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范钧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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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试读：

前言

中小企业是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长源，其地位、作用和成就已成为各界共识。但与此同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到今天，在自身发展能力和外部发展环境上仍存在较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法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企业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责任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国际化能力等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为薄弱等方面。上述问题的产生，不仅与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和实力的局限性有关，也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等尚不完善等因素密切相关。因此，如何通过政策法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和手段，来不断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区域软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我国目前的市场成熟度和开放度不高，以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为代表的区域软环境尚不完善以及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导致以民营和家族企业为主体、社会化程度较低的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外部社会资本积累较为薄弱问题，特别是较难获取基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的外部规范性组织间社会资本，从而对企业资源获取和能力培育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使中小企业更多地依赖基于个人关系的关系信任或特殊信任的社会资本。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种基于关系信任的非规范性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天然封闭性和排他性，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和发展带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或路径锁定特征，使中小企业难以实现外部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甚至会导致社会资本异化为“社会负债”，从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从已有研究来看，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始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企业竞争优势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企业发展评价指标，且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尤其是如何从改善外部环境入手来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更是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所在。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区域软环境及其对中小企业资源、能力和知识获取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问题，也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书在理论上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新视角，选取了企业竞争优势这一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的典型指标，并检验了区域软环境对中小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积累和竞争优势获取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在实践上对探索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等公共组织的主导作用和中小企业的主体作用，解决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外部组织间规范性社会资本稀缺积极所导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等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提出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总体结构。第二章为现状分析部分，就我国中小企业的总体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扶持政策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和梳理。第三章为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构建部分，主要对前人已有在中小企业发展、企业社会资本、区域软环境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并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部分，包括数据采集和变量测量，浙江、广东两省样本中小企业的描述性分析，以及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第五章为专题研究部分，就中小企业从关系信任向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转型，社会资本对KIBS中小客户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网络能力、隐性知识获取和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模型及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四个专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第六章为结论和对策部分，在总结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从政府组织和中小企业自身两个层面，提出了社会资本视角下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本书是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对策研究：社会资本视角（08CJY030）”的主要研究成果之一，并得到浙江省重点学科（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学科）基金和浙江省省属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浙江工商大学企业管理学）的资助。在课题研究、问卷调查和本书撰写过程中，得到国家社科规划办、浙江省社科规划办、浙江省中小企业局、浙江省中小企业发展研究中心、广东省东莞市政策研究室、浙江工商大学管理学院、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华南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浙江省乡镇企业志》编撰委员会等机构和组织的大力支持；并得到原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局长吴家曦、浙江财经学院董进才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工商管理学院韦影副教授、李靖华教授、李颖灏副教授、黎常副教授、项国鹏教授、广东省东莞市政策研究室叶庆祥博士、浙江理工大学扈映副教授的无私帮助。五位匿名项目评审专家对本书的完善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浙江工商大学研究生王进伟、阮尹俐、郑军、郭立强，中山大学研究生范莉洁承担了部分资料收集、文字整理等辅助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深深的谢意！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在资料和文字中难免有差错和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指正。范钧2011年6月于浙江工商大学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一、现实背景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我国中小企业（SMEs）已迅速成长为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小企业是现阶段我国国民经济中最活跃的成分，也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成长源。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2001）指出，21世纪初我国最具有竞争力的企业主体，是生产活动处于具有自生能力的产业区段内的中小企业。“十一五”期间，我国中小企业遵循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在相关政策与服务体系的引导、扶持和推动下，实现了经济总量的大幅增长和竞争力的显著增强，并成为吸纳就业的主要渠道、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对外经济合作与交流的主体，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更加举足轻重的作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中小企业，增加就业创业机会，并激发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中国中小企业年鉴（2009）》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年底，在各级工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达到970余万户，包括个体工商户，我国中小企业总数已达388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以上，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占GDP总量的58.5%，缴纳税金占总量的50.2%，吸纳就业占总量的90%，发明专利占总量的66%，研发的新产品占总量的82%，已超过“半壁江山”。其中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型工业企业42.3万家，比2007年的33.4万家增长了26.7%，占2008年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9.3%，涉足领域遍及全部工业企业39个大类行业。《中国中小企业2010蓝皮书》数据显示，到2009年底，在各级工商管理部门注册的中小企业数量首次突破千万户，达1042万户，比2008年增长了4.34%；中小企业总数约为4239万户（含个体工商企业），同比增长9.03%。

但与此同时，中小企业发展到今天，在自身发展能力和外部发展环境上仍存在较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法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企业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责任意识、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国际化能力等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为薄弱等方面。如2008年上半年，在国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人民币升值等影响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6.7万户；在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年初，受美国次贷危机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在浙江、广东等外贸大省，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问题十分严重。2010年4月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司副司长王建翔在北京召开的“聚成引进战略投资新闻发布会暨中小企业科学发展研讨会”上透露：“目前我国注册的中小企业有4000万家左右，但平均寿命仅2.9岁。大部分中小企业员工素质不高、创新能力弱、开拓市场手段欠缺等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使得中小企业高度依赖进出口、高度依赖投资的深层次矛盾集中出现。中小企业必须苦练内功，创新企业管理模式，因为没有中小企业发展方式的转[1]变，就无法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最新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SMEDI）”显示，2010年第二季度我国中小企业流动指数为105.6，比一季度下降3个百分点；融资指数97.4，比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说明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仍没有明显的改观；二季度中小企业劳动力需求指数106.8，比一季度上升2.5个百分点，显示劳动力需求增加；二季度劳动力市场供应指数84.9，处于景气值以下，显示市场劳动力供应不足；二季度劳动力报酬指数119，比去年同期上升，说明中小企业生产成本加大。2011年春节过后，长三角地区部分中小企业的用工短缺情况再一次“如期而至”，深圳、东莞等地的中小企业也普遍出现招工难问题。且2011年的“用工荒”比以往来得早、来得猛，甚至蔓延到传统的劳务输出大省安徽、河南等地，劳动力报酬的[2]提高使很多小企业难以承受成本压力。

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虽然已不断发展壮大，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其自身资源、能力依然较为薄弱，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外部经济和政策等环境有较强的依赖性。因此，如何通过政策法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途径和手段，来不断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特别是区域软环境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近年来，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已开始引起各级政府部门、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和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2003年1月1日施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等扶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陆续出台并已取得较大成效，我国中小企业的地位和经营状况得到了显著改善。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但扶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系统工程，从当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等方面，仍有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索。本研究正是基于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所处的这样一种客观现实之上。

[1]

引自http：//www.cnr.cn/allnews/201004/t20100412＿506272466.html，中广网，2010-04-12。

[2]

引自http：//www.sina.com.cn，用工荒蔓延全国殃及劳务输出大省，新浪网，2011年02月18日。

二、理论背景

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既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也是一个永久性的课题。因为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着大量的中小企业，都需要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进行科学研究。据经济史学家考证，个别原始企业的生产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现代企业的诞生和发展也已有150多年的时间。虽然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中小企业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人们对中小企业的认识却有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从“中小企业淘汰论”到“中小企业存在论”，再到“中小企业发展论”的演变过程（李庚寅和黄宁辉，2001）。自20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生的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社会分工细化等一系列重大变化，中小企业开始迅速发展起来并在很多方面较之大企业显示出更多的优势。诞生于这一时期的“中小企业发展理论”，已不再从中小企业是在大企业的夹缝中苦苦求生存去解释中小企业存在的原因，而是力图科学地论证中小企业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在社会经济结构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的机理，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也随之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共同关心并持续多年的热点研究课题。

Oviatt和McDougall（1994）、Berger和Udell（1995，1998）、Porter（1998）、Asheim和Isaksen（2002）等国外学者，已从中小企业融资、集群成长、技术创新、竞争优势和国际化等视角，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理论和实证研究。Woolcock（1998，2001）、Baker（2000）、Gulati等（2000）、Landry等（2002）、McEvily和Marcus（2005）、Presutti等（2007）国外学者，将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从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资源获取、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等方面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Daft（1988）、Moore（1993）、Baum和Singh（1994）、Whitley（1999）、Asheim和Isaksen（2002）、Redding（2005）等国外学者从企业生态系统（Enterprise Ecology System）、商业体系（Business System）、区域创新系统（RIS）等视角出发，研究了外部环境特别是区域软环境（Regional Soft Environment）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作用。

国内学者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研究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已较为系统。林汉川等（2003，2004，2005）、陈佳贵和吴俊（2004）、秦艳梅（2005）、毕克新等（2005，2006）、冯德连和邵海燕（2005，2006）、杨树旺等（2005，2006）、池仁勇（2005，2007）、谭劲松和何铮（2007）、王霄等（2005，2006）、赵国忻（2007）、欧阳峣等（2009）、李子彬等（2009，2010）、叶伟巍（2010）、金学军和卢绍基等（2010）等国内学者，就中小企业融资、集群成长、竞争力、创新能力、国际化发展、外部环境、政策与服务体系及其中外比较等问题，进行了理论、实证和对策研究。储小平和李怀祖（2003a，2003b）、姚小涛等（2004）、周小虎和陈传明（2004）、程民选等（2006）、张克中（2006）、李新功（2006）、蒋春燕和赵曙明（2006）、石军伟等（2007）、欧阳峣和徐姝（2007）等国内学者，从社会资本角度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强调了社会信任和合作意识等社会资本要素对中小企业知识获取和技术创新的重要影响，以及政府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在中小企业社会资本获取中的积极作用。

从已有研究来看，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始终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企业竞争优势则是一个较为典型的企业发展评价指标，且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尤其是如何从改善外部环境入手来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更是诸多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焦点所在。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区域软环境及其对中小企业资源、能力和知识获取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问题也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本书的研究工作也主要从这一领域开展。

三、研究意义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到今天，虽然其地位、作用和成就已成为各界共识，但无论在理论认识还是在实践操作层面，仍有诸多问题值得我们研究和思考，特别是如何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如何解决中小企业的自身发展能力薄弱等问题。我国中小企业自身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主要涉及企业制度（如家族企业问题）、融资、品牌建设、技术创新、集群成长、人力资源、企业文化、国际化等多个方面（黄泰岩、秦志辉，2007）。上述问题的产生，不仅与中小企业自身规模和实力的局限性有关，也与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这一宏观背景，以及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等尚不完善等因素密切相关。

我国目前的市场成熟度和开放度不高、不同区域间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差异明显，以及政策与公共服务体系为代表的区域软环境尚不完善和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导致以民营和家族企业为主体、社会化程度相对较低的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外部社会资本积累较为薄弱问题，特别是较难获取基于社会信任（social trust）和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的外部规范性组织间社会资本，从而对企业资源获取和能力培育产生不利影响；而且还使得中小企业更多地依赖于“五缘”（血缘、亲缘、地缘、行缘和学缘）、“五同”（同宗、同姓、同乡、同学和同好）等基于个人关系的关系信任（relational trust）或特殊信任（particularistic trust）的社会资本。但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经济全球化趋势的不断加剧、市场体系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这种基于关系信任的非规范性社会资本所具有的天然封闭性和排他性，往往导致中小企业经营和发展带有显著的路径依赖或路径锁定特征，使中小企业难以实现外部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甚至会导致社会资本异化为“社会负债”，从而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目前，这一问题已开始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相关研究也已持续多年，但总体而言尚不够系统和深入。

因此，本书所进行的研究工作，在理论上提出了从社会资本这一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新视角，选取了企业竞争优势这一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的典型指标，并检验了区域软环境对中小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积累和竞争优势获取的积极作用，从而有助于推动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和拓展；在实践上对探索如何充分发挥政府等公共组织的主导作用和中小企业的主体作用，解决当前我国中小企业外部组织间规范性社会资本稀缺积极所导致的可持续发展能力薄弱问题，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第二节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一、研究内容

本书从企业外部社会资本视角出发，在文献回顾和现实分析基础上，系统分析区域软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关系；对浙江、广东两省共15个地市的样本中小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就长三角、珠三角地区中小企业发展及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和区域软环境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对区域软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竞争优势三者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还就中小企业从关系信任向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转型，社会资本对KIBS（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小企业客户知识获取和创新绩[1]效的作用机制，网络能力、隐性知识获取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模型，及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四个专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最后从政府组织和企业自身两个角度，提出了社会资本视角下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本书主要研究内容如下。（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现状的总体分析

通过资料分析、政策研究、访谈等形式，主要从宏观角度，较系统地总结和阐述了当前我国中小企业的总体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相关扶持政策，以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有一个总体的把握。（二）社会资本视角下研究中小企业发展的理论框架构建

在文献回顾和概念界定基础上，提出了从外部社会资本视角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理论模型，重点分析了中小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竞争优势，区域软环境对中小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三）对浙江、广东两省中小企业的调研分析

本书选择了我国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以及广东省内珠三角地区的主要城市的中小企业为样本进行问卷调查，获得了302份有效问卷，并据此对两地中小企业发展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描述性分析。（四）区域软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实证研究

在对浙江、广东两省中小企业问卷调查基础上，运用因子分析、多元回归分析等多种方法，对样本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对相关假设进行验证并确立研究的主要理论模型。（五）社会资本视角下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专题研究

主要从知识管理、社会信任网络等视角，就中小企业从关系信任向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转型，社会资本对KIBS中小企业客户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网络能力、隐性知识获取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模型，及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四个专题，进行了较深入、细化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进一步细化和充实研究内容并拓展研究思路。（六）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在已有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总结了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并从政府组织和中小企业自身两个角度提出了社会资本视角下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以期对相关政府部门、中小企业经营管理者及该领域研究者提供思路借鉴。

[1]

本文将其界定为成长年限在10年以内的企业，其中绝大多数为中小企业。

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特别注重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其中理论分析为研究框架和模型构建和研究假设提出奠定相应的理论基础；实证分析则通过研究数据的获取和统计分析，对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进行验证，为得出研究结论提供科学依据。（一）理论分析

本书先通过广泛的文献阅读、政策研究和资料分析等手段，全面了解我国中小企业总体发展现状，国内外关于中小企业发展、中小企业竞争优势、企业社会资本和区域软环境等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进展，提炼主要研究问题，为进一步开展研究提供经验借鉴和理论准备。在此基础上，通过归纳演绎和逻辑推理，构建起区域软环境、企业外部社会资本与中小企业竞争优势作用关系的理论模型，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留待实证分析检验和修正。同时还分四个专题，从社会信任、网络能力、集群创新网络、知识管理（客户知识、隐性知识）、创新和成长绩效等角度，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中小企业和新创企业等对象，就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中小企业发展问题进行了细化研究和分析。最后通过对理论和实证分析结果的深入探讨，提出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二）实证分析

先通过对有代表性的相关政府部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的深度访谈，为研究聚焦、理论分析框架构建和研究假设提出等工作提供现实依据；再根据理论分析结果，设计初步测量量表及相应的调查问卷，并通过专家学者、企业家回访和小样本预调查结果加以修改和完善，确立正式调查问卷；然后以长三角地区的浙江省和广东省内珠三角地区主要城市的中小企业为样本，进行大范围的问卷调查，以获得所需的横截面研究数据。在此基础上，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全面的描述性分析，并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测量量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检验；运用多元回归分析对要素间因果关系假设进行验证，从而为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提出提供实证依据。

三、本文结构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为导论部分，主要提出了本研究的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报告结构；第二章为现状分析部分，就我国中小企业的总体发展趋势、存在的主要问题和主要扶持政策进行了较系统的分析和梳理；第三章为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构建部分，主要对前人已有在中小企业发展、企业社会资本、区域软环境等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并在对研究对象进行界定的基础上，构建了本研究的基本理论模型和分析框架，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设；第四章为实证分析部分，包括数据采集和变量测量，浙江、广东两省样本中小企业的描述性分析，以及统计分析和假设检验；第五章为专题研究部分，就中小企业从关系信任向社会信任的社会资本转型，社会资本对KIBS中小客户知识获取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网络能力、隐性知识获取与新创企业成长绩效的关系模型，及集群创新网络结构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四个专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第六章为结论和对策部分，在总结本书的主要研究结论基础上，从政府组织和中小企业自身两个层面，提出了社会资本视角下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对策建议。此外，在本书的附录中，还列出了对浙江、广东两省中小企业调查问卷、调研访谈提纲和部分提供了完整信息的样本中小企业名单。

第二章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总体情况

第一节　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趋势

一、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基本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发展，2004—2007年期间我国GDP年增长率均在10%以上，我国中小企业也随之迅速崛起和成长。但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影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在2008年回落至9.0%，2009年一季度更降到6.2%的低点，之后经济增长逐季提速，第二、三、四季度GDP分别增长7.9%、8.9%、10.7%。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小企业受到较为严重的冲击，亏损、停产和半停产企业增多，经济效益大幅下降。2009年1—2月，是中小企业最困难的时期，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完成总产值同比增长5.9%，比上年同期回落22.9个百分点；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9.3%，增速较上年同期回落52.3个百分点。

但随着世界经济继续复苏，以及中央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和应对金融危机一揽子计划的实施，我国国民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得到基本巩固。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也出现了企稳回升态势。央行调查统计司对我国5000户小企业的抽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好转，销售收入降幅逐步缩小，利润由降转升，用工需求逐步增加。2009年12月末小企业期末职工人数比上年初增长1.4%，小企业停产倒闭状况也有所缓解，资产负债率趋于下降，短期偿债能力总[1]体趋升。中小企业家信心指数（分别为128.2和115.9）和中小企业景气指数（分别为131.2和112.8）也明显回升（李子彬等，2010）。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发布的《2010·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跟踪调查报告》也显示，企业盈利状况已逐步好转，盈利“正常”和“好于正常”的企业比2009年提高了16.5%，为近4年来最高值。

目前，中小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和最活跃的成分，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新、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显示，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工商登记企业1030万户（不含3130万个体工商户），按现行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测算，其中中小企业达1023.1万户，超过企业总户数的99%。《中国中小企业2010蓝皮书》数据显示，到2009年底，我国工商登记的中小企业数达到了1042户，中小企业创造的最终产品和服务价值已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0%左右，缴税额为国家税收总额的50%左右，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此同时，我国中小企业的信息化水平不断提高，国际化步伐开始加快，政府、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也与日俱增。如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电子商务发展报告（2009）》显示，2009年我国中小企业通过电子商务创造的新增价值占我国GDP的1.5%，拉动我国GDP增长0.13%。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10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现状及意向调查报告》显示，在受调查的800家左右雇员人数200人以下的中小企业中，有344家进行过海外投资，占总数的25%。银监会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末，全国城商行对中小企业贷款余额超过1.38万亿元，其中微小企业贷款达到7155亿元，较年初增长了42%。

[1]《经济政策信息》（复印报刊资料）2010年第11期，第47页。

二、我国中小企业的主要贡献

中小企业对经济总量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特别是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数量、资产总额和营业收入；另一方面是中小企业的质量，主要指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小企业工业总产值比重和中小企业工业增加值比重，从而衡量中小企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和对经济总量贡献的变化趋势。《2008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显示，从企业数量上来看，2007年，全国共有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333858家，其中，小型工业企业300262家，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73.97%；中型工业企业33596家，与2003年相比增长了55.20%。在资产总量和营业收入方面，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中型工业企业资产总额118284.42亿元，小型工业企业资产总额96021.81亿元，与200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00.98%和119.85%。而在2008年中小型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达288599.8亿元，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的65.7%。从中小企业的生产总值来看，2007年，全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264319.09亿元，工业增加值77237.27亿元，其中小型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42620.42亿元，工业增加值42444.40亿元，与200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208.09%和228.60%；中型工业企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21698.67亿元，工业增加值34792.87亿元，与2003年相比分别增长了158.57%和149.67%。《中国中小企业2010蓝皮书》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11月，我国规模以上中小工业企业当年实现工业总产值34.2万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69.8%，同比增长12.3%。（二）劳动就业贡献

扩大就业，安排民生被认为是中小企业最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作用之一。如果以同样产值计算，中小型工业企业吸纳的就业容量是大型工业企业的143倍。2008年中小型工业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为6245.9万人，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的77%。与2007年相比，增加了193.8万人。其中中型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减少102.2万人，小型企业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增加了296万人。2008年中小型工业企业新增就业人数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增[1]就业人数的86.3%。2009年，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个体私营企业为全社会共新增了1369万个就业岗位（李子彬，2010）。（三）税收贡献

从税收总额来看，中小企业在上缴税收总额的增长大体上和企业主营业务的增长速度保持相对一致。2007年，全国中型和小型工业企业实现税收总额分别为5096.27亿和5120.23亿元，和2006年相比，税收总额分别增长了24.13%和33%，2006年中型企业比小型企业的税金总额高7.34%，2007年小型企业比中型企业高0.47%，说明小型[2]企业主营业务的增长速度要快于中型企业。中小企业也是地方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以浙江省为例，到2007年，浙江省工业企业共上缴税收1441.05亿元（规模以下工业企业为上交税费），其中规模以上企业上缴税收占全部财政税收收入的83.39%，规模以下工业企业占14.61%，中小企业的税收贡献率达到了85.41%，为浙江省的财政税收收入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规模以上中小企业的税收总共1020.19亿元（包括中型企业税收总额523.10亿元，小型企业税收总额497.09亿元），为全部税收收入的70.79%。（四）技术创新贡献

作为市场经济重要主体的中小企业，具有反应迅速、机制灵活的优势，在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和机制创新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统计，我国中小企业共计承担了全国约64%的专利发明、74%以上的技术创新和82%以上的新产品开发。全国14万民营科技企业成为我国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重要力量，为我国自主创新战略作出了重大贡[3]献。如“十五”以来，浙江省中小企业已经累计开发新产品4万多项，省级以上新产品6000多项，比“九五”期间增长了两倍多。在浙江全省1834家省级高新技术企业和346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中，中小企业占了大头，技术进步在中小企业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率已经提高到近50%，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已经成为浙江技术创新体系中一个重要环节。另据浙江省中小企业局2006年对全省372家中小企业的调查显示，通过技术创新，有91.2%的企业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有94.7%的企业提高了经济效益，96%的企业拓展了市场，91.5%的企业提高了产品质量，77%的企业降低了材料消耗，69.4%的企业降低了能耗。

[1]

李子彬主编：《2009中国中小企业蓝皮书》，企业管理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

陈乃醒等著：《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8—2009）》，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3]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南开大学中小企业研究中心：《中国中小企业蓝皮书——现状与政策（2007—2008）》中国发展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三、我国中小企业的成长和转型升级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天然地面临如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和成长这两个问题，现实中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认为，中小企业为了降低成本以便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就会有扩大企业规模的内在动力，并且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中小企业自身也在不断成长。根据美国著名管理学家伊查克·爱迪思（Ichak Adizes，1989）的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与自然界的动植物一样，不仅具有相似的“生命周期”（life cycle）现象，而且呈现出的性质也极为相同，因为它们都会经历一个从出生、成长到老化直至死亡的生命历程。爱迪思认为，中小企业在其生命周期的每一阶段都会面临许多转型问题，它只有在克服了这些问题以后[1]方能健康成长。

自我国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和中小企业信息化推进工程以来，不少中小企业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能力提高，质量、专利、名牌意识增强，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李毅中2009年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做的《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情况的报告》，一些地区利用区域优势，引导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全国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2000多个。2004年以来，中央财政资金支持中小企业专业化、与大企业协作配套等技术进步项目2468个，技术改造项目3978个。截至2009年底，中央财政累计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20297项。支持利用闲置厂房和场地，建设小企业创业基地143个，带动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另外，中小企业在快速成长中发生了一些重要变化，已经从采掘、一般加工制造、建筑、运输、传统商贸服务业等行业，发展到包括基础设施、公用事业、高新技术和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在内的各行各业，从分散经营开始向工业园区和产业集聚区集中，从早期的以国内市场为主发展为面向国内外市场。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广泛参与市场竞争，促进了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发挥，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重要

[2]作用。

但与此同时，随着国际国内发展环境发生一系列带有转折性、阶段性特征的新变化，中小企业正在面临资源环境约束和要素价格高企的双重压力，面临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和自身竞争优势弱化的双重压力。过去那种依靠低成本、低价格竞争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唯有加快转型升级才能应对未来各种压力和挑战，保持可持续发展。转型升级牵涉企业发展的方方面面，是一个系统全面发展的过程。从企业的角度看，转型升级更多地体现为产品的升级，而从宏观经济层面上看，政府部门强调更多的则是产业的转型：（一）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品牌创新

中小企业应尽快改变目前大多处于“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的弧底，以制造低端产品或为国际品牌做贴牌生产的不利状况，通过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品牌创新，获取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着力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从产业链低端向产业链高端、从价值链低位向价值链高位的提升。在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方面，中小企业虽然在资金实力、科研力量和技术人才等方面存在明显弱势，但同时也具有组织机构简单、经营灵活、市场适应能力强的有利条件。罗斯韦尔（R.Rothwell）、温特（S.Win-ter）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小企业在技术和产品创新上并不一定处于劣势。在品牌创新方面，中小企业还存在明显不足，应不断增强品牌立业的责任意识，持续加大品牌创新的资金投入和品牌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力度，以充分发挥品牌创新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驱动功能。（二）中小企业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

产业集群化是当今世界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从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和资本链整合提升的高度。把握产业融合的发展趋势，加快块状经济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升级，实现产业集群从市场型向中卫型、创新型、国际性集群转型，从企业品牌、产业品牌、区域品牌向城市品牌的升级，对提高中小企业创新发展水平，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中小企业是推进技术创新、推动结构调整优化的重要力量和主要对象，而现代服务业则是最适合中小企业发展的产业。因此，优化中小企业产业结构的主要方向是大力发展科技型和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特别是要发展与产业集群衍生配套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中小企业，在产业链分工的“微笑曲线”两端占据有利位置。

[1]

伊查克·爱迪思，赵睿等译：《企业生命周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页。

[2]

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10-07/15/content＿1181273＿3.html.

第二节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国际经济增速放缓，国内宏观调控、结构调整、人民币升值等影响下，2008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停产、半停产6.7万户；在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1]过1万多家。2008年下半年至2009年年初，受美国次贷危机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在浙江、广东等外贸大省，中小企业的经营困难问题十分严重。由此可见，我国中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在外部发展环境和自身发展能力上。具体而言，主要表现在政策法规和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健全，企业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责任意识、技术创新能力、管理能力、国际化能力等可持续发展能力较为薄弱等方面。

一、外部宏观环境问题

1.资源价格不断上涨，资源短缺约束加剧

为推进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发布的《关于2008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将“健全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这意味着长期以来被人为压低的资源要素的价格会有一定的提高，并由此进一步增加中小企业的原材料成本，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的资源优势来赚取外汇的时代已经过去了。2008年1—9月份，广东省原材料燃料及动力购进价格同比上涨9.4%，与同期工业品出厂价格剪刀差达5.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高进低出的格局没有改变。此外，由于大部分中小企业处于中下游行业，原材料等资源价格波动导致流动资金占用量增加，企业效益下降。

2.土地供应趋于紧张，用地成本不断增加

2006年8月3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实行了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统一公布、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了对土地的控制，土地调控的重点从房地产投资领域逐渐转向工业投资领域，征地手续以后会更加完善且严格，这就必然导致企业用地成本提高，将对工业投资环境产生很大影响，对于正处于扩张阶段的中小企业影响更为严重。2005年浙江省中小企业局对1000家小企业的调查发现，在小企业对未来3～5年内制约企业发展的几个宏观环境因素变化的预测中，有65.2%的小企业认为今后3～5年内的用地将更加紧张，只有5.7%的企业认为将逐步缓解。因此，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工业用地矛盾仍将是制约工业投入的主要因素，供地紧张将长期制约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扩张能力和后续发展能力。

3.劳动力要素短缺，用工成本不断上升

随着近年来内地经济的崛起，中西部劳动力回流，沿海不少中小企业明显感受到劳动力短缺。与此同时，2008年以来，中小企业劳动力成本显著提高。杭州市城调队对248家企业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有82.3%的企业认为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影响企业成本上升的主要因素

[2]之一。特别是新的《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企业用工成本也开始大幅增加，对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影响尤甚。根据2010年发布的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指数，2010年二季度，中小企业劳动力需求指数为106.8，比一季度上升2.5个百分点，中小企业劳动力需求增加。劳动力市场供应指数为84.9，处于景气临界值以下，显示市场劳动力供应不足。劳动力报酬指数为119，中小企业劳动力报酬比去年同期上升，[3]企业生产成本加大。2011年春节过后，“用工荒”问题全面波及我国各沿海地区，中小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用工成本压力。（二）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1.人民币汇率升值严重影响中小企业出口竞争力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升值直接导致我国中小企业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出口企业经营利润减少。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宣布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改革5年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20%，从内部消化来看，不同行业汇率承受能力呈现分化态势，机械电子行业在6.8左右，钢铁行业在6.2左右，化工行业在6.9左右，纺[4]织行业和农副产品加工业的中小企业则分别为7.10和7.25。可见，当前的汇率升值幅度已接近许多行业的承受底线，对不少靠低附加值、低利润在国际市场竞争的中小企业影响比较大。

2.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加剧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不断崛起，我国的中小企业也面临来自印度、越南乃至东欧等国家的竞争压力。虽然印度、越南、柬埔寨等国家的产业配套远不及我国，但劳动力成本比我们还低。随着我国中小企业的生产成本的不断上升，企业外贸订单向东南亚国家流失倾向明显，尤其是纺织服装、工艺品、玩具、家具等行业。（三）政策调控增加企业经营压力

1.环境污染治理和节能减排政策推动企业成本上升

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单位GDP能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约束性指标，2007年我国政府在全国掀起了节能减排风暴，关于节能减排的一系列政策也相继紧锣密鼓地出台。由于受资金、规模等的限制，许多中小企业往往忽视了环保和节能问题，走的是高耗能、重污染、粗放经营的道路。因此，中小企业首当其冲受到政策的沉重打击。

2.出口退税政策调整迫使企业出口结构转型

从2004年开始，政府利用贸易税收政策调节进出口贸易以促进进出口的转型，一是调高或加征了高能耗、高污染和资源性产品的出口关税；二是对出口退税做出大范围、大力度的调整；三是调整加工贸易政策。这些政策提高了企业国内外市场资源利用成本。其中以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为最，这对多个行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出口退税率的降低增加了中小企业的税收成本，减少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

[1]

陈乃醒等著：《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8—2009）》，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2]

浙江省统计局：《上半年浙江劳动就业形势出现新变化》，2008年8月1日。

[3]

光明网http：//www.gmw.cn/content/2010-07/15/content＿1181273＿3.htm.

[4]

梁京华：《宏观调控对中小企业的影响分析》，《宏观经济管理》2008年第7期。

二、内部经营管理问题

首先，由于中小企业发展初期市场处于相对短缺状态，许多企业充分利用本地的专业市场、灵通的市场信息、灵活的经营方式，采取低成本的竞争策略，仍然可以获得可观的投资回报。与此同时，绝大部分中小企业的产品模仿国内外大企业，具体表现为初级产品、来料加工业务比重较高，深加工、自主性产品偏少，通过利用本地劳动力成本优势，将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因此，这些中小企业对自主创新的内在需求相对不足。

其次，由于自主创新是高风险的活动，一方面需要大量投入，而投入又不能很快得到相应回报，必然影响企业的即期利润；另一方面自主创新还面临很大的技术风险、市场风险和技术流失风险等，一旦创新失败，企业会蒙受巨大损失，甚至破产。因此，创新的投入产出特点导致企业创新动力不足，许多中小企业普遍存在“创新恐惧症”。

最后，由于相当多的中小企业具有极高的不稳定性，中小企业偏小的企业规模、较差的工作环境和较少的教育培训等障碍，导致创新人才严重缺乏。另外，由于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渠道相对封闭、间接融资渠道不顺、风险投资体系尚未建立的情况下，政府的科技投入却大多向高等院校和政府所属的科研院所倾斜，投入到企业的很少，而投入到中小企业的则更少。因此，中小企业在研发投入和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的资金投入主要源于自筹，政府扶持财政投入及其他投资的比例很小。（二）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

1.中小企业融资渠道狭窄

任何一家企业的创立、生存、发展、成熟过程中，融资始终贯穿其中。据有关资料统计显示，中国的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有2.9年，每年都有30%左右的中小企业关门倒闭，在企业倒闭的众多原因中，62%是由于融资问题得不到解决而引起的。如何使企业健康成长，解决融资是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近年来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市场均有较快发展，但中小企业由于受自身融资方面存在的短板制约，融资渠道仍显狭窄，自有资金、银行贷款和向民间融资为小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作为金融市场重要组成部分的债券市场则发展缓慢。

2.中小企业银行信贷困难

从中小企业本身来看，大多数中小企业本身规模小，其资本实力与资产变现能力都较弱，可供抵押的资产也相对不足，贷款需求常常得不到满足。对于商业银行而言，中小企业贷款具有客户众多、额度偏小、频率较高等特点，而一方面银行现有信贷人员力量难以适应小企业贷款需求；另一方面，从成本、风险和收益相匹配的角度考虑，小企业贷款也显得相对不经济。在外部环境方面，由于小企业信息披露方面的制度性建设还比较滞后，企业征信体系建设不够完善，商业银行难以全面、准确地掌握小企业财务状况及相关信息，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矛盾突出。

3.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加剧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自2008年以来，为抑制经济过热和流动性过剩，我国相继出台了上调基准利率、提高存款准备金率、调整出口退税率等一系列措施，一是信贷总量紧缩政策直接导致信贷供应量下降，大的商业银行在总量指标收紧的情况下，首先要满足大客户的资金需求，中小企业的信贷受到严重影响；而面对中小企业的中小银行由于信贷总量控制也使得可供贷款额受到严格控制。二是不断上调的贷款利率增加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小企业通过银行进行融资的意愿。2010年发布的中小企业发展指数显示，2010年二季度，中小企业流动资金指数为105.6，比一季度下降3个百分点，企业流动资金仍然偏紧；企业融资指数为97.4，比一季度下降1个百分点，表明中小[1]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仍没有改观。（三）中小企业的品牌建设问题

目前，我国不少中小企业不注重自主品牌的培养与创立，满足于搞贴牌加工甚至是无牌加工，有的出口企业甚至产值做到几个亿，但连自己的商标都没有，品牌的经营、建设和保护更无从谈起。这种经营模式，不仅耗用了大量土地、原材料、劳动力等资源，而且不利于中小企业的长期发展。由于中小企业规模小，提供产品和服务的能力有限，要做全国知名的大品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技术、资金等，这是一般中小企业所不能承受的。因此，许多中小企业认为目前急需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积累资本做品牌是企业未来所需要考虑的事情。有的企业只顾眼前利益，缺乏战略眼光，觉得培育品牌、争创名牌，既费财力又费精力，远水不解近渴，不如贴牌生产便捷实惠见效快；还有些企业虽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著名商标和驰名商标的认证，但仅仅把著名商标、驰名商标当做荣誉，拿到后束之高阁，没有充分利用品牌资源进行有效运作，服务于企业和经济发展。上述这些情况都已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中小企业品牌建设的进度、力度、广度。因此，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克服妄自菲薄的自卑心理，大力宣传品牌是企业立身之本的理念，促使中小企业认清品牌建设，是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中小企业只有跳出贴牌生产的经营模式，积极培育自主品牌，才能摆脱发展中面临的困境，从而在经济转型时期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四）中小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在创业初期，中小企业的所有者可以采用“任人唯亲”以及企业最高管理者事必躬亲的管理模式来实现企业的发展与扩张。但当企业的规模迅速扩大、边界迅速扩张时，原先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就不再能有效地对其内外部资源进行协调和管理，甚至会成为企业成长中的约束因素。正因为有了这个瓶颈，阻碍了企业从内部的生产、品质、采购、财务管理到对外市场、销售、服务等一切的经营活动，从而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因此，如何从战略层面，根据企业不同的发展阶段，来对企业的人力资源进行思考，做到系统、全面、动态地进行人力资源全盘规划，这是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国中小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另一个主要问题就是没形成一套规范的管理机制。一是在人力资源机构设置与人员配备上专业化程度低，中小企业虽然意识到了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性，但由于管理基础薄弱，人力资源部门功能定位不清，导致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先天不足。二是缺乏长远的人力资源培训开发机制。其次大多数中小企业在人才培养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一些短期行为，固定的培训经费不足，培训场所和培训时间亦难保证，培训方式也多限于师徒之间的传帮带，培训内容以企业的应急需求为主，没有形成与企业发展战略相匹配的系统性、持续性的培训机制，只使用不培养已成为普遍的现象。三是缺乏长期有效的薪酬与激励机制。随着企业的发展和人才结构的复杂化，对核心员工来说，报酬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是一种人们的自我满足和自尊的需要，单一的薪酬体系已不能满足核心员工的多样化需求，如何设置多元化的、内容丰富的薪酬体系是企业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五）中小企业的国际化问题

1.融资困难制约中小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如果说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仅能依靠利润留存、自有资金滚动的资金运作模式实现企业发展的话，那么在其后续发展特别是在其从事国际化经营的阶段，就必须依靠较强的融资能力利用外部资金，这样才能使企业的发展速度超越自身资金规模的限制，取得国际竞争中的后发优势。

2.缺乏国际化经营团队，不了解国际经营和贸易规则

中小企业“走出去”能否成功，建立起一支国际化的经营团队至关重要。企业不仅需要金融、法律、财务、技术等方面的人才，更需要具有战略头脑，精通现代企业管理、国际营销的跨国经理层。目前中小企业中缺乏既懂得国外“游戏规则”又能进行管理的人才，特别是企业的管理层。

3.知识产权意识较为淡薄

一是中小企业在产品出口时，往往忽视在销售国注册商标，结果被视作无标商品而被封杀。二是不尊重知识产权，恶意仿制他人产品。由于进入国际市场时间短，产品技术含量低，中小企业大部分都是从仿制国外同类产品起步，利用价格优势参与市场竞争，这明显侵犯了国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三是缺乏知识产权管理的专门人才，不重视搜集同类产品的国外知识产权信息。一些企业在开发外贸产品时，往往不主动了解掌握国际市场同类产品的相关知识产权信息，不清楚是否有类似的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或商标权，因此一旦产品出口到别国市场，就容易侵犯别人的专利或商标权。

4.产品缺乏技术和品牌，国际竞争力不强

由于受自身规模等条件约束，中小企业的技术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大多非常有限，“技术瓶颈”现象相当严重。以浙江省利用外资为例，中小企业世界500强在浙江的投资不多，投资方向也以纺织、汽车零部件等传统产业项目居多，以先进技术在浙江投资的跨国公司数量很少，这样浙江中小企业就无法在更多的行业进入跨国公司产业链的上下游环节，从而游离于世界先进生产技术之外。此外，中小企业经营的产品大多是小商品，产品档次较低，缺乏品牌支撑，即使是自主品牌，由于附加值不高，品牌利润与国外企业相比也明显偏低，因此，中小企业立足国际市场的唯一出路在于不断地进行技术创新和品牌提升，建立良好的市场形象，创造新的市场需求。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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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主要扶持政策

一、我国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合理性

中小企业在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从淘汰到保护、鼓励和扶持的政策演变过程。英国于产业革命之初开始实行淘汰政策，即通过对中小企业的吞并和联合，同时对中小企业进行排挤、淘汰，迫使一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和破产，其目的是鼓励和扶持大型企业的发展，从而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竞争力。二战后，意大利和日本两国都推行扶持型的中小企业发展政策，对于中小企业的扶持不是不加区分的，而是有选择、有重点地扶持，主要扶持那些有发展前途和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中小企业，使之成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英国也在20世纪60年代放弃了淘汰型的中小企业政策，转而采取保护的政策。美国和德国等发达国家也在不同的时期建立了中小企业的保护政策体系。概括起来，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小企业演变过程是从自由放任到限制淘汰，再到保护扶持，即先后经历了自由竞争、“扶大限小”、“抓小放大”三个阶段的政策变化。由此可见，保护和扶持中小企业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政策取向，逐步发展成为国际惯例。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认为在商品经济中，每个人都以追求自己的利益为目的，在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下，即通过市场机制自发作用的调节，各人为追求自己利益所做的选择，自然而然地会使社会资源获得最优配置。这种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主张限制政府在经济事务中的操控，让市场机制发挥调节资源的作用。而与之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凯恩斯于1936年发表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提出的国家干预理论，凯恩斯认为应当扩大政府机能，限制私人经济，由国家对社会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和控制，通过政府干预来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实现充分就业。20世纪中后期以来，各国政府逐渐意识到，纯粹的自由主义或过多的国家干预都不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的发展，政府应当利用一定的政策引导企业的行为以达到促进经济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福利不断增加的目的。这一点在中小企业问题上尤为突出。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中小企业是一国经济的主体，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繁荣往往不是依赖数量不多的几家大企业，而主要是得力于中小企业的持续发展。在世界范围内，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制度和发展环境上存在各种差异，但在运用市场机制调节的同时，都无一例外地充分运用行政和法制等手段来促进其国内中小企业发展。2002年，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是我国第一部关于中小企业的专门法律，促使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走上了规范化和法制化的道路。

二、我国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演变特征分析

中小企业政策扶持工具是指政府为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而制定的系统配套的公共政策和管理体制。结合我国中小企业自身发展的特点，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扶持方向，可对我国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从资金支持、创业支持、技术创新支持、市场开拓支持、社会服务支持和基础政策六个方面进行分析。其中，资金支持政策是指有关健全中小企业信用贷款担保体系、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等政策法规，包括设立中小企业专项基金，通过税收政策减轻中小企业负担等方面；创业支持政策是指国家关于鼓励个人或者法人创办中小企业、放宽审批条件、简化中小企业登记手续、减税等对中小企业创业进行支持的政策；技术创新支持政策是指有关支持中小企业实现技术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进而形成产业化等方面的政策，比如支持科技企业孵化基地的建设，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中专院校开展技术合作等政策法规；市场开拓支持政策是指支持中小企业到境外投资、开拓国际市场，参与国际贸易等政策；社会服务支持政策是指有关建立健全的中小企业社会服务体系，开展各种信息咨询、市场营销、投资融资、产权交易、人才引进、人员培训等的政策法规；基础政策是指有关中小企业的基本法律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纲领性计划或通知等政策法规。

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台的166个上述六种类型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样本的分析，可以归纳出我国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主要演变特征。（一）中小企业扶持政策数量不断增长，政策类型从单一到多样

按照时间维度和政策类型对我国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分析结果表明，各类中小企业政策在数量上呈上升趋势，说明我国政府越来越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中小企业在缓解就业压力，激活市场活力，创造竞争等方面表现出来巨大的潜力，缓解了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因此政府对中小企业的政策有所松动。不仅政策数量大幅增长，政策类型也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简单的基础政策支持，演变到现在的资金、技术、创业、市场、社会服务、基础政策等多类型协调支持。特别是1995年5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抓大放小”政策，为系统的中小企业政策奠定了基础。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在谈及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时强调“必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随后，一系列配套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相继出台。仅2001—2009年间，国家共出台相关政策100多项，内容涉及鼓励中小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支持，加快信用担保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的建立等多方面的政策，支持政策逐步系统化、多样化。（二）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侧重性特征不断显现

我国始终重视中小企业基础性政策的建设和完善，在全部166项政策样本中，基础性政策占36.1%。如2000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分别从推进结构调整、鼓励技术创新、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加强组织领导等八个方面改善我国中小企业的政策环境。2005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引导中小企业的发展。2009年和2010年又分别出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更加完善了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进一步优化了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而在其他106项具体性政策中，资金支持占32.1%，社会服务占19.8%，市场开拓占18.9%，技术创新占16.9%，创业支持占12.3%。可见，政策的重心集中在资金支持方面，其次是社会服务的建设、市场开拓和技术创新，创业支持的力度比较小。这种特征突出体现在从2004年开始，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基金，并且年投入在1亿元以上，逐年递增，用以支持中小企业的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三）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阶段性特征较为明显，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在我国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中，根据不同时期的政策特征，可将中小企业政策的演变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

1.前期曲折发展阶段

1949—1978年，以“单一公有制”为特征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主要采取调整生产关系也即调整所有制的政策来促进中小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0年开始，国家将私营工业企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从1954年开始，国家有计划地实行公私合营。195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召集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代表参加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公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1955年底开始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私营企业实现了公私合营或公营。在国民经济恢复与“一五”计划时期，我国企业可以说全部是中小企业，形成了初步的工业体系。“二五时期”在“超英赶美”的战略思想指导下，中央提出了建立地方独立工业体系，各地区一哄而上，纷纷发展小钢铁、小机械、小煤窑、小化肥、小水泥等“五小工业”。20世纪60年代初，进行经济调整时，国家控制中小企业发展并实行了大规模的关停并转。20世纪70年代开始，政府在财政、信贷、税收政策上开始鼓励发展“五小”工业、城镇中小企业和社队企业。1975年5月21日人民银行总行发出《关于社、队企业贷款利率问题的通知》，规定“凡社队办的农业性质的企业、直接为农业服务的企业，存贷款利率从7.2%下调到3.6%”，从而促进了“五小”工业和社队企业的发展。

2.起步阶段

1978—1994年，以“分户口”和“所有制等级”为特征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我国政府开始意识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小企业政策走了不少弯路，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这期间，一方面对国有中小企业进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调整；另一方面注重发展多种经济形式，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个体私营企业，城市集体企业和乡镇企业得到高速发展，并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小企业的“分户口”政策——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和外资企业政策等。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增强国有企业尤其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我国中小企业政策又显露出“重大轻小”的特点。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家、集体、私营、个体、外国投资者的不同产权所有，形成了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由高到低的“所有制等级序列”。这个“等级序列”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不同企业享有的政策待遇由高到低。1987年10月的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允许中小企业的产权进行有偿转让。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又提出国有中小企业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十四届四中全会则提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可进行承包、租赁经营，或进行股份合作制改组，或出售给集体或个人。”但在1984—1994年的这段时期内，我国关于经济的发展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这一中心展开的，中小企业的发展仅仅处在起步阶段，受重视的程度不高。

3.成长阶段

1995—2002年，以“抓大放小”为特征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1995年9月，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抓大放小”，为统一整体的中小企业政策奠定了基础。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在谈及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任务中提到：“必须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并且随着国家经贸委成立了专门负责中小企业改革和发展政策的中小企业司，中小企业地位得到空前的重视，国有小型企业的改革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各地也根据自己的经济发展条件和企业实际情况，制定了一系列可操作性较强的配套政策。2000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在大力推动中小企业结构调整、鼓励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税政策支持、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加快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和加强组织领导等八个方面，为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策环境。随后我国中小企业步入快速成长阶段。

4.稳定阶段

2003年至今，以“系统支持”为特征的我国中小企业政策。2003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小企业促进法》标志着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进入了一个崭新时期，把促进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纳入了法制化道路。该法主要从资金支持、技术创新、创业支持、市场开拓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系统阐述了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指导性措施。在这个阶段，随着《中小企业促进法》的贯彻实施，各种配套的政策相继出台，如2003年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2004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2005年科技部印发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项目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国家发改委印发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意见》、2009年和2010年国务院分别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因此，在这一时期，资金、创业支持和基础性政策的数量较前一阶段有比较大的增长，政策类型也趋于多样化和综合化。另外，各个地方根据自身条件和企业经营状况也制定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各种措施，如2006年浙江省制定的《浙江省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这是浙江省第一部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地方性法规。这些政策的协调实施不仅把《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的各项制度落到实处，更使我国的中小企业支持政策形成了一个比较科学、完备、有序的体系。（四）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制定主体日趋多元化

对不同阶段166个中小企业政策的制定主体数量的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在只有一个制定主体的政策中，基础性政策有60个，主要由国家发改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等制定，这些政策一般是纲领性的计划或基础性的法律，是其他政策法规的基础。在1949—1994年间，国有大中型企业政策集中统一由中央制定，而中小企业政策仅仅有16项，大多数是基础性政策，并且呈现附属性的特征，通常是在中央的会议中提及，很少有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政策。由于在这一时期我国中小企业尚未形成统一整体而成为政策制定的对象，同时更缺乏一个最高机构为首的全国协调体制。因此，这一阶段我国中小企业政策最大特征之一是分散而缺乏内在的统一，随意性较强。1995—2009年间，国家在加强基础性政策建设的同时，中小企业政策的制定主体以国家发改委为主，并向多元化发展，有两个及以上制定主体的政策共有48个，在剔除60项基础性政策后，占具体性支持政策数量的45.3%。例如，1999年科技部、国家经贸委共同印发的《关于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2002年国家税务总局、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共同印发的《关于促进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税收优惠政策具体实施意见》，2006年由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税务总局、银监会共同制定的《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意见》。又例如，在2008年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期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税务总局共同制定了《关于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以加强我国外贸型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五）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横向关联性持续加强

1949—1994年间，我国的中小企业政策变动性和随意性较强，政策的忽冷忽热导致缺乏连贯性，政策之间很少有关联性。在1995年以后，许多政策横向之间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和协调性，政策之间互相联系、共同发挥作用。例如，1999年国家经贸委、科技部印发《关于促进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同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制定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科技部等部门关于科技成果转化若干规定的通知，这些政策通过税收、社会服务等途径共同促进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进行。在2008年10月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关于做好2008年度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业务补助资金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1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了《关于支持引导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加大服务力度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的通知》，引导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加大对中小企业贷款担保服务力度、增强中小企业融资能力、缓解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等问题。（六）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动态连续性不断加强

我国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中小企业的需要而变化，且这些政策不仅仅是支持形式上的变化，更是内容的深化和与时俱进。首先，在资金支持方面，1995年以前我国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主要通过税收和利率的调整等间接途径。比如，1994年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所得税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企业所得税率是33%，但为了适当减轻小型企业的税收负担，国家对年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以下（含3万元）的企业，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年应纳税所得额在10万元以下（含10万元）至3万元的企业，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1995年以后我国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开始转向间接和直接协调支持。2003年国家设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对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予以补助，每年5000万元。2004—2009年间，国家每年设立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用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进步、开展专业化协作及提高信息化程度等。

其次，在创业支持方面，1994年以前很少有关于创业支持政策。1994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对于新办的独立核算的从事交通运输业、邮电通信业、咨询业、信息业、技术服务业的企业或经营单位，自开业之日起，第1年免征所得税，第2年减半征收所得税。2002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有关优惠政策的通知》规定，凡下岗失业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除国家限制的行业外，自批准其经营之日起3年内免交有关登记类、证照类和管理类的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2004年修改后的《公司法》，使得创办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门槛进一步降低，注册资本将准许分期注入。2008年由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发布的《关于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工作的指导意见》中，鼓励从放宽市场准入、改善行政管理、拓宽创业融资渠道等途径改善中小企业的创业环境。

最后，在技术创新方面，1999年国家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拨款、贷款贴息和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通过鼓励产、学、研联合，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加速科技成果、科技人才等向中小企业转移，推动中小企业开发、应用、推广新技术、新产品。2006年财政部、国家税务局在《关于科技企业孵化总器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中，对符合条件的孵化器自用以及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其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征营业税。在市场开拓方面，2000年国家设立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以无偿资助和风险支持两种方式扶持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2008年为应对金融危机，财政部、税务总局制定了《关于提高劳动密集型产品等商品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的通知》，以支持我国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强国际竞争力。

三、当前我国中小企业扶持政策的主要内容

为了改善中小企业经营环境，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扩大城乡就业，发挥中小企业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6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明确了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与原则，并从资金支持、创业支持、技术创新、市场开拓和社会服务五方面为我国中小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政策框架，标志着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走上规范化和法制化轨道。随后，有关部门相继出台配套文件50多个，各省（区、市）出台配套文件200多个，21个省（区、市）制定了地方法规。这一系列政策，改善了中小企业的创业与发展环境，促进了中小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也为立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了实践基础。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与2005年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俗称非公36条）相对应，此次《若干意见》被称为“国新36条”。概括而言，当前我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政策主要有以下几部分内容：（一）综合性政策

2000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原国家经贸委《关于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意见》（国办发〔2000〕59号）。作为我国第一个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综合性政策文件，分别从推进结构调整、鼓励技术创新、加大财税政策扶持力度、积极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建立信用担保体系、健全社会化服务体系、创造公平竞争的外部环境和加强组织领导等八个方面，提出了25条政策措施。2005年初，国务院出台了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起草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3号）。这是我国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里程碑性的政策性文件，由于中小企业与非公有制经济互为主体，所以也可以说是中小企业发展发展史上[1]一个里程碑性的政策性文件。该政策共36条，从放宽非公有制经济市场准入、加大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财税金融支持、完善对非公有制经济的社会服务、维护非公有制企业和职工的合法权益、引导非公有制企业提高自身素质、改进政府对非公有制企业的监管以及加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指导和政策协调等七个方面对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发展做了全面的规定。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实施中小企业成长工程，推动中小企业提高整体素质和市场竞争力。此外，有关方面还就加强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规范设立与运作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推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等提出指导意见。2009年，国务院印发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提出了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29条政策意见。2010年，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进一步拓宽了民间投资的领域和范围。（二）财政扶持政策

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不断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财政资金支持力度，设立了多项以中小企业为支持对象的专项资金和基金，这些专项资金和基金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上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999年5月，国办转发了科技部、财政部《关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的暂行规定》（国办发〔1999〕47号），决定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探索建立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新型机制。2000年10月，财政部和原外经贸部根据国办通知精神，联合制定了《中小企业国际市场开拓资金管理（试行）办法》（财企〔2000〕467号），以鼓励中小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促进中小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一些地区也不同程度地安排了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财政专项资金。2003年国家设立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专项补助资金，对中小企业服务机构为中小企业提供的公益性服务予以补助，每年5000万元。2007年中央财政设立了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一些地方也设立了扶持中小企业的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如广东五年连续安排中小企业专项资金10亿元及配套资金10亿元，共20亿元。每年专项2亿元，配套2亿元，共4亿元，重点用于支持加快科技工业园区和民营企业园区发展，支持民营企业及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技术创新，支持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和服务体系建设，扶持科技型、外向型、农产品加工型和吸纳下岗人员再就业的企业加快发展等。（三）税收扶持政策《中小企业促进法》规定，国家对失业人员创立的中小企业和当年吸纳失业人员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中小企业，符合国家支持和鼓励发展政策的高新技术中小企业，在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创办的中小企业，安置残疾人员达到国家规定比例的中小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减征、免征所得税，实行税收优惠。2008年1月1日起施行的《企业所得税法》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分别减按20%和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2009年1月1日实施的《增值税暂行条例》调整工业和商业销售额标准为50万元和80万元，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实行简易征收办法，其适用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从2008年9月起，在全国统一停止征收个体工商户管理费和集贸市场管理费，2009年1月起取消和停止征收100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此外，各地区也对本地区出台的收费项目进行全面清理，减轻了企业负担。如浙江省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到境外设立贸易机构、开展带料加工装配业务。对企业作为实物投资的出境设备、器材、原材料及散件，凭有关证件享受国家出口退税和资金、外汇管理等支持政策。经外汇管理局核准，允许境外带料加工装配企业将获利后5年内的所得税后利润充实资本金。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2008年下半年以来，国家七次提高部分劳动密集型商品、附加值和技术含量高商品的出口退税率。2010年1月1日至2010年12月31日期间，还对年应纳税所得额低于3万元（含3万元）的小型微利企业，其所得减按50%计入应纳税所[2]得额，按20%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四）金融信贷政策

1998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在5年内先后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改善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意见》（银发〔1998〕278号）、《关于扩大对小企业贷款利率浮动幅度的通知》（银发〔1998〕502号）、《关于加强和改进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的指导意见》（银发〔1999〕379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对有市场、有效益、有信用中小企业信贷支持的指导意见》（银发〔2002〕224号）等四个文件，分别从改进金融服务、调整信贷结构、为中小企业提供多样化的金融产品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改善了中小企业的经营环境。1999年6月，原国家经贸委出台了《关于建立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试点的指导意见》（国经贸中小企〔1999〕540号），积极推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建设，为中小企业间接融资提供信用担保服务，信用担保已经成为当前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的有效手段。

2001年4月，为鼓励和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国家税务总局下发了《关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再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的通知》（国税发〔2001〕37号），对纳入全国试点范围的非营利性中小企业信用担保、再担保机构，其从事担保业务给予享受3年内免征营业税的优惠政策。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出《关于继续做好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免征营业税有关问题的通知》，扩大了该项政策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的发展。为加强担保机构的管理，防范经营风险，2001年3月，财政部下发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机构风险管理暂行办法》（财金〔2001〕77号），对融资担保机构的组织形式、业务范围、运营原则、保费收取、责任准备金和保证金的提取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促进了中小企业担保工作积极稳妥地开展。2004年5月中小企业板的推出，为高技术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直接融资渠道，同时，推进中小企业发行短期融资券和集合债券等，启动了中小企业集合票据试点以及区域性中小企业产权交易市场试点等工作。2005年，国家银监会发布了《银行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指导意见》，提出从根本上缓解小企业贷款难的[3]二十九条举措。

2008年，银监会发布《关于银行建立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的指导意见》，鼓励各银行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灵活有效的小企业金融服务专营机构。（五）技术创新扶持政策

1999年，国家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以拨款、贷款贴息和资本金投入等方式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通过鼓励产、学、研联合，建立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技术创新服务中心，加速科技成果、科技人才等向中小企业转移，推动中小企业开发、应用、推广新技术、新产品。在创新基金的引导带动下，各省也建立了地方创新基金或专项配套资金。广东省支持在年产值超亿元的省级民营科技企业中建立100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技术开发费年增幅在10%以上的，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应税所得额。省财政从2003年起5年内，在原有基础上，每年增加科技三项经费5000万元，主要用于扶持民营企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技术创新平台建设，民营企业知识产权保护等。

2007年，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科技部等12部委局制定了《关于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若干政策》，鼓励有条件的中小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或与大学、科研机构联合建立研发机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国家、省市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向中小企业开放，提供技术支持服务。中小企业投资建设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内外资项目，其投资总额内进口的自用设备，以及随设备进口的技术和配套件、备件，按照《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国发〔1997〕37号）的有关规定，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值税。对个人或小企业的国内外发明专利申请、维持等费用予以减免或给予资助。对中小企业参与行业技术标准制定发生的费用，给予一定比例的资助。鼓励中小企业加大职工岗位技能培训和技术人才培养，企业当年提取并实际使用的职工教育经费，按国家有关税收政策规定执行。并且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团组织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在同等条件下，对列入《政府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目录》的中小企业产品优先采购。

[1]

浙江中小企业网http：//www.zjsme.gov.cn/newzjsme/list.asp？id=6135

[2]

中新网http：//www.chinanews.com.cn/cj/news/2009/12-24/2036814.shtml.

[3]

浙江中小企业网http：//www.zjsme.gov.cn/newzjsme/list.asp？id=6135.

第三章　文献回顾和理论框架构建

第一节　相关文献回顾

一、中小企业发展研究综述

如何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课题，中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已持续多年。概括而言，目前中小企业发展对策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小企业融资、中小企业技术创新、中小企业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中小企业成长、中小企业国际化、中小企业集群、中小企业发展外部环境、中小企业政策与服务体系及其中外比较等领域。

1.中小企业融资问题

Banerjee、Besley和Guinnane（1994）提出了“长期互动假说”，他们认为由于中小金融机构一般都具有区域性，对域内中小企业经营状况了解程度的逐渐增加有助于解决中小企业和中小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Berger和Udell（1995，1998）提出了“关系型融资假说”，认为较强的和长期的“关系”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状况，并可以使中小企业获得较低的贷款利率，减少中小企业贷款的抵押物数量，以获取其竞争优势。国内学者白石（2004）指出缺乏政策支持、金融机构缺位、直接融资困难、银行信贷受限、信用环境较差和信用担保体制缺陷，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困境所在。刘斌（2005）认为信息不对称、治理结构较为特殊和经营风险较大是我国中小企业融资面临的主要问题。秦艳梅（2005）、李蔚等（2007）分别从信用担保、财政和金融支持体系建设角度，提出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的解决对策。

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陈敏菊（2009）选择了我国实施宽松货币政策初期和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显现期两个时点，通过对比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小企业融资障碍的前四个因素依次为偿债能力不足、缺少担保、信用额度不足和缺少抵押物，均来自中小企业自身，融资障碍的次要因素是银行贷款额度不足、银行惜贷和融资成本高，这些来自商业银行。邓淇中和邹新月（2009）利用行为金融理论分析了中小企业贷款困难的本质原因，通过构建银行经理人效用函数模型，说明了银行贷款经理人信贷决策羊群行为是造成中小企业融资困境的内在机理，为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境提供新的理论解释。付剑峰（2009）通过对国际上广泛应用的金融衍生产品——信用违约互换（CDS）的调研分析，并结合中国市场经济的特点，提出了解决中小企业信用融资的建议。金学军和卢绍基等（2010）提出了我国中小企业融资平台建设的浙江模式创新。

2.中小企业创新问题

毕克新等（2005，2006）分析了中小企业产品创新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王霄和胡军（2005，2006）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就社会资本的结构和认知维度对中小企业创新结构、知识管理水平和技术创新水平的影响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了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制度、文化等外部环境改善对策。池仁勇（2005，2007）以浙江为例，分析了区域中小企业创新网络的结构、功能、属性和效率等问题，并从创新网络构建角度提出中小企业创新能力培育对策。李新功（2006）就社会资本视角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式进行了分析。张方华（2006）就企业社会资本如何通过资源获取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绩效进行了实证研究。欧阳峣和徐姝（2007）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探讨了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网络的构建问题。任浩和甄杰（2009）通过非契约机制的系统性设计，认为非契约要素通过其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在合作时间与合作绩效两个维度上，对企业间的研发合作发挥重要作用。李向辉（2009）基于中小企业创新服务平台的价值链内涵，探讨了价值链的赢利模式。夏若江（2009）从分析技术创新能力的系统性特征及其对技术创新成功的影响机制入手，探讨了中小企业的技术发展战略。解学梅（2010）就不同类型（水平、垂直等）的协同创新网络，对中小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

3.中小企业成长问题

吕一博等（2008）根据对东北地区235家中小企业的实证分析，从企业家导向、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内外部资源获取和企业环境等角度出发，构建了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因素模型。朱岩梅和吴霁虹（2009）在上海、北京、深圳、苏州等地选择了42家有代表性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进行了调研，总结整理了来自外部、影响企业发展的主要障碍和问题。其中，反映频率最高的有如下五大问题：公平性问题、融资环境问题、法规政策的缺位和可执行性的问题、税赋过重的问题、政府服务问题。杜运周等（2008）、冯文娜（2009，2010）、关健和宋小丹（2009）分别对合法性视角、创业导向理论、利益相关者视角、企业网络与中小企业成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刘妍和宫长亮（2009）认为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技术创新和融资是制约科技型中小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首次应用双“三螺旋”模式，从一个崭新的视角研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定位、发展。魏江等（2009）从学习代理基本理论出发，提出了中小企业三种学习代理模式，并对其与组织学习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高宁和庞小宁（2010）尝试性地提出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发展变革模式，即补偿性发展模式。

4.中小企业国际化问题

Oviatt和McDougall（1994）指出社会网络有助于国际新创企业的创立者识别国际市场机会，在国际市场的选择上，社会网络比心理距离有更重要的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过程是一个通过网络学习的过程。姚小涛等（2004）构建了社会网络与中小企业成长的关系模型。冯德连和邵海燕（2005，2006）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外向国际化的相关理论、问题和对策。严清华和米增渝（2006）分析了中小企业国际化研究进展，并提出了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战略及其实施对策。周小虎（2006）提出企业国际社会资本可以通过信息功能、凝聚功能和交易费用节约三个影响机制，来促进中小企业国际经验和知识创造、积累和利用，从而影响企业国际化进程。钱海燕等（2009，2010）结合企业家精神和企业家社会资本的因素对中小企业国际化进行研究发现，企业家精神中的创新性、冒险性和前瞻性是中小企业国际化的直接驱动力量；而横向和纵向社会资本则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绩效发挥不同的影响作用。

5.中小企业集群发展问题

Porter（1998）率先对意大利皮革鞋业的中小企业集群现象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吴强军（2004）以永康小五金制造产业为例，对浙江中小型制造业企业集群、成长和竞争优势等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建立了影响企业集群竞争优势的要素体系，其中的商业服务、法律保护、融资服务、产业政策、政府服务等要素均属于区域软环境范畴。耿帅（2005）以浙江省内不同区域内的中小型制造业集群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区域产业集群环境中的共享性资源对集群企业竞争优势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魏守华（2002，2005）、谭劲松和何铮（2007）等学者深入分析了中小企业集群成长的机理、模式和实施对策等。鲁德银（2009）从中小企业集群中的公共产品供给出发，分析了公共产业在中小企业集群形成和发展，以及对提高集群内中小企业竞争力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而提出了促进中小企业集群发展的公共政策体系的建议。肖冰等（2009）研究了中小企业集群复杂网络的结构及其与资源整合能力的相互关系，并提出了相应的复杂网络模型。

6.中小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问题

Moore（1993）、Baum和Singh（1994）、Whitley（1999）、Asheim和Isaksen（2002）、Redding（2005）等国外学者从企业生态系统、商业体系、区域创新系统等视角出发，研究了外部环境特别是区域软环境对中小企业发展的影响作用。缪小星（2004）从法律环境、金融环境、信息环境、行政环境和文化环境五个角度，对美国小企业创业成长的环境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自由竞争制度和平等竞争原则、市场失灵和政府干预、创业环境和资本边际效率三个方面，说明了美国政府为改善小企业成长环境所做出的努力。关健等（2009）构建了我国中小企业外部生存环境二阶因子模型，并通过对我国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湖北、河南、四川、重庆、湖南10省市的12000余份调查问卷的分析，得出我国部分城市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外部环境得分和排名。此后，关健等（2009）又分析了我国11个城市中小企业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作用。肖建忠和付宏（2010）以商业服务业为例，研究了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与中小企业的匹配问题。

7.中小企业政策的中外比较

池仁勇和许必芳（2006）以日本、英国、德国、韩国等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为样本，分析了各国中小企业政策的演变特征。赵国忻（2007）通过对英、美等国相关研究文献的分析，就各种政府管制政策的不利影响、小企业直接支持政策效果及政策支持方式设计等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欧阳峣等（2009）对中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从系统论原理、竞争力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出发，提出了完善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体系的思路，其中政策体系主要包括财税支持政策、科技创新的鼓励政策和产业发展的鼓励政策；服务体系主要包括金融服务和融资渠道、信息服务和信息管理、企业产供销一体化服务体系、科技创业园区建设。刘世伟和易明（2009）分析了中小企业发展服务的供给模式和供求偏差的主要表现，建立了提高中小企业发展服务供给能力的概念模型。陈心德和邱羚（2010）通过双层紧迫性排序模型的运算，对政策和服务体系各因素进行了关联性的重点分析和系统思考，并提出了完善中小企业政策和服务体系的总体设计思路。（二）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研究

企业竞争优势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界的持续研究热点。国内外学者如Barney（1986，1991，1995，2002）、Prahalad和Hamel（1990）、Grant（1991，1995，1996）、Porter（1996，1997，2001，2002）、Oliver（1997）、Winter（2003）、彭丽红（2000）、金碚（2003）、程世平和彭其渊（2010）等已从多种不同的研究层次、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对企业竞争优势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总体而言，对企业竞争优势的研究，经历了从外生到内生再到内外整合，从静态到动态的理论演进过程，并形成了多样化的理论研究体系，主要包括产业结构理论（industry structure view）、资源基础理论（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能力理论（competence theory of the firm）、知识基础理论（knowledge-based view）和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view）等。其中动态能力理论将研究重点从企业竞争优势和绩效差异的决定因素，转向了这些因素是如何及通过什么机制影响企业竞争优势和绩效差异，并认为企业必须不断获取、整合具有能确认内外部行政组织技术、资源的能力，以适应激烈变化的外部环境（Teece and Pisano，1994；Winter，2003）。但各种理论均难以独立对企业竞争优势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且各研究理论之间事实上是互相渗透、互相借鉴的。

1.企业竞争优势的内涵界定

企业竞争优势是一个多层次、综合性的复杂概念。中外学者分别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和内涵界定出发，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要素体系进行了各有侧重的研究和描述。Hall（1993）提出了基于广义资源的企业竞争优势要素体系，即将能力和知识也视为无形资源的一种；Mansour（1998）则将资源纳入能力范畴，认为可以根据对企业价值高低及运作困难程度等层次，把构成企业竞争优势的能力细分为资源（resources）、职能能力（capabilities）、竞争能力（competencies）和核心能力（core competencies）；罗伯特·格兰特（2004）将企业竞争优势要素体系概括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人力资源和组织能力。国内学者金碚（2003）将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构成要素概括为关系（relationship）、资源、能力和知识四大类；陈佳贵和吴俊（2004）从竞争力角度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田奋飞（2005）认为企业竞争力是一个基于环境、资源与能力的整合性概念，是上述三者的综合效应；马刚（2006）对企业竞争优势的内涵进行了明确界定，并对企业竞争优势内生论、企业竞争优势外生论和企业竞争优势的整合观（动态能力理论）三大经典理论进行了比较分析。

2.中小企业竞争优势及其要素体系的理论研究

学术界针对中小企业竞争优势及其要素体系的研究以国内学者为主体，且以实证研究较为常见。相关理论研究并不多见的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中小企业和大型企业的差别仅限于企业规模这一控制变量，故而在企业竞争优势的理论体系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不同规模的企业在其竞争优势及其要素构成体系上确实是存在一定差异的。如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具有更强的环境依赖性，且其要素体系对企业家能力等要素更为侧重。Man、Lau和Chan（2002）从企业能力，特别是企业家能力的视角出发，对中小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行了理论研究，他们认为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由竞争潜力、竞争过程和企业绩效三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决定。Man、Lau和Chan（2002）特别强调对中小企业而言，企业家能力比资源和明确有利的环境因素更重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由企业竞争范围、企业家能力、组织能力、企业绩效共同决定的分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概念模型。王勇（2010）分析了社会网络对中小企业竞争力的影响机制，并提出通过构建中小企业社会网络来提高企业竞争力的思路。

3.中小企业竞争优势及其要素体系的实证研究

与此同时，国内学者对中小企业竞争优势及其要素构成体系的实证研究正在逐渐深入。林汉川、夏敏仁和何杰（2003）根据对北京、辽宁、江苏、浙江、湖北、广东和云南七省3027家中小企业的问卷调查，从体制转型与产销竞争力、信息来源与外部协作、企业财务与融资、企业人才技术与研发能力、企业经营措施与经营战略、企业经营环境与政府服务六个方面对我国中小企业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林汉川和管鸿禧（2004）构造了由2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和73个三级指标构成的中小企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采用AHP法给予了不同的权重，并根据1512份问卷调查结果，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竞争力进行了比较研究。对于其中的中小企业的内在竞争力一级指标，林汉川和管鸿禧（2004）将其划分为短期生存实力、中期成长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三大类，每大类再进一步细分为若干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林汉川和管鸿禧（2005）又在2004年的基础上，对我国不同行业中小企业竞争力进行比较分析。

潘镇和鲁明泓（2005）构建了由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能力构成的中小企业竞争优势要素构成体系，并以苏州426家中小企业（其中大部分为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就企业资源、能力要素与企业绩效和竞争优势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付景远（2009）从如何建立员工忠诚、降低经营成本等内部能力角度，分析了中小企业打造核心竞争力的问题。程博（2010）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构建矩阵识别关键能力因子，借鉴战略管理理论，采用Delphi和EFE方法，探讨了企业家能力关键因子和对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企业家能力因子解释结构模型；研究了企业家能力因子影响企业投资行为的定量评价方案，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程世平和彭其渊（2010）对动态联盟、物流能力与中小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此外，部分国内学者关于企业竞争优势及其要素体系的实证研究，虽然没有直接说明针对中小企业，但事实上在其实证研究样本选取中，绝大部分为中小企业。如王庆喜（2004）以浙江民营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对企业资源与竞争优势的联结机制进行了深入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刘善庆、叶小兰和陈文华（2005）构建了由资源和能力要素构成的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并将其用于赣、粤、闽三地陶瓷制造业产业集群的竞争力分析。王核成（2005）运用企业动态能力理论，以浙江省内杭州、宁波、温州、金华和绍兴等地区的纺织制造业、电子电器制造业和机械制造业企业为样本，对我国制造业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宛天巍、曾赛星和王浣尘等（2006）在对长江三角洲地区16个城市569家制造业企业的问卷调查基础上，从技术、财务、市场、管理和人才五方面的资源或能力，对长三角制造业企业的国际化竞争优素（competitive priority）潜在竞争力水平进行了实证研究。

二、企业社会资本研究综述

社会资本一词最早出现在社会学研究中，它指出了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相互频繁、交叉的关系网络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即通过社会资本，各行为主体可以直接获得社会网络中他人拥有的经济资源，如信息资源、技术创新、知识共享。Woolcock（1998，2001）、Baker（2000）、Gulati等（2000）、Landry等（2002）、Presutti等（2007）等国外学者，将社会资本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经济管理领域，从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资源获取、技术创新和竞争优势等方面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储小平和李怀祖（2003a，2003b）、程民选等（2006）、李新功（2006）、石军伟等（2007）、徐尚昆和杨汝岱（2009）、陈爽英等（2010）等国内学者，将社会资本引入我国企业研究，并强调了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性，企业社会资本研究也已成为一个持续的研究热点。（一）社会资本的内涵、特征和来源

1.社会资本的概念和内涵

根据Woolcock（2000）的研究，社会资本概念最早可以追述到海尼凡（Hanifan，1916）。随后法国社会学家Bourdieu（1985，1989）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而全面研究的研究，他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个体或团体通过与外界的联系所增加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许或承认的关系所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了的。”美国社会学家Coleman（1988）首先将社会资本概念提升到超越个人层次进行系统研究，并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在一个集体和组织中为了共同的目的而在一起工作的能力，它在两个方面具有共同特征的实体，这些实体构成了社会结构的许多方面；在这种结构框架中，它们促进了行为主体（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Coleman（1988）同时指出社会资本是组织或个体的三大资本之一，它代表了组织或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寓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反映了一个组织或个体的社会联系。

Burt（1997）把社会资本研究融入企业层次，他的“结构洞”理论就是以高科技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提出的。Gulati（2000）强调了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对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性，并指出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关键要素之一，是一种信念或制度化的预期（即预期他人会采取合作或信任的行为）。当人们之间存在着合作的预期时，即使不合作者，也会采取合作的行为。与此类似，Putnam（1993，2000）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信任他人的“态度”，他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组织的特征，如信任、规范和网络等，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福山（2001）认为社会资本是“在社会或其下特定的群体之中，行动者之间的信任普及程度”。陈劲和张方华（2003）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基于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上所建立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总和，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重要组织形式。20世纪90年代后，受组织间关系和资源依赖理论等的推动，企业社会资本研究蓬勃兴起，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成果。Sally（1995）因此指出，虽然人们应该对从个别经验得出的总结论保持谨慎，但是这一研究领域现在已经产生了如此多的结果，在同一方向上指出可以得出这种结论。

2.社会资本的特征和来源

与金融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具有它自己的特性：一是无形性，即社会资本是无形的、难以测量和转让的，它的存在和使用都在一种网络关系中进行；二是网络传递性，社会资本的关键特性就在于信任的传递：A信任C是由于A信任B，而B信任C，这样更大的网络关系就可以通过总体的信任水平来表现，而不需要每个成员之间的亲密接触；三是易产生路径依赖和锁定，社会资本一旦形成往往却不容易改变，并呈现出路径依赖性，被锁定在特定历史背景下长期形成的社会网络之中；四是嵌入性，社会资本并不像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内在于个人或组织，而是个体之间、组织之间的关系所具有的特性，是经济活动在社会中的嵌入性的产物（Fountain，1997；Coleman，1999；Adler and Kwon，2002；林南，2001）。

对于社会资本的来源，Burt（2000）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来源于两种社会结构，即结构洞（structural hole）和网络闭合（network closure）。20世纪70年代，作为中间人机会功能的社会资本出现在社会学领域并得到认可，如格兰诺维特弱关系的强度、弗里曼的中心性间距、库克和爱默森的排他性交易伙伴的收益以及博特的复杂网络创造的结构自主（Burt，2000）。Burt（1992）在《结构洞》一书中就全面阐述了结构洞之所以能够产生社会资本在于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信息优势，结构洞可以区隔非冗余性的信息，因此资源是增加的，而非重叠的；二是控制优势，也就是第三方优势，即可以从作为中间人的位置上获取收益。与Burt等学者的结构洞观点不同，Coleman（1990）看到了作为中间人的风险，并提出了网络闭合的观点。他认为闭合的网络，也就是说在一个相互交往的网络中，任何人都逃不过其他人的注视。从概念操作化的术语说，也就是高密度的网络是社会资本的来源。网络闭合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信息获取的优势，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形式是嵌入在关系中的信息潜能；二是信任优势，网络的闭合有利于交易，由于网络中人们彼此信任，可以减少交易的风险。（二）企业社会资本的分类

Nahapiet和Ghoshal（1998）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可以按照企业社会网络嵌入的程度划分为结构性、关系性和认知性三个维度。Landry、Amara和Lamari（2002）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结构性（structural）社会资本和认知性（cognitive）社会资本两类。其中结构性社会资本指影响相互信赖的规范、价值、观点和信念，包括企业与供应商、客户、政府机构及其他组织、个人之间的社会信任；认知性社会资本指有益于增强合作效果、产生互惠期望、降低交易费用的社会关系网络，包括网络资产、关系资产、参与资产等。

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基于中国文化背景，将企业社会资本划分为纵向关系资本、横向关系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个维度。陈劲和李飞宇（2001）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政治组织、当地政府部门及各种中介组织、金融组织的联系，这种社会资本是为了从各种组织中获取资源。郭劲光和高静美（2003）认为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网络资源的最重要类型之一，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就是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摄取各类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包括企业纵向和横向的联系。其中纵向联系指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联系；横向联系指企业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之间的联系。在张方华（2006）、韦影（2007）、徐尚昆和杨汝岱（2009）、游达明和刘芳（2009）、陈爽英等（2010）、钱海燕等（2010）等国内学者对社会资本的测量和实证研究中，均采用了这一类维度划分方法。

石军伟、胡立君和付海艳（2007）等学者基于社会网络类型不同，从行动主体层面出发，对企业社会资本进行了分类。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是两个既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的概念。社会网络是指能够被控制的，有利于实现目标及实现目标活动的社会网络结构，而社会资本则是指可以调用蕴含于社会网络结构中资源的能力。企业社会网络通常包括以企业为主体与其供应商、用户、合作伙伴、股东、政府、金融机构等利益相关者构成的企业组织关系网络，以及由企业家个人血源、地缘、学源关系决定的企业家个人关系网络。依据上述企业社会网络的分析，企业社会资本相应可以分为企业组织社会资本和企业家个人社会资本，分别意味着企业组织和企业家个人通过所参与社会网络，动员结构中蕴含稀缺资源的能力。前者关注企业层面需要的制造技术、市场开发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源，又可细分为组织社会网络资本和特有关系资本；后者关注企业家个人职业发展、劳动力转移、资源获取和化解风险等有利于个人利益的信息和资源。

此外，根据联系性质不同，可将企业社会资本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它是以双方签订了正式的契约为标志，如通过采购合同建立的联系、通过R＆D合作协议建立的联系等；二是非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理的接近性，各种企业因为地理接近而集中在一定的区域，有利于创新知识的分享、扩散与传播，它同正式联系的社会资本相比更难以被复制和模仿。

除了企业社会资本之外，学者们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延伸出一些其他的社会资本概念和构成要素，如赵晓东和李晓博（2008）通过半结构化访谈的方法，认为创业社会资本由网络结构、信任关系、认知共享、资源支持构成；王涛和顾新（2010）在研究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产生机制时，将社会资本概念理解为组织或个体通过相互联系与作用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获得稀有资源以及由此获益的能力，要素包括：信任、规范和网络；姚伟坤等（2010）认为集群社会资本是一个集群所具有的由结构性制度要素所组成的公共资产，若从社会资本的植根性出发，可将集群社会资本划分为集群主体的集体认知、集群信任水平、集群结构性社会资本。（三）企业社会资本的主要作用

Burt（1992）认为企业社会资本可以使企业获得利用金融资本、人力资本的机会和结构洞（Structural Hole）。Gulati、Nohria和Zaheer（2000）、Lang（2004）、McEvily和Marcus（2005）等学者强调了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战略管理、知识创造、竞争优势获取等的重要性。张方华、林仁方和陈劲（2003）强调建立良好的企业社会资本可以加速隐性知识的产生和有效转移。周小虎和陈传明（2004）从企业知识理论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对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李敏（2005）分析了企业社会资本的有机构成和功能，并认为企业社会资本使企业从区位优势（location-based ad-vantage）发展到体系优势（system-based advantage）；尤其是企业社会资本中的信任，对企业运行和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林民书等（2006）认为社会资本能够在共享信息、配置资源、降低道德风险和集体行动决策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概括而言，企业社会资本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有利于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从企业内部来说，企业内部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减少了调节人际关系所需的费用，调动了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如美国学者福山（Fukuyama，1996）以丰田汽车公司为例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丰田汽车公司给予工厂员工极大的权限，赋予他们使整个生产线停摆的力量，因为管理阶层信任员工，不会滥用权力。而员工报答这种信任的方式，则是冷静而保守地使用他们的权责，改善生产线的整个生产力”。按照制度经济学派科斯的观点，企业的交易存在交易成本，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市场交易的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机会主义行为等原因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存在交易费用，而企业社会资本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信任是“在正式的、诚实和合作行为的共同体内，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企业社会资本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关系网络中的其他成员建立在信任的过程，如果交易双方恰好处于社会资本网络之中，已经培育起良好的伙伴关系，那么企业社会资本自然也就相应降低了交易双方的交易成本。王涛和顾新（2010）通过博弈论的分析，得出知识链成员间相互信任的产生机制是“过程和规范”型，是动态演进的，并且不同阶段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进而降低了知识链成员之间的合作成本。姚伟坤等（2010）认为集群社会资本能够促进品牌与相关主体的学习互惠性，降低合作学习的冲突以及合作成本，从而促进品牌的学习效率。

2.有利于提高企业经营绩效和核心能力

根据信任对经济活动的促进作用，Fukuyama（1996）对全球各个国家信任度的高低进行了划分。一类是高信任度的国家，如欧美等国，一类是低信任度的国家，如亚洲等国。他认为，欧美等国因人和人之间的高信任，企业上下左右之间隔阂少，因而能够做成大企业。而在中国或世界华人圈，由于人和人之间的低信任，企业内部交易成本高，故不易做成大企业。Koka和Prescott（2002）认为，企业外部社会资本是企业核心能力的重要来源。李路路（1995）通过实证分析得出，企业家在企业内部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时，企业的产值更高。张其仔（2001）认为，企业内社会资本的高低（用工人间的合作程度、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满意度、车间内班组长和工段长与车间领导的融洽程度表示），与企业的经济效益呈现正相关关系。其中管理者与工人间的良好关系对企业的盈亏有显著影响；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呈正相关关系，与企业管理费用呈负相关关系。

赵晓东和李晓博（2008）认为社会资本是创业企业的重要资源，是促进新创企业的生存与成长的重要因素。王凤彬等（2008）、陈建勋等（2009）通过引入知识整合和创造作为中介或调解变量，对社会资本与核心能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孙俊华（2009）的研究发现，企业家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动员能力越强，则企业越倾向于提高多元化程度、选择不相关多元化和通过并购来实施多元化战略。贺宏等（2009）基于市场导向的文化观点，认为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对顾客导向、竞争者导向以及跨职能协调具有正向影响，企业内部社会资本与顾客导向、与竞争者导向之间呈现倒U形关系，与跨职能协调高度正相关。吴文华和汪华（2009）则探索了高科技企业家社会资本首先影响企业社会资本，进而影响企业动态能力，最终影响高科技企业绩效的作用途径及内在影响机理。周劲波和黄胜（2010）以国际化知识创新为中介变量，构建了国际社会资本与企业国际化特征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框架。国际社会资本对国际化知识创新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际化知识创新对企业国际化特征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3.有利于企业内部知识共享和外部资源获取

从企业内部来看，社会资本一方面能促进员工间的交流和沟通，另一方面加强企业部门间的协调和联系，从而促进企业知识转移、传播和共享成为可能。如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所说：“企业所拥有的、而且是唯一独特的资源就是知识。其他资源，如资金或设备，不带来任何独特性。能产生独特性和作为企业独特资源的是运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再考虑其外部性，拥有良好的外部社会资本，特别是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就为企业搜集外部信息、获得外部资源提供了基础。企业拥有的稀缺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和基础，它包括企业所有资产、能力、组织过程、信息和知识，特别是隐性知识。而这些资源的获取，必须依靠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也就是说要依靠供应商、客户、竞争对手、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高校、社会中介机构、政府及其相关职能部门等的关系网络。

欧阳峣和徐姝（2007）指出强联系的网络结构、信任与合作规范及有效沟通，对中小企业获取外部缄默知识和积累智力资本影响重大。司公奇等（2008）以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小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社会资本对中小企业成长的影响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社会资本对企业资源获取能力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内部社会资本对企业环境适应能力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资源获取能力对企业环境适应能力有显著的直接影响，环境适应能力对企业成长绩效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谢洪明等（2008）选取我国华南地区172家企业为样本，研究了企业内部社会资本、组织文化、知识整合以及核心能力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制和路径。陈璐等（2009）认为高管团队内部社会资本为决策信息的交换和共享提供了机会、意愿和能力，有利于团队内部形成建设性的冲突模式，促进决策效果的提高。

张华和席酉民（2009）基于过程的观点，将知识转移分为转移对象的搜索与对转移条件的判断两个过程，并从社会资本的三个分析维度建立了个体在知识转移过程中的行为模型。李志宏和朱桃（2009）通过实证研究揭示了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不仅对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效果产生正向的显著影响，还分别通过知识转移机会、动机、能力（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正向影响个体间非正式知识转移效果。卢俊义等（2009）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对顾客参与服务创新和顾客知识转移关系的有关文献进行了综述研究，并构造了以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为中介机制的理论模型。陈文春和袁庆宏（2010）基于个体社会资本的角度，结合外派技术人员的工作特征与社会网络特征，探讨了外派技术人员的社会资本及其对企业间知识转移的影响机制。

4.有利于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原动力，而创新是一个知识、经济与社会有机结合的复杂动态过程。知识的获得需要通过学习，因此，学习是创新的基础。企业只有通过其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网络构建，不断向外部环境学习，获得新知识和新经验。王霄和胡军（2005）的实证研究表明，结构和认知性社会资本以不同的路径影响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刘赟等（2009）从中微观的角度出发，构建了社会资本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对其进行了探讨和分析。游达明和刘芳（2009）对社会资本通过知识获取和知识吸收的中介作用，从而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的假设进行了实证研究。陈耸（2009）从企业学习能力增加的角度，提出了基于学习能力的企业社会资本与技术创新的概念模型。顾琴轩和王莉红（2009）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探讨我国科研人员个体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作用。王莉红等（2009）构建了团队与个体的多层线性模型，跨层次实证研究了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对创新行为的影响。

三、区域软环境研究综述

外部环境历来是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研究领域之一。战略管理理论的环境学派（environment school）提出的规则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就将环境作为企业重要的经济资源和符号（symbolic）资源[1]；企业竞争优势的动态能力理论（dynamic capability view）强调了企业整合配置内外部资源以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认为，一个国家（区域）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为企业成长和竞争优势获取而创造并维持一定的环境的能力。根据地理范围和行政建制，可将企业外部环境自大而小划分为国际、国内和区域环境等层次。根据内部构成要素的物理形态，区域环境可进一步划分为区域软环境（regional soft environment）和区域硬环境两大类别。其中区域软环境难以直接量化且相对隐性，如社会文化环境、金融服务环境等；区域硬环境则可以直接量化且相对显性，如生态资源、基础设施等。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阔、市场成熟度和开放度不高，正处于经济、政治体制快速转型期的国家，软环境各要素的演化状态在不同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其对域内企业战略行为和战略绩效的影响作用也尤为显著。（一）区域软环境的定义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国外学者对软环境的主流理解和国内略有差异，他们一般将制度类环境纳入硬环境范畴，因为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制度环境在较长一段时期内是相对显性甚至刚性的。soft environment一词也较少在国外文献中出现，较常用的词为supportive environment或sponsor environment（Flynn，1993）。但国外学者对科技、政策、社会文化等软环境要素极为重视，并从企业战略管理视角展开了深入研究，如Daft（1988）、Cohen和Levinthal（1990）、Cooke（1992，1998）、Baron（1995）、Oliver（1997）等。且近年来，国外学者针对我国区域软环境的研究也正在悄然兴起。“区域”是人们为了某种目的，按照特定指标对地表划分的片断。区域的划分标准以行政建制、地理特征和经济属性最为常见。张合平和刘云国（2002）认为，从要素差异角度可将环境划分为自然环境、工程环境和社会环境三大类；从范围大小角度可划分为聚落环境、区域环境、全球环境和星际环境等层级。国内学术界对区域软环境的定义基本一致，魏潾（2005）将区域软环境界定为：“可以随人为干预而改变的非物质产品形态的区域外部环境因素的集合”；宋贤卓（2006）将区域软环境定义为：“某特定区域内与经济社会活动直接相关的非物质条件，是无形要素的集合。”（二）区域软环境的构成要素

企业生态系统（enterprise ecology system）、商业体系（business sys-tem）、企业社会资本、区域创新系统（RIS）等企业外部环境及相关研究领域，IMD和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EF）两大国际竞争力权威评价机构，以及国内学者关于区域投资软环境、城市软环境、区域经济发展软环境和企业成长软环境等领域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均从不同的角度对区域软环境的构成要素进行了描述。

1.企业外部环境及相关研究中的区域软环境要素

Duncan（1972）将企业外部环境首次定义为：企业在决策过程中必须考虑的，在企业边界之外的物质及社会因素。Bourgeois（1980）将企业外部环境明确划分为一般环境和任务环境，其中的一般环境涉及大量的区域软环境要素。如Daft（1988）提出了科技、政策和社会文化环境；戈亚群、刘益和李垣（2003）提出了政治法律、社会文化、全球化趋势、和技术等环境；潘镇和鲁明泓（2005）对苏州市426家中小型工业企业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强调了政府扶持等企业外部环境对中小企业绩效、竞争优势和战略选择的影响和作用机制；黄速建（2006）在其中国企业发展环境指数（BDEI）中提出了政治、技术、人力资源、金融等环境。虽然企业外部环境的外延比区域软环境更为广阔，但它为区域软环境研究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

企业生态系统概念由Moore（1993）首次提出，并将其界定为企业与其环境共同构成的相互依赖、相互制约并复杂进化的生态系统。企业生态系统事实上涵盖了区域软环境的各个层面，在Baum和Singh（1994）、张燚和张锐（2004）、梁嘉骅、范建平和李常洪（2005）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涉及文化、教育、制度和政策、科学技术、资金市场、劳动力市场、信息和全球化等多个区域软环境要素。商业体系是以企业为主体的管理协调经济活动的组织形式。商业体系的研究思想和研究内容与区域软环境可谓不谋而合，国外学者经常从商业体系角度研究我国的区域经济与企业发展问题。在Hall、Sockice和Redding（2005），理查德·惠特利（2004），董静和孙海鸣（2005）等学者的相关研究中，涉及制度，社会文化，市场，金融、人力资源和政府等区域软环境要素，并强调了它们对企业战略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Granovetter（1985）、Landry, Amara和Lamari（2002）、郭劲光和高静美（2003）等学者，均从企业社会资本角度，强调了区域软环境各要素对企业战略和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如影响相互信赖的规范、价值、观点和信念，有益于增强合作效果、产生互惠期望、降低交易费用的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等。区域创新系统概念最早由Cooke（1992）年提出，他将区域创新系统定义为：“企业及其机构经由以跟植性为特征的制度环境系统地从事交互学习。”在Autio（1998）、Asheim和Isaksen（2002）、胡明铭（2004）、林迎新（2006）等学者提出的区域创新系统结构中，涉及制度、社会、文化、政府、融资、创新环境等诸多区域软环境要素。

2.IMD和WEF评价体系中的区域软环境要素

作为竞争力国际比较学派的代表，自1996年以来，IMD每年都单独对全世界最主要国家（区域）的竞争力进行测评。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特别侧重于各区域经济体支持本地企业展开国际国内竞争的[2]环境水平，较全面、系统地囊括了区域软环境各构成要素。IMD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由经济绩效（economic performance）、政府效率（government efficiency）、企业效率（business efficiency）和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①4个大类指标、20个子类指标、300多个具体指标构成。这些具体指标包括硬指标（hard data）、软指标（soft data）和背景指标（background information）3种类型。其中硬指标约200个，由OECD、世界银行、联合国、WTO及各参评经济体合作机构等提供的统计数据构成；软指标约100个，通过对所在区域样本企业的问卷调查获得；背景指标数量较少，仅作参考资料，不进入最终排名①。自2003年起，IMD在原来52个独立的国家或区域区经济体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包括浙江省在内的8个大国内部的区域经济体。

WEF是与IMD齐名的另一个国际竞争力权威评价机构，其基础数据来源和IMD相似。WEF将竞争力定义为：“决定一国（区域）生产率水平，进而决定一个经济体繁荣程度的一整套要素、政策和制度。”在这一理论基础上，WEF于2001年建立起由成长竞争力指数（GCI）和商业竞争力指数（BCI）构成的评价体系。自2004年起，WEF尝试采用新的全球竞争力指数（Global CI），并将决定竞争力强弱的要素归为制度（institutions）、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宏观经济稳定性（macroeconomic stability）、安全（security）、基本人力资本（basic human capital）、高级人力资本（advanced human capital）、商品市场效率（goods market efficiency）、劳动力市场效率（labor market efficiency）、金融市场效率（financial market efficiency）、技术准备度（technology readiness）、开放性与市场规模（openness and market size）、商业成熟度（business sophistication）和创新（innovation）等12类。WEF的新旧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均涵盖了[3]大量区域软环境构成要素。

3.国内学者对区域软环境构成要素的研究

国内学者大多结合某特定区域层次或软环境类别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区域软环境构成要素或评价体系。徐雨森和苏敬勤（2002）提出了城市软环境概念，并将其分为经营环境、文化环境和创新环境三个层次，具体①这里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并不仅仅指实物或物质设施。

包括制度环境、组织环境、商业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文明程度等。刘仲蓓（2003）从投资软环境角度，建立了由制度环境、市场环境、服务环境、经营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的区域软环境要素体系。范柏乃和房定坚（2004）提出了由3个层次、6个准则层指标、24个指标层指标构成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投资软环境评价系统，其中准则层指标为：法规政策、创业文化、社会信用、行政管理、人力资源和市场经济。葛亮、仲伟俊和梅姝娥（2004）将影响民营科技企业成长的区域软环境要素概括为：社会文化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和社会服务环境六大类。

魏潾（2005）将区域软环境要素细分为社会环境、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法律环境四大类，并对浙江省和黑龙江省的私营经济发展软环境进行了比较研究；宋贤卓（2006）认为区域软环境主要包括政务环境、法律环境、社会及政策环境和诚信环境。陈美、宣国良和沈洁（2006）参考WEF和IMD的评价体系，构建了由政治法制环境、经济商务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3个一级指标构成的投资软环境三级评价指标体系，并据此对浦东和苏州两地进行了比较研究。李林和朱燕娜（2009）结合重庆科技园区发展实际情况及发展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和文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最终提出从外部软环境和内部软环境两大方面对科技园区软环境评价指标进行具体分析。在外部软环境中包括5个评价层次的指标，即政府扶持状况、科研机构参与状况、社会创新风气、媒体重视与宣传、金融机构积极措施。在内部软环境中又包括5个评价层次的指标，即创新文化、人力资源风貌、信息交流共享、领导班子状态、管理平台建设。在欧阳峣等（2009）对中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和服务体系研究中，也涉及大量与区域软环境密切相关的要素。

[1]

符号资源主要包括企业形象、组织结构、组织能力等无形资源。

[2]

IMD的相关文献部分来自笔者2004—2006年期间参与IMD浙江地区调研工作时所获得的资料。

[3]

WEF的相关文献，主要来自其在中国内地的合作伙伴——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的资料。

四、小结

从已有的研究来看，作为一个持续多年的热点问题，学术界对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研究已较为广泛和深入。针对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重点问题和主要领域，诸多中外学者展开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企业社会资本理论也已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并从其概念界定、构成维度、形成机制、功能作用等角度，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目前已相对较为成熟。区域软环境虽具有显著的中国背景下的情景依赖性，但同样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并开始进行相关研究。近年来，从社会资本视角来研究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开始逐步兴起。但已有研究主要侧重于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领域，未能全面涉及中小企业发展的各个方面，相关整合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较为缺乏。在中小企业的外部发展环境方面，已有研究大多从政策扶持和社会服务体系角度展开，而很少将其拓展到区域软环境这一更为广泛和全面的视角。总体而言，本书所进行的从企业外部社会资本视角来研究我国中小企业发展问题，并充分考虑区域软环境对企业外部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是对已有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拓展，具有较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第二节　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

一、研究对象界定

要研究中小企业发展，首先必须对中小企业有一个明确的界定。从全球范围来看，由于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及划分中小企业的标准各异，不同的国家采取的标准是不同的。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在50多个国家中就有75种中小企业的定义。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内，由于企业所处的行业不同、时期不同，界定方法和标准也不尽相同。总体而言，欧美各国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较为宽松，以便在制定并执行政策时有较大弹性；亚洲各国和地区尤其是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对中小企业的划分标准则相对较为严格。有一个共同点是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均强调了中小企业的独立性，即在设立具体的数量标准之前，对企业性质进行严格限制，将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的子企业和持、控股企业区别开来，以便实施相应的扶持政策。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现在，我国的中小企业标准经过了六次大的调整。2003年2月，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结合统计工作的实际情况，国家经贸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统计局研究制定了《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文件）。2003年标准以法人企业或单位作为企业规模划分对象，以从业人员数、销售额和资产总额三项指标为划分依据，适用于工业（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的企业规模划分。中小型工业企业的划分标准为：职工人数2000人以下，或年销售额3亿元以下，或资产总额4亿元以下；其中中型企业须同时满足职工人数300人及以上，销售额0.3亿元及以上，资产总额0.4亿元及以上；其余为小型企业。2003年标准相比前几次更接近国际通行标准，在制定政策方面更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协调发展及与国际市场接轨。

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出台之后，由工信部和国家统计局牵头，财政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参加，专门成立了中小企业划型标准修订工作组，以将2003年标准中未纳入的各种中小型企业（如服务业企业）都加以涵盖，尝试进一步增加微型企业的划分标准，并对划分指[1]标进行简化。但考虑到新的国家标准尚未出台，本书对中小企业的界定仍然沿用2003年出台的《中小企业标准暂行规定》（国经贸中小企〔2003〕143号）。（二）企业外部社会资本

如前所述，中外学者对社会资本及企业社会有多种定义。本书沿用Nahapiet和Ghoshal（1998）的定义，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嵌入且源于企业关系网络中可利用的实际和潜在资源。企业社会资本能够使企业获得利用金融、人力等资本的机会和结构洞（Burt，1992）。企业社会资本是企业网络资源的最重要类型之一，以网络、信任和规范为核心构成要素。由于企业同时拥有内部和外部两类关系网络，企业社会资本也可分为企业内部和外部两大类。前者来自企业组织内部成员间的联系，后者则来自企业组织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伙伴甚至竞争对手之间的联系。本书重点关注中小企业的外部社会资本。此外还应明确的是，本书所指的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均为中小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组织之间的规范性社会资本，不包含基于特殊人际关系（Guanxi）而形成的非规范性社会资本（如企业家与个别政府官员之间的特殊关系网络）。

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即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获取各种稀缺资源的社会关系网络，它关注企业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联系，主要与企业外部网络结构中“信息桥”（Bridge）所带来的信息优势和控制收益相联系（Adler和Kwon，2002；Suseno和Ratten，2007）。参考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郭劲光和高静美（2003）、张方华（2006）、韦影（2007）、徐尚昆和杨汝岱（2009）、游达明和刘芳（2009）、周小虎等（2009）、陈爽英等（2010）、钱海燕等（2010）等学者的维度划分方法，结合我国中小企业的实际情况，本书根据企业社会网络联系对象（外部利益相关者）差异和关系性质不同，将中小企业外部社会资本划分为横向联系、纵向联系和社会联系三个维度（见图3-1）。其中横向联系主要指中小企业与客户、供应商及其他企业之间的联系广度、深度和信任合作关系等；纵向联系主要指中小企业与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地方商会等之间的联系；社会联系主要指中小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之间的关系。此外，在本书部分研究中，也同时适当引用了Nahapiet和Ghoshal（1998）等学者提出的企业社会资本的结构、关系和认知三维度分类方法。（三）中小企业竞争优势

如前所述，作为一个较为成熟的研究领域，中外学者已从产业结构、资源基础、能力基础、知识基础和动态能力等理论出发，对企业竞争优势及其来源要素进行了多角度的论述。但不同的学者和研究文献对企业竞争优势的概念描述并不完全一致，缺少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企业竞争优势和企业竞争力两个概念也较为混淆。综合Hoffman（2000）、Lubit（2001）、金碚（2003）、马钢（2006）等学者的观点，本书将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界定为：中小企业在向消费者提供具有某种价值的产品或服务过程中表现出的超越或胜过其竞争对手的属性或能力，这种属性和能力可以使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创造超额利润或获取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

与很多同类研究一样，在本书研究中，将企业竞争优势作为评价中小企业发展的指标。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表述上来看，“中小企业发展”一词较为宽泛，涉及中小企业的方方面面，单个项目很难研究透彻深入，选择中小企业竞争优势这一具体落脚点，有利于进一步明确研究对象，使研究更为深入和细化。二是竞争优势这一概念基本涵盖了中小企业发展问题中的核心部分，是研究和评价中小企业发展问题的一个典型指标，且相关研究已较为成熟，在林汉川等（2003）、吕一博等（2008）、欧阳峣等（2009）等国内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较广泛的应用。虽然竞争优势是在一定时间内某企业具备的各种资源（能力）要素所呈现的优势，但当这种优势不断积累、培育和保持，也就意味着中小企业获得了发展。三是为了便于测量。发展是指资源（能力）等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过程，但在实际研究特别是调研中，很难获得基于时间序列的具体研究数据，一般只能通过对某一时点（或时段）的中小企业竞争优势测量来获得静态的横截面数据。四是能够尽可能多地反映中小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如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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