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怪杰系列（全10册）(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唐利群

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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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怪杰系列（全10册）试读：

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但不论在哪里，人们都把他视为一个“外人”。

风平浪静。

阳光金子般地撒在槟榔屿附近的海域上。

然而波涛将从海底涌起，这个夏天与往年并没有什么不同。当风滚滚而来的时候，停泊在岛屿水湾里的海船就要鼓帆而行。

这正如年轻的辜鸿铭此时的心境，平静的等候下面聚积着惊悸、欢悦和焦灼。那条海船要驶向一片广阔的大陆，一个庞大的帝国。他曾无数次地听说过它的名字，这个名字唤起他无穷的遐想，尤其当夜深人静他独自展开那些被称作“中国经籍”的古书时——那泛黄的书页从手指间滑过，如同触摸一片古老而温暖的肌肤——一种形象，一种关于中国的形象便模糊而尖锐地进到脑海里来。

然而这一次，这条海船将带他到那里去。一支英国探险队准备进入中国，从广州赴云南，越滇缅边境，最后到达缅甸的曼德勒，可是他们在槟榔屿这个中途站停了下来，他们需要一名随队翻译。正在岛上读中国书而又精通英文的辜鸿铭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他整装待发。

这一年是公元1881年，年轻的辜鸿铭24岁。一、走出槟榔屿的华裔少年

24年前，也就是1857年，辜鸿铭出生于马来半岛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

这个长15里，宽8里的太平洋上的小岛，像一枚狭长的树叶，漂浮在马六甲海峡的入口处，那条沟通东西的漫长航路就从这里穿过。特殊的地理位置似乎暗示了某种特别的含义，这个小岛在很长的时间里难以确定自己的所属。15世纪末以后，先是葡萄牙人，再是荷兰人，然后是英国人，都来到这里拓殖，然而比他们早得多到达这里的，是中国人。这些从中国福建、广东诸省越岭越洋而来的中国人，成为南洋最早的华侨。

槟榔屿的辜氏家族，祖籍即系福建同安。

欧洲人与中国人来到南洋的起因迥然相异。前者是为了夺取殖民地——西洋民族那种融于血脉之中的“扩张性格”；而中国人素有“安土重迁”的传统，这些最初的华侨之所以背井离乡，多是出于被迫无奈。“国人南来，非因畏罪潜逃，或避难流亡，即系冒险经商，或为人役使，国内较有身份，能安居乐业者，决不致跋涉重洋，寄居南荒。”所以，他们是中国大陆的一群“逃逸者”，虽然身上打着中国人的烙印，却已被一个封闭、一统的文化视为异己，摒除在外。明清两朝均实行过严厉的海禁，违者轻则杖，重则斩。“流居海外的华人，一则被认为‘多系不安本分之人’，当作天朝之弃民，一则听任殖民政府或当地土人的屠杀”。也许可以这样说，华侨是这样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最深地体现了一种微妙的文化处境：他们既是中国人，又是另外的某国人；同时，他们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另外的某国人。所以，他们好像总是“外国人”。这使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又遭受着一种窘迫，自由与窘迫似乎都源于那最初的漂泊命运。身份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最容易产生的结果就是不为人承认。虽然华侨是开发南洋最主要的力量，可是他们从未成为这里的主人。

这里的主人是英国人。

1786年，英国人莱特（Light）从荷兰人手中接管槟榔屿，他带领船队在小岛登陆以后，发现这个地方人烟稀少，满目荒凉。正在此时，几个华侨从附近的吉打岛赶来，为首一个叫辜礼欢的，向莱特献上一张渔网以示欢迎。英国人在槟榔屿的垦殖开始以后，这个最先向英国人表示善意的华人被任命为首任“甲必丹”（Captain，当地居民的首领，管理各族日常事务）。

辜礼欢，就是辜鸿铭的曾祖父。辜氏的先人从福建移居马来半岛以后一直以捕鱼为生，是辜礼欢让辜氏家族开始兴盛。他的八子三女里头，辜国材成为到新加坡的最早的华人；辜安平被送回中国读书，并考中进士，做了林则徐的部下，后赴台供职；辜龙池，也就是辜鸿铭的祖父，在吉打州殖民政府里任公职。辜龙池的儿子辜紫云，也就是辜鸿铭的父亲，在槟榔屿为一个叫福布斯·布朗（Forbes Brown）的英国人管理橡胶园，深受布朗的器重，他们关系融洽而亲密。毫无疑问，在辜鸿铭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家族就已经通过自己的奋斗，在这片新开发的地域里争取到了一个可观的位置。这一点对辜鸿铭而言是重要的。一个优裕的环境，能为人提供相对广阔的发展空间，辜鸿铭之所以在年少之际就能从容地游学于西欧，与之不无关系。而且，中上阶层的地位实际上也影响到他后来的某些思想取向，譬如他的贵族意识，他对精英人物的推重以及对民众力量的贬抑。人的思想意识往往植根于最初的土壤。

这个家族的成功方面首先在于“商”，但他们更注重于“学”（这是否也是一种中国式的兴趣？）否则辜安平就不会被送回中国念书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辜鸿铭的父亲辜紫云对儿子曾有什么样的培养方案，但从他送辜鸿铭出洋受教育的举动中，可以推知他一定“望子成龙”，并且希望他有某种智力上的成就。辜鸿铭最终被一些人誉为“学贯中西”，这也许正符合了这个家族的期待。而且，他从一出生起，就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中成长。

在他的家庭里，父亲是华人，母亲是葡萄牙人。橡胶园主人布朗，也即辜鸿铭的养父，是英国人。起码有两种语言——汉语和英语，成为他最初的语言。虽然辜鸿铭一生中英语比汉语说得好，他的著作大部分也都用英文写成，但他无疑从幼年时代起就在接触中文。一本叫《辜鸿铭先生对我讲述的往事》的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辜鸿铭出洋前夕，辜紫云对他说：“无论你到哪里，你的周围是什么人，英国人、法国人，还是德国人，你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国人。”辜鸿铭是否确实从小受到诸如此类的爱国教育已不得而知，这里重要的是“中国人”这一名称，它是一种命名方式，关涉到“我是谁”这一问题，这种对自我的认证会沉到意识的深处，它不动声色地作用于我们的行动和看法。辜鸿铭肯定有过类似的命名。即使它会在另外一些因素的擦抹之下变得模糊不清，但只要有过，就必然会从记忆中再度浮起。

19世纪时的槟榔屿，已从过去的无人居住变得拥有庞大而种类繁多的人口——英国人、欧亚混血种人、亚美尼亚人、中国人、阿拉伯人、印度人、马来人、布吉斯人、爪哇人、缅甸人和暹罗人。华侨仍是这里最主要的居民，但英国人是槟城社会的上等人，英国式教育也被认为是更好的教育。幼年辜鸿铭在槟榔屿主要受的是西式教育，他曾在这里的英国王子中心学校学习了三年，主要学英文。不过，南洋华人的中国风俗，也应该构成他幼年生活的一个部分。南洋的华侨社会中一直留存着很多“中国方式”，他们设立宗亲性质的乡团、会馆（如设于1801年的槟城嘉应会馆），建立庙宇，祭拜祖先（如槟城的青云亭，里面的匾额、碑铭、对联，悉数用中文书写），婚姻丧葬、社会礼仪也依据中国传统习惯，连衣着打扮上，也多披长袍、穿布鞋、戴布帽、留辫子（辜鸿铭赴欧时，脑后就留着辫子）。不能说那时的辜鸿铭对浸淫于其间的这些风习会有什么理解，然而它们成为他的“童年印象”。据说他到了欧洲后，还模仿家乡祭祀祖先的样子，在桌上摆些果品祭拜祭拜。那么，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中国式庙宇里缭绕的青烟、沉重的幔帐、明灭的烛灯所营造出的光色，以及威严的雕塑、描金的方块字，繁复的礼仪所散发出的气息，会不会激起他对于一种悠远而漫长年代的记忆和想象？尤其是像他这般聪颖而敏于感受的孩子。而且，它们是否已潜入到连他自己也难以觉察的意识的深层？

后来的辜鸿铭之所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激烈的维护者，也许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理性的抉择，这里面肯定也有情感的储备。而在人的一生中，童年印象，童年经验始终会潜在而持久地影响我们的感知，我们常常能在此处找到后来发生的诸种现象的源头。生命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方向。

辜鸿铭降生在那个远离大陆、漂泊在太平洋中的小岛上。从这个时候起，两种不同的因素就进入了他的生命，那“中西合璧”的家庭，那由英国人统治，又保留了华人风习的槟榔屿社会……（甚至连他的相貌也混合了两种特征：黄皮肤黑头发，可是有一双蓝眼睛）。这两种因素或明或暗、或隐或显地在他身上交织，构成辜鸿铭特殊的童年情境。它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在辜鸿铭以后的人生中绵延？此时，一切都未曾确定，一切都等候着、召唤着选择。

槟榔屿这个出生地对辜鸿铭来说仅仅是一个出发点，在他的一生中，至少有两次富有意味的出发，它们循着不同的方向和路线：一次是我们在文章开头所写到的，1881年辜鸿铭24岁时随英国探险队的船驶往中国大陆；而在此之前，也就是1869年辜鸿铭12岁时，他由布朗夫妇带往欧洲游学。

辜鸿铭离开了槟榔屿。

而欧洲，那将是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世界。二、游学西洋“19世纪”对于欧洲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无数变动的一次汇流，光明与阴影同在，欢欣与忧患共存。这是一个充满骚动和裂隙的时代。它与18世纪启蒙思想家预设的未来图景之间，已经拉开了多大的距离！难怪站在19世纪现实的地面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会发出这样一个论断：“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然是一幅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9世纪欧洲的社会现实，极大地影响了这一时期人文思想的流向。

现实的“令人失望”引发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激烈抨击，抨击之声来自各处。这里有保守主义者的声音——他们看到自由放任的“人”显露出的恶魔的一面，看到变革所要付出的动荡和破坏的代价，因此，这种学说贬抑个人，而强调团体、社会和国家利益；它缩减自由，而呼唤秩序、权威和传统的重建。英国政治家、思想家埃德蒙·伯克可以称作这一派的代表（由此可见“人”是多么奇怪的一种动物，总有许许多多相互矛盾的需求在他的体内冲撞，他需要自由，又渴望秩序，而这些需求又那么难以调和，不可得兼）。

这里也有来自浪漫主义者的声音——浪漫主义者总是向往飞翔的一群人。在他们眼里，人的灵魂、情感、精神的因素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鄙弃低俗，而寻求超越，他们厌恶卑污的现实，而赞颂真善美和自然的生活。因此资本主义世界中形而下的世俗主义、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便成为他们集中抨击的目标。在那个商业鼎盛、物质成就令人踌躇满志的时代，这一派却坚决要求精神生活的超凡脱俗。他们中的有些人把理想寄托于过去，认为中世纪社会的古朴宁静更接近人的“灵性”状态，如英国文学家、社会批评家托马斯·卡莱尔和约翰·罗斯金；另一些人则把理想寄托于未来，希望在更高的精神追求中实现超越，如德国诗人海涅等。

这里还有来自社会主义者的声音——从夏尔·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到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均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者的悲惨处境。后者相信阶级斗争终将判定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从而在未来出现一个人人平等，没有压迫和奴役，物质与精神生活极大丰富的完美的共产主义社会。

然而19世纪的欧洲并非只是充溢了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抨击之声，对它的辩护之辞同样也是强大的。实际上，抨击与辩护在这一时期同时并存，相互交织，这种几元共存的局面甚至推进了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例如英国哲学家杰雷米·边沁创立的功利主义哲学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的动机都是纯粹自私的，人类行动的主要目的就是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这遭到浪漫主义者托马斯·卡莱尔的激烈反对，他生气地将其斥之为“猪的哲学”。然而边沁的忠实信徒——英国哲学家约翰·穆勒却因此修正了边沁的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学说：个人所寻求的快乐具有多种性质的层次，人最好要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而不是一个满足的傻瓜”。这里其实就吸纳了卡莱尔所强调出人的精神追求。

19世纪欧洲的大地上就是这样汹涌着一道又一道纵横交错的河流。

写到此处，我们似乎已经远离了关注的对象辜鸿铭，然而“19世纪的欧洲”却与辜鸿铭息息相关。1869年他远离太平洋上的小岛来到英国，这一事件实际上具有某种象征意义：辜鸿铭进入和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欧洲世界，这个世界对他而言，意味着一种巨大的生存背景，他置身其中。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个人往往只是历史潮流裹挟下的沙砾，纯粹意义上的单个人都不曾存在，每个人都不仅仅属于他自己，而是与他所处的环境紧紧相连。辜鸿铭之所以能够成为最早进行中西文明对比的中国人之一，无疑与他曾经涉足于欧洲文明的河流有关，而他之所以会形成那么奇特的极端保守的文化思想，则又与他涉足的方式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19世纪欧洲大地上奔腾的无数条河流中，辜鸿铭置身于哪条河流之中？

初到英国的辜鸿铭还在以一种孩子般的新奇的眼光打量这个陌生的世界时，义父布朗对他的培养计划已经有条不紊地开始了。布朗的教学方式是奇特的，他让辜鸿铭在完全不懂字义的情况下把莎士比亚戏剧作品和歌德的《浮士德》硬生生地背诵下来，达到滚瓜烂熟的程度，然后再教给他字意和词意。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居然被这个十二三岁的孩子做到了，他在语言方面显示了非凡的天赋，他就这样掌握了英语和德语。加上后来的所学，辜鸿铭一生精通英、德、法、意大利、拉丁、希腊语，此外还懂得一点儿日语和俄语。这是一个令人骄傲的成绩。而且，背诵莎士比亚和歌德，也使辜鸿铭初次步入了文学殿堂。从这里我们会发现，布朗其实在有意地培养辜鸿铭对语言、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志趣，他无疑在为辜鸿铭选定奋斗的方向。这带给辜鸿铭的影响，要等到以后才会逐渐显露出来。

我们的命运往往取决于我们在世间遭逢何人。布朗对辜鸿铭的意义还在于他使辜鸿铭走近了托马斯·卡莱尔——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的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1873年至1877年，辜鸿铭考入爱丁堡大学文学院，专攻西方文学。此时78岁高龄的卡莱尔正任教于爱丁堡大学。而布朗与卡莱尔则是好朋友，他常常带辜鸿铭出入于卡莱尔家中，聆听他们高谈阔论。卡莱尔的教诲潜移默化地渗透到辜鸿铭的成长中来。

这位已经白发苍苍却又依然充满激情的老人，给辜鸿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卡莱尔的激情来自浪漫主义那种与现实毫不妥协的精神，他一生致力于批判欧洲现代文明的弊端，贫富悬殊、金钱至上、无政府状态、虚伪民主、人性异化……资本主义世界里的种种现象都成为卡莱尔痛加抨击的靶子。直到他晚年执教于爱丁堡大学时，这种批判的激情还依旧燃烧。这位老人身上焕发出的旺盛的活力令辜鸿铭感到惊讶。当时卡莱尔因年事已高，行动不便，已无法亲自登台为文学院的学生授课，于是就由他的大女儿代他讲，然而每次他都在讲台旁边放一个转椅，坐在那里听着，并不时地插话、作总结、回答学生的提问。有时候卡莱尔会说得忘情起来，一任自己的语言汪洋恣肆地流淌，整个教室里充满了他慷慨激昂的声音，其他的一切都不再存在。对于十七八岁正值青春年华的辜鸿铭而言，卡莱尔批驳社会弊病时那种锋利的言辞、严正的态度、热诚奔放的感情和凛然不可侵犯的正义感，均有着极大的魅力。这个年轻人很快以一种崇仰的目光注视着他的老师，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卡莱尔的著作，许多篇章均能成诵。而布朗每次晚上带他去卡莱尔家聚谈也成为一件欢悦的事情。卡莱尔和他的女儿在聚谈中解答了上百个问题，遍及文史哲社会科学，有时，三言两语；有时，千言万语。辜鸿铭则在一旁入迷地倾听着。这些与卡莱尔在一起的场景，构成了辜鸿铭人生历程中色彩鲜明的画面，以至于多年以后，爱丁堡大学爬满常青藤的教室、卡莱尔家中深夜透出的灯光，还时时在他的脑海中浮现。

由于卡莱尔的影响，另外一些浪漫主义者——英国的阿德诺、罗斯金，美国的爱默生——也成为辜鸿铭兴趣的焦点。他毫无困难地阅读他们的著作。在阅读中，这些人对现代文明的不满，对情感道德的关心，对物质主义的唾弃……竟那么容易地印进了辜鸿铭的心灵，他与这些观点之间似乎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它们同他内心深处的某种东西仿佛在遥相呼应。当许多年过去，辜鸿铭开始自己的事业——撰写中西文化比较的著作时，他现在的精神导师的观点便频频出现于字里行间。卡莱尔的名言：“现代社会是混乱再加一条枪”，“‘现金天国’是人民贫困的根源”；罗斯金的论断：“一个鄙视文学，鄙视艺术，鄙视自然，鄙视怜悯，把全部精神集中在小钱上的国家，是不能不受惩罚，没有危险而存在下去的”；爱默生的宣告：“我就是要歌颂精神的力量，反对机械的力量和眼下的机械哲学”。……都被辜鸿铭反复引用，以之作为自己论点的支撑力量。此外，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华兹华斯、海涅的诗歌，也曾经激动过辜鸿铭年轻的心。

这一切无疑都表明了这样一点：在欧洲大地上众多的思想河流中，辜鸿铭踏进的，是一条浪漫主义的河流。

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它造就了辜鸿铭的与众不同。

像辜鸿铭这样留学国外，具有深厚的西学背景的中国人，在19世纪中叶，虽然不多，但毕竟还是有的，譬如严复，就与辜鸿铭有颇多暗合之处。二人都是福建人。1877年，辜鸿铭在爱丁堡大学度完四年时光，顺利通过了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形而上学、道德哲学、自然哲学和修辞学等诸多科目的考试，以优秀的成绩荣获文学硕士学位。也正是在这一年，严复由国内赴英留学，入格林尼治海军大学。三十三年以后，也即1910年，辜鸿铭与严复同时获得当时清王朝给予的一项荣誉：以其“游学专门列为一等”，赏给文科进士，严复名列第一，辜鸿铭次之（詹天佑、魏翰则被赏给工科进士）。和辜鸿铭的经历有着更惊人的类同的，是广东人容闳（1828—1912年）。二人出身相似，均有外国血统：容闳的父亲是华人，母亲则是美国人。二人均少小离家，远渡重洋：容闳1847年赴美游学，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辜鸿铭在欧洲一住11年，容闳则在美国待了8年；二人均先精于西学，再学的中文：容闳回国时汉语几乎忘光，不得不重新专门学了两年汉语，辜鸿铭亦然，而且他的汉语始终说得不太流利，汉字也写得不大漂亮。

像辜鸿铭、严复、容闳……这些人，可谓中国最早的留学生，他们的出现，反映了晚清时那个古老的、衰落的中华帝国发生的一些新的变动。我们前面曾经提到，19世纪中期以后，“天朝上国”的迷梦已经被西方列强的炮声震碎，中国人，再也无法漠视“西方”这一咄咄逼人的现实存在，“了解西方”成为具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的共同追求，于是，留学生也就应运而生。一般说来，凡是受过欧风美雨吹拂的人，多能意识到“西方”这个语词中隐含的关于“强大”，关于“进步”这一方面的意义，因而寄希望于以西方文明来革新中国社会。严复、容闳就是如此。严复成了中国近代史上提倡学习西方，并为中国引进西方社会、政治学说的先行者，他翻译的《天演论》《原富》《群己权界论》等一系列西方著作，影响了中国整整几代人的思想观念。而容闳，他一生的事业都是倡导仿效西方，改革传统中国，“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为此他参与过戊戌维新，并支持过辛亥革命。

奇怪的是，在经历上与严复、容闳极似的辜鸿铭，却在思想观念上完全与之背道而驰。辜鸿铭回国以后之所以获得“怪杰”“奇人”的声名，原因之一就是他深受西方文明熏陶，精通西学，却大肆攻击西方文明，极力捍卫中国传统，并且顽固保守到不通情理的程度。这一充满矛盾的现象足以让人迷惑不解，然而当我们追溯到他在欧洲乃是置身于浪漫主义思潮之中，这一令人困惑的“谜”也就不难解了。严复、容闳虽与辜鸿铭一样留学欧美，但前者首先接触的，是西方自然科学。早在国内的时候，严复就在洋务派办的造船学堂里学习了代数、几何、物理、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学等课程，到了英国，他进的是海军大学，阅读的是亚当·斯密、斯宾塞、约翰·穆勒等人阐释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科学发展原理的著作。容闳的所学也在这一方面，因而他们从这一角度发现了欧美的富强和中国极其不令人满意的现状。与之相反，辜鸿铭最早接受的浪漫主义学说，结果却是他对西方文明的失望，这对他以后折向传统，起了不小的作用。可见一个人在某一时间置身何处，往往会影响他整个生命轨迹的走向。从这里我们亦可见出学科的不同会导致思维方式的差异：严复、容闳是学理工科的，而辜鸿铭则偏好文史哲，虽然他从爱丁堡大学毕业后，曾到德国某工程学院进修，获工科文凭，但那不过是为了以后找工作方便，随意地泛泛而学，并无深究。所以，这三人因学科上的差别，也就形成了看待世界的不同眼光。布朗先生早先有意培养辜鸿铭对人文学科的兴趣，所起的作用也正在于此。

这个沉浸在浪漫主义诗歌和浪漫主义社会思潮中的年轻人，无疑是意气风发的。他正值青春年华、浪漫主义者那种张扬个性、情感激荡的特征与此时的青春心态融合无间。整个世界仿佛在他面前毫无障碍地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的大门。他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引人注目，21岁就获得了硕士学位，随即又先德国而后法国、意大利，一路漫游欧洲大陆……他已经感觉到自己胸中蹦跳的雄心，未来的事业是什么，他还不大清楚，但那无疑是重大而非凡的！他为这模糊而不凡的念头而隐隐激动。

但是一些不愉快的阴影也时时袭来。外面的世界不断让他感到“中国人”这一身份带来的压力。初入欧洲，他的脑后还留着在槟榔屿时的辫子。每次出门，街上的小孩不断跟着他叫喊：“看哪，支那人的猪尾巴！”这件事给辜鸿铭很深的刺激。日常生活中中国人所受的歧视，与他在书本中读到的一些章句是那样的不同。他知道爱默生曾经称颂：中国的“孔子是哲学上的华盛顿”；他看到伏尔泰在著作中说：中国“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惟一一个奖励美德的国家”；他还听到卡莱尔说：“世界已经走上一条错误道路，人类的一线光明，是中国的民主思想。”然而作为一个中国人，他却时时感到欧洲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国家来的人们的傲慢无礼。这一切到底是为什么？那个自己所属而又从未到过的国度，究竟是怎样一块土地？

这些疑惑都埋在辜鸿铭的心底。这个聪明而好胜的年轻人，在受到外来的敌意和轻视时，常常采取一种别致的反应方式。游学欧洲时，一次他坐火车从维也纳到柏林去，由于旅途无聊，他顺便拿起一张德文报纸，或许是心不在焉，或许是有意闹着玩，他将报纸倒着看。旁边两个德国人叽叽咕咕地嘲笑道：“这个人根本不懂德文，还要装样子，真是支那人的怪毛病。”辜鸿铭听罢立即用流利的德语回击：“你们德国的文字太容易，我就是将报纸倒转，也能毫不困难地把它读得清清楚楚。”末了还用“最高雅的德语”将他们训了一顿。这件事透露出辜鸿铭最初的讽刺幽默才能，而且第一次显示了辜鸿铭特有的一种反击方式：以傲慢对抗傲慢。这种方式延续了他的一生。三、寻根：编织完美中国的梦

1880年，辜鸿铭从欧洲回到槟榔屿。

经历了11年的游学，原先那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如今已初步长成。他很轻易地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里谋到了一个职位。像这种处理日常事务的工作，对他来说简直不用费多大气力。他的志向不在于此。那种隐伏在心灵深处的渴望和冲动似乎时时存在：又似乎捉摸不定。他能感受到它们在自己体内起伏时的力量，却又难以言说那究竟是什么。

一直到他碰到了马建忠。

马建忠在近代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著名的学者和思想家。他1876年被派往法国留学，兼任驻法公使郭嵩焘的翻译，1879年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为李鸿章长期办理洋务事宜。因为他有较深厚的旧学根底，又精通英、法、希腊、拉丁文，所以他撰写的《马氏文通》，成为中国第一部比较全面而系统的语法著作。在当时的中国，马建忠属于思想较为激进的一派，他不仅主张翻译西方有用书籍，发展工商业，甚至还主张设立议院，这与辜鸿铭后来的思想和事业有明显的不同。然而，在1880年的某一天，在新加坡，辜鸿铭见到了马建忠，这次会面改变了辜鸿铭的人生道路。

马建忠这次是因公事途经新加坡，辜鸿铭得知消息后，前往马建忠下榻的旅馆拜访，两人“倾谈三日，相见恨晚”。他们晤谈之后，一个有意思的情形发生了：辜鸿铭当即向殖民政府当局递交了辞呈，不等得到答复，就乘坐第一班汽船回到了槟榔屿老家。在那里，辜鸿铭向自己的亲戚表示：他愿意把在欧洲已经剪掉的辫子再次蓄起来，并脱下西装，改穿长袍马褂。又到处搜集中国古代经籍，每日在家中勤读不辍。

这次晤谈带给辜鸿铭的变化是如此显著，以至于它被后人赋予了相当的传奇色彩。据说马建忠滔滔不绝地向辜鸿铭畅谈中国文化的要义，它的博大精深，它的微妙曲折，只听得辜鸿铭悠然神往，不胜仰慕，于是“觉今是而昨非”，从此回归祖国传统。其实，这是过于夸大了马建忠的作用。辜鸿铭对“中国”“中国文化”的亲和力，并不是蓦然而生的，它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积淀过程。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它来自一个漂泊岛屿上的子民内心深处对“根”的寻觅，它也来自欧洲浪漫主义思潮与一种古老文化间的某些相通，它还来自那个中西文化碰撞年代的中国人对自我属性的思考……而马建忠的那一番纵谈中国文化的言论，实际上起到了一种点拨作用，就好像是为辜鸿铭打开了一扇窗户，让他看见来自另一世界的光。至于辜鸿铭形成自己极端保守的文化思想，还是以后的事，而并非马建忠的力量使然。但是，辜鸿铭与马建忠的晤谈仍然称得上是辜氏确立自己未来事业的一个重要契机。以前在他脑中十分模糊的意念逐渐变得清晰，现在，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他要把一种与自己关系甚大的古国文化纳入视野。也许，那里是他的归依。

在槟榔屿的日子平静而充满欣悦。

这正如留发辫时的感觉，有什么东西在静静地生长。

没有人来打扰辜鸿铭的清静，他几乎成天把自己锁在书房里，案头放着通过各种途径找到的中国经籍。他阅读着，想象着，并发现这种阅读中的想象能够带来极大的快感。“人之初，性本善”。他仿佛第一次发现一个个中国字所蕴藏的丰富内涵。这个“人”字，它不是由毫无意义的“m”、“a”、“n”拼成的音节，而是具有栩栩如生的形体：人，这多像初始年代里的一个人，在一片旷野中直立起身子，眺望远方的地平线……“子曰：仁者爱人。”“孟子曰：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庄子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

他还不能十分懂得“仁”“气”“天”“地”这些字眼的特殊含义，可是，他仿佛能感受到那些简洁的句子所散发的强烈的气息，一种至大、至博、至深、至厚的精神，充塞宇宙，生生不已，这对于他是一种大诱惑。“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幅多么完美而迷人的图画：由己及人，由家至国，从下到上，无不周转和谐，井然有序。

……

这是一种完美的形象。辜鸿铭手迹

它是辜鸿铭在触摸那些古老的文字时脑中升腾的遐想。那些中国的经籍，它们通过无数文字的组合，承载着中国古代圣哲的体悟和理想，构筑了一个个自足而光洁的观念世界，现在，辜鸿铭看见了它们。他在一个远离中国大陆的小岛上阅读着这些经籍，对他来说，中国文化不是一种现实的存在而是一种想象存在。这似乎具有了两种象征意味。任何一个身在某种文化之中的人，都不可能不感到那种文化所带来的压力，人在文化中反抗或逃避。然而，到那个时候为止，辜鸿铭都并没有进入中国的现实文化情境，他还不可能感受到这种文化的压力，而在他的阅读中所呈现的那个观念世界是多么的圆满无缺！它足以寄放他斑斓的理想。

辜鸿铭在槟榔屿以及后来在香港阅读古书的日子，是一种特殊的时空，因为它们远离大陆。这使得辜鸿铭不同于那些因身处中国文化内部而时时感到不满和焦虑的学人，他更容易地产生并保持了对中国文明完美性的想象和信赖。这种想象和信赖坚定而率真，并且延续了极长的时间。即使辜鸿铭后来的人生并不如意，他也从未置疑过脑中这幅早已形成的完美的图像。

现在，我们该回到我们最开始写到的那个场景了——1881年，辜鸿铭乘坐英国探险队的海船，从槟榔屿向中国大陆进发。这是他第一次进入这块国土，他看到了什么？

探险队经广州而赴云南。一路上，辜鸿铭以游者的眼光欣赏着华南山川。一切景物，一切人事，都在匆匆中闪现而又消逝。这种朦胧的印象反倒增添了几分说不尽的悠长味道和神奇色彩。直到探险队到达滇缅边境，路途逐渐险恶，危机四伏。辜鸿铭当初之所以答应为探险队充当翻译，本意是想借机了解中国的情形，并非为了冒险，如今看到前路艰难，于是就及时撤身，转回香港。这已经是1882年了。

这次游历给了辜鸿铭一个很深的感触，那就是自己的中文根底还极浅。为此他居留香港，一面继续学习中文，攻读汉籍，一面开始广泛阅读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的关于中国文化的著作。尤其是威妥玛关于中国语言的著作，理雅各英译的儒家经典，以及巴尔福、翟理斯、卫三畏等人的各种著作。他有时还回福建老家小住，拜师补习汉文。

当辜鸿铭觉得自己已经有能力发言时，他用英文写了第一篇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文章——《中国学》，于1883年10月分两次连载于《字林西报》上。

在这篇文章里，辜鸿铭说：让我们来看看西方的汉学家都做了些什么吧，他们对于中国的认识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又是荒唐可笑的。辜鸿铭以一种极大的自信指点评论着欧美各国的汉学家。在他看来，西方汉学界的总体水平出奇地低下。对于英国最早的汉学家德庇时，辜鸿铭认为他“并不真正了解中国人”；德国的郭实腊知道的可能比德庇时多一点，但他却浅尝辄止，而且虚荣。美国汉学家卫三畏的《中国总论》，在辜鸿铭眼中，“只能算一本托儿所的小人书”罢了；伟烈亚力的《中国文学札记》，“只是一本目录，而不是一本带有一星半点文学意味的书”。至于威妥玛的《自迩集》，那不过属于“搬砖运土”性质的基本工作，而巴尔福翻译的《南华经》，甚至连句子的语法、段落的安排都没弄懂呢！

因此，辜鸿铭对一些汉学家得出的判断大不以为然，他说：西方人居然指责“中国人智力贫乏”“中国文学不道德”，这是何等的浅薄无知！中国文化、中国文学“最美好、最高妙”之处，还远远没被西方人领会到。

那么，谁能够担此重任呢？——发掘中国文化的真正要义辜鸿铭并没有明说，然而在文章的语词谈锋之间，却隐隐透出一种“舍我其谁”的气概。

这似乎暗示了辜鸿铭一生事业的一部分——向西方宣讲中国文化的要义。这篇《中国学》是他作为学者的一个起点，而以后的路还很长，会有许多因素不断汇集到生命的河流中来。四、幕府二十年

1885年又是中国的一个多事之秋。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还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中法之间的战火又开始弥漫。

在一条从福建开往香港的船上，一个清朝官员装扮的人靠着船栏而立，这是两广总督张之洞派到福建了解中法战情的知府张玉书，他已完成调查的任务，正想着如何回去复命。这时，船的另一头三个人之间的谈话引起了他的兴趣。三人当中，两个是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另一个却是中国人的长相和打扮。那位中国人正滔滔不绝地用外文演说着什么，两个外国人脸上现出谦恭钦佩的神情。这使张知府看得暗暗称奇。等三个人各自走散，张玉书找到这个中国人并与之攀谈，才知刚才三人谈论的是西方哲学。“我听见他们两人在不懂装懂地瞎说，所以才忍不住插了几句。”这个年轻的中国人颇为自负地说。此时，张玉书心里已经萌生出要让这个精通外文的年轻人回国效力的念头。他问清了这个年轻人的名字——辜鸿铭。

这一次，辜鸿铭是到福建老家探亲完毕，正要返回香港，非常偶然地与张玉书同船。

又是生活中的一次契机，让正值而立之年的辜鸿铭得以进入张之洞的幕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二十余年的幕僚生涯。

因为张玉书回到广州后，即向张之洞推荐了这位精于“西学”的年轻人。张之洞当时正兴办洋务，亟须的正是这样的人才，于是他向辜鸿铭发出了邀请。辜鸿铭就这样做了张之洞的洋文案（类似秘书职务，处理翻译、邦交之类的事）。

幕僚，成为辜鸿铭正式归国后的第一个身份。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行当，从古到今的达官显贵身边都有一批出谋划策的“士人”。这些人往往处于这样一种位置：他们也许胸有大志而且才华横溢，但是智慧和才能需要依附于某种权势才能得到发挥。辜鸿铭进入张之洞幕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在未来日子里即将扮演的角色。

就是那样一次偶然的同舟共渡，决定了一个人二十多年的人生道路。

初入张之洞幕府，辜鸿铭表现得确实有些不同凡响。

为了了解各国局势和消息，他一口气订了30多种外国报纸，上百种各国杂志，使幕府中人颇讶然于他怎么读得了那么多报刊。

在处理涉外公文时，辜鸿铭发现中国出产的货物通通被译为“native goods”，“native”一词有“野蛮不化”的意思，所以“native goods”也就是“土货”。中国竟被视为野蛮不化之邦！——辜鸿铭对此特别生气，他大笔一挥，把“native goods”全部改为“Chinese goods”——“中国货”。

有一次，德国使馆派官员拜会张之洞，此人很不习惯中国人的叩头之礼，辜鸿铭循循善诱，细细道来，最后居然说动德国人按中国礼节行事。

辜鸿铭的这些举动，张之洞均笑而纳之。

到了1889年，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辜鸿铭跟随他由广州而至武昌。1891年，俄国皇太子和希腊王世子来华游历，途经武昌，张之洞在有名的“晴川阁”设宴招待他们。这种场合往往是辜鸿铭大放异彩之时。在宾主的相互介绍中，辜鸿铭用法语进行翻译。席间俄皇子和希腊世子想避人耳目，改用俄语互通声气，私下里说道：“今晚还有别的约会，所以千万不能喝过了量”。辜鸿铭听罢，用俄语应声答道：“中国的花雕即使喝多了也不会醉，用不着担心。”令两位王子大吃一惊。后来希腊世子看见张之洞吸鼻烟，觉得很新奇，就用希腊语问俄皇子：“不知那是什么东西？”辜鸿铭马上告诉张之洞希腊世子的意思，并把鼻烟拿给希腊世子观赏。两位王子更是被吓了一跳。席终之时，俄皇子特意赠给辜鸿铭一只镂有皇冠的金表，以示对这位语言奇才的钦佩和赞赏。

在张之洞的幕府里，辜鸿铭获得的并不全都是钦佩和赞赏。

他的西学功底，常常被幕府中人视为一种“技艺”——可以利用之，却不可与真正的中国学问相提并论。

辜鸿铭受到的这种“礼遇”，同19世纪后期中国思想界的风气有很大关系。虽然当时的中国已经受到西方经济、军事上强有力的挑战，国门已经被打开，但是在思想界，西方的冲击还相当表面化。除了少数几个学者官员之外，西方影响几乎没有渗透到中国学术界来。即使到了世纪末期，中国一些最重要的思想人物，其关怀的核心仍然是那些有关儒家学说的传统问题。“西学”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可以在当时声势最大的洋务派的主张中得到充分认识。以李鸿章、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对中国的积弱有所觉察，因此他们主张引进西方技术，创办工矿企业，以促进国家兴盛。然而他们的基本原则却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儒家的伦理纲常仍然是根底，“西学”只是一种手段和工具。所以张之洞的幕府里始终聚集着不少旧式保守的学者和文人。譬如后来攻击康有为，反对戊戌维新的朱一新、梁鼎芬，攻击严复《原强》的屠仁宗，号称学问第一、民初孔教会的头面人物沈曾植，以及民国以后成为著名遗老的罗振玉、郑孝胥、梁敦彦。

这些人对辜鸿铭不断地造成一种刺激。他刚进幕府时，曾遍请府中的学问家教自己汉文，可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一句话：“你是读洋毛子书的，没有资格读我们中国的经传。”

更让辜鸿铭终生难忘的，是一次张之洞做寿，府中大宴宾客，一帮文人学士聚在一起高谈阔论。辜鸿铭在席间侃侃而谈西方学说，当谈兴正酣时他发现同是幕僚的沈曾植在一旁一言不发，而且面有不屑之色。辜鸿铭忍不住问道：“沈公为什么不发一言呢？”沈曾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但这句话却像一闷棍打在辜鸿铭的头上，沈曾植答道：“你说的话，我都懂，若是你要懂我的话，还须读二十年中国书。”

这是辜鸿铭万万没有想到的。他一向自视甚高，尤其在学业上可算是一帆风顺。如今胸怀大志地回来，原本以为踏上了这片向往已久的国土，自己也就可以称得上是这块土地上的一个成员了，但事情却并非这样，轻蔑和敌意恰好来自周围的这些中国人。在震惊之余，他明白了仅仅只有外观上的“中国化”是远远不够的——留辫子，穿长袍，会说一点中文……这些只不过说明了他是一个“假洋鬼子”罢了，而要想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就必须从头再来，将中国的立身行事之本内化到自己的骨子里去。

好胜的辜鸿铭从来不能忍受别人对自己的轻视——你说我不行，我偏要做出来给你看看——这是他一贯的方式。他开始逐字逐句细抠原本翻阅过但只留下笼统印象的《四书》《五经》。这是一项艰巨的工程，他碰上的第一个难关就是不会查《康熙字典》。此事被张之洞知道了，他对辜鸿铭说：“人家不愿教你，是因为你还不懂中国的礼节，拜师之道是很严格的，但你要是愿意学，从现在起我来教你。”

有了张之洞的支持和点拨，辜鸿铭的学识开始突飞猛进。以后他逐渐扩大所学范围，“四部书、骚赋、诗文，无所不览”。这一过程中，张之洞对儒学的坚强信念，及其本人的道德文章，都很深地影响了辜鸿铭。正是在漫长的幕僚生涯期间，辜鸿铭才逐渐确立了自己坚定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对张之洞这个最先帮助了自己、接纳了自己的人，辜鸿铭一生都怀着感激之情。1908年张之洞去世以后，辜鸿铭在自己的英文著作《中国牛津运动故事》一书的结尾念念不忘地写道：“我愿意公开在此，写下我对已故帝国总督张之洞的感激：感激他二十多年所给予的庇护，从而使得我不至于在冷酷和自私的中国上流社会，降低自我去维持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另外，尽管我时常任性，他却始终以宽容、优礼和善意待我。而且我还荣幸地学会了作为一个新兵在他的领导下去为中国文明的事业而战，他是中国牛津运动中最好和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也是最后一位伟大的文人学士。”

在离沈曾植说了那句让辜鸿铭大受刺激的话二十年之时；辜鸿铭再次得见沈曾植。他让人把张之洞的藏书一部一部搬到沈曾植面前，沈曾植笑问：“你这是做什么？”辜鸿铭拱手施礼道：“请教沈老前辈，哪一部书老前辈能背的，我不能背？老前辈能懂的，我不懂？”

一句讥刺的话，竟让辜鸿铭记了二十年，可见他当时所受刺激之深。这种行动看上去有点意气用事，显得过于好胜，其实它基于辜鸿铭内心深处的一股委屈和忧虑。他辗转漂泊数十载，最后终于回国，为的是找到一种文化认同，获得一种确定的身份。他进了张之洞的幕府，以为自己已经入了这个“圈子”，然而他发现实际上自己并没有被这个“圈子”所承认和接纳。这令他无论如何也不甘心。他相信自己的才智——“中学”的功底是可以弥补的，他也相信自己的优长——他毕竟拥有幕府中多数人所没有的“西学”背景。那么，他所要做的，就是用实际的行动让别人相信：他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而且，也许比中国人还中国人。这成为他一生的行为背后一个重要的心理动因。在这样一种强烈的渴望的推动下，辜鸿铭做着一件又一件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进行着一次又一次他认为正确的文化选择。

对于辜鸿铭而言，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事绝不止一件。

当他真正回到这片向往已久的土地上来时，就必须面对一个与自己的想象完全不同的中华帝国。在19世纪最后的岁月里，帝国由于接二连三地遭受外来打击，已经变得动荡不安，一种大厦将倾、风雨飘摇的危机感充满了整个时代。这与辜鸿铭心目中那个“完美的形象”，那个“花”一样的国度，相差不啻几千里。然而这并没有摧毁他的理想——正如他从来不承认自己会输一样，外来刺激往往使他变得更加执拗——帝国本身是没有错的，只是由于外来的破坏它才偏离了完整。他要挽救这个正在倾颓、沉沦的世界，而凡是让这个世界堕落的一切力量，他都要一一向它们宣战。这是他的事业。

中国“文士”历来的事业，不外乎动嘴和动笔两件事，更何况辜鸿铭只不过是寄身于他人羽翼之下的一个幕僚，是清廷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个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所能做的，无非是一篇接一篇地写文章。但辜鸿铭从一开始著文起，就把自己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的文章是给外国人看的，他总让自己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面对西方世界发言。1891年5月至9月，长江流域爆发了中国民众和地方乡绅的反洋教运动。这些“教案”引起轩然大波，西方各国纷纷要求惩处中国的“仇外”之徒。为了澄清西方人的偏见，辜鸿铭写下了归国后的第一篇正式论文——《为祖国和人民争辩——现代传教士与最近教案之关系），署名“一个中国人”，发表于英文报刊《字林西报》上。

从文章的署名我们可以看出，辜鸿铭是多么看重“中国人”这一身份，而文章标题中的两个字“争辩”，则几乎概括了他一生的特征。他一辈子都在与人论辩，与西方人辩，与维新派辩，与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辩，甚至也与保守派辩。之所以如此好辩，实在是因为现实中的各色人等难以符合他所标举的理想之境。

在这篇文章里，辜鸿铭断言教案之所以发生，罪在西方传教士，而与中国民众无干。他理直气壮地质问西方列强：你们声称传教士来华可以提高中国人民的道德”，然而事实上，那些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都是“最差的人，虚弱者，无知者，贫困者和邪恶堕落的人”，最优秀和最有教养的人才不会相信基督教呢！这哪里谈得上提高民德？你们声称传教士可以“开启中国人民的智识”，然而基督教本身就是反科学的，那些在欧洲焚烧和残害科学家的教士，现在跑到中国来从事科学和智识启蒙工作，岂不滑天下之大稽？你们声称传教士做的是“慈善工作”，然而欧美政府提供的有关钱款，有多少是用在中国人身上的呢？大多数都被传教士自己挥霍掉了！而且他们在中国到处游荡，无恶不作，正因为如此，中国民众才产生了“仇外”情绪，才奋起消灭“邪恶者”，这种“爱国主义狂热”在道德上又有什么可以厚非的呢？

全文义正辞严，一气呵成。对基督教的弱点分析得尤为透彻，这在当时的中国人中是罕见的。所以文章一发表，就受到西方舆论界的注意，伦敦《泰晤士报》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此进行评论，一篇社论竟怀疑这篇署名为“一个中国人”的文章“可能不是一个中国人所写”，如果是的话，“语气不会有那种高贵的镇静”。

文章获得的反响，极大地鼓舞了辜鸿铭，他仿佛看见那广阔的空间在向自己打开。

辜鸿铭一生的“辩护事业”，便由此而开始。

1895年对于中华帝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

这一年，中国在对日战争中遭到惨败。甲午失利，举国皆惊。因为过去中国败于英、败于法、败于德、俄、意，尚可推诿是因为西方太强之故，然而现在连毫不起眼的小日本居然也打败了老大中国，这不能不使中国人在震惊之余，开始思考日本的崛起以及中国的出路。维新变法的呼声，由此逐渐兴起。

1895年前后对于辜鸿铭来说，同样也是一个重要的时期。就在这维新变法之声渐起的时代氛围中，他却偏偏逆历史潮流而动，完全服膺于中国古圣先贤的言论，成为一个坚决的文化保守主义者。

近现代中国出现的所有的变革思想和行为，几乎都受到过辜鸿铭的抨击。

他训斥维新派：“康梁一出，几欲使我中国数千年文明事物一旦扫地殆尽”，如果变法成功，那么，“世界将看到整个中华民族像一个疯子一样行动，打碎他房中的所有家具，推倒房子，代之以纸糊的家具和假房子。”至于后来的辛亥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让辜鸿铭痛恨不已，在他的眼里，这些变革者无异于一群吃了“狂药”的疯人，只顾模仿西方，却毁灭了儒家文明。

辜鸿铭的态度是如此激烈，以至于他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常常在文中破口大骂，譬如他骂维新派是“卑鄙无耻、丧尽天良的党徒”，骂革命党是“乱臣贼子”，“没有辫子的食肉兽”。

甚至连洋务派他也不能相容。他身在张之洞幕府，本来算作“北洋中人”，但他却很看不起李鸿章，认为李鸿章没把西方文化的精华引进来，引进来的尽是一些粗鄙庸俗的“外国方法和外国观念”。而且李鸿章利用办洋务牟取私利，这就更让辜鸿铭嗤之以鼻。相形之下，辜鸿铭所敬重的是张之洞。他赞誉张之洞廉洁奉公，人格高尚，是一个难得的“儒臣”，但他对于张之洞的政见却不以为然。二人曾经有过争论：张之洞的思路是国家不富，则国将不存，国之不存，则儒家文明也就保不住了，为了保教起见，也应先效法西方，谋求富强。但辜鸿铭却告诉张之洞：儒家的原则是孔子说的“贱货贵德”，而现代的欧洲文明则主张以财富、权力和物质为本，这二者是不可调和的。引进西方的“致富之道”，不但保不了儒教，反而会加速它的崩溃。最后气得张之洞斥责辜鸿铭“知经而不知权”，也就是说他只知儒家的经义，却不懂得在实际中通权达变。

其实，二人的分歧可能正在于他们的身份、地位的不同。张之洞身为权臣，他不得不直接面对当时十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此举措必须务实。而辜鸿铭不过是一介幕僚，文人书生，难免好发高论，玄虚而不切合实际。

由于与张之洞政见不合，辜鸿铭的看法常常被视为迂腐之谈，这让辜鸿铭颇感失意，觉得无人能懂自己的胸怀，因而他不时地发发牢骚，这些牢骚汇集起来，就成了一本书——《张文襄幕府纪闻》，里面多是一些或真或假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均用文言文写成，多是表达他对世事的讥评。虽然立场守旧，然而笔锋常含讽刺，很见他的辩才。

他这样讥讽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弊病：一个住在中国的西洋人，一次请人缝西服。当时的中国裁缝还都不会做西服，但有一个裁缝说：“只要有样式，我可以仿照着做。”西洋人听了很高兴，就找了一件旧西装给他。过了几天，裁缝把做好的西服送来，西洋人打开一看，很满意，因为新西服做得跟旧西服几乎一模一样。但他突然发现新西服的背后剪掉了一块，然后又给补了一块。他惊讶地问裁缝这是怎么回事。裁缝指着旧西服说：“我可是完全照着你的样式做的。”原来，旧西服背上有一个补丁。辜鸿铭接着写道：你们现在都要学习西方，除了学到西方的“补丁”，还能学到什么呢？

他这样论证儒教的合理性：1898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来到中国，在武昌与张之洞等人相见。辜鸿铭当时已把《论语》译成英文，就送给伊藤博文一本。伊藤问辜鸿铭：“我听说你向来精通西学，难道你不知道孔子的学说可以盛行于几千年以前，但现在已经过时了吗？”辜鸿铭答道：“儒教的原则，就好像数学家的加减乘除之理。几千年以前三三得九，到现在二十世纪三三也还是得九，你总不能说三三得八。”说到此处，辜鸿铭话锋一转，开始讽刺起洋人来：“不过，听说二十世纪的数学法则已经改良了，以前是三三得九，但现在如果中国借西洋人的钱款，那么就会变作三三得七；等到中国还钱的时候，又会变成三三得十一了！”

他这样表现儒家礼仪的优越：有一次，辜鸿铭应外国友人的邀请，去参加他们的宴会。来宾中只有他一人是中国人，于是大家便推请他坐首席。坐定之后大家谈论中西文化，席间有人问他：“孔子之教，究竟好在哪里？”辜鸿铭答道：“刚才诸君互相推让，不肯坐上座，这就是行孔子之教。假如今天行西方的物竞天择之教，以优胜劣败为主旨，那么这一桌酒席就得大家先竞争一番，等胜败见出分晓之后，才能坐定，然后动筷子。”来宾听罢，无不捧腹。

辜鸿铭并不认为自身的才能仅仅止于写写幽默讽刺的小故事，他渴望自己的文章能够具有更大的效用和影响。这样的机会倒是来了。

甲午战争以后，中国民间的反帝情绪逐日高涨，北方兴起了义和团运动。1900年，英、法、德、意、美、奥、日、俄八国联军借口义和团“排外”，大举侵华。联军很快攻占京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仓皇逃出京城，国内局势一时十分紧张。由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曾试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外国在华势力，所以联军坚持要惩处与之有关的大臣和皇亲。为了缓和局势，争取列强对慈禧的宽宥，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屡屡向英国驻华领事表示，希望能够达成彼此的和解，并专门草拟了一份电文，准备转呈给英国政府。张之洞把翻译这份电文的任务交给了辜鸿铭。

辜鸿铭感到这是一个让自己大显身手、建功扬名的好机会。他情不自禁地对张之洞的电文进行了发挥，写成一篇洋洋洒洒达两万言的长文——《我们愿为君王去死，皇太后啊！——关于中国人民对皇太后陛下及其权威真实感情的声明》。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向列强要求“尊王”的“请愿书”，也是一份为慈禧而作的“辩护词”，还可以算是辜鸿铭表白自己忠君心迹的“宣言”。

全文充满了一种辜鸿铭式的奇异的热忱。

他不仅一一洗刷西方人加在慈禧身上的罪责，而且还运用文学化的描述，塑造了一位慈悲而圣明，忍辱负重又深明大义，倍受臣民爱戴的“国母”形象。

辜鸿铭说，怎么可以指责皇太后“排外”呢？她曾经把外国公使夫人请到宫中亲切谈心，甚至一度让她的儿子光绪皇帝学习英语！在她的朝廷中，无论像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这样的新派，还是像徐桐、李秉衡、刚毅这样的旧派，都能共处一朝，人尽其才。“仅此一点，便可表明她的统治是多么机智，心胸是多么宽广，用人行政是多么精明和老练！”

辜鸿铭认为，正是出于对皇太后陛下的赞赏、热爱和崇敬，义和团的小伙子才焕发出狂热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激情，他们要誓死捍卫皇太后的权威，因此，虽然义和团对西洋人造成一些损害，但这也是出于中国最神圣的感情——“忠”，皇太后体恤她的臣民的这份感情，正是帝王慈悲的表现，怎么能称皇太后是“袒匪”呢？

辜鸿铭还以一种奇特的方式为慈禧的个人品格作辩护。他说，只要想一想“她的性别、她的年纪和她那众所周知的个人生活的不幸——年轻时希望的破灭，长期孤独的寡居生活，为帝国操劳，替儿子担忧。她唯一的儿子（同治帝）突然死去，对她这个慈爱的母亲是最残酷的打击，如今所留下的，只是一个饱经忧患的皇太后和历尽痛苦折磨的母亲之孤寂的心灵”，只要想想这些，那么，外国报纸上对皇太后个人品行的恶毒指控，岂不太冷酷无情了吗？

最后，辜鸿铭不无天真地呼吁：“英国王后陛下，作为世界王后之首，应尽快谦和感人地直接拍给中国皇太后陛下一封公开电报——不用官方语言，而用心灵的质朴语言——对中国的皇太后、她的儿子以及多灾多难的人民在目前的困厄中所遭受的苦难，表示同情。”

辜鸿铭对慈禧不无夸张的赞美和颂扬，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直到1911年后他还专门写了几篇文章为慈禧唱赞歌。这种异乎寻常的热忱，实际上源于他对儒教“忠”的迷恋。在当时国与国的纷争中，它表现为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而当清王朝灭亡之后，这一点则为辜鸿铭造成众多的悲剧、喜剧与闹剧。

辜鸿铭对自己的这篇文章预期很高，他希望文章能够缓解各国与中国政府的冲突，拯救北京和清廷的君臣，所以，此文一写完，他甚至等不及让张之洞过目，就设法把文章寄给当时英国首相索尔兹伯理，以及俄、德、日的皇帝。还没等得到回音，他又迫不及待地在报纸上发表了这篇文章，意在让整个西方“文明世界”都知道它。

令辜鸿铭失望的是，文章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1901年，清政府与各国公使几经和谈，终于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个条约让中国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赔款四亿五千万两白银，惩办包括王公大臣在内的“罪魁祸首”，允许外国军队进驻使馆区……中国依旧是要割地便割地，要赔款便赔款。辜鸿铭在失望之余，又接连写下了《关于中国问题的最近札记》《为了在中国的良治》《文明与混乱》等几篇文章。在文中，他对《辛丑条约》的内容逐条进行批驳，对几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逐一进行谴责。此时，他再也不是写什么“请愿书”了，他的语气和态度一转而为激烈、傲慢，文章中甚至有这样强硬、奇特的句子：“大不列颠和美国派出他们挑拨离间和爱管闲事之辈到中国来，专横跋扈地对待和干涉上自皇太后下至那些可怜的妇人的足；德国派出他所有的犹太高利贷狗来中国，欺骗达官并使其堕落；法国派出他所有的‘黑色暴徒’来中国，保护一切流氓和无赖。当中国在这样一种情形之下纵火——世人还都感到奇怪！”

辜鸿铭在庚子、辛丑年间写下的文章，于1901年11月结集为《尊王篇》在国外出版，因为它是来自中国内部的声音，所以在欧美还相当畅销。然而这并没有给辜鸿铭带来太多的欣慰，因为他对自己在国内的状况开始不满了，他在文章中抱怨：“我已为皇太后陛下的政府服务了18年，但至今仍然停留在刚入职的位置上始终没有得到升迁。我现在的薪水还不如赫德手下两个四等助手。我承认这是一种非常有损于自尊的事。”自己全心全意去维护中国的文明和国家的尊严，可是却并没有得到政府的重视，这对辜鸿铭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件委屈的事。在他的心里，长期以来就埋藏着一个英雄梦想：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要对一个国家或一种文明发挥作用。然而这个梦想却迟迟不见成真，只能成为被压抑了的欲望。多年以后，暮年的辜鸿铭向他的学生兆文钧回忆庚子年间的这段往事时，他的眼前浮现的是另一个自己：“那时候，张制军（即张之洞）委我以重任，派我进京协助李鸿章与八国联军议和。当时各国公使态度蛮横，要求苛刻，李鸿章一筹莫展。刚好我与联军总帅瓦德西有一段旧交。那还是我在法国游学时，住在巴黎一个名妓家中。当时瓦德西还是一个德国流浪儿，在巴黎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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