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晶的重量(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索瓦尔德·斯蒂恩

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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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晶的重量(挪威现当代文学译丛)试读：

Digital Lab是上海译文出版社数字业务的实验部门，成立于2014年3月。我们致力于将优质的资源送到读者手中。我们会不断努力，做体验更好、设计更好的电子书，加油！上海译文出版社|Digital Lab“只要把七八对羽毛绑在他脚下，他就能胜过翱翔天际的鸟兽、跑得最快的灵缇，以及速度超普通鹿群两倍的驯鹿。”|《国王的镜子》12501

星期天的早晨，我清楚地听见客厅的壁钟敲了四下。窗帘没有全部罩上，反正外面雪已经停了。我侧着身子静静躺在床上。钟响了五下后，我起身坐在床边。睡眼惺忪的我，慢慢把身子从床上挪开，踱到窗边。星星点点已褪成透明，夜云在月亮跟前滑过。近乎洁白的外表，仿佛白天才是它们的归属。月光洒在街道另一侧的市政厅上，光与影给砖墙披上一层蓝色的外衣。广场的月光分外强烈。白日即将来临，照亮冰雪覆盖的苍茫大地。门口的滑雪板已经上好了润滑油。再过四个小时，我的教练佩尔，就要驾着那辆精力充沛的沃尔沃车，载着其他的跳雪学员来接我了。公寓里静悄悄的，楼上楼下的水管没有一丝动静。父亲曾说，他会起床送我出门，然后和我说再见。不过我完全没把这当回事，父亲母亲总是喜欢在星期天睡懒觉。“佩尔·斯特朗德简直就是神话。”当我在早秋时节告诉父亲，佩尔即将做我们的教练时，他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我打开吊灯，套上袜子，然后摸出床下的小手电筒，提着它走到门边。我小心翼翼地将把手往下压。门开了，光线从我房间窜出来，特别亮，我立马就看见那两块宽宽的滑雪板。它们被摆放在餐桌的椅子上，背面朝上。靠这两块木板，我就能飞。红色的垫块、绑绳还有蓝色的板尖能在半明半暗的光线里显出影儿。我按下手电筒开关，往前照。一阵小的窸窣声传入耳边。我把光对着滑雪板底面灰蒙蒙的地方。我是不是听到父母房间里有响声？显然那只是他们中有人在床上翻身而已。随后屋子又恢复成一片寂静。我用右手把光打在滑雪板背面，上下移动，然后用左手指尖轻轻划了划光线下的三条凹槽。之前上的银色蜡油，磨得还和原来一样均匀。这可是我花了三小时准备的滑雪板。昨天晚上，母亲让我和她还有父亲坐在一起，看电视节目，好歹是星期六。她说，一家人聚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之后还说了些什么，我记不得。那节目我最后没看，准备滑雪板才是我心中的头等大事。

我围着滑雪板转了一圈，不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那么完美。润滑油的厚度刚刚好，一处擦痕也找不到。外面的气温低至警戒线，林德鲁德滑雪道的情况再适合跳雪不过了。寒冷的雪道和精心准备的滑雪板，它们之间的摩擦力将降为最低。设想一下，我会不会创造新的个人记录？我把手电筒稳稳地放在地板上，用双手挨个扛起滑雪板。每当我滑出雪地，疯狂向下滑翔时，我都会为这两块沉沉的滑雪板感到惊奇，它们竟然能变得像羽毛一般轻盈。我一边想一边轻轻地把滑雪板放在地板上，然后提着手电筒，溜进房间里。我把手电筒关了。接下来该找点什么事情做呢？要不把有关瑞典探险家萨鲁蒙·奥古斯特·安德烈的作文先整理出一个框架来？不，不管怎么说今天是礼拜天，而且离交作业还有很长时间。要不把牧师先生在教我们坚信礼的时候留的作业做了？不不，现在不做。我熄灭天花板上的灯，再次走到窗边。月光照耀下的云层仿佛是从天空上滑落的一根根肋骨。在确定这一天必将成为完美的一天后，我爬上床继续睡觉。

早晨八点我醒了过来。公寓里仍然静悄悄的。滑雪靴、弹力裤、棒球夹克还有我要穿的其他衣服，都已经放在了床边的椅子上。我换上衣服，右手提着厚厚的雪地靴，偷偷地走进厨房里。我蹑手蹑脚地打开冰箱门，拿出昨天晚上准备好的三明治，尽可能不发出一丝声响。厨房的桌子上放着我的书包，里面装着雪地护目镜、润滑油、盛有冰蓝莓汁的保温杯，还有一副备用连指手套、一件毛衣和一顶帽子。我把三明治装进书包，然后背起书包走到门口。我把靴子放在水门汀的地上，然后偷偷溜进房子把滑雪板取出来。我把滑雪板背面朝上放在地上，接着坐在台阶上穿靴子。靴子的皮革非常紧，将整只脚包裹得严丝合缝。我坐在冰冷的台阶上开始思考，为什么我喜欢穿这么紧的靴子。是不是因为勒紧鞋子能让我有种轻松驾驭滑雪板的心理暗示？下楼梯的时候，我用左手牢牢握着扶手。我时不时回过头，看看母亲或是父亲会不会突然站在楼梯上唠叨我。关上门，我站在比约嘉德的大街上，距离佩尔来接我的地方就一个街区。等待对我来说没什么，我已经十四岁，就快要十五岁了，早就懂得对美好的事物保有耐心。那天是一九七〇年圣灵降临节的第一个星期日。

几小时之前，月光还给砖墙披上淡蓝色的外衣，现在已经涂抹成红棕色了。天空中的云朵已然舒展开。我身上背着书包，右肩上扛着滑雪板。九点十分，佩尔到了。奥拉坐在他身旁的前座。“你看上去很高兴，我看得出来，”佩尔一边说，一边把滑雪板固定在车顶上，“爬到伊万旁的后座上。”

前三跳比我想象得要短。在第四次跳跃之前，我把注意力集中在滑雪板顶端的尖部，过了很久后，我再反复检查卡扣，调整护目镜，坐地上又站起来，重新调整卡扣和护目镜。“今天你还要再跳吗？”站在我身后的伊万大声问道。

我把滑雪板放在轨道上，然后先把右脚蹬入滑雪板。佩尔站在山顶，好看清楚我们滑的姿势。他告诉我把屁股蹲低一些，这样能减少空气阻力。当重重的滑雪板开始滑起来的时候，我把上半身往前倾，眼睛聚焦在跳台的边缘。只有右眼的余光可以瞥见佩尔的靴子。脚趾、指头、小腿、膝盖、大腿、臀部和我向后摆放的手臂随着靴子离开起跳点边缘，像羽毛一般飞扬起来。我发现和以往相比，这次的跳跃稍微靠山坡的右边倾斜了一点。我往身下看，那儿坐落着让人叹为观止的景色，再往下点，可以看见大面积的土地藏在厚厚的雪层下面。我用手臂夹紧身体，尽量将两块滑雪板靠在一起。我身体前倾，弹力裤随风拍打着身体。我张开嘴巴屏住呼吸，沉沉的滑雪板在脚下，而我在太阳和蓝天下飞腾，在高耸的山间画出一道漂亮的弧线。我用右手调整了一下滑雪杖，像船只转舵一般，朝左边飞去。身体一直失重地在空中飞翔着，等双腿完全准备好降落时，我离地面只有几米远。

这次我降落在缓冲地带的最低处，悠悠地荡到平地上。佩尔已经从跳台走了下来，他火急火燎地走下楼梯。我朝他慢慢平滑过去。“这次是你跳得最好的一次！”他大声吼道，“感觉还不赖。”我冲滑雪板点点头，表示同意。我心底想的是，这次起跳前我可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从最高点跳出去是最重要的。”佩尔一边说一边用手拍拍我的肩。

等我们吃完干粮，喝完我的蓝莓汁后，我开始往山峰走去。右腿隐隐觉得有些不对劲。

我出发了。当我尝试从跳台的边缘往外冲时，我的右腿使不上力。我没法在冲出山坡的时候将它伸直。整条腿没有知觉。身体不断转向右边，最后我两腿分开摔了下来，身子疯狂地往前翻滚。两肩非常疼，这感觉并不奇怪。肩膀着地的时候用力相当猛。可我的右腿究竟是出了什么问题呢？佩尔扶我站起来，撑着我走到车里。他帮我脱下滑雪板，穿上棒球服。“你坐在前座上，我把车子发动起来，这样你就暖和了。等奥拉和伊万都跳完，我们就回家。抱歉，我把你逼得太紧了。”

我摇了摇头。“不是你的错。”我回答道。

晚上的时候，肩膀疼得更厉害了。我什么也没对父亲母亲说，但我决定如果疼痛没有好转，第二天我就去学校医务室的大妈那儿看看。

我之前去过三次医务室。每次都是去打疫苗或是做一些常规检查，她对我一直都很和蔼可亲。“你得把上衣脱了，这样我可以好好检查一下。”她说。

我解开衬衫的纽扣，把衣服放在写字桌上。

她小心翼翼地捏了捏我的肩膀。“你怎么会有那么多淤青？别的地方还有吗？”

我脱下裤子给她看另外五处淤青。她仔细观察了好久，盯着我的屁股、大腿、小腿一顿猛看，然后又检查了一下我的肩颈和后肩处。“你最近老是摔跤吗？”“可能比平时要厉害一些。”“你腿不疼吗？”“好像有点疼，不，我觉得不疼。”“穿好衣服吧。你先去走廊上等我一下，”她一边说一边拿起电话听筒，“我去打电话给一个认识的医生。让他给你好好检查一下。你这样的情况最好做一个全面的检查。一定会好起来的。”

我点点头。“能否帮我在学校请一小时的假？”“我会试试的。”她微笑着对我说。

走廊的光线很昏暗，我坐在唯一的一张椅子上，心里暗自为跳台滑雪季终于开始这件事而感到高兴。早在三岁的时候，我就开始投入跳台滑雪的练习中了，当时还是在父亲用铲子堆的小雪堆上跳的。跳两米还是二十米，这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八岁的时候，我可以一下子滑过一百米。我唯一要做的就是悬浮在空中，如果距离不够远，那就得漂浮得久一些，久到能存入我的记忆里。漂浮的时候，我的脑袋和身体融为一体，所有的烦恼都被我抛诸脑后。因为我所有的思绪都集中在速度、漂浮和降落上。

门开了，医务室的大妈走出来递给我一张纸片。“给你预约了朗格医生，十二月四日上午十点。”“谢谢。”说完，我便拿起夹克衫走了。2

朗格医生的诊所在奥斯陆的市中心，去拜访他的这一路上，我不停地在想，周五的雪一定能给我训练的雪坡场地创造最好的条件。身上的淤青正渐渐褪去，肩膀感觉彻底好了。我瞄了一眼手表，看来要抓紧一些去赴约才行。我企图让自己走快一些，但步子却总是迈不开。

整条马路只有主干道的雪被清理过。人行道上的雪几乎能没至脚踝。等我按响诊所的门铃时，全身出了好多汗，心跳加速。一名满头银发的护士走了出来。候诊室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让我把外衣挂在衣帽架上，然后直接进去找医生。“我能不能等一下再进去，”我边问边在就近的一把椅子上坐了下来，“我现在有点喘。”说完我尝试让自己深呼吸一口气。

她重新回到诊室里，轻轻地关上门。诊所外阳光明媚，四周点缀着些许白云。“你能请他进来吗？”我听见关着门的房间里传来一位男子的声音。门把手往下压了压，我站起身来。“祝你好运。”她一边说，一边轻轻抚摩我的肩膀。

朗格医生戴着厚厚的眼镜仔细打量我。一对浓密的黑眉下嵌着一双小而泛灰的眼睛。我从没见过比他更弓身缩背的人。就算是坐着的姿势，这么驼背也太难以置信了点。他迅速对我露出笑容，拉起我的手，指了指那把空的椅子。我们四目交汇，看着彼此。我点点头，坐了下来。他也对我点了点头，然后深吸一口气，低头看着文件。他埋头专注地望着打印机里吐出来的纸张，眼睛扫描着上面的一行行文字。刹那间，我仿佛觉得这个动作会永远重复下去。他是不是忘记我坐在这里了？我环顾四周。墙上挂着两幅图表和一张用玻璃画框裱起来的画。其中一张图表上写着字母，另外几张上的字，字体稍小一些，没法轻易辨认。窗边挂着一张白色的图表，上面画着一个橘色身体的男子，并用蓝红色阴影标示他的骨骼、肌腱和肌肉。我把视线转到窗外。白色的窗帘被束在一侧。墙外停靠着一辆雪地摩托。随后我再将目光转回朗格医生身上。他仍旧在看文件。他是遇到了什么不明白的东西吗？突然，他注意到我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到我们了，嗯。”他说话的时候眼睛依旧死死盯着手上的纸。然后他往鼻梁上推了推眼镜，审视着我。“肩膀怎么样？”“很好。”“你能把衣服脱下来吗？”“要脱多少？”“你里面穿底裤了吗？”

我点点头。“底裤里还穿了内裤。”“脱到只剩下内裤比较好。”

我脱下衣服裤子，手臂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你坐下来，让我检查一下你的反应。”朗格医生说。

他掏出一把橡胶手柄的小榔头，简单地在我的膝盖和手肘上敲了敲，嘴里嘟囔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词语。“你能站起来吗？”

他先检查了一下我的肩膀，随后是胸部、臀部，最后是腿部。“你不胖啊，是吧。”“嗯，我应该不算胖。”“平时有什么爱好吗？”“跳台滑雪，也会下下象棋。怎么了？”“就是想知道你课外一般做点什么。没别的意思。”

朗格医生绕着桌子走了一圈，然后弯下腰埋头看文件。翻完文件，他又走到书架前，找到一本厚厚的书，然后打开。他一边读，一边用大拇指指着书里的文字。接着他把书合上，又放回书架。站在原地思考了一会儿后，他走到我跟前。“你转一圈看看。”

我听从他的话转了一圈。

他摸着我的后肩膀和大腿。

我觉得身体发冷。“你去根芙护士那儿做个肌肉活体检查。她会在你的大腿里插一根针，然后取出一小部分的肌肉组织，最后由我们寄到国立医院的实验室去。”“为什么要做这个检查？”“这个之后再聊。”朗格医生回答道。

我本来还想说什么，但是全给忘了。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当时的朗格医生和护士其实已经知道了我的病情，只是我还蒙在鼓里。

我走进会客室，根芙护士已经备好了一支粗针，等着我。“你坐到椅子上。会有一点儿疼，但是很快就好了。我保证一定很快。”

她说的是实话。

打完针我又被叫到朗格医生的房间里。“你可以穿衣服了。”他边说边把眼镜放回原处。他没刮胡子，脸上的颧骨很突出，额头上还有许多皱纹。而他的肌肤要比我认识的所有成年人都要红。

为什么他这么吝惜词语，都不多说一个字？“可以叫你父母过来一下吗？”“他们在上班。”“在哪儿工作？”

对于这个问题，我有些犹豫。“你有电话号码吗？”“他们上班的时候我一般不会打给他们。”“那好吧。”

朗格医生再次从椅子上站起来，他往书架前走了两步，然后把前几分钟刚看过的那本书抽出来。我估摸这一页的内容，他之前应该读得很仔细了。接着他转过身，走去会客室里。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我们试着给你父母打过电话了。根芙护士找到电话了。”“你没打通吗？”我问的时候心里在打鼓，生怕他看出我如释重负的样子。“你妈妈有时间过来，和你爸爸也联系上了，不过他有些忙。”“你准备和他们说些什么呢？”“我现在相当确定，你应该得了某种罕见的肌肉障碍症。”“这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道。

他摘下眼镜，把它搁在我们中间的桌上，然后摸了摸满是皱纹的额头，随后身体靠在椅背上。他头上的毛发比眉上的还要稀少。“这我可能解释得不清楚。毕竟我也不是儿科医生。我想最好还是等你父母到场比较好一些。”“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明年春天我就……”朗格医生戴上眼镜，整个过程中只有这一次他是认真地看着我。“抱歉，我必须要对你说，我挺担心你继续参加跳雪的。国立医院那边给的回答非常坚决。为了安全起见，我还要和医院的几个专科医生好好聊一下。之后我会给你的父母寄信过去。”

我真想立刻就离开这里，不想再继续听下去。我试图站起来，但我感觉整个人天旋地转。无奈我只好再坐回去。“我不能再跳雪了吗？”我大声问道。

朗格医生把自己的凳子往前拖了几步，随后把眼镜抬到脑袋上。过了几秒钟，他又开口了。“很遗憾，”朗格医生喘着气说道，“你的肌肉现在出现的弱化症状就是很明显的征兆了。我很担心你继续跳雪的话，肌肉会越来越软弱。”

我闭上眼睛站起来，然后睁开，侧眼看着他。

他坐在原地。“我能走了吗？”

我身体往后退了退。

朗格医生低头看向桌面。“我应该过段时间再把这事情告诉你的。”他缓缓地把话说出口，眼睛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不必这么说，”我一边说一边摇头，“我现在可以走了吗？”“嗯，”朗格医生回答道，“但是希望你能回去和你父母好好聊聊，并且让他们尽快给我回电话。打到我家里也可以。”

他面前的桌上有一个开着盖的玻璃盒子，他从里面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我接下名片，放在裤子的后口袋里。

朗格医生伸出手来，但我没理他。他只好拍拍我的肩膀，我迅速走到门边，握住门把手。“再见。”我听见身后传来这句话。

下楼梯的时候，我的脚步走得很慢，脑子里一直在盘算该用什么词汇来形容他。我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卡尔约翰大街。天空升高了一些，湛蓝湛蓝的。我到底出了什么毛病？我的头就像是带着两部照相机的卫星，我和身体之间的距离，以及我今天经历的这些，感觉都比以往的事情要重大多了。

大雪沿着马路牙子堆在地上，路上的指示牌起起伏伏的。我好像明白了什么。这儿的雪很清，颜色是灰色，没有冰淇淋的感觉，就只是光秃秃、干巴巴的雪而已。我可以看见路面像钉子一般直。然后我继续往前迈着步子，不是滑着走，就是普通的走路。交通信号灯不停切换着颜色，红色、黄色、绿色、黄色、红色。这些颜色我都分得清。现在我要去哪儿呢？是这儿？还是那儿？我一动不动地站在原地。身旁有一个绿色的垃圾桶，嘴巴里有牙齿。我用舌头确认了一下，牙齿还在。我张开嘴，大声吼叫。我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抽出后口袋里的名片，撕碎后扔进了垃圾桶。我在街头站了很久，然后才意识到我应该去上学了。现在赶过去的话，还来得及听第四节课。我朝着穆勒大街小学走了几米后，决定还是回家为好。我脑海里开始演练，等母亲父亲下班回家后，我应该对他们说些什么。

我一打开门锁，便呼喊起他们的名字。我知道，自己的呼喊并不是要什么回应。我把书包放在卧室里，然后躺在客厅的沙发上。当我醒来时，天都暗了。时钟指在五点十分，这天是星期二，轮到我做晚饭。我开始着手准备土豆和胡萝卜。当锅子上的热气敲打在窗户上时，我开始煎鱼饼。

除了亚历山大·谢尔兰广场上加油站的灯光，外面的天色根本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我认出了汽车上的欧宝标志，现在刚好是五点十五分，和往常一样，它停在屋外。五点的时候父亲总是会去乌勒沃尔学校接母亲下班。

我听见他们打开大门的声音，心里想好了接下来怎么面对他们。母亲还没有把绿色外套挂在衣帽架上，便直接打开厨房的门，对我问道：“医生那儿去了吗？”“我晚饭做好了。”“好棒，那医生说了什么？”“没什么。”

她摸了摸我的头发。“他对你友好吗？”“嗯，非常好。”

母亲和父亲坐在厨房的餐桌边。我把晚餐放在桌上，坐在他们俩中间开始吃了起来。他们也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有时还会开玩笑，脸上也笑呵呵的，就这样他们俩聊了几分钟。

我的目光在他们之间来回移动。我的耳朵自动屏蔽他们说话的声音，一字一句就像是水族馆里冒着的泡泡。我抬眼看着母亲，她卷卷的金色头发、挺拔而略显锋利的鼻子、一双黛绿的眼睛，还有脸上的雀斑。“你几乎没吃几口啊。”母亲突然对我说。“不都这样吗，烧菜的人吃的最少呀？”父亲一边咕哝，一边把刘海从我的眼睛上拨弄开。

我点了点头。“你们回来前我吃过几片面包。”我回答。“那就正常了，”父亲用深褐色的眼睛注视着我，对我说道，“不能在两顿正餐之间吃东西的。吃完晚饭，你是要开始写作业了吗？”

母亲望着他，她双手交叠搁在下巴上，纤长的手指上涂着深红色的指甲油。

我把晚餐囫囵吞枣般地咽了下去，时不时抬起头扫一眼。我猜他们是想过一会儿二人世界，我有些碍事了。这对我来说没什么。“我能离开餐桌了吗？”我问，“我有点作业要写。”

或许那个夜晚是我第一次发现，原来我的父亲母亲是如此相爱。对于这件事，我难以掩抑心中的诧异。父亲过去是一直夸母亲漂亮。但男人不都称赞自己的爱侣有多美吗？或许这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但父亲能坚持四十年，那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也曾经坠入过爱河，那是发生在一年半前的夏天，我爱的她比我年长四岁。

我走到客厅里的书架前，眼睛扫在书脊上。我拿出两本书，一本是讲极地历史的书，我把它放在矮矮的咖啡桌上，然后从字典丛书里抽出书脊写着J的那本，迅速翻到“肌肉”这个单词。字典里写的内容很少，而且也很大众。朗格医生说过，我得的是罕见病。他坐在椅子上翻阅的书一定是医学用书。我听见母亲说话的声音，然后把那卷字典放回书架。随后我坐到父亲的扶手椅上，开始阅览极地史的书。书里大部分的章节都在描述弗里乔夫·南森和罗尔德·阿蒙森。有关安德里亚的文字只有寥寥数行。我合上书，放在桌上。当我从字典里找到新的一卷时，我发现我难以睁开自己的眼睛。我把书搁在大腿上，慢慢打开。

醒来的时候我发现书掉在地毯上。母亲正对着我的脸站在客厅里，她拽着我的手臂把我拖起来。“他死了，奥托，快过来！快来！”她大声吼道。

父亲风一般地从厨房里冲出来。母亲把手掌压在脸颊上。“涂丽德，哎呀，他刚才只是睡着了。”“怎么了？”我的口气有些不安。“对不起，我的好孩子，我担心过头了，对不起。”

母亲把字典捡起来，放在我的大腿上。父亲搓着母亲的脸颊，然后走回厨房里，继续在那儿洗刷盘子。母亲抓起我的右手，放在她的手心里。她手指上的指甲油涂得很均匀，指甲盖外一点也没沾到。她深吸一口气，接着紧闭起眼睛。我从来没注意过，母亲棕褐色的眼睫毛有那么长。过了一小会儿，她睁开眼睛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有些抽筋。“我为刚才反应过激道歉。”母亲一边说，一边在我身旁的扶手椅坐下。

她整了整身上的鲜红色百褶裙，上身穿着黑色的女士衬衫，纽扣的颜色和裙子一样。嘴唇上的红色唇膏涂得恰到好处，不多不少。她的脸慢慢恢复平静。

随后她揉了揉我的脸颊。“我想我可不可以回我的房间，继续做我的作业。”我说完话，身体跟着站起来。“你想不想学溜冰啊？”母亲问我，“你看溜冰名将阿尔德·申克。比起跳雪，你或许在长距溜冰上更有天赋呢？”“涂丽德，你从来没看过他跳台滑雪，”父亲在厨房里大声说着，“你下次能不能一起来，这样你就能看到他有多优秀了。”

母亲走到门口。“你知道的，我向来都是反对他干这行的。”

她走回我面前，用力握着我的手。纤细的手指格外有力。“每次你出门去跳台滑雪，我都担惊受怕得要命，就怕你把自己摔死了。”“我觉得跳雪很有趣。”我边说，边朝着门口的方向走。“溜冰也很酷啊，”母亲继续说，“你知道吗，在你出生的前一年，我给自己买了第一双溜冰鞋。”“饶了我吧。”我紧紧抓着字典，说完我便径直冲向房间，快速关上背后的房门。

我能听见母亲和父亲在厨房里打情骂俏的声音。我倒在枕头上，眼睛看着窗户下的照片。照片上的滑雪员脚踏平行的滑雪板，身体腾空在高空中，双臂向两侧伸开。这张照片是父亲送给我的。我翻开厚厚的书，找到描写瑞典工程师兼探险家萨鲁蒙·奥古斯特·安德烈的那一段。读完瑞典在一八九七年第二次成功登陆北极后，我睡着了。

午夜十二点半，我醒了过来，我打开灯。两点的时候我用手摸索着把灯关了。黑暗中我站在地上，聆听自己的呼吸声。设想一下，如果黑暗擦掉了所有东西，没有人能看见我，会怎么样？我到底该怎么把肌肉的事情和我的教练说呢？

我把衣服团成一团，塞在枕头下面，我这么做只是为了做一个很遥远的梦。门外传来汽车的发动声。我听见一声尖叫。或许这只是别人打嗝的声音？是母亲的声音吗？我从床上跳起来，轻轻地打开门，走道上亮着昏暗的灯光，我偷偷走到他们的卧室门口。里面鸦雀无声。门缝里是暗着的。3

闹钟和往常一样在六点半的时候响了起来。我从床上爬起来，开始整理书包。这天是星期三，我不需要在第一节课的时候把英语书带在身上。八点钟的时候我会去看牙医。这是我所经历过最讨人厌的事情了。我老蛀牙。厨房里传来母亲和父亲的说话声，他们已经洗漱完毕。我走出房门，来到卫生间，把水槽的塞子塞上，观察着镜子中的自己。我看见一个瘦削的金发男孩，脸颊上有些雀斑，和母亲别无二致。额头上的刘海总是压不下去，不过即便如此，我也从来不会在梳子上沾很多水。后脑勺看上去像是被炸弹炸了的老鹰脖子。至于其他，我希望我的胸膛能再结实一些。过了夏天，班级里好几个男孩子都鼓起来了，而且越来越壮实，从他们的上半身就看得出来。比奥耐和乌拉夫的下巴上长出了一层薄薄的黑色胡须。类似这样的特征在我身上几乎找不到。我的两条腿一如既往的强壮，身材比较苗条。厚厚的头发下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一个挺拔的鼻子和两瓣薄薄的嘴唇。我看着面前这张藏了秘密的脸。

走近镜子后我再次审视自己的脸庞。是我的脸吗？没错，额头上有两颗就快要爆出来的痘痘。一个普普通通的男孩，这就是我。我低头看着自己平凡的身躯。白色宽大的内裤里蜷缩着一只受了惊吓的虾。直到我长成大人才会好转。我突然想起来自己在半夜里醒来的事。直到这会儿我才意识到当时自己听见的声音究竟是什么。一个红色影子在镜子面前滑过。我打开水龙头，低头看着水盆。父亲看来忘记把刮下来的胡须清理干净。剃须泡沫的香气从水里穿透进我的鼻子。我拔出塞子，清洗完水盆，然后洗了把脸，刷完牙，我把放在浴缸上的衣服换好。走进厨房的时候，他们刚吃完早餐，俩人坐在桌边握着彼此的手。母亲一看见我，便立刻松开父亲的手，站了起来。“睡得好吗？”她一边说一边慈祥地转过头看着我。

我用微笑回应了她。父亲拿起放在椅子上的报纸，瞥了我一眼。“感觉他看起来有点糟，我觉得。”父亲说道。

母亲望着我。“别这么说，奥托，”她开口说道，“因为今天要去牙医那儿看病，所以有些烦恼吧。你以前去看牙医的时候难道不也这样吗？”

说完她抚摩了下我的头发。“记得要托住后脑勺，”她继续说，“你准会忘记。”“我一定记住。”我回答道。

我开始给自己的三明治抹黄油。父亲翻着报纸的体育版，抿了一口咖啡。母亲把文件还有改好的作业本装进一直带去工作的棕色大皮包里。她是二年级班的老师，要带一帮八岁的淘气女生。父亲会和往常一样，开车送母亲上班，随后再开去辛森，九点准时打开钟表店的大门，母亲站在绿色的大衣外套面前，公文包放在地上。她的双眼盯着大衣的布料不停琢磨，双臂呈下垂状。过了一会儿，母亲抬起右手，像是在等待某种惊喜的到来。突然她用手掌拍了拍大衣。我从桌边站起来。接着她又快速拍了一下大衣，仅仅一下。随后把大衣扔在墙边。父亲背对着母亲坐在椅子上。“妈妈，怎么了？”我大声嚷道。

父亲扔下报纸，从椅子上弹跳起来，三个快步走到母亲边上，在他靠近之前，母亲又拍了一下。“哎，那个。”这是我唯一听到的几个单词，接下去父亲就对着母亲咬耳朵。

他们背对着我，然而母亲并没有继续拍打大衣。大衣继续在衣帽架上来回摇摆。他们转过身看着我。我低垂着目光，继续抹黄油。“那你去客厅继续准备，好不好，涂丽德？”父亲的嗓音非常平静。她一言不发地按照父亲的指示关上门。父亲重新坐下，拿起报纸开始翻阅，嘴里又抿了几口咖啡。他并没有看我。难道他不准备说什么吗？

父亲自孩提时起主要有两个爱好：高台跳雪和钟表。即使他从未跳过雪，毕竟卑尔根的雪地条件有限制，但是他对侯门科伦的跳雪十分着迷，不仅收看电视，还会阅读有关它的新闻。每次他聊起跳雪时，我发现他棕色的瞳孔会不停收缩、放大。他陪着我，也目睹了我的每一次跳雪。

父亲可以盯着手表看很长时间，听很长时间。他最喜欢的一块表是瑞士依年华的机芯，每逢节日和重要场合他都会佩戴这块手表，这是一块不靠电池能自己走动的机械手表。当看到新款手表时，他绝不是那种兴奋地狂拍大腿、嘴里时时爆发出尖叫声的人，如果有哪位顾客将他心爱的手表损坏，他也不会绝望地冲对方吼叫。一旦父亲发现有人关注他的工作，他会立马进入角色。对待钟表，当有旁人在场时，他会制造一种特定的距离感，他将这称为“专业”。“看这儿。”父亲一边大叫，一边指着运动版的首页。

他的声音相当沮丧。“这里白纸黑字写着，东德的跳雪运动员也接受洗礼。瞧瞧，不正是我平时一直说的那样吗？想想看，这对比约恩·维尔科拉来说多不公平。”

他把报纸扔在桌上。我的牛奶瓶倒了下来，瓶身在桌上翻滚，牛奶流到了地板上。“你说得对。”父亲一边说，一边折起报纸，走进客厅。过了几分钟，母亲披着一件外套走进厨房。她看上去很温柔，我用微笑回应她。“发生了什么事，妈妈？”我问。“别去想这些。”父亲站在门廊说。

我看着母亲。“告诉你哦，现在我班上所有的女孩都会读长文章了，有几个还读得特别好，”她回答了我，“我很期待和她们见面。”

她把脸转向父亲。“我好了，你可以去换外衣了，奥托。”“设想一下，我的儿子，有一天你或许会成为和维尔科拉一样优秀的跳雪运动员。”

他拍了拍我的肩，随后匆忙地冲出门厅。“哎呀，我忘拿客厅桌子上的显微镜和工具箱了。我手上有块昨天没修完的手表。”

母亲从抽屉里取了一个食品袋，把它放在我面前的桌上。

她亲了亲我的脸颊，然后祝我度过愉快的一天。父亲的头突然从门缝里钻出来。“祝你看牙顺利。”说完，他便披上外套出门了。

不管我牙刷得多么勤快，即便早晚不忘，嘴巴里依然还是会长蛀牙。母亲和父亲的意思是，如果我用了氟化物，未来不知道究竟会出现什么副作用。令我感到丧气的是，为什么我的牙签一点作用也没。

昨天夜里雪积了几英寸厚。每辆车经过的时候，轻飘飘的雪都会被吹起来，然后再缓缓落到地面，等待下一次被击飞。

我的目光跟随着在弗雷登伯格大街上疾驰的车辆，心想后天的斯蒂格达尔山一定再适合滑雪不过了。如果我把朗格医生说的话大声嚷嚷给父母听，他们一定不允许我去跳雪了。我看了看表，不得不快速沿着乌尔兰大街走才能准时赶到校医务室。我拼尽全力，想让腿走快点。左、右、左、右。出发之前，我什么也没有想。但现在我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快走这件事上。我竟然没法加快步伐。于是我打算小跑。可我却跑不起来。即便我努力把脚抬得比平时高，身体做出跑步的姿势，也无济于事。

我有种从朗格医生那儿回家后一样的感觉，好像整个人缓不过来。

不，我可以。我可以呼吸。我的脚能动。左右、左右、踢踏、东西、东西、摩擦。我不能喘，头脑要保持清醒。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的头脑应该还没犯糊涂。上下两排牙齿对着彼此嘎吱嘎吱地摩擦。上嘴唇和下嘴唇合在一起，形成一条线。肋骨应该是包在肺部和心脏外。总而言之，所有器官各司其职。我眨了眨眼睛，脚尖指向正确的方向。我已经迟到五分钟了。手表紧紧地绑在手腕上。目前而言全身骨架都完好无损。马路中央窜出一条狗，不过没人对它吼。街上的红绿灯依旧在交替闪烁。脚下是冰是雪，我还分辨得清。继续，左脚、右脚、左脚、右脚。

我到的时候，学校的牙医已经来了。助手扶着我快速坐到椅子上，她给我戴上围兜，打开我的嘴巴，然后让牙医过来。牙医是我唯一认识的一位校医，我叫她斯特罗姆太太，她会给我补牙齿。我感觉到整个头朝着颈托的地方挤压，一开始她嘴里喃喃自语着什么，然后她大声说：“你迟到了十分钟。下次别再发生这种事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牙疼吗？”“疼，早晨也疼。”我用力挤出这句话。“你是不是喝酒？”

我摇摇头。但斯特罗姆太太似乎并不相信，她把脸转向助手，叹了口气，然后在我蛀牙的地方用东西往外抽吸。“三个小时后回来，”她对我说，“一共有五个洞，我的天呐。”

助手把一张时间卡递给我。我将脖子上的围兜拿下来，然后用舌头舔了下牙齿，找找蛀牙的地方都在哪儿。我发现口腔右侧底部有个地方不太对劲，难道是已经把一个填充物弄掉了吗？怎么会这样呢？以前我肯定格外注意。我走到门廊，套上夹克。

走路的时候，我刚好碰见别班的妮娜。她一看见我，便快速套上她的红色毛衣。她小声告诉我，老师同意她去教室外面喝点水。黑色眉毛下的微笑让她看起来明亮动人，可不是吗？妮娜有一双棕色的眼睛。说完她便匆匆忙忙地回教室去了。当她的脚步声在耳边渐弱后，我站在原地思考一个问题，我熟悉的眼睛颜色是不是有点少。当我转身时，我看见她的脑袋慢慢消失在楼梯上。

第一个小时熬过去了。老师正在黑板上演练一道数学题。“好了，都快下课了你才来。”老师对着我说。

全班同学都在咯咯乱笑。我走到自己的座位上，靠窗的最后一个位置，紧挨着伊万后面。他转过头来，小声对我问道：“你出啥事了？整张脸红得像猴子。”

我低下头。坐下来的时候能感觉到整张脸像火烧。是看见妮娜的缘故吗？

整个学校只有我和伊万跳雪。大多数人会选择滑冰或是打冰球。我抬起头看着黑板。绿色的黑板上画着几个白色的数字。它们像是不知该往哪里爬的昆虫，在黑板上找吃的，而我则坐在椅子上仔细打量着它们。要是朗格医生已经给母亲父亲写信了怎么办？我一定要尽快回家一趟才行。如果他寄信回去，那我一定要赶在他们到家前把信拦截住。如果这封信送到他们手里，那我的跳雪生涯就结束了。他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我继续跳雪，这点我可以肯定。母亲呢？她或许会安慰我说，如果我不出门跳雪，她就不用再为我感到担心了吧。过不了多久，她就会开始为我的未来担忧。

我们从卑尔根搬家到奥斯陆的时候我刚年满四岁。外婆早几年就搬到首都去了。佩尔说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带卑尔根出身的跳雪运动员训练。头几年他们给我起了个绰号，叫做小卑尔根，尽管我竭尽全力不让自己说话带口音。

当时间走到两点十分，最后一个小时也过去以后，我匆忙奔回家。白云朝北方游去。我开始想我的外婆了。我最喜欢的成年人就属我的外婆。我八岁的时候，外婆病重。一天晚上，我和父亲母亲一起去医院探望她。外婆抓着我的手，问坐在床边的父亲母亲，他们是否还有要孩子的打算。父亲母亲摇了摇头。“那依我看，你们得让他养条狗。”外婆说。“狗？”母亲的反应十分吃惊。“他需要狗狗的陪伴。”外婆坚定地说。

我不明白她那时的意思。接着父亲就岔开了话题。不过外婆并没有理会他。“靠近点。”她朝我低声耳语。

我弯腰向前靠。“当我走了以后……”“不要这么说。”母亲大声说了一句。“我知道我现在在说什么，”外婆继续低声地对着我说，“你一定要记得，苏族印第安人相信死了的人会上天。”

外婆去世后的几年里，我常常会用她的话安慰自己。我抬头看天空的次数很多。但现在的我长大了。

两点半的时候，邮递员常常会到进门处开邮箱。设想一下，如果母亲比往常早下班呢？汗流浃背的我大口喘着气，把自己锁在大楼进门处。

我把身上的雪掸了掸，小心地打开家里的信箱。信件还在。上楼的时候，我扫了一眼信的内容。或许一切都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误会？医生也是会失误的，严重的失误。为什么这一次不可能是朗格医生搞错了呢？他曾经说过，他会和其他专家聊一聊的。假如检测结果证明我身体很健康呢？当我手里拿起信封和信纸时，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个从未有过的念头。如果我的身体越来越虚弱，我的脑袋会有什么后果吗？朗格医生好像提过这件事。我扫了眼三封信。全部都是寄给父亲的。其中有一封是一家瑞典酒店寄来的信。邮票上显示的是瑞典国王的肖像。父亲是要出远门吗？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件事。好在幸运的是，邮箱里没有朗格医生的信件。4

我开始试着做学校的作业。英语书还没翻过。我的眼睛在作业纸上停留了一会儿，上面写着下次坚信礼课上我们要讨论些什么内容。“人死了之后还会有生命吗？”这是讨论的主题。过去的一切会变成什么样呢，我一边思考一边捡起落在屋外厚厚的雪花。

电话铃响了。是特隆德打来的。“我本来想放学后教你的，但是你总是不太守时。今天晚上别忘记检查一下。”“不会忘的，”我说，“那到时候见？”“嗯。”

特隆德赢过好几场学校的象棋比赛，我之前去过他家几次，和他下过棋。如果我运气好的话，有时候能打败他。几周前，特隆德带我去了一家坐落在圣奥拉夫大街上的俱乐部，名叫象棋伙伴团。其中大部分的会员都是退休人员。特隆德对我说，去那儿接受更多训练是非常明智的一条路。

不进行跳雪训练或是跑步训练的时候，我会把这当成是训练生活中的放松。

我把作业放到一边，吃了点前一天剩下的晚饭。食物尝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味道。我在门廊的抽屉上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我忘记说今天要去象棋俱乐部了，所以回家可能会晚一些。不用和母亲父亲一起坐在晚饭桌旁，我感到解脱。

四点五十五分的时候，我在象棋俱乐部门口碰到了特隆德。我们俩是唯一年龄低于十五岁的棋手。特隆德向其中最年长的一位棋手介绍我。他和那边的会员过过几次招。一位年纪较长的男子问我是否要下棋。我瞥了眼特隆德，他点了点头。

特隆德比我矮一些，但身体比我壮实多了。他头发蓄得很短，发梢冲天。体操和足球都是他所擅长的运动。特隆德其实可以进入一流的足球队里训练，但是他不想去。“我也可以把运动细胞投入在象棋里。”每当我问他为什么不把精力投在运动中时，他就会选择这么回答。“嗯。”我回答道。

和我弈棋的男人看上去好像中风过。因为他走路的时候有些吃力。脸上长有棕色和红色的斑点。他的灰色夹克有些磨旧了，白衬衫有点皱。但是蓝色领带却熨得很平整，上面绣着俱乐部的徽章：一匹黄黑色的马。他一言不发地在最近的一张桌子旁坐下。棋盘、时钟和棋子都已摆放好。我跟随着他，同样一言不发地坐下。我的对手把眼睛藏在白发之下，一眼都没有看我。我意识到自己还戴着围巾，便走到大厅里，把围巾挂在衣帽架上。等我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着手摆放棋子了，看起来似乎并没有察觉我离开了桌面。

没走几步他便开始摆出一副居高临下的姿态来。他抬起眼睑问我：“你能不能去柜台那儿给我买杯咖啡，我要糖和奶。”

我点点头。“那你给自己买杯可乐。”“谢谢，但是不用。”我回答道。“这是命令。”他微微笑着说道，接着往我手里塞了一张十克朗的纸币。

特隆德坐的地方和我隔着几张桌子，我经过他身边时，他轻声对我说：“他这么大方是因为他自信自己能赢你。我认识他。记得把糖块扔进咖啡里。”

柜台后面站着一位年纪较长的女士。我拿托盘的时候，她正在倒咖啡，随后她端来一听可乐和一个玻璃杯。我把橘红色的纸币留在柜台上。她把钱放进抽屉，然后给了我几个硬币。“要奶泡吗？”

我点了点头。她在咖啡杯旁放了两块糖。我把糖扔进杯子里，把托盘端到桌面上。“糖块呢？”他问道。“我放进去了。”

接着气氛变得十分安静。隔壁桌的棋手们转过头看着我们。“是这样没错。”我又补了一句。“你把糖块扔进去了？”

我望了一眼特隆德。他和他的对手同时盯着我们看。特隆德是不是坐在那儿笑我？“你不知道糖块是不能直接加进咖啡里去的吗？”他说话的嗓门特别响亮。“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想在咖啡里加糖啊。”“我有说过要在咖啡里加糖吗？”

特隆德仍旧望着我们。“没有。”“你看不出我是想要把糖块蘸着咖啡吃吗？”“对不起。”

其他桌的棋手互相窃窃私语，随后又低下头关注自己的棋局。我的对手最后终于又把兴趣点拉回到了棋局中，但是他嘴里一边还在喃喃自语，可惜我听不太懂。轮到我走了。我决定把棋局调整为荷兰式防御，打算靠防御计策赌一把。没过多久他就下错了几步。看来我就要扭转棋局了。整个过程他始终没有碰咖啡杯。可我却把可乐喝得一滴不剩。当我终于要把“将军”二字说出口时，他突然站起来离开桌子，连老朋友同他道别祝安也没理睬。我就这么呆呆地坐在原位。我不想就这样和他在衣帽架那儿来个不期而遇。过了十分钟，我才开始慢慢挪动身子。这时候我的对手突然又站回到我的面前。“你有看见我的打火机吗？”

我摇了摇头，脚开始朝着衣帽架移动。

他跟着我。“你好像看上去腿脚有些不利索，小伙子。”“我应该没有吧。”我回答得不甘示弱。

难道我走起路来那么明显吗？

特隆德已经穿戴整齐，在走廊里等着我了。他咧开嘴对我笑，一边用手指放在嘴唇上，做了一个“嘘”的手势。“出去的时候再聊。”他对我低声耳语道。

我们坐电梯到一楼，随后走到圣奥拉夫大街上。

特隆德抓住我的手臂，冲我浅笑。“你赢了吗？”“赢了。但是你耍我，叫我把糖块扔进咖啡里。”我回答道。“你难道没有明白吗？当你把糖块扔进他的咖啡以后，他就完全集中不了精神了。祝贺你。”特隆德的语气热情洋溢，他大笑起来，“你没有干任何犯法的事情。最好的象棋选手不只要身体健康，还要具备丰富的经验，更要精通怎么打心理战。比如美国的鲍比·费舍尔。他过去抱怨棋盘不好，棋子不顺手，一切他都抱怨，为的就是惹恼对手。他是世界上最出色的象棋选手。”特隆德一边说，一边用手肘往我这儿推了几下。

在回家的路上，我思考自己是否应该把业余时间投入在国际象棋上。或许我有推倒选手的本事？特隆德曾经说过我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得很好，长远来看，未来我们能进一支优秀的校象棋队。不，这么做的话我事情就太多了，毕竟我还是想继续我的跳雪事业。

我回到家的时候母亲坐在书桌前改作业。父亲正在用显微镜仔细看钟表零部件。除了周末，平时他总是会把一些维修的工作带回家来。在客厅的半张餐桌上，铺了一张毯子，上面摆放着几块男士手表和女士手表、一个放大镜、两个小钳子和一把螺丝刀。我快速说了一句“晚安”，随后便走进房间躺下。刚关上灯，母亲便过来敲门。“能拥抱你一下祝你好梦吗？”

我按下头顶上的吊灯开关。“可以。”

她走到我床前，弯腰抱住我。她的脖子上绕着一条项链，那是她外婆传给她的，因为一直戴在脖子上，她自己从来都看不见。链子的底部挂着一头斯里兰卡的银色小象。打我记事起，我就一直很喜欢观察首饰。

她注意到我正盯着那头小象看。“瞧，等到以后你继承了这条项链，我希望你能把它送给你未来的妻子。”

母亲在我的脸颊上轻轻地啄了一口。“晚安。我爱你宝贝。”

她身上的味道真香。我猜是桃子味的香水。“晚安。”我回答道。“谢谢。”母亲说完便关了灯。

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好幸运，我有一双疼我爱我的父母。尽管父亲不如母亲表现得那么明显，但毫无疑问他对我的爱也是一样的。或许他比较害羞？漆黑的屋子里，当最后一条光束也躲藏起来，我开始思考爱究竟意味着什么。

闹钟一响我便醒了过来，钟盘显示现在是九点十分。礼拜四我和母亲都是从第三节课开始有课。门外静悄悄的。父亲或许已经出门了，母亲正坐在卧室的书桌前，为下一节课备课。我蹑手蹑脚地钻到厨房里。突然听见卧室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我站在门边静静听着。“你现在好些了吗？”我听见父亲这么说道。“嗯，”母亲的嗓音很柔和，“现在一切都回归正轨了。”

我切开面包，在上面涂好酱。“祝你今天有个好心情。”我听见父亲在关上大门前冲里面大声说道。

我把牛奶倒进玻璃杯，然后才突然想起来，再过一天我就要去参加跳雪练习了。当我吃早饭的时候，突然听见从母亲卧室里传来低沉的声音。屋子里一片寂静。她镇定自若地坐在桌前，操练着一会儿要演示给同学们的课程内容。我悄悄地走到门边。母亲卧室的房门半掩着。她一个人坐在桌前，朝着窗外望去，雪轻轻地落在地上，夜晚给地平线上留下一条红色的边线。她身旁摆放着一大摞练习册。她在看什么呢？屋外没有人。一辆没有把手的自行车靠在屋外的树旁。她朝着窗户自言自语。我敲了敲门，但她却并没有回过头来看我，仍旧一个人说话。安静了几秒后，仿佛她这才听到了声音，随后她又继续念叨下去。“妈妈，怎么了？”我问道。

她没有回答我。“妈妈，你在看什么？”

她缓缓地把头转向我，随后露出美丽的笑容，这一刹那我发现，我一直都好喜欢妈妈的笑容。随后她又把脸转回窗户前，大声地念着我听不明白的东西。“妈妈！”我大喊道。

她猛地站起身来走到我面前。“在。”母亲说道。“是我，你不认识我了吗？你在和谁聊天啊？”“先去把早饭吃了，让我把这些忙完。”她一边说话一边朝桌旁零乱的书本点了点头。“你还好吗，妈妈？”“当然啦，怎么了，我的乖儿子，你想说什么呀？”

她轻抚着我的脸颊，我抬起眼睛，仔细端详着她。她的目光是那么真挚。“那你刚才没发现我在和你说话吗？”

刚说完这话，我立马就后悔了。这么问，或许会让她感到尴尬的。“我现在没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审视着她那双绿色的眼睛。她说的话我不明白。于是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下面的话：“妈妈，我前面站在这儿看着你，你在对着窗外说话。我完全听不懂。我冲你大喊，你也没听见。”

她的目光掠过我的身体。难道她还没明白我刚才站在这里的事情吗？接着她把目光盯在我身上。“看来我是没法很快改完这些本子了。我挑别的时间再改。现在我们得赶紧出发去学校了。”

我看了看时钟，回答说再过半小时走就行了。但我仍旧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整理书包。当我们在玄关处的衣帽架那儿碰头时，彼此什么话也没说。我先走出了大门。她锁好门，跟在我身后走下楼梯。“祝你有美好的一天。”说完她便走到街上去了。

我尝试给她一个拥抱。但她却小心翼翼地把我推开了。“走吧，我的好朋友。”她说。

我点了点头，朝着穆勒大街小学的方向走去。母亲走在通往亚历山大·谢尔兰广场公交车站的路上。当她从我的视野中消失时，我改变路线，朝着圣汉斯豪根的方向前进。往公园最高处走，要经过冰雪覆盖的路面，这不是一件容易事。几年前母亲告诉我，那儿有家餐馆，里面用笼子关着两头熊。我开始发抖，于是停下脚步，把夹克的拉链拉到喉咙口。父亲问母亲的那句“一切都好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她出什么事了吗？

我看了看手表，时间还很充裕。我想一个人静静，避开人群。图书馆是藏身的最佳寓所。可这儿没有图书馆。我决定去出租车站后的书店那坐坐。这比在街上闲逛或是回家要好。那儿有暖气，我可以站在书架间，找本百科全书翻一翻，这或许是我目前最好的选择。

书店里没有别的顾客。收银台后站着一个年纪较长的男子，他冲我点头微笑。我以前从来没看见过这个人。过去和母亲一起逛书店的时候，站在那儿的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母亲和我说过她是这儿的店长。她人特别善良，有次我们来这儿，她送给我一本《鲁滨孙漂流记》作为礼物。“你在找什么书吗？”“那个经常在这儿工作的老太太今天不在吗？”“你指的是艾尔萨吗？”“我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名字。”“她是我的妻子。很不幸的是她已经去世了。所以现在由我来接管书店。”“很抱歉。”“你不需要向我道歉。这个……”他陷入沉思中。“这是自然现象。你认识她？”“不。但是我和妈妈之前来这儿的时候，她对我们很好。”我回答的时候，眼睛瞥到书店外站着的一个女人。“你来这儿是为了和我的妻子聊聊天吗？”

他说话的时候眼睛睨着门外的那名女子看。“你们这儿有百科全书吗？”“那儿有一本少年版的百科全书。”“我想要一本成人版的。”

他指了指一整排蓝皮封面的大开本书籍。我开始翻阅第一卷百科全书，脑子里想着母亲的事情。我第一眼注意到的便是“安德森·亚尔玛，滑冰选手”。

母亲看到一定会喜欢的。我迅速往后翻，直到我看见一张热气球的照片才停下来，照片下面写着“萨鲁蒙·奥古斯特·安德烈，工程师兼探险家”，接下来的文字我在家读过好多遍。有关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我却知之甚少。我认真地阅读着书上的每一个标点符号。关于这位帝王的文章理应写得再长一些的。我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文章上。试想一下，如果母亲站在学生面前，却听不见学生们说的话，只能呆呆地注视前方怎么办？又或者她站在讲台上，背对着女生们的眼睛，高声地朝着教室的窗户外说了些别人听不懂的话？

我喜欢读百科全书，从小到大一贯如此。钟表会将一天的时间切分成秒、分、时。百科全书就好比用书本的形式切分时间，通过字母顺序进行排列。每次看表，我都会有些心烦意乱，这点和父亲有着天壤之别。但百科全书却恰恰相反，我喜欢尽情徜徉在字里行间的时间中。我把这本厚厚的书放回架子上，然后找到S开头的那一本面前，S开头的一共有两本书。我翻到“生病”这个词条。其实我全然不知自己究竟要搜寻什么，我把书重重合上，又放了回去。我的目光开始搜寻J开头的那一卷。“你是想用现金买下整套书，还是想来个分期付款呢？”

我吓了一大跳，迅速转过身。他细细长长的脸上露出浅浅的微笑，眼睛注视着我受了惊吓的脸庞。“我是否能将你的沉默理解成你现在是在犹豫是否要买下这套书呢？”

我看了眼手表。再过三分钟就要打上课铃了。“谢谢。”说完我便慌张地走出店门。

我朝着老阿克教堂的方向走，经过春弗莱瑟墓地。这座教堂也是我最喜欢的奥斯陆教堂。

坚信礼课的第一节课，牧师和我们讲述过，那座教堂下面有银矿，自维京时期起就存在了。

学校的花园里空空荡荡的。八分钟前响过上课铃了。我穿过鲜绿色墙面的走廊，那里空无一人，在走去教室的路上，我在思考妮娜是否会走出来喝水。可惜没有。走廊上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响。5

第一节课是艾瑞克·安科—延森的历史课。

我们会把他简称为“龙”，即便他并不只是历史课老师，还是我们的班主任。有我的互动，安科—延森对这节课上得略显满意。但第一个向我介绍萨鲁蒙·奥古斯特·安德烈的就是他。我打开教室大门的时候他装作没看见我。从我上他的第一节课起，我就特别厌烦他晦涩难懂的讲解方式。他受不了一丁点的反对和质疑。安科—延森开始讲述一九四〇年四月九日的事件。我之前没预习过课文，所以课上我想方设法逃避他的目光。万一他向我发问，我该怎么回答？他的眼睛藏在棕色的眼镜背后，细得像是枪眼。他开始讲述一九四〇年席卷伦敦的闪电战，以及温斯顿·丘吉尔领导的反抗斗争。“丘吉尔喜欢雪茄和白兰地。但是他睡得很少，常常哭泣。”安科—延森的嗓音激情澎湃。

安科—延森脸色苍白，人长得很高大，头发几乎秃光了。那天他穿了一条灰色的九分裤，配了一双稍稍短了一些的格子短袜，当中露出一截老男人的细脚踝。他站在我的桌旁，我低头看着。“请抬头。”他说。

前一天的时候我在爷爷家看见，那位教生物的年轻女老师，在和安科—延森一起做完视察后，坚定地把手搭在他的肩膀上。我是不是要当着全班的面把这件事讲出来？这样他估计就不会再让我交作业了。“有什么事情可以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吗？”

我朝后看了看，心里巴望着这个问题不是对着我提的。“别看了，我问的是你。”“设想一下，如果希特勒在一九三八年的时候，喉咙里卡了一块肉，只要一块就行，然后他吞不下去，”我继续说，“不管外面有多少炮火轰鸣，他都会窒息而死。”“非常有想象力的回答，”安科—延森的声音很响，“稍显成人，但很不幸的是，希特勒是个素食主义者。”这节课他再也没有向我看过一眼。

最后一节课是体育课。安科—延森是代课老师。当我仔细审视完他的梨形身材后，我想他自己上学的时候估计就没怎么上过体育课。他瞪着我们，命令我们绕着体育馆跑圈。接着他让我们把放在角落里的山羊搬过来。这东西我们有好几年没用过了，所以我们请求换成踢足球。可是安科—延森却摇了摇头，他说我们必须排好队。我被使唤去拖地毯。第一个跳的人是伊万，他轻轻一跃便跨了过去。接下去就轮到我了。我尽自己全力向前跑，两只脚平行地踩在了跳板上，我跳起来的时候，两个手掌撑在山羊上，然后朝两侧伸展大腿。我的小腿碰到了山羊，重重地落在了山羊上。这情况过去从未在我身上发生过。我听见背后有人在偷偷笑。我并没有转过头去。安科—延森急忙冲过来，把我抬下来。“再试一次，你可以的。我们班的跳雪运动员不是你吗？”他在鼓励我。

我退回到起跑线后，感觉好多双眼睛正在好奇地盯着我。“好了，小伙子，这次一定是最棒的。”安科—延森大声喊道。

第二次我更加专注，还是全力冲刺。我四肢发力，山羊靠我越来越近。但我感觉到右脚似乎没有一丝力气，即使我用力蹦上踏板，但一点也没有悬浮的迹象，整个臀部重重地捶在山羊上。山羊驮着我倒了下来。好几个男孩子在那儿摇头。“看起来就像是春天里的公牛和母牛。”伊万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

其他人都没有这么做。伊万的脸颊有些泛红。

屁股上立刻起了乌青。我一瘸一拐地走到更衣室，没有看任何人。“你换好衣服后，我在教室外面和你简单聊一聊，”安科—延森对我说，“还疼吗？”“没那么疼了。”我咽了口口水回答道。

铃响了之后，我跛着脚走出更衣室，往十班的方向走去。

安科—延森站在门外等我。他一看见我便摘下眼镜，擦了擦。直到他把眼镜擦了八百遍以后，才看着我。“你父亲是做钟表生意的，是不是？我听说他的手艺非常专业。”

我点点头。“钟表有两重功能，”他继续往下说，“首先，时间本身就是一个谜，是无法被人类理解的一种现象，没有节制无限蔓延，超乎人类的历史。第二，钟表是我们人类创造的，我们用秒、分、时来划分时间，这点我想作为钟表匠的儿子，你应该明白吧？”

我再次点点头，完全没明白他究竟想表达些什么。“我们如此迫切地想用切割时间来规划排列我们的生活，去给我们没有知觉的生活赋予秩序感，正如时间对我们的帮助那般，这难道不奇怪吗？”他问道，“你有看过萨尔瓦多·达利的那幅时钟融化后流逝的画吗？”“你想让我做什么？我保证我会迅速回家的。”我对他撒了个谎。

他的脸上浮现出一种不确定的神色。“我只是好奇你是不是出现什么问题了。你在体育课前还挺活力充沛的，对吧？就连我也能跳过那个山羊。”他说。

他跟着我走到电梯口。当他正要帮我打开电梯门时，我抓住把手，赶在他前面拉开门。“你最近是不是迟到过？”安科—延森问我，“如果你遇到什么烦心事，别害怕，找我聊聊。”

我没有回应这句话。“伊壁鸠鲁说过，不懂疼痛与不安的人才是幸福的，在我看来，现在你好像两项都有在承受。”“我的事不用你管。”我说完便走了出去。他没有跟出来。

妮娜和同年级的几个人站在学校花园的边上。我无法想象那个叫比约恩的男生，绰号波塔的那个，也站在她周围。他曾说过自己为格鲁尼冰球俱乐部效力。真是难以置信。他的样子看上去十分弱小，肯定没法在银色男孩组合里担任高音。妮娜瞥到了我，她同我招了招手。我犹犹豫豫地向她挥手，脸有些发烫。幸好我离她很远，她应该看不见。接着我匆匆忙忙赶回家，从上楼梯的大门外找到了钥匙。我刚要锁门的时候，被一只棕黄色斑点猫给吓了一跳，它竟然利索地和我一起进了门厅。它一定是趁垃圾车倾倒垃圾的时候偷偷溜进来的。在我锁上门后，猫咪待在原地一动不动。它把一只脚向前伸展，闭着眼睛。

突然，小猫睁开一只眼，用炙热的目光注视着我，它的眼神自信无畏，仿佛自己就是上帝一般。要是我也能像它那样就好了，一秒就足够了。

如果母亲今天早放学回家，发现了那封信，后果可不堪设想。如果她看到了朗格医生的信会怎么做？如果父亲比我早到家，那一切都没有什么大问题。我一脚跳到信箱面前。谢天谢地，里面的信都还没取出来。当我翻到信箱最底下，那封信映入眼帘。信封背面盖了章，上面写着朗格医生的姓名和地址。信封正面写着母亲和父亲的名字。楼梯间里鸦雀无声。我匆匆把信折起来，塞在裤子的后口袋里。家里的大门锁着，看来母亲还没到家。

我把书包扔在房间里，把信件包裹放在桌上，然后打开那封信。我毫不犹豫地撕开信封。朗格医生在信里确定了之前所担心的情况，并且为此深感抱歉。信的结尾是这样写的：“依我的浅见，他必须立刻停止跳雪运动。我们必须多加注意，不能让他更进一步受伤。”我继续往下读，“单看活体检视的结果有些模棱两可。但我和全国最好的两位专科医生聊过。很抱歉，他们的答案和我的判断别无二致。”心用力地跳着，我把信撕得粉碎扔进垃圾桶里，那瞬间我感觉有股热流蔓延至全身，快要在肩膀上冲出一道口子。

如果我再也没事可做的话该怎么办？别说什么一切事物都有自己的意义。别告诉我上帝自有安排。也别说我并不孤单这种鬼话。我开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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