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晓绿,赵恺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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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烽烟——唐帝国战争史(626-790)试读：
前记
如今的中国，疆域之广，南北、东西跨度之大，的确让人颇为感慨，然而在近现代之前，燕山往北，便是茫茫草原、荒凉戈壁。对中原来说相对贫瘠的土地，并不适合耕种居住，因此被视作是“非王化之地”，倒是流放罪人的好去处。
然而那里自古便是草原民族的摇篮，先秦时代便有牧民在此间生活、繁衍，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自己的政治制度，也有自己的生活方式、美食和信仰。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这些游牧民族有着各种各样的名称：三胡、匈奴、柔然、突厥、契丹……而这其中，对于世界历史影响最为巨大的莫过于突厥。
突厥，一支分布于北亚和中亚的游牧民族，其起源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定义，《北史》记载“突厥者，其先居西海之右，独为部落，盖匈奴之别种也。又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似乎突厥本出自匈奴，但西方史学者却认为突厥最早是生活在咸海边的“塞种人”，后东迁至叶尼塞河南方，受铁勒同化而成的。根据《隋书》上的记录，这一点似乎是有依据的，史载“自西海以东，依据山谷，多有铁勒。在独洛河，即土刺河以北，有仆骨（仆固）、同罗、拔也固、韦纥（回纥）、浑、斯结（思结）”，认为突厥和铁勒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塞种人”（saka）的复原想象图
但是关于突厥和铁勒之间的联系，中国学者的认知并非是前者为后者所同化，而是突厥部落首领土门大败铁勒部落，收降铁勒部众五万余户。对铁勒的吞并，可谓是突厥部落成长的开始。在此之前突厥部落游牧于阿尔泰山区，长期归附于柔然，为其“炼铁奴”。
随着柔然在长期与高车的战争中被削弱，突厥酋长土门乃向柔然求婚，要求柔然可汗阿那瑰将公主下嫁，阿那瑰大怒而拒，辱之曰：“尔是我锻奴，何敢发是言也！”其意思是说“你不过是我的一个打铁的奴隶，也敢说求婚这种话语”。正所谓“打人不打脸”，土门大怒之下，杀柔然使者，断绝与柔然的关系，而后遣使向柔然的死对头西魏求婚，并和波斯萨珊王朝通好。在西魏将长乐公主嫁与土门之后，土门起兵东征，于怀荒镇以北击败阿那瑰并杀之。此后自称伊利可汗，在鄂尔浑河流域建立了一个以漠北为中心的奴隶制政权，称为“突厥汗国”。
伊利可汗死后，其子乙息记可汗又于沃野北木赖山击破柔然末代可汗邓叔子，彻底灭亡柔然政权，从而一举成为漠北第一大势力。突厥汗国的牙帐设在于都斤山（又称郁督军山，今蒙古国境内杭爱山脉），由于突厥人以狼为图腾，故而帐前大旗称“狼头大纛”，在土门之次子、第三任突厥可汗木杆可汗的治下，突厥达到了极盛，在《资治通鉴》中被描述为“状貌奇异，性刚勇，多智略，善用兵”的可汗在位期间，突厥疆域东至辽海（辽河上游），西濒西海（今咸海），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临阿姆河南，可谓雄霸一方。
此时，欧亚地区总共有三大帝国，即东亚的北魏帝国、中亚波斯帝国和西亚的拜占庭帝国。刚刚兴起的突厥汗国正处在这三大帝国势力的真空地带，如果突厥想要继续扩张，势必是阻力重重。在这种情况下，突厥人明智地采取了远交近攻策略，他们先与波斯萨珊王朝结盟，从而联手灭掉了位于汗国西部的劲敌哒人，并瓜分其地。但随后，突厥人立即撕毁与波斯的议约，占据了哒故地全部，从而与拜占庭帝国在西亚的边境相连，控制了丝绸之路。
对丝绸之路的控制，令突厥收获了极大的经济利益，他们把在与中原王朝作战时获得的丝绸等财物转手卖到西方，经过拜占庭帝国再入欧洲，一时间获利甚丰。不过一口吞下了哒故地的做法显然很不厚道，面对强大的波斯帝国，突厥人知道，他们必须有一个新的盟友，才能够确保自己。这种情况下，一个突厥使团来到君士坦丁堡，觐见了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双方结成同盟，以东西对进，联合进攻波斯。在突厥人的挑唆下，三者之间的战争持续了二十年。虽然波斯帝国因此而衰弱，但作为主要出兵力量的拜占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由于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的衰落，此时的突厥很是强大，所谓“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甚至后来的达头可汗在给拜占庭皇帝的信中，狂妄而目空一切地自称“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但这位突厥领袖显然是过分自大了，坐井观天的他们没有意识到，突厥的势力远远不能与高度文明和高度强盛的三大帝国相抗衡的地步，他们注定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拜占庭军队中的突厥雇佣兵（左一）
其实突厥人也明白，虽然控制了辽阔的疆域，但是他们始终不得不面临着来自于南方的威胁，汗国兴起之时，正逢中原内地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分裂和动乱时期，所以他们才得以时时闯入长城以南，劫掠财富人口，而一旦南方中央王朝完成了统一，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中原农耕文明面对北方游牧民族，自古以来都无非是两种手段，即“怀柔”和“教化”，虽然中原的那群文人平日里把诗书什么挂在嘴上，但内心里却都非常清楚，这些什么礼仪纲常都是虚的，真正算数的还是铁骑刀枪，若游牧民族兵强马壮，那就得“怀柔”、就得“招抚”；若是自己兵强马壮，那就少废话了，直接开过去“教化蛮夷”，告诉他们什么叫作“普天之下”，什么叫作“率土之滨”。所以，满口仁义道德的中原人，才是最可怕的。
隋帝国建立时，突厥沙钵略可汗因隋朝对其礼薄，打着“为其妻北周千金公主的宗室复仇”的旗号，与前北齐营州刺史高宝宁联兵攻陷临榆关，并约同各部落准备大举攻隋。面对强敌压境，隋文帝杨坚不得不下令于北方边地增筑亭障、修缮长城，并加强幽州、并州、乙弗泊、临洮、武威等地的守备。
曾送千金公主至沙钵略可汗处的长孙晟因在突厥留住一年有余，对沙钵略可汗及其叔侄兄弟之间的矛盾有所了解，他认为突厥大小贵族各统强兵，俱称可汗，分居四面，内怀猜忌，所以对突厥难以力征，易可离间，于是上书隋文帝提出了“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提议。隋文帝览表后大悦，召长孙晟面语。长孙晟“复口陈形势，手画山川，写其虚实，皆如指掌”。
采纳了长孙晟的提议后，隋文帝即遣太仆元晖为使者至西面的达头可汗处，特赐狼头纛，故意表示钦敬，礼数甚优。而达头可汗回访时，隋文帝又故意将其使者引于沙钵略可汗的使者之上。在这套连续的反间计实施后，沙钵略可汗与达头可汗之间果然发生了猜疑。此后，文帝又授长孙晟为车骑将军，出黄龙道，携带大量钱财，赐予奚、契丹等部族。
由于隋帝国对突厥汗国采取的分化离间兼以军事进攻等政策，突厥汗国的致命弱点迅速暴露了出来。所谓的突厥汗国，不过是一个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多民族联盟而已，各部落之间、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人口、强弱等参差不齐，这些矛盾表面上被历代可汗的铁腕政策所压制，但其内部的矛盾却是暗流涌动。正是利用对手的这一弱点，隋帝国实现“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策略，最终使突厥内讧更甚，以至于走向分裂。
等到隋帝国“兵强马壮”之时，所谓“教化蛮夷”自然也就无法避免了，在隋帝国的连连反击下，突厥汗国分裂成了东、西突厥的汗国。突厥汗国的分裂，使中原与突厥的战略态势发生了根本改变。当时西突厥在阿尔泰山以西，东突厥则控制着东起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山的广大地区，两者彼此相互为敌，但却又同样面临着来自于中原帝国的打击。面对强大的军事压力，接连遭到重创的东突厥选择了归附隋朝。隋炀帝杨广
此后，数十年间，隋帝国曾几次联合归附天朝的东突厥，出兵对西突厥汗国进行军事打击，这种连续的攻势使得西突厥实力大为衰弱。但很快这种攻守态势便宣告易手，随着604年隋文帝杨坚殡天，好大喜功的隋炀帝杨广继位，隋帝国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东北方向的高句丽。
隋大业五年（609），臣服于隋的东突厥启民可汗死，其子始毕可汗立。是年，通晓突厥事务并亲手制定策略毁灭了这个伟大汗国的长孙晟去世，时年五十八。始毕可汗趁机发展壮大，在经过长期蛰伏、养精蓄锐，突厥汗国逐渐复苏，他们等待的只是一个时机。
大业八年、九年、十年，隋炀帝三次发起对高句丽的战争，劳师糜饷，大量士兵、民夫死于战争和劳役，以至于极度缺乏劳力和耕畜，导致大量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在难以生活下去的情况下，农民起义自然也就发生了。始毕可汗趁着中原内乱这一时机，兴兵反叛。是时天下已乱，正处于崩溃边缘的隋帝国再也无暇顾及北方。
大业十一年，始毕可汗率十万骑兵攻隋，当时炀帝正在依例北巡长城，始毕可汗率兵将其围困在雁门，时间长达一月余。在感慨“向使长孙晟在，不令匈奴至此”之时，炀帝发诏要求各地兵马勤王，同时派人向始毕之妻、隋义成公主求救，在公主遣使告知始毕“北边有急”，加上援军相继抵达的情况下，突厥人这才撤围而去。次年，突厥大军再次进犯，大军直扑马邑，但却为唐国公右骁卫将军李渊所击退。
此时突厥虽然是号称“控弦百万”，但始毕可汗也很清楚，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吞下南方那个强大的帝国，尽管这个帝国已经快要土崩瓦解了。当年始毕可汗随父臣服于隋帝国，亲眼目睹并且亲身经历中央王朝那套“离强合弱”的外交手腕，因此他也制定了一系列的政治策略。大业十三年，随着李密建魏，各路反隋势力相继称王，一时间，中原大地，处处是王，始毕可汗也开始通过出兵相助和册封等手段，来分化操纵中原。
马邑郡的鹰扬府校尉刘武周因与太守王仁恭的侍女私通，恐事发，集乡闾豪杰，与张万岁、杨伏念、苑君璋等杀王仁恭，据郡起兵，自称太守，开仓放粮，及后依附突厥。隋雁门郡丞陈孝意与虎贲将王智辩合兵征讨刘武周，困之于桑干镇。始毕可汗闻讯后，以兵救援，与刘武周合兵，大败隋军，王智辩兵败被杀，陈孝意奔还雁门。刘武周随即依仗突厥人的军势，破楼烦郡，进取隋帝行宫汾阳宫，将俘获的宫女献给突厥，突厥方面则以塞外战马回报，从而使得刘武周的军队兵威益振、气势更炽，先陷定襄，又回军马邑。此后，始毕可汗册封刘武周为“定杨可汗”，并授以他狼头纛，而刘武周也正是在突厥人的撑腰下，才敢自称皇帝，改元天兴。
除了刘武周之外，始毕可汗还扶植了另一位军阀——梁师都。梁师都出身夏州朔方，是当地豪族，仕隋后官拜鹰扬郎将。在杀郡丞唐世宗、占据朔方郡、称大丞相起兵自立后，他立即联兵突厥攻占弘化、延安等郡，随后称帝，国号为梁，后建元永隆。始毕可汗遗以狼头纛，封他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的回报是：引突厥居河南之地，攻破盐川郡。
刘武周、梁师都等北方势力，都臣服于始毕可汗，这些人的臣服正是始毕可汗那套“离强合弱”政策所带来的结果。
甚至大唐立国之初时，也有突厥的影子，当初李渊诛杀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高君雅起兵之时，就曾经遣刘文静使于突厥，始毕可汗曰：“唐公起事，今欲何为？”刘文静曰：“皇帝废冢嫡，传位后主，致斯祸乱。唐公国之懿戚，不忍坐观成败，故起义军，欲黜不当立者。愿与可汗兵马同入京师，人众土地入唐公，财帛金宝入突厥。”
面对刘文静的许诺，始毕可汗的回应是“唐公自做天子，我则从行”，如果“唐公欲迎隋主，共我和好，我不能从”，这个回答倒不是突厥人一心想让李渊当皇帝，当初李渊为右骁卫将军时，其和马邑郡守王仁恭奉诏北击突厥，以擅于骑射者两千，吃住皆仿效突厥，为疑兵，另外选善射者为伏兵，大败突厥，由此可见，其也是有雄心而有才能之人。后隋炀帝被围雁门之时，李渊之子李世民等人更是积极率兵勤王。对于突厥人来说，李家父子皆是“旧敌”，此时始毕可汗许以“唐公自做天子，我则从行”，无非是希望中原再多个割据势力，而自己便于掌控罢了。依附突厥的军阀刘武周唐高祖李渊
始毕可汗的这套手段，自然瞒不过政治老手李渊，才有了“将佐皆喜，请从突厥之言，渊不可”的记载，但李渊也深知为保护太原根据地的安全，起兵南下的同时必须处理好与突厥的关系，否则突厥包抄后路，后果不堪设想。当初在出任太原留守时，他就曾对其子李世民说：“历山飞不破，突厥不和，无以经邦济时也。”而如今情况比当初更为复杂，并州的北部已全是突厥的势力范围。为了免除太原的后顾之忧，使突厥的力量不为他人所用而与己为敌，他谦卑地修书一封，要求突厥助他逐鹿中原：“我今大举义兵，欲宁天下，远迎主上，还共突厥和亲，更似开皇之时，岂非好事？且今日陛下虽失可汗之意，可汗宁忘高祖之恩也？若能从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必以路远，不能深入，见与通和，坐受宝玩，不劳兵马，亦任可汗。一二便宜，任量取中。”同时却是决定“尊天子（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为帝，以安隋室；移檄郡县；改易旗帜，杂用绛白，以示突厥”。
之所以这样做，李渊私下曾经对刘文静说：“胡骑进入中国，是黎民百姓的大害。我之所以要突厥人发兵，是怕刘武周勾结突厥一起成为边境上的祸患。另外，胡马是放牧饲养的，不用耗费草料，我只是要借突厥人的兵马以壮声势，几百人也就够了，没有别的用途。”果然，在李渊表示臣服之后，始毕可汗做出了“遣其柱国康鞘利等送马千匹诣李渊为互市，许发兵送渊入关，多少随所欲”的承诺，在仅派遣了数百名士兵之后，突厥人给李渊送来了大批的马匹，唐与突厥之间的盟约初步建立。
不过当李渊于长安称帝之后，突厥方面的政策开始做出了一些调整。武德二年初，刘武周接受宋金刚“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的建议，遂率兵两万南侵并州，始毕可汗以兵马相助。在突厥铁骑的帮助下，刘武周击破并州总管齐王李元吉所部，此后接连攻占榆次、平遥、介州。不得已之下，李渊下令太常少卿李仲文为行营总管，与左卫大将军姜宝谊率兵救援并州，然而来援之唐军却被刘武周部将黄子英击败于雀鼠谷。
虽然李渊很快又以右仆射裴寂为晋州道行军总管督军抗击刘武周，但大军至介休时，又遭宋金刚据城相拒，双方战于索原度，唐军全军溃败，裴寂几乎只身逃回晋州。此后刘武周势如破竹，进逼晋阳。面对强敌压境，李渊的四儿子——齐王李元吉居然连夜弃城奔还长安，刘武周趁势一举攻占了李唐的起家之地——晋阳。
至十月，刘武周又派遣宋金刚南下攻陷晋州，进逼绛州，攻取龙门、浍州。与此同时，夏县吕崇茂自号“魏王”与刘武周相呼应，而隋朝旧将王行本则据蒲坂与宋金刚相联合。至此，河东大部尽归刘武周统辖，唐在黄河东岸只剩晋西南一隅之地，一时间关中震动，“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的呼声频频出现。当刘武周起兵进攻晋阳之时，始毕可汗也率兵渡过黄河进攻夏州，不得已之下，李渊只得遣右武侯骠骑将军高静带着财物前去面见始毕可汗，可当高静至丰州时，得知始毕可汗已死，于是长安遂“诏留金币”。
眼看着自己的老可汗死了，长安就不给钱了，突厥人自然大怒，欲挥军继续南下劫掠。惊慌之下，李渊只能再次遣高静出塞，送上丰厚的“葬礼礼金”，突厥方才作罢。仅仅数月之后，八月，突厥人再次入侵延州，在兵力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大唐帝国不得不“尽发关中兵”，才算是稳定了局面。
因始毕可汗之子尚幼，东突厥改立始毕之弟俟利弗为可汗，是为处罗可汗。这位可汗继位后，先是以义成公主为妻（义成公主在突厥生活近三十年，先后嫁给启民可汗、始毕可汗、处罗可汗、颉利可汗，而后三个都是启民可汗的儿子），随后又收留了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及齐王暕之子杨政道，并立政道为隋王，还把留在境内的中原人交给杨政道的政权管治。可处罗可汗才继位一年就去世了，在义成公主的干涉下，处罗嫡子奥射设阿史那摸末没有能够继可汗位，而是处罗之弟咄苾得以为可汗，是为颉利可汗。
颉利，自为可汗以来，便是一心想要如父亲一样伟大，让南人在铁骑下颤抖，为此，他的军队频频南下侵扰。武德三年九月，突厥入侵凉州，劫掠人口数千，此时因为中原尚未平定，大唐只能通过献礼，以安抚颉利可汗。转眼至武德五年，代州总管李大恩上奏朝廷，言突厥境内受灾、遇有饥荒，请求朝廷派兵攻取马邑。李渊随即令殿内少监独孤晟率兵前往代州，会同李大恩进攻苑君璋，相约会师于马邑。由于独孤晟的大军行动迟缓，李大恩无奈只好屯兵新城。但颉利可汗却先下手为强，派出骑兵数万与逃到突厥的刘黑闼所部一起围攻新城，李渊虽然派出右骁卫大将军李高迁领兵来救，可援军还未赶到新城，李大恩所部就因粮尽，而被迫突围，结果半道遭到突厥军伏击，唐军大败，李大恩战死。
当年八月，突厥大军再次南下，十五万骑兵入雁门，扰并州，别部扰原州。李渊则以长子李建成出幽州道、二子李世民出秦州道、云州总管李子和出云中，左武卫将军段德操自夏州截断突厥大军的归路。虽已做出部署，但在京都长安，李渊还是招集群臣商议和战。太常卿郑元寿主张与突厥议和，而中书令封德彝则反对议和，主张先战，待取得一定的胜绩之后，再议和，方才有利，李渊采纳了封德彝的建议。虽然并州大总管襄邑郡王李神符及汾州刺史萧寿分别在汾东等地取得一定的胜利，但突厥来势凶猛，先犯廉州，后陷大震关。突厥精锐骑兵十万众，布满从介休到晋州数百里之间，兵锋锐不可当，朝廷不得不遣太常卿郑元寿往见颉利可汗。郑元寿见到颉利可汗后，指责他背信弃义，进犯大唐，并言和亲之利，劝说其退兵休战，两国重归于好。突厥可汗听从了郑元寿的劝说，方才率兵返回。
次年，武德六年，高满政降唐，朝廷遣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协助高满政所部守马邑，不久之后苑君璋率突厥兵万骑，试图夺取马邑，但为高满政所败。颉利闻知后，大怒，亲率突厥大军围攻马邑。李高迁胆怯避战，率二千部下趁夜出逃，却被突厥军半路截杀，大败，随后突厥军猛攻马邑。长安得知马邑被围后，以行军总管刘世让率兵救援马邑。然而刘世让的军队行进到松子岭时，却因为惧怕突厥大军，而停滞不前，甚至退回崞城固守。此时颉利倒也不赶尽杀绝，他选择了向大唐求婚，李渊虽然诏准，但条件是突厥退兵，从马邑撤走。
可这个时候，义成公主却从中作梗，阻止颉利倒求婚，于是，突厥大军继续围攻马邑。由于城中粮食已绝，加之援兵不至，高满政无奈只好打算放弃马邑，向朔州突围。然而此时军中右虞候杜士远担心城破被杀，于是谋害了高满政，率兵投降突厥颉利可汗。马邑城破之后，颉利可汗继续请求与唐和亲，并同意把马邑归还给大唐帝国。面对突厥人年年南下掠劫，李渊在艰难中做出了选择，他任命秦武通为朔州总管，主管朔州军事。
自晋阳起兵已有近十年，大唐建立也有七年了。武德七年，随着太子李建成俘斩刘黑闼，平定了河北地，加之刘武周、王世充的败北，出函谷关而入关东的大唐终于平定四方，统一了全国。突厥人自然知道南方中原王朝的统一意味着什么，于是这一年，颉利可汗倾其全部人马，南下入侵。
当年三月二十七日，突厥侵掠原州，随后在五月又扰劫朔州；次月，突厥侵扰武周城，但被代州兵击败。七月初一，苑君璋又引突厥军侵朔州，但被秦武通率兵击退。七月初十，突厥再次侵掠原州，朝廷命宁州刺史鹿大师率军前去救援，同时令灵州总管杨师道出兵大木根山，以截断突厥归路。但十二日，突厥却突然出现在陇州，以至于长安不得不临时抽调尉迟敬德匆匆率兵迎战，可三日之后的七月十五日，突厥却又侵掠阴盘，一时间，关中震动，长安戒严。
面对突厥骑兵的机动灵活，唐军一筹莫展，各地折冲府疲于应付，结果是处处设防而处处不防。当年闰七月，尽管突厥人大军压境，长安城内一场辩论却是热火朝天，辩论的主题是“是否要迁都”。原来在突厥兵锋直指长安的境况之下，朝中有人“突厥之所以进攻关中地区，是因为财富和人口都集中在长安，如果将长安焚毁而不再为都，迁都他处，则突厥的进攻自会停止”。李渊、东宫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及尚书省左仆射裴寂都持赞成态度，而宋国公尚书省右仆射萧瑀等人虽然不赞成，但也不敢进谏，唯有天策上将军尚书令兼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雍州牧、秦王李世民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虽然李渊已经遣中书侍郎宇文士及到邓州查看是否可以建都，但被突厥人讥称为“唐童”的李世民还是极力劝谏当今皇帝陛下不要迁都。既然不迁都，那么只能和突厥死战到底，是年闰七月二十一日，李渊下诏命李世民出豳州道抵御突厥。
而此时突厥的骚扰也正处于高峰期，八月初一，突厥军侵扰原州；初五，突厥军出现在了忻州；初九，突厥骑兵袭扰并州；十一日，突厥攻绥州，为绥州刺史刘大俱所败。次日，颉利可汗率精骑万人，在豳州以南的五陇坂与李世民所率之唐军主力遭遇。
由于关中地区连日淫雨绵绵，而唐军因连日行军跋涉已疲惫不堪，加之粮道受阻、武器受雨，故而此战无任何取胜的把握，军中将领都很忧虑。然而李世民深知颉利和始毕可汗之子突利之间矛盾重重、互不信任，于是他利用了这一点，乃率百名精骑驰至突厥阵前，厉声指责颉利同意和亲而今又违约，实乃背盟失约；而后李世民又策马上前谓突利，说：“你过去与我结盟，言明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向，何无手足之情！”突利亦避而不答。
颉利见李世民百骑出战，又听到他与突利谈到盟约等话，怀疑他们之间早有联系，担心自己被两面夹击，乃遣使劝李世民不要进军，自己亦引军稍却。此时雨越下越大，李世民对诸将说“虏所恃者弓矢耳，今积雨弥时，筋胶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飞鸟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以逸制劳，此而不乘，将复何待”，于是率军“潜师夜出，冒雨而进，突厥大惊”。虽然颉利一度打算出战，但李世民早派人与突利相会，并晓之以厉害，于是对于颉利的出兵要求，突利居然不从。
无奈之下，颉利只得派突利和阿史那思摩来见李世民，请求和亲，李世民予以了答应，在与突利结为兄弟之后，双方在订立盟约之后，各自撤军。史学界通常都将武德七年看作是唐与突厥的战争开始之年，此后两年间，唐帝国和东突厥在关中、陇右等地多次交锋，而态势多为东突厥进攻，唐帝国采取防守姿势，多轮交锋，双方互有胜负。西方画家笔下的突厥骑兵第一章渭水之盟1．府兵卫国
自武德七年八月，李世民与始毕可汗之子突利结为兄弟、互立盟约之后，大唐帝国的北方边境稍稍安宁了一段时间，当然了，这种安宁只是因为突厥人传统的入侵时节已经过去，并不等于是突厥人真的是会来和大唐“和平共处”，毕竟突厥人“时战时和”的做法，也是并不新鲜了。
而对于大唐帝国来说，武德七年的这次入侵所带来的影响是前所未有的。突厥人大军压境至长安之北，甚至使得帝国内部就“迁都”问题做出了大讨论。而也就从这次入侵开始，帝国中枢意识到：突厥，这个来自于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其威胁不仅是巨大的，也是长期的。
然而新兴的唐帝国却并没有太好的应对办法，虽然每至突厥人传统的入侵时节之前，帝国便是开始加强塞防力量，但处处设防往往是处处不防，至于外交手段，自武德四年起，那位颉利可汗就几乎是连年用兵，显然并不是一个乐于与大唐之间保持和平的家伙。而他麾下的突厥大军不仅频频侵扰边塞，并且多次南下关陇之地，可以说，颉利的狼子野心已是昭然若揭。至于军事上，虽然帝国与那些突厥铁骑几次交手结果是双方互有胜负，但总体来说大唐处于劣势。
也因此，虽然武德七年的这次入侵被挫败了，但谁都知道，下一次的入侵已是迫在眉睫了，故而为了能够加强防御力量，李渊下诏，恢复十二军建置。所谓的“十二军”，是武德二年时所置设的，史载“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群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领之”，这也就是说，李渊从晋阳起兵时，以最初的三万“元从”作为家底，兵发关中，而至夺取长安时，加上一路上收编、投诚、归降的兵马，他手中已有二十万大军了。
李渊于长安登基称帝之后，这二十万兵马便全部被配置在关中地区，以拱卫京畿。而为了能够更方便地统辖这二十万大军，帝国还一并将整个关中地区分为了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豳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每道都置有一军，这样总共有十二军。又设立了若干骠骑府、车骑府，统属这十二军。
到了武德三年的时候，十二军又取象天官为名号，即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玄戈军，醴泉道为井铖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每军设将、副将各一人，督率府兵且耕且战，以车骑府统之。
可是武德六年二月，皇帝下诏“废参旗等十二军”，而对于当时皇帝为什么要废十二军的原因，史书中记载的很是模糊，根据《新唐书·兵志》的记载，说是“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也就是因为“天下既定”所以皇帝才决定废除了十二军的。很显然，当时这个举措的错误性，在此后应对突厥大军入侵时，被凸显了出来，以至于李渊不得不又下诏，在被废仅一年多之后，又恢复了十二军建置。
不过当初废止了十二军，不等于是大唐帝国在关中地区到了无兵可用的地步，关于这段时间内，帝国在关中地区的兵力，《唐会要》是有记载的：“关内置府二百六十一，精兵士二十六万，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也就是说，总兵力是二百六十一个军府、约有精兵二十六万。
唐初实施的是“府兵制度”，而这“府兵制”原是起于北魏时期“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政策，也就是所谓“府兵”，本泛指军府之兵。但北魏在“六镇之乱”后，分为东魏和西魏，东魏地广国富，人口逾两千万，兵强马壮，而西魏地狭国贫，人口不满千万，为了与东魏相抗衡，西魏文昭皇帝大统八年，“军政大事尽出其手”的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大行台宇文泰，把流入关中地区的六镇之兵和原在关中的鲜卑诸部，加上贺拔岳的武川镇军团、侯莫陈悦军团中的李弼所部以及当初随孝武帝入关的北魏宿卫禁旅，统一编为六军。
次年，实际上掌握着东魏军政大权的高欢将兵十万，渡过黄河，据邙山列阵，与宇文泰大军战于邙山，此战西魏大败，士卒损失六万余，经过数年经营建立起来的关中军团几乎损失大半。而当时关陇地区的鲜卑族人数有限，故而为了补充和扩大队伍，在此后几年，宇文泰开始从不断收编关陇豪右的乡兵部曲，选任当州豪望为乡帅。至大统十六年时，西魏已经建立起了“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府兵组织系统。隋文帝
由于府兵全家可以免除赋役，当兵成为鲜卑人的专利，故而这政策明显地带有民族隔离的色彩。为了打破这层壁垒，宇文泰对那些被募充作府兵的汉人给予“赏赐”，令有功的汉人诸将继承鲜卑三十六国及九十九姓，如李虎赐姓大野氏、李弼赐姓徒何氏、赵贵赐姓乙弗氏，凡所统领的士兵皆以他们主将的鲜卑姓为自己的姓氏。通过给汉人将佐涂上了一层鲜卑部落的色彩，宇文泰成功地将庞大的汉族人口并入了府兵体系。
可到了北周后期，迫于形势，鲜卑人已经不再占据着统治地位了，而府兵制所存在的那层鲜卑化的色彩也渐渐褪去，大隋帝国的开创者——隋文帝杨坚，在为北周大丞相时，就下令西魏受赐鲜卑姓的汉人可恢复为汉姓，从而开始彻底破除了“鲜卑人当兵、汉人务农”的旧制。值得注意的是，杨坚之父杨忠早年初随尔朱氏、独孤信征战，后入西魏，并得到宇文泰的重用，因战功赫赫，而不断升官晋爵，而后最大的荣誉便是赐姓“普六茹氏”。
开皇十年，隋文帝再次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这等于是让府兵全家一律归入州县户籍，受田耕作，而变军籍为民籍，兵士本人则由军府统领，这等于是彻底改变了府兵制，使之与最初的“府兵”完全不同。
在西魏、北周时期，府兵被编为二十四军，每军设一开府将军，简称“开府”，全称为“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而开府将军下有“仪同将军”，全称为“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到了隋初时，掌管军府的军官改名为“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军府也被改称“骠骑府”。这个时期，由中央直属的诸“卫府”与“东宫率府”所构成的军府结构体系已经逐步完整，其内部主要职能间的分工也日益明晰，即以“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侯”六个府各领“军坊”、“乡团”，统率府兵，军士也开始编入户籍，从事生产，不过从总体来说，还是继承周制的。
可到了隋炀帝时，原先不领府兵的“卫”或“府”也都开始加领府兵，这样领率府兵的就有左右翊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屯卫、左右御卫、左右候卫，共十二卫。而军府也从“骠骑府”被称“鹰扬府”，主官改为“鹰扬郎将”、“鹰击郎将”。这个时候，卫府制度趋于完善，军府按“中外相维、重首轻足”的方略，分置在京城及冲要地区，十二卫的作用是除了临时受命征伐外，平时主要担任京城宿卫和其他军事要地或重要设施的驻守。府兵也与禁军及地方军等其他力量一起，相互为用，相互钳制，以便皇帝控制军队和维护全国统一。
李渊自晋阳起兵时，最初只是“有众三万人”，而也正是以这些人，这位大隋帝国的唐国公才能够开置“大将军府”。在他起事之时，由于之前隋炀帝下诏征天下兵马，先后三次征讨高句丽，而且皆告失败，包括十二卫在内的大隋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在炀帝的“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中已是损失惨重，而层出不穷的民变和叛乱更使得帝国仅存的兵力疲于应付，晋阳起兵没有遇到太大的阻碍。
在大业十二年初，隋炀帝还曾任命李渊为太原道安抚大使，并拥有“黜陟选补郡文武官、征发河东兵马”的特权，加之太原乃“天下精兵处”，大隋自建国以来，对晋阳的军需物资储备就一直十分重视，经多年的积蓄，城中已是“府库盈积”，“太原粮饷可支十年”，正因此，李渊父子才能够盘踞于晋阳，通过“倾财赈施，卑身下士”的方式来交结英俊、密招豪友，发展壮大自身的势力，等待着时机的成熟。
在起兵檄文中喊出了“兴甲晋阳，奉尊代邸，扫定咸洛，集宁寓县”的口号后，区区三万人便是李渊手里的全部家当，他以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以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大都督，督率右三军；第四子李元吉则担负掌管中军的职务，镇守太原。随后，李渊便是携李建成与李世民，率一众“义师甲士”南下，长驱关中，由于进军长安的途中不断吸纳各路义军及“盗贼”，至长安时，总计兵众已达到二十万，也正是依靠这股军事力量，李渊这位前隋太原留守才得以迅速取得了关中地域的控制权，问鼎天下。
而在建立大唐王朝之后，大唐帝国仍是沿用隋炀帝大业年间的中央卫府及东宫率府统领地方的“鹰扬府”制度，并从编户农民中征兵，而所有农丁则由保、闾、族、县、州等各级地方政权管理。按照当时的制度，每保五户，而每户成丁以二人计算，则共有十人，也就是从这十人中征二人为府兵，就这样，以此建立了唐帝国最初的“军府”。
此外李渊还颁授军、将、卫、府各级军号并给予实权，如以李神通为右翊卫大将军、窦抗为左武侯大将军、王伯当为左武卫大将军，负责教阅军队；以史万宝以右翊卫将军出镇熊州、刘感以骠骑将军出镇泾州，镇守地方；同时又以秦王李世民领左右十二卫大将军、齐王李元吉为领军大将军、并州大总管，总以领授方面；至于领军将军安兴贵、左武卫将军段德操、骠骑将军魏道仁、车骑将军元韶等人，则是负责统兵以拒突厥。
当然了，武德年间的军制还是有一些调整的，但都是细微的，譬如改“鹰扬郎将”为“军头”，改“鹰击郎将”为“府副”，但很快又袭用隋初的旧制，即以“军头”为“骠骑将军”、“府副”为“车骑将军”，而军府则称为“骠骑府”、“车骑府”，到了武德二年，又以“车骑将军府”隶属“骠骑府”。直到武德五年，天下初定时，李渊才对沿袭的隋时中央卫府制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改“左右翊卫”曰“左右卫府”、“左右骁骑卫”曰“左右骁骑府”、“左右屯卫”曰“左右威卫”、“左右御卫”曰“左右领军卫”、“左右备身府”曰“左右府”，唯左右武卫府、左右监门府、左右候卫，仍依隋不改。至武德七年定令时，总共置有十四卫府，即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侯、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同时又改军府名称为“统军府”，骠骑将军为“统军”，车骑将军为“别将”。
从制度上讲，武德年间的府兵既是担负保卫京畿的宿卫军，又是地方戍守军，此外还是野战军，可以说是“一身三任、二位一体”。而那些府兵们则是以番代的形式轮流变换角色，平时是地方军，宿卫京畿时就是卫军，出征边疆时则是野战军。但在实际的军事运作过程中，作为“府兵”这一主流体制的补充，武德年间的唐军其实还有“三位分离体制”，“府兵”之外还有禁军、州兵和镇戍兵这三种军事力量，这些军队相较于“府兵”担负着专门的职务，也由府兵以外的其他兵员所组成。
禁军的来源主要是当年跟从武德皇帝自晋阳起兵的那三万兵卒，由于这些人最早跟随天子“举义”，而且在随后进军关中的战事中出生入死，并立下赫赫的开国战功，加之这些人不仅忠诚，还属于开国功臣，故而武德皇帝自初定天下、定都长安之后，就对这些助其“开国”的将士们重礼优待，这三万兵卒中的多数人除了被赐予关中地区的肥沃粮田外，还被编成了屯驻于太极宫北门——“玄武门”外的“北门屯营”，号为“元从禁军”。而既然作为禁军，这支在北门宿卫的“左右屯营”从设立之初，其目的就不是在外征战，而是作为皇帝的私兵所存在着，所有兵士都是“子承父业、代代相传”。
州兵又称兵募、募人、征人，最初只是为了应付临时征行而征集的兵员，所谓“征人，谓非卫士，临时募行者”，因此性质和府兵不同，没有番上宿卫的责任，而且这个时期的兵募也不同于此后的募兵，而是由州县强制征发的。征发的过程是中央、州、县、里逐级发传征兵令，然后由里正差发，县主管官员审定。在征发完毕后，兵募要以州为单位集中，统一发放军行器物，然后亦以州为单位实施编组，所以兵募名为“招募”实为“征发”。
镇戍兵也叫边防镇军，主要通过兵募而来，主要负责“掌捍防守御”，其编制包括镇、戍两个不同级别的组织，史载“凡天下之上镇二十，中镇九十，下镇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十有五”，镇戍的兵力则为“每防人五百为上镇，三百人为中镇，不及者为下镇；五十人为上戍，三十人为中戍，不及者为下戍”。镇戍兵募的戍期通常较短，“防人番代，皆十月一日交代”，戍期一年。
由于武德年间主要实施的是“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和“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即对京师长安所在的关中实施重点防御，故而除了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领军、左右武侯、左右监门、左右屯、左右领“十四卫”及参旗军、鼓旗军、玄戈军、井铖军、羽林军、骑官军、折威军、平道军、招摇军、苑游军、天纪军、天节军这“十二军”之外，其实还有太子东宫诸率府以及秦王、齐王的左右六护军府及左右亲事府、帐内府等力量。
由太子李建成直接掌握的“东宫六率”，即“太子左右卫率”、“太子左右司御率”、“太子左右清道率”。“东宫六率”为太子直属的亲兵，各领军府三至五不等，为太子直属的亲兵，由其直接掌握。此外，李建成在长安及四方招募勇士二千人为东宫卫士，分屯于东宫的左右长林门，号为“长林兵”。
秦王、齐王则是各有左右六护军府、左右亲事府、帐内府。左一右一“护军府”设护军各一人以掌率统军已下侍卫陪从，此外还有副护军各二人、长史各一人、录事参军各一人、仓曹参军事各一人、兵曹参军事各一人、铠曹参事各一人，另有“统军”各五人、“别将”各十人，分掌“领亲勋卫”及外军。而左二右二“护军府”、左三右三“护军府”则是各有“统军”三人、“别将”六人，余职员与左一右一“护军府”相同。左右“亲事府”则是各置“统军”一人以掌率左右别将侍卫陪从，其下各置左右“别将”一人，长史、录事、铠曹、兵曹等参军各一人。至于“帐内府”，其职员品秩与“统军府”完全相同。
当然在武德年间虽然关中是府兵的集中地，但除了关中和京畿之外，河东道由于是“龙兴之地”，加之这里历来也是突厥南侵的要冲地带，故而也是军府的主要部署地，甚至河东的府兵一度占到全国府兵总数的四分之一左右，仅次于京畿所在的关内道。
武德七年，李渊下诏重新恢复十二军，正是在“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这一思想下，为了防御突厥进攻而做出的政策调整。此番重置十二军，以太常卿窦诞为参旗将军、吏部尚书杨恭仁为鼓旗将军、淮安王神通为玄戈将军、右骁卫将军刘弘基为井钺将军、右卫大将军张瑾为羽林将军、左骁卫大将军长孙顺德为奇官将军、右监门将军樊世兴为天节将军、右武侯将军安修仁为招摇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杨毛为折威将军、左武侯将军王长谐为天纪将军、岐州刺史柴绍为平道将军、钱九陇为苑游将军，并要求十二军必须“简练士马，以备战争之需”。
很显然武德七年的这次危机让大唐帝国意识到了突厥的威胁性，而且帝国中枢也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应对突厥的下一次入侵了，就在这个时候，却发生了一件对后来的历史影响较大的事情。
武德八年四月，西突厥的统叶护可汗忽然派遣使节入唐，而此番西突厥使节前来的长安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求婚”。统叶护可汗其实是达头可汗之孙、射匮可汗的弟弟，其在继位为可汗后，西突厥依靠武力，在接连开疆辟土，先是北并铁勒余部，继而西南逾过阿姆河，而且还占领了吐火罗故地，并拓境至罽宾北界，武功极盛。《旧唐书·突厥下》这样描述统叶护的全盛时期：“统叶护可汗，勇而有谋，善攻战。遂北并铁勒，西拒波斯，南接罽宾，悉归之。控弦数十万，霸有西域，据旧乌孙之地。又移庭于石国北之千泉。其西域诸国王悉授颉利发，并遣吐屯一人监统之，督其征赋。西戎之盛，未之有也。”
此外，西突厥汗国的大军还曾多次入侵波斯萨珊王朝，根据东罗马帝国的史料记载，拜占庭帝国（东罗马帝国）希拉克略王朝第一任皇帝弗拉维斯·希拉克略正是设法与统叶护可汗达成同盟，共同向萨珊王朝发起袭击，才使东罗马帝国在尼尼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这位希拉克略王朝的缔造者还曾在第比利斯城下与统叶护为可汗会面过。
不过，统叶护可汗虽然号称“有控弦之士数十万，武功超过历代可汗”，在他的统治下，西突厥汗国的疆域东起高昌，南至信度河流域，可谓是强盛无比，可这“强盛”的背后却也是矛盾重重。按照史料的记载，在统叶护为可汗时期，将西域诸国国王纳入突厥的军事行政体制之内，即授予“颉利茇”官号，另派“吐屯”一名驻扎监视，督征赋税，加上统叶护自负强盛，用政苛猛，这也就导致了那些西域小国很是不满，许多部族纷纷反抗，尤其是葛逻禄人最为激烈。对于这些反抗，统叶护可汗采取的是“铁腕”统治手段，而不是“怀柔”抚慰，大军的镇压，反而激起了更多反抗，这自然使得西突厥其实在其控制地区并不是那么受欢迎了。
此外，统叶护可汗又将汗国的政治重心西移，置新牙于石国的千泉，直接控制战略要地碎叶川和丝绸之路的热海道，这自然会是与同样强大的东突厥发生冲突了。不过此番统叶护可汗派遣使节入唐求婚，倒是给了大唐帝国一个机会。李渊与侍臣商讨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时，面对李渊“西突厥去我悬远，急疾不相得力，今来请婚，计将安在”的询问，中书令封德彝、民部尚书裴矩等人的主张或是答应其请婚，以结好西突厥，继而“远交而近攻”，或者是“当今之务，莫若远交而近攻，正可权许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数年后，中国全盛，徐思其宜”。在这种意见的左右下，李渊遂派高平郡王李道立出使西突厥。尼尼微战役中东罗马帝国军队采用了类似于游牧民族的骑射战术
不过大唐帝国在做和亲准备的同时，也在展开积极的军事行动，在唐帝国的北方边境地区，除了那些东突厥人之外，还有两个割据政权对于大唐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一个是占据了河东道北部、据守恒安的苑君璋，另一个则是控制了关内道北部、据守夏州的梁师都。
此二“贼”之中，苑君璋的威胁较小。此人本是朔州马邑人，出生自豪族，因为娶了刘武周的妹妹，故而与刘武周之间有着密切关系。在刘武周被突厥人册封为“定杨可汗”时，苑君璋又被任命为内史令。武德二年，刘武周接受了部下宋金刚的建议，准备“入图晋阳，南向以争天下”。苑君璋立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他审时度势，为刘武周分析天下大势，以说明此举不可为，并规劝刘武周说：“唐主举一州之兵，定三辅之地，郡县影附，所向风靡。此固天命，岂曰人谋？且并州以南，地形险阻，若悬军深入，恐后无所继。不如连和突厥，结援唐朝，南面称孤，足为上策。”
然而对于苑君璋的建议，刘武周并不以为然，他选择了自率大军南下，而留苑君璋守朔州，后来，果然如苑君璋所料。直到大败之后，刘武周方才懊悔，他甚至流着泪对苑君璋说：“恨不用君言，乃至于此！”武德五年刘武周逃往突厥被杀之后，苑君璋率余众依附于突厥，突厥人任命其为大行台，还让他统领刘武周的余部，但同时也派兵“协助”镇守马邑，就近对其展开监视。为了自保，苑君璋成了突厥人南侵大唐的先锋。
但在大唐帝国面前，苑君璋没有占到多大便宜，武德四年，苑君璋先是被代州总管李大恩以兵击败；次年三月，当并州总管刘世让驻扎在雁门时，苑君璋又与颉利可汗、高开道合兵攻之，结果不逞；武德六年，其与刘武周旧将高满政率兵夜袭代州，但依然未能攻下……不过虽然苑君璋连连骚扰边境，对于此人，李渊倒也不是没有派人招抚过，可他非但拒不接受，反而再次进犯代州，却被代州刺史王孝德所击败，又一次吃了败仗，这连连的败仗不仅搞得苑君璋灰头土脸，也使得部下们对他越发不满起来，于是高满政站了出来。
本来高满政是劝说苑君璋尽杀城内的突厥，继而内归的，可是苑君璋不从。在当时，马邑早就人心浮动了，因为困于兵祸，不但城内百姓哀怨、人人厌乱，而且军卒们也不想听命于突厥人，于是高满政利用人心所向，准备杀死苑君璋，继而降唐。可谁也没有想到，高满政尽心策划的夜袭计划却走了风声，苑君璋连夜逃奔突厥，但他的一些部下和一个儿子，以及城内的两百突厥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高满政在发难之后，迅速控制了马邑，这些倒霉蛋都被高满政杀死。随后高满政率众投降了大唐，并因为“功劳”而被拜为朔州总管，进封为荣国公。“杀子夺城之仇”自然要报，苑君璋狼狈出逃跑到突厥之后，首先向突厥人求得援兵，随即率众发起了反扑，武德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苑君璋率部前来攻打马邑，但却是先败于高满政，随后又在七月初二日为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与高满政合兵击败于腊河谷。
虽然两次进犯皆遭失败，但在当年十月，急于报仇的苑君璋却再次以突厥兵攻打马邑，这一次，突厥大军的攻势更为猛烈，唐帝国右武侯大将军李高迁居然临阵脱逃，直接导致了高满政被围困在马邑城内。不久之后，高满政被他的部下右虞候杜士远所杀，随后马邑开城。但苑君璋在率突厥人入城尽杀高满政党羽之后，并没有在马邑继续盘踞，而是退兵据守恒安。
之所以放弃马邑，原因很简单，虽然大仇得报，不过苑君璋却也陷入到了危机之中，由于部下都是汉人，而且他们都不愿为突厥效力，所以此时的苑君璋面临着众叛亲离的局面，他虽然也希望能够归附大唐，可却又担心被诛杀，于是请求李渊，希望能够“献奉北境以为赎罪”，李渊也允诺让其继续在北疆，并派遣雁门人元普送来丹书铁券。可这时，突厥颉利可汗也派人来招降，面对大唐和突厥，苑君璋犹豫不决了。
他的另一个儿子苑孝政谏劝说他道：“父亲大人既答应降于大唐，又要贰于颉利可汗，这是自取灭亡。如今粮食殆尽人心又离，不及时决断，恐怕发生意外变故，孝政不忍见此惨祸！”可儿子的劝说却并没有让不知道该怎么选择的苑君璋最终下定决心，他反而是召集众人前来商议。恒安人郭子威建议：“恒安地势险要城墙坚固，突厥正强盛，正应该依靠它再观察形势的变化，不宜束手受制于人。”对此深表赞同的苑君璋此时做了决断，于是立即派人拘捕元普，并将之送到突厥，而突厥的颉利可汗对他的这一选择则是“感其诚义，送以锦裘羊马”。
这个选择却显然导致了他的部下们的不满，甚至竟有人送来“死亡威胁”，在这份匿名信中，赫然写着“不早日降唐，父子诛灭”。对于满门尽灭的死亡威胁，苑孝政害怕了，他倒是想南下去投大唐，可却被自己的父亲所拘禁。苑君璋思考再三之后，也最终还是决定继续占据恒安，以观局势。
相比之下，梁师都对大唐构成的威胁要比苑君璋大多了，自隋炀帝大业十三年二月初一，梁师都起兵造反以来，先是占据朔方郡，自称“大丞相”，随后又与突厥联手击败了前来镇压的隋将张世隆，派兵攻占了雕阴、弘化、延安等郡，并自行称帝，国号为“梁”，由于他在祭祀上天于城南之时，因掘地埋玉而得印，故而以为符瑞，于是建元年号为“永隆”。在梁师都继皇帝位时，突厥始毕可汗还曾给他送以狼头大纛，并封其为“大度毗伽可汗”、“解事天子”，梁师都为了表现他对突厥人的忠心，便引导突厥兵占据了河南之地。
从此之后，梁师都便成为了大唐北方地区的一大“祸患”，而双方之间所爆发的战事也是接连不断，不过显然梁师都并不是大唐的对手。武德元年七月初四，梁师都率部进犯灵州，为骠骑将军蔺兴粲所败；次年三月初一日，他再犯灵州，被灵州长史杨则所击退；当年九月，梁师都与突厥千余骑扎营于野猪岭时，延州总管段德操先是按甲不战，等到梁师都所部士气懈怠时，忽然派兵出击，两军酣战之际，段德操亲领轻骑从其阵旁掩击过来，于是梁师都大败而逃，而唐军则是跟踪追击二百里路，俘获甚多。
不久，不甘心失败的梁师都又一次率军进犯，这一次，他统领步骑五千人，浩浩荡荡南下，可遭受的失败更大，对手依然是段德操，只不过这次这位延州总管下手也狠，不但将梁师都五千步骑俘斩一空，而且招降其堡将张举、刘旻。大败而归的梁师都很不甘心，于是他派遣尚书陆季前去游说突厥处罗可汗出兵，并让陆季转告处罗：“比者中原丧乱，分为数国，势均力敌，所以北附突厥。今武周既灭，唐国亦大，师都甘从亡破，亦恐次及可汗。愿可汗行魏孝文帝之事，遣兵南侵，师都请为向导。”
在陆季的摇舌鼓动下，处罗可汗颇为心动，于是他以莫贺咄设侵入五原，又以泥步设与梁师都合兵前往延州，自己则是亲自率兵攻打大唐的龙兴之地——太原，并让突利可汗所部即奚、霫、契丹、靺鞨等一众附庸，由幽州道向南进犯，会同窦建德的大军，自滏口西入，最终多路大军会师于晋、绛地区。
虽然这个计划看起来很是不错，但在还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却因为处罗可汗的去世而骤然夭折，突厥兵马未出，而孤军南下的梁师都也就再次倒了大霉了，本想借着突厥人的大军，一雪前耻，结果反倒是自己再次被段德操以兵攻破，一败涂地而归。
武德六年，由于对梁师都不满，其部将贺遂、索周率所部十二州归降大唐，延州总管段德操于是伺机尽起边兵，大举进击梁师都，甚至一度攻拔其东城，使得梁师都只得退保西城不敢出战，所幸突厥颉利可汗同意发兵来援，这才让他避过覆灭之灾。但从此之后，梁师都则是兵势益衰、一蹶不振，只能依附突厥，充当突厥大军南下入寇的先锋。唐代武士
对于大唐帝国来说，要想和突厥做好全面战争的准备，便是要首先拔除掉苑君璋、梁师都这两个分别楔入在河东道北部、关内道北部的“钉子”，从而打开局面。于是武德八年的正月，李渊便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出兵夏州，对梁师都展开了新一轮的打击。而西突厥统叶护在武德八年的这次遣使来请婚，无疑给予了大唐趁机在扫荡苑君璋、梁师都势力的同时，联合西突厥打击颉利的最好机会。唐帝国虽然同意与西突厥联姻，不过因为当时颉利可汗频繁入寇，通往西域的道路完全被阻塞了，故而联姻方案最终不了了之，统叶护可汗也在不久之后死于西突厥内部的政变。
尽管和西突厥之间的联姻及联合进攻东突厥的计划没有实现，但在武德八年正月，当帝国中枢在派遣右武卫将军段德操出兵夏州的同时，却也在着手应对突厥的下一轮进攻，春节刚过，这一年的备边的问题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渊数次召开御前会议，与重臣们讨论边防事务。其实对于防范突厥，并没有太好的方案，尽管朝中诸臣是各抒己见，但大多是消极防御。
譬如，将作大匠于筠提出的一个建议“甚妙”，那就是“未若多造舩舰于五原、灵武，置舟师于黄河之中，足以断其入寇之中路”，而中书侍郎温彦博则提议“昔魏文帝掘长堑以遏匈奴，亦因循其事”。也就是前者建议在灵州造战船，在黄河设置水师，以阻挡突厥入寇，而后者则主张师学魏文帝曹丕挖掘长堑阻遏匈奴的做法，开挖堑壕，以用来隔断北部的重要道路，从而使得突厥大军无法南下。显然，这两个主意都是消极防御，但李渊却对这两个主张都予以肯定，于是派遣右武侯将军桑显和前去北方主持挖掘堑壕以隔断北方要路的工程，同时还开始征募江南习水之士，以在灵武、五原设舟师、造战舰，以扼制突厥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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