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俊瑞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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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试读：
绪言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期待救亡意识集中体现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集中体现了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之下，勇于面对现实的进步知识分子共同的思想和心理状态。这种深沉的救亡意识是他们通过反思历史和观照现实所产生的忧国忧民的社会意识，是他们力求突破现实和历史的局限、积极进取的思想意识，是他们对祖国民族的命运、民生的疾苦的关切而升腾出的一种责任感。正是这种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流动于近代知识分子群体的救亡意识，使他们能够了解人民的悲伤和疾苦，听到民族的呻吟和怒吼，推动着救亡运动向更高的层次跃进，推动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努力寻找救亡图存的先进理论，而20世纪前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导入，使中国人看到了自已国家的未来和希望的新理念，也成为中国无数社会成员共同表达的主题思想。本书试图从经济思想入手，重新阐释这种主题思想形成的原因和结果。
(一)
近代中国的历史，是一部交织着忧患与觉醒的历史。侵略与自卫，正义与邪恶，先进与落後，革新与保守，民主与专制，科学与愚昧，尘锐的两极对垒，复杂的矛盾冲突，使得近代知识分子的忧患，比以往任何时代显得更强烈、持久和深刻。既然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的多事之秋，那么，“国势危急，岌岌不可终日，有志之士，多起救国之思。”①如何救亡图存，就成为近代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核心内容。
[作者按]本书是“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问题研究”(06JDDY006Y)结题成果。
外敌入侵隆隆重炮声，封建王朝“忽喇喇似大厦倾”的严酷现实，迫使知识分子从皓首穷经的封建学术牢笼里跳出来，寻求“炼石补天”之术。从“药方只贩古时丹”的龚自珍开始，一些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他们“经世致用”的主张，曾经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救国方案。恪守考据学的龚自珍、魏源何故醉心于经世之学？尽管我们尚未发掘出令人置信的最初动因，但有心的学者早已发现，在近代中国进入“二千年来未有之变局”的转折关头，“大忧”、“大患”、“忧患”等字眼，多次出现在龚自珍的笔下。这种忧患，绝不只是诗人个人生活的失意和不满，而是诗人伤国忧时的真实写照，是诗人愤慨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和同情民间疾苦的直接反映，是一个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拯救祖国危亡心情的自然流露。他异常清醒地认识到清王朝已历史地进入它的“衰世”，看到了它内在的矛盾和危机，人民的痛苦和期望，并执著地宣传变革的措施和主张。
如果说龚自珍的忧患多因触及清政府的腐败而产生，那么林则徐、魏源的忧患则多因外来的刺激而勃发。魏源在为後世所称道的《海国图志》原序中就明示自已的创作动机：一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二为“忧患与发愤”，“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在魏源看来，忧患意识为一种精神动力，靠着它国家方能安定，人民才能觉醒，才能讲求攻夷、制夷之道。这里，魏源也为我们传递出他的海防思想、经世思想，亦多由愤悱、忧患而产生。鸦片战争中的林则徐，更是怀着强烈的忧患置身于反侵略斗争，直到临终前还向国人敲响了忧患的警钟：“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正是这种萦绕于心中的忧患，推动着无数知识分子走上救亡图存的道路。
①《孙中山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4-175页。
近代中国每添一份灾难，知识分子心灵深处就多加一份忧患，救亡图存运动随之走向一个新高潮。人们不会忘记，维新变法从一种思潮逐渐演变为一场相当规模的政治运动，其界标是甲午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又转化为知识分子的忧患。谭嗣同有诗鸣道：“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在维新志士那里，这种忧国伤时的言论比比皆是。梁启超早就走出学堂，高声疾呼：“痛乎哉！以吾中国四万万戴天履地，含生负气之众，轩辕之胤，仲尼之徒，尧舜文王之民，乃侁侁，忍尤攘垢，腼然为臣为妾、为奴为隶、为牛为马于他族，以偷馀命而保残喘也。”①巨大的忧患又升腾为知识分子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号。康有为指出人民的苦难、祖国的不幸已达于“举四万万圆颅方趾聪明强力之人，二万万方里膏腴岩阻之地，而投之不测之渊，掷之怒涛之海，悬诸绝涯之下，施以凌迟之刑，羁以牛马之络，刲之缚之割之鬻之”的极度悲惨的境地，再不大声疾呼，揭鼓长号，发愤为难，救亡图存，“则是真死亡矣不可救矣！”②维新志士凭着敏锐的政治头脑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但虞内忧，不患外侮”③，“故国民之忧患心与争竞心，遂益不振矣”④，因此，“如欲存中国则不可不和众，不可不多人”，把忧患意识从知识分子群体狭窄范围，推向更广阔的社会领域，激起全民的“畏惧心、捍卫心、团结心，与一切勇猛精进心，则中国之前途，庶有望乎！”得力于维新爱国志士的积极努力，才出现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已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的局面。粱启超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甲午以前，吾国之士大夫忧国难，谈国事者几绝焉。自中东一役，我师败绩，割地偿款，创钜痛深，于是慷慨爱国之士渐起，谋保国之策者所在多有。”⑤尽管这种说法不无偏颇之处，但至少为我们透露出一个信息：维新志士所以风起云涌，是战争带来的巨大忧患。虽然以振兴国家民族为目标的戊戌变法功败垂成，但他们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教育和影响了一代知识分子和爱国群众，促成了中国近代史上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潮流。风气即开，一泻千里，“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连外国人当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国事漠不关心的时代过去了”，“改革一日不完成，他们不会一日休止”。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7页。
②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文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07页。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4页。
④曾业英编：《蔡松坡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⑤《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67页。
一个充满忧患意识的民族是伟大的，一个洋溢着忧患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不会自甘沉寂。戊戌变法後涌起的知识分子，虽经历了不同的时代，代表不同的阶级，但激励他们走上救亡之路的“原始冲动”，仍是他们观照国家民族的现实而产生的忧患，仍是中国文人传统思想中的济世思想的体现。孙中山青年时代就矢志不渝“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扶华夏于分崩之际”，“独恐志愿宏奢，力有不逮”，才使他奋发不倦；鲁迅自民国初年袁世凯窃国以来，他“无日不处忧患之中”①蓄之愈久，其发愈烈，深沉的忧患终于迸发出震撼人心的“救救孩子”的呼号；同时代的李大钊，更是密切关注着辛亥革命後政治形势的发展，革命後的第二年，正当人们欣喜若狂，欢呼“共和万岁”之际，李大钊则相反表现出冷静而深沉的忧患，写下了著名的《隐忧篇》和《大哀篇》。带着这种深沉的忧患，重新探索艰苦卓绝的救亡之路……，这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基于生生不息的忧患意识的推动，而献身于救亡运动的历史。
正如没有生命的阻力，人就不会意识到自已的存在一样，没有忧患，人也不会意识到自已的力量。只有在忧患中才能意识到自已的责任和使命，才能在痛苦甚至忧伤中奋发向上而不是消极和绝望。近代爱国知识分子在救亡中虽有无数次的失败但没有一次是绝望的结局。即使蒙受巨大的冤屈，林则徐仍留下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千古绝唱；谭嗣同面对屠刀，让人看到的是“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感人形象；陈天华自尽生命为的是感撼人心。这是一种什么力量？是一种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出世的力量，是在严酷的现实中不甘屈服而坚持抗争，不甘沉寂而力争奋发，不甘沉沦而积极进取的力量。从他们的形象被世世代代相传的事实中，足见他们已经成为人们追求的理想人格的象徵，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氛围。那种单纯把知识分子说成积极入世和消极出世双重人格的流行观点，恐伯失之片面。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已跨入了新的时代，近代爱国知识分子仍为人所注目和称颂的内在原因。
①《鲁迅日记》，1913年10月1日，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二)
在中华民族进入20世纪的最初岁月里，那些忧国忧民而又锐意进取的知识分子不能不对呼啸而来的新世纪作出应有的判断和反应。历史的转折召唤着他们毫不倦怠地探索个人、民族、国家在未来世界中的座标。作为这种探索的一部分，创建“少年中国”和“青年中华”便是那个时代知识分子自觉承担的历史使命和竞相阐发的理论命题，集中反映了这一代人随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少年中国”和“青年中华”既区别“天下中心”自居的古典中国，更一扫“老大国”的暮气沉沉，追求中华民族精神的青春化。
史料显示，“中国”在最初和相当长的时期内主要是用来形容和比拟中华文化的权威地位的象徵性词汇，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她不仅意味着自身在地理版图中处于世界的中心，更深刻的内涵是指与周边民族或邦国的文化比较中的领先地位。这种领先地位，不是一般意义的差距，而是文明与野蛮、开化与封闭之间的截然对立与分野。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中国’或‘华夏’与‘夷狄’——这种区分是从文化上来强调的，不是从种族上来强调的。中国人历来的传统看法是，有三种生灵：华夏、夷狄、禽兽。华夏当然最开化，其次是夷狄，禽兽则完全未开化。——人们或许说中国人最缺少民族主义，但是我认为这正是要害。中国人缺少民族主义是因为他们习惯于从天下即世界的范围看问题。”①也可以说，“中国”在古代并不具备民族国家的涵义，而是“天下主义”或“文化主义”。因此，作为古代文化帝国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一直不需要和不曾想到民族国家的国体名称，而只是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中国”而存在。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以其辉煌的成就为世界的进步作出了贡献，那种“万邦来朝”的恢宏盛景也进一步强化了其“世界中心”的地位。
①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222页。
世所公认，“近代以前的各种文明中，没有哪一种比中国的文明更先进，更优越。”①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後，这个伟大而又崇高的“中国”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震动，也迫使知识分子重新认识世界和中国。在鸦片战争前後的历史转折时期，首先感受到这个新时代来临的要数龚自珍、魏源等人。他们上承黄宗曦、顾炎武，下启康有为、梁启超，开“慷慨论天下事”的新时代。龚自珍对西方国家的状况近于无知，但对晚清“呼喇喇大厦将倾”的现实刻画，让人感受到圣武之後清朝的“末世”与“昏世”来临。因而，在踏上中世纪的门槛上，龚自珍赢得了与西方的但丁相比肩的位置。魏源、林则徐等代表了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代人。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国人开始了解外部世界的基本轮廓，认识到自已不过是自已整个世界大家庭的普通一员，甚至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远见卓识。但《南京条约》後中西表面上的相安无事又使晚清统治者“雨过忘雷”。龚自珍、魏源的警世之言犹如一颗石子投入水中，溅起几朵浪花又转入平静，正统士大夫又在“天朝上国”的梦幻中昏昏睡去。
在依然弥漫着华夏优越感的氛围中，洋务派属于比较清醒地认识到世界大变局的群体。李鸿章有代表性地把这种大变局描述为“今则东南海疆万馀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械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②。类似言论在这一时期相当普遍，一时间“变动”、“变局”、“变端”、“创事”、“创局”等概括性术语应运而生，体现着一颗颗恐慌不定的心灵。应该看到，没有这些上层洋务派官僚的危机意识，洋务新政能持续30年之久是不可思义的。然而，在“中体西用”平台上放射出的“同治中兴”之花，其目标无非是梦想再现康乾盛世和三代之隆，并没有认识到中国与西方差距的本源。正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馀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後始也。”①但梦醒时分未必是理性自觉的开始。维新派把自已的理想与封建皇权捆绑在一起，始终未能结出君主立宪之果。发生在19世纪末年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运动无法胜任使中国走出中世纪的任务。曾为一代人之师表的康有为在其晚年竟成为封建皇权的卫道士。开辟历史新纪元、建设新国家的使命历史地留到了20世纪。
①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第17页。
②《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19，第45页。
世纪更替，强化了时间流徙和历史变迁在人们心灵中的投影。跨越世纪，实质上意味着人们审视历史、民族和自我角度的重新调整。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对世纪更替的自觉意识首先表现在以“20世纪”命题的文字日益增多。根据章开沅先生的统计，当时“除《20世纪大舞台》、《20世纪之支那》两种杂志先後创办以外，在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有：《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20世纪之前途》(《开智录》，1901年)、《20世纪之中国》(《国民报》第1期，1901年)、《20世纪之新鬼》(《清议报》，1901年)、《20世纪之太平洋》(《浙江潮》第2、3期，1903年)、《最近三世纪大势变迁史》(《浙江潮》第3、6、7期，1903年)、《论童子为20世纪之主人翁》(《童子世界》第5号，1903年)、《20世纪之中国》(《童子世界》第25号，1903年)、《20世纪之新主义》(《政艺通报》第14至16号，1903年)、《20世纪开幕绝东战事之预测》(《游学译编》第8册，1903年)、《〈20世纪之支那〉初言》(《20世纪支那》第1期，1905年)等。”②他们放眼四望，上下求索：“20世纪之支那，于世界上处如何位置？吾人爱之，不能不思索也。”“20世纪之支那，依然支那之支那乎？抑或俄国之支那乎？英国之支那乎？德或法之支那乎？美或日之支那乎？吾人爱之，不能不决此疑问也”。
①《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一》，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87页。
②章开沅：《辛亥革命与近代社会》，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页。“呜呼！今日已20世纪矣！我同胞之国民，其将何以自处也？”①
中华民族在19世纪受尽了帝国主义的欺凌与侵略，此时先进的中国人在探索20世纪的时代特徵时，自然首先把目光集中于帝国主义。认为“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破灭之时代也”。②当时人们虽然不可能认识到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但抓住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危乎！危乎！今日之时代，帝国主义最发达之时代也”。③在20世纪帝国主义称雄的时代，中国这个老大帝国将继续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争夺的焦点。“呜呼！今日之世界，非竞争风潮最剧烈之世界也？今日之中国，非世界竞争风潮最剧烈之旋涡哉？俄虎、英豹、德法貔、美狼、日豺，眈眈逐逐，露爪张牙，环伺于四千馀年病狮之傍。割要地，租军港，以扼其要喉；开矿山，筑铁路，以断其筋络；借债索款，推广工商，以朘其膏血；开放门户，划势力圈，搏肥而食，无所顾忌。官吏黜陟，听其指使，政府机关，使司转捩。呜呼！望中国之前途，如风前烛、水中泡耳，几何不随19世纪之影以俱逝也。”④
危机与机遇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20世纪的先进的中国人，一方面为民族危机的更趋深重而忧虑，另一方面又为祖国在新世纪的起飞而期盼。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举目河山，苍凉落目，对此粉碎寸裂之馀，谁不起洛水伊戎之痛哉！”⑤世纪转换，正是中华民族振兴之时机，因为20世纪“文明之潮流所倾注者，太平洋也；进步之气运所推移者，太平洋也”。“20世纪之大舞台，舍太平洋其谁与归也。”⑥在太平洋时代来临之际，中国应抓住机遇，重演法国大革命的威武雄壮活剧。“西谚有言‘法兰西，革命之产地也。’今我中国20倍于法，受祸之极亦数十倍于法。民权之运已渡太平洋而东。日本既稍受其福。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20世纪而效法人19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覆，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殴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
①《20世纪之支那》第1期。
②1901年《开智录》。
③《新世界学报》第10号。
④《湖北学生界》第2期。
⑤《江苏》创刊号。
⑥《浙江潮》第1期。
展望未来，20世纪的先进知识分子豪情满怀，认为“20世纪，中国过渡之时代也”，“鸡将鸣矣，天将曙矣”，中华民族应“乘此滚滚汩汩飞沙走石20世纪之潮流，以与世界之文明相激、相射、相交换、相融合，放一重五光十色之异彩”，①以崭新的姿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毋庸置疑，这种洋溢着炽热爱国情感的“世纪初展望”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动员推动了中华民国的建立。
1912年，在一片欢呼声中，中华民国宣告成立，中华民族开始了新的纪元，但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问题的探索并未停止，在中华民国建立的第二年，李大钊就以“大哀篇”为题哀叹国民在民主共和制下的状况“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②。中华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的现实，激发了爱国知识分子彻底告别19世纪之中国的决心，不约而同地喊出了创建“少年中国”和“青年中华”的口号。
事实上，20世纪的钟声刚刚敲响，爱国知识分子就以“少年中国”为题，表达了使暮气沉沉的庞大帝国走向复苏和获得新生的强烈愿望。
1900年2月10日，不断与时俱进的梁启超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文章首先对西人称我为“老大帝国”表示由衷的反感，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以下引文皆出自上文)。因为国之老少与人之老少相似，“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有过自已的青春时代，“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煊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但是，如今则变得“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已为人怀中之肉，西百兆之父兄子弟，已为人注籍之奴，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但是不能由此认为中国是“老大”了。因为“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的统一体，人类历史上出现“国家”距今不过百馀年的历史。欧洲列邦组建国家的任务早已完成，可以称为“壮年国”。中国在过去“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自唐虞三代至明、清，“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由此，梁启超理直气壮的宣告，“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始萌芽云耳”，所以，“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付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源，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①《浙江潮》第1期。
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页。
无独有偶，20世纪初，教育家蔡元培充满激情地在小说《新年梦》(1904)中宣称，“我们意中自然有了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李伯元也在其小说《文明小说》(1903-1905)楔子里，把新世纪的“中国”比作日出前的晨曦和风雨欲来的天空，并进而解释，“诸公试想，太阳未出，何以晓得他就要出？大雨未下，何以晓得他就要下？其中却有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就在眼前。只索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太阳一定要出，大雨一定要下，这有什么难猜的？做书的人，因此两番阅历，生出一个比方，请教诸公：我们今日的世界，到了什么时候了？有个人说：‘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又一个说：‘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据在下看来，现在的光景，却非幼稚，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少年中国”说一扫“面皴齿尽，白发盈把”的老大帝国形态，展示了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中国形象。在“少年中国”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一种创造生命和“挟山移海”的英雄气概。这一青春创造的时代命题深深地影响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引起了他们的共鸣和回响。
新文化运动伊始，“少年中国学会”和“少年中国运动”积极参加者的李大钊就以“青春中华之创造”为题确立了“青春中华”的基本含义。他说“一日有一日之黎明，一棋有一棋的黎明，个人有个人之青春，国家有国家之青春。今者，白发之中国垂亡，青春之中华未孕，旧棋之黄昏已去，新棋之黎明将来”。一句话，“青春中华”实质上是指中华民族精神的青年化。李大钊特别指出，这里的“青春”，“非由年龄而言，乃由精神而言；非由个人而言，乃由社会而言。有老人而青年者，由青年而老人者”①。在他看来，使“德意志民族回春”，并在短时间内使“其民族之声威，文明之光彩”，“足以震耀世界，徵服世界，改造世界有馀”，主要应归功于“‘青年德意志’运动”。②以此为鉴，李大钊找到了复活民族精神的“青春中国”运动的主要方式，倡导“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舞青年之运动，培植青春中华之根基”，由此，沉睡的中华之狮才会猛然觉醒，奋然向前。所以，李大钊断然，“吾人须知吾之国家若民族，所以扬其光华于二十稘之世界者，不在陈腐中华之不死，而在新荣中华之再生；青年之所以贡其精诚于吾之国家若民族者，不在白发中华之保存，而在青春中华之创造”。③
把青年人格的创造与“青春中华”的创造视为一体，是我们了解新文化运动时期几乎所有进步期刊都跳动者“青春”字眼的一把钥匙。陈独秀在创办《青年杂志》时，就立意了“敬告青年”当“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1916年改为《新青年》後，更加告诫青年“慎勿以年龄在青年时代，遂妄自以取得青年之资格也”，他要求20世纪的新青年“首应于生理上完成真青年之资格”，进而在“头脑中必斩尽涤绝彼老者壮者腐败堕落诸青年之做官发财思想，精神上别构真实新鲜之信仰，始得谓新青年而非旧青年，始得谓真青年而非伪青年”①。李大钊在同一时期创办《晨钟》杂志创刊号上，也热切期待“我慷慨悲壮之青年，活泼泼地之青年，日日迎黎明之朝气，尽二十棋黎明中当尽之努力，人人奋青春之元气，发新中华青年中应发之曙光，由是一一叩发一一声，一一声觉一一梦，俾吾民族之自我的自觉，自我之民族的自觉，一一彻底，急起直追，勇往奋进，径造自由神前，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幸勿姑息迁延，韶光坐误”②。作为一场文化运动，五四先驱者真正自觉意识到创造青春人格、青春中国、青春民族与一个民族觉醒的关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他们指出：“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年中华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先有青年“自我觉醒之绝叫”，後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③。从此，“广植根蒂，深固不可复拔，不数年间，将见青春中华之参天蓊郁，错节盘根，树于世界，而神州之域，还其丰穰，复其膏腴矣”，“菁菁壮壮之青年，即此方开敷之青春中华可也”④。
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②同上，第61页。
③同上，第59页。“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⑤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把世纪的更替、个人的奋斗与国家的强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他们竞相阐发“青春”命题的深刻意蕴。李大钊在《新纪元》中，鲜明地指出，“一个人的一生，包含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完成他的崇高的生活。人类全体的历史，连结无数的新纪元，才算能贯达这人类伟大的使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都经历了19世纪到20世纪的交替，清王朝与中华民国的朝代交错，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後世界格局的变动，所有这一切，使他们产生了新的兴奋、新的期待和新的探求。他们自觉地把星转斗移的自然时间变化和绝处求生的社会历史追求联系起来，时时眺望着新世纪的曙光，探索国家和民族的出路。正是这种跨世纪的期待意识和探求心态，使五四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充满黎明期和青春气息的诱人魅力。李大钊更是从俄国十月革命的浪潮中，最早感受到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真正开始，“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①因为“俄罗斯之革命，非独俄罗斯人心变动之显兆，实20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在之显兆”，“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此非历史家故为惊人之笔遂足以耸世听闻，为历史材料之事件本身实足以报此消息也”，对于俄罗斯发生的事变，我们“惟有翘首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倾耳以迎其建于自由、人道上之新俄罗斯之消息，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基于这种历史学者的自信，李大钊直言不讳地宣告：“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出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②“少年中国”这个20世纪初爱国知识分子理想的宁馨儿，在她面前展现出一片绿洲，迎来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阶段。社会主义与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救亡之梦形成一种巨大的精神契合，一种历史性的精神期待。
①《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5页。
②《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页。
③同上，第73页。
④同上，第104页。
⑤同上，第119页。
(三)
从鸦片战争开始的百馀年间，中华民族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挑战和民族危机，中国社会发生了甚至春秋战国时代也难以相比的激烈动荡和深刻变迁。冯契先生形象地指出：这是一个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制走向民主，由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的转折时期，围绕着“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中心问题，中国的思想界不断掀起轩然大波，形成了一幅政治救亡思潮蜂起、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略举其荦荦大端，其中有经世致用思潮、洋务思潮、维新思潮、革命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乡村建设思潮、法西斯主义思潮、社会主义思潮，等等。在短短百年间，特别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前半叶的数十年间，如此多的政治思潮的纷呈涌动，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明史上是罕见的。①各种政治救亡思潮或此起彼伏，交相呼应；或旧潮未落，新潮又起；有的蹒跚前进，有的急转直下，形成了嬗递多变的景观，就其主流来说，各种政治思潮的风云激荡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走向现代化的曲折道路，表现了近代中国民族精神的高扬。
①《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04页。
②同上，第117页。
社会政治思潮反映的总是特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中国近代史上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思潮，无论其如何用传统文化和西方思想进行巧妙包装，都无法掩饰其作为统治阶级的腐朽性，最终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思潮又显示了中国中间阶级和中间阶层的软弱和乏力。只有无产阶级的政治战略和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方案才反映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命运和方向。近代中国救亡运动史表明，先进的中国人最终锁定马克思主义，是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历史选择；从思想史的内在发展逻辑上，也证明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代表了近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中国近现代思想的演变中，马克思主义被中国人所接受成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在历史的研究中，这又是一个被学术界淡化的研究命题。
当前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框架下，在以阶级为标准的研究路线被学术界搁置一旁後，以“文化三要素”为标准的研究理路长期以来一枝独秀，成为解释中国近现代思想新陈代谢历程的主要工具。
从近现代的历史文献中，梁启超和陈独秀都曾经以文化的要素对中国近现代思想的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
中国自近代开始，进人了社会变革的新时代，中国近代化也随之成为一个充满历史变革的过程。中国在古代虽和西方国家、西域国家有过程度不同的接融，但这种接融“从来没有多到足以影响它特有的文化以及科学的格调”，因此中国文化“保持着明显的、从未间断的自发性”②。中国近代历史同漫长的中国历史其他时期明显不同的地方首先在于，它是一部反抗外国侵略的历史，是一部同几个在文化类型上异于自已的外国侵略者相斗争的历史。由于外敌的入侵，迫使古老的中华帝国从睡梦中惊醒。伴随着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西方文化也开始对中华传统文化发起了冲击，中西文化冲突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正式拉开帷幕，以中国近代历史为坐标逐层展开。在这种冲击面前，中华文化承受严峻考验，面临新的抉择。中国的近代化问题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碰撞中开始的。
①冯契：《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总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第二分册，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37页。
按照文化学的解释，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件三个层面组成的有机整体。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正是从文化的三个层面上总结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陈独秀分析当时的中国社会说：“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即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3年的“二次革命”和1915年的护国战争，“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原因之小部分，则为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人社会不生若何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吾人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①因此，只有政治革命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必须在进行政治革命的同时，开展伦理革命、道德革命。陈独秀认为以新伦理新道德批评封建旧伦理旧道德，是思想战线上的当务之急。他说：“伦理思想影响于政治，各国皆然，吾华尤甚。……吾人果欲于政治上采用共和立宪制，复欲于伦理上保守纲常阶级制，以收新旧调和之效，自家冲撞，此绝对不可能之事。盖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倘于政治否认专制，于家族社会仍保守旧有之特权，则法律上权利平等，经济上独立生产之原则，破坏无馀，焉有并行之馀地？”②陈独秀认为，自西洋文明传入中国之後，思想界、知识界必然并已经经过如下的发展变化轨迹：学术觉悟——政治觉悟——伦理觉悟，也就是经过学习西洋文明中的坚船利炮 共和政体 个性解放这样三个阶段。目前，中国正处在伦理觉悟，即个性解放这个阶段。“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後之觉悟之最後觉悟。”①他的这个公式，划分出了中国近代先进人物向西方学习所经历的几个时期。他也充分估计到了文化心理变革对于中国社会“政治根本解决问题”的重要性。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
②同上，第41页。
无独有偶，1922年4月，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梁启超在它的《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从学术的意义上概括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已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後渐渐发动，到同治年间，借了外国兵来平内乱，于是曾国藩、李鸿章一班人，很觉得外国人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对于这方面的事项，觉得有舍已从人的必要，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渐次设立起来。但这一期内，思想界受的影响很少，其中最可纪念的是制造局里头译出几部科学书。”“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自从和日本打了一个败仗下来，国内有心人，真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因想道，堂堂中国为什么衰败到这田地？都为的是政制不良，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那急先锋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一班人。”在这一时期除了“废科举”被梁启超视为成功之外，其馀的政治运动都全然失败。废科举“这件事的确能够替後来打开一个新局面，国内许多学堂，外国许多留学生，在这期内蓬蓬勃勃发生。第三期新运动的种子，也可以说是从这一期播殖下来。这一期，学问上最有价值的出品，要推严复翻译的几部书，算是把十九世纪主要思潮的一部分介绍进来，可惜国里的人能够领略的太少了。”“第三期，便是从文化根本上感觉不足。……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约二十年的中间，政治界虽变迁很大，思想界只能算同一个色彩。简单说，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办法了。但革命成功将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渐渐有点废然思返，觉得社会文化是整套的，要拿旧心理运用新制决计不可能，渐渐要求全人格的觉悟。恰值欧洲大战告终，全世界思潮都添许多活气。新近回国的留学生，又很出了几位人物，鼓起勇气做全部解放的运动。所以，最近两三年间，算是划出一个新时期来了。”“这种新陈代谢现象可以证明，这五十年间，思想界的血液流转得很快，可以证明，思想界的体气实已渐趋康强。”①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页。
梁启超以当事者的身份梳理了近代思想发展的脉络，以一个历史学者的职业习惯把近代变革的五十年划分的三个时期也基本照应了中国近现代史的实际。但梁启超发表论文的时间是1922年，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他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论战已经开始，把关涉中国历史文化走向的社会主义问题淡出自已的视野，不难让人怀疑其立论的正当性和客观性。另外，梁启超虽然是从学术的意义上进行历史阶段的划分，但把革命党人在中国近代变革中的作用完全忽略不计，也是难以让人信服的。
实际上，“文化救亡”思想并非是在第三时期形成，早在戊戌变法时期尤其是变法失败後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便是知识分子救亡的大思路。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君主立宪、孙中山的“训政”，其逻辑的基点都是国民主体的建设与国家的关系。
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伟大民族，曾经对人类历史的进步作出过重大贡献。在漫长的生息繁衍过程中，中华民族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思想品质、民族意识、道德观念和文化心理，其中的精华部分对其本身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成为维系中华民族数万万儿女的纽带，具有一种强大的道德凝聚力。但是，中华民族所独具的民族道德意识和传统文化心理中的糟粕部分，又造成了国民的劣根性。例如，封建的伦理道德、纲常名教，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社会心理状态等，都成为中华民族在近代落伍的重要原因。剖析中国国民性并且加以改造，是近代启蒙思想家面临的严峻的历史使命。严复认为，与西方国家的国民相比，中国国民严重缺乏民主的素养，这就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造成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基础。他赞赏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认为中国与西方的情形完全不同，其主要区别就在于中国是专制政治，西方是立宪政治。中国的专制政治不容许人民过问国家大事，参与政治活动；而立宪政治则可以由人民直接选举的代表参政议政。严复认为，中国国民的“奴性”道德意识十分严重。庶民百姓都是只知道靠卖力气为生的“苦力”；而西方的国民则具有较强的参政意识，关心国家事务，都是所谓的“爱国者”。经过对中国国民道德中某些劣点的历史反思和与西方近代国民道德的横向比较，严复又提出了改造国民道德劣根性的具体方案。1861年，斯宾塞出版了《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一书，提出了培养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有广泛的科学知识、能适应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激烈竞争的近代国民的方案。斯宾塞认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是由这个国家国民“血气体力”、“聪明智虑”、“德行仁义”，即力、智、德三者的强弱高低来决定的。严复信服斯宾塞的观点，认为“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胜者非他，智、德、力三者皆大是耳。”根据斯宾塞所说的国家存亡强弱的三个标准，严复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造国民劣性的具体方案。他解释说：“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夫为一弱于群强之间，政之所施，国常有标本缓急之可论。唯是使三者诚进，则其治标而标立，三者不进，则其标虽治，终亦无功。此舍本言标者之所以为无当也。”“是以西洋观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断民种之高下，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①在《原强》一文中，严复还进一步解释所谓“三民”主张的具体内容。他说，“鼓民力”，就是要禁止吸食鸦片，禁止妇女缠足，“练民筋骸，鼓民血气”，禁除一切有害人民身体健康的丑陋的社会习俗，增强人民的身体素质。只有鼓民力，才能增国力。“开民智”，就是废除破坏人才、压抑民智的八股科举考试制度，创办各种各类新式学堂，传播科学知识，大力培养治国安邦的人才。“新民德”，就是要清除国民道德上的“奴性”，提倡自由，讲求民主，发扬爱国精神，树立新的社会风尚。总而言之，严复设计的改造国民性的方案包括以下内容：改良政治，启蒙思想，发展教育，增强体质。而这个方案的中心内容，是对国民进行道德教育，启蒙民众思想，即严复所讲的“开民智”。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43 45页。
①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页。
戊戌变法失败以後，梁启超流亡日本。他“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阴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与前者若出两人。”①中国国民性的改造成为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和救亡的主要手段。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主持创办《清议报》，其目的是欲“为国民之耳目，作维新之喉舌”，其宗旨是“维新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增长支那人之学识”，“广民智，振民气而已”。②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宣传爱国思想，重视培植国民爱国心，这是梁启超改造国民道德说的基本内容。他指出，中国国民“爱国之心薄弱”，造成这种状况的历史原因是“暴君民贼，私天下为一已之产业，因奴隶其民，民畏其威，不敢不自屈于奴隶，积之既久，而遂忘其本末”。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清王朝对外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使中国的四万万同胞“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他说，中国人民“二千馀年俯首蜷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久而久之，逐渐“养成服从之习惯，深种奴隶之根性”，“但使他人主我，则不惮奴颜婢膝而为之欢”。中国国民那种“柔媚无骨”的奴隶性，“积之千年，毒遍亿身；生如无生，人而非人；欲毋堕落，恃奚以存；非敌系我自论，斯害不去，国其尘灰。此吾不能不痛心疾首，而大棒大喝于我国民者也”。③1902年《新民丛报》在日本横滨创刊，梁启超担任主笔。在《本刊告白》上，他宣布：“本刊取《大学》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中国所以不振，由于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故本报专对此病而药治之。”提出以“教育为主脑，政治附从”的方针，准备“采合中西道德，以为德育之方针，广罗政学理论，以为智育之根本”。此後他陆续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新民说》，标志着梁启超国民性思想的成熟。《新民说》开宗明义说道：“国也者，积民而成”，“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非尔者，则虽今日变一法，明日易一人，东涂西抹，学步效颦，吾未见其能济也。”正是把“民”看作“国”的有机构成，视“政府之与人民犹寒暑表之与空气”的关系，梁启超才忧心如焚地提出新国必先新民的愤激之言，把“新民”提到治国安邦的首要位置，关系到国富民强的大问题。他说：“今日欲兴民权，必以广民智为第一义。”民众“有一分之智，即有一分之权；有六七分之智，即有六七分之权。”①只有首先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然後才能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梁启超的“新民说”，是要“去社会旧习之污”，兴“民德民智民力”。因而，他非常重视对中国国民道德中的劣点进行剖析、研究。在此基点上，他写成《国民十大元气论》、《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中国积弱溯源论》、《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论中国国民之品格》等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梁启超分析了造成国家积贫积弱的国民道德和社会风俗方面的根源：一曰奴性，二曰愚昧，三曰为我，四曰好伪，五曰怯懦，六曰无动。他说，以上六个方面的国民道德特性，还表现为国民爱国心之薄弱，公共心之缺乏，自治力之欠缺。这些缺点是在长期封建社会里逐渐养成的，必须加以革除。
①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②《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68页。
③《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0-146页。
桩桩政治丑剧，种种思想逆流，在民初的历史舞台上喧嚣。中国突然间仿佛失去了重心，呈现出浑沌无序的景象。人们不解、惊愕，但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辛亥革命失败了。陈独秀在分析袁世凯复辟帝制这一丑剧时指出，造成这一“恶果”的“恶因”不仅在于袁世凯手中握有北洋军权，而且在于封建道德和封建文化。在他们看来，当时的中国社会，“多数国民口里虽然是不反对共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潮”，“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国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①陈独秀认识到伦理觉悟、个性解放为中国社会最後之觉悟的重要，这不仅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社会的政治问题，而且可以挽救民族危机。他说：“中国之危，固以迫于独夫强敌；而所以迫于独夫强敌者，乃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耳。即今不为拔本塞源之计，虽有少数难能可贵之爱国烈士，非徒无救于国之亡，行见吾种之灭也。……若其国之民德、民力在水平线以下者，则自侮自伐，其招致强敌独夫也。如磁石之引针，其国家无时不在灭亡之数。”②于是，他把扫荡以旧伦理旧道德为核心的封建文化的斗争，视为解救共和政体、推进政治革命、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途径。政治革命、民族革命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功，而伦理革命、道德革命却需要较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才能逐渐完成。这是因为，从专制制度下的臣民一变而为共和国民，而“脑子里实在装满了帝制时代的旧思想”，并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洗刷得干干净净的。因此，陈独秀断言，反对封建主义旧道德的“今兹之役，可谓新旧思想之大激战”。他认为政治黑暗、社会腐败、民族危机都是社会道德的堕落所导致的，改变社会政治状况，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必须首先进行道德革命，改变全体国民滞後的道德面貌。
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77页。
因此，虽然用文化阶段说来解析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的确有其事实的依据，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或文化启蒙是辛亥革命前十年就早有探讨的，所谓的“第三个阶段”应该视为对前期探讨的继承。这还不是本文要分析的重点。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把“伦理觉悟”视为最後的觉悟，那么新文化运动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应该占有怎样的地位？或者说如何看待用马克思主义进行救亡的问题。
对于五四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主导地位的确立，有的学者以“救亡与启蒙”的变奏来分析当时的思想转型。联系中国的当代史特别是“文革”时期的政治状况，不少学者为五四後知识分子的观念转而遗憾，认为中国由此而缺少一场持久的反封建的启蒙运动，使封建的东西得以存活。假设历史可以拓宽思维空间，但无补于解释历史的运动轨迹。其实，从毛泽东早期的观念选择中，可以看出当时知识青年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①《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②同上，第60-61页。
毛泽东作为出身于农民家庭的知识分子，了解中国社会下层民众的现实处境和愿望，也深受世代相袭的民本思想的影响；同时，近代爱国思想家对毛泽东的影响也至深至切。1910年，他在阅读梁启超的《新民说》时写下了这样的批语：“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英、日诸国；後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①这段批语表达了毛泽东对专制政治的否定态度和对君主立宪政体的向往。这是毛泽东最早涉及“民”的概念，表明他对“民”的关注和初步的民主意识。
思想的探索离不开现实的土壤。辛亥革命的失败引发了毛泽东对晚清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的全面省察，开始思考社会改造的根柢。他认为中国的政治之所以腐败，原因在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而“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形，二者不洁，遍地皆污”②。加之中国“社会之组织复杂，又有数千年之历史”，使那种“伪而不真、虚而不实”的思想和道德逐渐沉积为传统，“五千年流传至今，种根甚深，结蒂甚固”(文稿，第86页)最终形成了“民智污塞，开通为难”的现实。因此。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不是取决于政治革命和军事暴力，只能是转换国人的思想，即“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须在显见之形迹。”(文稿，第85页)他说：“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并通过普及改造後的哲学、伦理学，使社会“人人有哲学见解”，人人依自已真正主张以行，不盲从他人是非，“自然人已平，争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文稿，第87-88页)，实现国人思想和道德的彻底改良。
①韶山纪念馆藏《新民丛报》第4号(影印件。)
②《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本部分下引此书只注“文稿”和“页码”)
如果说民众在觉悟前在社会变革中是阻力或者还只是一种潜在的主体力量，那么，觉醒的民众自然成为左右社会变革的现实要素。1918年8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留法运动到北京後，经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馆员，从而获得了广泛接触各种新思潮的机会，开阔了思想和视野。对于当时国际国内的大变局，毛泽东做过富于激情的描述：近年来，中国的大势斗转，蔡元培、陈独秀等首倡革命，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放眼世界，俄罗斯革命使“协约国为之动容，全世界为之振动”，“怒涛西迈，转而东行”，“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大革命”；环视国内，“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文稿，第390页)。所有这些，不仅反映出当时社会变革的广泛和激烈程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透射出毛泽东的思想状况和政治倾向。他自信地宣告：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文稿，第390页)
从注重开启“民智”到关注发挥“民力”的作用，这的确是毛泽东早期政治思想的一个转变。但从深层看，这个转变是一种发展而非简单的否定。因为，毛泽东把“民力”置于民众觉醒的基础上，没有“民智”的提高也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众联合。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思考，所以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既肯定了民众已觉醒的一面，同时又耐心要求社会各劳动阶层(包括农民、工人、学生、警察、车夫等)深思省察自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状况，扪心自问以“求得一个章明较著地回答”(文稿，第373页)，以便形成有内在凝聚力的联合。
改造国民与改良政治的关系曾经使近代中国诸多知识分子陷于二律背反的矛盾中，一方面，民主政治的建立需要以国民素质的提高为前提；另一方面，国民素质的提高又需要以民主政治的确立为条件。因此，首先是发展教育改造国民还是首先改良政治，毛泽东也经过了一番探索。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分析，“无论什么事，有一种‘理论’，没有一种‘运动’继起，这种理论的目的，是不能实现出来的”(文稿，第517页)，湖南自治，既要在理论上宣传“湖南及湖南人确有自立自治的要素与能力”等问题，以引起湖南人从事自治的因素与勇气，“但若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湖南自治仍旧只在纸上好看，或在口中好听，终究不能实现出来”。尤其是随着国人觉悟的提高，“现在所缺少的只有实际的运动”(文稿，第517页)。为此，毛泽东强烈呼吁长沙市民“赶快起来做自治运动”否则。“湖南自治终无成立之望”(文稿，第528页)。湖南共和国的创建反映出毛泽东对民智的关注。他的理想是：“以现状观察，中国二十年内无望民治之总建设。在此期间内，湖南最好保境自治，划湖南为桃源，不知以外尚有他省，亦不知尚有中央政府，自处如一百年前比北美诸州中之一州。自办教育，自兴产业，自筑铁路、汽车路，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之内”(文稿，第488页)，“先以湖南共和国为目标，实施新思想，创造新生活，在潇湘片土开辟一个新天地”(文稿，第515页)毛泽东坚信在湖南共和国样板的示范下，通过各省自治，经过十年乃至二十年的改良运动，“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文稿，第515页)。
毛泽东在湖南共和国的设想中实际暗含着这样一个逻辑：在现实政治允许的情况下，依靠高素质的国民创建一种理想政治制度。但是，毛泽东所设想的两个前提条件都是不存在的，中国的国情决定了这只是一种幻想。湖南自治的失败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改造成功的要素进行了新的探索。其一，提高民质(包括民智和民力)。他认为“湖南文明”建设无大效者，教育未行，民智未开，多数之湘民，犹在睡梦”，“号称有知识之人，又绝无理想计划”(文稿，第548页)。其二，放弃改良。他痛感政治的腐败，“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为绝无希望”(文稿，第548页)。其三，要有主义。认为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需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而这种空气的创造要“有一班刻苦立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文稿，第554页)。其四，要有“共同的理想和计划”(文稿，第572页)和“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第572页)。到1921年1月，毛泽东即明确地主张中国社会的改造离不开“政党”和暴力“革命”①。值得注意的是，在探索改造社会的这种新方案中，毛泽东仍然强调发展教育、启迪国民的重要性，只不过开启民智的内涵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哲学”、“伦理学”观念的转换发展为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和世界。
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风云激荡的岁月里，毛泽东积极投身于时代的洪流，不断探索和反复论证“民智”与国家命运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他告别社会改良主义而归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轨迹。
因此，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既可以看作是“伦理的觉悟”後中国救亡之路的新探索，更应该视为中国近代救亡的真正的“最後之觉悟”。
(四)
迄今为止，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发明了许多分析社会政治现象和经济生活的理论框架。上述文化(伦理)的分析路径并非独领风骚。“经济分析”方法就曾经是被中国近代思想家反复使用的方法。经济分析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西方许多经济学派经常使用的方法。它一般从两个层面透视社会政治现实：一是挖掘政治现象背後的经济动因和经济基础，从经济发展的逻辑去推演政治发展的结果；二是追溯政治力量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自西方经济学说被中国人所了解後，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开始具备历史唯物主义经济分析法则的“自觉意识”，并运用政治经济学的公理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现象，其思想基础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合理内核。经济因素归根结底是社会问题尤其是道德问题的决定性变量，梁启超有过这样的分析，“生计蹙而欲政治之进，其道无由！盖人道之所以进步，皆起于有所欲望，而汲汲设法贯达之。欲望之种类甚多，恒应于其社会之程度高下为等差，必先急其所最急者，乃及其所次急者，更及其所又次急者。如衣、食、住，最急者也，无之则一日不能自存也；稍进焉，乃更求间接以保生命财产之安全者，则政治之业是已；益进焉，乃更求其躯壳及灵魂之特别愉快者，则奢侈品物，乃学问之研究、道德之实行是已”，“故政治、道德、学术一切之进步，悉与生计之进步成比例，皆此之由。吾中国数千年生计界之历史何如？吾中国今日生计界之现状何如？观于此则其政治能力缺乏之根源，从可想矣”，“孟子曰：‘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岂不然哉！岂不然哉！”①因为从经济学的理论看来，“凡生计学书，开宗明义第一章必论欲望，谓是为根本的观念也。惟诸家之论欲望，每分为必要之欲望，度外之欲望等类，鄙人窃不谓然。夫贫瘠国民之求一粗粝、一蓬荜，其必要者也；富强国民之讲卫生的饮食、修洁的道路、华美的宫室，亦其必要者也；野蛮国民之求一骁勇酋长以御猛兽、御外敌，其必要者也；文明国民之求一完备之政府、稳实之权利，以谋公私之进步，亦其必要者也。然则凡欲望皆生于必要而已。而其必要之事物愈多，则其欲望愈繁，而文明之程度愈高，此民族进化得失之林也”。②可以说，从经济的角度解释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问题，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救亡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的发现。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第15页。
真正从经济的角度分析中国近代道德变动原因当属最早接受了唯物史观的李大钊。早在陈独秀主张“伦理的觉悟”後不久，李大钊就发表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对伦理道德问题提出了唯物史观的解释。他说：“近几年来常常听关心世道人心的人，谈到道德问题”，只有进入十九世纪後在道德问题的理解上才有了学理的依据。从道德的起源上，他认为“道德这个东西不是超自然的东西，不是超物质以上的东西，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他的本原不在天神的宠赐，也不在圣贤的经传，实在我们人间的动物的地上的生活之中。他的基础就是自然，就是物质，就是生活的要求。简单一句话，道德就是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之社会的本能。”如果这种对道德本质的解释还主要是借鉴了达尔文思想的影响，那么，李大钊在文章中进一步分析说：“道德何以因时因地而生种种变动？以何缘故社会的本能之活动发生种种差别？说明这个道理，我们要用马克思一派的唯物史观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要旨就是“人类社会一切精神的构造都是表层构造，只有物质的经济的构造是这些表层构造的基础构造。在物理上物质的分量和性质虽无增减变动，而在经济上物质的结合和位置则常常变动。物质既常有变动，精神的构造也就随着变动。所以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不能限制经济变化物质变化，而物质和经济可以决定思想、主义、哲学、宗教、道德、法制等等。”文章的最後，李大钊总结说，第一，“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已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这种本能是随着那种动物的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要求有所差异，断断不是什么神明的赏赐物”。第二，“道德既是社会的本能，那就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一代圣贤的经训格言，断断不是万世不变的法则”。第三，“道德既是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动，那么道德就也有新旧的问题发生。适应从前的生活和社会而发生的道德，到了那种生活和社会有了变动的时候，自然失了他的运命和价值，那就成了旧道德了。这新发生的新生活新社会必然要求一种适应他的新道德出来，新道德的发生就是社会的本能的变化，断断不能遏抑的”。第四，“新道德既是随着生活的状态和社会的要求发生的，就是随着物质的变动而有变动的，那么物质若是开新，道德亦必跟着开新，物质若是复旧，道德亦必跟着复旧。因为物质与精神原是一体，断无自相矛盾、自相背驰的道理”①。
①② 《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731页。
随後，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文中，李大钊开宗明义地指出：“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现在只把中国现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由经济上解释解释”。“中国以农业立国，在东洋诸农业本位国中，占很重要的位置。所以大家族制度，在中国特别发达。”而“中国的大家族制度，就是中国的农业经济组织，就是中国二千年来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政治、法度、伦理、道德、学术、思想、风俗、习惯，都建筑在大家族制度上作他的表层构造”。“看那二千馀年来支配中国人精神的孔孟伦理，所谓纲常，所谓名教，所谓道德，所谓礼义，那一样不是损卑下以奉尊长？那一样不是牺牲被治者的个性以事治者？那一样不是本着大家族制下子弟对于亲长的精神？”而“孔子的学说，所以能支配中国人心有二千馀年的缘故，不是他的学说本身具有绝大的权威，永久不变的真理”，是“因他是适应中国二千馀年来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组织反映出来的产物”，“因为经济上有他的基础”。然而，“时代变了！西洋动的文明打进来了！西洋的工业经济来压迫东洋的农业经济了！孔门伦理的基础就根本动摇了！因为西洋文明是建立在工商经济上的构造，具有一种动的精神，常求以人为克制自然，时时进步，时时创造。到了近世，科学日见昌明，机械发明的结果，促起了工业革命。交通机关日益发达，产业规模日益宏大。他们一方不能不扩张市场，一方不能不搜求原料。这种经济上的需要，驱着西洋的商人，来叩东洋沉静的大门”。尤其是“欧洲各国的资本制度一天盛似一天，中国所受他们经济上的压迫也就一天甚似一天。中国虽曾用政治上的势力抗拒过几回，结果都是败辱。把全国沿海的重要通商口岸都租借给人，割让给人了。关税、铁路等等权力，也都归了人家的掌握。这时的日本崛然兴起，资本制度发达的结果，不但西洋的经济力不能侵入，且要把他的势力扩张到别国。但日本以新兴的工业国，骤起而与西洋各国为敌，终是不可能。中国是他的近邻，产物又极丰富，他的势力自然也要压到中国上”，中国既受西洋各国和近邻日本的二重压迫，那么中国的经济特别是中国的劳工“所受的苦痛更多、牺牲更大”。所以，随着近代中国经济的变动，带来家族制度的崩坏，“我们可以晓得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我们应该研究如何使世界的生产手段和生产机关同中国劳工发生关系”。
①《言治》季刊第3册，1918年7月1日。
既然把中国社会问题的分析视角自然引向了经济领域，那么必然要求经济科学的学理支援。
鸦片战争後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强权欺压，中国被动地卷入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处今日弱肉强食之世，非能竞于外者不可以为国，此稍有识者所同知也。”应该说，中国近代思想家对西方经济侵略下的中国面临的挑战产生了一种浓重的忧患意识并作出了积极回应，从“商战”到“心战”再到“学战”构成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条层层推进的救亡链条和应对策略。王尔敏总结说：“‘商战’一词，既经流布，辗转思维探讨，居然又引申出‘心战’之新词。以‘商战’之竞胜，凭恃知识学问之精近，根本实在于智力之竞胜。然智力之培育，因教育与学习而见增长，遂又自然引申出‘学战’观念。”①对“学战”的不同表达又能反映出思想家不同的学识修养和对世局认识程度上的差异。从中国近代思想家的精神追求来看，国家的富强不仅需要经济知识，更需要作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说，只有这种探索国富增长原理和社会更替的原因的学说才能够对国民生计的危机和中国经济走向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解答。
问题是近代中国应该选择哪一种经济学说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西方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看，西方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古典经济学、庸俗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曾被介绍到中国，但成为主要介绍对象的却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论战焦点的则是围绕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换言之，在中国近代救亡思潮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引入社会主义的理论，并用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分析中国的现状，这是近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救亡的脉络。本书正是沿着中国早期思想家追求救国真理的脚步，从经济思想的角度看中国早期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解和对社会主义合理性的初步论证。
①王尔敏：《中国近代思想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第一章 “富国之学”与“救亡之学”——西方经济学的中国式解读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学，只是一种经邦济世的学问，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当历史的年轮转入近代社会後，随着西学的传播，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传入了中国。中国思想家把经济学视为20世纪最重要的学科，是中国的“救亡之学”。对经济学的这种阐述显示出经济科学中国化的现实背景，社会主义学说也伴随着这中国救亡的思考被早期的维新派思想家所接受，其中较早论述社会主义的维新思想家梁启超的论述最具代表性。一、“经济”与“经济学”的传统理解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指政治经济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而逐步形成的，“从广泛的意义上”，它“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①。在这以前的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和中世纪封建社会，自然经济处于统治地位，经济关系比较简单，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或多或少都是哲学和政治论述的延伸，极少把经济问题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进行研究。只有当资本主义商品货币关系的范围扩大，国际贸易频繁，经济关系日趋复杂，才有可能产生与时代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的经济科学。马克思指出：“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厂手工业时期才产生的。”①不言而喻，在自然经济占绝对统治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土壤里，也同样无法生长出在上文中马克思所提到的经济科学。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按照中国学者的考证，中国虽然很早就有“经济”和“经济学”的名词，但它们的本意和现代意义的经济、经济学(Economics)相去甚远。
在公元4世纪，中国人已使用“经济”一词。东晋(建国于公元317年)初，元帝在诏书中称赞大臣纪瞻说“瞻忠亮雅正，识局经济”。(《晋书·纪瞻传》)同时人葛洪也曾说：“经世济俗之学，儒者所务也。”(《抱朴子·内篇·明本》)在唐代的历史文献中，已可见到“经济学”一词。唐代诗人严维就留下过“还将经济学，乘向道安师”(《秋日语诸公会天七寺》，见《全唐诗》卷二六三)诗句。此後，“经济”或“经济学”的名称，不断被使用，出现了许多种以“经济”命名的书籍，如宋人藤珙的《经济文衡》，元人李世瞻的《经济文集》，明人李琦的《经济类编》等。学术界公认古汉语的“经济”与现在所谈的政治的涵义基本相同，“经济”也就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简称，其基本内涵是指治理国家，管理百姓，这些都属于政治的范畴。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经邦济世意义上的“经济”在近代中国也一度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话语。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2月16日)贵州学政严修奏请设经济专科折，设置“经济特科”开始成为戊戌变法时期科举制改革的主要议题。近代中国进步思想家几乎都意识到实用人才在近代中国富强中的特殊意义，在这方面，严修的贡献是把人才培育、学科建设、科举改革统一起来。他认为：“非有旷出非常之特举，不能奔走乎群才，非有家喻户晓之文章，不能作兴乎士气”。这种“非常之特举”，就是通过“设新科以劝士”的举措以对传统的科举制进行改革。这里的新科，严修称为“经济”科。他的解释是，新科的设置，既要有新的名称，也要有新的科目。而“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需，则尤以变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件，或算学律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专名，以别旧时之科举”。①不难看出，严修所主张的经济新科，正是中国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只是在学科的范围上增加了西学的内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76页。
严修的主张在当时激起了千层浪。不久，康有为在1898年6月连续拟定了“请催举经济特科片”、“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讯即改试策论折”等奏折。1898年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议复严修的奏折，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遂将经济特科分为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等六个科目。其中，内政主要涉及“方舆险要、郡国利病、民情风俗”；外交主要考求“各国政治、条约公法、律例章程”；理财主要指“税则矿产农工商务”；经武要考求“行军布阵、驾驶测量”；格物与考工分别指“中西算学、声光化电”和“名物象数、制造工程”。②
最能表达当时“经济特科”内容和意义的要数张之洞。他在奏折中又把经济科分为中学经济和西学经济两部分：“第一场试以中国史事，本朝政治论五道，此为中学经济，……取者始准试第二场。二场以时务策五道，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政如各国地理、学校、财赋、兵制、商务、刑律等类；艺如格致、制造、声光化电等类。分别发题考试，此为西学经济。其虽解西法而支离狂怪，显悖圣教者，斥不取中。……三场试四书义两篇，五经义一篇，取其学通而不杂，理纯而不腐者。合校三场均优者，始中试，发榜如额。磨勘之日，于三场尤须从严，如有四书义、五经义，理解谬妄，离经叛道者，士子考官，均行黜革。如是则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趋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义、五经义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抵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後约，先粗後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三场各有取义，以前两场，中西经济补益之，而以终场四书义、五经义范围之。较之或偏重首场，或偏重二三场，所得多矣。且分场发榜，则下第者先归，二三场卷数愈少，校阅亦易。寒士无候榜久羁之苦，誊录无卷多错误之弊，主司无竭蹶草率之虞。一举三善，人才必多”。①张之洞奏折中的“经济特科”，包揽了当时中国所谓的实用之学，主要的意图是把中西“经济学”的关系置于“中体西用”的框架内。分析这种思想的保守性不是本文的议题，这里要说明的是，从教育近代化或“教育救国”的角度谈经济学科，尤其是从近代学科设置的路向上引入西方的治用之学或救亡之学，应该最容易接近作为富国之学的西方经济学。遗憾的是，当时的思想家没有切入“经济学”的近代内涵。
①汤志均、陈祖恩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戊戌时期教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 29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四)，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25页。
当然，传统经邦济世意义上的“经济学”必然涉及经义之学、利益之学和义利之学，而且也会涉及现代所谈的经济活动的管理，但显然不能把经义之学、利益之学、义利之辨等同与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②
中国古代的“经济学”，虽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学，但中国传统学术中并不是没有相当于经济学的东西。严复曾表述过，经济学“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③肯定了经济学“其理”的存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公元二年已有近六千万人口和五千五百多万公顷耕地，到1840年前人口已超过四亿。这么多人在这么长的历史时期中生活在同一国度内，不能不经常地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对这些经济问题进行探讨和议论；不仅会对经济问题提出各种政策、措施和解决方案，还会时常发生学理方面的讨论和争辩。这种与现代的经济学研究内容相一致或相接近的学术，在中国古代不称为经济学，而是以富国之学的形式存在的。赵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更为通用的名称则是‘富国之道’或‘富国之策’。富国之道自然要进行学理的探讨，富国之策也不是仅指政策，而更多的是指画策、献策”。赵靖把中国传统经济学的的内容规定为：“除了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所谓‘户政’)外，举凡政治、军事、法律、舆地(地理)、工程建设以及域外之学，无不包括在内”。①至于中国传统经济学所包括的丰富内容，已经由多部《中国经济思想史》著作作了回答。任何试图否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①《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48。
②丁巧林：《也考“经济”》，《读书》1998年第7期。
③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8页。
研究结果表明，由于中国没有经历过一个独立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国传统的经济学或“富国之策”卓然于世界经济学发展之外，具有中国的特色。
戴家龙、赵建曾总结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三个基本特点：“一是宏观性，即着眼于国民经济、全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不是追求家庭或私人的财富增加；二是整体性，即面向社会经济活动的所有领域、一切方面，而不是专门致力于经济过程的某个环节、个别侧面；三是人文性，即将经济活动与政治目标、社会理想、人文价值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单纯地从事经济活动、一味地追求物质财富。”②如果说上述只是一般性的概括，唐任伍则具体地分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中国性”与“封建性”五个特点。③并总结说，“以‘富强’、‘富国’、‘富民’为主要研究范畴的中国型的传统经济思想，与世界经济学的发展潮流脱节，剥离于世界之外，很难与西方的经济学说进行交流，双方缺乏交流的共同术语和范畴。一直到20世纪初期，这种局面仍然在延伸”④。“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是随着“西学”在中国的不断传播并对“西学”认识深化後的产物。得西学风气之先的魏源等把西学理解为“西技”。1861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把“西学”分为“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⑤後来的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对“西学”的学科进一步细分化，但仍没有把“经济学”作为“西学”的一门独立的学科。梁启超在1897年的《与林迪臣太守书》中，把“西学”分为“政学”和“艺学”两部分，在具体的分类中也没有提及“经济学”。直至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中发表的《格致学沿革考略》“导言”中，才明确了“经济学”在“西学”中的独立地位。他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为两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经济学)、群学(社会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全体学(人体解剖学)、动物学、植物学等是也。”①与此相联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也开始有意识地在中国传播。(详见本书第二章。)
①赵靖：《富国之学——中国传统经济学——的形成》，收入《东亚经济·社会思想与现代化》，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484页。
②戴家龙、赵建：《中西经济思想纲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年版，第13页。
③④ 唐任伍：《“五四”前後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
⑤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台湾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第148页。
巫宝三指出，就中国来说，“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迟缓，经济思想一直没有突破封建主义以自然经济为主的框架”，“迟至19世纪中期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中国大门以前，尚未出现论述近代生产方式的最早理论著作”，“在19世纪中叶以後至20世纪初期，在经济学说上以介绍西方经济学说为主”。②
与中国社会的经济活动相联系，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适应了早期自然经济发展的需要，那么，随着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要求一种适应这种新型经济形态的经济理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救亡之学”被知识分子所重视。二、从“富国之学”到“救亡之学”
西方早期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国家财富的增长被视为牟取幸福的手段，也是经济学家讨论的主要议题。标志经济学成为独立科学的奠基范式是古典经济学，它的研究主题正如亚当·斯密成名作的标题所揭示，是《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斯密认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与政治统治的目的一样，是为了富国裕民。而实现这一目的的基本途径是将大量的生产性劳动投入到财富的生产中。而财富的增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它涉及财富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多个层面。在近代中国“求富”、“求强”的背景下求索西方的富国之术，把西方经济学理解为“富国之学”也就顺理成章了，虽然这种解释并不精当。
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页。
②巫宝三：《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的主要方面及其意义》，《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早在1897年的《〈史记·货殖列传〉今义》中，梁启超就提到西方的经济学(梁称“富国之学”)在欧洲社会变革中的作用，称“西士讲富国学，倡论日益盛，持义日益精，皆合地球万国土地人民物产而以比例公理。盈虚消息之，彼族之富强，洵有由哉。”①“西人富国之学，列为专门，举国通人才士，相与讲肄之。中国则邃古以来，言学派者，未有及此也。……今西人之商焉者，大率经学堂中朝研夕摩，千印万证而来，而我以学书不成之人，持筹而与之遇。无惑乎未交绥而已三北也”。②维新派他在分析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时指出，洋务运动以求强求富相标榜，但只是效仿西方之“军兵炮械”，对西方致富致强的学问缺少足够的了解。经济学就是其中一门重要的学问。梁启超说：“今日之言洋务者，则曰西之强，惟兵而已，而岂知其政事，其学问，其风俗，举有可以强而後强之”。③洋务派只知举西人之事，却不明西人之学。他说：“今天下之变亟矣。稍达时局者(指洋务派——引者注)，必曰兴矿利，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④然而，从经济方面来说，矿务学堂不兴，开矿人才乏绝，“如是，则开矿如不开”；商务学堂不立，不明贸易之理；工艺不兴，制造不讲，“如是，则通商如不通”，同样，“若铁路、若轮船、若银行、若邮政、若农务、若制造，莫不类是”。⑤
维新派洋务“富国之术”的批评并未深入到经济学的学理层面，更多的是对部门经济学“富国”功能的赞叹。如梁启超肯定了日本学者绪方南溟撰写的《〈中国工艺商业考〉提要》中的观点，认为“前明之时，上下奢华相竞，故工艺之业反盛。本朝崇尚俭德，政体虽整肃，而工艺实因以渐衰，其言具有精理，与葛履蟋蟀之经义相发明”；“中国所兴制造之业，徒偏重于造船、造兵械、造火药等局，糜金甚巨，而无益民业”；“中国制绒、织布、缫丝、炼铁等厂，皆缘官办之故，百弊滋生，即有号称半官半民者，亦皆以官法行之，其真为民业者盖寡”观察，指出了“中国工艺不兴之大原”。遗憾的是“吾之士大夫，竟无一书能道之，是可耻矣！吾所不能道者，而他人能道之，是可惧矣！”①
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16页。
②同上，第120页。
③同上，第113页。
④同上，第27页。
⑤同上，第14 15页。
戊戌变法後，维新派对经济学属性的认识上升到了新的高度。
戊戌变法失败後东渡日本的梁启超有机会涉猎更为广泛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著作，他读了严复的译著《原富》和日、欧经济学著作，开始比较系统地了解西方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对国家前途命运始终如一的强烈关注使他从宏观上思考如何增进中国的国民财富问题。他意识到步入近代以来，资本主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并把整个世界席卷进资本主义体系。中国是以一个贫弱帝国的形象被迫进入这一体系的，改变落後状况，发展经济、增强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今日则全世界赴于开明之时也，故凡立国于天地者，无不以增殖国富为第一要务。”②戊戌时期维新派所提倡的振兴农工商诸业固然对于落後的中国是十分迫切而必要的，但是从理论上说，构成国民财富的因素是什么？一国如何才能真正实现国民财富的增殖？对这些问题的追问，使梁启超更加明确了经济科学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中的作用：“西国之兴，不过近数百年。其所以兴者，种因虽多，而生计学理之发明，亦其最重要之一端也。自今以往，兹学左右世界之力，将日益大。国之兴亡，种之存灭，胥视此焉。呜呼，是岂畸处岩穴高语仁义之迂儒所能识也？”③以《新民说》为例，梁启超在这篇著名的政论文中不仅专设一章阐述亚当·斯密的“论生利分利”学识，还能够运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国富的增长道理，他指出：“生计家言财之所自出者有三：曰土地，曰资本，曰劳力，三者相需而货乃成。顾同一土地也，在野蛮民族之手则为石田，在文明民族之手则为奇货，其故何也？文明人能利用资本劳力以扩充之，而野蛮人不能也。所谓利用资本与劳力者何也？用之而蕲其有所复也。何谓有所复？用吾力以力田焉，制造焉，被其功于物材，成器之後，其所成之物，历时甚久，犹存人间，可以转售交易，今日以功成物，他日由物又转为功，如是则劳力复矣。……所复者多一次，则所值者进一级。何也？复者必不徒复也，而又附之以所赢，此富之所由起也。一人如是，一国亦然。”①亚当·斯密对富国原理的阐释为孜孜求索富国与救亡的梁启超找到了最有力的根据。
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27页。
②同上，第983页。
③同上，第984页。
把经济学视为一种“救亡之学”与梁启超一贯倡导学术救国的思想是一致的。尤其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後，梁启超把学术视为救国之大原。他在《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的开篇所说：“亘万古，袤九垓，自天地初辟以迄今日，凡我人类所栖息之世界，于其中而求一势力之最广被而最经久者，何物乎？”“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②梁启超从世界史的角度，列举哥白尼、培根、笛卡儿、孟德斯鸠、卢梭、亚当·斯密、伯伦知理、达尔文、瓦特、富兰克林、牛顿、边沁、斯宾塞等十数人为例，论证了一门学说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的发展，改变着人类社会的面貌，思想家们“出其博学深思之独得，审诸今後时势之应用”，“耸动一世，饷遗後人”，用“诸贤之脑髓、之心血、之口沫、之笔锋”，创造出“今日光明灿烂如荼如锦之世界”。③这其中，谈到社会科学，当举亚当·斯密之“理财学”，即经济学。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说：“吾著生计学史至斯密时代，使吾生一种异感，吾乃始惊学问左右世界之力，如此其宏大；吾乃始惊二百年来欧美各国以富力霸天下，举环球九万里为白种人一大‘玛杰’而推其波助其澜者，乃在一眇眇之学士。”④斯密著作的影响力为何这样壮伟？因为斯密从理论上回答了如何增加国民财富的问题，“资产阶级从斯密的著作中找到了当时适合自已要求的理论体系”，英国产业阶级找到了“在阶级斗争中的锐利的思想武器”。①尤其是劳动价值论的揭示，使劳动创造世界的说法获得了经济学的有力支援。而“我中国土非不广，人非不众，而百姓愁苦，财用不兴。”对于这种现象，人们“习而安之，莫知其所由然，或以为是天运循环，莫之为而为，莫之至而至，而剥极将有必复之时也”。现在只要“一读生计学之书”，比照生计学公例，关照世界变化的大势，可以认识到“全地球生计之风潮，皆集中于此一隅(即中国——引者注)”的真正原因，不禁使人“瞿然失惊，汗流浃背”。②
①《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95页。
②同上，第557页。
③同上，第559页。
④同上，第997页。
在梁启超的经济论述中，经常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概括为“公理”或“定律”，虽然这是一种“专门学识”，但在西方已经化为一种“常识”被社会各界所应用，成为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量。他说：“盖今日所谓常识者，大率皆由中外古今无量数伟人哲士几经研究、几经阅历、几经失败，乃始发明此至简易至确实之原理原则以贻我後人，率而循之，虽不中，不远也”。如果对于“各种现象，皆略识其最要之原理原则，则思虑通达，目光四射，後此随时随地遇有新发生之现象，或相同者，或相反者，或相近似者，皆得有所凭借以下判断，而所判断者不至大误，此常识之用也。”③他进一步指出：“人之欲自立也，则具备常识，其最要矣。为国民之一分子，而于国中必需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其国；为世界人类一分子，而于世界上必需之常识不能具备，则无以自存于世界。若此者，有劣败以归于淘汰已耳”。由此，梁启超指出，“吾国人所有举措，无论大小，动辄为他国人所窃笑。而以吾之政府与人之政府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兵与人之兵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学者与人之学者遇，未尝不败；以吾之工之商与人之工之商遇，未尝不败”，原因正是由于“常识缺乏之为之也”。同时，“虽累败矣，而曾不思悛改，不识其所以致败之由也，亦常识缺乏之为之也。或虽改矣，而头痛灸头脚痛灸脚，一弊未除，他害已睹，此由不知社会各种现象，互相依而不可离而仅以管蠡之见，欲藉单义片条以为匡救，亦常识缺乏之为之也。”国人如果不掌握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和基本规律，无法立足于世界。梁启超痛心地呼吁：“夫个人而常识缺乏，则其人不能自存于世界；一国之人而皆常识缺乏，则其国不能自存于世界，此自然之数必至之符，无可逃避者。前事既历历矣，而後此之覆辙，且相寻而未有已时。言念及此，则岂可不为寒心者哉！则岂可不为寒心者哉！”①
①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9页。
②《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3页。
③《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6页。
这样，梁启超开始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探求国富问题，认识到近代欧洲人之所以富强，中国人之所以贫弱，从经济学理论上讲，原因就在于西方孜孜追索财富的源泉和途径，激励人们劳动，中国人却仍然纠缠于重义轻利的观念中，怎不能“未交绥而已乎三北”呢？说到底，我国贫弱之根源，实际上是缺少近代经济思想使然。他还分析了经济学在西方学术领域中的地位，认为生计学“为今世最盛之学，其流别最繁，其变迁最多，其学科之范围最广，其研究立方法最殽，非专门名家，莫能测其涯矣。”欧美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生计学理论的丰硕高深。真如他所表白的那样，“兹学始盛于欧洲，仅150年以来，今则磅礴烨烁，如日中天，支流纵横，若水演派，而我中国人非惟不知研此学理，且并不知有此学科，则其丁兹奇险而漠然安之也，又何怪焉！”②正是基于这种对经济学的重要性的认识，梁启超才对传播西方的经济学有一种紧迫感，并自觉承担了这一重任。“我国人今尚不知此学之重且要也，故发明其与国种存亡的关系，冀启诱学者研究之热心”。③事实证明，梁启超的这番努力的确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仅隔一年，1903年，就有留日学生戢翼翚、章宗祥和两个日本学生合编的《最新经济学》以及留日学生王宰善独编的《普通经济学教科书》问世。
无论是“富国之学”还是“救亡之学”，只是说明了经济学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中的意义，并非对经济学学科性质的界定。经济学到底是一种什么学科？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曾以《新民丛报》为中心，展开过认真的争鸣。
①《梁启超全集》第四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6页。
②《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2、984页。
③同上，第982页。三、近代“经济学”内涵的探讨
在中国近代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历史上，严译《原富》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地位。这里要探讨的是，梁启超在主办的《新民丛报》上，围绕《原富》的出版而展开的对经济学概念的探讨。严译《原富》出版後，由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的评议，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学概念的讨论，这也许是当事者没有预料的。通过这种讨论，加深了国人对经济学的了解。
严译《原富》前两编译文出版後，梁启超在《新民丛报》1902年2月8号的创刊号上及时向读者们推荐。梁启超首先肯定了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意义：
其一，“此书印行後，迄今百有馀年，其间学说之变迁，不下数十派，愈辩愈精，愈出愈新，至今此书，几如夏鼎商彝，视为陈迹。然後起诸家之说，总不外引申此书是正此书之两途，虽谓不能出斯密氏之范围可也。然则欲治此学者，固万不可不读此书。严氏首译之，诚得其本矣。”
其二，“全书凡分五编，前两编总释政术理财之届说”。“第一编考国富之实，与其所以富之由，而论劳力之贵巧贵疾，及其食报殊等之原因结果。第二编论资本之性质，及资本与劳力之关系。第三编论各国理财政术之历史，而穷其理势之所由致。第四编评隲前此理财家之学说，而论重农重末两派之异同得失。第五编论国家财政之事，其赋税之种类性格如何，赋税之方法如何，及近代国债之原起利病。论全书之体段，与部分之得宜，篇章之完整，不无缺憾。要之能综合种种繁颐之事务，而以一贯之学理镕铸之，其心力可谓宏伟矣。虽其中自相矛盾之处亦不少，但创始者难为功，非我辈凭藉先业者所宜妄加菲薄也。”梁启超介绍了五编的内容後指出，“严译仅第一第二编，其後三编尚未成。但全书纲领，在首两编，学者苟能熟读而心得之，则斯学之根础已立。他日读诸家之说，自不致茫无津涯矣”。
其三，“严氏翻译之外，常自加按语甚多，大率以最新之原理，补正斯密所不逮也。其启发学者之思想力别择力，所宜实非浅鲜。至其审定各种名词，按诸古义，达诸今理，往往精当不易。後有续译斯学之书者。皆不可不遵而用之也。严氏与西学中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此书复经数年之心力，屡易其稿，然後出世。其精善更何待言！”
但在两个问题上，梁启超表示了不同的意见。
其一，关于学科的名称。梁启超称：亚当·斯密著作的“原名Ⅰ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译言考究国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也”，即“为政术理财学(英文Political Economy)，中国未有此名词，日本人译为经济学，实属不安。严氏欲译为计学，然亦未赅括。姑就原文政治与计算两意，拟为此名，以质大雅之鼻祖。西人推崇之者，至谓此书出版之日，即为此学出世之日。虽其言未免过当，要之使此学确实成为一完全独立之学科者，实斯密氏之功也”。梁启超既不同意日本学者把“考究国民之富之天然及原因”译为“经济学”，也不同意严复译为“计学”，主张译为“政术理财学”。
其二，关于严译的文笔。“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况此等学理邃赜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僮受其益乎？”梁启超看重的是经济学在中国传播和普及的意义，认为“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另外，梁启超还对严复提出了两点希望：“一曰将所译之名词，列一华英对照表，使读者可因以参照原书，而後之踵译者，亦得按图索骥，率而遵之，免参差以混耳目也。一曰著绪论一卷，略述此学之沿革，斯密以前之流派若何，斯密氏以後之流派若何，斯密氏在此学中的位置功德若何。”①
应该说，严复把经济学译为“计学”，经过了“一名之立，旬月踟躇”般的审慎思考。斯密把政治经济学视为一门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学问，他具体解释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已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①严复把这段话准确地翻译为“计学者，制治经国之学之一支。其所讲求者二：一曰足民食，次曰富国用。计学之所求，在君民各足而已。”在这段文字下，严复加按语评述说：“斯密氏计学界说如此，而後人病其浑侻”，“计学所有事者，实不外财富消长而已，故曰浑也。又足民富国者，本学之祈响，而所探讨论证者，财之理与相生相养之致。而斯密氏独标所求，不言所学，故曰侻也。”“浑”者，不清也；“侻”者，简易也。严复认为斯密的定义既含混不清，又不够周密，只是“聊用明旨，本非界说正门。”他介绍了西方学者对计学的三种不同的定义：
①《新民丛报》第1号，第113-115页。
当前计学界：“计学者，所以穷生财、分财、用财之理也。”
名学家：“计学者，所以讲鼓功、被物而兴易值之力理者也。”
英儒宾德门：“谓其术所以求最大之福，福最众之人。”
以上几种定义中，严复认为，计学界的解释把握了该学科的基本涵义，但是在逻辑学家眼里，“生、分、用三名多岐义”。逻辑学家的定义“进而弥精”，但是“非明格致者未易猝解矣。”②无论那种解释，计学所研究的对象总是与“财富的消长有关”。为什么把西方有关“财富消长的”学问译为“计学”而不是“理财”之理呢？严复的回答是：“译此为计学，而不曰理财者，亦自有说。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计学，学也；理财，术也。术之名，必不可以译学，一也；财之生分理积，皆计学所讨论，非理之一言所能尽，二也；且理财，已成陈言，人云理财，多主国用，意偏于国，不关在民，三也。吾闻古之司农，称为计相。守令报最，亦曰上计。然则一群之财，消息盈虚，皆为计事。此计学之名所由立也。”③在《译事例言》的开端，严复又解释说：“计学，西名叶科诺密，本希腊语。叶科此言家，诺密，为聂摩之转，此言治；言计，则其义始于治家。引而申之，凡为料量经纪樽节出纳之事；扩而充之，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盖其训之所苞至众，故日本译之以经济，中国译之以理财。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为过惬。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偕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①
①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1页。
②③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885页。
对于梁启超提到的学科名称问题，严复则坚持自已的主见。他首先从字源上肯定了以“计学”名称的合理性。认为“计学之名，乃从Econom－ics字祖义著想，犹名学之名，从Logos字祖义著想。此科最新之作，多称Economics而删Political字面。又见中国古有计相计偕，以及通行之国计、家计、生计诸名词。窃以谓欲立一名，其深阔与原名相副者，舍计莫从”。另外，严复本着自已翻译西学的经验和体会，指出了不同文化交流中“正名”的困难：“正名定议之事，非亲治其学通澈首尾者，其甘苦必未由共知，乍见其名，未有不指为不通者也”，“学者试执笔译数十卷书，而後识正名定义惬心贵当之不易也”。针对《新民丛报》上有人主张中国经典著作中应有“Political Economics”的专用名词的意见，严复提出了自已看法，“计学之理，如日用饮食，不可暂离，而其成专科之学，则当二百年而已。故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无庸讳也。若谓中国开化数千年，于人生必需之学，古籍当有专名，则吾恐无专名者不止计学。名理最重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体用、若能所权实，皆自佛教东渐而後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要之字，如Right，如obligatio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严复在回信中，也对梁启超把“Political Economics”译为“平准学”表示了非议，认为：“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乃西京一令，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故吾重思之，以为此学名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驯，而用之处处无扞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後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②
①严复：《原富·译事例言》(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7页按语。
②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18 519页。
严复的答复刊登在1902年《新民丛报》第7号。在此之前，《新民丛报》不断刊登有关经济学概念问题的讨论，梁启超也在不断修改关于经济学的译名问题。严复的答复已不限于梁启超最初提到的问题。从他的答书中也可间接地看到，此时梁启超的“经济学”观已由“政术理财学”转变为“平准学”了。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对严译《原富》的介绍，尤其是对“经济”的解释，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兴趣和回应。署名“东京爱读生”的读者来信中询问，“贵报第一号绍介新著一门原富条下，于英文之Political Economy，欲译为政术理财学，比之日本所译经济学，严氏所译计学，虽稍确稍赅。然以四字之名，未免太冗，称述往往不便。如日本书中有所谓经济界经济社会经济问题等文，以计字易之固不通，以政术理财字易之亦不通也。此学者在中国虽无颛门，但其事为人生所必需，随文明而发达。吾中国开化数千年，古籍之中，岂竟无一名词足以当此意者？贵撰述博通群典，必有所见。乞悉心研搜，定一雅驯之名词以惠末学”①。
对于这种见解，梁启超作了认真的答复，其基本内容是：
第一，梁启超接受了读者关于“政术理财学之名，冗而不适”的观点。
第二，梁启超也赞同从中国古籍中求索“雅驯之名词”的主张。按照梁启超的考证，中国古汉语中，与“Political Economy”相近的概念有“食货”、“轻重”、“货殖”、“平准”，但要作到“此名求之古籍，吻合无间者，实觉甚难”。在这四者之间，梁启超认为“食货二字，颇赅此学之材料。然但有其客体，不有其主体，未能满意。”关于“轻重”，梁启超认为：“《管子》有《轻重篇》，篇云：‘桓公曰，轻重有数乎？管子曰，轻重无数。物发而应之，闻声而乘之。故为国不能来天下之财，致天下之民，则国不可成’。轻重凡十八篇，皆言所谓经济学之理法者也。必求之古名，则轻重二字最适。然其语不通用，骤出之乱人耳目，殆未可也。”在梁启超看来，货殖在语义上也与“Po－licital Economy”接近，“《论语》‘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太史公用之《货殖列传》，此二字亦颇近。但所谓Policital Economy者，合公团之富，与私人之富言之。而其注重实在公富，货殖则偏于私富，不含政术之义，亦非尽当。”
①《新民丛报》第3号，第103页。
比较而言，梁启超赞成使用“平准学”，认为：“《史记》有《平准书》，所言皆朝廷理财之事。索引曰：‘大司农属官有平津令丞者，以均天下郡国输敛。贵则粜之，贱则买之，平赋以相准。古曰平准也。’按汉代平准之制，本所以吸集天下财富于京师，本不足以当Political Economy之义，虽然，但举平准二字，尚不失为均利宜民之意。且此二字出于史记，人人一望而解，而又不至与他种名词相混，然则迳译之为平准学，似尚不谬。由是日本所谓经济家，则名曰平准家；经济学者，则名为平准学者；经济界则名为平准界；经济社会为平准社会；经济问题为平准问题。施诸各种附属名词，似尚无碍”。①
梁启超的上述答复，并没有真正解决人们的疑惑。《新民丛报》的读者继续索问：“经济学原名Politcal Economy直译为政治节用学，迨M ors－botl氏而始名为Economics，日本人译之为经济学，求其理而骤观之，则经济似与政治混而无别，夫经者含政治之义，济者寓泉流之旨。其与斯学本义亦极相符。日本当时之定为此名，盖已斟酌审慎而无遗意者矣。”作者显然赞同以日译“经济学”命名。对于梁启超把“Politcal Economy”译为“平准学”的观点，作者赞同严复的意见，认为：“贵报第三号乃欲译为平准学。夫平准者诚如严氏所谓西京一令，以名官职，不足以副斯学。”但作者也不同意严复翻译为“计学”，认为：“严氏之译为计学，其名则诚雅驯矣，若谓用之处处而无扞挌，则恐为贤者自许之太过也。案Statistics者亦财政之中而独立一学者，日本则译为统计学，又曰计学。今中国之方舆人民出产国用，皆眇无定稽，是此学为中国所宜急讲者矣。今若从严氏之名，则不知此後欲译Statistics，其又将以何者而易之？”把“Politcal Economy”译为“生计学”，作者也提出异议，“贵报第7号而又名之曰生计学，虽生计二字其较严氏之为稍善，然终嫌范围太小，而不能以政治理财之意包括于其中。”最後，作者表示：“窃谓泰西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为我中国旷古所未有者，不一而足。若一一而冠以我中国所故有名辞，是诚许子之不惮烦矣，亦恐未必有此吻合者，且举国草创，礼部尚乏检定之例，文人结习，好尚新异。误而用之，必至沿袭。数十载而後能改。与其遗诮後贤，不如其仍旧贯。如其不然，则财政学日本亦有用之者，且包举斯学之旨，而义界亦自清也。用以质之，以为何如？”①
①《新民丛报》第3号，第103-104页。
对于这种疑问，梁启超的答复是：“平准二字之不安，鄙人亦自知之。故既弃去。”当然，“计学”也不合适，因为“计学与Statistics相混，且但一名词，不便于用，如日本所谓经济问题经济世界经济革命等语，若易以计问题计问题计革命等，便觉不词。鄙人已即以此质问侯官严氏，尚未得其答复也”。可否翻译为“经济学”呢？梁启超说：“尊论谓近世所新发明事理，不能一一冠之以我国固有之名词，此论诚伟，惟经济二字，袭用日本，终觉不安。以此名中国太通行，易浑学者之目。而谓其确切当与西文原义，鄙意究未敢附和也。故终愿海内大雅，悉心商榷而重定之。”因此，梁启超仍然不赞成使用“经济学”，但陈述的理由并不充分。梁启超在回信中，另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分析了“财政”与“经济”的关系，认为：“至谓财政二字，可以包举斯学之旨，而义界亦清云云，鄙意殊不谓然。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耳，指财政为经济，无疑指朝廷为国家。考德国近世学者，于此学分类定名，最为精密。其所谓Wirtschabtslehre者，经济学之总名称也。或称为Volkswirtschattslehre及Nationalloekonomie则国民经济学之义也。又称为Political Economy则政治经济学之义也。而又分为家政经济学(Domestic Economy)及营业经济学(Ⅰndustorial Economy)等门。至其专属于行政者，则谓之Wirtschabtspblege，一曰Wirtschabtspolitik，日人译为经济政策学，二曰Finanzwissenschabt，日人译为财政学。然则财政学不足以包举经济学之全部明矣。”梁启超以日本人所通定经济学部门，认为，经济学包括“纯正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又包括“经济政策学(狭义之应用经济学)和“财政学”。根据这种分类，梁启超认为“财政学决不可用也”，“严氏又谓苟欲适俗，莫如径用理财，是亦不可。盖此等专用名词，万不可以动词冠其上。若用理财，则其于用之于复杂名词时，室碍亦滋多矣，故鄙见仍欲存生计二字以待後贤也。日本所译诸学之名，多可仍用，惟经济学社会学二者，窃以为当更求新名”。①
①《新民丛报》第8号，第97-98页。
梁启超的的上述意见，又引起读者的回应。有人致信说：“贵报第八号于英文之Political Economy又有译为财政学，财政二字，较之日本所译之经济学，严氏所译之计学，贵撰述所译之平准学生计学，似稍切实赅括，然稍嫌范围太小，不能以政治理财之意，包括其中。”作者赞同梁启超对财政与经济关系的区分，“诚如贵撰述所云财政者不过经济学之一部分，指财政为经济，无疑指朝廷为国家，是则财政学决不可用明矣。”是否一定要从中国的古籍中寻找相近的词语呢？作者表示了自已的态度，“终无一名词足以定之乎？鄙意殊谓不然。夫我中国即无固有之名词以冠之，亦不妨创一新名词。如泰西近今有新发明之事理，即创一新字以名之也。若必欲以我国古名词名泰西今事理，恐亦不能确切无遗憾。”作者期望梁启超在创制新名词的同时，不妨参考使用“国计”这一概念，“贵撰述学术博通，苟悉心商榷，岂不能定一雅驯之名词，以释群疑而惠末学？如不得已，则国计界，经济社会为国计社会，经济问题为国计问题，加之各种名词之上，似尚少室碍之处，且此国计二字，义界既清，吾国文中亦尝用之，人人一望即解，必无乱人耳目之弊”。②
对于这种“国计”的说法，梁启超的答复是“经济不专属诸国，国计只能概括财政”，至如所谓“个人经济”、“家事经济者”，“皆经济学中之一部分，以国计统之，似不合伦理。严氏专用一计字，正以其可兼国计家计等而言之。本报微嫌其单词，不便于用。故易以生计，不得已也”。③
在这里，姑且勿论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把“经济学”解释为“政术理财学”、“平准学”、“生计学”是否正确，後来的事实也证明，被国人广泛接受并通行的是日译“经济学”的名称。但《新民丛报》的这种讨论，不仅加深了对经济学概念的理解，许多相关学科的理论也被提及并展开分析，尤其把经济与政治进行了必要的联结，大大开拓了国人的经济学视野。
①《新民丛报》第8号，第98-99页。
②《新民丛报》第11号，第89页。
③同上，第89-90页。第二章 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学说的评介
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转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经济学说的导入也大体经历了从古典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过程，先後把《国富论》和《资本论》介绍到中国。伴随着经济学说的介绍，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概念成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分析社会问题的重要理论工具。考察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入，可以加深理解近代知识分子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更能把握社会主义传入中国的经济学背景。一、西方经济学说在中国的最初传播
众所周知，近代西学的引进方式，主要是借助翻译来完成的。西书移译中文，开始于16世纪末叶。由于宗教热忱的鼓舞，耶稣会士发韧译事于前，新教传教士继起于後。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传教士的活动以及复杂的作用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和研究。正如学者们揭示的那样，传教士中不乏借助西学使中国人“在智力的炮弹面前让步”的意图，①而西学的介入又不自觉地承载了部分的启蒙作用。
史料显示，西方经济学知识的最初传播是通过一些史地读物来实现的。比较著名的是《贸易通志》(Treatise on Commerce，郭实腊编译，1840年版)。该书叙述了“商业史、世界各地商业现状及与贸易有关之交通运输、货币信用、关税制度、契约等”。称“西洋以商立国，故心计之工，如贾三倍。其国所立规制，以利上下者，一曰银票，二曰银馆，三曰挽银票，四曰担保会”。不难看出，作者以中国的银本位去认识西方的金融现象，虽然不尽科学，但对资本主义的货币信用制度、银行乃至社会保险业及其作用均作了说明，这在西方经济思想的传播过程中有其重要的地位。书中“还解释了使西方国家生产力发生巨变的蒸汽机的一般工作原理，并具体描述了轮船、火车、蒸汽纺织机的发明和使用情况”。
当然，除了像《贸易通志》这类相对集中介绍西方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外，在当时出版的一些史地著作中，基本上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一些经济方面的内容。如最早比较系统地介绍美国史地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Brief Geographica l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ion of A merica，裨治文编，1838年版)和著名的《大英国志》(History of England，慕维廉编译，1856年版)都用一定的篇幅介绍了美国和英国的经济情况。直到19世纪末，梁启超仍把这两部书积极推荐给国人。有趣的是，有的传教士已经认识到中国的史学著作与西方的不同，已经把经济问题视为研究的对象。这一点上，体现了与中国传统史学的区别。如慕维廉在1856年刊印的《大英国志·凡例》中说，“英史体例与中国不同，中国设立史官及起居注、实录，而易代修史，具有章程。泰西诸国无史官，士民皆得纪载国事……观者勿以中国体例例此英史也”，“职政、刑法志略记英国议会制度和司法制度；教会、农商两志更是中国所无，叙述了西方社会特有的宗教和商业发达情况”。
第二次鸦片战争後，西方传教士通过《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在中国传教的特权。随着大批传教士的涌入及在华势力的急剧膨胀，他们利用文化出版事业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的的规模也日渐扩大。与此相适应，介绍西方经济方面的相关书籍也增加。像英、法、德、奥、意、俄、美、土耳其等国家的经济状况，如人口、物产、工商、交通、财政、宗教、货币信用制度，等等，成为传教士关注和传播的对象。有些书籍还在体例上有所突破。“如《俄国新志》和《法国新志》中，举凡人口、土地、矿产、工农业产值、进出口额、财政收支”等。
①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8页。
需要指出的是，传教士译书的主要动机是为了传扬教义。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传教士的译著必然集中在有关基督教教义方面。显而易见，在最初的西学中，绝大多数是宗教方面的读物，据英国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1815 1887)《基督教在华传教士纪念录》罗列了1810年至1867年在华的新教传教士的中文著述约计760种，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传教士早期在华的主要学术活动。其中“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约各占6%”。①
国内学者一般把西方经济学传入的时间确定为光绪庚辰年(1880年)，英国人法思德(另译福塞特、洁思德)的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63的中译本正式发行。该书由同文馆卒业生汪凤澡译、传教士丁韪良校订并作序，中文译名《富国策》。这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种独立的学科开始被中国人所了解。②
法思德的《富国策》是丁韪良极为推崇的一本书。史料记载，同文馆在1867年聘请丁韪良任“富国策”教习，当时使用的教材，就是法思德的《富国策》。另外，丁韪良在该书的序言中，也“很称赞这本著作”。在经济学知识饥荒的中国，《富国策》的出版自然要受到国人的关注，“各地竞相翻印，有两家报纸还加以连载。甚至日本国也加以排印发行”③。然而，这部书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上，并没有多大的地位。唐庆增有过这样的批评：“原著者法塞(即本文的法思德)，仅为英国经典学派经济家之後辈。本人于此学，并无重要之贡献。学说多袭自穆勒，其著述与穆勒所作者比较，仅讨论实际问题之处稍多而已。原书因非第一流著作，而译者尤多创造。丁韪良所作例言中，认经济学为‘西国之新学，系属内政而不属外交，重在偃武修和’殊属失当。又曰‘论此学者，如斯美(即本文之斯密)，黎喀多(即理嘉图)，弥尔(即穆勒)，均未如法思德之详’，更进武断”①。确如唐庆增所言，在一般的经济学说史的著作中，很难找到法思德的名字。
①本部分资料转引自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51-152页、第170-171页、第150页。
②参见戈宝权：《经济学一名词之渊源及其意义之变迁》，《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3期。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
③戴金珊：《试论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世界经济文汇》1985年第4期。
对西方古典经济学说作比较完整介绍的，当属艾约瑟的《富国养民策》。该书是对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编译。该书介绍了西方生产经济学和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并对分工、资本、工资、地租、利息、股份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艾约瑟在书中还加入自已对中国传统经济观点的评价，如认为中国统治者崇尚“蓄财”、抑制消费的做法无助“增利”和“生财”。真正的“增利之法”是购买股票，而“生财之源”则是土地、工作和资本。这实际上是把生产三要素的重要理论介绍到中国。
在传教士所介绍的西方经济学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对亚当·斯密《国富论》的介绍。光绪二十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了他口译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第九章，第二年《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改名为《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其中介绍了英国实行不利于通商政策的背景後指出，“幸而一千七百七十六年(乾隆四十一年)英人师米德·雅堂著《富国策》一书，镂板通行，立通商根本，新策既行，旧章尽废，诸英人所创之新机，至是始大用之而大效矣”。“师米德·雅堂”即亚当·斯密。叶世昌对此进行专门的考证，他的结论是，《泰西新史揽要》还有数处提到亚当·斯密及他的《国富论》。如卷六上说：“一千七百七十六年，英国苏格兰省之戛斯哥海口，有掌教大书院之山长姓师米得名雅堂者，特创一书，名曰《富国策》，家弦户诵，名震一时。”又如卷十二所说：“英学士师米得·雅堂为讲求富国策之第一名流。”《泰西新史揽要》出版後，其中所涉及的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首先在中国早期的维新派中产生了回响。陈炽撰写的《续富国策》，正是在“希望使自已的著作在中国起亚当·斯密在英国所起的作用”①。除陈炽外，中国早期的维新派宋育仁在著作中也提到斯密的《国富论》。他说：“西人书《富国策》，言理财之术贵在分业”，指出由于“分业”可以大大提高工效，“故西人每事皆分业而治”。②当时，斯密的《国富论》还没未译成中文，他们对斯密《国富论》的了解，主要是通过“《万国公报》上的《泰西近百年来大事记》”。③
①转引自戈宝权：《经济学一名词之渊源及其意义之变迁》，《经济学季刊》第5卷，第3期。二、“生计学学说沿革”的撰写
真正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历史沿革有所研究并最早将古典经济学介绍到中国的是严复。
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必然需要先进的经济理论的引导，以保证本国经济的健康发育和成长，提升本国经济的竞争力。应当说，严复对斯密学说的翻译正是适应了中国经济变革的需要。
严复曾留学英国多年，掌握了比较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知识，因而他选择把这本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介绍到中国就不是偶然之举，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西方经济学的认知程度。他在《原富》例言中说的明白：“计学以近代为精密，乃不佞独有取于是书，而以为先事者，盖温故知新之义，一也；其中所指斥当轴之迷谬，多吾国言财政者之所同然，所谓从其後而鞭之，二也；其书于欧亚二洲始通之情势，英法诸国旧日所用之典章，多所篡引，足资考镜三也；标一公理，则必有事实为之证喻，不若他书勃窣理窟，诘净精微，不便浅学，四也”④。严复在1892年得到斯密的《国富论》两卷⑤，于1896 1900年译成，1902年出版。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传入中国的历史上，严复所译斯密的《国富论》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这一点，侯厚吉、吴其敬有过概括性的总结：“严复是把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介绍到中国来，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进行系统理论探讨的第一人，从而使中国的经济思想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他也是西方经济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积极宣传者，为反对封建官僚垄断新式企业提供了思想武器，这是严复翻译《原富》的最大功绩。”①另外，在《原富》译著中，严复不但系统地介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亚当·斯密的经济思想，而且还引用了大量当时著名经济学家的言论，其中包括许多庸俗经济学家的言论。“《原富》按语中提到的经济学家，不下二十馀人，如：李嘉图、罗哲斯、马格乐、威克非、马罗达(即马尔萨斯)、穆勒父子、马夏律、倭克尔、耶方斯、罗约翰、斯古略、扬亚德、拓尔古、格里、李斯特、巴师夏、宾德门，等等，可见其涉猎之广。对于各家的观点，严复作了自已的评论”②。他们还指出，“严复的贡献并不只是译书，还在于他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有一定的研究。譬如他在《原富》一书所加的大量案语中，就对价值、资本、利润、工资、地租、生产与消费等经济理论范畴进行了一定的探讨，还运用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的观点，来阐发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③。
①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6页。
②宋育仁：《礼俗》；陈忠倚：《皇朝经世文三编》第77卷，洋务九，第7页。
③叶世昌：《近代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4-155页。
④严复：《原富·译事例言》，商务印书馆1930年版，第9页。
⑤严复翻译的《原富》的英文底本是牛津大学1880年第二版，参见华东师大学报1985年第5期。
严译《原富》出版後，社会反应不一。④《原富》出版後，“不曾引起任何值得重视的社会影响”⑤的观点是可信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就是梁启超曾经指出的严译的文笔。(参见本文第一章梁启超对严译《原富》的评价)胡寄窗对此作过进一步的批评，“经济学特别是象《原富》这种著作，其所论述的经济理论问题数量既多而含意又复精深，即使用现代汉语翻译，也不大容易理解，以文言文翻译就更加难懂。严复在翻译此书时又刻意求工，尽可能使译文典雅古奥，有时反而弄巧成拙”⑥。胡寄窗列举了以下事实：“例如，monopoly一词，倘译作‘独占’或‘垄断’，就比较易于理解，而他则主要译为‘辜榷’，有时又作‘垄断’，反而弄得晦涩难明；又如报酬渐增或报酬渐减，他译为‘大还’、‘小还’，更是令人莫名其妙。有时，他为了适应传统概念，将‘本’、‘末’等词加进译文里去，反而有失原意。再如原书乙部、篇五有下面这样一段译文：‘古之言治者，以贾人逐利之近而易见也，则相与鄙恶其行，以为污处，厚徵以困之，著之市籍以辱之，若惟虑民业贾之多也者’。原文只是说，‘有些政论家对商店老板的成见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小商贾多了会使他们互相竞争，对消费与生产都有好处。另外，他将我国古代的抑商办法‘厚徵’、‘市籍’等附会进去，既不符合原意，更令人误认为英国也有‘辱’商、‘困’商之政。至于将原著的科学性或逻辑性较强的文句，有意加以压缩，以适应文言文的简练形式，既降低了原著的说服力，甚至有失去原文真义之处，亦是常见的。这一切均使《原富》的传播大受限制”。①这不能不说是严译《原富》的主要局限。
①② 侯厚吉、吴其敬：《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稿》第三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12页。
③同上，第212页。
④关于当时的社会反响，见俞政：《严译〈原富〉的社会反应》，收入王晓秋主编：《戊戌维新与近代中国的改革——戊戌维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639-653页。
⑤王亚南：《改订译本序言》，《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卷首，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7页。
⑥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216页。
梁启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严复在传播西方经济学方面的不足。李喜所曾这样评价梁启超传播西方经济学的形式：“梁启超对西方经济理论的介绍并不是简单的拿来主义，而是带有较多的创造性，而且善于用中国人所喜欢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再深奥的高深理论，经他一描述，就通俗易懂，令人一目了然。”②胡寄窗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对梁启超以通俗的方式传播西方经济学的方式给予了肯定。他认为“在辛亥革命以前真正接触到西方经济学的有名著作家中，只有马建忠、严复和梁启超”。但“马建忠涉及财政经济理论的面较为狭窄，论文不多而流传也不够广，且马氏以中国型的旧财政名词术语来表达资产阶级经济事务，不免令人有雾里看花之感”。“严复虽是传播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唯一学者，可惜他刻意使其译文古奥典雅，如把城市称为‘邑’，乡村称为‘野’，工资税称为‘庸税’之类，因而使斯密原著的思想更加晦涩难懂，没有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梁启超则不然，“他在本世纪初数年中所使用的经济辞汇基本上以严复的《原富》的译文为蓝本”，但“稍後逐渐采用日文通用的经济术语并参用我国习惯用语如工资、地租、利润之类，就使其行文更接近生活实际而易懂”。他还评述说，梁启超“为文本来就别具风格，流畅而较易理解，而所使用的又是现代经济术语，这就使人们从他的经济论述中第一次嗅到以现代风格进行的经济分析”，“尽管他的论点可能是错误的，然而他的逻辑形式、分析方法和所用辞汇，仍是属于现代化的，与我国传统的经济论述判然有别”。所以，梁启超在“近代经济学的传播上的功绩是相当突出的”①。严复将《国富论》翻译出版後，梁启超对经济学愈加关注，认为经济学“今世最盛之学”，“尤为我邦人所不可不讲”。但对于经济学这门“其流派最繁，其变迁最多，其学科之范围最广，其研究方法最殽”的学科，“非专门名家，莫能测其涯涘。”②梁启超曾邀请对经济学有研究的严复撰文论述这门新兴学科的大略“以诏後学”，由于严复忙于他事，未能如愿。梁启超自已承担了这项艰巨的任务，并完成了被中国经济学家誉为第一部经济学说史的专著——《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③。
①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②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82页。
对于西方经济学说的起源，梁启超认为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有的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开端。有的认为“生计学之滥觞，实自人类之处为群。既已为群”，“故叙生计学史，非起笔于古代不为功也。”梁启超认为，这两种观点，各有所偏。在他看来，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科，其“萌芽已久”，但使之“厘然成一学科者，则自斯密·亚丹以来也”。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以斯密·亚丹为中心点”，罗列了一个庞大的叙述纲目。分斯密以前和斯密以後两个大的阶段。斯密以前又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分为两部分，即“上古经济学”和“中古经济学”。第二时期又分为16世纪生计学、重商主义、17世纪生计学、18世纪生计学、重农主义五个部分。梁启超把斯密以後的经济学说分为三大派，(甲)斯密派。该派又由五种经济学派组成：斯密派、斯密派中之厌世主义、斯密派中之乐天主义、门治斯达派、约翰穆勒及其前後之学说。(乙)非斯密派。(丙)新学派。新学派包括：历史派和国群主义派。(全集，第985页)
①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16页。
②梁启超：《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梁启超全集》第二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82页。(本部分下引此文只注“全集”和“页码”。)
③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中)，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94页。
就文本研究来看，《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写作任务远未完成。按照梁启超在文章中所列的纲目，斯密以後的诸多学派都是他论述的对象。然而，梁启超在介绍完斯密本人的学说後，文章以附录的形式突然转向了对斯密的“贸易进出差原理”的论证。对斯密之後的经济学说不再涉及。文章由此而终，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另外，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对于“无甚新创之学说”，“尽为揭出，反使读者生厌倦心，故暂阙之”。(全集，第995页)因此文章中有许多章节，或者只是寥寥数语，或者只是标出题目，不曾涉及内容。总之，《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算不上是一本完整的经济学说史著作。但其中对与中国经济发展有指导意义的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代表作《国富论》的介绍，成为《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的一个亮点。
1.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是资产阶级最初的经济学说。15世纪初至17世纪，西欧封建自然经济日趋衰落，商品货币迅速发展。由于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国家实际采用了重商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产生了从理论上阐述这些经济政策的要求，于是，逐渐形成了一种重商主义理论。重商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个历史阶段。大约从15世纪到16世纪为早期重商主义，16世纪下半期到17世纪为晚期重商主义。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者，都把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都把货币多寡看为衡量国家富裕程度的标准。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把重商主义者正确地解释为“以保持金币，毋使流出外国，为安国利民之不二法门者也”。在如何增加货币上，早期与晚期的重商主义却有不同的主张。早期重商主义者主张采取行政的手段，禁止货币输出和积累货币财富；在贸易上，他们主张多卖少买或不买。恩格斯曾形象地指出，这个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就象守财奴一样，双手抱住他心爱的钱袋，用妒嫉和猜疑的目光打量着自已的邻居”。①而晚期重商主义者认为，国家应该允许将货币输出国外，以便扩大对国外商品的购买。不过他们要求在对外贸易中必须谨守的原则是：购买外国商品的货币总额必须少于出售本国商品所取得的货币总额。其目的仍然是要保证有更多的货币流回本国。晚期重商主义者的这种思想被称为贸易差额论或贸易平衡论。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96页。
梁启超在《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中还把重商主义等同与“贸易差率论(Balance of TradeSystem)”或“制限主义(Rostrictive System)”等，显然，《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所评述的主要指的是後期的重商主义。他进一步引申说，“重商论者，既以保持货币为国家大计，故各国互市之际，务求出口货多，入口货少。盖以出入相抵所馀之额，必受之以金银。国之得此馀额者，则蒙通商之利；失焉者，则蒙其害。于是学者之所讨论，政治家之所经营，莫不汲汲求所以得之道而已。其道何由？厥有二途：一曰奖励之于所出；二曰阻遏之于所入。”晚期重商主义的基本观念正是这样，为了鼓励输出，实现出超，他们主张国家必须实行关税保护政策，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扶植和保护本国工厂手工业的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即使晚期的重商论，也存有众多的流派，“其细纲千差万别”，梁启超总结出了其观点中趋同的四个方面：第一，“贵视货币太甚，以多藏为能事也”。第二，“视国内商务，不如国外商务之为重；视生产力，不如制造力之为要也”。第三，“以人口稠密为国力之要素，务设法使民多于邻国也”。第四，“为欲达到以上诸目的，务以政府之力而助长之也”。(全集，第991页)
梁启超除了分析重商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基本观点外，首先对重商主义作了合理的辩解。他提出，自从古典经济学诞生後，重商主义“大受掊击，几至身无完肤”，这是不公平的。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的产生，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联系，即“当时之土地，尚在封建贵族之手”，而“贵族带保守性质，欲使之以新法从事生产，固未易骤变矣”，同时“民智未开，群力未团”，在此背景下，重商主义提倡“政府以干涉之，驱策之，其发荣增长，事半功倍，故当时各种技术，进步殊速”。史实也证明，“重商主义于生计界之进步，大有裨补，固历历不可掩矣”。梁启超还说，对于重商主义，“虽斯密·亚丹亦不谓其无成效也。”(全集，第992页)的确如此，斯密虽然否定了重商主义，但郑重地把重商主义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一种理论体系，认为：“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两种不同的关于富国裕民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①。
梁启超认为重商主义的缺点“全由于重视货币太过”。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他依据“科莎氏所指摘者”，列举了以下几点：“由不知金银之功用在于易中，而其性质仅足为贸易机关之枢纽也”。“由不知金银价格之涨落，不徒视其所有金银数之多少，而又因其流通之缓急以为变动也”。“由不知易中之物，不必专在硬货(指金、银、铜等货币)，而更有所谓信用证券(指钞币及银行小票等)者，其制造之费更少，而流通之用更便也”。“由不知货物出口入口之自由，正利用金银力为以羡补不足之妙策也”。“由不知彼此交易之原理，必不能甲国常买少而卖多；乙国常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