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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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明：流亡的悲歌试读：
名家评论
李国文（著名作家）
梅毅在评骘论定某段历史事实、审知识鉴某个历史人物时，与时下某些史学家、某些文学家，刻意要将历史写成某种样子，以达到取悦谁，讨好谁，达到获取更大利益的个人目的，是有着天壤之别的。……他宁愿坐冷板凳，啃硬骨头，溯本追源，寻出真情，回顾返视，以求真知。有什么说什么，秉持史学家的直笔；有多少说多少，体现文学家的良知，这是难能可贵的治学精神。
蒋子龙（著名作家）
梅毅英美文学专业出身，毕业后即入金融界工作，浸淫资本市场二十余载，风华正茂之年，信笔游缰，以“赫连勃勃大王”名头驰骋互联网，大哉壮哉！吾尝细谈其历史小说《南北英雄志》第一部《驺虞幡》，英伟雄健，如此笔力如此才，“茅盾文学奖”，不亦易乎！
高洪波（著名作家）“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出现，让我们中国作家这个群体感到欣喜：因为，梅毅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作家自我扩展的无限可能性，认识到，作家书写历史，其实是自司马迁以来的传统！而作家梅毅所撰写的历史著作，无论从文笔还是史实，都可以称之为“好的”。一部“好的”历史书与“坏的”历史书的区别，就在于好的历史学家能够运用他自己独特的判断力去解析历史。
阎连科（著名作家）
从文学的角度讲，梅毅的作品对我最大的印象和最主要的启发，就是他跨文体的写作。其实梅毅的作品既不是散文也不是随笔，它们包罗万象，什么都有。梅毅写作自由的程度超出我的想象。……21世纪的时候，我们说要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其实，读了梅毅的作品，我有一个新想法，就是面对21世纪各种“主义”不断的产生，我们的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把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以自己的形式发出自己的声音。
沈渭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要写活历史，除了扎实的史学功底和睿智的识见外，生动的文笔当不可少。我详读了“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感到梅毅的文笔确实生动，具有亦庄亦谐的感人魅力。他的一系列历史纪实体作品，似乎有着共同的写作风格：他力图继承太史公开创的历史文学余绪和评判史实的精神，努力效法历史演义家的结构布局和善于演绎的流风，倾心于散文、小说家捕捉细节、铺叙感受的技巧，试图熔于一炉。
王学泰（中国社会学科院文学研究所古代史研究员）
梅毅没有像过去历史学家那样，只要不利的资料，都否定。梅毅的书附的史料也很多，包括一些当时人的记载，包括内部文件，还包括一些外国人的记载，给我们开阔了眼界，为我们理解某一段历史提供了一个评价平台。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梅毅说中华英雄史”有很重要的意义，他把史学界的成果大众化了。从前教条主义的教育，对梅毅来说没有形成一个框架，没有形成一个偏见。他的书里面的很多东西，虽然是近代史学界已经研究过的，已经谈得很多了，但是他的突出意义在于把它大众化。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梅毅虽然写得很通俗，有点像小说，但是一看就知道他是下狠工夫看过史料的，跟那些网络上完全演绎、完全口语化、变成现代化的历史叙述、根据一点东西进行演绎的东西，还是很不一样的。……梅毅很注意那种历史细微的细节，你一看就感觉挺有趣的，实际上史料都有，但是过去没有人揭示这个。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梅毅的书比较可贵的地方在于，在整个的叙事过程中，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成败得失，是在历史的叙述中一环环展现出来，没有马上就进入一种历史判断。……按照历史情景的本身来展现双方的对垒的过程，实事求是地，可以说是相对平实地去展示历史。这样出来的效果，相对来说是有一定的说服力的。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像梅先生这一批具有金融背景的人，可能更了解现代人在想什么。……梅先生“一方面沉醉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一方面留恋于历史的幽暗光线”，这种生活状态，这么一种冲突，在一个写作人身上体现出来，经过微妙的递嬗后，又去影响他们的文字，而这种文字，以其独特的韵味来影响现代人的心志。
雷达（著名评论家）
梅毅高产，又有见解，而且能辩证地看时代、文学的发展，这一点非常的棒。最近这些年，我们国内关于历史方面非常地“热”，电视热播、网络热聊、影院热映、图书热销。而他2003年底就已经开始写中国大历史，可见他极富预见性。
白烨（著名评论家）
梅毅的历史写作，基本上还是正史的写法，同时有天马行空的很多杂史、野史的感觉，所以让人印象深刻。梅毅的大手笔，是他能在写事件时突出人物，以点带面，这种写法是他的首创。梅毅与众不同的历史写作，还在于他能用现代意识回顾以前的历史，他从人性角度细腻观察历史。
肖复兴（《人民文学》副主编）
梅毅讲述历史一点也不枯燥，正因为他是以人来贯穿的，并不是我们以从前传统的方式来进行断代史的研究。形象演绎是梅毅书写历史的专长，他写起历史来不仅好看，而且能活灵活现地把过去的历史再现于我们面前。
叶延滨（《诗刊》主编）
梅毅的历史写作有两大优点，第一，他确实有见识，他的历史观察力非常奇特。如果讲历史史学的真实性，人们宁肯去相信枯燥的教科书，但是人们读梅毅的历史著作，主要是想读作者的见识。第二个优点，梅毅的历史写作以文笔取胜。
刘鸿儒（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
我看“梅毅说中华英雄史”的时候，符契相合，感到由衷的欣喜。在我们证券监管单位的梅毅，竟然打着一面“赫连勃勃大王”的大旗，成为声名显赫的历史学家，而且风生水起，已成“中国互联网历史写作先行者”。他不仅写出了几百万字的中国历史作品，可谓“著作等身”，而且坊内畅销，洛阳纸贵。从2010年开始，他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开讲《鲜为人知的杨家将》《隋唐英雄志》，好奇之余，我更多感到的还是欣喜。
朱伟一（证监会研究员、社科院法学所兼职教授）
读了梅毅的历史书，我觉得历史比小说更深刻。……梅毅的视角独特，让人读之津津有味。
曹可凡（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
他（梅毅）发现了很多别人没有发现的材料，当然他更多是在现有平凡的材料当中可以找出历史的端倪，这些可能显而易见，但是有时对显而易见的东西不忽略，反而可以找出历史的真谛，这是梅先生的书突出的地方。……作为一个传媒从业者或者一个普通的读者，通过这个书，我可以获得很多知识。自序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2016年11月30日，我作为中国作协九大代表，在人民大会堂，亲耳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话语入心，感受颇深！
联想到我本人的创作，从2003年到2015年，12年时间，正是为了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了找回中华民族那份沉甸甸的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在中国最物质的南方城市深圳，我坐着冷板凳，独立完成了10卷本、500多万字的《帝国真史》系列丛书。
抚今追昔，纵观历史，如今，我静下心来，俯首思之，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我们是一个历史上有无数英雄的民族！
回望中国历史数千年进程，特别是朝代更迭的那些铁血岁月，英雄鹰扬，豪杰虎跳，确确实实让后人无限神往！在每一个令人目眩神迷的伟大时代中，各类英雄横空出世，他们之间的纠葛、交结、争斗，无不充满了动人心魄的感人故事，处处闪耀着人性的光辉，荡溢着历史的波谲云诡，迸发出惊人的感动力！即使在今天，无数中华历史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时刻，肝肠寸断的瞬间，那些汗与泪倾泻而成的故事，依旧晶莹闪耀……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物质时代，我们对中华民族的英雄崇拜，可以治疗拜金主义的“软骨症”，可以治愈蝇营狗苟的精神瘫痪，可以让我们在庸常生活中重新体味诗性的、崇高的人性大美与激情，可以一砖一瓦地重新建砌我们民族精神的巍峨华殿，可以让我们在对英雄人物的遭遇中感同身受的同时，细细咀嚼诗性而永恒的苦难、孤独与崇高——一切的一切，就是要进一步提升和重铸我们伟大民族的精神风骨！
我在“以人为本”“以人带史”的独特历史讲述中，总会给大家展示历史洪流中那些血肉英雄的一生传奇。大哉英雄，他们离奇跌宕的命运和令人扼腕叹息的结局，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和恩义散场，连我这样冷静的写作者都每每为之流泪动容。我希望能够以客观的、现场感的讲述，消除流水账式干巴巴教科书的平铺直叙，一改宫廷史书荒诞不经的星宿下凡式的神化，一改旧时代民间叙事中英雄故事天命巧合的际遇铺陈，泯除昔日怪力乱神的“超现实”力量冲突——最终的目的，就是要重力突破传统中国通史写作那种老旧的格套，从崭新的、完全的、人性义理的角度，去描写、描摹历史中的“人”在乱世之中生存挣扎所遇到的矛盾、痛苦，从而进一步展示出那些伟大时代伟大英雄的反省、发愤、坚忍，展现乱世之中人性的恢宏壮美和平凡生命力的顽强不屈。
在两千多年中华帝国历史的宏大画幅中，我们面对灿若群星的历史人物，有时候，确实不能以成败论英雄。波澜壮阔之间，我总会发现那些欢乐或悲伤英雄身上的熠熠闪光，他们高尚的友情、撼天动地的义气、深沉的亲情，以及奋不顾身的勇气——所有这些，无不具体而形象地展现出我们国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价值观，体现出我们最原始、传统的道德。他们的英雄传奇，他们的侠义勇武，他们之间的惺惺相惜，无不与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观相契合，故而历久弥新！
以历史的逻辑和历史的纵轴、横轴构建传奇化的个人经历，确实非常不容易。为此，如同入群山寻宝，我只能对史料细细爬梳，从汗牛充栋的史料中仔细挖掘，以历史真实为基础，增添合理想象，还原历史，润饰附会，撷取那些细微、深刻而又不经意处的细节，继而细细雕琢，默默推想，最终来张扬我们心目中的历史英雄楷模，体现出那些英雄们平凡中自然而然的感人情怀，挖掘出埋藏于历史深处的复杂而伟大的人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对中华民族的英雄，要心怀崇敬，浓墨重彩记录英雄、塑造英雄，让英雄在文艺作品中得到传扬，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绝不做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的事情。”
在十多年的写作过程中，我力避当下坊间最流行的群氓庸俗搞笑史观，扬沙弃砾，以历史守护者的角度，切入中华大历史活生生的血肉肌体之中，从中发现每个伟大时代各路英雄的英伟、自我突破，甚至是狂狷的人格状态，探究辉煌乱世大时代中作为个体的“英雄”的挣扎过程。
看啊，这些人，有血有泪，有悲伤有欢乐，有飞扬有落魄。看啊，这些历史长河中伟大英雄们短暂而辉煌、悲伤的人生历程，真实而丰沛的情感。今天的人们，肯定能够在谛听和仰视中，深刻感受我们伟大历史嬗变无常的命运，沉浸于历史戏剧性的快感中，体悟那些英雄在困境中的抉择和成长。
在我们为泪水所溅湿的笑声中，在惊回首的历史探望中，那些具有冰山大漠魂魄的英雄雕像，在中华民族雄浑壮美的历史背景映衬下，会越来越清晰而丰满！2017年8月6日于深圳导读让历史照亮未来
1664年，当时已是清朝康熙三年。
杭州。刑场。忽然有五个身穿明朝服装、头梳明朝发式的人出现于众人面前。为首的，乃南明大臣张煌言。临刑前，他写下这样一首诗：不堪百折播孤臣，一望苍茫九死身。独挽龙髯空问鼎，姑留螳臂强当轮。谋同曹社非无鬼，哭向秦廷那有人！可是红羊刚换劫，黄云白草未曾春？
螳臂当车，一般用来比喻顽固不化者。但是，反抗民族奴役的张煌言们这种“姑留螳臂强当轮”的悲壮之举，恰恰显示了我们中华民族百死愁绝中坚强不屈、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
他带血的头颅，为南明历史的惊叹号点上浓浓的最后一点！
回顾那个崩溃的时代，在那个病态人格比比皆是的混乱社会中，甚至是慷慨成仁的自我牺牲，都会被认作一种消极的反抗行为。随波逐流呢，也不能带来真正的解脱。于是，对于动荡、杀伐年代的读书人来说，人生变成了一种绝望的煎熬过程。
在“亡天下”的浅层忧虑和“失身家”的深层恐惧二重夹击下，明末清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一个即将完全倾覆的世界，惶恐之余，艰难地做出了自己的人生选择。顺从恭卑地自暴自弃，心如止水地削发为僧，弃暴力而合作地加入“新朝”——人生道路的那么多转折，出现在血染泥泞的中华大地之上。
无论是朱子理学还是阳明心学，在屠刀声中，在马蹄之下，它们显得那样苍白和无力。思想，在火与铁的面前，有时候是那样不堪一击。
在衰落的年代里，如何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成为一种艰难至极的选择。
明末清初的诗人阎尔梅这样叹息过：“嗟夫！士大夫居恒得志，人人以不朽自命。一旦霜飞水脱，为疾风劲草几人乎？”
这位曾向史可法表达过一定要为大明朝死节的诗人，这位自诩耿耿精忠的汉人，早于张煌言十三年，已经挈妇将雏投到清朝巡抚赵福星手下做幕僚。他为了衣食家口，早早地死心塌地为新政权服务。
这样的“聪明人”，在明末清初，不计其数。
但是，前有史可法，后有张煌言，皆可让阎尔梅这种卑微生命领略“疾风劲草”的精神力量。“平日慷慨成仁易，事到临头一死难。”横亘在明末士大夫精神门槛前的死亡深渊，那样幽暗，那样深不可测。人生的惰性和畏怯，也实在难以超越。他们要面对的，不仅仅是精神危机，还有失去身家性命的考验。于是，洪承畴、吴三桂、尚可喜、孔有德、冯铨、孙之獬们，这些病态的“清醒者”，确实能成为晚明士人的“表率”和借口。
文人士大夫内在的号称“坚韧”的精神品格，最终匍匐于刀锋利刃之下。时代的解体，正是从这些“中坚”被击溃开始。
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至1664年（康熙三年）的四十六年间，有名有姓背明降清的“贰臣”，有一百三十六人。但是，死于抗清殉明的忠臣孝子，却多达三千七百八十七人。这个数字不是由明末遗民杜撰而来，而是乾隆朝编撰的《胜朝殉节诸臣录》（胜朝，是指被灭亡的明朝）中的官方统计数字。
中华忠烈，真是不绝如缕。这些人，或为封疆大吏，或为布衣文士，国难之时，他们皆临危不惧，挺身赴难，百折不挠，杀身成仁。
史可法、高杰、夏完淳、陈子龙、张名振、瞿式耜、张同敞、张煌言，这一系列人物，代表着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驱动力。
英雄们个人的牺牲精神和笑对死亡的大无畏，成为我们民族精神最宝贵的财富，并且丰富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终极体验。
这种冒死不顾、为义殉身的宏大景象，极大地拓展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视野，已经定格为大一统民族国家不可或缺的精神核心。
希腊哲学家伊庇克泰图斯讲过：“……伦理的力量，能够而且必将产生幸福、平安以及美好的感觉……只有一种途径能抵达幸福的彼岸，这就是超脱所有道德中立的价值观。”除了宗教以外，人性是无法超脱和超越的。战争中的红尘世界遍是陷阱与屠坑，肉身破灭与精神超越正是考验勇气和道德的最佳试金石。
死亡，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法逃遁的。大无畏的牺牲和求死的渴望，成为永恒者光荣的涅槃。而眷恋贪生的依顺，成为变节者和贰臣的邪恶劫火。
可以想象，所有的南明殉国者，他们临终的精神状态皆是一种高尚的怜悯：在死亡面前，他们感受着幸存同胞、敌人、变节者的悲苦，俯视着芸芸众生的蝇营狗苟，实现了超越善恶、生死的精神自由。
所有的苦难和折磨，所有呼啸而至的白刃和炮石，在这种超脱凡俗的伟大精神面前，变得那样苍白无力。
精神的伟大，超越了苟且的生存。
所以，明末清初那些反抗民族奴役的烈士，会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不朽的荣光。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中华民族总能在四分五裂、遍体鳞伤，甚至某个政权分崩离析后，使创伤愈合，恢复、重建民族信心。
一切的历史浮沉背后，是我们坚不可摧的信念。而这种信念所依凭的英雄个体，势必成为真正的不朽者和中华文明永恒的旗帜。
正因为仁人志士的示范，我们古老的帝国才没有成为霸业的化石，也没有沦落为中空的巨大历史残骸。
一个朝代土崩瓦解了，一代又一代凤子龙孙被抛入了历史的深渊，但鲜活沸腾的灵魂，却从帝国死亡的躯体上腾然而起，引导我们进入更加光明的涅槃的另一端！（本部南明史，在少量涉及李自成、有关张献忠二人的评价部分，主要采用当时“官修”史书的资料。有关李自成的参考书目包括《崇祯长编》《明亡述略》《烈皇小识》《槐国衣冠》《赤眉寇略》《大行骖乘》《疆场裹革》《甲申传信录》等时人笔记。有关张献忠的部分，参考书目包括《蜀碧》《鹿樵纪闻》《蜀警录》《墨堂丛语》《圣教入川记》《蜀龟鉴》《蜀破镜》《行朝录》《甲申朝事小记》《荒书》《三垣笔记》《客滇述》等时人笔记。作者的观点与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的主流观点有所不同，或有偏颇之处，希望读者鉴察。）半明半灭大明朝崇祯帝的自杀和凤子龙孙的下场
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
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
座中三人，一男二女，正郁郁饮酒。
男人三十多岁，身材中等，面容清秀，神色倦怠。他头戴乌纱折角向上的翼善冠，身穿明黄的盘领窄袖袍，前后及两肩各织有晃人眼目的金盘龙，一条以金、琥珀、透犀镶嵌的玉带束于腰间，脚蹬皂皮靴。此人，正是大明朝的崇祯皇帝。
在他对面，侧坐着两个女人。一位是皇后周氏，一位是贵妃袁氏。
两个女人皆是盛装。周皇后头戴双凤翊龙冠，冠上满缀金玉、珠宝和绝色翡翠，一金龙，二翠凤，口衔珠滴，摇摇颤颤。身上，她着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绣着织金云霞龙纹，铺翠圈金，饰以珠玉坠子，华丽无比。袁贵妃头戴鸾凤冠，附以翠博山，大珠莹耀，花钗横斜。她也穿金绣鸾凤的真红大袖霞帔，红罗长裙，只是衣服的图案用织金及绣凤纹，不用明黄线，没有云龙纹。
是崇祯皇帝与皇后、贵妃在欢饮吗？不，这是三个人的生死诀别时刻，他们正在喝断头酒！
北京城外，一整天下来，忽而黄沙障天，忽而凄风苦雨，忽而冰雹雷电。但是，最撼人心魄的，是城外李自成农民军震天的呐喊杀声和轰隆隆的攻城炮声。深处皇宫内殿，仍然能不时感受到大地剧烈的颤动。
静默许久，崇祯帝尽饮一杯，瞠目对周皇后和袁贵妃说：“事已至此，只有一死！”
看到崇祯皇帝眼中的怪异凶光，娇小、艳丽的袁贵妃顿时恐惧起来，鬼使神差一样，她忽然抛杯跳起，转身离席欲逃。
崇祯帝拔出腰间宝剑，趋身上前，一剑捅进袁贵妃后背。美人顿时香消玉殒，血流遍地。
周皇后脸色煞白，不过，毕竟母仪天下多年，还能做到临危不慌。她慢慢站起，向崇祯帝深施一礼，低声说：“臣妾向陛下诀别！”言毕，未等崇祯帝开言，周皇后匆匆回到自己的坤宁宫。
国破家亡之际，这位大明朝皇后并无任何多余的言语，连遗言也没给宫女们留下一句，平静地以白绫上吊自杀。在她深沉的一声叹息过后，是颈骨断裂的可怕声音。
不久，已经有些醉意的崇祯帝摇摇晃晃赶到坤宁宫，望着吊在殿中的周皇后尸体，他忽然放声大笑：“死得好！死得好！”……
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的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霜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略显崇祯帝的“英明神武”外，他继位后，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朝走向灭亡。屋漏偏遭连夜雨内忧外困下的崇祯帝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没有任何可信赖的家人，在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他日后猜疑、偏激、固执的性格。
崇祯帝唯一比他同父异母的哥哥明熹宗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自损栋梁——枉杀袁崇焕
登基之初，由于早闻其名，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闻言更是大悦。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镇守一方的大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降旨褒奖，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致。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后，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为此，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
崇祯帝偏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必定会叛明降清，日后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侵，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这就是明代人口中的“己巳虏变”。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震骇，立刻调诸路兵马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前线，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的消息传来，后金兵也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但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代史书中称“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便欲施用“反间计”来除去袁崇焕。当时恰好营中有两个先前在城郊牧马厂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遂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人趁黑坐在这两个明朝太监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放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像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中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的诡计，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问。
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
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
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了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关。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于是，他们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袁崇焕像
最终，袁崇焕被判凌迟，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被剐于北京闹市。
袁崇焕被杀，乃是天大的冤案，但不少无知的北京市民却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个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烈士的身上之肉。
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的。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屈激荡于胸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的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年后被后金的首领皇太极当作“兵书”来用，学习“蒋干盗书”的计谋，让崇祯杀掉了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会愤怒高呼不已。
遍地烽烟——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这自然是他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的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1629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后，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天灾加上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此外，官员贪污，横征暴敛，百姓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自嘉靖帝（世宗）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神宗）变本加厉，天启帝（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崩溃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能信得过的兵校。军纪败坏、索饷哗变，几乎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暴动的参加者，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明朝正规官军如果认真应对，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中，不少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声势渐炽，首领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得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的造反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的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后来的“大西王”张献忠，就加入了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有待考证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的洪承畴手下卖过力（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这样自吹自擂过，有待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平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当过差，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油子”。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冲杀，他很快有了一支自己的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
至于李自成，虽然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并非农民出身，而是一个“下岗”驿卒，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陕西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驿站能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服务，是很有必要的“公有”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官家”的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的只有一两千两，县官扣下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点儿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建议整顿驿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搞了一年多的时间，裁撤了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成为明王朝灭亡的导火索——明朝裁减驿卒，李自成也在其中，百般无奈之下，愤而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为大明朝掉入历史深渊加了一把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聚起千余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几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关于“闯将”的名号，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的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李自成后来的妻子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都是造反时用的诨名，是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来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吃时，事情会自动平息。但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之人越来越多。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重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
由于朝廷刚刚经历了皇太极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不少精锐部队被抽调至京畿地区。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
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转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农民军的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干部”，“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予守备（上校团长）一职。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农民军首领，包括“点灯子”“满天星”等，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首领有的也留有后手，他们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另外，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大多数农民仍旧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照旧团结在首领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花了银子看不见成效，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剿杀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农民军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农民军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首数万人，陕西境内，一时间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并没有被杀光，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当崇祯朝臣尽力镇压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皇太极在东北地区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大凌河之战，明军数万精锐被歼，大量先进火器毁坏，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东进的战略，迫使明军往后退缩。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持续了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而后扬长而去。
狂龙入海不回头——崇祯帝轻信农民军“投降”的后患
见陕西境内消停了一些，明廷便下令给临洮总兵曹文诏，让他带领陕西、山西诸将，去山西剿农民军。曹文诏手下兵不多，只有近四千人，立刻从甘肃庆阳开拔，经潼关、过黄河，率先击杀蒲州、河津一带的农民军。
到崇祯六年冬，从各地调至山西、河南、河北一带的围剿官军人数，已达三万多。一直号称“英明”的崇祯帝，此时也走了他前任的老路，派出不少太监到各部队当监军。
明末农民军之所以被蔑称为“流贼”，就是因为这些人善于四处游走，东打一下西杀一下，让官军四顾不暇。但华北地区多为大平原，叛乱者们无险可据，无山可藏。官军势大，进攻不懈。最后，大部分农民军被压制于河南界内的黄河以北地区不能动弹。
见突围无望，年底隆冬时分，“闯塌天”“满天飞”、张妙手以及李自成等人，佯称要投降，向京营总兵王朴递信。王朴和监军太监杨进朝大喜，立刻制止各部官军的围剿，向朝廷上报了六十多名即将接受“招安”的“降贼”名单，自认为兵不血刃，已经立下奇功。“投降”名单上的人名很有意思，有的像是《水浒传》里梁山好汉的诨名，有的像是《智取威虎山》里匪徒的绰号：贺双全、新虎、九条龙、闯王（高迎祥）、领兵山、勇将、满天飞、一条龙、一丈青、哄天星（当为混天星）、三只手、一字王、闯将（李自成）、蝎子块、满天星、七条龙、关锁（当为关索）、八大王、皂莺、张妙手、西营八大王（张献忠）、老张飞、诈手、邢红狼、闯塌天（刘国能）、马鹞子、南营八大王、胡爪、哄世王（当作混世王）、一块云、乱世王、大将军、过天星（惠登相）、二将、哄天王（当作混天王）、猛虎、独虎、老回回（马光玉）、高小溪、扫地王、整齐王、五条龙、五阎王、邢闯王、曹操（罗汝才）、稻黍杆、逼上路、四虎、黄龙、大天王、皮里针、张飞、石塌天（当系射塌天李万庆）、薛仁贵、金翅鹏、八金龙、鞋底光、瓦背儿、刘备、钻天鹞、上天龙。
千奇百怪的人名，共计六十一个。
明军放松警惕后，不少兵卒还与即将“投降”的农民军做起买卖来，偷出军营的军靴、棉衣、兵器等物卖与对方。
数名农民军头领暗中早有串联，趁诈降机会大大地休整一番。他们吃饱喝足后，趁山西垣曲到河南济源之间黄河封冻之机，纵马狂奔，整部整部地突破黄河天险，冲出明军包围圈，忽喇喇出现在中原大地。
由于河南地方官员没有镇压经验，中原平地又便于驰骋，农民军犹如水银泻地一般，四处窜击，不仅席卷河南全境，而且在周遭的安徽、四川、湖广等地均处处开花。由此，局部农民战争，一下子变成了明朝政府全面的祸患。
特别是河南连年大旱，当地人活不下去，见当“贼”能吃饱饭继续存活，不少人纷纷入伙，农民军军势益炽。
于是，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等部进入卢氏山区，与当地偷掘矿藏的“矿贼”合伙，直下湖广，连破襄阳、上津、房县等地，如入无人之境。而“扫地王”“满天星”“横行狼”等人西入武关，连陷山阳、镇安等地，然后北上雒南，杀向西安。待洪承畴率军来截杀时，他们南下四川，攻城略地。横行数月，农民军主力最终回到了陕西。
为了统一事权，明廷任命陈奇瑜总督五省（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军务。在河南陕州会师后，他统军南下，打得在均县、竹山一带活动的张献忠、李自成等部纷纷退却，转往陕西。
大部农民军在明军的围追堵截下，误入汉中栈道险地车厢峡。由于两个多月的阴雨天气，农民军弩解刀锈，衣甲多日不干，缺粮少食，几乎丧失了战斗力。如果明军趁势进攻，这几万人只能任人宰割。
情急之下，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齐集商议，各自拿出先前抢掠的金银财宝，用几十匹骡马驮运，送入陈奇瑜营中，遍贿明军上下军官。在左右力保下，陈奇瑜答应用抚招降，准备接受农民军的“投降”。
由于朝中兵部尚书张凤翼也主抚，崇祯皇帝信之，下诏招安。结果，陈奇瑜派出明军小头目，一对一百，对“投降”的农民军登记整编，准备尽遣这些人回乡安置。
眼见大伙儿都成“良民”了，明军松懈，捧着农民军方面“孝敬”的大酒罐痛饮，搂肩搭背互诉衷肠，都表示不打仗好。结果，一夜之间，农民军在统一布置下忽然翻脸，尽杀安抚官（一百杀一个，太容易），夺马夺兵器后四处出击，立呈燎原之态。
可见，明政府对农民军“伪降”“诈降”一直没有戒备，使得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绝处逢生，化险为夷。诸部农民军脱险后，自汉中逸出，回奔陕西、甘肃攻掠。
崇祯帝大怒，撤掉陈奇瑜，改任洪承畴为兵部尚书，总督五省军务。
屋漏偏逢连夜雨，明军西宁士兵哗变，洪承畴不得不首先处理西宁军变。等他回来时，“流贼”们都已东奔入河南。
农民军在河南集结后，共七十二营三十万人左右的队伍，各推首领，于荥阳举行大会，商议共拒官军事宜。
崇祯八年年初，过了一个肥年的农民军主力由河南汝宁入安徽，攻克颍州后，直杀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凤阳。
凤阳是明朝“祖陵”所在，一直没敢建城墙，怕压住龙脉。结果，正月十五元宵节，农民军蜂拥而至，杀掉当地守军数千，并派人掘了明帝的“祖坟”（其实朱元璋父母早就被丢于乱坟岗，皇陵仅是象征性建筑）。然后，龙兴寺和皇陵宫殿均被农民军一把火烧成白地。
祖陵被掘，崇祯帝气得发疯，在下“罪己诏”的同时，杀掉凤阳巡抚等多名高官。然后，他调集七八万大军，发足军饷，命令洪承畴在半年内一定要消灭所有农民军主力。
恰恰是在凤阳，李自成与张献忠二人结下梁子，从此分道扬镳——攻破凤阳皇陵后，张献忠俘获了在皇陵充当乐手的小宦官十二人。每次酒宴，张献忠就让这些小阉人为他吹吹打打，以乐佐酒。李自成看着眼红，就向张献忠索要。张献忠先是不给，李自成固请，多次派兵上门来索取。张献忠大怒，派人砸毁所有乐器，再让兵士把小宦者送给李自成。
李自成追问乐器下落，回言张大王已经砸毁。一怒之下，李自成持剑，把十二个小阉人全部捅死，以泄胸中愤恨。由此，李、张二人失和。
崇祯帝要半年内平灭农民军，说来容易做到难。各路农民军返回秦地，饥民纷纷相从，规模几近二百万人。
李自成率部坚持在陕西发展，并在进攻甘肃真宁（今正宁）时杀掉明军猛将曹文诏，给予诸路明军以极大的精神打击；高迎祥、张献忠、“老回回”马守应等人吃尽当地粮食后，又从陕西东出潼关杀回河南。
眼见洪承畴一个人忙不过来，明廷只得让湖广巡抚卢象升协助，让他剿东南，洪承畴专剿西北。
高迎祥、张献忠等人东下安徽，对滁州展开围攻，卢象升立刻领兵去救，但扑了个空。
农民军在密县、登封一带与官军交手得利后，复回陕西。洪承畴本来在甘肃打得李自成等人喘不过气来，正要集中兵力予以消灭时，驻守宁夏固原的明军因缺饷发生兵变，洪承畴只得赶过去救火。李自成逃得性命，奔回陕西老家。
沮丧之余，明廷终于得到一个好消息。崇祯九年夏末，在孙传庭、洪承畴两部明军的围堵下，“闯王”高迎祥在周至被生俘。明廷立刻派人把他押解到北京，凌迟处死。
高迎祥之死，对农民军打击很大，张妙手、“蝎子块”等头目纷纷乞降。这次，他们是真正投降。可笑的是，明廷为免蹈前车之覆辙，几个农民军头目投降不久，均被交付各部官军斩首。
李自成方面，在米脂、绥德一带休整后，本来想渡河进入山西，见明军有备，他只得率部西行，在宁夏、甘肃一带活动。
崇祯九年年初，李自成与十余支农民军联手，从秦州出发，想攻取汉中。但明朝总兵曹变蛟早已设伏，农民军被打得大败。
见入汉中不成，李自成便转头进攻四川，攻破广元后，连克数十州县，所向披靡。见明朝政府军云集川地围堵自己，李自成出四川往北，杀入甘肃境内。
在崇祯九年（1636年）明廷狼奔豕突追杀堵截农民军时，东北的皇太极改国号“大金”为“大清”，年号由“天聪”改为“崇德”。
拜天大典上，朝鲜使臣罗德宪、李科二人反感这些“鞑子”们的仪式，站立不拜。皇太极大怒，但他并未杀人，而是在打发二人回国时撂下一句话：“尔国王若知逆顺，当送子弟于我国为人质。不然的话，我必兴兵，直到把尔国打服为止。”
在出兵朝鲜之前，夏五月，皇太极先派十四弟多尔衮等人率十万大军第三次深入明朝腹地，并明示此次进攻的目的只在抢掠明朝京畿地区，以抢人掠物为主，不计城池得失。
明廷以为清军会从山西入京，岂料清军选择进攻延庆，入居庸关后，杀入昌平，焚毁了明熹宗的德陵（这位酷爱做木工活的皇帝估计在阴间也找不到木头做家具了）。
清军数月之间遍掠畿内，五十六战皆捷，俘掠人畜二十万，于秋九月从冷口从容退军，并派人在塞上砍去树皮，以墨写上“各官免送”，羞辱胆怯的明朝军将。
同年秋，皇太极自统大军跨过鸭绿江，对朝鲜展开大攻势。九月十日，清军挥师渡江，攻陷义州，一路势如破竹，十四日已攻破平壤，国王逃出汉阳，三十日，清军占领汉阳。
身在南汉山城的朝鲜国王无奈，在崇德二年正月三十，只得亲自出城入清军军营投降，正式向皇太极称臣，答应如下几项条件：一、断绝同明朝的关系；二、奉大清正朔；三、每年向清朝进贡；四、把朝鲜国王世子送入清国为质子，常年待在沈阳；五、惩处主张与清朝交战的大臣。
还好，皇太极并未杀王灭国，订立誓约后即于二月二日撤兵，朝鲜国王率群臣跪送。
由此，清朝再不用担心朝鲜反复，还可从这里征调人力、物力以对付明朝。
错把懦羊当猛虎——崇祯帝误用杨嗣昌
按倒葫芦又起瓢。崇祯帝深感朝中无干事能臣。挑来选去，他选中了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听这名字就不祥），武陵（今湖南常德）人。此人系万历三十八年进士，其父不是别人，正是崇祯初年力主抚议最后被革职下狱的杨鹤。
崇祯七年，杨嗣昌任宣大总督，由于自诩知兵，他向崇祯帝上奏不少条陈，有一些确实管用，比如官方开矿招工以瓦解私矿矿徒造反等。由于其父杨鹤病死，杨嗣昌丁忧在家。丁父忧刚要满期，其母又死。这时，崇祯帝见兵部尚书一职空缺（原尚书张凤翼畏罪自杀），就诏起杨嗣昌“夺情”视事。
杨嗣昌是进士出身，工笔札，有口辩，在崇祯帝面前朗朗开言，天文地理五行兵书无所不通，确实唬住了皇帝。每次入对，君臣二人都会密谈良久，崇祯皇帝常常慨叹：“恨用卿晚！”
面对当时“贼”满天下的局面以及清廷虎视眈眈的威胁，杨嗣昌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对于剿杀农民军的策略，他提出“四正六隅”的“十面之网”，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由此构筑成“十面之网”，让“流贼”插翅难逃。
凭公而论，杨嗣昌的战略在理论上没什么漏洞，但坏就坏在纸上谈兵。而且，明朝各地将领、官员的执行是否到位，也是检验这种策略的“法宝”。
要实现“十面之网”打大仗，必然要有钱，因为“十面之网”需要增兵十余万。有兵，就要有饷，饷银从哪里来？崇祯皇帝已经明确告诉杨嗣昌“内帑空虚”，大内无钱。这样，就只能把饷银进行摊派和转嫁。
如果是按以前卢象升的建议实行“因粮”（即田多的地主应该多交粮），不算是坏事。要命的是，杨嗣昌病急乱投医，他改“因粮”为“均输”，即平摊在一般百姓身上。如此一来，为丛驱雀，为渊驱鱼，使得无数本来就活不下去的“良民”，铁下心加入“流贼”队伍。
崇祯用杨嗣昌是错，而这杨嗣昌用人更是错。他认为总督河南的王家桢软弱无能，就推荐福建巡抚熊文灿代任。
熊文灿乃大言虚妄之人，在其福建任上，专以金银财宝实施“买通”的安抚政策，招降海盗郑芝龙等人，然后“以贼杀贼”，依赖郑芝龙之力平定闽地的海贼。在两广总督任内，他还是依恃郑芝龙，平灭了大海盗刘香。
由于在闽广之地为官日久，熊文灿手中奇珍异宝无数，他拿出不少送入京中权门贵府，企盼自己能久镇岭南，坐享一方富贵。
其间，崇祯帝怀疑海盗头子刘香不是真死，就派太监以采买货物为名前往广东察验虚实，同时观察熊文灿为人。
身为“中央特派员”的公公到后，熊文灿金山银山地招呼，留饮十日，极尽奉承巴结。特派员公公高兴，言及中原“流贼”方炽。当时老熊喝多了酒，拍案大骂：“诸臣误国！如果我熊文灿前去，岂能令鼠辈猖獗如是！”
公公闻言大喜，起身拱手：“我来此地非为采买货物，实是奉皇上之命观察熊公您的为人。熊公有当世大才，只有您可以杀平中原流贼。”
熊文灿吓得一下酒醒，傻眼了，后悔得要打自己的嘴巴，情急之下，他马上凑弄出自己去中原剿贼的“五难四不可”。
公公乐着说：“熊公您甭推辞了，我回去入禀皇上，倘若陛下有意，您也不能推辞大任。”
崇祯帝知道此事，就问杨嗣昌。杨嗣昌立刻推荐，说熊文灿绝对是人才。其实，杨嗣昌对老熊的为人一无所知，他在朝中的好友姚明恭与熊文灿是姻亲，劝他把老熊当成心腹助手来用，故而有此推荐。
于是，明廷诏下，拜熊文灿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军务。
熊“总理”得诏后，闻知明将左良玉兵精，立刻调其六千精兵为自己贴身护军，又招募广东当地人两千多名，携“高科技”火器赴任。
过庐山时，熊文灿见到昔日好友高僧空隐。大和尚劝他说：“流贼不同海贼，招抚之计不可轻用。如果师出不胜，性命不保。”
熊文灿悔得肠子发青，却只能硬着头皮前行。
左良玉乃桀骜宿将，其下属与广东兵说话如鸡同鸭讲，天天边走边互骂殴击，乱成一团。不得已，熊文灿只得打发粤兵回家，但左良玉兵又不听他指挥。杨嗣昌知道情况后，另调五千边兵归熊文灿调度。
杨嗣昌在崇祯面前拍胸脯说：“三月平贼。”他自己确实卖力，严肃纪律，大用赏罚，加上陕西总督洪承畴、陕西巡抚孙传庭以及曹变蛟、贺人龙、左光斗、黄得功等将领有才略、有勇气，在甘肃、四川等地打得李自成等部连连败退，几乎全歼农民军主力。
自崇祯十一年秋至十三年秋两年多的时间里，李自成只有百十号人在河南深山老林里瞎转悠，官府认为他非死即伤，基本不再注意他的动向。
当时，张献忠、“闯塌天”（刘国能）、“过天星”等部的农民军势力很大，但在官军大力围剿打击下，逐渐不支。惧怕之下，他们提出要投降。
如果遇上洪承畴或孙传庭等人，肯定不吃这一套，农民军假降诈降不是一两次，歼此“穷寇”，可谓千载一时。可巧，一直吃惯了“安抚”甜头的熊文灿见京营军民屡战屡捷，自己寸功未立，心里很急。他一到安庆，就派人去正在湖北麻城一带活动的张献忠和刘国能处招降。
刘国能首先投降，这位庠生出身的“贼头”为母所劝，还是真降。张献忠不死心，四处流窜，他本人几乎被左良玉打死。穷蹙之下，他只得表示投降，送给熊文灿许多奇珍异宝。朝中杨嗣昌听说此事，怕张献忠诈降，主张趁机剿杀。关键时刻，崇祯帝自作主张，下诏主抚。于是，张献忠在谷城外造房数百间，买地种粮，与民间交易往来，看似解甲归田，实则伺机待动。
崇祯十一年到十二年五月间，由于张献忠、刘国能的“示范效应”，农民军头目罗汝才、“整十万”“十反王”“托天王”等人纷纷向熊文灿投降。得到同意后，这些人并非立刻被遣散，而是分营于当地驻扎“待处理”。也就是说，“受抚”期间，农民军得到了最宝贵的喘息和休整机会。特别是张献忠最富心机，在狮子大开口向明政府要粮饷的同时，本部人马高度戒备，刀不离身。
在熊文灿及杨嗣昌等人的斡旋下，张献忠得地，得官，得关防。罗汝才在房县倒没有索饷，但其所部一直保持战时编制，只是暂时不打官军不掠民财而已。
一直杀气腾腾搞“十面三网”杀绝农民军的杨嗣昌，看主子崇祯皇帝脸色，也附和起熊文灿主抚招降。当时，也有头脑清醒的地方官，如郧阳抚治戴东渂密奏，希望朝廷下令让农民军缴械，然后乘机剿杀，以绝后患。对此建议，崇祯朝廷未尝不想。但边警忽起，皇太极的清兵嗷嗷而至，明廷一时间顾不过来，没有认真对付这些假寐的群狼。
崇祯十一年（1638年）秋八月，极擅用兵的皇太极自己统领一军在大凌河一带做出大举进攻状，把不少明军牵制在附近。同时，清军真正入侵的主力在豪格、岳托以及多尔衮的率领下，分成数队，远攻明朝内地。
岳托一军直奔密云，破边墙而入。依理讲，密云的墙子岭长城隘口十分险峻，但守此处的明朝总兵吴国俊正给派来军中当“监军”的邓公公过生日，兵将们大多正排队叩头祝寿，痛饮寿酒。清兵来袭，明守军猝不及防，故而任由清军一鼓作气杀入长城以内。多尔衮所部进展也很顺利，在青山关口破墙而入。两部清军于通州会师，弃北京不攻，到涿州后再分成数部自北而南，在华北平原上纵情驰骋蹂躏。
崇祯帝赶忙下令京师戒严，命令各地人马赶来勤王。
清军此次来，算起来已经是第四次入口侵掠。此次防御作战的重任，落在了宣大总督卢象升身上。
卢象升，江苏宜兴人，天启二年进士。虽然是文士出身，但这位白皙颀长的俊雅男子善骑射，娴将略，能治军，乃真正的文武全才。自崇祯六年开始，卢象升以按察使身份在山西等地“讨贼”，屡立战功，成为农民军最惧怕的方面大帅。清军入口时，卢象升正丁父忧，闻难奉诏，穿孝服督师。
听闻朝内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主持与清廷和议，卢象升痛心疾首，入京见崇祯帝慷慨主战。心中无底的青年皇帝闻此，为之色动心壮，发内帑万金犒军，支持他与清军正面交战。
由于主和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和太监高起潜暗中阻挠，卢象升的军事计划多不得实现。他当时名义上是总督“天下援兵”，其实手中仅有一万多兵马。由于不久陈新甲（原宣府巡抚，也被“夺情”视事。此时恰好杨嗣昌、卢象升、陈新甲三位重臣，皆是孝服在身，其兆不祥）又至昌平，卢象升只能分兵马与他，这使得卢象升自己的军力更加单薄。
面对汹汹而来的清军，卢象升主张集合数路援军，共击清军，崇祯帝不纳。无援无饷之下，卢象升手下只有几千疲卒，在巨鹿附近屯兵。
畿南三郡父老闻言，苦请他召集民兵，休整再战。卢象升感泣：“自从我与流贼相战，数十百战未尝败绩。今手下仅疲卒五千，大敌西冲，援师东隔，事由中制，加之食尽力穷，死在旦夕！死则死尔，为国为民，我不愿连累百姓遭兵。”乡野村民闻言，哭声雷动，纷纷捐出家中仅存的口粮给卢象升当军粮。
十二月十一日，卢象升进至贾庄。当时，太监高起潜拥关宁铁骑重兵在五十里以外的鸡泽（地名），卢象升派人求援，高公公怯战不应。
卢象升行至蒿水桥，突遇大队清兵，双方遂战。从半夜战至天明，清军铁骑数万，里三层外三层把卢象升几千明军包围。卢象升指挥兵士，拼死力战。“自辰迄未（六小时），炮尽矢穷”，最终明军士兵皆战死，唯剩卢象升一人，身中数创，仍旧手提三尺剑，亲手杀掉数十清兵。刀剑矛枪之下，卢象升壮烈殉国。
对于如此在战场牺牲的大明烈士，太监高起潜逃回城后，竟掩盖他英勇战死的事迹。杨嗣昌是一个小人，也想上报“下落不明”来阴构卢象升“临阵逃脱”。最终，当地父老寻得大英雄尸身，杨嗣昌竟然连扣了八十多天，不验尸，不上报，仇及死人，真是奸刻大阴。
卢象升殉国时，年仅三十九岁。其后，其家族死于国难者一百多人，可谓一门忠烈。
清军大掠河北后，呼啸奔驰至山东，四处杀掠，并攻陷坚城济南，生俘明朝宗室德王朱由枢。清军在济南展开大屠杀，近十六万人被杀，整个城市被抢个精光。
这时候，各地的明朝勤王军已有十来万人，由大学士刘宇亮以及陈新甲统领。明军虽众，但他们怯生生一路尾随清军，根本不敢进攻。
转年二月，多尔衮等人携无数金银财物及数十万被掳汉民、牲畜，自天津渡水还东北。明将皆远远观望，没有一部敢于趁清军半渡运河时出击，眼睁睁看着清兵满载而去。
此次冀鲁侵掠，清军克七十多座城池，杀明官明将一百多人，生擒德王等宗室三人，平民被杀二十多万。
此后，崇祯十五年深秋，松锦大战后清军又攻掠了山东一次，杀掉鲁王朱以派（被俘自杀）。清军转战八月有余，俘汉民近四十万，掠财物无数，饱抢而归。这第五次入口杀掠，也是清军入关前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掠扰。
杨嗣昌掌权以来，丧师失地，言官为此上章弹劾。崇祯皇帝刚愎自用，认为是他本人亲自擢用杨嗣昌，听不得异议，贬逐上书言官。同时，他对这位书生臣子宠眷不衰，让他负责评议“文武诸臣失事罪”，追究清兵入口以来各地守官的责任。
杨嗣昌十分卖力，详细列出五等罪：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然后按罪抓人，大兴刑狱，共杀包括巡抚、总兵、总监在内的官员三十六名，而他——这位最重要的廷中指挥者，则没有任何责任。一时间朝野大哗。
清军饱掠而去，明廷稍稍松了口气。杨嗣昌不闲着，于崇祯十二年年初提出从各镇边兵中抽练精兵。经过“精密”计算，数目可达七十余万。崇祯皇帝很满意这个数字，觉得手中如果真有七十多万虎狼之兵，平“贼”平“虏”应该有足够的把握。但是，说话容易，行事极难。练兵七十万，军饷从哪里出？崇祯十年时加派“剿饷”税，本来说是暂征一年，结果根本未停，现在又多出一笔庞大开支。
杨嗣昌自然有办法：增派“练饷”，很快搜刮到七百多万两白银。这些人民的血汗钱，绝大多数打了水漂，各地将领、官员玩命虚报兵员数字，无非是借名搜刮敛财，没有几两银子真正用于“练兵”。
更坏的后果是，横征暴敛使得饥民雪上加霜，纷纷抛荒田地逃散。所以，崇祯十三年看似空前的“自然灾害”，实则是加派“练饷”敛赋的人祸。如此，精兵没练成，更多的农民逃亡，不少人加入农民军，明政府实际上得不偿失。
清兵进犯的压力减弱后，明廷的注意力自然转向在谷城附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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