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必听语文之谜的故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发布时间:2020-06-28 04:4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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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冯志远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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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必听语文之谜的故事

青少年必听语文之谜的故事试读:

前 言

语文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科,是人们相互交流思想的汉语言工具。在社会生活中,它既是语言文字规范,又是文化艺术,同时也是用来积累和开拓精神财富的一门学问。

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是国家建设的生力军,为了适应将来的工作和生活,必须从小要在心理、性格、思维、修养等内在素质铸造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同时在语言表达、社会交往等才能方面也要打下良好的基础,这样才能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

语文素质的培养,直接关系到学习质量的好坏。叶圣陶认为,“从小学老师到大学教授,他们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打好语文基础,帮助学生通过学习语文知识提高理解其他学科的能力”。由这句话我们可以看到学习语文的重要性。现代中、小学生不能只局限于校园和课本,应该广开视野,广长见识,广泛了解博大的世界和社会,不断增加丰富的现代社会知识和世界信息,有这样的精神准备,才能迅速地成熟、长大,将来才可以自由地翱翔于世界的大地和蓝天。

客观地说,语文作为基础性工具学科,想要学好并不容易。它体系博大,内容浩繁,融思想、知识与艺术为一体,需逐步培训良好的感知与接受能力。但在学生阶段,需要学习扎实的文字、语言功底,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和顺畅的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而达此目的,有一个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过程。

鉴于以上原因,我们特地编写了这套“启迪青少年的语文故事集”丛书,包括《青少年培养语文兴趣的故事》《青少年必知语文学家的故事》《青少年必读常用词语的故事》《青少年必懂常见成语的故事》《青少年必学古文名句的故事》《青少年激发写作爱好的故事》《青少年应知唐诗名句的故事》《青少年应知宋词名句的故事》《青少年应知文学名著的故事》《青少年必听语文之谜的故事》《青少年必读著名作家的故事》《青少年必读著名诗人的故事》12册,丛书重视语文的基础知识训练,选编了常用词语、好词好句、古文名句解读,谚语、歇后语集萃,还有语文趣味故事、语文之谜以及语文大家的故事等等,目的是使中小学生在快乐的阅读中逐步提高语文知识,增加文学素养,为将来走出社会自立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

本书选材严谨,取舍得当,对学生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对教师教学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非常适合广大青少年阅读和收藏。

中国文字从何起源的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但它到底古老到什么程度,具体起源于何时,又是文化史上极富争论性的一个问题。

从战国时代,我国学者就开始注意汉字起源的问题了,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仓颉造字说,但仓颉是什么时代的人,却也众说不一。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率都说他是黄帝的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说他是古代的帝王;徐整说他是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认为他在黄帝之世,等等。仓颉造字的方式,有人说是统一了文字的书写方式,流传后世,有人说是发明了象形之文。此外,有人把结绳记事作为汉字的起源,有人把八卦视为汉字的起源,也都是一家之说。

目前,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汉文字是由人民集体创造的,经“巫”和“史”整理而成。有的史学家认为,到了殷商时代中国才有了文字: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但也有史学家提出,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很成熟了,中国文字的起始应从此往前推,前推多少,众说不一,有的主张至少上推1000年,有的主张推到夏以前,也有主张推到夏末的。在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中,对汉文字起源认定的依据也不一样。有人在仰韶期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很多长方形的古板,有刻画过的,怀疑是原始的文字;也有人从早于夏朝的陶器上所刻画的图案,来分析文字的初始形态。郭沫若曾在《奴隶制时代》中《古代文字之辨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过以半坡彩陶上刻画的条文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半坡遗址距今有6000年左右,但对半坡彩陶上刻画的符号的含义,却还没有阐明。

中国文字的起源,主要还须大量有说服力的材料佐证。

文字起源之谜是什么

文字已是现代社会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但文字的起源,并不是一个能轻易下结论的问题。

被古文字学家确认为最古老的图画文字是公元前3500年左右,出现在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在一块几英寸见方的大理石碑上,两面12个左右的图画清晰地表明这里记载着一个重大事件。在图画文字之后,出现了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的“画谜文字”,绝大多数考古学家认为这种文字形式出现在公元前1800年的两河流域地区。音节文字很可能是字母文字最终形成前的一个阶段,处在这一阶段的文字有:公元前3100年的苏美尔文字、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埃及文字、公元前2200年的原始印度文字、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线形文字、公元前1500年的赫梯文字、公元前1300年前后的甲骨文字。字母文字是文字发展的最后一个阶段,标志着文字规范化的到来。有些学者认为,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等地使用闪米特语的人,采用了埃及的词汇符号并且使用了词汇的第一个发音而发展了包括某些确定的元音在内的字母文字。但美国学者格尔帕却认为,第一个能被公正地称之为字母文字的是希腊语,希腊语充分地接受了闪米特语的音阶表,发展了元音制度,首创元音与辅音的结合,第一次创造了完备的字母文字体制,是公元前9世纪。而另一些研究者却认为早在公元前1800年,这一伟大创造就已完成了。

关于文字的起源时间、地区、形式等总有许多难于确定的争论,很难理出一个整齐划一的发展阶段。

汉字究竟有多少

汉字数量繁多,随着社会的发展,还会不断地增加。统计一下各个时代汉字的数量就可以看出这一特点。

现在已发现的甲骨文中,单字有4500多个,其中可以认识的有1700多个。

目前已知的金文中,单字有3500个左右,能够辨认的有2000多字。

东汉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字书,收字9353个。

晋代吕忱撰《字林》,收12824字;后魏阳承庆撰《字统》,收13734字;南朝顾野王撰《玉篇》,收16917字;隋朝陆法言作《切韵》,收12158字。

宋代陈彭年等人的《大宋重修广韵》,收26194字。司马光撰《类篇》,收31391字。

明朝梅膺祚撰《字汇》,收33170字。宋濂等撰《洪武正韵》,收32025字。张自烈撰《正字通》,收33000余字。清朝张玉书等编《康熙字典》,收47035字。

1915年出版徐元诘等人所编《中华大字典》,收48000余字。

解放后列为我国文化建设重点项目的《汉语大字典》共收古今楷书汉字56000多个,是当今世界上收集汉字单字最多的一部字典。

“的、地、得”的用法如何

“的”、“地”、“得”在语句中都做结构助词,不表示实在的意义;读音也一样,都读“de”。因此,许多同学不能准确区别、正确使用这三个字。“的”、“地”、“得”在句中的用法是完全不相同的。“的”用在名词的前面,起连接中心词和修饰、限制词的作用。如:

1.火红的太阳冉冉升起。

2.他的嗓音真好。“的”字后面的那个词是中心词;前面的是修饰或限制词,表示“谁”、“什么”等。如“火红”是修饰“太阳”的,表示太阳是什么样的;“他”是限制“嗓音”的,表示嗓音是谁的。“地”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前面,也起连接中心词和限制词的作用。如:

1.小艇迅速地前进。

2.会上,大家的情绪异常地热烈。

第一句“地”后面是动词;前面是限制词,表示是怎样的动作。第二句“地”后面是形容词;前面是限制词,表示“热烈”的程度。“得”用在动词或形容词后面,表示它后面的词或词组是前面动词或形容词的补充成分。如:

1.同学们干得很起劲。

2.苹果红得可爱。

第一句“得”前面是动词;后面补充说明动词怎么样,表示“干”的程度。第二句“得”前面是形容词;后面补充说明形容词怎么样,表示“红”的结果。

同学们要掌握这三个字的用法,只要分别记住它们各自在句中的位置和作用就可以了。当然,“的”字还有一些特殊的用法,同学们在使用时要特别注意。“的”可以附着在词或词组后面,合起来构成具有名词性质的短语。如:

1.红红绿绿的是同学们扎的纸花。

2.吃的、穿的,都要保证供应。“的”还可以放在几个并列的词后面表示“等等”、“之类”的意思。如:

1.桌子上放了些纸、笔什么的。

2.他去买了些糕儿饼儿的。

二、两、俩用法有什么异同

“二”、“两”、“俩”都是数词,所表示的数目是相同的,但用法并不完全一样。我们在说话或写文章时应当合理选用,否则就会造成不应有的语病。“二”和“两”在用法上有相同之处,其主要表现是用在表示长短、容积和轻重等量词(即度量衡单位)的前面,用“二”和“两”均可,如二尺,也可以说成两尺;两千克,可以说成二千克,它们所不同的是在一般量词的前面,通常用“两”而不用“二”。如两本书,一般不说二本书;两间房子,不说二间房子。“俩”是两个的合音,读(lia),所表示的数目与“二”和“两”是相同的,但在用法上既不同于“二”,也不同于“两”,而和“两个”的意义和用法基本一样。如兄弟两个,可以说成兄弟俩。凡是用了“俩”的地方,后面就不能再加量词“个”,加上就显得重复、别扭、文理不通。

古代的“文”与“字”有何区别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说文解字》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重要巨著,也是一部重要的字典。它为什么要命名为《说文解字》?“文”和“字”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古代人把独体的,不可分解的象形字、指事字叫做“文”;合体的,可以分析的形声字、会意字叫做“字”。《说文解字·叙》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意思是说,仓颉在开始造文字时,大都是依照事物的形象画出它们的图形,所以叫做“文”。后来,形旁声旁互相结合,出现的形声字、会意字就叫做“字”。“文”是事物的本象,“字”是由文孳生出来而逐渐增多的。换句话说,依类象形,即独体,即“文”;形声相益,即合体,即“字”。这里便明确指出了“文”和“字”的区别,也说明了《说文解字》命名的缘由。“文字”连用始见于秦始皇琅琊台刻石:“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文字”,在现代汉语中,一义为记录语言的符号,如汉字、拉丁字母等。一义为语言的书写形式,如汉文、英文等。另有一义即指文章,多指形式方面,如说“文字清通”,意即文章清新流畅。

“第一”雅称有哪些

桂冠 古希腊常用月桂树叶编织成的帽子授予杰出的诗人或竞技比赛的优胜者,象征光荣。后借“桂冠”代替第一。

鳌头 鳌头指古时宫殿门前台阶上的鳌鱼浮雕。古代科举进士发榜时,状元(进士第一名)站此迎榜。“独占鳌头”意为占据“第一”。

问鼎 鼎是古代国家政权的象征。敢于“问鼎”者,说明力量很强大,有能力掌管大事,即“第一者”。

榜首 古代科举考试后,列名张榜,“榜首”即列于全榜之上的第一名。

夺魁 “魁”指为首者,“夺魁”就是“夺取第一”。

执牛耳 古代诸侯订立盟约时,立盟者要亲手宰割牛耳取血,让每人尝一口血。后来便以“执牛耳”象征在某一方面居领导地位,意为“第一”。

甲骨文是怎样被发现的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有一天,国子监祭酒(国子监为国家最高学府,祭酒相当于今大学校长)王懿荣患疟疾,请医生来看病,医生为他开的处方中有“龙骨”药一味。王懿荣待抓药的人回来后,拿起龙骨观看,忽然发现“龙骨”上面有一些刀刻的痕迹,再仔细观察,这些刀痕绘形意味浓厚,但又不是图画。经过初步思索、分析,他认为这些痕迹,可能是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字。

王懿荣是研究古文物和古文字的专家,他马上派人去把药店的“龙骨”全部买回来,经过细心研究,终于发现,这些“龙骨”全是些龟甲和兽甲,甲骨上的文字是在原始图案和符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文字,而这些文字大多为“卜辞”,是商朝奴隶主贵族向他们的祖先或鬼神占卜或祭礼的记录。后人把这些文字称为“甲骨文”,甲骨文就这样被发现了。

这些甲骨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它们最早出土于河南安阳西北的“殷墟”,殷墟是商朝都城所在地,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就被当地农民发现。农民以为是“龙骨”,可以治病,便卖到药店。当时,王懿荣曾以每字二两银子的高价搜求甲骨文,甲骨文便为世人所重视。

“三味”指什么

有一篇课文叫《三味书屋》,同学们往往对此产生疑问:这“三味书屋”是什么意思呢?对此问题,老师们的看法也不一致,大体上有如下几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是,古人把经书比作肉汤,把史书比作肉块,把子书比作肉酱,说读这三类书正如品尝这三种美味一样,取名“三味书屋”,寓含博览群书之意。

第二种解释认为,读经书味如稻粱,读史书味如肴馔,读子书味如醯(xī)醢(hǎi),也是博览群书之意。

第三种是许钦文在《语文课中鲁迅作品的教学》一书中说:“大概是把经书、史书、子书比喻作食物,经书是米谷,史书是菜蔬,子书是点心。”他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所以加上“大概”二字。

第四种解释说,鲁迅的塾师寿镜吾老先生认为“读书有味”,加之屋后园中梅花有味、桂花有味,合起来便是“三味”。

第五种解释说,三国时董遇曾说过:“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雨者晴之余。”人们应当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努力学习,切莫让宝贵时光白白流失。宋朝苏轼对此极为赞赏,曾作诗说:“此生有味在‘三余’。”后来,寿镜吾的祖父寿峰岚认为“为学当以三余”,并将其书屋取名为“三味”。

以上种种说法,到底哪一种正确呢?我们先来看看古人对“三味”的解释。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序中说:“无若诗书之味大(同“太”字)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也。”宋朝文学家李献臣所著《邯郸书目》中也说:“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

太羹是古时祭祀所用的肉汁。折俎指帝王士大夫宴礼时,将牲体关节解开,折起来盛在器皿中,俎是盛牺牲的礼器。醯醢是调好味的肉酱,醯是醋,醢是肉酱。“三味”的意思即经、史、子三种书犹如佳肴,读书正如品尝美味。由此可见,上文中第一种解释是正确的。

另外,“三味书屋”的横匾两旁有一副对联:“至乐无声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诗书”。清楚地说明诗书是有味的太羹,也是对“三味”一词最好的解释。

“华侨”一词从何而来

我国人民移居国外,历史悠久。但在唐宋之前,移居于国外的华人,还没有固定的称呼。唐宋以后,多数国人自称为“唐人”,这是因为唐代盛世,声誉远播国外,后来海外各国便称中国人为唐人。

当时的华侨亦自称唐人,他们对祖国习惯称呼为“唐山”,因而也就称自己为“唐山人”。到了明清时期,仍多称“唐人”、“唐山人”,但也有称为“华人”、“中华人”的。

清朝末年及之后,又有“华民”、“华侨”、“华工”等称谓。“华”与“侨”两个字,就其单词的含义来说:“华”是中国的古称,“侨”是客居、寄居的意思。在唐宋之前就把寄居在他乡的人称为“侨人”或“侨士”。东晋时,北方流亡者大量南下,皇室统治者便在当时的扬州和荆州设了很多“侨郡”、“侨乡”来安置他们,这是使用“侨”字的开始。

随着移居国外人数的激增,“华”与“侨”二字被联在一起,用来称呼旅居在国外或寄居、客居的华人。在官方文件中正式使用“华侨”一词是在1883年,郑观应在给李鸿章的转奏清室统治者的奏章中有“华侨”一词。

1904年,清外务部又在一份奏请《在海外设置领事馆》的折子里提到“在海外设领,经费支出无多,而华侨收益甚大”。

从此以后,“华侨”一词便成为普遍寄居海外的中国人的一种专称了。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是怎么来的

敦煌飞天是敦煌艺术的标志。只要看到姿态优美的飞天,人们就会想到敦煌莫高窟艺术。敦煌莫高窟492个洞窟中,几乎窟窟画有飞天,总计4500余身。

敦煌飞天从起源和职能上说,它不是一位神。它是乾闼婆与紧那罗的复合体。乾闼婆是印度梵语的音译,意译为天歌神。由于他周身散发香气,又叫香间神;紧那罗是印度古梵文的音译,意译为天乐神。乾闼婆和紧那罗原是印度古神话和婆罗门教中的娱乐神和歌舞神。神话传说中说他们一个善歌,一个善舞,形影不离,融洽和谐,是恩爱的夫妻。后来被佛教吸收,化为天龙八部众神中的两位天神。

乾闼婆和紧那罗最初在佛教天龙八部众神中的职能中是有区别的。乾闼婆——乐神的任务是在佛教净土世界里散香气,为佛献花、供宝、作礼赞,栖身于花丛,飞翔于天宫;紧那罗——歌神的任务是在佛国净土世界里,为佛陀、菩萨、众神、天人奏乐歌舞,居住在天宫,不能飞翔于云霄,后来乾闼婆和紧那罗的职能混为一体;乾闼婆亦演奏乐器,载歌载舞;紧那罗亦冲出天宫,飞翔云霄。乾闼婆和紧那罗男女不分,合为一体,化为后世的敦煌飞天。

敦煌飞天从艺术形象上说,不是一种文化的艺术形象,而是多种文化的复合体。飞天的故乡虽在印度,但敦煌飞天却是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成的。它是印度佛教天人和中国道教羽人、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长期交流融合成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飞天。它不长翅膀,也不生羽毛,借助彩云而不依靠彩云,主要凭借飘曳的衣裙、飞舞的彩带而凌空翱翔。敦煌飞天可以说是中国艺术家最杰出的创作之一,是世界美术史上的一个奇迹。

为什么用“桃李”比喻学生

“桃李满天下”,是人们对辛勤育人,教出的学生遍布各地的老师的赞誉之辞。那么,为什么称学生为“桃李”,而不是其他呢?

据汉朝《韩诗外传》载,春秋时,魏国有个叫子质的大臣,他得势时,曾保荐过很多人。后来丢官只身跑到北方,见到一个叫简子的人。子质向简子发牢骚说:“我过去培养了许多人,但是,当我遇到困难时,竟然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你看,我如今就落得孤身一人的地步。”简子听罢,劝慰子质说:“春天种了桃树和李树,到夏天可在树阴下纳凉,秋天还可以吃到可口的果实。可是,如果你春天种的是蒺藜,到夏天不但不能利用它的叶子,而且还会长出刺来扎人。可见,培养人保荐人也要注意对象,君子培养人才,就像种树一样,应先选好对象,然后再培植啊!”

因此,后人就用“桃李”来比喻有培养前途的人,如今则用来泛指学生。

“一鸣惊人”这个成语怎么来的

战国时代,齐国有一个名叫淳于髡的人。他的口才很好,也很会说话。他常常用一些有趣的隐语,来规劝君主,使君主不但不生气,而且乐于接受。

当时齐国的威王,本来是一个很有才智的君主,但是,在他即位以后,却沉迷于酒色,不管国家大事,终日只知饮酒作乐,官吏们贪污失职,各国的诸侯也都趁机来侵犯,使得齐国到了濒临灭亡的边缘。虽然齐国的一些爱国之人都很担心,但是,却都因为畏惧威王,所以没有人敢出来劝谏。

淳于髡知道后,便想了一个计策,准备找个机会去劝告威王。

有一天,淳于髡见到了威王,就对他说:“大王,为臣有一个谜语想请您猜一猜:咱们国家有只大鸟,住在大王的宫廷中,已经整整3年了,可是它既不振翅飞翔也不叫,只是毫无目的地蜷伏着,大王您猜,这是一只什么鸟呢?”

齐威王本是一个聪明人,一听就知道淳于髡是在讽刺自己像只大鸟一样,身为一国之尊,却毫无作为,只知道享乐。而他确实也不愿再当一个昏庸的君主了,于是沉吟了一会儿之后便毅然决定要改过,振作起来,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因此他对淳于髡说:“嗯,这一只大鸟,你不知道,它不飞则已,一飞就会冲到天上去;它不鸣则已,一鸣就会惊动众人,你慢慢等着瞧吧!”

从此齐威王不再沉迷于饮酒作乐,而开始整顿国政。首先他召见全国的官吏,尽忠负责的,就给予奖励;对那些腐败无能的,则加以惩罚。结果全国上下,很快就振作起来,到处充满蓬勃的朝气。另一方面他也着手整顿军事,强大武力,重振国家的威望。各国诸侯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震惊,不但不敢再来侵犯,甚至还把原先侵占的土地都归还给了齐国。

所以后来的人便把“一鸣惊人”这句成语用来比喻一个人如有不平凡的才能,只要他能好好运用,一旦发挥出来,往往会有惊人的作为。

远古人类没有外语

如今,人类社会的文化多姿多彩,不同文化的表达方式也截然不同。但是,一位名叫埃曼纽尔·阿纳帝的意大利学者经过研究世界不同地区史前人类的岩画,得出的结论却是:所有人类的祖先在最开始交流的时候,使用的是同一种表达方式,遵循的也是同一种逻辑规则。他甚至认为;在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时,存在着一种全人类通用的“原始母语”,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是在那之上发展起来的。

作为世界岩石艺术档案组织的创始人,阿纳蒂研究了5大洲160个国家和地区3万年前左右的岩画,认为各地原始人类最初所能表达的事物范围都极其有限,因此也非常一致。在那之后,受到地形、气候、食物和社会组织等条件的影响,概念、语言和艺术等领域的分化才渐渐开始,不同的文化由此形成。

阿纳蒂说,研究表明,世界各地史前艺术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表现了同样的逻辑结构、联想方式和符号象征。阿纳蒂发现,非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最早的史前艺术作品全都把红色作为主色调。他解释说,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红色是血液的颜色,代表着生殖和繁衍,这是与原始人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问题。

阿纳蒂指出,全世界的原始人似乎都在用相似的符号表达相似的概念。在欧亚大陆和美洲,三角形和方块都用来表示土地;各个大洲都用一组波浪线代表水或液体;而无论在地球的哪个角落,带有放射线的圆盘描绘的都是太阳。

阿纳蒂还说,各地旧石器时代岩画的主题也无非3种:食物、性和土地。所有史前岩画描绘的对象都集中在人体形象、动物形象、武器、工具、地形和表意符号,而植物和风景这类本应很常见的事物却很少在任何地区的岩画中出现。

但学术界对阿纳蒂的观点存在争议。国际岩石艺术组织联合会主席贝德纳里克认为,旧石器,时代岩画主题和表现手段的一致性也许仅仅是巧合,而且,阿纳蒂推断的语言进化时间表与此前普遍认同的说法存在矛盾,因为相当一部分专家认为相对复杂的语言系统是在约100万年前形成的,这个时间要远远早于旧石器时代艺术产生的年代。

楼兰文字之谜

从考古发现看,我们知道楼兰人使用的官方文字是佉卢文。据乔治·布勒等人的研究,佉卢文属于腓尼基字母体系的拼音文字,是从阿拉美文演变而来。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佉卢文是公元前三世纪古印度阿育王颁布的摩崖法敕。一世纪前后,中亚贵霜上朝曾将其作为官方文字之一,二世纪以后,贵霜碑铭逐渐采用波罗谜文,以后,随着王朝的灭亡而被废弃了。当佉卢文在阿富汗等地趋于没落之时,却在我国古代于阗、鄯善、疏勒、龟兹等王国里被沿用下来。就目前发现的佉卢文简牍数量而言,在我国新疆发现的材料最多、最系统和完整。为什么楼兰王朝使用这种在中亚已经绝迹的文字,难道“楼兰民族”是从中亚迁入本地的“外族人”?那么,他们经过了怎样的迁徙路线?在他们迁入之前该地是否居住着本地土著?他们与土著的关系如何?由于解读佉卢文有一定的难度,并非所有的资料都得到了释读,已释读的内容也有争议。可以肯定,要完全了解楼兰文化的内涵,全面解读佉卢文资料是一个关键。

当然,楼兰发现的佉卢文只是一种宗教和官方用语,并不是生活语言。本族人讲的语言是吐火罗语,这也是一种印欧语系的语言,早已成为“死语言”。吐火罗语在塔里木盆地有广泛的分布,有若干方言区。楼兰人讲的是“欧洲语言”,难道他们是从更远的欧洲经中亚迁入的最早欧洲移民?研究者仍然十分慎重。因为虽然楼兰人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但单有语言证据并不能肯定其为欧洲的后裔。

经石峪大字是谁所为

在泰山经石峪中的一块大石坪上,刻着《金刚经》经文,被人们称为经石峪大字。.

经石峪石刻的书法艺术之精,在我国书法界上是罕见的。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没有人知道是谁创作了经石峪大字。虽然郭沫若先生诗中已提到是“北齐人所书”,可是实际上他并没有什么依据,只是沿用古人之说。至今为止,经石峪大字的作者是谁,仍然是个谜。

清代学者考证后,指出经石峪大字石刻是北齐时的作品。但不同的学者对作者的认定全然不同。

根据清代学者聂剑光在《泰山道里记》中所写的可断定,经石峪石刻与徂徕山石刻手法相同,所以,把经石峪石刻的主人定为徂徕山石刻落款的梁父县令王子椿。在此之后,《泰安县志》以及许多泰山述记都赞成这种说法。不过,仔细考证后会发现,徂徕山石刻的款志是“经主梁父县令王子椿”,那么这只能说王子椿是经主,并不能由此认定他就是经石峪石刻的作者。所以聂剑光等人的说法很勉强,让人难以置信。

而清代学者魏源在《岱山经石峪歌》一书中也认为经石峪的作者是徂徕水,但理由不充足,说服力不够强。不过此后有许多人又附和魏源的说法,特别是名满天下的现代学者郭沫若也沿用这一说法。

除了认为北齐人创作了经石峪大字石刻的观点外,还有其他见解。

宋人陈国瑞的“非所能历千百年而不灭”一句,是感慨而发,还是有所考证,现在无法知道。

明朝学者王世贞则把经石峪石刻的作者定到了北齐之后的唐代。这种说法也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经石峪的作者无论是北齐人,还是唐代人,迄今为止都没有足够证据来证实,要揭开这个谜还需后人进一步研究和考证。

神秘的绳结语

1527年,西班牙冒险家勘探今天厄瓜多尔南部海岸一带地区时,发现了一个绵延四千多公里的庞大印第安帝国——印加帝国,疆界北起现在厄瓜多尔与哥伦比亚接壤处,南到今天的智利中部。这个帝国的元首高高在上,是臣民尊为太阳神后裔的专制君主。帝国人口众多,分成若干个部族,各地筑有道路和渠道。帝国内的各种活动,由一个高效率的行政体系统筹办理,并以帝国中部的首都库斯科为发号施令的地方。西班牙人看到这些已开化“异教徒”的工程和农业技术,及锻工精细、品种繁多的金银器皿,不由得叹为观止。这些印第安人的建筑工程和工艺制品不但能与欧洲最佳的媲美,而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令西班牙人同样感到惊奇的是,印加人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他们没有文字,也没有书写的数字体系,甚至连原始的图画记录和象形文字也没有。

这似乎不可思议。然而皇帝有需要时,手上资料一应俱全。如帝国子民的身份和年龄、食物供应、军队驻扎地点和数目、金银财产及皇帝关注的史实和法律等。以上所有的事项都用结绳的方法记录,而且非常翔实、准确,甚至一双便鞋也不会遗漏。

印加人的绳结语是在一条至少30厘米长的绳子上,系以各种长短粗细不一、颜色有别的绳子,在这些绳子上的某处,说不定还系有其它或长或短的绳子。印加人用不同长度的大小绳子,配以各种颜色的彩绳,就能做精密的记录,再复杂、繁多的事项也不怕有遗误。

打了结的绳子多得象现代图书馆里的藏书,由受过训练的人专门负责管理。保管具有结绳记事的本领,所以极受人尊崇,帝国君主也免除他们的各项义务。印加上层社会的男子所受的教育,是以如何通读和编绳结语为主。每个村庄至少有三四个结绳管理员,他们将彼此的记录交换检查,确保所有事项都能按规定记录下来。这些人各有专责:一个专管谷物收成的记录,一个管人口统计数字,一个管军备,还有其他的管民生所系事项等等。至于其他与数字无关的记载,如历史,传说和法律等“学识”,则要求记录者有极好的记忆。这类事项的大纲完全用口授的方法代代相传,有关细节再用结绳。

绳结语对一个幅员辽阔的中央集权国家极其重要。因此,所有地方上的结绳记录,均须呈交设在库斯科的中央记录局,以备当局核查。

西斑牙人征服印加帝国后,引进了一种书目文字,因此大部分绳结语就湮灭了。今天我们见到的结绳记录大都收藏在博物馆里,但是现在的厄瓜多尔、秘鲁和玻利维亚的山区,仍有人用简单的印加绳结语记事,古印加人的后裔还以在长绳上打结和解结的方式来记录羊的数目。

神秘的“红崖天书”

贵州省安顺地区关岭县南10公里龙爪树后面的晒甲山,传说因三国时诸葛亮南征屯兵晒甲于此而得名。山顶上的赧色嘎岩,壁立如削。壁上有不知何人写在上面的“神秘天书”。“红崖天书”直接写在末经打磨的石壁上,宽10米,高6米,计40余字(其中“虎”字是清朝人徐印川所加)。参差不齐,大约分为十行,首行2字,末行10字。字大小不一,大者40厘米以上,小者20至30厘米。从岩下仰望,字青石赤,仿佛大书深刻,临近细审,无斧凿痕,字形奇异,非篆非隶,不能辨识。

最早的记载见于明嘉靖年间邵无善的“红岩”诗。清代中叶,开始引起学者的注意。先后有拓本、摹本、缩刻本多种面世,并被收入全国性的雕刻著录。记游考证之作甚多。邹汉勋、刘心源还分别作有释义。光绪年间,影响更大,名播海外。法国人柏如雷和弗海尔谓此刻“含有绝对的神秘性”。“红崖天书’,研究了近百年,说法不一,持肯定态度的有“三危禹迹”、“殷高纪功”、“诸葛图谱”、“苗文右书”和“囊文先声”诸说;持否定的则断言此非人工所为,乃是自然生成的石花,更有甚者,近来有人说它是“宇宙信息、“特异功能”。所有这一切都是扑朔迷离、云里雾里,没有拿出令人信服的根据。

1995年3月,贵州省安顺地区行署向世人悬赏出百万破译天书。此举在海内外引起轰动,掀起了“红崖天书热”。

日前,山东大学艺术系副教授刘乐一先生应邀前往对其进行实地专题考察,经对各种摹本进行比较研究,得出了令专家学者信服的新论点。刘先生曾因破译《周易》中的八个卦符而饮誉学术界。他认为:“红崖天书”是汉字属性,形成于明朝初年,是二位目睹过宫廷内乱的隐士所写,其字义为:丙戌之时,宦官乱政(欧、杀),有口难言。“天书”的右下角有两组图形,很像一个女人在祈祷和一个儿童在戏耍。刘先生认为其含义是说:自此不再问政事,与妻儿隐山林共享天伦之乐。

刘乐一先生的这一立论,目前己得到众多历史、文字和文物专家学者的认可。百年文字之奥秘终于被揭示开了。

中国的文字是如何诞生的

汉字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对于它的起源也一直是人们所感兴趣的问题,在文化史上一直以来都非常富有争论性。

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学者就开始注意汉字起源的问题,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广的一种说法就是仓颉造字说,但仓颉是什么时代的人,却也众说纷纭。司马迁、班固、韦诞、宋忠、傅率都说他是黄帝的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说他是古代的帝王;徐整说他是在神农、黄帝之间;谯周认为他在黄帝之后,等等。仓颉造字的方式,有人说是统一了文字的书写方式,流传后世,有人说是发明了象形之文。此外,有人把结绳记事作为汉字的起源,有人把八卦视为汉字的起源,也都是没有什么确切的科学根据。

目前,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汉文字是由人民集体创造的,经“巫”和“史”整理而成。有的史学家认为,到了殷商中国才有了文字:青铜器铭文和甲骨文。但也有史学家提出,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已相当成熟,中国文字的起始应从此往前推,前推多少,众说不一,有的主张至少上推1000年,有的甚至主张推到夏以前,也有主张推到夏末的。在考古学家的考古发现中,对汉字起源认定的依据也不一样。有人在仰韶期的文化遗址中,曾发现很多长方形的古板,有刻画过的,怀疑是原始的文字;也有人从早于夏朝的陶器上所刻画的图案,来分析文字的初始形态。郭沫若曾在《奴隶制时代》中《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过以半坡彩陶上刻画的条文为中国文字的起源,半坡遗址距今有6000年左右,但对半坡彩陶上刻画的符号的含义,却还没有阐明。

中国文字的起源,到底是什么时候,具有说服力的证明还不多,只待进一步研究。

印加人是否有文字

早在公元1200年左右,印加帝国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后来在高原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印加帝国,到15世纪,印加帝国已包括今天秘鲁、厄瓜多尔、玻利维亚全部、智利的大部分及哥伦比亚南部和阿根廷北部,人口达600万,全国居民都讲克丘亚语。但令人疑惑的是,印加人是否拥有自己的文字?

有些专家坚持认为,印加人有自己的文字,而印加文字是什么样的,就说法不一了。有人说,印加人画在布板或其他织物上的一幅图画就是他们的秘密文字。据最早侵入印加王国的西班牙人讲,在库斯科太阳神庙附近有一座房屋,专门珍藏着许多画在粗布上的画,都装在金框中,除印加王和专门的保管人员外,不准任何人靠近这些画。后来西班牙殖民者抢走了金框,焚毁了全部图画,这些秘密文字也就消失了。还有专家认为,印加陶器上那些类似豆子的符号是他们的文字,只是没有谁能知道是什么意思。

大部分的观点还是认为印加人没有自己的文字,而且至今也确实没有找到印加人有过文字的证据。那么,印加人靠什么来记事呢?印加人当时是靠十进位的结绳记事法来记事的。通过考古,人们已获得不少印加人用于记事的绳,其中最长的一条达250米。印加人借助于绳的颜色、打结的形状与位置大小来记载当时发生的各种重要事件和自然现象,在印加王国为贵族弟子设立的学校里,教师还专门传授结绳记事的知识和方法。

当我们仰望连现代建筑师都叹为观止的雄伟印加古建筑时,我们能够相信印加人会是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创造这一切的吗?

印加人到底有没有自己的文字,迄今也只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

无人破译的手稿

美国康乃狄格州纽黑文市耶鲁大学的贝耐克珍本书与手稿图书馆内,几乎每天都有人来打听那卷“沃伊尼克手稿”。

手稿长8英寸半,宽5又3/4英寸,约200页,所用的是上等皮纸,上面写满奇字,由一种别人见所末见的字母组成。稿中的插图也同样古怪,看来描绘的是植物、女人和天文图。由于文字和图画都不易理解,此手稿号称世上最奥秘难解的手稿。1912年,纽约书商沃伊尼克宣称在意大利蒙德拉戈内学院的图书馆内发现这卷稿子,该学院位于弗拉斯卡蒂市,是耶稣会出钱创办的。沃伊尼克把手稿买下,携返纽约,着手追查其来历。稿内夹了一封信,是布拉格大学校长和杰出科学家马西于1666年写给著名学者柯切尔的。有了这封信,追查工作容易得多。

马西在信中表示,他从“一位密友”处得到手稿,后转送业师柯切尔,因深信除了柯切尔,没有人看得懂。信内又说,根据可靠消息,这卷手稿曾属16l2年逝世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鲁道夫二世。鲁道夫花了6000枚金币买下手稿,金额在当时可算是大数目了。

马西信中最重要一点,是指出鲁道夫认为手稿作者是英国人培根。培根生于13世纪,在中世纪学术界享誉甚隆,人称“超凡博士”。他远见卓识,曾预言不少20世纪才出现的事物,如汽车、飞机等。他是数学和物理学专家,又是声望极高的哲学家和炼金术士。“沃伊尼克手稿”会不会是培根最伟大的著作,谈及极其先进的科学理论,以致无法用普通文字写出来?沃伊尼克希望找到答案,于是将副本分送给感兴趣的学者研究,岂料学者大多对此一窍不通。他们起初以为手稿的密码相当简单,不难译解,研究起来才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

此后近60年,手稿的研究并无什么进展,到1970年,耶鲁大学的布伦博教授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才有点头绪。他看到手稿内一些符号,想起在另一份文件中偶然见过一种图解,图解中以符号代表数字。

布伦博教授仔细查看手稿内若干页边空白,找到一些胡乱写成的算式,看来作者采用的可能也是数字代号。他在一处页边上找到一个图表,表上有26个符号,数目刚好和英文字母的相等。表中那些符号及其排列次序,跟页边算式内的符号及次序几乎完全一样。

这是译解密码的线索吗?从l到9的每个数字,是否各代表26个字母中的3个?布伦博列出下表:“沃伊尼克手稿”中的文字大多证实为一种简化的拉丁文。词尾常为us,在这套密码中,布伦博用9来表示us。

这个图表是否就是手稿内所用的密码呢?手稿某页的插图画了一棵像胡椒的植物。布伦博用数目字代插图下面所写的符号,得到757752。根据这些数字查对图表,正好拼出了胡椒的英文名字。用同样方法还译出了其他植物和星辰的名称。“沃伊尼克手稿”的秘密仍未揭开。例如,原文的主要部分很多重复,而且看起来往往毫无意义。布伦博教授推测,那可能是一名炼金术士杂乱无章地写下的记录,尝试依照古法用神秘物质或炼金药点石成金。果真如此,那么炼金药的配方会不会就藏在这卷神秘难解的手稿里?要揭露“沃伊尼克手稿”的真相,还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

“仙字”之谜

福建省南部山清水秀的华安县境内,九龙江的支流汰溪日夜奔腾。在溪口入江处附近高达30余米的悬崖峭壁上,约有20个字形奇异的石刻文字,它们散布在5个地方,依稀可辨。这是我国南方少见的古代象形石刻文字。千百年来,多少文人学士无从破读,视其为“仙字”。“仙字”的所在地也因此被称为“石铭碑”、“仙字潭”。现有资料显示,至迟在唐代,华安“仙字潭”的“仙字”就已为世人所见。唐、宋以后,许多文人骚客接踵而来,但面对“仙字”,他们依然无从认识,只能留下一些诸如“有文纵横如篆书”、“虫文写篆不可识”之类的感叹吟唱。

1915年,岭南大学教授黄仲琴先生只身来到华安“仙字潭”考察,从此打开了科学考察“仙字”之谜的大门。1957年,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派员为“仙字潭”的“仙字”逐一做了拓片照相记录,并发表了调查报告,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完整可靠的材料。他们经过考察得知,这些所谓的“仙字”,其实都是凿刻在“仙字潭”摩崖石壁上的象形文字。字体大的长70余厘米、宽20余厘米,小的长10余厘米、宽仅几厘米。它们都保留着原始古朴的象形表意形态,个别的虽与甲骨金文或蝌蚪文有所类似,但又不尽相同。其形状有的像挥动双手的斗士,有的像鼓腹挺立的女性,有的像引颈待诛的俘虏……

流行千余年的“仙字”之说虽然就此被打破,但确定这些符号性质的问题却接踵而来。有的学者认为它应属于原始象形表意文字,有的认为应属于图像文字,有的则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吴籀”。关于“仙字”的凿刻时代,一种意见认为在春秋时期,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可能早到商代,因为只要有金属器具,“仙字”的凿刻就不成问题。至于“仙字”的作者,有的认为是春秋时期的吴人,有的则认为是福建南部地区的古代土著居民即越人。

这些‘仙字”到底记叙了些什么?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十分感兴趣的问题。黄仲琴教授在考察后认为,“实非符篆之类”,“至其有似古金文者,亦不得强为附会”,但他没有解释“仙字”到底说了些什么。1959年,福建师范大学刘惠蒸副教授首次对“仙字潭”石刻做了全面考证,认为它是记载春秋时期吴部落战胜夷、越、番三个敌对部落后的纪功石刻。“仙字”的历史真相还未大白,对这一历史真相的认识,还有赖于对同一历史时期当地社会和民族文化史的进一步整体把握,而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神秘字符的起源

新斯科舍省哈利法克斯郡昆士兰的乔治·扬首先使人类开始循着神秘的加拿大雅茅斯石头的踪迹进行探索。这块180公斤重的巨石是1812年由一名雅茅斯医生理查德·弗雷彻在一处泻盐沼泽中发现的。他是一位军医,于1809年退休并来到雅茅斯居住下来,后来于1819年在那里去世。实际上他把这块石头置于靠近岸边的一块凸地上。当然,那块地位于柴格津沼泽地出口和雅茅斯港西边之间。石头上简短的铭刻有十四个字符,而这些字困扰了专家近200年。

现在,在科林斯街22号迷人的雅茅斯郡博物馆,这块石头被精心地保存下来,并且突出地展示给公众。博物馆的董事兼馆长,历史学家埃里克·丁·拉夫,对这块神秘古老的石头及其可能的来源有着丰富的有价值的信息。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他告诉记者以下的事情。采访中他允许记者做记录,而且,这次采访对破解字符是非常有帮助的,它提供了很多的信息。

在雅茅斯的历史上,雅茅斯神秘石头是一桩十分有趣的事。多数人认为它是北欧海盗留下的,那是一般的说法,但是也有许多其他说法。大致说来,它是由一位叫弗雷彻的医生于1812年,在雅茅斯港尽头发现的。有一些人,特别是弗雷彻医生的后代,总觉得是弗雷彻雕刻的,因为他显然是个爱开玩笑的人,而且,他的家人也总觉得就是他刻的。其他许多人觉得是北欧海盗留下了这块石头,而且这块石头已经几次被不同的人从古代北欧文字翻译过来。有一篇译文是小亨利·菲利浦斯在1875年左右翻译的,他觉得那些古代北欧文字要么写的是‘哈口对他的众人讲话’要么写的是‘哈口之子对他的众人讲话’。”

后来在1884年,菲利浦斯根据前任省博物馆馆长哈利·皮尔斯的一份注释,出版了关于那段话的一篇论文,并认为这位叫哈口的人是1007年沃卡尔塞芬探险队的一名成员。

埃里克·拉夫还告诉记者,在1934年,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曾经翻译了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斯特兰伍德的这篇译文语言上特别有趣。奥勒弗·斯特兰伍德是华盛顿市本顿县的学校督察官,而且还是一位杰出的挪威学者,他相信文字的确是北欧古代文字。他把它们译为:“雷夫艾利科设立{此碑}。”“此碑”的意思在句子中是人所理解的东西。这块古代北欧文字碑字符自身中不含有它。这种被理解的语法结构的意思,也能在请求帮助时被发现,如“请帮助我{从这条沟里}上来”,在这儿,“从这条沟里”的意思是明白的,因为,被呼唤的人能看见沟并且明白说这话的人的处境——两者都使得这被充分理解的句子显得多余了!实际存在的雅茅斯大石头,以十分相同的方式,使加上的“此碑”显得不必要了。正像孔子可能在他的警句中明显地写下的那样:“在坚石上深深刻字的人,会比用墨汁和毛笔在纸上写字的人,选择更少的文字。”

在1934年,当奥勒弗·斯特兰伍德从事他的工作时,乔治斯·圣·佩林正负责管理这块石头和当时保存它的雅茅斯图书馆。1934年,乔治斯在给奥勒弗的关于石头的描述中清楚地写道:“……没有什么侵蚀迹象。除了几块孤立的地方以外,雕刻显出一种明显的V形部分……石头质地非常坚硬……雕刻是如此精工细琢,雕刻者一定使用了高度淬火的工具……”

斯特兰伍德做得非常有效的工作是,通过已确定的北欧古代的各种字母,细心搜寻从已鉴定的资料中找出已知的对应者,对应刻在雅茅斯石头上的北欧古代文字。然后,他把被对应的北欧古代文字挑出来,又给出上面北欧古代文字的拉丁字母的对应物。斯特兰伍德做了几页绘有密密交叉的对照资料,来确立和证实石头上的所有十四个北欧古代字符,最后,得出了拉丁文译文:

LAEIFR ERIKU BISR

考虑到北欧古代文字和以稍微不同的角度雕刻的欧甘文字之间有较小的差异,法国中部的格罗浑字母和雅茅斯石头上的刻印文字之间,也有一种惊人的相似性。

为了公正地平衡各种北欧古代文字专家的意见,需要说的是,在1966年,即斯特兰伍德著作出版约30年后,奥斯陆诺斯克学院的利斯托博士,对那些刻印文字到底是不是北欧古代文字表示了怀疑。

朱利叶斯·弗拉施·哈蒙在他的题为《关于布来克斯顿和雅茅斯石头上的雕刻》的论文中,对这个问题提出了一种全然不同的学术意见,这篇论文刊登在1976年1月的《西弗吉尼亚历史》第36卷中。哈蒙认为那些碑文纯粹是数学,而且是关于一支探险队的统计数字,这支探险队曾按照瑞典国王艾利科十四世的命令而出发。

埃里克·拉夫然后继续解释其他几种十分有趣的看法。“有一种早期巴斯克人的说法,讲石头铭刻意思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这可能来自公元前350年。迈锡尼人的说法,可能比那更早,它把石头解释成‘尊贵的神座:在大水达到顶峰的时候,皇家的纯种狮子于落日时被派出去,以起保护和控制作用并挖出一个洞穴,它们已为此全部遇难’。我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只从几个北欧古代文字中,你怎么能得出那种意思:正如大家所知,我不怎么相信这事。其他的说法还包括日本的说法,14世纪斯堪的纳维亚的说法以及树根的说法。所以,读者可自由选择。我喜欢我的访问者进来问,‘这是真的吗?’而我说,‘是的,它是一块真的石头。’我们确实有点儿关于这块石头的问题。30年代历史学会的一位主席认为,碑文正在出现褪迹,所以,他重新凿刻了这块石头,因此,我们失去了我们能从原件中获得的任何东西,尽管我们确实有原物品的照片。不管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石头原本属于雅茅斯公共图书馆,自从在20世纪50年代博物馆开馆以来,它就被他们借走了。”“我自己喜欢的说法是巴斯克人的猜想,因为,我得到了一本巴斯克语——法语字典,而且在一本关于北欧古代文字的巴斯克语书籍中,查到北欧古代文字,因此,我明白他们能如何使那些同与巴斯克词语对等。这对我很有意义:你当然能看见‘巴斯克语’;能看见‘人们’;能看见‘土地’。大约在1895年,在雅茅斯又有一块石头被发现。那上面有着像我们已发现的北欧古文字石头那样的北欧古文字,而且,当时在它们下面还多出三个字母——那上面文字译成巴斯克语是‘巴斯克人民已征服了这块土地,并在此居住。’关于那块石头有一些猜测,因为它恰恰在一家于1895年刚开业的旅馆里被发现,而那块石头从此丢失”。“我们的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那时人们甚至都未想到北欧海盗。它可能是北欧海盗的。我当然不怀疑北欧海盗曾到过这里。我确信,他们可能来过这儿。他们当然在纽芬兰。”

这种观点得到伯吉塔·沃里斯的有力支持。1995伟,她正与一个德国电影组一起工作,并且曾经带他们看过在纽芬兰的兰斯奥克斯草原的北欧海盗的场所,她认为这个场所无可否认是真实的,然后,她曾带他们到新斯科舍省去拍照雅茅斯石头。

埃里克继续解释这块石头怎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渡过大西洋的。“这块石头有一次被拿到英国验证或者翻译。它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拿走,当准备归还时,战争爆发了,因此人们决定不去冒遭遇潜艇的风险把它带过大西洋。显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是在伦敦码头的包装箱里”。“人们从石头的背面取下一些碎片,来鉴定石头是从哪儿来的。认为它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某个地方可能会很好,可是,它就是当地的石头。”

劳拉·布莱德利是雅茅斯郡博物馆里非常肯于帮忙而又知识渊博的档案专家,他接受了一次录音采访:“我见到几位研究者专程来这里看这块石头。早期的研究者和注释者实际看不到那石头,所以,他们是与照片和标本打交道,因此他们不能断定石头上哪些是自然标记,哪些是人为的。一种反馈回来的说法是,石头上的标记是自然形成的。它很难鉴定,因为原来完整的碑文被重复雕刻搞乱了,很难以相同的方式查看石头的标记。然而,在过去六年里,两位地质学家查看了这块石头,他们告诉我,他们不相信这些记号是自然形成的。而我们当地的专家,这个领域中真正的北美专家,在加拿大公园里工作的伯吉塔·沃里斯说,这标记的确不是北欧古代文字,但它们是自然形成的。因此,我们有持相反见解的很有资格的专家。“我还不能下定论。我知道这块石头是在1812年发现的,发现它的人是一名军医。实际是他制作这些标记的可能性对我来说好像很渺茫。然而,我找地质学家交谈时,他们觉得它不是自然形成的,或者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与这位挪威专家谈论时,此人说那决非北欧古代文字,我真感到我想发表一种有根据的意见,可不幸的是,在这点上,我不能那样做。这是雅茅斯最大的神秘的事情之一。我一生看了所有这些专家的文件,真的不知道那些标记如何跑到那石头上来的,这对我来说很是个谜。”

简而言之,最后证明有争议的古代雅茅斯石头可能有关的北欧海盗实际历史是什么?红发埃里克,或者称为埃里克·托瓦尔松,成功于公元10世纪末期,是格陵兰岛上斯堪的纳维亚人最早居住地的建立者。他的儿子——雷夫·埃里克松,是首位完全可信的发现北美的欧洲人,981年春天,红发埃里克和大约30名他的家属、朋友、邻居及一批牲畜西行。他们的瓦叠式外壳的北欧海盗船不足30米长,而且,做这种海上航行的条件一定很不利。由于受到一座漂流冰山的阻碍,他们未能在东海岸登陆,而是绕过南端,然后沿西海岸(现在的朱列内哈伯)向北航行。在找到了他们喜欢的陆地以后,把它命名为格陵兰,后来由于他们对这块陆地的大肆夸赞,以至于他们同时代的热心人组成一支探险队,共有25艘船装载着潜在的殖民者以及牲畜。实际上,只有14艘,共包括300到400名殖民者在那里定居下来,这个地方就是后人所知道的“东部殖民地”。

在999年,埃里克的次子雷夫,称雷夫·埃里克松或幸运的雷夫,从格陵兰经过赫布里地群岛航行到挪威,他们没有走更通常的冰岛航线。次年,在他回来的途中,他没有在中间任何陆地停留。希望到达格陵兰南端。由于天气恶劣,他没能到达那里,却看到了北美大陆:大概是拉布拉多,也许是纽芬兰,甚至也许是远在南面的新斯科舍。当他意识到不论这是哪里,都不是他父亲在格陵兰的家时,他转而沿海岸北上,在秋天之前安全地到了家。这个具有诱人的问题一直未被解答:雷夫·埃里克松是否在雅茅斯附近登陆,并且当他在那儿时,刻印了那有争议的石头?

向文字史挑战的怪字母

在法国中部维希附近格罗泽的小村子里,坐落着属于弗郎丹一家的农田。在1924年3月1日,当时埃米尔·弗朗丹只有17岁时,他正帮祖父救他们的一头牛,这头牛掉进了他们的一个表面平坦、安全、长满草的牧场下面。一个完全未预料到的人造洞穴就在他们脚下。

它的周边是互相压住的砖块,其中有几块好像用高温上了釉。洞穴可能是一处古代砖窑,或者也许是一处旧玻璃作坊。

当埃米尔和他的祖父成功地将他们的牛救上来之后,埃米尔走下去,更仔细地探查这个洞穴。仅仅几分钟,他就有几个有趣的发现。沿着洞穴排放的是烧过的砖块和石头架子,还有大量的储存壁龛。所有这一切都充满着年代久远的不寻常的物品。埃米尔发现了许多小型原始神像的雕像,上面刻有鹿角和骨头,他发现了黏土刻字板,刻有一种无人能读懂的字母表。因为附近还发现了大量的人类尸骸,所以,这个地区被称为死亡之地。

阿尔伯特·莫利特博士是一位医学工作者。当弗朗丹一家发现那个洞穴时,他正在维希行医。他也是一位非常热心的业余考古学家。阿瑟·柯南道尔先生的《失去的世界》(1912年)一书中包括两个学者:一个是查林吉教授,一个是反对他的学者,他们激烈地争论着他们抱有希望的、矛盾的考古理论。不论阿瑟的书是否突出了夏络克·福尔摩斯,还是阿瑟的一些浪漫的或者历史性的人物,阿瑟著作的一个了不起的长处在于,他的小说中的人物都是逼真的。阿瑟先生把历史上的男男女女情真意切地放在小说中描述。查林吉和他的对手是高级学者的完美典型,当他们的理论发生冲突时,他们互相猛烈批评。莫利特和弗朗丹一家站在格罗泽事件激烈争论中的一边,而法国考古学界的大多数则站在另一边。战线因此形成了,互相间凶狠的攻击持续了很多年。

莫利特于1925年4月26日走访了弗朗丹农田,对这家人指给他看的东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仔细检查了现场和其中的工艺品,并声明它们是古代真品,有重要价值。

莫利特与弗朗丹一家达成一项交易。他们将拥有从牧场中发掘出的全部工艺品,但是,他对于在那儿发现的东西,有科学研究、报道和出版的独家特权。

有关在格罗泽令人震惊的发现——特别是上面有神秘未知字母表的刻字板的消息,传到了卡比丹博士的耳朵里,他在专业界被广泛认为是法国最著名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参观了现场,现场最初给他留下的印象,就像莫利特博士一样。他因此写信给莫利特:“在这里,你得到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地层,请给我写一份有关你发现的详细报告,我可以把它送交给历史遗迹委员会…”如果莫利特那样做了,格罗泽故事的全部历史将会完全不同。但是他没这样做,他和弗朗丹一家没有理睬卡比丹,而是出版了一本独立的著作,题为《一个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卡比丹博士感到蒙受了耻辱,因为他被排挤了出去。他想,他的权威和他的职业声誉受到了威胁。他认为莫利特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而把他自己看成是20世纪20年代法国专业考古的缩影,他被异常地激怒了,因为这名仅仅是自命不凡的业余爱好者,竟敢向“他”挑战,而他认为自己是专家中之专家,是一位所有其他专家都谦恭地追随和服从的人。

由于这种自负,卡比丹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他声称,格罗泽遗址不具有权威性,而且是弗朗丹一家制造了这个“发现”。

然而,不是所有法国有名的考古学家都跟着卡比丹随帮唱影。来自圣热尔曼的学识渊博的教授所罗门·莱纳齐,站在格罗泽人一边。莱纳齐相信地中海地区是文明的真正摇篮,而不是巴比伦或远东。如果格罗泽的工艺品是真实的话,那么,格罗泽遗址将是他军械库中的有力武器。神秘的被雕刻的刻字板也支持了历史学家卡米尔·朱利安的理论,他曾对罗马人占领高卢进行了专门的研究。法国学会推举让洛斯教授参与讨论,此人研究了一件石制死亡面具,认为它非常像贝多芬。雷内·迪索教授加入了卡比丹反对格罗泽人团体的行列,他声称,洛斯没有弄明白的东西是,这件特殊的格罗泽面具像贝多芬,是因为弗朗丹一家曾仿制了贝多芬的死亡面具,由于真的贝多芬已于1827年去世,因此,迪索争论道,所有的格罗泽发现物都是赝品,恰是一种一概而论的结论,即制造被雕刻的骨头和鹿角,它们奇怪地像所有被接受的博物馆样品。而这些样品,曾得到像卡比丹那样的考古学界被公认的领导人的鉴定。

而后,争论中又加进了一位法律学家,叫做爱德蒙·贝尔,他认为地中在一些黏土制成的刻字板中查出来。他说,它们也许是赝品。亨特·查尔斯·罗杰斯,一位臭名昭著的古迹伪造者,像多森和皮尔当·斯卡尔在英国可耻的失败一样,承认了他曾制造了一些格罗泽工艺品,但是人们不认为罗杰斯的话是真实的,他会喜欢与格罗泽争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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