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桂黔滇抗战亲历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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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桂黔滇抗战亲历记试读：

一九三八年九月七日，日本经御前会议决定，由陆海军协同进攻广州，其目的一是为了封锁我国从香港和澳门的进口通路；一是为了策应华中派遣军进攻武汉。

九月十九日，日军大本营下达进攻广州命令。

广东地区中国守军为第四战区之第十二集团军所属之第六十二、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以及独立第九、第二十旅等部队。作战任务是力求维护广东的国际交通线，阻敌登陆，如敌登陆，应依据广州、增城一线之阵地，相机转入攻势与敌作战，作战重点，保持在增城地区。

日军第十八师团、第一〇四师团，第九旅团于十月十二日晨，在军舰数十艘、飞机百余架掩护下，在大亚湾之澳头港及其以东地区，奇袭登陆。敌军先后攻陷淡水、惠阳、横沥、平陵、派潭趋从化；一部由淡水截断广九路趋樟木头、石龙、宝安，拊虎门要塞之侧背。中国军队节节失利，水陆交通俱遭破坏，广州于十月二十一日失陷。

日军第五师团于十月二十二日在珠江口大角岛西岸登陆，二十三日占领虎门要塞，二十五日占领三水，二十六日占领佛山，二十九日到达广州市南货仓。

中国军队第四战区之第十二集团军转移至粤北清远、横石、良口迄新丰之线。日军占领广州后，放弃大亚湾之联络线，改用珠江水路向广州补给。中国军队遂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克复从化，十二月九、十两日克复惠阳、博罗、宝安。日军第二十一军抽出一个师团用于华北，以两个师团以广州为中心，转取守势，敌我呈对峙状态。从余汉谋投蒋说到广州弃守李洁之1

一九三六年七月间，从陈济棠集团中分化出来的第一军军长余汉谋，在赣南通电就任南京委派的第四路军总司令兼广州绥靖主任职务，回师广东，压迫陈济棠下野。此后两年多（在广州沦陷前），余一直驻守广州。但那时蒋介石已基本上控制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余汉谋这个第四路军总司令，不仅不能像陈济棠当权时一样干预党政，甚至连对自己部队的指挥布置也不容易当家做主。余汉谋也知道自己过去与蒋介石毫无渊源，在国民党内又没有什么派系可作奥援。（黄慕松奉派当粤主席时，因与余有师生关系，还多少可替余说话，黄死后，余就更感孤立了）因此，他在和自己的亲近干部谈话中，经常流露出当小媳妇的悲哀心情。我记得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同蒋阿拉（指蒋介石）做伙计，没有自己的本钱（意即实力）是不行的；对于自己的职务过于负责也是不行的。”余汉谋在这两年多期间，正是拿这两句话作为指导思想，小心翼翼地和蒋介石打交道。一方面，他念念不忘尽可能保持部队实力；另一方面，为了应付环境，免触蒋介石的猜忌，他表面上唯唯诺诺，凡事请示遵办，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余汉谋回师广州一年后便发生七七抗战，以后又一年多，广州便沦陷了（一九三八年）。余汉谋部队放弃广州之役，一般称为惠（惠州）广（广州）战役，一共只打了九天（由十月十二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至二十一日我军撤出广州市区止），是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弃城失地的败仗之一。蒋介石是最高统帅固然要负其责，而余汉谋身为防守军的总司令，具体负责主持这一战役，事实上也难辞其咎。笔者过去与余汉谋是多年的袍泽，余回师驱陈后就一直参加他的核心活动。先后担任广东省会警察局长和第四战区兵站总监。现在根据个人回忆，把这一段两年多时间的蒋、余矛盾内幕和广州弃守的实况叙述如下：蒋介石千方百计控制广东

陈济棠被迫下野，“西南”五年多来的半独立局面从此瓦解。余汉谋的倒戈，对蒋介石的统一广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蒋介石为了酬庸余汉谋的劳绩和收拾第一集团军将士的军心，当然要对余汉谋有所敷衍和借重，但蒋对于非嫡系而又长期和自己对抗过的广东部队是绝不会加以信赖的。余汉谋于七月二十三日由韶关抵广州，蒋当时即派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防空学校校长黄镇球和余同来。过两天，陈诚也衔蒋命飞穗布置“委员长广州行营”。那时候，广西李、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蒋借口准备对桂省用兵，首先就把嫡系部队如第二十五军万耀煌所部的第十三师、孙元良的第十八师等先后调到广东，以后又调来罗卓英的第十八军的三个师驻在粤汉路南段和广州石龙虎门这条大动脉上，并派罗卓英为粤汉路警备司令（七七抗战后才把罗部调走）。这些军事措施，对余汉谋的第四路军起监视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蒋介石本人于八月十一日抵广州，直至九月底才返回南京。在这一个多月时间中，蒋亲自指挥布置，加强对广东党、政、军三方面的控制。在国民党党务工作方面，蒋把实权交给了以曾养甫为首的CC系（曾为广东党务特派员之一），CC成员谌小岑和余俊贤部分别被安排为省、市党部书记长；在改组政府方面，蒋以黄慕松代替林云陔为广东省府主席，并以曾养甫为广州市长，此外蒋还直接安排广东省九个行政区的人事。余汉谋那时除了推荐我担任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之外，对广东党、政各个方面的人事安排，表面上是服从蒋的意见的。余左右如李煦寰（第四路军总部政治部主任）等虽有染指党、政之心，但余汉谋力避干预党、政之嫌，不敢出面加以支持，力求避免与蒋方在人事上发生摩擦。

余汉谋回穗之初，为了迅速布置统治广州的军事力量，棋先一着地安排我为省会警察局局长，使蒋面对既成事实，不能不承认下来。但那时蒋介石的蓝衣社（即力行社，在西安事变后改名为复兴社）正力图在全国范围内控制警察的组织。在他们看来，省会警察局局长职务落在余汉谋手中，对他们的发展是有妨碍的。陈诚因与我过去在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有同事之谊，这时候（大约是八月中旬）曾装出亲切的口吻对我进行诱劝说：“洁之兄：你是很有能力的正式军人，应该去搞军事工作，当个师长才是，搞警察工作，简直是大材小用了。如果第四路军不能安置的话，你到南京去，中央马上可以给你一个师长职务，使你更有发展前途。”我当时答复陈诚：“我个人没有意见，请你去和余总司令商谈。”陈见我答复不着边际，便不再谈了。过了十多天，蒋介石在黄埔召见我，问及广州市当时的治安情况。我说：“一般还好，只是日本人、台湾浪人在广州很活动，经常造谣生事，大干走私漏税的勾当。”我当时还举出一些具体事实和警察局所采取的对策向蒋报告。我反问蒋：“万一日本人制造类似南京日本领事失踪的事，或公开向我军警寻衅，应该怎样应付？中央对此有何方针原则？”蒋对我答复说：“这样子是不行的，你一定要切实加以制止，不能让他们胡闹；如果万一发生什么事件，那就算是你倒霉，中央政府是绝对不能替你负责的。”蒋当时还怕我听不清楚，反复对我说了三次。很显然，这是一个有意恐吓我的难题，目的是迫使我知难而退。只要我被吓倒了提出辞职，他就可以用他的蓝衣社人马来掌握广州警察了。可是，经过这次谈话之后，我并没有知难而退。不久，蒋介石的蓝衣社组织在广州行营掩护下，就由张君嵩、李节文、李崇诗等骨干分子负责在广东各地进行发展。张君嵩是蒋新委派的广东省缉私处长，他过去与我在粤军第一师和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师时期有一段同事的关系，彼此比较熟悉。那时我和李煦寰、张建（第四路军军医处长）在余汉谋系统中有“少壮派”之称，张君嵩就很露骨地以我们这三人为拉拢发展的对象。有一次，张装出很知己、很热情的样子对我说：“你们几个人都很进步，很能干，只可惜没有参加一种组织，我以为今天单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张这一番话的弦外之音，就是试探我们对参加蓝衣社的态度。当时我答复张：“我们都是国民党党员，只知有这个组织不知还有其他。我们这次参加反陈（济棠）运动，是为爱国心所驱使，我相信其他第四路军的高级军官，大家的态度都是一样的。”张看见我这样的态度，也就不便再谈下去。过去张每星期总有一两次来找我谈天，经过这一次谈话以后，就再不来找我了。大约半年以后，蓝衣社在广东的组织逐步有了发展，并在广州实行恐怖政策，先后秘密绑走二十七人，不知所终。当时余汉谋和我对他们的乱作胡为都感到头疼。我在警察局某次纪念周讲话时曾以警告的口气说过：“我们是负责保护广州市市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以后无论什么机关、什么人，如果不经过合法手续，事先不知会各分局，擅在市内捕人，必立即加以制止；如不听制止，应作土匪绑票看待，各员警有权开枪。”我还把这一段讲话记录送往广州和香港各报发表。

到了一九三六年冬，蒋又任命他的嫡系人物邹洪为广东省保安处长，跟着就派人四出招兵买马，向外国购买大批军火，成立了四个保安旅，以古鼎华、王作华、吴乃宪、池中宽分任旅长，分驻于广州属、潮州属、肇庆属和海南岛各地。蒋把这样大的部队配置在省内各重要地方，其作用当然和第十八军一样是对余汉谋部队的监视和牵制。后来在惠广战役中，这些部队一个也没有参加作战。此外，张君嵩的缉私处不久也成立了和步兵团编制装备一样的税警团两个，分驻惠阳、宝安、东莞、中山、新会各地。

和蒋介石在粤发展武装实力的同一期间，余汉谋格于环境，为了取信于蒋，曾主动地对第四路军进行过两次整编。按理，蒋要建立新部队，大可以把第四路军一些被裁并的步兵团拨去改编，但蒋却自有打算。他对于那些非嫡系的部队弃同敝屣，宁可另起炉灶建立嫡系武装。至于一裁一编中虚耗多少国家支出，蒋是毫不加以考虑的。

蒋介石除了通过蓝衣社的组织，逐步加强控制广东的军、政以外，在蒋的纵容下，CC系的势力也不断向党、政、军三方面逐步渗入，在粤CC系头子曾养甫身任广州市市长，并以广东党务特派员之一的身份，指挥谌小岑、余俊贤等控制了省、市的国民党组织。曾回粤之初，气焰迫人。记得当时我和李煦寰两人有一次去见他，商谈有关省、市党部改组的问题。我们开口问及改组的人事安排，曾即大声回答：“这都是中央决定。”我们对于他这种拿中央来吓唬人的态度十分反感，也不客气回敬他几句硬话，弄得大家不欢而散。曾养甫不仅在党务上独揽大权，同时还在广州市范围内大力支持蓝衣社的活动。在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曾命令各大城市的市政府成立所谓“社会训练处”，任务是把当地的工人店员分期分批地设班集训三个月，施以所谓“抗战教育”。按规定，该处应由当地的宪兵司令、警察局长分任正副处长，但曾养甫接到命令后，却不照规定把训练任务交宪警两机关负责，而另行委派蓝衣社骨干张君嵩为处长。训练班一共搞了四期，每期都有一千多人，结业后，就按各警察分局区域，组织一个所谓“社训区队”，给予枪弹，美其名曰协助警察维持治安，实际上就是监视警察的行动。这也引起了余汉谋方面的不满。后来还由我出面要张把那些“社训区队”队部并入各区警察分局办公，使警察方面也能了解他们的活动。余部一再整编和日趋腐化

原来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共有陆军六个军，十五个师，连同一些直辖的特种部队共约七十八个团。余汉谋的第四路军把一集团军的摊子接收过来首先面临一个整编的问题。在蒋介石来说，趁陈济棠的垮台来压缩广东军队，当然是势在必行的。余汉谋回师以后，一方面为了向蒋表示无拥兵自重的野心，固愿意自动进行整编；但另一方面，由于蒋介石从九月份起核减第四路军每月军费为广东毫券三百万元，比陈济棠时代的五百万元几乎减少了百分之四十，这样一来，不裁减部队也无法维持给养。因此，余汉谋的第四路军在一九三六年八月间就进行第一次整编，把原来第一集团军的机构裁去六个军司令部，五个师司令部，重新编成十个师，二十个旅，共步兵六十个团和一些特种部队。这一次整编是余汉谋自动进行的，表面上总算裁减了十多个团，但实际上只裁减去一些指挥机构，调动了一批军事干部，在兵力上仍然维持在十五万人左右，被裁各团的兵员，正好分别补充到保留建制的各单位缺额中去。因此，可以说，第四路军经过第一次整编，不独无损于实力，而且使组织上更臻健全。这一点，蒋介石当然也看到的。为了要达到削弱第四路军的目的，在第一次整编完竣不久，蒋就要余在第四路军分割出两个师交给李扬敬作为成立第六路军的基本部队，调到福建去。这一措施，当时受到余汉谋左右的激烈反对，并由第四路军的练惕生、李崇纲、邓志才、利树宗等四个旅长首先公开表示不愿受李扬敬的节制。蒋看到反响强烈，不便一意孤行，结果此事没有实现。

余汉谋那时一方面想保持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又害怕引起蒋介石的猜忌，心情是很矛盾的。但由于蒋的压力一天天增加，余汉谋就不能不因应形势，对蒋有所让步。因此，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间，余汉谋又请求进行第二次整编军队。结果将十个师二十个旅的六十个步兵团裁并为四十个步兵团，另成立罗梓材的一个教导旅。这就比第一次整编后原有兵力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三十。蒋对第四路军这一次整编是感到满意的。蒋各地的御用报纸也刊载第四路军整编的消息，还表扬余汉谋“公忠体国”，非拥兵自重的地方军事长官可比。在此以前，余汉谋还接受蒋的命令，把第四路军黄涛的第一五七师调离广东，驻防福建的漳州、厦门一带。

事实上，这是抗战前夕的一次整编部队。按照当时形势，中日关系已日趋紧张，全国御侮救亡的气氛高涨。记得那时（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宋子文曾来广州活动，逗留了一个时期，他每星期都有一两次约我到长堤中国银行二楼去谈国际问题和交换情报。其中有一次，宋子文曾对我说：“我现在从美国、英国方面获得很可靠的情报，日本人最近三个月内就要动手发动大规模的陆、海、空军向我国进行侵略。”这个情报宋子文知道，蒋介石当然不会不知道，如果蒋真的有心作抗战准备，是没有理由在抗战前夕批准余汉谋裁并军队的请求的。这就正反映他念念不忘的是千方百计削弱一切非嫡系的部队实力，以进一步加强个人的军事独裁。

说到余汉谋的第四路军，主要是由大革命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的部队发展起来的。官兵大部分都是广东人，在军阀混战时期，曾在广东、广西、湖南打过不少内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在陈济棠时期，曾利用广东人民的血汗向德国、捷克购买不少新式武器；一般说来，它的装备在当时全国军队中是属于第一流的，有些甚至比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还要好。经过两度整编后，实力虽比陈济棠的第一集团军时期大见减削，仍不失为一支十万以上的大军。但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各怀异志，整个第四路军便越来越成为一个腐烂的封建军事集团，在惠广战役中充分暴露了它的腐朽无能。2

余汉谋驻赣南时的第一军原辖三个师，这是回师广东驱逐陈济棠的主力部队，第四路军成立后，这三个师分别更改番号为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二师、第一五三师。由于历史关系，这三个师在第四路军中俨然自居于嫡系，他们以为江山是老子打来的，一天天地骄纵起来。余汉谋对这些过去第一军的基本部队，当然也不免有所偏爱。过去第一军在赣南时期曾公开组织一个“双田公司”经营钨砂生意，四年间获得巨额利润，这些利润中的一部分已分拨给军、师、团作公积金。余汉谋回师广东以后，为了酬庸第一军的人马，曾特准各单位将所存公积金的半数左右提出分发给各级军官佐，使大家占有一笔相当数目的钱。那些处长、团长级以上的人员，几乎都由此而买了洋房汽车，过着奢靡的生活。举一个例，当时不少将官、校官一般都备有三种服装，他们在部队里穿的是军装，回广州白天逛街穿的是洋服，晚上到陈塘、东堤喝酒嫖妓穿的是丝绸长衫。这样的腐化堕落现象，在前第一军司令部和那时第一五一师、第一五二师的官佐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同时在第四路军内部营商走私的风气也很盛，一些在军中一向被认为比较“正派”的官佐，也暗中和商人合股做买卖，至于那些一贯营私舞弊之徒，更利用职权大干其走私漏税的勾当。驻扎惠阳、宝安、中山、新会的部队多以此为利薮，运出的是钨砂，运入的是洋货，唯利是图，无法无天。那时第一五一师的一个营长朱学濂就经常明目张胆地用一部小汽车运载钨砂由紫金经惠阳至澳头附近出口；驻扎中山的某营长也在前山附近武装走私洋货入口，使海关人员为之侧目。记得有一次，我和张建曾将听来的情况告诉莫希德（第一五一师师长），莫竟一口咬定是造谣中伤，反劝我们不要轻信。这是高级将领公开出面维护走私的一例。

第四路军也和其他国民党军队一样，所谓军队政治教育，都是印发一些宣传小册子，或在纪念周作一些照本宣科的空洞宣传，对于如何认识形势，鼓舞士气，加强抗战必胜信念的教育，从来就不予重视。驻防各地的部队和当地群众关系都很坏。例如驻守国防第一线惠阳、淡水一带的第一五一师何联芳旅就经常包烟庇赌，而且还发生过士兵调戏采樵妇女的事件。当地人民向何提出控诉，何也不对部下切实约束，弄到以后群众忍无可忍，便先后发生过三宗打伤或打死何部士兵的事件。余汉谋把这样将骄兵惰、军纪败坏的部队摆在保卫大广州的国防前线，不打败仗，那才是奇迹呢！蒋借口抗战调虎离山和余、宋之间的勾结

蒋介石一向对非嫡系的部队惯用“分而治之”的办法来逐步加以削弱，对余汉谋的第四路军当然也不会例外。但由于广东部队有多次的反蒋历史，封建割据的色彩又较浓厚，在归顺南京政府之初，军心本来不很安定。这一点蒋介石是体察到的，因此对问题处理也比较审慎，特别经过上述拟分割二师交李扬敬另组第六路军受到激烈反对以后，蒋更侧重怀柔政策，免生激变。那时候，整个第四路军除了第一五七师被调驻福建之外，其余都留驻广东省内，力量还相当完整。七七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在抗日大题目下发号施令，调兵遣将，在当时来说是顺理成章，难以违抗的。蒋正是这样地借抗战之名，行削弱异己之实。在八一三上海抗战发生后，蒋介石立即向第四路军抽调部队。余汉谋奉命曾先后派遣了副总司令香翰屏率领巫剑虹的第一五四师、叶肇的第一六〇师、谭邃的第一五九师、邓龙光的第一五六师和彭林生的教导旅，合计兵力约五万余人参加了上海会战和南京保卫战。在战争中，这些部队损失严重，元气大伤。一九三八年春，第四路军虽获得相当的补充，增编了两个师（其中一八七师是由教导旅扩编的）和两个独立旅，但都是些新兵，没有实战的经验。那时候，余汉谋眼见抗战后自己的军队本钱逐渐短少，心里也暗暗焦急。特别是自从军费被核减为每月三百万元毫券以后，军中经费支绌，只能勉强维持各机关部队官兵的薪饷、服装、医药和一些教育费用，至于要添置新武器和防空器材都根本办不到。余汉谋正在苦闷之中，忽然获得搭上宋子文的机会。这一段内幕插曲大约发生于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那时宋子文来到广州拉拢余汉谋、徐景唐支持他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粤主席自黄慕松逝世后即由吴铁城继任）。谈到宋子文，记得在“西南”时期我下香港见胡汉民时曾听胡说过：宋因赴美搞棉麦大借款事与蒋发生过别扭，以后回国长期只保留一个中央银行总裁，没有担任其他政府要职。吴铁城回粤任主席只一年，各方面对吴的官僚政客作风都不很满意，特别是由于吴在上海将要来接粤主席时曾答应给李煦寰（当时李代表余汉谋到上海和吴联络）当民政厅长，回粤后却自兼民政厅长，不予兑现，以后又直接以省主席名义委派郑丰为工业管理处处长，不征求建设厅长徐景唐的同意，引起李和徐的严重不满。徐是余汉谋的拜把兄弟，原任第四路军参谋长。余汉谋把这个拜把兄弟作为沟通军政关系的桥梁人物而调任建设厅，吴铁城对李（也是余的拜把）和徐的不买账，就使得余、吴之间的关系发生裂痕。宋子文这时静极思动，看准了广东地盘的重要性，就对蒋提出回粤当主席的要求。宋有的是钱，他答应给余汉谋港币三百万元向外国采购新式武器装备第四路军。余汉谋正苦于没有后台老板在政治上、经济上来作他的奥援，这次宋子文伸手过来，自然乐得接受。宋子文在地方上既获得余汉谋的支持，在蒋介石方面也初步取得同意，于是就全心全意准备走马上任。为了在广州作久居之计，还特地买受了东山农林路前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的建有防空室的华贵洋房。余汉谋拿到宋子文的三百万港币，立刻便向捷克、德国订购了一批轻重机枪、迫击炮、小钢炮、防空通讯设备、运输汽车，着手加强自己部队的装备。众所周知，宋子文本来就是蒋的人，但尽管如此，由于他这一次不通过蒋而径行拉拢收买地方军事势力，结果却引起了蒋的猜忌和不满。据说当最后决定宋子文出任粤主席问题的前一晚，蒋介石曾打电话给宋子文，提出宋任粤主席后应把他的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交出来。宋对这一条件不肯同意，这一来宋出任粤主席问题便被搁置起来。至于余汉谋拿了宋的三百万元怎么办呢？无功不受禄，自然非还给宋不可。以后余汉谋便想出办法，借口购置防空设备和通讯器材，加强广东国防力量，提出由广东省银行秘密增发毫券还款给宋子文了事。这样余、宋之间交易未成，广东人民却因此而付出了血汗。自此以后，蒋介石对余汉谋也增加了猜忌，曾一度打算调余汉谋全部第四路军出省外作战。这一事情大约发生在一九三八年五月间，那时宋子文想当粤主席事已告吹，武汉方面忽来了一个密电（谁拍这电报，现在记不清楚了）给余汉谋，通知余说蒋有意把第四路军全部调离广东到其他战区作战。余接电后，立刻用电话邀集徐景唐、李煦寰和我三人到他的梅花村公馆密商应付办法。当时我们三人听到这一消息，也感到蒋把抗战大题目压过来，不接受命令是不行的，但如果真的被调到省外，整个部队就将从此漂泊无根。大家谈了半天，想不出好的对策，结论还是看看事情演变如何再说。后来事过半个月，还未见下文。有一天，我向徐景唐询问此事究竟，徐告诉我，何应钦和钱大钧两人顾虑到影响广东部队的军心，都不赞成这一做法，以后蒋也打消了原意。但是，在整个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待一切非嫡系的杂牌部队的基本策略，首先就是“调虎离山”。即使一时间不能全部调，也得调他一部分。是年七八月间，豫北战事紧张，蒋就立刻抽调李汉魂的第六十四军（下辖陈公侠的第一五五师和彭林生的第一八七师）到兰封罗王寨参加作战。同一期间，赣北战事紧张，蒋又调去叶肇的第六十六军（下辖陈骥的第一五九师和宋士台的第一六〇师）到南浔线参加作战。九月间，鄂南战事紧张，王德全的第一五六师又被调到蒲圻作战。在这些战役中，第四路军的参战部队都遭受到严重的损失。一误再误的惠广战役

远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初，余汉谋接到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情报，说日军现在台湾集结陆军四个师团、海军舰艇约八九十艘，合计兵力约八万多人，即将大举向广东进犯。当时广东方面曾引起一度的紧张，第四路军总部和广东省政府已准备必要时迁到翁源，并在翁源构筑防空地下室备用。在军事部署方面，余汉谋遵照蒋介石的作战战略，组织参谋旅行，侦察地形，决定阵地，在广州近郊沿珠江口东岸自番禺至东莞、宝安，沿大亚湾海岸至淡水、惠阳、增城、从化各地布防，部署军队：以莫希德的第一五一师师司令部和直属队驻惠阳，温淑海旅分驻龙岗、深圳，何联芳旅分驻澳头、淡水、惠阳；以张瑞贵的第一五三师师司令部和直属队驻公平（宝安县属），陈耀枢旅分驻宝安、乌石岩、西乡，钟芳峻旅分驻沙井、新桥、楼村；以曾友仁的第一五八师分驻新塘、乌涌附近；以王德全的第一五六师驻增城；李振的第一八六师驻从化；以梁世骥的第一五四师（缺一团）驻花县；张简荪的独立第九旅驻中山；陈勉吾的独立第二十旅驻佛山；陈崇范的炮兵指挥部（不足两个团）、余伯泉的高炮营、曹绍恩的战车队和一些直属部队驻广州近郊。这一军事部署，除王德全的第一五六师于九月间奉调鄂南，增城由李振的第一八六师接防之外，在惠广战役的前夕，基本上没有改变。此外，第四路军还成立了国防工程委员会，向香港采购大量钢铁、水泥，在各阵地构筑防御工事。广东省府也发行了三百万元国防公债，广东省动员委员会还发动中等学校以上学生各回本乡半月去宣传和组织群众，俨然是准备抗战的样子。但事隔不久，军委会又来一次情报，说日军已改变战略，将四个师团改调长江地区作战，准备先打下我们的心脏——武汉。这样一来，广东军、政当局就开始松懈下去。广东这一回以“准备抗战”为名而发行国防公债三百万元（广州市按一个月房租派认数额为一百三十万元）来说，也是天一半地一半，给人浑水摸了鱼，真正用于国防建设的为数实在有限。广州失陷后，我在韶关就亲耳听到总部秘书长陈同昶（余汉谋的高要同乡）说：“据说么哥（黄范一的诨名，黄是余汉谋高要同乡亲信人物之一，他当时以总部少将参议派往负责广东省动员委员会）在国防公债中捞了五十万，钟天心（孙科派的立法委员，当时回粤协助李煦寰搞对民众宣传组织工作）也捞了二十万元，弄得外边大家都妈妈声（即粤语‘丢那妈’之意）了。”

此外，曾养甫当时是以兼代财政厅长的资格实际掌握国防公债的款项，他也利用职权，擅从公债项下拨出数十万元修筑广州市政府的防空室和他的梅花村公馆的防空室。这件事引起余汉谋的严重不满，曾派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去见曾养甫，指出这些防空室的构筑，不属国防范围；但曾养甫却借口广州市负担了一百三十万元，应该有所分沾，明目张胆地从中捞了一大把。

论理，广州是华南国防前线重镇，也是抗战初期的国际交通要点。敌人暂时不来侵犯广州，不等于说敌人已经忘记广州了。那时第四路军经蒋一再抽调部队到省外作战后，实际上控制在广、惠间的部队如上所述合计兵力仅得六万人左右，分配在长达三百公里的战线上面，面对强大敌人海、陆、空军的联合进攻，是不容易应付的。

在广州沦陷前，蒋介石对敌人可能进攻的战略方针一直作出极其错误的判断，对当时的大英帝国力量也作了过高的估计，以为日军虽企图向华南进犯，但由于对英国有所顾忌，可能不敢过分威胁香港。他因此判断敌人如果向广东侵犯，其目的只不过在切断我广九线深圳至石龙一段的陆上交通和宝安至太平这一段的海上交通，敌人的主力必然使用在虎门要塞地带进攻，而在大亚湾附近只是一种佯攻，以牵制我兵力而已。在敌人兵力方面，蒋亦以为敌方只有海军、空军和陆战队，兵力不会很大。根据这样的判断，蒋介石早就以确保广九线为他的作战的主旨，一再指示余汉谋切实执行，不许擅自变动。

一九三八年十月四日，余汉谋接到军委会的情报说：日军在台湾集结陆军两个师团，海军舰艇约三十艘，空军各种飞机约七八十架，即将向广东进犯。那时候的广东军、政人员思想上还是疑信参半，甚至有些人还存有“以夷制夷”的幻想，以为日本不敢过分刺激英国，暂时还不会侵略华南。余汉谋身负保卫华南国防的重责，不顾国家利害和群众生命财产，若无其事地不作任何军事上的防范部署，各级指挥官也毫无敌情观念，任由所属各级官佐离开防地往广州甚至到香港等地游耍。直至十月十日晚上，第一五一师师长莫希德发现了敌海军舰艇云集大亚湾海面，打电话到广州和香港，请各电影院放映字幕，通知所属军官赶快回防。

敌人这回真的来了。十月四日军委会来的情报是正确的。向我南海出动的日军在华南派遣军第二十一军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指挥下的兵力大约为四万余人，其先头舰艇于十月十日黄昏时进抵我大亚湾附近海面。十一日晚上，敌方全部陆、海、空军都集中到这个海面，并完成强行登陆的各种准备。十二日拂晓开始以海、空军掩护陆军向澳头附近强行登陆成功，侵占了我淡水后，即沿惠淡公路、惠增公路继续向我腹地进犯。这时敌人的企图已经明了，第一，来犯的日军不只有海、空军和陆战队，而且有陆军两个师团，敌人是倾全部兵力在澳头附近登陆的；第二，敌军并非把主攻放在虎门要塞地带，它的目的亦不仅在切断我深圳至石龙的国际交通路线，而是登陆后沿惠淡、惠博两公路挺进，以主力绕出龙门、从化、花县对广州作大包围，同时以一部出增城沿广增公路向广州长驱直进。正由于蒋介石对敌情判断错误，相应而来的战略部署也就跟着错误了。那时蒋介石指导余汉谋所作的军事部署，从澳头、淡水、惠阳至博罗这样纵深的战线，实际上只控制着三个步兵团的兵力，而在增城也只控制着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在蒋、余的心目中，以为这样有利于节节抵抗，实际上适得其反，正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大好机会。

蒋介石打仗的独断专行一贯作风是尽人皆知的。论理，最高统帅部对于作战指导，一般只能作战略上的决定，指挥兵力的使用，到师到旅就是极限了。但蒋介石却要直接决定各战场的战术问题和直接指挥到团到营，使各战场的总司令、军长、师长成为他的命令传达官，毫无机动权力。在惠广战役中，蒋的这一套作战作风一开始时就表现出来。当十月十一日晚上，大亚湾海面发现敌海军舰艇数十艘集结时，莫希德就判断敌人必在澳头附近强行登陆，当即用电话请余汉谋准将何联芳旅全部调往澳头附近，以加强第一线兵力；将温淑海旅全部调往淡水，以加强第二线兵力；另请调得力部队防守惠阳。余汉谋即据此转报远在武汉的蒋介石核示，但蒋都未批准，着余仍照原来部署进行防御，只指示可将张瑞贵师钟芳峻旅相机调往广九线常平附近以为策应。至十二日晚淡水失陷后，莫希德又请求调温淑海旅向淡水之敌反攻，亦无结果。蒋介石于战局危急时才同意将远处潮汕和琼崖的黄涛师和陈章师调回来。但由于战争形势急速逆转，这些部队事实上都不可能及时赶到增援。本来当敌军占领淡水继续向我腹地进犯之际，驻深圳的温淑海旅和驻宝安的陈耀枢旅还拥有七八千人的兵力，大可以转用到惠阳、博罗方面作战或调到增城去加强我军的后备力量，但由于余汉谋优柔寡断，在战争进入紧张阶段时，仍让这两旅待在敌人后方毫无动作。十月十五日惠阳失陷，十六日博罗失陷。在这一段时间内，余汉谋于手忙脚乱中任命了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为前敌总指挥，但事实上总指挥部也来不及组织起来，战斗序列也没有确定，甚至连与各部队联系的通信设备也没有。李振球在乱糟糟的局面下，只带了几个参谋副官往增城朱村去设立指挥所。以后我军虽在增城博罗公路附近的福田和增城以北的正果一度击退来犯敌人，但敌军在增援后又以强大的炮兵和大量空军配合进攻增城。守增城的李振师和陈崇范的炮兵加上蒋介石新从湖南调来增援的一个重炮兵团，都被敌空军轰炸得一塌糊涂，我方的大炮战车都不能运动。二十日，李振师向钟落潭方面溃退，敌军渡过增江，侵占了增城，并继续沿广州增城公路向广州进犯，至此惠广战役已经接近尾声，我军已无大的抵抗了。不战后撤　广州弃守

当敌军十五日仍继续北犯，第四路军政治部反渲染为大捷，伪造了一大堆战报，广州各报十六日便据此大事宣传，把对人民的欺骗说成为安定人心，使人对严重敌情产生麻痹。就在这一天下午，前方情报说敌人已改变作战计划，以大部队从响水附近绕出龙门、正果、派潭、从化至花县，向广州作大包围。那时第四路军总部才着了慌，赶快下令叫警察局于十七日早通知市民疏散，所谓大捷的无耻宣传，由他们自己来揭穿了。以后不到几天，广州就弃守了。这不仅使当时的广州老百姓莫名其妙，连我作为第四战区的兵站总监也摸不着头脑，自己在撤退时也狼狈万分。以下是个人当时亲历的一些回忆。

十月十四日我把广东省会警察局局长的职务交卸给新任局长李郁堃，以后就专责搞第四战区兵站总监。那时总监部刚着手筹备组织，官员还没有配齐，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招牌。二十日下午我照例到市郊大福岭的第四路军总部指挥部打听战况，在那里遇见参谋处长赵一肩。我问他前方情况如何，赵说：“消息不妙，敌军攻势很猛，我们怕支持不住了。”那时在座的还有副官长黄延桢等。我对他们说：“有什么情况，你们要及时通知我们才好。”我随即把我的住宅电话和军用电话告诉他们以后便走了。晚上我驱车到东山保安街余汉谋的公馆，打算直接向他了解一些前方情况，入门之后，看见前厅衣帽架上挂着很多军帽，我问余的保卫员是否总司令在楼上宴客，他说不是请客，是在开会。我走到三楼的弹子房，进门时余汉谋正在讲话，在座的有香翰屏、王俊、赵一肩、黄延桢、曾友仁、陈章、张建、马炳洪、李江等十多人。墙上挂着广东省十万分之一地图和当天的敌我态势图。余汉谋说完话，便由参谋处长赵一肩报告几天来的作战经过和我军各部队现在的情形，以及对敌情的判断。跟着便是惯于纸上谈兵的参谋长王俊发言。他夸夸其谈地说了很多话，大意是前方虽然失利，但我军过去只使用了两个师一个独立旅和不到三个炮兵团的兵力，还有好些后备力量没有用上，因此认为一时失败，不足为虑。他还提出自己的作战计划，用手在地图上不断指划解释。据说这是一个在增城附近网开一面，诱敌深入至广增之间然后聚而歼之的作战计划。他建议采取如下具体部署：我军以陈勉吾旅死守正果，阻止敌人渡过增江；李振师固守脂铺；莫希德师位于钟落潭附近负责策应；梁世骥师仍在福和附近设防；张简荪旅出太和以东；曾友仁师向大埔推进；张瑞贵师向中新推进；黄涛师出响水截击敌人归路；陈章师为总预备队，位于沙河附近。王俊还说：“这样就可以布成一个袋形，让敌人进入我们的袋里，就会成为一个皮球一样，我踢、你踢、他踢，四面八方都向它踢，结果一定会被我们踢破，达成我们预期的目的，即将敌人歼灭于广增之间。”王俊还跟着把他这一套计划称为“球状战术”，要求余汉谋马上下命令，各部队长官切实执行。

这一位何应钦派来的参谋长的计划，似乎也说得头头是道，但实际上又是纸上谈兵，王俊连自己部队目前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在座大部分将领对他的计划都表示怀疑。有人反问王俊：陈旅、李师、莫师正向增城西北溃退，现在位置不明，怎能要他们固守正果、脂铺、钟落潭等地呢？有人又指出：陈章师先头部队才到广州，大部分尚在恩平、阳江间；黄涛师先头部队才到紫金，大部分还在揭阳附近，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来不及参加广增间的会战。一时会上议论纷纷，有人认为敌人主力正向我派潭、从化、花县推进，在包围广州，我们根本不可能和它在广增间进行决战。有人主张暂时保存一些实力，向粤北转进，然后重新部署兵力，再向广州作反包围。这时又有一个提议，主张在广增公路两侧福和石桥和石滩以北之线布防，以阻击向广州进犯之敌，并掩护市民撤退。这一个提议经讨论后取得了余汉谋的同意。他当时就用口头命令分配各师、旅、团的任务，要他们马上行动，各向指定的位置出发，准备迎击来犯的敌军。

这是广州弃守前第四路军总部最后一次军事会议。当余汉谋已决定抗击敌军以掩护广州撤退，并进入讨论军事部署的细则问题的时候，我邀集了总部军需处长马炳洪、军医处长张建等三四个人到另外一室商谈有关后方勤务工作问题。当时大家认为事机已迫，除非有奇迹出现，否则广州失陷只是时间问题。我们计算增城到广州距离有一百多公里，如果按计划在广增间作战，起码可支持三天，那就最低限度还有五天时间给我们疏散。因此就决定抓紧时间，将各种军用物资和医院伤病人员撤往粤北韶关附近，并请第四路军兵站分监简作祯尽快尽量准备水陆运输工具。

会议开到十一时才散，当晚夜半以后，兵站总监部军需处长黄觐光和丁国来到小北我的寓所告诉我：外边都传说省府、市府和所属各机关已于前几天分向连县、四会疏散，吴铁城主席、曾养甫市长也于昨天“松人”（即上路）。他们认为目前广州市空袭警报频频，交通挤拥，谣言四起，兵站总监部业务未开展，也没有什么物资在手，主张趁早向粤北疏散。我同意他们的意见，着他们立即先率总监部二三十个员兵向翁源疏散。

十月二十一日天亮时候，兵站总监部参谋长刘绍武来对我说：“刚才接通讯队总机电话通知，敌人已越过增城向广州市挺进。余老总（即余汉谋）和各军事机关人员已于天亮前走空了，我们要赶快离开广州。”我觉得这消息十分荒唐，明明昨晚余公馆会议决定了调集各部队到中新、福和之线抗拒敌人，照我计算：现在我军还有梁世骥师、曾友仁师、张瑞贵的钟芳峻旅、张简荪旅、曹绍恩的战车队和新自琼崖调到的陈章师邓其昌旅；还有张君嵩的两个税警团，加上李江的宪兵九个中队，广州市武装警察四千多人，合计兵力不下三万五千人，在那里最低限度可以支持三五天，敌人绝不可能马上向广州长驱直进；而且总司令部那些人也不会不通知我们一声就先自溜走。当时我猜想余汉谋等可能往东北郊大福岭临时指挥所去了，便试打电话到总部和余公馆，但都无人接话，这才大吃一惊，随叫刘绍武去光孝寺广州警备司令部打听究竟。刘回来说：警备司令部人员已登车待发，该部曾其清参谋长说：余老总和总部参谋人员等确于今早四时离开广州，大约往花县去了。不久，军医处长张建也来电话向我询问情况，据张说他早上曾到总部和余公馆，那里阒无一人，显然是走光了。张还告诉我：刚才军医处有一部车子由从化开到，据说沿途还平靖无事；他个人打算九时半就离开广州，沿广从公路向翁源疏散。

我那时和刘绍武商量，都认为非立刻撤退不可，但担心广从公路不安全，决定沿北江走。我们于九时半离开小北寓所，坐车子穿过市中心往泮塘时，看见沿途好几个警察分局的警士都在门前束装待发。在西关还遇到广东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堃乘着一部小车满载行李出走。那时市面上一片慌乱，市民们多半向西北方面奔跑。我们到达荔枝湾，看到有一百多部汽车等待着渡江。那里的渡船能力有限，每小时只能渡四部车子，计算一下，要第二天中午才轮到我们的车子。于是我们便立刻折往黄沙码头，找到一艘自备的电船，取道花地这条小河向佛山、西南，转入北江经芦苞再向清远前进。当我道经黄沙时，回头看到市面行人已经不多，珠江河面小艇已向西走避一空。远望河南士敏土厂附近，东山天河机场附近，三元里白云机场附近，都冒出了浓黑的火烟，还传来一阵阵的爆炸声，大概是在烧毁一些搬不走的军用物资了。在佛山、西南沿途看到无数扶老携幼、拖男带女的难民，他们沿着广三铁路线向西奔跑，不断受到敌人飞机分批袭击。死者暴尸，伤者喊救，生者抢路，惨状难言。我们沿途触目惊心，联想到国家养兵为的是卫国保民，现在敌人还没到来，我们这一批人便纷纷各自逃命，撇下老百姓不顾，把广州就这样放弃了，作为一个中国现役军人，大敌当前却怯懦至此，抚躬自问，宁不愧死！

十月二十二日清晨，我们五六人坐电船到达了清远。到县府打听消息，知道余汉谋、香翰屏、王俊、赴一肩、李煦寰等已于前一天到达那里。他们正在收集情报，计划作第二步的行动。于是我和他们见了面，那时广东省会警察局长李郁堃也逃到那里，余汉谋问他的警察和武装在哪里，李一时支吾其词，无法回答，于是李煦寰当场大打官腔，骂他不该未奉命令擅离职守。李郁堃急得哭了起来，最后还是余汉谋作了转圜，叫他赶返三水把撤退的警察和武装收容下来。

我问参谋处长赵一肩：为什么不执行二十日晚余公馆会议所决定的作战计划，一下子就把广州放弃？为什么总部在撤退前不通知后勤机关？我还把广州老百姓撤退的混乱情况告诉他，埋怨他们在广州真空时期，对于维持治安也没有作出安排指示，太对不起广州市人民。赵一肩才把情况告诉我说：“那天晚上老总（指余汉谋）虽然已在会议上决定抵抗，但他后来又感到责任太重，自己不敢担当，在凌晨二时便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向蒋介石请示。哪知蒋不同意余公馆会议的作战计划。并指示我们马上将广州附近部队转移至粤北重新部署，徐图阻击北犯之敌。余老总得了蒋的指示，便在二十一日清晨四时，下令将总司令部沿广花公路向清远撤退。由于当时乱成一团，许多事情都来不及处理，甚至连你们这些后勤机关也来不及联系通知。这实在是疏忽，应请原谅。”其实赵之所谓疏忽，简直是厚颜无耻的饰词。广州狼狈弃守的内情，赵一肩在这作了欲盖弥彰的招供。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敌军侵占了广州市区。粤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早在三天前逃跑了。（曾养甫逃到四会后，曾自封为“八属军总指挥”，以张君嵩的两个税警团为基础，大事扩编军队，并擅将第四路军第一八六师各单位向四会疏散的枪弹服装收为己有）负保卫大广州军事责任的余汉谋总司令，也在凌晨跑掉。广州市人民从此开始度着沦陷的苦难岁月。“余汉无谋，吴铁失城，曾养有甫（‘甫’字是‘谱’字的谐音，广东话‘有谱’即荒唐之意）”的民谣也从此不胫而走。广东人民和海外广东籍华侨对广州的不战弃守，愤怒非常。

在本文结束前值得一提的是：第一五三师的钟芳峻旅长在参加福田战斗以后，曾几次请求率部到增、博线对敌人进行奇袭，但都没有取得上级的批准。后来在前方听说增城失陷消息，他一时义愤填膺，拔枪自杀。这虽属一种悲观失望的消极行为，但比较一般在抗战中对打败仗恬不知耻的国民党军将领（包括我自己在内）来说，钟芳峻旅长还是一个热血男儿。他的阵前自杀，正充分反映出抗战中大部分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请缨无路的苦闷，也是对蒋介石、余汉谋等消极抗战的一个悲壮的抗议。（白蘅　整理）抗战中的惠广战役曾其清3一、惠广战役前的敌我态势

抗日战争中，在日军攻占平津沪宁之后，广州已成为我国对外交通的枢纽，当时我国外援的军用物资绝大部分从广州进口，因此广州无时不在日军觊觎之中。抗战爆发之初，日本海空军即以台湾澎湖为基地，经常派出舰队游弋于华南海面，封锁海口，检查珠江口外出入广州的外国轮船和袭扰沿海各地。空军初期从台湾或航空母舰起飞轰炸广州和其他地区，特别注意对粤汉、广九铁路的破坏。接着又攻占我珠江口外的三灶岛作海空军的前进基地，并在台湾集结陆军七八万人，积极作进攻华南的准备。

我方在广东方面的作战任务，当时由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所属共约七个步兵师担任。根据敌我形势和战略上的判断，日军对华南发动攻势，其矛头无疑地是指向我们仅有的对外海口——广州。其主登陆地点一般也预料到会在大亚湾的澳头。因为大亚湾水深可泊万吨巨舰，海面宽广，舰艇便于展开，澳头至淡水、惠州有公路可通，进军便利，且地形不太复杂，适于大兵团活动。若由大鹏湾迤西至宝安一带登陆，由于鸦片战争后的中英条约规定，这一段的领水权为英国所有，当时日本还不愿与英国作直接的冲突；若以虎门作为主登陆地点，则虎门的防守设备较强，又要绕过香港海面，较为不便，且由虎门至广州一带系水网地区，地形比较复杂，不适宜于大兵团活动。因此，我们所拟的作战计划大要是：一、由第六十五军长李振球指挥第一五一、第一五八两个师（师长莫希德、曾友仁）担任惠州、淡水、平山和沿海守备任务（不久因蒋介石抽调广东六个师至淞沪等战场，改由莫希德一个师负责守备，该师且改归第八十三军指挥），并加强原由陈济棠时期以内战为目的所构筑的惠州、淡水、平山三个据点和沿海的防御工事，要求守军尽可能当敌登陆未稳定前予以反击，驱逐而歼灭之，最低限度也要坚守惠、淡两个据点，等待增援。二、万一惠、淡被敌攻破，则在增城至石滩沿增江右岸之线和敌决战，因此，也预定构筑不少钢筋混凝土的永久工事。三、如增城作战失利，则以相当兵力固守广州，掩护主力转移清远、新丰预定阵地，利用山岳地带继续作战。四、防守广州的任务，由第六十五军军长兼广州警备司令李振球担任，初步预定使用兵力有第一五八师、第一五二师一个旅，税警总团张君嵩两个团（装备比正规军还好些），宪兵司令李卓元（及李江）部两个宪兵营，广州警察局长李郁堃部武装警察和保安总队约三千人，高射炮余伯泉营（炮十二门）。此外还有重炮兵团（两个营），黄文田的江防舰艇约十余只，战时也可拨归指挥。并加强陈济棠时期以内战为目的所构筑的广州防御工事。

除以上所述的敌我态势外，还要附带说明日本间谍活动情况。日本利用广州毗邻港澳和沙面系外国租界的条件，在抗战前后在广州设立谍报机构做种种活动。此种活动还深入到余总部的心脏部分，如余总部的少将工兵指挥郭某、少将高参李某（东北人）均是潜伏的汉奸。这两人系在抗战开始后由余汉谋的前任参谋长徐景棠以日本陆军士官同学关系介绍进来的，当时广州等处的防御工事设计和阵地组织图案都归他们掌握。余总部本身和蒋介石军统局派来的反谍人员固属不少，但对郭、李活动一直无从发觉，直至广州沦陷前不久才发觉，可是他们已事先逃到香港去了。又如日本派来的女间谍，在七七开战后不久潜来广州做交际花，至一九三八年夏虽曾被反谍人员捕获，但用尽一切方法都无法破获其间谍组织，相反却被假供妄指，搞得满城风雨，草木皆兵。

其次，说说李福林反间谍斗争的经过。开战后，李福林仍住在香港，他自解除军长职务以后，时有怨言。日本认为李具有潜势力，又有不满表现，有收买作为广东方面的大汉奸的条件，于是不断派间谍人员对李进行游说诱骗。李佯与周旋，并请求蒋介石特务人员到港协助，进行反间谍斗争。经半年多的周旋，日本提出要李于一九三八年四月中旬（日子忘记）在广州河南暴动，日本海军则于同日攻击虎门掩护陆战队登陆策应，并派空军到广州天空协助作战，预定在广州河南设空投准备，空投械弹。余汉谋根据上述情报做如下措施：一、虎门一带严密准备，以期一举歼灭登陆之敌；二、举事前夕广州临时宣布戒严，并作应战准备。当日虎门果然受到敌海军的猛烈炮击，但敌军不敢登陆。广州方面整日受敌机一百多架次的侦察扫射而没有空投物资。李福林事后曾痛骂余汉谋和军统特务的庸懦无能。李说：“我费尽心血，张开罗网交由他们去搞，却连一只麻雀仔都捉不到，真是可恨。”二、作战经过和广州沦陷情况

日军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拂晓以海空军掩护其陆军在大亚湾的澳头及其附近地区登陆，主登陆地点在澳头。防守澳头的第一五一师罗懋勋团的一个营因众寡悬殊，在敌海陆空军强大火力压制下，伤亡重大，不支溃退。敌人快速部队即跟踪向淡水挺进。淡水守军罗懋勋团的另两个营，稍经抵抗也即溃退。敌在澳头登陆的同时，并在稔山附近登陆，未遇强烈抵抗，即进占平山。这两个构筑工事多年的据点——淡水、平山，在转瞬间即轻易地被敌占领。至此敌登陆部队已有回旋余地，取得了稳定的局势，为其长驱直进奠定了基础。

翌日（十月十三日）敌乘胜由淡水、平山向惠州（即惠阳）分进合击。防守惠州的任务系由第一五一师长莫希德负责的。第一五一师计两个旅（每旅两团制）和一个补充团。该师当时的位置是：师部和直属队及何联芳旅（内罗懋勋团已在澳头、淡水溃败）在惠阳，温淑海旅在广九铁路的深圳附近（温旅位置原在惠阳，当敌登陆前几天，余汉谋认为敌的主力将在虎门登陆，特令莫希德把温旅调动的），补充团在离惠州约三十公里的博罗城。该师发觉敌登陆后不做集结兵力措施，适敌临城下，乃竟出人意料未发一枪便弃城向东江右岸博罗狼狈溃退。

敌占领淡水、惠州后即以主力渡东江右岸沿博罗至增城公路急进。余汉谋于十月十五日下午召集在广州的有关负责人员开会，研究作战计划。会议由余亲自主持，出席的有余总部参谋长王俊、参谋处长赵一肩、第一五四师长梁世骥、第六十五军兼广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曾其清、炮兵指挥陈崇范等十余人。他们所提出的计划，是以“保存实力”为目的，避免决战。它的主要内容是：以第一八六师李振部、第一五三师钟芳峻旅配合炮兵工兵战车等特种兵部队占领增城至石滩沿增江右岸预设阵地，以第一五四师梁世骥部（缺一个团）为总预备队（原来的第一五四师已在淞沪战场伤亡殆尽，梁师是以后重新成立的，装备不全），另以第二十独立旅陈勉吾部（三个团）控制于增城北的正果墟附近，掩护阵地左翼。其余部队如第一五八师、第一五二师邓琦昌旅、第九独立旅张简荪旅、独立第二团、税警总团两个团等部队则控制在广州附近，美其名曰“第二线兵团”，其实是企图保留的“第二副资本”。此外从潮汕用汽车输送的第一五七师黄涛部的先头已到达紫金县。第一五一师温淑海旅和第一五三师陈耀枢旅在广九铁路的深圳、宝安附近。第一五一师从惠州、淡水溃退的部队约两个团在博罗的罗浮山附近，还有零星部队在广州。其余为第一五二师的另一个旅及保安团三个团尚在粤南一带向广州兼程行动中。这是当时我军的概略位置。

当时会上，我和不少人咸认为敌已登陆的部队已有三个师团的主力，又配合空军和特种兵部队，力量是不能轻视的，我们使用的兵力是不够的。且李振、梁世骥两个师都是新编成的，装备不全。总的来说，我们是居于劣势的。不如把全部兵力投入增城战场，较有胜利把握，但余汉谋、王俊坚不采纳。

关于增城作战的指挥机构和人选也是拖延许久，直到作战前一天才确定下来的。余汉谋自己不敢亲自去指挥，拟派他的前任参谋长调任总参议的缪培南担任“前敌总指挥”，在缪坚决推辞之后（缪推辞原因详后），才派第六十五军军长兼广州警备司令李振球充任该职。李因匆忙受命出发，无周密的作战准备，到达增城朱村仅半天，作战部队已全部崩溃了。这种连指挥机构和人选都是东拉西扯，就更充分说明余汉谋、王俊辈对作战毫无决心且等同儿戏。

十月十七日敌的先遣部队千余人，在空军数架掩护下，沿博罗至增城公路搜索前进。我军第一五三师钟芳峻旅从广九铁路附近调回增城途中，十八日凌晨在福田附近与敌遭遇。钟旅和第一五一师林君勋团、第一八六师叶植楠团协同截击该敌，战斗数小时，敌击溃钟芳峻旅，占领福田。

十月十九日下午，敌派出侦察队分向增城和正果我军阵地作威力侦察的进攻，作全面进攻的准备。翌日（十月二十日）拂晓，敌先以空军和炮兵向我猛烈轰击，继以坦克装甲车掩护其步兵冲击，战斗不足两个小时，我增城和正果的作战部队即告全线崩溃，致总预备队也来不及向第一线增援了。

日军在增城、正果获得胜利后，即向我追击。一路由正果向源潭、从化挺进，企图对广州作战略包围；一路沿增城至广州公路，在敌空军的协同下，对我穷追。我军的损失惨重，所有战车和轻重火炮，都完全丢弃，可说是溃不成军了。

余汉谋获悉增城溃败后，为欺骗人民和部属起见，声言要坚守广州和近郊阵地，继续作战。但到十月二十日深夜闻在长途电话中得蒋介石的同意，即仓皇撤退。这座我国的南大门——广州，未经战斗便于十月二十一日沦入敌手了。尤可痛心者，余汉谋只顾逃命，于十月二十日深夜除在电话中通知部队向清远新丰之线转移外，即乘车仓皇北逃。对部队的转移计划，如而后部队的占领位置、作战行动地区、掩护部队等都没有指定。致遭受敌空军和装甲车队、骑兵队的追击，各部队争先恐后，混乱溃退，轻重火炮丢弃净尽，损失奇重。

二十一日早，敌的地面追击队已到达广州的龙眼洞附近，敌空军则整日不断向我军撤退道路，如广州至从化、花县、佛山等公路以穿梭式低飞轰炸扫射，我军损失很大。如第一五八师的陈绍武旅、独九旅、高射炮营由广州近郊向北撤退途中，因受敌空军和地面追击队的冲击而溃散。第一五八师的叶维浩旅因广州至从化退路已被敌截断，乃退回广州市区，改向花县撤退。宪兵部队沿粤汉铁路撤退，税警总团和警察部队沿广州至三水铁路撤退，均因没有受到敌地面部队的追击，损失较轻。

日军的地面追击队乃是一支快速支队，兵力不强，原来是不难对付的。如第一五二师邓琦昌旅在太平场附近被敌急追难以脱离时，回头一击，仅经两小时的战斗，就把敌追击队击退了。这就足以证明，如果有切实的撤退部署，派定掩护部队，当不致遭受如此惨重的损失。

广东省府主席吴铁城、广州市长曾养甫也和余汉谋一样只顾自己逃命。吴于广州沦陷前数天已逃到粤北的连县。曾于广州撤退前夕，还大言不惭地在电话中对我说：“你们军队如不撤退，我一定不离开广州。”但是他的电话是从电船码头打来的，电话刚讲完，即乘电船逃往四会县去了。

由于余汉谋、吴铁城、曾养甫等对人民不负责任，致广大人民和许多学校机关的撤退工作，无人过问。对市民的撤退通知，直至十月二十日夜才由警察局发出，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逃难市民拖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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