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志民,马啸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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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试读：
（代序）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共同价值
吴翠云价值追求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永恒旗帜，不同的文明背后，往往蕴含着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世界文明的勃兴，正是源于文明间的对话和交流。中华民族的文明史，也是在同其他文明的碰撞与融通中，递嬗蜕变，不断进步。21世纪中华文明的重构与复兴，需要汲取世界不同文明的优秀经验，而在构建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中，中华文化、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也必将扮演重要角色。
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源头之一，历经数千年弦歌不绝，铸就自强不息、尚和贵仁、以民为本、礼仪安邦的民族品格。在当今世界分裂、文化冲突的重重焦虑和困顿中，人类应该不忘来路，更多关注中华文明，消弭冲突和危机于无形，从中获得再造的智慧和途径。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构成了中国人民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文化自信，同时也源源不断地为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丰富的中国元素。
山东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是史前时期中华文明的代表。城子崖古城和日照两城镇遗址，是中国已知最早的少数城市遗存。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孟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墨子、庄子、孙子、管子、荀子等人提出的思想理念，以及《论语》《孟子》等蕴含先民智慧与民族精神的经典文献，共同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源头。距今2500年左右的齐国首都临淄曾设稷下学宫，这是世界上第一所由官方举办、私家主持的特殊形式的高等学府，是当时诸子百家学术争鸣的中心园地。正是在这一时期，诸子百家的学说激荡融汇，生成了中华文化的基因。
在齐鲁大地这片热土上，中华文脉绵延数千年，至今仍不断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文明生成的早期，齐鲁大地上先贤辈出、群星璀璨、光芒万丈。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博大精深，成为垂范后世的巨大而深远的思想力量；孟子强调民贵君轻、仁政保民，是涵养社会价值体系的重要源泉；墨子提倡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至今仍极具现实意义；军事家孙子的不战和慎战主张，则对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具有深刻启示；晏婴最早提出“和而不同”的理念，在思想文明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博大深邃的齐鲁文化，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世界文明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考察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历史文化名城曲阜是其中重要一站。习总书记在考察中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总书记的讲话传递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号，吹响了促进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的号角。
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形成了经济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并将最终形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人类共同价值元素，中国人有义务也有能力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奉献力量。用中国智慧诠释人类共同价值，把中华文明中那些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教化思想、道德理念等优秀文化基因与精神特质弘扬光大，就可以为构建人类共同价值提供滋养、借鉴和精神指引。探索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方式、路径与模式，将有助于坚定文化自信，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读懂中国。
希望通过不断推进对人类共同价值的研究和宣传，形成一系列研究成果，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实现贡献力量！（作者系中共山东省委原常委、统战部部长，现任山东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
中华文明要为建构人类共同价值提供重要支撑
潘岳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专程到孔子故乡曲阜考察历史文化，他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完全可以说，“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的全面结合。
作为此次研讨会主办方，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前不久刚刚举行了建院60周年庆祝大会。习总书记为此专致贺信，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做了重要讲话，都要求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也就是中华文化学院要强化政治共识，不断增强“四个自信”。今天，在总书记视察山东发表重要讲话三周年之际，我们在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山东，举行“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学术研讨会，正是为了进一步落实总书记与俞主席的指示，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力弘扬能够凝聚全体中国人思想共识的中华文化，大力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互鉴互融，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探索更好的发展方案。
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庆祝大会上掷地有声地宣告，“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如何理解这个“最”字？就在于我们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彻底结束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建立起了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就在于我们实现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短短六十多年里摆脱了贫困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就在于我们百年来所从事的民族解放、民族发展和民族复兴伟大实践，始终立足于5000年的中华文明史，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激荡交融，立足于现代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是一个永远面向未来、不断发展着的文明体系。既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智慧结晶，也是全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中华文明与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仅是简单的局部和整体的关系，更是一种结构化的支撑与被支撑关系。
比如，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贡献了独特的“大一统”理念。作为世界上唯一同根同种同文且以国家形态发展至今从未曾中断的伟大文明，中华文明很早就有了“大一统”观念，历经三千多年的执政实践、制度建构和伦理教化，终成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的独特文明内核。在周朝，确立了“大一统”的道义标准，建构了“以德配天”的革命理论、“亲亲尊尊”的宗法制度和“有教无类”的执政者培养体系；在秦汉，奠定了“大一统”的政治体制，确立了皇帝制度、郡县制与礼法合一的治理模式；在隋唐，成熟定型三省六部制与科举制，形成了完善的文官制度，并在宋朝实现了平民化儒学教育与乡绅制；在明清，最终实现了“大一统”民族整合，形成了现代中国的基本疆域格局和多民族治理的重要模式。正是因为大一统，中华民族历经风雨沧桑而生生不息；正是因为大一统，中华文明遭遇挫折却不断返本开新。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中华大一统的发展史。大中华就是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家园，大中华文化就是海内外中国人超越左右的基本共识和基本底线。
比如，中华文明具有无与伦比的“包容性”。相较于古埃及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仍具有强大生机的古老文明，其重要原因在于它的“包容性”。先不说历史上有多少个少数民族虽军事征服中国而反被中华文化同化成永远中国人的旧话，在这里只提提历史上三次思想的重大交融：一是汉代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华文明接纳吸收，最后形成了以儒、佛、道三教合一的中华文明伦理体系；二是明末清初基督教、伊斯兰教传入，中华文明也与之相融，最后成为中国化宗教；三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西方重大冲击和挑战，我们没有坐以待毙，而是积极探索各种道路，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将其与独特的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牢牢结合，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进程，直接推动了中华文明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型。
再比如，中华文明具有难能可贵的“内敛性”。世界上所有的战争都为两类原因而打：一是为了意识形态，例如中世纪的宗教战争、西式民主的强势推进、文明的冲突等；二是为了资源，例如西方大国在传统工业化时期对殖民地、能源、战略运输通道、规则制订权的争夺。然而，恰恰在这两个方面，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王朝即使处于军事和综合实力的优势地位，也绝少主动挑起大规模对外战争。几千年来，接受中华文明滋养的历代政权信奉道义政治、怀柔远人、天下归心，无称霸、无扩张、无殖民、无掠夺、无弱肉强食的炮舰政策，无强加于人的不平等条约。在处理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中华文明坚持“礼”的制度与“道义”话语权。一方面建构“朝贡”体系，主要是礼仪性与名义上的朝贡。另一方面，始终倡导“和为贵”“和而不同”“协和万邦”“和谐共生”等观念，坚持和合的国际秩序并一以贯之。这些都是我们今天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讲清“中国模式”“和平崛起”的重要思想来源。
中华文明的伟大特性还有许多，无数先贤大师都做出了数不清的论述，这里就不一一展开了。我今天只想强调，谈中华文明不能仅仅从中国人的视角出发，更要放眼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文明必须也完全可以与世界其他文明——尤其是西方文明——对话、碰撞和交融，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贡献力量。
在欧美金融危机爆发之际，国际有识之士就曾深刻地指出：“植根于一神论的西方在建构一种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个人主义观念时，中国却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方面发展了社群主义和整体主义的观念”，所以“世界需要中国，以审视自身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社会模式；中国也需要世界，以完善自身的社会政治模式”。显然，要应对诸如资源环境、种族冲突、价值观输出、恐怖极端主义等全人类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只有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携起手来，才能更有效地找到正确出路。
例如，中华文明重“仁者爱人”、互惠互助，四海一家；西方文明重个体自由、生而平等、人权天赋，两者结合既有助于现代治理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又有助于构建团结互助的“和谐”社会。又如，中华文明重“天人合一”的发展观念，习惯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现代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将环境问题纳入其道德文化、外交贸易、国家安全政策体系。两者结合有利于为生态文明提供伦理基础，从而在绿色平台上促进中西文明新交融。再如，对于所谓“普世”价值，西方所倡导的自由与民主并不能涵盖其全部，中华文明所主张的仁义礼智信哪一条不应是全人类应遵循的价值标准？中华文明所强调的“孝悌”二字，难道不是中西方社会都应深刻反思并认真吸纳的伦理价值？总之，中华道统与西方文明虽存差异，却并不是非此即彼。中华道统不是泥古不化的复古传统，更不是故步自封的孤立主义，而是时刻保持着包容性与开放性，向西方文明学习。西方文明也应当放弃高高在上以我为大的架子，好好琢磨并吸纳中华文明的孝悌、仁义、诚信等核心价值。只有与中华伦理要义相融的价值体系，只有世界各大文明相互借鉴相互融合，才能形成真正多元的人类共同价值规范，否则，只能继续自说自话。
中华文明为人类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当代中国人更需要从自身伟大的文明传统中寻找力量，化解难题，弥合分歧、形成共识。只有理解了中华文明从古代到现代转型的艰辛，才能真正看清近代中国各种思潮力量此消彼长的背后逻辑，从而理解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道路的必然由来，更好地团结各类政治组织、思想派别和社会阶层；只有真正深入中华文明的主脉，才能真正理解中国民族文化与宗教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发展源流和未来方向；只有真正感同身受于中华文明的苦难与辉煌，才能明白一个民族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一个国家因何而大如何而强、一个中国人凭什么叫中国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在全球化时代，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中华文明的整体思维和天下情怀，为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提供了最根本的支撑，也应当为之做出更为重要的贡献。本次研讨会完全可以在这方面深入探讨，发挥作用。为此，我提三点建议：
一是探索建立共识。开放包容、多元互鉴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基调；加强协作、增进共识，成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主题。我们应继续发掘中华文明特性、深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明结合，探究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的共通性，为建构全人类共同价值探索出更有效的路径和方案。
二是共建对话机制。文明的对话，通常以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为重要载体，应当常态化汇聚海内外学者的智慧与力量，就人类文明关切的重大问题坦诚交流。中华文化学院和山东省中华文化学院以及其他地方的中华文化学院组织这样的研讨会仅仅是开始，是长效机制的初始运作。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不断地推出类似的交流对话活动，打造一个永不散场的思想流水席。通过这个平台，将统一战线的团结合作文化、和谐和顺文化、向善文化、信义文化、根源文化传递给世界。
三是做好成果推广。首先，应当特别重视学术成果的结集，要把各位专家学者的真知灼见完整准确地记录、提炼，或形成内参为中央提供决策咨询；或公开报道，助力于更为广泛的学术证明和思想交流；或转化为各地中华文化学院的教辅材料，以及用之于港澳台侨的交流资料，成为全国社院系统进行共识教育的权威资料。其次，要把会议论文结集出版，并在主流思想文化网站进行集中宣传和传播，形成中华文化学院主题的重点出版品牌。最后，要把会议研讨的重大问题和还没有充分展开的重要论题，作为社院智库的课题，集中专业力量进行深入研究。在此，我向大家郑重通报，中华文化学院将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完成“大统战”与“大文化”相结合的主干教学课程，我也特别郑重地邀请与会专家学者能成为中央社院的兼职教授与特约研究员，让我们一起共同研究，共同提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张岂之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意义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中国特色外交理念时提出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5年9月28日，在纽约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他对这个理念作了系统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说：“在联合国迎来又一个10年之际，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做携手合作共赢的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系统论述。他们期待在西欧，特别是法国和英国的无产阶级进行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建立社会主义新的社会制度的大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将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定为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应当承认，中国人对此并不生疏，早在秦汉之际的《礼记》一书中就记载了前人理想的“大同”社会，并认为只有从衣食不愁的“小康”才能进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
19世纪的英、法没有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也没有进入社会主义。1917年，俄罗斯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当世界从1848年推进到2013年，时间过去了16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3月在访问俄罗斯期间提出全世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是时代潮流。2015年10月16日在世界减贫与发展论坛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演讲，主张“消除贫困是人类共同的使命”，他向世界各国呼吁：“应凝聚共识，同舟共济，不断深化减贫工作，携手共建没有贫困、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其基本精神和目标没有过时，因为它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发展要求。但是如何实现这个伟大的理想，必须与时俱进。可以预见，中国提出的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实现世界和平、发展、繁荣、公平、正义的康庄大道。我们中国人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离开对于全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思考。因此，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应当贡献更大的力量，使之实现。二、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我们没有谈到人类共同价值观之前，就应认识并维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这一客观事实。人类文化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辩证地联系在一起，不能割断。
每年5月21日世界各国都开会纪念“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对话和发展日”。我国也是如此。世界各国都有具有自己本国民族特色的文化，正是因为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才愈益彰显出世界性。文化的多样性使世界文化之林百花齐放、绚烂多彩。文化的共同性在多样性中才便于交流和合作，否则，共同性便会转化为单一性，反而阻碍事物的创新和发展。
强调文化的多样性，也就是在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言，其本身的独特优势，集中地体现在若干核心理念上。几年前，我和学术合作者尝试这样去表述：天人之学——天人和谐的探索精神；道法自然——顺应自然的辩证法则；居安思危——安而不忘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诚实守信——进德修业的立身之本；厚德载物——做人做事的根本原则；以民为本——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原则；仁者爱人——实现社会和谐的基本出发点；尊师重道——传道授业解惑的教育理念；和而不同——博采众长的会通精神；日新月异——与时偕行的革新精神；天下大同——指向未来的理想之光。
这些理念与孔子在春秋末期开创的儒学联系在一起。儒学是中华民族在古代的共同价值观的体现。孔子以前及其同时期，许多人都讲“仁”。“仁”必涉及人与人的关系。《论语》多处为“仁”规定界说。孔子不赞成把“亲亲”与“爱人”对立起来，认为这是“爱人”的起点；同时，讲“仁”不能离开“亲亲”，也不应局限于此。《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孔子回答：“爱人。”一方面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另一方面是“己欲立则立人，己欲达则达人”，应将这两方面加以结合。孔子所说的“仁”是各种德目的总称。他曾提出其他德目，如恭、宽、信、敏、惠，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非常重视孝道，认为人们心里尊敬父母才是真正的孝；如果没有孝心，赡养父母和饲养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
战国中期，儒学传承发展者孟子曾说：君子身处富贵温柔之乡，不能丧失志向；身处贫贱困苦之地，不能改变人格；身处强暴威胁之时，不能丢掉气节，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在他看来，君子有了这样的宏大的志愿，就有了充塞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再伴以扎扎实实的行动，这就是实现“人”的价值的历程。
孔子、孟子关于“君子”的共同价值观的论述，是中华民族子孙们宝贵的精神财富。春秋战国时期产生的“百家之学”都为中华民族共同价值观作出了贡献。其中的儒学对中华古代价值观的影响更大。
儒学不是“神”的文化，而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文化，讲如何做人，做有道德，有理想，有作为的人；与人讲诚信，讲相互尊重，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儒学不是宗教，而是人文文化，但它吸取了佛、道宗教中的某些优质，加以改造，使自身更加充实。
儒学是讲爱心的文化，爱家乡、爱国家、爱大众、爱一草一木，即所谓“泛爱众而亲仁”。儒学是重视“民本”的文化，主张以民为本，继承了西周以来“明德保民”的政治思想。其特色是将道德和政治相结合，提倡“重民”“爱民”“保民”等。儒学是充满忧患意识、毫不懈怠的思想文化。“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也就是“安不忘危”或“居安思危”的意识，提醒人们身处太平顺达的境遇不忘记危险祸患，时常警戒，避凶趋吉。儒学是引导人们追求社会与自然和谐的文化，并鼓励人们营造人与人、人与自己内心的和谐，主张用和谐取代社会冲突。儒学不排斥中华其他优秀传统文化，主张“和而不同”，倡导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儒学重视人才培养，主张经过努力人人都可以成才，它不是少数天才的文化，而是代表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儒学是追求思想文化“活水源头”、与时俱进的文化。宋明时期的理学既保留了儒学的基本原则，又增加了许多新内容。
总之，儒学给中华儿女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文化基因，需要代代守护，又要推陈出新。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会通精神“会通”一词，最早见于《易大传·系辞上》。《易大传》是秦汉之际儒者们研究《周易》的成果，《系辞》是对其中理论宗旨的说明。《系辞》上说：不同历史时期的典章制度，其中有融会贯通之处；“圣人”研究典章制度，其中有融会贯通之处；“圣人”是研究典章制度融会贯通有成就的人，因而“会通”可以被认为是高深的学问。
从战国末到秦、汉，再到魏晋时期，约有六百多年，主要是儒学与道家学说的会通，由此产生了魏晋玄学。从唐至北宋约有六百多年，经过五代十国，又有儒学与佛教、道教的会通，从而产生了北宋时期开始的儒学新形态，称之为宋明理学。
中华文化不仅有国内各民族间的文化会通，而且关注对外域文化的研究；不仅重视语言文字的翻译，还侧重思想内容的介绍与阐释，以便从整体上加以理解，使之成为中华思想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比如，从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文化，在中国是从整体上加以研究的，在唐代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历程。13世纪，在印度，佛教已式微，但那里佛教的许多教派和经典仍然可以在中国找到它的源头。这是中国佛教学者全面整理印度佛教文化的结果，对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都作出了贡献。
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开始的儒释道“三教”的会通，并没有取消或阻碍各自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彼此新的发展，形成了新的思想文化形态与学术流派。这反映了会通的独特创造力和思想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法则。这种学术和思想文化的会通精神，在中国近代仍然得到不断传承和发展，从而产生了“中西融汇”的学术大家。四、古丝绸之路与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汉时期，中国西部玉门关和阳关以西的地域，即今天新疆乃至中亚地区，称为“西域”。当时，汉王朝遭到匈奴的侵犯，住在敦煌、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以及祁连山下的乌孙等，都曾受到匈奴的袭击。汉武帝为保卫国土，派遣在宫廷担任郎官的汉中城固人张骞从长安出发，出使西域，历尽千辛万苦，用了13年时间，使中原人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西域知识，并说服西域的一些国家共同抗击匈奴。
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陆上丝绸之路，是从长安出发，经过新疆，到中亚、西亚各国，再到意大利的威尼斯，全长7000余公里，在中国境内有4000余公里。
古丝绸之路在今天获得了新的巨大活力，正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五国，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讲演，他深情地说：“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这一切，让我感到十分亲切。”习近平主席出访期间提出了建设新丝绸之路的倡议，得到中亚五国的赞同。
还要谈到海上交通。唐代国力强盛，却没有大规模远行出使记录。事实上，随着海上贸易往来的发展，随之出现了从今天福建泉州出发的海上通道。明清之际，尽管官方采取了“海禁”政策，但民间的海上交往并未停止。在郑和下西洋终止以后，中国的一些商人和平民，经过海上交通往来贸易，甚至到东南亚以及世界各地定居，成为今天海外华人的祖先，他们为中华文明远播作出了贡献。
前面已提到，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提出，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经过三年的努力，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战略构想世界上已有几十个国家参加，体现了“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落实。
人类共同价值是有的，世界上不同国家与民族的人民都想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大家共同追求的理想。这个理想如何实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归结到一点上，就是这个重大战略构想的实现，既要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要有世界上各国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支撑，才能够真正实现。
我们作为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者、研究者和传播者，在今天和未来需要从时代的要求出发，用我们专业上的研究成果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精神文明营养，从而实现我们的理想。
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共同价值
成中英人类作为同一物种，自有其共同以及共通的性能与特质。不同族群生活在不同环境中，不同形式与品质的文化油然而生。我们必须假设不同族群与不同文化有一个原点的共同性与相互交通与沟通的能力，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彼此之间仍各有其理想的价值，能否交集则考验在各文化之理性沟通与价值判断的能力。中华民族自古观天察地，建立了一个阴阳对立而相辅相成的易道宇宙观与太极创化哲学，既能对应天地之道的实际，又能促使人类参与天地的生化，创造人类理想的未来，因而有“一致百虑，殊途同归”（《周易》）的生命自信与理念。在此基础上，我们论述中西文化的相对定位，一方面必须认识到中西文化与哲学的差异性以及其所以差异，也同时认知两者最小的共同性与两者最大的共同价值。然后基于善意的交往，来扩大两者之间的共同性与共通价值，追求一个理想的人类社会。
在当代世界，中国发展了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西方却是强调普世价值的资本主义或个人主义。西方强调的共同价值是自由与人权；中国文化强调的普世价值是和谐与正义。中西对照下，中国文化并不排除自由与人权，只是要求两者体现在和谐与正义之中或两者的基础之上。而西方文化则往往为了自由与人权，侵犯更多人的自由与人权，形成了霸权与自私的贪婪。在中西交往中，中国文化更显示深沉广博的厚德载物精神，也更能体现刚健自强的创造精神。因为中国文化强调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的“民胞物与，推己及人”的谦和精神，是人类和平发展相互繁荣的共同价值，也是全球人类理解与遵行的共通价值，为人类走上全球化的生命伦理共同体所必需。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明是人类提早实现的世界文明，中国文化基于易经、道学与儒学的精粹思想，是人类进行群体生命整合的示范准则，具有价值的理想性与价值的规范性。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中所包含的刚健进取之德与融合之道既是人类原有的共同价值，也是人类可以发挥的共通价值，更是人类必须追求的理想价值。在此认识中，中国文化肩负人类文明丰富化与世界人类一体化的重大道德责任。一方面，在人文领域发展上，中国人文精神与西方科技知识发展形成互补互成；另一方面，在人类命运的规范与理想社会的建立中，中国文化扮演着不可取代的角色，结合知识与智慧，追求世界永久和平与人类持续繁荣。一
首先，我们必须要认识什么是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文化悠久，从伏羲时代到现在一贯而下形成一条历史长河，是一个发展过程，像长江、黄河一样，发源于历史深处，至今仍有很强的生命力，我们必须肯定这一点。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不仅涵盖大陆，而且像任何其他河流支流那样，对外在的冲击形成滋孕万物的潮流，涵盖周边的半岛、岛屿及其他地区。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融化外来文化于自身之中，最典型的例子是融合印度佛教。今天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作为主流也必将融合西方文化，使其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有其特色。
我们知道西方文化有其自己的根源——古希腊和古希伯来。不过从目前来看，西方文化不仅仅是西方原始的文化，也已经具有某些中国的成分，如启蒙时代的儒家、当代北欧的道家。同样，马克思主义来自欧洲，但在中国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
文化涵盖抽象思维，以及由抽象思维发展出来的哲学及其智慧的运用。同时，文化也涵盖生活各方面的价值，从而成为人的生活行为的指针、基础和方式。
中国文化具有包容精神和融合精神，注重人和自然的互动、和谐，人可以奉行天时地利，进行人文创作。实际上，中国作为较早的农业社会，必须强调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的精神，保证人在大自然中发挥人自身与自然的功能。在天人合一精神的影响下，中国文化注重下面几种基本的观点：（一）主客合一。人的主观性要与自然的客观性统一，人的主观能够认识客观事实，人能够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自然提供人类生活的环境，自然提供了人的认知条件，只要人努力学习就可以认知世界，反思自我，并形成主客的互动，形成人的生命的内外合一。人的知识要与他的认识能力相符合，人能认识世界，世界也能被认识，最后才能够达到协调，这在人身上表现为主客合一。人发挥潜力适应世界的变化，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在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要天人合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内外合一。（二）内外合一。人和人之间需要一种内在的合一，此“合一”也包含事实与心灵的协调、心灵的感受。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儒家强调仁义合一，人对人的关怀，人在仁的情感之中发挥团结的力量，在一个社群里建立共同感情，实现群体分配的正义。这就是仁德、仁义。由个人到家庭再到社会与国家与世界形成不同的功能性的组合整体，实现不同层次的体用合一。（三）心性合一。由个人的自觉修持，实现个人的潜能，增进自我觉知与理性判断能力，形成儒道所说的心性合一，进而发挥与调和人的内在生命力，包括知、情、意、理性、情感、意志等各方面，实现它们之间的动态，有利于天人互动，人我协作以及自我创新。从心性合一中实现情志合一、情意合一与情境合一的生生不已的实践活动与价值的实际创造。（四）德智合一。心性的发展是在开拓与建立人的德性与德力，作为行为的基础，所谓德即能面对处境与关系以及人生的至善目标作出适当的行为决策，当然需要理智的运用，整合知识，实现德行，履行正义与责任，因而需要德智的合一。（五）知行合一。这既是人与人的要求，也是人自我的要求。在人生中，知而能行，行而能知，这是个人自我人格发展的需要。知行合一在社会互动中，也会有这样的要求，是建立道德伦理的机制所在。
总结以上，我们可以说所有及任何合一都是人类整体的生活形态和行为方式的理想要求，也是文化价值核心之所在。可以说是对中国文化中的基本价值的基本表达。
从政治哲学上看，中国文化强调仁民爱物，强调君主自觉仁爱、慎言谨行，要求君主克己复礼，施行仁政。仁政是君权达到与人民权利合一的境界，仁政是惠民，是自身的自我节制；是中国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不管用哲学方式表述还是用文化生活方式表达，都是相当明确的理念，也包含了人们实践的动力。
我们认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共同价值，首先要了解它们之间的差异。首先，西方文化不同于中国文化。从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重视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西方文化是非农业文化，是以渔猎游牧作为基本的生活形态，对环境有征服占有的欲望。作为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他们了解自然，利用自然，把自然当作工具达到生活的目的。这一点与中国的奉行天时、节制制用不同。这从古希腊和犹太民族可以得到证明。古希腊文化强调认识自然的本质，认识自然的本原，掌握自然规则，达到应用自然的目标。这样，自然与人的关系是比较对立的关系，主客永远不同。以色列是游牧民族，他们征服自然必须要依靠一个超越的上帝，形成了一神论的上帝观，以信仰耶和华为主要方式。以色列强调人听从上帝，古希腊强调人征服自然。
经历过上面两种文化的发展，到近代，西方文化形成了积极好动、积极进取和侵略性的文化心态。到了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西方文化逐渐理性、规整，强调客观的真理，利用科学技术发展新的经济，以市场竞争为主要手段。这是从历史来看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
直到今天，西方现代化走向普遍化，想要使世界完全现代化，利用自己国家的能力，采取霸权的方式去推行西方文化。他们认为，世界化是一个工程，必须由某个国家来做主。客观地说，现代化走向全球化，有其积极意义，但是，西方文化认为其主体执行者必然是个国家，以致形成霸权争斗问题，反而使全球化困难重重，不能达到其理想的目标。这是西方文化的特点。比较中国文化，现代西方文化具有二元化、外在化、超越化、客观化等特点，积极向外追求，把他者当成假想敌甚至武力征服他者。与此相应，西方的道德观从内在的社会价值走向更整体化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观点，追求利益最大化。这样西方文化里面就存在一个谁是主体的问题，就是谁来征服谁，谁来形成现代化。这里面有国家的成分，实际上就是资本经济作为行动者推进现代化。这是西方文化的一个特色，强调主观运动，具有主动性、积极性、对外发展性，整合外在他者为自己的一部分。
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强调自我控制，自我约束，适应外在环境，实现达到共同平衡的生活方式，对其他国家则是协和万邦的方式。
基于中西文化的差异，我们面临一个问题：中西文化有没有共同点。这是文化价值的一个问题。初看二者没有共同价值，但是，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在生活中都有共同需要，人性中也有天性上的共同点，所以中西文化其实有共同价值。有些共同的文化价值是存在的，有些共同的文化价值则需要发展。不管古希腊还是以色列，都有人文主义，虽然没有中国的人文主义浓厚。西方的人文主义更强调个人的发展和个人才华的发挥。
中西文化的共同价值是大家都深信一个共同正义。追求共同正义，以人和人的一种平等性为基础，强调理性，追求理想的社会，这是中西方文化共同拥有的。虽然西方更多强调客观知识和上帝的帮助，而中国更多强调个人修养和道德实践，但是他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另外，平等也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是从儒家开始就有的。西方文化强调自由，也是后期西方发展的概念，其实中国有随心所欲的自然自由。所以，在政治哲学上，中国强调社群的和谐与正义，在社群的和谐正义中实现自由以及个人权利。在西方，因追求平等受到政治压迫，故强调个人的自由以反抗政治压迫。这一点在19世纪体现得特别明显。但在中国文化中，无论儒家或道家，都在天人合一与人与天地并立的生活体验中强调了和谐平等，以及在和谐平等中实现了自主与自由，表现了自然与自由的统一，没有西方文化中对自由的极端化与虚假化。当然，中国文化具有追求生态平衡的特点，更多的强调人与自然、个人与群体互动的权利。
中西文化虽然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和背景，但是基于人存在的基本需要，中西文化有趋同性，可以形成概念价值上的一般性认识，追求人性的完满和价值的发挥，追求平等和自由。至于如何实现，由于二者基本背景不同，实现方式自然也有不同。
我们肯定中西文化中人的相同价值，人性是根本的，满足人生活的根本需要。二者的人文价值就是要创造良好的环境，有一种走向世界整体的含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影响，更好地实现经济活力，更好地相互交往。中西双方都需要考虑克服共同的问题。中西双方由于文化构建不同，可以形成一种互补，构成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中西方文化的共同价值，来自双方的良好愿望以及共同的能力达到这个目标。二者的基本目标、基本需要都是一致的，但实现方式是不同的。二
说到世界的共同价值，对中国的基本印象似乎是其文化的核心价值没有普遍性，与西方文化所彰显出来的价值相比无共同价值。
首先，西方文化追求普遍价值有其历史背景。历来欧洲诸国并立，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脱离中世纪以后，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到工业革命，需要解决国与国和平相处的问题。天主教的大公会议，显然是普遍性从所谓约定“法”成的过程，寻求大家能够遵守的法则，或人们指定的法则，有一种基本法的认识。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到1776年美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及到后来的宪法运动，包含德国的1919年《魏玛宪法》，当然也包含之前的1776年美国宪法，其普遍性也是冲突各方约定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共同价值。中国作为泱泱大国，秦统一中国，汉代定儒为一尊之后，中国社会的礼制与典章制度的建立与传承，尤其在伦理体系与道德价值发展方面，可以看成中国法制与礼制的共同性，从道统之说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价值理想性。如果按照人口的比率来讲，中国人口数量比欧美人口要多，分布要广。因之中国文化之价值基于约定法成，可说是具有更大覆盖的共同性，并统和在天人合一与世界大同的理念之中。
其次，由于西方文化发展很快，19世纪之后掌握了世界霸权，西方化与现代化变为基本问题。尽管现代化不应该只是西方化，然而实际上由于西方是最早现代化的，结果现代化形成了西方化的趋势。现代化是理性主义，现代化并不只有西方化一种方式。为了避免现代化变为西方化，现代化应该具有多种模式。基于对中国文化传统的认知，一些学者如金耀基等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方面有它的发展特色，是否政治方面也应有中国特色。就像中国大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的政治经济路线显然有它内在的约定法成的一种性质。
作为人类，我们当寻求更大的共同，前面提到东西方互补，中国文化的特质与西方文化的特质有交叉的地方。显然这里有两个共同，一个是最小的共同，那就是中西之间最共同的东西，两个集合交集的地方值得探讨。40年前，孔汉思（Hans Kong）认为有一个基本伦理，就是把儒家的仁爱作为基本共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人称为“银律”），“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所谓推己及人的这样一种精神。耶稣也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他曾说：己所欲施于人（西人称为“金律”）。这二个基本认知就属于最小共同的伦理认知。如果人们真能做到，也可以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但也有其困难，比如建立非政府集团的管理方式，像美国的TPP泛太平洋合作组织，像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都有其特殊性，借助抽象原理解决问题还不够，要寻求更多的共同性。最大的共同性，是把两个极即中国“C”（China）加上西方“W”（West）进行最大的交往，在交往当中把最大的理想实现出来。实现过程就是相互交往，也就是从基本的最少的共同点来发展更多的共同点，这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也是人类发展的方向。显然，这个所谓的最大的交集仍是可以不断扩充的，因为每种文化的自身特色都不断在发展，“W”和“C”还是会继续发展。但是要承认最大的共同点，就要不断寻求交集最大的共同点，以最小的共同点作为基础，到最大的共同点去运作，使和平繁荣的世界成为可能。
所有人的共同价值是由个别的特殊性发展出来的，可说没有什么先天的因素决定共同价值。西方人往往认为他们有宗教信仰，可以是每个国家有自己的信仰，它其实不是交集而是互补，不能用武力来处理，也不能用霸权的方式强加于人，只能寻求最大化的长时间的磨合发展。认识不同，尊重差异，平等交往。要用同情心、同理心、关怀心来发展建立共识，使人类建立更好相互享有的乐园和全球化的世界哲学。
另外，从逻辑上来讲，从科学理论持续的发展来看，不同的科学理论可以有自己的规则。在科学上不是只有一个理论的可能性，而是有多种理论的可能性，而且多种理论也不一定彼此相容。对此，奎因（Quine）就说，每种理论有概念上的不定性和意义上的不确定性，我们不可能有对存在事物作为一个完全规范的一种决定性的认识。我们的认识也具有一定的限制，所以要承认多元差异，否则会产生矛盾与冲突。我们也要了解差异之所以为差异，在差异中找到一个方面来进行融合或者整合，结合新的经验，纳入旧理论成为它的一部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就是如此特性，把牛顿的物理学纳入他的一部分，并没有否定牛顿的物理学的相对适域性。世界文化也不意味着人类共同追求把人类纳入到清一色的文化体系当中，我们还是要欣赏差异性、多元性，认识其重要性。我们不希望生活单调、乏味、重复、机械，所以需要创造性的差异性，不但要接受，还要鼓励，使它可以丰富人类生活。差别价值也有其重要性。总之，人类世界的建立中，差异性与共同性一样重要，“一”与“多”一样重要。就像八卦的不同卦象，“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一方面有不同层次上的“一”，另一方面也有不同层次上的“多”，所以“一”不妨碍“多”，“多”不妨碍“一”，形成一个动态美好的世界。老子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同样也有这样的景象。这也是中西方人类的世界理想。
总结的说，我们对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下述各种认知。
第一，肯定中国文化的内在共同性，推广为更大的共同性。不能以西方文化的共同性来贬低或忽略中国文化的共同性。中国文化是我们的立身之本，也可以丰富西方世界的能力和品质。我们强调平等交往、和谐相处、忠恕精神等，个人修养注重“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些都具有推广的共同价值。西方文化强调个人自由的一种权利，因为他们有政治压制，而中国可以消解这种压迫性，在自然中形成一种精神自由，在政治建构中具有法律保障的自由。西方自由与中国自由结合在一块追求自由和平等。强调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从理论上讲也不是根本问题。但是中国文化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体系中，在自我发展创造上去发展，不必否定自由的重要性，就像科学的发展，要在中国文化基础上发展科学，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发展科学。
第二，我们要内在认识自己，要承认价值的多元性，承认多元之间的相互交往，使多元性和差异性存在于一元的共同性当中。
第三，我们提到最大的共同性和最小的共同性，必须以最小的共同性作为基础相互交往，可以消减一些不必要的冲突，最终实现人类的世界大同和天下为公的生命共同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交往理论。
第四，在还没有形成共同性之前，找到互补性，差异中有互补，在互补中找到矛盾，“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就是在互补中互生的结果。
第五，在人类文化精神中，我们需要一套具有特殊性和共同性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发展的方法哲学。中国易学为世界模型提供了一个最重要的“一元可以发展多元、多元可以归为一元”的创造模型。儒家的仁爱思想的可用性大于基督教；道家的自然无为的思想实现了人类最大的共同性。从自然眼光来看，它是属于这个星球，这个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从道来看，道包含一切，道开放成为未来，对世界的发展具有重大含义，它提供了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提供了自然创造力的发展。儒道都可以成为最大共同性的基础。因此，人类理想思考的相互作用，在西方往往是乌托邦的设想，而中国则从实际发展来确立未来理想，而不是乌托邦。中国文化是以实践为基础，从认知宇宙到认知自我，展现了具有实践意义的道德理性，进而寻求它们互通统一的理论关系，达到人类共同性来建立实际的操作。
最后，我提出“世界文化”的概念。既然我们认识到中西文化的相互补充性和共同的理想性，那么二者的相互完整就形成了一种内外合一的需要。经过彼此共同理想的构建和对理想愿望追求的认同，中西文化应该走向一个更完整的文化体系，可称为“世界文化”。“世界文化”既包含中国文化的优点，也包含西方文化的优点，也就是，在中西文化优点的相互补充下，排除一些极端性和落后性，在差异性中讲共同性，在共同性中讲差异性，逐渐完善一个“正位居体，美在其中”（《周易》）的人类共同世界。
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
陈来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七十届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六大理念是“全人类共同价值”。怎样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呢？
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的提法意味着这些价值的适用性不仅在一个国家之内，更适合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部事务及关系。简言之，人类共同价值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制度形态的国家共同追求的普遍性价值，更是指适用于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之间、各个文明之间关系的价值，应是联合国的目标和宗旨，故也可称为“世界价值”。特别是，其中的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提出，是把原来适用于一国之内的价值“世界化”，以构建合理的世界秩序。
关于基本价值的世界化、国际化，是一个老问题，民主、自由、公平是20世纪西方世界特别重视的价值。但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国际关系和世界事务中，从来不奉行民主、自由、公平的价值，这些价值对他们并不是“普适”的，只是其国内的政治价值，不是世界的价值。在世界事务中他们崇尚的是强权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提出民主、自由是人类共同价值，包含着建立新型国际关系的诉求，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贸易自由化、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意义。公平即主张各个国家一律平等，民主即世界大事要共同商量，反对大、强、富国欺压小弱贫的国家。人类共同价值是要把这些价值真正扩展到人类所有事务，使之真正成为普遍性的价值。
二、这使我想起1990年代中期的“世界伦理”运动。世界伦理又称全球伦理，在我看来二者略有区别，世界伦理可包括世界各国之间的行为准则，而全球伦理则指跨文明的人类行为准则。这就引出一个讨论，“世界伦理”是不是“人类共同价值”？从被一致公认为世界伦理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看，应该说世界伦理即是一种价值观，也是谋求确定人类基本的价值共识，全球伦理就是要展示人类基本价值和道德。因此，“世界伦理”应当属于“人类共同价值”体系的一部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伦理基础。区别在于，世界伦理的指向，是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然不限于个人），而我们今天提出的人类共同价值则是以国家为单位，指向国际关系，并不落实在个人的行为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分别对应三个层次，即个人、社会、国家，而“人类共同价值”则针对在“国家”之上，是第四个层次，是国家之间的世界。这就使我们对价值的认识形成四个层次，世界、国家、社会、个人，更为完整。
然而，真正确立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能只停留在国家间的世界表面。我认为人类共同价值必有其深层的伦理基础，即世界伦理。没有世界伦理，特别是世界伦理的金律、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类共同价值就不完全，就缺乏道德的基础，也就不能找到认识中华文明与人类共同价值关系角度。
三、有了伦理道德基础的角度和视野，我们就能发现中华文明的思想理念与人类共同价值有密切关系。中华文明提出的基本理念、儒家文化提出的价值原理，应该说表达了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总体而言，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是“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六大理念的伦理基础。分而言之：第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第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第三，“和而不同”，是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第四，“以德服人”，王道正直，是“和平”的基础；第五，“天下为公”，不以私利为原则，是“正义”的基础（如全球气候问题及其义务分配）。
这五项不仅可以指向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成为这些价值后面的深层理念，它们本身也是人类生活最基础的道德价值。故人类共同价值除了世界事务、国家间关系的价值约束外，也同时是人类一切生活所必需。由此可以体现出中华文明原理的普遍意义。
其实，上述五点都是儒家“仁”的原理所包含的，可以看作儒家文化的“仁道”对人类共同价值的贡献。这也使我想起孟子所说的“仁”与“人”的关系，孟子说“仁也者人也”，《礼记》作“仁者人也”，与孟子一致。“仁者人也”是古代儒学中的重要论题，在历史上，对“仁者人也”有过不同的理解和诠释，反映了不同时代人们对“仁”的本质的不同理解。今天，面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思考，我们可以对“仁者人也”给出我们这个时代的诠释，即“仁就是人类最根本的共同价值”。
从中国文化特质看“共同价值”
辛意云什么是文化？文化是人类共同生活的总称，其中集结着各种生活的样式，也集结着各种代表文明的活动。不过其中更重要的是，在这些种种文明的基础上，是否能凝炼、融合出人们共同的生命理想与价值。
有这共同的理想与价值，人们才能和平地相聚在一起。而什么是这共同的生命理想与价值呢？简单地说，就是“活着”，大家一起活下去；大家相互尊重地活下去；不仅共享资源，大家还可以活成像一家人一般。共同地营造快乐生活，享受生命，消除生之恐惧，摆脱生存竞争淘汰的威胁。
人类历史上，曾有许多精彩的民族，他们突然崛起，创造出优秀精彩的文化。这些文化也影响后世某些文明的发展。但这些民族却又忽然夭折，不能延续。
因此西方历史哲学对历史上民族的兴亡、文化的发展，几乎有一共同的看法，就是各民族一定会没落。以此说明西方社会定会由鼎盛走向衰亡。西方的大哲学家黑格尔也认为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已过了辉煌的时节，如同夕阳西下的太阳。
只是今天我们举目看全世界，以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为例，中国大陆从近乎废墟中快速兴起，成为世界工厂，挺过世界金融风暴、经济转型，而今中国大陆成为世界重要的经济龙头，又提出“一带一路”，引领着全世界经济的发展。
这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经历各种灾难，但从各种灾难中可以看见中华民族再起、再生的力量，而这也就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特质。一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中华文化同样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博大的文化。这“悠久”“博大”，是由人与人之间长久地相互融合、相互发展、共生合作而来的，是以《尚书》中“协和万邦”“万邦和谐”理念为底蕴的。
孔子在《论语》中就说：“尧、舜能以礼让国。”能“让”，是中国人认为人脱离生物本能的开始；是人离开生物而真正“成人”的开始。唯有“知让”“能让”，人才可能有相互合作并共存、共尊、共生、共荣的机会。不然人只会为抢夺资源而不断征战，不断地相互杀伐消灭，只求自己的生存。人类世界具有毁灭性的大战无不由此产生。
和平共处、相互合作自远古以来即成中华文化的精神，也是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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