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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伯特·劳伦斯·洛厄尔

出版社：电子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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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校长毕业演说辞试读：

连续24年，哈佛大学的毕业班都请洛厄尔校长在毕业礼拜日仪式上为他们发表致辞。换句话说，就是宣讲毕业典礼布道词。他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布道者，也很少谈及或写到宗教价值，但他从未拒绝过这一要求。在和蔼而严肃的外表下，他其实是所有大学生的一个热情洋溢的朋友，毕生工作都致力于提高学生们对社会的价值。他还是一个虔诚的宗教人，只要高年级学生想让他布道，他就会去布道。而且只要他布道，必定会坚持不懈地诉诸心灵，因为生活中的问题正是出自心灵。

正如他的宗教是普适性的，他的布道词中也没有任何教派性或宗派性的内容。他认为，自己所见过的最虔诚的崇拜者是一个孤孤单单的伊斯兰教徒，当时那位教徒正匍匐在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地面上。尽管他的宗教首先是实用性的，然而他并不关心仪式和教条。除了作为对行为操守的帮助之外，这些东西并没有太大的意义。从“清教徒”这个词最好也是最本质的意义上讲，他是个清教徒。因为他的一言一行都有道德的意义，道德意义赋予了那些言行持久的重要性。他自始至终在寻找梦想，但所寻求的梦想是正确行为的梦想；此外，他只有通过审视并思考现实，才能看到这样一个梦想。他认为，梦想家比流氓造成的损害更大。

这些布道词是一个有着强烈宗教良心且朴实无华的实干家，对一群享受了额外特权并因此对公众欠下了相应债务的人所说的话。他对他们说话，就像冈萨罗·德·科尔多瓦（Gonzalvo de Cordoba）对他手下那些挺身而出抵抗法国人的骑士们说话那样。这位伟大的船长曾说：“我把你们派出去，是为了让你们成为更优秀的人。”

当然，洛厄尔的意思并非要把自己所说的话仅限于他的听众所代表的那个享有特权的群体。他认为，自己年复一年所灌输的那些原则，应该是每个人生活中的老生常谈。从理论上讲，他几乎认定布道词中提到的这些原则是他所能给出的应用在生活中最好的东西。他的语言是如此简洁，以至于几乎容易引起误解。但如果任何一个读者认为其内容中有什么琐碎的东西，那最好是再读一遍。亨利·阿伦·约曼斯于坎布里奇第1讲好环境要靠自己创造

没有背景，也没有好的条件，就是你现在陷入困顿的原因吗？我们总能听到环境对一个人的事业影响如何如何，可还有一点也同样是真实的，即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自己的环境。其实影响你的并不是环境，而是你对环境的感受。如果说你生活的世界注定了你的命运，而很大程度上你的兴趣与态度打造了这个世界，那么打造一个什么样子的世界就是一个重要问题。

只剩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

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旧约·创世纪》第32章第24和第26节

在犹太作家描绘本民族创立者生平的那些生动章节里，我们读到了两个梦，或者说是两个幻想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其中之一是他最早背井离乡闯荡世界时出现的，当他席地而睡时，他梦见上帝出现在自己面前。让他确信神的护佑，允诺他繁荣兴旺。当他试图与上帝就未来订立一份契约时，他的身上有一种青春蓬勃的神气和信心十足的派头。

第2个幻想是许多年后他打道回府时出现的，他带回了自己所获得的大群牲畜。但他不敢肯定他的兄弟以扫的复仇会不会把他毁掉，因为他曾经取代以扫得到了父亲的祝福。命运之神是作为一个成人来找他的，就在他害怕自己有性命之虞前的那天夜里。正如他所相信的那样，他花了很长时间与命运摔跤，除非命运之神在天色破晓的时候给他祝福；否则他不会放它走。

在眼下这个时代，我们勤勉不懈地探索一切事物，我们力图把一切结果都归因于某些确切的规律。因此在谈到人类关系时，我们经常听人说环境对一个人事业生涯的影响如何如何。一个人是他所生活时代的产物，是他所属民族的产物。他是“暗示”的造物，而“暗示”来自他周围的那个世界，来自他所交往的伙伴。根据他的存在法则，他模仿他人的所作所为。他为了赢得自己的生计，而被迫与人们习惯的习俗保持一致。

所有这些说法当中有很多是有道理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但还有一点也是真的，即一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创造了自己的环境。他并不是同等地受到周围每一事物影响，影响他的主要是他本人对之做出反应并反过来施加影响的那些事物，即那些他意识到、感知到的事物。没有两个人看上去一模一样，因此也没有两个人处在完全相同的环境中或生活在完全一样的世界里。每个人所感知的主要是他给予关注的那些事物，而他所关注的总是他感兴趣的事物，他所关心的事物。

假设一帮人步行穿过一个陌生地区，其中一个人可能注意到树和植物；第2个人观察鸟；第3个人留意野生动物的踪迹；第4个人专注于未来此地的农业潜能；第5个人留心道路和建筑；而第6个人几乎没看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其中一些人可能对人们的优秀品质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另一些人则注意到了他们身上令人不快的特征。每一个人实际上都是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旅行，这种不同事实上并不是他自己的思想创造出来的，而是引起他注意的那些东西造成的。他们每个人所看到的都会帮助他形成自己的看法，并因此影响他未来的行为。如果说一个人被他生活的那个世界打造成形，并在很大程度上他能通过兴趣的性质和强烈程度改造自己那个世界，那么有一个问题显然很重要，即他应该打造怎样一种世界。这不仅是他具有何种性情气质的问题，因为他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由他的志向抱负所造就，由他在追求这些志向时的坚持不懈所造就。

毫无疑问，事实上人们既非天生自由，也非生来平等。他们不能为所欲为，他们的机会受到各种限制。他们的天赋才能，他们身体和精神上的活力都千差万别。然而当你人过中年回头看看认识的那些人，你很可能会觉得对行动自由的限制和自然天赋的不平等并非像你所设想的那样是决定性因素。人的事业各不相同，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机遇，而是取决于他们对这些机遇的利用。

事实上，一个人常常由于不留心观察，面对机遇却全然不知，从而失之交臂。我们的一生，有很多时间就像那个年轻人去城里寻找发财机会那样度过。天热的日子，他在路边躺下来倒头便睡。在他睡着的时候，两个小偷看到他，并且准备杀死他，抢走他身上的财物。但转念一想，此人多半像他们自己一样身无分文。不久之后一个富商路过，对年轻人的外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想在自己的企业为他提供一个职位。但转念一想，自己对这个年轻人的过往经历一无所知。这个想法阻止了他的冲动，于是他继续赶路。年轻人醒了，继续自己的行程，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刚刚距离死神和好运仅一步之遥。一个人经常由于胆怯、偏见或对惰性的无视，从而让机会溜走。

但毕竟造就一个人事业生涯的最重要因素，通常是“标准”上的差异，那意味着他们真正关注的目标上的差异。我有个很聪明的朋友，他总是认为凡是一个人强烈渴望实现的目标通常都能实现。

在给自己设定“标准”上，人各有志，千差万别。很多人似乎主要关注积累财富；有一些人操心名声或专业上的成功；少数人关心权力；而有些人仅仅看重安逸和舒适，甚或是炫耀。有时候，我很吃惊地听到一个人宣称——我倒并不总是相信百分之百的诚实——如果他能够通过自己的职业或买卖积累到一笔还算过得去的财富，他就会退休，这话显然总是不了了之。如果他的意思是要献身于公共服务，或是为了普遍福祉而效力于慈善机构（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最好的公共服务就在这一领域），那当然很好。倘若动机是渴望行善，而不是渴求权力或人们喝彩，那没有比这更高尚的生活方式了。如果说公民政府赋予了每个人为国效力的特权，那么它也把为国效力的责任强加给了他，只要他的环境允许。在美国，每个人对公共事务都至少要有一点关注的兴趣，都要分担一点政府的负担。在其位也好，不在其位也罢。他应当热心履行自己作为一个公民的责任，为抑制不公并促进诚实、高效的行政和纯洁的政治做出一点个人牺牲。

但很少有人能够把他们的大部分精力直接投身于为国效力，大多数人都不得不把他们的绝大部分时间花在专业、生意或本职工作上。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坏，他们的主要影响是通过他们养活自己的努力，或与这样的努力有关联。因此我们别以为这样的影响很小，可以忽略不计。我们大家太过习惯于把生活分为两个部分，并把这两个部分分别看做自私的和慷慨的。如果一个人慷慨大方地拿出自己的财富和时间用于慈善目的，而且总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说：“生意就是生意，尽管这里面也要遵循十诫，但‘金规则’[1]却不是这样。”那么他身上究竟有多少对上帝的爱呢？生活是一个统一整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善行正是通过填充这个整体大部分内容的那些东西来完成的。

许多年前，在博洛尼亚的一个墓地里我还记得墓地管理人轻蔑地嘲笑一个车匠墓碑，上面有一个车架弹簧的浮雕。大概，对这种弹簧的改进是此人对本社群福祉的主要贡献，它很可能是一项引人注目的贡献。毫无疑问，他的家人把这一事实记录在他的墓碑上当然不是什么值得嘲笑的事。不幸的是，由于一场教条之争，“他们的业绩永远伴随他们”这句话从英格兰教会的葬礼颂词中被省略了。但假模假样地羞于提及一个人所从事的行当并非一直盛行，紧挨着罗马城墙的最大古墓之一是一个面包师的坟墓，上面展示了他这门手艺所使用的器具。

让每个人都记住他所做的工作，纵使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得收入，也应该给予更高的评价。如果他在做这件工作的时候丝毫不考虑别人的权利或公众福祉，并且毫无必要地压制那些比他更弱的人，或者欺骗了那些没有能力看清真相或没有代言人为自己辩护的人，那么他就是在做一件不义之事，黄金也无法抹去他的污点。

此外，如果他只是马马虎虎地完成了交给他的工作，那他就是个无益的仆人。的确，他并不是过着一种坏标准的生活，而只是过着一种低标准的生活。太多的人在本应该给自己设立更高标准的时候，却满足于平庸。我记得，拉马丁（Lamartine）在谈到陶工帕利西（Palissy）时说，就像每个职业一样，都以劳动作为它的手段，以进步作为它的目标，以上帝作为它的最终目的。

你们或许还记得，在《毡帽》（Trilby）中杜穆里埃（Du Maurier）使得法国雕塑家杜里尔（Durieu）说出这样的话：“我很害怕他事实上并不存在，上帝保佑！那对我来说真是最大的不幸，因为我崇拜他！只有想到一件作品能让他喜欢，我才能把它做出来；否则我什么也做不了。”

除非被这种精神所打动（无论人们叫它什么），否则很少有人能实现有价值的成功。唯一真正的标准是永恒完美的标准，我们必须给自己树立这样的标准。无论我们实际上所从事的工作范围多么小，也不管我们接近理想的能力多么弱。

说到生活中的成功，如果指的是实现我们的抱负，那么恐怕就只有那些标准很低的人才能获得成功了。因为一个人的标准越高，目标越宏大，他达到目标所要走的路就会越远。赋予生命以价值的不是平常结果的实现，而是竭尽所能，努力做好某件事。为此而努力奋斗的人，会比那个只盯着更低目标的人走得更远。

不过你或许会说，如果一个人给自己定下的目标超过了他所能够实现的，他绝不可能幸福，因为他得不到实现目标所带来的满足感。我们千万不要欺骗自己，就算追求幸福是人的权利之一，追求幸福本身所带来的回报也是最少的。幸福绝不可能在追寻幸福中找到，而只能在寻求其他东西的过程中得到。幸福的生活不是目标，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任何哲学体系都逃不掉这个永恒的伦理悖论。我们也不可能构建出这样一个理性的道德体系，它教导我们通过做正确的事，我们将给自己带来持久的痛苦。善注定是痛苦，恶注定是快乐，这样一种学说将会动摇我们的道德正义感。每一个伦理学体系都必须假设履行职责会给此生或来生带来幸福，然而如果对幸福的渴求是直接的行为动机，那它就没有道德价值。真正的宗教宣称以完全的自我牺牲，以全部的心志、全部的灵魂和全部的力量去追求上帝的王国，做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追求完美的善是每一个人的职责。这样的宗教还告诉他，要相信如果他这样做了，幸福就会以某种方式最终到来。

但是不要为了目的而忽视手段，就算为了认识正确的前进方向，我们必须仰望星辰；同时我们还必须审视我们要走的路，以免摔倒在途中。很多人带着光明的希望出发，在经过一次看来毫无成果的奋斗之后便灰心丧气放弃了战斗。或者干脆坐下来，满足于远比他最初所渴望的要少得多的那点东西。

年轻人常常指望成功一蹴而就，他们没有认识到工作的力量在一生的冒险中有多么重要。他们没有体会到在每项事业中，强烈、连续和精确无误的劳动，甚至还有艰辛乏味的苦干都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工作不仅对我们在任何追求中取得进步是必要的，而且它常常弥补了天赋才能的缺乏。

在很多被误认为是金玉良言的半真半假的话当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即天才是一种无限吃苦耐劳的能力。这当然不是真的，因为如果没有想象力，是不可能创造出伟大成果的。但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艰苦的劳动，想象力通常也是毫无成果的。而且更有甚者，想象力越高远，使之充分实现所需付出的劳动也就越大。在阅读历史时，我们常常吃惊于这样的事实，一个天才（他可能是一个军人或政治家）通过一次行动几乎在转瞬之间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之将倾。最终实现了持久的胜利，那似乎是瞬间的灵感。直到通过研究细节，我们才发现为了获得最佳有利时机，他事先付出了多么艰辛费力的深谋远虑和多么充足的操心考量。

此外，即便是毫无预谋的瞬间行为，也可能是多年精心准备的结果。我们敬佩那些英雄在突如其来的危险时刻，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或牺牲做了一件英勇无畏的事，拯救了他人的生命。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偶然吗？难道仅仅是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独特的位置上能够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赞美之处。因为这样的行动并不是品格检验，而只是造化弄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其头脑迅速反应通常是长期品格训练的结果。有意也好，无意也罢，他一直在培养自己，以达到自我克制或高尚的思想。当紧急情况出现时，他的本性便立即对召唤做出回应。如果你非常了解他，你就会知道他一定会如何行动。对于冒险家来说，冒险就是责无旁贷的英雄行为，突如其来的大胆之举是对他长期训练的品质检验。

年轻人往往低估艰苦工作的价值，他们还往往寻求迅速而有把握的成功。每个志存高远的人都会遇到耽搁和挫折，常常还有暂时的失败。人们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他们在抵御挫折上的坚韧度。或者在于当他们发现自己最初选择的道路被证明是迷途时，他能否随机应变，重新选择新路。

命运是神秘的，是变幻莫测的。然而只要不屈不挠地追求，你就可能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取得始料未及的成功。但是除非你在天亮之前整夜与命运之神摔跤，否则它不会赐福于你。1910年6月19日第2讲忙碌之中不要忘记思考

物质社会讲求效率的原则让衡量成功的标准变得具体和实际。如果一个宣称成功的人拿不出有形的证据，我们就会大摇其头。只有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进步才会让我们对他感兴趣。

但是成功不仅表现在切实和积极的行动，也表现在思想中。不仅在于行为，而且在于正确地思考；不仅在于行动，而且也在于他的真知灼见。

倘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不吹角，以致民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旧约·以西结书》第33章第6节

这个世界就像一道陡坡上的山路一样，蜿蜒曲折地向上移动。它时而在一个方向上，时而在另一个方向上下降，借此实现上升。人们总是在一段时间过于强调一个原则，借此获得进步，但在这样做时，他们往往失去了“均衡感”，忘掉了时下正在流行的原则并不包含全部真理。专门遵循这一原则并不会带领他们通向自己的目标，我们最好时不时地停下来，打量一下四周，弄清楚远处山峰的方向。

当今的基调是效率，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时代，科学进步已经把大自然的力量置于人类控制之下，远远超过此前任何时代。我们对看得见和摸得着的进步感兴趣，我们需要切实有形的成果作为一切成绩的衡量。沉思的圣哲对我们来说用途不大，我们完全不相信默默无闻的弥尔顿们。我们总是问一个人做了什么，如果拿不出有形的证据，我们就会大摇其头。

因此我们的道德劝诫总是采取宣讲行动责任的形式，无私的行动、服务于公众、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这是善行的信条。它非常不错，也十分崇高，但它并非一切。人要感激，感激他的同胞。这不仅表现在他的行为上，而且也表现在思想中；不仅在于行为，而且在于正确地思考；不仅在于行动，而且也在于他的真知灼见。

要形成自己的意见，一个人首先要关注的问题是自己的品行是否端正。

如今，积极生活的条条大路上都有一种诱惑。不是让你对涉及的道德原则做充足思考，而是让你接受自己所属的那个行当普遍盛行的伦理准则，让你做其他每个人都在做的事。用这样一种方式事情就更容易办成，因为那些反抗积弊而不默默奉行的人既给同伴招来不快，也让自己处于不利的位置上。

要奉行普遍接受的标准，令人信服的论据总是信手拈来。据说，生意就是生意，而不是慈善。它唯一的目标就是对合法获利的渴求，不可能依据下面这个原则来做生意。

那些聪明过人的人应该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的精明所带来的利益。

因此你别指望他们亮出自己的底牌；此外，商业公平的法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约定俗成的。每个人在各自的行业中所理解的传统，并不因为外人不理解其意义而是欺骗性的。每个人都在做其他人——那些有良好声誉的人——所做的事，若是通过不切实际的幻想来毁掉一个人成功的前景，则并不理智。像这样一些论据并非全无道理，它们都有恰当的用途。但是很容易把它们带向极端，用它们来证明几乎每一件事情的合理性。

那些自己所奉行的原则并不很高的人很容易相信，人人都像他们自己一样行事。而事实上很多人并不像他们那样对巴力神[2]屈膝下跪，他们在自己的头脑里形成了一些并不被真正的正直之士所接受的习规。如今，倘若那些并不明显不诚实，但也不很正直的人在低标准中得到了优势。如果那些更优秀的人并不明显而公开的拒绝这样的标准，那么商业诚实的标准就会稳步下滑，一落千丈。在所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标准都很容易下滑。只要你不思不想就行，而用不着故意这样去做。因为除非对一个问题给予严肃而深刻的考量，否则自私就很容易扭曲一个人的判断。

此外，任由一个人的判断被他自己的利益扭曲还不是唯一的危险。对于一个正直之士来说，还有一种更大的诱惑，让他忍不住为了他所关注的其他人的利益而扭曲自己的判断。随着资本联合的发展，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重要。现如今，几乎所有大型企业都是法人公司，以至于那些做大买卖的人对自己的支出都十分谨慎。因此他觉得在拒绝一笔利润之前，一定要有十足把握确认它是不正当的。他的行为代表其他人，他们人数众多并分布广泛。以至于即使他愿意，也不可能与他们商量。而他们主要感兴趣的，通常是红利，对生意的细节所知甚少。如果管理者因为良心上的顾忌导致收益受损，那么他或许是一个杰出的人，深受人们的尊敬。但他不会赚钱，仍然很容易被股东抛弃。我们今天已经容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资产的所有者大部分实际上都是缺席者。只要有管理层去操心就行，而且这些职业管理者每天还处在一种充满危险的情境中。

请注意，我所提到的这些事并不是每个诚实的人都会予以谴责的明目张胆的欺骗，而是一些值得质疑的习惯做法。有时候它们被证明是有道理的，有时候情有可原，有时候被认为是商业中不可避免的事而对之表示遗憾。突然间，就像铁路回扣或公司董事所创造的非法利润那样，公众清醒地认识到了这里面的问题。每个人都承认这一弊端，于是出现一次爆发。而倘若行为人认真负责地思考过这个问题，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

再请注意，我并不是在主张一种不切实际的态度。每一个职业和每一个行当都有它自己的道德准则，常常不被外界所理解，但对该职业本身的诚实却是必不可少的。例如，公众绝不可能理解一个律师如何能正当地受理任何案子或主张任何法律观点，即使这样的观点他并不完全相信是正确的。但是尽管一位有良心的律师不会帮助他认为是欺骗性的诉讼事由，但他知道应该让辩护人公正并尽可能强有力地代表案子的各方提出自己的主张，而把裁决交给不偏不倚的法庭，这样才能最好地服务于正义的目的。

我所主张的是“意见责任”，它是这样一种责任，即每个人对本行当所产生问题的道德方面都要给予仔细考量，要在自己的头脑中被充分说服，相信自己将履行的行为是正当的。

如果说存在一种诱惑使你不去思考并且不去根据更高的道德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行为，那么还存在这样一种趋势，即人们越来越宽松地思考一切实际问题。当今这个时代是一个急躁的时代，人们往往会粗心大意地形成自己的意见，而不会劳心费力去透彻地研究一个问题。人类历史上大概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如此渴望行动，如此不考虑其行为所依据的原则是否正确。只要感觉到了不满，人们就会立即准备抓住别人提出的任何补救办法。这是一个万灵药盛行的时代，从江湖郎中的医术到包治一切政治弊端和社会弊端的灵丹妙药。人们并不满足于一直等到他们头脑中就一项原则或行动路线得出所有结果，他们知道他们在努力疗救一项弊端。他们充满了道德激情，并觉得某项补救办法即使是徒劳无益的，努力本身也有道德价值。这是对的，但它依然不是全部真理。

如果两个民族都充满了公益精神，其中一个民族干劲十足，但想法错误并持续不断地犯错；另一个民族则不那么积极，更加谨慎，但它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总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到头来第2个民族比第1个民族更持久、更繁荣。我们并不需要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做出选择，这两种品质——积极的行动和正确的思考——对民族的福祉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现如今，更加处在被忽视的危险当中的正是第2种品质。

一项错误的原则和一条错误的行动路线都不可避免地通向歧途，甚至有时候会带来报应。在历史课上，你或许可以引用一些例证。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在她的小说中坚持认为，人们所受到的惩罚更多的是由于他们的愚蠢或者由于他们的错误，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罪孽。个人如此，民族也是一样。事实上，如果错误要归因于人们在寻求真理时的粗心大意，那么错误就是一种罪孽。它是一宗精神懒惰之罪，最容易犯下这宗罪的主要是那些受过教育的人。

我们总是以一种自鸣得意的轻蔑态度去看待那些被传统偏见所束缚的人，我们说如果他们开阔心胸思考问题，很快就会摆脱这些偏见。但可以肯定与保持与生俱来的偏见比起来，接受表面的印象并不需要在智力上做出更多努力，也不会显示出更严肃的思考。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坚定的信念都有可能是一种真正的看法，建立在长期而细心的研究基础之上。也有可能只是一种归因于精神懒惰的臆断，如果是这样，那些固执己见的人都应该受到责备，无论这个观念是新是旧。在坚持不懈地探索真理并由此形成自己的意见上，他没能尽到自己的责任。

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每个人都有权参与公共意见的形成。由于并没有一个人专门负责这项职责，因此也没有一个人觉得自己对此负有责任，这样我们很容易把我们在公共问题上坚持正确意见的责任推卸到多数人那宽阔的肩膀上。判断和决定都交给了他们，如果犯了错，过错也是他们的，我们希望我们的双手始终是清白无辜的。我们甚至走得更远，为了获得一种安全感，我们总是站在大众的一边，站在整个社会——或者也可能是我们的党派、我们的同行和我们的小集团——的多数人一边。有一种这样的趋势，即把随大流尊为一种美德。并且觉得如果一个人跟着人群一起欢呼喝彩，那么他不仅是正确的，而且是在履行一项职责，正是这项职责使他免除了其他负担。人们害怕被指责为站在不得人心一边，他们受制于布赖斯（Bryce）先生所说的“多数的宿命论”。那些不相信流行信条的人总是默不作声，一直等到风暴过去。

毫无疑问，我们太过刻板地信奉Vox populi， vox Dei（拉丁文：民意即天意）的格言，但这并没有免除个人责任。真正的宗教是建立在对罪孽、公正和裁决的坚定信仰基础上，这里的意思是一个人自己的罪孽及公正和裁决不是别人的罪孽，而是你自己公正及公众投票的裁决。

我当然知道，生活中每次偶然事件都根据谨慎仔细形成的关于对错的意见行事。而并不总是与迅速成功相一致，无论是在政治中，还是在商业中。事实上，有时候一个人甚至可能因为坚持原则而毁掉自己的事业。一个人如果渴望履行自己的职责，而又不想为此做出任何牺牲，那么就像一个人想当兵却不愿冒生命危险一样。在和平时期，他可以穿着制服接受检阅，但他不是那种打造真正军人的材料。让我们彻底抛弃那句被奉为道德规诫的箴言吧，它说的是诚实是最好的策略。在极其理想的环境下，它可能接近于正确。但除非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否则它肯定不是普遍真理。

有些人打算践行自己的原则，而且这些原则也值得践行。这样的人一定要准备做出不小的实际牺牲，牺牲这个世界上一些令人喜爱的东西，并冒着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那些指望让自己的原则和利益相一致的人，他们没有掌握问题的本质。他们是审慎的人，而不是虔诚的人。

确实有真理这样的东西，有对与错之间的绝对区分。而且即使不相信我们不朽灵魂的安全取决于在寻求真理上的成功，那么也没有让我们免去竭尽全力追寻真理的责任，也没有取消下面这样一个事实。

一个国家的福祉取决于其公民在寻求真理上的成功。

毫无疑问，对于任何人来说，生命并没有长到足以透彻地考察我们必须面对的每一个问题。就像在生活中的其他情形中一样，我们也必须把某些觉得有义务去做的事搁置一旁，为的是能够专注于那些更迫切地需要去做的事。然而让我们确信，首先在必须采取行动的任何事情上，如果没能在仔细研究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意见，那么并不是由于漠然、由于偏见或由于懒惰；其次一种并非在仔细研究基础上形成的意见总是被试探性地信奉，很容易修订。

许多年前，有必要对大学生们强调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责任。他们总是离群索居，超然物外。人们总是谈论接触现场并被弄脏的危险，尽管正如基督在教导他的门徒时所说的那样，只有来自内心的东西才会弄脏一个人。如今，更需要对他们强调意见的责任，而不是行动的责任。今天的大学生都热衷于各种服务，无论它多么令人不快。在没有远见的地方，民族就会消亡。或者换成更现代的语言说，如果那些最有能力做深刻思考和最有能力形成广泛民意的人都轻松随便地思考，或鼓吹那些错误、片面且不合理的意见，那么这个民族就危险了。个人或许可以凭借新颖而古怪的观点迅速赢得名声，但对于公众来说，他的观点是不是正确远比他的观点是不是耸人听闻重要得多。命运的斯芬克斯[3]总是在一个民族最危险的时候提出谜语让它去解答。公众的福祉取决于找出正确的答案，而不是取决于想出一个别出心裁且机智巧妙或者纯粹是暗示性的答案。

如果我们相信罪孽，相信公正，相信裁决，或者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道德秩序，我们就必须觉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附带有这样一项义务。即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应该符合这一道德秩序。

不存在折中原则。

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的财富，以及我们先天具有和后天获得的能力——都是托付给我们保管的，为的是用它们来实现最终的梦想。

就算大学生别无所有，他们至少有教育，有一定的清晰而深刻思考的能力。他们拥有的这种能力，不仅仅是为了自私的目的，而且也是为了让他们能够认真负责地利用这种能力来解决政治、社会和商业生活中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从来没有比今天更加困难和更加紧迫的了。1911年6月18日第3讲责 任 感

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将来很可能就是职业经理人中的一员——应该清楚无论是财富的赚取还是财产的管理，如果没有一份强大的责任心，则无法胜任财富赢取者和财产管理者的社会角色。这份责任心不仅是你对所服务企业的忠诚和尽职，还有你对社会和公众，以及除了股东之外的自己和家人的责任。

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第11和第12节

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同时也是困难的时代。之所以是一个有趣的时代，是因为这个世界正迅速变迁。我们控制了自然的力量，控制了移动手段，知识传播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增长。这为新的联合及新的社会关系带来了可能，也因此带来了新问题，以及解决问题的新办法。

一个有趣的时代也是困难的时代，这是因为对于正在展现的这部人类戏剧，我们不仅是旁观者。我们必定是这出大戏中的演员，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无论这个角色多么渺小。我们要承担着自己的风险，以及所生活的这个社群的风险，高度文明的民族不可能认为人的全部责任就在于鼓吹公然违犯道德法则，以及履行少数简单礼仪和家庭义务。每次行动，以及每次行动的失败都有其后果；它开始了一连串努力。大也好，小也罢，这些努力从来没有停止，也绝不可能完全一事无成，因此每次行动都有其道德价值。我们不可能奢望行为完美，但这并没有免除我们的责任。这就是尽最大可能行善，并且尽最大可能不做恶。

透过一块暗色的玻璃向前看，并不能看清自己的道路。我们的视力太弱，障碍太多，且智慧太少，但是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知道前进道路的方向。如果这个世界道德一片混乱，没有超越满足利己的欲望，我们的存在就会像海面之下无休无止的战争，在那里一条鱼只有通过残忍无情地吃掉其他鱼才能成年。只有通过持续不断地牺牲其他同类的生命，它的生命才能得以保全。但是如果我们相信——就像人类一直都相信并凭借其精神本性而不得不相信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既有一种物理秩序，也有一种道德秩序；既有自然法则，也有道德法则，那么我们的幸福就必定在于遵守这一道德秩序，而尽我们最大能力促进道德和谐就必定是我们的责任。

道德的一般原则是永恒不变的，但是道德和谐赖以实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赖以接近——的手段，则随着文明程度的不同而与时俱进。在这个情况最为复杂的时代，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错综复杂。过去那些简单的法则已经远远不够了，人们在探索更适合目的的手段。这些手段必定取决于一个推理过程，任何理性民族会把同样的过程应用于生活中的一切问题。我所面对的你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已经获得了一定技能来验证和整理现实并从中得出结论。我想说说当今这个时代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它很容易扭曲那些意图良好的人的道德判断，模糊他们的道德感知。它是一个你们必定要面对的难题，而你们多半并不知道，你们应当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每个人都听说过缺席者所有权[4]的弊端，这些弊端早已变得众所周知，它们被认为是爱尔兰佃户的不幸和牙买加奴隶的痛苦之根源。事实上，缺席者所有权把所有者及其管理人都置于一个虚假位置上。他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就算他既是所有者，又是资产管理者也一样。所有者看不到在其土地上人们的生活境况，管理者对此也充耳不闻。对于缺席所有者来说，无论是土地，还是土地上的人，其本身都不是目的，他们只不过是获取收益的手段。他们是一笔投资，不是关切对象，不是照料的对象，也不是一种有其义务和责任的职业。因此他要询问的往往是收益是不是像他预期的那样大；另外，管理者在那里负责收取租金或利润，并尽可能使之最大化。他或许听到了痛苦的哭喊，但对他来说那又算什么呢？那不是他的职责。任命他为管理人只是为了一个目标，即产生收益。如果他不是那个能产生收益的人，就不会有人雇他，而能够产生收入的人就会取而代之。

看上去，今天我们似乎已经没有这样的缺席者所有权了。然而恰恰相反，与此前任何时期比起来，今天的我们都有更多这样的所有权。我们组建法人公司的所有方法，所有组织化的团体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缺席者所有权。所有股份公司都涉及缺席者管理层，只要其股东和经理不是同一的都是如此。但是在任何大企业，股东和经理为同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所有私人信托中都涉及缺席者所有权，只要受托人不是唯一受益人。

在为他人管理财产的所有职业经理中，以及由高管代表其他成员的利益来实施管理的各种组织中，缺席者所有权是经常被涉及的。我并不是说，公司经理对那些把财产托付给他们的人缺乏忠诚。这只是个简单的诚实问题，他是不是像一个值得尊敬的受托人对待自己的信托受益人那样行事？他会不会利用自己的位置以牺牲别人的利益为代价，为自己谋取利益？真正的原则是一家公司的董事不应该利用他的受托人资格而获得的任何信息来买卖股票，而这些信息并不是所有股东同样能获取的。他不应该通过与本公司的任何交易，如包销新发行的有价证券来获取任何附带利益；除非为所有股东提供同样的条件。

在这样的情况下，什么是对和什么是错的问题可能并非总是十分明显，恪守一个人的职责可能并不是十分容易，但更大的困难在于经理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比方说不公平的交易、不卫生的住房、与竞争对手之间的不公平竞争、对雇员的粗暴，以及无视公众的安全或舒适以及与公权部门的交易，这些交易即使算不上腐败，至少也是对不住良心的。在诸如此类问题中，缺席者所有权的弊端已经被今天的人们切实感受到了。

投资人并不研究这些问题，也不操心这些问题，股票派发大笔红利就是好投资。公司或许在另外一个州做生意，也可能在全国各地经营业务。但对于投资人来说，想要知道它在做什么并不是件容易事。公众的意见在指导这样的事情上没有多少价值，他们通常信息不灵通，一个弊端在变得很严重之前很少能引起他们注意。简而言之，公司管理中的道德问题本身并没有给股东带来什么压力，也很少引起这些人注意。像一宗土地财产的缺席者所有权一样，股东也把股票看做一笔投资。主要（即便并不完全）是从收益的观点来看待它，而收益与经理人的道德没有什么关系。事实上，如果经理人良心上没有太多顾忌，收益反而会更大，因此股东本质上处在一个缺席所有权人的位置上。那些与其公司打交道的人降临在他们头上的苦难——就像曾经降临在佃户或奴隶们头上的苦难一样——并非因为股东刻薄恶毒或铁石心肠，也不是由于他为人冷酷无情，而是因为他是一个缺席者。他并不亲自负责管理，甚至也不知道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另外，管理者深知股东尽管对分红数额十分敏感，但对这些红利是用什么方式挣来的漠不关心。他深知只要股票能赚钱，股东就不太可能对管理问题说三道四。但是如果在做生意的时候由于良心上的顾忌而导致红利下降，股东就会强烈要求他做出解释。股东会说尽管他是个好人，有高尚的道德原则，但不切实际，并缺乏商业能力，因此最好把他换掉；此外，不仅他的利益会让他把红利多少的问题置于其他问题之上——因为这是取悦雇主的方式，而且一种对他所服务公司的忠诚感也会把他引到相同方向。他感到有责任为公司竭尽所能，为它战斗，增加它的利益，行为人做下的很多坏事都是因为他们对公司利益的忠诚而让他们对于恶视而不见。他们竞相声称从事的事业给自己带来损害，直到上帝的大军有时提醒他们想起米甸人的遭遇。米甸人在基甸的面前被消灭了，因为他们每个人的剑都对着自己的同伴。

如果那些声称自己是大公无私的机构是这样，那么那些主要目标为赢利的机构就更是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管理者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责任感，一是对股东的责任；二是对公众的责任，它们经常或多或少处在冲突中。对于前者，那些有权解雇他的人会要求他迅速做出解释；对于后者，模糊而无形的公众会要求他做出解释。而公众很可能因为他的罪孽惩罚一些无辜的人，反而让有罪的人逃之夭夭。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正直的委托人曾对我说在生意场上一个人不得不研究“金规则”，但他并非试图违背它。他主要是在管理自己和家人的资产，他发现如果是为了多数股东的利益来处理事情，就很难坚持自己的原则。这些股东他从未接触过，因此也不可能向他们解释自己的 处境。

这个难题，由于现代工业生活中日益增长的竞争而变本加厉。在这种情况下，边际利润很小，而且取决于对支出和收入的严密监督。管理者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样一种监督，但分散的股东和公众却理解不了。法人公司能够把小的资产所有人组织成庞大企业，积聚起巨大资本总量。并且能够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增加财富，发挥力量或者为善，或者为害。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使得这些所有者成为缺席者，带来了缺席者所有权的一切弊端。

这些危险只有当所有者和管理者都意识到财富与责任密不可分时才会有所缓解，只有当他们都觉得自己并不是纯粹为了利己的满足而拥有这些财富；同时还是为了整个社会而受托管理它们。要认真对待公众福祉，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红利多少，还要考虑服务于我们的同胞，对他们有所交代。

如果我们是道德的存在，那我们就必须认为我们所拥有的财富，以及我们拥有的其他一切力量都是为了促进道德的目的。仅仅遵守今天的流行所要求的低标准是远远不够的，除非我们竭尽全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否则我们就是无益的生活奴隶。一位敏锐的法国观察者曾说，他听说美国是一个美元万能的国度。但在探访这个国家时他却发现，在这里重视财富的理由不同于欧洲的那些理由。在欧洲，财富被看做为了享乐而花费的现金。而在美国，财富因为它所赋予的力量而被人们看重。究竟是做什么事情的力量呢？是为善，还是为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民族的命运取决于此。

大多数大学毕业生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或管理着一笔资产——其程度远远超过社会的平均水平——那些没有资产的人有时对它异乎寻常地无知。因此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把这些问题想清楚。为善也好，为恶也罢，我们的社会制度就是建立在私有财产权的基础之上。但财产既关乎权利，也涉及责任，正是恰当地履行这些责任才在道德（即便不是在实际）上构成了对财产权的制约。财产所有者的第1责任就是尽可能亲自管理它，在不能亲自管理的情况下，他的责任就是要设法让它管理得就像自己亲自管理一样。而一个管理他人财产的人应该带着巨大的道德责任感，把它管理得就像自己的财产 一样。

这听上去似乎是个悖论，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为了他人的利益而只顾自己”的诱惑比起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只顾自己”的诱惑更大。但对于善良的人来说，后面一种诱惑更容易抵制。我所针对的不是坏人、不诚实的人或十分自私的人，而是诚实、正直和胸怀博大的人，他们想在他们的时代履行自己的职责。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他拥有多少东西，而在于他如何利用这些东西。

面对一群即将走向社会工作的年轻人，谈论财产关切这样令人不齿的主题似乎有些古怪。但我们要记住，新的财产形式所带来的社会关系正是我们现代生活中大多数复杂问题的基础，而且正确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就在于财产所有人方面的责任感。今天，人们习惯于谴责别人的不义。并想当然地认为在抨击他们的过程中我们履行了自己的公共职责，通过改变他们，我们践行了道德的法律。这样一种姿态当然有其价值，它纠正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弊端，但它本身并不是创造最高文明的一项原则。

卡莱尔（Carlyle）在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时候说，人人都想改造世界，但没有一个人从改造自己开始。巨大的道德改进来自对道德责任的确信，而非来自私利动机所激发的外部力量。任何人都不要认为他能够公正地管理财产，同时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或者给他的信托受益人带来最大的利润。他也不要试图把自己的责任与自己的利益完全协调起来，在生活的每种关系中，责任都涉及一定的牺牲；否则它就不会有任何道德意义，而只不过是高智商的自私自利而已。

如果你不准备做出牺牲，你就不可能与这个世界的道德秩序相和谐。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1912年6月16日第4讲世界变得太快，你要勇敢面对

这个世界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可塑，更少被它固有的传统所束缚。它更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更愿意走上新的道路。那些站在文明进步最前列的人，通常并不是跟着人群一起大呼小叫的人。很多天资卓异的人半途而废，由于缺乏进取之心，缺乏勤奋，缺乏我们在“品格的力量”这个总标题下所总结的那些品质，而没有到达任何特定的目标。

成功并不仅仅是为那些天赋超常的人准备的。

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非利士人，就问元帅押尼珥：“押尼珥啊，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押尼珥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旧约·撒母耳记上》第17章第55节

在以色列历史上，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与现代欧洲任何其他宗教观点比起来，这个民族注定要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它正处在严峻的关头，事实上，正处在灭绝的危险中。

在大卫挺身而出迎战歌利亚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这样做，看上去仿佛他们的军队很快就会毋庸置疑地被打败并被击退一样。正当此时，这个年轻的牧羊人出现了。此时大卫有三项资格去迎战歌利亚，首先，他有英勇的精神，敢于面对人们相信必死无疑的危险；其次，他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他一定会胜利；最后，他有良好的判断力、有谋略并有智慧——你爱怎么称呼都行——简而言之，他有想象力并懂得靠蛮力来对付一个巨人毫无用处，他唯一的机会在于使用投射物。

用不着讨论宿命论的问题，我们完全可以说基督教是完全被信仰所统治的。它要求人们拥有统治世界的权威，这样就使人类有可能帮助，而不是妨碍上帝的计划，人们可以根据这一计划控制人类的未来。但是如果我们不相信强加给整个人类的宿命，我们就处在非常严峻的危险中。有可能落入另一种信仰——宿命论，有人称为“多数的宿命论”。我们很少倾向于认为个人被他那个时代的精神所裹挟，他所能做的一切就是紧随着这种精神一起向前。

如今，这不是真的。人们未必是绵羊，人们不一定要相信自己像绵羊。詹姆斯·拉塞尔·洛厄尔（James Russell Lowell）在晚年时说到，他见过很多时代精神。其中有一些从未盛行过，但毫无疑问是真实的。在很大程度上，在任何一个愿意这样做的人手里，都可以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精神及紧随其后的那个时代的命运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世界历史从未有过任何时期的个人机会像在最近这些年里那样大，这个世界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加可塑，更少被其固有的传统所束缚。它更容易接受新的观念，更愿意走上新的道路。它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少满足于已经达到的条件和已经实现的结果，这个世界很愿意继续前行。

正如你们所注意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我尚未谈论过政治。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政治很难说是一个令人满意的职业，然而政治依然是每一个人的事。如果说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权对公共事务感兴趣并参与其中的话，那么它还意味着每个人都应当这样做。在过去，民主意味着每个人都有机会努力做出自己最大的成就。而如今，在政治中我们比此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你们。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更大数量推销专利药品的流动小贩，我们需要的是愿意对公共事务中弊病做出科学诊断的人。我们想要这样的人，他们愿意思考我们将要遇到的问题——愿意科学并认真地思考它们——愿意勇敢无畏地面对它们。因为请记住这一点，那些站在文明进步最前列的人通常并不是跟着人群一起大呼小叫的人。我们尤其需要勇气，我们所需要的勇气不仅是行动的勇气，它还是思想的勇气和正确思考的勇气。如果这个国家中那些想要做正确事情的人都愿意正确思考，那么我们正确的行为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现在，暂时回到我引用的经文。在扫罗和以扫那样的时代，一个没有家庭、没有财富并在社会上没有地位的年轻人，要想作为一个领导者挺身而出，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但在今天，一个稀松平常的事实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作为领导者挺身而出，只要他具有成为领导者的品质。

现在，让我们注意这一件事情。正如在大卫的情形中那样，在今天胜利未必属于强者。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大卫明智地认识到面对一个巨人，凭借蛮力毫无用处，他拿不出这样的蛮力去和巨人一争高下。正是明智地利用了他力所能及的手段，才让他赢得了胜利。

通过知道如何去做，我们就能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就，因此这就是我们更有信心对受过教育的人说的话。要解决我们所遇到的大量难题，我们寄予厚望的正是受过教育的人。

此外，请允许我对你们指出另一件事，即成功并不仅仅是为那些天赋超常的人准备的。

我还记得在我上大学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曾对我说有多少年轻人到头来一事无成。他说：“天资当然很好，但很多天资卓异的人半途而废。这是由于缺乏进取之心，缺乏勤奋，缺乏我们在‘品格的力量’这个总标题下所总结的那些品质，因此没有到达任何特定的目标。”

威廉·詹姆斯总是对他的学生们说（在别的地方也说），任何人只要愿意在足够的年头里拿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致力于掌握任何一门学科，有朝一日，一觉醒来他都会发现自己已经是这门学科的权威。权威意味着思想上的领导者，任何拥有品格力量的人都能取得很多成就。但是如果没有品格的力量——这种力量意味着认真、决心、坚持和勤奋——才能就没有多少价值。而任何拥有这些道德品质的人，他所取得的成就都会超过他自己或他们的朋友们所梦想得到的。

现在，让我再向你们指出一件事，那就是我所说的成就指的是什么。你们是不是想到了名声？如果你的想法是名声，你会得到你的奖赏。名声是一种很容易得到的东西，一点点明智的广告和一点点自我宣传就会给你带来大量的名声。对于一个对自己这辈子想要做什么有着深刻而认真的信念的人来说，这样的奖赏未必有什么真正的价值。真正宝贵的是行为（它本身就是生活），而不是行为所带来的名声。

如果生活就是你的目标，请记住，任何拥有品格力量的人都会使自己成为任何事物的主人。通过他坚持不懈的努力，通过他的行动活力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无论外部世界知道还是不知道，他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更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世界正处在一种可塑的状态，任何人都可以把它放在自己手上建造自己的模型。

我清楚地记得，过去那一代人——如今正在离开舞台的那一代人——我还记得他们的观点，记得他们关于小人物在何种程度上选择让自己成为一个名人的观点。只要他愿意影响这个世界的当前事件，只要他愿意成为一个掌舵人，他就完全可以做到，但一个人并没有义务这样做。

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观在这方面似乎改变了。我们认识到，凡是有机会的地方就有责任；我们认识到，如果大卫能够杀死歌利亚，那这样做就是他的责任；我们认识到，如果大卫只是坐下来说：“我心满意足，让那个想去迎战歌利亚的人上吧！”那么他不仅不是一个英雄，反而是一个罪人。我无法想象任何一个内心有勇气的人，能够眼睁睁地看着这世界的战斗在自己眼皮底下进行而不积极地参与其中。

我们当中那些人过中年的人，寄希望于正在接受教育的年轻人，我们很自豪他们的教育中也有我们的一份心血。我们期待他们能帮助这个世界在它的道路上继续向前，我们满怀信心地瞩望着他们。1913年6月15日第5讲很少有人在事业初期成功

在自己早年的生活冒险中迅速获得成功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些人实际上被这种成功给害了。一个年轻人在尝试着去做之前，必须首先选择自己的事业。他必须评估自己的品质，对此他依然只有部分了解；他必须评估一份他毫无个人经验的职业究竟是不是适合他。成功的人都受过打击，不是一次，也不是两三次，而是连续不断地受打击，直到成功出现。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以色列王约阿施下来看他，伏在他脸上哭泣，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利沙对他说，你取弓箭来。王就取了弓箭来。

又对以色列王说，你用手拿弓。王就用手拿弓。以利沙按手在王的手上，说，你开朝东的窗户。他就开了。以利沙说，射箭吧。他就射箭。以利沙说，这是耶和华的得胜箭，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因为你必在亚弗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他们。

以利沙又说，取几枝箭来。他就取了来。以利沙说，打地吧。他打了三次，便止住了。

神人向他发怒，说，应当击打五六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三次。《旧约·列王记下》第13章第14～19节

这个故事讲的是年轻国王探访临终的先知，寻求他的忠告或仅仅是表达自己的敬意。毫无疑问，约阿施是出于好意；否则他就不会来。但我们或许会猜想先知认为他察觉到了年轻国王品格中的一个弱点，或者说是上帝的神灵通过他发挥作用上的一个弱点，这对于以利沙来说多半是一回事。从他仅仅击打地面三次这个行动中，先知似乎觉察到了他身上缺乏坚持不懈的精神。而在这个动乱频仍的多事之秋，王国的统治者十分需要这样的品质，因此他愤怒了。但不管怎样，以利沙被强有力地触动了。这个故事就像《旧约》中的很多故事一样，是在简单的人类品质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因此包含了一个有着更广泛用途的真理，即一个老人提醒年轻人要瞻前顾后。

在自己早年的生活冒险中迅速获得成功的人并不多，其中有些人实际上被这种成功给害了。一个年轻人在尝试着去做之前，必须首先选择自己的事业。他必须评估自己的品质，对此他依然只有部分了解；他必须评估一份他毫无个人经验的职业究竟是不是适合他。例如，他总是根据其知识方面来判断一份职业。他的性情气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分析性和逻辑性的，以至于他理所当然地觉得自己适合研究法律。或者他喜欢生物学，这吸引他投身医学，但是他可能缺乏，也可能不缺乏进取心、老练，以及给他带来客户或患者的技巧。接下来，一点也不奇怪，他有时候会犯错或者发现那是一条比他的预期更艰难并更漫长的道路。

在我碰巧认识到那些人当中，很少有人在他们最早着手的事情上获得迅速成功，以及显著的成功。有些人灰心丧气，放弃了战斗。几乎所有人都经过一段气馁时期，有些人在最初选择的事业上赢得了胜利；另一些人则在完全不同的道路上获得了成功。成功的人都受过打击，不是一次，也不是两三次，而是连续不断地受打击，直到成功出现。

毫无疑问，成功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很难衡量。要在成功之路上一步一步做上标记那就更难了，因此任何人都不要因为没能实现人们眼里的及早成功而灰心丧气。这个世界通常能——并不总是能，但通常能足够公正地评判一个人的成果，但很多时候它从世人面前匆匆而过，却没有机会得到评判。直到最后，一个人必须去衡量自己。不是根据世人认为他能做什么，而是根据自己在掌握本行当的工具上所取得的进步。

从长远来看，成功主要是建立在对一门学科的掌握，以及在处理本学科问题的广泛性和正确性上。就大多数追求而言，那需要漫长的岁月，有时候甚至需要大半辈子的时光。这并不意味着有任何多余的时间，无需匆忙赶路。工作的一生足够短暂，在这段时间跨度里每一年都是下一年的父辈，决定着接下来所有年头的遗产，但这只是不要被缺乏及早认可给弄得灰心丧气的一个理由。如果一个人对任何学科有异乎寻常的掌握，并且能够把任何事情都做得比其他人更好，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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