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怡爽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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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经济增长比较：基于制度视角的研究试读：
摘要
本文旨在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讨论在中印两国长期经济增长中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制度因素。本文认为，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主要由增长启动机制、增长质量和增长包容性决定。通过对比中国和印度在增长启动机制、增长质量和增长包容性这三个方面的表现，分析决定这些增长可持续性的关键因素中的制度因素和中国与印度在制度安排方面的差异后，本文发现，正是制度上的差异，决定了中国和印度在过去几十年间经济增长的不同成就和对经济增长方式选择的不同路径；而这些制度差异，同样也将决定中国和印度在未来面临长期可持续性增长挑战时的反应与表现。在经济增长的启动机制上，中国的制度较之印度的制度更有优势；而在保持增长质量和改进增长的包容性上，两国则各有千秋，印度甚至是更有优势的。中国经济增长的启动成功源于政府主导资源投入，通过分权制改革使得地方政府进行激烈的经济竞争，并且通过农村制度改革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充分解放出来，一开始就把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资本紧密结合，并由此带动了整个中国经济增长。然而，中国比印度更加依赖于以要素投入的方式拉动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质量与增长的启动特点关系紧密，以政府为主导拉动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中缺乏对增长质量的关注，也缺乏促进增长质量改进的基础；而印度恰好与此相反，“弱”政府反而形成了更加富于竞争力和活性的市场体系；与此同时，印度也更加注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对私有产权的尊重和与国际体系的接轨。在经济增长仍然主要依靠要素（例如资源、资本与劳动）推动阶段，中国在经济增长启动机制方面的制度优势在中印经济增长竞争中发挥了充分的作用，并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而衰减，制度在动员资源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小；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内生增长阶段，印度在经济增长质量方面的优势如技术创新、知识产权、市场机制等因素将处于作用的递增过程。印度生产率的稳步提高以及中国资本效率的逐步下降，基本反映了这一事实。
关键词：制度 经济增长 中印比较 包容性增长 增长质量 增长启动
Abstract
This paper identifies and analyzes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in long-term growth in China and India from the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of economic growth mainly consists of the take-off stage of growth，the quality of growth and the possibility of inclusive growth. By comparing these three aspects of the growth of China and India，table Now，discussing the key institutional factors behind the sustainability of growth，and analyzing 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this paper found that the difference is institution determined that the different achievements of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 and Indi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se difference also will determine the Long-term growth in the future and the response and performance of china and India when facing challenges.
China has advantage over the India on the take-off stage of economic growth，and India is better when comes to maintaining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growth and the proformence of inclusive growth. The success of China’s growth launch was attributable to that China has successfully mobilize resources via the government-led investment. The local government reform and decentralization led to the fierce economic competition，and rural reform liberated the surplus labor in rural areas. From the start，China has put surplus labors and capital closely，and thus drive the entire Chinese economy take off. However，China depends on factor-input to promote economic growth than India. The quality of growth in China ha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growth launch. The Government-led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s helpful to the launch of economic growth but is lack of concern about the quality of growth，and also lack of basis for quality improvement to promote growth. In contrary，India which with a “weak” government has build a more active and competitive marke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India als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respect for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and standa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hen economic growth still mainly depends on factors input（such as resources，capital and labor），China get institution advantage over India，and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growth mode，the institutional role on mobilizing resources became smaller；when the economic develop into the endogenous growth phase，India’s advantages in the quality of growth such a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market mechanisms will be the key factors in increasing process. The steady improvement of productivity in India and gradually decrease of the efficiency of capital in China basically reflects this fact.
Key words：Insititution；Economic growth；China-India comparison；Inclusive growth；Quality of growth；Launch of growth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论文选题的背景
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印两国的比较一直是经济和政治领域中的重要问题，但直到最近它才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有趣问题。两个有如此大的人口规模、有着相似悠久历史的比邻发展中大国几乎同时崛起，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亚洲的两位巨人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如最初的发展条件、目前的发展水平甚至人口规模等。这两个国家过去都曾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经济体，公元1000年前中国和印度一度经济总量之和占世界的59%，而直到1820年，中印经济总量之和仍占世界的49.3%（Madison，2001）。然而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两个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经济增长停滞和衰退，20世纪中叶时中印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不到9%。中国和印度经济实力的下降一直分别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中期两国经济改革开始的时候。如今，通过大规模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开放，中国和印度都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但除此之外，中印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中印有着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增长方式也被认为有明显的差异。20世纪中叶，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印度则脱离英国独立，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主主义国家”，走上了不同的政治体制道路。从两国独立与建国之初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以“大一统”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印度实行的是揉合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但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的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中印的综合国力、人均GDP、各项社会发展指数等基本社会经济指标处于同等或相似的水平，均为低收入国家，也具有相似的经济特点，即封闭的国内市场、庞大的农业人口、基本完整但效率十分低下的工业体系，以及死气沉沉的国营经济部门。两者的差别在于印度由于其“中间道路”路线，长期以来一直能得到比中国更多的国际援助，并且尽管政治和社会上麻烦挫折不断，但并未遭遇中国那样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导致的经济削弱和倒退。不过，在困难重重中，中国依然在社会公平和进步领域例如人均寿命、医疗保健和普及教育等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就（森，2005）（见表1-1）。表1-1 中国和印度：起点和现状续表
从表1-1中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末印度整体经济水平略高于中国。70年代末，经历风雨磨难的中国开始反思自己的道路，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决策“使中国最终走上了一条改变中国和世界面貌的自由与改革之路”（CNN，1997）。通过一系列的包括土地改革、开放市场和财政分权等改革举措，释放了经济活力，提高了国内居民特别是农民的收入，中国人均GDP在1986年赶超了印度（当时中国人均GDP为278美元，印度则为273美元）。从1992年开始，中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向市场经济体制模式转型，市场向世界进一步开放，大量的外资涌入中国，中国自此走上了“世界工厂”的道路。20世纪80年代以前GDP年均增速，印度为3.2%，中国为6.2%；80年代年均增速，印度为5.6%，中国为9.7%，90年代年均增速，印度为5.5%，中国为10.0%；2000～2015年，年均增速，印度为7.0%，中国为9.5%。
印度同样在摆脱贫困、走向繁荣的道路上几经探索和徘徊，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由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体制向更为自由[1]化的市场资本主义模式转型。印度的改革比中国晚了5～10年，在这个过程中，1991年的国际收支危机以及中国的成功可以说对印度的经济政策和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外部影响（兰德公司，2005）。虽然印度的改革比中国起步要晚，并且速度要慢，但是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还是提高很快，使处于极度贫穷境况的人口数量急剧减少，并且通过信息及服务产业的卓越表现使印度赢得了“世界办公室”的美誉。不过，截至2008年，印度的人均GDP依然不到中国的一半，经济总量也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世界工厂”与“世界办公室”这样的名称背后似乎揭示出两个国家不同的复兴道路。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是高储蓄、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投资、普及基础教育、快速工业化、廉价的劳动力市场、活跃的对外经济部门以及开放性的国际经济政策。而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增长始终以资本密集的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为引导，但国内失业现象明显，储蓄率偏低，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一直不足。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似也不应被忽视：中印两国经济增长的起点都是政府推动和实现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其共同特征是对外部经济的开放和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经济改革的时间赶上了世界产业链由科技创新而产生的地理与结构上的重大变化，并且恰好都拥有最适宜于利用这种变化的资源禀赋：劳动力。中国和印度的成功和所选择的道路都被认为具有强烈的初始条件和路径依赖效应。
这种绝无仅有的两个大国同时崛起的现象、中印之间极为鲜明的相似和差异，使得中印之间的比较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印乃至全球经济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热点。尽管两者都是改革和开放的发展中大国，尽管也都是经济快速增长的亚洲人口大国，但政治体制、经济环境和发展方向上的差异很容易使人们对它们“谁走上了更好、更快、更长远的道路”这样的话题感兴趣。不过，由于在经济总量规模、增长速度上中国一直遥遥领先于印度，人们一直认为这个话题的答案是比较肯定的：无疑，中国的道路让更多人摆脱了贫困，建立起了更多的工厂和国际化标准的道路，吸引了更多的投资，是更加成功的。直到2003年7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者黄亚生和哈佛大学学者韩太云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印度是否能够超越中国》一文起到了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这篇文章一反当时的普遍看法，认为在长期内，注重国内市场、本土民营企业强大有力的印度终将超越依赖外国直接投资（FDI）拉动经济增长、资本利用效率较低的中国（黄亚生和韩太云，2003）。此后，中印比较的热点开始由中印之间增长差异的成因逐渐转变为龙象之争谁能取胜的问题。各种说法和比较轮番登场，中国、印度和欧美的民间、学界和政府都曾有过大规模的讨论，以至于2006年著名印度经济观察博客中曾宣称，“中印比较已经是一个被嚼烂的话题”。
事实真是如此吗？实际上，关于中印比较的话题依旧不断有各种新的观点被提出来，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和印度出人意料的表现更是令人不得不反思和回顾两个国家业已走过的道路和不同的前景。出人意料的是，越来越多来自国际上的观点开始赞同，中国对印度的领先并没有人们原本想象得那么多，印度也将在不久之后“超越”中国。美国《商业周刊》2009年底的一份评论文章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认为印度2009年第三季度7.9%的经济增长率已经生动地说明了印度形象的改变，印度落后中国最多12年到14年，已经很接近于赶超中国了；中国的高楼大厦让大多数人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是看起来比事实上强大，而印度事实上比看起来强大”。
无论如何，这些现象告诉我们，中印比较这个话题势必在很长时间内依然受到人们的关注，而且话题的重心，正越来越集中在“谁是长期增长的胜者”之上。
这样的情况，使得以下一些问题具有了被提出来再三思考并加以深入研究的价值。首先，中印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加以比较？其次，中印比较的价值和意义是什么？是否就是回答“中印谁能在长期增长中最终取胜”这个问题？最后，是什么决定中印两国在长期增长中竞争力的强弱？能够促成两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的是哪些因素？这些因素是否可以在同一个框架和基础上识别、量化和比较？而通过比较，是否能够对中印之争得出一个确定的答案？本文旨在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回答这些问题。
第二节 文献综述
一 研究现状当前，对中印经济进行比较、对比和分析的研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其实，早在黄亚生和韩太云发表《印度是否能够超越中国》之前多年，由于两国同为发展中大国，就已经有许多学者专注于中印的相互比较问题。像Subramanian Swamy和Bardhan这样的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持续关注中印的经济比较。在中国，孙培均、华碧云等学者则最早对中印进行了系统的比较（孙培均等，1991）。90年代以后，当中印两国都选择走上对内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市场的道路之后，有关它们之间的对比和差异吸引了更多的关注。这期间，学者们关注的重点是两国在体制改革和经济自由化上的异同。有的观点着重于中印两国在改革上的相似性，如它们的渐进性（孙士海，1998；Ross Garnaut，1996），并且认为这种相似性源自中印文化和政治体制上的相似性（拉尔，1995），文化模式上的相似性这些共性使得东亚和印度在现代化模式上走的是一条逐渐趋同的道路（陈峰君，2000）。
2000年后有大量的中外文献致力于中印的比较。总而言之，可将这些研究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文献依旧专注研究中印在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模式上的差异，通过分析中印在经济增长道路上的异同，寻找中印两国经济增长产生差异的原因（郭建宏，2006；巴拉和晓山，2003；华民，2006；Barry Bosworth and Susan M.Collins，2008），而另一类文献则着重于比较中印在某个经济部门上的表现，如吸引外资（FDI）上的差异及其成因（李洁，2005；王珏，2005；古哈和雷，2002），金融体系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杨雪峰，2006；Das and Guha-Khasnabis，2008），服务业的成长（Wu，2007）等等。第三类文献则研究中印长期经济增长潜力的差异，分析中印各自经济增长的瓶颈，对中印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对比。
对这些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发现和观点概述如下：（一）中印20世纪80年代后在选择经济增长方式上的差异和中印两国目前的差距有目共睹
相比印度，中国的道路是较为“传统”的，得益于工业部门的快速增长，因此中国更愿意采取务实的态度减少贸易壁垒和吸引国外投资；与之形成对照，印度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服务业的发展，因而没有像中国那样对低成本、低工资的制造业进行大量投入（Bosworth and M.Collins，2008）。拉尔一直认为中印经济增长上的差异实际上反映的是投资率的差异（Lal，1995，2005）。在中印两国的经济增长中，国内资本形成本身远比要素生产率要重要，而这也同样是目前两国经济增长差异的成因。随着投资在GDP中所占比重逐渐下降，尽管中国可以继续保持高增长率，但在未来的二十年内，印度的增长将超过中国（Herd and Dougherty，2007）。
那么，这些差距是如何产生的呢？大部分文献中都承认中国目前对印度的相对优势：例如中国特别有效地利用了其海外移民和来自港澳台的投资，而印度却未能做得那么成功。如果除去其海外移民和来自港澳台的投资，中国和印度在吸引市场寻求型FDI上的能力基本相当（Subramanian Swamy，2006；Pannagariya，2003；Lo and Liu，2009）。印度的市场制度比中国发育得更好，但印度被较低的资本积累、R and D投入、对FDI的吸引和其他创新的激励因素不足拖了后腿。中国的土地制度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注定它能比印度承受更多改革带来的短期震荡。印度对竞争市场的抵制力量更为强大（P.Bardhan，2007）。中国在改革后领先印度，是因为在改革前中国就铺好了让人民广泛参与经济进程的条件，诸如土地改革、普及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的完善及有效的地方治理体系（森和德雷兹，1995）。
不过，目前有一种十分流行的趋势，认为中国具有的一些显而易见的优势，如高储蓄、基础建设、普及教育（劳动力优势）、市场持续开放和制造业的繁荣等，都可归结于两个原因：第一，中国比印度更早开放；第二，中国近二十年来一直享有相对的和平环境；而印度则不断因为国内的宗教政治冲突和边境问题而分心，无法如同中国一般集中精力注重经济发展。换言之，如果给予印度时间及较好的外部环境，它是可以做到中国目前已经取得的成就的（黄亚生，2006；Swamy，2006）。（二）通过中印比较发现制度在中印两国经济增长中起到极其重要的作用
首先，由政府推动和实现的制度变迁是中印两国获得长足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例如，Philip Keefer认为，尽管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中印两国的成功都要归结于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常规衡量政府治理产出的方法是衡量治理的两个主要方面：治理的结果，即政府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成效；以及政府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意愿。在这些指标上，中印有高下之分，但中印的经济高速增长正是源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治理水平改进（Philip Keefer，2006）。
其次，不同的制度也是中印两国目前存在的经济差距的重要原因。正如印度的英语优势、法律系统的形成和其精英教育特征有其历史原因一样，中国更长远的经济政策和协调性，原因也在于中国比印度在社会中有更高的同一性（homogeneity），而印度在政治上的矛盾则是来自其社会上的多样性（Bardhan，2007）。实际上，印度在80年代就已经由拉吉夫·甘地开始了市场化改革的努力，从时间上看，并没有落后中国的改革很多。为何当时的印度改革未见成效，而中国却获得成功？问题来源于利益集团形成的改革阻力（Rodrik and Subramanian，2004）。印度的政治制度使其在进行改革和做出政策决定时，必须综合考虑各个利益集团的意见，因而时间缓慢、步伐小。很难做出为了长远利益牺牲当前短期利益的政策决断。因此，政策和改革时常成为短期利益和利益集团的牺牲品。此外，在印度，经济从来就不是第一位要解决的问题（Bardhan，2007；James Manor，2005）。崔万田（2008）认为，中印经济的差异主要是通过对人均资本存量的投入与运用的高低来发生作用的。尽管印度较早地建立了表面上更为现代化的议会民主制，但由于非正式制度特别是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与现有正式制度的摩擦，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人均资本存量，影响了社会的总产出水平，抵消了正式制度上的优势。就一般性而言，中国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限制与制约要远远小于印度传统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正是这种社会产出函数中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才引起两国总体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不同，导致过去中印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如果印度今后的改革能够有效地降低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制约，那么中印两国之间发展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三）在讨论“谁将超过谁”的问题上，中国和印度的长处和短处都非常明显
尽管印度在近年来有着不亚于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增长率，但其工业部门依旧“极其虚弱”，而中国的经济增长全面体现在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各个经济部门之中，服务业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已经超过了印度（Bosworth and Collins，2008）。与中国相比，印度拥有更多的年轻劳动人口，但在对劳动力的教育和培训方面面临严重的不足，尽管中印两国都面临（以制造业）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困境，但现在印度面临的问题更加严重（Deshpande，2004）。而在这个问题上，劳动法对产业的劳动力调整影响并不显著（Dutta Roy，2004）。假如印度难以提升劳动力的素质，建立起一个更加自由、具有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那么印度所自豪的年轻劳动力优势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
此外，印度的储蓄率虽高，但大部分私人储蓄都面临着被用于填补公共财政赤字缺口的危险（Bosworth and Collins，2008）。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的停滞、贫困、教派冲突和民族主义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和政治分裂，这些仍将在长期内困扰印度。但印度也有其自身的突出优势，例如更加年轻的劳动力结构；更加完善的金融体系；更依赖于人力资本的优势而非资源的优势；自由的和更有效率的企业制度（以及由此产生的更高投资回报率）；英语和精英教育上的优势；服务业潜力（古哈和雷，2002；Swamy，2006；雷斯塔尔，2006；文富德，2007）。在创新上，印度政策长久以来对基础研究R and D的投入、专利保护、印度科研的机构构成的倾斜造就的明显优势，业已体现在其较之中国科研成本及科研成果之转化为经济增长发动机的更高绩效上（吴晓波、范志刚、杜键，2007）。最常被提及的印度相对中国的未来优势是制度（Fromlet，2005）。黄亚生的观点是比较具有典型性的：印度并没有全面超越中国，但在一些关键的领域中，诸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和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上，印度具有更长远的优势。依靠这些优势，以及依赖国内市场和企业的增长方式，印度将会超越依靠FDI增长的中国。中国吸引外资的政策，以及中国缺乏效率的金融制度，遏制了中国本地企业增长的潜力，使其得不到成长应有的金融支持，却助长了FDI爆炸式的增长。FDI成为对中国私营企业限制最大的受益者。而印度，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在改革初期不愿意也无法从海外获得大量FDI。与此同时，印度的政策十分警惕大企业。在这种政策环境中，成千上万的印度本土小企业得到了成长。印度的金融市场和法制系统也为此提供了足够的支持，而且印度的制度较之中国更有弹性（Herd and Dougherty，2007）。（四）中印的比较涉及的肯定并不仅仅是短期内GDP的增长率比较，[2]更是长期持续增长的前景
阿马蒂亚森在90年代末已经预见到2000年之后印度经济必将如同80年代一般再度出现GDP的高速增长。但他同时也指出，这样的经济增长率来源于通过优惠政策设置的产业部门的迅速扩展，而“印度的……中心议题不是简单的整体增长率”（森和德雷兹，1998）。中印两国都面临同样的增长瓶颈问题。中国面临过于依赖外部市场规模扩大拉动经济增长、不健全的金融体制、人口老化、腐败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而印度则面临严重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庞大的文盲和贫困人口、制造业落后和失业严重等问题。
中印都必须想方设法保持稳定快速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将重心逐步放到国内市场，改善经济结构；而印度必须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加快建设，并且让服务业之外的经济部门分享到更多的增长和贸易份额，只有这样才能为印度国内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换言之，尽管工业部门和服务部门曾是两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要让增长长期持续下去，中印特别是中国，必须减少对贸易部门的依赖，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建立在更广泛基础上的增长方式（more broad based growth），避免被锁定在国际生产链的下游。因此，技术升级乃是中印两国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关键（李月芬和张斌，2008）。二 当前文献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总体进行回顾，可以发现目前的中印比较研究有以下两个特点：第一，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中国和印度放到一起的，不是中国人，甚至也不是印度人，这是西方的流行偏好”（庞中英，2006）。中国和印度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兴趣似乎没有西方学者的兴趣大，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一部分研究，特别是强调制度在中印之争中的作用的文献，带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些文献的中心思想可以被概括为“民主终将得胜”而非“印度终将得胜”，如James Manor认为印度的制度将比中国更加透明、稳定和富于活力（Manor，2003）。这个现象并不难解释，因为对于当今世界的秩序制定者来说，中国和印度的崛起都是对现行世界经济和政治秩序的一种挑战；而具有“相同民主价[3]值观”的印度显然能得到更多的容忍和赞许。因此，有学者认为，在中印对比中进行经济学的对比才是有意义的，一旦超出经济学领域，中印之争仍然是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两个国家存在太大的差别（庞中英，2006）。
第二，在探讨中印未来增长前景问题上，具有较大的随意性。首先，尽管许多人热衷讨论中印之争，但甚少讨论到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目前，人们谈到“印度超越中国”，往往想到的是经济增长速度的超越或经济总量的超越，但很显然，中国在增长速度和经济总量上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超越并没有改变中国仍是经济规模庞大但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这一事实，同样印度的这种“超越”即便成真也很难说明问题。其次，“印度是否能超越中国”或“中国是否已经全面超越印度”这样的提法是否具有意义？这个问题尽管已经有学者提出，但很少有文献认真对其进行考量。最后，目前许多研究都是较为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中印对比可以从多个角度去做，但也因此造成许多材料随研究者的方法、倾向、对材料的取舍而变化。就某个具体的问题、具体的经济部门而言，中印的优劣势都十分明显，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比较，大部分研究却缺乏一个可进行全面衡量和对比的指标体系。因此，尽管中印对比相关文献浩如烟海，但却很难从中得出一个系统的结论。
第三节 选题意义与论文的结构
一 选题的意义综上所述，本文将力图选取一个新的角度对中印未来的经济增长前景进行对比。
首先需要先给予“印度是否能超越中国”这个问题更明确的定义。“超越”是某个时间点上经济总量的超越吗？是某个时间段内增长速度的超越吗？本文认为，从长期的观点来看，中国与印度比较是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的比较，谁的增长能够在速度、质量和包容性上取胜，谁就是竞争的胜利者。而制度则是决定增长的基础。因此，本研究从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把中印制度安排是否有利于增长的可持续性作为比较重点，集中分析有利于增长的制度因素在中印之间的差异。
可持续的增长可以被称为熊彼特式增长、内生式的增长（杨小凯，1996）；在中印的环境中，还应当是包容性增长（世界银行，2007）[4]或广泛分享的增长（森，1995）。在这种增长模式下，由于经济增长源于技术进步和扩散，有限资源约束下的长期增长的可持续依然是可能的；用杨小凯的话来说，在这种增长模式下，分工和市场容量形成内生的反馈机制，经济增长将不需要任何外力的推动而自我实现，从而避免增长极限。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制度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制度将决定创新是否得到鼓励和保护，信贷是否能与创新充[5]分结合，也将决定市场规模扩大、分工不断深化和交易费用增加之间相互trade-off的最终结果。显然，中印经济增长都具有依靠投入推动的特点，资源与环境成本巨大，没有适时地从资源推动向效率推动转型，增长将不可持续。经济增长是由具体的投入与产出决定的，制度安排决定投入的方式和产出的水平与效率，决定产出的分配与再投入的比重，规定增长的路径和可持续性，由此制度也决定增长。特别是当经济增长走到十字路口时，制度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产生的影响是最关键的。制度将决定什么可以发生转变、谁将得到哪些资源；制度将决定转变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哪些阶层的利益得到保护；制度将决定利益集团是否会对转变构成阻碍；制度本身也将决定[6]制度创新和变迁的动机和阻力（这个问题涉及制度的产生及其定义和划分，在下文中将得到进一步阐述）。因此，制度决定一个经济体在旧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到达极限时走向何方，是停滞不动，还是转变为新的增长方式。在过去，中国和印度两国的经济增长都曾受到缺乏效率的制度安排的钳制和约束；正是由上而下发起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内部变革，令这两个古老的国度走向了经济增长繁荣复兴的道路。如今，在这两个国家里，仍有许多改革之初未曾触及的妨碍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依旧存在，或是改革之初的制度安排如今已经不再适应社会经济的变化，呼吁进一步的深入变革和制度创新，于是理所当然，中印选择的制度究竟是推动（push）还是拖（pull）住转型，它们本身是否具有进一步自我调适的可能，成为比较中印经济增长可持续的最重要因素。
论文选题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从理论意义上来说，中印之间的比较能明确地说明制度如何在经济增长中起作用，以及制度变迁本身在长期经济增长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对两个不同经济体之间的比较由来已久。从亚当·斯密时代开始，经济学家们和历史学家们就热衷于讨论为何有的国家较为贫穷，有的国家较为富裕；为何有的国家具备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有的国家却止步不前，乃至衰退。正是对这个历史之谜的研究，才促成了当今经济学中增长理论的蓬勃发展。与此同时，衡量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的作用也一直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如果仅仅依靠counter-fact的方法来验证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显然是不够的，格雷夫所提倡的比较历史制度分析（comparaive and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概念性的分析框架，通过比较不同经济体的制度来研究制度的惯性、内生变化以及过去的制度如何影响后来的制度等问题，较为清晰地解释了是什么力量影响它们的稳定性和变迁。两者的结合，使得为比较和分析主体的研究具备了可操作性，但与此同时，由于用于比较的经济体之间具有的巨大差异，数据获得的困难，建立横向对比的衡量指标体系的难度，对变量的选择，依旧使得这种研究也具有非同一般的难度。这也正是本文所面对的重点和难点。
从现实意义上来说，许多人都希望在龙象之争问题上得到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其实是一个很难下结论的问题。研究中印两国相关比较问题，中国和印度发出的声音并不如西方学者响亮，而来自欧美的观点，难免是以西方的语境对中印对比的问题进行论断。因此，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对中印对比的问题进行一次系统性的尝试将是有益的。更重要的是，正如前文所述，中印经济增长到了目前的阶段，两国都面临各自的制约和困境，面临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抉择。对中印两国进行比较，将提供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中国目前面对的问题所具有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分析制约和推动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因素，并且将有可能得到一些较为有益的政策建议和为更深入探讨提供思路。二 论文的结构安排
论文从提出问题与论证选题意义出发，分七章展开。第一章和第二章构成论文的基础部分，分别论述论文选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背景，以及论文的基本思路和全文的分析框架。为了使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能够集中，并且有共同的平台，第二章分析了中国和印度在面对长期可持续增长时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从制度视角出发，提出了影响两国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度，要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增长启动机制；中国和印度也面临改变经济增长模式、改进产业结构的挑战；同时，随着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积累，在社会人群中如何分配增长收益，也成为让经济增长长期持续下去的关键问题。因此，在接下来的内容里，就将分别讨论中印的制度如何决定经济增长的启动机制、决定其可持续的增长质量和增长的包容性。
第三章讨论决定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启动的关键要素。在增长的启动阶段，物质和人力的积累、投入、动员及效率改进是启动的主要推力。这一章主要讨论的就是制度在资本、劳动力和效率改进上起到的作用。制度能够决定国内资本（储蓄）和国外资本（直接投资）是否能够被动员起来，而劳动力市场制度则决定了中印这样的人口大国最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是否能够参与到经济增长的过程当中。通过制度改革和治理水平改进，效率也随之提高，成为经济增长启动的推动力。由此，通过对中国和印度这些方面的制度差异，以及它们起到的作用的对比，便可以说明中国和印度在经济增长启动时期的表现有所差别的深层原因。
第四章探讨中国和印度如何实现有质量的增长。经济增长由要素积累和生产率的增长构成，尽管通过制度变革，改变了物质和劳动力要素的积累和投入水平，中印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启动，但增长想要长期持续下去，无法仅仅依靠要素积累和要素投入，因为这样必然最终导致投入要素耗尽和浪费或是回报率的下降而经济增长停滞的局面。确保有质量的经济增长，必须改进经济结构，通过人力资本投资和创新改变生产技术边界，提高生产率。本章讨论作为经济政策的制度如何改变两国的产业结构，以及制度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如何决定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和创新成本，从而决定了中国和印度目前增长质量的差异。
第五章的内容是中印之间增长包容性的比较。无论从经济增长的道德意义还是市场规模扩大的意义来说，增长最终的目的必然是使得增长可以惠及尽可能多的人群，这涉及增长收益的分配，而分配财富正是制度起到的关键作用之一。因此，本章的重点是分析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如何影响到两国广大的贫困人口、城乡二元化等社会不平等现象以及社会的冲突和摩擦，并且探讨是哪些制度在这些方面起到作用。通过对比和深入分析，讨论中国和印度何者的制度是更具有包容性的增长的基础。
第六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计量分析，概括和总结制度对于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整体影响，作为对前面三个章节的一个总体小结。然而，通过这部分的分析，还将发现有一些无法用数据和计量分析来解释的问题，因此本章的第二部分就将讨论中印非正式制度。这些因素的具体影响很难量化，但又确实在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中起到重要作用，特别是影响到正式制度的形成以及正式制度运作的成本和阻力。
通过前面的分析，第七章将总结全文，做出结论，分析中国和印度两国究竟是怎样的制度在经济增长中起着最关键的作用，以及两者中哪一方的制度对于促进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是更为有利的。
[1] 尽管普遍认为1991年拉奥政府的改革是印度改革旧体制、走向经济自由化和对外开放的起点，但也有人认为，其实包括开放市场、清理国营部门和扶植新兴产业等举措，早在80年代中期拉吉夫·甘地的改革就已经开始。印度迈向经济改革的时间之所以存在争议，是因为印度80年代的改革是“静悄悄的改革”，“来自不张扬的政策改变，是有限而逐步的自由化”（张力群，2009）。
[2] 高盛公司曾预测中国的GDP增长速度到2020年会下降到5%左右，而印度则直到2020年都会保持8%的增长率，如果单纯比较经济发展速度，印度将毫无疑问更快，但根据同样一份预测，到2050年，印度的人均GDP仍将低于中国。
[3] 例如，美国五角大楼最新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随着印度经济力量、文化辐射力和政治影响的增加，它将在全球事务中发挥更有影响力的作用。这种不断加强的影响，加上它与美国相同的民主价值观、开放的政治体制以及对全球稳定的承诺，都将提供许多合作的机会。”
[4] “包容性增长”，即inclusive growth，按照世界银行的定义，指的是将某个阶层或者经济部门的高速经济增长拓展到其他社会经济群体中去，让增长被更多人分享。
[5] 熊彼特认为，单纯依赖市场机制是不利于创新和增长的，因为竞争会导致垄断性租金下降，从而导致了创新减少。创新的激励是由体制和政策决定的。因此，必须要有专利法这样的法律机制来确保创新和模仿之间存在的平衡。同时，必须存在一个有效的金融市场制度，确保创新—信贷扩张—经济增长这条路径畅通。
[6] 例如，以格雷夫为代表的学者，主张制度变迁是内生的，过去的制度对于后来的制度有着重大的影响。其机制是，“作为一种均衡现象的制度，影响了人们的行为，而人们对制度的反应又再生了制度”。
第二章 基于经济增长和制度比较的分析框架
本章的内容是本书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我们要探讨的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然而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本章首先从制度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出发，回顾两方面的文献和观点：一方面讨论制度在经济持续增长中所起到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中印对比的文献回顾中探讨关于制度比较的不同思路。在总结前人理论的基础上，本章的第三部分通过对中印目前面临的增长困境进行分析，得出结论：制度之所以对经济持续增长起到重要作用，主要在于其是促使增长启动的机制，与此同时，又作用于增长的质量；由于制度决定了增长利益的分配，它也影响了增长的包容性；这个框架的理论依据将在第四部分中得到深化。最终，本章将说明为何要从增长启动、增长质量和增长包容性这三个方面出发对中印的制度进行对比。
第一节 制度在经济持续增长中的重要性
制度重要性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他强调管理有方的社会（有的版本译作“政治修明的社会”）可促进行业分工，增加人民财富。当代主流经济学增长理论，主要有哈罗德-多马模型、索罗-斯旺模型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蓬勃兴起的新经济增长理论或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主流经济学增长理论的发展基本上可视作将哈罗德-多马模型给定的四个外生的经济变量（储蓄率、资本产出比、人口增长率和技术）内生化的过程。根据这些理论，决定经济增长的最直接因素理所当然是投资、人口增长率和赶超效果。但是，正如奥尔森所言，仅仅考量投资、人口的变化或人均产出水平与发达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没有从最终本源上探索增长的源泉，虽然探索了河湖中的溪水从何而来，但没有解释为什么会下雨”（Olson，1982）。换句话说，没有解释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为何。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乃是经济增长的基石。
制度是“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舒尔茨，1991），它“是社会的博弈规则，并且提供特定的激励框架，从而形成各种政治、经济、社会组织。制度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组成”（诺斯，1994）。从比较制度分析的视角看，制度也是“博弈重复进行的主要方式的共同理念的自我维系系统”（青木昌彦，2000），而格雷夫则较为广义地将制度定义为“共同作用于行为秩序的社会因素结合在一起的系统”（格雷夫，2006），这个定义将制度视作规范、信念、规则和组织构成的复合系统。制度经济学将制度视作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这种看法基于这样一种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制度是影响行为的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作为社会过程的经济增长，[1]必然受到制度的制约和影响。
制度具体是如何起作用的呢？制度由人所选择，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不同的目标，因此会选择不同的制度或推动制度向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方向发展，由于它们之间的利益会发生冲突，必然存在角力的过程，最终结果会有利于更有力的集团。如果政治制度将权力分配给能从产权保护中受益的集团，或是建立有效的制度防止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过分抽取租金，那么长期经济增长便会实现（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4）。换句话说，制度在短期内通过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式移动结构性生产边界，而从长期来看，制度最终也将决定一个社会的知识存量和要素积累的情况，决定一个社会长期内的技术生产边界，由此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此外，制度本身的初始条件具有非常强大的效果（路径依赖）（Melo et.al，1999；科斯，1985；格雷夫，1995，2006；青木昌彦，1998、2000），因为制度具有自我维系、自我实现的性质，用进化博弈和重复博弈的方法可以解释制度的选择和变迁，可以将制度视作特定历史进程中通过适应性进化和多次重复讨价还价乃至对抗、冲突形成的均衡状态。但也有学者认为，这种效果也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步减弱（Berget et.al. and Havrylyshyn et.al.，1998、1999）。但改革将能弥补这种初始条件，换言之，制度自身变更和演化的能力决定了经济增长的情况。格雷夫认为，制度惯性对经济增长起到的阻碍作用，正是由于制度本身具有的均衡性质，使其缺乏变革和调整的内生激励。即便某种制度失去了自我实施的性质，它依旧会影响后来制度的变迁方向。即便从外部施加人为设计的正式规则，旧的习惯、模式和组织仍然会与由上而下施行的正式制度产生摩擦，而且，作为一种系统的制度，其具有内部的相互补强性，削弱其中一项，其他的规则会增强，使人为修改制度的努力失效。因此，即便是某些制度已经失灵，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但人为设计规则和政策来达到修正的目的，并不一定能在短时间内起效，促成新制度的诞生，尤其是那些能有效引起经济结构变迁的制度。因此，有学者认为，“增长本质是一种政治过程”（普沃斯基，2003）、权力先于繁荣（Acemoglu，Johnson and Robinson，2004），或长期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变迁是通过政治过程完成的（North，1982、1990；Grossman and Helpman，2002）。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新制度经济学家已经很好地验证了制度和长期增长乃至超长期增长之间的关系，西方世界相对东方世界的兴起，看似突发的技术和经济进步，都源自在此之前积累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基础（诺斯和托马斯，1973，1977）。Scully在分析了115个国家1960～1980年数据的基础上得出结论：那些政治开放、法律健全、具有明晰产权以及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国家的实际人均GDP的增长率为2.71%；相反，那些在上述方面存在明显缺陷的国家的增长率为0.91%。在缺乏信任系统的社会中，由于缺乏制度的支持，企业家不可能造就持续的经济增长（Scully，1988、1991）。即便是在主流增长模型外生变量内生化的过程中，也日益重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与此同时，经济学家一直努力把制度纳入增长模型中，以便解决制度对增长的贡献问题。将制度引入增长模型的路径有两条：第一，通过研究增长模型参数背后的制度因素，分析制度对增长率的影响，多见于对AK模型中制度因素的研究；第二，通过将政府行为（税收和财政支出）引入增长模型中来体现制度的影响。例如，巴罗等人首先将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引入模型。然而，这两条路径虽然丰富了增长理论，但都各有缺陷。第一条路径的缺陷在于，它“有助于解释实物生产要素为什么和怎样存在并且能够以特定形式、在特定时间结合在生产函数中”，但是“在进行收入增长与制度变量回归分析时，制度与生产函数的联系就被放入了黑箱”（施密德，2005）。第二条路径尽管突出了政府的作用，但远不能说明作为整体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尽管许多人做过将制度因素内生化的努力，但总体来说，在主流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中，由于制度因素被认为难以量化，构建制度内生的模型存在技术上的难度。
第二节 中印比较的制度分析的不同路径
目前，以制度视角对中印经济增长对比进行解释的文献，可以大略地分为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思路强调政治体制在经济改革中起到的作用，强调由上而下推行的制度变迁在两国经济增长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另外一种思路，强调制度形成的路径依赖效应和由上而下推行的正式规则在具体环境中的有限作用，认为制度必须作为整体系统起作用，在中国和印度的背景下尤其如此。
在诺斯提出了产权制度对经济长期增长的重要性之后，其他制度经济学家对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制度的产生和变迁的解释分为两条路径，第一条路径着重研究作为规则的制度，强调政府和政治体制的作用。他们的观点可简单概括为权力先于繁荣，或长期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制度和组织的变迁非常关键，因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变迁是通过政治过程完成的（North，1982，1990；Grossman和Helpman，2002）。政治制度先于经济制度形成，利益集团会选择不同的制度或推动制度向有利于它们自身的方向发展。
由政府推动和实现的制度变迁毫无疑问已经被公认是中印两国获得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如杨冬云（2006）、德龙（2009）、张淑兰（2003）、Ahluwalia（2002）等国内外学者都在文献中分析1991年及之前的印度政府改革如何成为后期印度经济增长摆脱“印度教徒增长率”的基础，促成了社会总财富的增长：80年代中后期开始，印度中产阶级在绿色革命和早期经济自由化政策中受益，力量日益壮大，从而增强了主要代表城镇中小工商业者利益的印度人民党的社会基础，打破了国大党一党独大的局面。为了争取社会力量，印度政府（无论哪一个党派执政）都开始重视经济改革问题，强调对私有产权的保护和市场准入。同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也在于其“改进了经济效率，同时又使改革与当权者目标相协调”；通过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设计出灵活的、改进效率的制度改革路线图，中国获得了成功（钱颖一，2009；Kaushik Basu，2009）。中印两国都采取了渐进的方式，从而避免了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结构的破坏和颠覆，也避免了对改革的社会和政治抵制（Joseph Chai，Kartik Roy，2006）。尽管政治体制截然不同，但中印两国的成功都要归结于政府机关彼此之间的相互制衡；常规的衡量政府治理产出的方法是衡量治理的两个主要方面：治理的结果，即政府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成效；以及政府为公民提供服务的意愿。在这些指标上，中印有所不同，但中印经济的高速增长正是源自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治理水平的改进（Philip Keefer，2006）。
以格雷夫（1995，2006）、青木昌彦（1998，2000）的比较制度分析方法为代表的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第二条研究路径，更注重相对于正式规则的“私序”制度的动态变迁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强[2]调制度的内生性和历史在制度形成中的作用。制度的变迁是路径依赖的结果，换句话说，今日的制度是过去的制度所决定的。如赛思、艾蒂安等就特别强调中国与印度“历史上的特征”对两国制度差异起到的作用：由于在历史上存在集权政府的时间更加长久，中国从古至今都比印度更具备大规模动员要素（无论是人力和资本）的能力；而这样的能力在两国经济起飞（take-off）的阶段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导致了截然不同的效果，印度由此落后于中国（Saith，2010；艾蒂安，2000）。同样的，印度改革能够得以持续也归结于推行了多年的民主宪政由于“路径依赖”逐渐形成的印度政治系统中的政治动机、制度和技巧的相互作用（Rob Jenkins，1999）。此外，许多学者及其文献都非常强调印度社会在宗教、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多样化与中国长久以来的社会统一性的对比，如Kumar从儒家与婆罗门式观念解释中印之间商业模式的差异（Kumar，2000、2006）。这些对比被认为是经济社会政策执行力度差异的重要原因，也是得到认可的制度变迁产生与发生作用的效率差异的根源之一（P.Bardhan，2007）。由此，其实中印之间的差异早在两国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中印之间关键的区别不仅仅在于农业等计划战略的某些方面，更是在于两者经济、社会、政体和国家的性质，也就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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