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金伟,宁仁梅(编著)
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影响世界的10位经济学大师试读：
前言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自诞生以来, 历经了200 多年的发展。在这段发
展历程中, 产生了许多影响卓著的经济学家, 他们的经济学思想不仅奠定了经济学的发展基础, 更持续地影响着经济学的发展方向, 并对现实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样的经济学家数不胜数, 在此, 为了便于普通读者的阅读, 我们按照这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学以及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程度, 从中选取了10 位经济学家分别进行介绍。这其中, 不仅有被称为 “经济学鼻祖”的亚当· 斯密、“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大卫· 李嘉图、继承又超越李嘉图的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 而且有 “微观经济学的创始人”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宏观经济学之父”约翰· 梅纳德· 凯恩斯, 还有 “创新经济学的创始人”约瑟夫· 熊彼特、“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罗纳德· 哈里· 科斯, 更有 “现代货币主义理论创始人”米尔顿· 弗里德曼、“现代经济学集大成者”保罗· 萨缪尔森, 以及在当代影响力广泛的“信息经济学”提出者约瑟夫· 尤金· 斯蒂格利茨。
本书将选取的这10 位经济学大师按照时间顺序逐一进行介绍。这其中也暗含了经济学内涵的扩大与对社会发展影响的扩大过程。经济资源总是短缺的, 如何合理地配置和充分利用稀缺的经济资源来满足人们的多种需求, 也就是 “怎样才最有效率”? 是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最有效率还是任由经济自由发展最有效率? 利率在什么水平是最有利于投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 管制利率好还是浮动利率好? 推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因素到底是什么? 这其中制度又扮演了何种角色? 曾经未被人们发现的信息不对称给社会造成了哪些损失与伤害? 对这些经济学问题, 不同时期的经济学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所以阅读完本书, 读者便能够对这些经济学大师关于这些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答案有一个清晰的脉络。
书中以轻松的语言、幽默的手法为读者进行介绍, 希望打破一般人心中经济学 “高深莫测”的门槛, 使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和有益的启迪。书中对每位经济学大师分别从个人生平、学术之路及影响与评价三个部分来具体展开。其中, 个人生平部分主要介绍大师的童年生活、学习经历和研究情况, 以及他们是如何走向经济学殿堂的; 学术之路部分主要围绕大师的核心思想进行阐述, 首先介绍了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 继而通过研究成果提炼出他们的主要理论与思想; 影响与评价部分则介绍了大师的理论与思想对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所做出的贡献及产生的影响, 尤其是对现实世界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本书中10 位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已经成为人类思想的宝贵财富, 相信在今后的历史发展中, 他们的思想将会给予人们更多的启迪。
在本书编写的过程中, 我们参考了大量的研究著作, 包括 《“看不见的手”经济魔杖———50 位大经济学家如何看待和改变世界历史》 (欧文等著)、《三十个世界大经济学家》(现代经济学研究会著)、《诠释诺贝尔经济学大师的智慧》(宏泰顾问著)、《走进诺贝尔经济学大师》(孙健著)、《点击世界顶级经济学家》(陈琳编著)、《荣获诺贝尔奖经济学家》(世界经济编辑部)、《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熊彼特著)、《李嘉图》(黄进著)、《穆勒》(李志平著)、《约翰· 斯图亚特· 穆勒及其政治经济学原理》(季陶达著)、《经济学的骑士：阿尔弗雷德· 马歇尔》(汤碧著)、《卓尔不群的创新者：熊彼特》(殷凤著)、《熊彼特经济学》(金指基著)、《凯恩斯》(潘丽娟, 廖小玲编著)、《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奠基人：梅纳德· 凯恩斯》(郭熙保, 肖利华著)、《国家干预的艺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沿革》(漆光瑛等著)、《自由经济的坚强斗士：米尔顿· 弗里德曼》(宋德勇, 莫晓芳, 胡宝珠编著)、《斯蒂格利茨与转轨经济学》(毛增余著), 在此向这些著作的作者表示感谢。
由于水平有限, 书中难免存有错误和疏漏之处, 在此恳请读者批评指正。陈金伟 宁仁梅2012 年6 月 第一章 看不见的手：亚当· 斯密
作为经济学鼻祖，亚当· 斯密开启了经济学的新纪元，他在《国富论》中体现出的经济学思想和对经济自由主义的捍卫深深地影响了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
作为经济学的创始人, 亚当· 斯密被公认为经济学鼻祖、经济学之父,在经济学界有着近乎神一样的地位。其代表作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称为 《国富论》) 被喻为市场经济的圣经, 是整个西方经济学学术思想的主要来源, 也被认为是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著作。斯密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 他在经济研究领域所作的贡献是无人可及的,随后的经济学家们所做的工作, 基本都是在沿着他所树立的路标不断前行。一、个人生平从独特少年到思想巨人
亚当· 斯密于1723 年6 月5 日出生在英国苏格兰法夫郡一个约有1 500 人的小镇———科卡尔迪 (Kirkcaldy )。斯密的父亲是一位海关官吏,在他出生前几个月就去世了, 所以斯密和母亲相依为命。
斯密小时候瘦弱多病, 很少和同龄伙伴一起玩耍, 而且经常会独自发呆, 这个习惯伴随了斯密一生。幸运的是, 斯密遇到了一位出色的老师———大卫· 米勒先生, 此人享有很高的声誉, 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物。由于斯密酷爱读书, 记忆力超常, 所以很快引起了老师的注意。
14 岁那年, 斯密便进入了格拉斯哥大学。他修完所有大学生必修的逻辑课后, 便转入道德哲学班, 从而选定了人文学科的方向。同时他还学习了数学和天文学, 并且成绩优异。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期间, 著名哲学教授弗兰西斯· 哈奇逊的自由主义精神给予斯密很大的启发, 斯密对这位老师的教导一直念念不忘。到17 岁时, 斯密在同学中间已经拥有 “学者”和“小怪人”的名气。例如, 他有时会在同学们的喧哗吵闹声中突然忘记周围还有人而兀自陷入深思, 或者开始自言自语。据说, 曾有人见过他独自一人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怡然自得的样子; 也有人看到他在路上行走时过于专心地跟朋友谈话而不慎跌入丹宁槽 (当时路边的一种染料容器———编者)的情形, 等等。亚当· 斯密一生都保持着这些小小的怪癖。1740 年, 斯密圆满完成了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 并获得了斯内尔奖学金 (每年40 英镑),从而得以去牛津大学深造。
斯密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 正处于学校教育的黑暗时期, 教授和学监们严密监视着学生, 不许阅读传授自由思想的书籍。这使得斯密很苦恼,甚至于一想起自己的这个第二大学, 就有厌恶之感。他对此耿耿于怀, 经常生病, 因此书籍再次成了他唯一的朋友。在这期间, 斯密不再学习曾经喜欢的数学, 而是广泛地阅读了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著作及法文文学作品, 但是当时的他对经济科学还没有表现出任何特殊的兴趣。
由于某些政治事件的原因, 斯密不得不于1746 年夏天回到了老家科卡尔迪, 他在那里度过了两年时光, 继续进行自学。有一次, 他去爱丁堡,一位名叫亨利· 霍姆 (就是后来的凯姆斯勋爵) 的法律界的头面人物非常看好他, 并建议他作英国文学的系统讲演。这个建议是非常正确的, 斯密的讲演获得极大成功。而后他改变了他的讲演题目, 基本内容为自然法。自然法这一概念在18 世纪不仅包括法学, 还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斯密也是在这一时期对政治经济学初次表现出特殊的兴趣。
18 世纪50 年代, 斯密就已提出了经济自由主义的基本思想。他在1755 年写的文章中曾作过一个特殊说明, 指出这些思想源于他在爱丁堡时的讲演：“人通常被国务活动家和空头设计家 (即政治家) 看作政治机器的某种材料。空头设计家破坏人类事业的自然进程, 应该让人的天性本身自然发展, 并在其追求自己的目的和实施其本月计划的过程中给予它充分的自由……要把国家最低级的野蛮阶段提高到最高级的富裕繁荣阶段, 只需要和平、减轻赋税和管理中的宽容; 其余一切则留待事物的自然进程来完成。凡是采用暴力迫使事件走不同的道路或者企图阻止社会发展的政府,都是反自然的。为了维护权力, 他们不得不实行压迫和暴政。”
这是18 世纪进步资产阶级的宣言, 是进步资产阶级对还远没有抛掉自身封建外衣的国家所持的严厉态度。我们从这段话中也可感觉到斯密所特有的英勇、刚毅的作风。正是具有这样刚烈的性格, 斯密在 《国富论》一书中以愤怒、辛辣的笔法, 抨击 “那些阴险狡诈的家伙, 即世俗所谓的国务活动家或政客, 他们的一切决定, 都取决于暂时的变化无常的因素”。这里不仅仅反映出资产阶级思想家对当时国家所持的否定态度, 而且反映出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对官僚和政客深恶痛绝的感情。
1751 年, 斯密到格拉斯哥大学任教, 刚开始讲授逻辑学, 后来讲授道德哲学, 即社会科学。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度过了长达13 年的教学生涯,但每年他总会到爱丁堡去生活两三个月。他在垂暮之年写到, 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他生活在他所熟悉的亲切的环境中, 受到教授、学生和市民的尊敬。他能够畅通无阻地进行工作, 人们也期待他在科学上做出更多的成绩。1759 年, 斯密发表了他的第一部科学巨著——— 《道德情操论》。这部著作标志着斯密哲学和经济思想的形成。
反封建的平等思想在斯密的学说中占有显著地位。依照传统观点, 人生下来本就是与别人平等的, 因此道德原则应同样地适用于每一个人。然而, 斯密的出发点是人们行为的绝对、“自然”的规律。他模糊地感觉到,伦理学的基础应该由该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所决定。因此, 他否定了宗教道德和 “天赋道德情操”, 代之以另一个抽象原则——— “同情心”。他想根据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们的地位, 并以自己的想象力, 来解释人们的感情和行为。可惜的是, 无论这一思想加工得多么精细, 甚至非常巧妙, 都不能成为唯物主义伦理学的基础。
实际上, 在 《道德情操论》的创作进程中, 斯密的科学兴趣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 他渐渐沉湎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而且越来越深入。促使他改变方向的不单是内在的兴趣, 还有时代的需要。在格拉斯哥这个工商业城市中, 经济问题日益广泛而有力地侵入了生活。当时成立的政治经济学俱乐部, 创意独特, 主要讨论贸易相关税、工资和银行业务、租赁土地的条件和殖民地等问题, 斯密很快成了这个俱乐部中最活跃的成员之一。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休谟, 休谟对他的影响也是促使他更加爱好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原因之一。
20 世纪未, 英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发现并发表了一批阐明斯密思想发展的重要材料。这是格拉斯哥大学一个学生所记录的斯密讲演笔记, 后来这些笔记被略加校订, 又重新抄写出来。从内容来看, 这些讲演稿发表于1762 —1763 年, 是斯密向学生讲授的道德哲学课程, 其实到那时已经变成了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课程。斯密提出了一系列著名理论, 如 “没有财产私有制, 就不可能有国家。国家的使命就在于保护私有财产”, 如此等等。在讲演稿的经济学部分中, 可以很容易看出一些在 《国富论》中得到发展的思想萌芽。身为苏格兰人的斯密教授
有一种众所公认的说法：只有理解了斯密是苏格兰人, 而且是典型的、具有鲜明民族性格的苏格兰人时, 才能理解斯密的政治经济学。
一个法国作家曾这样在开篇描写苏格兰人：“苏格兰人, 绝不是英格兰人。”那么什么是苏格兰民族性格呢? 这个问题, 并不那么容易回答。有人认为, 这个不大的民族 (在斯密所处时代的苏格兰大约只有150 万人) 的特点是勤劳、节俭、谨慎; 也有人认为, 苏格兰人沉着冷静、沉默寡言,富有进取精神; 还有人认为, 苏格兰人热衷于议论抽象的题目。所有这一切大概都多少有些符合实际情况, 但是, 未必可以如此来解释斯密的性格及其观念的特点, 因为苏格兰对他的影响显然更深刻得多, 也更复杂得多。这种影响不仅取决于平淡而抽象的民族性格, 而且还取决于这个国家和民族在斯密时代的具体状况。
1707 年, 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为一个国家。在这期间, 尽管有些地区由于受到竞争而蒙受了损失, 还有一些地区则由于仍然沿用着封建体制也遭受损失, 但苏格兰的整体经济开始迅猛发展。格拉斯哥市和这个城市港口的发展尤为迅速, 在它周围兴建起一个完整的工业区。农村和山区的大批廉价劳动力来到苏格兰, 大地主和有钱的租地农场主开始在农业中实行改革。从1707 年二者合并到1776 年 《国富论》发表, 70 年间, 苏格兰发生了急剧变化。诚然, 经济上的进步几乎只能触及到苏格兰的平原地区,但正是在这里, 在科卡尔迪、格拉斯哥和爱丁堡之间的三角地带, 经济学巨人亚当· 斯密度过了他的一生。
到斯密思想的成熟时期, 经济已经把苏格兰的命运同整个英国的命运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 英国成为了统一的资本主义国家。对于从发展生产力和 “富国”角度来观察一切的斯密来说, 这一点尤为明显。至于说到苏格兰人的爱国主义, 斯密和许多受过教育的苏格兰人一样, 接受的是 “文明的”、易于激动的性格, 而不是 “政治性格”。
与此同时, 教会和宗教对社会生活与科学的影响渐渐减少, 教会丧失了对各大学的控制。苏格兰的各个大学和牛津与剑桥等高校不同, 其充满了自由思想精神, 非宗教学科占主要地位, 且更偏重实际。在这方面, 斯密任教过的格拉斯哥大学尤为突出。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和现代化学奠基人之一约热尔· 布雷克, 都同斯密一起工作过, 并且成为了朋友。大约在18 世纪50 年代, 苏格兰进入文化大高涨时期, 高涨之风吹遍了科学和艺术的各个领域。在半个世纪内, 小小的苏格兰竟涌现出一批出类拔萃、光彩照人的天才。除上面提到的一些人外, 还有经济学家詹姆斯· 斯图亚特、哲学家大卫· 休谟、文学家威廉· 劳伯桑、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 弗格林· 斯密, 以及地质学家詹姆斯· 哈同、名医威廉· 哈涅尔、建筑师罗伯特· 阿达姆等人。
斯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气氛中成长起来的。不言而喻, 斯密绝不仅仅是苏格兰文化的硕果, 他的经济考察远远越过了苏格兰的疆界。英国的科学和文化, 尤其是英国的哲学和经济思想, 对他的思想形成所起的影响并不小于苏格兰。实际上, 他的整个著作就是为了要对联合王国、伦敦政府的经济政策起到一定的反重商主义的作用。此外, 还应指出另一方面的影响, 即法国的影响。从玛丽姬· 斯图亚特时代起, 苏格兰同法国就被一条传统的纽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苏格兰受到法国文化的影响大于英国。斯密熟读并了解了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 对卢梭的头几部著作和《百科全书》中所述的观点也表示赞同。
1765 —l766 年期间, 亚当· 斯密居住于巴黎。当时斯密常去奎纳医生的 “阁楼俱乐部”, 他在重农主义者的集会上只是安然静坐, 多半默不作声, 因此绝没有人会料到他是未来 《国富论》的作者。从很多信件可以了解到, 斯密同数学家和哲学家达兰贝尔以及反对愚昧和迷信的伟大战士霍尔巴赫男爵联系密切。当时斯密还前往日内瓦郊外的伏尔泰庄园拜访过伏尔泰, 并同他有过几次交谈。他认为伏尔泰是那个时代一个极其伟大的法国人, 其实早在1755 年, 斯密就曾在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说明了他对法国文化的极为熟悉。从他的文章中也可以看出, 他非常了解约翰· 罗的思想和活动, 并读过一些法国著作家所写的关于约翰· 罗的学说体系的著作。
应该说, 斯密来到巴黎正是时候：那时他已是一个成熟的学者, 因此不会受到重农学派的影响, 而同时却能够从约翰· 雷· 李纳和杜尔阁的学说中接受一切有益的东西。
斯密对重农学派的态度完全不同于对重商主义者的态度。一方面他把重商主义者看作是思想上的敌人, 虽然他身为教授, 一向稳健持重, 但对重商主义者仍不惜开展尖锐批评。另一方面, 尽管走向同一目标的道路有所不同, 他依然视重农主义者为盟友。他在 《国富论》的结论中宣称：“这一学说虽然有许多缺点, 但在政治经济学这个题目下发表的许多学说中,这一学说最接近于真理。”在另一个地方, 他又写到, “重农主义未曾、也许水远不会危害世界的任何地方”。当然, 后一句话可以看作玩笑语。这就是亚当· 斯密经常开玩笑的方式：板着面孔, 几乎不露一点声色。
在法国的三年, 对于斯密个人, 仅从做人的意义上来看, 第一, 大大改善了他的物质境遇。根据他与白克烈公爵双方签订的协议, 他不只在旅法期间, 每年可领取300 英镑, 而且—直到死都可以退休金名义每年领取300 英镑。这使斯密在以后的十年内有可能专心致志地著书立说, 而且已不必再回到格拉斯哥大学了。第二, 几乎所有同时代的人都指出过这一时期斯密在性格上的变化：注意力更集中, 精力更加充沛, 更富于求实精神,更加刚毅, 并已学会同各种人物, 包括与那个时代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沟通与交流, 但他依然没有学会上流社会文质彬彬的举止和风度, 在大多数熟人眼里, 他仍然是一个有点古怪的、漫不经心的教授。斯密的散漫性格很快与他的荣誉融为一体, 仿佛已成了他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认真而简朴的一代宗师《国富论》出版两年后, 斯密经过白克烈公爵和其他有影响的熟人以及景仰者的举荐, 被任命为苏格兰海关专员, 年薪高达600 英镑, 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斯密在海关一直干到晚年。后来他移居到爱丁堡, 在该城旧区租了一所住宅, 继续过着以前的俭朴生活, 并将自己攒下的很多钱捐给慈善事业。他死后留下的唯一贵重物品就是一大批藏书。
类似斯密这样的官职, 实际上是一种高薪而清闲的差使, 但斯密仍把自己的很多时间都用在公务上。由于这一点, 再加上年迈和疾病, 就使他无法继续深入地进行科学工作。的确, 他最初有过一个计划, 完成他的第三部巨著, 即关于一般文化和科学史之类的著作。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一设想, 因为他的著作重版工作花去了他相当多的时间。斯密在世时, 《道德情操论》再版六次, 《国富论》再版五次。1784 年 《国富论》出第三版时,斯密作了相当多的增补, 写了一章 《关于重商主义的结论》。此外, 他也相当关注自己的著作在国外出版的情况。
苏格兰首府是仅次于伦敦的第二个文化中心, 在某些方面并不逊于伦敦。一方面, 这是个并不很大但却很舒适的城市, 斯密恪守自己多年的习惯, 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俱乐部, 经常接见为数不多的朋友和熟人。另一方面, 斯密是欧洲的名人, 来自伦敦、巴黎、柏林和彼得堡的旅游者们千方百计地想结识这位苏格兰贤人。
1790 年7 月斯密于爱丁堡逝世, 享年68 岁。斯密逝世前, 一直身患重病, 辗转病榻约四年。
斯密很有理智, 有时也表现出大无畏的正气, 但他又很仁慈; 他深恶不公正、残暴和横行不法等行为, 但又极容易与这些行为妥协。他相信理智和文明会获胜, 但也非常担忧它们在不文明和因循守旧的世界中的命运;他憎恨和鄙视官僚官吏, 但自己最后却成为其中的一员。
斯密对劳苦大众, 主要是工人阶级深表同情。他主张尽可能提高雇佣劳动者的工资, 因为他认为, “如果社会中的极大多数人陷入贫穷、不幸的境地, 社会就不可能繁荣昌盛, 同时也不可能是和谐的社会”。他还认为,让用自己的劳动养活整个社会的人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 这是不公道的。但同时斯密也认为, “自然规律”就注定了劳动者要在社会中处于底层。
斯密认为资产阶级是一个上升的、进步的阶级, 这在客观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并且不是狭隘的、暂时的利益, 而是广泛的、长远的利益。由于他本人是个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 因而对资产阶级毫无好感。他认为, 一些企业主和商人贪婪地追求利润, 不惜采用任何手段来损害社会利益, 比如千方百计地提高自己商品的价格, 压低自己工人的工资。他们始终不渝地想压抑并限制自由竞争, 建立一种有害社会的垄断制度。
总之, 在斯密看来, 资本家是国家进步、 “国家财富”增长的天然工具, 而他之所以拥护资产阶级, 也只是因为资产阶级的利益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利益相一致。这个观点从斯密一直传到李嘉图, 并且成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二、学术之路经济人假设与看不见的手
从1765 年12 月到1766 年l0 月, 斯密在巴黎度过了大半年。但他在巴黎社交界的影响并不如他的朋友休谟前三年在当地的影响, 当然也不如十年后富兰克林在当地的影响。斯密虽然未能在巴黎社交界拥有名气, 但是与爱尔维修的结识, 在当时对他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
爱尔维修这个人很有魅力, 且聪明过人。爱尔维修在他的哲学中力求使伦理学摆脱教会封建制度的枷锁, 宣称利己主义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进步的因素。新伦理, 实质上即资产阶级伦理学的基础, 就是自私自利,就是每个人追求自己利益的自然努力, 这种努力只有当别人同样追求自己利益的时候才受到限制。爱尔维修把自私自利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全世界倾心自然的作用相提并论。与此有关的是人们天生平等的思想：每个人, 不管其出身和地位如何, 都应该享有追求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 整个社会也就会因此而和谐发展。斯密发展了这些思想, 并把这些思想用于政治经济学。斯密所创造的关于人的本性和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概念, 成了古典学派观点的基础。关于 “看不见的手”这一著名提法就是从 《国富论》中援引而来的。
斯密的思路设想可简述如下。自私自利是人的经济活动的主要动机,但人只有在向别人提供劳务, 把自己的劳动和劳动产品进行交换的时候,才能追求自己的利益。分工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人们相互帮助, 同时促进社会的发展, 尽管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 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但各个人改善自己物质境遇的自然努力是一个那么强大的力量, 以致让他毫无阻碍地行动, 也能使社会富裕繁荣。更何况, 正如俗语所说, 秉性难移, 所以这种力量甚至能够 “克服无数的顽强障碍, 即使是妨害其作用的人为的愚蛮法律……”在这方面, 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 因为后者限制人的“天然自由”, 即买卖自由、雇佣和受雇的自由、生产和消费的自由。
每个人都千方百计地利用自己的资本 (当然, 实质上就是指资本家),使他的产品具有最大的价值。通常他并没有同时考虑到社会利益, 也没有意识到, 他对社会利益起了多少促进作用, 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但 “在这场合, 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祥, 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支配,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 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看不见的手”, 是指客观经济规律的自发作用。这些规律不仅不依照人们的意志发挥作用, 而且往往违背人们的意志。斯密以这种形式把经济规律的概念引入了科学, 从而向前跨出了重要一步。这样一来, 他实质上是把政治经济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了。斯密把利己主义和经济发展的自发规律, 即能借以有效地发挥良好作用的条件, 称为自然秩序。在斯密和后来的几代政治家和经济学家看来, 这一概念似乎具有双重涵义。一方面,这是经济政策即放任主义政策的原则和目的; 另一方面, 这是一种理论结构, 是研究经济现实的一种模式, 或者说范式。
在物理学中, 抽象的理想气体和理想液体被认为是认识自然的最有效的工具。真实的气体和液体反倒显得并不 “理想”, 或者只有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才显得理想。然而, 将这种反常情况加以抽象, 用来研究 “纯态”现象, 是有很大意义的。“经济人”和完善的自由竞争的抽象在政治经济学中也有某种类似之处, 因为真正的人是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私自利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完全一样, 永远没有, 也不会有绝对自由的竞争。然而,如果科学不作一定的假设, 把无限复杂且多种多样的现实加以简化、模拟,从中分出最重要的特征, 那么科学就不可能研究大量看得见的经济现象和过程。从这一观点出发, “经济人”和自由竞争的抽象化是完全正确的, 并在经济科学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它尤其符合18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现实情况。“经济人”就是人的永恒的、天然本性的体现。这不是发展的产物, 更准确地说, 是发展的起点。关于人的本性这样一个超历史的概念,斯密同当时的所有大思想家, 特别是同爱尔维修, 有着完全一致的看法。
斯密通过 “经济人”这一观念, 提出了一个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的问题：关于人的经济活动的动因和动力问题。同时, 他在考虑到“自然”人中隐藏着资产阶级社会真正的人的前提下, 对这个问题作了富有成效的、在当时来说极为深刻的回答。放任主义与自由竞争
斯密认为, 在商品和货币、资本与劳动可以自由流转的情况下, 社会资源将能得到最合理的、最佳的利用。竞争自由是他的经济学说的基石,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整部 《国富论》中。斯密甚至把这一原则用于医生、大学教授和教士……如果让各种宗教和教派的神职人员相互自由竞争, 不给任何一个集团以特权, 更不给垄断权, 那将是最有益而无害的 (即指他们发挥最高效率)。放任主义政策, 或按斯密的说法, 如果每个人的经济活动最终会导致社会得利, 那么显而易见, 这种活动就无需加以限制了。
斯密的作用并不在于他发现了放任主义原则, 而在于他极有根据地和系统地论证了这一原则。虽然这一原则产生于法国, 但使这一原则发展到逻辑终极并成为经济理论基础的则应该是这位苏格兰人。英国变成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国后, 客观上已希望有贸易自由。在法国, 重农理论之所以风行, 多半是由于开明和自由派贵族的一时高兴, 兴头一过, 很快也就烟消云散了。在英国, 斯密的 “风行”成了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贵族的信仰象征。英国政府在以后一个世纪实行的经济政策, 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实行斯密纲领。
斯密在世的时候, 曾留下了这样一个有趣的故事。1787 年, 斯密在伦敦曾到一位达官贵人的家里参加聚会, 来参加聚会的有许多社会名流, 包括总理大臣Y. 皮特。当斯密进来时, 全体起立。他出于自己教授的习惯,举起手说：“先生们, 请坐。”皮特回答道：“博土, 您不坐, 我们岂敢坐,我们都是您的学生啊。”这可能只是传说, 但也很有可能。皮特在贸易方面确实采取许多措施, 其精神与 《国富论》中的思想是一致的。
斯密的放任主义的具体含义如下。第一, 他要求取消限制劳动力迅速流动的一切措施。这首先针对的是手工业作坊学徒制和移民法这样的一些封建残余。很清楚, 这一要求的客观含义是保证资本的行动自由。第二,斯密主张土地买卖的充分自由。他反对大规模占有土地, 提出废除阻碍分散继承土地的法律。斯密还主张土地应转入那些能更经济地利用土地, 或者愿意把土地投入流通的人的手中。所有这一切, 都是以在农业中发展资本主义为目的。第三, 斯密提出取消政府规定的工业和国内贸易管理法的剩余部分。对国内市场上出售的某些商品课以货物税 (间接税) 仅仅是为了预算收入, 而不是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在英国, 国内商品过境已不再征税。但斯密这一批评在法国却引起尖锐而又急迫的反响。第四, 斯密详细地批评了英国的整个对外贸易政策, 并且制定了对外贸易自由的纲领。这是他的最重要的要求, 这一要求的最直接目的是为了反对重商主义。自由贸易主义就是这样出现的, 它已成为19 世纪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旗帜。
重商主义政策的整个体系, 如力争达到一定的国际收支顺差, 禁止某些商品的输入和输出, 实行高额进口税, 对出口实行奖励, 建立垄断贸易公司等, 这些主张都陷入了斯密的攻击火网。他特别反对英国的殖民政策,并直言不讳地声称, 实行这种殖民政策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而是为了一小撮唯利是图者的利益。斯密认为, 英国在爱尔兰尤其在北美洲殖民地奉行的扼杀工业和限制贸易的政策, 是一种目光短浅的、荒谬的政策。他写道：“禁止人民大众制造他们所能制造的全部物品, 不能按照自己的判断, 把自己的资财与劳动, 投在自己认为最有利的用途上, 这显然是侵犯了最神圣的人权。”
这段话发表于1776 年, 当时英国已在进行镇压殖民地起义者的战争。斯密对美洲共和主义者抱有同情态度, 尽管他依然是一个仁慈的不列颠人,但他不主张殖民地分割出去, 而主张英国和殖民地建立完全平权的联盟,他相当大胆地指出了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奉行的掠夺与压迫政策。不但如此,斯密还在他的书中写了不少批评教会和大学教育的尖锐而严峻的话。诚然,他在英国并没有冒杀头和被剥夺自由的危险, 更不必担心坐牢, 而他的一些法国朋友, 如伏尔泰、狄德罗、摩莱里, 甚至米拉波, 都在不同的时间坐过牢。但是他知道, 英国教士、学校当局和报刊作家对他的憎恨和攻击一触即发。他怕这一切, 所以也不掩饰自己的担忧。
斯密的个性之所以有魅力, 正是因为他尽管生性谨小慎微, 却依然大胆地写出自己的主张, 而且付印出版了。经典巨著 《国富论》
1767 年春, 斯密回到家乡科卡尔迪, 在那里几乎足不出户地度过了六个年头, 忙着写他的著作 《国富论》。在一封信中他抱怨说, 单调的生活、精力和注意力过分集中于一门课程, 正在摧毁着他的健康。1773 年, 斯密移居伦敦后, 自我感觉非常不好, 认为有必要对后事作些安排, 有必要将自己这部著作的遗产权正式转交给休谟。斯密想带着写好的手稿去移交,但事实上, 他还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写完这部著作。《国富论》与他在爱丁堡1/4 个世纪讲课中最初的经济实验很不相同。这部著作的确是他整个一生的事业。《国富论》全名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于1776 年3 月在伦敦出版。出版商Y. 斯特雷亨是议会的自由派议员, 也是富兰克林的朋友。人们当时并不清楚, 这部著作的前途会有多大。起初, 只有少数人能意识到斯密这部著作的真正价值, 但著作中所提出的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很快引起了广大读者的注意。《国富论》共分五篇。第一篇实质上是对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分析, 斯密以利润和地租的具体形式对剩余价值作了探讨。第二篇是 “论资金的性质及其积累和用途”。主要阐述理论体系的原理, 完成并总结了17 世纪英法经济学家的许多思想。第三篇的篇幅不大, 阐述封建主义时代欧洲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形成。第四篇内容丰富, 论述政治经济的历史, 并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这一篇中有八章在评论重商主义, 剩下一章是评论重农学派。篇幅最大的是第五篇, 论述国家财政的收支。《国富论》无疑是政治经济学史上最引人入胜的著作之一。当时一位有名的学者指出, 这不仅是一篇经济专题论文, 而且是 “一本描述时代的非常有趣的书”。它明显不同于李纳那些枯燥乏味的分析图表, 不同于杜尔阁的定理, 也不同于李嘉图的带有深刻抽象了的稀薄气氛的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亚当· 斯密将其渊博的学识、深刻的洞察力和别具一格的幽默都贯注到了这部著作中。从 《国富论》一书中可以读到大量有趣的事物：殖民地和大学、军事和银行、银矿和走私……从现代的观点来看, 其中许多事物与经济理论未必有直接关系。但在斯密看来, 政治经济学就是这样一门几乎是无所不包的关于社会的科学。
马克思曾说, 斯密的双重性是有理由的, 因为他的任务实际是双重的。他力求把经济知识纳入体系, 他不只要抽象地分析内在的联系, 而且应该描写资产阶级社会, 确定一些定义和概念的名称。斯密的这种双重性对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巨大影响。大卫· 李嘉图可能是批判这位苏格兰人的第一人, 他维护作为分析家的斯密, 但是批判作为描述者的斯密。18 世纪末和19 世纪初, 斯密学说在英国和法国具有极大影响。那时英、法两国的工业正在蓬勃发展, 资产阶级在相当大程度上掌握了国家政权。
然而, 在英国, 在斯密的信徒中, 一直到李嘉图, 有独立见解的大思想家都没有多少。第一批评论斯密的人, 反映了土地占有者的经济利益。其中最著名的是马尔萨斯和劳杰尔杰依尔伯爵。在法国, 斯密学说起初受到后期重农学派的冷遇。后来, 革命转移了对经济理论的注意。但是情况在19 世纪前几年发生了转折。1802 年, 由加尔尼叶翻译并加注出版了第一部完全合乎要求的 《国富论》译本。1803 年萨伊和西斯蒙第发表了自己的著作, 这两位经济学家基本上是斯密的信徒。萨伊对这位苏格兰人所作的诠释, 比 “真”斯密似乎还更加使资产阶级满意。萨伊的许多思想, 都接近于斯密的观点。
如果说斯密学说在英国和法国具有进步性, 那么, 在封建主义反动派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刚刚开始发展的国家, 如德国、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 也包括俄国, 则更加感到这一点。有资料表明, 在西班牙, 斯密的著作最初为宗教裁判所禁止。在德国, 一些反动教授们长期不愿承认斯密。然而, 正是在普鲁士这个最大的日耳曼国家中, 斯密的思想对历史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拿破仑战争时期在那里实行自由资产阶级改良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斯密的信徒。
说到斯密学说和他的影响, 必须看到, 由于斯密缺乏一贯性, 在他的书中存在着各种各样完全对立的观点, 因此使得观点和原则截然不同的人能够分别利用他的观点, 并把他看作是自己的导师和先驱者。19 世纪20至40 年代的英国社会主义者, 力图把李嘉图学说扭转过来反对资产阶级,但他们同时认为自己是亚当· 斯密的真正的精神继承者。这些人的依据主要是斯密关于完全劳动产品和其中扣除部分对资本家和土地占有者有利这一论点。另外, 法国萨伊学派也自称是斯密的信徒。他们所依据的则是斯密的另一种思想：生产诸因素在创造产品及产品价值中的合作。他们也在斯密那里接受了自由贸易思想, 只不过使它染上了粗俗的小贩色彩。
斯密理论有极重要的历史影响, 它像一条线一样, 一直延续到李嘉图和马克思。三、影响与评价对 《国富论》的评价
就像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哈姆雷特, 对 《国富论》的评价与研究也是如此, 因人而异, 各不相同。不过, 看看著名的经济学说史家们对这部历史性的古典著作是如何评论的, 也颇为有趣。
法国人吉德和里斯特, 从其历史意义上高度评价这部著作, 认为是一部歌颂 “自然的自由制度”的经济自由主义著作。与马克思学派的学者不同, 他们没有把斯密看成是产业资产阶级的辩护者, 指出斯密反对垄断商人与垄断生产者, 维护一般民众利益, 尤其是他站在了同情工人阶级的立场上。
谢林属于德国历史学派, 他着眼于斯密的多面性并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 斯密在 《道德情操论》里是一位心理学家, 在 《国富论》的第一篇、第二篇里是位纯粹的经济理论家, 表现在第三篇里又是位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在第四篇里则成了商业学家, 在第五篇里则又成了财政学家, 并将这些综合在同一个哲学信仰之中。而且, 他特别强调这种综合哲学是英国式的, 并认为 《国富论》是 “通过对英帝国经济情况的描绘, 唤起所有的反抗力量, 并借助这种力量来促进英国对德意志国民经济学的认识”。
马克思学派研究斯密自然是为了加深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因而他们把重点放在历史的研究上。也因此, 他们总是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待斯密。第一, 《国富论》是一部批判旧社会体制的著作; 第二, 《国富论》所代表的新社会是产业资本家社会, 所以在当时是代表了整个社会利益, 是具有革命的、进步意义的; 第三, 《国富论》中批判旧体制的武器是劳动价值论, 这种劳动价值论后来由李嘉图、马克思深化发展了。在马克思学派中, 研究斯密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
不过, 与此相对立的近代经济学派既不研究斯密经济学的社会史侧面,也不关心劳动价值论之类形而上学的理论, 他们的主要兴趣是 “均衡体系”, 即价格论, 认为分析以自然价格为中心的市场价格以及其浮动的过程是均衡理论的开端。但重视纯经济学理论的近代经济学派一般很少论及斯密。熊彼特在其 《经济分析史》中说斯密 “是个综合创作和协调叙述的人才, 但不是新的提出伟大理论的人”。
斯密的 《国富论》自出版以来, 一直受到许多来自各方的种种评论。作为经济学经典著作的 《国富论》, 其存在的意义也正在这里。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它让我们明白并了解了经济学的应有方式。《国富论》是一部超越了所有批判而留下的不朽名著：第一, 它是从经济政策的观点出发的、带有实践性的论著; 第二, 论证具体而有历史性; 第三, 它具有包括理论、历史、政策在内的综合性的经济学结构。是否是自由主义者的争论
提到斯密, 我们一般都会想到他是自由放任主义的辩护人, 并因此而横加指责等, 但问题似乎并不是这么简单。
的确, 他是从原理上论述过, 资本家自由选定投资对象而进行经营活动会对生产力的发展做出最大的贡献。然而, 把这个原理作为 “自由放任”的旗号, 为资本家开辟胜利道路的, 却是搞实务的实业家们和研究斯密经济学的二流学者们, 斯密本人的思想则带有概括性与多面性。这也是凯恩斯在他的 《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书中想表明的。
斯密在原理上主张自由放任, 但其所谓自由并非今日 “垄断资本”的自由, 而是在平等立场上的独立生产者、中小企业者的自由。可以说, 他所强调的是对那些试图压制中小企业自由的商人以及大工业垄断表示憎恶。斯密对不易形成垄断的农村经济表示赞赏。关于这一点, 他有著名的论断：“所有国民中, 农村地主与租地农场主是最少卑劣的垄断思想的人。这是他们的无上荣耀。”“农村地主与租地农场主是分散在各地的, 所以不能像商人和制造业者那样容易团结, 而商人和制造业者集中在城市中, 已习惯于排他性的结社精神。地主与租地农场主之所以会丢掉符合他们地位的自尊心, 要求获得提供谷物与肉类的排他性特权, 就是因为他们仿效了商人与制造业者的做法。”
斯密的自由经济———自由贸易的主张主要是从反对这种垄断的立场产生的。他所说的自由, 并不是资本家形成卡特尔或托拉斯之类垄断随心所欲地追求利润的自由。所以我们认为, 斯密应该是理所当然地站在保护劳动阶级的立场上, 反对容易搞垄断的生产的。他同情工人, 赞成组成工会同资本家进行斗争, 还认为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对社会进步是必要的。他说：“奴仆与工人, 在任何政治社会都是最大多数。所以, 改善这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 对全社会说来, 绝非不利之举。如果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人贫困凄惨, 就万万不能说这个社会是繁荣幸福的。不仅如此, 还应该看到, 提供衣服与住房、养活全体国民的人, 在自己的劳动产品中分得维持相当生活所必要的一份, 本来就是公平合理的事。”
当然, 也可能有人在看了这段文字后会产生错觉, 以为斯密是个社会主义者。现在确实有人以此作为其社会主义立场的佐证。然而, 斯密绝对不是社会主义者。他说拥护资本主义社会, 是立足于对全社会的关心, 但绝不允许资本家肆意妄为。事实上, 不仅斯密, 就连所有其他古典经济学家也都被指责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马歇尔对这种误解作了解释, 并为他们的真情实意进行辩护。马歇尔的下面一段话对斯密也完全适用。他说：“近代经济学的几乎所有学者都温和而富于同情心, 并有人道主义的热情。他们不是为了自己而考虑财富, 而是希望多数民众都能享有财富。他们对反社会性的垄断予以坚决反对。他们无一例外地服从这样的道理：一切努力、一切公共政策的目的, 应是谋求全民的福利。”亚当· 斯密的管理学贡献
斯密是公认的经济学祖师, 但他在管理学中的地位却十分微妙。
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 亚当· 斯密在经济学界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 他的 《国富论》在经济学领域的影响极为深远。同时, 他在伦理学方面的建树也十分出名, 他的 《道德情操论》至今依然是经典之作。然而, 很少有人注意到斯密对管理学的贡献。在管理学领域, 人们总是把斯密看作经济学家, 在推崇他的经济学理论的同时又把他置于管理学之外。厄威克的名著 《管理备要———七十位先驱者生活和工作的历史记载》, 收录了从工业革命到古典管理学时期的众多人物, 连制造蒸汽机的小瓦特和博尔顿也有一席之地, 但唯独没有亚当· 斯密。因而, 如何认识斯密与管理学的关系, 至今仍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亚当· 斯密的著作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时至今日, 经济学界依然不断有 “回到斯密”的呼声。如1998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 森,在他的著述中反复阐明斯密的贡献。阿玛蒂亚· 森的福利经济学就是建立在斯密的理论基础上的。在经济学界, 斯密几乎成为被征引最多的作家。经济学界看重斯密无可厚非, 但也有学者提出, 正是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为管理学的诞生铺垫出了理论前提, 并认为 《国富论》同管理学紧密相关,这主要表现在：一是经济人假设的提出; 二是劳动分工理论。
任何一门学科, 如果要进行相应的科学研究, 都离不开必要的假设。这种假设, 在自然科学中称之为公理。当然, 基本假设是非常少的。假设越少, 在相关的理论体系中就越重要。其他定理和公式都是以基本假设为前提推演出来的。在社会科学中, 这种得到学界公认的假设屈指可数, 而经济人假设就是得到公认的其中之一。假如基本假设被否定或被证伪, 学科范式就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可以说, 基本假设是学科的起始原点。对于管理学来说, 经济人假设就具有这种学科原点式的地位。
斯密虽然没有明确提出 “经济人”概念, 但学界公认经济人假设的始祖是他。他在 《国富论》中有这样一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 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和面包师的恩惠, 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 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需要, 而说对他们有利。”在斯密看来, 生产者为人们提供各种各样的商品, 不是出于对他人的同情和恩惠, 而是出于生产者 “自利的打算”。人具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普遍性, 每个人行为的出发点都是为了 “利己”。斯密在论述市场秩序形成的原理时, 特别强调追求私利的意义。这种自利动机和行为, 被后人概括为 “经济人”。但是, 按自利原则行事, 并不能保证人们不悖于常理, 神经失常或做出某些疯狂行为, 也可能合乎自利动机。经济学毕竟不是精神病理学, 所以, 还必须同时假定 “经济人”的自利是符合理性的。也就说, 人们的自利行为, 不是出于任意的想象或盲目的冲动, 而是以可以理解的方式即比较利害得失的方式进行的。西尼尔沿着斯密的思路, 确立了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 并由此推论出边际效益递减学说。到了1836 年, 约翰· 穆勒在 《政治经济学定义及研究这门学问的哲学方法》中, 给出了经济人假设的标准定义, 即 “把人看作经济人必然是在现有知识水平上以最少劳动和最小生理节制获取最多必需品、享受和奢侈品”。至此, 经济人假设基本定型。
当代管理学家沙因, 把 “经济人”假设具体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人是由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 其目的在于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第二, 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下, 因此, 人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第三, 人以一种合乎理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行事。第四, 人的情感是非理性的, 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
对于管理学来说, 必须从人的本性和动机出发来构建相应的理论和方法体系。早期的管理学家, 无论是泰罗还是法约尔, 他们的理论都以经济人假设为逻辑前提。正是在这一意义上, 管理学常常被人们看作是经济学的分支领域。即使管理学获得了学术上的独立地位后, 也与经济学不分轩轾, 互相呼应。行为科学诞生后, 管理学领域以社会人假设发起了对经济人假设的质疑和挑战, 但并未撼动经济人假设的主流地位, 反而促使其不断完善, 并向其他学科渗透。1986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布坎南, 正是以经济人假设来研究政治决策, 并提出了公共选择理论。在管理学领域,经济人假设远远没有过时。在管理学的不同学派中, 不管是赞成经济人假设还是反对经济人假设, 都绕不过斯密的理论铺垫。
斯密对管理学的另一个贡献是他的分工理论。著名的 《国富论》, 开宗明义第一章就是论分工。斯密认为, 分工程度是一个国家产业、劳动生产力发展水平以及国民财富增长状况的标志。他对劳动分工的作用给予了高度评价, 并且认为, 劳动生产力的增进, 以及劳动过程中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的高低, 都同分工紧密相关。斯密以别针工厂为例, 说明分工可以使效率大幅度提高。他指出, 一个工人在没有受过业务训练并且不熟悉机器操作的情况下, 一天或许连一根别针也造不出来, 或许最多也不会超过20 根别针, 而将整个工作分成若干工序, 安排不同人负责其中一道工序, 效率则会提高许多。具体做法就是按整个制作业务分成抽丝、拉直、切断、削尖、打磨、安装针帽、刷白、包装等18 道不同工序, 一个人负责其中一项或者两三项, 这样可以将一天的产量提高到每人4 800 枚。也就是说, 如果工人独自工作完成全部工序, 则可能连他们适当分工之后所做工作量的1/240 都无法完成。斯密还分析了分工使劳动效率大幅度增长的原因：第一, 劳动者的技巧因专业而日进; 第二, 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 通常会浪费不少时间, 有了分工, 就可以免除这种浪费; 第三, 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 使一个人能够做多项工作。基于上述的分析, 斯密认为分工原理不仅仅适用于某一行业, 而且适用于整个社会, 各个行业都能由于分工的出现而大幅度提高产量。斯密提出的分工思想直接促使了管理学的诞生。从数学家巴贝奇到工程师泰罗, 都秉承了斯密的分工理论。科学管理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不仅强调生产技术的分工,而且主张组织结构的分工和管理职能的分工。泰罗所主张的计划与执行分离、计划室与车间分离, 以及职能工长制, 都是以分工为出发点的。分工势必带来相应的协作和统一问题, 由此使管理成为必不可少的组织任务,同时也使管理的内容和方法出现了划时代的变化。管理的各种技术手段都与生产分工有关, 并进而发展为组织分工和管理分工。
可以说, 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和分工理论构成了管理学的理论前提和技术前提。但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疑问：各种管理学著作在讲述理论前辈时,总会提到其他人, 甚至会追溯到古埃及和古代中国, 但往往不会把斯密看作管理学始祖, 其原因或许都与斯密的出发点有关。
斯密的研究立足于整体的社会经济, 而不是立足于个体的企业经营,即立足于 “国民财富”而不是立足于 “企业效益”。斯密论证的逻辑是由交换而产生分工, 由分工和交换而形成市场, 由市场交易而产生货币, 进而转向对资本的研究和对经济政策的评析。所以, 他的理论与企业的具体经营活动基本没有联系。另外, 简单分析其理论不难看出, 斯密从本质上是反对管理的。管理运用的是 “看得见的手”, 而斯密大力提倡的是 “看不见的手”。他提出的 “经济人”假设立足于人人对私利的追求, 进而通过交易满足社会公共利益。所以, 斯密主张充分的经济自由和完全的自由竞争,通过市场的价值规律自然而然地对企业经营发挥调节作用。这种调节不仅作用于市场价格, 使得商品的种类和数量与社会的有效需求相一致, 而且作用于生产要素和资源, 使它们按照不断优化的比例配置于不同的生产部门。正是出于这一逻辑, 斯密反对国家干预, 强调把调节机制交给市场,由市场来制约社会各个方面的发展。对于国家来说, 充当 “守夜人”角色足矣。那么, 同样的道理, 他压根儿不讲企业管理的作用, 而是强调由市场来调节企业的运行。在他的理论中, 只有 “资本家”是必不可少的, 而没有 “经理人”的地位。这正是斯密的理论没有发展为管理学的一个重要原因。尽管斯密不是管理学的创始人, 但管理学离不开他的理论。如果说,斯密关注的是企业外部的 “交易”, 那么, 管理学关注的是企业内部的 “调控”。斯密关注的是 “自发秩序”, 而管理学关注的是 “人为秩序”。因此,同一源头的不同方向流出了经济学和管理学两条理论长河。 第二章 不明智的干预：大卫· 李嘉图
大卫· 李嘉图经济理论体系以劳动价值为基础，以分配理论为核心，其主要经济思想集中于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
李嘉图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他12 岁独自到荷兰留学, 14 岁进入证券交易所, 21 岁靠800 英镑起家, 挣下万贯家产。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仅接受过两三年正规教育的李嘉图, 能成为伟大的经济学家, 而且是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经济学家。后来他又在资产阶级的欢呼声中进入议会, 其多项政治、经济主张被政府采纳, 对英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个人生平不同凡响的童年
1772 年4 月19 日, 大卫· 李嘉图出生于伦敦一个富于冒险精神的犹太移民家庭, 父亲为证券交易所经纪人, 母亲出身贵族, 家族殷实而富有。家庭传统和父亲独特的教育方式培养了他诚实、独立和自信的品质, 为他日后所取得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个广为人知的故事就是关于李嘉图童年时期一双鞋的约定。九岁那年, 李嘉图看到一家百货商店的橱窗里摆着一双款式新颖的鞋子, 他很想要这双鞋子, 但父亲认为这双鞋子并不适合他穿, 李嘉图坚持要买, 承诺买回来后一定要穿, 并一直穿到脚长大再也不能穿时为止。为了证明自己的决心, 李嘉图还将自己的其他鞋子都送给了弟弟和妹妹。鞋子买回来后,李嘉图才发现, 这是一双木鞋, 是鞋店专门用来做样品的, 穿上后不但不舒服, 而且走在马路上时, 坚硬的鞋底会发出很大的响声, 为此他走路时不得不尽量放轻脚步甚至翘着脚。他的同学建议他换双舒服点的鞋子, 并愿意借给他一双鞋子, 然而李嘉图却拒绝了。他认为, 父亲已经按照约定给他买了这双鞋子, 他就应该按照约定一直穿着它。就这样, 李嘉图一直到脚长大穿不进这双木鞋的时候才开始换别的鞋子。这件童年的小事对李嘉图的成长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使他在未来的经济学研究工作中一丝不苟,敢于承担一切责任。因为和父亲的一个约定, 而一直把一双并不合脚且遭人嘲讽的木屐鞋穿到不能穿, 这本身足可以看出李嘉图坚韧、诚实、守信的品格。
为了能让李嘉图继承自己的事业, 父亲把他送到当时商业文化最发达的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求学, 并要求他在犹太教的学校认真学习和经商有关的语言、习惯和制度。就这样, 年仅12 岁的李嘉图远离父母, 住在了荷兰的伯父家里。在这个陌生的环境里, 李嘉图不仅按照父亲的要求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而且锻炼了独立、自信的性格。当时荷兰证券交易所非常发达,李嘉图在荷兰期间耳濡目染, 积累了一些证券方面的知识。两年后, 李嘉图圆满完成学业回到英国, 他的父亲非常高兴, 安排14 岁的李嘉图跟随自己在证券交易所工作。刚开始几天, 面对枯燥乏味的数字、复杂的交易规则和程序, 李嘉图垂头丧气、心不在焉, 总是想起以前与同学们玩游戏的快乐时光。父亲很快觉察到他的心思, 就告诉他, 证券买卖与做游戏差不多, 其中也有它的乐趣。于是李嘉图调整了心态, 以一个游戏参与者的心态面对复杂的证券交易业务, 并努力学习证券交易的基本规则和程序, 认真总结每笔交易的成败得失。不到半年, 李嘉图就熟悉了交易所里的金融事务, 并养成了独立思考、细心观察的习惯, 形成了果断抉择、虚心好学的作风, 深得父亲的认可和信任。当同龄孩子还在享受着父母呵护的时候,14 岁的李嘉图已经开始独立工作了, 而且面对的是瞬息万变的证券行情,从事的是程序复杂的证券买卖。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