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华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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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大审判试读：
总 序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为了铭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缅怀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英烈和所有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人们，重温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辉煌和荣光，自2014年2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以及每年9月3日国家举行纪念活动后，南京出版传媒集团·南京出版社立即组织中国近现代史专家，隆重推出“1945·中国记忆”丛书。这套丛书共有7册，寓意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具体是：《胜利大反攻》详细叙述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日本侵略者陷入山穷水尽之际，中国战场国共两党的军队由局部反攻转为全面大反攻的历史。《战区大受降》重点讲述日本天皇宣布《终战诏书》后，日本与中国在芷江进行洽降、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日本签字投降，以及日本在中国战区签字投降的故事。《台湾光复》系统叙述台湾先后沦为荷兰、日本殖民地的历史，以及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怀抱的历程。《国府还都》重点叙述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由陪都重庆“还都”南京的过程。《日俘日侨大遣返》集中披露日本投降后，在中美两国的共同组织领导下，以及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下，遣返300万日俘日侨的故事。《汉奸大审判》着重介绍日本投降后，国共两党肃清汉奸、惩治汉奸和公审汉奸的史实。《日本战犯审判》全面介绍战后日本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乙级战犯和丙级战犯进行罪行调查和审判的故事。
这套丛书从不同的侧面，采用形象生动的语言和图文并茂的形式，客观、真实、系统地再现了抗战胜利前后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的历史，披露了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史实，揭示了一个个尘封已久的故事，展示了一幅幅振奋人心的画面。“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视和平，面向未来。”我们衷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得到广大读者朋友的喜爱，同时，也希望 “1945”这段充满荣光的历史永久地铭刻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
汉奸是中华民族机体内部的癌细胞，不省奸、惩奸，必会导致民族的覆亡。共产党人最早认识到汉奸卖国贼分子是影响抗战事业的最大祸患。国民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与条例。引言严惩汉奸
1937年7月7日夜，驻华北的日军向卢沟桥发动进攻，中国守军奋起还击，一场全民族浴血牺牲长达八年的艰苦抗战，从此拉开序幕。
卢沟桥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二十九军士兵身背大刀，守卫卢沟桥
在这份著名的通电里，中共特意强调：“立即肃清潜藏在中国境内的汉奸卖国贼分子，及一切日寇侦探，巩固后方。”
汉奸是中华民族机体内部的癌细胞，不肃奸、惩奸，必会导致民族的覆亡。共产党人高瞻远瞩，最早认识到汉奸卖国贼分子是危害与影响抗战事业的最大祸患。“七七事变”爆发后，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演讲，号召全国进行坚决抵抗。
国民政府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惩治汉奸的法令、条例；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等边区政府在国民政府颁布的惩奸法令与条例的基础上，根据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特点，分别制定了适合本地对敌斗争需要的惩治汉奸的办法。蒋介石发表抗战到底的演说
综观整个抗战时期，汉奸带来的危害，非常严重。例如：1937年7月下旬，国民党统帅部即决定封锁长江，这一最高机密被行政院秘书黄浚出卖给日本情报机关，导致日本舰队、商船逃出长江。
汉奸的危害，决不止此。很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抱怨：“这仗没法打了，到处都有汉奸！”“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早年刺杀清廷摄政王，事机不密被逮，被判为死刑。他在狱中赋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汉奸的末路，身首异处
就是这个曾经慷慨言志的革命党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国民党副总裁，在中华民族危亡之秋，带领一伙对抗战失去信心的“精英”，卖国投敌，逃出抗战的陪都重庆，去了越南河内，后在日本的保护下，回到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成了中华民族的头号大汉奸。
陈公博也是如此。他的父亲是清朝的一名提督，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以后，清政府签订了《辛丑条约》，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为统治阶级一员的陈父，面对民族危机，忧国忧民，天天骂洋人、骂朝廷、骂汉奸。后来发展到纠合会党，准备起兵造反，被清廷捕获，处斩决，后改为终身监禁。因受其父影响，陈公博青年时代走上激进的道路，去海外寻救国之道，早年参加过共产党，还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不久投靠国民党，官至实业部长。陈公博追随汪精卫，是汪伪集团第二号巨奸。汪精卫死后，陈公博成为伪国民政府主席，抗战胜利后被捕，经公审，被枪决。被十九路军捕获的汉奸（右一）《申报》上刊登戏剧工作者演出《枪毙汉奸》的广告游街示众后被枪决的汉奸罪大恶极的汉奸被押赴刑场
汪精卫曾经也义愤填膺地主张抗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发表对日抵抗宣言。在这个宣言中，汪精卫说：“若欲以暴力迫害中国，使陨于屈服之深渊，则中国民族不能不为正义之和平于公道之和平而不断的奋斗也。”
那么，这些当时所谓的精英集团，为什么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为什么有人标榜自己爱国，后来却滑向卖国的道路？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南京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斩决之后，身首异处的汉奸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
抗战胜利后，在审判汉奸的法庭上，群奸们或称他们是“曲线救国”；或说国民政府对己不公；或称敌国的政体有先进之处，亲民的做法比中国政府做得好；或借口自己有小家不得已；更有说自己是在为军统工作，在敌方卧底等等，百般辩解。但他们忘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在民族大义面前，中国自古就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传统，你可以有选择，为逃避战火，出国或避世，但决不能破坏和损害民族利益。否则一定会受到正义的审判。
1945年8月，抗战胜利以后，在全国人民要求惩奸的正义呼声面前，国民政府陆续逮捕并公审了一批国人皆曰可杀的大汉奸；解放区则发动群众审判惩处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汉奸。这些行动证明了中华民族不仅是一个敢于反抗强暴的民族，而且也是一个敢于洗涤自身污垢，割除肌体毒瘤，不断成长的优秀民族。
关于如何消灭汉奸的文章“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惩恶扬善，激浊扬清，对气节、正义、好坏、是非教育，仍然是我们今天不能缺少的课题。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希望读者从书中得到反思与启迪，使几千年脉脉不绝的民族正气得以宏扬与延续。第一章权宜之计
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蒋介石措手不及，为防止共产党占领南京、上海等大中城市，他决定利用汉奸。抗战胜利以后，政局波诡云谲。以周佛海为首的汉奸们竞相向蒋介石献媚，企图借此逃过法律的制裁。而蒋介石则是将计就计，由此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1945年8月10日，素有火炉之称的山城重庆，依旧笼罩在蒸桑拿般的热浪之中。直到太阳快下山时，嘉陵江上吹来一阵江风才带来些微凉意。
下午7时许，从陪都的国民政府大楼的对面，驻渝的美军总部中突然传来一阵喧腾，许多高鼻子蓝眼睛的美军官兵手里拿着啤酒瓶，开着吉普车冲上大街，用英语喊着“万岁”，他们伸出拇指或食指和中指比成V字型，高呼“日本投降”了。听到这个不亚于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很多中国人也疯狂地加入到欢乐的人群之中。他们尽情地流着泪、咧嘴傻笑、欢呼着；还有的人举着美国星条旗和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跳跃舞蹈着，伴随着人们欢叫声的则是广播电台里激动人心的音乐……历经抗战八年，饱受战乱痛苦的中国人久久压抑的情绪在瞬间得到强烈的释放与宣泄，山城沸腾了！几乎全城的军民挤满了大街小巷，滚滚人流汇聚成欢乐的海洋。重庆军民涌上街头，欢庆抗战胜利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驻重庆美军上街参加欢庆，伸出大拇指称赞
全城欢庆，一人向隅。不苟言笑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未及敲门，就闯进蒋介石办公室报告：“委座，对面的美军总部收听了英语广播，说日本已经接受了中、美、英、苏四国的《波茨坦宣言》。”
蒋介石站在窗前，一脸忧郁。日本投降虽然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可是来得太突然，让他措手不及：“是的，据我们的情报机关监听到日本方面的情报说，东京电台已用英文广播了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诏书，但目前中、美、苏、英四国尚未接到日本政府的正式通告。”
陈布雷慢声细语地说：“委座，是不是研究一下如何证实消息的准确性？”
蒋介石肯定地说：“不必了，美军方面的消息不会有错，我们应该研究的是如何设法抢在共军的前面，控制住沦陷区的大中城市。”
陈布雷担心道：“只恐鞭长莫及……”
蒋介石用手点点前额：“动动脑子嘛。”
陈布雷发了愁：“我们的军队都在大后方，就是马上集结、输送，也恐怕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蒋介石笑了：“书生之见。先生，难道沦陷区就没有我们的人吗？”
陈布雷：“不就是戴笠的地下军和部下嘛，他们能有多少人？一个南京、一个上海，没有十几万部队能对付共军？”
蒋介石反问：“那里不是还有冈村宁次吗？还有一个‘国民政府’，还能没有和共军作战的部队？”动员抗战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苟言笑的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左）
陈布雷愣了：“委座，您是说南京的伪国民政府？”
蒋介石正色道：“无论他们是什么政府，他们都是反共的。我们要立即稳住沦陷区的伪政府要员和军队，让他们立功赎罪，坚守岗位接受中央政府的改编，不得听从本委员长核准之外的任何改编。”
陈布雷：“委座，利用汉奸可是有些冒险。”
蒋介石：“为达到目的，就要不择手段。否则，共产党真要占领战略要地、接收伪军了。再说，沦陷区还有日军，他们也可以维持秩序，如果他们敢把地盘交给共产党，他们就不要想回国。”
陈布雷：“委座，利用那些名声狼藉的大小汉奸合适吗？”
蒋介石：“有什么不合适？不管什么大小汉奸，先开一张空头支票，只要他们不向共产党投诚，一律予以宽大，汪伪政府人员及其军队，也采取先利用、后惩处的方针。”
陈布雷担心地说：“共产党会不会指责政府与伪府和汉奸勾结……”
蒋介石当机立断：“马上与戴笠联络，让他先招抚汉奸、伪军，稳住局面，尽快想一切办法，制止共产党的八路军、新四军进入南京、上海、北平、沈阳等大城市，等我们的部队进去以后再说。”当时，戴笠和梅乐斯离开重庆，前往浙江，在淳安设立了中美合作所下属的一个高级办事处，负责处理招抚工作。
在军事委员会，一封封密电在电键的敲击下，随着电波飞向遥远的夜空……
延安枣园的灯光彻夜未息。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样让共产党的领袖们兴奋不已。蒋介石的命令到了，令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所部仍留守原地，听候命令。
对蒋介石在日本投降以后将会采取的政策和行动，毛泽东洞若观火。中共中央五大书记紧急研究后，于当夜24时，发出以朱德名义签署的“第一号命令”：
日本已宣布无条件投降，同盟国在《波茨坦宣言》基础上将会商受降办法，因此我特向解放区所有部队发布下列命令：戴笠（中）与梅乐斯（右）在中美合作所中合影（一）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依照《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人军队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在缴械后，我军当以优待俘虏条例给以生命安全之保护。（二）各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伪军伪政权送出通牒；限其于敌寇投降签字后，率队反正，听候编遣，逾期即须全部缴出武器。（三）各解放区所有抗日武装部队，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投降缴械，即应予坚决消灭。（四）我军对任何敌伪所占城镇要道，都有全权派兵接收，进行占领，实行军事管制，维持秩序；并委任专员负责管理该地区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坏或反抗事件发生，均须以汉奸论罪。
紧接着，延安总部相继发出了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命令，均为指示各部的进军命令及肃清交通要道之敌伪军，进行军管和准备受降等内容。
自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以后，《新华日报》上陆续公布了《南京伪组织汉奸名录》《上海伪组织汉奸名录》《上海文化汉奸名录》《北平文化汉奸名录》《新闻界汉奸名录》《金融实业界汉奸名录》《伪军头目名录》及《汉奸群丑脸谱》，并多次发表严惩卖国汉奸等社论，揭露汉奸卖国罪行，公布通敌罪状，号召人民起来揭发、检举汉奸，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将这些恶贯满盈的大汉奸绳之以法。
中共方面要求惩奸的正义立场，代表了人民的意愿，得到了重庆的各界人士与老百姓的热烈拥护，许多人纷纷上书，要求国民政府及早制定惩处汉奸的法令。
此时，戴笠令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到南京会见冈村宁次，告知：“冈村如让共产党侵入京沪杭三地，我国将视他为罪大恶极的第一号战犯。反之，如果能如果能将京沪杭地区保持得完完整整，移交中央军接受，不但他的战犯问题由我戴某人完全负责，我政府还将优予厚待，不使他稍受委屈。”同时，戴笠还与陈公博、周佛海、丁默邨、任援道等汉奸头子联系，要他们配合日军，维持着京沪杭地区，争取将功补过。
戴笠还电呈蒋介石，要求将全国范围的肃清汉奸的任务，交给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来执行。理由是军统在沦陷区设有秘密机关，对各地的汉奸活动有较完善、完整的资料，重要的伪军及伪组织成员如周佛海等，皆在军统局控制之下，并有部分军统局掌握的忠义救国军已经在大城市附近，可随时进入上海等大城市。
蒋介石当即同意：“逮捕汉奸，各方权限不清，责任不负，以致纠纷多端。以后关于逮捕汉奸之案件，准令戴局长负责主持，另派有关人员会同检查办理，以归统一，而免分歧。”
于是，戴笠将肃奸大权揽在自己手中，立即在军统局内组设“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派叶翔之为主任委员，在上海、南京、北平、济南、太原、开封、越南等25个地区，成立肃奸委员会分会，为各地主管逮捕汉奸的执行机关；同时分电知照各战区司令长官、各方面军司令官辅助从事逮捕汉奸的工作。9月中旬，各地的肃奸行动都迟滞不前，司法院院长居正和司法行政院院长谢冠生沉不住气了，去见蒋介石，说：“委座，民众要求惩办汉奸呼声颇高，共产党号召百姓揭发汉奸，此举颇得人心。”蒋介石（左）与戴笠司法院院长居正（前排右七）与司法行政院院长谢冠生（前排六）
蒋介石斥道：“蛊惑人心！共产党俨然以政府自居，想赶在我们面前，要和我们争取民心。”
居正说：“委座，汉奸罪恶昭彰，举国共弃，如果政府迟迟不作果断之处置，则不但影响全国人民于抗战胜利殷殷望治之心，抑且使仇恨政府者资为口实，造谣生非。”
蒋介石解释：“居院长，政府不是不惩奸，而是时机问题，现在考虑的是如何利用汉奸替我们看住广大的沦陷区，阻止中共去接收这些地方，是化腐朽为神奇。”
居正说：“委座，这些我们何尝不知？只是何时动手逮捕汉奸？”
蒋介石自负地说：“狡兔不死，走狗不烹。只要国军进入华东、华中与华北就立即收网。我们不能心慈手软，再不抓汉奸，舆论对我们不利。我看先让行政院拟定一个处置汉奸条例草案。”
居正也有自己的主张：“对于附逆者之处置，应立即指定专门委员会研究具体办法。此项组织似宜博采民意，最好由中央党部、行政院、司法院、军令部各派一人，参政院可考虑派两人参加。”
蒋介石不以为然：“不必把精力都用在汉奸身上，我们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几个汉奸不必大惊小怪。”
居正请示：“应该规定检举和惩办汉奸的范围，以及自首的时间，是不是以本年8月10日为限，以后自首者不适用《汉奸自首条例》？”
蒋介石点点头：“是要规定一个自首时间，现在不能公布，否则，就没人敢来投效了。”
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正是由于蒋介石对汉奸的利用政策和暧昧态度，给大小汉奸带来了喘息之机和新的希望。
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日子里，在抗战中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卖国贼的死期已到，他们在巨大的胜利面前唯一的感觉是恐惧与惊慌，感到末日的到来，纷纷削尖脑袋，寻找逃路。
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第二天，即8月16日，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即宣布伪政权解散。大小汉奸惶惶不可终日，各想各的招儿，各溜各的号。
伪上海市长周佛海是最早知道日本投降消息的人之一。正当他彷徨之际，军统特务程克祥、彭寿拿着戴笠的电报来见，说：“经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同意，任命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长，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负责指挥伪中央税警团、上海市保安队警察、第十二军及浙江保安队。”
周佛海兴奋地说：“马上以我的名义给戴局长写个呈文，说我已遵令就职，只是这个总队长名称太小，恐难以服众，是不是给我一个总队司令的名义？”
有了蒋介石的任命，周佛海召来他的心腹罗君强、杨惺华、马骥良等人，商议行动办法。
周佛海说：“我们制定一个保卫上海的计划。我们所能指挥的三万军警，要编成几个纵队，维持上海的治安，决不让一个新四军进入市区。请唐生明调忠义救国军星夜奔赴上海，抢先占领市区。”
罗君强说：“刚才我来时，看见民众在街上欢呼，对持枪的日军进行吐唾和侮骂，还有的将爆竹点燃后扔到日军身上。”
周佛海着急地说：“这种情形太危险了，万一日军开了一枪，打死一个市民，上海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情形。现在失业的人数增加，工潮澎湃，共产党再加以利用，火上浇油就不得了。”
罗君强说：“现在关键是日本人，人心惶惶，尤其下级军官，扬言要放把火，在上海实行焦土政策。还要与中央军打游击战。”
周佛海命令：“你一刻不能放松，立即制止民众激怒日本人。我周佛海任命你为副总队长并兼警察局长，任命杨惺华为经理处长、马骥良为副处长。你们分头行动。”
周佛海亲自拜会了驻沪日军第十三军司令官松井太久郎，说：“日本军已经投降了，希望贵司令官听从蒋委员长的命令，只能将部队向蒋委员长的部队与陆军总司令部何应钦总司令指定的部队投降，并交出械弹与物资。不能交给匪军。”
松井说：“既然是投降，对中国军队就不能抵抗，我们分不清中央军和匪军。只要是中国军队，他们要进入市区，我们就不能阻止。”
周佛海说：“我希望贵司令官能配合我们行动。所谓匪军就是新四军，贵军坚决不能向他们缴械，也不能让他们进入市区。”
松井说：“如果他们强行要进入市区，或要我军向他们缴械，我们该如何处置？”“那就消灭他们，委员长只有称赞你们，而不会为难你们的。”周佛海（中）在伪满洲国访问
周佛海还严令税警团、保安队、警察严守岗位，防止骚乱。在日军的配合下，一时间，周佛海等人俨然又成了上海滩的统治者，出入则汽车数辆，警卫成群，前呼后拥，招摇过市，搞得天怒民怨。
为了利用周佛海，蒋介石满足了他的要求，重新委任其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
8月20日，周佛海以上海行动总队司令的名义发表公告：（一）本司令部所辖区域内各部队，未得委员长之核准，不得擅自移动，及受任何方面之收编。（二）与治安有关之集合等行动，未经本司令部核准，不得举行。（三）对已停战之日军及日侨，不得侮辱或伤害。（四）人民纳税之义务，仍当履行，不得借词拒纳。（五）工厂设备及一切公家重要物资不得毁损、买卖或赠与。（六）友军及中央派遣部队，希至本司令部联络。
类似周佛海这样的，受到蒋介石委任的汉奸不在少数：
伪江苏省省长任援道被任命为南京先遣军司令，节制“原统之军警保安团队，以及江苏全省、南京附近各种部队”，“负责京苏一带之治安”；伪浙江省省长丁默邨被任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负责浙省与杭州市的“治安秩序”，“静候国军到达”；……
在利用大汉奸的同时，蒋介石和戴笠将一批掌握军权的伪军将领收编入队，任命如下：
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为河北先遣军总司令；（驻北平）
伪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驻南京）
伪第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司令；（不详）
伪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吴化文为蚌埠地区先遣军司令；（驻蚌埠）伪第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为豫皖边区先遣军司令；（驻商丘）伪第五方面军总司令庞炳勋为开兰边区先遣军司令；（驻开封）伪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孙殿英为豫北先遣军司令；（驻新乡）
伪苏北绥靖公署主任郝鹏举为徐淮先遣军司令；（驻徐州）
伪湖北省政府主席兼武汉绥靖主任叶蓬为湖北省先遣军司令；（驻武汉）
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为广州先遣司令；（驻广州长堤）
伪蒙政府主席德王为蒙古先遣军总司令；（驻归绥）
伪蒙军总司令李守信为归绥先遣军司令；（驻归绥）
伪绥西自治联军总司令王英为绥西先遣军司令；（驻归绥）
……
在军统局的策反下，各地大大小小的伪军共有百十部，先后向军政部、军令部、陆军总司令部备案。
在沦陷区各地的汉奸与伪军，也都接受了军统局的指示和委任，死心塌地地为蒋介石守护着一份“家业”。在与共产党争夺战略要地和抢占大中城市的过程中，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
只有汪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他也曾经积极地与重庆方面联络，也想把南京这座战前的国民政府首都作为晋见之礼，送给蒋介石，以此来换取身家性命，却没有想到与捷足先登的周佛海发生了一场狗咬狗的争斗。
8月16日，周佛海手下的伪军委会少将、高级参议周镐，以“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总指挥”的名义，突然发动“政变”，派兵接管了伪中央储备银行金库、伪《中央日报》、伪《中报》、伪中央电台，控制了伪财政部、伪宪兵队、伪陆军士官学校等处，封锁南京的车站、码头，同时逮捕伪内政部部长梅思平、伪考试院副院长缪斌、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伪陆军军官学校校长鲍文樾等几十名汉奸，伪军政部部长萧叔萱因拒捕被击成重伤，不治身亡。
事件发生后，陈公博勃然大怒，立即动用伪中央军校的学员包围了周佛海的住宅。最后，日军总部参谋处长小笠原出面调解，周佛海赔礼道歉，周镐才同意放人。
局势纷繁，陈公博无法控制，困守一隅，又不甘心出走，尚在观望、等待……
8月24日下午，日军向中国政府洽降的首席代表今井武夫少将从湖南芷江回到南京，去见陈公博，向他详细地汇报了芷江洽降的经过，并说：“冷欣副参谋长将于26日抵南京，中央部队将于27日由飞机输送南京，何应钦总司令作为中国方面代表亦要来此受降。阁下如何自处，应该考虑一个办法。”
尽管自顾不暇，看来日本派遣军对帮助他们侵略中国的大汉奸尚有偏护之心。
陈公博只觉得眼前一片漆黑，用一种近于乞求的口气说：“我想去日本，可否给我设法？”
今井武夫问：“阁下这次赴日，是否能视作一种政治上的避难或是亡命？还是出自其他什么目的？”
陈公博为自己辩解：“这决非潜逃或亡命，只是我在这里，对何应钦总司令进驻南京，接受日本军队投降，有点碍眼或不方便，所以还是避开的好。”陈公博
今井武夫考虑了一会儿说：“要走就要快走，我马上与日本国使馆接洽一下，借日本航空公司的飞机，你明晨离京。否则过了明天中午12点，日本的飞机起飞都要经过盟军总部同意，未经批准不能起飞。你想走也走不了了。”
陈公博着急地说：“好好，我马上回去收拾一下，另外还有几个人要一同避难。”1945年8月21日，日本洽降代表金井武夫（中）在芷江洽降时情形
8月25日凌晨3点，南京城内一片漆黑。西康路一带，几根孤零零的电线杆上残留着数盏昏暗的路灯。今井武夫派中尉小川哲雄驾车来到陈公博的住处，陈公博一行匆匆上了车。这一群如丧家之犬的大汉奸中有：伪行政院秘书长周隆庠、伪实业部部长陈君慧、伪总监何炳贤、伪安徽省省长林柏生，还有陈公博的老婆李励庄和女秘书莫国康。
两辆汽车一前一后开往明故宫机场。飞机发动机轰鸣着缓缓向前滑动，愈来愈快，在跑道灯的指示下，飞离地面。大家哭丧着脸，一言不发。舷窗外，只有长江上几艘日本舰船闪着灯火，其余什么也看不见。陈公博不由哀叹道：“今朝离去，别说是辞庙，连送行者也没有，茕茕孑立，形影相吊。”
陈公博等所乘的专机，原定在青岛机场加油，再飞往日本京都。由于青岛机场情况不明，临时决定中途不停，待进入日本上空后，燃料即将用尽，于是迫降在鸟取县西部城市米子。待落地之后，日本人找来一部破旧的消防车，将这一伙人送到一家旅馆下榻。
9月1日，陈公博化名东山公子、李励庄为东山文子、莫国康为青木贞子、林柏生为林博、陈君慧为西村君雄、周隆庠为中山周、何炳贤为何田贤二，在日本外务省官员等陪同下抵达京都，先住进京都市古京区花园町内二五番 地的柴山别墅，后搬入京都郊外的金阁寺。
陈公博任伪职时曾到日本访陈公博当年访问日本时的风光问，当时是很风光的，与现在隐姓埋名苟活，可谓天壤之别。
住进了环境幽静的古寺，面对心如止水的僧人，陈公博的心却难以平静，惶惶不可终目。他的思想杂乱无章，或上山巅，或坠深渊，心猿意马。有时想：“蒋先生搞抗日救国，汪先生搞和平救国，途虽殊而目的一，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也许可以无虞？”有时又想，“在‘剿共’问题上，我们和重庆方面是一致的，我们苦心经营江南，抗击新四军，不正是为蒋先生保留一块反共根据地吗？这个地盘未落入共党之手，我们也是尽了力的。”有时还想，“和蒋介石打交道几十年，合作的时候少，而反目的时候多。蒋介石心狠手辣，排斥异己毫不留情，这次是死定了，在劫难逃。”陈公博曾率群奸访日，风光之极（从左至右：陈君慧、褚民谊、陈公博、陈群、林柏生）
在极端绝望和恐惧中，与其被押上法场挨枪子，不如自行了结更干脆，陈公博多次握起手枪，将黑洞洞的枪口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又一次一次地放下，还是缺乏勇气面对死亡。
一天下午，溽暑如蒸，沉闷的气温令人昏昏欲睡。金阁寺院内，房间的纸门都敞开着，李励庄的日本侍女不破贞子没有午睡，兀自站在房间前面的院子里发呆。突然，陈公博的卧室中传来厮打声，紧接着“啪”地一声响，在宁静的下午格外刺耳。不破贞子的心像跳出来似的吓了一跳，于是立即向声音响起的地方跑去。她冲进房间时，只见陈公博与夫人李励庄正扭作一团。
不破贞子尖叫着问道：“干什么呀？”
李励庄双手抱着陈公博，用眼睛示意陈公博手中的枪，冲着不破贞子喊：“贞子！这个！这个！”
不破贞子立即扑向陈公博，终于从他手中夺下了手枪。陈公博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喃喃地说：“自杀都没有机会，只好等着公审了。”
林柏生、陈君慧、周隆庠等人闻讯赶来，见此情景都默默不作一语。他们日后的前途在他们的心灵深处都投下了长长的阴影。
1945年8月下旬，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内来了一个神秘人物，此人是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汪时璟，字翊唐，要求面见蒋介石，报告日本投降后北平的军事、财政情报的。这是日本投降后最早赶到重庆的投效者了。
陈布雷搪塞道：“日本刚宣布无条件投降，委座日理万机，自然不便在这时接见你。”
汪时璟面呈失望之色：“陈主任，那我应怎么办？”
陈布雷说：“你汇报的情报，我代转委座，你还是暂回北平，稳定局面，中央对于复员工作，目前有一定的障碍，共产党又要与国府争天下，你与在北平诸公一定要尽力维持，待中央军接收。”
汪时璟问：“陈主任，我们以后怎么联系？还用我家的电台吗？”
陈布雷点头：“对！呼号依旧，时间还是每夜一时至五时通三次电。”
汪时璟说：“陈主任，我全家的身家性命系在你一人身上，我在北平是地下工作者，不是附逆，你要替我说明。”
陈布雷笑着说：“哪里，哪里，你最好的证明人是蒋委员长，他在三十年春夏间给你写的‘在新民’三字密令，还在吗？”
汪时璟谄笑着：“丢了脑袋也不能丢了它，我随身带着呢。”他掏出一个相片册，里面夹着一个白纸小条，上有毛笔写的“在新民”三个字，非常清楚。
陈布雷用指头点着：“这才是你冒着危险掩护工作，搜集日本情报的证据，有了它就可证明你自非始终附逆或临时投机者。”
汪时璟感激涕零：“我和委座亦是多年故识，他当年北伐时，军饷就是我设法筹措的。时璟不图腾达，只是不要玉石皆焚……”
陈布雷宽慰说：“放心，放心，戴笠局长要去北平，到时他会与你联系。”
汪时璟吃了一颗定心丸，得意洋洋地返回北平。9月7日，归绥伪蒙古政府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与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兼蒙古军总司令李守信飞抵重庆，要求晋见蒋介石。蒋介石身边的人，对这些卖国投机者的行为恨得牙根痒痒的。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兼军统局帮办唐纵签呈蒋介石，主张：“将此二贼扣留重庆，不许返绥，另饬蒙藏委员会派章嘉活佛或白云梯星夜前往归绥抚辑流亡，协助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建立内蒙古地方政权，遏汪时璟制奸伪北窜，并杜防内蒙古外向。”
蒋介石训责道：“糊涂，外蒙古要独立，内蒙古人心惶惶，我正要利用他二人；何况李守信现尚掌握有军队四五万人，搞不好他们就会投苏俄、投外蒙古，外蒙古收不回来，再赔上个内蒙古，我们就是千古罪人。”
蒋介石特意接见了德王与李守信，委任德王为蒙古自治政府主席，蒙古先遣军总司令。李守信部收编，委其为东北民众自治军总司令，遣往东北，与共产党军队争地盘。
在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包庇与利用下，各地汉奸、伪军在日本投降后及国民党军接收前，都暂以重庆方面的“先遣军”司令等名义出现，猖獗之极。在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
河里漂来的，不如地里滚来的；地里滚来的，不如天上飞来的；天上飞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
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坐着不动的。
坐着不动的，就是指各地的汉奸。他们摇身一变，都成为“抗日有功”人员。在蒋介石利用汉奸政策的作用下，许多汉奸与政府的接收大员们沆瀣一气，“保护”和劫收日军投降后留下的物资和财产。
一九四五年九月九日，何应钦在南京接受日本投降。蒋介石看时机成熟了，下令收网。大汉奸们相德穆楚克栋鲁普继被抓，各有不同。周佛海自投罗网，陈璧君、褚民谊被诱捕，梁鸿志被任援道出卖，马汉三巧设鸿门宴，汪时璟“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第二章收网捕鱼
在美国飞机的空运下，1945年9月上旬，新六军从湘西空运南京。9月7日，汤恩伯率部进入上海市区。此时，大批“劫收”人员也出现在各城市的机关、银行、物资仓库、军营等地。
9月8日上午10时10分，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飞抵南京明故宫机场，受到前进指挥所冷欣等将领、新六军部队及市民的热烈欢迎。何应钦（敬礼者）在南京机场受到各界代表的欢迎
9月9日上午，秋日的南京城，连空气中都有一股浓郁的喜庆气氛。饱受战火、劫后余生的南京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庆抗战胜利，并庆祝日军受降典礼在南京举行。主要街道上，竖有用松柏枝扎成的彩色牌楼，牌楼上有红色的“V”字标记，表示胜利，两边是中国国旗和国民党党旗。黄埔路中央军校大门上悬挂着“和平永奠”四个大字，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就设在这里，受降典礼也将在这里举行。
上午9时9分，日本投降代表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章，然后由其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交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
受降典礼过后，何应钦与冈村宁次还进行了私下会晤。他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冈村宁次，提出伪国民政府主席陈公博私行逃日问题，要求日本政府负责将其押解回国。冈村宁次将陈公博之事转告日本政府后，日本政府指示冈村宁次答复中国政府：陈公博是爱国的，绝不反对政府，希望中国对陈的问题重新予以考虑。何应钦仍派人见冈村宁次，再度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引渡陈公博。日本外务大臣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宽大陈公博，电文为：“如果您们要责难秉着和平救国宗旨进行活动的陈公博，那么受到责难的应该是日本。他在那种形势下尽力维持和平地区民生，仅凭这一点，相信贵方也会酌量而行的，无论如何我们都希望对陈公博氏予以宽大处理。”同时，日本政府也通知陈公博做好回国准备。
9月30日夜，日本外务省驻京都的办事人员通知陈公博等：中国航空委员会派出一架飞机已到米子。陈公博等人遂决定10月1日夜乘火车到米子。
日本前首相近卫文麿为其母扫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字盖印墓来到京都，听说陈公博等将被遣送回中国，于是赶到金阁寺诀别。两人见面，相顾黯然，谈及往事，不胜唏嘘，互道珍重而告别。何应钦（左）接受日本降书
是日夜，陈公博一行到了米子，而陈妻李励庄因备忘录上无其名，遂留在日本。10月2日，飞机在风雨中起飞。为安全起见，飞机在福冈降落，陈等又住了一夜。10月3日，在八名宪兵和一名宪兵连长的押送下，陈公博等人终于登上归国之程。数小时之后，飞机飞抵南京上空，熟悉的长江、钟山、石头城一一出现在陈公博等人的眼前时，他们只有长叹、恐惧，没有丝毫的激动了。
陈公博一行下了飞机，就被等候在那里的宪兵押送到南京夫子庙宪兵学校。由于暂时没有接受审判，生活优越，陈公博开始写自己在抗战时期的回忆录——《八年来的回忆》。
到了9月下旬，国民党的部队逐步进入华中、华东、华北各沦陷区，陆续强占了各地的战略要地和大中城市。蒋介石认为遏制共军，抢占抗日成果的目的已基本达到，于是就变脸了。陈公博恶狠狠地说：“国民参政会与共产党都骂我们保护、包庇汉奸。从现在起，要开始肃奸，把‘坐着不动’的汉奸都抓起来！”
同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处理汉奸案件条例》，确定应厉行检举之汉奸范围，全文共十一条。至12月6日，国民政府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全文共十六条，规定了汉奸罪行的量刑标准，从死刑、无期徒刑至有期徒刑（最短的有期徒刑为一年以上，为包庇罪，汉奸罪“情节轻微者”“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同时还规定了罚金的数目。
何应钦抵达南京以后，即下令南京市政府和警察厅监视各重要汉奸。从9月26日凌晨起，南京宪兵司令部和南京警察厅展开肃奸行动，先后捕获伪南京市市长周学昌、伪军委会总参谋长胡毓坤、伪海军部部长凌霄、伪教育部部长李圣五、伪实业部部长梅思平等二十三人。空军第一路逮捕汉奸陈昌祖、姚锡九等二十四名。
自9月27日起，陆军总部第三方面军在上海逮捕了伪湖北省省长杨揆一、伪浙江省省长项致庄、伪立法院院长温宗尧、伪司法院院长张国元、伪最高法院院长张韬、伪宣传部部长赵叔雍、伪建设部部长傅式说、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吴颂皋、伪清乡事务局局长汪曼云、伪中储行行长钱大櫆等三十九人。以后陆续还有汉奸落入法网。
9月中旬，戴笠到上海，周佛海立即去见戴笠。戴笠一见周佛海，热情地上前握手，笑着说：“佛海兄，保卫大上海，你辛苦了。”
周佛海故作谦虚：“托委座的福。咳，这些天来，我无日不在惊涛骇浪中度过。电话铃一响我便心惊肉跳，生怕出事情，侥幸各干部努力，总算等到中央军政大员都到了，中央给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戴笠拍着胸：“我心里有数，都包在我身上。”
周佛海擦着头上的汗：“那就好，那就好，我把手上的三万军队交给你，将警察交给市政府。抗战胜利，我心满意足，更无他求，就是被枪毙，也愿意死在委座面前，不愿死在共产党手里。”
戴笠一脸严肃：“佛海兄，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目为《汉奸国贼，必须严惩》的社论，要求将公博兄及你们都加以逮捕，委座也不好办。我看，你是不是暂时委曲一下，去重庆当面向委座谢罪，也好堵堵天下人及共产党的嘴。”
周佛海哭丧着脸：“事到如今，只好如此，只是望委座念我等一直暗中协助抗战，不要假戏真做才好！”戴笠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不会的，不会的，只要我戴某人在，不会出问题的。”9月30日清晨，在戴笠的护送下，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邨、杨惺华、马骥良等人，在上海引翔港机场登上飞机，前往云雾重锁的山城重庆。中午时分，飞机降落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后，周佛海即被送往磁器口杨家山的戴公馆暂时关押，梅思平罗君强则被关押在嘉陵江畔一座单独洋房中，其余的汉奸亦被分别关押。
10月1日起，第六战区集中武汉军宪警联合编为二十一个行动组，突然展开抓捕行动，逮捕了伪武汉绥靖主任兼湖北省省长叶蓬、伪汉口市市长石星川等百余人。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员合影。前排右为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左为伪立法院院长温宗尧
10月4日，在戴笠的安排下，周佛海之妻杨淑慧携周幼海及马骥良的老婆乘专机来渝，与周佛海等同住进歌乐山松林坡的白公馆，此处原是四川军阀白驹的一处房宅，别号“香山别墅”。
周佛海等人在白公馆被“待之如上宾”，每顿饭六菜一汤，平日优哉游哉。周佛海只愿躺在床上读佛经，看《资治通鉴》等闲书解闷。其妻杨淑慧与丁默邨、马骥良等人喜做城雀战，噼里啪啦，麻将搓得直响。偶尔，周佛海也去观战，从中悟出不少真谛：“深感八圈牌中表示人之一生。人之一生，得失沉浮，悲欢离合，均受命运的支配。予常以打麻将譬之，麻将之胜负，固决于技术巧拙，精神之强弱，但根本必系于手气。所谓手气即命运也。故有初学者常战胜，手气也；有先胜后负者，有先负后胜者，亦手气也。”前途茫茫，由于对吉凶祸福毫无把握，周佛海成天心里七下八上，愁苦不堪。
如果说，周佛海等是被戴笠“请君入瓮”的，陈璧君、褚民谊则是被诱捕的。
1945年7月上旬，褚民谊从南京飞抵广州，就任伪广东省省长兼伪广州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上任仅一个月，他连省政府与绥靖公署两衙门的人员尚未认识完全，陈公博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政府’寿终正寝，已经自行取消了。”
褚民谊不甘寂寞，公开发表谈话说：“本人肩负广东治安，并积极组织警备司令部，亲兼司令，严令各师长、各县长，各守本位。如因要事在省者立即返任，保护地方及人民。敬待中央派员接受，并遵照蒋委员长命令，严饬各师、各部队不得擅自移防，不得擅自收编及受编。”此时广州市秩序大乱，冒出许褚民谊多先遣军、别动军，伪省府及民政、建设、教育、绥靖公署的厅长等纷纷向褚民谊提出辞呈。伪广东海军要港司令招桂章率先在绥靖公署就任先遣军总司令职。褚民谊见大势已去，在报纸上刊登启事，告知广州市民：“广州治安由招总司令负责，本人敬待中央命令。并将省政府一切事务交与秘书长张国珍维持，专等国民政府委任的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到来。”
褚民谊与陈璧君商议应对之策。见褚民谊比自己还要惊慌，陈璧君安慰他说：“不要怕，当年我们追随汪先生的目的是求和平，又不是卖国当汉奸。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任务已经完成，有什么可怕的？”两人商量来商量去，最后，只好决定向蒋介石献殷勤，请蒋介石看在昔日一致反共的情分上网开一面。于是，陈璧君要褚民谊向蒋介石发份电报，试探一下蒋介石的态度：“敌宣布投降后，共军乘机蠢蠢欲动，正三三两两潜入省防，不良居心昭然。愿谨率所部严加防范，力保广东治安，静候中央接收。”陈璧君（左）在叶蓬（右）陪同下视察伪军校
隔一天，陈璧君让褚民谊又发一电：“汪夫人愿为中央效犬马之劳，誓将广东完璧中央，盼蒋委员长训示。”
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迟迟不见蒋介石的回音。陈璧君躲在家里，忧心忡忡，度日如年。就在陈璧君陷入绝望之时，一日傍晚，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法政路褚民谊官邸前，一位不速之客敲响了褚公馆的大门。此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国民党军统局广州站主任郑鹤影。褚民谊亲自前往大门接迎，双方热情地打招呼。
褚民谊话中有话：“鹤影老弟，干你们这一行的，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敢问一声，如何处置老朽及汪夫人？”
郑鹤影说：“重行（注：褚民谊）兄不要多心，你给委员长的两封电报都收到了。我带来了戴老板给我的电报，请过目。”郑鹤影拿出电报，“戴老板是转示蒋委员长之手令。重行兄，你要好好斟酌！”
褚民谊心跳得怦怦的，接电报的手不禁微微颤抖。他知道这份电报将决定他的命运。只见电报上写：
亲译。郑鹤影兄：奉委座手令开：“日本已无条件投降，褚民谊兄过去附敌，罪有应得。姑念其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多年，此次敌宣布投降，即能移心转志，准备移交，维持治安，当可从轻议处。惟我大军入城在即，诚恐人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须饬属妥为保护，送至安全地带，候令处置。此令。”等因。仰即遵办，并将办理情形详报为要。戴笠手启。铣未。渝。八月十六日。
褚民谊看后，鼻子一酸，几乎掉下泪来：“委座尚念我等罪人过去对革命有功，百忙之中，尤担心我等性命安全，褚民谊无论如何，决听候中央安排。”
郑鹤影喜形于色，说：“好！像重行兄这样，能体察领袖之苦心，大力配合弟之安排，弟亦决不会为难的。只是还有一事……”
褚民谊心里明白，问：“是不是汪夫人那里的问题？不知委座有何指示？”
郑鹤影又掏出一份电报：“这是戴局长的电报，请老兄过目。”
褚民谊接过电报，只见上面写道：
亲译。郑鹤影兄：奉委座手令开：“日本已无条件投降。精卫先生过去附敌，虽罪无可赦，姑念追随国父，奔走革命悠久，且已逝世，对其家属应予免究。惟我军入城在即，诚恐军民激于义愤，横加杀害，故对汪夫人陈璧君等之安全，须饬属妥为保护，送至安全地带，候令安置，并将遵办情形具复此令”等因。仰即遵办，并将办理情形复，详细具复为要。戴笠手启。铣午。渝。八月十六日。
褚民谊拍着胸脯对郑鹤影说：“汪夫人的工作由我负责，不会有问题的！”他送出郑鹤影出门后，径直去路对面的陈公馆，迫不急待地将刚才的一切告诉汪精卫的遗孀陈璧君。最后，他用手搔着头说：“没想到，老蒋对我们还念一些旧情，不会赶尽杀绝的。”
陈璧君问：“你答应郑鹤影转移到安全地方去啦？”“是啊！中央是考虑得很周全的。”
陈璧君脸一沉：“你头脑太简单，容易上当，怎么不安全？走了就安全啦？要安全还不容易，派一个班来保护我们，谁敢动老娘一根寒毛？”“那夫人的意思是——”
陈璧君眼珠一转：“我不走，就留在广州。我一走反而会引起麻烦，认为我们被抓起来了，会引起社会之惊异。民谊，你可给戴笠发一封电报，让郑鹤影转去，就说我母亲和精卫的灵堂都在这里，我不忍心离去。”
褚民谊遵旨照办。
郑鹤影收到褚民谊交来的转给戴笠的电报，知道陈璧君委实不好对付，于是又生一计，再次登门见褚民谊传达戴笠的指示：“重行兄，你和汪夫人的那份电报已发给戴局长了，戴局长让你们先安心住在这里，他已请示委座，接你们去重庆，估计过几天便有结果，还望转告汪夫人。”
这几日，陈璧君的心情极坏，自打日本投降消息传来，她的公馆里便乱了套，仆人们逃走了一些她还能容忍，最可气的是广州教育厅厅长林汝珩和警务处处长汪屺，原先像狗一样成天在她面前摇尾巴，如今踪迹皆无。她时而大骂奴才们“无良心”，时而哭喊着“缺阴德”。正当她趴在汪精卫遗像上落泪时，褚民谊兴冲冲地拿着一封“蒋介石”的电报跑进来。“夫人请看，蒋委员长又来了电报，郑鹤影刚刚给我，就赶来给您报信。”陈璧君接过电报，内容如下：重行兄：兄于举国抗战之际，汪精卫（右）与陈璧君附逆通敌，罪有应得。惟念兄奔走革命多年，自当从轻以处。现已取得最后胜利，关于善后事宜，切望能与汪夫人各举秘书一人，来渝商谈。此间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弟蒋中正印。
陈璧君来了劲儿：“谅他老蒋，亦不敢拿我等党国元老怎么样！什么附逆通敌？精卫言和这也是为了抗战的胜利，这只臭马桶少往我们头上扣，他老蒋也一直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只是精卫捷足先登了。”
褚民谊劝解着：“夫人，少说这些话了，我们现在是在别人的屋檐下，不低头行吗？到重庆后向蒋先生认个错也就结了，何必认真？”“好吧！先收拾一些要紧的东西。哼，他老蒋不派专机，休想让老娘离开广州一步。”
9月12日上午，郑鹤影来电话告诉褚民谊：“飞机业以抵穗，下午3时在原省长官邸集合，有专车送白云机场。”
下午3时许，陈璧君、褚民谊等人到了伪省长官邸。褚民谊感慨良多，他与在此前来送行的原省政府旧人陈国强等一一话别；陈璧君仍是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目空一切。
大门外开来了十多辆小汽车，郑鹤影为首，当即宣布每车只得坐两人，先请汪夫人上车！”
陈璧君带随员一仆人上车后，褚民谊与其随员高其贤、徐宗义等上了后面的车，他向送行者挥挥手，含泪而别。
小汽车一排沿珠江边开去。“错了！错了！你们开错了，这不是开往白云机场的路。”陈璧君叫了起来，“休想骗过老娘，当年我跟随孙中山先生，与精卫就是在这一带活动，我是老广州，搞不清道路问我就可以。”
坐在前排的郑鹤影小心地解释：“夫人，委座派来的是水上飞机，我们就是要到珠江上船过渡，再上飞机，一会儿就知道了。”
车在珠江码头停下，果然有两艘汽船在升火待发。陈璧君等一行上船后，郑鹤影说：“夫人，保重，一路平安，我有事留穗，不能陪同。”说罢返身上岸。汪伪政府成立时，汪精卫与陈璧君等汉奸宣誓就职
汽船至江心，一位军统小头目板着脸命令：“飞机上不能携带武器，统统交出来！”待特务搜查陈璧君、褚民谊的行囊后，那人宣布：“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数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褚民谊等一行此时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处所，以待后命。”
陈璧君一听，跳叫起来：“既然老蒋不在重庆，我们就应该留在自己家里，搞什么搞，赶快返回去，我要回自己的家。快返回去！”
军统特务不便得罪她，耐心解释说：“夫人息怒，不要动火，我等是奉命行事，不周之处，请多多原谅。”
陈璧君越发来劲：“老娘是党国元老，当年跟随先总理革命时，你们还穿开裆裤呢！现在竟骗到老娘的头上了，岂有此理。”
任凭她大叫大骂，特务们也不理睬。褚民谊则细声细气，一个劲地劝。
汽船一直开到广州市郊的一处地方停下来，押送人员让陈璧君等人改乘小船，这再一次挑起了陈璧君心中的怒火。她骂道：“你们是什么东西？想让老娘干什么就干什么？作梦！老娘的脾气老蒋也知道！我决不下小船去，除非你们用枪打死我。”
军统特务平时也是横惯了的，此刻也不再客气：“少来这一套，这是什么地方容你撒野？”他们都端起了枪。“有种的你就开枪，老娘十六岁就玩枪，还怕这个？开枪啊！一群被人当狗驱使的东西，你主人不命令，借你一副胆子谅你也不敢！”陈璧君倚老卖老，跳脚怒骂。
双方僵持不下，褚民谊夹在中间左右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陈璧君等人还是被押解到法政路的一所破旧不堪的房子里关押起来。
—天，军统的一位负责人告诉陈璧君：“汪夫人，上峰有命令，过几日要将你们解往南京审判，你要有个准备。”
陈璧君脖子一拧：“准备？我有受死的勇气，但绝无坐牢的耐心。汪先生死后，我的精神支柱已倒，我只盼早日跟随他而去。”
说起汪精卫的死因，与枪伤有关。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在到会代表照相时，汪精卫被爱国志士孙凤鸣开枪击伤，当时虽然不是致命的，但九年后，他还是因为枪伤引起的并发症，死在日本。“汪夫人，请放宽心，你的事情将来会用政治手段解决的，不会送司法审判的，请暂时委屈一下，时间不会太久了。”
10月14日，陈璧君、褚民谊等人及陈璧君的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悌及两岁的外孙女何冰冰等，在广州白云机场登上飞机，几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南京明故宫机场上。陈璧君等一下飞机便被囚车送往宁海路25号看守所关押。汪伪政府成员宣誓就职
随着陈璧君、褚民谊的落网，广东地区惩办汉奸的活动也在大张旗鼓地展开。
在广州惩治汉奸行动中，第一个被枪决者是大汉奸吕春荣。吕春荣原是粤军一师长，广州沦陷后立即投敌，于1938年12月10日出任伪广东治安维持会副会长，后又任“和平救国军”总司令，领“中将”衔，占居西关恩宁路多宝桥一独立小洋楼。
抗战后期，汪精卫将吕春荣调往南京，任伪军事参议院参议。因是闲职，吕春荣仍常住广州。
日寇投降后，吕春荣潜逃广东清远，被识破面目，押回广州，交由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军事法庭审理。法庭判处其死刑，于1945年10月14日由看守所提出，押赴永汉南路（今北京南路）天字码头执行枪决。大批记者到场采访，不少市民大呼吕春荣该死，将石块、泥块掷向刑车。翌日，广州各大报章均报道此事，多以《吕逆春荣昨日伏法》《大汉奸罪该当诛》为题。
不久，第二方面军军事法庭又于1945年12月8日，枪决了汉奸叶坤。叶坤原是地痞流氓，广州沦陷后，日军立即指使汉奸成立“自治警卫团”，叶坤任“团长”。这些身穿黄军服、头戴大盖帽的匪徒，敲诈勒索，随便抓人。当时广州市民逃难在外，十室九空，燃料奇缺，“自警团”借“执勤”之机，破开市民家门，入屋搜掠；又将空房之门板、窗门、木器拆下当柴炊事。广州市民恨之入骨，称之为“自滚团”（“滚”，广州方言意指抢掠、盗窃、做坏事）。直至汪伪广东省市政权成立，设置了警察局，“自警团”才逐步取消。
1946年1月底，蒋介石取消各个方面军建制，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营（如北平行营、武汉行营、西北行营等），第二方面军改为广州行营，仍由张发奎任行营主任。下设军法处，继续办理肃奸事宜。非军人的汉奸案件，则由广东省高等法院承办审理。当时较有影响的肃奸案件，为惩治奸僧案。吕春荣
1946年4月9日，肃奸委员会在六榕寺内逮捕六榕寺方丈、汉奸和尚铁禅。铁禅法号心镜，俗名刘梅秀，广州夏茅乡（今白云区）人。广州沦陷后，与汪伪及日寇勾结，成立“新华佛教协会”，并任“会长”。他交结日本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长矢崎勘十郎少将，以势压人。1940年8月，携佛家珍品飞赴东京，分赠日人，得日本天皇裕仁接见，摄影留念。返穗后，即组建“国际佛教协会华南支部”，铁禅任“支部长”。又与伪“居士林副林长”谢为何组织“东方文化学院”，赴香港活动，为敌张目，极力诋毁中国政府，发动全市僧尼参加拥护汪伪与日寇签订之《中日基本关系条约》活动。
同年6月9日，由广东高等法院审讯终结，以通敌叛国罪判处铁禅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公权十年，财产没收。当时广州各报均斥铁禅为奸僧。至9月，铁禅瘐毙狱中。
1947年5月18日，最高法院作出裁定：没收汪精卫财产。在广州计有德政北路房屋八间及全部财产（汪精卫广州住宅即“汪公馆”，原址在今广州市委大院内），褚民谊在法政路的住宅，伪行政院秘书长兼广东省省长（褚民谊前任）陈春圃在越秀北路的住宅，以及众多汉奸集中居住之宝源路、多宝路昌华大街等处住宅，均由国民政府敌伪产业管理局接管。
1946年至1947年，市民极为关注之四大汉奸案件，万众瞩目。四大汉奸即李辅群、郭卫民、许廷杰、招桂章。李辅群（即李朗鸡，俗称“市桥皇帝”），汪伪陆军中将，番禺护沙总队长，汪伪“和平救国军”旅长。郭卫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投敌后任汪伪广州市警察局长、广东警务处长。许廷杰为汪伪陆军中将，“和平救国军”第三十师师长，后调任伪广东绥靖公署参谋长。其弟许廷卓亦投敌，任伪广州警察局小北分局局长。许廷杰在日伪推行的“清乡运动”中犯有重大罪行。招桂章，任汪伪广东江防筹备处处长、伪广东江防司令部司令、伪广东广州要港司令、伪中央海军部次长。他在抗战胜利之初受蒋介石委任为广州先遣军总司令，头上罩上了一圈光环，捞了一条救命稻草。
四大汉奸先后为第二方面军逮捕，关押在军法处临时看守所（今广州市第九中学）内。门前有玻璃橱窗，将四大汉奸照片及罪行陈列窗内示众，观者如潮。
但审讯工作断断续续、拖拖拉拉。李朗鸡一案，后又由广州行营军法处以李朗鸡“并非军人”为由，移交高等法院特种刑事法庭，直至1947年4月11日才判其死刑，却未执行。广州解放前，李朗鸡逃出监狱，匿居上海。1959年公安机关将其捕获，1959年9月30日押回市桥后枪决。郭卫民、许廷杰、招桂章这三大汉奸，却未被判死刑，得以苟延残喘，据说解放前均逃匿香港。
汉奸为民族败类，国人皆曰可杀，广州的大汉奸，处死者寥寥可数。肃奸工作黑幕重重，国民党之腐败，亦可见一斑。
到10月中旬，军统在各地捕获的汉奸罪嫌疑分子，已达四千多人，戴笠自吹自擂，大言不惭地说：“所有政府通缉有案者，已全部落网。”
11月，《大公报》发表的《快办汉奸，严办汉奸》的社论，《文汇报》发表《周佛海怎么样了，我要为沦陷区同胞大哭》的文章，《新华日报》发表《不许优待周佛海》的署名文章及《张家口肃奸工作片断》等文，《救国日报》上连篇累牍发表《老牌间谍殷汝耕》《殷贼汝耕还不够死刑吗？》，《中央日报》发表社论《严厉惩罚汉奸》，《中国日报》发表文章《汉奸哪能不严办？》《经济汉奸不容放过》等文，对各地加快审判汉奸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1945年7月，日本败象已显。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梁鸿志忧心忡忡，终日俳徊于上海法租界毕勋路私宅园中。
他自知罪孽深重，但退步为时已晚，只是唉声叹气。他的新娶的年轻的太太抱着襁褓中的幼女劝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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