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大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品新,王严,何川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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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大案试读：

这是我国著名法学家何家弘先生在《一个怪梦：大赦天下贪官？》（《法制日报》2008年2月11日）一文中的喻世名言。先生是笔者的导师，在反腐败研究方面有着深刻造诣。其成就不单是学术方面，也体现在实务方面。他曾经在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挂职多年，后来又适时推动了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的问世。这一教育改革的产品，用社会上的通俗说法，就是“反贪硕士”。

反贪硕士看起来犹如横空出世。2010年5月2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举行签字仪式，签署联合培养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备忘录。以时任反贪污贿赂总局局长的陈连福同志为首的各位精英专家，出任兼职教授和实务导师。“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国人民大学的一项校内法律硕士课程改革，同民众对反腐事业的空前预期碰撞到一起，一夜之间激活了社会的反腐情绪。

其实，这个项目背后凝聚了多少人的智慧和汗水，外人普遍不知。如果没有何家弘先生对党和国家廉政事业的痴醒精神，没有何、陈两位先生的一拍即合，没有高检院政治部门的慧眼开明，没有人大法学院领导对法律硕士教育改革的殷切渴望，没有80多岁高龄的周惠博教授等人的无私支持，以及如果没有人大法学院证据学教研室李学军教授、主任等同人的精诚协作，一切都会是海市蜃楼。当反贪硕士“意外”走红的时候，光环后默默耕耘者不该被遗忘。

确实，反贪硕士是需要辛勤培养的。从培养方案的设计到专业实验室的组建，从新课程的开设到实习基地的建设，无不是齐心协力的结晶。正是有了陈连福专委、徐进辉局长、李文生厅长、马海滨副局长、孙忠诚副局长、王利民副局长、杨书文副局长、詹复亮副局长、高保京检察长、关福金副厅长、杨迎泽副院长兢兢业业地备课和授课，反贪硕士们才能快速地了解反贪侦查实务；有了人大法学院黄京平、李奋飞老师等校内导师克服重重困难，推出检察学、职务犯罪侦查技能（含审讯技能、物证技能、测谎技能、司法会计技能与电子取证技能等）课程，有了全国检察系统业务专家幸生、戴士剑、柴学友、沈海洪、吴克利先生以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肖琼老师等贤达的友情支援，反贪硕士们才能学习到独到的查案能力。在课堂之外，同学们获得宝贵的机会接受反贪战线的一线磨炼，参加全国性的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会议，到心仪的各级检察院交流座谈，这些都离不开总局办公室刘洪林等各位主任的悉心安排。德高望重的周惠博老教授亲自指导学生，更让学生们感恩，有学生就戏称是跟何家弘老师同辈，也就是我的前辈。

截至今日，反贪硕士已经毕业了三届（第一届是两年制的6名法学硕士），在校的还有3个年级，新的年级还会陆续进入。同学们具有不同的本科专业背景，他们都朝气蓬勃，青春年华像花儿一样地绽放。有的班级拿到了“江阴杯”人民检察史知识竞赛组织奖，有的学生获得了北京市刑事侦查学研究会年会学术论文一、二、三等奖，还有学生及其团队摘得了学院第五届“律政精英杯”研究生新生辩论赛的桂冠。近年来教研室的“证据好声音”年度活动中，反贪硕士们都有“必杀技”，学术演讲和文艺演出都令人侧目。我本人是不太相信学术天赋的，但我确信反贪硕士中已经出现了“学神”和“学霸”——人大法学院硕士研究生中最优秀者。

反贪硕士更是心怀天下的。在当前的社会生态下，选择反贪专业学习和有志于反贪工作岗位，都是需要一种精神的。正如有的同学所言，“进了这样一个班会有一种神圣感，大家还是愿意去相信一些东西的，我们都是有一定理想的人，坚持着法治的信仰”。记得2010级同学创设了“反贪硕士论坛”，闭门讨论全球反腐的历史事件、专门机构和法律制度，他们还编辑了“全球反腐动态”，对五大洲的反腐新闻进行实时播报。2011级、2012级同学受公安部十一局的委托，组织编译了《国外电子证据适用指南选译》《国外网络犯罪法律制度选译》，用作全国网络警察的专业教材，专业突出的周迪和吕宏庆同学还给实务部门的反贪干警讲授过关于手机取证、网络取证的技能。至于“最年轻”的2013级同学，也发扬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在男女两位班长的带头下，信心十足地开展了“快递”全球反腐大要案的行动。

人们常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但大千世界无处不腐，腐败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怪圈，只不过不同地方有不同风格的腐败。那么，各个地方的腐败具体有什么特点？人类如何防范和惩治腐败？这些问题虽然有“透明国际”之类的组织机构给出了参考答案，但各人眼中的真相是需要亲自探究的。14名年轻学子，聚在一起策划选题、讨论案子、切磋语言、斟酌书名等，让我一个外围的旁观者和主持人也动容。也许他们的专业经验是青涩的，但其内心是炽热的，态度是真诚的，“发现”是丰硕的。像日本特搜部的王牌检察官、德国“好好”总统武尔夫先生、法国的“推土机”领导人希拉克、澳大利亚的“大溪地王子”、埃及以穆巴拉克总统为核心的贪腐家族、巴西“政治腐败”的三大政党，这些腐败者的贪腐事迹尤其是细节，国人了解得并不多，同学们能够从不同语言的法律文书、新闻网站和报道等渠道挖掘出来，娓娓评说。应该说，“反贪硕士写反贪”，这是一份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答卷。

永远牵挂我们的“反贪硕士”！为他们加油！2014年7月1日草于北京未闲书斋

[1]中国人民大学职务犯罪侦查方向研究生班导师、班主任兼支部书记。烈日陨落　秋霜染尘——王牌检察官篡改证据　日本司法界曝惊天丑闻不冤枉一个无辜者比不放过一个罪犯重要得多。秉持“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不是现代的司法者，而是古代的酷吏。违背了法治精神，办案能力再强也不过是一介酷吏罢了。陈海东引　子

2013年6月14日，日本政府接受了厚生劳动省事务次官金子顺一的辞请，并起用社会援护局局长村木厚子继任此职。新任次官的村木有理由感到骄傲，在男性主导的日本政坛争得一席之地并不容易，更不用说厚生劳动省事务次官这样的高位。可不知，欢欣之余村木次官是否也感到后怕——四年前的“伪造文件案”，那场风波差点结束了她的政治生命。令人唏嘘的是，一度面临拘留、指控，险些前途断送，甚至锒铛入狱的村木厚子最终成功脱险，而当初对她穷追猛打的检察官前田恒彦反倒“万劫不复”，并将载誉良久的日本检察厅与特搜部拖进难以挽回的信任危机。日本检察官徽章——烈日秋霜章从邮资案开始遗失的正义

事情还得从2009年一起轰动日本的恶性滥用邮政制度案说起。在日本，对于残疾人团体在邮费上有着大量的优惠制度，比方说，一般来讲寄送一封邮件至少需要140日元左右，而如果是残疾人团体根据其专用的优惠制度，邮资就仅需8日元。这本是为了照顾困难群体而设立的社会福利优惠制度，但有人却精明地瞄上这一制度的漏洞：大阪一家没有实体的邮政销售公司“凛之会”，通过非法获取虚假的残疾人团体证明文件，滥用残疾人团体专用邮费制度，借用邮局为自己大量寄送广告单推销商品，借此减免应缴纳的巨额邮资。据统计，凛之会在数年间偷逃邮资共计8亿多日元之巨。此种滥用困难群体专用优惠制度牟取私利的行径自然为国法所不容。纸终究没能包住火，2009年4月，凛之会的劣迹败露，大阪地方检察厅特搜部迅速行动，以涉嫌违反邮政法为由逮捕了凛之会的会长仓泽邦夫。

在此，可能有人会心有存疑，捉拿嫌犯的不是警察吗？为什么逮捕仓泽邦夫的却是检方？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日本的司法侦查制度。其实，即便是在我国，检察机关也负责一定的案件侦查工作，不过刑事诉讼法将侦查权限设置在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这个范围内（所谓“自侦案件”）除外，一般的刑事案件则由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而在日本，检察官却拥有广泛的侦查权力，同时也有着指挥和监督司法警察进行侦查的权力。日本检察官可以对任何犯罪进行侦查，也可以对包括司法警察已经着手侦查的案件在内的所有案件，进行独立侦查，并且不受案件类型的限制。虽然依据日本的法律，检察官和警察均拥有侦查犯罪的权力。但对于涉及政、官、商界相互勾结的大案要案，通常不是由警察，而是由检察官亲自侦查。这是因为，一般而言，相比警察，检察官法律素养较高，而且在政治上也相对中立和自由。鉴于在刑事案件办理中的核心地位，检察官被誉为“日本刑事司法的脊柱”，作为社会精英的日本检察官往往主导着整个刑事案件的走向，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犯罪嫌疑人和被告最终的命运。

说起日本检察厅的侦查机构，就不得不提号称“日本最强搜查机关”的特别搜查部。特别搜查部，又简称特搜部，隶属于日本检察厅，是一个专门调查侦办巨额逃漏税、重大经济犯罪、公职人员贪污渎职的侦查机构，它曾一度因将田中角荣、竹下登、小泽一郎等日本高官拉下马来而声名鹊起。自成立之日起，特搜部便在日本的反腐败斗争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成为日本打击政、官、商界不法活动的主力。目前仅在日本的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市的地检中设有特搜部机构。为保证特搜部执行特别的职能，日本法律赋予其广泛、特殊的权力。特搜部享有特定领域侦查、起诉独占权。由于其集侦查逮捕起诉之权力于一身，成为有效打击高官犯罪的利器，不少在高层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政界大佬一旦被特搜部盯上都难逃被拉下政坛甚至锒铛入狱的厄运。自成立之日起，特搜部确实也鲜有败绩，为打击腐败与震慑高层黑恶势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成立的第二年就侦破“昭和电工案”，迫使当时的芦田内阁倒台。包括后来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等大批官员因受贿被捕。特搜部从此一鸣惊人，在此后通过对一系列重大贪贿案件的成功侦查，特别是在洛克希德案件中与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进行了长达二十年的诉讼拉锯战，并最终使其失势被捕，树立了“最铁面无私部门”的名声。以至当东京地检特搜部在国会议员会馆八层办公的时代，在日本政界曾流传“只要八楼一跺脚，整个永田町（日本政府机构集中地）就发抖”的说法。“锄强”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扶弱”，而“锄强扶弱”对于一般大众来说具有不可抗拒的道德美感，因此我们不难想象专事打击不法权贵的特搜部在日本国民心目中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尤其在尚未“犬儒化”、是非感尤强的年轻人心目中，他们简直是正义的化身。检界王牌　律政精英

看来，特搜部又一次不负众望，逮捕偷逃巨额邮政资金的仓泽会长，这无疑是一大胜利。但对于打惯“大老虎”的特搜部来说，这只能算一碟开胃小菜。主办此案的前田恒彦乃是大阪地检特搜部的王牌检察官，更是日本检察界的传奇，曾创造了数次日本检察史上的奇迹。他还在东京地检任职时，就曾参与福岛县知事贪污案、防卫厅“小天皇”守屋防卫事务次官贪污案的调查；返回大阪特搜部后负责过音乐制作人小室哲哉的5亿日元巨额诈骗案，只用了半天就让小室招供。还曾被点名抽调到东京特搜部，在小泽一郎政治资金违规案中负责审问小泽一郎的秘书，并获得了关键证词。堪称检察机关当中骨干中的骨干。前田的两位顶头上司也不得不提：时任大阪特搜部的副部长佐贺元明，堪称办案专家，无论多么顽固的、让其他侦查人员束手无策的罪犯，一旦与他面对面后都会迅速认罪，这令同行们佩服得五体投地，尊称其为“策士”。而前部长大坪弘道的审讯技术则更是有“神技”和“大坪魔术”的美誉，用他自己的话说：“搜查，是与被告的一场意志上的较量，败给被告，让其回家，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这样豪华的侦查阵容，如果只揪出一个民间企业家简直就如牛刀割鸡，何况，案情显然没那么简单，凛之会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通过滥用残疾人优惠制度偷逃邮资，必须具有能够证明其为残疾人团体的相关公文证书，而经过调查，凛之会的残疾人团体证明文件均非伪造而是由日本官方予以颁发的。这就意味着，在政府中有人在为其违法偷逃邮资制发虚假公文。这更令久载“打虎英雄”之盛名的特搜部检察官们兴奋不已，他们摩拳擦掌，打算借着此案顺藤摸瓜，一举揪出隐藏在幕后的“大老板”。这种不负众望的使命感，既可以成为特搜部再创辉煌的动力，也可能成为将检察官引向歧途的诱饵。主任检察官前田恒彦

在日本，残疾人团体证明书是由厚生劳动省制作颁发的。特搜部的侦查员们很自然地将目标首先锁定在厚生劳动省负责制作公文证书的村上勉股长身上。于是乎，在凛之会会长被逮捕之后不到半个月，特搜部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村上勉股长以伪造公文罪抓捕归案。然而案件并非就此终了，特搜部在对凛之会会长仓泽邦夫及村上勉进行突击审讯之后认定，涉案的人员绝对远远不止如此，一定还有更大的“老虎”隐藏在这起案件之后，以前田恒彦主任为首的特搜检察官们仿佛嗅到了大型猎物的狼群一般亢奋起来。

由于特搜部所办理的职务犯罪案件与一般的刑事案件有所不同，诸如贪贿之类案件多为一对一的“密室案件”，存在着物证少、取证难的困难。因此先通过固定证据再来进行案情推理的侦查思路往往行不通，所以特搜检察官们办理案件的主要手法是根据已知信息勾勒出基本案情，再根据勾勒出的案情进行入室搜查等取证活动，推进案情发展。而勾勒案情的工作，主要由负责案子的主任检察官担当。

正如前文提到过的，多年来特搜部在打击政界高层犯罪中立下的赫赫战功使他们骄傲的同时也推动着他们为维护昔日的荣光而挣扎。由此也养成了特搜部“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必办大案要案”的定式思维，一起案子若不拿下几个重量级高官似乎就对不起自己特搜检察官的名号。因此，这起案件在搜查伊始，特搜部就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做出了臆想判断，断定此案背后定有资深的国会议员参与，并由资深议员通过厚生劳动省高级官员的权力为凛之会违法利用邮政福利大开绿灯。为了起到敲山震虎的目的，特搜部在搜查开始之后以各种形式故意透露消息给新闻媒体，这一举动不仅使得日本社会民愤沸腾，为他们顺利展开侦查奠定了良好的舆论基础，也使得日本检察机关的同行，包括东京地方检察院的特搜部大流口水，以为大阪地方检察院特搜部又抓到了沉底的大鱼。

由于直接对隐藏在幕后的国会议员下手并不容易，大阪特搜部便将注意力集中在了制作虚假公文的村上勉股长的顶头上司，也就是我们开头提及的村木厚子身上，她时任局长。村木厚子是当时日本中央机关中唯一的一位女性局长，也是所有女性国家公务员中职位最高的一位，在日本这样一个男人为主的社会里，村木一直是职业女性们的楷模，堪称女性公务员的典范。由于在日本国家机关中能成为局长的女性本已是凤毛麟角，况且村木还被看好有可能成为厚生劳动次官，若能证明是其受议员委托而指示手下股长制发虚假公文，那特搜部无疑又是办了大案一件。

为此，破案心切的前田恒彦主任根据当时已有的供词勾画的案情为：2004年“凛之会”为获得证明书，由其会长首先拜托重量级国会议员给厚生劳动省的部长“打招呼”，因为经过调查证明“凛之会”是从2004年6月10日开始使用证明书的，故而应是在6月上旬，当时还是厚生劳动省课长的村木厚子以“议员案件”为名，指使下属村上勉股长为“凛之会”出具了虚假的证明书。目的决定手段

那么前田主任的这份案情勾勒图究竟是否正确呢？没有参与侦查的我们不得而知，事实上，即便是本案的侦查人员也并不肯定。但推断案情后再据情找证据也是破案的途径之一。在仓泽邦夫和村上勉先后被逮捕之后，特搜部的侦查人员们对他们进行了多次的审讯，虽然具体的审讯过程和手法我们不得而知，但前田恒彦等特搜部的检察官们无疑是将他们神乎其技的“撬口”本领发挥到了极致，经过审讯，他们很快就得到了想要的口供：凛之会的会长承认他曾委托某位国会议员为其给厚生劳动省打招呼，以获取残疾人团体证明书；而村上勉也供述称自己是在其上司村木厚子课长的指示下才制作了虚假公文。

上述的供述极大地佐证了前田所勾勒的案情，但仅有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对于起诉定罪来说还远远不够。为此，特搜部对村上勉的住所进行了搜查，并顺利查收到了一张当时用来伪造证明书所使用的软盘。这无疑让前田心中大悦：口供物证俱在，这下绝对可以把村木厚子给钉死了！但他万万没有料到的是，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本案件移交大阪地方法院后，法院在审查中发现，“凛之会”社长供认的与国会议员见面委托他给厚生劳动省打招呼的那一天，该议员其实根本就不在国会办公室，而是在千叶县打高尔夫球。法院的这一指责，使得特别搜查本部认定犯罪事实出现纰漏，作为案件主要侦办人的前田检察官脸上也很挂不住。更为不利的是，搜查中得到的那一张证明村木厚子指示属下为“凛之会”公司开具假证明书的软盘中，证明书的制作时间是“2004年6月1日凌晨”，而不是“凛之会”老板之前所供述的“2004年6月8日”，这就与6月上旬村木命令上村开具证明书的检方构想案情相矛盾。原本以为可以拿来作为将村木厚子定罪铁证的软盘，却反而成为推翻自己案情假设的反证，这令前田恒彦大为恼火。

作为王牌检察官，前田有着光辉的成绩，若自己勾勒的案情有误，将使他面临巨大的压力。针对关键证据的软盘，在申请逮捕村木厚子时，前田并没有提及文档最终更新时间与预想案情不符的事实。时任厚生劳动省局长的村木厚子就在这种证据情况下，于2009年6月14日被正式批捕，这在当时的日本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大阪地检特搜部似乎又办成了一件大案。而此时的前田主任所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人已经抓了，却没有足够的证据能够将其定罪起诉，如果侦查再无实质性进展，一旦逮捕时限到期不得不将村木释放，那么不仅前田本人，整个大阪地方检察院都要面临前所未有的舆论压力和指责。到了这份上，摆在前田恒彦面前的似乎只剩下一条路，即使不择手段也一定要将村木厚子定罪！

作为一名资深的老牌检察官骨干，前田恒彦当然明白在搜查过程中哪些事情是被绝对禁止的。如果能让村木厚子自行招供罪行当然是皆大欢喜。不过事与愿违，不论审讯人员如何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村木厚子始终矢口否认自己涉案。但检方认为，仅靠村木厚子下属承认受其指示的讯问笔录就可以证明其有罪，仍然对其提起了公诉。然而，法院却认为检方所提供的22份村木下属所做的口供均有诱供的嫌疑而不予采纳，这让鲜有败绩的前田恒彦不由得气急败坏起来，莫非自己的不败传说就要栽在一个女官手中？这是骄傲的前田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此案所引起的舆论效应不断发酵，上级对此高度重视，落到前田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但事已至此似乎再无回头之路，不得已之下前田捏紧拳头把心一横决定兵行险招：篡改证据，钉死村上！

抱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前田从证据存放处取来了村上勉股长制作伪造公文的软盘，于2009年7月13号，在个人电脑上利用软件将虚假证明书文档的最后更新时间，根据检方设想的案情由“2004年6月1日”修改为“2004年6月8日”。这样一来，对村木厚子的整个证据链条便完整起来。本来这一险招无疑是可以将对手置于死地的，前田恒彦在与同事交谈案情时甚至曾扬扬得意道：“请放心好了，我已经给他们（村木的辩护方）安置了定时炸弹。”但这颗定时炸弹却最终成了一门哑炮，炸倒的不是村木厚子，而是前田恒彦和整个大阪特搜部。

事情却并非像想象中的那般发展。在修改软盘的三天之后，前田将软盘退回给村上勉的家属，而没有作为检方证据提交法庭。究竟他为何要这样做？根据其事后的供述，前田称之所以将软盘退回，是不希望其作为证据出现在法庭，由于软盘已被修改成对检方有利，即便村上勉翻供否认村木厚子参与造假，也不会将软盘提交法庭，因为这样正好适得其反。而事实上，在公诉的过程中，村上勉推翻了之前的供述，反复强调村木厚子与本案无关，作为检方对手的辩护方律师也并非等闲，拿到软盘后他们迅速发现该软盘当中的文档更新时间对自己相当不利，虽然发现软盘中文档更新时间的问题，但是为了避免怀疑村上修改了软盘及减少村木冤罪的可能性，最终决定不提交软盘。

而更让前田恒彦没有料到的是，早在他将软盘进行修改之前的数周，大阪地检特搜部便已经制作完成了本案的“搜查报告书”，报告书中所载明的文档最后更新时间仍是真实的“2004年6月1日”。由于疏忽，前田只是篡改了软盘，却没有将搜查报告书当中的日期也一并篡改；此后，在2010年1月27日对村木的第一次庭审上，村木的辩护律师申请采纳“搜查报告书”作为证据，并将文档更新时间作为主要辩护理由。而正当村木的公诉战打得如火如荼之时，前田却被派往东京地检出差，负责审问小泽一郎的秘书。庭审后，负责公诉的检察官就文档更新时间的情况打电话询问前田，前田却声称“在软盘上安装了定时炸弹”。这让负责公诉的检察官不禁生疑：莫非前田恒彦主任立功心切实行了违法搜查行为？出于公诉方的责任感和警觉心，该负责人于1月30日向当时的大阪特搜部佐贺副部长建议应对此事展开调查，并予以公开。但是，佐贺副部长与当时的大坪部长却没有这么做。9月10日，村木厚子一审因证据不足而被判无罪并当庭释放。炸翻检察界的“定时炸弹”

案件到此似乎就以特搜部控诉失败而落幕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前田之前给自己安下的定时炸弹最终还是炸响了。日本神通广大的《朝日新闻》记者不知通过何种途径得到了被前田恒彦篡改的软盘，并请数据安全公司进行了分析，确认数据在2009年7月被修改。9月20日晚，日本最高检察院得知篡改数据的消息。9月21日，抓到猛料的《朝日新闻》以特别报道的形式，在头版刊登了涉案软盘数据被篡改的新闻。就在当晚，最高检察院便以涉嫌毁灭证据罪逮捕了前田，而《朝日新闻》的该系列报道，也被日本新闻协会评为2010年度协会奖。

昔日风光无限的王牌检察官一夕之间沦为了阶下囚，这恐怕是前田恒彦做梦也想不到的，但他确实是完成了从审讯人员到受讯人的悲剧转身。在面对最高检察院的讯问时，前田坚称自己是为调查村上有没有修改最终更新时间，才接触软盘的，他把文件复制在了优盘中，以为自己是在优盘中操作，结果却不小心直接修改了软盘的文件。但是，这番辩驳却被更为可信的证据驳倒了，经调查发现，前田个人电脑中的软件只具备修改文件的功能，并不具有查看文档是否被更改的功能，因此过失犯错的可能性并不存在。而且，“6月8日”是最符合前田推断的案情的日期，据此最高检认为是他将日期修改为“6月8日”，恶意篡改证据的主观性相当明显。另外，根据前田的同事所提供的前田关于“在软盘上给对方安置了定时炸弹”的证人证言，也足以说明他确实是故意为之而非操作失误。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前田最终放弃了无谓的狡辩，承认了自己篡改证据的罪行，并且供认了自己曾经向特搜部的负责人报告过篡改数据的相关事实。这无疑又是一颗“重磅炸弹”，由于前田篡改软盘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毁灭证据的犯罪，若如他所言，特搜部的负责人对此事知情却又匿而不报，那么这种行为便也已经构成了包庇的犯罪。据前田供述，在他结束东京出差返回大阪后，大坪部长还让其写了过失情况说明，并进行了多次修改。虽然前田已经将情况说明的文档从电脑中删除，但是检方通过技术处理还原了文档，显示文档的确经过数次修改。并且文档中的内容与前田被捕初期否认指控时的口供惊人的一致，这无疑是为了应对讯问而事先准备好的问答设定。至此，人证物证俱全，2009年10月1日晚，大阪特搜部部长大坪弘道、副部长加贺元明以涉嫌包庇罪被正式批捕，这在日本的司法界引起了一场强震。时任日本法务大臣的柳田稔表示，难以想象检察官更改证物，这是决不能容忍的行为。这背叛了国民对检察机关的信赖，十分遗憾。作为法相，必须深刻体会国民的失望与愤怒。何为正义？

昔日功勋卓著的检察官沦为阶下囚，这不能不令人感慨唏嘘。他们大概走得太远了，以致忘记了当初为什么出发。捉拿罪犯的目的是伸张正义，他们却把抓人法办当成了目的，为了这个目的不择手段。现代法制的原则是“宁纵勿枉”，不冤枉一个无辜者比不放过一个罪犯重要得多，为了避免冤枉无辜，司法只能依赖证据，证据不足尚且疑罪从无，更别说篡改证物了。秉持“宁可错杀，绝不放过”的不是现代的司法官员，而是古代的酷吏，违背了法治精神，办案能力再强也不过是酷吏罢了。很遗憾，强干的前田们在虚荣心的怂恿下成了现代“酷吏”，但现代不需要酷吏，所以他们必不见容于司法界。这无疑是发人深省的一课，后来者理应以此为戒。昔日反贪精英　监守自盗终成阶下囚——新加坡贪污调查局助理司长杨少雄挪用公款案杨少雄挪用、侵吞公款的手段屡试不爽，让他心里沾沾自喜，同时流露出对法律与制度的轻蔑，更助长了他贪婪享乐的思想。此时的他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内心的廉洁，从起初的1200美元，到后来的120万美元，杨少雄一步步滑入了贪腐的深渊。王金伟

新加坡位于马来半岛的南端，毗邻马六甲海峡，是东南亚的一个岛国。提到新加坡，人们首先会想起它优美的城市环境、干净整齐的街道、高薪养廉的制度以及令人不寒而栗的鞭刑。鞭刑是一种残酷的肉刑，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废除了该刑罚，这一与现代文明社会显得格格不入的刑罚，却能够在一个高度文明、高度全球化的国家保存并传承下来，也显现出新加坡法治的独到之处。就是在这样一个法制健全、刑罚严苛、高度廉洁的国家，2013年发生的一起反贪官员杨少雄腐败案令新加坡民众咂舌，也让世界各国举目震惊。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杨少雄在其贪腐丑闻败露之前是新加坡贪污调查局的助理司长，虽然只是一名助理司长，但贪污调查局在新加坡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名助理司长的地位与作用也不可小觑，这正是我们常说的“官小衙门大”。贪污调查局这一“大衙门”是新加坡两大反腐利器之一，[1]直属内阁总理，局长由总统来任命，不过他只对总理负责，因为在新加坡，总统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并无太多实权。作为总理的嫡系机关，除受制于总理之外，其不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和管辖。单从这一点来看，贪污调查局的地位要比我国的反贪总局高得多。另外，他还享有一系列的执法权，若发现官员有不轨行为，他们也可以采取卧底、“钓鱼”、窃听、录音、秘密拍摄、秘密录像等方式收集相关证据，一旦证据确凿，该官员就难逃法网。不难看出，贪污调查局既有行政机关的性质又享有一定的司法权。其实，无论从其地位、职权还[2]是性质来看贪污调查局更类似于我国古代的御史台，御史台的官员办起案来也绝不含糊，手持“尚方宝剑”，巡按八方，威风凛凛，令贪官污吏闻风丧胆，办了很多大案，但也制造了不少冤案，比如北宋时期牵涉著名文学家苏轼的“乌台诗案”。杨少雄身为贪污调查局内部要员本应克己奉公，为其他政府官员树立廉洁形象，但他却监守自盗挪用了170万新元（1新元约合人民币5元）也是自贪污调查局成立以来被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发生如此严重的“灯下黑”问题也令贪污调查局颜面扫地，贪污调查局局长陈宗宪也因此被撤换。积极进取，仕途得意杨少雄

杨少雄被逮捕时已年近不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出生在新加坡北部的一个小镇，家境并不富裕，深知“知识改变命运”的他没有埋怨自己的父母没钱没权而是刻苦努力地学习。他读完高中通过高考顺利地进入了大学学习，新加坡高考虽不如中国高考竞争那么激烈，但对于一个注重精英教育的国家来说这也是一场极其严格的选拔性考试。大学毕业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贪污调查局，在新加坡考入政府部门担任公职并非易事，因为这需要考生不仅要有优秀的学业成绩还要有高尚的品德以及出色的领导能力。早在李光耀时代，就提出了“新加坡必须争取每年毕业生中的精英人才担任公职”，在这种“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影响下，一大批德才兼备的青年学子涌进社会的各个管理阶层，充斥到金融、司法、行政等领域。

考入贪污调查局的杨少雄自然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岗位，每天工作认真负责、兢兢业业。贪污调查局虽然只有九十多名工作人员，但却要负责全国的反贪工作，他们的压力之大、困难之多可想而知。尽管如此，杨少雄依然不屈不挠、凭借自身过硬的业务素质迎难而上、从不懈怠，突出的业绩引来了同事的羡慕、领导的欣赏，升职之事便不在话下。进入该部门后，通过8年时间的摸爬滚打，杨少雄在2006年晋升为该局行动支援组主管，从此开启了他的仕途之路，在他为官的第4个年头还获颁具有较高荣誉的国庆表扬奖章，十多年走下来可谓顺风顺水，深受上级领导的信任、器重。一直到2012年案发时，杨少雄已经成为贪污调查局助理司长，步入了贪污调查局的上层。家庭美满，事业失足

杨少雄不仅仕途得意，而且还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妻子年轻漂亮，儿子活泼可爱。一家三口居住在新加坡北部的一所五房式组屋（类似于我国三室两厅的房子），组屋是新加坡一种标志性的建筑。新加坡国土面积有限，土地更是寸土寸金，因此它的“商品房”价格都极其昂贵，一般工薪阶层根本买不起，所以大部分人都住在政府提供的组屋里。杨少雄的妻子不仅貌美而且对高品位的东西也情有独钟，为此她在社交网站上开了一家网店主要售卖名牌包和首饰，这样一来既能每天欣赏这些高品位的东西，又能赚钱补贴家用。作为年轻时尚的女士，她也喜欢通过社交网站发各种帖文记录生活琐事、夫妻感情，并且每个星期五他们都要去电影院看电影。由此看来杨少雄家庭、事业双丰收，但他却没有很好地去珍惜，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肆意挪用公款，并且两任领导对此毫无察觉。一个负责打击贪腐的单位，发生高级人员涉贪事件是难以想象的，其影响力要远远超出其他部门公职人员的小贪小腐行为对公众造成的恶劣影响。赌博——使其坠入万劫不复之深渊

作为一名公务员，本应甘愿清贫、杜绝享乐，但从2008年开始，他便迷恋上了赌博并且一发不可收拾，固定有限的收入已难以支撑他无度的挥霍，于是他将贪婪的魔爪伸向了公款。

杨少雄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去了300多次“圣淘沙名胜世界”和滨海湾金沙的赌场。提起赌场，我们就会想起影片中美国拉斯维加斯或者我国澳门赌场那种一掷千金、挥金如土的壮观场景。而在新加坡，也有这样纸醉金迷的地方，就是“圣淘沙名胜世界”和“滨海湾金沙娱乐城”这两家都是新加坡现存的合法赌场，在任25年的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一直严格禁止赌博、吸毒、卖淫。但他的儿子，现任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则有所不同，他于2006年修改了相关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经营赌场。因为他认为，国家财政仅仅依靠贸易和金融产业是存在一定局限性的，因此应允许开设赌场，大力发展旅游产业。赌场的存在合法了，在赌场赌博自然也不会受到法律的约束，杨少雄虽然知道国家公职人员不应该接触赌博，但依然没有抑制住心中的欲望。新加坡滨海湾金沙

赌场的经营者们，早就熟知人类的某些贪婪与侥幸的心理，比如输了还想下次翻盘，赢了还想再赢更多。人们在一些豪华赌场，更是一掷千金，有些人甚至玩到倾家荡产。这也是杨少雄挪用巨额公款的重要原因，杨少雄从2008年到2012年，多次光顾新加坡两所豪华的赌场，前两年侥幸赢了一些钱，给了他坚持赌下去的勇气，但后两年总是时运不济，赢少输多，在2010年4月至2012年9月，他在这两家赌场至少输了478 583美元，4年下来总共输了263 699美元。为了偿还欠下的赌债，杨少雄开始打起国家财产的主意。最严重的一次要数在2012年5月4日到9月7日之间，他先后11次将存入银行账户的总数24．1万余新元（约合人民币116.7万元）拿去滨海湾金沙赌场赌博。在赌博这个恶习面前，他失去了理智，忘记了自己身为人民公仆的职责，身为丈夫、父亲所肩负的责任。越了雷池便一发不可收拾

杨少雄身为行动支援组一把手，避免不了接触本部门的公款，起初他还能抗拒公款的诱惑。自从染指赌博后，经济状况变得捉襟见肘，便对自己管控的公款垂涎三尺，他最终在2008年找到了一次下手的机会，挪用了单位1200美元，这笔资金是行动支援组用于实地调研和技术支持的。第一次成功挪用的公款，可能又变成他想赢回本钱的赌资，虽然这次挪用的只有1200美元，并不是一个天文数字，也不能把一个人推到罪恶的深渊，但却是开启潘多拉宝盒的第一次尝试，一旦成功，后果将是不堪设想的。第一次行为轻而易举地完成，并没有引起别人的注意，似乎正是这种没人注意到的感觉，让他看到了制度的漏洞，像在黑暗中一只贪婪而又饥饿的老鼠看到奶酪的一角一样兴奋不已。他知道自己有救了，可以再次扬起赌博的长帆，赢回那些本该属于自己的巨额资产。对于像杨少雄这样在贪污调查局工作十多年的老人，并且多次获擢升，已经晋升至高级公务员序列，早已衣食无忧。但是廉政却像一个易碎品，贪和色一样，都是根植于人性中的阴暗面，他正是被贪所误，自己似锦的仕途也告终结，工作十余年形成的职业与道德底线，轻而易举的被各种贪念所击破。“拆东墙，补西墙”挥霍无度

杨少雄从事一线反贪工作多年，见识过各种各样的贪腐伎俩，拥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因此他监守自盗、掩人耳目的做法，更加高明、更加隐秘，他每挪用一笔公款，就会要求属下与供应商谈判以求延迟支付拖欠供应商的款项，等到下一笔资金到位的时候，再把资金还给这次的供应商，只要后续资金源源不断，这个循环就会持续地运行下去，其挪用公款的罪行就不会轻易被发觉。

近年来网上购物、交易等成为时尚，网上银行也越来越受人们的欢迎。杨少雄也为行动支援组银行账户申请了网上交易系统，不过他并不是单纯地为单位建设着想，而是为了更加方便快捷地转移单位公款。成功申请之后，他便肆无忌惮地多次将数额可观的公款转到自己的银行账户上，由于网上转账没有烦琐的认证程序，杨少雄便轻易地绕过了该局银行交易须经两名授权人签名的规定。他就是这样罔顾单位的规章、制度，利用手中的权力为攫取公款服务。

2011年1月，行动支援组以总价370 755美元的价格从供应商蓝志龙那里购买了一批设备，这次购买的资金由贪污调查局的财物行政组通过现金支票的方式支付给了杨少雄，由杨负责向蓝志龙支付。对于嗜赌成性的杨少雄来说，这笔公款犹如诱人的佳肴，为了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便伪造收款凭证，意图欺诈。他凭借其自身熟练的计算机操作技术，通过扫描蓝志龙已签发的正本收货凭证（表示他收到了50 755美元部分付款的凭证），然后用计算机软件进行编辑扫描的图像，将收款凭证上的50 755美元篡改为370 755美元，这样一来他就伪造出已经向蓝志龙全额付款的虚假凭证。他煞费苦心地这么做，就是想让施静仪（贪污调查局的财物行政组助理司长）相信蓝志龙已收到全额付款的370 755美元全额，但实际上该款项蓝志龙并没有收到。杨少雄向施静仪提交了伪造的收款凭证后，施静仪认为他完成了相关的支付就关闭了这个采购账号，这也正中了杨少雄的圈套，他将成功挪用的公款偿还了赌债。

杨少雄被赌博的乐趣迷惑，开始沉浸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中不能自拔，在腐败路上越走越远，贪污数目、名目也花样繁多，不再是单一的挪用项目用款。行动支援组作为调查、打击贪腐行为的重要部门，需要经常出动外勤，为此贪污调查局为他们配发了两辆本田车，一辆250cc的摩托车和一辆900cc的本田摩托车。当然日常维护、保养这些车辆也需要大笔资金，贪污调查局就把这笔资金交由杨少雄并由他负责管理。相比其他公款这笔款项更容易落入私囊，杨少雄自然不会浪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最终高级轿车和摩托车的保管费也没能逃离他的魔掌。

杨少雄挪用、侵吞公款手段屡试不爽，让他沾沾自喜，同时流露出对法律与制度的轻蔑，更助长了他贪婪享乐的思想。此时的他已经被金钱蒙蔽了内心的廉洁，由当初的蹑手蹑脚到明目张胆地侵吞国家财产。到2012年时，他非法挪用资金已达到120万美元。从起初的1200美元，到现在的120万美元，杨少雄一步步滑入了贪腐的深渊。东窗事发，当局高度重视

2012年9月14日平时少有人走动的贪污调查局办公楼变得异常忙碌起来，工作人员个个神情严肃，原来贪污调查局内部发觉公款疑似被挪用，开始逐个排查。最终，所有的事实证据都指向了助理司长杨少雄，随即他被当局停职。在他停职的第二天，贪污调查局开始对此案进行初步调查，2012年10月18日该局提出了一份报告认为杨少雄曾挪用公款。由于涉案人员是贪污调查局的官员，而且他挪用公款的行为可能会涉及刑事犯罪，所以为了避嫌以及确保公正和彻底地调查，案件由新加坡商务部提交给新加坡警察局，由警察局负责调查此案。杨少雄自从挪用公款的那一刻起，就知道早晚有一天会被发现，但他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那么快。由于他所在的单位特殊，事件一出便舆论哗然，为了平息公众愤怒，当局也快速做出声明。贪污调查局附属总理公署、主管公共服务的副总理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部长及内政部部长张志贤在总理公署的声明中说：“总理公署认真看待这起案件，尤其涉案官员所属机构，它的使命是维护体制的诚信。”同时还称，总理将委任一个独立审查小组研究事件如何发生，以及加强贪污调查局的财务程序及审计系统，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受到法律制裁，终究身败名裂

杨少雄在2013年7月24日第一次出席庭审，新加坡检察部门以贪污、挪用公款及伪造文件等21项罪名将其起诉到法院。法庭上的杨少雄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穿浅蓝色长袖上衣和牛仔裤，神态自若；面对控诉，回应主控官和法官问话时始终面带微笑，相当淡定。在被告栏里面，表现得很镇静，并自信地对着麦克风陈述立场和要求，不需通译员协助，足以看出其本人冷静的头脑和过硬的心理素质。杨少雄起初没有律师代表，因为他自己前一天才知道被控诉，而且涉案案件也很敏感，他并不打算聘请律师。同时他希望法官能给他充足的时间，最好是8～10个星期，来陈情并且解决家庭事务。还希望保释金额能够减少，因为他出逃的可能性很小，并且在接受调查期间认真遵守指示。法官在听了辩控双方的发言之后，将保金定为50万新元，并且扣留了杨少雄的护照。下午两点，杨少雄在办理好保释手续后，并没有立即离开，直到傍晚6点45分才走出法庭，当他见到记者时就问你们准备好接受挑战了吗？同时为躲避记者的镜头，便拿起手中的大信封遮挡自己，踱来踱去徘徊一阵。最后说道，戏散场了，游戏结束了。然后快步走到停车场，乘坐一辆汽车离开了。

接下来等待杨少雄的是检察机关证据确凿的指控，先前没有请律师的杨少雄，也聘请了辩护律师。经过长达半年的焦急等待之后，新加坡初级法院于2014年2月20日做出判决，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杨少雄为贪图享乐不惜利用职权大肆攫取国家财产，最终作茧自缚，他不仅葬送了自己的大好前程，还换来了10年的牢狱之灾。同时，他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公职人员的廉洁性，也使得贪污调查局在新加坡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大打折扣。

结束语：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的那样“没有任何政府能对腐败免疫”。权力和腐败就像孪生兄弟，总是相生并行。即使像新加坡这样高度廉洁的国家，也曾发生过多起高级官员涉贪案件。杜绝贪腐不仅要提升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政自律能力，更要加强法治监管，填补制度漏洞。

[1]另外一反腐利器为《预防贪污贿赂法》，从法律层面赋予贪污调查局一定的权力，保障并强化贪污调查局的执法权。

[2]御史台是我国中央行政监察机关，也是中央司法机关之一，负责纠察、弹劾官员、肃正纲纪。“寡头掠夺型”腐败，俄罗斯社会的特色？——俄国防部长谢尔久科夫玩忽职守案骄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刘夏欣

2007年2月15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做出了惊人之举——签署了《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令》，任命原联邦税务局局长阿纳托利·爱德华多维奇·谢尔久科夫为国防部长。这项人事变动再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舆论将之称为此次“俄政府改组中最具轰动效应的消息”。而在五年后的2012年11月6日，普京解除了时任俄罗斯国防部谢尔久科夫的职务，这是俄罗斯立国以来被总统解职的分量最重的政府官员，这引起了俄罗斯全国的一片唏嘘与全世界的关注。谢尔久科夫，这位有着传奇人生的曾经的政坛之星，究竟是如何坐到了国防部一把手的位置，又如何落入了腐败的深渊呢？戏剧性的早期人生——从修车工到税务局长

1962年1月8日，阿纳托利·爱德华多维奇·谢尔久科夫出生在苏联阿宾斯克区霍尔姆斯基村。他的母亲在集体农庄干活，父亲是伐木工人。由于某种未曾透露的变故，15岁的谢尔久科夫就挑起了生活的重担。要不是镇青年技术员俱乐部收留了他，他的命运可能会是另一番模样。尽管谢尔久科夫聪明勤奋，但繁重的劳动对于15岁的少年并非易事，幸好俱乐部主任安排他去了车库。他被叫到一辆破旧的汽车前，任务是修好这堆破烂。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个毛头小子能把车摆弄好，但过了两个月，这辆破车就能上路了。

1980年谢尔久科夫考入苏联列宁格勒贸易学院。1984年，大学毕业后在军队服役一年半，期间获得的最高军衔为苏军预备役中尉军衔。因此，谢尔久科夫是俄罗斯1802年以来级别最低的国防部长，故后来有反对者称其为“中尉国防部长”。此后，他相继在当地的家具公司和税务局干了几年，后又来到列宁格勒家具贸易公司卖家具。1991年起开始出任“圣彼得堡工业”开放型公司总经理一职。1993年，处于新旧制度交替之际的国营列宁格勒家具贸易公司改制为“家具市场工贸公司”，精通现代商业理念的谢尔久科夫成了总经理。工作期间，他又就读于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夜校部，并于2001年毕业，获得了经济学副博士学位。由于和普京同在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就读过，因此，谢尔久科夫还算是普京的小师弟。不过，直到普京登上总统宝座时，他还在商海中驰骋，在俄政坛毫无影响，是个十足的无名之辈。

谢尔久科夫是一个精明强干、工作认真又十分节俭的人，并且具有很强的原则性。读大学时班级实习，为商场销售货物，他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经常因为少算顾客的钱而自己掏腰包，卖货时他从不出错，而且十分从容。实习结束时，同学们用自己赚来的钱大肆消费，而他却将钱暗自存起来。他平时与同学接触较少，很少参加同学间的生日宴会或聚会，这无形中减少了开支，当然，同学对他的关注也不多。按当时苏联政策规定，列宁格勒原则上不允许非本城市的学生留下工作，而谢尔久科夫却因为四年级在列宁格勒家具贸易公司实习时的出色表现，而被公司选中留在该城市。服军役结束后，他去了该公司工作。谢尔久科夫

这位新国防部长从事了多年的家具贸易，在列宁格勒家具贸易公司和圣彼得堡家具市场股份公司一共工作了15年，直至2000年，谢尔久科夫弃商从政，被任命为俄联邦税务总局圣彼得堡一个跨区的税务局副局长。2001年11月，他升至圣彼得堡税务局局长。2004年3月4日，被任命为俄联邦税务总局副局长。2004年3月14日，任代理局长，开始主持俄罗斯的税务工作。2004年7月27日，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税务总局局长。

谢尔久科夫工作有魄力，富有创新精神。还是在公司工作时，谢尔久科夫便显示出了灵活的经营理念。他能根据情况变化不断转换经营思路，使公司的业绩得到快速提高。因此，他受到了上级青睐，职位迅速得到提升。从政后，谢尔久科夫再次显示出其创新才能。在担任圣彼得堡税务局局长期间，针对该地区偷税漏税较为严重的现象，谢尔久科夫力主改革税收办法以防止偷漏税现象。经其改革后，该地的税收大幅增加。这甚至引起了普京的注意，也为其今后的发展做了一个良好的铺垫。在担任联邦税务总局局长后，谢尔久科夫又顶住各方压力，大刀阔斧地对税务局进行了机构改革，优化了部门结构，提高了单位的工作效率。同许多能力较强、做事果断的人不同的是，谢尔久科夫做事一向低调，从不张扬，更是极少与媒体接触。备受争议的任命——“铁算盘”和“狠管家”

莫斯科当地时间2007年2月15日晚10时，时任总统的普京在克里姆林宫紧急会议上发布高层人事变动，将原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伊万诺夫提升为第一副总理，由税务总局局长谢尔久科夫出任国防部长。当时，外界对谢尔久科夫缺乏了解，只知道他早年曾在苏军里服役一年，获得过预备役中尉军衔。

虽然在军界有人对这项任命提出质疑，但是普京的这项任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主要是因为谢尔久科夫在担任联邦税务总局局长时的出色表现和他精明强干的工作作风以及其特殊的经历。在谢尔久科夫任圣彼得堡税务局局长期间，在他的领导下，该局发明了收取增值税的高效率办法，使税收大幅提高，这些都被普京看在眼里。

2004年是谢尔久科夫仕途一帆风顺之年。这一年几个月的时间内，他经历了俄联邦税务总局副局长、代局长、局长等职，一举跨入俄高层精英行列。在新的岗位上，谢尔久科夫雷厉风行、兢兢业业。另外，谢尔久科夫做事一向低调，担任联邦税务总局局长期间从不接受媒体采访，甚至很少公开发表言论。而他的这种内敛性格与普京当初的性格有些相似，因为普京担任总理前就是一个埋头苦干、默默无闻的人。性情上的相似自然引起普京的好感，而新防长的经商及税收管理经验更是普京看好谢尔久科夫的一个重要原因。

不管外界有何非议，有了普京的支持，“空降”到国防部的谢尔久科夫雷厉风行地裁减冗员，削减超前和不切实际的装备采购计划。要知道，之前在担任联邦税务总局局长的时候，谢尔久科夫就以“铁算盘”和“狠管家”著称，他发明的高效征税办法使税收大幅提高，更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整垮了当时的俄罗斯首富——尤科斯石油公司的前老板霍多尔科夫斯基，成为打击俄罗斯财阀和寡头的“急先锋”。“铁公鸡”执掌国防部

从2007年2月15日普京签署《关于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长令》起，可以说，谢尔久科夫已经基本完成了从税务总局局长向国防部长角色的转变。谢尔久科夫担任国防部长后第一次在俄电视上的讲话很短，许多人甚至没来得及看清他的长相。虽说担任防长时间不长，但是谢尔久科夫进入新防长的角色相对还是比较快的。上任初期，谢尔久科夫的确也做了不少事情。据说，他看不懂由助手起草的稿子中的军事缩略语，只好说得简短些。体贴的下属吸取教训，后来放在谢尔久科夫桌上的文件都不再使用缩略语。为了弥补自身先天军事知识储备不足的缺陷，上任后不久，谢尔久科夫便到军事学院恶补军事知识。学习的同时，谢尔久科夫工作也不懈怠。刚一上任便深入到军队之中，着手解决军队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深入军事部门视察，整顿军纪。此外，谢尔久科夫视察了位于圣彼得堡的纳希莫夫海军学校，由于对该校学员的生活状况感到不满，他解除了校长布金少将的职务，并要求校方即刻采取措施解决有关问题。随后，国防部的调查委员会还进入学校进行调查，按谢尔久科夫的指示严格追究学校每一位领导责任，这充分体现出其治兵严格的风格。谢尔久科夫

谢尔久科夫担任国防部长后，十分注意军中实际问题的解决。由于军费紧张，十多年来俄军一直未能发放全套军装，军容不整在俄军中司空见惯。针对这一现象，谢尔久科夫指示，必须让军装更新换代，让所有俄罗斯军人穿得更威武、更时尚。如今，俄军各兵种新制服的换发已经提上了日程。这无论是对俄军军容还是军心稳定都会带来一定的正面影响。

在担任国防部长的几年里，谢尔久科夫对军队训练和装备开发不太懂，但只要和费用等话题挂钩，那么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讲一个有意思的故事：2007年3月13日，谢尔久科夫到空军司令部视察，时任空军总司令的米哈伊洛夫大将先是大谈现代化空战特点与俄空军的应对策略，结果看见谢尔久科夫快打瞌睡了，于是识趣地转移话题。当谈到俄空军裁员增效，以及变卖老旧武器时，谢尔久科夫就来了精神，他立刻答应认真抓这个问题，从折价计算公式到买卖谈判技巧，俨然以专家自居。谢尔久科夫的功劳

谢尔久科夫于2007年起任国防部长后便迎合普京总统等的主张，积极推动俄军队改革并取得了一系列进展。诸如在2008年至2012年的四年时间里，谢尔久科夫采取各种措施令军队中4万名军官退役或退休，使在军队服役的将军和上将等高级军官由四年前的1107人减至610人。谢尔久科夫也曾是俄联邦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手中握有1/3的核按钮，对普京忠心耿耿，很得普京信任和欣赏。谢尔久科夫

在2007年5月，谢尔久科夫公开了“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和黑海舰队的资料，而过去61年间没有一任国防部长揭开过这些资料的神秘面纱。同月，谢尔久科夫公布了2015年前重整军备的计划以及计划投入5万亿卢布，并开始从国外购入先进武器与军事技术等。例如，从2009年4月开始，俄罗斯军方从以色列购入无人机，并在2010年签订了一笔4亿美元的订单。

除此之外，谢尔久科夫还积极推进俄罗斯的军事改革，其中包括削减军官数量与军事教育改革。普京要求在2012年前解决军人的住房问题，并为此拨款3300亿卢布，但仍有2万多人没有房子住。军事改革必将伴随着贪腐丑闻，仅在2010年和2011年就有1060名军人被定罪。在2008年俄格交战时，谢尔久科夫功不可没，在军事改革中谢尔久科夫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东窗事发一、导火索

自2012年10月下旬以来，俄各媒体争相披露俄国防部内部出现的一系列腐败案遭到相关部门调查。渐渐地，坊间的这些说法一一变成了事实。而谢尔久科夫的出人意料的落马，则与一个女人有着直接联系。

10月25日一大清早，由俄总检察院调查委员会、内务部和军事情报部门组成的行动队对位于莫斯科市“牛奶胡同”6号的一套公寓进行了突击搜查。这套由13个房间组成的公寓里住着的就是国防部前产权关系局长、国防部下属公司“国防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33岁的瓦西里耶娃。在这次搜查过程中，最让好事者作为谈资的并不是这些现金和细软，而是另外一个细节——就是警方对瓦西里耶娃住处进行搜查时，她的老上司谢尔久科夫被发现在现场，并且当时身穿睡袍。甚至当警方敲响瓦西里耶娃家的门时，是谢尔久科夫开的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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