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瑞峰,孙力平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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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弦歌：浙江工业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建设与改革试读：
大学使命引领的教学团队建设
□肖瑞峰随着社会的不断变革，大学的使命由一元演变为多元：中世纪欧洲的大学注重教学使命，19世纪德国大学推进研究使命的发展，到20世纪美国大学提升了社会服务使命的地位。这些使命的交替呈现、相互作用，让大学日益走进社会的中心，促进了大学的繁荣，但同样也给大学自身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多元化的大学使命中如何守护、发展教学这一大学的核心使命。
创建和打造卓越的教学团队，建立和完善一流的教学队伍，成为21世纪初中国高等教育应对大众化背景下教学使命危机的重要举措。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由此应运而生，并以此作为实践三大使命互动、创新教学团队建设模式的契机，在教学、研究、社会服务的互动中整合教学资源、形成教学合力，提升了教学团队在教育质量工程建设中的意义和价值。
一、互动发展的团队哲学
教学团队作为承担共同教学使命的正式群体，团队中的个体必须明确团队的共同目标和任务，并在团队成员间培养互相协作的团队作风，逐步建立有效的“同伴互助”、团队合作机制，实现“1+1＞2”的整体超越。正如维果茨基为代表的社会建构主义指出的：“知识的建构发生在与他人交往的环境中，是社会合作与社会互动的结果，就[1]实际情况来看，教师最大的援助也是来自其他教师。”
教学团队带头人作为团队的组织者、指引者，发挥着引领教学改革方向、担纲教学研究的重任，其教学学术水平和领导能力决定着团队的兴衰。本人作为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负责人，亦为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负责人，曾主持教育部教改项目、省级教改项目5项并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发表近10篇高质量的教学论文，主持《中国古代文学史》国家级精品课程，担任浙江省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主任委员，有幸被评为第二届国家级教学名师。如此身体力行，自然能对团队成员参加教学研究、致力教改实践起到带动作用。
教学团队带头人的关键作用，并不是传统组织中领导权和决策权的独享，而是通过有效的管理为团队提供支持和服务，诸如独立、创新、批判等大学精神应该成为教学团队文化建设的基础。依托共同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平台和各自的研究专长，在团队内部进一步倡导“尊重多样性、富有包容性、更具开放性”的合作文化，通过小组交流、深度会谈、观察模仿等活动，团队成员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整合成团队知识；通过交流共享团队知识被内化为成员个人的知识结构，因而在专业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有效实现团队成员“博学”与“专通”的结合、知识技能与教学经验的互补，最终实现团队总体的知识增值。事实上，团队成员面向浙江的教学资源持续性建设、推陈出新的教学方法多样化探索，既丰富、发展了团队带头人的教学范式，又真正体现了团队建设的本质意义。笔者牵头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国家级精品课程、参与的汉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备案）就是这种团队发展的成果结晶；本团队另一核心成员孙力平教授被评为省级教学名师，则是教学队伍共同成长的重要佐证。
二、源流相生的教学建设
教学团队存在的价值是教学，但发展的源泉却在于研究。教学与研究这种“源”与“流”的关系，正如洪堡在创办柏林大学时所提出的， 大学不仅应当传授知识， 而且应当发展知识，通过坚持“自由的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 成为理想的新人。大学应当成为一个“知识性的社会”，生产出研究成果，这样才能高质量完成大学的教学使命。
各类高等院校，尤其是大学，所有的教学都应该是有研究的教学，有了科学研究不一定有高质量的教学，但没有科学研究必定没有高质量的教学。学科专业、科学研究是解决“教什么”的问题即教学内容的问题，教师的学科专业知识越丰富往往教学内容越充实；教育科学、教学技能是解决“如何教”的问题即教学方法问题，教师的教育科学知识越丰富、教学技能越强，教学效果就越好。在当前学科建设成为大学建设龙头、科研团队成为大学教师组合常态的情况下，教学团队应该成为综合解决“教什么”和“如何教”问题的新学术性组织形式。面临大学教学与科研分离甚至对立的“实然”状态，学校一方面努力建立教学科研的等效评价机制，如将教学建设项目提升一个级别对待、为国家级教学团队等“质量工程”项目专设高级岗位，引导教师的教学精力投入；另一方面，将学科打造成承担教学、研究、社会服务职能的基本单位，以此为基础促进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的一体化建设，充分发挥教学团队开展科学研究的功能、科研团队开展教学育人的功能。将教学任务作为学科的基本职责，将教学的学术性作为教学团队、科研团队融合的切入点，将课堂教学改造为研究性教学作为体现教学团队教学质量的标志，由此从机制上建立起科学研究和学科发展为教学发展提供“源头活水”，而在课程教学中产生的教学改革反馈信息则进一步刺激学科的探索。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凭借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这一重点学科的建设来提升教学的学术性。学科根据各位成员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古代文学与浙江地域文化、古代文学的诠释与传播、古代文学的形式与体制等研究方向，近五年先后承担了 “中晚唐政治与文学研究”、“西湖文学史”、“《灵隐寺志》等六种文献点校”等5项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省社科规划重点课题。这些研究成果进课堂、进教材、进网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唐宋词研究”等一系列古代文学课程之中融入最新研究成果；把教材的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先后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国古代文学简史》等教材，而《宋词诠释学论稿》则既是浙江省社科基金的优秀成果，又是选修课程“宋词诠释学”的教材；不断充实完善精品课程网站，推进教学资源的立体化建设，建立了相关的习题库、试题库、讲座录像库和参考资料库，将团队成员的成果通过现代媒介呈现给学生。
三、溯源地方的课程拓展
随着大学逐渐走向社会中心，直接的社会服务成为大学日益重要的使命。但这种社会服务从来不是单独发生的，而是与教学、研究相伴进行的。正如卡耐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指出的那样，这些服务活动必须具有学术性，而不应该包括教师以公民身份从事的活动。与此同时，知识形态的改变，即社会不仅需要大学提供纯粹理论性的知识， 而且更多地需要与相应行业发展相适应的实践性知识和本土性知识。因此，大学的教与学变得更加多样而富有挑战性，传统的教师教、学生学的模式也将演变成为教师、学生、社会各业有专长的人士之间的互动和信息交流， 学生的学习空间将大大改变和拓宽。大学教学团队作为在多元化使命中承担共同教学任务的教师组合，在面向地方的社会服务中，将研究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将地域资源转化为教学资源是教学团队成员应有的意识和能力。
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立足于浙江这样一个经济相对发达、文化底蕴相对深厚的“吴越之地”，同时面临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的时代机遇。而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长期以来着力于文本的阅读和史的梳理、总结，在知识日益更新的今天也面临着走出课堂、超越课本的改革需要。为此，教学团队加强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浙江地方文化的结合。浙江在久远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适合本地土壤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根基深厚但又零散而不系统。因此，我们团队便以挖掘、整理、发展、提升地域文化为切入点服务浙江文化大省建设，以此为基础建立浙江特色的古代文学课程资源库。团队成员主持的“西湖文学史”课题成果在西湖文化保护、西湖申遗活动中得以运用；“古典诗词与西溪文化”课题的成果在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开发与建设过程中被采用，其中的“两浙词人词堂”即充分利用了其研究成果；“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与语用学研究”课题将传统的古代文学教学与当今的语言运用结合起来研究，其成果在规范杭州市地名、路名以及公共场所的语言文字应用方面发挥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积极参与浙江省文化工程的建设项目，深入研究浙江历史文化名人，承担《李渔传》、《于谦传》、《俞樾传》等研究课题。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建设中注重浙江地方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古代文学史的编写；图书资料形成了浙籍经典系列，如“槜李诗系”、“四明丛书”、“甬上耆旧诗”、“续甬上耆旧诗”、“金华丛书”、“武林掌故丛编”、“杭郡诗辑”、“国朝杭郡诗辑”、“西湖文献集成”等；从地图、文物、人物画像及手迹、诗意图、小说与戏曲的插图、书影等方面搜罗浙江古代文学相关的资料；依托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组织学生参与杭州市的文化建设活动，如为风景区建筑撰写楹联、碑记。通过溯源地方文化、参与社会服务建立起来的特色资源，让中国古代文学这样“故纸堆”里的课程有了立体感，容易枯燥的课程变得“鲜活”起来。
四、师生互动的课堂实践
大学使命的不断延伸、分化可能分散了大学的资源和精力，从而造成大学教学使命的危机，而上面所述的建设实践证明，如加以综合考虑，大学也可以由此不断拓展人才培养的途径和形式。但是，于大学教学自身而言，如果忽视了学生这一主体而教师自顾滔滔不绝，则必然让教学成为教师自言自语的独白而丧失生命力，大学的教学使命则会出现内在的危机。
课堂教学是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过程。学生只有成为课堂教学的真正参与者、推动者，才能成为受益者。“教师的职责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地传递知识， 而越来越多地激励思考；除了他的正式职能以外， 他将越来越成为一位顾问， 一位交换意见的参加者， 一位帮助发现矛盾论点而不是拿出现成真理的人。他必须集中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那些有效果的和有创造性的活动：互相影响、讨论、激励、[2]了解、鼓舞。”因此，检验一个教学团队是否优秀也应该以学生的参与程度、学习质量为标准。中国古代文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在理念上坚持将学生作为主体，“把教的创造性留给老师，把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将学生纳入到教学团队中来，形成大教学团队；不断扩展师生互动的课堂教学阵地，形成了超越教室的大课堂。在教学方法上，以角色扮演法和情境教学法为基础，教学团队扩展出作家作品阐释法，采取丰富多彩的方式（包括各种艺术表达方式）对古典作品进行阐释。尤其是一位教学团队成员利用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联系，将全部课程分为十五讲，从流行歌曲的发展历史来考察其与古典诗词的结合，学生在《蒹葭》、《水调歌头》等具有古典意境的歌曲欣赏、吟唱、调研中感受古典诗词的艺术生命力，获得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教育价值。同时，教学团队指导学生成立梦工厂话剧社、驼铃剧社、蝗虫剧社、布袋戏社等多个相关社团，将古代文学作品搬上舞台；以“弘扬国学经典、提升人文素养”为主线，举办“国学文化节”、大学生和留学生经典诗文诵读大赛、国学知识竞赛、“经典回响”中华名篇千人诵读会等系列活动；在邀请名家常年开设“国学讲坛”的同时，专门开设弘毅学生讲坛，由学生主办、学生主讲。在大课堂的快乐互动中，学生们跨越了时空的界限，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古代的文化生命及其精神如盐着水为他们所吸纳。
教学团队的互动式建设模式是大众化背景下教学质量危机的有效应对，是一种可操作、有效果、可持续的教学团队模式，是在大学多元化使命中教学团队发展教学使命的成功探索。但毋庸讳言，大学要发挥教学团队建设模式的示范作用、形成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当今大学制度中还有很多障碍需要跨越：教学团队大多是从原有教研室、专业基础上转变过来，如何实现教学团队“质”的变化？如何处理教学团队与学科、专业、教研室等基层组织的关系？怎样突破原有的个人绩效评价模式，建立有利于教学团队发展的评价机制？教学团队建设中这些障碍的存在和跨越，再一次证明教育质量工程是一个倍需教育智慧和改革勇气的系统工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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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式教学团队的建设与思考——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教学团队
□彭万隆一、教学团队建设现状评述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把高等教育重点放在提高质量上，国务院、教育部、财政部先后出台了国发〔2007〕14 号文件、教高〔2007〕1 号文件和2 号文件，全面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以下简称“质量工程”）， 其中一个重点建设的项目就是“教学团队与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部和财政部于2007 年8 月23 日下发了《关于组织2007 年国家级教学团队评审工作的通知》（高教司〔 2007〕136 号），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根据地域分布和行业现状，在全国高校中建立1000 个老中青结构合理，教学效果明显，在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可以起到示范作用的国家级教学团队。本项目采取学校先行建设，教育部组织评审， 教育部和财政部联合批复立项。计划2007年评审并资助100个国家级教学团队， 2008年至2010 年，每年评审并资助300 个国家级教学团队。其目的在于通过建立教学团队合作机制，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开发教学资源，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交流，推进教学工作的传、帮、带和老、中、青三相结合，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确保高等教育教学质量的不断提高。
根据教学业务组合的需要，教学团队的表现形式、团队持续的时间、团队的人数多少、人员组成等都有所不同。在教学实践中，按照完成的目标不同，高等院校国家教学团队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1）专业建设型教学团队。该类型的教学团队以某一个专业建设为平台，内容包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师资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条件建设、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等，一般以一个系为单位组成。（2）课程建设型教学团队。该类型的教学团队以某一门课程（或课程群）建设为平台，内容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方法、教学资源建设等，一般以教研室或共同承担某门课程的教师组成。（3）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型教学团队。该类型的教学团队以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及实践教学、实训实习条件建设为平台，内容包括教学基地的制度建设、校企结合机制的建立、实践教学模式、实践能力评估与考核等，一般以实训室（或教研室）、实训中心等为组成单位。（4）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型教学团队。该类型的教学团队以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为平台，内容包括教学改革立项与研究、教学成果应用与推广等，一般以课题组、教研室为组成单位。
从2007年至2009年的国家教学团队现状来看，目前我国教学团队还是以课程建设类型占绝大多数。如：（1）以校级通识阶段平台课程为核心的教学团队。（2）以学科基础或专业课程（群）为核心的教学团队。（3）以实验实践教学环节（实践教学、学科竞赛等）为核心的教学团队。（4）以综合交叉课程建设与实施为核心的教学团队。（5）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相结合教学团队。（6）中外合作办学课程的教学团队。
二、互动式教学团队建设模式探索
浙江工业大学是由教育部与浙江省省部共建的重点大学，涉及哲学、经济学、文学、理学、工学等10个学科门类。学校的办学定位是：建设成国内知名的教学研究型的综合性大学。学校以本科教育为基础和主体，培养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多样化高级人才，现在校全日制本科生有2万多名，2003年进入全国高校百强行列。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先后遴选为浙江省重点学科及浙江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2005年“中国古代文学”获国家精品课程称号，2008年由教育部立项为国家教学团队。本团队以国家级教学名师肖瑞峰教授为带头人，由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教师11人组成，承担本校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中文系本科生的专业课“中国古代文学史”和全校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中国传统文化”等的教学工作。
教学团队是以教书育人为共同的远景目标，为完成某个教学目标而明确分工协作，相互承担责任的少数知识技能互补的个体所组成的团队。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教学团队在建设过程中始终瞄准高水平、有特色、示范性这个目标。（一）名师带动的团队建设
1.国家级教学名师的核心、指导作用
教学团队负责人是团队的灵魂和核心。一名优秀的团队领导应具有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协调能力和决策能力，并善于合作和倾听意见；而一名优秀教学团队的领导还要具有较深的学术造诣和创新性学术思想，具有较强的教学、科研能力和强烈的课程意识。教学团队负责人恰当的领导能够使成员团队合作意识增强，团队更具有凝聚力。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教学团队负责人肖瑞峰教授是国家级教学名师，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负责人，国家精品课程负责人，浙江工业大学主管教学与人事的副校长。另一核心成员孙力平教授是省级教学名师，人文学院院长。在跟踪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前沿和动态，凝练学科研究方向，带领团队实践教育教学改革等方面，教学名师总能敏锐地抓住问题，把握方向，作出果断的决策，真正起到了核心与指导作用。
2.教学梯队的发展与推动
教学团队的负责人在团队的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这种作用并不是传统组织中的领导权和决策权的独享。教学团队的成员都是知识技能互补的教师，彼此之间没有等级划分，在教学团队内部领导权和决策权是共享的，团队负责人只是通过有效的管理，为团队提供支持和服务。诸如自由精神、独立精神、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等大学精神，应该成为教学团队文化建设的基础，团队成员间的相互信任、默契配合、取长补短、不断创新，往往会创造出令人不可思议的成就。浙江工业大学中国古代文学国家教学团队倡导“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精神，譬如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所起的作用、本课程教学如何改革、教学资源怎样建设、对学校其他专业的辐射、对特色校园文化的形成等方面，团队成员在教学实践过程中，都能提出鲜活的观点，形成具体的实施方案，既对团队负责人的科学决策提供了支持与修正，又真正体现了团队建设的本质意义。每个成员都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又相互配合、共同教研，不断推动教学改革和科研创新。带头人肖瑞峰教授承担的《面向21世纪中文人才培养规格与模式研究》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就是这种团队发展模式下的成果结晶。（二）科研推动的教学提升
1.科研团队与教学团队的交互
教学团队是围绕教学展开的，但是高等学校教学必须与科研相结合，只有经常进行科研的教师才能站在学科的前沿，才能不断地更新自己的知识，建立新的学术观点。因此，科学研究是提高教学水平的深层次动因。一个有持续发展和竞争力的优秀教学团队，必须有高水平的科研作为支撑，这样的教学团队才具有继续发展性。浙江工业大学在激励机制上，推行“五项同等对待”的政策，即教学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同等对待，教研项目和科研项目、教学成果奖和自然科学奖、教研论文和科研论文以及教材和专著同等对待。中国古代文学国家教学团队建设的成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研团队的建设，该课程依托古代文学硕士学位点，依托古代文学省重点学科及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团队负责人为博士生导师，11位成员中有9位为硕士生导师，是教学科研型学科。目前，中国古代文学正申报国家级特色专业，教育部已经备案。教学团队依托专业建设，专业建设通过团队来实现。为此，本团队所依托的专业已建成了较为明显的特色。具体表现为：
以学科建设引领教学改革与教学研究，以教学改革来调整科研方向。近年来，团队根据各位成员的研究重点和研究成果，逐渐形成了古代文学与浙江地域文化、古代文学的诠释与传播、古代文学的形式与体制等研究方向。如在注重“古代文学与浙江地域文化”研究方面，团队部分成员参加了浙江省文化工程的建设项目，承担了《李渔传》、《于谦传》、《俞樾传》等研究课题。
在此基础上，团队科学规划硕士点的建设目标，设置相应的研究方向，已培养出一批高质量的毕业生。教师也在这个总体目标的指导下，开展教学和研究，发表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科研成果。
教学团队注意以教学促进科研，以科研丰富教学。所以教学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内涵，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科研意识和创造意识。
2.科研成果融入教学
浙江工业大学作为教学研究型逐步向研究型迈进的综合性大学，历来重视教研并重和教研互动。所谓“并重”，是指在教育资源投入上对二者给予同等的重视，既要狠抓教学质量，积极培养教学名师，又要强调科研强校，精心孕育学术大师。在教师主体上，教学科研是大学教师的职业要求，每一个教师既要能讲好一门或几门专业课，又要有相对稳定的研究领域和方向，科研不是教学的简单附加。所谓“互动”，就是要促使二者在实践中形成相互支持、相互配合的良好关系。在科研对教学的支持方面，丰富的科研理论成果本身就可以成为极具价值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对科研的支持方面，课堂是广大教师获取科研信息、检验理论成果的重要阵地。基于古代文学学科平台、国家级特色专业的建设，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国家教学团队的发展有了强大的支撑，教学团队十分注重科研课程融入教学，不断为教学注入新的元素。比如，团队注重科研成果与教材建设的良性互动关系，把教材的建设与科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成果与教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如《宋词诠释学论稿》，既是浙江省社科基金的优秀成果，又是硕士生选修课程“宋词诠释学”的教材。这样的教材，在教学过程中，同时也在起到指导研究生开展课题研究的作用。团队成员在唐宋诗词、元明清小说戏曲、地域文化文学、海外汉诗、诗歌句法等方面，均能将自己位于学术前沿的研究充实本科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和思维空间。
3.研究性教学
近三年来，团队以建设国家精品课程“中国古代文学”为抓手，积极探索创新改革措施；不断总结教学实践和创新过程的成功经验，将其系统化、理论化，为建设国内知名的教学研究型大学打造教学改革和实践的基础；积极探讨中国古代文学在本科生阶段和研究生阶段的教学地位及教学意义，并以此来强化本科生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创新性。具体措施为：（1）教学重点：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创新。中国古代文学上下五千年，作家、作品知识，文体、语言知识，浩如烟海，即使设再多的课时教学，也无法穷其一端。因此，团队在不增加课时的前提下，更注重学生的能力培养，包括阅读原著的能力、欣赏分析作品的能力。将大量的阅读时间，安排在课外，要求学生像理工科学生完成必要的实验一样，完成必要的阅读量。在此基础上，进入高年级阶段，实行导师个别辅导，让学生介入导师的课题研究，从而将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基础研究领域中。（2）教学内容：从单一的文本解读，转向文学与思想的全面领悟。通过教学内容创新，使学生能辨别文学作品之优劣，吸收精华，剔除糟粕，以优秀的作品来完善自己的人文素养，使中国古代文学课程，从一般的知识学习、能力培养，上升到人格塑造的精神建设范畴。（3）教学对象：从专业学生扩大到非专业学生。团队所在的学校，有着非常深厚的工科背景。这对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新的生机。近年来，团队教师始终将中国古代文学史以及相关的专业课程，面向非专业学生开设。师生在不同专业背景下的教与学，常常爆发出新颖的思想火花，从而为教学内容的调整和教学方法的改进，提供了新的可能。（4）教学方法：重视实验教学和实践性教学。比较而言，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的教学，更基本的方法是文本的阅读，以及史的梳理与总结。但在知识日益更新的今天，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教学，同样也面临着走出课堂、超越课本的改革需要。为此，我们加强了中国古代文学与浙江地方文化的有机结合。特别是结合杭州（西湖）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充满风景名胜的旅游城市特点，进行多方位的实践性教学。如搜集景区的对联、碑记，参与杭州市组织的楹联撰写比赛活动，体验古典诗歌创作的作用与意义。与此相联系，团队还将实践教学所取得的成果，充实到自己的学术研究项目中。如团队部分成员正在撰写的《西湖文学史》即是其中的一例。（三）课堂联动的内涵拓展
古代文学教学团队建设与国家精品课程、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有一个相同的重要目标，那就是力争与浙江省文化大省建设互动。团队非常注重具有地方特色的教学资源建设，网站建设、教材建设、实践基地建设等。浙江省历史文化底蕴及其深厚，特色鲜明，教学团队在购买如“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的同时，特别注重浙籍经典的构建，如“槜李诗系”、“续槜李诗系”、“四明丛书”、“甬上耆旧诗”“续甬上耆旧诗”、“金华丛书”、“武林掌故丛编”、“杭郡诗辑”、“国朝杭郡诗辑”、“西湖文献集成”等等。在“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建设上，非常注重浙江地方诗词散文、小说戏曲等古代文学史的编写。在网站等电子资源建设上，除了购买“国学宝典”、中央十台“百家讲坛”有关视频资料外，还从地图、文物、人物画像及手迹、诗意图、小说与戏曲的插图、书影等方面搜罗与中国及浙江古代文学相关的资料，以充实、拓展课堂教学内容。近年来，团队还积极拓展社会资源。团队依托杭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充分利用这一宝贵的社会资源，结合教学内容，让学生有计划地参与杭州市的一些文化建设活动。如为风景区建筑撰写楹联、碑记等。同时，也邀请杭州市有关专家来校举办讲座。社会资源为教学服务，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丰富了我校中文专业的建设内涵。（四）师生互动的教学建设
教学团队的最终目标是为了课程教学水平和教学质量的整体提高，因此，检验优秀教学团队应该是学生的培养特色。高水平的“教”，通过有效的“学”，最终打造出有特色的“生”。课程或专业学生成为教学团队建设的参与者、受益者、最终检验者。中国古代文学国家教学团队在“把教的创造性留给老师，把学的主动权还给学生”理念的指导下，充分建立师生互动式教学模式，树立师生合作的“团队精神”。
1.课堂教学中的师生互动
中国古代文学课程设置上，教学团队改革传统的以“中国文学史”和“历代文学作品选”为主的知识传授模式，形成基础（知识积累层）、中间（思维训练层）、提高（能力培养层）三个层次。基础层如：文学史的基本知识、发展线索、时代特点，以及文学流派、文学集团、文学体制、经典作品、作家风格等；中间层和提高层如：对文学发生原因的深层追寻、对文学时代风格的理论抽象、对文学发展嬗变的逻辑归纳，以及对经典作家作品的深层体悟等。在课堂教学中，团队创造性地在思维训练与能力培养层面上实施互动教学模式。如白居易经典作品《长恨歌》的教学，教师在讲授之后，为了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让学生对《长恨歌》现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梳理、抽象与概括，进而加以点拨，归纳一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长恨歌现象”。让学生进行探究性学习，无论思维训练层（前者），还是能力培养层（后者），同学都能积极准备，热烈讨论，这不但点燃了学生主动学习的兴趣火花，而且在互动教学中，训练了学生的学术思维，启迪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和探究动力。
2.网络环境下的师生互动
教学团队还充分利用网络为辅助手段，提高教学效率。在校园网上设置了BBS网站，分为教学区、讨论区、作业区几个部分。在教学区，教师将课堂讲义提纲定期发布到网上，供学生整理笔记，可使学生摆脱埋头笔记，而更多地参与教学过程；教师还可在网站上公布一些相关资料，供学生参阅。在讨论区，学生可围绕教师提出问题展开思考，各抒己见。在作业区，学生可公布自己的论文，教师作适当评点。学生对此反映良好，表现出很高的参与热情。
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丰富教学资源、改进教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固定课堂、固定课时对教学活动的限制，有力地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3.学生团队竞赛
教学团队还采用学生团队竞赛形式，强化团队合作精神和竞争意识。如，举办诗词大赛、百篇古诗文背诵、中华传统名篇吟诵、浙江省古代文化文学遗产实地调研、古代文学读书报告会等等，都可以采取这种方式。互动式教学由于它的开放性，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的既竞争又协作的竞赛，可以充分调动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他们会在协作式和竞赛式的学习活动中积极努力地发挥自己的潜能，增强了竞争意识。在这样的学习活动中，同学之间还会相互鼓励，团结协作。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学生的审美直觉能力和作品感悟能力，与课堂教学紧密结合，确实能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
三、教学团队建设模式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团队经过几年建设，在发展的过程中，也碰到一些问题。（一）如何处理教学团队与学校组织架构问题
教学团队是在高校现行教学基层组织——教研室无法满足提高教师素质、提高教学质量的要求的情况下，对教育制度的一种创新，是对教研室的一种补充，是一种类似于课题组、以项目管理为基础的新型教学组织形式，团队接受教育行政部门、教务处对项目的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这里指的是由单一的专业课程组建而成的教学团队，如果是跨专业学科组成的教学团队则问题更复杂一些。如，教学团队与研究室的管理有哪些不同，教学团队在学院、学校处于什么位置， 团队的责任和权利有哪些， 团队最终应对谁负责，团队与学校职能部门之间信息、资源共享机制，等等。我国高等学校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属于科层等级管理模式，以行政权力为主导，学术权力相对较弱。这种模式虽然有利于统一指挥和提高决策效率，但不利于调动基层学术组织的积极性，同时也削弱了教学团队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有的教学团队既有行政负责人又有学术负责人，而且权责不明，容易产生“双重领导”现象。以上问题，都必须在学校的层面加以解决。（二）如何形成团队持续发展的运行机制
教学团队的可持续发展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学校可以在组建教师教学团队的同时，组成由学校相关领导、学术权威、教学能手等参与的教学团队规划指导小组。小组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全校教师教学团队的发展方向、政策指导、政策支持等。要改革和完善学校内部的权力配置模式，确立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适当分离的原则，确保学术权力的地位，尊重学术权力的存在。例如，教学团队在完成教学工作的过程中，教学内容和进度的安排、内部考核、淘汰不合格人员等，皆由团队自己作出决定。同时，学校管理层要转变管理观念和工作方式，变发号施令者为团队服务者，使教学团队真正成为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基地，从而切实提高本科教学质量。（三）如何形成有效的评价机制
教学团队的构建向以前那种以个人绩效为主的评价模式提出了挑战。目前评价团队的模式，往往只注重负责人的业绩，而无视其他合作者即使是骨干力量的贡献。这种评价体系非但不能鼓励教师间的合作，而且会起到相反的导向作用。因此，在评价机制方面要看团队长期价值的绩效，偏重于目标管理与聘期考核，重视质量评价。另外，建立评价机制的宗旨是帮助团队健康、有序地运行，要充分考虑团队每位教师的意见，这样才能得到团队内教师的认可。可以建立学术同行的“第三方评价”，能够从学术角度对团队的工作作出相对客观、公正的评价。
参考文献
［1］刘宝存.建设高水平教学团队，促进本科教学质量提高.中国高等教育，2007（5）．
［2］俞祖华，赵慧峰，刘兰昌.本科高校教学团队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2）.
“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的文化学视角——以魏晋南北朝段文学史为例
□马晓坤在高校课程设置中，“中国文学史”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业基础课，一般按历史朝代或三古七段的划分法分几学期完成。不同教师在讲授时侧重点有所不同，方法也各有千秋，经验自然各有所得。笔者在授课中的体会是，上文学史课程须有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在此观照之下对文学题材的发展、文学思想的演进、个体创作评价等诸问题往往有更为深入的阐释，无论从宏观上梳理文学史发展的基本脉络，抑或从微观上考察个体文人思想，抑或某篇诗文作品内涵，也往往能启发思路，使同学别有所获。下文以魏晋南北朝这一段文学史为例，结合个人教学实践谈谈文化学视角在“中国文学史”课程教学的具体运用。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政治形势而言，分裂对峙、动荡不安是时代的主旋律；从社会状况而言，中国贵族制度从东汉肇始到东晋巅峰再到南朝的衰落，经过了如抛物线般的发展历程；思想界的情形复杂而又活跃，既有外来异质思想、宗教、艺术与本土文化冲击融合的过程，亦有本土新兴的思想与宗教的发展，总体而言由于中枢政权的薄弱带来玄、佛、道多元并兴的格局。这段时期又是中国历史上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时期，对文学发展规律的探索思考，以及对文学本身特征的深入总结，终于使文学脱离开经学、史学和玄学而独立成科，开始注重表达敏感独特的主体精神意趣。具体而言，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体裁样式——诗歌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这是五七言古体诗繁荣发展并达到鼎盛的阶段，也是五七言近体诗兴起、定型［1］并达到鼎盛的阶段”。而汉代以来最重要的文学样式辞赋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散体大赋和骚体抒情赋继续发展，还出现了注重辞藻平仄的骈体赋。单行散体的文字依旧有其存在的空间，但出现了如诗歌一般讲究对仗工整、音韵铿锵的新型文体——骈体文，不但用来写作典雅厚重的表、启等公文，还广泛出现在如书信、碑志等日常文字中。另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文言小说在这一时期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而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相结合使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从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一个个自尊自爱，栩栩如生的灵魂。建安群雄，正始文人、陆机、王羲之、陶渊明、谢灵运、谢朓、庾信等等。而思想界的活跃宽松氛围又使文学作品带来别样的意趣。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学集团及延续数百年的门阀士族的文化传承对文学的发展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可见这段文学史的发展涉及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而“文学的演进本来就和整个文化的演进息息相关，古代的文学家往往兼而为史学家、哲学家、书家、画家，他们的作品里往往渗透着深刻［2］的文化内涵”。狭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精神生活的总和，而文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内容，它总是与周边的学科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文化学视角即把文学看作与周边文化现象息息相关的一种现象，这样以融会贯通之精神观照文学发展史或文学作品，便可以自然而然地打破文学与相关学科的壁垒，从而获得更深刻的认识。而与文学相关的学科除传统历史学和哲学之外，还有艺术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民俗学，利用这些学科的相关知识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掌握相关文学现象。从纵向而言，文化学视角要求阐释者具有“史”的宏观意识，通过微观的纬与宏观的经可以为任何一篇作品、一个文人、一种体裁或文学思想在史上准确定位。
一、史学、艺术学与文学
现在常用鲁迅先生所说的“文的自觉”来概括魏晋南北朝文学的特征，其内涵已经泛化，如文笔之辨、文学体裁细化、各体文学特征，文学本身诸如辞藻音律、平仄对仗等形式问题及摇荡性情的情感内涵。但最重要当是文学在此时独立成科，南朝刘宋元嘉时期儒、玄、史、文四馆的建立使文学从长期依附经学、史学的状态中脱离开来。但事实上，当我们研究文学发展史之时又不得不兼顾文学的相近学科如文学理论、史学、艺术等学科。
现在文学理论相对于中国文学史是两个学科，但这是现代学科设置使然，实际发展中文学理论是文学史的重要内容，对文学创作有总结与指导的意义。以这段文学史为例，文学的自觉与这一时期对文学创作规律的研讨密不可分。从文学体裁这一角度而言，魏文帝《典论·论文》中提出四类八种文体，并探讨其文体特征：“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凄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间雅，说炜晔而谲诳”，虽然只增加了两种文体，但他却论述了10种不同的风格，曹丕划为同类的诗赋、铭诔等文体陆机都分而论之。这种情形表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人们对文学的本质特征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至南朝梁时刘勰撰《文心雕龙》，自《明诗第六》直到《书记第二五》等整整20篇的内容都是在探讨文学体裁的分类及各体文学的特色，共涉及文体57种，仅《书记》一篇就分类辨析了同属书记的24种文体，而且篇目次序按照先文后笔的方式排列。可见当时文学观念的发展，与这种发展了的文学观念相适应的是相关文学创作的繁荣。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文论与文学史是密不可分的。
而史学作为传统学科本来便与文学密不可分。撰述史学著作除须具备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之外，尚须有纵横捭阖的文学才能。优秀的史学著作是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的，如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中的人物传记类等；出色的文学家也可以是优秀的史学家，如在齐梁为一时文宗的沈约撰《宋书》，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撰《晋书》，我们现在作为文学作品来读的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亦是属于杂史类。另外，《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永明声律说的倡导者之一，他在《狱中与诸甥侄书》谈到文学的创作规律，而这些规律多是其在撰写《后汉书》时所悟得，后又盛赞自己的赞语，“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
［3］之”。是以学习文学史不得不关注史学。
文学与艺术更具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先秦时期《九歌》、《诗经》都是诗、乐、舞三位一体。“乐”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涵，礼乐教化可以移风易俗，动人心志，诗歌与音乐的关系最为密切。从《诗经》到汉乐府，再到六朝每个朝代都有从民间采集乐府诗以观风知政，另每个朝代都制作有郊庙歌辞，用于郊祭、庙祭等各种祭祀场合，都与或庄重典雅或清新流利的音乐相配。而绘画与诗歌本也相通，苏轼题王维的《蓝田烟雨图》时言：“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为什么诗情画意能够融合无间呢？因为无论是画抑或是诗都要表达主体的灵性与情感。顾恺之的传世名作《洛神赋图》精确地传达出曹植《洛神赋》的精神气韵，相对而阅，对画、诗都有更深刻的理解。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与山水画的出现与成熟大致也保持同步，谢灵运开创了山水诗派，与其几乎同时的宗炳写出了中国绘画史上第一篇山水画论《画山水序》，同时代王微的《叙画》也是有名的山水画论，他们都强调山水画作体现自然意趣，即道，观其可以畅神解忧。宗炳与谢灵运一样酷爱山水，年老体衰时曾叹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当澄怀观道，卧以游之。”凡所游履，皆［4］图之于室，谓人曰：“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为何卧游山水依旧可以澄怀观道呢，宗炳在《画山水叙》言：“神本无端，栖形感［5］类，理入影迹。”如此，山水自然本身除了具有了相对独立的审美价值外，还可以作为体玄悟道的对象。这种特殊的山水审美意识并非宗炳所独有，而是时代赋予的特色，亦是玄言诗中有山水描绘因素的根本原因。因为玄言诗人认为“道”无所不在，当他们在自然环境中游赏时，自然以山水自然景物为道之载体。前文所引的王羲之《兰亭诗》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趣，谢灵运的山水诗也有类似意趣，他往往带着某种世俗情绪走入山水，而山水审美不仅化解了这种情绪，还由此获得了心灵的平和。山水诗与山水画最初都是在这种意识下产生的，意趣相同也不足为异了。
二、社会学与文学
社会学是对社会各个部分进行综合性研究的学科，它产生于19世纪上半叶，距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社会学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文学的创作主体人所生活的空间及所要遵循的规律。鲁迅先生在《题未定草》中曾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6］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即是强调全面考察文学，就要注意辨析它所产生存在的社会环境。《孟子·万章下》也曾提出知其人而论其世的理论，即要正确理解作品的内容，必须对作者的生平思想及其所处时代有一定的认识。社会组织结构是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组织结构是家族而非家庭，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情形更为强化。某些家族的政治经济特权、文化传统及社会地位世代传承，出现了许多延续数代的文学家族，如在陈郡谢氏、琅琊王氏、兰陵萧氏等。另外还有一些以武功起家的士族最终也弃武从文，如义兴周氏，吴兴沈氏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这些家族成员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何？对于这些问题的阐释便不能仅仅局限于就文学论文学的圈子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延续承继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朝代更替，传统的社会道德方面当忠与孝不能两全时取忠舍孝。而这一时期的历史人物基本对朝代更替不以为意，但对家族的延续发展最为重视，其原因在于这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贵族社会特征的社会形态。以九品官人法为核心的官吏选拔任命制度，以家族出身为标准将士族子弟分成上中下三品，彻底忽略了个体的才气性情，个人价值的实现取决于家族社会地位之高低，家族具有世袭的政治经济特权和社会地位。所以赵翼才在《廿十二史劄记》中感叹江左世族子弟：“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虽朝市易革，而我之门第如故，以是为世家大［7］族，迥异于庶姓而已。”南宋陈亮在《念奴娇·登多景楼》中曾感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指出魏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重视维护家族门户既得利益的现象。这些士家大族有的起源于汉代，有的起源于魏晋，除了政治经济地位之外，最重视家族文化传统的世代承继。而文学是他们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之一。
这些家族中最为大家所熟悉的是陈郡谢氏家族。从谢安、谢玄到谢混、谢灵运、谢惠连、谢朓、谢庄都能在文学史上占得一席之地。谢混虽然现在留存的作品不多，但在文学史上却被认为有改革玄言诗风之功，《宋书卷六七》沈约在《谢灵运传论》中提到：“有晋中［8］兴，玄风独振，……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但因为才气关系并不能对此有根本性改变。真正带来诗文风格改变的是刘宋时期的谢灵运，他作为山水诗派的开创者，其人及作品一直受到时人及后人的重视。隐居始宁时，“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9］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可见其在当时文坛上的影响力。与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的是其堂弟谢惠连，“《秋怀》、《捣衣》之作，虽复灵运锐思，亦何以加焉。又工为绮丽歌谣，风人第一”。 南朝之后与大谢并称者并非惠连，而是其族侄谢朓。谢脁诗歌作品以描写自然风光为主，风格清新流丽，秀丽警遒，重音律辞藻、平仄对仗，是永明新体诗重要代表人物。谢朓的山水之作在继承谢混、谢灵运的基础上更有创新，不仅去掉了玄言的尾巴，游离于山水美景之外以“贞观”外物的抒情主体也融于客体之外，情景交融，开启了山水诗的新气象。善为哀诔之文的谢庄与谢朓一样精通音律，他所作《赤鹦鹉赋》成为后世律赋之祖，《诗品》言其诗歌［10］“源出于谢混”。凡此种种皆可见家族文学传统的承继延续。
王氏家族第九代子侄王筠在《与诸儿书论家世集》曾言：“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世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世擅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世者也。沈少傅约语人云：‘吾少好百家之言，身为四代之史，自开辟以来，未有爵位蝉联，文才相继，如王氏之盛者［11］也。’汝等仰观堂构，思各努力。”表示出极大的家族自豪感，这种自豪感除来自七世之中“爵位蝉联”的崇高的政治地位之外，还在于“文才相继”、“人人有集”而绵延流长的家族文学传统。据《隋志》所记别集，魏晋南北朝时期王氏子侄有别集则有近四百卷。家族中文学成就最高的除东晋的王羲之外，主要是南朝以来的王氏子侄，王微、王融、王筠、王暕。王融为竟陵八友之一，永明声律的提倡者与实践者，王筠是萧统文学集团的重要人物，王暕曾为萧纲的幕府文人，参与宫体创作。
兰陵萧氏在齐梁二代以帝王皇室之尊提倡文学创作，组建文学集团，以竟陵王萧子良为核心的竟陵八友是永明新体诗的倡导者与实践者，王融、谢朓、沈约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梁代梁武帝萧衍爱好文艺，本人是竟陵八友之一，在他为帝的数十年中，经常举办宫廷聚会，赋诗宴乐，奖掖文学之士，以其子萧统为核心的文学集团通过编撰文学总集《文选》体现自己的文学思想与创作导向，而以萧纲为核心的文学集团则汇聚了创作梁陈宫体诗的几乎所有的重要诗人，庾肩吾、庾信父子，徐摛、徐陵父子等，以萧氏为核心的数个文学集团成员及其创作几乎等同于南朝齐梁两代的文学发展史。当然，除了组织文学聚会之外，萧氏子侄多有才气，是文学创作的主力军，如萧子良、萧衍、萧绎、萧统、萧纲等莫不如此。
各个家族的文化传统之所以能够延续下去，与有意识的家庭教育有关。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12］如谢安本传、谢氏子侄的传记及《世说新语》的相关篇章中多次记载谢安聚子侄而论文、论学的情形。王微在《悼弟文》中亦记载自己与弟弟王僧谦奇文共赏的情形。而梁武帝萧衍也曾数次给自己的儿子们写信论立身作文之道。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教育与互相切磋琢磨中提高了家族子侄的审美鉴赏能力和写作能力，在言传身教中家族的文学传统代代相继。这些文学家族中虽不能说人人有集，但几乎也是代代有集了。
这些内容在实际授课过程中不可能集中讲述，但对教师而言却又是必需的知识储备，只有这样才能在讲到相关内容时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比较加深对作家作品的了解。
三、哲学、宗教学对文学的影响
魏晋以来，随着汉代封建中央集权的衰败与瓦解，与之相适应的儒家经术也随之衰落，思想界呈现出开放兼容的活跃状态：以老庄思想为主体的玄学迅速发展，佛教和道教在社会中广泛传播，这些都对文人学士的思想产生很大的影响，间接影响了文学的发展态势。最为明显的影响是出现了东晋百年的玄言诗风。玄言诗的产生发展是这段文学史的重要内容，但因为留传下来的作品较少，且大部分“质木无文”，读来颇有枯燥乏味之感。在课堂讲授中不仅要阐释玄言诗的哲学及文学内涵，更重要的是要尽量引发同学的阅读兴趣。
六朝道家思想的另一名称是玄学，指魏晋时期“以老庄思想为骨［13］架企图调和儒、道，会通自然与名教的一种特定的哲学思潮”；它是以老庄思想为主体，以本末有无等问题为讨论中心的哲学。玄学崇尚自然，不拘于儒家的种种社会规范，使人的精神个性受到尊重，在当时具有某种程度的思想解放的意义，影响及于文学，有助于发展文学创作的个性和风格，促进了文学的繁荣。玄言诗便是在玄学的影响下产生的。玄言诗与玄学之间有不可或缺的桥梁：清谈。清谈起源于东汉末年的人物品评，在当时察举与征辟为主要做官途径的时代，人物品评能够迅速地给人带来声誉，从而有好的出仕机会。后来随着中央政权的衰落，人物品评逐步转化为玄学清谈，“略于具体事物而［14］究心抽象原理”，其内容既包括狭义的玄学，也包括儒学、佛学及道教的某些探索天人之际的理论。《世说新语》的《言语》与《文学篇》中保存了许多清谈的场景。从这个角度来看，玄言诗其实是当时人性复苏的体现，这里所表达的是独特的个体之思想感悟。
玄言诗的内容并不单一，有的纯粹是诗体玄言，如孙绰的《答许询诗》：“仰观大造。俯览时物。机过患生。吉凶相拂。智以利昏。识由情屈。野有寒枯。朝有炎郁。失则震惊。得必充诎。”这是典型的玄言诗的风格，即用诗的形式来阐释玄学理论，类似于佛教中的谒子，但比谒子更讲究诗歌的韵律与平仄。另一种类型的玄言诗如王羲之的《兰亭诗》：“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厓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新。”前四句写景，后六句理语。从这个角度而言，［15］刘勰所谓“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并不准确，因为山水诗是孕育于玄言诗这个母体之内的。当然，这里的景物描写是类型化的景物而非真实的山水，这种类型化的景物是澄怀观道、体悟玄理的媒介，而后世谢灵运、谢朓的山水诗则是以山水为真正的描写对象。从人性觉醒的角度来描述玄言诗的内涵更容易引发同学的阅读兴趣，也能够更深入地理解玄言诗的哲学内涵及在诗史上的地位。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一向压抑个体欲望使其服从于群体利益。人性的觉醒即属于个体的思想、情感、意识、欲求在现实中受到肯定，在这一过程又存在群体与个体的博弈关系。如《世说新语·惑溺》篇荀奉倩的故事：“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这条材料有两条信息可注意：一是在当时的社会中有出现了荀粲这种为情而生为情而死的人；二是这种行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因为以一己之情感凌驾于社会群体的道德规范之上，从来不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所肯定的。传统儒家思想中，人作为个体而出生却从未作为个体而存在，人只是五伦关系中的一个环节。个人人生道路的规划应该“修、齐、治、平”，社会价值的实现才应该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个人修身要通过“克己复礼”参达到“仁”的境界，即克制属于自我的需求而服从代表群体规范的礼。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之下，群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为了群体利益个体应该无条件牺牲个体利益成为普遍的价值观念。荀粲的行为是对这种观念的否定，其内涵是人性的觉醒，但这种否定不被社会大众所认可。如果把他的行为放到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观照定位的话，更能说明人性觉醒的历史。
章培恒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导论》中曾以《诗经·郑风·将仲子》中的主人公、五代牛峤《菩萨蛮》中的女子、明《拍案惊奇》卷二十九《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旍》中罗惜惜及《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四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女性形象为例，来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文学作品的内容越来越多样丰富，越来越注意到个人的利益，从而对人的内心世界的揭示越来越深入、具体与细致；总之，越来越［16］闪耀着人性——‘人的一般本性’——的光辉”。将仲子的主人公为屈服于群体的压力而牺牲了个人爱情，而菩萨蛮的女性已经把个人的爱情置于群体的价值评判之上，勇于为此而作出牺牲。但“尽君今日欢”所体现的是在情爱关系中两性的不对等地位，这种情形至《通闺闼坚心灯火，闹囹圄捷报旗旍》时已经改变，罗惜惜作为商人之女没有受到传统思想的束缚，她由自觉自发的人类本性出发追求情与欲的满足，对于群体的价值观念不屑一顾，并决心以死来承担触犯规范的后果。《牡丹亭》中的杜丽娘虽然最终与罗惜惜一样不顾社会规范而追求个人情欲满足，但她从驯服走向反抗却不是自发而是理性的，因她的反抗首先要冲破本身所具有的儒家价值体系的束缚，理性思索的结果不仅使她就事论事勇于追求爱情的自由，还走向了彻底的个性解放。“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遂人愿，便酸酸楚楚无［17］人怨。”
荀粲和杜丽娘都是可以为情而付出生命者，但比较二人思想，还是能够看到差距。杜丽娘在行动之前是痛苦矛盾的，开始行动后她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荀粲虽行为相近，却以佳人难再得为理由，［18］他对佳人的定义仅是“才智不足论，自宜以色为主”，可见其与杜丽娘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荀虽为名士却因这种行为被时人讥讽，由刘义庆将这条材料放在《惑溺》篇，可知时人的价值判断，此条注［19］引何劭论粲曰之主言亦以“所言有余，而识不足”来评判他。而杜丽娘与罗惜惜的故事都以喜剧收场也体现了当时思想界的风气，由此能够看到思想观念随时代变迁的痕迹，对此时期“人性觉醒”的局限性有相对客观的认识。
促使这一时期“人性的觉醒”是玄学，即道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虽然从总体而言，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一样都是压抑个体的，儒家压抑个体的方式上文已述，主要是通过个体对维护群体利益的社会规范的服从来完成；而道家则要求个体“顺其自然”，即服从自然天道，但道家蔑视儒家的礼仪规范，从某种程度上减轻了社会规范对人的束缚。
哲学与宗教学对文学创作主体思想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如佛教在东汉永平之世传入中土，有汉一代文人学士鲜有修习，时至魏晋，玄风大畅，佛教般若学探究一切现象“性空幻有”问题与玄学所讨论的本末、有无问题有可互相发明之处。佛教因此找到了发展契机，逐渐依附玄理而进入士族知识分子的精神生活。土生土长的民间新兴宗教道教也在此时展现了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它的基本教义是炼形存神，白日飞升，在这一时期成为许多门阀士族的家传宗教信仰。从理论形态而言，它经过门阀士族在内部的重大改革，终于从原始的民间宗教形态演变为完备成熟的宗教，并逐步融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成为正统宗教。这些都对文人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对于当时的文人而言，以儒风传家与思想上崇尚玄、佛、道并行不悖。王褒在《幼训》对家族子侄的谆谆告诫，希望他们如祖先一样“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释之谈，江左以来，斯业不坠，汝能修之，吾［20］［21］之志也”。“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任何时代的文学思想和创作都是生活时代的反映和社会意识的一部分，文人学士思想的复杂性也会影响他们的文学创作和审美趣味，郭璞的游仙诗文、谢灵运体现了佛教与玄理意蕴的山水诗，王维充满禅意的诗歌境界莫不体现了宗教学对于文学的影响。
而对某些作品深层哲理内涵的阐释亦是解读作者思想的一把钥匙。如陶渊明的《形影神》组诗便体现了他关于生死功名等基本问题的理性思索。他在组诗小序里说：“贵贱贤愚，莫不营营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极陈形影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释之。”否定了道教长生不老的终极目标。《形赠影》在此基础上提出在及时享乐的方式中感受生命存在的意义；《影答形》否定了“形”的主张，提出立善留名以获得精神永恒，这种观点与儒家“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22］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精神永恒的追求一脉相承；《神释》则批驳了这两种观点，提出委运任化，顺其自然的态度：“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与他在《挽歌》中“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从容淡定态度相同。生与死是人类关注的终极问题，每一种哲学与宗教理论都对此有所阐释。传统儒家思想的“三不朽”理论认为，实现了个体的社会价值，立功留名，便成就了最为圆满的生存形态，对于人死之后的未知世界不予考虑；道教则以长生久视，即身成仙为终极目标。道家生死观的基本观念是生死气化，顺应自然，认为人禀气而生，气绝而死，死生都是一种自然现象；佛教关于生死的问题复杂得多，以十二因缘说与六道轮回及涅槃理论建立了不同层次的关于生死的理论。对照这些理论，可以看出陶渊明具有明显的道家思想。
生命意识是文学作品的永恒主题，如贾谊的《鵩鸟赋》用以排解生死之忧是“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之语，正是道家顺其自然的生死观念。而东汉中后期动荡混乱的社会局势使诗歌中既有人命如草芥不如及时行乐的观念：“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古诗十九首》）；亦有建安文人立善留名、追求不朽的慷慨悲歌：如曹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步出夏门行》其二）及“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典论·论文》）。王羲之《兰亭诗序》亦否定了顺其自然的道家生死观：“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固然有借文以求永恒之意，但所表达的生命易逝，代有推迁之意与初唐诗人诗中常常流露出关于生命易逝的淡淡忧伤仿佛：“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春江花月夜》），“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代悲白头翁》），“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诗》），这些内容也最能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哲学、宗教方面的理论素养。在关于现实人生的思索中追求永恒似乎是一种本能，道教成仙的终极目标与儒家的三不朽理论自不必说，道家观念中形尽神灭气散而归于太虚，即回复到生命产生之前的状态，与天地至道同体；佛教之涅槃则为更高层次的精神永恒。这种追求永恒的倾向也反映了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关注，希望能够消解自我对时间流逝、生命存亡的焦虑与恐惧，并为现实与未来的生存寻找理论依据。除以上所述之外，心理学、民俗学等都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过程中应该关注这些学科的研究成果。有了广阔的文化学视角，在面对文学史的诸种现象时就可以脱离就事论事的窠臼，在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观照之下对创作者、文学作品、文学思想及流派有更深刻的理解把握。当然，这里所论述仅限于“教”之层面，至于“学”之层面的方法心得及拓展阅读，当撰文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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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作品演绎法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应用与实践——以楚辞演绎为例
□方坚铭笔者从教于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已经八年有余，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史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教学。在数年教学实践中逐步摸索出一种接受度高、效果较好、可操作性强的综合教学法，即作家作品演绎法。本文即以楚辞演绎为例，阐明此法的特点和实践方法。
一、作家作品演绎法及其特点（一）何为作家作品演绎法“演绎”在本文中表示的是 “推演铺陈”，不同于逻辑推理中从一般到特殊的演绎法。古代作家的作品要为现代人所接受，必须经过现代人自身的理解阐释，进行一番推演铺陈之后理解方更为深刻。以某作家及其作品为依据，进行一定程度的演绎，即是作家作品演绎法。其演绎的范围极广，可以是作品本身的阐释，作家事迹的考察，作家文学史地位的评述，作家生平的舞台再现等。演绎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包括吟咏、朗诵、戏剧表演、话剧、演讲、歌唱等。作家作品演绎法的最终目的就是在我们自身的生活体验基础上更好地与古代作家进行沟通，深刻体验其种种情感和生活，理解其作品的深层意蕴，使古代的人事和作品都鲜活起来。而不同气质、个性和艺术倾向的学生也都可以通过不同的演绎方式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二）作家作品演绎法的作用和功能
作家离不开作品，作品离不开作家。只有通过对二者的演绎，才能进一步加深对二者的理解和认识。作家作品演绎法独特的作用和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可使传统和现代、古典和时尚融合、对话。现在很多学生不喜欢古代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文化重要源头和基础的古代文学，其［1］教学陷入了尴尬的困境。。这与不少古代文学的教师仍旧坐而论道，不能跟进学生变化了的心理和审美观不无关系。因此需要一种妥协的方式，诱导学生加强对古典文学的投入和关注。而作家作品演绎法就具有一种能够让学生心动起来的独特魅力。
其二，可使学生加强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理解。古代文学史教学过程中，文学史的梳理和把握必须建立在对具体的作家作品的理解之上。而当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压缩的结果，使得原先就存在的［2］重视古代文学史教学而轻视文学作品学习的倾向更加明显。而作家作品演绎法可以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刺激学生深入原典，促使他们重视对经典原著的阅读和体会。
其三，可尽量使被教育者（学习者）的作用最大化。现代的教育模式，已经打破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承式教学模式，开始追求如何使被教育者的作用最大化。被教育者的精神世界不是由外部力量模塑而成的，而是自主地、能动地生成、建构的，教育者的工作只能是帮助和引导他们建构一个美好的精神世界，而不可能替他们浇灌出一个精神世界。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才有可能实现学习者作用最大化。［3］被教育者的作用最大化必须建立在一种新型的研讨型教学模式基础上，其核心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的师生互动，其要义可概括为三点：“搭台-主演”，“引导-探讨”，“激励-展现”。作家作品演绎法作为一种创造性的、师生互动的、真正实现“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的综合教学方法之一，是对被教育者的作用最大化原则的贯彻和落实。
其四，有助于直觉感悟的艺术思维能力的培养。对于中文系学生来说，培养直觉感悟的艺术思维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文学是五色斑斓、多姿多彩的，古典文学尤其如此。当理性显得窘迫无能之际，就是感［4］性的想象之光闪烁之时。作家作品演绎法的出发点之一就是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艺术感悟能力。譬如，吟诵法就是学生常用的作家作品演绎法之一，它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不同流派有其不同的基本吟腔。吟诵者在方言音调的基础上以“唱”的方式来“读”，根据自己对诗文内容的理解和当时的情感，音高、节奏、［5］轻重等进行即兴的发挥，藉吟诵以助抒情达意。
二、作家作品演绎法的理论基础
作家作品演绎阐释法有着多种的理论源头，其一是角色扮演法，其二是情境教学法，在二者的基础上扩展为作家作品阐释法。（一）角色扮演法
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教材内容中人物的要求扮演相应角色，通过角色扮演活动加强对教材内容理解和掌握的教学法。角色扮演法的理论基础，主要为社会学的角色理论和心理学的符号互动理论。
社会角色理论认为，角色和角色扮演的概念有助于将人际关系的个人系统置于有意识状态。符号互动理论认为，个人社会行为是其所属群体中规范行为内化的结果，角色是个人在是社会互动中得到社会期待（角色期待），遵照他人角色或社会规范时获得的。（二）情境教学（教育）
情境与教学情境，曾被简化为“一组刺激”，但在教育上却有着复杂深远的意义。凡是有成效的教学或教育，均需要有与其目标相应的情境。而情境教学就是从教学的需求出发，教师根据教学目标（主题）的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情色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激发和吸引学生主动学习。情境教学一直以来被教育者视为能达到最佳效［6］果的一种教学方法，在中外教育史上源远流长。（三）在角色扮演法和情境教学法的基础上扩展为作家作品演绎法
无论何种教学法，必须在一定的情境中展开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通过教学实践，笔者倾向于接受情境教学法，这种教学法通过某种情境的制造，使学生可以更广泛地进行角色转换，加深对教材内容的理解。当前的情境教学法，过于偏重于教师的主导地位，教师在教学中起着引导作用。而情境的营造也可由学生主体自身进行。当教师布置某个主题之后，学生按照主题的要求，去设计某个艺术表现形式或者话语阐述方式，于是乎自身置于某种情境之中，完成了自我教育，这才是更加有价值的情境教育。这跟当前的从“要你学”到“自己想学”的教育思想转型的趋向是一致的。
三、作家作品演绎法的实践案例（一）选择“楚辞”进行演绎尝试的考虑古代文学史的内容浩瀚无边，著名作家星罗棋布，经典篇章数不胜数，而一学期的教学时间有限，自然不可能经常对很多作家作品进行演绎，一般只能选择一二位重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品进行演绎。选择的标准应该符合下列要求：文学史意义重大、作家具有典型性、学生预先有所接受和体会。以这几个标准来看，屈原及其作品具有极好的代表性。
其一，文学史意义重大。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本身是作家独立写作的抒情诗作的代表。屈原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士人，他开始了诗人从集体歌唱到个人独立创作的新时代。此前《诗经》作者还是未署名的。
其二，作家具有典型性。屈原是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浪漫主义创作手法具有至高经典的价值。其爱国精神和士人精神均对后代作家有深远的影响。
其三，学生预先有所接受和体会。对学生来说，屈原及其作品大家幼童时期即受熏染，因此具有普遍性，可以作为作家作品演绎的对象。
因此，从这几个层面来考察，选择屈原及其作品进行演绎是极其合适的。有助于在同一个大主题之下，进行小主题的阐发，从而多层次、多角度地加深对屈原作家作品的理解。（二）作家作品演绎法在楚辞教学中的实践
1.楚辞演绎活动的基础和铺垫
屈原作家作品演绎的尝试必须建立在对屈原作家作品的深度理解上。为此教师首先要进行知识的传授，这一步必须扎实地做好。
教师要掌握好讲述法和其他教学法的要领，较好地讲述屈原及其作品的整体的知识，同时要介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情况。在屈原一章的讲述中，至少要讲明这么几个方面：（1）楚文化的介绍
楚辞本身是多种文化交融的结果。楚文化丰富多彩，教师应该将楚文化的特色勾勒出来，引发学生对楚文化的兴趣，有助于演绎之法的推进。可以讲述著名的《越人歌》，相传这是中国第一首译诗，以楚语译越语。因为电影《夜宴》中由腾格尔演唱传播甚广，通过学生熟知的歌曲有助于激发学生对楚歌楚语的那种感觉。
有必要引入考古研究成果，尤其是楚帛画，以开阔学生眼界，培养学生对楚文化的感情。
如出土的楚帛画“人物龙凤帛画”、“战国人物御龙图”，可于PPT中向学生展示，增加其直观感受。这对于理解《离骚》和《九歌》的神话知识背景，是极有帮助的。（2）结合屈原的生平、思想，介绍屈原研究进展情况
屈原的生平。可以讲述：屈姓的来历；屈原的生卒年；屈原的生平；屈原其人有无的问题。
屈原的思想。可以讲述：学界都认为屈原思想“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其政治思想则一致认为是“美政”思想，包括内政和外交两个方面；另外还可以引入屈原的“忠君”与“爱国”问题的争论，以拓宽学生视野。（3）屈原人格的熏陶和艺术特色的把握，以《离骚》为主要讲授对象《离骚》的解题。《离骚》的写作年代；《离骚》的疏讲，将《离骚》分为两个层次进行分析，掌握全诗的结构、脉络和艺术特色。《离骚》的思想内容。把握忠君与爱国、美政思想与身世之感、放言无惮的批判精神。《离骚》的艺术特色。高洁坚贞的人格形象；宏伟结构的设置；香草美人：象征和意境；形式和语言。（4）《九歌》本身具备戏曲的因素，学生有必要进行揣摩表演，以增加对《九歌》意境的理解《九歌》是值得我们重点讲述的。主要讲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九歌》的巫祭文化。《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加工改写而成的一组体制独特的抒情诗，塑造了系列鬼神的形象。其二，《九歌》的艺术特色。浪漫主义色彩；情景交融的意境；语言的魅力；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对《湘夫人》、《湘君》、《山鬼》、《国殇》等著名篇章一定要选择性地讲解一二篇，让学生加深对其艺术魅力的体会。尤其是对“对唱的形式与戏曲的因素”应多加阐发。从其内容和形式来看，《九歌》是已经具备雏形的赛神歌舞剧，歌乐舞合一，巫觋与神分角色演唱，极其适合学生进行角色剧的发挥。因此推荐他们看《闻一多全集·楚辞编》中的《楚辞校补》、《九歌古歌舞剧悬解》等篇章。（5）《天问》、《招魂》等教学的侧重点《天问》是楚辞中一首奇特的诗歌。屈原对天发问，提出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表现了诗人对传统思想和历史人物及事件的批判态度和探求真理的精神。其中涉及的内容，还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和神话学价值。《招魂》是屈原为招怀王之魂而作。诗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力，采取了铺陈的手法，颇有汉代大赋的气象。（6）楚辞艺术形式的影响，梳理屈原及其作品的文学史意义
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知识的梳理和介绍，学生应该可以全面地掌握了屈原作品的内容和屈原的精神。这样，就为他们展开演绎活动打下了基础。
2.楚辞演绎活动的准备（1）布置楚辞演绎活动的任务
教师在讲授屈原及其作品的相关知识之后，开始布置进行楚辞演绎活动的任务。
讲明演绎活动宗旨和要求，要求学生针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各个方面，进行演绎、阐释、生发。演绎方式多种，包括朗诵、赏析、学术新见、作品情境化表演（用歌、舞、话剧等）等方式，无论何种方式，都是为了深入对屈子精神和楚辞作品的理解，以己心通古人之心，虽出之以现代方式，仍可续屈子之魂。
如果有两三个班级，可以鼓励班级之间各自派出几个节目，互相竞争。
规定演绎的时间是一节课或两节课时间。（2）学生开始准备
学生既经教师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系统讲授和分析，产生了一定的认识。又由于屈原耳熟能详，从小学即受其思想熏染，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相结合，心中有所激荡，开始寻找适合表达屈子精神的艺术表现形式和阐释方式。
教师可推荐相关参考书目。有宋洪兴祖撰《楚辞补注》，清蒋骥注《山带阁注楚辞》，闻一多《楚辞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姜亮夫《屈原赋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游国恩《楚辞注疏长编》（中华书局），马茂元《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赵逵夫《屈骚探微》（甘肃人民出版社），杨义《楚辞诗学》（人民文学出版社）等。这些参考书籍可以使学生的研读和阐释具备坚实的基础，而不会游移无根。
对学生而言整个过程共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消化上课所得及阅读所得，通读和掌握屈原作品的大多数篇章，对屈子精神产生一定的认识。
第二步，在对屈子精神产生共鸣的基础上，开始寻找适合自己的演绎方式。
第三步，找到适合自己的演绎方式后，确定参与人选和表演方式。排练并不断调整到最佳状态，为下一步展示奠定基础。
3.楚辞演绎活动的展示和完成（1）课堂之布置和节目之安排
课堂无需多少布置，还是按照普通上课课堂的模式。教师于黑板上写上大字“楚辞演绎会”，副标题是“纪念屈原诞辰××年”，以激发对屈原的悼念意识。
教师可以于学生中挑选两位主持人（可一男一女），或者由学生自己推荐两位主持人。这样有利于学生的自由发挥。
教师此时可退居二线，充当观众。但仍当事前阐明楚辞演绎的原则，以规范学生的演示。在场面失控之时要出面提醒。（2）展示和完成
由两位主持人主持，用一节课或两节课时间，节目依次上演。节目表演结束后，教师应及时进行评析和总结，引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屈原的精神和作品的艺术特色。以下所列的是一份“楚辞演绎”的清单，其展示内容、形式供大家参考。
四、总结
如何使古人之心与今人之心充分沟通，如何使历史的文化精神生命鲜活起来，使其人文精神为当今学子所接续，可以说是一项巨大的工程。
作家作品演绎法是在教学实际中产生出来的，是结合当前学生的接受特点而逐步形成的。它建立在角色扮演法和情境教学法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不同个性的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和接受，采取丰富多彩的方式（包括各种艺术表达方式）对古典作品进行阐释，从而使古代文化生命及其精神如水一般融入学生的心灵之中，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对古典作家作品的兴趣，有助于改变当前大学生对古代文学教学的刻板印象，从“老师要你学”转变为“学生自己要学”的学习模式。在一学期以讲授法为主的教学过程中，偶一为之，可有效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既活跃课堂气氛，也有助于联络师生之间的感情，再加上可操作性较强，实践难度并不大，因此建议从教者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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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诗词教学的创新与实践
□李剑亮一、背景与思路
从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以及由此拓展开来的诗歌选、词选等课程，作为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历史的课程在中国大学讲坛上开设以来，人们对这些课程的教学方法一直没有停止探索。然而，一门课程的教学方法的探索与创新，往往取决于课程本身的内容与教学条件的进步。其中，对课程内容的理解，又要从课程内外两方面来把握。以古典诗词而言，所谓课程内，就是将目光关注在古典诗词本身，即要对古典诗词的创作背景、思想情感和艺术特色进行必要的解读与分析。所谓课程外，则要关注这些古典诗词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演绎特点。
同样，古典诗词教学条件的进步，也有内外之分。所谓内部的，主要是围绕古典诗词的相关资料的收集以及最新研究成果的了解。所谓外部的，则是指为实施教学而可以利用的工具与手段。比较而言，外部的工具与手段，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更是出现了今非昔比的变化。如从最原始的黑板，到幻灯与投影仪，再到现在的音视频一体化的多媒体设备。如此迅速发展的多媒体技术，为包括古典诗词在内的中国文学史的教学提供了以往所不具备的条件。
因此，本文所说的古典诗词教学的创新与实践，便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一方面，关注古典诗词作品在不同时期的演绎，于是，我们选择了古典诗词作品在流行歌曲中的演绎，即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的关系。另一方面，我们充分利用现有的多媒体设备为教学提供技术支持。于是，在古典诗词教学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地引进流行歌曲的元素，即把那些与古典诗词有着多种联系的流行歌曲的赏析，也作为古典诗词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当然，这样的教学探索，也是缘于目前中国文学史教学中的学习主体的实际。因为在讲述中国文学史时，要引导学生阅读大量的古典诗词作品。但由于这些作品，毕竟是远离我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前的作品，无论是内容的表现，还是语言的表达，都与当代学生日常使用的语言表达方式和手段有所不同。因此，如何让现在的学生真正从内心深处去接受并喜爱这些作品，就成了我们讲授古典诗词作品时经常要思考的一个问题。这样的思考，同时也缘于学生在听课过程中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在课堂内外，学生们会时不时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古典诗词确实很优秀，但它们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具有怎样的存在价值？
对于学生这样的提问，我们一方面当然可以以文化传统要继承这样的大道理来解释；另一方面，还可以以学生更能接受的方式去引导他们，双管齐下，效果会更好。那如何才能提高学生阅读古典诗词的兴趣呢？让他们觉得古典诗词与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并不是格格不入的，而是“剪不断，理还乱”。终于有一天，我从自己的一种爱好中，找到了解答这一问题的思路。我发现，当我将闲暇时所听的流行歌曲，换一个角度来审视时，学生所提的问题便有了一个答案。那就是结合学生喜欢流行歌曲的背景特点，以流行歌曲的赏析作为欣赏古典诗词的辅助手段。有了这个想法后，我们就尝试着将流行歌曲的欣赏，引入到古典文学阅读理解的过程中，让学生在流行歌曲中感受古典诗词的艺术生命力，在古典诗词中感受流行歌曲的深厚文化底蕴，以提高古典诗词的教学效果。
二、内容与方法
自2005年以来，我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与教学内容，努力探索将流行歌曲引入古典诗词教学的过程。（一）两个探索阶段
探索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的探索重点表现为，以流行歌曲作为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辅助手段，即在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过程中穿插相关的流行歌曲。如在讲授《诗经》中的《蒹葭》时，就引入琼瑶作词、林家庆作曲、邓丽君演唱的《在水一方》，并让学生在欣赏中比较两首作品在语言表达上的渊源关系。讲授步骤，为先诗后歌，即先讲述《蒹葭》，让学生对该诗有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引入流行歌曲，并比较两首作品。《蒹葭》原诗为：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
蒹葭萋萋，白露未晰。所谓伊人，在水之湄。
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坻。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谓伊人，在水之泗。
溯洄从之，道阻且右。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址。《在水一方》的歌词为：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依偎在她身旁。无奈前有险滩，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方向。却见依稀仿佛，她在水的中央。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与她轻言细语。无奈前有险滩，道路曲折无已。
我愿顺流而下，找寻她的踪迹。却见仿佛依稀，她在水中伫立。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通过比较，再请同学陈述两首作品的异同。于是，同学们很快就指认出，在这两首作品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地说，琼瑶创作的现代流行歌曲《在水一方》，简直就是《诗经·蒹葭》的白话版。于是，大家一起分析《在水一方》成功的原因。由此而认识到，《在水一方》的歌词作者善于利用并调动人们对《蒹葭》这首诗歌的认知与积累，从而让人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样的分析得到了大多数学生的认可。因为，大家在品读这两首作品的过程中，确实也感受到了这种既陌生又熟悉的审美体验。
又如，在讲解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时，引入梁弘志作曲、蔡琴演唱的流行歌曲《但愿人长久》。由于《但愿人长久》的歌词是直接沿用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因此，我们主要让学生体验这首流行曲的音乐旋律与苏轼原词情感表达之间的关系。
由于受课程性质与课时的限制，在课堂上对流行歌曲的播送与讲述，大多是点到为止。因为，我们所开设的毕竟是中国文学史课，讲授的重点是古代文学自身的内容，而不能让流行歌曲喧宾夺主。尽管学生在欣赏流行歌曲时，有时显得比欣赏古典诗词作品更有兴趣。我们的补充办法是，建议学生在课外尽量多地收集、聆听相关流行歌曲，以听歌辅助原作阅读，加深记忆，加深理解。
采用这样的教学方式，使《蒹葭》、《水调歌头》这样的古典作品，具有了文学与音乐的双重欣赏价值，即从原先单一的文本状态，发展到现在的音视频的丰富样式。于是，学生对这些古典诗词作品的感情体验，也由原先相对单一的感受，转变成为多元的立体享受。即从阅读欣赏《蒹葭》延伸到对流行歌曲《在水一方》的赏析，而且对此的赏析又从歌词延伸到演唱。最后，同学们认识到，由于琼瑶采用了短句歌词的形式，强调句式工整，注意前后两段在内容上的呼应，从而具有语言优美凝练和含蓄内敛的特点。
在欣赏了歌词的艺术特点后，接着分析这首歌的谱曲特点。歌曲的前奏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急切甚至嘈杂，而歌词部分却悠扬婉转，前后反差很大，却相得益彰。纵观全曲，有急有缓，有强有弱，恰似江河湖海，形态各异。第一句歌词为弱起小节，随后渐次展开情节，入情入理。在旋律塑造中，大量的使用了颤音与滑音，增添了旋律线条的千回百转。而这样的文风、曲风与演唱者邓丽君的演唱气质非常契合，可以说是东方古典优雅之美与现代时尚气息的完美结合。虽然这首歌看似简单，多是拉长尾音的句群处理方式，但这恰恰需要演唱者非凡的功力，否则整首旋律会了无生气、黯淡无光。邓丽君采用气声唱法，但她的咬字非常清晰且刚柔并济，对于情感及演唱技巧的拿捏，恰到好处。在这首歌曲中，她巧妙地运用深厚的气息控制，把短句合并成长句来处理，做到了句中气息不断，句间换气不露丝毫痕迹的效果；她还使用了一点慵懒的声线在开始部分的低音区营造了温情脉脉、细语呢喃的意境；她结合全曲吟诵式的旋律线条以饱满的气息和吐字发声的功力驾驭文字声调使歌曲画面感极强。邓式风格的演唱特点是举重若轻，她轻松地处理了大量的两拍，甚至是三拍时值的音符，在情感集结处，她轻松自如地完成了由低音区向高音区的8度大跳跃（如歌曲前半部“有位佳人，在水一方”的“在”字，第二段“靠水而居”后，接高潮部分“我愿逆流而上”的“我”字）；她融诗情、爱情于歌曲创作中，栩栩如生地塑造出了一对才子佳人的形象。即使是声线中流露出的一点点沙哑的磁性，也会让人联想到主歌与副歌间如泣如诉的哀婉缠绵与朦胧神秘，令人神往。
讲述完上述内容后，我们就让学生欣赏演唱的音视频。让同学们实际感受邓丽君的演唱艺术，尤其是邓丽君细腻生动的处理手法。从而使大家体验到这首流行歌曲能超越一般通俗歌曲艺术水准的原因所在。
随着备课工作的不断深入与细化，我收集到的材料也越来越丰富。不少同学也将自己收集的音像资料提供给我。有了如此丰富的内容，我便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专门开设一门课程，来比较系统和全面地讲授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的关系。于是，我的探索历程也就十分自然地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进入第二个阶段后，我一方面继续在中国文学史课程中合理地穿插流行歌曲的欣赏；另一方面，在学校教务处的批准下，我们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了以“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为课程名称的文学艺术欣赏类选修课。该课程将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并重，以两者的发展历史为线索，以具体作品为赏析对象，让学生了解古典诗词在当代流行歌曲中的影响力，从而进一步体会古典诗词的艺术价值。（二）内容与方法
作为一门课程，自然要讲究课程的系统性。于是，我们将“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课程分为十五讲。其核心内容是，讲清楚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问题。具体包括，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形式；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历史；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原因；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意义。
当然，这几个方面有时又是互相交叉的。例如，要说明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相结合的形式时，必然是在流行歌曲发展的历史中来展开的。因为，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结合，本身就是流行歌曲发展历史中形成的一种艺术表现形态。在流行歌曲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与古典诗词有着多样的结合关系。因此，我们的讲述从20世纪初开始。
举例来说，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流行歌曲的早期，黎青主即为李之仪的《卜算子》谱曲，取名为《我住长江头》。这首歌曲初刊于1930年《乐艺》第一卷第二号上，后收入作者的歌曲集《音镜》（1933年出版）。我国早期的又一位著名的作曲家黄自，其创作的流行歌曲中，也有不少是为宋词而谱写的，如《点绛唇》、《南香子》、《花非花》、《卜算子》等。
更值得一提的是，五四之后各级学校广泛传唱的学堂乐歌《满江红》。作为早期流行歌曲之一的学堂歌曲，这首《满江红》的歌词，起初是采用元代词人萨都剌（1272-？）的。1920年底初次公开发表于北京大学音乐研究会编辑和发行的《音乐杂志》第一卷第九、十号合刊，题作《金陵怀古》。但曲调没有注明出处。原文为：
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王谢堂前双燕子，乌衣巷口曾相识。听夜深、寂寞打孤城，春潮急。思往事，愁如织。怀故国，空陈迹。但荒烟衰草，乱鸦斜日。玉树歌残秋露冷，胭脂井坏寒螀泣。到如今，只有蒋山青，秦淮碧。
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杨荫浏先生将原本用于萨都剌《满江红》的曲调，与岳飞的《满江红·怒发冲冠》词相结合。杨荫浏在《我和〈满江红〉》，一文中说：“在1925年后的学生运动中，反帝的旗帜高举。我当时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八百余人，反对外国学校当局，一同签名离校，进入了当时由本国师生共同努力而短时筹建起来的光华大学。为了推动反帝怒涛，我选取了岳飞的《满江红》词，配以此曲的音调，油印成歌片，散发于同学之间。这时候，我自己是在光华大学读书，同时又在交通大学的南洋学会及海澜英文馆里担任业余音乐辅导。最初散发的对象，是在三校之间。但经辗转传抄翻印，不久就在全国传开了。” （《人民音乐》1982年第10期）可见，将宋词与流行歌曲相结合，不仅仅是一种艺术手段，它也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
如果以1949年为一个时间界限的话，那么，此后的流行歌曲，在台湾的发展相对来说，要超过大陆。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相结合的艺术实践，也更多地体现在台湾的流行歌坛上。上文提到的由邓丽君演唱的一系列宋词作品即是集中的体现。此外，由杨秉忠谱曲、包美圣演唱的陆游的《钗头凤》、柳永的《雨霖铃》，也是将宋词与流行歌曲完美结合的代表之作。
进入90年代后，大陆创作的流行歌曲，也重新开始寻找与包括宋词在内的古典诗词的融会之路，并出现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作品。
因此，从地域角度看，无论是大陆的流行歌曲，还是港、台的流行歌曲，都曾经与古典诗词有着直接或间接的结合关系。
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我将讲授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具体表现。
对此，我们发动学生展开调研。经过与学生的共同努力，我们将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具体方式，归纳如下。
一是一些流行歌曲的创作者，直接以古典诗词为歌词，将其谱上曲调，使之成为一首具有现代气息的歌曲。
这类作品，最典型的是由邓丽君演唱的专辑《淡淡幽情》中的作品。这是台湾歌坛上将古典诗词与流行音乐完美结合的典型之作，是由艺人谢宏中邀请刘家昌、梁弘志、谭健常、陈扬谱曲的，于1983年面世。其中有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秦观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朱淑真的《生查子·去年元夜时》、柳永的《雨霖铃》、辛弃疾的《丑奴儿·少年不识愁滋味》，李之仪的《卜算子·我住长江头》等。经过台湾曲作家的精心谱曲，再加上邓丽君内敛婉约的唱腔，深得听众的喜欢。
二是有些流行歌曲以唐诗的题目或宋词的词调为歌曲名，加以演绎。
20世纪80年代播放的电视剧《虾球传》中的歌曲《游子吟》，即取自唐代诗人孟郊的诗题。又如，由三宝作曲、陈涛作词、沙宝亮演唱的《暗香》和由费玉清演唱的《一剪梅》两首流行歌曲，其命名也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作为词调的《一剪梅》和《暗香》。
这类歌曲的歌词创作，只是借用唐诗宋词的某个题目或调名，其内容与宋词原作并无太大联系。但这种创作方式，同样也能使听众产生古与今的艺术联想，从而获得听众的认可。
三是有不少流行歌曲引用或化用古典诗词作品中的句子作为歌词，并将其展开或以其为思路，展现一段现代的故事情感。
台湾的琼瑶和大陆的陈小奇，在这方面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并获得成功。由琼瑶作词的《却上心头》即是一例。歌词为：
天也悠悠，地也悠悠 / 天地无边无尽头 / 魂也悠悠，梦也悠悠 / 魂牵梦萦何时休 / 几度回首，几度凝眸 / 几度相思几度愁 / 说也含羞，诉也含羞 / 望断天涯何时休 / 此情无计可消除 /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 啊…… /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里的“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出自李清照《一剪梅》词。李词原文为：“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云中谁寄锦书来。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当然，词作者琼瑶并沒有完全照搬李清照的词文，而是撷取浅白而又容易让流行歌曲发挥的最后片段，再补上标准的琼瑶式梦幻爱情片段。同时，她又一改李清照《一剪梅》的“两处相思”，情怀，变成“说也含羞，诉也含羞”单相思，如此一来，抒情风格也由李词的内敛变得外放。
四是更多的流行歌曲，虽未直接引用词句，但其情其景，明显带有古典诗词的影响痕迹。
与上述三种情况相比，这种影响表现了流行歌曲对古典诗词借鉴和融会的更高境界。这其中，要数李叔同作词的歌曲《送别》（1914年）最有代表性。其歌词为：
长亭外 / 古道边 / 芳草碧连天 / 晚风拂柳笛声残 / 夕阳山外山 / 天之涯 / 地之角 /知交半零落 / 一觚浊酒尽馀欢 / 今宵别梦寒 / 长亭外 / 古道边 / 芳草碧连天 / 晚风拂柳笛声残 / 夕阳山外山
我们很难指证这首充满古典情怀的早期流行歌曲具体借鉴了哪首作品，但它的选题、取象、设色、造境，以及由此而构成的情感氛围中，却又分明令人感受到宋词的特点。
同样，由金流（刘如曾）在20世纪40年代作词作曲的《明月千里寄相思》，也是一首充满宋词情韵的流行歌曲。其歌词为：
夜色茫茫罩四周 / 天边新月如钩 / 回忆往事恍如梦 / 重寻梦境何处求 / 人隔千里路悠悠 / 未曾遥问心已愁 / 请明月代问候 / 思念的人儿泪常流 / 月色朦朦夜未尽 / 周遭寂寞宁静 / 桌上寒灯光不明 / 伴我独坐苦孤零 / 人隔千里无音讯 / 欲待遥问终无凭 / 请明月代传信 / 寄我片纸儿为离情
很显然，词作者在歌曲的遣词造句和意象创造方面，都借鉴了宋词的特点。与李叔同的《送别》一样，这首蕴涵宋词情韵的流行歌曲，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又被广泛传唱。如邓丽君、蔡琴、徐小凤等歌手均演唱过。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蕴涵宋词情韵的流行歌曲，同样具有影响力和感染力。
第二，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形成的原因。
在比较详细地了解了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关系的表现形式后，我们在课堂上又对这种关系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归纳起来，有以下原因。
一是由流行歌曲自身的艺术特点决定的。流行歌曲作为音乐艺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有其独特、创新的一面，但同时也离不开对传统艺术的继承和借鉴。可资流行歌曲继承和借鉴的资源中，无数优秀的古典诗词作品，无疑是十分理想的资源。因为，自《诗经》开始，古典诗词始终保持着音乐文学的特点。它被流行歌曲所继承和借鉴，从现代艺术发展的角度看，也体现了传统艺术对现代艺术的影响。
二是与流行歌曲的创作者的文学修养有关。从流行歌曲的角度来看，两者的结合，则又体现了现代艺术对古典文学的接受与利用。两者之间，流行歌曲的作为，居主动地位。因为古典对现代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今天的艺术是否真正对传统感兴趣，并加以利用和接受。因此，这一关系的实质就是，流行歌曲的创作者和欣赏者对古典诗词的态度和接受。古典诗词作为流行歌曲的文学背景和艺术渊源，赋予上述流行歌曲以丰富的底蕴，使它们散发出诱人的古典美的芬芳，以此来满足那些熟悉和喜爱宋词的广大听众的审美心理期待。从而使流行音乐和古典诗词这两种跨越无限时空的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中国千年文化传统在现代生活中回荡起它的旋律。可见，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欣赏者，他们应当是熟悉古典诗词、理解古典诗词并善用古典诗词的群体。
对照上文所提到的一些与古典诗词融合得比较成功的流行歌曲来看，大都体现了这一特征。如早期的流行歌曲的创作者，像李叔同、黎青主等，既对古典诗词有着很高的理论修养，又具有旧体诗词的创作能力。如李叔同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正月，为留别友人而写的《南浦月》词，在当时即获得了好评。词曰：“杨柳无情，丝丝化愁千缕。惺忪如许，萦起心头绪。谁道销魂，尽是无凭据。离亭外，一帆风雨，只有人归去。”那年他22岁。198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弘一大师全集》十册，其中的一册就是“诗词卷”。可见，李叔同之所以能谱写出像《送别》这样的流行歌曲，与他深厚的古典诗词造诣和扎实的诗词创作实践是分不开的。
而这些歌曲最先传唱的地方也以学堂为主，其接受者也具有一定的古典文学的修养和欣赏、理解能力。而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古代文学的普及工作也得到了有效的开展，这就为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融合，提供了更广阔的天地。从歌词作者的角度看，无论是大陆的陈小奇、冯晓泉，还是港台的琼瑶，翻开他们的简历，均可看到他们对古典文学的浓浓情结。
陈小奇，1982年从中山大学汉语言文学系毕业，写现代诗的陈小奇本想当文学编辑，然而杂志社名额有限，结果进了中国唱片广州公司做编剧。1983年底，唱片公司引进大量英、日文歌曲进行“扒带子”重制，当时表现惆怅、悲伤等消极情绪的歌也在等待改头换面，因而催生了广东的填词行业。陈小奇亦在那时开始接手填词工作。1993年，在中央台春节联欢晚会上，由他作词的《涛声依旧》，经毛宁演唱后，几乎是家喻户晓。而这首歌曲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小奇在歌词中，借鉴了古典诗词的元素。而冯晓泉本身就是学民族乐器出身，对民族文化有很深的兴趣和接触，因此，他运用古典诗词填写了大量的歌词，如《秋水长天》等，同样达到现代与古典的贯通。
琼瑶，原名陈哲，1938年生于四川成都的一户书香之家，幼年随父母赴台湾。少有文采，对中国古典文学也有着较高的修养。她的小说，往往有浓郁的诗情画意，甚至有清词丽句穿插其间。这样一种古典美的意境，成为其作品中热恋男女的最佳烘托，也使那些把爱情梦幻化、理想化、神秘化的天真男女，为此陶醉。琼瑶为根据其小说改编的影视剧谱写的歌词，如《在水一方》、《庭院深深》等，即表现出她对包括宋词在内的古典文学借鉴、利用的才能。
三是与听众的审美要求相联系。如上所述，流行音乐与古典诗词能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关系，起决定因素的，首先还是现代流行歌曲的词作者们的实践。而词作者的这种艺术追求，从读者接受理论的角度看，则又是建立在读者的审美要求之上的。具体地说，这种追求，体现的是一种能兼备深厚的历史感和鲜明的时代感的审美理想。正是由于追求这样一种艺术效果，这些流行歌曲，能最大限度地打动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的听众。人们可以从这些流行音乐中，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艺术享受和情感体验。上文提到的《送别》，自李叔同在20世纪初创作后，60年代的影片《早春二月》将其作为插曲；80年代拍摄的电影《城南旧事》，又用其作为主题歌。两者之间那种淡淡的离愁别绪，浓浓的怀旧情愫，配合得十分得当，仿佛是天成之作。而这首流行歌曲历如此之久的时间，仍能被听众所喜欢，即表明了它能使不同时代、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层次的听众，都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艺术享受和情感体验。
三、实践与收获
众所周知，古典诗词与流行歌曲，分属两种不同的艺术范畴，拥有各自的时空背景，但在各自的发展中，两者又超越了时空的限制，而形成了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从古典诗词的角度看，这是它对现代流行音乐的一种影响。从流行音乐的角度看，是流行音乐对古典诗词的继承。
那么，这种影响和继承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里，首先是有一个传统存在，有这样一个传统，它就有可能在现代被人所接受，当然，在某些情况下，传统也可能不被人关注和重视。因此，传统是否被人继承，关键还是取决于现代人对传统的态度。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流行音乐与古典诗词之间能形成如此丰富多样的关系，起作用者，首先还是现代流行歌曲的词作者们的实践。而他们的这种实践，既表明了他们对古典诗词的态度，也表明了他们对古典诗词的熟悉和积极、合理的利用。（一）教学的实践与收获
现代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的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文艺现象。这一现象，一方面涉及艺术的古今关系；另一方面也涉及音乐和文学的跨学科关系。对此加以研究，应该是有价值的。它可以揭示现代流行歌曲与中国古代文学的渊源关系。两者在各自的流传过程中相互融合，从而产生新的时代内涵和形式，并为各时代的受众所接受。同时，开展对这一关系的研究，也会令人接受这样一个道理，即每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应该欢迎这个时代的文学家的参与。而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流行歌曲所需要的。
而从人才培养与大学教学的角度看，在我们这样一所工科背景深厚的学校里，逐步开设一些学生喜爱的人文素质类课程，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的人文艺术素养，另一方面对培养学生的学科思维能力同样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有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例子。3M中国公司有一位化工博士，在3M研发部门任职。这位化工博士爱好文学，在读了周敦颐的《爱莲说》后，对文中的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开始琢磨。为什么莲花会出污泥而不染？为什么水洒在荷叶上不会打湿荷叶，而迅速变成一颗颗水珠滑落。通过研究，弄清了其中的原理，那就是水在某种化学和生物物质的作用下所构成的现象。于是，3M就开始研发这个技术，并将此应用在生产与生活中。那就是一种能使水气或雾气迅速变成水珠并迅速掉落的膜。这种膜于是就成为一种产品，运用于矿工的眼镜镜片、高速公路上的指示牌等设备与设施上，解决了原本觉得难以解决的生产生活问题。这种能迅速除去水气和雾气的膜，真可称为“出污泥而不染膜”。这个例子，从一个侧面启发我们，人文素质课程并不仅仅能够健全学生的素质，而且还能触发其创新思维的形成。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我们这样一所以工科为传统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对人才的培养，确实需要高质量地进行这样一些人文类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创新。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在教学实践过程中，倡导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例如，我们让理工科专业的学生自己来设计一堂以流行歌曲《月满西楼》和古典诗词《一剪梅》为内容的课堂教案。这项原本适合文科专业学生做的题目，在理工科专业学生的努力下也很好地完成了。
以下就是其中的一份优秀教案，完整地包含了教学目标、教学重难点和教学过程。
在“教学目标”中，是这样表述的：
1.情感目标：增强学生对中国诗歌文学及民族音乐的热爱，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使学生更加珍惜我们现在的美好生活，树立积极向上的人生观。
2.知识目标：通过对音乐作品的学习和欣赏，使学生了解音乐与诗歌结合的方式，了解音乐与诗歌结合后产生了怎样的艺术效果。
3.能力目标：在教学过程中，通过师生双边活动，提高学生的音乐鉴赏能力，拓宽音乐视野。
在“教学重难点”中，学生是这样表达的：
1.音乐是如何表现诗歌内容的。
2.音乐与诗歌之间的借鉴与继承的关系。
而对“教学过程”的设计则更有创意，包括：
1.导入。播放《月满西楼》配乐 。
2.介绍李清照《一剪梅》词。
3.分析歌曲《月满西楼》对《一剪梅》词的演绎。
4.推选一位同学演唱歌曲，一位同学朗诵词作。
5.总结。 体味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相结合的艺术特点。
总之，通过多种互动的方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最终使课堂教学有效地完成。这便是尝试课程教学创新的第一项收获。（二）研究的收获
收获之二，便是将教学成果转化为科研成果。具体表现为，在积累了多年教学改革的感性与理性思考后，我们将讲课过程中搜集的材料加以分析与阐发，从而撰写了一本与课程同名的小书——《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全书的正文也分四章：第一章为“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方式”；第二章为“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历史”；第三章为“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原因”；第四章为“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意义”。每一章又分若干小节，如第三章在揭示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结合的原因时，又分别设“艺术自身层面的原因”与“文化心理层面的原因”两节。前一节下又设“流行歌曲自身的艺术特点”和“流行歌曲创作者的文学修养”两部分；后一节下又设“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民族自尊心理”和“新旧文化背景下的大众审美心理”两部分。
该书在2010年12月由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在该书出版前两个月，我应邀赴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参加由该校举办的“发皇华语，涵咏文学：中国文学暨华语文学术研讨会”。根据会议的安排，我在会上作了题为《让古典与流行共鸣：古代诗词教学改革札记》的发言，介绍了上述探索与实践的过程，引起了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该系林文庆、廖一瑾和罗贤淑等老师，就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休会期间，廖一瑾老师驾车带我们游览了美丽的阳明山。一路上，我们继续讨论着这个话题，并在廖老师的带领下，大家一路赏景，一路齐声演唱李叔同填词的《送别》。歌声在风景如画的阳明山中久久回荡，象征着我们的教学改革之路将会越走越宽广。《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一书出版后，我将此书分赠给了其他高校的同行征求意见。他们在充分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后，纷纷认为，从课程的开设到专书的撰写，体现了对古典诗词教学改革的一种创新，并也在着手准备在自己的学校里推广我们的这一改革经验。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这一教学改革会更趋完善，会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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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
［3］付林.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3．
［4］李剑亮.流行歌曲与古典诗词.杭州：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
高校古典戏曲教学改革刍议——以《牡丹亭》为例
□万润保当今，在流行文化的强力冲击下，传统戏曲濒临衰亡，同样，高校古典戏曲教学也陷入困境，而这两者之间又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古典戏曲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观众，古典戏曲观众的培养又与古典戏曲教学密切相关。遗憾的是，长期以来我们把古典戏曲研究分切为文化和高校两大系统，文化系统重视声腔研究，高校系统则侧重文本分析，两大系统之间几乎很少交流。笔者曾拜访过王季思先生，据老先生回忆，吴梅当年给他们讲授词曲时，一边吹笛演唱，一边分析讲解，每月布置作业一次，要求学生创作戏曲，假日师生一同去公园排演。如今，在高校教师中，像吴梅那样的大师已杳如黄鹤。我们仅仅把古典戏曲作为案头文学作品来讲解，学生学得索然无味，也制约了对文本的理解深度。因此，高校古典戏曲教学亟待改革。本人在高校教授元、明、清文学多年，在此就以《牡丹亭》为例，谈谈自己的一些戏曲教学改革尝试和浅见，供同仁参考和批评。
一、文化追寻与纵横比较结合
由于历史情境的疏离，现代人对《牡丹亭》的理解未免有隔膜，《牡丹亭》写的男女之爱，在今天看来已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为使学生准确把握文本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我认为从三个角度切入，对《牡丹亭》进行文化追寻和文化比较非常重要。
一是将《牡丹亭》置于明中叶“无情世界”中进行观照。由于明初朱元璋父子大力倡导程朱理学，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一危机可以描述为人与自然日渐疏离，并逐渐丧失自然属性；人的思想与情感分离，人追随理性主义已达到非理性的地步；人的个性棱角随着自我意识的淡化而逐步丧失，并且向类型化发展甚至萎缩和畸变。因此便造就了一批或是“平居无事，只解打恭作揖，终日匡坐，同于泥塑”的迂儒；或是“无耳无目，无舌无鼻，无手无脚，无心无肺，无骨无筋，无血无气”的腐儒；或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儒。从而使正统文化失去了维系封建纲纪的张力，濒于“槁而死”的边缘。至明中叶，王阳明起而标举“良知”，企图“以起死回生”。“致良知”强调人心之巨大作用和自由性，而不拘囿于儒家经典教条；尊重人的个性自由，提高人的自我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解放的嚆矢。受其影响，在文学理论界普遍出现了尊情反理的倾向。《牡丹亭》就是在这样一种哲学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因此，作品中“天然”与“不自由”应该是题眼，凸显了汤显祖对自由世界和有情世界的企盼。这些创作背景的介绍，有助于学生加深对作品时代意义的认识。
二是将《牡丹亭》置于中国古代戏曲史中进行观照。与《西厢记》等爱情剧相比，《牡丹亭》不仅仅是写青年男女一见钟情，追求爱情自由，反对封建礼教。更为重要的是对婚姻、青春、命运的思考，对禁锢人性的封建礼教的抗争，对要求个性解放的呐喊，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所以《牡丹亭》比以前任何爱情剧都要深刻，不但具有文学意义，也具有哲学意义。通过追溯，使学生建立起作品文学史、思想史的发展意识。
三是将《牡丹亭》置于世界文学中进行观照。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生活于同时，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牡丹亭》被誉为中国版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罗密欧与朱丽叶》反映了人文主义者爱情理想和封建恶习之间的冲突，集中体现了莎士比亚个性解放的思想。莎士比亚用年轻的生命死亡预示了充满希望的明天，汤显祖用年轻的生命的死而复生表达了对未来的憧憬。两部名剧都是世界文化的骄傲，是人类的共同财富。通过比较，进一步强化文学就是人学的经典命题。
通过这三方面的讲解，学生对《牡丹亭》的思想意义和历史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另外，由于古代女性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更烈，所以《牡丹亭》更能引起女性的共鸣。针对中文系学生中女生多的特点，我特别介绍了《牡丹亭》与女性的关系。明清两代无数的女性读者为《牡丹亭》而痴迷、沉醉甚至断肠，如娄江俞二娘、扬州冯小青、杭州商小玲、吴江叶小鸾等，这些故事不但进一步激发了学生对《牡丹亭》的兴趣，也增添了她们对作者的敬仰之情。所以，针对学生的个性和兴趣特点，作品解读的侧重点要有所选择。
二、文本分析与唱段欣赏结合
大陆高校讲授戏曲，一般是进行文本分析，很少与演唱结合起来，最多只播放点唱段。这方面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在台湾，昆曲普及教育可谓深入人心，不仅艺术院校，普通大、中学里也教授昆曲欣赏课程。每有大型昆曲演出，老师会在半年之前就开始示范和讲解，让学生们加强理解。一般学生票在演出3个月前就已售完，一些组办方宁可不赚钱也要把普通票打折成学生票，以培养青年观众。所以白先勇先生说：大陆有一流的昆曲演员，台湾有一流的昆曲观众。
我在讲授《牡丹亭》时，不但给他们播放一些《牡丹亭》的名家唱段录像，而且和学生一起学唱。通过欣赏和学唱，主要实现这些教学目的：
一是使学生对昆曲的特点有了更感性的认识。昆曲是“水磨调”，徐渭说：“听北曲使人神气鹰扬，毛发洒淅，足以作人勇往之志，信胡人之善于鼓怒也，所谓‘其声噍杀以立怨’是已；南曲则纡徐绵渺，流丽婉转，使人飘飘然丧其所守而不自觉，信南方之柔媚也，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是已。”以前学生对这些说法理解不透，印象不深。通过欣赏华文漪、张继青、张静娴等名家的演唱后，学生才真正理解了昆曲为何叫“水磨调”，什么是“纡徐绵渺，流丽婉转”。昆曲字数少深情多，尤以“海天悠”一曲最为典型，演唱技巧要求很高，学生花了很多时间才学会几句，他们在与流行歌曲进行比较后，真正体会到了什么是“高雅艺术”。
二是使学生加深了对《牡丹亭》文本的理解。华文漪、张继青等名家把杜丽娘的形象演绎得栩栩如生，动人心魄。如“游园”时杜丽娘对美丽大自然的惊奇和叹息，“写真”时杜丽娘对生的留恋和无奈，“离魂”时声娇气怯，精倦神疲，虽死还生的感人情景，都有助于学生对杜丽娘心态的把握。《牡丹亭》的语言以“婉丽妖冶，语动刺骨”著称，王骥德称其境往神来，巧凑妙合，“才情在浅深、浓淡、雅俗之间，为独得三昧”。其韵味情致在笔墨文字之外，通过学唱，学生不但对《牡丹亭》中的一些名段能倒背如流，对作品的语言特色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尤其是青春版《牡丹亭》，华丽的舞台、服装、舞蹈设计，给学生以视觉震撼，他们看得如痴如醉。以前很多学生从未接触过昆曲，自听了这些名角的演唱后，不久就变成了昆曲迷，不但看了全本的《牡丹亭》，还找来《长生殿》、《桃花扇》、《玉簪记》等DVD来欣赏。
三、课堂讲授与课外考察结合
汤显祖曾在浙江遂昌为官，遂昌县至今保留了不少汤显祖的遗迹，全部由《牡丹亭》曲牌组合而成的“遂昌昆曲十番”器乐演奏至今仍在遂昌民间广为流传。遂昌县近年来已举办了中国汤显祖首届年会、出版汤显祖研究学术刊物、重建汤公遗迹等形式的活动，2004年末，遂昌县拟订并开始实施《遂昌县汤显祖文化发展规划》。努力将遂昌县打造成为中国的汤显祖文化中心。我充分利用这一地理优势，带学生去遂昌参观汤显祖的遗迹，要求他们考查古典戏曲在民间的生存状况，以及地方政府是如何把戏曲的传承与文化建设、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
遂昌的重要文化遗产是“昆曲十番”，据说是汤显祖在遂昌任知县时传播下来的，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它以笙、箫、九云锣、梅管、提琴、鼓板、双清、三弦8种乐器轮番演奏若干曲牌的一种器乐演奏形式，又因其演奏的曲目主要是昆曲曲牌，故也称“昆曲”。据专家考证，“遂昌十番”与现时流行的昆曲有所不同，其演奏风格和内容独具特色。2008年，“遂昌十番”被文化部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学生看到时至今日，在这偏僻的遂昌，仍有许多人能清唱《牡丹亭》中的曲子，遂昌的老艺人仍能看着工尺谱演奏和演唱《牡丹亭》，都惊叹不已，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传统戏曲在民间的强大生命力。遂昌县不仅在“昆曲十番”的发祥地石练镇石坑口村建立了传习基地，同时在石练镇小学、遂昌实验小学创办了传承教学基地，另外还在县城创办了“遂昌昆曲十番古乐坊公司”，搭建了一个由村、镇、县三级联手传承，保护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鲜活舞台。目前，遂昌县已组建了“石练十番”、“女子十番”等6支表演队，有300多名青少年、80多名民间音乐爱好者学习“昆曲十番”。“昆曲十番”古乐坊不仅成为集旅游观光、古乐欣赏、休闲品茗，具有高雅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的民间艺术展演、展示场所，而且一条发展传承“昆曲十番”的文化产业链也已逐步形成。以前，很多学生都认为古典戏曲已日暮途穷，难与流行音乐争锋。通过这次考察，他们改变了这种想法，觉得古典戏曲在现代社会仍是大有可为。遂昌县把古代文化传承与现代经济发展结合起来的做法使他们受到启发和鼓舞，从而更加增强了学习和传播古典戏曲的兴趣。
四、古典继承与现代转换结合
古典戏曲承载着中华民族文化渊源的基因，蕴藏着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和文化意识，构筑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和核心竞争力，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冯其庸先生说：“中国的戏曲如果灭亡了，中国传统文化也就灭亡了一半或三分之一；一个民族如果失去了传统文化（其中必然包括独立的民族精神），这个民族也就失去了它的独立存在的精神基础。”因此，我在讲授古典戏曲时，试图唤起学生学习戏曲、保护戏曲和传承戏曲的使命感，发挥古典戏曲提升文化品位和审美情趣的功能。
古典戏曲不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的骄傲。为了激发学生的民族自豪感，我着重介绍了昆曲在世界的传播及青春版《牡丹亭》在美国的演出盛况。2001年5月18日，中国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并在19个入选项中名列榜首。青春版《牡丹亭》自2004年4月在台北首演以来，两年间在台港澳及内地多个城市共演出70余场，观众反响热烈。评论认为，把昆曲的古典美学与21世纪的审美意识磨合接轨，将有数百年表演历史的古老剧种搬上现代舞台，是青春版《牡丹亭》对戏剧的贡献。青春版《牡丹亭》还连续3天在位于旧金山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伯克莱剧院上演，观众场场爆满，特别是众多美国青年学子为中国传统戏曲艺术的魅力所倾倒，为演员们的精彩表演所陶醉。演出期间，卡尔演出公司、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中国研究中心、东亚研究中心、音乐系、戏剧舞剧表演系还联合主办了一系列讲座，帮助美国观众了解《牡丹亭》的文化背景，同时介绍有关昆曲艺术的发展历程及欣赏知识。加州大学破天荒地连续三天座谈研讨《牡丹亭》，导演汪世瑜和张继青老师现场为专家学者解读昆曲，笛箫艺术家曾明即兴为两位艺术家持笛伴奏。近年来，美国的昆曲热不断升温，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语言文化系增设了昆曲课程，已有近百名学生报名选修，其中大部分是欧美裔学生。昆曲表演艺术家张继青先生在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获得艺术家终身成就奖，昆曲表演艺术家华文漪荣获美国最高传统艺术奖。
通过这些介绍，学生知道了昆曲不但在中国，在世界同样有着强大的艺术生命力，是人类的共同宝贵财富。白先勇用敏锐的眼光、睿智的洞察力把握住杜丽娘内心生活依稀可以捉摸的每一瞬间，使心灵流变的过程丰富多彩，并以细腻的、敏锐的、深刻的辨析力加以透视解剖，从而使“过程”显得形象化、明晰化。因此白先勇的《牡丹亭》创造性改编不是删繁就简，也不仅仅是刮垢磨光，而是赋予它鲜明的现代性，即关注人的心灵自由。将传统底蕴、古典美韵、时代精神有机融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舞台叙事风格。这样，就使得《牡丹亭》不仅是古代的，也是现代的。说明古典戏曲只有与现代人的心灵进行沟通，才能焕发新的生机。青春版《牡丹亭》的成功，说明传统的文学艺术经典必须进行现代转换才能重焕生机，才能扎根于现代生活。这为以后的古典文学改编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给学生以莫大启发。
总之，我认为当前以文本分析为主导的戏曲教学方式必须进行改革。戏曲文学有着独特的个性，既是无声的案头文学，也是有声的音乐作品；既是古老的文化传统，也面临着生存危机和发展契机。所以，戏曲教学不能株守文本，要开阔文化视野，把文本解读与表演歌唱结合起来，把文化传承与现代转换结合起来，从而构成古典戏曲教学的完整链条。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加深他们对文本的理解，唤起他们保护和发展传统文化的意识，这样才算达到了戏曲教学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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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学教学应当导入诵读法
□钱国莲诵读作为一种行之有效且具有审美价值的读书方法和教学方法，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自近代废科举、创新式学堂以来，在实际教学中，诵读法被人们淡忘了。在新式学堂的课堂上，往往是“先生讲，学生听”，老师讲授越来越多，学生诵读则越来越少。近年来，在全社会都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诵读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越来越得到重视，然而目前只囿于中小学语文课堂或者仅仅作为大学的一项校园文化活动，诵读已然是高校中国古典文学课堂上远去的风景。本文剖析了这一现状，重申了诵读对于古典文学教学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几条切实可行的建议。
一、诵读是古已有之的教学方法
诵读，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古已有之。何为“诵读”，许慎《说文解字》谓：“诵，讽也。从言，甬声。”“讽，诵也。从言，风声。”段玉裁注：“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倍同背，谓不开读也。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可见，“诵”是一种有情态的、以声传情、寓情于声的表达方式。许慎《说文解字》又将“读”解释为“籀书也”。段玉裁的解释是：“抽绎其义，蕴至于无穷，是之谓读。”他又解释：“讽诵亦可云读，而读之义不止于讽诵。讽诵止得其文辞，［1］读乃得其义蕴。”根据段玉裁的解释，“诵”是隶属于“读”的一种读书的方法，“诵”侧重于以声“吟咏”，而“读”则不仅要“吟咏”，还要求得文章之“意蕴”。先秦典籍中“诵”和“读”大多分开使用，因为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所以秦汉之后便合二为一，称之“诵读”。诵读是一种眼、口、耳、脑并用的一种读书方法，它既能感知文本的声音形态，又能达到对文本的感悟理解，因而这是一种具有审美意义的读书方法。
诵读作为一种行之有效且具有审美价值的读书方法和教学方法，自古以来受到重视。最早的教学专著《学记》记载：“今之教者，呻［2］其占毕。”“占毕”即简册，“呻”即诵读。《周礼》载“大司乐［3］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可见早在周朝，诵读就已经是一种普遍使用的教学方法。及孔、孟之时，诵读更被重视，［4］［5］孔子云“诵诗三百”，孟子云“颂（诵）其诗，读其书”，［6］荀子说“小不讽诵，壮不议论；虽可，未成也”。汉代王充在《论衡·自纪》中说自己“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7］。唐朝韩愈在《进学解》中说：“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贪多务得，细大不捐，焚青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先生之业可谓勤矣。”［8］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9］到、口到。”元代教育家程瑞礼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中说：“每大段内，必分作细段。每细段必看读百遍，背读百遍，又通［10］背读二三十遍。”中国古代的学校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也无论是学经、史、诗文，甚至是学医、农、道、佛，都要广泛使用诵读法。
二、诵读，大学课堂里消逝的风景
自近代废科举、创新式学堂以来，在实际教学中，诵读法被人们忽略了。在新式学堂的课堂上，往往是“先生讲，学生听”，老师讲授越来越多，学生诵读则越来越少，基本见不到像旧时的国子监、书院或私塾那样，学子们摇头摆尾读书的模样。20世纪二三十年代，甚至有不少新教育家认为朗读的效率不及默读，因而反对诵读，倡导默读，“中国旧教育家，类多赞成朗读，所谓高声朗诵，吟咏铿锵，［11］畅以书声传至户外为美谈。新教育家则与之相反，皆倾向默读”。1933年，教育心理学家庄泽宣提出了很偏激的说法，他认为朗读是中世纪教育的产物，朗读“到了二十世纪的现代，也早就应在打倒之列。朗读到底有什么用处？除了悠闲阶级拿来消闲以外，实在一丝一毫的用处也没有”，“朗读成了习惯不但不能帮助默读而且要妨害默读”，因为“口里发音绝没有用眼睛来看得快，所以朗读成了习惯，［12］默读一定不能快”。1934年，当时教育部的汪懋祖在《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一文曾经这样描述：“今学校每不主朗诵，谓其妨害他人作业，而教室内除教员讲解，学生无暇朗读，即在讲授之余，学生亦惟枯坐默诵，生趣索然。”汪氏还谈到，当时某省有督学视察学校，［13］“见教室内合声朗诵，率为纠正”，由此冒犯了教员。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课堂里诵读被贬抑的程度。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较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文革”时期，古典诗词本身都淡出人们的视线，更谈不上在课堂里诵读古典诗词了。
近年来，在全社会都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诵读古典文学中的经典作品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教育部制定的普通中学《语文课程标准》（2003年实验版）明确要求学生能“用普通话流畅地朗读”，能“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能“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并且列出了建议学生诵读的古诗文名篇，而白话诗文则由教科书编写者或任课教师推荐。可见教育部对中学语文教学中诵读教学的重视。
2002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批准启动了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目的在于“弘扬传统文化，加强以德治国，迎接新世界全球文化浪潮的挑战，在新生代中唤起对中国精神、中国气节的认同，使他们在学习世界先进科技和文化的同时，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认识我们民族多难兴邦的曲折历史，了解灿烂博大的中华文明，学习一脉相承的中华美德，汲取民族精神，培养民资自尊心、自信心和文化归宿感，让他们在这空前的开放和交流中挺起我们民族风姿独具的主［14］心骨”。该工程启动以来，为推动诵读文化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笔者浏览该工程的“中华诵读网”时发现，参与“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的几乎都是中小学及其学生，尤其是小学和小学生居多。该工程评出的“2006年度中华经典诵读全国优秀学校”共33所，其中4所中学，1所九年制学校，其余都是小学；而2007年评出的51所优秀学校则基本上都是小学。因此，虽然，该活动本来设定的对象是青少年，但是显然没有走进大学校园，更遑论大学课堂。
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于2007年年初提出了“把推广普通话和推行规范汉字与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相结合”的工作思路，向全社会发出倡议，通过诵读经典传承中华文化，在诵读中亲近经典，在亲近中热爱中华文化，在热爱中弘扬中华文明，并提出了“雅言传承文明，经典浸润人生”。2009年5月23日至24日，“中华经典诵读工作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委主任郝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用司司长王登峰在作会议总结时表示：“现在，通过我们的推动，‘中华诵’活动已经有了一定的社会认知度，领导也更加重视，下一步我们就要认真考虑诵读方面指导性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些都足以看出诵读越来越受到各级领导和相关部门的重视。即便是受到如此高度的重视，王登峰在会上还是发问：“‘中华诵’活动启动至今已经三年了，实际上经典诵读的活动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人开始做了，为什么一直没有做［15］起来？”笔者也注意到目前这项活动关注的重点是中小学生，如接下来的2009年暑期国家语委、中央文明办举办的全国中小学生“中华诵”夏令营活动即为佐证。王登峰说“中华诵”活动要在高校取得突破，要将其作为高校思政工作的很好的活动平台，因此接下来要策划“经典诵读进高校校园”的活动方案。
在教育部、国家语委等机构的大力倡导下，近几年来，各个高校纷纷开展中华经典诵读活动，这样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网络。如2008年10月15日，浙江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浙江省教育厅主办，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承办了首届浙江省大学生中华经典诗文诵读大赛，活动以“构建和谐语言生活，营造共有精神家园”为主题，旨在“通过广泛诵读经典，彰显中华语言与传统文化魅力，推广普通话，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社会应用水平，挖掘与诠释中华传统文化的内涵，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此后几年里，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举办了多届国学文化节，其中就有中华经典千人诵读活动。
从这一部分表述可以看出，诵读已经渐渐回归到了中小学校的校园和课堂中，中小学校已经渐渐恢复了“弦歌之声，不绝于耳”的美景。然而，诵读尚远离大学的校园，更远离高校古典文学的课堂。即便目前有越来越多的高校组织诵读活动，但这种活动仅仅是作为一项旨在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提升大学生文化品位的校园文化活动，而没有作为一种读书和教学方法真正进入课堂，这种诵读活动往往由学生社团来组织，它们能够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然而往往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目前，高校的中国古典文学教学普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重文学史的讲授，轻文学作品的欣赏。即便是讲解文学作品，也是老师全过程地讲，学生全过程地听，几乎听不到古典文学课堂里传来诵读古典文学经典作品的琅琅书声，大学校园与课堂失却了很重要的一幅美景。
三、高校中国古典文学课堂导入诵读法的必要性
古今有识之士对诵读的作用有不少精辟的论述。宋代朱熹曾多次论述诵读之重要性，“大抵观书先须熟读，使其言皆若出于吾之口；［16］继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于吾之心，然后可以有得尔。”清代曾国藩说：“凡作诗最宜讲究声调，……尔欲作五古七古，须熟读五古七古各数十篇，先之以高声朗读以倡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之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凑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非高声朗诵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17］之韵。”他们都关注到，如果没有诵读，就无法真正领会中国文学文本作品的音乐美以及蕴藏在其中的深厚情感。现当代也有不少学者对诵读的重要性有过精辟论述，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他们（指前人）有个不二法门，就是熟读名文，读着读着，自己顿悟。他们的想法未免素朴了些，然而他们的取径并没有错。熟读名文，就是在不知不觉之中追求语言的完美。诵读的功夫，无论对语体对文言都很重要。仅仅讲究，只是知识方面的事情，诵读却可以养成习惯，使语言［18］不期而然近于完美。”朱光潜先生说：“写在纸上的诗只是一种符号，要懂得这种符号，只是识字还不够，要在字外见出意象来，听出音乐来，领略出情趣来。诵诗就是要把这种意象、音乐和情趣在声调中传出。这种功夫实在是创造的。读者如果不能做到这步田地，便［19］不算欣赏。”
显然，高校的古典文学课堂导入诵读法，其作用是不言而喻的。诵读法是引导学生领悟古典文学作品的语言、节奏和意境等各个层面的美感的重要途径，更是培养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提升学生感悟力、创造力和表达能力的重要环节。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诵读古典文学经典作品能够提升大学生的人文素质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人们生活节奏加快了，娱乐休闲方式丰富了，于是上网的人多了，看书的人少了，“读”书的人就更少了。加上汹涌澎湃的西方文化的激荡，国民尤其是青少年的人文素质状况堪忧。杨叔子院士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先进技术，一打就垮；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没有优秀历史传统，就不打自垮。”而古典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在培育和提升国民人文素质方面有着巨大的作用。1992年，江泽民同志曾指出：中国的古典诗词博大精深，有很多传世之作，它们内涵深刻，意存高远，也包含许多哲理。学一点古典诗文，有利于陶冶情操、加强修养、丰富想象。中华诵·经典诵读工程走进大学校园，自然能够对陶冶大学生的情操、培育大学生的人文素质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仅仅是作为大学校园文化活动还远远不够，因为一个活动相对持续时间较短，受益的学生相对较少。倘若诵读能够走进每一个高校古典文学课堂里，那么它在塑造大学生人文素质方面的作用就会渗透进每一节课里，渗透进每一个学生心里，并且这种渗透是绵延不绝的。（二）诵读可以增加对古典文学作品审美价值的理解与体验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尤其是古典诗词的审美价值一定要通过诵读才能真正地理解与体验。朱自清在论述语文教育时就将“读”放在重要地位。他指出，对古诗文来说，出声的读更是基本的训练方法，因为旧诗词的一部分生命在声调里，不吟诵不能完全领略它们的味，不诵读就不足以领会中国古典诗词特有的语言美、音乐美和意境美。古典诗词在视觉上句式整齐、对称或整散交织，听觉上节奏抑扬顿挫，韵律回环优美。如唐以后的格律诗，同一体式要求每首句数相等，每句字数相同；讲求对仗，要求句式整齐、对称；讲究平仄，每句每字都有平仄规定，一句之内平仄两两相间，一联之中平仄两两相对，一般不轻易改变，使语音的高低、轻重、停顿有规律地交替出现，形成节奏上的抑扬顿挫；它押韵严格，首联尾字起韵（只能是平声韵），以后凡偶数句尾字押同一韵部的韵，一韵到底，中间不得换韵，使声音有规律地回环往复。以杜甫的《登高》为例。
风急天高猿啸哀， 仄仄平平仄仄平
渚清沙白鸟飞回。平平仄仄仄平平
无边落木萧萧下， 平平仄仄平平仄
不尽长江滚滚来。仄仄平平仄仄平
万里悲秋常作客， 仄仄平平平仄仄
百年多病独登台。平平仄仄仄平平
艰难苦恨繁霜鬓， 平平仄仄平平仄
潦倒新停浊酒杯。仄仄平平仄仄平
古典诗词以其视觉、听觉上这些特点给读者以很高的审美享受，而这种审美享受则一定要通过一遍一遍地诵读才能充分领略到。
意境是中国古典诗词理论中一个独特的审美范畴，意境美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美学境界。中国古代诗人善于移情入景，以景寄情，创造出或含蓄委婉，或高远畅达的诗歌意境。诵读可以让读者深切体会和品味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意境美。曾国藩曾这样描述读书心得：“情以生文，文亦足以生情；文以引声，声亦足以引文。循环互发，［20］油然不能自书已，庶渐渐可入佳境。”因此，在古典文学的教学中，应该对学生有诵读的要求，通过反复诵读，使学生真正领悟诗歌的意境美。（三）诵读可以提高写作表达能力
常常有人感叹当代大学生的写作能力有弱化的趋势。当然，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快餐文化的冲击使得部分年轻人阅读量骤减；又如教师工作生活压力越来越大，致使有些教师不愿意花时间来指导学生课外诵读也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文选》烂，秀才半”、“能读千赋，则能为文”以及“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等古语，强调的都是诵读对于写作的作用。黎锦熙指出，诵读这种说话式的读自然影响到写作，因为可以“声入心通”，然后就可以做到写作时的“得心应手”。多诵读名篇，可以培养语感，丰富词汇，进而提高写作能力。
四、对高校古典文学教学导入诵读法的建议（一）大力倡导诵读，培养大学生诵读尤其是课外诵读的自觉性首先，要扭转目前古典文学教学中重文学史轻作品的倾向；其次，要扭转完全忽略作品诵读的倾向。要在中国古典文学的任课教师中大力倡导诵读，把诵读作为古典文学教学的必要手段，并将这种认识传递给每一学生。对于大学的教学而言，课内时间非常有限，教师在上课时，不可能花很多时间让学生来诵读，因此，要培养学生课外诵读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当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将课外诵读古典文学经典作品作为一种自觉时，大学校园就会时时呈现这样的优美画面：莘莘学子手执卷帙，或徜徉于小径，或端坐在石凳，或站立于树丛，吟诵古典诗词，微风不时地把琅琅书声送过来。如此一来，便可为大学校园增添浓郁的书卷气。（二）注重引导和示范
教师在课堂上，可以用不多的时间就某一个经典作品或者长篇作品的片段进行赏析，品味作品的意境，然后给学生作示范诵读，让学生充分感受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笔者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就读时，古典文学的几位任课教师都非常重视作品的诵读，《离骚》的主讲教师刘操南教授每次课上都要吟诵作品，并逐句教学生吟诵，这种教学方式给学生留下了深刻印象。（三）通过举办古典文学作品诵读比赛等校园文化活动推动诵读法
进课堂的步伐高校是社团林立的地方，在社团建设的过程中，高校应该多鼓励建设文化型社团。可以让这些学生社团每年组织经典诵读活动，以此来推动诵读进入教学环节，在诵读的作用尚未受到师生重视的当下，这不失为一条快捷有效的途径。（四）在课程考核中体现诵读的要求
考核是指挥棒，如果在课程中体现诵读的要求，那么诵读必定会引起师生的重视。古典文学的考试不能只是考核学生对文学史的掌握程度，同时还要考核对作品的诵读和记忆程度。（五）制定诵读篇目
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同浩瀚的海洋，即便是文学名篇也可谓浩如烟海、灿若星河。因此，为古典文学课程制定一个科学可行的诵读篇目可以提高诵读教学的针对性和效率，诵读篇目的重点当然是古典诗词，兼顾散文等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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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韩愈撰;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9］朱熹.朱子全书（第十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0］程瑞礼撰，姜汉椿校注.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合肥:黄山书社，1992.
［11］陈其保.初中国语教材之研究（续完）.中华教育界，1932，19（11）．
［12］庄泽宣.打倒教育界中流行的两个错误观念——识字与朗读.教育研究，1933 （26）．
［13］汪懋祖.禁习文言与强令读经.中华教育界，1934，22（2）．
［14］关于成立“中华传统文化诵读工程”的批复.中关工委函〔2002〕11号．
［15］坚持不懈，力求突破，齐心协力做好下一阶段“中华诵”工作——国家语委副主任、教育部语用司司长王登峰5月24日在“经典诵读研讨会”上的总结讲话.教育部网站．
［16］朱熹.朱子全书（第十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17］曾国藩著，梧桐整理.曾国藩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18］叶圣陶. 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北京:教学科学出版社，1999.
［19］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20］曾国藩著，梧桐整理.曾国藩文集.北京:海潮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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