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4(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编辑部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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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04试读：

《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出版手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历史终结论的轻易被击穿和全球化的席卷，文明冲突、贫富差距、环境挑战、技术变革，似乎在信息时代各种矛盾更加突出。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就面临国内、国际的双重挑战。机会和出路在哪里？

回答这个问题的可以是一种判断和理由，更可以是一种信仰和行动。

2004年，《如何改变世界》出版，作者戴维·伯恩斯坦在书中记录了几十位社会创新变革者（他称为“社会企业家”）的工作。这本书很快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二十多个国家翻译出版。这本书为什么如此风行？因为有关社会企业家的工作，我们听说的不多。新闻往往聚焦于问题，而不是解决的方法，尤其是具备巨大勇气开始前期探索的那些人。人们集中看到一批创新的社会问题解决者：他们不漠然，不自设桎梏，相信所处社群的潜力，有不懈的努力和不断生长的创造力；他们创造了面对低收入人群的小额贷款服务并成功规模化，使世界级设计学院的发展方向变为服务所有人群，使健康生态农业扎根全球并形成公平贸易网络，发起了“共益企业运动”使得全球的企业家和投资人重新思考怎样才是“好公司”……当一批这样的社会企业家群像和他们的成就集中展现的时候，世界看到了信仰和行动的力量与新的出路。

2003年，《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斯坦福大学开始出版。所谓“聚精微，成浩瀚”，如同《哈佛商业评论》在商业创新中对一线企业领导者战略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巨大激发一样，《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在过去十五年卓有成效地推动了一线社会企业家的思想与行动领导力的发展。社会创新领域大部分的重要实践真知与概念，譬如设计思维、集合影响力、规模化路径等都在《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首次或总结性提出。可以说，这是社会创新领域先行者的知识宝库。历经四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不仅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更积累了可观的社会发展潜力。以促进社会和谐与创新为主要使命的各类基金会已达5 000余家，以慈善法颁布为标志，慈善信托等新的社会创新资源正源源进入。同时，共益企业等跨界创新力量正萌芽蓄势，新一代社会企业家将和他们的社群支持者共同成为应对各类社会问题挑战的创新先行者。在新形势下，如何高效引进与创造社会创新知识，为新一代社会企业家提供知识资源和分享经验也成为当务之急。

乐平基金会始终致力于通过知识创新、人才与资本市场创新推动社会创新，建设包容发展的社会。2017年，在多年成功投资、培育中国本土的社会企业和社会企业家的基础上，我们成立了“乐见工作室”，旨在通过研究出版和社交媒体等方面的投入，能更好地把全球社会创新领域的新进展介绍到中国，协助构建中国社会创新的知识体系和跨界创新社群。乐平与《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的出版合作是其中的重头，从2017年春季刊开始，乐平作为《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的出版人，不仅将逐步每季同步出版，同时还将在未来三年出版“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精选集系列。我们的中文刊不仅有原文译介，更会逐步培养中文作者，更好地与中国的社会创新共同成长。

乐见工作室的出版工程，是一个开放创造的形态，我们只是适逢其会，先行一步。要真正做好这项知识创造与分享工作，更需社会创新领域内外的各位贤达新锐不吝赐教，共同探索前行。期待年年共同有长足进步。

这个世界会好的。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首席执行官／秘书长沈东曙2017年7月于北京朝阳公园

中文刊04期导言

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组织，阻碍社会创新的因素有很多，比如固有的思维模式、传统的投资路径、文化偏见等，这些因素通常是难以彻底消除的。因此，在社会创新的实践中，创新者需要不断应对这些阻碍和挑战。本期《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用了相当的篇幅，为大家介绍一些新思路和新方法。

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一些著名的投资专家纷纷宣称，世界已经拥有了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成熟应用方案——成本极速下降的高效清洁技术，像太阳能、LED（发光二极管）灯和电动汽车等，投资者和政府应集中力量支持这些可商业化的方案应用。然而，这种论断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人们会因此质疑资助早期研发的必要性，同时还可能造成另一种竞争，即究竟应该资助哪个阶段的方案。实际上，早期和后期方案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最有效的投资组合，无疑需要关注整个“持续创新过程”，包括从概念构想到商业应用，再到产生广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其构思、开发和应用是一体化的，彼此无法分离。将创新和应用截然分开的做法，显然不妥。在这一点上，本期的

专题文章

我们目前广泛使用的测量方式，是基于绩效的问责型测量，它把测量和奖惩联系在一起，关注其准确性、有效性和可靠性。《测量能够改变世界吗》一文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测量模式——催化型测量，它强调跨界性、创造性和协作性行动，而不是只让行动者对事先设定的进程和目标负责。在慈善领域常见的社会创新中，由于多元化的组织背景、不同的相关参与方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往往很难确定清晰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更合适的办法是在测量上下功夫，要使用那些不会简化目标的测量项，从而激发讨论、吸引新的变革参与者，鼓励新的伙伴关系，促进共同探索活动。简而言之，就是要开启对话，而不是让测量终止合作与行动。

除了合作和可持续性行动，社会创新也可以靠制造议题异军突起。《领域催化者组织如何激发社会变革》一文把靠引领议题而完成社会倡导的组织或机构称为“领域催化者”。领域催化者在应对挑战时，通常都秉承“打赢一场战役”的宗旨，专注做事，而非建立共识和自身的永久存在。文章通过分析“根除疟疾、实现婚姻平等、大幅降低青少年吸烟率”这三个议题的突破性进展，归纳那些完成了人口层面变革的领域催化者的特点、行动策略等，值得借鉴。

本期的案例研究则把目光聚焦在南美洲国家——哥伦比亚的“家庭福利钱柜”上。这个有税收资助的非营利型福利组织，是一种独特的官民合作模式，在哥伦比亚国内有“春城”美誉的麦德林市已有60多年的历史。这种模式是否能持续推动中产阶层的繁荣发展？读者在阅读之后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

如何用技术的手段解决效率问题？不仅是企业，公益组织也需要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本期的中文特稿将聚焦为公益技工提供信息化解决方案的灵析，看它是如何从一个小流量的志愿平台，逐步升级到引导公益行业创新发展的。

社会创新从来不只是一种想法，更是一种有创造性的做法。做法往往比想法重要得多。《斯坦福社会创新评论》中文刊编辑部2018年5月

投资缺口危及拯救地球的努力

气候变化的威胁日益加剧，这已不再是一个科学界的争议问题。气候科学家们一致认为，按目前的排放速度计算，人类的“碳预算”将在2040年左右耗尽。所谓碳预算是指在避免最严重的气候变化影响的前提下累计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尽管不同程度的气候变暖都会产生一定的后果，但超出这一预算很可能导致全球气温上升超过2摄氏度，从而引发不可逆转、危险和代价高昂的气候变化。

数十年来，投资者、政策制定者、学者和企业家们一直都在讨论最佳的解决办法。近年来，光伏发电、发光二极管和电动汽车等高效清洁技术的成本急速下降，相关技术的应用也在飞速发展。

我们为这些成就鼓掌欢呼。与此同时，一些著名投资专家如吉加·沙哈、学者如马克·雅各布森以及其他知名人士纷纷站出来宣称，世界已经拥有了解决气候危机所需的方案，投资者和政府应集中力量支持这些后期方案的应用。这种论断不仅会使人们质疑是否还需要资助早期研发，还会造成早期和后期资助之间的竞争。

相反，我们认为，对早期和后期方案的投资是相辅相成的。最有效的投资组合，需要关注整个“持续创新过程”，包括从概念构想到商业应用，再到产生广泛影响。创新与解决方案的构思、开发和应用一路相伴。将创新和应用截然分离，明显不妥。

支持早期开发与重视成熟的解决方案二者并举，将能提高温室气体排放缓解方案的存量和流量。然而，当今金融市场的投资状况并非如此。事实上，尽管对早期开发的资助至关重要，但资金的流量却低得离谱。

为了弥补这一资金缺口，我们需要新的融资手段，利用那些能容忍较长开发时间和高风险的资金。慈善家是最适合参与这类融资方式的投资者。

创新的过程

研究创新的学者们一直认为，创新是一个复杂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涵盖了从发明到成果展示，再到商业应用的所有阶段。创新始于大学实验室，最后阶段是技术的普及应用，比如今天的光伏和风能技术的应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的阿努尔夫·格鲁布勒及其合作者，将创新定义为“通过设计、测试和改进的（迭代）过程将创意付诸实践”。创新过程并不是单向线性的，创新的各个阶段都在相互影响。事实上，早期和后期方案的开发也是相辅相成的：应用已有方案时遇到的困难产生了新的问题并为早期研发提供新的动力，而早期研发为应用已有方案创造了新的机会。例如，石油和天然气开发商为了攻克开采页岩资源的难关，而促成了水平钻井和水力压裂技术的发展。再如，在20世纪初期，铁肺是延长小儿麻痹症患者寿命的一种有效方法，但由于被医治者的生活质量不佳，促使人们着手研究疫苗等替代性解决方案。

反之，创新过程的早期阶段会产生一些有价值的想法，有助于现有解决方案被更快、更有效地应用，开辟新的市场，激发意想不到的“连锁效应”。将钙钛矿晶体（于19世纪30年代首次被发现）应用于光伏发电（于2009年首次被应用）就是这样一个连锁效应的例子。在此之前，钙钛矿已经被用于其他方面，例如，使用铁电钙钛矿的陶瓷电容器已经广泛地应用于计算机、移动电话等电子产品。将钙钛矿用在光伏发电上则是意外发现，由于它大幅降低了太阳能的价格，将有助于减少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

为了简化讨论，我们区分和定义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解决方案：待探索方案，初始方案，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的方案。• 开发的最早阶段是探索，我们将这个阶段的解决方案

称为“待探索方案”。待探索方案可能是社会需要或想要的，

但尚处于研究和初步开发的阶段。• 初始方案是指基本要素已得到研究和验证的解决方

案，但是必须通过进一步的原型设计、测试和示范操作，才

可能实现商业规模化和竞争力。• 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的方案会吸引那些可获得最

低限度公共资金支持的使用者。但是，实现经济竞争力并不

意味着创新就此停止。这些解决方案将通过应用研发、规模

扩张和边做边学来继续发展。

为了应对气候挑战，我们需要对各个阶段都加大投资。事实上，对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的早期投资，与对可商业化方案的后期投资，不应顾此失彼。世界上关注气候和能源系统的主要组织也赞同这一观点。国际能源署认为，将气温变化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并不取决于突破性技术的出现”，但又接着说：“在加速技术开发、降低技术成本或促进市场准入等方面，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其他知名人士也表达了类似看法。例如，前美国能源部长欧内斯特·莫尼茨在论述“清洁能源创新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办法”时指出：“简而言之，我们仅凭目前的技术无法应对气候变化。”

需要更多新方案

为了更具体地阐明这一论点，我们回顾了现有的文献，并按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IPCC）的经济行业划分绘制了涵盖“创新三阶段”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总表。IPCC将全球温室气体排放行业分为五类：能源供应，运输，建筑，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工业。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进行一次详尽的技术缺口评估，而是要表明某些经济行业目前缺乏一套具有经济竞争力的全面解决方案。在绘制这个总表时，我们凸显了三个研究领域的实例，该总表进一步表明，作为减缓气候变化的组合策略的重要部分，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阶段需要更多的投资（见7页“表1按创新阶段划分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光伏技术的例子表明，即使在已存在可商业化或接近可商业化方案的领域，仍然需要继续投资于创新的早期阶段。在今天的很多市场里，光伏技术的应用被普遍认为即使没有补贴，在经济上也是可行的。最近的研究表明，这种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过去40年所进行的研发工作。然而，随着市场渗透率的上升，必须降低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成本才能保持竞争力。因此，许多光伏专家认为，需要进一步研发新的方案，以便让光伏技术继续以实现气候目标所需的速度进行普及应用。实际上，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光伏技术研究人员发现，“对现有（光伏）技术的改进不足以达成激进的（气候）目标，而这些目标的达成最有可能防止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表1 按创新阶段划分的气候问题解决方案

废热回收技术是新兴技术的一个例子。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数据显示，全球浪费了近60%热能形式的能源。许多初始方案，包括热电学、热离子学和整流天线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捕集废热，并将其转换或直接加以利用），有望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过程的效率，并在长期内提高运输和能源供应的效率。这些技术还可能开辟新的潜在应用。幸运的是，有许多新企业正在开发这些子行业的解决方案，包括专注于开发热电的字母能源公司、热离子学领域的斯巴达热离子公司以及研发整流天线技术的红波能源公司，这些初始方案需要大量且持续的经费支持。遗憾的是，在当今的金融市场上，要获得必要的资金确实是一件很有挑战性的事情。

最后，负碳技术是一个属于相对未知有待探索领域的例子。许多专家认为，由于排放了太多温室气体，人类面临着无法实现将升温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目标的风险，因此需要使用负碳技术将温室气体从大气中移除。IPCC指出：“根据有限的技术组合，许多（气候）模型无法产生在2100年实现二氧化碳当量浓度约为450 ppm（2度升温）的前景。如果排除或限制BECCS（捕集和存储二氧化碳的生物质能的负碳技术）的应用，就更是如此了。”然而，BECCS几乎没有在商业规模上进行过测试。密西西比州的肯珀县电能项目超支40亿美元，最终不得不砍掉项目中的碳捕集部分。由此可见，在传统发电厂大规模应用二氧化碳捕集和存储技术特别具有挑战性。

初始方案的资金缺口

这三个例子表明，在当前的金融环境下，气候变化缓解方面的待探索方案和初始方案没能得到所需的资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哪里可以找到风险资金来支持这些领域呢？我们在下图中总结了每个阶段的解决方案可获得的资金来源（见9页“图1各阶段气候解决方案的资金来源”）。从历史上看，联邦政府和慈善家资助了在未知待探索领域的研究。政府也常常资助最早阶段的创新。例如，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提供政府补助金，在风险投资公司之前或与那些公司同时支持研发初始方案。美国能源部通过一个试点项目提供小企业补助券，让创业公司能够与国家级别的实验室合作，并同时向其他企业提供小企业创新研究补助。图1 各阶段气候解决方案的资金来源

尽管如此，私人风险投资是开发初始方案的重要资金来源，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资金来源。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风险投资已经帮助43%的上市公司完成融资，这些公司的市值占同类公司总市值的57%，其研发经费占同类公司总研发经费的82%。随着技术更趋完善，企业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和企业合伙对于研发初始方案也至关重要。项目融资、资产融资和公共资本的结合，为可商业化方案的普及应用提供了必要的资金支持。

从历史上看，风险投资一直是研发初始方案的高风险新企业最有效的融资工具。自20世纪70年代初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资产类别诞生并正规化以来，金融界一直认为风险投资是将想法从实验室推向市场的最理想的私人资金来源。因此，尽管一个有效的创新生态系统需要其他大量的资源，如人力资本、创新思想、基础设施和健全的制度，但我们在此主要关注风险资本的供给问题。

虽然创业企业不是将初始方案推向市场的唯一途径，但事实证明，它们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那些与现有解决方案不同、需要在市场上另辟蹊径的初始方案尤其如此。尽管风险资本在此类初始方案开发方面发挥过历史性的关键作用，但今天的风险投资基金并没有参与与气候相关的创业企业最初阶段的融资。这种风险投资的缺失催生了对新筹资机制的迫切需求，而慈善家能够很好地满足这种需求。

我们查阅了包括软件、生物技术、医疗器械和气候缓解等行业在内的跨领域风险投资情况，梳理出对“清洁技术”的投资额。（我们主要依据康桥汇世投资公司的私人投资数据库，这其中包括截至2015年年底来自机构风险投资基金的数据和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所提供的信息。）数据显示，对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投资经历了大起大落的过程。对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在2010年达到顶峰，占风险投资总额的16%。然而，气候解决方案的风投资金后来急剧缩减，到2015年仅占风险投资总额的2%，为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造成这种大起大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发布能源计划报告《风险投资和清洁技术：清洁能源创新的错误模式》，强调了风险投资一度兴盛的诸多因素，包括石油和天然气的高价、2007年阿尔·戈尔的《难以忽视的真相》纪录片的发布，以及由此引起的公众对气候变化的意识提高。另外，政府也加大了支持力度，例如，布什总统在2008年创建了高级能源研究计划署。随后，风险资本的撤离也是由若干因素驱动的。有一些备受瞩目的破产案阻碍了政治支持，而且让投资者损失惨重，把他们吓跑了。例如，索林佐公司在宣布破产前获得了超过5.35亿美元的公共财政（联邦和州）支持，并融得了近10亿美元的私人资金。此外，2009年的《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提供的资金开始枯竭。该法案提供了“900亿美元的战略性清洁能源投资和税收优惠”，被白宫誉为“历史上单笔最大的清洁能源投资”。种种因素导致早期投资者在投资气候解决方案方面的回报整体表现不佳。因此，尽管风险投资资金总额达到近代历史上的最高水平（2015年为590亿美元），但对低碳技术的资助却在持续减少。

除了清洁技术的风险投资整体缩水之外，那些开发初始方案的创业公司在融资方面也受到沉重的打击。企业发展的早期阶段的投资，即种子轮和A轮融资阶段的投资，对于将初始方案从研究实验室推向商业市场至关重要。与气候变化减缓技术有关的早期与后期投资的资金比例在2002年达到了顶峰。早期投资资金的绝对水平在2008年达到顶峰。在这两个峰值之后，绝对投资额大幅下降，而对初始方案的投资占比也徘徊在20%左右（见13页“图2按阶段划分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

为了探讨哪些子行业获得的资金最多，我们根据IPCC的经济行业划分对投资进行了分类。可以看到，近年来风险投资者正在远离基于硬件或科技的新解决方案，投资资金现在主要流向基于软件或商业模式的解决方案。因此，致力于开发下一代气候解决方案的三年平均投资资金，从2004年的峰值58%下降到2015年的19%（见13页“图3硬件和硬科技解决方案”）。然而，社会需要基于硬件和科技的创新性解决方案来有效应对气候变化，诸如负排放技术或负碳水泥之类的解决方案等。这一现实使得严重的资金缺口特别令人忧虑。

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减缓气候变化需要为新生的硬件或科技创业企业和制造型企业提供资金。但是传统的风险投资基金对这些新企业的支持并没有达到应对气候变化所需要的程度。通过将康桥汇世投资公司划分的子行业平移到IPCC的经济行业上，我们可以看到，能源供应等特定经济行业获得了大部分的投资。近年来，在生物燃料和生物材料生产、太阳能制造、风力发电制造、其他发电制造、照明和先进材料制造等领域的风险投资资金大幅减少。尽管农业排放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近1/4，但对致力于减少农业排放的企业没有得到任何风险投资（见14页“图4累计机构风险投资”）。图2 按阶段划分的清洁技术风险投资图3 硬件和硬科技解决方案

尽管一些人批评风投行业未能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保持稳健的投资组合，但是相关数据表明，这主要不是因为对减缓气候变化缺乏兴趣或不甚关心，而是与如何适当分配投资以满足投资者的历史收益预期有关。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导致了对减缓气候变化初始方案的投资水平很低。

正如另一个图表（见15页“图5清洁技术的盈利水平”）所展示的，2000年至2013年，对开发硬件和硬科技的企业的投资出现了低回报或负回报。这些结果得到麻省理工学院2016年能源计划报告的证实。该报告回顾了参与清洁技术A轮融资的投资者的回报。研究发现，2007年以后，几乎所有完成A轮融资的清洁技术公司都没能让投资者收回原始投资。与此同时，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大约50%，这意味着同期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标准普尔500指数获得好得多的回报。只有那些注重利用现有技术的子行业获得了相当于或高于平均水平的回报。从2000年至2017年第一季度，所有与清洁技术相关的风险投资的总回报率为4.1%。图4 累计机构风险投资图5 清洁技术的盈利水平

近年来，企业风险投资基金，即设在公司实体内部或主要由公司实体提供资金的风险投资团队，提高了对所有创新生态系统内的行业的参与度。据美国风险投资协会报告，在2015年，企业风险投资者参与了21%的风险投资交易，占投资总额的13% （其余79%的投资来自传统风险投资者）。这些企业风投团队在930轮风险投资中投入了约77亿美元，创下2000年以来的最高投资总额和交易数。尽管这是一种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气候挑战的规模实在太大，这些企业风投无法单独应对，而且它们必须集中精力资助那些能促进母公司利益的新创业企业。这些利益并不总是与减缓气候变化的目标相一致。

慈善家的独特作用

要大规模应对气候变化，就需要持续投资于初始方案，然而这种投资在当前市场上是缺失的。慈善投资者特别适合去填补这一缺口。

我们首先要区分一下有可能适合传统风投的方案和需要其他类型投资者（如慈善家）的方案。风险投资作为一种资产类别，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演变过程。它起源于20世纪初富裕家庭进行以科学为导向的私人投资，如今，风险投资几乎都集中于需要少量资本并能快速产生收益的公司。简单来说，如今的风险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脸书、Instagram（照片墙）、Snap（一款照片分享应用）、推特和WhatsApp（瓦次普）等公司，而不是因特尔或3Com（一家数据网络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当今的风险投资市场，我们无法要求传统的风险投资者应该为基于硬件或科技的气候解决方案提供初始资本。毕竟风险投资行业标准显示，企业希望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实现超过20%的回报。目前有许多有潜力的清洁技术公司，但只有那些具有适当的发展时间线、技术风险水平、监管环境以及适当的资本要求的公司才能获得风险投资。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资本已经折断脊梁，相反，这只是证明，作为一种高度优化的资产类别，它与特定类型的气候解决方案不相匹配。

另一方面，当今许多针对气候问题的待探索或初始解决方案都面临着更大的障碍。它们需要较长的技术开发时间线，要求进行资本密集型的示范测试（这些测试可能会产生负面结果），往往得不到与类似规模或阶段的技术公司相称的财务估值，或处于过去10年中财务收益较低的子行业。这意味着，无论这些方案在大规模应用时是否有效，它们都可能由于缺乏资金而提前枯萎。

为了补充我们现有的金融体系，世界需要新的、另类的金融工具，即专门为应对气候问题的未探索和初始方案而创建的一揽子工具。这种金融工具可以接受很长的发展时间，能够建立营利性公司，容忍不同层面的高风险，虽财务回报预期较低但社会影响回报期望高，并且有大量资金可供支配。

虽然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大学和基金会捐赠基金或主权财富基金等附有信托优先受益权的机构投资者占据了传统风投基金的大部分投资资金，但它们都遵守着“谨慎标准”。因此，投资决策者必须优先考虑保本并维持正常的投资收益。数据显示，该标准将对特定、关键类型的待探索和初始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投资排除在外。

慈善领域投资者在设计和支持新的金融工具，减少大型机构投资者投资于初始方案的风险方面，能起到独特的作用。在美国，这类投资者包括私人、企业或社区的资助型基金会，资助型公共慈善机构，捐助人指导基金和个人捐助者。2015年，美国的私人基金会总计管理着高达6 00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每年捐出去的资产约为500亿美元。仅美国前10大企业基金会就拥有约1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而所有美国企业基金会的年度企业捐赠只有约190亿美元。

过去10年来，捐助人指导基金（DAFs）越来越受欢迎；如今，捐助人指导基金拥有约700亿美元的管理资产，每年捐款130亿美元。管理该项基金的800个美国社区基金会，每年从捐助人建议基金发放的130亿美元中捐出约50亿美元。这些数字不涵盖某些重要的慈善者，比如可能不通过基金会或捐助人指导基金捐款的家族办公室、家庭和个人。个人慈善家起着关键的作用：根据美国慈善信托基金的数据，在2015年，美国72%的慈善捐赠来自个人。

这些慈善资产所有者设有跨世代的投资期限，能容忍高风险（传统捐赠对财务回报的预期为—100 %），并将社会成果置于财务收益之上。重要的是，每一个慈善实体都可以选择用慈善资金支持基于市场的营利性方案。它们的选择包括向正在开发初始气候问题解决方案的早期营利性企业提供直接股权或债权资金，基金会反过来也可以要求将其慈善支出设为项目相关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PRI）。或者，它们可以通过向直接资助减缓气候变化类企业的公共慈善机构提供贷款、股权投资、可收回的补助金、捐赠，从而间接支持这些企业。

PRIs是支持这种基于市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的明确机制。然而，PRIs在这个领域上一直未得到充分利用。1998年至2014年间，美国基金会中心记录的5 861笔项目相关投资中，只有3%（172笔投资）与科学和工程创新有关。而与气候变化缓解有关的还不到0.6%。在33项与科学和工程创新以及气候变化有关的交易中，有一半以上专门针对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虽然减轻能源贫困是一个关键和相关的社会问题，但它在许多方面与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有明显差异。在过去20年里，针对气候变化科学解决方案的PRIs只有不到15笔，而在这个时期，对初始方案的投资从未显得如此重要。

我们采访了数十位慈善家，了解项目相关投资和其他捐赠机制为何在支持缓解气候变化的早期方案方面未得到充分利用。我们通过采访发现，其中壁垒重重，这些壁垒不仅阻碍了慈善投资者在慈善事业领域运用基于市场的捐赠机制，而且还特别阻碍了他们去支持迄今为止的初始方案。大多数慈善家不知道风险投资与初始方案之间的不匹配程度有多严重，而且他们通常也没有能力充当连接基础科学和商业影响的桥梁。

而对那些有能力的慈善家来说，大多数捐赠机构的组织结构并不像风险投资公司。项目获取、尽职调查和条款编制都在他们的舒适区和能力范围之外。遗憾的是，慈善机构几乎不可能招聘到合适的人才在早期气候应对方案研发领域建立投资成功的记录，而且这些人才还要具备在一系列行业投资初始方案的能力。

最后，重要的是，任何单个的慈善投资者都很难既为特定的投资机会确立“慈善性”，又要遵守管理其捐赠行为的税收规定。再加上早期清洁技术投资的污名，慈善投资界的专家普遍持有怀疑态度，担心自己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当今世界的慈善家普遍不愿去填补应对气候变化的初始方案开发所面临的资金缺口，尤其是相关企业或个人的资金缺口。他们不愿这样做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一点必须改变。人类的未来取决于我们能否有效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为大规模支持初始方案而进行周到细致的慈善投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关键手段。现有资产类别由于其风险承受能力和回报要求，将继续在这方面保持缺位。慈善家特别适合站出来挑起大梁。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做。斯科特·伯格（Scott P. Burger）麻省理工学院数据、系统和社会研究所的博士候选人，也是清洁投资联盟（PRIME Coalition）的技术投资顾问。他发表了许多关于气候和能源系统的同行评议文章，并被《纽约时报》、《波士顿环球报》、彭博社和其他出版物引用菲奥娜·默里（Fiona Murray）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廉波特创业教授（William Porter Professor of Entrepreneurship）、创新副主任和创新计划联合主任。她是将科学和技术创新投资转化成创新型创业的国际专家，还是重大挑战全球咨询委员会（Mass Challenge Global Advisory Board）、清洁投资联盟理事会和英国政府耐心资本评估委员会（Patient Capital Review）的成员莎拉·卡尼（Sarah Kearney）清洁投资联盟的创始人和常务理事。该联盟是一个公共慈善机构，专门帮助慈善家将慈善资金投入基于市场的气候变化解决方案中。清洁投资联盟的运作方法是基于她担任切森家族基金会（Chesonis Family Foundation）的常务理事和受托人的经验，以及她在麻省理工学院工程系统部的研究生科研经验马力千（Liqian Ma）康桥汇世投资顾问公司的董事总经理，负责为大学捐赠基金、基金会、养老金和家庭办公室提供关于定制私人投资组合的咨询服务，专门研究风险投资、私募股权、私人实物资产、资源效率和影响力投资等领域

设计思维运用于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已经进入转型时期。随着学生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利益相关者需求的迅速演变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高校必须对教育所涉及的那些有关地域、时间和质量的固有假设进行反思。我们期望在未来几年，能够鼓励组织创新、迅速响应需求变化、具备适应能力的新模式将会补充甚至取代高等教育中长久以来的守传统、求稳定的模式。

为塑造这些重要的新模式，我们需要有一种设计思维。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一个组织需要对其目标及其实现方式做出结构性的选择。许多产业正同时面临着传统和新兴市场的挑战，高等教育产业尤为如此。几乎所有高校都不愿意在传统和新兴市场之间顾此失彼，因为两者对高等教育实现其社会使命都至关重要。

我们发现，一种双轨制转型设计策略（dual transformation design strategy)对于同时应对传统和新兴市场尤其有效。在这个策略中有两条路径平行运作：一条路径旨在优化核心组织，令其迅速回应新需求；另一条路径旨在设计和实践颠覆性创新，为组织的未来成长、灵活反应能力和迅速回应能力提供基础。本文将对在高等教育中如何实现双轨制转型提出一系列建议。

本文在参考众多高等院校案例的同时，将重点讨论作者任职的两所大学——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相关实践。这两所高校的共性和差异对我们的案例研究都很重要。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是一所私立四年制教会大学，诞生于近20年前，是对一所寄宿制大专的改制重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则是一所研究性综合公立大学，前身是地区师范学院，如今因为致力于开放教育和提升教学质量，而在全美大学中备受瞩目。

尽管这两所大学的历史和组织结构不同，但都采用了多样的、看似相互竞争的创新设计模式。两所大学在将“实现所有学生的成功”作为目标的过程中都经历了转型，力求不断回应高等教育中的新挑战。

当科技遭遇“中世纪大学”

知识是高等教育的核心。现代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11世纪的欧洲，由学生和指导专家组成的行会发展形成了第一批大学。在当时的体系下，专家将自己积累的知识传递给学生。这一传统至今仍然影响着自治管理和以学科为中心的大学组织设计。

多年来，大学通过复制过去的成功模式就足以完成其在科学和社会经济发展领域的使命，其结果是许多高校仍然采用一贯的权力结构和决策机制，来决定教育资源、产出方式以及其权威性和正当性。这一主流的设计思路有时会驱使高校为追求统一的形式而压制创新。这种压力体现在方方面面，包括对图书馆藏书数量的要求、学生的课时安排，以及学位组成要素的规定等。

到目前为止，这种严谨的标准化体系在高等教育中发挥了作用，在过去几个世纪里，高校迅速繁衍扩大并且教育质量也得到了保障。然而，今天的高校更需要的是灵活性和创新性。一些类似质量认证的做法需要避免对狭隘的学术流程的过度关注。过分强调遵守程序可能会限制有益的探索和差异化优势，甚至有可能影响整个系统的质量。学生结束每周一次的灵修课，离开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中心。该校通过聚焦于非传统学生而扩大了招生规模

此外，今天的高等教育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飞速的科技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状态的一部分。虽然代际科技进步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有，但是过去从中获利的主要是富人。不过改变的时刻即将到来，科技进步带来的效益将会惠及包括穷人在内的每个人。

社会接纳新科技的能力在不断提高。100年前，电话用户普及到美国10%的人口用了25年，而平板电脑实现同样的市场渗透率只用了5年。个人电脑覆盖美国1/4的人口用了16年，而互联网实现同样的覆盖率仅用了7年。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将新技术融入社会复杂系统能力的提高，我们有了更便利的渠道对信息进行搜集、传递和加工。在过去，行业技能可以代代相传。而如今，预计65%的学童将从事前所未有的工作或职业。有史以来，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将首次在一个生命周期或更短的时间内发生根本性改变。

伴随着科技革新的普及，人们对社会阶层流动性的期望日益增长。美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中产阶层人数每年增长1.4亿，至2016年年底总数达到约32亿。而在美国，若以大学升学率和毕业率来衡量的话，富裕家庭仍然占据了绝大多数真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来自低收入阶层家庭学生的大学入学比例已从1970年的28%升至目前的45%，但这与高收入阶层家庭子女82%的大学入学率仍相差甚远。

从大学毕业率来看，差距更加巨大：77%来自高收入阶层的学生会在24岁拿到学士学位，相比之下，来自低收入阶层的学生中只有9%能够毕业。换言之，美国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贫困家庭的学生大学毕业率高出约8倍。因此，仅从结构设计来看，美国高等教育在美国民主建设方面能做的贡献十分有限。

寻求新的设计方案

综上所述，这些科技和社会发展的趋势表明，高校若要维持其对社会的价值，就必须大规模地提供全新的教学素材。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引进新的组织设计模式。然而，面对快速的社会变迁，高等教育从业者中的许多人选择去强化传统模式。例如高校投入大量资源，引进高科技来维持传统课堂教学，但却不能有效利用在线和远程学习的独特优势。此外，大学的领导者们选择投资建设校园设施和提升排名来扩大招生，而不是去为那些能给学生带来长远影响力的内容投资。

我们认为，困扰高校的问题源于在引入解决方案的过程中忽略了设计思维。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建议首先分开看待传统和新兴市场所引发的挑战，由大学的不同职能分别去承担相应的创新职责。虽然这只是一种思路的改变，却可以为重振核心学术能力提供重要机会，同时也让新组织有可能对被传统忽略或过度束缚的领域展开探索和创新。

简而言之，我们提出双轨制转型框架(dual transformation framework)，旨在鼓励组织从两个彼此独立且联系巧妙的转型路径入手：A路径是对核心业务的重新设计，从而提升教学和研究的能力；B路径是设计出一个回应新机遇和新社会需求的能力。在高等教育领域，高校运用A路径来降低那些无法带来差异化的业务成本（甚至摒弃这些业务），通过对核心教学和研究领域资源的重新配置，在瞬息万变的格局中保持竞争优势。因此，A路径涉及每个大学所面临的重大选择，无所作为的代价是高昂的。

相较而言，B路径应该被运作在开发全新的模式和不同的学生市场上。B路径的创新案例包括在线学习、远程教育及其他为学生提供更多学习机会的形式。这一类的案例在高等教育行业中不胜枚举，但只有少数高校同时实现了两种转型，其中包括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A路径在差异化研究方面的应用

对研究密集型的大学来说，通过聚焦大学的核心实力，树立据有天然优势的项目，可以带来研究生产力的巨大提升。自从本文作者之一迈克尔·克罗2002年成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校长以来，该校的研究经费翻了四倍，是美国大学研究事业投入中增幅最大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增加对研究投入的过程中始终都会考虑自己的“定位”。15年来，大学战略性地提升了在特定领域里的研究能力，这些领域涉及亚利桑那州和凤凰城大区的本地资源，与当地发展息息相关，例如水资源短缺和资源管理、太阳能和热能技术以及城市可持续发展等。大学还合并了一些项目和部门，例如将地质学和天文学纳入地球与太空探索研究所，从而创造出新的协同效应。而且，大学还找来重点产业领域的企业来赞助太阳能项目。该项目通过跨学科合作，寻求在太阳能和可持续燃料上实现突破。

由于实施了设计得当的策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事业得到了显著提升，大学规模从2002财政年度约1.23亿美元扩大到2016财政年度的近5.2亿美元，而大学的师资规模自2002年以来几乎保持不变。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数据显示，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研究支出总额在全美724所大学中（除医学院外）排名第十，领先于加州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不仅仅是简单地增加对研究的投入，为了强化特色，还特别侧重于应用型的研究。因此，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来说，“定位”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还涉及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寻求独特的主导地位。其他大学也从坚持特色学科主导地位的战略中受益。例如，洛克菲勒大学遵循“科学造福人类”的校训，在生物医学研究及培训领域保持全球领先地位。位于犹他州普罗沃市的杨百翰大学基于当地基督后期圣徒群体对文化和宗教的重视，力争在关于宗教自由、家庭社会科学和扶贫的研究中发挥领导作用。

在为研究的差异化制定策略时，一所大学需要根据本校特有的组织条件去评估一个研究事业的前景，而不是在混杂的科学领域里瞎抓乱碰，损耗体力。有了良好的差异化策略，我们得以开展新的探索，使原本资源有限的大学也能在新的学科领域中发挥领导作用。

A路径在教与学中的应用

在教学方面，许多大学选择通过提高入学门槛或者将过高的教学成本分摊给学生及其家庭，来应对成本增加以及州政府财政补贴缩水。无论是高成本还是高录取难度，都是用具有排他性的招生标准来缩小生源范围，被录取者几乎都是能够完成学业的。相反，我们认为对一所大学的评价应该取决于它所包容的是哪些人，以及如何改善学生完成学业的机会。

A路径提倡高校通过创新设计来克服排他性。例如，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没有选择提高录取门槛或者拒绝难毕业的学生，而是将包容性作为办学定位的核心：该校57%的学生来自低收入家庭，或者是家中第一代大学生。尽管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些学生完成学业的可能性较小，但加州大学河滨分校90%的学生在大一以后继续学业，68%的学生能在六年内毕业，这比全美平均水平高26个百分点。

这一高毕业率的背后有许多原因：学校为贫困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助学补助（家庭年收入低于8万美元的学生免学费），完备的学生服务体系；强调通过学习社群加强学生之间的同伴关系；让本科生有机会参与由教师领导的研究（超过50%的本科生参与研究工作）等。河滨分校的例子表明，通过采取与其他竞争机构不同的策略，在控制成本的前提下提高来自不同背景学生的学业成绩是可行的。

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也对教学事业进行了一番重大改革。该校创建于2000年，从名为瑞克斯学院的两年制专科学校成长为一个四年制的学士学位授予机构。爱达荷分校致力于提高教育机会、学业成就和教学质量。在杨百翰大学系统内，爱达荷分校的设计定位在“与姐妹院校不同的独特功能”。该校采用全年三个学期的校历取代传统的大学校历，在保持低成本的前提下成功地实现了扩招。申请该校的学生被分配到秋季、冬季或春季同期班，直到毕业保持不变，每个同期班的学生只需上三个学期中的两个。

自2000年实行新制度以来，学校的年度招生人数从不到1.5万人增加到3万多人，而每名学生的相对成本也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因为每个同期班的学生每年只上三个学期中的两个，总有1/3的学生在某一时间内不在校园里。这一做法在不增建基础设施的情况下，有效地将校园承载力提升了50%。此外，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并没有像其他许多学校一样在夏季闭校，而是全年运作。学校一直保持着系统的灵活性，允许学生随时参加在线课程而不受限于学期安排，并为合格的学生提供全年上课的选项以加快毕业进度。

通过偏重教学的师资队伍和三学期制校历，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不仅为高等教育机会少、费用高的难题提供了对策，而且能够集中关注学生的教育成效。虽然爱达荷分校实行开放入学的政策，而且有超过50%的学生接受联邦助学资助，该校学生的毕业率一直高出全美平均水平20个百分点，远远高于同地区的其他高校。此外，该校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和写作方面的能力测试中排在第82百分位，而根据他们的入学水平，他们本来只能达到第65百分位。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教学划分为四个领域：第一领域属于校园内浸入式学习，3 400名教职人员与7.1万多名学生展开紧密互动；第二领域涵盖由各院系提供的在线学位课程；第三领域提供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即慕课）；第四领域着重“探索式教育”，包括虚拟现场体验、游戏化学习和个性化学习。

科技运用在所有四个领域都得以体现，但A路径的实施重点在第一领域。教学战略的精准实施使得招生规模急剧扩大，尤其是来自低收入群体的入学人数大幅增长，学生保留率和毕业率也有所提高。例如，2007年启动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线咨询平台，运用各类数据点组合来帮助学生管理学位课程进度，并在未能取得进展时自动实施干预措施。另一些创新措施则是结构性的，比如与社区大学合作帮助学生做好准备，提供预科课程和升学之间的无缝对接。通过这些创新举措，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城区校园的学位颁发数量从2007—2008年的14 444个增加到2015—2016年的18 254个，同时还提升了学校的公众影响力。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2010年《华尔街日报》评选的最优质毕业生排名中跻身前五；在2016年“全球大学就业能力调查”中，毕业生就业能力排名前十；在2016年、2017年和2018年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美国创新评选中排名第一。

B路径带来的新机遇

如果说A路径对高校已有的核心职能进行创新，那么B路径的实施则催生了传统学术机构力所不及的全新教育模式。针对非传统学生的在线教育以及科技驱动的新型学习方式就是很好的例子。20世纪80年代之前，高等教育几乎专属于年轻的学习者，但今天，四年制的在校生只占美国本科生的一部分。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统计，在美国上大学的2 000多万本科生中，超过40%的学生年龄在25岁以上，这个数字预计还会上升。

技术和社会变革也推动了学生中新人群的出现，他们来自不同地域，有着多元的社会经济背景。这其中许多人面临着诸多学习障碍，包括难以平衡学习与工作和家庭义务、高昂的教育成本、交通和后勤方面的困难、缺乏了解教育机会的信息渠道以及针对自身特殊需求的指导等。这些障碍的存在决定了他们相应的学习方式，这类学生的学习体验与传统在校大学生完全不同。例如，在职学生给课堂带来的工作经验不仅对传统学生来说是陌生的，而且可能正是课堂要教会他们去面对的经验。

在具有前瞻视野的院校中，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因围绕在线教育进行重组，进入非传统学生市场而备受瞩目。南新罕布什尔大学成立于1932年，其前身是新罕布什尔州会计和秘书学校。自1995年以来，该校通过建立名为“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的远程学习项目，已将影响力扩展到全球非传统学生市场。该项目启动6年后，吸引了来自23个时区的学生。由于“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的成功，南新罕布什尔大学的学生达到了8.5万名。他们还创立了一个非营利附属机构——美国学院，为非传统学习者提供培养职业能力的学位课程。“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作为大学的一个分支机构，在致力于服务新兴网络市场特殊需求的同时，通过与大学核心业务的紧密联系来保证质量。这一策略并不少见。即便是一些在在线教育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大型公立大学，也通过创办专门的机构来聚焦在线学习的新模式和在线学习者的特殊需求。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是美国规模最大的高校之一，为来自宾州农村的非传统学生服务一直是该校的办学特色。1998年，宾州州立大学创建了全美最早的在线教育项目之一——“世界校园”，该项目目前提供了125个学位课程、证书课程和辅修课程，从全美50个州和全球50多个国家及地区招收了超过1.2万名学生。2013年，宾州州立大学宣布，投资2 000万美元来推动“世界校园”的扩建，到2023年计划招生4.5万名。

和“南新罕布什尔大学在线”一样，“世界校园”作为大学下属的一个独立组织，通过精心设计与其他校内核心单位形成一个整体。“世界校园”取得商业成功和95%的学生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收入共享”的模式。当学生注册“世界校园”课程，选择某一科目时，提供该科目的学科可保留一部分可任意支配的收入。这一做法激励了学科去接受并推动“世界校园”的发展，确保注册学生得到与在校生同等水平的支持。近年来，宾州州立大学分校的经营受到农村人口减少和政府拨款大幅削减的威胁，而“世界校园”在实现大学整体的扩招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面对日渐壮大的非传统市场的各个领域，其他大学则采取了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首先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大学现有体系未能服务到的学生，他们或是觉得自己上不起大学，或是认为自己不可能完成学业。针对这些学生，爱达荷分校在2009年推出了一个名为“大学之路”的新课程项目，通过提供一年的预科教育，帮助学生为升入大学做好准备。该课程侧重于学习技能和自我组织能力，而非传统的通识教育。该课程并不教授新生英语和数学，而是教他们如何写简历、求职信，以及家庭理财教育。学生通过组建小组来共同学习在线课程，并每周在当地教会以小组形式聚会。虽然该项目在三个试点启动时仅有50名学生，但现在已经拥有遍布在全球500多个地区的数以万计的学生。

同样，该校的在线学位课程从一开始就设置了认证课程和准学士文凭，而不是传统大学专注的学士学位。许多参加该课程的学生能更快进入职场，并接触更具应用性的课程。值得注意的是，“大学之路”项目和在线学位课程都是爱达荷分校下独立运营的实体，这可以令它们专注服务在线学生的特殊需求。通过帮助学生在入学前期建立信心，将课程定价为低于每学分75美元，允许学生在当地接受教育等一系列举措，“大学之路”和在线学位课程年度招生规模的总合已经达到3.5万多名，这个数字超过了爱达荷州雷克斯堡主校区每年的总招生人数。2017年2月，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董事会决定创建一个新的机构——“杨百翰大学世界大学之路”，专注于满足这些非传统学生的需求。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B路径的实施跨越了多个教学领域，并在每个领域进一步推进了高等教育创新的前沿。和杨百翰大学爱达荷分校一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主要通过一个叫作“教育＋”的独立实体来对相关领域进行协调。在教学的“第二领域”中，传统的本科和硕士学位课程通过在线的方式提供。自2009年成立以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在线”（现由“教育+”管理）已经从拥有5个课程、不足1 000名学生，发展成拥有超过100个全程在线课程、近2.6万名学生。教学设计者将教师的专业知识与在线求学者的特殊需求联系起来，并对出现的特殊机会做出迅速、规模化的响应。例如，通过与星巴克的创新合作，该校有望在2025年之前为25 000名星巴克员工或合作伙伴提供学位。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学的第三和第四领域进一步在高校创新的前沿进行探索。该校在第三领域的主要尝试包括全球新生学院，这是一个庞大的开放式在线课程平台，并与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的非营利项目edX建立了合作关系。和提供完成结业认证或证书的慕课平台不同，全球新生学院是第一个提供正规大学课程学分的机构。全球新生学院将课程收费定在一个面向全球学习者的适中价格：每学分不超过200美元，而且学生在完成课程后并且对选修课学分有需求的情况下，才需要支付学分费用。第一批注册前10门课程的人数超过了35万。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教学的第四领域致力于探索式教育。与大公司的研发部门类似，该领域旨在认识、整合和塑造最新的技术驱动型学习方法，包括尝试开发游戏化学习、适应性学习和个性化学习的平台。例如，大学教育中心参与推动了第四领域的一个项目——“沉浸式虚拟现场体验”。该项目使用数码照片、视频、卫星和地图技术来采集科学家在现场考察的经验，并通过交互工具与学习者分享。对高校扩大招生人数、提高学生和学习路径的多样性来说，这只是许多潜在方式中的一种。

一个新时代

美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被巨大的社会经济挑战以及历史性科技进步所影响的新时代，复制传统和标准化的做法不足以应对这些挑战。设计思维为大学提供了一个转型的重要路径，通过提升大学的适应力，使其既能兼顾传统，又能回应新兴市场的需求。尽管设计思维和战略性思维常常成对出现，但如果一个组织缺乏全方位应对问题的有效设计，再多的战略也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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