地向前移动，随着那悠长的吆牛声。吆牛声有时疲惫、凄婉，有时又欢快、诙谐，引动一片笑声。那情景几乎使我忘记自己是生活在哪个世纪，默默地想着人类遥远而漫长的历史。人类好像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清明节的时候我病倒了，腰腿疼得厉害。那时只以为是坐骨神经疼，或是腰肌劳损，没想到会发展到现在这么严重。陕北的清明前后爱刮风，天都是黄的。太阳白蒙蒙的。窑洞的窗纸被风沙打得“刷啦啦”响。我一个人躺在土炕上……

那天，队长端来了一碗白馍……

陕北的风俗，清明节家家都蒸白馍，再穷也要蒸几个。白馍被染得红红绿绿的，老乡管那叫“zi chui”。开始我们不知道是哪两个字，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跟着叫“紫锤”。后来才知道，是叫“子推”，是为了纪念春秋时期一个叫介子推的人的。破老汉说，那是个刚强的人，宁可被人烧死在山里，也不出去做官。我没有考证过，也不知史学家们对此做何评价。反正吃一顿白馍，清平湾的老老少少都很高兴。尤其是孩子们，头好几天就喊着要吃子推馍馍了。春秋距今两千多年了，陕北的文化很古老，就像黄河。譬如，陕北话中有好些很文的字眼：“喊”不说“喊”，要说“呐喊”，香菜，叫芫荽，“骗人”也不说“骗人”，叫作“玄谎”……连最没文化的老婆儿也会用“酝酿”这词儿。开社员会时，黑压压坐了一窑人，小油灯冒着黑烟，四下里闪着烟袋锅的红光。支书念完了文件，喊一声：“不敢睡！大家讨论个一下！”人群中于是息了鼾声，不紧不慢地应着：“酝酿酝酿了再……”这“酝酿”二字使人想到那儿确是革命圣地，老乡们还记得当年的好作风。可在我们插队的那些年里，“酝酿”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口头语罢了。乡亲们说“酝酿”的时候，心里也明白：球事不顶！可支书让发言，大伙总得有个说的，支书也是难，其实那些政策条文早已经定了。最后，支书再喊一声：“同意啊不？”大伙回答，“同意——”然后回窑睡觉。

那天，队长把一碗“子推”放在炕沿上，让我吃。他也坐在炕沿上，“吧嗒吧嗒”地抽烟。“子推”浮头用的是头两茬面，很白；里头都是黑面，麸子全磨了进去。队长看着我吃，不言语。临走时，他吹吹烟锅儿，说：“唉！‘心儿’家不容易，离家远。”“心儿”就是孩子的意思。

队里再开会时，队长提议让我喂牛。社员们都赞成。“年轻后生家，不敢让腰腿坐下病，好好价把咱的牛喂上！”老老小小见了我都这么说。在那个地方，担粪、砍柴、挑水、清明磨豆腐、端午做凉粉、出麻油、打窑洞……全靠自己动手。腰腿可是劳动的本钱，唯一能够代替人力的牛简直是宝贝。老乡们把喂牛这样的机要工作交给我，我心里很感动，嘴上却说不出什么。农民们不看嘴，看手。

我喂十头，破老汉喂十头，在同一个饲养场上。饲养场建在村子的最高处，一片平地，两排牛棚，三眼堆放草料的破石窑。清平河水整日价“哗哗啦啦”的，水很浅，在村前拐了一个弯，形成了一个水潭。河湾的一边是石崖，另一边是一片开阔的河滩。夏天，村里的孩子们光着屁股在河滩上折腾，往水潭里“扑通扑通”地跳，有时候捉到一只鳖，又笑又嚷，闹翻了天。破老汉坐在饲养场前面的窑顶上看着，一袋接一袋地抽烟。“‘心儿’家不晓得愁。”他说，然后就哑着个嗓子唱起来：“提起那家来，家有名，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破老汉是绥德人，年轻时打短工来到清平湾，就住下了。绥德出打短工的，出石匠，出说书的，那地方更穷。

绥德还出吹手。农历年夕前后，坐在饲养场上，常能听到那欢乐的唢呐声。那些吹手也有从米脂、佳县来的，但多数是从绥德来。他们到处串，随便站在谁家窑前就吹上一阵。如果碰巧哪家要娶媳妇，他们就被请去，“呜里哇啦”地吹一天，吃一天好饭。要是运气不好，吹完了，就只能向人家要一点儿吃的或钱。或多或少，家家都给，破老汉尤其给得多。他说：“谁也有难下的时候。”原先，他也干过那营生，吃是能吃饱，可是常要受冻，要是没人请，夜里就得住寒窑。“揽工人儿难；哎哟，揽工人儿难，正月里上工十月里满，受的牛马苦，吃的猪狗饭……”他唱着，给牛添草。破老汉一肚子歌。

小时候就知道陕北民歌。到清平湾不久，干活歇下的时候我们就请老乡唱，大伙都说破老汉爱唱，也唱得好。“老汉的日子熬煎咧，人愁了才唱得好山歌。”确实，陕北的民歌多半都有一种忧伤的调子。但是，一唱起来，人就快活了。有时候赶着牛出村，破老汉憋细了嗓子唱《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也难留，手拉着哥哥的手，送哥到大门口。走路你走大路，再不要走小路，大路上人马多，来回解忧愁……”场院上的婆姨、女子们嘻嘻哈哈地冲我嚷：“让老汉儿唱个《光棍哭妻》嘛，老汉儿唱得可美！”破老汉只作没听见，调子一转，唱起了《女儿嫁》：“一更里叮当响，小哥哥进了我的绣房，娘问女孩儿什么响，西北风刮得门闩响嘛哎哟……”往下的歌词就不宜言传了。我和老汉赶着牛走出很远了，还听见婆姨、女子们在场院上骂。老汉冲我眨眨眼，撅一根柳条，赶着牛，唱一路。

破老汉只带着个七八岁的小孙女过。那孩子小名儿叫“留小儿”。两口人的饭常是她做。

把牛赶到山里，正是晌午。太阳把黄土烤得发红，要冒火似的。草丛里不知名的小虫子“嗞——嗞——”地叫。群山也显得疲乏，无精打采地互相挨靠着。方圆十几里内只有我和破老汉，只有我们的吆牛声。哪儿有泉水，破老汉都知道；几镢头挖成一个小土坑，一会儿坑里就积起了水。细珠子似的小气泡一串串地往上冒，水很小，又凉又甜。“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老汉喝口水，抹抹嘴，扯着嗓子又唱一句。不知他又想起了什么。

夏天拦牛可不轻闲，好草都长在田边，离庄稼很近。我们东奔西跑地吆喝着，骂着。破老汉骂牛就像骂人，爹、娘、八辈祖宗，骂得那么亲热。稍不留神，哪个狡猾的家伙就会偷吃了田苗。最讨厌的是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称得上是“老谋深算”。它能把野草和田苗分得一清二楚。它假装吃着田边的草，慢慢接近田苗，低着头，眼睛却溜着我。我看着它的时候，田苗离它再近它也不吃，一副廉洁奉公的样儿；等我刚一回头，它就趁机啃倒一棵玉米或高粱，调头便走。我识破了它的诡计，它再接近田苗时，假装不看它，等它确信无虞把舌头伸向禁区之际，我才大吼一声。老家伙趔趔趄趄地后退，既惊慌又愧悔，那样子倒有点儿可怜。

陕北的牛也是苦，有时候看着它们累得草也不想吃，“呼哧呼哧”喘粗气，身子都跟着晃，我真害怕它们趴架。尤其是当那些牛争抢着去舔地上渗出的盐碱的时候，真觉得造物主太不公平。我几次想给它们买些盐，但自己嘴又馋，家里寄来的钱都买鸡蛋吃了。

每天晚上，我和破老汉都要在饲养场上待到十一二点，一遍遍给牛添草。草添得要勤，每次不能太多。留小儿跟在老汉身边，寸步不离。她的小手绢里总包两块红薯或一把玉米粒。破老汉用牛吃剩下的草圪节打起一堆火，干的“噼噼啪啪”响，湿的“嗞嗞”冒烟。火光照亮了饲养场，照着吃草的牛，四周的山显得更高，黑魆魆的。留小儿把红薯或者玉米埋在烧尽的草灰里：如果是玉米，就得用树枝拨来拨去，“啪”的一响，爆出了一个玉米花。那是山里娃最好的零嘴儿了。

留小儿没完没了地问我北京的事。“真个是在窑里看电影？”“不是窑，是电影院。”“前回你说是窑里。”“噢，那是电视。一个方匣匣，和电影一样。”她歪着头想，大约想象不出，又问起别的。“啥时想吃肉，就吃？”“嗯。”“玄谎！”“真的。”“成天价想吃呢？”“那就成天价吃。”这些话她问过好多次了，也知道我怎么回答，但还是问。“你说北京人都不爱吃白肉？”她觉得北京人不爱吃肥肉，很奇怪。她仰着小脸儿，望着天上的星星；北京的神秘，对她来说，不亚于那道银河。3“山里的娃娃什么也解不开。”破老汉说。破老汉是见过世面的，他一九三七年就入了党，跟队伍一直打到广州。他常常讲起广州：霓虹灯成宿地点着、广州人连蛇也吃、到处是高楼、楼里有电梯……留小儿听得觉也不睡。我说：“城里人也不懂得农村的事呢。”“城里人解开个狗吗？”留小儿问，“格格”地笑。她指的是我们刚到清平湾的时候，被狗追得满村跑。“学生价连犍牛和生牛也解不开，”留小4儿说着去摸摸正在吃草的牛，一边数叨，“红犍牛、猴犍牛、花生56牛……爷！老黑牛怕是难活下了，不肯吃！”“它老了，熬了。”老汉说。山里的夜晚静极了，只听得见牛吃草的“沙沙”声，蛐蛐叫，有时远处还传来狼嗥。破老汉有把破胡琴，“嗞嗞嘎嘎”地拉起来，唱：“一九头上才立冬，闯王领兵下河东，幽州困住杨文广，年太平，金花小姐领大兵……”把历史唱了个颠三倒四。

留小儿最常问的还是天安门。“你常去天安门？”“常去。”“常能

78照着毛主席？”“哪的来，我从来没见过。”“咦？！他就盛在天安门上，你去了会照不着？”她大概以为毛主席总站在天安门上，像画上画的那样。有一回她趴在我耳边说：“你冬里回北京把我引上行不？”我说：“就怕你爷爷不让。”“你跟他说说嘛，他可相信你说的了。盘缠我有。”“你哪儿来的钱？”“卖鸡蛋的钱，我爷爷不要，都给了我，让我买褂褂儿的。”“多少？”“五块！”“不够。”“嘻——，我哄你，看，八块半！”她掏出个小布包，打开，有两张一块的，其余全是一毛、两毛的。那些钱大半是我买了鸡蛋给破老汉的。平时实在是饿得够呛，想解解馋，也就是买几个鸡蛋。我怎么跟留小儿说呢？我真想冬天回家时把她带上。可就在那年冬天，我病厉害了。

其实，喂牛没什么难的，用破老汉的话说，只要勤谨，肯操心就9行。喂牛，苦不重，就是熬人，夜里得起来好几趟，一年到头睡不成个囫囵觉。冬天，半夜从热被窝里爬出来的滋味可不是好受的。尤其五更天给牛拌料，牛埋下头吃得香，我坐在牛槽边的青石板上能睡好几觉。破老汉在我耳边叨唠：黑市的粮价又涨了、合作社来了花条绒、留小儿的袄烂得露了花……我“哼哼哈哈”地应着，刚梦见全聚德的烤鸭，又忽然掉进了什刹海的冰窟窿，打个冷颤醒了，破老汉还没唠叨完。“要不回窑睡去吧，二次料我给你拌上。”老汉说。天上划过一道亮光，是流星。月亮也躲进了山谷。星星和山峦，不知是谁望着谁，或者谁忘了谁。“这营生不是后生家做的，后生家正是好睡觉的时候，”破老汉说，然后“唉，唉——”地发着感慨。我又迷迷糊糊地入了梦乡。

碰上下雨下雪，我们俩就躲进牛棚。牛棚里净是粪尿，连打个盹的地方也没有。那时候我的腿和腰就总酸疼。“倒运的天！”破老汉骂，然后对我说，“北京够咋美，偏来这山沟沟里做什么嘛！”“您那时候怎么没留在广州？”我随便问。他抓抓那几根黄胡子，用烟锅儿在烟荷包里不停地剜，瞪着眼睛愣半天，说：“咋！让你把我问着了，我也不晓球咋价日鬼的。”然后又愣半天，似乎回忆着到底是什么原因。“唉，球毛擀不成个毡，山里人当不成个官。”他说，“我那辰儿要是不回来，这辰儿也住上洋楼了，也把警卫员带上了。山里人憨着咧，只想打罢了仗就回家，哪搭儿也不胜窑里好。球！要不，我的留小儿这辰儿还愁穿不上个条绒袄儿？”

每回家里给我寄钱来，破老汉总嚷着让我请他抽纸烟。“行！”我说，“‘牡丹’的怎么样？”“唏——，‘黄金叶’的就拔尖了！”“可有个条件，”我凑到他耳边，“得给‘后沟里的’送几根去。”“憨娃娃！”他骂。“后沟里的”指的是住在后沟里的一个寡妇，比破老汉小十几岁，村里人都知道那寡妇对破老汉不错。老汉抽着纸烟，望着远处。我也唱一句：“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你……”递给他几根纸烟，向后沟的方向示意。他不言传，笑眯眯地不知想着什么。末了，他把几根纸烟装进烟荷包，说：“留小儿大了嫁到北京去呀！”说罢笑笑，知道那是不沾边儿的事。

在后山上拦牛的时候，远远地望着后沟里的那眼土窑洞，我问破老汉：“那婆姨怎么样？”“亮亮妈，人可好。”他说。我问：“那你干吗不跟她过？”“唏——，老了老了还……”他打岔，“算了吧！”我说：“那你夜里常往她窑里跑？”我其实是开玩笑。“咦！不敢瞎说！”他装得一本正经。我诈他：“我都看见了，你还不承认！”他不言传了，尴尬地笑着。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

破老汉望着山脚下的那眼窑洞。窑前，亮亮妈正费力地劈着一疙瘩树根；一个男孩子帮着她劈，是亮亮。“我看你就把她娶了吧，她一个人也够难的。再说，也就有人给你缝衣裳了。”“唉，丢下留小10儿谁管？”“一搭里过嘛！”“她的亮亮也娇惯得危险，留小儿要受气呢。后妈总不顶亲的。”“什么后妈，留小儿得管她叫奶奶了。”“还不一样？”山里没人，我们敞开了说。亮亮家的窑顶上冒起了炊烟。老汉呆呆地望着，一缕蓝色的轻烟在山沟里飘绕。小学校放学的钟声“当当”地敲响了。太阳下山了，收工的人们扛着锄头在暮霭中走。拦羊的也吆喝着羊群回村了，大羊喊，小羊叫，“咩咩”地响成一片。老汉还是呆呆地坐着，闷闷地抽烟。他分明是心动了，可又怕11对不起留小儿。留小儿的大死得惨，平时谁也不敢向破老汉问起这事，据说，老汉一想起就哭，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听说，都是因为破老汉舍不得给大夫多送些礼，把儿子的病给耽误了；其实，送十来斤米或者面就行。那些年月啊！

秋天，在山里拦牛简直是一种享受。庄稼都收完了，地里光秃秃的，山洼、沟掌里的荒草却长得茂盛。把牛往沟里一轰，可以躺在沟门上睡觉；或是把牛赶上山，在下山的路口上坐下，看书。秋天的色彩也不再那么单调：半崖上小灌木的叶子红了，杜梨树的叶子黄了，酸枣棵子缀满了珊瑚珠似的小酸枣……尤其是山坡上绽开了一丛丛野花，淡蓝色的，一丛挨着一丛，雾蒙蒙的。灰色的小田鼠从黄土坷垃后面探头探脑；野鸽子从悬崖上的洞里钻出来，“扑棱棱”飞上天；野鸡“咕咕嘎嘎”地叫，时而出现在崖顶上，时而又钻进了草丛……我很奇怪，生活那么苦，竟然没人捕食这些小动物。也许是因为没有枪，也许是因为这些鸟太小也太少，不过多半还是因为别的。譬如：春天燕子飞来时，家家都把窗户打开，希望燕子到窑里来做窝；很多家窑里都住着一窝燕儿，没人伤害它们。谁要是说燕子的肉也能吃，老乡们就会露出惊讶的神色，瞪你一眼：“咦！燕儿嘛！”仿佛那无异于亵渎了神灵。

种完了麦子，牛就都闲下了，我和破老汉整天在山里拦牛。老汉不闲着，把牛赶到地方，跟我交代几句就不见了。有时忽然见他出现在半崖上，奋力地劈砍着一棵小灌木。吃的难，烧的也难，为了一小把柴，常要爬上很高很陡的悬崖。老汉说，过去不是这样，过去人少，山里的好柴砍也砍不完，密密匝匝的，人也钻不进去。老人们最怀恋12的是红军刚到陕北的时候，打倒了地主，分了地，单干。“才红了13那辰儿，吃也有的吃，烧也有的烧，这咋会儿，做过啦！”老乡们都这么说。真是，“这咋会儿”，迷信活动倒死灰复燃。有一回，传说从黄河东来了神神，有些老乡到十几里外的一个破庙去祷告，许愿。破老汉不去。我问他为什么，他皱着眉头不说，又哼哼起《山丹丹开花红艳艳》。那是才红了那辰儿的歌。过了半天，使劲磕磕烟袋锅，叹了口气：“都是那号婆姨闹的！”“哪号？”我有点儿明知故问。他用烟袋指指天，摇摇头，撇撇嘴：“那号婆姨，我一照就晓得……”如此算来，破老汉反“四人帮”要比“四五”运动早好几年呢！

在山里，有那些牛做伴，即便剩我一个人也并不寂寞。我半天半天地看着那些牛，它们的一举一动都意味着什么，我全懂。平时，牛不爱叫，只有奶着犊子的生牛才爱叫。太阳一偏西，奶着犊儿的生牛就急着要回村了，你要是不让它回，它就“哞——哞——”地叫个不停，急得团团转，无心再吃草。有一回，我在山洼洼里，睡着了，醒来太阳已经挨近了山顶。我和破老汉吆起牛回村，忽然发现少了一头。山里常有被雨水冲成的暗洞，牛踩上就会掉下去摔坏。破老汉先也一惊，但马上看明白了，说：“没麻搭，它想儿，回去了。”我才发现，少了的是一头奶犊儿的生牛。离村老远，就听见饲养场上一声声牛叫了，儿一声，娘一声，似乎一天不见，母子间有说不完的贴心14话。牛不老在母亲肚子底下一下一下地撞，吃奶，母牛的目光充满了温柔、慈爱，神态那么满足，平静。我喜欢那头母牛，喜欢那只牛不老。我最喜欢的是一头红犍牛，高高的肩峰，腰长腿壮，单套也能拉得动大步犁。红犍牛的犄角长得好，又粗又长，向前弯去；几次碰上邻村的牛群，它都把对方的首领顶得败阵而逃。我总是多给它拌些料，犒劳它。但它不是首领。最讨厌的还是那头老黑牛，不仅老奸巨猾，而且专横跋扈，双套它也会气喘吁吁，却占着首领的位置。遇到外“部落”的首领，它倒也勇敢，但不下两个回合，便跑得比平时都快了。那头老生牛就好，虽然比老黑牛还老，却和蔼得很，再小的牛冲它抻抻脖子，它也会耐心地为之舔毛……和牛在一起，也可谓其乐无穷了，不然怎么办呢？方圆十几里内看不见一个人，全是山。偶尔有拦羊的从山梁上走过，冲我呐喊两声。黑色的山羊在陡峭的岩壁上走，如走平地，远远看去像是悬挂着的棋盘；白色的绵羊走在下边，是白棋子。山沟里有泉水，渴了就喝，热了就脱个精光，洗一通。那生活倒是自由自在，就是常常饿肚子。

破老汉有个弟弟，我就是顶替了他喂牛的。据说那人奸猾，偷牛料；头几年还因为投机倒把坐过县大狱。我倒不觉得那人有多坏，他不过是蒸了白馍跑到几十里外的车站上去卖高价，从中赚出几升玉米、高粱米。白面自家舍不得吃。还说他捉了乌鸦，做熟了当鸡卖，而且白馍里也掺了假。破老汉看不上他弟弟，破老汉佩服的是老老实实的受苦人。

一阵山歌，破老汉担着两捆柴回来了。“饿了吧？”他问我。“我把你的干粮吃了。”我说。“吃得下那号干粮？”他似乎感到快慰。他“哼哼唉唉”地唱着，带我到山背洼里的一棵大杜梨树下。“咋吃！”他说着爬上树去。他那年已经五十六岁了，看上去还要老，可爬起树来却比我强。他站在树上，把一杈杈结满了杜梨的树枝撅下来，扔给我。那果实是古铜色的，小指盖儿大小，上面有黄色的碎斑点，酸极了，倒牙。老汉坐在树杈上吃，又唱起来：“对面价沟里流河水，横山里下来些游击队……”那是《信天游》。老汉大约又想起了当年。他说他给刘志丹抬过棺材，守过灵。别人说他是吹牛。破老汉有时是好吹吹牛。“牵牛牛开花羊跑青，二月里见罢到如今……”还是《信天15游》。我冲他喊：“不是夜来黑喽才见罢吗？”“憨娃娃，你还不赶紧寻个婆姨？操心把‘心儿’耽误下！”他反唇相讥。“‘后沟里的’可会迷男人？”“咦！亮亮妈，人可好！”“这两捆柴，敢是给亮亮妈砍的吧？”“谁情愿要，谁扛去。”这话是真的，老汉穷，可不小气。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去喂牛，借着一缕淡淡的月光，摸进草窑。刚要揽草，忽然从草堆里站起两个人来，吓得我头皮发麻，不禁喊了一声，把那两个人也吓得够呛。一个岁数大些的连忙说：“别怕，我们是好人。”破老汉提着个马灯跑了来，以为是有了狼。那两个人是瞎子说书的，从绥德来。天黑了，就摸进草窑，睡了。破老汉把他们引回自家窑里，端出剩干粮让他们吃。陕北有句民谣：“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汉和两个瞎子长吁短叹，唠了一宿。

第二天晚上，破老汉操持着，全村人出钱请两个瞎子说了一回书。书说得乱七八糟，李玉和也有，姜太公也有，一会儿是伍子胥一夜白了头，一会儿又是主席语录。窑顶上，院墙上，磨盘上，坐得全是人，都听得入神。可说的是什么，谁也含糊。人们听的是那么个调调儿。陕北的说书实际是唱，弹着三弦儿，哀哀怨怨地唱，如泣如诉，像是村前汩汩而流的清平河水。河水上跳动着月光。满山的高粱、谷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时不时传来一阵响亮的驴叫。破老汉搂着留小儿坐在人堆里，小声跟着唱。亮亮妈带着亮亮坐在窑顶上，穿得齐齐整整。留小儿在老汉怀里睡着了，她本想是听完了书再去饲养场上爆玉米花的，手里攥着那个小手绢包儿。山村里难得热闹那么一回。

我倒宁愿去看牛顶架，那实在也是一项有益的娱乐，给人一种力量的感受，一种拼搏的激励。我对牛打架颇有研究。二十头牛（主要是那十几头犍牛、公牛）都排了座次，当然不是以姓氏笔画为序，但究竟根据什么，我一开始也糊涂。我喂的那头最壮的红犍牛却敬畏破老汉喂的那头老黑牛。红犍牛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肩峰上的肌肉像一座小山，走起路来步履生风；而老黑牛却已显出龙钟老态，也瘦，只剩了一副高大的骨架。然而，老黑牛却是首领。遇上有哪头母牛发了情，老黑牛便几乎不吃不喝地看定在那母牛身旁，绝不允许其他同性接近。我几次怂恿红犍牛向它挑战，然而只要老黑牛晃晃犄角，红犍牛便慌忙躲开。我实在憎恨老黑牛的狂妄、专横，又为红犍牛的怯懦而生气。后来我才知道，牛的排座次是根据每年一度的角斗，谁夺了魁，便在这一年中被尊崇为首领，享有“三宫六院”的特权，即便它在这一年中变得病弱或衰老，其他的牛也仍为它当年的威风所震慑，不敢贸然不恭。习惯势力到处在起作用。可是，一开春就不同了，闲了一冬，十几头犍牛、公牛都积攒了气力，是重新较量、争魁的时候了。“男子汉”们各自权衡了对手和自己的实力，自然地推举出一头（有时是两头）体魄最大，实力最强的新秀，与前冠军进行决赛。那年春天，我的红犍牛正处在新秀的位置上，开始对老黑牛有所怠慢了。我悄悄促成它们的决斗，把它们引到开阔的河滩上去（否则会有危险）。这事不能让破老汉发觉，否则他会骂。一开始，红犍牛仍有些胆怯，老黑牛尚有余威。但也许是春天的母牛们都显得越发俊俏吧，红犍牛终于受不住异性的吸引或是轻蔑，“哞——哞——”地叫着向老黑牛挑战了。它们拉开了架势，对峙着，用蹄子跑土，瞪红了眼睛，慢慢地接近，接近……猛地扭打到一起。这时候需要的是力量，是勇气。犄角的形状起很大作用，倘是两只粗长而向前弯去的角，便极有利，左右一晃就会顶到对方的虚弱处。然而，红犍牛和老黑牛都长了这样两只角。这就要比机智了。前冠军毕竟老朽了，过于相信自己的势力和威风，新秀却认真、敏捷。红犍牛占据了有利地形（站在高一些的地方比较有利），逼得老黑牛步步退却，只剩招架之功。红犍牛毫不松懈，瞧准机会把头一低，一晃一冲，顶到了对方的脖子。老黑牛转身败走，红犍牛追上去再给老首领的屁股上加一道失败的标记。第一回合就此结束。这样的较量通常是五局三胜制或九局五胜制。新秀连胜几局，元老便自愿到一旁回忆自己当年的矫勇去了。

为了这事，破老汉阴沉着脸给我看。我笑嘻嘻地递过一根纸烟去。他抽着烟，望着老黑牛屁股上的伤痕，说：“它老了呀！它救过人的命……”

据说，有一年除夕夜，家家都在窑里喝米酒，吃油馍，破老汉忽然听见牛叫、狼嗥。他想起了一只出生不久的牛不老，赶紧跑到牛棚。好家伙，就见这黑牛把一只狼顶在墙旮旯里。黑牛的脸被狼抓得流着血，但它一动不动，把犄角牢牢地插进了狼的肚子。老汉打死了那只狼，卖了狼皮，全村人抽了一回纸烟。“不，不是这。”破老汉说，“那一年村里的牛死的死，杀的杀（他没说是哪年），快光了。全凭好歹留下来的这头黑牛和那头老生牛，村里的牛才又多起来。全靠了它，要不全村人倒运吧！”破老汉摸摸老黑牛的犄角。他对它分外敬重。“这牛死了，可不敢吃它的肉，得埋了它。”破老汉说。

可是，老黑牛最终还是被人拖到河滩上杀了。那年冬天，老黑牛不小心踩上了山坡上的暗洞，摔断了腿。牛被杀的时候要流泪，是真的。只有破老汉和我没有吃它的肉。那天村里处处飘着肉香。老汉呆坐在老黑牛空荡荡的槽前，只是一个劲儿抽烟。

我至今还记得这么件事：有天夜里，我几次起来给牛添草，都发现老黑牛站着，不卧下。别的牛都累得早早地卧下睡了，只有它喘着粗气，站着。我以为它病了，走进牛棚，摸摸它的耳朵，这才发现，在它肚皮底下卧着一只牛不老。小牛犊正睡得香，响着均匀的鼾声。牛棚很窄，各有各的“床位”，如果老黑牛卧下，就会把小牛犊压坏。我把小牛犊赶开（它睡的是“自由床位”），老黑牛“扑通”一声卧倒了。它看着我，我看着它。它一定是感激我了，它不知道谁应该感激它。

那年冬天我的腿忽然用不上劲儿了，回到北京不久，两条腿都开始萎缩。

住在医院里的时候，一个从陕北回京探亲的同学来看我，带来了乡亲们捎给我的东西：小米、绿豆、红枣儿、芝麻……我认出了一个小手绢包儿，我知道那里头准是玉米花。

那个同学最后从兜里摸出一张十斤的粮票，说是破老汉让他捎给我的。粮票很破，渍透了油污，中间用一条白纸相连。“我对他说这是陕西省通用的，在北京不能用，破老汉不信，说：‘咦！你们北京就那么高级？我卖了十斤好小米换来的，咋啦不能用？！’我只好带给你。破老汉说你治病时会用得上。”

唔，我记得他儿子的病是怎么耽误了的，他以为北京也和那儿一样。

十年过去了。前年留小儿来了趟北京，她真的自个儿攒够了盘缠！她说这两年农村的生活好多了，能吃饱，一年还能吃好多回肉。她说，

16黑肉真的还是比白肉好吃些。“清平河水还流吗？”我糊里巴涂地这样问。“流哩嘛！”留小儿“格格”地笑。“我那头红犍牛还活着吗？”“在哩！老下了。”

我想象不出我那头浑身是劲儿的红犍牛老了会是什么样，大概跟老黑牛差不多吧，既专横又慈爱……

留小儿给他爷爷买了把新二胡。自己想买台缝纫机，可是没买到。“你爷爷还爱唱吗？”“整天价瞎唱。”“还唱《走西口》吗？”“唱。”“《揽工调》呢？”“什么都唱。”“不是愁了才唱吗？”“咦？！谁说？”

关于民歌产生的原因，还是请音乐家和美学家们去研究吧。我只是常常记起牛群在土地上舔食那些渗出的盐的情景，于是就又想起破老汉那悠悠的山歌：“崖畔上开花崖畔上红，受苦人过得好光景……”如今，“好光景”已不仅仅是“受苦人”的一种盼望了。老汉唱的本也不是崖畔上那一缕残阳的红光，而是长在崖畔上的一种野花，叫山丹丹，红的，年年开。

哦，我的白老汉，我的牛群，我的遥远的清平湾……一九八二年

关于詹牧师的报告文学

想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已经有很久了。——仅此一句，明眼的读者就已看出，我是在套用伟人的路数。事已至此，承认下来是上策。我选择上策。

原来我甚至想题名为“詹牧师×传”的，可眼下不时兴作传了，无论是什么样的传。“正传”也不适宜。一来文体旧了，唯恐发散不出恰当的气息。二来有鲁迅先生，而且至今魅力犹存，只有常冒傻气的人才不懂：步伟人之后尘，只能愈显出自己的卑微和浅薄。由此也可见，我的套用绝非是想也做一名伟人，实在倒是冒了“卑微和浅薄”的风险呢！不宜作传的第三个原因是：天有不测风云。明白说，你摸得清谁的底细？换言之，你敢担保谁的历史就完全清白？倘若你要为之作传的人当过三五天特务，或出卖过一两分钟灵魂呢？尤其是从那动乱年月中活过来的人，谁敢拍拍胸脯说自己一向襟怀坦荡、彻底问心无愧呢？为了给别人立传，竟至过早地为自己竖起了墓碑的人又不是没有过，所以得“悠着点儿”。这两年情况变了，但一般来说，“悠着点儿”总没亏吃。所以我还是决定不作传，而是给詹牧师写一篇报告文学。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传”的，没有说“为阶级敌人树碑立报告文学”的。想来，“报告”二字妙用无穷，无论什么事，报告了，总归没错儿，就算遇见的是个特务，不也是得报告么？

我要写报告文学，还因受了一个棋友的启发。那天我刚要吃掉他的老将儿，他忽然推说他还有些要紧的事得赶紧去办，这盘棋就先下到这儿。算我赢了。他说他预备写一篇报告文学，关于一位著名的女高音的，也可以是关于一位著名的老作家的，或者是关于一位著名的别的什么的。

我忽然想起了詹牧师。“牧师？”棋友极力笑出几个高音，把输棋的尴尬完全替补了下去。“那是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一个基督教会的主讲牧师。后来他负责传呼电话。”

棋友的笑声更加响亮。等我把棋子码入棋盒，光从双方的表情判断，谁都会认为输棋的是我了。“你还是自己去写那个传电话的牧师吧！”棋友说，“纸笔都现成，又不是生孩子，只有女人才会。”

我心里一动，觉得这话不无道理。

现今知道詹牧师做过主讲牧师的人不多了，知道他获得过神、史两项硕士学位的人就更少，多数人只记得，那个传电话的詹老头儿一向服务态度很好。这倒很像一篇报告文学的开头。一般报告文学都是从一个人的怀才不遇写起，写到其人终于蜚声某坛或成就了某项大事业止，顶不济也要写到被伯乐发现。可是，詹牧师末了还只是个传电话的。我相信这与他的面相有关：虽然天庭饱满，但下巴过于尖削，一直未能长到地阁方圆的程度。据说，年轻时，詹牧师为此曾很苦恼，查考过几本相书，也不使人乐观。而立之年一过，他转而愤懑，在一篇论文里曾写道：“基督精神本是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接着他引申了马丁·路德的思想，认为人要得到上帝的拯救，既然不在于遵行教会的规条，当然也不在于听任命运的摆布。最后他写道：“耶稣是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救星，在他伟大精神的照耀下，苦难众生都有机会得救，唯逆来顺受的宿命论者除外。”于是招来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怒目，甚至怀疑他与共产党有牵连。不惑之年的詹牧师更加成熟，时值全国已经解放，国计民生蓬勃日上，他进而怀疑了有神论，并于无意中贬低了他的主。他说：“有神论者都是因为并没有弄懂基督教的真谛，马列主义才是苦难众生的大救星！”这又得罪了很多同事。一些人说他是“墙头草”（相当于后来所说的“风派”），甚至干脆说他是犹大。詹牧师处之泰然，说：“倘不是为了三十块银币，而是为了真理，主耶稣是会赞同的。”

棋友正一心一意地琢磨着，一篇报告文学的字数以多少为宜。“五万两千七八百字，你看够不够？”棋友问。“凑个整儿吧，十万字，够一台彩电。”

棋友频频点头。

就在那一刻，我决心写一篇报告文学了。/上集/

写法嘛——其实和写新闻报道相去不远（顺便提一句，我在一家不大不小的报社工作），大概也都是记述一些事业的成功之人及其成功之路。说一说该人是怎么落生的，怎么长大的，具有怎样出色的品质和智能，于是克服了什么和什么，就怎么样和怎么样了起来。所不同的是，常常兼而介绍一下海燕和雄鹰的生活习性。比方说，海燕喜欢划破阴沉的天空，雄鹰则更善于“击”——鹰击长空。还有联系一下松树风格的、黄金品质的、某一星座之光芒的，等等。也有侧重于气象及地理环境记载的，譬如：闪电，雷鸣，暴风雨震撼着这个小山村，在一间低矮的茅草棚里，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一个伟大的生命来到了人间。

相当不幸！上述诸条，詹牧师一条都不占。前面已经说过，詹牧师因为差一项“地阁方圆”，始终没能伟大得了；而且连出生时的史料也早已散失。他自己当时过于年幼，又没记住是否下过雨，是否有过电闪和雷鸣；父母早逝，连生辰八字也是一笔糊涂账。并不是我一味地要套用伟人的路数，实在是因为詹牧师当时只顾了哭，倒把顶重要的事给忘记了。那时的户籍制度又很松懈。非要写一写他的出生情况不可的话，我只能说，是在一个秋风萧瑟的日子里，南飞的雁阵正经过一座小城的上空，教堂（帝国主义列强的一种侵略方式）的钟声悠长而凄惶地敲响，路旁的落叶堆中传出一个婴儿微弱的哭声，一对贫苦却善良的老人经过这里，毫不犹豫地收养了这个奄奄一息的弃婴，以致后来的七十多年内，世上有了詹牧师其人。不过我至今拿不准，这会不会也是依据了想象和杜撰。詹牧师常把一些颇具传奇色彩的事物记得很牢，记得久了，便以为自己也不过如此。譬如就说这生日，他早年总是在各式的表格中填上十月十日（按他被善良的老人收养了的那天算）。“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一个出生于十月一日的红五类人士，狠狠地嘲笑了他的十月十日，说是“这也不无阶级性”。詹牧师先是羡慕人家，继而慢慢回忆：自己在落叶堆中未必只是待了一天，而且生母在遗弃自己之前是不会不痛苦的，不会一生下来就拿去扔掉，想必是犹豫了一个多礼拜的，如此算来，自己的生日也应该是十月一日。为这事詹牧师跑了不少次派出所，申明了理由，要求把颠倒了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他儿子问他，为什么不把生年也改成一九四九呢？“那样，我在学校里的日子也会好过一些。”他儿子说。詹牧师无言以对。詹夫人一向的任务就是在父子间和稀泥，此刻为丈夫解围道：“你爸爸不是那种……”哪种呢？没有下文。其时，詹夫人边洗菜，边考虑应不应该告诉儿子，詹牧师小时候的名字叫“庆生”，虽然是为了庆贺于落叶堆中侥幸存活而起，而且是在辛亥革命之前，但与十月十日连在一起想，总不见得会有好处。詹夫人抬头望望丈夫那一脸花白的胡茬、那一脸愁苦的皱纹，心里一阵阵发酸。那个和她一起戏水、撑船的少年庆生到哪儿去了呢？那个教她糊风筝、放风筝的快乐的庆生到哪儿去了呢？岁月如梦如烟，倏忽即逝哟！她于是只对儿子说：“你也会老哇——”儿子不耐烦地走出去。詹牧师蹲过来，帮着夫人洗菜。“你不要往心里去。”詹夫人说。“我没有。”“他还是个孩子。”“我知道。”“我看得出来，你心里不痛快。”

詹牧师一个劲儿洗菜，不言语。“别总瞎想。”“你是不是也嫌我老了？”詹牧师说，洗菜的手有些发抖。

詹夫人呆愣了片刻，故意笑笑：“谁嫌谁呀，咱们俩都老喽！”“可我要做的事，还都没做。”

他们默默地洗菜。

再有，写报告文学势必得懂些音乐。人家问你，《命运交响曲》是谁作的？你得会说：贝多芬。要是进而再能知道那是第五交响曲，“嘀嘀嘀噔——”乃是命运之神在叩门，那么你日后会发现这有很广泛的用途，写小说、写诗歌也都离不了的。美术也要懂一点儿，在恰当的段落里提一提毕加索和《亚威农的少女们》，会使你的作品显出高雅的气质。至于文学，那是本行知识，别人不会在这方面对一个写报告文学的人有什么怀疑；有机会，说一句“海明威盖了”或“卡夫卡真他妈厉害”也就足够。等等这些吧，我都不行，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些知识联系到詹牧师身上去。詹牧师当年做牧师的时候会弹两下子管风琴，可等我认识了詹牧师的时节，这早已成了历史。教堂里的管风琴年久失修是一个原因，人家不再让他进教堂也是一个原因。唯一能把詹牧师和音乐联系起来的，是第九交响曲中的那支歌：“欢乐女神，圣洁美丽，灿烂阳光照大地……在你的光辉照耀之下，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歌詹夫人爱唱，她年轻时懂一些贝多芬，嗓子又好，中学时代就是校合唱队的主力。詹牧师也就会唱，其实詹牧师还会唱很多歌，但可惜都与我主耶稣有关，后来没有机会再唱了。小时候在故乡，不知怎么一个机缘，詹牧师（那时是詹庆生）被选进了小教堂的唱诗班。可以想见，那时他的嗓子还很清脆，眼睛还很明澈，望着窗外神秘莫测的蓝天，虔诚地唱：“我听主声欢迎，召我与主相亲，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够洗净……”门边站着个小姑娘，听得入迷，痴痴盯着少年庆生。那就是后来的詹夫人，姓白，名芷，听起来像一味中药。

爱情是个永恒的主题，照例不该不写。然而，詹牧师对自己的罗曼史从来是讳莫如深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深问过他这方面的事，如今既然决定写一篇报告文学，便只好额外下了些工夫——向他的亲友们做了一些调查，片片段段汇总起来，所能写的也不过这么几条：（一）詹牧师的老丈人是个开药铺的小老板，兼而也做做郎中，家里还有几亩好地，雇了人种。詹庆生十四岁上到这药铺做了学徒，起早恋晚地跟师父里里外外地忙，人很勤俭，懂得爱惜各种草药，脑子灵，算盘又打得好，很为小老板赏识。虽然出于某种规矩，学徒的生活照例清苦，但少女白芷对他明显的关照，小老板亦均认可。至于小老板膝下无儿，是否有意把少年庆生培养成继承人一节，现已无从考证。（二）少年庆生绝非甘愿寄人篱下之辈，平生志愿也绝非仅一小老板耳。每晚侍候得师父洗了脚，师母也喝完了芦根水，他便到店堂里去读书。什么《医宗全鉴》《本草备要》《频湖脉诀》《雷公药性赋》早已不在话下；《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志》更是读到了烂熟的程度；连《玉匣记》《枕中书》《择偶论》乃至《麻衣相法》《阴阳八卦》，都读；甚至不知从哪儿淘换来一批孔、孟、老、庄的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宏著……小老板见他是读书，也就不吝惜灯油。那时白芷已经上了初中，时常悄悄溜进店堂，带来了各式各样的新书：天文、地理、生物……乃至一些新文学的代表作。据说也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也有胡适的文章。两小无猜，在灯下兼读、兼嚷、兼笑。老板娘虽看不上眼，小老板却开明而且羡慕。小老板逐渐明白，这徒弟是不会长久在此耽误前程了。（三）青年庆生学识日深。凭着小老板的灯油，他自学了全部中学课程。靠了白芷的鼓励，他决定弃商就学。不料，机会却决定了人生。每逢礼拜日，他照例去小教堂唱诗，听讲，竟被“信主兄弟不分国族，同来携手欢欣，同为天父孝顺儿女，契合如在家庭”一类的骗局所惑，决心去学神学了。他对他的少女说：“这不和你唱的四海之内皆兄弟是一样的么？”两人都很高兴，觉得比小老板的“回春堂”要妙多了。“那你还能结婚吗？”白芷问。“能，当了牧师也能。”庆生回答。白芷放心了。他们在故乡的小路上边走边想，边想边唱：“在主爱中真诚的心，到处相爱相亲，基督精神如环如带，契合万族万民。”故乡欢畅的小河载着阳光和花瓣，流过山脚，流过树林，流过“回春堂”，流过小石桥和小教堂。教堂的钟声飘得很远，小河流得很远，青年庆生也将走向很远的地方。他们不知道有什么骗局，远方有没有深渊。（四）青年庆生考上了一所著名大学的神学院，课外帮助别人抄写文稿或出一些别的力气，工读自助。其间一直与他远方的姑娘通信。可惜这“两地书”均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烧毁，欲知二人之间是从什么时候改变称呼的，有没有冠以“亲爱的”或者干脆是“dear”，都不可能了。单从那所著名大学的校志上查到，庆生已于大学期间改名“鸿鹄”了——詹鸿鹄。（五）小老板不久去世（据推测是癌症），引起过一场风波：老板娘为生活计，愿意女儿嫁给一个大药铺的少掌柜的。女儿心里有着原来的小学徒，执意不肯，险些闹得出了人命。先是女儿要吞马钱子1718，幸亏是错吞了车前子。后是老板娘中风不语，好在“安宫牛黄丸”和“人参再造丸”都现成。最后还得感谢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故乡的生活日益艰难，不说哀鸿遍野吧，总也是民不聊生，小药铺终归倒闭，大药铺岌岌不可终日；正当詹鸿鹄翻译了几篇文稿，倾其所得寄予母女俩，老板娘方才涕泪俱下，深信小老板在世时的断言是不错的。（六）詹鸿鹄拿下了神学硕士学位，在一所教堂里任职。经济情况稍有好转，他一定要未婚妻到大地方来进一步学习，于是白芷和母亲也就离开了故乡小城，到鸿鹄身边来。不久，詹鸿鹄与白芷在一所大教堂里举行了婚礼仪式。一位洋牧师（詹鸿鹄的老师）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愿意他做你的丈夫吗？”答曰：“愿意。”“你愿意她做你的妻子吗？”也说愿意。詹鸿鹄又开始攻读史学，白芷也考进了师范学校，老岳母精心料理家务，曾有一段很富诗意的生活。对教堂里的信约，鸿鹄夫妇恪守终生，二人如形如影，没有发生过任何纠纷。后来虽然介入了第三者，但那是他们可爱的儿子。只是由洋牧师做了证婚人一节，倒惹得老夫妻于“文革”中参加了一回学习班，写过几份交代材料。这是后话。（七）还有一个疑点有待查明，即：詹鸿鹄是否也跟白芷热烈地亲吻过？有一次，詹牧师曾对“现今的年轻人在光天化日之下就搂搂抱抱”表示过不满，或可推断他绝没有过类似的过火行动，但由詹牧师也协助妻子生了一个儿子这一方面想，又觉得证据不足。

我料定，要给詹牧师写报告文学，在爱情这一永恒主题方面，无疑是要有所损失了，只能写到干巴巴、味同嚼蜡为止。没有诗意。可以有一点儿趣味的是风筝。詹牧师家住在一个厂办专科学校里面（校方曾多次想把他们迁移出去，可又拿不出房来），学校里有两个篮球场，可以放风筝。傍晚，学生们打完了球，都回家了，校园里宽阔又安静。那年，詹夫人已经病重，裹着线毯坐在门前的藤椅上，仰起头来看——詹牧师正认真地放风筝。糊得很好的一只沙燕儿，上面画了松枝和蝙蝠，晃悠悠升起，詹牧师撒出了一段线。飘悠，飘悠，风筝又急剧下栽，詹牧师又收回一段线。詹夫人喊：“留神电线，挂上！”忽忽，摇摇，风筝又升起来。“小心楼顶！”詹夫人说，攥紧拳头。詹牧师一下一下熟练地拽着线，风筝平稳地升高，飘向夕阳，飘向暮色浓重的天空。詹夫人松开了拳头。詹牧师把线轴揣在衣兜里，坐到夫人身边来。风筝在渐渐灰暗的天空中像一个彩色斑点，一动不动。两位老人也一动不动。四只眼睛也一动不动。“有多少年不放了？”詹夫人说。“十年还多了。”詹牧师说。

其时为一九七七年春。“你放起来倒还没忘。”“生疏多了。”“我以为你放不了了呢。”“不至于。”“在老家时放的那种‘双飞燕’我还是最喜欢。”“一上一下，一下一上，那种确实好。”“那是用绢做的。”“最好是用绢做。”

詹夫人久久地看着篮球架后边那片开始发绿的草地，不再说话。

詹牧师给她倒了一杯水，让她把药吃了。

对面的楼房成了一座黑色的墙，风筝看不见了，只有从衣兜里抽出的那段白色的线，证明风筝还在天上。

天上朦朦胧胧地现出一个月亮。

詹牧师安慰老伴儿说：“让我想一想，也许还能做成那种‘双飞燕’。”“还有那种鹰形的风筝，我们在家乡时也常放，像真的鹰在盘旋。”“那叫纸鸢。”詹牧师纠正说。“你不要总是怕人提到鹰。”“我没有。那确实叫纸鸢。”“你总是怕人提到鹰。”“我没有。”“做人不见得非得干成什么大事不可。”“这我知道。”

可是，直到第二天把风筝收回来的时候，詹牧师的思绪还在天空中盘旋。〔注一〕詹牧师的住房条件很差，说是两间小棚子，一点儿

不过分。早在六十年代初，詹牧师曾在自己小屋的门上挂过一块

匾额：大鹏屋。取棚屋之谐音，抒远大之志向。几个朋友凑了一

首打油诗，嘲笑他：“鸿鹄误入棚，大鸟错居屋，呜呀呜呜呀，

鸦乌鸦鸦乌！”詹牧师看罢一笑，奋笔回敬道：“孔明居草庐，

姜尚做渔翁，雄鹰一振翅，鸦雀寂无声。”

时间过去了十六七载，詹牧师依然住着“大鹏屋”，这倒没关系，问题是雄鹰何时能振翅高飞呢？詹牧师时常为此而烦恼。看见年老的白芷仍然撑着重病之身，在为他补衣服，悲酸之感油然而生。他看着那只风筝发愣。他想，他对不起白芷。他又想，他还是能够在很多事业上取得些成就的，以报答他的夫人。

我本来想说：詹牧师更是为了报答祖国和人民。但是，我又犹豫了：詹牧师至死都没能取得任何成就，有什么理由这样褒奖他呢？我甚至怀疑，我还应不应该给他写报告文学？虽然风风雨雨之中，不知他给别人传了多少电话，其中说不定也有一些伟大的信息，也有一些于祖国和人民非常有益的内容，但够格为文学所报告的人，都必须是自己先不同寻常。记者的胶卷有限，报刊的版面有限，电视台的时间有限，正好堪称为人物者也有限。对了，得是人物。既不可单单是人，又不能仅仅是物，得是人物！这很要紧。分开说，前者会遭漠然之面孔，谁不是人呢？后者则要吃耳光。合在一起说效果就好。“人物”——你这样说谁，凭良心，谁心里也保险不难过。

然而发现一个人物又谈何容易！尤其是当你想写报告文学的时候。平摆浮搁着的人物均已被报告完毕，再想报告，就得多搭进些工夫去了。我盘算，要是报告一位准人物（即尚未成为人物的人物苗子），是有远见的，既避趋炎附势之嫌，又可望做一伯乐。还有一层，常言道：落难公子多情，登科状元寡义。倘一村姑，绝不该对着相府的高墙发痴，最好是注视着自家矮檐之下，看有没有一个落汤鸡在那儿一边避雨一边背外语单词。当然，根据需要，村姑可以换算成德貌齐备的现代化姑娘，落汤鸡随之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水暖工或烙大饼的。我绝不是想影射詹夫人，因为詹牧师虽曾做过硕士，但最终毕竟只是传传电话，而水暖工和烙大饼的最后都考上了研究生。倒是詹夫人一直是位小学教师，凭了微薄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而且对丈夫的感情始终不渝。我只是说，采访常与谈恋爱相似，多数历史经验教我这个末流记者识趣：还是到猪圈里去寻千里马。如果不知深浅地去采访某位已知人物，则难免横遭一面挂满了问号的脸。你报告了贱姓小名，又通禀了籍贯和属相，对方依旧一脸“你是谁？”的表情。那时你才会约略品出些“名不见经传”之苦呢。我很嘲笑我那位棋友，上来就想写一位著名的什么，真是“此物最相思”，单相思。不通世理到这般水准，也想写报告文学？！我又坚定了写这一篇报告文学的信心。詹牧师就是一名准人物，我至今笃信不疑。这与生死无关，死人也有突然又成了人物的。这样的事，古今中外屡有发生，未必我就碰不上。

詹牧师被我发现的那年，一圈白发围着个亮闪闪的脑瓜顶，正是古稀之年。斗室之中，全是一摞摞发黄的笔记本和稿纸、一摞摞落满灰尘的书籍和一摞摞没有落满灰尘的书籍。临街的窗台上摆着一尊电话，为灰暗的小屋平添了许多气派。

他从摊开在桌上的书堆中抬起头来，摘掉一又二分之一镜片的老花镜。“办长途吗？本处代办国内长途电话。”他说。“请问，詹小舟同志在吗？”

他稍事审度，慌忙起身，从一堆堆蔡伦的遗产中绕出来，满腹狐疑地伸给我一把骨头：“我就是。詹天佑的詹，小舟么，就是小船的意思。”〔注二〕詹牧师于一九五三年自动退出教会，之后在一所私

立小学任教务副主任之职，一九五五年他又自动辞去了这一工

作。从最近的调查和采访中得知，就是在那时，他又改了名字，

改“鸿鹄”为“小舟”了。据说，当时他的书桌前挂过一张条幅，

写的是苏东坡的一句词：“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其名大

约取意于此。据当年与詹牧师在小学校共过事的人讲，鸿鹄与教务正主任

常常意见相左，可能是促其退职的一个原因。据那位现已退休的

主任讲，詹鸿鹄一直惦记着考取博士学位，对自己仅仅是个硕士

老大不甘心，所以对教小学兴趣不大，深恐耽误了他的前程。由

此再联想到苏轼词中的另一句：“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

营。”或对詹牧师二改其名的缘由有一个初步的印象。我又走访了当年那所私立小学的校长。据校长回忆，詹鸿鹄

确有郁郁不得其志的情绪，虽然对工作一向还是认真的。詹牧师

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校长为他饯行，酒至半酣，他忽然捉笔狂

书，什么“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什么“淋漓醉墨，看龙蛇

飞落蛮笺”，最后是“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其

情其景，令老校长也感慨万千，想少年壮志，看白发频添，不觉

潸然泪下，于是赞成詹鸿鹄趁年富力强之日，回家专门去做学问

了。“您是？”詹牧师问我。

我坦然地报了姓名，又报了我们那个不大不小的报社的名字。

他的手却忽然在我手里变软，慢慢地抽回去，他又直着眼睛接连地咽唾沫，像是有个药丸卡在嗓子里。他的脖子很细，喉结很大。“您这地方不好找。”我说。“噢，请坐，请坐。”他让笑容在脸上挣扎，脸色却发白。

我坐在一只小木箱上。

他继续咽唾沫，挓挲着双手，站着。

我又重申了一下我的身份。

他的微笑愈显得艰苦了，颤抖着嘴唇，说不出话来。

我明白我的公事已经办完，准确地说——已经用不着进行了。

这么回事：我在报社负责“表扬与批评”专栏，我经常于来稿中见到詹小舟这个名字，他总是写表扬稿，譬如：某某中年人，十八年如一日地为大家扫厕所，不取分文；某某老头儿，常常留心邻居家是否中了煤气，果然救了三条人命；某某姑娘，坚持为邻居老太太取奶，倒垃圾；某某眼镜店的青年营业员，认真负责地为一个老学者配了眼镜，态度和蔼可亲。如是等等，两年多来总也有二十几篇。发表了一半左右。不料前两天发表的一则却惹来争议。公安局的同志来信认为，“这篇表扬稿很可能是伪造的。”（原文如此）“因为文中所说的‘艾珂寺外街一百号旁门的魏启明’现正在狱中服刑，根本不可能为邻居的高中生们义务辅导英语，请报社同志进一步核查，以正视听。”

詹牧师呆坐着，笑容残余在两个嘴角，其他部分的皱纹显得苍老、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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