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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吕思勉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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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朝大历史试读：

第一章　秦亡汉兴巩固

第一节　刘邦项羽灭秦

项籍者，下相人也，今江苏宿迁县。字羽。其季父梁，梁父即燕。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今河南项城县。故姓项氏。项籍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竞学。项梁杀人，与籍避仇于吴中，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项梁尝为主办，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籍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秦二世元年九月，会稽守通秦会稽郡治吴。谓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时也。吾闻先即制人，后即为人所制。吾欲发兵，使公及桓楚将。”是时桓楚亡，在泽中。梁请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日：“诺。”梁召籍入，籍遂拔剑斩守头。项梁持守头，佩其印绶。门下大惊，扰乱。籍所击杀数十百人。一府中皆慑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谕以所为，起大事。遂举吴中兵。使人收下县，得精兵八千人。梁为会稽守，籍为裨将，徇下县。籍时年二十四。

汉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沛，今江苏沛县。丰，后为县，今江苏丰县。姓刘氏，字季。《索隐》：“汉书》名邦，字季，此单云字，亦又可疑。按《汉书》高祖长兄名伯，次名仲，不见别名，则季亦是名也。故项岱云：高祖小字季，即位易名。”案伯仲季乃次第，并不得云字。人不得皆无名字，盖《史记》文略耳。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及壮，试为吏。为泗水亭长。《正义》：《括地志》云：泗水亭，在沛县东。廷中吏无所不狎侮。好酒及色。以亭长为县送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到丰西泽中，止饮，夜，乃解纵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从此逝矣。”高祖亡匿芒、砀山泽岩石之间。芒、砀皆县名，今江苏砀山县地。秦二世元年秋，诸郡县皆多杀其长吏，以应陈涉。沛令恐，欲以沛应涉，掾主吏萧何、曹参请召诸亡在外者以劫众。乃令樊哙召刘季。樊哙，沛人。以屠狗为事。以吕后弟吕媭为妇。与高祖俱隐。刘季之众，已数十百人矣。于是樊哙从刘季来。沛令后悔，恐其有变，乃闭城城守，欲诛萧、曹。萧、曹恐，逾城保刘季。刘季书帛射城上。父老乃率子弟共杀沛令，开城门迎刘季。立季为沛公。时二世元年九月，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樊哙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县名，今山东鱼台县。方与，还守丰。

广陵人召平，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为陈王徇广陵，未能下。闻陈王败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矫陈王命，拜梁为楚王上柱国，曰：“江东已定，急引兵西击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陈婴者，故东阳令史。东阳，今安徽天长县。东阳少年杀其令，强立为长，以兵属项梁。项梁渡淮，黥布、蒲将军亦以兵属焉。凡六七万人。军下邳。今江苏邳县。当是时，秦嘉已立景驹为楚王，军彭城东，彭城，今江苏铜山县。欲距项梁。梁击嘉，嘉死，军降，景驹走死梁地。项梁已并秦嘉军，军胡陵，引兵入薛。今山东滕县东南。闻陈王定死，召诸别将会薛计事。时秦二世二年四月，居鄛人范增，居，今安徽巢县。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计。往说项梁曰：“陈胜败固当。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起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项梁然其言。乃求楚怀王孙心民间，为人牧羊。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都盱台。今安徽盱眙县。项梁自号武信君。时二世二年六月。

先是，秦泗川监平《集解》：泗川，高祖更名沛。将兵围丰。高祖出与战，破之。令雍齿守丰。引兵之薛。泗川守壮败于薛，走之戚。今濮阳县北。得，杀之。还军亢父。今山东济宁县。雍齿反为魏。沛公攻丰，不能取，闻东阳宁君、秦嘉立景驹为假王，在留，在沛县东南。往从之。欲请兵以攻丰。时章邯从陈，别将司马尼将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砀。东阳宁君、沛公西与战。还军丰。闻项梁在薛，从骑百余往见之。项梁益沛公卒五千人还攻丰，拔之，雍齿奔魏。

章邯已破陈王，进兵击魏王于临济。《续汉书·郡国志》：陈留郡平丘县有临济亭，魏咎都。平丘，今河北长垣县。魏王使周市出，请救于齐、楚。齐、楚遣项它、田巴将兵随市救魏。章邯击破，杀周市等。围临济。咎为其民约降，自烧杀。章邯杀齐王田儋于临菑。今山东临淄县。案此语见《汉书·项籍传》。《史记·田儋列传》曰：儋将兵救魏，章邯夜衔枚击，大破魏军，杀田儋于临济下。《汉书》作大破齐、楚军，《高帝纪》亦云：章邯破杀魏王咎，齐王田儋于临济，疑误。儋弟荣，收儋余兵走东阿。今山东阳谷县东北阿城镇。齐人闻儋死，立故王建弟假为王。田角为相，田间为将，以距诸侯。田荣之走东阿，章邯追围之。项梁闻田荣急，引兵击破邯军东阿下。邯走而西，项梁因追之。田荣引兵归，击逐齐王假。假亡走楚，角走赵。角弟间前求救赵，因留不敢归。荣立儋子市为齐王，相之。横为将。章邯兵益盛。项梁使告赵、齐共击邯，田荣曰：“楚杀田假，赵杀田角、田间，乃发兵。”梁曰：此据《项羽本纪》，《田儋传》作楚怀王曰。“田假与国之王，穷来归我，不忍杀。”赵亦不杀田角、田间，以市于齐。齐遂不肯发兵。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城阳，今山东濮县。屠之。西破秦军濮阳东。今河北濮阳县。秦兵收，入濮阳。沛公、项羽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丘。今河南杞县。大破秦军，斩李由。还攻外黄，外黄未下。项梁起东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军；项羽等又斩李由；益轻秦，有骄色。宋义谏，弗听。乃使宋义使于齐。道遇齐使者高陵君显，曰：“公将见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论武信君军必败。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则及祸。”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击楚军，大破之定陶。项梁死。时二世二年九月。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今河南陈留县。陈留未下。沛公、项羽相与谋曰：“今项梁军破，士卒恐。”乃与吕臣俱引而东。吕臣军彭城东，项羽军彭城西，沛公军砀。章邯已破项梁军，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乃渡河击赵，大破之。张耳与赵王歇走入巨鹿城。今河北平乡县。章邯令王离、涉间围巨鹿。章邯军其南，筑甬道而输之粟。陈余北收常山兵，得数万人，军巨鹿北。楚兵已破于定陶，怀王恐，从盱台之彭城，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以吕臣为司徒，其父吕青为令尹。以沛公为砀郡长，封武安侯，将砀郡兵。高陵君显见楚王曰：“宋义论武信君之军必败，居数日，军果败。兵未战而先见败征，此可谓知兵矣。”王召宋义与计事而大说之。因置以为上将军，项羽为鲁公，为次将，范增为末将，救赵。诸别将皆属宋义，号为卿子冠军。怀王是时，盖收项氏之权。项梁与齐不合，而举宋义者适出齐使，蛛丝马迹，不无可寻。然则谓项梁以骄至败，亦诬辞也。时又令沛公西略地入关。《高祖本纪》曰：与诸将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当是时，秦兵强，常乘胜逐北，诸将莫利先入关。独项羽怨秦破项梁军，奋，愿与沛公西入关。怀王诸老将皆曰：“项羽为人，僄悍猾贼。尝攻襄城，今河南襄城县。襄城无遗类。诸所过无不残灭。且楚数进取，前陈王、项梁皆败。不如更遣长者，扶义而西，告谕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诚得长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项羽僄悍，不可遣。独沛公宽大长者，可遣。”卒不许项羽，而遣沛公西。此亦事后附会之辞。陈平曰：“项王为人，恭敬爱人。”《陈丞相世家》。韩信曰：“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淮阴侯列传》。此岂恣意残杀者？项王之暴，在阬秦降卒新安，此自兵权不得不然。其入关、破齐后之残虐，则是时之为兵者，类多僄悍无赖之徒，非主将[1]所能约束，恐不独项羽之兵为然。史于项羽未免故甚其辞，于汉则又讳而不言耳。周市以百万之众入关而败，安得云告谕可下？是时所急者河北，入关尚为缓图，刘、项安得俱入关？故知史之不可信久矣。

宋义至安阳，今山东曹县东。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羽曰：“吾闻秦军围赵王巨鹿，疾引兵渡河，楚击其外，赵应其内，破秦军必矣。”宋义曰：“不然，夫搏牛之虻，不可以破虮虱。今秦攻赵，战胜则兵罢，我承其敝；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必举秦矣；故不如先斗秦、赵。夫披坚执锐，义不如公，坐而运策，公不如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齐，身送之至无盐。今山东东平县。饮酒高会。天寒大雨，士卒冻饥。项羽曰：“将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岁饥民贫，士卒食芋菽，军无见粮，乃饮酒高会；不引兵渡河，因赵食，与赵并力攻秦，乃日承其敝。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其势必举赵，赵举而秦强，何敝之承？且国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扫竟内而专属于将军，国家安危，在此一举。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项羽晨朝上将军宋义，即其帐中斩宋义头。出令军中曰：“宋义与齐谋反楚，楚王阴令羽诛之。”当是时，诸将皆慑伏，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将军家也。今将军诛乱。”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使人追宋义子，及之齐，杀之。使桓楚报命于怀王。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当阳君、蒲将军皆属项羽。宋义之久留，盖实与项氏相持。义之进既由齐使，是时又使子相齐，云与齐谋反楚，诬，云楚结齐共谋项氏，则颇有似矣。《史记》此节记事，盖项氏之辞，亦非情实也。

项羽已杀卿子冠军，威震楚国，名闻诸侯。乃遣当阳君、蒲将军将卒二万渡河救巨鹿，战少利。陈余复请兵，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于是至则围王离，与秦军遇，九战，绝其甬道，大破之。杀苏角，虏王离，涉间不降楚，自烧杀。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张耳陈余列传》：燕齐楚闻赵急，皆来救。张敖亦北收代，得万余人来，皆壁余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诸侯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时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古荆楚众本僄悍，江、淮尤甚，特其文化程度大低，无用之者，则莫能自振。项氏世世楚将，起江东，渡江西，行收兵而北，其形势，正与吴阖庐、越勾践同，而章邯之兵，久战罢敝；此盖项羽之所以制胜。先是秦军强，常乘胜逐北，至是大败；秦又内乱，后援绝；关以东遂无能与楚抗者矣。《秦始皇本纪》曰：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于春秋，初即位，奈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于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其后公卿希得朝见。盗贼益多，而关中卒发东击盗者无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请且止阿房官作者，减省四边戍转。二世曰：“吾闻之韩子曰：尧、舜采椽不刮，茅茨不翦；饭土塯，啜土形；虽监门之养，不觳于此。禹凿龙门，通大夏，决河亭水，放之海，身自持筑臿，胫无毛，臣虏之劳，不烈于此矣。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主重明法，下不敢为非，以制御海内矣。夫虞、夏之主，贵为天子，亲处穷苦之实，以徇百姓，尚何于法？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且先帝起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边境；作宫室以章得意。而君观先帝功业有绪；今朕即位，二年之间，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2]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自杀。斯卒囚。三年，冬，赵高为丞相，竟案李斯杀之。《李斯传》：二世责问斯，亦引韩子语。又云斯欲求容，以书对，云行督责之术，则能荦然行恣睢之心，而独擅天下之利。意皆与《秦本纪》略同。又云：赵高为郎中令，所杀及报私怨众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毁恶之，乃说二世居禁中。高乃见丞相曰：“君何不见？”斯曰：“今时上不坐朝廷，欲见无间。”高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间。”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使人告丞相：“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尝多间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位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旁县之子，斯，上蔡人。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二世以为然，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二世私告赵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赵高治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斯从狱中上书，高使吏弃去不奏。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要斩咸阳市。《秦本纪》与《李斯传》言斯罪状及死时皆不同，足见其不可信。二世之辞，李斯之奏，盖皆儒家毁法学者之所为，余语则尤类平话矣。李斯之见杀，真相已不可知，然必出于猜忌之心，与其杀蒙恬兄弟同，则无足疑也。斯之死，实为秦事一大变。朝廷无复重臣。于是内乱起，而沛公安行入关矣。

章邯军棘原，晋灼曰：地名，在巨鹿南。项羽军漳南，相持未战。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长史欣恐，还走其军，不敢出故道。赵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军，报曰：“赵高用事于中，下无可为者。今战能胜，高必疾妒吾功；不能胜，不免于死。愿将军孰计之。”陈余亦遗章邯书。邯狐疑，阴使侯始成使项羽，欲约。约未成，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渡三户。津名，孟康云：在邺西。邺，今河南临漳县。军漳南。与秦战，再破之。项羽悉引兵击秦军污水上，《集解》：徐广曰：在邺西。大破之。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虚上。在今河南安阳县北。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时秦二世三年七月。据《项羽本纪》，邯之叛，实由赵高迫之使然，而贾生过秦，言邯以三军之众要市于外。案邯为秦将二岁，失亡多，又大败于巨鹿，秦法严，迄不易将，安知其无要市之事？然非李斯死，赵高立，意仅保关中，见下。接济不绝，似亦不至遽叛。然则秦之亡，二世、赵高专意于去逼，而遂无意于天下事，实其大原因也。

沛公之西入秦也，道砀。秦三年，二月，北攻昌邑。今山东金乡县。未下，西过高阳。文颖曰：聚邑名，属陈留。臣瓒曰：《陈留传》曰：在雍丘西南。郦食其说沛公袭陈留，沛公以为广野君，以其弟商为将，将陈留兵。三月，攻开封，今河南开封县。未拔，西与秦将杨熊会战白马。县名，在今河南滑县东。又战曲遇东，地名，在今河南中牟县东。大破之。杨熊走之荥阳，二世使使斩之以徇。四月，南攻颍川。郡名，治阳翟，今河南禹县。屠之，因张良遂略韩地。张良者，其先韩人。大父开地，父平，五世相韩。韩破，良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误中副车。陈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余人。遇沛公，属焉。及沛公之薛见项梁，项梁立楚怀王，良乃说项粱，立韩诸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集解》：徐广曰：即司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往来为游兵颍川。时赵别将司马印方欲渡河入关，沛公乃北攻平阴，县名，今河南孟津县东。绝河津，南战洛阳东，军不利。从辕至阳城，收军中马骑。辕，险道名，在今河南偃师县东南，接巩县登封界。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六月，与南阳守战犨东，县名，今河南鲁山县东南。大破之，略南阳郡。南阳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过宛西，张良谏，沛公乃夜引军从他道还，围宛。南阳守欲自刭，其舍人陈恢逾城见沛公，曰：“为足下计，莫若约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与之西。”沛公曰：“善。”七月，南阳守降，引而西，无不下者。八月，沛公攻武关，入秦。赵高阴与其婿成阳令阎乐、弟赵成谋，使郎中令为内应，《集解》：徐广曰：一云郎中令赵成。诈为有大贼，令乐召吏发卒，追劫乐母置高舍，遣乐将吏卒千余人至望夷官斩卫令。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二世自杀。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王，令子婴齐，当庙见，受玉玺。齐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齐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

高果自往。子婴遂刺高于齐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以上据《秦始皇本纪》。《李斯列传》云：子婴即位，称疾不听事，与宦者韩谈及其子谋杀高。高上谒请病，因召入，令韩谈刺杀之，夷其三族。《高祖本纪》云：赵高已杀二世，使人来，欲约分王关中，沛公以为诈。案赵高虽用事，位素卑，安有取秦而代之之望？且高之杀蒙恬，害李斯，戮诸公子，虽竞危秦，究不可谓不忠于二世；而二世亦素任高；此时忽生篡弑之谋，亦殊可怪。贾生《过秦》之论曰：“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扼，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为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未当绝也。”可见保守关中，实为此时之至计。然惟大勇者乃能豫有所割弃，此岂二世所及？抑卑逾尊、疏逾戚之不易久矣。李斯且死，何有于赵高？二世所患，特诸公子，宗室疏属，势非相逼，危急时安知不相仗？而秦立国数百年，当危急时，宗室中亦应有奋起自效者。疑章邯军败后，赵高或以去帝号保关中进说，二世不说，且举前事悉以责之，宗室遂有乘间图之者，衅由是生，遂至弑二世而并欲尽灭秦之宗室，藉敌人之力以分王关中，亦所谓骑虎之势不得下也，然其不能为沛公所信，则势固然矣。武关既失，秦遣将将兵距峣关。在今陕西蓝田县东南。沛公欲击之。张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轻，此亦见秦不内溃，关中未尝不可保。愿先遣人益张旗帜于山上为疑兵，使郦食其、陆贾往说秦将，啖以利。”秦将果欲连和，俱西袭咸阳。沛公欲许之。张良曰：“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不如因其怠懈击之。”沛公引兵绕峣关，逾蒉山，击秦军，大破之蓝田南，遂至蓝田，今陕西蓝田县。又战其北，秦兵大败。明年，汉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在今陕西长安县东，接蓝田县界。秦王子婴降。沛公以属吏，遂西入成阳。秦亡。[1]史事：项王非特别残虐。[2]史籍：二世责去疾、斯、劫。斯对书，皆伪，盖疾恶法学者所为。公文可伪如唐书云谏武后淫矣。娄敬劝都关中真，其言乃如治儒学者伪也。凡辞令皆可由执笔者为之。

第二节　诸侯相王

沛公入咸阳，欲止宫休舍，樊哙、张良谏。乃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之霸上。十一月，召诸县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耦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吏民皆按堵如故。凡吾所以来，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军霸上，待诸侯至而定要束耳。”乃使人与秦吏行至县、乡、邑，告谕之，秦民大喜。争持牛羊酒食，献享军士。沛公让不受，曰：“仓粟多，不欲费民”，民又益喜，惟恐沛公不为秦王。或说沛公曰：“秦富十倍天下，地形强。今闻章邯降项羽，羽号曰雍王，王关中，即来，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函谷关，毋内诸侯军，稍征关中兵以自益，距之。”沛公然其计，从之。是时为沛公计，择地而王，关中自是上选。既求王关中，自不肯残暴其民，约法三章，不受献享，虽有溢美之辞，当不至全非实录也。

项羽将诸侯兵三十余万，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今河南渑池县东。诸侯吏卒，异时繇使、屯戍过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无状。及秦军降诸侯，诸侯吏卒乘胜，多奴虏使之，轻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窃言曰：“章将军等诈吾属降诸侯。今能入关破秦，大善。即不能，诸侯虏吾属而东，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诸将微闻其计，以告项羽。项羽乃召黥布、蒲将军计曰：“秦吏卒尚众，其心不服，至关中，不听，事必危，不如击杀之，而独与章邯、长史欣、都尉翳入秦。”于是楚军夜击阬秦卒二十余万人新安城南。行，略定秦地。至函谷关，不得入。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项羽大怒，曰：“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孟康曰：在新丰东十七里。案汉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沛公兵十万，在霸上，力不敌。楚左尹项伯者，项羽季父也。素善张良，夜驰至沛公军，具告以事，欲与俱去。良入，具告沛公。沛公要项伯入，约为昏姻，曰：“吾入关，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之出入与非常也。日夜望将军至，岂敢反乎？愿伯具言臣之不敢背德也。”项伯许诺。谓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来谢项王。”沛公曰：“诺。”于是项伯复夜去。至军中，具以沛公言报项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项王许诺。沛公旦日，从百余骑见项王。项王因留与饮。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块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入，前为寿，寿毕，请以剑舞，因击沛公于坐，杀之。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庄不得击。于是张良至军门见樊哙。樊哙入，谯让羽。有顷，沛公起如厕，招樊哙出，令张良留谢羽，置车骑，脱身独骑，樊哙等四人持剑盾步走，间至军。以上事详见《项羽本纪》，[1]诙诡几类平话。秦亡后五年，天下复定于一，此乃事势推移使然。当时方以秦灭六国为暴无道，诋秦曰强虎狼，安有一人，敢继秦而欲帝天下？而史载范增说项羽曰：“沛公居山东时，贪于财货，好美姬。今入关，财物无所取，妇女无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气，皆为龙虎，成五采，此天子气也，急击勿失。”又称张良入谢，献玉斗亚父，亚父受，置之地，拔剑撞而破之，曰：“唉！竖子不足与谋，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属今为之虏矣。”七十老翁，有如是其鲁莽者乎？其非实录，不待言矣。

居数日，项羽引兵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官室，火三月不灭。收其宝货妇女而东。人或说项王曰：“关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饶；可都以霸。”项王见秦宫室皆以烧残破；又心怀思欲东归；曰：“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说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项王闻之，烹说者。此亦事后附会之辞。汉高兵力弱，不足以控制中原，则思王关中。项羽世楚将，起江东，安有不用楚人之理？且汉高就封后，以士怀思欲东归，因用其锋以争天下。项羽是时，不复欲有所争，都关中，何以处楚士之思归者乎？抑尽弃楚士，独与秦人孤居邪？烧秦宫室，收其宝货妇女，则当时之士卒固如是，约束非易。汉高欲王关中，乃约束其众，不敢为残暴，抑亦分封未定，士犹有所冀望耳。使入汉中以后，士讴歌思东归，而不用其锋，东乡以争天下，安知其不怨叛？怨叛之众，又安保其不所过残灭乎？入彭城后，何为收货宝美人，日置酒高会哉？岂不知项羽之众尚在齐，将兼程还救乎？故知史所称汉之仁，项羽之暴，讳饰诬诋之辞多矣。

既以秦灭六国为无道而亡之，自无一人可专有天下者，当分王者谁乎？一六国之后，一亡秦有功之人；其如何分剖，则决之以公议；此不易之理也。《项羽本纪》曰：项羽使人致命怀王，怀王曰：“如约。”乃尊怀王为义帝。项王欲自王，先王诸将相，谓曰：“天下初发难时，假立诸侯后以伐秦，然身被坚执锐，首事，暴露于野三年，灭秦定天下者，皆将相诸君与籍之力也。义帝虽无功，此语，苞诸侯后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专指义帝一人。故当分其地而王之。”诸将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业已讲解；又恶负约，恐诸侯叛之；乃阴谋曰：“巴、蜀道险，秦之迁人多居蜀。”乃曰：“巴、蜀亦关中地也。”故立沛公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今陕西南郑县。而三分关中，王秦降将，以距塞汉王。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王咸阳以西，都废丘。今陕西兴平县。长史欣者，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上文云：项梁尝为栎阳逮捕，乃请蕲狱椽曹咎书抵栎阳狱掾司马欣，以故事得已。都尉董翳者，本劝章邯降楚。故立司马欣为塞王，王咸阳以东，至河，都栎阳，今陕西临潼县。立董翳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今陕西肤施县。徙魏王豹为西魏王，魏王咎弟。《豹传》云：咎自杀，豹亡走楚。楚怀王与豹数千人，复徇魏地。项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余城，立豹为魏王。豹引精兵从项羽入关。羽封诸侯，欲有粱地，乃徙豹于河东。王河东，都平阳。今山西临汾县。瑕丘申阳者，张耳嬖臣也，先下河南，迎楚河上。故立申阳为河南王，都洛阳。今河南洛阳县。韩王成因故都，都阳翟。赵将司马卬，定河内，数有功，故立卬为殷王，王河内，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徙赵王歇为代王。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当阳君黥布，为楚将，常冠军，故立布为九江王，都六。见第一节。鄱君吴芮，率百越佐诸侯，又从入关，故立芮为衡山王，都邾。今湖北黄冈县。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功多，因立敖为临江王，都江陵。今湖北江陵县。

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集解》：徐广曰：都无终，今河北蓟县。燕将臧荼从楚救赵，因从入关，故立荼为燕王，都蓟。今河北北平市。徙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集解》：徐广曰：都即墨。今山东即墨县。齐将田都，从共救赵，因从入关，故立都为齐王，都临菑。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项羽方渡河救赵，田安下济北数城，引其兵降项羽，故立安为济北王，都博阳。今山东泰安县。田荣者，数负项梁，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陈余，弃将印去，不从入关，《张耳陈余列传》：王离急攻巨鹿。巨鹿城中食尽，兵少，张耳数使人召陈余。余自度兵少，不敌秦，不敢前。数月，张耳大怒，怨陈余，使张、陈泽往让余，要以俱死。余使五千人令张、陈泽先尝秦军，至，皆没。张耳出巨鹿，与余相见，问张、陈泽所在。陈余曰：“臣使将五千人先尝秦军，皆殁不出。”耳不信，以为杀之，数问余。余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岂以臣为重去将哉？”乃脱解印绶，推与张耳。耳亦愕，不受。陈余起如厕，客有说张耳曰：“天与不取，反受其咎。”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余还，亦望耳不让，遂趋出。张耳遂收其兵。余独与麾下所善数百人之河上渔猎。然素闻其贤，有功于赵，闻其在南皮，今河北南皮县。故因环封三县。《集解》：《汉书音义》曰：绕南皮三县以封之。番君将梅，功多，故封十万户侯。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汉之元年，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当时分封，就《史记》所言功状，所以迁徙或不封之故观之，实颇公平。封定而后各罢兵，则其事实非出项羽一人，《自序》所以[2]称为“诸侯之相王”也。《高祖本纪》曰：项羽使人还报怀王。怀王曰：“如约。”项羽怨怀王不肯令与沛公俱西入关而北救赵，后天下约，乃曰：“怀王者，吾家项梁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主约？本定天下，诸将及籍也。”此实极公平之言。且怀王特楚王，即谓项王、沛公当听其命，诸侯何缘听之？此理所不可，亦势所不行，其不得不出于相王者势也。汉高之为义帝发丧也，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此乃诬罔之辞。南面而政诸侯，当有实力，义帝岂足以堪之？三代之王，固尝号令天下矣，及其后，政由五霸。然则义帝拥帝名，而政由羽出，亦可云前有所承。既不袭秦郡县之制，不得谓称帝者实权皆当如秦之皇帝也。立章邯在羽入关前，当时形势，安知沛公能先入关？且秦吏卒尚众，非此无以镇之，此亦事势使然也。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亡国之大夫，不足与图存，韩信之说汉王曰：“三秦王为秦将，将秦子弟数岁矣，所杀亡不可胜计。又欺其众降诸侯，至新安，项王诈阬秦降卒二十余万，唯独邯、欣、翳得脱。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强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服也。”此岂项羽所不知，而谓王此三人，可距塞汉路乎？此时汉王之可畏，岂能甚于田荣而距之也？长史欣首告章邯：“赵高用事于中，事无可为者”，岂不与董翳同功，而曰：以其有德于项梁而立之乎？[1]史事：鸿门会如平话，指鹿为马。[2]史事：诸侯之相王，当时无一人有之之理。

第三节　楚汉兴亡

田荣闻项羽徙齐王市胶东而立田都，大怒。不肯遣齐王之胶东，因以齐反，迎击田都。田都走楚。市畏项王，乃亡之胶东就国。案项王远，田荣近，项王虽强，其可畏必不如田荣，此可见荣与市实不合，[2]其叛非为市也。田荣怒，追击，杀之即墨。荣因自立为齐王，而西击杀济北王田安，并王三齐。彭越者，昌邑人。尝渔巨野泽中为群盗。巨野，今山东巨野县。陈胜、项梁起岁余，泽间少年相聚百余人，以为长。收诸侯散卒，居巨野泽中，众万余人，毋所属。荣与越将军印，令反梁地。陈余使张同、夏说说齐王。齐王许之。遣兵之赵。余悉发三县兵，与齐并力击常山，大破之。张耳走归汉，余迎故赵王歇于代，反之赵。赵王因立余为代王，余留傅赵王，而使夏说烈相国守代。

诸侯之相王也，汉王欲攻项羽，灌婴、樊哙皆劝之，萧何谏，乃止。以何为丞相。项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3]人。张良辞归韩，汉王送至褒中，因说汉王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亦视项羽无东意。汉王果欲东兵；未必肯自绝栈道，可见是时尚无叛意也。既至南郑，诸将及士卒皆歌讴思东归，多道亡还者。韩信为治粟都尉，亦亡去。萧何追还之，因荐于汉王。汉王拜信为大将军，问以计策。信对曰：“吏卒皆山东之人，日夜企而望归，及其锋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不如决策东乡。”因陈羽可图，三秦易并之计。汉王大说，遂听信策，部署诸将，留萧何收巴、蜀租，给军粮食。五月，汉王出袭雍，定雍地。八月，塞王欣、翟王翳皆降。项羽以故吴令郑昌为韩王，距汉。令萧公角击彭越，越败角兵。时张良徇韩地，遗羽书曰：“汉欲得关中，如约，即止。”又以齐反书遗羽，曰：“齐与赵欲并灭楚。”史云羽以故无西意而北击齐。然汉入关，未能遽摇动大局，齐搂梁、赵以叛则不然，释汉而击齐，亦用兵形势当尔，未必由听张良也。汉二年，十月，汉王如陕。今河南陕县。河南王申阳降。使韩大尉韩信故韩襄王孽孙。击韩。韩王郑昌降。十一月，立信为韩王。汉王还归，都栎阳。春，正月，项羽击田荣城阳，荣败，走平原。今山东平原县。平原民杀之，齐皆降楚。楚遂北烧夷齐城郭室屋，皆阬降卒，系虏其老弱妇女，徇齐至北海，多所残灭。齐人相聚而叛之。三月，汉王自临晋渡河。临晋，今陕西大荔县。魏王豹降，将兵从下河内，虏殷王印，至洛阳，新城三老董公新城，汉县，在今河南洛阳县南。遮说汉王，于是汉王为义帝发丧，发使告诸侯曰：“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而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悉发关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义帝之死，既系疑案，此云浮江、汉而下，盖以告南方诸侯，云天下共立义帝，北面而事之，乃后人附会之语，必非当时情实也。四月，田荣弟横收得数万人，反城阳，立荣子广为齐王。羽虽闻汉东，既击齐，欲遂破之，而后击汉。汉王以故得劫五诸侯兵，徐广曰：塞、翟、魏、殷、河南。应劭曰：雍、塞、翟、殷、韩。韦昭曰：塞、翟、殷、韩、魏。颜师古曰：常山、河南、韩、魏、殷。案《淮阴侯列传》：汉二年，出关，收魏、河南，韩、殷王皆降，合齐、赵共击楚。时张耳已走归汉，齐兵则自距项羽，但与汉合势耳，颜说是也。凡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到外黄，彭越将三万人归汉。汉王拜越为魏相国，令定梁地。汉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货赂，置酒高会。羽闻之，令其将击齐，自以精兵三万人南。从鲁出胡陵，而从萧今江苏萧县。晨击汉军，而东至彭城。日中，大破汉军。汉军皆走，相随入谷、泗水。杀汉卒十余万人。汉卒皆南走山，楚又追击，至灵壁东睢水上，灵壁，在今安徽宿县西北。汉军却，为楚所挤，多杀汉卒十余万人，皆入睢水，睢水为之不流。汉王与数十骑遁去。诸侯见汉败，皆亡去。塞王欣、翟王翳降楚，殷王卬死。吕后兄周吕侯泽，将兵居下邑，县名，在今江苏砀山县东。汉王往从之。稍收士卒，军砀。汉王之至下邑，问曰：“吾欲捐关以东弃之，谁可与共功者？”张良曰：“九江王布，楚枭将，与项王有隙，彭越与田荣反梁地，此两人可急使；而汉王之将，独韩信可属大事，当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则楚可破也。”汉王乃追随何说九江王布，而使人连彭越。初，项王击齐，征兵九江。九江王布称病不往，遗将将数千人行。汉之败楚彭城，布又称病不佐楚。项王由此怨布，数使使者诮让，召布。布愈恐，不敢往。随何往说，布果叛楚。五月，汉王屯荥阳，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韩信亦收兵与汉王会，兵复大振。与楚战荥阳南京、索间，破之。筑甬道属河，以取敖仓粟。

魏王豹谒告视亲疾，至则绝河津，反为楚。六月，汉王还栎阳，立大子。引水灌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八月，汉王如荥阳。使郦食其往说魏王豹，豹不听。汉以韩信为左丞相，与曹参、灌婴俱击魏。九月，信等虏豹，传诣荥阳，定魏地。使请兵三万人，愿以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粮道。汉王与之。初，汉击楚，使告赵，欲与俱。陈余曰：“汉杀张耳乃从。”于是汉王求人类张耳者斩之，持其头遗陈余。余乃遣兵助汉。汉之败于彭城，余亦复觉张耳不死，即背汉。汉遣张耳与韩信俱，破代，禽夏说阏与。今山西和顺县。三年，冬，十月，以兵数万，欲东下井陉。赵王、陈余聚兵井陉口，号称二十万。广武君李左车说成安君：“深沟高垒勿与战。假臣奇兵三万人，从间路绝其辎重。”不听。韩信遂下，破赵军，斩成安君，禽赵王歇。《张耳陈余列传》云：追杀赵王歇襄国。生得广武君。从其策，发使使燕。燕从风而靡。乃遣使报汉，因请立张耳为赵王，以镇抚其国。汉王许之。信之下魏、代，汉辄使人收其精兵诣荥阳以距楚。楚数使奇兵渡河击赵，赵王耳、韩信往来救赵，因行定赵城邑，发兵诣汉。随何既说黥布，布起攻楚。楚使项声、龙且攻布，布战，不胜。十二月，布与随何间行归汉。汉王分之兵。与俱收兵，至成皋。今河南泛水县。项羽数侵夺汉甬道，汉军乏食。夏，四月，项羽围汉荥阳，汉王请和。割荥阳以西者为汉。亚父劝项羽急攻荥阳。五月，将军纪信诈为汉王降楚。汉王与数十骑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枞公守荥阳，周苛、枞公杀魏豹。汉王出荥阳，至成皋。自成皋入关收兵，欲复东。辕生说汉王：“出武关，项王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荥阳、成皋间且得休息。使韩信等得辑河北赵地，连燕、齐。君王乃复走荥阳。如此，则楚所备多，力分，汉得休息，复与之战，破之必矣。”汉王从其计，出军宛、叶间。叶，今河南叶县。与黥布行收兵。羽闻汉王走宛，果引兵南。汉王坚壁不与战。是月，彭越渡睢，与项声、薛公战下邳，破杀薛公。羽使终公守成皋，而自东击彭越。汉王引兵北击破终公，复军成皋。六月，羽已破走彭越，闻汉复军成皋，乃引兵西。拔荥阳城，烹周苛，杀枞公，而虏韩王信。遂围成皋。汉王跳。北渡河，宿小修武。今河南获嘉县。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夺之军。令张耳备守赵地，拜韩信为相国，收赵兵未发者击齐。汉王得韩信军，复大振。八月，临河南乡，军小修武。欲复战。郎中令郑忠说止汉王，汉王听其计。使卢绾、刘贾将卒二万人，骑数百渡白马津，在河南滑县。佐彭越烧楚积聚，复击破楚军燕郭西。燕县，古南燕国，今河南延津县。攻下睢阳、外黄十七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

九月，羽谓海春侯大司马曹咎曰：“谨守成皋。即汉王欲挑战，慎勿与战，勿令得东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复从将军。”羽引兵东击彭越。初，项羽释齐归击汉，因连与汉战，以故田横复得收齐城邑，立荣子广为齐王，而横相之，专国政。政无巨细，皆断于相。闻韩信且东，使华毋伤、田解军于历下，今山东历城县。以距汉。汉使郦生说下齐王广及其相横，横以为然；解其历下军。四年，十月，韩信用蒯通计，袭破齐。齐烹郦生。王广东走高密，今山东高密县。相横走博阳。今山东泰安县。羽使从兄子项它为大将，龙且为裨将，救齐。此从《汉书·项籍传》。《史记·项羽本纪、淮阴侯、田儋列传》，皆仅云龙且，《高祖本纪》作龙且、周兰。汉果数挑成皋战，楚军不出，使人辱之，数日，大司马咎怒，渡兵泛水。士卒半渡，汉击之，大破楚军，大司马咎、长史欣皆自刭泛水上。汉王引兵渡河，复取成皋，军广武，孟康曰：于荥阳筑两城相对，名为广武，在敖仓西山上。就敖仓食。羽下梁地十余城，闻海春侯破，乃引兵还。军广武，与汉相守。十一月，韩信与灌婴击破楚军，杀龙且，追至城阳，虏齐王广。齐相田横自立为齐王，奔彭越。关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横居梁地，往来苦楚兵，绝其粮食。韩信已破齐，使人言曰：“齐边楚，不为假王，恐不能安齐。”汉王怒，欲攻之。张良曰：“不如因而立之，使自为守。”二月，遣良操印立信为齐王。项王使盱眙人武涉往说齐王信反汉，与楚连和，三分天下而王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权在韩信，深说以三分天下之计。信犹豫，遂不听。七月，立黥布为淮南王。八月，项羽自知少助，食尽；韩信又进兵击楚，羽患之。汉使侯公说羽。

羽乃与汉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九月，归大公、吕后。彭城之败，审食其从大公、吕后间行，反遇楚军，羽常置军中以为质。羽解而东归。汉王欲西归，张良、陈平谏曰：“今汉有天下大半，而诸侯皆附，楚兵罢食尽，此天亡之时，不因其几而遂取之，所谓养虎自遗患也。”汉王从之。五年，十月，汉王追项羽。至阳夏南，止军，与齐王信、魏相国越期会击楚。至固陵，今河南淮阳县西北。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守。谓张良曰：“诸侯不从，奈何？”良对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天下，可立致也。齐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坚。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为相国，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睢阳以北至谷城，今山东东阿县。皆以王彭越，从陈以东傅海与齐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复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许两人，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于是汉王发使使韩信、彭越。此实平敌相约分地，非汉王能封之也。至，皆引兵来。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今安徽寿县。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畔楚，以舒屠六。舒，今安徽庐江县。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今安徽灵壁县。随刘贾皆会。十二月，围羽垓下。李奇曰：沛县聚邑名，在今安徽灵壁县东南。羽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知尽得楚地，从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至阴陵，县名，在今安徽定远县西北。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见第一节。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项王自度不得脱，谓其骑曰：“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今日固决死，愿为诸君决战，必三胜之；为诸君溃围斩将刈旗；令诸君知天亡我，非战之罪也。”乃分其骑以为四队，四乡。汉军围之数重。项王谓其骑曰：“吾为公取彼一将。”令四面骑驰下，期山东为三处。于是项王大呼驰下，汉军皆披靡。遂斩汉一将与其骑会为三处，汉军不知项王所在，乃分军为三，复围之。项王乃驰，复斩汉一都尉，杀数十百人。复聚其骑，亡其两骑耳。乃谓其骑曰：“何如？”骑皆伏曰：“如大王言。”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今安徽和县。乌江亭长檥船待，谓项王曰：“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今独臣有船，汉军至，无以渡。”项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乃令骑皆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项王身亦被十余创，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乃曰：“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乃自刎而死。楚地皆降汉，独鲁不下，乃持项王头示鲁，鲁父兄乃降。初，怀王封项籍为鲁公；及其死，鲁最后下；故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项羽所立临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为王，不降，遣卢绾、刘贾击虏尉。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高帝恐后为乱，使使赦横罪，召之。未至，自刭。

刘、项成败，汉得萧何以守关中，韩信以下赵、代、燕、齐，而楚后路为彭越所扰，兵少食尽，固为其大原因。然汉何以得萧何、信、越等，而楚亲信如英布、周殷等，且纷纷以叛乎？高祖置酒洛阳官，曰：“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曰：“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疾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与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人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禽也。”高祖所言，与高起、王陵所说，其实是一。韩信曰：“项王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陈平言：“项王不能信人，其所任爱，非诸项，即妻之昆弟，虽有奇士不能用。”郦食其说齐王，亦言项羽非项氏莫得用事。盖项氏故楚世家，其用人犹沿封建之世卑不逾尊、疏不逾戚之旧，汉高起于氓庶，则不然也。然是时知勇之士，固不出于世禄之家，此其所以一多助、一寡助乎？然则刘、项之兴亡，实社会之变迁为之矣。[1]史事：义帝之死，韩王成之死亦必有其由。[2]史事：田荣叛非以田市之自徙。[3]史事：汉烧栈道时无叛意，盖以防士卒之亡。汉王都栎阳，三月乃再出。

第二章　汉初事迹

第一节　高祖初政

汉五年，既灭项籍。二月，楚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王吴芮、王芮诏曰：诸侯立以为王，项羽侵夺之地，谓之番君，故是时称故。赵王张敖、耳子，见下。燕王臧荼上尊号，汉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阳。自义帝亡，惟项羽称霸王，为诸侯长，然诸侯多叛之，至此，天下始复有共主矣。

夏，五月，兵皆罢归家。诏曰：“诸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1]其归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泽，不书名数。今天下已定，令各归其县，复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训辨告，勿笞辱。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军吏、卒会赦，其亡罪会赦得免罪及本无罪。而亡爵及不满大夫者，皆赐爵为大夫。故大夫以上，赐爵各一级，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复其身及户，勿事。”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诸侯子及从军归者，甚多高爵。吾数诏吏：先与田宅，及所当求于吏者亟与。爵或人君，上所尊礼，久立吏前，曾不为决，甚亡谓也。异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与亢礼，今吾于爵非轻也，吏独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田宅，今小吏未尝从军者多满，而有功者顾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长吏教训甚不善，其令诸吏善遇高爵，称吾意。且廉问，有不如吾诏者，以重论之。”此皆所以抚慰为兵及失职者也。变乱之际，此辈往往荡无家室可归，又或习于战斗卢掠，不肯事生产，实为致乱之原。有以抚慰之，则俱欲休息乎无为，而乱原塞矣。韩信言天下已定，民皆自宁，不可复用，高帝时，诸侯叛者，迄不能有成，以此。

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言上，上召问。敬说曰：“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东人，多劝上都洛阳。“雒阳东有成皋，西有殽、黾，倍河，乡伊、雒，其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专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敬说是也。”于是高帝驾，即日西都关中。赐敬姓刘氏。观[2]刘敬及留侯之说，知是时汉尚未敢欲全有天下，其后数年之间，异姓诸侯叛者，无不败亡，复成郡县之局，尚非是时所及料也。汉高于东方非有根柢，关中则用之已数年，自欲因循旧业，亦非尽因地理形势。以此而议项羽之背关怀楚，语见《史记·项羽本纪》：背关，谓不都关中也。颜师古曰“谓背约不王高祖于关中”，缪矣。为致亡之由，缪矣。

后九月，徙诸侯子关中，此盖其不能归者。后九年十一月，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其事亦由刘敬之说。（已见第二章第一节。）

六年，十月，令天下县、邑城。此与秦之夷郡县城适相反，盖时承揭竿斩木之后，欲防人民之叛，与秦之专猜忌豪族者异势也。十二月，诏曰：“天下既安，豪杰有功者封侯，新立，未能尽图其功。身居军九年，或未习法令，或以其故犯法，大者死、刑，吾甚怜之，其赦天下。”此亦所以抚慰曾从军者也。

七年，二月，自栎阳徙都长安。萧丞相营作未央官，立东阙、北阙、前殿、武库、大仓、八年，高祖东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今河北正定县。还，见官阙壮甚，怒，谓萧何曰：“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官室过度也？”何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遂就宫室。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重威，且亡令后世有以加也。”高祖乃说。何之言，实文过免罪之辞。闻安民可与行义，劳民易与为非矣，未闻天下匈匈，可因之以兴劳役。昧旦丕显，后世犹怠，岂有先为过度之事，而冀后世之无所加者乎？论史者多称何能镇抚关[3]中，实则其为茧丝殊甚。彭城之败，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是时楚、汉战争方始，则其后此所发，皆本无役籍者可知也。是岁，关中大饥，米斛万钱，人相食，令民就食蜀、汉。《食货志》言秦钱[4]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痛腾跃，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即此时事也。废重作轻，而又放民私铸，物之腾踊宜矣。顾归咎于民之逐利，可乎？然则汉之刻剥其民，而为史所不详者多矣。[1]兵：民保山泽。彭越居巨野泽。樊崇初起入山。新市初入泽后藏绿林。营堡堡壁。董卓郿坞。李催北坞。[2]政体：娄敬留侯说汉高之辞时，尚未敢欲全有天下。[3]史事：萧何治关内为茧丝。[4]钱币：汉初物价腾贵由铸荚钱。此藉恶币筹款见记载最早者。

第二节　高祖翦除功臣

封建之制，至秦灭六国，业已不可复行。然当时之人，不知其不可行也。乃以秦灭六国，为反常之事。陈涉一呼，旧邦悉复；戏下之会，益以新封；几谓带砺河山，可传苗裔，然不可行者，终于不可行也。五年扰攘，所建侯王，几无不陨命亡国，耗矣。然人仍不知其不可行也，于是有汉初之封建。

汉初之封建，先以异姓诸侯王。高祖与功臣戮力共定天下，其劳亦相等耳，一人贵为天子，而其余则无尺土之封，必非情理之所安，观高祖成败未可知之言；刘敬山东虽乱，秦地可全之说；则数年之间，翦灭殆尽，不独非诸侯王所及料，抑亦非汉之君臣始愿所及也。刘季之不可信，韩信岂不知之？而终距蒯彻三分之计，其以此与？

汉五年，十二月，汉王还至定陶，驰入齐王信壁，夺其军。正月，立信为楚王，王淮北，都下邳。彭越为梁王，王魏故地，都定陶。二月，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今湖南长沙县故粤王无诸为闽粤王，王闽地。张耳先已立为赵王。韩王信剖符王颍川。黥布亦剖符为淮南王，都六，九江、庐江、衡山、豫章郡皆属焉。《史记·黥布列传》，《汉书》同。《汉书》本纪言豫章以封吴芮，而此又云属黥布者，政令改变，史文容或不具，且或有错误也。时戏下旧封，仍有臧荼。七月，荼反。上自将征之。九月，虏荼。立长安侯卢绾为燕王。六年，十月，人告楚王信谋反。上问左右，左右争欲击之。问陈平。平曰：“陛下兵精孰与楚？”上曰：“不能过。”平曰：“陛下将用兵，有能过韩信者乎？”上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精，而将不能及，而举兵攻之，是趣之战也。窃为陛下危之。”上曰：“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守，会诸侯。陛下第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一力士之事耳。”高帝以为然。发使告诸侯，因随以行。信欲发兵反，自度无罪。欲谒上，恐见禽。项王亡将钟离昧，素与信善，亡归信，汉诏楚捕昧，人或说信日“斩昧谒上，上必喜，无患”。昧自刭。信持其首谒高祖于陈。上令武士缚信。田肯说上曰：“甚善。陛下得韩信，又治秦中。秦形胜之国也，带河阻山，县隔千里，持戟百万，秦得百二焉。地势便利，其以下兵于诸侯，譬犹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夫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县隔千里之外，齐得十二焉。此东西秦也。非亲子弟莫可使王齐者。”上曰：“善。”还至洛阳，赦韩信，封为淮阴侯。始剖符，封功臣曹参等为通侯。正月，以故东阳郡、鄣郡、吴郡五十三县立刘贾为荆王。高帝从父兄。刘曰：按《地理志》：东阳、鄣、吴，皆非秦郡，后汉顺帝始分会稽为吴，此文殊不可晓。案史据后来封域言之，而误加故字耳，古人于此等处不甚审谛也。以砀郡、薛郡、郯郡三十六县立弟交为楚王。以云中、雁门、代郡五十三县立兄宜信侯喜为代王。以胶东、胶西、临淄、济北、博阳、城阳郡七十三县立子肥为齐王。《齐悼惠王世家》：食七十余城，诸民能齐言者皆予齐王。以大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今山西太原县。上已封大功臣三十余人，其余争功，未得行封。上居南宫，从复道上，见诸将往往耦语。以问张良。良曰：“陛下与此属共取天下。今已为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爱，所诛皆平生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为不足用遍封，而恐以过失及诛，故相聚谋反耳。”上曰：“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计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齿。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罢酒，群臣皆喜曰：“雍齿且侯，吾属亡患矣。”案高帝之击陈豨，封赵壮士四人各千户，左右谏曰：“从入蜀、汉，伐楚，赏未遍行”，则其时功臣尚未尽封，可见酬功之不易，此大兵之后皆然也。韩王信之徙也，《史记》本传云：“上以信材武，所王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王大原，以北备御胡”，盖本有猜忌之意。信上书曰：“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请治马邑。”今山西朔县。上许之。九月，匈奴围信马邑。信数使使胡求和解。汉发兵救之。疑信数间使，有二心，使人责让信。信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反，以马邑降胡，击大原。七年十月，上自将击信于铜鞮，今山西沁县西南。斩其将。信亡走匈奴，与其将曼丘臣、王黄共立故赵后赵利为王。收信散兵，与匈奴共距汉。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今雁门关北。高祖用兵亦甚速，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遂至平城。今山西大同县。

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秘计得出。参看第三节。使樊哙留定代地。十二月，上还过赵。先是张耳薨，子敖嗣。五年秋。高祖长女鲁元公主为后。高祖过赵，赵王礼甚卑，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赵相贯高、赵午等，年六十余，故张耳客也。生平为气，怒，请为王杀之。敖不可。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弃国，自归洛阳，赦为合阳侯，立子如意为代王。八年，冬，上东击韩信余寇于东垣，还过赵，贯高等乃壁人柏人，今河北唐山县。要之置。上过，不宿去。九年，贯高怨家知其谋，上变告之，于是并逮捕赵王。赵午等十余人争自刭。贯高随王诣长安。高对狱曰：“独吾属为之，王实不知。”吏治，榜笞数千，刺剟，身无可击者，《汉书》作刺熟，身无完肤。终不复言。使中大夫泄公以私问之。高具道本指。正月，废赵王敖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为赵王。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豨者，宛句人。今山东菏泽县。不知始所以得从。韩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还，豨以郎中封为列侯，以赵相国将，监赵、代边，边兵皆属焉。豨少时尝称慕魏公子，及将守边，招致宾客。尝告过赵，宾客随之者，千余乘，邯郸官舍皆满。赵相周昌乃求入见上，具言豨宾客盛，擅兵于外，恐有变。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诸为不法事，多连引豨。豨恐，阴令客通使王黄、曼丘臣所。是年，秋，大上皇崩。上因是召豨。豨称病，遂与王黄等反，自立为代王，劫略赵、代。上自东至邯郸。十一年，冬，破之。大尉周勃道大原入，定代地。正月，淮阴侯韩信谋反长安，夷三族。《淮阴侯列传》云：陈豨拜为巨鹿守。《集解》：徐广曰：表云为赵相国，将兵守代也。辞于淮阴侯。淮阴侯挈其手，辟左右，与之步于庭。仰天叹曰：“子可与言乎？欲与子有言也。”豨曰：“唯将军令之。”淮阴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处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将。吾为公从中起，天下可图也。”陈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谨奉教。”陈豨反，上自将而往，信病不从。阴使人至豨所，曰：“第举兵，吾从此助公。”信乃谋与家臣夜诈诏诸官徒奴，欲发以袭吕后、大子。部署已定，待豨报。其舍人得罪于信，信囚欲杀之，舍人弟上变告信欲反状于吕后。吕后欲召，恐其党不就，乃与萧相国谋，诈令人从上所来，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贺。相国绐信曰：“虽疾，强入贺。”信入，吕后使武士缚信，斩之长乐钟室。案陈豨当初受命时，未必有反心，信安得与之深言？吕氏以失南北军而败，信是时，与长安将相大臣，一无要结，岂有但恃家臣徒奴，可以集事之理？赵、代、长安，相去数千里，声援不相及，信苟决发，何待豨报？部署既定矣，豨报不至，又可已乎？其诬不待言矣。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县名，今山西阳高县。立子恒为代王，都晋阳。如淳曰：《文纪》言都中都。又文帝过太原，复晋阳、中都二岁，似迁都于中都也。中都，今山西平遥县。三月，梁王彭越谋反，夷三族。《越传》云：陈豨反代地，高帝自往击，至邯郸，征兵梁王，梁王称病，使将将兵诣邯郸。高帝怒，使人让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谢。其将扈辄曰：“王始不往，见让而往，往则为禽矣，不如遂发兵反。”梁王不听，称病。梁王怒其大仆，欲斩之，大仆亡走汉，告梁王与扈辄谋反。于是上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觉。捕梁王，囚之洛阳。有司治反形已具，请论如法。上赦以为庶人，传处蜀青衣。县名，今四川雅安县。西至郑，今陕西华县。逢吕后从长安来，欲之洛阳。道见彭王，彭王为吕后泣涕，自言无罪，愿处故昌邑，吕后许诺。与俱东至洛阳，吕后白上曰：“彭王壮士，今徙之蜀，此自遗患，不如遂诛之，妾谨与俱来。”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上乃可。案高帝之猜忌甚矣，越果反形已具，安得赦之？其诬又不待言也。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今河南淮阴县。五月，立南海尉它为南越王。参看第三章第七节。七月，淮南王布反，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汉诛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淮南王大恐。阴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女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可先未发诛也。上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遂族赫家，发兵反。东击杀荆王刘贾。劫其兵，度淮击楚，楚王交走入薛。上立子长为王。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

征诸侯兵。上自将以击布。十二年，十月，上破布军于会甀。在蕲西。布走，命别将追之。布故与番君昏，长沙王吴芮子成王臣。使人绐布，与亡，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周勃定代，斩陈豨于当城。县名，今察哈尔蔚县。立沛侯濞为吴王，帝兄仲之子也。卢绾者，丰人也。与高祖同里。绾亲与大上皇相爱。高祖、绾同日生，里中持羊酒贺两家。及高祖、绾壮，俱学书，又相爱也。里中嘉两家亲相爱，生子同日，壮又相爱，复贺两家羊酒。高祖为布衣时，有吏事辟匿，绾常随，出入上下。起沛，绾以客从。入汉中，为将军，常侍中。东击项籍，以大尉从，出入卧内。衣被、饮食、赏赐，群臣莫敢望。虽萧、曹等特以事见礼，至亲幸，莫及绾。陈豨反，高祖如邯郸击豨兵，绾亦击其东北。豨使王黄求救匈奴，绾亦使其臣张胜于匈奴，言豨等军破。故燕王臧荼子衍亡在胡，见胜曰：“公所以重于燕者，以习胡事也。燕所以久存者，以诸侯数反，兵连不决也。今公为燕，欲急灭豨等。已尽，次亦至燕；公等亦且为虏矣。公何不令燕且缓陈豨而与胡和？事宽，得长王燕，即有汉急，可以安国。”张胜以为然。乃私令匈奴助豨等击燕。绾疑胜与胡反，上书请族胜。胜还具道所以为者，燕王寤，乃诈论他人，脱胜家属，使得为匈奴间，而阴使范齐之陈豨所，欲令久亡，连兵勿决。豨裨将降，言范齐。高祖使使召绾，绾称病。上又使辟阳侯审食其、御史大夫赵尧往迎燕王，因验问左右。绾愈恐，闭匿。谓其幸臣曰：“非刘氏而王，独我与长沙耳。往年春汉族淮阴，夏诛彭越，皆吕后计。今上病，属任吕后。吕后妇人，专欲以事诛异姓王者及大功臣。”乃遂称病不行。其左右皆亡匿。语颇泄，辟阳侯闻之，归，具报上。上益怒，又得匈奴降者，言张胜亡在匈奴，为燕使。于是上曰：“绾果反矣。”三月，使樊哙将兵击燕，立子建为燕王。人有恶哙：“党于吕氏，即一日官车晏驾，哙欲以兵尽诛灭戚氏、赵王如意之属。”高帝闻之，大怒。用陈平谋，召绛侯周勃受诏床下，曰：“平亟驰传载勃代哙将。平至军中，即斩哙头。”二人既受诏，行计之曰：“樊哙帝之故人也，功多，且又吕后弟吕媭之夫，有亲且贵。帝以忿怒故欲斩之，恐后悔，宁囚而致上，上自诛之。”未至军，为坛，以节召哙。哙受诏，即反接载槛车，使诣长安，而令勃代将。燕王绾悉将其官人、家属、骑数千，居长城下候伺，幸上病愈，自入谢。四月，高祖崩，绾遂将其众亡入匈奴。匈奴以为东胡卢王，居岁余死。樊哙至长安，高祖已崩，吕后释哙，使复爵邑。韩信、彭越罪状之诬，少深思之即可见，即黥布亦非有反谋，迫于不得不然耳，况卢绾乎？因循数年，身死，嗣子文弱，必不能复有反谋，汉朝亦不之忌，岂不可以久存？然终不免于贲赫、张胜之交构，则其时各种情势，固皆与封建之制不相容。事至与各种情势皆不相容，此等枝节，自然错出不已，防不胜防，正不能就一枝一节，论其得失也。汉初异姓王，惟长沙传五世，文王芮、成王臣、哀王回、共王右、靖王羌，羌《表》作产。至孝文后七年，乃以无子国除，历四十六年，则以其地最偏僻，无与大局故也。

第三节　高祖和匈奴

自战国以前，中国所遇者多山戎，至秦、汉之世，乃与骑寇遇，《先秦史》已言之。第八章第一节。骑寇之强大者，则匈奴也。《史记·匈奴列传》，举古来北狄，悉罗而致之一篇之中。一若其皆与匈奴同族者，固为非是。然匈奴渐渍中国之文化确颇深。《史记》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固无确据，然系世所传，多非虚罔，读《先秦史》可见。文化恒自一中心传播于其四面；文明民族中人，入野蛮部落，为之大长者，尤偻指难悉数；则《史记》此语，虽不能断其必确，亦无由断其必诬，此固无足深论，然匈奴文化，受诸中国者甚多，则彰彰矣。其最大者，当为与中国同文。《元史译文证补》曰：“罗马史谓匈奴西徙后，有文字，有诗词歌咏。当时罗马有通匈奴文者，匈奴亦有通拉丁文者，惜后世无传焉。”案《匈奴列传》言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长大。则其作书之具，实与中国同。从来北狄书疏，辞意类中国者，莫匈奴若，初未闻其出于译人之润饰。《汉书·西域传》曰：“自且末以往，有异乃记。”记其与中国异，而略其与中国同者，当时史法则然，然则史于安息明著其画革旁行为书记，而于匈奴文字，独不之及，正可证匈奴与中国同文也。攘斥骑寇者，始于赵武灵王，林胡楼烦等，皆为所灭，而匈奴以地远获自存。秦始皇使蒙恬斥逐匈奴时，匈奴单于曰头曼。匈奴称其君曰撑犁孤涂单于。撑犁，天也，孤涂，子也，单于者，广大之貌也。北族无称其君为天子者，而匈奴独有是称，盖亦受诸中国者也。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史记·匈奴列传》文。自蒙恬取河南至其死，实不及十余年，盖古书辞不审谛，亦或头曼北徙，实在蒙恬收河南地之前也。《汉书·高帝纪》：二年，六月，兴关中卒乘边塞。匈奴之复度河南，当在此时。单于有大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单于欲废冒顿，立少子。冒顿杀单于，破灭东胡王，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如淳曰：白羊王居河南。侵燕、代，悉复收蒙恬所夺地，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今甘肃平凉县。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史记》云：“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然至冒顿而匈奴最强大，尽服从北夷，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史记》此语，盖谓匈奴先世之事，虽不可尽记，然其皆不如冒顿时之强大，则犹有可知，此亦可见[1]匈奴史事，非尽无征也。匈奴中当自有传说，汉人亦或知其略，特未尝笔之于书。尽服从北夷，盖指漠南近塞之国，后又北服浑窳、屈射、丁灵、鬲昆、薪犁之国，则漠北亦为所慑服。丁灵，亦作丁令、丁零，即后世之铁勒，其所占之地甚广。匈奴此时所服，盖在蒙古、西伯利亚之间，鬲昆，即坚昆，当在其西北，见第三章第十三节。薪犁《汉书》作龙新犁，龙字为误衍，抑《史记》夺佚，难考。薪犁盖民族名，《李斯列传》斯谏遂客书曰“乘纤离之马”，纤离似即薪[2]犁。疑亦近塞之族，奔进而北者也。蒙古高原与中国内地相抗之局，成于此矣。

汉与匈奴构兵，始于平城之役。时匈奴援韩王信之兵皆败，高帝乘胜北逐之，多步兵。高帝先至平城，上白登。平城旁高地。为匈奴所围，七日，用陈平计得出。《陈丞相世家》云“用平奇计，使单于阏氏”；《韩王信列传》云“上使人厚遗阏氏，阏氏说冒顿”；《匈奴列传》云“冒顿与王黄、赵利期不来，疑其与汉有谋，亦取阏氏之[3]言”；此非情实。《陈丞相世家》又云“其计秘，世莫得闻”；《汉书·匈奴列传》载扬雄谏距单于朝书亦曰“卒其所以得脱者，世莫得而言也”；又载武帝大初四年诏日“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昔襄公复九世之仇，《春秋》大之”；则必有如颜师古所言，其事丑恶者。案《史记》言匈奴“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盖合单于之众计之。匈奴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则其丁壮之数，即其控弦之数。南单于降汉后，户口胜兵，数皆可考，胜兵之数，约当口数四之一强。然则匈奴人口，不过百余万。故贾生谓其不过汉一大县。以中国之力制之，实绰乎有余。然汉是时，方务休养生息，亦且命将则惩韩王信[4]之事，自将则不能专力于匈奴，故遂用刘敬之策，与之和亲，事见《史记·敬传》，曰：上问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罢于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独可以计久远，子孙为臣耳，然恐陛下不能为。”上曰：“诚可，何谓不能？顾为奈何？”对曰：“陛下诚能以适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适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大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兵可无战，以渐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而令宗室及后官诈称公主，彼亦知，不肯贵近，无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长公主。吕后日夜泣曰：“妾惟大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长公主，而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妻单于。使敬往结和亲约。《匈奴列传》曰：岁奉匈奴絮、缯、酒、米、食物各有数，约为昆弟《汉书》作兄弟，案古称结昏姻为兄弟，见《礼记·曾子问》。以和亲。盖荐女赠遗，实当时议和之两条件也。以结昏姻羁縻目前，隐为渐臣之计，古列国间固多此事，刘敬乃战国策士之流，其画此计，固无足怪。至是时匈奴之形势，与前此之蛮夷不同，非复此策所能臣属，则旷古未开之局，往往非当时之人所能知，亦不足为敬咎。必遣适长公主，乃传者附会之辞，不足信。要之以荐女赠遗为和戎之计，以和戎息民而免反侧者之乘衅，则当为敬所画而高帝用之耳。然以荐女赠遗结和亲，遂为汉家故事，并为后世所沿袭矣。贾生曰：“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虽曰一时之计，究可羞也，况遂沿为故事乎？始作俑者，不得辞其责矣。然百姓新困于兵，又内多反侧者，固不得不如此，故内争未有不召外侮者也。[1]四裔：匈奴史事非尽无征。[2]四裔：薪犁疑即纤离，亦近塞族奔进而北。[3]史事：平城何以免。[4]史事：刘敬主与匈奴和亲。云必适长公主疑附会。

第四节　汉初功臣外戚相诛

内任外戚，外封建宗室，此汉初之治法也。知此，则可与言吕氏之事矣。《史记·吕后本纪》曰：吕大后者，高祖微时妃也。生孝惠帝，女鲁元大后。及高祖为汉王，得定陶戚姬，爱幸，生赵隐王如意。孝惠为人仁弱，高祖以为不类我，常欲废大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类我。戚姬幸，常从上之关东，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吕后年长，常留守，希见上，益疏。如意立为赵王后，几代大子者数矣。赖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大子得毋废。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吕后兄二人，皆为将。长兄周吕侯，名泽。死事，封其子吕台为郦侯，子产为交侯，次兄吕释之为建成侯。高祖崩，大子袭号为帝。吕后令永巷囚戚夫人，而召赵王。孝惠元年，十二月，鸩之。徙淮阳王友为赵王。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耳，饮瘖药，使居厕中，[2]命曰人彘。居数日，乃召孝惠帝观人彘。孝惠大哭，因病，岁余不能起，使人请大后曰：“此非人所为，臣为大后子，终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饮为淫乐，不听政，故有病也。二年，齐悼惠王来朝。十月，孝惠与齐王燕饮大后前。孝惠以为齐王兄，置上坐，如家人之礼。大后怒，乃令酌两卮置前，令齐王起为寿。齐王起，孝惠亦起取卮，欲俱为寿。大后乃恐，自起泛孝惠卮。案孝惠即尊齐王，齐王是时，是否敢居上坐，已有可疑。大后欲鸩齐王，何时不可，岂必行之燕饮之间？鸩酒岂不可独酌一卮，而必并酌两卮，致待自起泛之乎？故知汉初事传者，多类平话，人彘等说，亦不足尽信矣。齐王怪之，因不敢饮，详醉去。问，知其鸩，齐王恐，自以不得脱长安。齐内史士说王，上城阳之郡，治莒，今山东莒县。尊鲁元公主为王大后，吕后喜，许之。乃置酒齐邸，乐饮，罢归齐王。七年，八月，孝惠帝崩。发丧，大后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大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大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后、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官，居中用事，如此，则大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如辟强计。大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大子即位为帝。元年，号令一出大后，大后称制，议欲立诸吕为王，问右丞相王陵。王陵曰：“高帝刑白马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今王吕氏，非约也。”大后不说，问左丞相陈平，绛侯周勃，勃等对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大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大后喜。十一月，大后欲废王陵，乃拜为帝大傅，夺之相权，王陵遂病免归。乃以左丞相平为右丞相，以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左丞相不治事，监官中，如郎中令。食其故得幸大后，楚取大上皇、吕后为质，食其以舍人侍吕后。常用事，公卿皆因而决事。四月，鲁元公主薨，赐谥为鲁元大后。子偃为鲁王。封齐悼惠王肥子章为朱虚侯，以吕禄女妻之。乃封吕种为沛侯，徐广曰：释之子。吕平为扶柳侯。徐广曰：大后姊子。立孝惠后官子强为淮阳王，不疑为常山王，山为襄城侯，朝为轵侯，武为壶关侯。大后风大臣，大臣请立郦侯吕台为吕王。割齐之济南郡。建成康侯释之卒，嗣子有罪废，立其弟吕禄为胡陵侯，续康侯后。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十一月，吕王吕台薨，谥为肃王，大子嘉代立。四年，封吕媭为临光侯，吕他为俞侯，吕更始为赘其侯，徐广曰：表云：吕后弟子淮阳丞相吕胜为赘其侯。吕忿为吕城侯，及诸侯丞相五人。徐广曰：中邑侯朱通、山都侯王恬开、松滋侯徐厉、滕侯吕更始、醴陵侯越。宣平侯女为孝惠皇后，无子，详为有身，取美人子名之，杀其母，立所名子为大子。孝惠崩，大子立为帝。帝壮，或闻其母死，非真皇后子，乃出言曰：“后安能杀吾母而名我？我未壮，壮即为变。”大后闻而患之，恐其为乱，乃幽杀之。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不称元年，以大后制天下事也以轵侯朝为常山王。置大尉官，绛侯勃为大尉。五年，八月，淮阳王薨，以弟壶关侯武为淮阳王。六年，十月，大后曰：“吕王嘉居处骄恣”，废之。以肃王台弟吕产为吕王。夏，封齐悼惠王子兴居为东牟侯。七年，正月，大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大后，诬以罪过，曰：“吕氏安得王？大后百岁后，吾必击之。”大后怒，以故召赵王。赵王至，置邸，不见，令卫围守之，弗与食，饿死。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大傅。立皇子平昌侯大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大后女弟吕媭有女，为营陵侯刘泽妻，泽为大将军。大后王诸吕，恐即崩后，刘将军为害，乃以刘泽为琅邪王，割齐之琅邪郡。以慰其心。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大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鸩杀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大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宣平侯张敖卒，以子偃为鲁王。秋，大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吕禄立为赵王。九月，燕灵王建薨，有美人子，大后使人杀之，无后，国除。八年，十月，立吕肃王子东平侯通为燕王，弟庄为东平侯。三月，高后病，后为鲁元王偃年少，蚤失父母，乃封张敖前姬两子，侈为新都侯，寿为乐昌侯，以辅鲁元王。及封中大谒者张释为建陵侯，吕荣为祝兹侯。徐广曰：吕后昆弟子。诸中宦者令丞皆为关内侯，食邑五百户。七月，高后病甚，乃令赵王吕禄为上将军，居北军；吕王产居南军。大后诫产、禄曰：“高帝已定天下，与大臣约曰：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今吕氏王，大臣弗平。我即崩，帝年少，大臣恐为变。必据兵卫官，慎毋送丧，毋为人所制。”高后崩，吕王产为相国。吕禄女为帝后。高后已葬，以左丞相审食其为帝大傅。朱虚侯刘章有气力，东牟侯兴居其弟也，皆齐哀王弟，名襄，悼惠王肥子，悼惠王卒于惠帝六年十月。居长安。当是时，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畏高帝故大臣绛、灌等，未敢发。朱虚侯妇吕禄女，阴知其谋，恐见诛，乃阴令人告其兄齐王，欲令发兵西，诛诸吕而立。朱虚侯欲从中与大臣为应。齐王欲发兵，[3]其相弗听。八月，齐王欲使人诛相，相召平乃反，兴兵欲围王。王因杀其相，遂发兵东。诈夺琅邪王兵，并将之而西。相国吕产等遣颍阴侯灌婴将兵击之。婴至荥阳，使使谕齐王及诸侯，与连和，以待吕氏变，共诛之。齐王闻之，乃还兵西界待约。吕禄、吕产欲发乱关中，内惮绛侯、朱虚等，外畏齐、楚兵，又恐灌婴畔之，欲待灌婴兵与齐合而发，犹豫未决。当是时，济川王大、淮阳王武、常山王朝，名为少帝弟，及鲁元王，吕后外孙，皆年少，未之国，居长安。赵王禄、梁王产各将兵居南北军，皆吕氏之人。列侯、群臣，莫自坚其命。大尉绛侯勃不得入军中主兵。曲周侯郦商老病，其子寄，与吕禄善。绛侯乃与丞相陈平谋，使人劫郦商，令其子寄往绐说吕禄，曰：“高帝与吕后共定天下，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今大后崩，帝少，而足下佩赵王印，不急之国守藩，乃为上将，将兵留此，为大臣诸侯所疑。足下何不归将印，以兵属大尉，清梁王归相国印，与大臣盟而之国？齐兵必罢，大臣得安，足下高枕而王千里，此万世之利也。”吕禄信然其计，使人报吕产及吕氏老人，或以为便，或曰不便，计犹豫，未有所决。左丞相食其免。八月，庚申，旦，平阳侯窋曹参子。行御史大夫事，见相国产计事。郎中令贾寿使从齐来，因数产曰：“王不蚤之国，今虽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婴与齐、楚合从，欲诛诸吕告产。乃趣产急入官。平阳侯颇闻其语，乃驰告丞相、大尉。大尉欲入北军，不得入。襄平侯通《功臣表》襄平侯纪通，父成，以将军定三秦，死事，子侯。尚符节，乃令持节矫内大尉北军。大尉复令郦寄与典客刘揭先说吕禄曰：“帝使大尉守北军，欲足下之国。急归将印辞去。不然，祸且起。”吕禄以为郦兄徐广曰：音况，字也。不欺己，遂解印属典客，而以兵授大尉。大尉将之，入军门，行令军中曰：“为吕氏右檀，为刘氏左檀。”军中皆左檀，为刘氏。大尉行至，吕禄亦已解上将印去，大尉遂将北军，然尚有南军。平阳侯闻之，以吕产谋告丞相平。丞相平乃召朱虚侯佐大尉。大尉令朱虚侯监军门，令平阳侯告卫尉：“毋入相国产殿门。”吕产不知吕禄已去北军，乃入未央官，欲为乱。殿门弗得入，徘徊往来。平阳侯恐弗胜，驰语大尉。大尉尚恐不胜诸吕，未敢讼言诛之，乃遣朱虚侯，谓曰：“急入宫卫帝。”朱虚侯请卒，大尉予卒千余人。入未央宫门，遂见产廷中。日铺时，遂击产。产走，逐杀之。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大尉。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壬戌，以帝大傅食其复为左丞相。戊辰，徙济川王王梁，而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遣朱虚侯章以诛诸吕事告齐王，令罢兵。灌婴兵亦罢荥阳而归。诸大臣相与阴谋曰：“少帝及梁、淮阳、常山王，皆非真孝惠子也。吕后以计诈名他人子，杀其母，养后宫，令孝惠子之，立以为后及诸王，以强吕氏。今皆已夷灭诸吕，而置所立，即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或言“齐悼惠王，高帝长子，今其适子为齐王，推本言之，高帝适长孙，可立也”。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大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代王使人辞谢。再反。然后乘六乘传，后九月晦日己酉，至长安，舍代邸。大臣共尊立为天子。东牟侯兴居请除官，载少帝出舍少府。代王即夕入未央宫。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吕后之事，见于《史记》本纪者如此。案《高祖本纪》言：吕后父吕公，为沛令重客。《纪》云：单父人吕公，善沛令，避仇，从之客，因家沛焉。沛中豪杰吏闻令有重客，皆往贺。单父，今山东单县。吕后二兄皆为将。其妹夫樊哙，则始与高祖俱隐，起兵时又从之来。知吕氏亲党，皆一时豪杰，高祖创业，深得其后先奔走之力。田生谓“吕氏雅故，本推毂高帝就天下”。见《史记·荆燕世家》。信不诬也。史称大子得毋废者，以大臣争之，及留侯策。大臣争废大子者，有叔孙通及周昌，此岂高祖所惮？留侯策尤类儿戏。《留侯世家》：上欲废大子。吕后使建成侯吕泽劫留侯画计。留侯曰：“此难以口舌争也。顾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今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大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辩士固请，宜来。来以为客，时时从入朝，令上见之，则一助也。”于是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大子将往击之，四人说建成侯曰：“大子将兵，有功，则位不益，无功还，则从此受祸矣。君何不急请吕后，承间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将也，善用兵。今诸将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大子将此属，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且使布闻之，则鼓行而西耳。”吕泽立夜见吕后。吕后承间为上泣涕而言。于是上自将兵而东。留侯病，自强起至曲邮见上。因说上：令大子为将，监关中兵。上曰：“子房虽病，强卧而傅大子。”是时叔孙通为大傅，留侯行少傅事。十二年，上从击破布军归，疾益甚，愈欲易大子。留侯谏，不听，因疾不视事。叔孙大传称说，引古今，以死争。上详许之，犹欲易之。及燕，置酒，大子侍，四人从，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衣冠甚伟。上怪之。问曰：“彼何为者？”四人前对，各言名姓，日东园公、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上乃大惊曰：“吾求公数岁，公辟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轻士善骂，臣等义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窃闻大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天下莫不延颈欲为大子死者，故臣等来耳。”上曰：“烦公，幸卒调护大子。”四人为寿，已毕，趋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辅之，羽冀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此说一望而知为东野人之言。四人之名，见《汉书·王贡两龚鲍传》。东园公作园公，师古曰“四皓称号，本起于此”，则《史记》不应有其名，盖后人所窜。乃俗字，恐并非《汉书》元本，小颜无识，不知辨也。戚姬乃高祖为汉王后所得，高祖自为汉王至崩，不过十年，如意生即蚤，高祖末年，不过十岁，安知其类己？知汉世所谓《吕后语》者，悉诞谩不中情实。倚任外戚，乃当时风气。高祖为皇帝后，东征西讨，不恒厥居。留守可信任者，宜莫如萧相国，然被械系如徒隶，知其并无重权。《萧相国世家》：汉十一年，陈反，高祖自将至邯郸，未罢，闻淮阴侯诛，使使拜丞相何为相国，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卫。诸君皆贺，召平独吊，曰：“祸自此始矣。上暴露于外，而君守于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卫者，以今者淮阴侯新反于中，疑君心矣。夫置卫卫君，非以宠君也。愿君让封勿受，悉家私财佐军，则上心说。”相国从其计，高帝乃大喜。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将击之。数使使问相国何为？相国为上在军，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军，如陈时。客有说相国曰：“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余年矣，皆附君，常复孜孜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于是相国从其计。上乃大说。上罢布军归，民道遮行上书，言相国贱强买民田宅数千万。上至，相国谒，上笑曰：“夫相国，乃利民？”民所上书，皆以与相国，曰：“君自谢民。”相国因为民请曰：“长安地狭，上林中多空地，弃，愿令民得入田，毋收稿为禽兽食。”上大怒曰：“相国多受贾人财物，乃为请吾苑？”乃下相国廷尉，械系之。数日，乃以王卫尉言赦出。忽悉家财佐军，忽贱买田地，事贳贷；方予以民所上书，又为民请上林苑空地；举动如此，岂不益令人疑？果贱买民田宅至数千万，高帝即不知治，岂能纵之不问？萧何为文臣，其不见疑于汉高，犹刘穆之之不见疑于宋武。论功时以何为第一，正所以风示武臣耳。何虑其倾动关中？盖因何被械系，策士等造作此说耳。何因何事被系，已不可知，然此语不能造作，此固资侮人者之所轻也。权之所寄，非吕后而谁哉？留侯招四皓事，固同儿戏，即史所传张辟强说丞相，令吕氏掌南北军，亦不足信。然留侯党于吕氏，则无疑矣。革易之际，佐命之臣，起于草泽者，多倾危好乱，本为贵族者，则恒乐安定，严天泽之分，盖其所习使然。平、勃等卒行废弑，而张良扶翼大子，即由于此。武有周吕、建成、舞阳之伦，文有留侯、叔孙、周昌之辈，以为之辅，然则大子盖本不易动摇，无待于口舌之争矣。不然，高祖之败彭城，则推堕孝惠、鲁元，见《樊郦滕灌列传》。及军广武，项王为高俎，置太公其上，曰：“今不急下，吾烹太公。”高祖则曰：“吾与项羽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项羽本纪》。其忍如此，而岂有所念于吕后之攻苦食啖，叔孙通语，见本传。而不忍背者哉？高后一崩，惠帝之后无遗种，立如意，岂可一日居乎？高帝之世，异姓王者八国。卢绾之废，乃在高祖崩年，长沙则始终安存，白马之盟，不知竟在何时？果有其事，史安得绝无记载，而仅出诸王陵之口乎？平、勃等谓“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大后称制，王昆弟诸吕，无所不可”，此实持平之言。郦寄说吕禄曰：“刘氏所立九王，吕氏立三王，皆大臣之议，事已布告诸侯，诸侯皆以为宜”，此当时实在情形也。张皇后之立，据《汉书》本纪，事在孝惠四年十月，至少帝四年仅七年，其所名子，安知欲为变？齐王之起兵也，遗诸侯书曰：“今高后崩，而帝春秋富，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诸侯。”即绛侯、朱虚诛诸吕后，仍徙济川王王梁，可知谓少帝、梁、淮阳、常山皆非孝惠子，必为临时造作之语。《高祖本纪》言：高祖病甚，吕后问曰：“陛下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谁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渤也，可令为大尉。”其说尤傅会可笑，高祖果有此言，则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以自绝其冢嗣耳。平、勃等之攻吕氏，乃适逢其会，谓其固有是谋者，事后增饰之辞也。《爰盎传》：盎告文帝曰：“方吕后时，诸吕用事，擅相王，刘氏不绝如带，是时绛侯为大尉，本兵柄，弗能正，吕后崩，大臣相与共诛诸吕，大尉主兵，适会其成功”，此当时情实也。《陆贾传》言贾说陈平交欢大尉，两人深相结，吕氏谋益衰，尤矫诬之说。吕氏之败，盖全出于诸功臣之阴谋，观平阳侯、郦寄、纪通，无不合为一党，即审食其亦为之用可知。《高祖本纪》又言：高祖以甲辰崩，四日不发丧，吕后与审食其谋曰：“诸将与帝为编户氓，今北面为臣，此常怏怏。今乃事少主。非尽族是，天下不安。”人或闻之，语郦将军。郦商。郦将军往见审食其曰：“诚如此，天下危矣。陈平、灌婴将十万守荥阳，樊哙、周勃将二十万定燕、代，此闻帝崩，诸将皆诛，必连兵还乡，以攻关中。大臣内叛，诸侯外反，亡可翘足而待也。”审食其入言之，乃以丁未发丧。此岂似强毅佐高祖定天下者之所为乎？《陈丞相世家》曰：平既执樊哙，行，闻高帝崩，平恐吕大后及吕媭谗怒，乃驰传先去。逢使者，诏平与灌婴屯于荥阳。平受诏，立复驰至宫，哭甚哀。因奏事丧前。吕大后哀之。曰：“君劳，出休矣。”平畏谗之就，因固请，得宿卫中，大后乃以为郎中令，曰：“傅教孝惠。”此叔孙先、留侯之任也。又曰：吕媭常以前陈平为高帝谋执樊哙，数谗曰：“陈平为相，非治事，日饮醇酒，戏妇女。”陈平闻，日益甚。吕大后闻之，私独喜。面质吕媭于陈平，曰：“鄙语曰：儿妇人口不可用，顾君与我何如耳，无畏吕媭之谗也。”此说又为策士之伦所造。然萧何死，相曹参；曹参死，相陈平；又以周勃为大尉；既非高祖顾命，则皆吕后之谋，然则吕后实惟功臣之任。《吕后本纪》言：孝惠帝崩，张辟强说丞相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吕氏权由此起。果如所言，少帝废后，安得又以周勃为大尉？然则产、禄之居南北军，实在高后临命之际，即其封王吕氏，亦在称制之年，盖诚以少帝年少，欲藉外戚以为夹辅，亦特使与刘氏相参。吕后初意，固惟汉宗室、功臣之任也。吕氏之败，正由其本无翦灭宗室、功臣之计，临事徒思据军以为固；既无心腹爪牙之任；齐兵卒起又无腹心可使，而仍任灌婴；遂至内外交困，不得已，欲听郦寄之计。使其早有危刘氏之计，何至是乎？乃诬以产、禄欲为乱关中。产、禄果有反谋，安得吕禄去军，而不以报吕产？吕产又徒手入未央宫，欲何为乎？故知汉世所传吕后事，悉非实录也。然其明言诸大臣之废立为阴谋，已非后世之史所及矣。《齐悼惠王世家》曰：朱虚侯尝入侍高后燕饮，高后令为酒吏。章自请曰：“臣将种也，请得以军法行酒。”高后曰：“可。”酒酣，章进饮，歌舞。已而曰：“请为大后言耕田歌。”高后儿子畜之，笑曰：“顾而父知田耳，若生而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大后曰：“试为我言田。”章曰：“深耕溉种，立苗欲疏，非其种者，锄而去之。”吕后默然。顷之，诸吕有一人醉，亡酒。章追，拔剑斩之。而还报曰：“有亡酒一人，臣谨行法斩之。”大后左右皆大惊，业已许其军法，无以罪也。因罢。自是之后，诸吕惮朱虚侯，虽大臣皆依朱虚侯，刘氏为益强。此又东野人之言。朱虚侯在当时，安敢触犯大后如此？燕饮而行军法，古未之闻，果许之遂无以罪，大后安得老悖至此乎？朱虚侯之意，盖徒欲谋立其兄，本非有所恶于吕氏，即齐王亦然。其后之不得立，则以齐在当时，声势可畏，抑朱虚、东牟之椎埋，未始非招忌之一端也。《悼惠王世家》言：王既杀召平，发兵，使祝午东诈琅邪王曰：“齐王自以儿子，年少不习兵革之事，愿举国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将也，习战事。齐王不敢离兵，臣请大王：幸之临菑，见齐王计事，并将齐兵以西。”琅邪王信之，西驰见齐王。齐王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尽发琅邪国，而并将其兵。琅邪王既见欺，乃说齐王曰：“悼惠王，高帝长子，推本言之，大王高皇帝适长孙也，当立。今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泽于刘氏，最为长年，大臣固待泽决计。今大王留臣，无为也，不如使我入关计事。”齐王以为然。乃益具车送琅邪王。琅邪王至长安，遂与于立文帝之谋。盖琅邪王始以齐王为儿子而为所欺，齐王卒又以急于干位，而为琅邪王所卖矣。齐虽强，然欲西攻长安，力固有所不逮，而名亦弗正，乃不得不俯首罢兵，虽朱虚侯，亦不料其徒为汉大臣驱除难也。此又以见年少椎埋者，卒非老而习事者敌也。然齐王兄弟，既存觊觎之心，其谋终不能以此而遂已。孝文帝元年，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是岁，齐哀王卒，大子则立，是为文王。明年，汉以齐之城阳郡立朱虚侯为城阳王，济北郡立东牟侯为济北王，即割[4]齐地以酬朱虚、东牟之功，其计可谓甚巧。《汉书·高五王传》云：始诛诸吕时，朱虚侯章功尤大，大臣许以赵地王章，以梁地王兴居。及文帝即位，闻朱虚、东牟初欲立齐王，故黜其功，此言亦非实录。朱虚、东牟之欲立其兄，事甚明白，文帝岂待即位后知之邪？文帝竟违汉大臣故约，则可谓有决矣。又明年，四月，城阳王薨。五月，匈奴入居北地、河南为寇，上幸甘泉，遣丞相灌婴击匈奴。匈奴去，上自甘泉幸大原。济北王闻帝之代，欲自击匈奴，乃反，欲袭荥阳。于是诏罢丞相兵，以棘蒲侯柴武为大将军，将四将军十万击之。八月，虏济北王，自杀。是时文帝之位久定，即有匈奴之衅，大位亦岂可妄干？东牟之寡虑轻动如此，况朱虚乎？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然则即立齐王，又岂可一日安也？封建之为自树兵，信矣。然当时刘氏之不亡，又不可谓非同姓诸侯之力。平、勃等之迎代王也，代王问左右。郎中令张武等议日：“汉大臣皆故高帝时大将，习兵，多谋诈。此其属意非止此也，特畏高帝、吕大后威耳。今已诛诸吕，新啑血京师。此以迎大王为名，实不可信。愿大王称疾毋往，以观其变。”独中尉宋昌劝王行，曰：“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错，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天下服其强。”其言可谓深得事情，不徒汉大臣之不敢有异意以此，即吕氏，始终不敢萌取刘氏而代之之心，亦未必不以此也。《汉书·诸侯王表》曰“高祖创业，日不暇给，孝惠享国又浅，高后女主摄位，而海内晏如，亡狂狡之忧，卒折诸吕之难，成太宗之业者，亦赖之于诸侯也”，自是平情之论。然则汉初之封建，固不可谓无夹辅之效矣。蘧庐可一宿而不可久处也，虽不可久处，而又不能谓无一宿之用，此言治之所以难也。吕氏之败，张皇后废处北宫，孝文后元年薨。张偃，孝文元年复废为侯。信都、乐昌二侯以非正免。樊哙卒于孝惠六年，子伉，嗣为舞阳侯，坐吕氏诛。孝文元年，绍封其子市人为侯。[1]史事：汉初内任外戚，外任宗室。吕氏事真相。[2]史事：人彘，鸩齐王……不足信。四皓策士言。非刘氏王共击。云皆大臣之议，可见无约。[3]史事：能起兵者独一齐，相反之而败，诸吕无能起兵者，见封建无益，然亦以诸吕皆在内地。七国反时济北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4]封建：汉割齐地，封朱虚、东牟。分王齐、淮南。文、景、武三世之分，刘氏不亡以封建。

第五节　汉初休养生息之治

文帝颇多仁政。《汉书·食货志》言：贾生说上以积贮，上感其言，始开藉田，躬耕以劝百姓。《纪》在二年。晁错复说上务农贵粟，帝从其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言：“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租税之半。案据《本纪》，二年已尝赐天下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终两汉之世皆沿焉。其于农民，可谓宽厚矣。初即位，即下诏议振贷及存问长老之法，令郡国毋来献。《本纪》元年。以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令之国。二年。又令列侯、大夫人、夫[2]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七年。亦皆恤民之政。又除关，无用传十二年。夫货物流通，则价贵而生之者益劝，此尤于人民生计有益，故论者亟称之。除肉刑之举，为千古仁政。十三年。然前此已除收孥相坐之法，元年。诽谤妖言之罪矣。二年。其于刑狱，亦不可谓不留意也。景帝虽令民半出租，复置诸关，用传出入，三年。宽仁似不逮文帝，然尽除田租，本难为继。符传之用，特以七国新反，备非常，注引应劭说。此亦势不容已，后遂沿而弗改，实非帝之初意也。景帝尝令郡国务劝农桑。吏发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臧为盗。后三年。改磔为弃市，勿复磔。中二年。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中元年。又诏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后元年。又减笞法，定箠令。中六年。其宽仁，固无异于文帝也。

然汉人之称文、景，亦有颇过其实者，《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绨。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南越尉佗自立为帝，召贵佗兄弟，以德怀之，佗遂称臣。与匈奴结和亲，后而背约入盗，令边备守，不发兵深入，恐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赐以几杖。群臣袁盎等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焉。张武等受赂金钱觉，更加赏赐，以愧其心。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乌乎！仁哉！”《景帝纪赞》曰：“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轨不胜。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其称颂之可谓至矣。然应劭《风俗通义》言：成帝尝问刘向以世俗传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为不然。其说云：“文帝虽节俭，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画，华榱壁珰，轩楹皆饰以黄金，其势不可以囊为帷。即位十余年时，五谷丰熟，百姓足，仓廪实，稸积有余。然文帝本修黄、老之言，不甚好儒术，其治尚清静无为，以故礼乐、庠序未修，民俗未能大化，苟温饱完给而已。其后匈奴数犯塞，深入寇掠，北边置屯待战，转输络绎；因以年岁不登；百姓饥乏，谷籴常至石五百，不升一钱。前待诏贾捐之为孝元皇帝言：太宗时民赋四十，断狱四百余。案太宗时民重犯法，治理不能过中宗之世，地节元年，天下断狱四万七千余人，捐之言复不类。又文帝时政颇遗失。大中大夫邓通，以佞幸吮痈疡脓汁，见爱拟于至亲，赐以蜀郡铜山，令得铸钱。通私家之富，侔于王者、封君。又为微行，数幸通家。文帝代服，衣罽，袭毡帽，骑骏马，从侍中、近臣、常侍、期门武骑猎渐台下，驰射狐兔，毕雉刺彘。是时待诏贾山谏，以为不宜数从郡国贤良出游猎。大中大夫贾谊，亦数陈上游猎。案二贾之言，皆见《汉书》本传。又《袁盎传》言上从霸陵上，欲西驰下峻阪，盎谏乃止，知文帝确不免轻俊自喜。谊与邓通俱侍中，同位，谊又恶通为人，数廷讥之，由是疏远，迁为长沙大傅。既之官，内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书曰：阘茸尊显，佞谀得意，以哀屈原离谗邪之咎，亦因自伤为邓通等所愬也。”案《史》、《汉》皆但云贾生为绛、灌之属所毁而已，不云为邓通所也，岂所谓为贤者讳邪？成帝曰：“其治天下，孰与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边竟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之时，亦以遭遇匈奴宾服，四夷和亲也。”上曰：“后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几至大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语何从生？”向对曰：“生于言事。文帝礼言事者，不伤其意。群臣无小大，至即从容言，上止辇听之。其言可者称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褒之，后人见遗文，则以为然。世之毁誉，莫能得实。审形者少，随声者多，或至以无为有。然文帝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几，天资治理之材，恐不及孝宣。”然则文帝乃中主，虽有恭俭之德，人君优为之者亦多。即以西汉诸帝论：元帝之宽仁，殊不后于文帝，其任石显，亦未甚于文帝之宠邓通也。文、景之致治，盖时会为之，王仲任治期之论，见《论衡》。信不诬矣。《汉书·东方朔传》：朔对武帝，言文帝身衣弋绨，足履革舄，以韦带剑，莞蒲为席，兵木无刃，衣无文，集上书囊，以为殿帷，即刘向所辨世俗不审之辞也。《汉书》于朔事虽明为好事者所附著，然《文景纪》中所举亦此等说也。信审形者之少，随声者之多矣。[1]政治：勿扰狱市。案此客奸斥吏之刻深者，则大善矣，孝景纪赞此意也。[2]徭役：列侯居长安，吏卒给输费古。列侯不愿就国。吕后勿白淮南厉王母，然厉王无害。

第六节　封建制度变迁

封建者，过时之制也。汉初用之，虽一收夹辅之效，然其势终不可以复行，故至文、景之世，功臣外戚之患皆除，而同姓诸王，转为治安之梗焉。

汉列二等之爵。所谓侯者，其地小不足数，而其所谓王者，则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势足以抗拒中央。高帝所封异姓王国，存者惟一长沙。同姓：兄伯之子，仅得为羹颉侯。见《史记·楚元王世家》。仲王代，为匈奴所攻，弃国。子濞，封于吴。弟交，封于楚。高帝八子：孝惠帝、文帝，皆继嗣为帝。赵隐王如意、幽王友、共王恢，皆死孝惠、吕后时；燕灵王建，子为吕后所杀无后；及齐悼惠王肥，子哀王襄，孙文王则，悼惠王子城阳、济北二王，事皆见前。淮南厉王长者，高祖少子。母故赵王张敖美人。高祖八年，过赵，赵王献之，得幸有身。及贯高等谋反，事发，并逮治王，尽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系之河内。厉王母亦系，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闻。上方怒，未理。厉王母弟赵兼，因辟阳侯言吕后。吕后妒，弗肯白。辟阳侯不强争。厉王母已生厉王，恚，即自杀。吏奉厉王诣上。上悔，令吕后母之。厉王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得幸无患害。文帝元年，立赵幽王子遂为赵王。二年，又立幽王子辟强为河间王，是为文王，立十三年薨。传子哀王福，一年薨，无后。三年，淮南王入朝。自袖铁椎，椎杀辟阳侯。文帝赦弗治，王益骄恣。六年，谋使人反谷口。县名，在今陕西醴泉县东北。事觉，废处蜀严道。今四川荥经县。王不食，道死雍。十五年，齐文王薨，无子。明年，文帝分齐地为六：封悼惠王子将闾为齐王，志为济北王，贤为菑川王，都剧，今山东寿光县。雄渠为胶东王，都即墨。卬为胶西王，都高苑，今山东桓台县。辟光为济南王。又分淮南地，立厉王子安为淮南王，勃为衡山王，赐为庐江王。《汉书·贾谊传》谓帝思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之言，故有此举，则已稍为削弱诸侯之谋矣。然吴、楚尚未及削，而当时江、淮之俗尤票轻，故卒酿七国之乱。

吴王濞，初封沛侯。英布之反，高帝自将往诛，濞年二十，以骑将从。荆王刘贾为布所杀，无后。上患吴、会稽轻悍，无壮王以填之，诸子少，乃立濞于沛，为吴王。后徙江都。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汉书》注：韦昭曰：此有豫字误也，但当言章郡，今故章也。案故鄣，在今浙江长兴县西南。《史记正义》云：铜山，今宣州及润州句容县有。案宣州，今安徽宣城县。句容，今江苏句容县。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铸钱，煮[1]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孝文时，吴大子入见，得侍皇大子饮博，争道不恭，皇大子引博局提杀之。吴王由此称病不朝。京师知其以子故，诸吴使来，辄系治责之。吴王恐，为谋滋甚。后吴使者说上与更始，天子乃赐吴王几杖，老不朝。吴得释，谋亦益解。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与。如此者四十余年，以故能使其众。晁错为大子家令，得幸大子，数从容言吴过可削，又上书[2]说孝文帝。文帝宽，不忍罚。以此吴日益横。及孝景帝即位，错为御史大夫。说上，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时楚元王传子夷王郢，《汉书》作郢客。至孙王戊，淫虐，景帝三年，朝。晁错言其往年为薄大后服，私奸服舍，请诛之。诏赦，罚削东海郡。因削吴之豫章郡、会稽郡。及前二年，赵王有罪，削其河间郡。胶西王卬，以卖爵有奸，削其六县。吴王恐削地无已，欲举事。闻胶西王勇，好气，喜兵，使中大夫应高胶西王。归报，又身自为使，使于胶西，面结之。遂发使约齐、菑川、胶东、济南、济北，皆许诺。及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则吴王先起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楚、赵皆反。齐王后悔，背约城守。济北王城坏未完，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发兵。胶西为渠帅，与胶东、菑川、济南共攻围临菑。赵王阴使匈奴，与连兵。吴王悉其士卒，下令国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比，下与少子等者皆发。”发二十余万人。南使闽越、东越，东越亦发兵从。孝景帝三年，正月，初起兵于广陵。西涉淮，因并楚兵。发使遗诸侯书曰：“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愿诸王勉用之。能捕斩大将者，赐金五千斤，封万户；列将三千斤，封五千户；裨将二千斤，封二千户；二千石千斤，封千户；千石五百斤，封五百户；皆为列侯。其以军若城邑降者：卒万人，邑万户，如得大将；人户五千，如得列将；人户三千，如得裨将；人户千，如得二千石。其小吏皆以差次受爵、金。佗封赐皆倍常法。其有故爵邑者，更益勿因。寡人金钱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吴，诸王日夜用之弗能尽，有当赐者，告寡人，寡人且往遗之。”反书闻，天子遣大尉条侯周亚夫将三十六将军往击吴、楚，曲周侯郦寄击赵，将军栾布击齐。大将军窦婴屯荥阳，监齐赵兵。初，袁盎为吴相，盎素不好晁错，孝景即位，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闻，错谓丞史日：“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其计谋。”人有告盎。盎恐，夜见窦婴，为言吴所以反，愿至前口对状。错之请诸侯罪过，削其支郡，上令公卿列侯宗室杂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隙。婴入言，上乃召盎。盎入见，言吴、楚以诛错复故地为名。方今计独斩错，发使赦七国，复其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于是上默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乃拜盎为大常，吴王弟子德侯为宗正。《集解》：徐广曰：名通，其父名广。案《汉书》曰：吴王弟子德侯广为宗正也。盎装治行。后十余日，丞相青翟劾奏错当要斩。错殊不知，乃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则遣袁盎奉宗庙，宗正辅亲戚使吴如盎策。至吴，吴、楚兵已攻梁壁矣。吴王不肯见盎，而留之军中，欲劫使将。盎亡走梁军。条侯乘六乘传会兵荥阳，至洛阳，问故父绛侯客邓尉，从其策，坚壁昌邑南，使轻兵绝淮、泗口，塞吴饷道。吴王之初发也，吴臣田禄伯为大将军。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佗奇道，难以就功。臣愿得五万人，别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长沙，入武关，与大王会，此亦一奇也。”吴王大子谏曰：“王以反为名，此兵难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别，多佗利害，未可知也，徒自损耳。”吴王即不许田禄伯。吴少将桓将军说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愿大王所过城邑不下，直弃去，疾西据洛阳武库，食敖仓粟，阻山河之险，以令诸侯。虽毋入关，天下固已定矣。即大王徐行，留下城邑，汉军车骑至，驰入梁、楚之郊，事败矣。”吴王问诸老将，老将曰：“此少年椎锋之计可耳，安知大虑乎？”于是王不用桓将军计。吴王专并将其兵，度淮，与楚王西败棘壁，在今河南柘城县东北。乘胜前，锐甚。梁数使使报条侯求救，条侯不许。又使使恶条侯于上，上使人告条侯救梁，复守便宜不行。梁使韩安国及楚死事相弟张羽为将军。楚相张尚，谏王而死。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坚，不敢西，即走条侯军，会下邑，县名，今江苏砀山县东。欲战，条侯坚壁不肯战。吴兵既饿，乃引而去。大尉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吴王弃其军，与壮士数千人走丹徒，今江苏丹徒县。保东越。汉使人以利啖东越。东越杀吴王，盛其头，驰传以闻。吴王之未度淮，诸宾客皆得为将、校尉、侯、司马，独周丘不得

[3]用。周丘者，下邳人，亡命吴，酤酒无行，吴王薄之，弗任。丘上谒，愿得王一汉节，必有以报王。王予之。丘夜驰入下邳，以罪斩令，召告昆弟所善豪吏，一夜得三万人，使人报吴王。遂将其兵北略地。比至城阳，众十余万，破城阳中尉军。闻吴王败走，自度无与共成功，即引兵归下邳。未至，疽发背死。吴王之弃其军亡也，军遂溃，往往稍降大尉、梁军。楚王戊军败自杀。凡相攻守三月，而吴、楚破平。三王之围齐也，齐使告于天子。天子复令还告齐王：善坚守。齐初围急，与三国有谋，其大臣乃复劝王毋下三国。三月，汉兵至，胶西、胶东、菑川王各引兵归，胶西王大子德曰：“汉兵还，臣观之，已罢，可袭。愿收大王余兵击之，不胜，乃逃入海，未晚也。”王曰：“吾士卒皆已坏，不可用。”弗听，王自杀。胶东、菑川、济南王皆死。国除。赵城守邯郸，相距七月。匈奴闻吴、楚败，不肯入边。栾布并兵引水灌赵城，城坏，王遂自杀。济北王以劫故得不诛，徙王菑川。齐围之解，栾布等闻齐王初与三国有谋，欲移兵伐齐，齐王惧，饮药自杀。景帝以为齐首善，以迫劫有谋，非其罪，召立其子。案《史记·绛侯世家》言：孝文且崩，诫大子曰：“即有缓急，周亚夫真可任将兵。”论者因谓文帝虽优容吴，实有备之之策。此乃为文帝虚誉所惑，抑亦成败论人之言。文帝此言，特因其前一年，后六年。匈奴入边，使刘礼军霸上，徐厉军棘门，在今陕西咸阳县南。亚夫军细柳在咸阳东北。以备之，上自劳军，至霸上、棘门，皆直驰入，至细柳不得入耳。然纪律特将兵之一端，非恃此遂可必胜。吴王盖本无远略，亦且不能用兵，观其违田禄伯、桓将军，弃周丘可知。果能广罗奇谲之士，率其轻果之众，分途并进，正军则乘锐深入，一亚夫果足以御之乎？然则文帝之不听晁错，特因循惮发难而已，非真有深谋奇计也。至景帝之举动，则更为错乱，不足论矣。然则七国之乱，汉殆幸而获济也。然文、景固不失为中主，策治安者，必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安[4]所得英武之主继世以持之？宜乎文、景时之局势，贾、晁观之，蹙然若不可终日也。吴、楚既平，而梁仍为大国，梁孝王武，景帝同母弟也。少子，母窦大后爱之。景帝七年，入朝，因留，入则侍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侍中、郎、谒者，著籍出入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十一月，上废栗大子，临江闵王荣，栗姬子。大后欲以王为嗣，大臣及袁盎等有所关说于帝，大后议格。事秘，世莫知，孝王乃辞归国。怨，与其臣羊胜、公孙诡之属谋，阴使人刺杀袁盎及他议臣十余人。然则上之日与同车辇，许其人出入殿门者，亦危矣。史言梁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列四十余城，多大县，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孝王死，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东，莫不毕至。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号之曰公孙将军。多作兵器，弓、弩、矛数千万。苟非七国新破，汉声威方震，其为谋又宁止于是也？且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官室，为复道，自官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与其府藏之厚，何莫非取之于民？虽微暗干天位之谋，又焉得不为民除此猵獭也？信乎封建之不可行矣。袁盎等死，天子意梁王。逐贼，果梁使之。乃遣使冠盖相望于道，覆按梁，捕公孙诡、羊胜。诡、胜匿王后官。梁相轩丘豹、内史韩安国谏。王乃令胜、诡自杀，出之，因长公主谢罪，然后得释中元六年，卒，分其地，立其子五人为王。《汉书·诸侯王表》曰：“文帝采贾生之议，分齐、赵景帝用晁错之计，削吴、楚，武帝施主父偃之策，下推恩之令，使诸侯王得分户邑以封子弟。《景十三王传》云：汉为制定封号，辄别属汉郡。自此以来，齐分为七，赵分为六。徐广曰：河间、广川、中山、常山、清河。案河间，景帝二年，立子献王德。广川立子彭祖。七国反后徙王赵，是为赵敬肃王。中山，三年封子靖王胜。常山，中四年封子宪王舜。清河，中三年封子哀王乘。梁分为五，淮南分为三。皇子始立者，大国不过十余城。长沙、燕、代，虽有旧名，皆无南北边矣。”制驭诸侯之策，固不外众建而少其力一语也。然当推行之初，犹未能遽收其效。七国之反也，吴使者至淮南，淮南王欲发兵应之，以其相不听，未果。至庐江，庐江王弗应，而往来使越。至衡山，衡山王坚守无二心。则淮南、庐江之有反谋旧矣。吴、楚已破，衡山王徙王济北，史云：南方卑湿，所以褒之。庐江王边越，数使使相交，故徙为衡山王，王江北。惟淮南王如故。济北王既徙，明年薨，赐谥为贞王，至武帝元狩元年，而淮南、衡山二国，皆以反诛。史称淮南王以武帝建元二年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时为大尉，乃逆王霸上，与王语曰：“方今上无大子，大王亲高皇帝孙，行仁义，天下莫不闻，即官车一日晏驾，非大王当谁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遗武安侯财物，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畔逆事。又言淮南、衡山，初不相能，衡山以淮南有反谋，恐为所并，故亦治兵，欲俟淮南已西，发兵定江、淮间有之。至元朔六年，衡山王过淮南，乃除前郄，约束为反具。此皆非其真。淮南之谋反也，王有女陵，慧有口辩，常多与金钱，为中诇长安，约结上左右。后荼，王爱幸之，生大子迁。取王皇大后外孙脩成君女为妃。王大后，武帝母，先适金氏，生三女。王谋为反具，畏大子妃知而内泄事，乃与大子谋，令诈弗爱，三月不同席。王详为怒大子，闭大子，使与妃同内，三月，大子终不近妃。妃求去，王乃上书谢，归去之。元朔五年，大子学用剑，闻郎中雷被巧，召与戏。误中大子。被恐，此时有欲从军者，辄诣京师。被即愿奋击匈奴。王使郎中令斥免，被遂亡至长安，上书自明。诏下其事廷尉、河南，河南逮治淮南大子。王、王后计，欲毋遣大子，遂发兵反。计犹豫未定，会有诏即讯大子。当是时，淮南相怒寿春丞留大子逮不遣，劾不敬。王以请相，相弗听，王使人上书告相。事下廷尉治，踪迹连王。王使人候伺汉公卿，公卿请逮捕治王，王恐，欲发。大子迁谋曰：“汉使即逮王，王令人衣卫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则刺杀之，臣亦使人刺杀淮南中尉，乃举兵，未晚。”汉中尉宏至，讯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无何，不发，中尉还以闻。公卿治者曰：“淮南王安拥阏奋击匈奴者，废格明诏，当弃市。”诏弗许。请废弗王，弗许。请削五县，诏削二县。使中尉宏赦王罪。王初闻汉公卿请诛之，未知得削地，闻汉使来，恐其捕之，乃与大子谋刺之，如前计。及中尉至，即贺王，王以故不发。然其为反谋益甚，日夜与伍被、左吴等案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王有孽子不害，最长，弗爱。不害子建，材高有气，常怨望大子不省其父。又怨时诸侯皆得分子弟为侯，而淮南独二子，一为大子，建父独不得为侯。建具知大子谋欲杀汉中尉，即使所善寿春庄芷，《汉书》作严正。以元朔六年，上书天子，言建具知淮南阴事，可征问。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河南治，建辞引淮南大子及党与。王患之，欲发。问伍被，被请“伪为丞相御史请书：徙郡国豪杰任使，及有耐罪以上，赦令除其罪，家产五十万以上者，皆徙其家属朔方。益发甲卒，急其期日，又伪为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诏狱逮书，以逮诸侯大子、幸臣。如此，则民怨，诸侯惧，即使辩武《集解》：徐广曰：淮南人名士曰武。随而说之”。王欲如被计，使人伪得罪而西，事大将军、丞相，一日发兵，即刺杀大将军，而说丞相下之。王欲发国中兵，恐相、二千石不听，乃与伍被谋，先杀相、二千石。又欲令人衣求盗衣，持羽檄从东方来，呼曰“南越兵入界”，因以发兵。未发，上遣廷尉监，因拜淮南中尉，逮捕大子。淮南王闻，与大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无益也，即罢相。王犹豫，计未决。大子念所坐者谋刺汉中尉，所与谋者已死，以为口绝，乃谓王曰：“群臣可用者皆前系，今无足与举事者。王以非时发，恐无功。臣愿会逮。”王亦偷欲休，即许大子。大子即自刭不殊。伍被自诣吏，因告与淮南王谋反，反踪迹具如此。吏因捕大子、王后。围王官。尽求捕王所与谋反宾客在国中者。索得反具以闻。上下公卿治。所连引与淮南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数千人，皆以罪轻重受诛。有司请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诸侯各以其国为本，不当相坐。”使宗正以符节治淮南王。未至，王自刭杀。王后荼、大子迁、诸所与谋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辞，多引汉之美，欲勿诛。廷尉汤曰：“被首为王画反谋，被罪无赦。”遂诛被。国除，为九江郡。衡山王赐后乘舒，生子三人：长男爽为大子。次男孝。次女无采。姬徐来，生子男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乘舒死，徐来为后。厥姬恶徐来于大子曰：“徐来使婢蛊道杀大子母。”大子心怨徐来。无采及孝早失母，附王后，王后计爱之，与共毁大子。王欲废大子，立其弟孝。王后又欲并废孝，立其子广。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与孝乱以污之。王奇孝材能，佩之王印，号曰将军。令居外宅。多给金钱，招致宾客。使孝客江都人救赫、救，《汉书》作枚。陈喜作车、镞矢，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王日夜求壮士如周丘等。元朔六年中，王使人上书，请废大子，立孝。爽闻，即使所善白嬴之长安上书，言孝作车镞矢，与王御者奸。王闻爽使白嬴上书，恐言国阴事，即上书告爽所为不道弃市罪。事下沛郡治。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喜于孝家，劾孝首匿喜。孝以为陈喜雅数与王计谋反，恐其发之，闻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大子使白嬴上书发其事，即先自告，告所与谋反者救赫、陈喜等。天子遣即问王，王具以情实对。吏皆围王官而守之。公卿请遣宗正、大行与沛郡杂治王。王闻，即自刭杀。孝先自告反，除其罪，坐与王御婢奸，弃市。王后徐来，亦坐蛊杀前王后；及大子爽，坐告王不孝；皆弃市。诸与衡山王谋反者皆族。国除，为衡山郡。史称淮南王好读书，不喜弋猎狗马。行阴德，拊循百姓。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外书今无传，内书则今所谓《淮南子》也。王盖有道术之君，必非暗干天位者。武帝即位年十六，建元二年，年十八耳，而王与田蚡，以上无储嗣，官车晏驾起异意，有是理乎？谓衡山虑为淮南所并，乃有反谋，亦非其实，此盖汉遣使即问时之对辞也。伍被烈士，必无临难苟免之理，其自首亦必有故，特今不可知耳。汉人甚重复仇，《史记》云“淮南王时时怨望厉王死，欲叛逆”；《汉书》云“江、淮间多轻薄，以厉王迁死感激安”；明其叛逆之由，在彼而不在此。淮南王后荼、大子迁、女陵、衡山王子孝，盖皆与王同心者，其他妻妾子女，则不然也。女为中诇，子割恩爱；虑非时而举之无成，则宁自刭以为后图；亦烈矣。吴王之用兵，以鲁莽而败，淮南王则以过审慎而败。观其审慎之过，知其计虑之深。使其发举，其必不如吴之易平审矣。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

景帝子江都易王非，前三年立为汝南王。吴、楚反时，非年十五，有材气，上书自请击吴。景帝赐非将军印，击吴。吴已破，徙王江都，治故吴国，以军功赐天子旗。非好气力，治宫馆，招四方豪杰，骄奢甚，二十七年薨。元朔元年。子建嗣，专为淫虐，自知罪多。国中多欲告言者，心不安。亦颇闻淮南、衡山阴谋。遂作兵器；具天下舆地及军陈图；使人通越繇王、闽侯，约有急相助。此则真欲乘机以弋利者也。淮南事发，治党与，颇连及建，建使人多推金钱，绝其狱，后复谓近臣曰：“我为王，诏狱岁至，生又无怡日，壮士不坐死，欲为人所不能为耳。”时佩其父所赐将军印，载天子旗出。积数岁，事发觉。案得反具，建自杀，国除。案史言建淫虐事几无人理，建为大子时，邯郸人梁蚡，持女欲献之易王。建闻其美，私呼之，因留不出。宣言曰：“予乃与其公争妻？”建使人杀。易王薨，未葬，建居服舍，召易王所爱美人淖姬等凡十人与奸。建女弟征臣，为盖侯子妇，以易王丧来归，建复与奸。建游章台宫，令四女子乘小船，建以足蹈覆其船，四人皆溺，二人死。后游雷波，天大风，建使郎二人乘小船入波中，船覆，两郎溺。攀船，乍见乍没。建临观大笑，令皆死。宫人姬八子有过者，辄令赢立击鼓，或置树上，久者三十日乃得衣。或髡钳，以铅杵春，不中程，辄掠。或纵狼令啮杀之，建观而大笑。或闭不食令饿死。凡杀不辜三十五人。建欲令人与禽兽交而生子，强令官人赢而四据，与羝羊及狗交。然汉诸侯王如此者实不止一人，人民何辜，徒以有天下者欲广强庶孽，而遭此荼毒乎？此亦见封建之制之必不可行也。《汉书·诸侯王表》又云：“景遭七国之难，抑损诸侯，减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谋，作左官之律，服虔曰：仕于诸侯为左官，绝不得使仕于王侯也。设附益之法。师古日：盖取孔子云：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之义。诸侯惟得衣食税租，不与政事。至于哀、平之际，皆继体苗裔，亲属疏远。生于帷墙之中，不为士民所尊，势与富室无异。《高五王传赞》曰：时诸侯得自除御史大夫，群卿以下众官如汉朝。汉独为置丞相，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惟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王莽分遣五威之吏，驰传天下，班行符命。汉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玺绂，惟恐在后。或乃称美颂德，以求容媚，岂不哀哉？“此汉同姓诸侯王盛衰之大略也。《史记·高祖功臣侯表》云：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后数世，民咸归乡里，户益息。萧、曹、绛、灌之属，或至四万，小侯自倍，富厚如之。子孙骄溢，忘其先，淫嬖。至大初，百年之间，见侯五，余皆坐法陨命亡国，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无兢兢于当世之禁云。”则虽列侯之国，亦多不克自保矣。《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云：孝宣皇帝愍而录之，诏令有司，求其子孙。咸出庸保之中。并受复除，或加以金帛。降及孝成，复加恤问。稍益衰微，不绝如线。杜业纳说，谓虽难尽继，宜从尤功。于是成帝复绍萧何。哀、平之世，增修曹参、周勃之属而已。天之所废，固莫能兴之哉！[1]赋：吴无赋。践更与平贾。[2]官制：景帝即位，晁错以御史大夫用事，丞相权轻，皇帝私人权重矣。又张汤。[3]风俗：周丘一夜得三万，旋得十余万。淮南王以江淮间感激。[4]封建：文景时情势危？梁如何，淮南、恒山、江都，吴破后，徙王江都者易王非骄。子建淫虐，虽列侯亦无兢兢，后入庸保。

第三章　汉中叶事迹

第一节　汉代社会情形

抚循失职之民，翦灭功臣，辑和外国，削弱同姓诸王，皆所以使秩序不乱，民遂其生者也。然仅能维持见状而已，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之事，未之能改也。此乃天下初定，有所未皇云尔，固非渭其不当改。治安既久，不复乐以故步自封，终必有起而正之者，则汉武帝其人矣。

自晚周以来，众共谓当改正者何事乎？人民之生计其首也。当封建全盛之世，井田之制犹存；工业之大者，皆属官营；商人则公家管理之甚严；除有土之君，食租衣税，富厚与民悬绝外，其余固无大不均。至东周以后，小康之世之遗规，亦且废坠，则大不然矣。董仲舒说武帝曰：“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晁错说文帝曰：“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徭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虐，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其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子孙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皆见《汉书·食货志》。盖自地狭人稠，耕地不给以来，阡陌开而井田之制，稍以破坏，于是私租起而田可卖买。有财势者乘机兼并，乃生所谓田连阡陌之家。至于山林川泽，则初由人君加以封禁，后遂或以赏赐，或取贡税，畀之能事经营之人，于是田以外之土地，亦变公为私矣。文明程度愈高，则分工愈密。《货殖列传》列举末业，微至贩脂、卖酱，犹可以财雄一方，况其大焉者乎？董仲舒对策曰：“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缅怀“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引“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以明之。深訾当时“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之徒，“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汉书》本传。案《汉书·张安世传》，载其“贵为公侯，食邑万户，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即仲舒之所指斥者也。然则封君、地主苞田连阡陌及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者。工商，汉世所谓商人，实兼苞农工业家，如煮盐、开矿、种树皆农业，冶铸实工业是也。以皆自行贩卖，当时通称为商人。竞肆攘夺，平民复何以自存哉？《史记·平准书》述武帝初年富庶情形，见第二章第三节。而继之曰：“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暴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夫果人给家足，谁肯为人所兼并？又谁能兼并人？奢俭以相形而见，果其养生送死之奉，无大差殊，论者又何至疾首蹙，群以奢侈为患哉？然则《平准书》之所云，特通计全国之富，有加于前，实非真人给家足。分财不均，富者虽有余于前，贫者之蹙然不可终日如故也。制民之产之规，制节谨度之道，荡然无存，阙焉不讲者，固已久矣。

次于生计者为教化。贾谊上疏陈政事曰：“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耝，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日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败坏，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董仲舒对策曰：“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扞、孰烂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虽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此特举其两端，汉人议论，类此者不可悉数。以一切之失，悉归诸秦，固为非是，然当时风气，自有志者观之，蹙然不可终日，则无疑矣。

要而言之，社会有两种：有能以人力控制者，有不然者。立乎今日以观往古，能以人力控制者，盖惟孔子所谓大同之世为然。小康之世，则承其遗绪者也。自小康之治云遥，凡事一任其迁流之所至，遂成为各自为谋，弱肉强食之世界矣。欲正其本，非划除党类（class）不可，此固非汉人所知。而既有党类，即利害相反，而终无以几于郅治，又非汉人之所知也。其争欲以吾欲云云之策，谋改革之方也，亦宜矣。

以上就国内言之也。若言国外，则异民族林立，上焉者宜有以教化之，使之偕进于礼义，下焉者亦宜有以慑服之，使不为我患，此亦当时之人，以为当务之急者也。《史记·律书》曰：“高祖有天下，三边外叛，大国之王，虽称蕃辅，臣节未尽。会高祖厌苦军事，亦有萧、张之谋，故偃武一休息，羁縻不备。历至孝文即位，将军陈武等议曰：南越、朝鲜，自全秦时内属为臣子，后且拥兵阻厄，选蠕观望。高祖时，天下新定，人民小安，未可复兴兵。今陛下仁惠抚百姓，恩泽加海内，宜及士民乐用，征讨逆党，以一封疆。孝文曰：朕能任衣冠，念不到此。会吕氏之乱，功臣宗室，共不羞耻，误居正位，常战战栗栗，恐事之不终。且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又先帝知劳民不可烦，故不以为意，朕岂自谓能？今匈奴内侵，军吏[1]无功，边民父子，荷兵日久，朕常为动心伤痛，无日忘之。今未能销巨愿，且坚边设候，结和通使，休宁北陲，为功多矣，且无议边。”此可见秦皇、汉武之开边，亦非其一人所为也。语曰：英雄造时势，时势亦造英雄。时势造英雄，屡见之矣，英雄造时势，则未之闻。所谓英雄，皆不过为一时风气之所鼓动而已矣。[1]史事：汉文初群臣开边之议，此可见武帝开边亦因时势。

第二节　儒术之兴

中国自汉以后，儒术盛行，其事实始于武帝，此人人能言之。然武帝非真知儒术之人也。武帝之侈宫室，乐巡游，事四夷，无一不与儒家之道相背。其封禅及起明堂，则惑于神仙家言耳，非行儒家之学也。然儒术卒以武帝之提倡而盛行，何哉？则所谓风气既成，受其鼓动而不自知也。《汉书·武帝本纪》：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此与后来之立《五经》博士，建元五年。为置弟子元朔五年。[1]同其功。利禄之途，一开一塞，实儒术兴盛之大原因也。而武帝于其元年行之，《赞》所由美其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也。《董仲舒传》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发之。”案本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五月，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仲舒对策，事在五月，而十一月已举孝廉，则不得云仲舒发之。《通鉴》乃系其事于建元元年，云不知在何时，惟建元元年举贤良著于纪，故系之。又疑纪言是年十一月初举孝廉为误。见《考异》。后人并有谓仲舒对策，实在建元元年者。然《封禅书》谓建元六年窦大后崩，其明年，征文[2]学之士公孙弘等，《汉书·郊祀志》无此四字，盖为钞胥所删，昔人钞书，随手删节处甚多。自唐以前，《汉书》之传习，较《史记》为广，故其见删节亦较甚。《史》、《汉》相同处，《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由此。后人谓盂坚有意为之，据之以言文字，则大缪矣。古人著书，袭前人处，率皆直录，事有异同，亦不删定，如《汉书·陈胜传》袭《史记》至今血食之文是也。何暇删节虚字邪？则弘之见擢，确在元光元年。纪言弘事不误，其言仲舒事不误可知。云举孝廉自仲舒发之者？盖初特偶行，得仲舒之言，遂为经制，抑本传辞不审谛，要未可据以疑本纪也。武帝即位，年仅十六，逾年改元，则十七耳。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纵夙成，成童未久，安知隆儒？即卫绾亦未闻其以儒学显，然则罢黜百家、表章《六经》之事，其为风气使然，无足疑矣。

魏其、武安之事，见于《史记》本传。曰：建元元年，丞相绾病免。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大尉。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大平。举适诸窦宗室毋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列侯多尚宗室，皆不愿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大后。大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大后滋不说魏其等。及建元二年，赵绾请毋奏事东官，窦大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相、大尉。《儒林传》：王臧、赵绾尝受《诗》申公，绾、臧请天子，欲立明堂以朝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师申公，于是天子使使束帛加璧驷马迎申公，以为大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事。太皇窦大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后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二年请毋奏事东宫，则元年常奏事东官可知。然则罢黜百家之事，虽谓大后可其奏可也。《儒林传》言大后召辕固生问《老子》书。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大后怒，使入圈击豕。果为五千言之文，固即不说道家，岂得诋为家人言？疑大后所好者实非今《老子》书也。要之大后实无所知，其贼赵绾、王臧，非欲隆道而抑儒，特惑于外家之毁言耳。《五经》博士之立，事在建元五年，大后亦尚未崩，未闻其争不立老子，此大后不疾儒术之证。

以本无所知之人，而亦能可罢黜百家之奏，益知儒术之兴，由于时会也。《礼书》曰：“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孝文即位，有司议欲定仪礼。孝文好道家之学，以为繁礼饰貌，无益于治，躬化谓何耳。故罢去之。孝景时，御史大夫晁错，明于世务刑名，数干谏孝景曰：诸侯藩辅，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国专治异政，不禀京师，恐不可传后。孝景用其计，而六国畔逆，以错首名，天子诛错以解难。是后官者，养交安禄而已，莫敢复议。今上即位，招致儒术之士，令共定仪。十余年不就，或言古者大平，万民和喜，瑞应辨至，乃采风俗，定制作。上闻之，制诏御史曰：盖受命而王，各有所由兴，殊路而同归，谓因民而作，追俗为制也。议者咸称大古，百姓何望？汉亦一家之事，典法不传，谓子孙何？化隆者闳博，治浅者褊狭，可不勉与？乃以大初元年，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庙百官之仪，以为典常，垂之于后云。”案《屈原贾生列传》，言贾生以为汉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当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上黄，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故。绛、灌之属害之。乃不用。然则其初亦有意于用之矣。贾山亦劝文帝定明堂，造大学，见《汉书》本传。《孝文本纪》言：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天子下其事。丞相张苍。推以为今水德始，罢之。十五年，黄龙见成纪。天子乃复召公孙臣，以为博士，申明土德事。《封禅书》曰：与诸生草改历、服色事。是岁，《封禅书》作明年。新垣平见。《封禅书》云：帝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十七年，平以诈诛，帝乃怠于改正朔、服色之事。然则文帝且尝颇行之矣。谓其好道家之学，而谢有司之议，实不审之谈也。不特此也，秦始皇之怒侯生、卢生也，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大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大平指文学士言。《叔孙通传》云：秦时以文学征，待诏搏士。伏生亦故秦博士。《儒林传》。然则始皇虽焚书，所用未尝无儒生。盖亦有意于改制度、兴教化之事矣。其任法为治，特因天下初定，欲以立威，使其在位岁久，自以晏然无复可虞，亦未必不能为汉武之所为也。然则法制度，兴教化，乃晚周以来，言治者之公言，自秦始皇至汉文、景，非有所未皇，则谦让而不能就其事耳。至于武帝，则有所不让矣。夫欲法制度，定教化，固非儒家莫能为。故儒术之兴，实时势使然，不特非武帝若魏其、武安之属所能为，并非董仲舒、公孙弘辈所能扶翼也。然武帝终非能知儒术之人也。叔孙通之为汉立朝仪也，征鲁诸生三十余人。有两生不肯行。曰：“礼乐，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今死者未葬，伤者未起。”两生盖谓通将大有所为，不知其仅以折夫拔剑击柱者之气也。《礼书》訾通多袭秦故，于官名少所变改；其言孝景，则并晁错之削弱诸侯，亦以为议礼之事；贾生为官名，悉更秦之故；赵绾、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国，除关；然则汉儒之言改制者，其所苞盖甚广，非徒改正朔、易服色，无与实际之事而已。今《史记》、《礼书》已亡，武帝之所定者，已不可见，度不过仪文之末。何则？苟有大于此者，节文度数，虽不可得而详，后人必有能言其略者也。《汉书·武帝纪》言大初元年，改历，用夏正，色上黄，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今观《百官公卿表》，武帝于秦官实少所变改，则其所定者皆琐细不足道可知。当时议者，或欲俟诸大平之后，乃采风俗，定制作；此六字最精。采风俗而后定制作，所谓因人情而为之节文，其所定者，必皆切于民生实用，非如后世之制礼者徒以粉饰视听，民莫之知，而其意亦本不欲民之知之也。或则高谈皇古；盖皆不肯苟焉而已。而武帝则徒欲其速成，虽褊狭有所不恤。其曰汉亦一家之事，非知五帝不袭礼，三皇不沿乐之义，特恶夫高议难成而已。自是以后，所谓礼乐者，遂徒以饰观听，为粉饰升平之具，而于民生日用无与焉，岂不哀哉？[1]史事：儒术之兴，非由武帝。武帝徒骛其表。[2]文例：钞胥之删节。

第三节　武帝事四夷一

自刘敬使匈奴，结和亲之约，冒顿浸骄。孝惠、高后时，为书遗高后，妄言。高后欲击之，以季布谏而止。孝文三年，匈奴右贤王入居河南为寇。遣丞相灌婴击之。右贤王走出塞。明年，单于遗汉书。六年，汉亦报以书。顷之，冒顿死，子稽粥立，号曰老上单于。文帝复遣宗室女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之。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因降单于，教之猾夏。十四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在今甘肃固原县南。候骑至雍甘泉。雍，汉县，在今陕西凤翔县南。甘泉，宫名。汉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又发车骑，使五将军往击之。单于留塞内月余。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以骄。岁入边，杀掠人民畜产甚众。汉患之。使使遗之书。单于亦使报谢。后二年，复和亲。明年，老上单于死，子军臣于立。中行说复事之。后六年，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汉发三将军屯北地，郡名。治马领，今甘肃环县。代屯句注，即雁门山，在今山西代县西北。赵屯飞狐口，在今察哈尔蔚县南。缘边坚守以备之。又置三将军屯长安西，数月乃罢。文帝崩，景帝立，赵王遂阴使匈奴。汉围破赵，匈奴亦止。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单于，遣公主如故约。终景帝世，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武帝即位，明和亲约束，厚遇，通关市以饶给之。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元光二年，雁门豪聂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亲，亲信边，可诱以利，致之，伏兵袭击，必破之道也。”上召问公卿。恢请击之。御史大夫韩安国不可。上从恢议。使壹亡入匈奴，阳为卖马邑城，以诱单于。汉伏兵三十余万马邑旁。单予以十万骑入武州塞。武州，汉县，今山西左云县。未至马邑，觉汉谋，引还。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边。不可胜数，然尚乐关市，耆汉财物。汉亦关市不绝以中之。元光六年，汉始出兵击匈奴。自此至征和三年，凡四十年，汉与匈奴屡构兵，而其中大有关系者凡三役：（一）元朔二年，卫青取河南地，筑朔方，汉郡，今鄂尔多斯左翼后旗。复缮蒙恬所为塞，因河而为固。四年，军臣单于死，弟左谷蠡王伊稚斜自立。军臣大子于单亡降汉，汉封为陟安侯，数月死。时右贤王怨汉，数寇边，及入河南，侵扰朔方。五年，卫青出朔方，夜围右贤王，右贤王脱身走。于是河南之势固，秦中之患息，而廓清幕南之基，且于是立矣。（二）元狩二年，昆邪王杀休屠王降汉。《地理志》：武威郡，故匈奴休屠王地。张掖郡，故匈奴昆邪王地。汉减北地以西戍卒半，以其地为武威、今甘肃武威县。酒泉郡。今甘肃高台县。后又置张掖、今甘肃张掖县。敦煌郡，今甘肃敦煌县。徙民以实之。据《本纪》，张掖、敦煌之分，事在元鼎六年。《地理志》则武威，大初四年开。张掖、酒泉，大初元年开。敦煌，后元年分酒泉置。而汉通西域之道开，羌、胡之交关绝矣。（三）为元狩四年卫、霍之大举。先是胡小王赵信降汉，汉封为翕侯。后复为匈奴所得，单于以为自次王，以其姊妻之，与谋汉。信教单于：益北绝幕，以诱疲汉兵，徼极而取之。单于从其计。是年，汉谋，以为信为单于计，居幕北，以为汉兵不能至。乃粟马，发十万骑，负私从马凡十四万匹，粮重不与焉。令卫青、霍去病中分军。青出定襄，汉郡，治成乐，今绥远和林格尔县。去病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单于闻之，远其辎重，以精兵待幕北。与青接战，一日，弗能与，遁走。青北至阗颜山赵信城。去病出代二千余里，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瀚海而还。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汉县，今甘肃永登县。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稍蚕食，地接匈奴以北。言抵匈奴旧竟更北进。然是役也，汉士卒物故亦万数，马死者十余万，匈奴虽病远去，而汉马亦少，无以复往矣。是武帝时兵威之极也。元鼎三年，伊稚斜单于死，子乌维立。汉方南诛两越，不击匈奴，匈奴亦不入边。元封元年，武帝亲巡朔方，勒兵十八万骑。使郭吉风告单于曰：“南越王头已县于汉北阙。单于能，即前与汉战，天子自将待边。不能，即南面而臣于汉。何徒远走亡匿于幕北苦寒无水草之地？毋为也。”单于怒，留吉，而终不肯为寇于汉边，数使使好辞甘言求和亲。然汉使杨信说单于曰：“即欲和亲，以单于大子为质于汉。”而单于曰：“非故约。故约：汉尝遣公主，给缯絮、食物有品以和亲。今乃欲反古，令吾大子为质，无几矣。”则尚崛强，未肯臣服也。元封六年，乌维单于死，子詹师卢立。年少，号为儿单于。《史记》云：“自此之后，单于益西北，左方兵直云中，右方直酒泉、敦煌。”案《史记》前言，匈奴“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庭直代、云中”。元帝时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则《史记》初所述者，盖冒顿时疆域，自武帝出兵讨伐，乃渐徙而西北也。儿单于年少，好杀伐，国中不安。左大都尉欲杀单于降，求援应。大初元年，汉为筑受降城。在今乌喇特旗北界。犹以为远。二年，使赵破奴出朔方，西北二千余里。左大都尉欲发而觉，单于诛之。破奴军亦没。三年，单于死，子少，匈奴立乌维单于弟右贤王呴犁湖。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五原，汉郡。数百里，远者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卢朐。又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筑居延泽上。秋，匈奴大入定襄、云中。行坏光禄所筑。又入酒泉、张掖。冬，单于死，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四年，汉既诛大宛，威震外国，天子意欲遂困胡，乃下诏曰：“高皇帝遗朕平城之忧。高后时，单于书绝悖逆。昔齐襄公复百世之仇，《春秋》大之。”然天汉二年、四年，数道出兵，均不甚利。大始元年，且鞮侯单于死，长子左贤王立，为狐鹿姑单于。征和三年，李广利等复大出。会广利妻子坐巫蛊收，欲深入要功，其下谋共执广利，广利乃还。为单于所遮，军败，广利降。是役也，汉失大将，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后三岁而武帝崩。

第四节　武帝事四夷二

西域二字，义有广狭。《汉书》云：“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今塔里木河。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两关俱属汉龙勒县，在今甘肃敦煌县西。西则限以葱岭”，此为西域之初疆，实指今之天山南路言之。其后使译所及益广，而亦概称为西域，则西域之版图式廓矣。历代所谓西域，率随其交通所至而名之，其境界初无一定也。《汉书》云：“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庭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后稍分至五十余。师古曰：司马彪《续汉书》曰：至于哀、平，有五十五国也。今表其境界、道[1]里及户口、胜兵之数如下。除大月氏、康居、大宛、乌孙为葱岭西之大国外，口数逾万者，仅鄯善、拘弥、于阗、西夜、难兜、莎车、疏勒、姑墨、龟兹、焉耆十国，小者乃不盈千。盖多处山谷之间，或在沙漠中之泉地，故其形势如此云。

诸国民族，可分数派。《汉书》云：“西夜与胡异，其种类氐、羌，行国。”又云：“蒲犁及依耐、无雷，皆西夜类也。”又云：“无雷俗与子合同。”《后书》又有德若，云：“与子合相类，其俗皆同。”又有移支，“居蒲类地，被发，随畜逐水草”。盖皆氐、羌之类，缘南山而西出者也。《汉书》云：乌孙本塞地。“昔匈奴破大月氏，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塞种往往分散为数国。自疏勒以西，休循、捐毒之属，皆故塞种也。”《穆天子传》为魏、晋后伪书，所述皆汉以后情形，已见《先秦史》第八章第八节。此书于地名、器物，皆着之曰西膜之所谓某某，足见西膜为西方一大族。西膜与塞疑即一语，或白种中之塞米族（Semites）耶？又乌孙，颜师古《注》云：“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弥猴者，本其种也。”近日史家，皆谓乌孙与坚昆同种。坚昆即唐时之黠戛斯，元时之吉利吉思，今之哈萨克。黠戛斯，《唐书》固明言其“赤发、皙面、绿瞳”也。近年英、俄、法、德诸考古家，在新疆发见古书，有与印度欧罗巴语类者，以其得之之地名之曰焉耆语、龟兹语。焉耆语行于天山之北，龟兹语行于天山之南。颇疑龟兹语为塞种语，焉耆语为乌孙等游牧民语也。西史家谓西域人称希腊为伊耶安（Yavanas），为耶而宛（Ionian）转音，故大宛实为希腊人东方殖民地。安息即西史之泊提亚（Paltnia），大夏则巴克特利亚（Bactlia），皆亚历山大死后东方分裂所生之新国。安息犹率其游牧之俗，大夏文化，则酷类希腊焉。故汉通西域，实为东西洋文化交通之始也。《史记·大宛列传》云：“自宛以西至安息，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汉书·西域传》作”然大同，自相晓知也“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可以知其种族矣。然玉门、阳关以西，亦非遂无华人。《汉书》曰：“自且末以往，皆种五谷。土地，畜产，作兵，略与汉同。有异乃记云。”今观其书，记者少，不记者多，则诸国之俗，实与汉大同。案《管子揆度》，“北用禺氏之玉，南贵江、汉之珠”，何秋涛谓禺氏即月氏。日本桑原骘藏言：月氏据甘肃，故天山南路之玉，经其地而入中国，玉门之名，或亦因此而得，见所著《张骞西征考》，杨炼译，商务印书馆本。说颇[2]有理。人民移殖，率在国家开拓之先。汉朝未知西域及西南夷，而枸酱、竹杖，即已远届其地，此其明证。然则渭汉世天山南路多有华人，必非附会之谈也。至于后世，胡人益盛，汉族稍微，则因道里有远近之殊，移居有多少之异。犹之朝鲜之地，自汉以降，貉族转多，然不能谓《方言》所载，北燕、朝鲜之间，言语皆同，及《后书》辰韩言语，有似秦人为虚语也。《魏书·西域于阗传》云：“自高昌以西，诸国人等，皆深目高鼻。惟此一国，貌不甚胡，颇类华夏。”《大唐西域记》亦谓于阗之语，与他国不同。今考古学家谓于阗东之克里雅人，体格多似黄人。掘地所得陶象及雕刻、壁画，面貌亦与黄人相似，古书非印度、伊兰、突厥语，而与西藏语相类，断其人来自藏地，此则不知汉时已然否耳。

汉通西域，起于武帝之欲攻匈奴，而成于武帝之侈心。初，敦煌、祁连间有行国曰月氏。匈奴西边，又有小国曰乌孙。《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张骞传》曰：“乌孙与大月氏，俱在祁连、敦煌间。”《西域传》同，而夺祁连二字。月氏为冒顿所破。老上单于又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史记·大宛列传》：建元中，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匈奴列传》：孝文帝三年，老上单于遗汉书曰：“今以小吏之败约，故罚右贤王，使之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匈奴之破月氏、[3]乌孙，定西域，当在此时。窃疑乌孙难兜靡，亦实为匈奴所杀，《汉书》云为大月氏所杀，乃因乌孙攻逐月氏而附会也。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县度。在乌西。大月氏居其地。乌孙昆莫难兜靡，或云为匈奴所杀，《史记·大宛列传》。或云为大月氏所杀。《汉书·张骞传》。其子猎骄靡，仍属匈奴。自请于单于，西攻破月氏。月氏乃远去。过大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今阿母河。而乌孙稍强，亦不复肯朝事匈奴，取羁属而已。建元中，匈奴降者言月氏怨匈奴，无与共击之。汉因欲通使，而时匈奴右方居盐泽，今罗布泊。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隔汉道。汉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张骞以郎应募。为匈奴所得。留十余年，与其属亡乡月氏。西走数十日，至大宛。大宛为发道译抵康居，传致大月氏。时月氏地肥饶，少寇，志安乐；又自以远汉；殊无报胡之心。骞留岁余还。并南山，欲从羌中归。复为匈奴所得留岁余，单于死，元朔三年军臣单于。左谷蠡王攻其大子自立，国内乱，骞乃得亡归。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之。骞曰：“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国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而卑湿暑热云。其人民乘象以战，其国临大水焉。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4]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笮，南方闭巂、昆明，终莫得通。参看第七节。然传闻其西可千余里，有乘象国，名曰滇越，而蜀贾奸出物者或至焉。武帝是时，盖动于侈心，绝非攻胡之初志矣。及浑邪王降，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其后二年，汉又击走单于于幕北。是后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请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之地。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招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多持节副使，道可使，使遗之他旁国。骞既至乌孙，谕指。乌孙昆莫猎骄靡。有十余子，中子大禄强，善将。大禄兄为大子，有子日岑娶。《汉书》作岑诹，官名：名军须靡。大子蚤死，谓昆莫曰：“必以岑娶为大子。”昆莫哀而许之。大禄怒，畔，谋攻岑娶及昆莫。昆莫予岑娶万余骑，令别居。国分为三，不能专制。又远汉，未知其大小，素服属匈奴，又近之。其大臣皆不欲徙。但发通译送骞还。而骞所分遣使通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寘、扜罙及诸旁国者，后颇与其人俱来，西北国始通于汉矣。匈奴闻汉通乌孙，怒，欲击之。乌孙乃恐，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女。元封中，乃遣江都王建见第二章第六节。女细君为公主，妻昆莫。昆莫年老，又使岑娶尚公主云。时汉筑令居以西，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楼兰、姑师当道，苦之。攻劫汉使王恢等。又数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汉使。元封三年，武帝遣恢佐赵破奴虏楼兰王，遂破姑师。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矣。天子好宛马，使从者言宛有善马，在贰师城，匿不肯与汉使。天子使壮士车令等持千金及金马以请，宛不肯与。汉使怒，妄言，椎金马而去。宛贵人怒，令其东边郁成遮攻杀汉使。大初元年，汉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属国六千骑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以往，伐宛。当道诸国，各坚城守，不肯给食。比至郁成，士不过数千，皆饥疲。攻郁成，郁成大破之，所杀伤甚众。引还，往来二岁。至敦煌，士不过什一二。天子使使遮玉门，曰：“军有敢入者，辄斩之。”贰师恐惧，因留敦煌。天子案言伐宛尤不便者。赦囚徒材官，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出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所至小国，莫不迎，出食给军。兵到者三万人。围其城，攻之四十余日。宛贵人杀其王毋寡。汉立贵人善汉者昧蔡为王。别将破郁成。郁成王亡走康居。康居出以与汉。贰师之东，诸所过小国闻宛破，皆使其子弟从军入献见天子，因以为质焉。时为大初四年。岁余，宛贵人以为昧蔡善谀，使我国遇屠，相与杀昧蔡，立毋寡昆弟蝉封为宛王，而遣其子入质于汉。汉因使使赂遗以填抚之。自伐大宛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于是自敦煌西至盐泽，往往起亭，而轮台、《李广利传》注：轮台，国名。今新疆轮台县。渠犁，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以给外国使者焉。天汉二年，以匈奴降者介和王为开陵侯，将楼兰国兵击车师。匈奴遣右贤王将数万骑救之。汉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马通将四万骑击匈奴，道过车师北，复遣开陵侯将楼兰、尉犁、危须凡六国兵别击车师，勿令得遮重合侯道。诸国共围车师。车师王降。于是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奏遣卒田轮台以东。募民壮健有累重敢徙者诣田所。稍筑列亭，连城而西，以威诸国，辅乌孙。时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乃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云。[1]四裔：汉西域诸国户口。[2]四裔：汉西域诸国户口。[3]四夷：匈奴定西域。[4]四夷：武帝通西域之动机，云以骞言为然，则说出骞。使者之劣。

第五节　武帝事四夷三

羌为亚洲中央一大族。在汉世可考见者，凡分三支：一在西域，已见上节。一在今甘肃、四川、云南等省，见第七节。其为患最深者，则居河、湟间之一支也。河、湟间之羌，缘起见《后汉书·西羌传》，曰：“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后得亡归。而秦人追之急，藏于岩穴中得免。羌人云：爰剑初藏穴中，秦人焚之，有景象如虎，为其蔽火，得以不死。既出，又与劓女遇于野，遂成夫妇。女耻其状，被发覆面，羌人因以为俗。遂俱亡入三河间。《注》：《续汉书》曰：遂俱亡入河、湟间。今此言三河，即黄河、赐支河、湟河也。”丁谦《考证》云：赐支河，即《水经注》浩亹河，今名大通河，湟河在大通河南。诸羌见爰剑被焚不死，怪其神，共畏事之，推以为豪。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欲复穆公之迹，兵临渭首，灭狄豲戎，忍季父印，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出赐支河曲西数千里，与众羌绝远，不复交通。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氂牛种，越巂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广汉，郡名。前汉治梓潼，今四川梓潼县。后汉治雒，今四川广汉县。余见第七节。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始矣。又云：自爰剑后，子孙支分，凡百五十种。其九种在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汉徼北，前史不载口数，惟参狼在武都，胜兵数千人。其五十二种，衰少不能自立，分散为附落，或绝灭无后，或引而远去。其八十九种，惟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钞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发羌、唐旄等绝远，未尝往来，氂牛、白马羌在蜀汉，其种别名号，皆不可纪知也。所言爰剑之事，虽不足信，然今青海、甘肃、四川、云南之羌，共为一族，则较然可知矣。《后书》又云：忍子研豪健，羌中号其后为研种，武帝度河湟，筑令居塞，初开河西，列置四郡，通道玉门，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于是障塞亭燧，出长城外数千里。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今甘肃临洮县。遂围袍罕。今甘肃临夏县。汉遣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将兵十万击平之。始置护羌校尉，持节统领焉。《汉书·武帝纪》，事在元鼎五年，安故作故安，误。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汉遂因山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实之。案羌之为患，皆因据有河、湟，武帝时逐出之，而徙民以实河西，规模颇远，惜乎后世之不克负荷也。

第六节　武帝事四夷四

中国文化，传播于四方者，以东方为最盛。东方诸国，渐染中国文化最深者，莫如朝鲜。其所由然，实以其久隶中国为郡县故，而首[1]郡县朝鲜者，则汉武帝也。《史记·朝鲜列传》云：朝鲜王满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时，尝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鄣塞。秦灭燕，属辽东外徼。汉兴，为其远，难守，复修辽东故塞，至水为界。水，今大同江。属燕。燕王卢绾反，入匈奴，满亡命，聚党千余人，魋结，蛮夷服，而东走出塞。渡水，居秦空地上下鄣。稍役属真番、朝鲜蛮夷，及故燕、齐亡命者，王之。都王险。当在汉江流域。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辽东大守即约满为外臣。保塞外蛮夷，无使盗边。诸蛮夷君长欲入见天子，勿得禁止。以闻。上许之。以故满得以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传子至孙右渠。所诱汉亡人滋多，又未尝入见。真番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又拥阏不通。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诱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水，使御刺杀送何者。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袭攻杀何。天子募罪人击朝鲜。杨仆从齐浮渤海，荀彘出辽东。两将乖异。使济南大守公孙遂往政之。遂使彘执仆，并其军。三年，夏，朝鲜尼豁相参杀右渠降，遂定朝鲜，以其地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案《后汉书·东夷传》云：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后四十余世，至朝鲜侯准，自称王。《三国魏志·东夷传注》引《魏略》云：周衰，燕自称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其大夫礼谏之，乃止。使礼西说燕，燕止之此之字疑衍。不攻。后子孙稍骄虐。燕乃遣将秦开攻其西方，取地二千余里，至满潘汗为界。汉辽东郡有番汗县，沛水所出，疑即故满潘汗地。沛水今清川江。朝鲜遂弱。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案此当谓不肯诣辽东，非谓不入朝咸阳也。否死，子准立，二十余年，案自秦并天下至陈、项起，尚不及二十余年，自蒙恬筑长城起计，更无论矣。疑此四字系准在位年数，自其立至为卫满所灭，二十余年也。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及汉以卢绾为燕王，朝鲜与燕界于溴水。溴，之误。及绾反，入匈奴，燕人卫满亡命，为胡服，东渡溴水，诣准降。说准求居西界。准信宠之，封之百里，令守西边。满诱亡，党众稍多。乃诈遣人告准，言汉兵十道至，求入宿卫。遂还攻准。准与满战，不敌也。《志》云：侯淮既僭号称王，为燕亡人卫满所攻夺，将其左右宫人去，入海居韩地，自号韩王。其后绝灭，今韩人犹有奉其祭祀者。淮即准，盖《国志》字误也。《志》又云：韩有三种：一曰马韩，二曰辰韩，三曰弁韩。辰韩者，古之辰国。《后书》云：马韩五十四国，辰韩十有二国，弁辰亦十有二国，凡七十八国，皆古之辰国也。《史记》之真番旁众国，《汉书》作真番辰国，疑当作真番旁辰国，《汉书》夺旁字，《史记》则浅人億改也。三韩分立以前，辰为一统之国。准所攻破者即此。是时辰国之王，当为马韩人，故《后书》言“马韩最大，共立其种为辰王”，又云：“准后灭绝，马韩人复自立为辰王”也。然则欲入见天子者，正箕子之后矣。此卫氏所由忌而阻阏之与？乐浪，今朝鲜平安南道及黄海、京畿二道地。临屯为江原道地。玄菟为咸镜南道。真番跨鸭绿江上流。《后书》云：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高句骊。县名。自单单大岭以东，沃沮、濊貉，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岭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沃沮传》云：武帝灭朝鲜，以沃沮地为玄菟郡，后为夷貉所侵，徙郡高句骊西北，更以沃沮为县，属乐浪东部都尉，则沃沮初系玄菟郡治。单单大岭，当系纵贯半岛之山。《汉书·武帝纪》：元朔元年，东夷葳君南闾等口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至三年乃罢，当即岭东之貉也。《史记·平准书》：彭吴贾灭朝鲜，置沧海之郡。《汉书·食货志》作彭吴穿貉、朝鲜，置沧海郡。当系《史记》误。元朔时，朝鲜尚未灭也。[1]四夷：古朝鲜三韩

第七节　武帝事四夷五

川、滇、粤、桂之开辟，战国时启其端，秦始皇继其后，汉武帝成其功。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规模，实略定于武帝时也。

赵佗，真定人。今河北正定县。秦时为南海龙川令。今广东龙川县。二世时，南海尉任嚣病且死，被佗书行尉事。佗即绝道，据兵自守，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以其党为假守。秦已破灭，佗即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史记》云：自尉佗初王，后五世九十三岁而国亡，则其初王当在高帝五年。高帝十一年，遣陆贾立佗为南越王。与剖符通使。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高后时，有司请禁南越关市铁器。佗曰：“此必长沙王计，欲倚中国，击灭南越而并王之。”乃[1]自尊号为南越武帝，发兵攻长沙边邑，败数县而去。高后遣将军隆虑侯灶击之。会暑湿，士卒大疫，兵不能逾岭。岁余，高后崩，即罢兵。佗因此以兵威财物赂遗闽越、西瓯骆，役属焉。文帝使陆贾赐佗书。佗为书谢，去帝制。至孝景时，称臣，使人朝请。然其居国中窃如故号。至武帝建元四年，《史记》此处有卒字，《汉书》无，无之者是也。《史记》言南越王五世，则佗之子亦当为王，盖佗卒子继，失其年代故不记。《史记》之卒字，乃后人妄补也。佗孙胡为南越王，三年，而闽越王郢兴兵击南越。

闽越王无诸、越东海王摇，皆勾践后。秦并天下，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诸侯叛秦，无诸、摇率越归吴芮。汉击项籍，佐汉。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今福建闽侯县。孝惠三年，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永嘉县。世俗号日东瓯王。吴王濞大子驹亡走闽越，怨东瓯杀其父，常劝闽越击东瓯。建元三年，闽越发兵围东瓯。东瓯使人告急。天子遣庄助发会稽郡兵浮海救之。未至，闽越引兵去。东瓯请举国徙中国。乃悉举众来处江、淮间。《集解》：徐广曰：《年表》曰：东瓯王广武侯望，率其众四万余人来降，家庐江郡。汉庐江，今安徽庐江县。六年，闽越击南越。南越以闻。上遣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兵未逾岭，闽越王弟余善杀王以降。乃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南越遣大子婴齐入宿卫。余善威行国中，国民多属，窃自立为王。繇王不能矫其众，持正。天子闻之，为余善不足复兴师，因立为东越王，与繇王并处。后十余岁，南越王胡薨。谥为文王。婴齐嗣立。婴齐在长安时，娶邯郸摎氏女，生子兴。及即位，上书请立摎氏女为后，兴为嗣，遣子次公入宿卫。婴齐薨。谥为明王。兴代立，其母为大后。大后自未为婴齐姬时，与霸陵人安国少季通。元鼎四年，汉使少季往谕王、王大后入朝。大后复私焉。国人颇知之，多不附大后。大后恐乱作，亦欲倚汉威，数劝王及群臣求内属。即因使者上书：请比内诸侯，三岁一朝，除边关。天子许之。其相吕嘉，年长矣。相三王。宗族官仕为长吏者七十余人，男尽尚王女，女尽嫁王子兄弟宗室，及苍梧秦王有连。其居国中甚重，得众心愈于王。王之上书，数谏止王。王弗听，有畔心。王、王大后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狐疑，莫敢发。天子遣韩千秋与王大后弟摎乐将二千人往。入越境，嘉遂反。攻杀王、王大后及汉使者。立明王长男越妻子建德。击千秋等，灭之。天子令罪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元鼎五年，秋，路博德出桂阳，今湖南郴县。下汇水。《汉书》作湟水。杨仆出豫章，下横浦。《汉书·武帝本纪》作下浈水。故归义越侯二人出零陵，今湖南零陵县。或下漓水，或抵苍梧。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江。咸会番禺。六年冬，仆、博德先后至，番禺降。嘉、建德亡入海，得之。以其地为儋耳、今广东儋县。珠厓、今广东琼山县。南海、今广东南海县。苍梧、今广西苍梧县。郁林、今广西贵县。合浦、今广东合浦县。交阯、今越南河内。九真、今越南清华。日南今越南安。九郡。

南越之反也，余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杨仆击吕嘉等。兵至揭阳，今广东揭阳县。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仆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罢兵，令诸校留屯豫章、梅岭待命。《集解》：徐广曰：在会稽界。《正义》引《括地志》云在虔化县东北百二十里。虔化，今江西宁都县。余善闻之，遂反。入白沙、武林、《集解》：徐广曰：在豫章界。《索隐》：今豫章北二百里接鄱阳界，地名白沙。有小水入湖，名曰白沙。沙东南八十里有武阳亭，亭东南三十里，地名武林。案白沙，地在今江西鄱阳县西。武林，在今江西余干县东北。梅岭，杀汉三都尉。天子遣韩说出句章，汉县，今浙江慈县。浮海从东方往。杨仆出武林。王温舒出梅岭。越侯出若邪、《汉书》作如邪，《索隐》：案姚氏云：若邪，地名，今阙。《正义》云：越州有若耶山、若耶溪。越州，今浙江绍兴县。白沙。元封元年，冬，咸入东越。故越衍侯吴阳前在汉，汉使归谕余善。反攻越军，及故越建成侯敖与繇王居股谋，俱杀余善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史记·西南夷列传》云：“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今贵州桐梓县。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今云南昆明县。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今西康西昌县。此皆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未详。以东，北至叶榆，泽名，今洱海。名为巂、昆明。皆编发，随畜移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数千里。自巂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今西康天全县。笮都，今西康汉源县。最大。自笮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今四川茂县。其俗或土著，或移徙。自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今甘肃成县。皆氐类也。”夜郎、滇、邛都之属为濮，在黔江、金沙江流域。巂、昆明为羌，参看第五节。在今澜沧江流域。徙、笮都、冉駹之属杂氐、羌，在今岷江大渡河流域。白马则嘉陵江上游之氐也。庄踽王滇，秦时略通五尺道。[2]《史记·司马相如传》：相如言邛、笮、冉駹近蜀，道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此事《史记·西南夷传》不载。然云“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则秦时置郡县与否，虽无确据，而巴、蜀与邛、笮、冉駹之有交往则审矣。武帝建元六年，王恢击东越，因兵威，使番阳令唐蒙风晓南越。南越食蒙蜀枸酱。蒙问所从来，曰：“道西北牂牁江。”蒙归至长安，问蜀贾人。贾人曰：“独蜀出枸酱，多窃出市夜郎。夜郎者，临牂牁江。江广百余步，足以行船。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桐师，然亦不能臣使也。”蒙乃上书说上，以浮船牂牁江出不意，为制越一奇。乃拜蒙为中郎将，从巴属笮关入，见夜郎侯多同，厚赐，谕以威德，约为置吏，使其子为令。夜郎旁小邑，皆贪汉缯帛，以为汉道险，终不能有也，乃且听蒙约。还报，乃以为犍为郡。发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马相如亦言邛、笮可置郡，使以中郎将往谕，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司马相如列传》：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斯榆。《索隐》云：“益部耆旧传》谓之斯叟。《华阳国志》云邛都县有四部，斯叟是也。”沫水，今大渡河。若水，今雅江。零关道，《汉书》作灵山道，盖关以山名。《地理志》：越有灵关道。孙水，今安宁河。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上罢西夷，独置南夷、夜郎两县一都尉，梢令犍为自保就。及元狩元年，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道，便近，又无害。于是使间出西夷，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汉书》作当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参看第四节。及南越反，上使驰义侯因犍为发南夷兵。且兰君反。今贵州平越县。发巴、蜀罪人尝击南越者八校尉击破之。会越已破，八校尉不下，即引兵还。行诛头兰。《索隐》即且兰也。案《汉书》作且兰。头兰，尝隔滇道者也。已平头兰，遂平南夷为牂牁郡。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又以邛都为越巂郡，笮都为沈黎郡，天汉四年，并蜀为西部，置两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汉人。旄牛在今西康汉源县南。青衣在今西康雅安县北。冉駹为汶山郡，宣帝地节三年，并蜀，为北部都尉。白马为武都郡。使风谕滇王入朝。未肯听。而其旁东北劳浸、《汉书》作劳深。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滇举国降。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1]政体：赵佗自尊为南越武帝。[2]四夷：秦通邛、笮、冉駹

第八节　论武帝用兵得失

汉武帝东征西讨，所开拓者颇广，后世盛时之疆域，于此已略具[1]规模，读史者或称道之。然汉人之议论，则于武帝多致讥评。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令列侯、二千石、博士议，夏侯胜即言武帝无功德于民，不宜为立庙乐，见《汉书》本传。《史记·大宛列传》之叙事，《汉书·西域传赞》之议论，于武帝皆深致讥焉。而《汉书·武五子传赞》，言之尤痛。何哉？予谓是时之开拓，乃中国之国力为之，即微武帝，亦必有起而收其功者，而武帝轻举寡虑，喜怒任情，用人以私，使中国之国力，为之大耗，实功不掩其罪也。汉世大敌，莫如匈奴。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已见第二章第三节。又是时匈奴，殊无民族意识。试观军臣单于以嗜汉物，几堕马邑之权，然仍乐关市可知。中行说教单于曰：“匈奴人众，不过当汉之一郡，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十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皆裂敝，以示不如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酪之便美也。”此真忠于为匈奴谋者也。与贾生三表、五饵之策，可谓若合符节。贾生五饵之策，欲以车服坏其目，饮食坏其口，音声坏其耳，宫室坏其腹，荣宠坏其心，《见新书》。非处士之大言，其效诚有可期者也。使武帝而有深谋远虑，当时之匈奴，实可不大烦兵力而服。即谓不然，而征伐之际，能多用信臣宿将，其所耗费，必可大减，而所成就，反将远胜，此无可疑者也。《史记》言卫青仅以和柔自媚于上。《史记》中称卫青之美者，仅《淮南王传》中伍被之辞，此乃被求免之供辞，抑真出于被与否，犹未可知也。而世竟有据之以称卫青而诋公孙弘者，真瞽之不若矣。霍去病则少而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天子为遣大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去病尚穿域蹋鞠，事多类此。此等人可以为将乎？较之李广将兵，乏绝之处，见水，士卒不尽饮，广不近水，士卒不尽食，广不尝食者何如？李广利之再征大宛也，出敦煌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马三万匹，军还，入玉门万余人，马千余匹而已。史言后行非乏食，战死不甚多，而将吏贪，不爱卒，侵牟之，以此物故者众，其不恤士卒，亦去病之类也。天子尝欲教去病孙吴兵法。对曰：“顾方略何如耳，不至学古兵法。”此去病不学无术之明征，亦汉武以三军之众，轻授诸不知兵法之将之铁证。世顾或以是为美谈，此真势利小人之见。世多以成败论人，其弊遂中于读史，皆由势利之见，先有以累其心也。彼卫、霍之所以制胜者，乃由其所将常选，而诸宿将所将，常不逮之耳，史又称去病敢深入，常与壮骑先其大军，军亦有天幸，未尝乏绝也。不败由天幸，信然。敢深入，适见其不知兵法也。非其能也。汉去封建之世近，士好冒险以立功名；不知义理，徒为愚忠；皆与后世绝异。[2]即以李广之事论之。广与程不识，俱为边郡名将，匈奴畏之久矣。又尝俱为卫尉，天子知其能亦久矣。征胡而择大将，非广、不识辈而谁？乃汉武之所任者，始则卫、霍，后则李广利也。以淑房之亲，加诸功臣宿将之上，不亦令战士短气矣乎？卫青父郑季，给事平阳侯家，与侯妾卫媪通，生青，冒卫氏。卫媪长女君孺，为大仆公孙贺妻。次女少儿，先与霍仲孺通，生去病。后为詹事陈掌妻。次女子夫，自平阳公主家得幸武帝，元朔元年，有男，立为皇后。先是武帝陈皇后，大长公主女也。大长公主闻子夫幸有身，使人捕青，欲杀之。公孙敖时为骑郎，与壮士往篡之，得不死。其后青之徙李广部，亦以敖新失侯，欲与俱当单于也。公孙贺从青将，有功，封侯，后遂为相。陈掌，武帝亦召贵之。广利，李夫人兄。元狩四年之役，武帝本令去病当单于，故敢力战深入之士皆属焉。至于卫青，任之本不甚重。《史记·李将军列传》云：“广数自请行，天子以为老，弗许，良久，乃许之，以为前将军。”此非实录。既以为老弗许矣，岂又以为前部乎？“及出塞，青捕虏，知单于所在，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广并于右将军军”，此实显违上令。其云“阴受上诫，以为李广老，数奇，毋令当单于，恐不得所欲”，乃诬罔之辞。上既不令青当单于，又自以广为前将军，安得有此言乎？广既失道，青又逼迫令自杀，违旨而贼重臣，其罪大矣，天子弗能正。广子敢，怨青之恨其父，击伤之，青匿讳之，盖其事实有不堪宣露者，而去病又射杀敢。上乃为讳，云鹿触杀之。尚不如郑庄公之于颍考叔，能令卒出豭，行出犬、鸡，以诅贼之者也，可以持刑政乎？李氏之于卫、霍，盖有不共戴天之仇二焉。纵不敢以此怨怼其君，亦不足为之尽力矣，而陵广子当户之子。犹愿以步卒五千，为涉单于庭，既败，司马迁推言陵之功，则以为欲沮贰师，为陵游说，下之腐刑。所终始右护者，琐琐姻娅而已，而又收族陵家，此真所谓淫刑以逞，视臣如草芥者。无为戎首，不亦宜乎？而司马迁犹惜陵生降其家声；陇西士大夫，犹以李氏为愧。专制之世，士大夫之见解，固非吾侪小人所能忖度矣。李陵之降，为欲得当以报于汉，此百世之下所可共信者也。收族其家，君臣之义绝矣，虽欲为汉，恶可得乎？然其在匈奴，尊宠不如卫律，则陵终未肯为匈奴谋汉也。其于武帝，优于子胥之于平王远矣。真为匈奴谋汉者卫律，李延年所荐也，延年，李夫人之兄也。得此等将帅而用之，所费士马如此，而匈奴犹终武帝之世不能平，可谓能用兵乎？以上所引，见《史记·李将军、卫将军、骠骑将军》、《汉书·李广、苏建、司马迁传》。《史记·大宛列传》曰：“自博望侯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后从吏卒皆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往，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案，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以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汉之求善马于宛，宛私计曰：“汉使数百人为辈来，而常乏食，死者过半。”可见被祸者之众。盖其所遣者皆无赖之徒，楼兰、车师、大宛之衅，未必非此辈启之。《大宛列传》又云：“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汉书·西域传》云：“及呼韩邪单于朝汉后，成尊汉矣。”其实初苦汉而后不然者，事久则习而安之；亦或汉使屡见苦，后稍敛迹；非必畏汉兵威也。不然，匈奴之兵威，亦曷尝能真及西域？自乌孙尚中立不肯朝会，况于西至安息哉？“张骞之再使西域也，所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其后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人所赍持，大放博望侯时，其后益习而衰少焉。”此可见事积久，则必渐近常轨，汉使之稍益敛迹，亦此理也。然“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其所耗费，已不赀矣。西域之来也，汉武“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示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幻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此其所为，与隋炀帝亦何以异？获保首领，没于五柞，岂不幸哉？此段所引，亦见《大宛列传》。[1]史事：汉武帝用兵得失。[2]风俗：汉武时风气——李陵忠武帝。

第九节　武帝求神仙

汉武帝之举事也，好大喜功，而不顾其后。在位时，除事四夷为一大耗费外，又遭河决之患，元光三年至元封二年乃塞。开漕渠，《平准书》：番系欲省砥柱之漕，穿汾河渠，以为溉田，作者数万人。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作者数万人。朔方亦穿渠，作者数万人。各历二三期，功未就，费亦各巨万十数。事移民，《平准书》：山东被水灾，民饥乏，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以振贫民，犹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贷。乃徙贫民于关以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衣食皆仰给县官，数岁，假与产业。使者分部护之，冠盖相望。费以亿计。《集解》：臣瓒曰：秦逐匈奴，以收河南地，徙民以实之，谓之新秦。皆所费无艺，而其尤亡谓者，则事祠祭，求神仙也。古代迷信本深。秦、汉统一，各地方之迷信，皆集于京都，故其为害尤甚。武帝初所惑者为神君。神君者，长陵女子，长陵，汉县，在今陕西咸阳县东北。以乳死，见神于先后宛若，宛若祠之其室，民多往祠。帝求，舍之上林中蹶氏观。是时李少君亦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曰：“祠灶则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常游海上，见安期生。安期生仙者，通蓬莱中，合则见人，不合则隐。”于是天子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居久之，少君病死。天子以为化去不死，而使黄锤史宽舒受其方，求蓬莱安期生莫能得，而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更来言神事矣。亳人谬忌奏祠大一方。天神贵者大一，大一佐日五帝。天子令大祝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其后人有上书，言古者天子三年一用大牢祠三一，天一，地一，泰一，天子令大祝领，祠之于忌泰一坛上，后人复有上书，言祠黄帝、冥羊、马行、大一、泽山君、地长、武夷君、阴阳使者，令祠官领之，而祠大一于其大一坛旁。此据《封禅书》。泽山君，徐广曰：泽一作皋。《孝武帝本纪》作皋山山君，《汉书·郊祀志》作皋山山君，无地长二字。元狩二年，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上，拜为文成将军。赏赐甚多，以客礼礼之。文成言曰：“上即欲与神通，宫室被服非象神，神物不至。”乃作画云气车及各以胜日驾车辟恶鬼。又作甘泉宫，中为台室，画天、地、大一诸鬼神，而致祭具，以致天神。居岁余，其方益衰，神不至。乃为帛书以饭牛，详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杀视，得书。书言甚怪。天子识其手书，于是诛文成，隐之。其后则又作柏梁、台名，据《汉书·武帝本纪》，事在元鼎二年。铜柱、承露仙人掌之属矣。明年，天子病鼎湖甚。《索隐》：《三辅黄图》云：鼎湖官名，在蓝田。游水发根言上郡有巫，病而鬼神下之。上召置，祠之甘泉。及病，使人问神君。《集解》：韦昭曰：即病巫之神。神君言曰：“天子无忧病，病少愈，强与我会甘泉。”于是病愈，遂起幸甘泉。病良已。大赦，置寿官神君。盖置寿官以奉神君也。《封禅书》置下有酒字，似非。《孝武本纪》、《汉书·郊祀志》皆无，神君最贵者曰大一，其佐曰大禁、司命之属。元鼎四年，立后土祠汾阴脽上。汾阴，汉县，今山西荣河县。上亲望拜，如上帝礼。礼毕，遂至荥阳而还。是岁，天子始巡郡县，侵寻于泰山矣。其春，乐成侯上书言栾大。栾大者，胶东宫人，故尝与文成将军同师。拜为五利将军。又佩天士将军、地士将军、大通将军印，封乐通侯，以卫长公主妻之。卫大子姊。又刻玉印曰天道将军。言为天子道天神。使使衣羽衣，夜立白茅上，五利将军亦衣羽衣立白茅上受，以示不臣。于是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其后装治行东入海求其师云。大见数月，佩六印，贵震天下，而海上燕、齐之间，莫不搤腕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六月中，汾阴巫锦为民祠魏脽后土营旁，掊地得鼎。言吏。吏告河东大守胜，胜以闻。使迎至甘泉。其秋，上幸雍，且郊。或曰：“五帝，大一之佐也，宜立大一而上亲郊之。”上疑未定。齐人公孙卿曰：“今年得宝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与黄帝时等。”卿有札书曰：“黄帝得宝鼎宛朐，即冤句，汉县，今山东菏泽县。问于鬼叟区。鬼叟区对曰：黄帝得宝鼎神策。是岁己酉朔旦冬至，得天之纪，终而复始。于是黄帝迎日推策。后率二十岁复朔旦冬至。凡二十推，三百八十年，黄帝仙登于天。”因嬖人奏之。上大说，召问卿，对曰：“受此书申公。《孝武本纪》作申功。申公，齐人也，与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封禅七十二王，惟黄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汉主亦当上封，上封则能仙登天矣。”于是拜卿为郎，东使候神于大室。上遂郊雍。至陇西，登空桐，在今甘肃岷县。幸甘泉。令祠官宽舒等具大一祠坛。十一月甲子朔旦昧爽，天子始郊拜大一。朝朝日，夕夕月，则揖而见大一，如雍礼。元鼎五年。五利将军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随验，实无所见。五利妄言见其师。其方尽，多不仇。上乃诛五利。其冬，元鼎六年。公孙卿候神河南，见仙人迹缑氏城上，云有物若雉，往来城上。缑氏，汉县，在今河南偃师县南。天子亲幸缑氏城视迹。于是郡国各除道，缮治官馆、名山神祠，所以望幸也。元封元年，冬，上议曰：“古者先振兵泽旅，《集解》：徐广曰：古释字作泽。然后封禅。”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余万。还祭黄帝冢，泽兵须如。《集解》：徐广曰：须一作凉，案《汉书·郊祀志》作凉。李奇曰：地名。三月，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大室。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南郊山下。二曰地主，祠大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八神莫知起时，秦始皇东游即祠之，见《封禅书》。东平陆，汉县，今山东汶上县，地接寿张，寿张，蚩尤冢所在也。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尝先行候名山。至东莱，汉郡，治掖，今山东掖县。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四月，还至奉高。汉县，今山东泰安县。封泰山，禅肃然。泰山下趾东北。既无风雨菑，而方士更言蓬莱诸神，若将可得。于是上欣然，庶几遇之。乃复东至海上望，冀遇蓬莱焉。并海上，北至碣石，巡自辽西，历北边至九原。五月，返甘泉。《郊祀志》云：周万八千里。二年春，公孙卿言见神人东莱山，若云见天子。天子于是幸缑氏城，拜卿为中大夫。遂之东莱，宿留之，数日毋所见，见大人迹。复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药以千数。是时，既灭南越，越人勇之乃言：“越人俗信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昔东瓯王敬鬼，寿至百六十岁。后世谩怠，故衰耗。”乃令越巫立越祝祠。公孙卿曰：“仙人可见，而上往常遽，以故不见。今陛下可为观，如缑氏城，置脯枣，神人宜可致。且仙人好楼居。”于是上令长安则作蜚廉、桂观，甘泉则作益延寿观。使卿持节而候神人。乃作通天台，置祠具其下，将招来神仙之属。于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广诸宫室。四年，上郊雍，通回中道。徐广曰：在扶风县。案，今陕西陇县。巡之。春，至鸣泽。服虔曰：在涿郡遒县界。案遒，今河北涞水县。从西河归。其明年，冬，上巡南郡，至江陵而东，登礼潜之天柱山，号曰南岳。汉潜县，今安徽霍山县。浮江，自寻阳出枞阳。汉寻阳县，在今湖北黄梅县界。枞阳县，今安徽桐城县。过彭蠡，祀其名山川。北至琅邪，并海上。四月中，至奉高，修封焉。初，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元封二年。及五年修封，则祠大一五帝于明堂，以高祖配。大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推历者以本统。天子亲至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东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验，然益遣，冀遇之。十一月，柏梁烖。十二月，甲午朔，上亲禅高里。山名，在泰山下。祠后土，临渤海，将以望祠蓬莱之属，冀至殊庭焉。公孙卿曰：“黄帝就青灵台，十二日烧，黄帝乃治明庭。”勇之曰：“越俗有火烖，复起屋，必以大，用胜服之。”于是作建章官。夏，[1]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尚黄，官名更印章以五字。三年，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未有验者。方士有言：“黄帝时为五城十二楼以候神人于执期，命曰迎年。”上许作之如方。夏，遂还泰山，修五年之礼，如前，而加禅，祠石闾。在泰山下南方，方士多言此仙人之间也，故上亲禅焉。天汉三年，复至泰山修封。还过祭常山。后五年，复至泰山修封。东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用事八神，延年。又祠神人于交门宫。在琅邪，大始三年、四年。后五年，复修封于泰山。东游东莱，临大海。征和四年。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莱，终无有验，而公孙卿之候神者，犹以大人迹为解，无其效。天子益怠厌方士之怪迂语矣。然终羁縻不绝，冀遇其真。自此以后，方士言祠神者弥众，然其效可睹矣。案武帝之崇儒，在其即位之初，而封泰山乃在其后三十年，改正朔，易服色，则又在其后，其非用儒家言可知。武帝盖全惑于方士之言，其封泰山，亦欲以求不死而已。终武帝世，方士之所费，盖十倍于秦始皇，况又益之以事巡游、修宫室邪？武帝当建元三年，即为微行，因此起上林苑，见《汉书·东方朔传》。然在近畿之地，非如后来巡游所至之广也。元狩三年，因习水战，修昆明池，又增甘泉官馆，见《汉书》本纪、《食货志》及《扬雄传》。又《盐铁论·散不足篇》，言秦始皇览怪迂，信祥，当此之时，燕、齐之士，释锄耒争言神仙。方士趣咸阳者以千数。言仙人食金饮珠，然后寿与天地相保。于是数巡狩五岳滨海之馆，以求神仙蓬莱之属。数幸之郡县。富人以赀佐，贫者筑道旁。其后小者亡逃，大者藏匿。吏捕索掣顿，不以道理。名官之旁，庐舍丘落，无生苗立树。百姓离心，怨思者十有半。此托之始皇，实议武帝也。亦可见求神仙与事巡游之关系矣。[1]宗教：武帝改历，色尚黄，印章五字。

第十节　武帝刻剥之政

武帝所事既广，其费用，自非经常岁入所能供，故其时言利之事甚多。虽其初意，抑或在摧抑豪强，然终诛求刻剥之意多，裒多益寡之意少，故终弊余于利，至于民愁盗起也。今略述其事如下：

一管盐铁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盐铁事。仅、咸阳言：愿募民自给费，因官器作煮盐。官与牢盆。苏林曰：牢，价值也。如淳曰：牢，廪食也，古者名廪为牢。盆，煮盐器也。敢私铸铁器、煮盐者，钛左趾，没入其器物。郡不出铁者，置小铁官，使属所在县。使仅、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此事在元狩五年。至元封元年，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仅管天下盐铁。案盐铁为用至广，故所税之数虽微，而国家已得巨款；又可防豪民之专擅；收归官营，实为良法，故轻重之家，久提唱之。仅、咸阳之管盐铁，亦未尝不以是为言。仅、咸阳言：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以致富羡，役利细民，其沮事之议，不可胜听。然卜式已谓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民买之；而昭帝时贤良文学之对，言其弊尤痛切；见《盐铁论·水旱篇》。综其弊：则苦恶，一也。县官鼓铸，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二也。善恶无所择，三也。吏数不在，器难得，四也。铁官卖器不仇，或颇赋于民，五也。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繇以剧，六也。贤良文学言：故民得占租鼓铸煮盐之时，盐与五谷同贾，器和利而中用，农事急，挽运，衍之阡陌之间，民得以财货五谷新弊易货，或贳。县官得以徒复作修治道桥。今贫民或木耕、手耨、土耰、淡啖。官私营业，优劣相县如此，此社会革命，所由不易以国家之力行之也。则管盐铁虽有裨国计，而民之受其弊实深矣。

二算缗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各有差，请算如故。诸贾人、末作、贳贷、卖买、居邑、稽诸物及商以取利者，虽无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缗钱二千而一算。诸作有租及铸，率缗钱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边骑士轺车一算。商贾人轺车二算。船五丈以上者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边一岁，没入缗钱。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汉书·武帝本纪》：元光六年，冬，初算商车。元狩四年，初算缗钱。元鼎三年十一月，令民告缗，以其半与之。杨可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杜周治之，狱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往往即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乃分缗钱诸官。而水衡、少府、大农、大仆各置农官，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及与诸官。诸官新置多，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及官自籴乃足。案公卿言异时尝算，则此税旧有之，当必沿自战国之世。然其所及不必如是之广。旧法虽恶，民既习之，且有成法可循，新税则异是，而更行之以操切，则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矣。史言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蓄藏之业，其祸可谓极烈。卜式言船有算，商者少，物贵，犹其小焉者矣。《后汉书·西域传》：陈[1]忠言武帝算至舟车，赀及六畜。《注》：六畜无文。案此谓数畜以定其资力，犹后世计物力以定户等，非谓税之也。告缗之法，至桑弘羊领大农后始罢。

三均输元封元年，桑弘羊领大农。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往县置均输、盐铁官。令远方各以其物，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日平准。天子以为然，许之。案古代税收，多取实物。当国小民寡，生事简陋之世，自无所谓利与不利。及夫疆理既恢，所取之物亦杂，则某物取之某处最宜，某物致之某处最便，其中实大有计度。计度得宜，可使民便输将，国饶利益，抑且省漕转之劳，《盐铁论·本议篇》：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案弘羊使郡国各以异时商贾所贩者为赋，其策实极巧妙。商贾所贩，必协事宜，如此，则不待考察，而已知某处之物，致之某处为最便矣。后世理财之家如刘晏等，所长实在于此，此弘羊所谓“均输则民齐劳逸”。又税收之物，官用之不尽者，自可转卖于民，苟其策划得宜，亦可藉以平抑物价，使齐民不受商贾之剥削，此弘羊所谓“均输则民不失职”也。弘羊语，亦见《盐铁论·本议篇》。弘羊之说，皆出古之轻重家言，诚有所本。《汉书，食货志》曰：“管仲相桓公，通轻重之权，曰：岁有凶穰，故谷有贵贱。令有缓急，故物有轻重。人君不理，则畜贾游于市，乘民之不给，百倍其本矣。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此可见平准为旧有之说，非弘羊所杜撰也。《赞》曰：“弘羊均输，寿昌常平，亦有从徕。顾古为之有数，吏良而令行，故民赖其利，万国作义。及孝武时，国用饶给，而民不益赋，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失中，奸轨弄权，官民俱竭，亡次矣。”自是平情之论。然战国时，大国不过千里，制驭较易，究之轻重家言，亦未有能起而行之者，与儒家井田之说等耳。货不必藏于己、力不必为己之风既渺，而人又非通功易事，无以为生，商人本不易制驭，况弘羊欲行之于一统之世乎？不能抑商贾以利齐民，而徒与商贾争利，盖势所必至矣。然能省漕转之劳，且使国用充裕，则亦不可诬也。弘羊行均输后，史言天子北至朔方，东到泰山，巡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其款不必尽出均输，然均输之所裨益者必多也。

四酒酤《汉书·武帝本纪》：天汉三年，初榷酒酤。《盐铁论·轻重篇》：文学言：大夫以心计策国用，参以酒榷，则酒榷亦弘羊所建也。酒榷在当时，盖为利最薄，故昭帝六年，贤良文学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弘羊即与丞相共奏罢酒酤。《盐铁论·盐铁取下篇》云：并罢关内铁官。

五卖爵赎罪汉沿秦制，爵二十级。初级仅为虚名，必至第九级得免役，乃有实利。故当生计宽裕，民乐荣宠时，赐爵足以歆动人民，而爵亦可以买卖。至政令严急时，则不然矣。武帝令入财若买爵者得试吏补官，及买复者多，则又滥施役使，且令入财者得以赎罪，其坏选法及刑法，实非浅鲜也。《平准书》言：武帝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又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置赏官，命曰武功爵。级十七万，凡直三十余万金。臣瓒引《茂陵中书》武功爵十一级，则级十七万之万为衍字，十七当作十一。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师古曰：五大夫，旧二十等爵之第九级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选以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则先除为吏比于五大夫也。其有罪，又减二等。爵得至乐卿。师古曰：乐卿者武功爵第八等也。言买爵惟得至第八也。以显军功。此事当在元朔六年。法既益严，吏多废免，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不欲者出马。故吏皆适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汉书》本纪：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令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乃征诸犯令，相引数千人，名日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如淳曰：诸坐博戏事决为徒者，能入钱得补郎。桑弘羊领大农，又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终身。天汉二年，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大始二年又行之。《汉书》本纪。

以上皆苛取于民者，其未尝径取于民，而实则害民尤甚者，则为钱法。秦钱文曰半两，重如其文。汉兴，更令民铸荚钱，已见第二章第一节。高后二年，行八铢钱。应劭曰：即半两也。六年，行五分钱。应劭曰：即荚钱也。孝文五年，除盗铸令，更造四铢钱，文亦曰半两。见《汉书·食货志》。当时放铸之弊甚大，贾谊极言之，而文帝不能听。见《食货志》。武帝建元二年二月，行三铢钱。五年，罢三铢钱，行半两钱。见《汉书》本纪。从建元以来，用少，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民亦间盗铸钱，不可胜数。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有司言曰：“古者皮币，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今半两钱法重四铢，而奸或盗摩钱质而取，此从《汉书》。《平准书》作盗摩钱里取，非也。如淳曰：钱一面有文，一面幕，幕为质。民盗摩漫面，而取其，以更铸作钱也。”臣瓒曰：许慎云：，铜屑也。“冶器法，非其义。《史记》盖亦本作，传写误为，徐广音容，非也。钱益轻薄而物贵，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缘以藻缋，为皮币，直四十万。王侯宗室朝觐聘享，必以皮币荐璧，然后得行。又造银锡为白金。以为天用莫如龙，地用莫如马，人用莫如龟，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两，圜之，其文龙，名曰白选，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马，直五百。三曰复小，椭之，其文龟，[2]直三百。《汉书》本纪，事在元狩四年。令县官销半两钱，更铸三铢钱，重如其文。《汉书》本纪《注》，谓《食货志》此文，与建元元年行三铢钱是一事。然《志》此文在造皮币白金后，《志》文本于《平准书》，《平准书》叙事，固不甚拘年代，然元狩四年，上距建元元年二十有一年，颠倒不应如此之甚。况纪建元五年，已罢三铢行半两矣，而《平准书》下文云：“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请更造五铢”，是造五铢时三铢犹可行使也，亦与纪文不合。疑此事自在元狩四年造皮币白金之后，与本纪建元元年之行三铢钱，实非一事也。或曰：《汉书·武纪》：元狩五年，又云罢半两钱，行五铢钱，明铸五铢时方行半两，三铢已罢于建元五年也。然则请铸五铢时，有司何以不言半两之弊，顾咎久罢之三铢乎？予谓元狩四年，虽有销半两铸三铢之议，实未曾行，半两自亦未罢，至明年，乃以有司之请，罢半两而铸五铢也。盗铸诸金钱者罪皆死，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有司言三铢钱轻，易奸诈，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周郭其质，令不可得麾取。从《汉书》，《史记》作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无虑皆铸金钱矣。郡国多奸铸钱，钱多轻，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汉书》作官赤仄，盖夺钟字。一当五。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白金稍贱，民不宝用。县官以令禁之，无益。岁余，白金终废不行。史云是岁张汤死，则事在元鼎二年。其后二岁，赤侧钱贱，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废。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专令上林三官铸。《集解》：案《汉书·百官表》：水衡都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属官有上林、均输、辨铜令，然则上林三官，其是此三令乎？钱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诸郡国前所铸钱，皆废销之，输其铜三官。而民之铸钱益少，计其费不能相当，惟真工大奸，乃盗为之。以上据《平准书》。案汉是时所行，与生计学理颇合，故钱法自此渐定。然民之受其害者，则既不可胜言矣。

武帝所用言利之臣，为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平准书》谓三人言利事析秋豪者也。咸阳，齐之大煮盐，仅，南阳大冶，郑当时言进之。当时以任侠自喜，而好交游，仅、咸阳，盖亦晁错所谓“交通王侯，力过吏势”者。其行事他无可考。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侍中。见《史记·平准书》。《盐铁论·贫富篇》：大夫曰：“予结发束，年十三，幸得宿卫，给事辇毂下。”其议论，具见《盐铁论》中。《盐铁论》为桓宽所撰。弘羊治法家之学，称引管、商、申、韩。贤良文学则儒家者流，诵法孔、孟。桓宽亦儒生，必无左袒弘羊之理。然就《盐铁论》所载往复之辞观之，弘羊持理殊胜，知非俗吏徒知搜括者。然其行之终不能无弊，何哉？盖法家之言轻重，意在抑强扶弱。强者谁与？商人是也。弱者谁与？农民是也。当时社会组织，商人实居形势之地，岂如弘羊者所能裁抑？况弘羊所引用者，亦多商人，用商人以裁抑商人，是与虎谋皮也。《张汤传》言：“县官所兴，未获其利，奸吏并侵渔。”又载武帝问汤曰：“吾所为，贾人辄知，益居其物，类有以吾谋告之者。”当时官吏商人，狼狈为奸，可以想见。何怪民受其害，而国亦不蒙其利乎？然加赋之所最忌者，为尽取之于农民。盐铁、均输等，究皆取之农民以外。史称其民不益赋而用饶，固不能谓非桑、孔、东郭等之功也。又武帝之事四夷，虽多失策，然攘斥夷狄之计，在当时固不容已。贤良文学欲罢盐铁、酒酤、均输，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亦不能谓其无理也。《史记·酷吏传》言：张汤承上指，请造白金及五铢钱，笼天下盐铁，排富商大贾，出告缗令，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诋以辅法；汤每朝奏事，语国家用，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汤时为御史大夫。则汤亦颇与计政。时又有赵禹，为御史，至中大夫，与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义纵以鹰击毛挚为治。五铢钱白金起，民为奸，京师尤甚。乃以纵为右内史，王温舒为中尉。又有杜周为廷尉，其治大放张汤。皆见《酷吏传》。当时刻剥之政之所以能行，亦藉法吏左右之也。汉世酷吏，诚多摧抑豪强之意，然一切以武断出之，祸岂能无及于齐民哉？《酷吏传》又言：自王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大抵尽放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白，《汉书》作百。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虑、范生之属。范生，《汉书》作范主。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大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天子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汉书》作坐相连，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集解》：《汉书音义》曰：沈，藏匿也，命，亡逃也。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寝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汉书·武帝纪》：天汉二年，泰山群盗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胜之等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刺史郡守以下皆伏诛，即《酷吏传》所云也。其不至于土崩者亦仅矣。宜乎宣帝欲立武帝庙乐，而夏侯胜讼言距之也。[1]赋税：赀及六畜。[2]钱币：铸三铢之年。孔仅、东郭咸阳、桑弘羊伦。

第十一节　巫蛊之祸

语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因果之理，不可诬也。汉世迷信本深，武帝纵恣尤甚。事祠祭，求神仙，民脂民膏，为所浪费者，盖不知凡几。而又喜怒任情，刑杀不忌，惑于女谒，而不能守法。恶之既稔，安得不变生骨肉之间，祸起宫廷之内哉？《左氏》曰：“于文，皿虫为蛊。”昭公元年。又蛊之义为惑。盖物之败坏曰蛊，人之惑乱亦曰蛊。物之败坏，虫实使之，人之惑乱，甚至丧亡，亦必有使之然者，故巫以术贼害人亦曰蛊。蛊之道多端，武帝时所谓巫蛊者，则为祝诅及埋偶人。案《封禅书》言：秦祝官有秘祝，即有灾祥，辄祝祠移过于下，文帝十三年始除之。《孝文本纪》：二年，上曰：“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汉书·武帝本纪》：天汉二年，[1]秋，止禁巫祠道中者。文颖曰：“始汉家于道中祠，排祸咎，移之于行人百姓。以其不经，今止之。”师古曰：“文说非也。秘祝移过，文帝久已除之，今此总禁百姓巫觋于道中祠祭者耳。”案师古说是也。《王嘉传》：嘉奏封事，言董贤母病，长安厨给祠具，道中过者皆饮食，盖即所谓祠道中者。然汉家果无祠道中之事，文颖岂得妄说？则以此释《武纪》天汉二年之事非，其言自有所据也。又汉世贵人，以祝诅获罪者甚多，如江都王建后成光，以祝诅弃市，见《汉书·景十三王传》。侯周坐咒诅上要斩，安檀侯福坐祝诅讯未竟病死，平曲节侯曾坐父祝诅上免，皆见《汉书·王子侯表》。可见其时视祝诅之重。至以木偶象人，加害于木偶，谓可祸及所象之人，其由来亦甚古，[2]狸首之射是也。亦见《史记·封禅书》。然汉世此事不多，而《史记·酷吏传》，言匈奴为偶人象郅都，令骑驰射；江充之掘偶人，实与胡巫俱；疑时又来自外国。观秦、晋、梁、荆之巫，立于高祖之世，而武帝又立越巫，则汉代之京师，固华夷迷信之所萃也。

武帝陈皇后，长公主嫖女，父陈晏曾孙午。元光五年废，其废也即以巫蛊，受诛者三百人。卫皇后，字子夫，卫青同母兄也。自平阳公主家得幸。《史记·曹相国世家》：参曾孙时，尚武帝姊阳信长公主，时袭平阳侯，亦称平阳公主。时，《汉书·卫青传》作寿。元朔元年，生男据，立为皇后。元狩元年，据立为大子，年七岁。至征和二年三十九岁。征和中，武帝春秋高，意多所恶，以为左右皆为蛊道祝诅，有与无莫敢讼其冤者。时丞相公孙贺夫人君孺，卫皇后姊也。贺相，子敬声代为大仆。骄奢不奉法。擅用北军钱千九百万。发觉，下狱。是时诏捕阳陵朱安世不得，阳陵，汉县，在今陕西成阳县东。上求之急，贺自请逐捕安世，以赎敬声罪。上许之。后果得安世。安世，京师大侠也。闻贺欲以赎子罪，笑曰：“丞相祸及宗矣。”从狱中上书，告敬声与阳石公主武帝女。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诅。上且上甘泉，驰道埋偶人。祝诅有恶言。下有司案验。贺父子死狱中，家族。巫蛊由此起。江充者，本名齐，有女弟，嫁赵敬肃王彭祖景帝子。大子丹，齐得幸于敬肃王，为上客。史言彭祖为人，巧佞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每相二千石至，多设疑事，以诈动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讳，辄书之。二千石欲治者，则以此迫劫。不听，乃上书告之，及污以奸利事。立六十余年，相二千石无能满二岁，辄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齐得幸于彭祖，其非端人可知矣。久之，大子疑齐以己阴私告王，与齐忤，使吏逐捕齐，不得，收系其父兄。按验，皆弃市。齐亡，西入关，更名充，诣阙告大子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天子遣使者捕治，罪至死。久之乃赦出。然竟坐废。充拜为直指绣衣使者，督三辅盗贼。后从上甘泉，逢大子家使乘车马行驰道中，充以属吏。大子使人谢。充不听，遂白奏。上曰：“人臣当如是矣。”大见信用。迁为水衡都尉。久之，坐法免。后上幸甘泉，疾病。充见上年老，恐晏驾后为大子所诛，奏言上疾祟在巫蛊。上以充为使者治。充将胡巫掘地求偶人，捕蛊及夜祠视鬼，染污令有处，辄收捕验治，烧铁钳灼强服之。民转相诬以巫蛊。吏辄劾以大逆无道。坐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充因言官中有蛊气。先治后官希幸夫人，以次及皇后。遂掘蛊于大子宫，得桐木人。大子召问少傅石德。德惧为师傅并诛，劝大子矫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征和二年，七月，大子使客为使者，收捕充等。发长乐官卫士。告令百官曰：“江充反。”乃斩充以徇。炙胡巫上林中。诏发三辅近县兵，使丞相刘屈氂将。大子亦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驱四市人与丞相战。五日，死者数万人。丞相附兵浸多。大子军败，亡走湖。县名，今河南阌乡县东。皇后自杀。大子匿湖泉鸠里。发觉，吏围捕大子。大子自度不得脱，入室距户自经。大子之亡也，司直田仁部闭城门，坐令大子得出，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胜之，胜之自杀。北军使者任安坐受大子节，怀二心，及田仁皆要斩。有功者皆封侯，诸大子宾客出入宫门者皆坐诛。其随大子发兵者，以反法族。已而壶关三老茂壶关。汉县，在今山西长治县东南。上书讼大子：特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请亟罢甲兵，毋令大子久亡。上感悟，而大子已死矣。乃封泉鸠里足蹋开户及趋抱解大子者为侯。久之，巫蛊事多不信。高寝郎田千秋，即车千秋。为相后年老，上优之，朝见，得乘小车入宫中，因号曰车丞相，盖其后以此改氏车。复讼大子冤。上遂擢千秋为丞相，而族灭江充家。上初使助充者苏文焚于横桥上。泉鸠里加兵刃于大子者，初为北地大守，后族灭。其赏罚无章如此。初，侍中仆射莽何罗与江充相善。何罗弟通，用诛大子时力战封重合侯。及充宗族夷灭，何罗兄弟惧及，遂谋为逆。上幸林光宫，何罗袖白刃从东厢上。金日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变起萧墙，亦危矣。而武帝遗诏，日及霍光、上官桀，皆以捕反者功封侯。

武帝六子：卫王后生戾大子据。王夫人生齐怀王闳。李姬生燕刺[3]王旦、广陵厉王胥。李夫人生昌邑哀王髆。而赵倢伃以大始三年生子弗陵，即昭帝也。贰师将军李广利，李夫人兄也。女为刘屈氂子妻。征和三年，广利出击匈奴。屈氂为祖道。广利曰：“愿君侯早请立昌邑王为大子。”屈氂许诺。内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数有谴，使巫祠社祝诅主上，有恶言；及与贰师共祷，欲令昌邑王为帝。有司奏请按验，罪至大逆不道。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妻子亦收。贰师闻之，降匈奴，宗族遂灭。时齐怀王已前死。元封元年。燕刺王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三县。武帝由是恶旦。广陵厉王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罴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以上见《汉书·武五子传》。《外戚传》言燕王、广陵王多过失，齐怀王、昌邑哀王蚤薨，故武帝疾病，立昭帝为大子。然昌邑哀王以天汉四年立，十一年薨，实与武帝之崩同年，不得云蚤死。而赵倢伃亦蚤以谴死，则昭帝之立，亦非牵于母爱。盖武帝末年，继嗣之际，事有不可知者矣。《汉书·外戚传》言欲立昭帝，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者久之。褚先生补《史记·外戚世家》言：倢伃死后，帝闲居，问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对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是非儿曹愚人所知也。往古国家所以乱也，由主少母壮也。女主独居骄蹇，淫乱自恣，莫能禁也。女不闻吕后邪？”读史者因颂武帝能防患未然，或则议其酷，实皆不察情实之谈。远虑岂武帝所有？褚先生曰：“故诸为武帝生子者，无男女，其母无不谴死。”便见造作赵倢伃事者，并卫皇后之事，亦不能知，真可发一大噱。褚先生又言：“上居甘泉官，召画工，图画周公负成王也。于是左右群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也。”《汉书·霍光传》曰：“上察群臣惟光任大重，可属社稷。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官，病笃。光涕泣问曰：‘如有不讳，谁当嗣者？’上曰：‘君未谕前画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夫光疏贱，武帝即欲托以后事，岂得拟之周公？光与金日、上官桀之以遗诏封侯也，侍卫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先闻之，切让王莽，莽杀忽。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之语，又安知非光等为之邪？然则昭帝之立，果武帝意与否，信不可知矣。

有大臣焉，有小臣焉。大臣者，以安社稷为说者也。小臣则从君之令而已。武帝冢嗣绝，众子疏，以幼子主神器，而临终顾命，仅得一不学无术之人，则其生平予智自雄，言莫予违之习，有以致之也。武帝之疾病也，立昭帝为大子。年八岁。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光，仲孺子。仲孺通卫媪生去病，吏毕归家，取妇生光。因绝不相闻。去病既壮大，乃自知父为霍仲孺，将光至长安，任为郎。稍迁诸曹侍中。去病死后，光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出入禁闼，十有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甚见亲信。金日者，匈奴休屠王大子。以父不降见杀，没入官，输黄门养马。久之，武帝游宴见马，后官满侧。日等数十人牵马过殿下，莫不窃视。至日，独不敢。拜为马监。迁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既亲近，未尝有过失，上益信爱之。日一子二人，皆爱，为帝弄儿。弄儿壮大，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适见，遂杀弄儿，弄儿则日长子也。日在左右，目不忤视者数十年。赐出宫女不敢近。上欲纳其女后宫，不敢。上官桀者，少为羽林期门郎。迁未央厩令。上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顿首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诚念不在马。”言未卒，泣数行下。上以为忠，由是亲近。为侍中，稍迁至大仆。皆小廉曲谨之徒，便辟侧媚之士也。此岂可以托六尺之孤邪？然以武帝之赏罚任情，又好逆诈億不信，其所得人，固不过如此矣，亦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者也。昭帝立，姊鄂邑公主益汤沐邑为长主，共养省中。光领尚书事。政事壹决于光。

燕王旦，与中山哀王昌景帝孙，中山靖王胜子。之子长、齐孝王[4]孙泽结谋。诈言以武帝时受遗诏，得职吏事，修武备。为奸书，言少帝非武帝子，褚先生《补史记》：旦言今立者乃大将军子也。天下宜共伐之。使人传行郡国。泽谋归发兵临菑，与燕王俱起。事觉，泽等伏诛。辞连燕王。有诏勿治。而光长女为桀子安妻，有女，年与帝相妃，桀因盖主即鄂邑长公主，为盖侯所尚，故又称盖主。纳安女后官为倢伃。数月，立为皇后。始元四年，时后年六岁。安为票骑将军。光时休沐，辄入代光决事。盖主幸河间丁外人，桀、安为外人求封，光不许。为求光禄大夫，欲令得召见，又不许。盖主大以是怨光。桀、安亦惭。自武帝时，桀已为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并为将军，有椒房中宫之重，皇后亲安女，光乃其外祖，而欲专制朝事。由是与光争权，及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求官，亦怨恨光。于是盖主、桀、安、弘羊皆与燕王通谋。诈令人为燕王上书，言光专权自恣，疑有非常，愿入宿卫。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从中下其事，弘羊当与诸大臣共执退光。书奏，上不肯下。此据《汉书·霍光传》。传言燕王上书，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称跸，上言调校尉以来，未能十日，燕王何以知之？因党其诈，此非实录。果如所言，诈为燕王书者皆狂痴邪？《光传》言盖主等诈令人为燕王上书，《武五子传》又言王自上书，其说已不仇矣。奏何以不获下，其事不可知也。桀等乃谋令盖主置酒请光，伏兵共格杀之，因废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稻田使者燕苍知其谋，以告大司农杨敞。敞素谨，畏事，移病卧，以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以闻。光尽诛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盖主、燕王皆自杀。时元凤元年九月也。光威震海内。昭帝既冠，遂委任光。案昭帝初，丞相为车千秋。史称光谓千秋曰：“始与君侯俱受遗诏。今光治内，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之，使光毋负天下。”千秋曰：“惟将军留意，即天下幸甚。”终不肯有所言。盖时丞相之权，已移于尚书矣。金日，昭帝元年即薨。桀、安、弘羊既死，光引尚书令张安世为右将军、光禄勋以自副。是岁，车千秋卒，王诉代为丞相。明年死，杨敞代之。元平元年死，蔡义代之。敞与义皆故给事大将军幕府者也。义年八十余，行步俛偻，尝两吏扶掖，乃能行。议者讥光置宰相不选贤，苟用可颛制者焉。案《外戚传》言上官安罪恶辞多诬。云欲诱征燕王，至，杀之而立桀，尤不近情。然《胡建传》言丁外人骄恣，怨故京兆尹樊福，使人射杀之。客臧公主庐，吏不敢捕。建为渭城令，汉县，即秦咸阳。将吏卒围捕。盖主闻之，与外人、上官将军多从奴客往，奔射追吏。吏散走。主使仆射主家之仆射。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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