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乔塞尔森（Josselson,R.）
出版社：机械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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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命最深处与人相遇：欧文·亚隆思想传记试读：
致谢
我要向欧文·亚隆深致谢忱，因为他坦诚相助，付出时间接受采访，本书才得以完成。我要感谢我在菲尔丁大学的几位学生，他们阅读本书，做出评论，并协助我整理初稿。这些学生的名字是：卡坦亚·古德、基联·卡普、马格里特·拉班和苏姗娜·麦卡恩。感谢玛瑞琳·亚隆非常仔细地审阅本书的终稿。——朱瑟琳·乔塞尔森译者序“感通”亚隆
翻译朱瑟琳·乔塞尔森（Ruthellen Josselson）写的亚隆传记，是一个发现亚隆，同时发现自己的过程。亚隆在全世界拥有为数众多的读者，他们通过各种方式把自己的感受和感动告诉亚隆，诉说他的书怎样触动了他们的生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本书作者是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她很早接触亚隆的著作，感受到亚隆陪伴她经历了人生旅程中的某些幽暗地带。在这本书中，她收录了大量对亚隆的采访实录，目的是保留亚隆思想的原味，让读者围鼎尝脔。
作为亚隆著作的读者，亚隆传记的译者，同时作为在中国从事心理咨询与治疗实践的心理学家，我熟悉亚隆，理解他，跟他之间没有阻隔，因此，我用了一个词，叫“感通”。如果借用亚隆最喜欢用的一个词，就是“旅途伙伴”。通过阅读亚隆的著作，我们跟他一路同行，发现他所经历的正是我们正在经历和即将经历的，他所表达的是我们内心里感受到，但没有完全表达出来的东西。我相信，亚隆会给中国心理治疗界带来很重要的启示，可以引发我们对许多重要问题的反思。
亚隆是美国最重要的精神病学家和心理治疗学家之一，也是在团体治疗领域里具有开拓性贡献的领袖，在一次全美投票调查中，亚隆被选为至今依然健在的三个最重要的心理学家之一。他大大拓展了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的范畴，特别是把存在主义哲学和文学的医治因素带入到心理治疗之中，并加以融会贯通，这使他成了一位存在主义心理学的治疗大师。但同时，亚隆并不是要建立一个自己的体系，他甚至不认为存在主义心理学是一个像精神分析那样的治疗学派，而视之为人类体验和反思自身存在的思想。他认为，不管一个治疗师接受何种治疗学派的训练，都可以让自己具备存在主义的思想品质，从而不惮于与病人探索生命中最根本的存在问题。
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很早就被介绍到国内，而存在主义心理学却姗姗来迟。此前许多心理治疗学派也陆续被介绍到国内，最早是精神分析心理学，然后是行为主义心理学，接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由它们派生出来或另行创立的心理疗法，如认知行为疗法、理性情绪疗法、家庭系统辅导，等等。而存在主义心理学到最近几年才开始有一些“先声”。首先是一些重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的书被介绍到中国来，如在罗洛·梅（Rollo May）的译介和研究方面，郭本禹、杨韶刚主编的《罗洛·梅文集》，杨韶刚著《寻找存在的真谛：罗洛·梅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等等。另外一个重要的存在主义心理学家布根塔尔（James Bugental）也被介绍进来，如车文博的《人本主义心理学》一书中专章介绍了“布根塔尔的存在分析心理学”，但其译著尚未见到。弗兰克尔（Victor Frankl）的一些书被翻译引进到中国，如赵可式等译的《活出意义来》，何忠强、杨凤池译的《追寻生命的意义》，常晓玲译的《弗兰克尔：意义与人生》（古尔德著），研究方面如刘翔平著《寻找生命的意义：弗兰克尔的意义治疗学说》，等等。施奈德（Kirk Schneider）是当代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据我所知，他的《存在心理学》正在由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郭本禹翻译。而对施奈德的研究也刚刚起步，现任教于江苏教育学院的程世英副教授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研期间，其硕士论文是《施奈德存在主义心理学及其心理治疗观》。
最近一些年，亚隆（Irvin Yalom）开始在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背后的推动者如美中心理学院在北京致力于推动亚隆的团体辅导培训。亚隆的书籍也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如侯维之译《当尼采哭泣》、张怡玲译《给心理治疗师的礼物》、李鸣等译《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鲁宓译《诊疗椅上的谎言》、童慧琦译《日益亲近：心理治疗师与来访者的心灵对话》、张亚译《直视骄阳》、张美惠译《爱情刽子手》、易之新译《叔本华的治疗》，等等。最开始，许多人把亚隆当作团体治疗领域的领袖，后来才开始对其存在主义的思想根源有所了解。
翻译亚隆传记，对亚隆有以下的感受和理解：
他真实、坦诚，是一个“人”，充满了人性的温情。
他身上有一种勇毅的精神，直面人类生存的根本问题，包括它的悲剧性质，虽然如此，却又带着乐观的心态，奋进不息，在我看来，这就是一种直面精神。在他看来，这是尼采代表的一种精神品质，却跟《论语》所谓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道远。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颇为相通。
他的治疗是一种深度的治疗，他跟病人走到生命的深处，世界的深处，生活的深处，触及人类终极关怀的基本主题：苦难、死亡、自由、选择、责任，从中获得真正的觉察。
他对人充满温情，对人性有深刻洞察，把治疗看作生命在关系里经历医治的相遇（therapeutic encounter）和彼此的了解（interpersonal learning）。
他不断探索心理治疗的奥秘，忠于自己的感受，把自己的体验告诉人们，影响了人们对心理治疗的理解。
他把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文学带入到心理治疗的实践中去，拓展了心理治疗的范畴和资源。
他把心理治疗看作生命的责任（commitment）和神圣的使命（vocation），而不只是一种职业或专业（profession）。
他通过心理治疗进行生命的冒险，与病人一起走向人类心灵深处，探索各种医治的可能性，同时又克己自守，恪守专业的、伦理的、生命的品质。
他强调治疗过程中的即时化体验与反应，称之为“当下体验”，在这一领域，他有可贵的经验，给我们带来启发。
他善于讲故事，能够从故事中发掘出丰富的治疗因素。
他反对诊断手册式的过分强调病理诊断的治疗倾向，也反对治疗指南式的结构化治疗模式。
存在主义心理学是一个具有“智性”取向的心理治疗学派，它对苦难、意义、自由、死亡、焦虑、选择等人类终极关怀的主题有极深的关注与思考。我相信，存在主义心理学与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内在联系，会引起中国心理学学术界和治疗界的兴趣和热情。
正当我们翻译完本书之际，我们也筹办了一个存在主义心理学国际会议，有一批存在主义心理学家从美国、欧洲、日本、中国香港等地来到南京举办存在主义心理学东方与西方的对话，同时在北京和上海举办存在主义心理学工作坊。让我们欣喜的是，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存在主义心理学，现在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
最后，感谢机械工业出版社华章公司的信任，把这本重要的书交给我翻译。本书是由我和上海财经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王学成共同翻译，此后又得到刚从英国留学归来的蒋慧小姐的协助，在此一并感谢。
虽然几易其稿，在翻译过程中也算尽力而为，但交稿时内心依然诚惶诚恐，惟恐其中留有疏漏之处，又没有更多时间去细细咀嚼，把原文中的意思把握到最准，找到最恰当的中文对应词语，只能留下缺憾，让有心的读者去批评指正，不胜感谢。王学富南京直面心理咨询研究所引言
他的作品给人带来精神的启发和心灵的触动。尽管他获得了许多奖项，但他最珍视的却是被他的作品所触动过的无数个生命。
欧文·亚隆（Irvin Yalom）是当今世界上最著名、著作流传最广、最有影响的精神病学家之一。他的许多著作不仅给心理治疗师带来启发，也深得普通读者的喜爱；借此，亚隆为我们在这个令人困惑的世界上的生活提供了指南。在最近一次对美国心理治疗学家的投票中，他被选为至今健在的三位最重要的心理治疗学家之一，而他的著作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出版流传，表明他的影响力是国际性的。
亚隆并不把自己看作众多心理治疗学派或方法体系之一的代表人物，他探讨的是心理治疗的本质。亚隆关注的是人类存在关怀（existential concerns）这一根本话题，致力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和面对死亡的问题，而这些主题在过去是一直被置于精神病学领域之外的。
亚隆采用文学的写作形式（在这一点上，评论者曾将他与弗洛伊德相比较），详细描述了在心理治疗过程中人与人亲密相遇的真实情形。亚隆并不惮于表露自己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的看法和情感，他本身也是一个人，容易受伤，却坚持求索。他理解病人，尽量医治他们，他坦率，他不仅向病人表达自己的洞察，还袒露自己的疑惑、不同看法以及他的挣扎。他撰写了两本教材，两部案例史故事集，三本心理治疗小说，一本为治疗师提供的指南用书，以及一本帮助人们面对死亡的咨询书籍。在所有这些作品中，他探索了医治的无限资源和复杂的可能性因素，而这些都内在于人类真诚关联和对人类生存困境的真正觉察之中。他的作品给人带来精神的启发和心灵的触动。尽管他获得了许多奖项，但他最珍视的却是被他的作品所触动过的无数个生命。
我最初通过欧文·亚隆的作品与他“相遇”是在1970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临床心理学实习医生。我接受训练的机构是马萨诸塞精神卫生中心，那是一个精神分析思想的森严堡垒。但在这里，我却牢牢抓住了亚隆的《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oup Psychotherapy），并用它作为武器，去挑战在这个机构里占据主导地位的正统思想。那时，亚隆采用了一种激进的方法进行心理治疗，倡导人们重视治疗师和病人的关系，并把心理治疗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了解（interpersonal learning）。这在当时可算是颇具震撼力的观念，因为在那个时候，人们还在为治疗师对病人说“早上好”的暗示作用而争论不休，他们担心这句问候语会阻断病人经由自己的幼年经验对治疗师发生移情。亚隆的主张是：治疗师与病人一起创造一个人性化的、充满温情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具有多多益善的治疗效果；治疗的重心应放在发展成人性质的关系，使病人在生活中可以跟他人建立这种关系；治疗师可以真诚地与病人一起谈论人所共有的人生困境等，所有这些观念可以说是颠覆性的。这本书当然受到了我的教授和督导们的轻视，然而它预示了我那一代人的巨大变化，我们看到了书中所包含的智慧，并因此开始慢慢地、经年累月地修正我们对治疗工作的理解。如今，当我阅读当代关联模式的精神分析时，我看到在30年后的今天，精神分析研究发现了亚隆那时所教导的东西。
的确，《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可能是在所有心理卫生实践领域中最广为人阅读的著作，到现在它已是第5次再版，被翻译成17种语言。
然而，亚隆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心理治疗从业者的范围，他把自己对存在问题的洞见进行提炼，通过小说的形式体现出来，这些小说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心理治疗行业之外的人们的喜爱。亚隆每天都收到来自许多国家的信件和电子邮件，人们详细地向他描述他的小说怎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在初识亚隆著作十年之后，我一度在生活中陷于绝望，就在这时我读到《存在主义心理治疗》（Existential Psychotherapy），即亚隆的第二部经典著作。当时我正处于和意义与孤独的问题的搏斗之中，书中的睿智之语好像在直接对我诉说。阅读亚隆书中的话语，感受到他仿佛就在我的身边，给我以勇气与希望。读他的书，我感受到他本人是一个以心相慰的朋友，一个曾经同样经历过这种黑暗并且已经找到一线光明的人。于是，我成为经年累月给他写信的众多读者中的一员，我在信中感谢他写的书，告诉他我是多么受惠于他的帮助。让我吃惊的是，他回信了（这发生在电子邮件出现之前，回信需要在信封上写上地址和贴上邮票）。由此，我们开始了持续27年的作为朋友与同行的关系。
鉴于亚隆在精神病学及其他领域的独特性和特殊性，我将通过这本传记去理解一些根源性的问题：他那具有特殊形式的智慧从何而来？他把智慧传达给别人的能力又源自何处？他是沿着一条怎样的路走到了这里？怎样才能对人之存在问题具有如此精微和富有洞见的理解？
在这部思想传记的写作过程中，我意识到自己像所有非凡人物的传记作者一样，面临一个如何诠释天才人物的问题。天才本身是一个自然发生的现象，不是构成他自身的各个部分的简单总和。创造力包括这样一些方面：从这个世界既有的可用之物中提取某些新的事物，并把它们带入到存在之中，并为它们塑造一种新的形式，而这种形式又引导我们以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亚隆的精湛技艺在于：他能够将哲学、文学和精神病学融会到一系列著作之中，这些作品给所有人的生活带来启迪，对那些遭遇心理苦痛并在寻求医治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这部思想传记中，我试图探寻亚隆思想的源泉、养料和成果。
亚隆著作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原因是，他用简朴的语言清晰地表达了人类现实的最深层面。因此，我选择在必要的地方保留他的原话，并将我对他的访谈资料、他作品的引文，以及我对他思想的综述组合在一起，构成了这本书的基本内容。第1章缘起
如果我们专心思考我们活着（即我们在世界上存在）这个事实，并且尽力把那些让人分心的、琐屑的事物置于一边，尝试去认真考虑导致焦虑的真正根源，我们便开始触及某些基本主题：死亡、无意义、孤独和自由。我每时每刻都在用这些词语思考问题，非常认真、严肃地对待它们。我的思想从来没有远离过《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基本框架，这本书集中讨论的就是这些基本主题。——欧文D.亚隆
让我从一段对欧文·亚隆的访谈开始，来追寻其思想的发展轨迹。这个访谈探讨的是亚隆精神病治疗和心理治疗方法的起源，我把这个访谈复制到本书之中时，对其略有修改。我认为，对读者来说，重要的是通过亚隆怎样谈论自己来了解他本人。当然，印刷的文本没办法显现他那浑厚而富于表现力的声音，这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对亚隆来说，是罗洛·梅（Rollo May）的《存在心理学》（Existence）一书为他打开了一片新的视野。那时，亚隆是精神病学驻院医师，因为罗洛·梅的这本书的引导，他开始修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哲学课程。对于一个驻院医师来说，每周花三个晚上去研读西方哲学还是颇有难度的，但他还是逐字逐句阅读了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的《西方哲学史》。
对于出生于工人家庭并从未涉足过哲学的亚隆来说，这是一个新的世界。在孩提时期，他生活在华盛顿特区的贫民窟里，沿着他父亲的商店朝北走一个街区是危险的。在他14岁的时候，他家搬到华盛顿一个舒适和安全的社区，他也进了一所好一点的学校。基于他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深刻理解，亚隆开创了心理治疗的新途径；然而在这条探索的路上，他并没有遇到多少引路人。
亚隆：出于某些现在在我看来难以理解的原因，在大学期间我极其忙碌，急切渴望进入医学院学习。在那个时期，医学院对犹太学生有配额限制，占5%。乔治·华盛顿大学有一个班级是100名学生，但只招收5个犹太学生。因此，我对未来非常担忧，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感到最为担忧的一个时期。我只读了三年大学，便开始申请进入医学院（某些医学院允许你那样做），这给我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这件事上，我的打算是，要在所有功课上都争取得A，这样医学院就必须接受我。事实上也的确如此。
朱瑟琳：为什么在当时进入医学院对你如此重要、如此关键？
亚隆：我看不出在当时我的生活中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我住在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贫民聚居区。事实上，住在那里的人对外面的世界没有一个实际的看法。没有人引导我，也没有人可以请教。就像我同辈的人一样，我觉得，那是走出贫民隔离区的唯一途径。
朱瑟琳：医学院吗？
亚隆：是的。考医学院是我唯一能够看到的出路。否则，我就得跟父亲经商。还有第三个选择，就是进一个比医学院要求低一点的学校，或许是牙科学校。我当时看不到自己还能做其他的事情，类似的这种经验，其他人也有过。
朱瑟琳：那么，你这是在追求经济境况的改观，而不是为了帮助他人或做……
亚隆：不，不是，这并不是为了改变我的经济境况，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问题的关键是，我要走出隔离区，进入摩登的大千世界，扩展自己的视野，过另外一种生活。我父母都很勤劳，勤劳得让人难以置信。在我读大学的时候，他们的酒类专卖店和杂货店已经让我们家过上了比较舒适的生活。因此，我的选择与钱无关。即使在当时，我已经知道，如果我选择经商，会变得更加富有。但我感到一种追求思想、追求文学的生活在向我召唤。从我记事时起，我便如饥似渴地阅读，想找到进入那个世界的途径。如果我想进入到托尔斯泰的世界，我就必须要有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途径就是进医学院。一旦进入医学院，我就会进入到精神病学的领域，这将使我与追求思想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我那时一直都是这么想的。
朱瑟琳：当时你置身于隔离区，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你是怎样理解精神病学的？就你的回忆来看，你那时对精神病学的看法是什么？
亚隆：我不记得那时是否读过什么相关的东西，但却记得，在我当时的理解里，精神病学是研究思想的，是研究我们怎样思考的。在大学本科期间，我应该，但记不起来了，应该修读过变态心理学的课程。在这一点上，我的记忆有点模糊，不敢十分肯定，因为我选修的纯粹是医学院的预科课程。
朱瑟琳：那是在20世纪40年代末，对吗？当时你在读大学？
亚隆：是的。那是在1949～1952年。在我三年大学期间，因为医学预科要求很高，我选修了四门课程，每门都是文学专业的。我把这些课程挤进本来已经很满的课程表中，如美国诗歌和世界戏剧。所以，我尽量向文学领域拓展，但对一个人怎样通过文学来勾画自己的生活却毫无概念。
朱瑟琳：你当时认识什么精神病学家吗？当时在这个领域也没有电视节目……
亚隆：不，我不认识这样的人。
朱瑟琳：我在想，你在那时是怎样了解到什么是精神病学这一概念的。因为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精神病学的概念跟现在的很不相同，而精神分析在战后只是刚刚开始起步。
亚隆：我在大学时期对此一无所知，我真希望那时能够有所了解，比如了解某些治疗方法可以用来治疗我的焦虑，那对我来说真的很幸运。我比较清楚地记得，当时我怎样做出决定要成为一个医生。首先，就是你刚才提到的一种愿望：想成为一个有用的人，能够去帮助别人。
大约在我14岁的时候，我父亲患了心脏病。我很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因为那个夏天我想去参加夏令营，而却没能如愿，因为母亲要打理杂货店，而我必须待在家里照料父亲。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在暑期学校学习了三角学课程，那是初中的课程。
我非常清楚地记得父亲冠心病发作的那天晚上。那是午夜时分，妈妈和我都在家。妈妈失去了控制，像发了疯一样地寻找一个可以责怪的对象（她习惯如此），而这个对象就是我。她对我大声吼叫：“你杀死了他，你要为此负责，是你的行为，是你总惹麻烦，才导致他冠心病发作。”
我焦躁不安地畏缩在角落里，等待本杰明·曼彻斯特医生到来。当我听到他的汽车轮胎在我家门口拐弯处摩擦出的声音，我感到如释重负。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圆圆的、友善的脸庞，仿佛就在昨天。他具有一种奇妙的安抚人心的能力，他抚弄着我的头发，让我用他的听诊器听父亲的心跳，并向我保证说，父亲的心跳像时钟一样有规律，他会康复的。
这也许都是我重新建构的回忆，然而，就在当时，就在那个情景之下，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要进医学院，要像曼彻斯特医生所做的那样去服务他人。因此，当时有两个原因引发了我的雄心壮志：成为一个医生和成为一个作家。
朱瑟琳：请多告诉我一些有关你想成为一个作家的想法吧。
亚隆：这些年来，我零零碎碎写了许多诗歌，我一直喜欢写作。应该是从小学算起吧，只要一门课中有某些有关写作的练习，我的那门课就会很好。我的作文总受到赞扬，有时被老师大声朗读，有时被张贴在布告牌上。这是我在学校表现优秀的一个途径。
我很会讲故事，每当学校有某种形式的表演和演讲时，我讲的故事总能让人听得入迷。我如饥似渴地阅读，头脑里储存了大量的故事。我童年的一个嗜好就是搜集过期的《读者文摘》。
我收藏了大量的《读者文摘》，每周我都会骑车到华盛顿七街和K街的中心图书馆，背包里装满了一周要读的书。距此一个街区之遥，有一些二手书书店，所售的二手书中就包括《读者文摘》。有时，它们售价不菲，每本卖到三四美元，我始终都买不起最早版本的过刊。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杂志是1921年创刊的，我比较完整的收藏是1927年以来的过刊。《读者文摘》里有一些奇怪的小故事或奇闻轶事，通常是几篇短文，讲述发生在人们身上的一些故事，它们总是非同寻常，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我使用了许多从这里读到的故事，讲给班上的同学们听。
在大学期间，我很少写作，因为我所在的乔治·华盛顿大学上课人数很多，老师很少布置写书面小论文的作业。
朱瑟琳：嗯，说到高中生活和你讲故事，你是否记得在某个特别的时间你讲了一个特别值得回忆的故事，让你能够一下子想起那段时光？
亚隆：那时我有一位英语老师，我称她麦考莉小姐。她也是玛瑞琳（我的妻子，我们在高中时期相识）的老师。她非常喜爱玛瑞琳，却很讨厌我，认为我总是在玛瑞琳身边转来转去，搅扰她的生活。因此，她把我称作“衣柜牛仔”（locker cowboy）。
玛瑞琳受人喜爱，在班级名列第一，是学校新闻、学生会以及校际活动中的明星。她非常有社交魅力，许多老师都对她特别关心。然而，那时的我却是一个总是紧张不安的书呆子，我觉得自己缺乏魅力，并对自己的相貌感到难堪。如今，当我回头去看我那时的照片时，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相当有魅力的年轻人，因此会感到震惊，那时怎么会对自己的相貌有那样错误的看法。麦考莉小姐对我极其苛刻。最近浏览昔日的纪念品，我发现了我在10年级或11年级上她的英语课时写的一篇作文，那是一篇充满诗情画意的文章，表达的是我对棒球的赞美之情，那时我是一个铁杆的棒球迷。她对这篇作文的评语相当严厉，她蔑视我对棒球这等小事如此满怀热忱，在我的作文上方打了个“B–”，而且在我的作文里随处打上红色标记，大肆嘲笑我的热情。她绝对是一个让人感到窒息的老师。如果从教师应该鼓励学生这个角度来说，她算是一个可怕的反例。即使到了现在，当我再次读到她的苛刻评语时，都几乎能流下泪来。我曾想写一个故事，却一直没有动手去写，内容是关于一个男孩遇到一个像麦考莉小姐那样的老师，这个男孩心里有一个计划，就是在多年后功成名就，然后再回到那个老师身边，向她炫耀自己的著作和成就，给她一点颜色看看。不过，在他最终回到那个他曾经就读的高中时，那个老师已经去世多年了。
朱瑟琳：你有没有遇到过对你有所鼓励的老师呢？
亚隆：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我从未遇到过鼓励我的老师，我真希望遇到这样的老师。在最后的几年，我意识到自己产生了一个幻想——有时候，当我骑车或散步时，头脑里就会浮现这个幻想，它使我感到自己充满了力量。这个幻想一旦开始就无法停下来，它仿佛有自己的生命。这个幻想对我说：当我在上初中时，有一位老师来到我父母的商店，告诉他们说我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应该把我转到一个名校，某个非常有名的私立学校。我父母当即表示同意，他们总是鼓励我接受好的教育，于是这个老师就成了我的导师，对我的写作特别感兴趣，还鼓励我去参加学校的棒球队和网球队。
朱瑟琳：就没有什么人对你表示过特别的兴趣吗？
亚隆：没有，一个也没有。从高中到大学，我没有遇到过那样的老师，从来都没有过。
朱瑟琳：那是什么在支持着你坚持向前走的呢？
亚隆：嗯，在我的生活中，玛瑞琳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现在谈到十年级，大概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了她。她比我低一年级，我参加过她在初中时期作为优秀学生代表的演讲。大约在我15岁的时候，我们开始确定我们的关系。她与我情意相投，我们在一起时经常讨论文学。我们谈论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坦贝克（Steinbeck）和托马斯·伍尔夫（Thomas Wolfe）。她是我认识的人中唯一读书像我一样多的人。在我人生的形成期，她具有无比的重要性。而她具有某些我不具备的东西，那便是，她有好几个导师。在高中时，她的几位老师把她置于他们的关爱之下。其中有一个新闻老师悉心教诲她，还让她当校报主编。她的另一位老师是法文老师，让她明确自己的目标是去威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而我到了高中毕业，除了当地的几所大学之外，我对国内其他任何大学都一无所知。
我姐夫考进了乔治·华盛顿大学，随后升入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后来成了一个很好的医生。我当时觉得，如果乔治·华盛顿大学对他来说是好的选择，那对我来说也应该是好的选择。所以，除了乔治·华盛顿大学之外，我没有申请任何别的大学。在高中时期，我是一个相当好的学生，成绩能位于班级前五名，因此我获得了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奖学金，其中包括为我支付每年300美元的学费。所以，不管从何种意义上来说，我从来没有过导师。
上大学时，我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学生，跟任何老师都没有私人交往。在整个大学期间，我只有一次成绩得了一个B（德语课）。我不仅每门功课都得A，还远高于其他学生，第二名的分数是85或90，而我的分数是99。我的成绩之所以远远高于其他人，唯一的原因就是我是一个对学习着迷的学生，学习起来简直像魔鬼一样疯狂。就像我在前面所说的，我要求自己必须在每门功课上都得A，那样的话，就没有人能够阻止我进入医学院。
经过3年的大学学习，我获得了近4.0的平均学分成绩。我申请了20所医学院，其中19所拒绝了我，但乔治·华盛顿大学医学院录取了我。
在医学院期间，像从前一样，我也没有跟任何一位老师建立私人的关系。回想起来，我没有（也未曾主动尝试过）跟哪位老师交谈。但这个缺憾还是得到了补偿，一是我与玛瑞琳之间的相互支持，一是我与一群年轻人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其中两人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毋庸置疑，进入医学院的第一年成了我人生中最糟糕的一年。玛瑞琳当时正在法国做为期一年的修学旅行，而我非常想念她，与此同时，学业的压力和焦虑的情绪让我感到不堪重负。为了离玛瑞琳就读的威尔斯利女子学院（在波士顿）近一点，我转到波士顿大学。
随后，我在医学院开始学习精神病学课程，这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个转折。我们每个学生都给指定了一个病人，对其进行治疗。然后，每一位都要轮流向严格的听众做案例报告，听众是由大约20～25名教员组成，他们大多来自波士顿精神分析学院。
朱瑟琳：那是你第一次做案例报告？
亚隆：是的，这让我感到紧张不安。我很清楚地记得我的病人——一个红头发、脸上长有雀斑的女性，她比我大几岁。我与她进行8周的面谈（医科学生实习的时间长度）。在初次跟她面谈时，她告诉我她是同性恋。
这可不是一个好的开始，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女同性恋，以前从未听过这个词。我很快决定，要真正跟她建立关系，唯一的方式就是让自己诚实，因此，我坦诚相告，对她说我不知道什么是女同性恋，因此请她指教。经过8周的面谈，我们之间建立了亲密的关系。她就是我向教员团做案例报告的患者。
这时我已经跟其他同学参加过几次这样的会议，它们都让人感到备受折磨。在会上，每位分析师都会使用大量浮夸的、烦琐的陈述套路，试图以此表明自己胜过他人。对于那些被无情的批评压垮的学生，他们鲜有同情。而我只是站起来，像讲故事一样谈论我的病人，甚至我没有使用任何讲稿。我讲述跟病人见面的情形，她的样子和表现，我对她的感觉，治疗的进展情况，我向她承认自己在某些方面无知，因此向她请教，让她告诉我，以及我向她表示对她讲的东西很感兴趣，她开始信任我。我尽我所能去帮助她，尽管我没有多少招数去安慰她。
我讲完之后，现场一片沉默，持续良久。这让我感到困惑。我只是做了一件对我来说十分容易而又自然的事情。然后，这群精神分析师一个接着一个对这个报告做出评价，尽管他们忍不住要彼此争一下高下，说一些诸如此类的话：“嗯，这个报告一目了然，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什么意见。这是一个非常出色的案例，显示了一种令人吃惊的、亲密的关系。”而我当时所做的，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这对我来说非常自然，毫不费力。这绝对是一个让我大开眼界的体验：就在那个时刻，那种情景之中，我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对亚隆来说，这是一个让他获得人生定位的时刻。每当忆起和谈及这件事，他都为之深深动容。从某种意义上说，从那时起，他的工作就是讲故事，关于他作为治疗师与人相遇的故事，关于他指导我们与他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结的故事。当他试图在生命最深处与人相遇的时候，当他要与他们建立具有医治意义的关系的时候，他依然保持着那种谦逊的品质，让人们教导他怎样真正去了解他们。
那样一个时刻也向亚隆指明了一条路，让他走出整个受教育过程中那种被埋没的体验。虽然他过去在学业上取得了优秀的成绩，但没有人认识到他具有某种独特的天赋，对此他自己也十分模糊。但就在那个时刻，还是生平第一次，他得到人们的认可，因为他做了一件他的老师们过去从未见过的事。
朱瑟琳：你这是从哪儿来的勇气让你能去那样做呢？
亚隆：现在想起来，那并不是什么勇气。这已经是50年前的事了，我当时别无选择。轮到我做案例报告，而我做案例报告的方式就是那样。此后，每当我做案例报告，不管是实习教学或是课堂讲课，我都能让听众全神贯注，我一直拥有这种能力。
朱瑟琳：所以，在那个时刻，当你向分析师们做案例报告时，他们都沉默下来，不能以惯常的方式对此做出回应，而他们用来彼此一争高下的习惯模式也在这里变得失效了。此时，你感觉到他们认为你做了一件值得注意、相当重要的事情？
亚隆：是的，肯定是这样。这件事发生在几十年前，而我现在试着去理解它，我想到的是，当时我讲述的是一个精神病治疗案例，用的却是完全不同领域的方式对之进行陈述，那是文学的、叙事的方式，这就超出了他们的模式的把握范围。他们的专业术语、阐释系统与我所讲的故事没有什么关联。当然，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真想回到过去，去了解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想的。
朱瑟琳：讲故事的方式有很多种，包括一般的案例报告，也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但你却用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讲故事。
亚隆：我并不懂故事讲述法，或者说，我对从技术角度来研究如何讲故事是一窍不通。但我却懂得如何安排故事材料，从而创造出一种戏剧效果。
朱瑟琳：你自己也置身其中。
亚隆：嗯，我自己也置身其中。我讲我是怎样跟她会面的，对她是个同性恋这一点，我又是怎样的一无所知，我讲到自己的困窘，猜测她对跟一个承认自己对她的生活方式完全不懂的分析师在一起谈话会是怎样的感觉，她可能担心我是否接纳她，并且感觉我好像是代表着精神治疗的世界跟她进行接触，向她显示这个世界对她一无所知，并且可能用某种方式排斥她。
朱瑟琳：你没有评判她，没有从病理的角度对待她，没有做其他类似的事情。事实上，你做到用很人性的方式跟她建立关系。
亚隆：是的，确实如此。我没有排斥她，恰恰相反，我向她坦承自己的无知，而这让我们变得很亲近，这是一种在诚实中铸造起来的关系。
朱瑟琳：与此相对，从精神病学或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她应该被诊断为是一个带着症状或病理的人。
亚隆：是的，我很厌恶对案例只做狭隘的病理分析的理论模式。
朱瑟琳：你在医学院时就对此感到厌恶吗？
亚隆：即使是在医学院也是这样，我不喜欢许多精神病医生身上的那种超然而冷漠的态度。
朱瑟琳：但是，你还是很坚决地进入精神病学领域，即使你很不喜欢他们的做法。
亚隆：是的。我也有过动摇，尽管医学里有很多我喜欢的方面。我喜欢照顾别人，很想像曼彻斯特医生曾经对待我那样去对待别人，但我从未考虑过在医学领域有所作为，我已经决定投身于精神病学。事实上，我已经开始阅读大量的精神病学书籍了。
朱瑟琳：你都读了些什么？
亚隆：嗯，我读精神病学的教科书。任何一本更具人道主义风格的书都会让我着迷。也许，罗伯特·林达（Robert Lindner）的《50分钟的一小时》（Fifty-Minute Hour）的出版恰逢其时。朱尔斯·马瑟曼（Jules Masserman）所著的一本原理与实践的教科书对我最有启发，因为它是一本另辟蹊径之作，此后我再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我记得他谈到“根本信念”（ur-beliefs）——这是关于生命的更为基本的存在主义命题。
朱瑟琳：看来，根据你的描述，是一种强烈的文学直觉引领你进入医学院，你已经感知到人们可以通过小说这条途径去经历深度认同。
亚隆：是的，请允许我强调一下，在我整个人生过程中，从我十岁患腮腺炎时第一次读《金银岛》（Treasure Island）开始，我就一直在阅读小说。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我从来没有停止过阅读小说或故事。我一本接着一本地读。我每周带着一包读过的书去华盛顿的图书馆，然后把其他的书借回家。我的阅读范围很广。通过阅读，我进入另一个世界，我生活在一个可以交替转换的世界里。也许，因为我童年的生活环境很脏乱，书籍就成了我理想的避难所。
朱瑟琳：脏乱的具体情形是怎样的？
我住在一个很可怕的地方，那里老鼠横行，真是一个很糟糕的社区。在我家里有很多令人恶心的蟑螂。半夜起床一打开灯，看到大个蟑螂四处爬行，让我感到毛骨悚然。是的，那地方真是脏乱不堪，我一直不能克服我的蟑螂恐惧症。
朱瑟琳：所以说，你阅读小说是为了逃避这种恶劣的物质环境？
亚隆：也是逃避恶劣的心理环境。在华盛顿，我们居住在黑人生活区。唯一的一个白人家庭距我家有三个街区，那儿有另一家杂货店。在那里我有一个玩伴，但他是一个很不友好的男孩。我的朋友不多，大多是黑人孩子，我父母不允许我带他们到家里来玩。
朱瑟琳：你读书的学校也主要是白人孩子吗？
亚隆：是的，当然是。那时候，华盛顿完全是种族隔离的，学校，甚至电影院、餐馆、泳池、喷泉式饮水机都是这样。现在看来，这几乎是让人难以置信的。学校距离我家有几个街区，我要穿过这几个街区进入白人区。我父亲的商店离种族聚居分界线只有约三个街区的距离，分界线那边是白人区。
朱瑟琳：是的，甚至出于种族隔离的目的，犹太人常被视同黑人。
亚隆：因此，我跟这个街区的黑人男孩关系更亲密一些，跟那些土里土气的白人男孩却比较疏远。黑人孩子也经常保护我，使我免受白人孩子的欺负，所以，的确像你所说，我有那种体会。确实是这样，在这个聚居区，犹太人孩子和黑人孩子之间的关系要比犹太人孩子和非犹太白人孩子之间的关系要温暖得多。
朱瑟琳：你对外面的世界有什么感觉？毕竟那是在战争时期，这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亚隆：我记得我是通过新闻和新闻影片了解时局的。我经常看电影。离父亲的商店只隔一个街区的地方，有一个名叫西尔凡的电影院，它在街道的拐角处，我甚至不用穿过街道就可以到那个电影院。我一周去三次。只要我不到街上闲逛，不管我做什么，父母都会很高兴。那里通常有两部电影同场放映，当然，大多是战争片。这里也常放映反映战争状况的新闻片，这成为我借以了解外面世界的主要渠道。
我父母的关注和兴趣非常狭窄，他们完全是在为生存而忙碌：经营自己的生意，试图挣足够的钱，尽快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去住，赡养自己的父母，极其关心身在故国的亲友。然而战争把一切的音讯都阻隔了，直到战争结束，他才得以跟故国亲友互通音信。这也是父母在这里的亲戚和朋友的实情，他们全都住在父母的商店的另一侧或者与商店相邻。
朱瑟琳：你谈到书籍成为你逃避的途径，我们沿着这个话题谈到你是在逃避什么，谈到那个交替转换的世界，以及你往返于交替转换的世界之间的那种感觉。但这里似乎还有另外一些东西——你想了解人是怎么一回事。
亚隆：是的，我不能否认这一点。在华盛顿特区公共图书馆的一楼，我被陈列着许多传记的一个大书架吸引了。我从作者名字以A开头的书目开始，阅读了各种最为有趣奇异的传记。在名字以A开头的书中，我读了亚历山大大帝的传记，以B开头的传记中，我读了最伟大的斗牛士贝尔芒多的传记，以C开头的传记中，有泰·柯布和罗马皇帝康斯坦丁，以G开头的传记中，有被称为“华尔街女巫”的海蒂·格林，她是一个吝啬鬼，却成为华尔街股票投资市场上的百万富翁——我就这样从头到尾按照字母顺序随机性地阅读传记。
是的，回想起来，正如你所说，我可能是在寻找一条途径，去了解人是怎么一回事和怎样让自己走出隔离区。在我周围有一大群亲戚和同伴，他们无知，虽然不笨却缺乏教育，他们都不读书。我从未见到他们中有任何人读过一本书，或说点有些品位的话，或出于兴趣去看一场电影。我也从未见过我父母读过一本书。我身边没有一个人让我对之有所钦慕。
朱瑟琳：回到您在医学院做案例报告的那个关键时刻，我想那确实是一个重要的故事，因为在这一刻，除了你感到被认可（而这对您非常重要）之外，也是你第一次带着对人的文学敏锐感与当时方兴未艾的精神分析进行直接对话。
亚隆：正是在医学院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他是一个讲故事的大师。他虽然没有因其文学才能而获得诺贝尔奖（尽管获得多次提名），却获得了歌德奖。弗洛伊德很能讲故事，我很喜欢读他的故事，但不喜欢他在故事的结尾采用杂耍式的歪曲，削足适履地把病人套进他的性驱动理论中去。
当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精神病学驻院医师时，遇到过几位指导老师，他们是很能讲故事的人，我对他们充满敬佩之情。他们定期做案例报告。他们中间最好的，是一位名叫奥托·威尔（Otto Will）的精神病学家，他是讲故事的大师。他来到这里，坐下来，不用任何讲稿，开始谈论一位五年来接受他的治疗的年轻病人。他的讲述让我着迷，以至于我总感到时间过得太快。还有一位同样令人着迷的精神病学家叫路易斯·黑尔（Louis Hill）。我对他们如此敬仰，巴不得自己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朱瑟琳：你敬仰他们，是因为他们讲故事的能力，还是因为他们帮助你理解了某些东西？
亚隆：呃，是因为他们非常有人情味。
朱瑟琳：非常有人情味？
亚隆：他们有人情味，因此用充满人情味的话语讲述故事，没有任何行业术语，不用任何方式贬低病人。他们讲的是两个人如何建立关系的故事，而我非常喜欢那样的故事。哈里·斯代克·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说，心理治疗是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人比另一个人更焦虑一些。
在做驻院医师的第三年，我每周五都和约翰·怀特霍恩（John Whitehorn）在一起，他是霍普金斯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我们在医院观摩他跟病人的面谈，他会花上两三个小时去了解病人的生活状况。他们的生活里并没有多少故事要讲，然而，如果他们是种植咖啡的农民，他就向他们了解与咖啡相关的事情。例如，如何种植咖啡，咖啡在种植期是怎样的，为什么把咖啡种在高一点的地方比种在低一点的地方更好。如果病人是一位研究16世纪历史的学者，他会花上几个小时询问西班牙舰队的起源与终结。有时他进行面谈的节奏让我感到有些不耐烦，他总那样从容不迫，但一次又一次，我惊讶地听到，病人开始慢慢显露出其精神病特征的思维和妄想系统中的多重因素。约翰·怀特霍恩是一位智者，他反对流行的精神分析的观念和术语，他一次次尝试去建立自己的理论。他运用常识，对每一个病人的治疗都是从零开始进行探索，分别去了解每个病人的故事，他从不使用一套固定的模式去对待病人。我很赞同他的做法，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约翰·怀特霍恩一直活在我的心里。
朱瑟琳：我们来探讨一下常识和人本主义吧。你以文学的敏感给还原主义与精神分析领域带来了人本主义和常识，它们表现为这样一种能力：理解人们在怎样生活，这样生活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以及他们与你相遇对他们有何意义。而这对于整个精神病学的诊断发展历程来说，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具有同样的意义。所以，你也把这样的思考带给那些在生活中失掉了统合感的人，还有那些看上去可以健康生活然而陷入了症状或焦虑的人，你甚至对神经病患者和精神病患者不加区分？
亚隆：是的，我从不喜欢那样做，那样做会使我在治疗上变得过于蛮干，基本上说，有些病人是无法进行真正的沟通的。我们治疗的对象大多是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病人，但我会尝试一切可能的方式去与他们沟通。
朱瑟琳：你觉得取得了成功吗？
亚隆：我突然想起一个病人，我都30年没想到过她了。这个女子叫莎拉，她患有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我每天都与她进行一次面谈。我接受的专业训练告诉我，紧张型精神分裂症患者会对周遭环境漠不关心，却能够回忆起或记住发生的事情。于是，我每次跟她谈大约半小时，就像闲聊一样，我跟她聊一聊我的日常生活，也会跟她讲我对她的内心活动所做的随意猜测。她从不回答，双眼只是空洞地盯着空中。
几个月就这样过去了，她的紧张型精神分裂症开始有所好转。我问她，这几个月来我一直过来跟她谈话，这对她有没有什么意义。我说，我其实不太相信这对她有什么必要，因为她看上去总是心不在焉。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她的回答：“噢，亚隆医生，在那些日子里，你就是我用于维系生命的食粮。”这对我来说感动至深，她让我明白：要信任这种关系，不必追求立竿见影的反应。
朱瑟琳：你让自己跟他们在一起，以便为他们提供帮助。
亚隆：是的。我尽力让自己跟他们在一起，以便为他们提供帮助，我尽力从我的经验里学习。我身上有一种破除偶像的倾向，我想，这导致我没有从我的大多数督导师身上获得什么益处，尤其是那些采用消极的或过于生物学的、诊断性的或公式化的治疗方法的督导师。
朱瑟琳：那么，当你在接受督导过程中向督导师描述你的面谈情况时，会发生什么？他们对你的做法会做出何种回应？
亚隆：在我做驻院医师第一年结束的时候，怀特霍恩博士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第一年的工作做了一个评价：“亚隆医生，你的督导们一致认为，如果你花更多的时间努力去发现他知道什么而不是去关注他们不知道什么，你的收获将大得多。”
我是在努力寻找更好的工作方法，但一切似乎都不对劲儿，可以肯定地说，我的分析师们所做的一切对我都不怎么合适。我一进入驻院实习阶段，就跟来自巴尔的摩——华盛顿精神分析学院的一位分析师开始了长达700个小时的精神分析训练。
朱瑟琳：是什么东西看起来不对劲儿呢？
亚隆：是冷漠，就是那样一种诊断的态度。你要知道，我们在这样一个地方工作，实习医生在第一年就要面对最棘手、最难以治疗的病人，并被要求对他们进行治疗。将最棘手的病人安排给刚刚入门的实习医生，这种做法是一个不幸的错误，而这在大部分培训项目中却是司空见惯的。
朱瑟琳：而你最为看重的是跟病人建立互动性的情感关系。
亚隆：我阅读伟大的小说并从中学习，又在无意识中对之有所借鉴。那时，我妻子正在攻读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的研究重点是加缪（Camus）和卡夫卡（Kafka）。我非常仔细地阅读了他们的著作，我认为，他们的思想对精神病学是颇有教益的。然而，这二者之间却存在如此之大的鸿沟。我的许多同学和督导师对他们的作品并不了解，约翰·怀特霍恩压根儿就不知道卡夫卡是什么人。我送给他一本卡夫卡的书，他读了，但说看不懂。我意识到，我从文学中借鉴了某些东西，虽然我不能清楚地描述它们到底是什么，但我能够用某种比精神动力学更伟大的智慧去帮助病人。
在我做驻院实习医师期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个专业领域的书籍。我读了弗洛伊德和沙利文的所有论著，我非常喜欢卡伦·霍妮（Karren Horney），她的思想清晰而明快，艾立克·弗洛姆（Erich Fromm）也是这样，还有奥托·兰克（Otto Rank）。他们将古老世界的智慧融入自己的观点之中，但他们不是还原论者。
朱瑟琳：这把我带到一个我一直很感兴趣的问题上来，多年来，我为大量的治疗师提供督导和训练，他们中有许多人进入治疗工作时带着这样一种想法：只要他们有人情味，让自己跟病人建立人性化的关系，就会产生治疗效果。但情况并非这样。当然你也知道这一点，我确信你有过同样的经历，督导过这样的人，他们对你说，我只要在治疗中表现出人的温情就可以了。
对我来说，这一点似乎很难表达清楚。你的敏感能力从一开始，又经过了这些年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人本主义的立场，你鄙视任何与本能还原主义、漠然、武断倾向相关的东西。但是，你生命里还有另外一种东西，它不是那种简单的“友善待人”式的人本主义。当你谈到智慧之类的东西时，我认为你离那种东西更接近。我不敢确定你会用什么词语来表述它，因为它来自于你的内部，但在你的思想中确实存在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跟诸如罗杰斯人本主义又是不同的。
亚隆：我从伟大的思想家那里获取启示。例如，如果一个病人谈到厌恶自己，我会和他谈论卡夫卡的小说《变形记》。这就是我用的典型方法——我想向病人传递的是，伟大的思想家也曾面对过同样的问题。我一直大量阅读柏拉图和伊壁鸠鲁的著作，并且发现，我不断把他们的许多思想用于我的面谈治疗之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他们意识到伟大思想家们也曾苦苦思考这样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这本身就颇具激励作用。
朱瑟琳：在他们看来似乎并不重要的问题实际上是伟大的哲学议题。
亚隆：的确如此。阅读伊壁鸠鲁的书对我大有裨益，他的有关消除死亡恐惧的观点让人茅塞顿开，在这一点上，古往今来，没有人比他有更好的理解。所以，当我为患有死亡恐惧的病人提供医治时，我会引用他的著作。
朱瑟琳：在做精神科驻院实习医生时期，你开始研修哲学，你是通过伯特兰·罗素进入到哲学领域中来的吗？
亚隆：是的，但那时我已开始阅读其他哲学家的著作，当然是跟存在主义心理学方法更为相关的哲学家，特别是加缪和萨特，还有卡夫卡、司汤达以及最重要的一位：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都是伟大的心理学家。
我认为，心理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而认为心理学产生于19世纪的观念，真可谓其谬大矣。
进入斯坦福大学时，我继续接受专业教育，并旁听了许多哲学课，包括海德格尔（这门课我重听了几次）和现象学产生背景，还有尼采、克尔凯郭尔、萨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我在哲学上是一位好学不辍的学生。
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名叫答各芬·弗勒斯代尔（Dagfin Follesdal），他是挪威哲学家，我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时，听他讲授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课。后来，我们在斯坦福大学联合讲授一门课程，试图在这门课程里把哲学和精神病学结合起来。
在我职业生涯的最初几年，我忙于撰写团体治疗教材，但在我的团体治疗的思想的深处，却流淌着存在主义心理治疗的思想之泉，这些并行不悖的兴趣从一开始就存在，虽然它们在相当程度上不是彼此交汇的。
朱瑟琳：这样的哲学关注是否引发或影响了你对团体治疗的兴趣，对此你是怎样想的？
亚隆：不是这样。我对团体治疗产生兴趣应归功于杰里·弗兰克（Jerry Frank），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做驻院实习医生的第一年，观摩了他的治疗小组。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各种治疗方法中，人际互动模式的方法是我最感兴趣的。
在这一点上，哈里·斯代克·沙利文的理念比一些传统精神分析思想更为恰当和重要，他的关于跟人建立联结、强调同侪关系的观念，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它们是团体治疗的关键。在我整个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带领治疗团体，在我看来，团体治疗在促进改变上是非常有力、有效的工具。
结束在霍普金斯的驻院实习后，我进入军队，在部队的主要工作是带领团体，由军官和军官的妻子们组成的团体。我每天带领住院病人团体，同时训练一个精神治疗驻院医师的体验小组。
朱瑟琳：你采用的都是人际互动模式？
亚隆：是的，是按人际互动的原则去做。那时，我在带领团体时，遵循更多的也是人本主义观念，力图让自己成为一个参与团体的观察者。所以，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我自己成了团体中的一员，并逐渐尝试做更多的自我表露。在这一点上，我跟杰里·弗兰克的方式（我曾跟他学习）有所偏离，杰里本人从来都不参与到团体中去。他在那里讲人们应该如何交流，并对交流中出现的问题和情况做出评判，他很少把关注放在自己身上，也不会向团体成员展露自己。
朱瑟琳：我想了解的正是关于您是如何成为一个治疗师或团体治疗师的成长过程。通常，一个初出茅庐的治疗师会依靠理论、概念、精辟用语或警句来指导自己的治疗，在团体治疗中尤其如此，他们这样做的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应付治疗过程中难以抗拒的复杂性。人们依靠知识概念是为了让自己心里踏实一点，从而驱除一种令人不安的不确定感。
所以，当我尝试去理解你是如何发展成为一个治疗师的时候，我发现，首先，在团体治疗领域，并没有多少可资借鉴的理论，因为那时候你也还没有写出自己的书来。其次，杰里并不在那里，他住在巴尔的摩，而你住在夏威夷。那时没有互联网、电子邮件和长途电话，所以你主要是靠你自己来做。你也没有一个治疗师可以跟您合作来带领团体治疗，我猜想，也没有任何人可以为团体治疗提供督导，因为团体治疗完全是一个新生事物。
亚隆：是的，所有这些都没有。我完全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这让我感到焦虑，如坐针毡。
朱瑟琳：这正是我想了解的。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又没有一套相对熟练的方法，而你又抛掉了精神病医生用来保护自己免受焦虑的那套神奇术语，在这种情况下，你是怎样做到让自己投入于治疗工作中去的？问题还在于，你辅导的是军官和军官的家人们，他们不算是一个“精神病治疗”意义上的群体，而你得采用不同的方式把不同类型的人组成治疗团体，你对自己所做的这一切是怎样看的？
还有，你并不是因为难以融入那种场景而只是让自己表现得“具有人情味”，随和地说“嗨，我是欧文，让我们坐下来聊聊”，这不是你的方式。你这样做的时候，一定持有某种观点，某种思考方式。我知道这实在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亚隆：我难以重现自己作为一个治疗师的成长过程，但首先我要重申的是：我让自己去面对大量的不确定因素，这对于验证我的操作方法是必要的。也许，一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去尝试新方法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承受住焦虑。我在相当程度上习惯于承受焦虑，因为我一生都是如此。我已经习以为常了。第一次带驻院实习医生团体也并不容易，我知道，在这个过程中，这些只比我年轻几岁的专业人士们在衡量我、评估我，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有一些东西需要教给他们。在军队里工作，我也得到了几个优秀同事的支持。
我在檀香山也遇到几位精神病医生，我们成立了一个讨论小组，每周或每两周在其中一个成员家里聚会，我们相互报告自己的案例，这对我非常有益。在这里，我还发明了一种精神病医生的扑克游戏。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