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法）埃里克-埃马纽埃尔·施米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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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亚的孩子试读：
一
群孩子一起，等着被“拍卖”。人家并不是真要卖我们，只是让我们一个个从高台上走过，希冀找到想领走我们的人。公众席中很可能有终于从战争中归来的我们的亲生父母，也可能有一些想收养我们的夫妇。
每个星期天，我都要站到木板台上，希望被认出或者被收养。
每个星期天，在黄别墅风雨操场的顶棚下，我可以走十步让人看见我，走十步找到一个家，走十步不再做孤儿。开始几步我走得毫不费劲，我是那么迫不及待地登上台去。但走到一半时，便有些泄气，拖着双腿艰难走完最后一米。走到尽头时，仿佛站在了跳水台边缘，等着我的是虚空。比深渊更深的沉默。从那一排排戴着帽子的、光着头的或梳了发髻的脑袋中，应该有一张嘴巴张开喊道：“我的儿子啊！”或者“是他！我想要的就是他！我领养他！”在我脚趾痉挛、身体僵硬地朝向这声呼唤之前，为了能将自己从被遗弃的命运中拯救出来，我确认已好好收拾过一番自己。
一大早我就起床，从寝室冲到冰水洗脸池，石头般坚硬的绿肥皂划破了我的皮肤，半天不肯软化，只起一点点泡沫。我梳了
二
十次头，以保证头发服服帖帖。因为我做弥撒时穿的蓝制服已经太窄，肩膀太紧，袖子太短，裤管也太短，我只好缩在这身布料粗糙的衣服中，以遮掩一下我已经长大。等待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经历的将是快乐还是折磨，我们准备好纵身一跃，却并不知道迎接我们的是什么，也许我们会死去？也许我们会得到掌声？
当然我的鞋子有碍观瞻。两块破烂纸板，破的地方比好的地方多，用酒椰叶纤维捆扎着，露出一个个洞，倒像双镂空鞋，迎在寒风中，露着我的脚趾头。只有当这两只破鞋子沾了好几层泥巴结成硬壳时，才能扛得住一点雨水。我不敢去洗这双鞋，怕一洗，它们就化了。唯一让人觉得这还像双鞋的地方，就是我还把它们穿在脚上。如果我把它们拎在手里，人家肯定会热心地指给我看垃圾桶在哪里。也许我应该穿平时穿的木屐？可是黄别墅的访客不至于在台下注意到这些吧！再说了，人家也不会因为我的鞋子就不要我了！那个红头发的莱昂纳多打赤脚在台上走，不也找到他父母了？“你可以回饭厅去了，小约瑟夫。”
每个星期天，我的希望都要在这句话中破灭。蓬斯神父的意思是这次也不会有结果了，我可以退场了。
转身。十步让自己消失，十步走回痛苦中，十步重新成为孤儿。台边，另一个孩子已经走上来，我的心一阵阵刺痛。“您觉得我还有希望吗，神父？”“什么希望？我的孩子。”“找到几个父母。”“几个父母！我希望你的亲生父母能躲过一劫，然后很快出现。”
因为每次上台亮相都没有结果，我开始感到内疚。实际上，是他们迟迟不来，不回来。但这能全怪他们吗？他们还活着吗？
我十岁。
三
年前，父母把我托付给了几个陌生人。战争结束有几个星期了，随着战争的结束，希望和幻想的时光也随之结束。我们这些曾经躲藏起来的孩子，也要面对现实，就像经受当头一棒，最终搞清楚我们是否仍然还有一个家，或者我们将孤独地留在世上……
一切是在一辆有轨电车里开始的。
我和妈妈坐在一节黄色车厢的最后一排，穿过布鲁塞尔。电车发出轰隆隆的声响，还冒出火星，我想是车顶溅出的这些火星让电车加速。我坐在妈妈膝盖上，身子贴着她的狐皮衣领，被她身上甜甜的香水味包裹，被快速地带入这个灰蒙蒙的城市。那时我只有七岁，但俨然是世界之王：靠后，臣民们！让我们过去！汽车靠边，马车让道，行人
四
处躲闪，司机载着我们前进，妈妈和我仿佛是坐在皇家四轮马车上的一对母子。别问我妈妈长得什么样子：我们能描绘太阳的样子吗？妈妈带来温暖，带来力量，带来快乐。比起她的容貌，我更记得她带来的感觉。我在她身边欢笑，从来不会发生什么严重的事。
所以当德国士兵上车时，我一点也不担心，我只要把哑巴孩子的角色扮演好就可以了。因为父母怕我的意第绪语会泄露身份，所以说好一旦有穿铜绿色制服或黑色皮大衣的人靠近，我就得闭嘴不说话。1942年这年，我们被强迫在衣服上佩戴黄色的犹太之星。但我爸爸是个灵巧的裁缝，他找到一种办法把我们大衣上的犹太之星隐藏起来，需要的时候又可以亮出来。妈妈把这叫做我们的“流星”。
士兵们在那里交谈着，并没有注意到我们，但我感到妈妈身体僵直，浑身发抖。这是本能反应？还是她听到了什么关键性的话？
她站起来用手捂住我的嘴，车到下一站时，就推着我匆匆走下踏板。一站到人行道上，我就问：“我们家还远着呢，为什么在这儿下车？”“我们去逛街，约瑟夫，好不好呀？”
我，只要是妈妈想做的事，我都愿意，即使以我七岁的脚力，要跟上她的步伐很费劲，因为她忽然比平时走得更快更急。
路上，她提议：“我们去拜访一位高贵的夫人，怎么样？”“好的，谁呢？”“叙利伯爵夫人。”“她有多高呢？”“你说什么？”“你刚才对我说这是个高高的夫人……”“我的意思是她是贵族。”“贵族？”
一路上她给我解释说，贵族就是上流社会出生于非常古老家族的人，因为高贵，所以我们要表示出极大的尊敬。说着就把我带到了一座非常豪华的府邸门厅，仆人向我们行礼。
这时，我却大失所望，因为朝我们走来的这位夫人，一点都不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尽管出生于“古老”的家族，可叙利伯爵夫人看上去很年轻；尽管是出生“高贵”的“高”夫人，可她其实比我高不了多少。
她们低声急促地交谈了些什么，然后妈妈亲了亲我，对我说在这里等着她回来。
这位娇小、年轻、令人失望的伯爵夫人把我领到客厅，给我拿来蛋糕和茶，还弹钢琴给我听。看着高高的天花板和面前丰盛的糕点，加上美妙的音乐，我接受重新调整立场，舒舒服服陷在扶手椅中，承认她确实是一位“高大的夫人”。
她停止弹琴，叹口气看了一眼挂钟，然后眉头紧皱着走到我身边。“约瑟夫，我不知道你能否听懂我要和你说的事，但我们的血统不允许我们向孩子隐瞒真相。”
如果这是贵族间的规矩，她为什么要强加给我呢？难道她认为我也是贵族？再说了，我到底是不是呢？我，贵族？也许……为什么不呢？如果像她那样，既不用很高也不用很老，那我也有机会。“约瑟夫，你父母和你面临着很大的危险。你母亲听见人说你们住的街区将有大搜捕。她去通知你父亲和尽可能多的人，她把你托付给我保护。我希望她能回来，就这样，我真的希望她能回来。”
要这样的话，我可不愿每天都做贵族：真相，是令人痛苦的。“妈妈一直回家来的。她为什么不回来呢？”“她有可能被警察抓起来。”“她做了什么坏事？”“什么也没做。她是……”
说到这里，伯爵夫人从胸腔长长地叹了口气，使颈前的珍珠项链相互摩擦了一下，她的眼睛潮湿了。“她是什么？”我问道。“她是犹太人。”“是啊，我们一家都是犹太人。我也是，您知道的。”
因为我说得没错，她在我两颊亲吻了一下。“那你呢，你是犹太人吗？夫人。”“不，我是比利时人。”“和我一样。”“对，和你一样。还是基督徒。”“基督徒，是犹太人的对头？”“犹太人的对头是纳粹。”“他们不抓基督徒？”“不抓。”“哦，那还是做基督徒更好点？”“那要看面对的是谁。来，约瑟夫，我们一边等你妈妈回来，我一边带你参观参观家里。”“哈！你看着，她一定会回来的！”
叙利伯爵夫人牵着我的小手沿着通向高处的楼梯拾级而上，欣赏着那些花瓶、油画和甲胄。在她的房间里，我看见一整面墙都挂满了衣裙。在我们沙尔别克街上的家里也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一大堆衣服、线团和布料中间。“你也是裁缝，和爸爸一样？”
她笑了。“不，我买像你爸爸那样的裁缝做好的衣服。他们总得替什么人干活吧，对不对？”
我点点头。但我没告诉伯爵夫人她肯定不是在我们家买的衣服，因为在爸爸那儿我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衣服。那些刺绣的丝绒，那些闪亮的绸缎，那些袖口上的花边，那些宝石一样发亮的纽扣。
伯爵回来了，听完伯爵夫人讲述我的处境后，他打量了我一下。
他的样子和贵族接近多了，高大、削瘦、有点年纪，总之他的小胡子让他看起来很威严。他那么高，打量着我，我明白了也许就是为了他，他们家的天花板才修得那么高。“来和我们一起用餐吧，孩子。”
这就是贵族的嗓音，我敢肯定！坚定、厚实、低沉的嗓音，让人想到被烛光照亮的青铜雕塑般的颜色。
吃晚饭的时候，出于礼貌我尽量交谈几句，尽管我还沉浸在我的出身问题：我是不是贵族？如果说叙利夫妇愿意接纳和帮助我，是不是因为我和他们源出同系？所以我是贵族？
我们去客厅喝橙花茶的时候，我真该大声提出这个问题，但害怕得到否定的回答，所以我宁可把这个让我想入非非的问题再保留一段时间……
当门铃响起时，我大概已经睡着了，我蜷缩在扶手椅里醒来，看到爸爸和妈妈突然出现在门厅，我第一次明白他们是不同的。他们佝偻在暗淡的旧衣服里，手里提着行李箱，说话时带着很多迟疑、忧虑，仿佛在害怕他们身后的黑夜，也在害怕眼前同他们说话的光鲜主人。我在想我的父母是不是很穷啊。“真是一次大搜捕啊！他们抓了所有人，连妇女小孩都不放过。罗森贝格一家，梅耶一家，雷吉一家，佩雷尔米泰一家。所有人……”
我爸爸在哭。他从来不哭的人，却跑到叙利夫妇这样的人家里来哭，这让我很不自在。这种不拘礼节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是贵族？我坐在扶手椅里一动不动，他们以为我睡着了，而我却竖起耳朵关心着一切。“逃走……逃到哪里去呢？去西班牙必需先穿过法国，法国也不安全了，而且没有假证件的话……”“你看，米舍科，”妈妈说道，“我们应该陪丽塔婶婶一起去巴西的。”“带着我生了重病的父亲？不可能！”“现在他死了，上帝收留了他的灵魂。”“是啊，但现在已经太晚了。”
叙利伯爵打断了他们的争执：“我会照应你们的。”“不，伯爵先生，我们的命运并不重要。首先要救的是约瑟夫，只救他，如果不得不这样的话。”“对，”妈妈也附和道，“一定要把约瑟夫藏起来。”
在我看来，所有这些关注都证实了我的直觉，我是贵族。反正，在我亲人眼里就是这样。
伯爵重新安慰他们：“当然，我会照顾约瑟夫，我也会照顾你们。不过你们得暂时与他分别一段时间。”“我的小约瑟夫……”
妈妈倒在娇小的伯爵夫人怀里哭泣着，夫人友善地抚摸着她的肩膀。与父亲的眼泪让我难堪不同，她的眼泪让我心碎。
如果我真是贵族，就不能再装睡了。我很有骑士风度地从扶手椅上跳下来去安慰妈妈。可是不知怎么了，我到了她跟前却事与愿违，我抱住她的腿开始哭泣，哭得比她还厉害。就这么一个晚上，叙利夫妇看到了我们全家人的眼泪！此后还怎能让人相信，我们也是贵族？
为了缓和一点气氛，爸爸打开行李箱：“给，伯爵先生，因为我永远也无法报答您，我把我所有的一切奉上。这是我最新做好的衣服。”他拎出挂在衣架上的一件件上衣、裤子和马甲，用手背抚摸着它们，就像他在店里常做的那样，一种为了展示商品质量的动作，以此看得出衣料的柔软顺滑。
幸亏爸爸没有和我一起参观过伯爵夫人那一屋子漂亮衣服，否则他肯定要羞愧得当场昏过去，后悔居然敢拿出这么普通的衣服给这么有品位的人。“我不需要任何方式的报偿，我的朋友。”伯爵说。“您一定要……”“别侮辱我，我并非出于利益这么做，请您，保存好这些宝贝，您会派得上用场的。”
伯爵把我父亲的那些衣服称为“宝贝”！我有点搞不清楚，也许是我看走眼了？
人家把我们带到府邸顶楼的一个斜屋顶的房间安顿好。
我被屋顶中央天窗外的星星迷住了。以前我没有机会观察天空，因为我们住在地下室，我从气窗里只看得见路人的鞋、狗和手提袋。而这无边的苍穹，天鹅绒般深邃的天空，宝石般闪烁的星星，我觉得就是应该从一幢高贵的，每一层都美得耀眼的豪宅中看见。就这样，在叙利夫妇的上面，不是一栋住着六对夫妇及其后代的住宅，而是让人心旷神怡的天空和星星。我真想做个贵族。“你看，约瑟夫，”妈妈说，“这颗星星属于我们，你和我。”“它叫什么？”“人家称它为牧羊星，我们把它称为‘妈妈和约瑟夫的星星’。”
妈妈喜欢给星星重新取名字。
她用手捂住我的眼睛，让我转了一圈，然后指着天上问我：“它在哪儿，你能指给我看吗？”
在无垠的天空中，我很快就学会认出“妈妈和约瑟夫的星星”。
她把我紧紧搂在怀里，用意第绪语唱起一首摇篮曲。唱完后，她再让我指给她看“我们的星星”。然后又开始唱歌。我努力忍着睡意，舍不得放弃这样的时刻。
爸爸在房间另一端，一遍遍整理着他行李箱里的那些宝贝，低声抱怨着。在妈妈吟唱两段摇篮曲的间隙，我鼓起勇气问他道：“爸爸，你会教我做衣服吗？”
他吃了一惊，没有马上回答。“是的，”我坚持道，“我想和你一样，也去制作那些宝贝。”
他走近我，平时总是有些生硬和严肃、难以亲近的他，把我搂在怀里亲吻。“我会教你所有我会做的事情，约瑟夫，甚至我不会做的。”
平常他那把黑色、坚硬、扎人的大胡子大概让他不舒服，因为他总是要去摸自己的脸颊，而且不许任何人碰他的胡子。但他今天肯定没有遭罪的感觉，允许我好奇地摸他的胡子。“很舒服吧？”妈妈有些脸红地低声道，好像在对我透露某个秘密。“得了，别说蠢话。”爸爸呵斥道。
尽管有一大一小两只床，妈妈坚持要和我睡那只大床，爸爸反对了一会儿，就让步了。自从我们变成贵族后，他真的变了许多。
然后，看着那些用意第绪语唱歌的星星，我最后一次在妈妈的怀里睡觉。
我们从没有道过别。也许是出于当时一连串混乱的事件？也许是他们的深思熟虑？他们肯定不愿意经受这一幕，更不想让我经受……这根线就在我一点没意识到的情况下被扯断了：第二天下午他们就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过。
每次当我问伯爵和娇小的伯爵夫人我父母去哪儿了，回答总是一成不变：“躲起来了。”
我还是很满足的，因为我的注意力全集中到去发现我的新生活，贵族生活。
如果我不是一个人在这豪宅的角角落落里探寻，不是去看女佣们专心擦拭银器、打扫地毯、拍打坐垫，那我就是和伯爵夫人待在一起。我们会在客厅里待好几个小时，她指导我法语，禁止我说任何意第绪语。只要她给我吃蛋糕和给我弹华尔兹舞曲，我就表现得非常乖。尤其是我认定要真正获得贵族身份，一定要熟练掌握这门语言，虽然它有点乏味，发音有些困难，比起我用的语言少了一点节奏感和色彩，但它却很柔和优雅。
当着外人的面，我要叫伯爵和伯爵夫人“叔叔”和“婶婶”，因为他们对人说我是他们的一个荷兰侄子。
有一天早晨当警察包围屋子的时候，我几乎要认为这是真的。“警察！开门，是警察！”
有人使劲拍打着大门，好像门铃对他们还不够用。“警察！开门，是警察！”
伯爵夫人穿着丝绸睡衣冲到我房间，一把抱起我，一直抱到她床上。“别怕，约瑟夫，用法语回答问题，始终像我一样回答。”
当警察上楼时，她正在给我念一个故事，我们靠在枕头上，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他们进来后，气势汹汹地扫了我们一眼。“你们藏匿了一家犹太人！”“你们可以随便搜查，”她居高临下地说道，“你们可以敲打墙壁，打开行李箱，掀翻床铺。反正你们什么都不会找到。相反，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从明天起你们会听到有人提起我。”“有人举报了你们，夫人。”
伯爵夫人非常镇静，愤慨地表示他们听信流言，警告他们事情到此没完，她会一直捅到皇宫，因为她和伊丽莎白皇后是知心朋友。然后声称警察他们要为这件蠢事丢饭碗，这一点，他们可以相信她的话！“现在，搜查吧，快点搜！”
面对这样的自信和愤慨，警察头目有些退缩了。“我可不可以问一下，夫人，这孩子是谁？”“我侄子。冯·格雷贝尔将军的儿子。我是不是要向您出示我们家族的谱系图？您简直是在找死，小伙子！”
一阵翻箱倒柜后，警察们嘟哝着道歉，窘迫不安地离开了。
伯爵夫人跳下床，精神紧张到极点后，一时间又哭又笑起来。“你撞见了我的一个秘密，约瑟夫，我作为女人的一个小花招。”“什么花招？”“指责别人而不是争辩。受到怀疑时要主动出击，以攻为守。”“这是女人专用的吗？”“不，你也可以用。”
第二天叙利夫妇告诉我，我不能再留在他们家里了，因为他们的谎言根本经不起调查。“蓬斯神父会过来，他会照顾你。你不可能找到更可靠的人了。你要叫他‘我的父亲’。”“好的，我的叔叔。”“你叫他‘我的父亲’不是为了让人相信他就是你爸爸，就像你叫我‘我的叔叔’。蓬斯神父，人人都叫他 ‘我的父亲’。”“连你们也这么叫？”“我们也这么叫。这是位神父，我们对他说话时就称‘我父’。警察也这么叫，德国士兵也这么叫，所有人都这么叫，即使不信的人也这么叫。”“不信他是他们父亲的人？”“即使不信上帝的人也这么叫。”
我很震惊遇到一位是全世界“父亲”的人，或被当作这样的人。“蓬斯神父和浮石有什么关系吗？”我问。
我想到了这几天伯爵夫人拿来让我洗澡时摩挲脚后跟去死皮的那种轻滑石头，它们的形状就像小老鼠。我非常惊讶它们竟浮在水里，这对一块石头来说太奇怪了。而且碰到水后，颜色会变化，从灰白变成烟黑色。叙利夫妇大笑起来。“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笑的，”我有些生气地说，“也许是他发现……或者发明了……这种石头。反正总归得有人做这种石头呀！”
叙利夫妇不再笑我，点了点头。“你说得对，约瑟夫，很可能就是他。不过他和石头可没有任何关系。”
但这不妨碍他按门铃走进叙利家时，我立即猜到肯定是他。
这是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给人感觉身体是由两个相互不搭配的部分组成：头部和其他部位。他的身体像一块平板，没一点起伏，同样扁平的黑袍子像是挂在衣架上而不是穿在身上，一直盖到脚踝露出锃亮的靴子。不过呢，他的脑袋却非常突出，粉色的，肉嘟嘟的，新鲜纯洁，就像刚出浴的婴儿，让人忍不住想去亲吻，去捧在手里。“早晨好，神父。这是约瑟夫。”伯爵说道。
我盯着他，试图弄明白为什么他的脸不仅没让我感到吃惊，反而让我证实了某样东西，证实了什么呢？他的黑眼睛在圆圆的镜片后友好地看着我。
突然，灵光乍现。“你没有头发！”我大声说道。
他笑了。就在这一刻，我喜欢上了他。“我掉了好多头发，长出来的那一点，我把它们剃光了。”“为什么？”“为了不用费时间梳头。”
我扑哧笑了。这么说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是光头？这太好玩了……叙利夫妇有些疑惑地看着我，他们也没明白？我要对他们说明吗？其实这是明摆着的呀：蓬斯神父的脑袋像鹅卵石一样光滑，那是因为他得像他的名字一样：光滑石头！
在他们持续的惊讶中，我感觉应该闭嘴，我可不想被看作傻瓜……“你会骑自行车吗？约瑟夫。”“不会。”
我不敢承认不会的原因：自从战争开始以来，我父母谨慎地禁止我上街玩耍，因此在游戏方面，我要比同龄孩子落后许多。“那我来教你骑。”神父回答道，“你试着坐直在我后边，抓牢我。”
在这府邸的院子里，我要配得上叙利家的自豪，我试了好几次，跳上了自行车后座。“现在我们到路上去试试。”
当我练得差不多时，伯爵夫妇走过来，匆匆地亲吻了我一下。“再见，约瑟夫。我们会去看你的。当心那个胖雅克，神父。”
我刚有点回过神这将是一次诀别，神父已经带着我骑车穿过布鲁塞尔的街道。因为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保持平衡上，还无法顾及我的忧伤。
一场细雨把柏油马路淋得又湿又滑，我们窄窄的车轮摇摇晃晃地快速往前。“如果我们碰到胖雅克，你就贴近我和我说话，装着我们认识了好久的样子。”“胖雅克是谁，神父？”“一个犹太叛徒。他经常坐在盖世太保的汽车里，给纳粹指认他认识的犹太人，然后他们就会被抓起来。”
我正好注意到一辆黑色的汽车跟在我们后面。我转头向后看了一眼，发现透过挡风玻璃，在一群穿黑大衣的人中间，有一张苍白的淌着汗水的脸，眼睛不停地搜寻着路易大街两侧。“胖雅克，神父！”“快，快给我讲点什么。你应该听过很多笑话吧，约瑟夫？”
我没有多加选择，把我知道的所有好玩故事一股脑倒出来。我怎么都不敢相信这些故事能把蓬斯神父逗得这么开心，放开喉咙大笑。结果，这个成功让我很兴奋，我也开始大笑起来。当那辆汽车靠近我们的时候，我已经沉浸在我的成功中，并没有注意到它。
胖雅克不怀好意地盯了我们一眼，用一块折叠的白手绢擦了擦浮肿的脸，仿佛对我们的开怀大笑很厌恶，挥挥手让司机加快速度。
蓬斯神父很快拐进边上的小路，汽车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我还想继续我的喜剧演员生涯，蓬斯神父大喊起来：“行行好，约瑟夫，停止吧。你让我笑得踩不动脚踏板了。”“真遗憾，那您就听不到三个拉比和一辆摩托车的故事了。”
天色暗下来了，我们还在骑车。我们早已出城，穿过乡村，树木也开始变得黑乎乎。蓬斯神父没有喘息，但几乎不讲话了，顶多问一句：“还行吗？”“你能坚持？”“你没有太累吧，约瑟夫？”不过随着我们一点点前进，我感觉和神父之间越来越亲近，肯定是因为我双手抱着他的腰，脑袋靠在他的背上，我感受到了他宽大袍子底下削瘦身体所散发的热量。终于有一块路牌指着尚莱，蓬斯神父住的村庄。他刹车，自行车吱地一声停住，我一头摔到了土坑里。“太棒了，约瑟夫。你骑得不错。35公里，对一个初学者来说，非常了不起了！”
我站起来，没敢纠正神父。实际上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因为路上我并没有踩动脚踏板，我的双腿是悬在空中的，是不是有什么脚踏板我没注意到？
他停好自行车，我还没来得及核实脚踏板的事，他就拉起我的手，我们穿过田野，来到尚莱村口的第一座房子，一座低矮的石头房子。他示意我别出声，绕过正门，去敲了敲储藏室的门。
一张脸突然出现。“快点进来。”
药剂师马塞尔小姐很快又关上了门，带我们走下几级台阶来到点着油灯的昏暗地窖。
马塞尔小姐让孩子们感到害怕，当她弯腰凑向我的时候，这种效果又出来了：我几乎本能地叫起来。这是光线昏暗的缘故吗？是光线从下往上照的缘故？马塞尔小姐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个女人，看上去差不多就像一颗土豆安在一只鸟身上。她脸上线条粗糙，歪歪扭扭，眼皮耷拉着，深褐色的皮肤粗糙无光，活像农民刚刚掘出来的一块根茎，一铲子铲出一张薄薄的嘴和两个小瘿瘤似的眼睛。几根稀稀拉拉的头发，根部已经发白，发梢接近红棕色，也许春天还会多长几根头发出来吧。双腿像麻杆一样细的她弯腰前倾，把身体弯成虾米状，双手叉腰，手肘朝后，一副要飞起来的样子。她盯着我，仿佛就要扑上来啄我两口。“肯定是犹太人吧？”她问。“是的。”蓬斯神父回答。“你叫什么名字？”“约瑟夫。”“不错，不用改名：这名字犹太人和基督徒都用。你父母呢？”“妈妈，蕾阿；爸爸，麦克尔。”“我是问他们的姓。”“伯恩斯坦。”“哦，这可是糟透了！伯恩斯坦……我们就叫贝尔坦吧。我给你准备一些文件，就用约瑟夫·贝尔坦这名字吧。过来，跟我去拍照。”
屋子的一角，一只小圆凳等着我在一片蓝天森林的布景前摆好姿势。
蓬斯神父替我整整头发，拉拉衣服，嘱咐我看着那个机器。那是个很大的木盒子，连着一个皮腔，架在一个几乎齐人高的架子上。
就在这时，一道闪光照亮了整个屋子，太亮了，让人有点张皇失措，我还以为做了个梦。
我正揉眼睛时，马塞尔小姐又往皮腔里塞了另一块板子，刚才的闪光亮又出现了一下。“再来一次！”我要求道。“不，两张就够了。今天晚上我会冲洗出来。你不会有头虱吧，我想。反正，你得拿这药水洗一下。你也没有疥疮吧？总之我要用刷子用硫磺皂给你刷一下。还有什么呢？蓬斯先生，过几天我再把他还给你，这样行吗？”“很好。”
不好，这对我一点都不好：想到要单独和她呆在一起，我身上就起鸡皮疙瘩，又不敢说出来。于是我只好问：“为什么您称他先生，我们则要叫‘我父’？”“我想怎么叫就怎么叫。蓬斯先生知道我最讨厌神父了，我打一出生就讨厌神父，一看见圣餐饼就想吐。我是药剂师！全比利时第一位女药剂师！第一位拿到文凭的！我上大学并懂得科学，所以‘我父’……真见鬼去吧！再说了，蓬斯先生并不怪罪我。”“对，”神父说，“我知道你是个好人。”
她低声嘟哝着，好像“好人”这个词让她感觉有点像女圣徒。“我不是好人，我只是正直而已。我不喜欢神父，不喜欢犹太人，不喜欢德国人，但我不能容忍有人伤害孩子。”“我知道您喜欢孩子。”“不，我也不喜欢孩子。但他们好歹也是人。”“那就是说，您热爱人类！”“哦，蓬斯先生，别硬要我热爱什么东西吧！这可真是神父的语言，我不喜欢。我什么都不喜欢，也不喜欢人类。我的职业是个药剂师，就是说帮助别人维持生命。我只是在做我的工作，就这么简单。得了，快点，把地板上的东西给我挪开，我要把这小男孩安顿好，洗干净，给他做好身份证件，让人家别再和他过不去，真见鬼！”
她转过身，不愿继续这个话题。蓬斯神父弯腰凑近我，狡黠地笑笑：“‘真见鬼’在村里已经成了她的绰号。她比起她的上校父亲更敢说渎神的话。”“真见鬼”给我端来吃的，支起一张床，用一种不容质疑的口气命令我睡觉。这天晚上我躺下后，忍不住越来越佩服这个把“真见鬼”说得如此自然的女人。
我在吓唬人的马塞尔小姐身边过了好几天。每天晚上，当她结束白天在地窖上药房的工作后，就当着我的面，毫不避讳地辛苦制作我的假证件。“我把你弄成六岁而不是七岁，你没意见吧？”“我马上快八岁了。”我抗议道。“所以你六岁，这样更谨慎。谁也不知道这场战争要持续多久。你成年得越晚，对你越有好处。”
当马塞尔小姐提一个问题时，根本没有必要回答她，因为她的问题只是提给自己的，她只等待自己的答案。“你就说你的双亲已死，是自然死亡。对了，他们死于什么疾病呢？”“肚子痛？”“流感！一场爆发性流感。把你的故事给我背一遍。”
当涉及到重复她杜撰出来的东西时，马塞尔小姐突然会竖耳倾听。“我叫约瑟夫·贝尔坦，我六岁。我出生在安特卫普，我父母去年冬天死于一场流感。”“很不错，给，吃颗薄荷糖。”
当她满意时就会像驯兽人一样扔给我一块糖，而我要在空中接住。
蓬斯神父每天都来看望我们，并不隐瞒他很难找到一个接纳我的家庭。“周围的农庄里，所有‘靠得住’的人家都已经接纳了一到两个孩子。另外，还有一些人家犹豫不决，他们更愿意接受一个婴儿。而约瑟夫已经大了，七岁了。”“我六岁，神父。”我嚷道。
为了表彰我的及时应对，马塞尔小姐往我嘴里扔了一颗糖，然后大声对神父说：“如果您愿意的话，蓬斯先生，我可以去威胁那些犹豫不决的人家。”“拿什么威胁？”“真见鬼！如果他们不接受您的避难者，就不卖药给他们，让他们张着嘴巴等死好了！”“不，马塞尔小姐，必须是别人自愿承担这个风险，他们会因为窝藏罪而冒进监狱的危险……”
马塞尔小姐围着我转了两圈：“你愿不愿意成为蓬斯先生学校的寄宿生呢？”
我已经知道了没有必要回答，所以没有动，等着她继续说下去。“把他带到您的黄别墅去，蓬斯先生。即使那里是别人搜查藏匿孩子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但是真见鬼，有我给他做的那些证件……”“我拿什么给他吃呢？我向当局再也要不到一张多余的食品券了。黄别墅的孩子都营养不良，这您也是知道的。”“嗯，没问题！村长今天晚上要到这里来打针，我来想办法。”
晚上，她摇下药店的金属卷帘门，发出一阵叽叽嘎嘎的响声，那声音吵得就像她炸翻了一辆坦克。马塞尔小姐到地窖来找我：“约瑟夫，我可能要你帮一个忙。你能不能上来，然后呆在衣橱里不许出声？”
因为我没有回答，她急躁起来：“我在问你话呢，真见鬼，你是聋了还是怎么的？”“我很乐意帮忙。”
当门铃响起时，我躲进挂满衣服散发着樟脑味的衣橱。马塞尔小姐把村长迎到店里面，替他把华达呢大衣脱下，几乎扔到了我的鼻尖上。“我越来越难搞到胰岛素了，凡·德默斯先生。”“啊，时局越来越艰难了……”“事实上，下周我就不能给您打针了。药用完了！断货了！没了！”“我的上帝……那……我的糖尿病……”“没办法，村长先生，除非……”“除非什么？马塞尔小姐？我什么都可以答应。”“除非您给一点食品供应券，我可以拿去换您的药。”
村长用紧张的声调回答道：“这不可能……我会被监视的……村里的人口这几个星期一下子增加得太多了，您也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如果要求更多肯定要引起盖世太保的注意……我们大家都要倒霉……大家！”“拿好这棉球，使劲按住针眼，更重一点！”
她在吓唬了村长后，又靠近我，隔着门缝轻声快速地对我说：“掏他大衣口袋里的钥匙，铁的那串，不是包着皮的那串。”
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她也许猜到了，又咬着牙齿补充道：“翻他的口袋，真见鬼！”
当我在黑暗中摸索那串钥匙时，她走过去帮村长包扎完。
当她的来访者走后，她把我从衣橱中放了出来，让我重新回到地窖，然后她冲进了夜色。
第二天一清早，蓬斯神父来向我们报告说：“不得了了，马塞尔小姐，有人到村公所偷了食品供应券！”
她搓搓手：“哦，是吗？他们怎么偷的？”“小偷挑开了百叶窗，砸坏了一块玻璃。”“哈，瞧，村长弄坏了他的村公所？”“您想说什么？是他自己偷了……”“不，是我，用了他的钥匙。但当我今天早上把钥匙放回他信箱时，我敢肯定他会制造被撬锁的假象，以避免遭怀疑。行了，蓬斯先生，拿着这叠食品供应券，归您了。”
尽管马塞尔小姐脾气不好，几乎不笑，但此时她眼睛里还是闪烁着快乐的光芒。
她推着我的肩膀：“去吧，现在跟神父去吧！”
他们在准备我的行李和假证件时，我又温习了一遍我的故事。我在学生午餐时间到达了学校。
黄别墅就像卧在山坡上的一只巨型猫，猫爪就是那些石砌的台阶，一直延伸到嘴边，嘴就是那个以前刷成玫瑰色的入口，门口放着些破沙发就像是伸出的可疑舌头。楼上，眼睑似的两扇巨大椭圆形玻璃窗朝向院子，隔着栅栏和梧桐树观望着院子。屋顶有两个铸铁栏杆围起的斜顶阳台，让人想起猫的耳朵。而左侧的食堂就像一条盘起来的尾巴。
黄别墅其实只剩下“黄”这个名字了，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淋，外墙也早被孩子的皮球踢成了大花脸，就像在皮毛上剩下的一些斑斑驳驳的黄色。“欢迎到黄别墅来，约瑟夫。”蓬斯神父对我说，“以后这里就是你的学校和你的家了。这里有三种学生：回家吃午饭的走读生，留在学校吃午饭的半寄宿生和吃住在这里的寄宿生。你，你就是寄宿生。我带你去寝室看你的床和柜子。”
我想着这些从未听说过的差别：走读生、半寄宿生、寄宿生。我觉得这很有趣，这不仅是一种分类，简直是一种等级。有点像小学生到大学生，中间是中学生。我自认为属于最高级别。前几天我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很有些失望，所以非常高兴有人把我分在最高一级。
在寝室里，我为我的壁柜陶醉了半天，我还从来没有过属于自己的柜子呢。凝视着那些空空的搁板，我梦想着要在里面放好多好多我的宝贝，完全没去想我现在只有两张用过的旧电车票可以放进去。“现在我要把你介绍给你的教父。黄别墅所有的寄宿生都受个头更高的孩子的保护。吕迪！”
蓬斯神父喊了几次“吕迪”没人理睬。学监们也跟着一起喊，然后是学生喊。最后在经过我感觉无法忍受的漫长时间后，在闹得学校上下乱哄哄后，那个叫吕迪的终于出现了。
蓬斯神父说要给我找个大个子教父，他没瞎说：吕迪高得望不到顶，高得让人感觉他吊在肩膀后面的某根绳子上，四肢就像悬在空中晃荡，软弱无力，没有关节。他的脑袋朝前轻轻晃动，仿佛沉得有点托不住。一头深棕色头发，太硬、太直，似乎满怀惊讶地站立在他的脑袋上。他慢慢往前走，似乎为自己的巨大个子深怀歉意，就像一头无精打采的恐龙在说：“不用怕，我很友善，我只吃青草。”“神父找我？”他用一种低沉但柔和的声音问道。“吕迪，这是约瑟夫，你的教子。”“噢，不，神父，这可不是个好主意。”“你不能讨价还价。”“这小男孩看上去不错……他不该受这待遇。”“我委托你带他去参观整个学校，告诉他学校的规矩。”“我？”“因为你经常受纪律处罚，你应该比谁都清楚这些规矩。第二次响铃时，你把你的教子带到小班教室。”
蓬斯神父走了。吕迪把我看作一捆不得不背在身上的柴禾，叹了口气：“你叫什么？”“约瑟夫·贝尔坦，我六岁。我出生在安特卫普，我父母死于西班牙流感。”
他抬眼看着天：“不要背书。等人家问你时才回答，如果你要让人家相信。”
我对自己的笨拙有些恼火，于是用起叙利夫人教我的办法，开始以攻为守：“你为什么不愿意做我的教父？”“因为我运气特别不好。如果扁豆里有一块小石子，肯定是在我碗里；如果一把椅子要垮掉，肯定是在我屁股底下垮；如果有一架飞机要掉下来，肯定是砸在我头上。我霉运不断，我带给人霉运。我出生的那天，我父亲丢了工作，我母亲开始哭泣。如果你交给我一棵植物，它肯定死掉；如果你借我一辆自行车，它肯定散架；我是死亡之手。当星星看着我的时候，也会颤抖；至于月亮，它会夹紧尾巴。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灾难，霉到家的扫帚星，一个真正的‘schlemazel’。
他继续抱怨，越说越激动，声音从低沉变得尖细起来，我愈加听得笑弯了腰。最后我问道：“这里有犹太人吗？”
他僵住了。“犹太人？在黄别墅里！一个都没有！从来没有！为什么你问我这样的问题？”
他抓住我的肩膀，盯着我的脸。“你是犹太人吗？约瑟夫。”
他狠狠地盯着我，我知道他在考验我的冷静。在他严厉的眼神后面，有某种哀求的神色：“唉，就算给我一个漂亮的谎言吧。”“不，我不是犹太人。”
他松弛下来，感到放心。我继续：“而且，我都不知道犹太人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呢，吕迪，那些犹太人？”“鹰钩鼻子，眼睛突出，厚厚的下嘴唇，耳朵下垂。”“听说他们长着蹄子而不是脚，屁股后面还有一根尾巴。”“那要眼见为实，”吕迪严肃地说，“总之犹太人是目前人家要追捕的人，你不是犹太人，约瑟夫，那就太好了。”“那你呢？你凑巧也不是犹太人，吕迪。但你还是要避免讲意第绪语。要用‘倒霉蛋’代替‘schlemazel’。”
他打了个冷战，我笑了。两个人都看穿了对方的秘密，现在我们可以成为同盟军了。为了巩固我们之间的盟约，他让我用手指、手掌和手臂，做了一个复杂的划圆动作，然后往地上啐了一口。“跟我来参观黄别墅吧。”
他很自然地拉起我的小手，牵在他热乎乎的大手中，好像我们一直就是亲兄弟。他带我去发现这个我以后要度过好几年的地方。“不管怎样，”他低声嘟哝道，“你不觉得我长了一副倒霉蛋的嘴脸？”“如果你学会用梳子梳头，一切就会改变。”“那我的怪相呢？你没看见我这副尊容？我的脚像小火轮，我的手就像捣衣杵。”“那是因为它们比别的地方长得快，吕迪。”“我疯长，长得太快了！树大招风！”“一副高大的身材给人信任感。”“是吗？”“而且可以吸引女孩子。”“哇，只有蠢到不行的倒霉蛋才会去干这种倒霉事！”“你缺的并不是运气，吕迪。你少了一点脑子。”
就这样，在我们的友谊开始之初，我就成了我保护人的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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