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克里斯托弗·迈耶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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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投资旅行:穿越六大洲的投资奇遇试读：
前言
在你阅读此书之前，我有话要说。
请记住，此书出自一位投资人之手。这位仁兄狂热沉醉于大千世界的同时一直在搜寻各种投资理念。我著此书的目的不在于评议社会，亦不在于深入解读一地的风土人情，而在于发现各种投资机会和趋势。
我在旅行过程中结交了很多新朋友，积累了珍贵的人脉资源。但其实往往大多数成功的投资并非发掘自我们周围的资源。我众多成功的投资便发生在那些我从未去过的地方、出自那些我从未接触过的公司。投资理应如此。
出色的投资理念应当简单、明了，且近乎显而易见。我之所以用了“应当”二字，是因为大多情况下都是如此，当然例外也一直存在。投资者怀有秘密，握有内幕，其实这只是人们在解释他们弄不明白的事情时杜撰出来的想法。这种想法被许多商界人士广为传播，对于他们而言，这不失为有利的说法。
大多数投资见解都源于对可获得的公开数据不厌其烦的琢磨，同时辅以创造性的先见之明以及特立独行的勇气。信念、耐心与勤奋，这些远比内幕（或就此展开的旅行）重要。
我笃信历史是一位老师。最好的历史书籍有时并非出自历史学家的案头，而是源自那个时代三流作家的笔下，他们好奇心强、善于观察，作品中充满了对当下的时代、所见所闻的描写。这些见解不是多年之后通过回忆编辑加工出来的，而是亲历者当时的记录，堪称鲜活。
你会发现我在书中经常援引旅行者的作品。去中国那次，我带了一本旧书，是伊洛娜·拉尔夫·休斯（Ilona Ralf Sues）的《鱼翅和粟米》（Shark's Fins and Millet）。休斯是一名记者，曾在20世纪30年代末到过中国，这本书汇集了她游历广州、上海、南京、汉口、山西以及延安之后的个人看法。用她自己的话来说：
此书既不是学术著作也不是旅行日志，更不是政治专论，而是一个世情混合体。该书颠覆传统，亦如生活本身；它包含了一系列不平凡的奇闻趣事——大大小小的事件活动、形形色色的名流市井，这些皆非强权的显微镜下放大所得，而是人性之眼中观察所获，虽不完美却直白、悲悯、闪光。
我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撰写此书的。
但是，凡此种种又与股市和投资有何干系？优秀的投资者当是一名生活经验丰富的投资者，他们可以理解和领会大千世界如何运作以及缘何如此。阅读过去（和现在的）旅行书籍赋予我这样的灵感，教会我如何问我的东道主一些更好的问题，我的东道主包括商人、基金经理、酒吧招待以及出租车司机等。
我是幸运的，能够见识大千世界，通晓人情世故。有人说，旅行开阔了人的视野，大抵如此吧。也可能是他们说反了，或许应该说是视野开阔的人才会旅行。每当我想起自己在旅途中遇到的那些游历丰富的人，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视野开阔的人才会旅行”。一个美国人在巴西南部某个小镇的酒吧偶遇另一个美国人，这种经历令人难以忘怀。或许对方是一位值得交谈的人，有一颗好奇灵动的心，有很多关于他自己探索发现的精彩故事。
于我，一个地方的意义就在于我所遇见的那些人，特别是那些从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带我这个好奇的游客四处观光的人。在随后的内容中，你将会遇到好些这样的人。克里斯托弗·迈耶致谢
作家艾伯特·杰伊·诺克（Albert Jay Nock，1870—1945）曾说过：“对于收到的帮助，你要做的不是报答，而是把帮助传递下去。”本书的意义也正是如此，写下这本书远远无法报答我一路上收到的诸多帮助。
我要感谢艾迪生·威金（Addison Wiggin），他是我在阿格瑞金融研究公司（Agora Financial）的发行人，亦是我的朋友，多年来一直鼓舞着我。一天，我们坐着出租车在波哥大颠簸，他对我说：“我觉得你还能再写一本书。”如果没有他的支持，现在这本书也无法到达你的手上。
我要特别感谢Samantha Buker，她是我在阿格瑞金融研究公司的助理编辑，给予了我极大的帮助，帮助我把浩瀚的资料整合，编辑成通顺、连贯的文章。她的帮助使得本书增色不少。
我还要感谢Susi Clark和她所设计制作的精美封面及全书的图表，还有我们默默付出、勤勤恳恳的文字编辑Erik Kestler。感谢所有阿格瑞金融研究公司的友人对我的支持和鼓励，尤其是比尔·邦纳、Joe Schirefer、Eric Fry、Greg Grillot、Jack Forde、Joel Bownan、Bruce Robertson和Mark O'Dell。感谢约翰·威利出版公司的Deb Englander和Kimberly Bernard。感谢Eric Winig在总部与我的多次谈话，那些对话给予我许多灵感。还要感谢我一路上遇到的许多愿意从自己的繁忙生活中抽出时间带我参观的人。我更要感谢一直支持我的读者，是你们让这一切成为现实。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家庭，尤其是我的妻子卡罗尔，不管是我忙碌的出行计划，还是截稿日期来临前利用深夜和周末的时间进行写作，她都一如既往地予以了支持。
旅行这一行为应当象征着希望。绝望则是待在躺椅上，目光冷漠、空洞，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我认为旅行者骨子里都是乐观主义者，要不然他们根本不会启程。
——保罗·泰鲁（Paul Theroux），《旅行之道》（The Tao of Travel）第1章世界回归正常
在旅行的时候，有一个念头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当我闲坐于麦德林的一家小酒馆中，店门敞开，安静的街道上吹来夜晚徐徐的暖风时；当我在迪拜人工岛上的一处餐厅凝视漆黑的夜幕中那闪耀的世界第一塔时；当我在开普敦的某间酒吧、北京的某家面馆，或是我们这个空前精彩的星球上无数其他地方时，这个念头就会浮上心头。
只要闭上双眼，我便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自己此刻身在纽约、华盛顿，或者任何一座美国城市的景象。当然，这些城市在许多方面都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大体上是相似的。
无论身在何地，人终归还是人。他们有着许多相同的喜好，都期盼更好的生活。人人都想住得安心，穿得称心，交朋结友，闲暇有余，舌尖享受。他们都有所求。
正是他们身上的这些特点构成了我们的人性。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谦逊，有人虚荣，有人慷慨，有人贪婪；有人睿智，有人愚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他们都犯下过错误，他们都怀抱希望和梦想。
但是巨大的差异和分歧仍然存在。自工业革命以来，以美国和西欧国家为主的西方世界便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那些传统富裕的经济体，如中国、印度以及中东地区，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西方世界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制造能力和军事实力方面尤甚。
这种差距大约在20世纪50年代达到了顶峰。根据《权利与繁荣》（Power and Plenty）这本颇具参考价值的贸易读物，在1953年，西方世界（不包括日本）的制造业产量占全球总量的90%。美国可谓称霸全球，势头好比一度雄踞高尔夫赛场的泰格·伍兹。单单美国一国的工业产值就大约占到世界工业总产量的一半。
不过，到了20世纪末，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西方世界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有所缩小，而且这种趋势一直延续到现在。我认为这种趋势还将持续几十年。这将是21世纪最重要的长期投资的主旋律。[1]
我之所以把这本书叫作“世界回归正常”（World Right Side Up），那是因为我心目中的世界，就应该是它本来的样子，越自然越归真。西方世界自负地认为它们目前在技术、经济和军事上的领先再平常不过了。但是当你回转头纵观全人类的发展史，你会发现，西方国家的领先也不过就是最近的事情。
当欧洲人还住在洞穴里的时候，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大片土地上农耕劳作，建立起繁荣的村镇。在公元前几千年，波利尼西亚人已经可以驾着双舷舟，仅凭星星的指引和他们的才智，开始他们的航行，航距甚至不亚于哥伦布。当然，对于中国或阿拉伯人那一长串的发明创造，想必你早已了然于心。“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之间的差别开始消失。实际上，“新兴市场”这个术语可能已经过时了。这个说法是由常丰资本（Everest Capital）在题为《新兴市场的终结》的白皮书中提出的。
首先，就规模而言，这些新兴市场代表全球经济的半壁江山（见图1-1）。GDP或国内生产总值虽然算不上是很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我们可以用它来对经济规模做一个粗略的估计。“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旨在消除因不同币种的购买力差别而造成的影响。图 1-1 我们扯平了资料来源：Everest Capital.
这个结果十分惊人。但如果从单个国家来看，这种对比会变得更加有趣。在世界上最大的20个经济体中，新兴市场占了10个席位。印度的经济规模超过了德国，俄罗斯超过英国，墨西哥超过加拿大，土耳其超过澳大利亚。看到这样的对比结果，一直用西方式的立场和思维来观察世界的普通市场观察者想必会大吃一惊。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趋势会越来越明显。新市场的诞生，数亿人对于手机、空调、净水器的需求，对于肉类、水果和蔬菜的多样化需求，以及对于其他种种蜂拥而至的新事物的需求，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对各级市场造成巨大冲击。事实上，我们已经在很多领域感受到了这种冲击。
在这本书里，我将着重探讨这些市场曾经在哪里、现在在哪里，又将去往何方。这就需要我们客观全面地看待这个世界。这是个幅员辽阔的星球，尽管我已经游历过很多地方，但仍有很多土地与海洋我不曾驻足，仍有太多的地方我没有写在这本书里。毕竟这本书不是全球市场指南，它只是一个充满好奇的投资者对于世界的小小见解罢了。
世界始终在变，2007年我初次来到迪拜，那时我看到的是一个新兴的都市。高楼大厦在各个地方拔地而起，高速公路上全都是卡车，空中挤满了起重机。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世界上2/3的起重机都在迪拜。我在世界其他新兴都市见识过的喧闹与信心，迪拜一样都不缺少。
2009年10月，我第二次来到迪拜时，那里的经济泡沫已经破裂，一切都发生了变化。起重机还在那里，但已停止工作。众多建筑工地还在那里，但大多没有了动静。整个城市一片死寂。疏浚阿拉伯湾（那里的阿拉伯人从未承认过波斯湾这个名称）建造起来的第三个棕榈岛在风吹浪打中日渐破败。
这正是经济的一部分。就在你觉得自己在某地有所感悟时，有些事情发生了，迫使你重新思考你的认识。
但更加普遍的观点永远不会改变。非西方世界的国家正在追赶上来。那是不可阻挡的市场潮流，它会不断往前冲击21世纪的海岸。（迪拜的经济正在复苏，虽然速度不快，但确实在复苏。迪拜不会消失。我们将在第7章里进一步探讨。）
证据随处可见，正如你即将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一样。每天我在翻阅《华尔街日报》和《金融时报》时都能发现新的片段。当我旅行、与人结识、研究新的投资思路时，这种不断缩小的差距总会不期而至。这些经历是我创作本书的灵感来源。
关键要明确一点：工业革命使得“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地区”拉开了差距。但这一差距已经开始缩小并将继续缩小。面对这一改变我们无需恐惧，这种变化实乃回归正常。过去200年的情况才是反常的。中国在几百年前曾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经济规模到了1970年却还不如比利时，这显然是不正常的。
而现在，中国可能又重新登上了顶峰。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的高层人员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n）认为，中国在2010年已超过了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写道：“由此可见，美国人的人均财富只是中国的4倍，而不是常说的11倍。”
我们似乎无法就一个经济体的确切规模达成一致——你可能会觉得这很好笑。但是，经济规模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它不是停在那儿好让你去数个清楚的，它还包含着数十亿笔交易往来，想要估算其规模绝非易事。虽然所有这些只能靠估算得出，但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毋庸置疑的。我们将在第5章重点关注中国。
我会避免使用GDP这类抽象的统计概念。GDP，或者说国内生产总值，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有什么含义？为什么我们需要在意这样一个数字？坦白讲，这类数字有太多猜测的成分在里面，并且不切实际。哪怕对GDP数字没有任何了解，你依然能做一名成功的投资者，享受富裕的生活。
在书中，我会尽量避开类似的古怪说法，呈现脚踏实地的观点和亲身经历的体验。这是一本格外实用的书，旨在用更切实的方法来关注当下、解读当下。
举例来说，我们可以就中国的经济规模有多大展开辩论（事实上的确有不少人花了大量的时间在争论这个问题），但我们不能质疑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表1-1展示了中国的发展对大宗商品市场带去的切实冲击。
所以，若是要投资铁矿石、煤炭或者小麦，你不可能不考虑中国的情况。
总之，我认为当今世界正向着历史的常态靠拢，这是重新回归正常的世界。
已故的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作品提供了有助的解读。正如之前谈到的，我对经济规模能否被准确衡量还是持谨慎态度，更不用说1600年时的经济规模了，但是我认为表1-2里给出的数据还是符合直觉的。
例如在宋朝（960～1279年），都城临安（今杭州）的人口超过100万，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城市之一。拉斯·特维德（Lars Tvede）在《趋势投资50年》（Supertrends）一书中如此描述道：
在那里，你能见到数百间餐馆、客栈和戏院，还有自带景观园林的茶馆，茶馆里摆着华美的灯盏、精致的瓷器，挂着名家的字画。人们的夜生活丰富多彩，夜市上有专业的木偶班子、吞剑的杂耍艺人、戏曲演员、杂技演员、乐师、弄蛇人、说书人、古玩贩子。人们根据各自的兴趣，可以参加异域美食社、古玩社、曲乐社、马社、诗词社。而这一切，都发生在1000年以前。
所以，中国近年的崛起看似突然、发展之快看似史无前例，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其实是对回归的常态——回到那个中国城市名列世界最发达地区的时代。现在中国尚未完全重现过去的辉煌，但只要去上海的外滩、北京的新机场航站楼甚至杭州的时尚商场看一看，你就会看到中国重回巅峰的趋势。
之前我提到的常丰资本白皮书，还点出了其他一些方面，都体现了差距正在缩小。
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流动性。不久以前，纽约证券交易所IBM股票一天的成交量就超过上海或孟买证券交易所一天所有股票的总成交量。但这种情况已是历史。
如今的新兴市场规模大、流动性强。正如常丰资本在报告中指出的：“中国股票市场的交易量超过了纽交所（要考虑到中国散户很多）；中国香港和韩国的交易量超过了德国；印度的交易量超过法国；中国台湾的交易量超过意大利、澳大利亚或加拿大。”
还有人在国际金融市场看到了趋势的转变。我的同事兼朋友埃里克·弗赖伊（Eric Fry）就职于《每日清算》（The Daily Reckoning），他在《迅速缩小的差距》（A Shrinking Distinction）这篇文章中指出了几个变化趋势：
领跑者可能落到最后……而落后者可能冲到最前面。总的来说，成熟的西方经济体和世界各地的新兴经济体相比正在走下坡。虽然最发达的经济体目前还没有落到最后，但它们正在往这个方向走。
弗赖伊将AAA评级的法国国债信用违约掉期和AA评级的智利国债信用违约掉期做了对比。（信用违约掉期，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可看作针对债务违约风险的保险。违约风险越大，CDS价格越高。）智利的CDS费率要比法国低得多。
这并不是单一的特例，而是冰山一角。法国国债CDS费率比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的都要高——这在10年前绝对是无法想象的！后面三个国家的国债都是BBB评级，离“垃圾级”仅一步之遥，但是市场却有自己的判断，并且市场的判断比评级机构来得更实时、更准确。
弗赖伊继续写道：“10年前，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都是享有高信用评级的主权债务国，爱尔兰的评级是AAA。与此同时，巴西、秘鲁和哥伦比亚都是‘垃圾级’。图1-2可以告诉你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如今，巴西、秘鲁、哥伦比亚的国债都是投资级，而葡萄牙、爱尔兰和希腊都是垃圾级。”图 1-2 没落市场资料来源：AgoraFinancial.com.
在这10年间，巴西、智利和哥伦比亚的股票市场的表现也远超欧洲，如图1-3所示。图 1-3 世界股市回归正常资料来源：AgoraFinancial.com.
弗赖伊认为：“以上对过去10年的回顾，亦是对未来的启示。资本总是从糟糕的环境中逃出，寻求能助其增值的有益环境。”
这正是财富创造的核心真理，这一真理引导着全球金融市场回归正常。
哪怕是最老派的投资者，在看了常丰资本的阐述后也该相信现在的变化趋势。事情已发生了变化，雷龙无法再独占礁湖，它必须与新来的、身手更敏捷的毛皮动物竞争。
此外，常丰资本在继续扫除那些陈旧的观点，就像用扫帚拂走蜘蛛网一样。比如他们说道：“以前的观点认为美国、西欧和日本的公司比新兴市场的公司管理得更好，但这种观点已经不再准确了。我们与新兴市场的许多企业管理层有过接触，他们的表现令人惊叹——他们能够如此迅速地借鉴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来完善他们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更好地为股东创造价值。”超级周期：今天我们身在何处
超级周期这个概念在多个投资领域都得到了广泛的运用，我并不是探讨该话题的唯一一人。比如在2011年年初，我参加了在曼哈顿举行的FNR（49 North Resources）会议，与多家矿业公司会面并收集信息。期间我听到了矿业战略分析师克里斯托弗·埃克尔斯通（Christopher Ecclestone）题为“矿业超级周期”的演讲。
我心想：“他肯定要说，我们正身处一个矿业超级周期中，矿业是多么多么好啊。这毕竟是采矿业的集会啊，我周围全是矿业公司和地质学家，要是有人会说相反的话那才奇怪，就像《星际迷航》的影迷会上怎么可能会听到有人说这是部蠢电影。”
但他让我大跌眼镜。他说，不，这不是一个矿业超级周期。他从完全不同的角度阐述了这个问题，而他的观点正好与本书看法相契合。
如你所知，近年来大宗商品的价格一直在上涨，从铜到煤均是如此。要探测到大储量的矿藏越来越难了，即便探测到，采掘的成本也非常高。
中国人对这些心知肚明。中国对一些资源的需求量很大，他们要努力保证供应安全。所以他们和巴西、非洲多国以及不少其他地区都签订了购买协议。
埃克尔斯通的中心观点还是，现在所发生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并不是矿业所经历的一个新的超级周期，而是对常态的回归。他说道，1973～2003年的矿业低迷期才是真正反常的。
这种反常体现在当时对自然资源的态度上，自然资源被认为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埃克尔斯通讲道：“金属和农产品代表着廉价，它们不被重视，被当作随处可得、稀松平常之物。在互联网泡沫的鼎盛时期，对自然资源的轻视也达到了最高点。”
于是，像宠物用品网站Pets.com这样提供非实体服务的企业，市值可以达到数十亿美元，随便拿出个零头来就能买下数家矿业公司。“但如今，Pets.com的价值已经蒸发得一干二净了。”埃克尔斯通说。矿藏却依然坚挺，而且价值很高。
1973～2003年“对矿业公司和大宗商品生产者来说是一段灾难性的时期，”他继续说道，“石油是当时唯一境况良好的大宗商品，哪怕如此，20世纪90年代末石油依然陷入了惨状。”
矿业公司经历了一场残酷的“瘦身”，时间主要集中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情况最为突出。在这段时间，我们失去了许多大型矿业公司：安纳康达（Anaconda）、犹他肯尼科特公司（Kennecott Utah Corp.）、马格马铜业公司（Magma Copper）、美国熔炼公司（Asarco）等。埃克尔斯通还指出：“点到名的仅仅是那些大公司。”中小型矿业公司几乎一家也不剩，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在美上市的矿业公司几乎灭绝”。
金属成了亏损的代名词。资本投资锐减，矿藏勘探停滞。非洲的绝大部分矿井都关门了。矿业公司也关闭了那些边缘化的、落后的矿井，它们选择做最容易达成的事，把精力集中在最高级的矿石上，勉强维生。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埃克尔斯通指出了一系列的原因，相互一组合便形成了完美风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型矿井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中国也成为部分金属的低成本生产国，在某些种类上甚至达到了垄断的地位（比如锌和稀土）。非洲和南美的不少矿井被收归国有，而这些国家在开发时忽视了经济学的指导作用。之后，苏联的工业崩塌了，没有了苏联对大宗商品的大量需求，市场供应一下子充裕了许多。“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对金属的囤积被抛售取代，向市场释放了巨大的供应量。
但是埃克尔斯通说，以上情况只是一段短暂的历史，如今我们正向主导绝大部分时期的历史常态靠拢。
正常的情况应该是，人们了解并承认矿产品的价值，同时给予矿石和金属的生产者适当的奖励，因为他们为开采稀有资源承担了风险。
今日已经见不到新开发出来的大型矿井了，储备量在缩水，矿业这棵树上最容易摘的果子都被摘掉了。举例来说，与1994年相比，今日的铜矿公司需要多挖50%的岩石，才能开采到相同数量的铜。同时，需求正在飞速增长。
可以用以下这个例子来说明需求量的飞涨，让我们来看看从1900年至今的铜产量（如图1-4所示）。铜的情况绝非特例，拿任何金属出来都能证明需求的飞涨。埃克尔斯通指着图问道：“你能找到产量下滑的地方吗？”和整个上升趋势比起来，下滑都是短暂而微小的。“所有证据都表明对铜的需求一定是呈上升趋势的。”图 1-4 哪里有下滑资料来源：Christopher Ecclestone.
从长期来看，需求的增长绝不是昙花一现，而是主导的趋势。
随着大宗商品价格的走高，我们需要改变使用它们的方法。埃克尔斯通说：“如果许多大宗商品的价格涨得太高，你就会开始盘算考量，去寻找替代品。”这样的事很快就会发生，有些商品会因为自身的高价而被市场淘汰。波音公司的举动就印证了这一趋势：波音宣布，将考虑在制造波音737这款最常见的商务机型时不再使用塑料。
埃克尔斯通还预测，对一些金属来说（比如锌），开采会被循环使用所取代。“针对稀土现在还不存在循环使用，但更多的循环使用马上会出现。”
以上几段涉及一些有趣的投资理念，其实跟矿业的联系并不大，而是有关特殊材料的稀有性以及如何发挥出有限材料的最大价值。在未来10年，一个核心的投资主题就是如何运用材料制造出更高效、更完善、更耐用的产品。以后会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尽管如此，矿业还是会决定不少大宗商品的生死存亡。埃克尔斯通总结道：“（如今我们看到的情况）是对20世纪末期那种趋势的逆转，那时，服务和知识产权的价值被捧上了天……而现在，资源占有方又重回支配地位。”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并不是一个独特的新时代，而更像是一种历史的常态。这种对常态的回归在贸易上也有所体现。
[1]本书英文书名的直译。——译者注世界经济史无前例的规模与开放程度
在尼加拉瓜的一栋面朝沙滩、白色外墙的西班牙风格小屋中，我为一小群投资者做了演讲。当我说出以下这句话时，在座的人都震惊了：“今天世界经济的规模是10年前的两倍之大。”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尽管近年来发生了一系列状况，包括此前那场金融风暴，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但全球经济仍然扩张了几乎一倍！
生活在美国（或者是欧洲、日本）的人可能会觉得难以置信。的确，这些地区的经济并没有取得那么大的增长。事实上，绝大部分的增长都发生在这些成熟经济体的国界之外——这也是我出现在尼加拉瓜的原因。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将被后人视作市场的历史转折点。所谓的新兴市场将首次在后工业革命时期超越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随着新兴市场的加速发展，双方的差距还将拉大。
国际贸易的重要性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超级周期报告”（The Super-Cycle Report）是渣打银行撰写的一则非常有意思的研究报告。报告向我们展示了国际贸易流动的重要性。事实上，国际出口已经基本恢复到了衰退前的高峰水平。
贸易使得全球经济在过去10年的爆炸性增长成为可能。中国如果无法与外国进行贸易，就根本不可能取得如此的发展。而巴西的经济腾飞也离不开它的出口贸易。
远在古老的时代，贸易就是发展的助推剂。想想在遥远的古代，成队的骆驼驮着丝绸、染料和珠宝，往来于相隔千里的亚欧城市之间。再想想航海时代，老式的帆船载着香料与黄金，行驶在星空之下。如果各国都紧锁国门，今天的世界该成了什么模样。
今天的世界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开放。证据之一就是如今出口占到全球经济的比重创造了历史最高值。
作为投资者，关注那些与迅速崛起的海外新兴市场有关联的企业是恰当的做法。但在乐观的大环境下也要保持警惕，因为贸易是有起伏兴衰的。比如，1945年的贸易水平比1913年低了40%，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回忆一下：两次世界大战；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覆灭；德国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大萧条；金本位崩塌——那是非常不平坦的30年。
要真正迎头赶上，新兴市场还有不少工作要做，在接下来几年继续拓展贸易。渣打银行指出，中国的人均收入仅为美国的9%，或者说相当于美国在1878年的水平。如果中国的人均收入要达到美国的一半，其经济规模则需达到美国的两倍。再来说印度尼西亚，这是世界上人口第四多的国家，人均收入仅为中国的2/3。
在开放的市场下，千万不要低估落后国家和地区在长时间内持续保持快速增长的能力。报告的作者写道：“自1945年以来，每一个取得瞩目发展的国家和地区都把7%这种增速保持了25年或者更久，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中国香港、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
这些国家和地区都是新晋的未来有力竞争者。渣打银行创造了一个词，叫“7%俱乐部”，用来指代能在未来10年保持7%的年经济增长速度的国家和地区，这同时也意味着它们的经济规模会在10年后翻番。这些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尼日利亚、越南、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乌干达和莫桑比克，它们代表了世界上1/2的人口。其他能够保持较快增长，但增速达不到7%的国家和地区包括俄罗斯、巴西、巴基斯坦、墨西哥、菲律宾、埃及、土耳其和韩国。
许多曾经富裕的地区都没能搭上工业革命这班车，有些勉强搭上了但收效甚微。中国直到19世纪以前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后却落在了后面，现在则在重新向前赶超。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一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口拥向城市。报告的作者预计，到2030年，将有6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这个数字在1950年只有29%。
报告继续写道：“人均年收入正历史性地向‘中产阶级水平’靠拢，这也引发了商品消费的大规模增长。接下来20年，城市居民的数量将经历史无前例的增长（从现在的34亿增长到近50亿）……全球中产阶级的规模也会获得相应的大增长（从2009年的18亿达到2030的50亿左右）。”
作为投资者，你应该为此激动得垂涎三尺。想一想这么多新的消费者对从啤酒到金融服务的各行各业意味着什么。消费者会吃得更多、喝得更多、用得更多。他们会购买更多的电视、笔记本电脑、摩托车、汽车和移动电话。新老丝绸之路
追寻丝绸之路就像追寻幽灵。它穿越过亚洲的心脏地带，却已消失得不见踪迹……——科林·休布伦，《丝路阴影》
如今的贸易被形象地比作“丝绸之路”。这条本已幽灵般不见踪迹的贸易路线复苏了。
其实古代的丝绸之路根本称不上是常规意义中的“路”。旅行作家科林·休布伦是这样描述的：“像是复杂精细、交错变换的一条条动脉和静脉，一直通到地中海。”休布伦用了8个月的时间跋涉7000英里，探寻这条传奇商路的古老痕迹。
丝绸之路从安提俄克（现位于土耳其境内）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古都长安，也就是今日的中国西安。在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条陆上通道都没有名字，直到1877年，一位德国的地理学者创造了“丝绸之路”这个说法。
其实，丝绸之路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的早期。休布伦写道：“公元前1500年的丝绸出现在了阿富汗北部的古墓中，公元前10世纪的木乃伊被发现头发中混有丝线。”考古学家还在一位德国公主的墓中发现了公元前1100年的丝绸。物品是辗转流通的。
在丝绸之路跨越的这片崎岖大陆，来来往往的物品远远不止丝绸。玉石、漆器、陶器、最早的玫瑰、杜鹃花，还有橙子、蜜桃、桑葚、杏子和大黄，都从中国传到了西方。而玻璃、黄金、白银、印度香料、宝石、亚麻布，以及无花果树、亚麻花、石榴、茉莉、枣子和橄榄也传入了中国。
蔬菜、水果、家具、各种手工艺品、乐器都通过丝绸之路在东西方之间传递着，甚至奴隶和武器也经此流通。中国发明的十字弓就借由古丝绸之路传到了西方，诺曼和卡佩国王用十字弓来武装他们的军队，结果法军在著名的克雷西一役中败给了使用英格兰长弓的英军。
古丝绸之路几乎连接起了阿拉伯到日本沿途的所有国家和民族，包括波斯人、突厥人、古索格犹亚那人、叙利亚人、印度人，如此等等。（古索格犹亚那是伊朗民族，他们被称作最伟大的古丝绸之路商人。中国人视他们为天生的贸易者。传说古索格犹亚人：“在他们小时候，母亲会给他们喂糖，好让他们的声音甜如蜂蜜；他们的小手被抹上浆糊，好把财气牢牢抓住。”）
在丝绸之路上，任何一个民族涉足的只是这条漫漫长路中的一段。没有哪个罗马人曾踏上过西安的街道，或是到访黄帝的陵墓。也没有哪个中国人曾凝望过罗马帝国的石柱，或是掬起地中海的海水。
丝绸之路更像是一场浩荡的接力。只有奢华的物品（比如玉和丝绸）才有机会走完全程，从起点一路被交易到终点。成功跨越丝路的还有可能是一些碰巧被商人带在身上的物件，比如笛子和烟斗。要把商品从丝绸之路的一头送到另一头的成本实在太过高昂，只有那些能被卖出高价的物品才值得这一路的颠簸。
尽管如此，在人类历史的那1000年之中，丝绸之路仍是最主要的商路。直到16世纪，它的重要性才有所减弱，因为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船运取代了艰辛的路上跋涉。
但是，丝绸之路亦有它的复兴，至少是象征意义上的复兴。在古丝绸之路上，撒马尔罕、喀什格尔、麦什德这些带有传奇色彩的城市中都可觅到旧式商栈的踪迹。而新丝绸之路就像一张网，迪拜、利雅得、孟买、印度金奈、吉隆坡、新加坡、中国香港，甚至遥远的东京，全部都是这张网上的结点。
和古丝绸之路一样，新丝绸之路也并非是“一条路”。但“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能够很好地描述中东和亚洲之间蓬勃兴起的贸易。根据麦肯锡的数据，1995～2005年，两个地区之间的贸易额翻了四番。据估计，到2020年，海湾合作委员会（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简称GCC）的6个成员国（即巴林、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东亚之间的贸易额将从590亿美元跃升到3000亿～5000亿美元。
亚洲经济体的迅速发展从一定程度上推高了对石油的需求。近年来的高油价意味着海合会金银满钵。它们需要把自己的资源好好地利用起来。亚洲的需求正越来越强劲。
这其实是个反馈回路。亚洲的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对石油的需求进一步增加，也就是说要从中东进口更多的石油。据估计，在2030年，中国的石油进口将有一半来自中东。世界上1/2的新增石油需求将来自包括印度在内的亚洲国家。可见，海合会国家将会有更充足的资金，而亚洲将会出现更多的投资，涉及房地产、银行、通讯、基础设施等多个方面。
同时，来自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企业也在中东地区颇为活跃，它们带去了廉价的消费品（中国已在迪拜建立了商品分拨中心（Chinamexmart），该分拨中心被麦肯锡形容为“在该区域分销商品的中国企业聚集而成的小型城市”）。亚洲企业还在参与中东地区大型建设项目的竞标。
旅游交通可谓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在2000年的时候，海湾国家和中国之间每日的航班数也只有7班。而在今日，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50。
休布伦指出，他在旅途中观察到，古丝绸之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了更遥远的地区。他这样写道：“丝绸之路的神经末梢一直伸展到最贫穷的最远端，它跨越了生态上的阻隔和帝国间的界线。”
经济学家贝哲民（Ben Simpfendorfer）对阿拉伯世界与中国之间再次兴起的贸易颇有研究，《新丝绸之路：阿拉伯世界如何重新发现中国》（The New Silk Road:How a Rising Arab World Is Turning Away from the West and Rediscovering China）一书就展示了他卓越的研究成果。
贝哲民花了15年的时间游历新丝绸之路覆盖的地区，无论是贝鲁特还是北京均留下了他的足迹，而他在阿拉伯语和中文上的造诣也助了他一臂之力。他从贸易商人和百姓口中得到了令人信服的真实故事。
我在华盛顿与贝哲民见过面，我们在一家多元化餐厅讨论着世界上正发生的变化（多么应景啊）。在那以后，我们保持着通信联络。（你可以通过贝哲民的月度报告China Insider来跟进他的经历。）
贝哲民曾在大马士革遇到过一位富裕的叙利亚商人，那次会面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在一间摇摇欲坠的、有500年历史的办公室中见面，“装着香料和甜食的木桶一直挤到路边上，空气中弥漫着橄榄皂和麝香的气味。”几个世纪以来，这里的货摊都在疯狂地攫取货品，而今日，大部分的货品都来自中国。
他还和义乌、开罗、北京等许多城市的商人有过交流，他们都从个人层面给贝哲民带去了新丝绸之路的直观描述。从草根阶级就能看到变化的发生。他写道：“有谁会去注意一位在义乌的阿拉伯商人？或者是一位在大马士革的中国商人？他们的举动对于欧美人民的生活所带去的深刻影响并非显而易见。”但每一次巨变，总是从边缘地带的细微量变开始的。
就拿迪拜来说吧，迪拜的中国商品分拨中心“中国城”是中国在海外建立的最大型的商贸中心，只经营产自中国的商品，城占地几乎[1]达到160万平方英尺。而在中国国内，这个国家似乎正想尽办法为阿拉伯人营造宾至如归的氛围，甚至由国家出资来修建清真寺。根据贝哲民书中所说，对于要来访的埃及人，中国可在24小时内完成签证的办理。要知道，埃及人若要办理赴美的签证，需要足足等候18天。诸如此类的小事不胜枚举。
从更大的方面来看，双方联系的加强正是由石油推动的。中国需要大量的石油，而阿拉伯产油国无疑能提供大量的石油。阿拉伯国家和伊朗产出的石油量占到全球产量的30%，国际能源署还估计，这个数字将在2030年上升至38%。其中的大部分将被中国消费。
在1993年，中国摇身一变，成为了石油净进口国，直至今日仍是如此。中国是世界第五大石油生产国，但产油能力远远无法满足国内对石油的需求。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消费国，消费量仅次于美国。
归功于走高的油价，阿拉伯产油国的财富着实可观。阿拉伯财富基金肩负着用这笔巨额财富进行投资的重任。这笔财富左右着市场的走向。
阿拉伯财富基金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中十分活跃。从它们的大额买入中可以看出一些趋势，比如说对吉布提、几内亚、肯尼亚、马来西亚和巴基斯坦的投资。阿拉伯财富基金还热衷于购买中国的股票。
[1]1平方英尺=0.092903平方米。季风海洋：未来缩影
新丝绸之路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方式：新的海上丝绸之路。在海上，我们依然看到了旧时贸易模式的复兴及其带给当下的影响。
印度洋是世界上最繁华的贸易海域之一。古时候，装载着香料、丝绸等种种商品的大商船依靠着风力航行在印度洋上。科威特吊杆船、双头单桅三角帆船、红海的阿拉伯帆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种船只都行驶在这片水域上，与沿岸地区进行商品买卖。
如果你真的想对这段传奇的历史一探究竟，不妨读读艾伦·维里埃（Alan Villiers，1903—1982），这位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作家、探险家对印度洋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
他的履历令人惊叹：在波斯湾、红海来来回回的多次航行，以及沿东非海岸线的游历。他是被授勋的“二战”军官，战功卓著，曾在缅甸战役中负责登陆舰的护送。在那些年，他逐渐成为了印度洋历史和地理的钻研者。我手头有他在1952年所著的《季风海洋：印度洋的故事》（Monsoon Seas:The Story of the Indian Ocean）。
在书中，维里埃写道：“早在我们无法想象的年代，阿拉伯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就已是无处不在的商人和无所畏惧的游者。”与陆路相比，取道季风海洋成本更低、速度更快，有时甚至更为安全——因为行走在陆地上时，沿途往往需要上交贡品。“只消三个星期甚至更短的时间，盛行西风就可以将一艘横帆船从好望角吹到澳大利亚，尽管两地相隔6000英里。”
从一定程度上说，正是海上贸易的兴起导致了陆上丝绸之路的衰落。
维里埃把自己的亲身经历穿插于精妙动人的描述之中：桑给巴尔岛上“弥漫着丁香的气味……腌制的大只鲨鱼被悬在空中晾晒”，蒙巴萨岛是“风景如画的港口，可以闻到干椰子肉的甜味……”
海上的交通也会遇到瓶颈。比如曼德海峡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泪之门”，最窄处仅15英里宽。直至今日，该地依然是控制红海贸易的阀门。
与维里埃书中的描述相比，这些水域在今天的重要性仍不减当年。但如今，贸易中最关键的商品是石油。在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贸易中，约有40%是石油贸易，这也进一步揭示了这片海域的战略地位。《经济学人》杂志曾写道：“由于季风的影响，亚洲的历史与海洋环环相扣、密不可分。亚洲国家纷纷在国际供需网络中找到位置，创造了现代的经济奇迹，尽管如今‘奇迹’的势头有所减弱，但从本质上说，这段奇迹也正是海洋所造就的，是一个滨海故事（a littoral story）。”
"Littoral"是一个旧式的英语单词，意思是“海岸边的、沿岸的”，而这里的海岸无疑指的是印度洋沿岸。不妨拿出地图，用你的手指跟着印度洋沿岸走一圈，可以看到印度洋沿岸地区从东非、阿拉伯半岛一直延伸到印度、东南亚，直至澳大利亚。
在Foreign Affairs杂志中，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曾撰文阐述印度洋沿海地区的重要性，随后又以此为主题写了一本书。他敦促我们从“二战”时的思维定式中走出来，不能仅仅关注大西洋和太平洋，而应把注意力转向世界第三大洋。卡普兰问道：“如今世界的哪一角最能揭示未来的走向？”答案就是印度洋。他把这片季风海洋称作“能源贸易的巨网”。
预测表明，在2030年这个并不遥远的年份，全球能源需求将翻番，其中中国和印度的需求将占到一半，并且主要依靠进口。这也就意味着，未来这片季风海洋的重要性只会加强，不会减弱。
印度马上将成为继美国、中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能源消费国。到2030年，印度的人口数将达到全球首位。和中国一样，印度的能源也依赖于从遥远的产油国进口。印度的石油有4/5来自进口，来源主要是波斯湾。印度还从莫桑比克、南非、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通过海运进口煤炭，从位于阿拉伯半岛的阿曼和孟加拉湾对面的印度尼西亚进口液化天然气。所有这些都必须经过印度洋。
印度和海合会6个成员国之间的联系日趋紧密。目前，已有350万的印度人在海合会国家工作。印度在该地区还拥有包括伊朗在内的能源伙伴。在2005年，印度和伊朗签署了有效期为25年的协议，根据该协议，伊朗已在近期开始向印度输送液化天然气。
中国也离不开伊朗，如今，伊朗是中国的第三大原油提供国。中国全国的石油消费有12%来自伊朗。而中国方面也与伊朗达成协议，帮助伊朗开发其巨大的南帕尔斯气田。不难想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关系会使这里的情况变得更加错综复杂。
毋庸置疑，季风海洋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能源这一个方面，而是牵扯到了政治。卡普兰写道：“印度洋将是21世纪国际纷争的主战场。”这些争端将会带来剧变，一如我们目前所见。
有些滨海地区已与维里埃记忆中的大相径庭。维里埃是在1939年踏足科威特的，那时在科威特尚未发现石油。维里埃观察道：“在科威特可以看到石油商人的出没，但他们还没探测到任何储备。”他把科威特描述为“真正的老式印度洋海港”，那时科威特的人口大约是7万，城里没有道路，宛如一座沙地上的迷宫。
今天，科威特的人口是260万，人均年收入超过了60000美元，这也使得科威特成为全球最富裕的10个国家之一。科威特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居于世界前列。
而被维里埃称作“锚地”的迪拜，如今已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装卸着来自亚洲的集装箱。此外，迪拜建设中的新机场将是全球最大的机场。
贸易和石油重新规划了地球版图。但这一趋势其实是古老概念的延续。季风已经吹拂了千年，印度洋从几个世纪前就开始见证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这些国家间的贸易在未来还将继续。
季风海洋背后的投资启示勾勒出了能源投资的大背景，原油投资尤甚，因为这些发展中的地区十分需要原油。这里是未来的缩影。逐渐地，地球上的这一部分地区将在推动国际走势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金砖四国？中东北非！
变化就像一根针，一下子就戳破了膨胀成气球的传统观念。正当人们形成思维定式时，这根针就冒出来了。比如说，一谈到新兴经济体，人们很自然地就会联想到金砖四国（BRIC）——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但是，金砖四国这一提法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区域。
事实上，被忽略的这一地区的总体经济规模比巴西、俄罗斯或者印度都要大。从增长来看，它的经济增速超过了所有的金砖国家。从人口来看，该地区的人口超过美国，几乎与欧盟比肩。此外，它还拥有60%的全球已探明石油储量和将近一半的天然气储量。
看到上面说的最后一点，你可能已经猜到了这个地区在哪儿。我说的正是中东和北非地区（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MENA）。该地区最大的经济体包括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
中东北非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过去50年，该地区的人口增长了三倍有余。在未来30年，该地区的人口还会再增长60%，达到近7亿人。而且中东北非还具有年轻的人口结构，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口所占比重超过一半。这也意味着陈旧的做法在发生变革。
拿叙利亚来说，从古丝绸之路时代开始，它就是连接东西的商贸十字路口。古城阿勒波曾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时至今日，中东最长的室内市场仍位于此处，该集市绵延7英里。在集市中，有些商品让人萌生时光倒流之感：用橄榄油制得的香皂、色彩斑斓的丝巾和阿拉伯围巾，都具有浓浓的历史气息。走入一条小巷，你会发现有摊子在售卖黄金饰品，或是新鲜的阿月浑子果实、袋装的香料……然后到了后街，那里有人在叫卖羊肉——羊肉可真不少，于是还能闻到青柠、大蒜和薄荷的香气。
很多其他的事物都发生了改变。如今，叙利亚的银行可以自行设定存贷款利率，这在过去20年来还是头一回。你也可以自由地在街上兑换钱币，而不用担心被铐上脚链、拴上铁球。
叙利亚最大的投资者是海尔这家中国企业，海尔的洗衣机和微波炉在叙利亚均有5万台的年产量。另一家中国企业，四川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在叙利亚斥资1.8亿美元修建了一座水力发电站。那里还有大型的房地产项目，包括在地中海沿岸花3亿美元打造的度假村。近年，叙利亚的酒店床位在48000张的基础上新增了40000张，旅游对该国经济的贡献已达到13%。叙利亚政治秩序是封闭的，但开放了自由贸易区，并允许贸易往来。
当然，中东北非远不是歌曲《巨石糖果山》里描绘的乌托邦，叙利亚和其他地区都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我认为，该区域正经历的变化绝对是令人瞩目的。（在本书付梓之际，叙利亚正处于危机之中。这场危机究竟会对该地区的经济自由化产生何种影响，我们仍需拭目以待。）
中东北非现在的情况依然有着历史根源。罗杰·欧文（Roger Owen）针对中东地区及当地各经济体撰写过一本经典之作。他的书《世界经济中的中东》（The Middle East in the World Economy）着眼于1800～1914年的这段历史，一个增长与转变的时期。那段历史与今日有不少共通之处。当时，该地区也刚刚经历了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爆炸，仅就中东来说，人口就增长了300%。同时，和如今一样，得益于更为开放自由的经济体制，当时的贸易增长也十分迅猛。欧洲市场对农业产品需求的增加让中东获益匪浅。（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的中东是主要的粮食进口方。）
希望读完本段后你能记住，金砖四国以外的经济增长引擎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机遇。在迪拜那一章节，我们会进一步关注海合会国家，在这里我只想点明一点：随着世界回归正常，古时的贸易路线正经历着复苏。从几帧剪影看正在回归正常的世界第比利斯
旅行作家梅利克·凯兰（Melik Kaylan）记录了他的第比利斯之行，第比利斯是格鲁吉亚的首都，紧邻着西欧的东部。他是这样描绘这座城市的：“这座迷失的古都美得让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简直是一张完美的风景明信片。它坐落于群山之中，高耸的山巅上屹立着古老的城堡和有着1500年历史的、坚如磐石的拜占庭教堂。”
梅利克·凯兰遇到了一位第比利斯人，他为一家坐拥丰富石油资源的哈萨克公司管理着他们在格鲁吉亚的投资。凯兰写道：“这背后的财富流动大趋势象征着古丝绸之路这一共同市场的复兴，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新的石油来源。”
卡沙干油田就位于哈萨克斯坦，这是近30年来发现的最大油田之一，其开采难度也将是首屈一指的。此外，发现石油意味着有望步入繁荣，人们也会闻声赶来寻找致富良机。哈萨克斯坦丰富的石油资源带来了兴旺，也让古老的地区重新焕发了生机——比如第比利斯。
不久以前，与哈萨克斯坦隔着里海相望的阿塞拜疆是个大产油国。阿塞拜疆地处东欧和西亚的交界处，在1901年，世界上超过一半的石油（约1100万吨）都是从阿塞拜疆这片较为偏远的土地来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和诺贝尔兄弟（包括以其名设立诺贝尔奖的艾尔弗雷德·诺贝尔）都从阿塞拜疆喷薄的巴库油田中大赚了一笔。通往莫斯科的路上“现在，有很多很多的路，很多很多的车。超级市场也进驻了，电也通上了，网络也有了，信用卡也来了。到处都变得差不多：都是中国制造加上美式自由。很便宜，很简单。”
以上的引言，是俄罗斯有名的搭便车旅游者、作家安东·克罗托夫（Anton Krotov）在回答两位美国记者时说的。两位记者刚刚以搭便车的方式游历了俄罗斯，甚是自豪。但在克罗托夫搭便车游遍俄罗斯时，尚是20世纪90年代，横穿西伯利亚充满困难和危险，他所经历的是真正的冒险。克罗托夫还徒步走遍了亚洲大陆。
西伯利亚公路是世界上最长的高速公路，从圣彼得堡一路延伸到海参崴，横跨6000多英里。西伯利亚公路史无前例地将俄罗斯的两头以道路的形式接通，这也打通了东西两边的贸易途径，刺激了各种商品的流通，包括汽车。
二手车从日本运出，终点是海参崴。一些具有企业家头脑的俄罗斯人会让运输工人再把二手车从海参崴开到俄罗斯西部的大城市。路途耗时大约一周。他们把车卖掉、赚得利润后，又向东出发，从头再重复以上步骤。一位作者把这称为“修改版的俄罗斯梦：年轻人，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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