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志本
出版社：中国文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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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近代海军史例试读：
中国古代航海与太平洋文化交流
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拥有广袤的大陆国土与辽阔的海洋国土。有5000年的文明史。对世界文明做出卓越贡献的中华文明，是光辉灿烂的陆海文明，是世界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先驱。
中国海洋文明的萌发，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那时，华夏先民们的活动，已经与海洋发生关系。《物原》一书载有“伏羲氏始乘桴”。随着火与石斧的运用，开始制作独木舟。先秦史籍丛编《世本》一书记载，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命其臣共鼓、货狄造舟。黄帝并曾“东至于海”。（见《史记·黄帝本纪》）他为经略海陆天下，不避艰险，“变乘桴以为舟楫，水物为之翔涌，沧海为之恬波”，（见《拾遗记·轩辕黄帝》）黄帝之孙颛顼帝（高阳氏）时，“四远皆平”“越山航海”而来服；高阳“乘龙而至四海”“南至于交趾”“东至于蟠木”，（见《史记·黄帝本纪》）蟠木为东海中山名。帝尧时，常有巨槎“浮绕四海”。这些四五千年前的史迹记载，显示了华夏祖先及先民的航海业绩和中国海洋文明的悠久历史。进入奴隶社会以后，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青铜器出现并成熟，木板船与风帆出现。铁器的出现与运用，促使木板船进一步发展。中国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中南半岛的海上交往，已见诸史籍。甚至华夏的殷人或越人曾向东远渡太平洋。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进入封建社会。航海术更有新发展，天文定向、地文定向、海洋气象知识等古代海上导航手段已具有雏形。
秦汉时期。海洋船舶日趋大型化，并在世界上最早制成、运用航向控制设备——尾舵。掌握了帆舵并用、掉戗驶风的航海技术。中国海域的海上航路全部畅通。秦人徐福（原名徐巿［fu］），率船队东渡日本（扶桑），带去“五谷种、百工”，（见《史纪·淮南衡山列传》）促进日本农耕技术的发展，终至使日本由绳文文化时代进入弥生文化时代，结束野蛮历史时期。史学界公认日本文字即起源于汉文字。西汉继续保持与朝鲜、日本的海上交往，其船队还航渡南中国海，驶出了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次大陆南部，开始形成第一条中国海域至印度洋的远洋航线，亦即海上丝绸之路。东汉时期，与西太平洋各地区、各民族继续海上交往。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遣使来朝，“光武赐以印绶”。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孙吴航海事业兴盛，船队航越东中国海、黄海与辽东、高句丽、台湾多次交往。南北朝时，中日海上北航线进一步开通。传说慧深和尚曾远渡太平洋到达墨西哥。中国的佛教文化，由建康（今南京）从海上首先传入朝鲜；继续传入日本，使日本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飞鸟文化开始形成。
隋、唐、五代时期。除继续通过海上北航线与朝鲜、日本频繁交往外，还开辟了航达堪察加的西北太平洋航线，横越东中国海直达日本的南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及于南亚各国和地区，并远及阿拉伯海、波斯湾、红海与非洲东部海域。交州、广州、泉州、扬州、登州等成为世界闻名的航海贸易港口。中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术传入日本。日本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朝野人士兴起学习唐文化热潮，由多批世俗人士组成的遣唐使前来中国。使中国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儒学、佛学等源源传入日本。中国春秋时期的杰出军事学家孙武的兵法名著——《孙子》，就是在日本奈良时代（公元8世纪），由日本遣唐学者吉备真备带回日本，并广为传播、学习与运用的，这就是在日本传世的兵法珍本——樱田本《古文孙子》。该珍本的《序》中称：“《孙子》十三篇，兵家之祖，韬略之神髓。”（[日]服部千春著《孙子兵法校解·附录》，军事科学院出版，1997）《孙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至今不衰，它早已越出军事范围，而及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
宋、元时期。中国航海术有飞跃发展。据朱彧所著《萍洲可谈》一书记载：“舟师识地理，昼则观日，夜则观星，阴晦则观指南针。”朱彧的记述，是根据他在宋元符二年至崇宁一年（1099～1102年）期间，随其父朱服广州任上时目睹事实的记录。这就证实，中国舰船在11世纪早已装有船用指南针——水浮针罗盘。有了指南针这一先进的导航仪器，结合天文定位、航迹推算，使航海术跨越“定量航海”的历史阶段，从此舰船能够顺利地远离海岸在远海、大洋航行。宣和五年（1123），宋廷派遣由神舟、客舟组成的出使船队访问高丽（朝鲜半岛），进行友好交往与文化交流，即使用指南针导航，由明州（今宁波）直航高丽的。中国与高丽的交往，对高丽的造船技术和航海术产生了重大影响。高丽的造船工匠学习中国沙船建造技术，用于本国造船业。宋与高丽的海上贸易已有相当的规模，仅据宋大中祥符五年至绍熙三年（1012～1192年）的记载，宋商贾海船航抵高丽者有100余次。
明、清时期。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海上交往频繁。郑和七次率大型船队下西洋，历经中南半岛、东印度群岛、加里曼丹与菲律宾群岛的一些国家和地区。中国商贾海船航渡菲律宾者尤多。16～18世纪，马尼拉港成为中国跨太平洋与美洲经济文化交流的中介港，马尼拉大帆船成为这一国际交流的主要装备。中国船舶航驶日本是另一个重要方向。17世纪上半叶，每年驶往日本的海船为30～90艘。康熙二十四年（1685），清廷颁发命令，开放海禁。中国驶往日本长崎港的海船大量增加，1688年达到117艘。中国的一些文化人士与高僧乘船赴日本，有的在日本居留；同时，中国的一些文化典籍随之传入日本，其中有《古今图书集成》《大清会典》《清朝探事》《潜確类书》《监本四书》《唐律疏义》《律吕精义》《乐书》《采参纪略》《元亨疗马集》《折本医马书》等，包含了历史、地理、天文、哲学、文学艺术、民俗、医学等文化门类。日本古籍有《吾妻镜》《东鉴》（共52卷，记述日本1180～1266年历史）等，同时亦传入中国。有一位中国古代思想家朱舜水，乘船赴日，并居留日本20多年，他将中国的儒学、建筑工程、农田水利、冠服等文化传播给日本人民。朱舜水逝世后，日本建祠祭祀。中国黄檗山万福寺（黄檗寺）临净宗高僧隐元禅师乘船赴日本，讲传佛法。1659年日本京都建立中国式寺院，名为黄檗山万福寺。从此，日本开创了黄檗宗，使这一派佛教文化在日本世代流传。
中国古代造船事业与航海事业具有悠久历史，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主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通过航海同其他国家、地区进行传播交流的主要内涵是文化，不像其他国家是经济贸易，这是由农耕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所决定的一种历史现象。中国古代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传播有两大方向：向西方，是通过贯通欧亚大陆的陆上丝绸之路与跨印度洋的海上丝绸之路；向东方，是航越太平洋。
中国古代航海事业，早在2200多年前，即由初创时期转入发展时期、繁茂时期。中国古代航海事业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一部分，向太平洋地区辐射传播同时，太平洋地区的文化也传向中国。这种文化交流是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所必需的。（1984年）
海军战略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军事范畴
近一个时期，海军内部就海军战略问题展开了讨论，海军刘华清司令员率先发表了专题文章，这将对推动海军战略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这里，我仅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对海军战略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军事范畴这一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
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我认为首先是对军事战略的认识。我理解所谓一个国家的军事战略，就是指这个国家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在这一总的战略之下，一个战区，一个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也有它关于指导这一战争全局的方略，即从属于国家军事战略的某一全局的战略。这是从古至今的战争实践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反映到从事战争的人们的认识领域而形成的理论。它并非是什么人的头脑所创造，也不能为任何人的主观意志所否定，而是客观存在的军事范畴。同理，海军作为军队的组成部分，是军事全局之下的一全局，也有它这一全局的指导战争的方略，即海军战略。因此，应该说海军战略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军事范畴。
翻开世界海上战争史，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事实：自从海军成为一个能够进入远离大陆的海洋战场作战的军种以后，海军战略就已经产生了，并在漫长的海军建设和海战史中不断地向前发展着。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海军军官马汉（A·T·Mahan，1840～1914）从战略的角度，阐述和总结了17世纪至19世纪海上战争和海战的历史经验，撰写了《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1783》《海权对法国大革命和帝国的影响，1793～1812》《纳尔逊传》等著作，创立了他的“海权”论的海军战略理论；并于1911年写成《海军战略》一书。马汉海军战略理论的核心是：国家要拥有以海军为主体的优势海上实力，并运用这个实力去取得对海洋的控制权。他的这一海军战略理论，成为以后美国历届政府对外政策、海洋政策的战略依据。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还对英、法、德、日等国海军产生重大的影响。20世纪30～40年代，马汉的《海军战略》一书已有中译本、日译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伯纳德·布罗迪又写了一部《海军战略》，他力图运用历史上形成的海军战略理论去阐述海上战争和海战，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战，并借以表达自己对于海军战略理论的新的论点。德国海军中将卢格撰写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史著作《海上战争（1939～1945年）》，其主要内容也是通过海战史的概述和评论，阐明海军战略理论。到1970年，美国人H·W·鲍德温又撰写了一部新的《海军战略》专著。俄国从古以来，尤其是从沙皇彼得一世以来，就是一个以由陆上扩张到海上扩张著称的帝国。在俄国扩张史中，海军历来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无论是开始夺取黑海和波罗的海出海口，还是后来向地中海、大西洋和远东、太平洋的扩张，俄国海军所奉行的都是对外侵略的进攻战略；只有在其侵略扩张受挫时，才不得已而暂时退缩，以图再进。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海军，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其国家军事战略的变化，也发生了战略上的转变。前任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的著作和言论，集中地反映了这一转变。戈尔什科夫所著《国家海上威力》《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军》两本书，提出了“惟海军能最有效地保障国家在国外的利益”等论点，最鲜明地反映了苏联的海洋政策、建立导弹核舰队、实行远洋进攻的理论。综观戈尔什科夫的著作、言论，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海军战略理论同马汉的海军战略理论相比较，只有国家民族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不同，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当然，戈尔什科夫从不公开地提海军战略，只是提“海军的战略使用”，并且似乎是很郑重其事地反对甚至批驳马汉、卢格等人的海军战略，以此证明他否认海军战略的存在。但从其大量言论以及苏联海军近几年的实践活动中，可以得到证明，戈尔什科夫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假以“海军的战略使用”为名，来顺利推行其远洋进攻的海军战略。戈尔什科夫的这种畸形的实用主义的逻辑，是苏联当代的政治、军事需要的一种反映。1978年，日本防卫研修所研修员宫内邦子在翻译戈尔什科夫的《战争年代与和平时期的海
一军》书时，就直接将书名译为《苏联海军战略》，这是很恰当的。在此之前的1968年，美国人皮伯特·韦林·赫里克也写过一本名为《苏联海军战略》的专著，概述了俄国和苏联海军战略的理论及其演变。
在我国，近代海军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的，略早于日本。经过二三十年的建设，我国近代海军的规模和实力同当时的日本海军相比，至少是旗鼓相当的，甚至在某些方面还略据优势。但是，由于满清军政当局的昏聩无能，既没有制定抵御外侮的军事战略，更没有全局指导下的海军战略。战争临头，只是张皇失措，束手无策，被动挨打，被敌人各个击破。这是在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和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遭致覆灭的根本原因之一。当然，同时也有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这一历史的教训，从反面告诉人们：对于军事战略和海军战略，都是不可忽视的；如果忽视了，就要打败仗，就会使国家民族遭受损失和屈辱。以后，到了民国初期，在海军当局编纂的《海军法规汇编》中，就有了关于规定舰长必须领会上级的战略训令，以率领全舰行动的条款，这是海军对于战略有所重视在规章上的反映。这在客观上也可以看作是对历史教训的一种反馈吧，尽管当时的军政局面依然是混乱不堪的。
通过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海军战略作为一个军事范畴，不是人们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伴随着海军的兴起和海战的历史而出现并不断发展的。正确认识和估量这一事实，对一个国家海军以至整个海洋斗争事业的发展，都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1986年11月）
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战役指挥失误初探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北洋海军在甲午海战中的失败，其根本原因是清朝军政当局政治、外交的腐败和军事战略指导上的无能。日本当局对于发动侵华战争是有明确的战略方针的，这就是战时大本营制定的、经天皇批准的“陆海军作战基本方针”：以主力在山海关附近登陆，于直隶平原同清军主力决战，夺取北京。日方认为实现这一方针的首要问题是“取决于海战的胜败”，舰队必须在海战中消灭中国海军，夺取黄海和渤海的制海权。在分析双方海军实力时，日方认为中国海军占有优势，因此对战争曾有三种情况设想：（1）掌握了黄海、渤海制海权；（2）未能掌握渤海湾制海权；（3）完全失去制海权。拟订了这三种情况下的作战方案。而清朝当局战前却毫无战争准备，又无通盘战略计划；临战时，只是分兵把口，各自为战，被敌各个击破。致使战争失败，丧权辱国。这种历史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
过去，在国内关于甲午战争史和甲午海战史的论著中，对于清朝当局政治、外交和军事战略指导上的分析、评论，已有了不少的成果；但对于海上战役，尤其是海上战役的组织指挥方面的分析、评论，却尚嫌不够和缺乏深入。有鉴于此，本文拟就甲午海战中北洋海军在战役的组织指挥上的失误作一些初步的探讨，以期引起进一步的深入讨论。
一、黄海海战和威海卫海战战役概况
（一）黄海海战战前双方情况中国北洋海军，是从19世纪70年代末开始进行重点建设而组成的一支实力较强的舰队。至1894年，其战斗舰艇有装甲巡洋舰4艘：“定远”“镇远”“经远”“来远”；巡洋舰9艘：“致远”“靖远”“济远”“平远”“超勇”“扬威”“广甲”“广乙”“广丙”（三“广”属广东水师建制）；炮舰6艘：“镇东”“镇西”“镇北”“镇南”“镇中”“镇边”；鱼雷艇11艘（不含“定”“镇”“济”三艘所附小鱼雷艇7艘）；还有练船“威远”“康济”，炮船“操江”，布雷船“宝筏”等。其舰艇总艘数和排水量均占清朝海军舰艇实力的1/3，而且4艘最大的装甲巡洋舰都在北洋海军。北洋海军的主基地设在威海港，衙门设在港区刘公岛。
日本帝国主义为推行其“大陆政策”，实现其征服朝鲜、侵略中国的目的，1894年6月，以中国应朝鲜国王要求派兵协助镇压东学党起义为借口，火速以重兵侵入期鲜，武力劫囚朝王，把持朝鲜国是，形成在朝鲜半岛同中国兵戎相见的局面。7月19日，以其常备舰队和西海舰队合并编成联合舰队，由海军中将伊东祐亨任司令长官，统辖第一游击队——巡洋舰“吉野”“秋津洲”“浪速”；第二游击队——巡洋舰“葛城”“天龙”“高雄”“大和”；本队——巡洋舰“松岛”“千代田”“高千穗”“桥立”“严岛”。该联合舰队同时奉命：于7月23日（即日方囚朝王之日）以后，可采取“自由行动”。7月23日，联合舰队由佐世保出航，先驶抵朝鲜全罗南道以西海域侦察；24日，驶进全罗北道群山湾的古群山群岛之隔音岛锚地（北纬35°51′，东经126°19′）停泊。25日晨，第一游击队北驶，7时55分，在朝鲜牙山湾口丰岛西南海域（约北纬36°31′，东经126°24′）对中国护航输送队发起突然袭击，使中国军队遭到重大损失。丰岛海战是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的首战，也是日本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的发端。在丰岛海战之前，正如上述，日本联合舰队对于打败北洋海军尚无多大把握；丰岛海战的轻易取胜，使它增强了战胜北洋海军的信心。27日，丁汝昌[1]奉命巡航，但只到大同江口以西海域巡查，当日返威海。8月1日（光绪二十年七月一日），中日正式宣战。李鸿章又令丁汝昌“统[1]铁、快各船往仁川，……相机截击。丁汝昌又只率舰队至大同江口即返。5日，叶志超军牙山溃败，清廷命北洋海军专顾大同江口海面安全，以保障从海路运兵增援平壤。日本战时大本营前移广岛，命令联合舰队寻机击破中国海军。联合舰队随即深入黄海北、西部，以寻衅决战。7日，伊东祐亨命令第一游击队至大同江口侦察。8日，他召集各舰长部署攻击威海卫海军基地。9日上午，联合舰队出航，午夜，驶抵山东高角海面；10日凌晨，抵威海港东口外，双方炮战[1]后，联合舰队返航。是日，清廷下令丁汝昌率舰队出海“追剿”，但丁汝昌迄末出动。13日，日联合舰队护送第一军部队仁川上陆后，即驻泊仁川和丰岛。（二）黄海海战
1894年9月2日，日军决定以15000人分四路向平壤分进合击。清廷至此始决心增援平壤，决定将驻大连之总兵刘盛休所部铭军8个营4000人，由海路至大东沟，转陆路开赴平壤。随着朝鲜陆上战线的北移，日联合舰队决定继续北进，14日午间，由仁川出航；15日，抵小乳纛角（即长山串）停泊。同日，奉命护送铭军的丁汝昌率舰队抵大连。该舰队的编成为“定远”（旗舰）、“镇远”“经远”“来远”“致远”“靖远”“济远”“超勇”“扬威”“平远”“广甲”“广丙”“镇南”“镇中”等14艘战舰，“福龙”和左队一号、二号、三号4艘鱼雷艇，共舰艇18艘。是日夜，叶志超统领的清军仅经一日之战，即由平壤撤逃，平壤遂沦于日军之手。16日凌晨，刘盛休铭军8个营分乘招商局“新裕”“图南”等5轮，由丁汝昌率舰队护送，从大连启航东驶，午后，抵大东沟。舰队派“镇南”“镇中”两舰及鱼雷艇2艘入港护送运兵船，以保障部队上陆。“平远”“广丙”两舰及另外2艘鱼雷艇泊守港口，其余10舰在港外约12海里海域锚泊。舰队准备在部队上陆后，于17日返航。
日联合舰队据情况判断，北洋海军主力可能在黄海北部活动。为寻机决战，决计驶往海洋岛、大连湾、旅顺口，折返威海卫搜索。其舰队编成如下：第一游击队为“吉野”（第一游击队司令官坪井航三海军少将旗舰）、“高千穗”“秋津洲”“浪速”等4舰；本队为“松岛”（联合舰队旗舰）、“严岛”“桥立”“扶桑”（巡洋舰）、“千代田”“比睿”（巡洋舰）、“赤城”（炮舰）、“西京丸”（辅助巡洋舰）等8艘，共12艘战舰。“赤城”号吃水2.9米，可抵近岛岸侦察搜索；且有大本营成员、新任海军军令部长桦山资纪海军中将随舰，以亲自[2]观察情况（见日本海军有终会编纂《近世帝国海军史要》第五篇第七章第二节“日清战役”；另据浅野正恭撰《近世海战史·日清海战史》载，桦山系乘“西京丸”）。17日（清光绪二十年八月十八日）晨6时30分，伊东率舰队抵海洋岛附近，派出“赤城”侦察，未发现清舰，即按计划转向东北航驶。9时30分，发现远前方海面煤烟缕起，判为北洋舰队，乃减速前进。
北洋舰队决定于17日午间返航。为防备返航途中与敌遭遇，丁汝昌召各舰长议定，途中遇敌时，舰队以“分段纵列”迎战。启航前，丁汝昌下达战斗命令，规定：①在战斗中，姊妹舰或对舰，务合而勿离，互相援助……③各舰以舰首对敌……⑤各舰当从旗舰之运动。舰队起锚列成五叠雁行小队阵（即五列横队）向西南航行：首叠（从左至右，以下各叠同）“定远”“镇远”，二叠“来远”“经远”，三叠“致远”“靖远”，四叠“超勇”“扬威”，五叠“济远”“广甲”。“平远”“广丙”及鱼雷艇2艘，于舰队右翼远后方跟随。“镇南”“镇中”及另外2艘鱼雷艇因入港护送登陆，基本未与此战。10时30分，发现日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即准备迎战。舰队由五叠雁行小队阵，以二、四叠向右前，三、五叠向左前，变换成雁行阵迎战（战役后，丁汝昌在写给李鸿章的报告中称舰队迎战时为“夹缝雁行阵”，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全舰队列成各小队——两舰组成——并列的雁行阵，自然无法列成为“夹缝雁行阵”）。其战斗队形的编成是“定远”“镇远”居中，“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右翼，“致远”“靖远”“济远”“广甲”左翼；但在展开过程中，战斗即打响，所以舰队的实际战斗队形自然形成为中间前突、两翼落后的近似于弧形，而未能形成整齐的一叠雁行阵。是故在许多记述和论著中便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说法，如“后翼梯阵”“后翼单梯阵”等说，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存在的阵名；还有“犄角雁行小队阵”之说，这在当时也是根本不存在的阵名；而且，即是退一步假设有此阵名，2艘舰组成的小队，也是根本无法列成犄角阵的，何来舰队的“犄角雁行小队阵”？
日本联合舰队在战斗过程中，始终采取单纵队（即单行鱼贯阵），第一游击队在前，本队在后，“西京丸”“赤城”前后并列于本队后尾左侧。当双方进至相距6.5海里（约12000米）时，第一游击队稍向左转向，欲攻击北洋舰队之右翼。
12时50分，双方接近至3.2海里（约6000米），“定远”舰首先发炮攻击，战斗遂即开始。正位于“定远”飞桥上指挥的丁汝昌，因飞桥被前主炮发炮时震塌而摔伤，被救起送回住舱。随后“定远”舰的信旗设备亦被敌炮火所毁，舰队指挥遂中断。日联合舰队以14节的高速急进。至1.6海里（约3000米）时，第一游击队对“超勇”“扬威”两舰实施猛烈攻击。
12时55分，双方战斗一直抵近到相距不足1海里，“超勇”“扬威”两舰起火，日舰“吉野”亦中弹起火。
13时05分，“超勇”“扬威”退出战斗。
13时10分，北洋舰队在失去统一指挥的情况下，“定远”“镇远”“经远”“致远”“靖远”各舰对日舰队中落后的“比睿”“扶桑”“西京丸”“赤城”等4舰猛烈攻击，重创“赤城”，伤“比睿”“西京丸”，击毙“赤城”舰长坂本八太郎；“扶桑”以高速追赶本队，得免。
13时20分，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在攻击掠过北洋舰队右翼时，北洋舰队中间及左翼各舰因被蔽于己舰而不能发炮。此时，伊东祐亨命令第一游击队向右后转向，旋回攻击；在仓促之中，坪井航三误为向左后转向，遂左转旋回。伊东祐亨本来计划在第一游击队向右后转向的同时，率本队向左后转向，以夹击北洋舰队；当见到第一游击队误向左后转向时，遂即临机改变本队为向右后转向旋回，插向北洋舰队右翼侧后，仍企图与第一游击队形成对北洋舰队的夹击态势。
13时30分，“超勇”“扬威”先后沉没。“超勇”管带黄建勋、帮带大副翁守瑜，“扬威”管带林履中及两舰官兵大部阵亡。“平远”“广丙”2舰及鱼雷艇2艘赶到战场参加战斗，协同“靖远”攻击“西京丸”，但被日第一游击队断阻。
14时15分，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发现“比睿”“赤城”的“危险”信号，即第二次左转旋回，攻击“经远”等舰。此时，日联合舰队本队已右旋绕至北洋舰队侧后，形成夹击态势。
15时30分，管带邓世昌指挥已重伤倾侧的“致远”舰向日舰“吉野”猛冲，决心与敌同归于尽，不幸被日舰击沉。邓世昌、帮带大副陈金揆及全舰官兵250余人壮烈殉国。“定远”“镇远”“平远”攻击“松岛”，将其重创，毙伤其110人。伊东祐亨被迫改“桥立”为旗舰。“济远”“广甲”擅自逃离战场返航，“广甲”至大连湾三山岛触礁。
15时52分，日第一游击队之“高千穗”于1.5海里（约2800米）的距离，“吉野”于1.2海里（约2200米）的距离夹击“经远”。
16时48分，“经远”左舷倾侧，船底已露出水面。管带林永升、帮带大副陈荣等奋战阵亡。
17时，“经远”炸裂沉没，全舰官兵275名，除16人获救外，均壮烈殉国。“来远”“靖远”2舰均重伤退出战斗，全力抢险后，又迅速加入战斗。“靖远”帮带大副刘冠雄建议管带叶祖珪，由本舰代悬信旗指挥集队，继续战斗；并调“镇南”“镇中”及另外2艘鱼雷艇前来参战。
17时40分，伊东祐亨鉴于“松岛”“吉野”等舰受创，天已薄暮，恐遭鱼雷艇攻击，遂下令全队向东南方向撤出战斗。北洋舰队稍予追击后，即撤收返旅顺。
23日，在三山岛触礁的“广甲”，为日舰击毁。
24日，清廷下令将“济远”管带方伯谦处决；将“广甲”管带吴敬荣革职。
黄海海战历时5小时。此役是中日海军主力进行的一次决战性的海上战役，也是近代海战史上远东第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战役。战役的结局：北洋海军被击沉、击毁“经远”“致远”“超勇”“扬威”“广甲”等巡洋舰5艘，被击伤“定远”“镇远”“来远”“靖远”等巡洋舰4艘，官兵伤亡800人。损失军舰占所有巡洋舰艘数的38％，吨位的25％，遭到了严重损失。日本联合舰队被击伤“松岛”“吉野”“秋津洲”“比睿”“扶桑”等巡洋舰5艘，“西京丸”辅助巡舰1艘，“赤城”炮舰1艘，官兵伤亡294人（据日方资料）。黄海北部制海权落入日本联合舰队之手，这对于以后的战争进程和结局产生了重大影响。（三）威海卫海战
黄海海战后的1894年10月18日，丁汝昌奉命率修复的北洋海军所余舰艇返威海（其中有8艘鱼雷艇，于22日返威海）。
日本战时大本营决定乘胜先进行辽东半岛登陆，以便来年进行直隶平原决战。1894年10月下旬，日第一军25000人从朝鲜义州突破鸭绿江清军防线向前推进。随后其第二军从大同江口的隐蔽集结锚地出航，在花园口登陆，向大连方向进攻。这时，丁汝昌率舰队抵旅顺，但未能从海上对登陆日军采取行动。11月7日，日军侵占大连。丁汝昌以旅顺“万难久支”，舰队在旅顺“不能展动为力，有损无益”为理由，又率舰队返回威海。11月11日，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率舰队赴大沽，面谈援助旅顺防守问题。12日下午，丁汝昌率舰队由大沽抵旅顺外海游巡。13日晚，又返回威海。此后，终威海卫之战，丁汝昌统率的北洋海军就一直守在港内，再未出海行动。11月16日，清廷下令，因丁汝昌统带舰船不利，革去尚书衔，摘去顶戴，戴罪图功。11月24日（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即旅顺失陷后的第四天，清廷下旨：“恐倭将拼力以图威海。该处沿海可以登岸之处，[3]必须派兵严密防守，免致乘虚抄截。”26日，清廷下令丁汝昌革职留任。
辽东战役之后，日本战时大本营鉴于渤海湾已封冻，即决定在山东半岛登陆。12月16日，战时大本营为第二军增加兵力（辖第三、第四旅团和原属第六师团的第十一旅团，共25000人），并命令该军司令长官大山岩（原陆军大臣出任）率部侵犯山东。但清廷对日军已改变的战略进攻方向未能判明，重兵仍集于盛京（今沈阳）和京津一带，山东半岛防御薄弱。威海卫地区的陆海军兵力有北洋海军所余舰艇27艘：“定远”“镇远”“来远”“靖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威远”“康济”、鱼雷艇11艘，布雷船“宝筏”。港区陆上有炮台23座，安炮160余门，守军16个营。烟台、旧馆（今酒馆）、荣成（今旧荣成）驻守军29个营。这时，慈禧仍幻想与日本搞和议，已派张荫桓赴日求和。清廷在得悉日军进犯威海的企图后，才被迫作迎战的准备。命令驻守威海各将以现有兵力部署防守。李鸿章提出了北洋海军实行“水陆相依”的作战方针，并指示：“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再损失。”陆军“要固守大小炮台，效死勿去”。
1894年12月15日，日舰在成山角龙须岛海面侦察。李鸿章令丁汝昌派船前往巡探，丁未执行。
1895年1月中旬，日第二军由广岛海运至大连。[4]
1月14日，清廷下旨：“倭[日]兵第三军二万二千人欲往威海，[5]着李鸿章、李秉衡饬令各军，加意严防。”
1月18日，清延下旨：“倭[日]寇如犯[攻]威海，前面防守较严，[6]所虑乘虚窜犯后路。……务当相机布置。”
1月18、19日，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之“吉野”“秋津洲”“浪速”窜入登州（今蓬莱）海面，炮击登州，以迷惑清军。
1月20日（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日军开始在荣成湾龙须岛登陆，清军4个营不支而退，当天荣成即失陷。
1月21日（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电旨：“饬防军飞速驰击”，“前据李鸿章电奏，预筹水陆相依之法，……当[现]临敌之时，应如何相机合力[出击]之处，即饬该将领等迅速筹办，勿得束手坐待，致为[7]所困。”此电旨同时下达到丁汝昌、戴宗骞、刘超佩。
1月22日（十二月二十七日），清廷电旨：“闻敌人载兵皆[各]系商船，而以兵船护之。若将‘定远’等船齐出冲击，必可毁其多船，[7]断其退路。”
1月23日（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廷电旨：“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若乘间出击，断其归路。……[8]即丁汝昌身婴（膺）重罪，亦可立予开释。”李鸿章亦告丁汝昌应“出海拼战”，丁均未执行。是日，伊东祐亨致“劝降书”与丁汝昌，丁严词拒绝，决心“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
1月24日（十二月二十九日），清廷电旨：令李秉衡援威海（见《清实录》第357卷第16页）。
1月25日（十二月三十日），已登陆的日军分南北两路向威海卫进攻：南路（左路）为第二师团（辖第三、四旅团），其进攻方向为桥头、温泉汤、虎山、威海卫；北路（右路）为第十一旅团，其进攻方向为三官庙、固山后、南岸炮台。
1月26日（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奉命由旧馆东援的总兵孙万龄率2000余人（孙部嵩武军1000人，知府刘树德所部2个营及荣成守军阎得胜残部），在桥头阻击南路日军。而北路日军已攻抵南岸炮台。清廷电旨：“南岸炮台正当荣成来路，最为吃重……必须齐心戮[9]力，共效死守。”
1月28日（正月初三），清廷电旨：“令李鸿章饬海军现有铁快[各]船，驶至成山袭击［其运］船……此时救急利胜，舍断其接济，[10]助台夹击，更无别法，决无株守待攻之理。”丁汝昌对清廷自1月18日以来令其出击的各次电令，迄未执行。日南路军侵占桥头。
1月30日（正月初五），日合两路军攻击凤林集、南岸炮台。日联合舰队于7时许驶抵百尺崖海面，以舰炮火力支援陆军攻击。南岸守军奋勇抗击。丁汝昌率“靖远”“镇南”“镇北”“镇西”“镇边”等舰抵近南岸以舰炮火力支援守军作战。日军少将旅团长大寺安纯被击毙，死伤甚重。激战至13时，南岸炮台失守。在战斗中，巩军统领刘超佩临阵脱逃，乘小轮渡北岸。部队失去指挥，各自为战。事前，丁汝昌看到陆军的部署和设防不力，担心南岸炮台一旦不守，落入敌手，将危及港口和舰队的安全，曾建议预筹在万不得已时自行毁炮的应急之策；但遭到戴宗骞和刘超佩的反对而未被采纳。戴宗骞并借此向李鸿章诬陷丁汝昌，使丁汝昌反遭“畏葸避战”的谴责。致使南岸炮台落入敌手，成为它抵近轰击港内舰只和炮台的有利武器。日联合舰队袭击威海港东口，夜间又以鱼雷艇袭击东口，未逞。李鸿章再次电告丁汝昌，北洋舰队应冲出威海港（见《中日战争》四，第320～321页），丁仍未执行。
2月1日（正月初七），白天风暴，日军未动。夜间，丁汝昌亲督敢死队乘小汽艇登北岸，将炮台火炮要件卸下，焚毁弹药库及岸边民船；并迫使由南岸逃避于祭祀台的戴宗骞同归刘公岛。清延下旨：“刘超佩先行走入刘公岛，显系临敌退缩；……即行查明拿获正法。”[11]
2月2日（正月初八），日军迂回攻击威海城以西之孙万龄部，孙率部抗击，阎得胜脱逃，孙部撤退旧馆。凌晨，日军遂不战而侵占威海城和北岸炮台。至此，北洋海军被日军海陆包围，陷入困守港口和刘公岛的境地。
2月3日（正月初九）夜，日鱼雷艇将威海港东口的拦障北端扩开空隙。
2月4日（正月初十），昼夜，日军以舰炮、岸炮轰击威海港。夜间，以鱼雷艇两队从威海港东口拦障空隙突入港内，以鱼雷攻击“定远”，“定远”中雷，沉陷泥中。丁汝昌移旗舰于“镇远”。
2月5日（正月十一），昼间，日军继续炮火轰击。夜间，以鱼雷艇5艘突入港内，“来远”“威远”“宝筏”被击沉。
2月6日（正月十二），日岛炮台及其弹药库被日军南岸炮台击毁。丁汝昌令该台人员撤离。
2月7日（正月十三），日军轰击刘公岛炮台。鱼雷艇统带王登云率鱼雷艇10艘自行从北口突围，遭日军轰击，1艘撞毁于拦障，9艘出北口后沿近岸西逃，被日军追击，有的艇搁浅，官兵尽弃艇登岸，艇均被日军俘去。王登云逃至烟台，谎称奉丁提督之命突围冲出。在北洋海军服务的洋员瑞乃尔、泰乐尔、克尔克等人，伙同威海营务处道员牛昶昞威迫丁汝昌投降，丁仍坚持以前决心不变，予以严词斥绝。丁汝昌在几天以来的炮战中，总是挺身而立，以示必死决心。
2月9日（正月十五），“靖远”被击沉。右翼总兵刘步蟾见大势已去，服毒自尽。
2月11日（正月十七），丁汝昌获悉，山东巡抚李秉衡已离烟走莱州。北洋海军已是弹尽援绝。至此，丁汝昌始召集部下议突围，诸将不从。丁汝昌遂服毒以殉。“镇远”代理管带杨用霖、刘公岛守将张文宣亦自尽。译员马榕录和浩威、瑞乃尔等人怂恿牛昶昞投降。由浩威假借丁汝昌名义以英文拟就投降书。
2月12日（正月十八），黎明，牛昶昞派“广丙”管带程璧光乘[12]“镇边”炮舰赴日联合舰队锚地向伊东祐亨递投降书。
2月14日（正月二十），牛昶昞与伊东祐亨在“松岛”舰上签降约十一条。
2月17日（正月二十三），日联合舰队侵占威海港。北洋舰队所余10舰“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及刘公岛炮台、军械物资全落入日军之手。经营了十几年的清末海军主力——北洋海军全队覆没。
二、北洋海军战役指挥之严重失误
中日甲午战争是继鸦片战争之后的又一次使中国丧权辱国的失败战争。它使中国更深地陷于半殖民地境地。这次战争有两个战场，一个是陆上战场，一个是海上战场。双方在海上战场的交战，不仅揭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而且对于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甲午海战的战场指挥官是身为北洋海军提督的丁汝昌，黄海海战和威海卫海战也是他亲自率领北洋海军与日本联合舰队对阵，因此，他对于这两次决定性战役的组织指挥负有直接的责任。从上面介绍的战役经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丁汝昌组织指挥上的失误是十分严重的。这种失误是导致海上战役失败的直接原因。（一）丁汝昌在黄海海战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主要有两条：其一是确定了错误的阵法和战法；其二是间断了指挥
1.关于战法和阵法问题。
海战的阵法和战法就是海战的战斗队形和战术。在海战中，阵法和战法是否正确，这是关系海战成败的首要问题。[13]
丁汝昌在战斗命令中规定的三条，第一条是要各小队（舰队的基本战术单位。当时北洋舰队是以2艘舰组成一个小队的）在战斗过程中，保持队形不散，以免混乱，而利战斗；第三条是要各舰以舰队旗舰为基准行动。这两条是可行的。第二条是要各舰在战斗中以舰首对向敌舰行动，这实在是致命的错误。这个错误规定所造成的恶果，就是使全舰队的阵法和战法陷于无力和混乱，导致了被动挨打，为敌所逞。
为什么丁汝昌规定的“舰首对敌”会招致如此严重的恶果呢？这是因为它违背了当时海战中舰队行动的规律。
我们知道，军舰在以舰炮为主要武器的时代，舰队或舰艇编队（单舰亦同）在海战中的战术，就是适时正确地实施机动，与充分有效地发扬舰炮火力相结合，以保障己方始终处于有利态势并占据有利阵位，发挥全舰队的整体攻击威力，克敌制胜。这是海战战术的规律。舰队或舰艇编队的阵法和战法的运用，必须符合这一规律。海战的实践表明，以舰炮为主要攻击武器的舰队或舰艇编队在实施攻击时，最有效的阵法（战斗队形）是纵队（当时中国海军称之为“鱼贯阵”。各舰之首尾线同队列线一致，各舰前后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当时规定为400码，约2链）；而最有效的战法是机动战术。这并非是什么人任意规定的，而是由军舰的战术技术性能和海战特点所决定的。
军舰的舰炮有舰首炮、舰尾炮和舷炮。舰首炮的射击舷角，左、右舷为0°～135°（最大值）；舰尾炮的射击舷角，左、右舷各为180°～45°（最大值）。所以，全舰能够同时发扬火力的射击舷角，即能够充分发扬火力的最有效射击舷角，左、右舷各为45°～135°。也就是说，各舰最有效射击舷角的最大射击扇面，是以左、右舷正横中线为中心的90°（中线前、后各45°）之扇形区域以内。小于45°或大于135°的射击舷角，军舰就只能有一部分舰炮可以射击，而大部分舰炮却不能射击了。这是最不利于发扬全舰火力的射击舷角。在海战过程中，舰队或舰艇编队（单舰亦同）总是针对敌方的机动情况，不断地实施适时、正确的机动，使敌方处于己方最有效射击舷角范围和最有效射击距离之内，以便充分发扬舰队（编队或单舰）的火力，实行猛烈而有效的舰炮攻击，以歼灭敌人。这就是以战列舰为主力的舰队，所以认为实行战列线战术和“T”字战法是最有效的战术手段的由来。当然，敌方在海战过程中，也总是要采取相应的反机动，使己方处于上述那种有利地位的。所以，海战就是双方在最短时间内争夺各自最有利的态势和地位的对阵过程，谁能高出一筹，谁就有可能手操胜券；反之，就会失败。在海战史上，一些兵力处于劣势的舰队击败兵力优势的敌方舰队的战例，其成功之诀，亦多在于此。
舰队或舰艇编队在海战中采取纵队（鱼贯阵），而把敌方置于己方队列线之一侧最有效射击舷角和最有效射击距离范围之内，就能够最充分地发挥己方的攻击威力，而且便于运用机动战术。比如需要全队转向或进行其他机动时，以旗舰（或基准舰）为基准行动，机动方便，易于保持战斗队形和协调行动；发扬火力时，各舰也不会互相影响。而采取其他队形，比如各种梯队（即当时中国海军称为鹰扬阵、[14]燕剪阵、麋角阵、犄角阵等的斜列阵。各舰之首尾同队列线斜交，其交角为45°，犄角阵的后侧舰为78°；各邻舰之间保持一定的斜距——400码，犄角阵的后侧舰为700码）和横队（当时中国海军称之为“雁行阵”。各舰之首尾线同队列线垂直，各舰在左、右之间保持一定的间隔——400码）时，就不可能具有上述采取纵队（鱼贯阵）时的那些优点了。因为舰队或舰艇编队采取这些队形在需要进行机动时，要保持队形和协调一致的行动，就不像采取纵队时那么简便了。尤其不利的是，它们都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全舰队充分发扬火力。这是因为在实施舰炮攻击时，各舰都必须留出对邻舰的安全界（一般应为20°左右），从而使各舰的最有效射击舷角的扇面大大减小：斜列阵一般可减少到90°－20°=70°；
横队由于各舰并列，其正横中线以前（或以后）20°以内不能射击，将减小到90°×1/2－20°=25°；
而且，无论敌舰位于己方队列线的前方、后方或一翼，必将有一些队员舰因蔽于邻舰而根本无法射击，使英雄无用武之地。这种极端不利的态势，随着双方战斗距离的逐渐缩短而愈益加剧，以致全队无法战斗。
丁汝昌关于各舰“当以舰首对敌”的规定，首先是它同北洋舰队所以采取雁行阵（横队）是紧密相关的。第二是各舰的射击舷角都被限制在0°方向，只有舰首炮（大部分主炮）能够对敌射击，而舰尾炮（一部分主炮）和大部分舷炮（副炮）却无法对敌射击，使舰队的攻击威力大大降低。第三是交战开始后，日联合舰队愈接近北洋舰队的队列线，北洋舰队左翼各舰势必要逐渐向右转向，右翼各舰势必要逐渐向左转向；而且，越是外沿舰其转角就越大。这样，北洋舰队各舰的射击舷角就必然因障于邻舰而更加缩小，攻击威力愈益减弱；以至当日联合舰队抵近北洋舰队的队列线时，处于队列线翼侧各舰势必因障于己舰而根本不能射击，使舰队的攻击威力降至最低限度。不幸的是这正当战斗的关键时刻。北洋舰队在战斗的紧要关头所处的这种不[15]利情状，日本的浅野正恭在其所著《近世海战史·日清海战史》中，有如下的描绘：“游击队横过支那舰队之前面，而攻其右翼，相距一千七百码之近，遂猛攻‘扬威’‘超勇’。少时，‘超勇’火发，炎上不可遏，右舷倾侧；‘扬威’亦有不能支持之状。而斯时之阵形，支那全队之半被蔽于己舰，而不能发炮。”由于以上三点，随即发生了第四，北洋舰队的队列线被日联合舰队从右翼插断，其阵法被打乱。在日联合舰队第一游击队两次向左后小旋回，本队一次向右后大旋回的分割兜抄下，被迫形成为失去统一指挥、失去任何阵法的无组织团块（丁汝昌的第一、三条规定均荡然无存），各自为战，在日方的夹击下被击破。
假如在准备迎战之际（10时30分），北洋舰队以单行鱼贯阵（单纵队）迎击；或者，当接战时（12时50分），丁汝昌能针对当时敌我阵势，果断地指挥舰队向右齐转（或向左齐转），立即变换成单行鱼贯阵（阵列线西北-东南），以舰队的一舷拦击日舰队，争取对其实施“T”字战法攻击。这样，日舰队一定被迫处于完全不利态势下被攻击；或被迫全舰队向左（或向右）作大角度（大于90°）的鱼贯转，以致同北洋舰队形成同向异舷交战。战役的过程和结局就可能完全改观了。
2.关于间断指挥问题。
北洋舰队在交战之初，旗舰飞桥震塌，丁汝昌被摔伤，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接替指挥，但随后“定远”舰的信旗设备又被毁，舰队的指挥遂告中断。直至战役已基本结束时，才由“靖远”管带叶祖珪主动接替指挥，收队撤出战斗。在战役前未指定代理旗舰，这是丁汝昌的又一严重失误。以失去统一指挥、战斗队形被打乱的北洋舰队，同始终保持统一指挥和良好战斗队形的日本联合舰队对阵，其胜负成败，自然是为海战的规律所昭然判定的了。（二）丁汝昌在威海卫海战战役指挥上的严重失误，主要是使北洋舰队始终困守港内，既不执行上面的命令，又不能自图良策，束手坐误，招致全舰队覆没
海军的舰队就是一支海洋上的野战军。它的主要威力是攻击，主要用武之地——纵横驰骋、建功立业的疆场是广阔的海洋。一旦失去了海洋，它就失去了发挥其特长——机动攻击作战——的空间，而陷入无用武之地的困境，等待它的将是被动挨打，以至失败；最后，其自身连同其根据——海军基地都将可能丧失。海战史上这种战例是屡见不鲜的，如切什梅海战（1770年7月）、锡诺普海战（1853年11月）、旅顺口海战（1904年～1905年）等，都是如此。而威海卫海战则是更愚蠢、更突出的例证。
身膺战争指挥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用之防御则有余，用之进攻则不足，其作战指导是消极的。他对威海卫之战提出了“水陆相依”的方针，指示丁汝昌：有警时，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最后还指示要出海拼战，冲出威海港。李鸿章的这些指示，明确地要丁汝昌在日舰队来袭时，应率舰出港，在炮台火力控制线以内合力击敌，贯彻“水陆相依”方针。李鸿章虽然限制丁汝昌“不得出大洋浪战”，但并没有限定他守在港内不出去，而且还要求他出海拼战。可见，丁汝昌之一味坐困港内，始终未越雷池一步之谜，在李鸿章的作战指示中是找不到答案的。
而且，更有甚者。清廷在日军开始荣成登陆之后，于1月21日、22日、23日、28日连发四次电旨，命令丁汝昌“乘间出击”“断敌退路”“至成山袭击其运船”“断其接济”，可谓明确而又肯定，是有力的作战指导。作为海上战役指挥官的丁汝昌，理应迅速而又坚决地执行最高当局的作战命令；即使李鸿章的作战指示，凡属同清廷电旨不相一致或抵触者，亦应遵照清廷的命令行动。但是，丁汝昌从始至终未表示出有执行清廷电旨的行动，也没有执行李鸿章的作战指令。直至局势已不可收拾时，才想起了要组织突围，可是已为时太晚，突围已不可能，而步入绝境。这就是丁汝昌的悲剧。
假如丁汝昌不是采取消极防御、固守待援的战役指挥，而是采取积极防御、以攻为守的战役指挥，指挥舰队隐蔽地攻击敌登陆输送队（敌在我侧方作横向航渡，我攻击有利），并把攻击的主要目标指向敌登陆兵运输舰船，即使付出一定的代价，也可能打掉敌人的一些登陆部队，并有可能粉碎敌之登陆企图（敌之登陆规模不算太大）。退一步设想，在最不利的情况下，也可能不至于落个丧军失地的结局。
北洋舰队在甲午海战中的一部悲剧史，给后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惨痛教训。海军舰队这支海洋上的野战军，是一支海上机动攻击力量，机动攻击是其威力和生命力之所在。即使它被迫处于防御地位时，也必须到海洋上去积极地寻敌弱点，捕捉战机，以袭击战战法去攻歼敌人。若舍此而实行消极防御（更不用说困守港内了），那就必将丧失其极端宝贵的手段——机动力和攻击力，从而失去主动，陷入被动，招致损失和失败。这是海战史证明了的一条屡验不爽的真理。
丁汝昌的悲剧，还在于他并非是一个“畏葸避战”的指挥官。他在戴罪留任、强敌压境的逆境中，率军迎战，身冒矢石，生死置之度外；他严词斥绝敌人的诱降和内部的逼降，矢志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忠心报国，大义凛然，是令人感佩的！但是，他确实不谙海战，不谙舰队作战的组织指挥，自己少谋寡断，又不执行上级的命令，以致贻误战事，断送了北洋海军，造成千古遗憾！（1986年6月8日）[1]见《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第149～150页。[2]《明治百年史丛书》第227卷。[3]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2卷第24页。[4]系第二军之误。[5]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6卷第15页。[ ]中文字系《清实录》正文。《文抄》有错。[6]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7卷第5页。[ ]中文字系《清实录》正文。《文抄》有误。[7]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7卷第10页。[ ]中文字系《清实录》正文。《文抄》有错。[8]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7卷，第12～13页。[ ]中文字，系《清实录》正文。《文抄》有错。[9]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7卷第16页。[10]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8卷第5页。[ ]中文字，系《清实录》正文。《文抄》有阙漏。[11]据《鲁抚李秉衡甲午战争军事电文抄》，经核对，已载《清实录》第358卷，第9～11页。[12]日方资料为“镇北”。[13]文中排序是依其重要性和对战争的影响的次序，将第三条提到第二条之前。[14]由基准舰指挥台所在点起始，联结队列中各舰指挥台所在点的线。[15]据光绪二十九年中译本。见《清末清军史料》第874页。
中法战争的海上战场
中法战争（1884～1885），是中国近代史上继鸦片战争之后又一次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中国军民的反侵略战争在两个战场上展开，一个是陆上战场，另一个是海上战场。陆上战场在中国广西和云南边境及越南北圻，海上战场在中国的东海和南海海区。陆上战场，以镇南关大捷为战局的转折点，中国军队由被动转入主动，由防御转入反攻和进攻；法国侵略军则做了相反的转变，其侵略企图被挫败。海上战场，中国军队尤其是海军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防御态势，终战争之全局，也未能脱出这种毫无生气、没有作为的状态，未能使战局有所转变；法国远东舰队则与之相反，始终处于积极进攻态势，掌握着战局的主动权。两个战场上的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形势，在军事上决定着这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特别是当法国在陆上战场遭到挫败而海上战场作为向中国攫取“抵押品”，即所谓“据地为质”的主要战略方向的企图得逞的情况下，海上战场这块砝码对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分量，显著加重了。当然，决定战争进程和结局的因素，除了军事以外，还有政治、外交、经济实力等多种。本文只是就军事上的一个侧面——海上战场作战做一些探讨性的分析，以求找出在这场战争中海上作战的主要经验教训，作为借鉴。
一、中法双方在海上战场直接参战的海军兵力
中国直接参战的海军兵力有福建水师巡洋舰、炮舰11艘，总排水量12万吨，舰炮47门（主炮），还有帆船十几艘，马尾港炮台炮16门（闽江口炮台和镇海炮台未计在内）；南洋水师巡洋舰3艘，驱逐舰2艘，排水量约1.1万吨。
法国远东舰队（其前身是“中国”分舰队和“东京”分舰队组成的联合舰队）直接参战兵力有巡洋舰21艘（装甲巡洋舰5艘、一级巡洋舰8艘、二级巡洋舰4艘、三级巡洋舰3艘、辅助巡洋舰1艘），炮舰7艘，鱼雷艇4艘，通信运输舰1艘，一级运输舰2艘，共35艘，总排水量约8万吨，舰炮60门（主炮）；其中侵入马尾港的8艘，约2万吨。
中法双方直接参战海军兵力对比约为1:2～3。
二、中法双方在海上战场的作战概况
1883年4月，法国为侵占越南北圻、武力威胁中国，派遣其海军“东京”分舰队和“中国”分舰队进入北部湾和南中国海。在这一年里，其“中国”分舰队的一些军舰——一级巡洋舰“费勒斯”号、装甲巡洋舰“凯旋”号、三级巡洋舰“窝尔达”号（舰长福录诺是同李鸿章天津谈判的法方首任代表）、炮舰“精灵”号等，曾先后窜至上海、厦门、烟台、旅顺口、天津、广州等地活动。1884年3月11日，新任“中国”分舰队司令利士比率领该舰队的装甲巡洋舰“拉加利索尼埃”号、“凯旋”号，一级巡洋舰“迪居埃·特鲁安”号（旗舰）、“费勒斯”号，三级巡洋舰“窝尔达”号，舰炮“精灵”号等，侵入中国海区游弋。6月23日，进犯越南北圻谅山的法军，在北丽（观音桥）被中国军队重创，法国茹费理政府以此为借口，决定将侵略战争扩大到中国领土，宣布命令孤拔少将率领“中国”和“东京”分舰队北上。7月12日，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履行尚未正式签订的“天津条约”，从北圻撤军，向法国赔款2.5亿法郎；否则，法国将直接向中国武力夺取“抵押品”。限期7月31日前答复。这时，孤拔所率“东京”分舰队（旗舰为装甲巡洋舰“贝亚尔”号）和利士比所率“中国”分舰队，都已集结入侵上海，孤拔为总司令的联合舰队遂组成，副司令为利士比准将，参谋长为德麦格雷中将。驻在上海的法方全权代表帕特诺尔特和孤拔都主张要迅速对华采取武力行动。7月14日，孤拔除留装甲巡洋舰“觊旋”号和一级巡洋舰“德斯丹”号在上海以外，率联合舰队南下，并于16日夜间，侵入马尾港。从8月开始，孤拔遂在海上战场展开对中国的侵略行动。8月29日，孤拔的联合舰队正式合并组成为法国远东舰队，直至1885年3月，在前后7个月的时间内，孤拔率领的这支侵华舰队，对中国发动的主动攻击共9次，企图发动而未实行的攻击1次。可以称为法国舰队侵华的十大事件。在这十大事件中，有3件，即一犯基隆、淡水登陆和袭击镇海等受挫；有6件，即二犯基隆、马尾海战、封锁台湾、夜袭石浦、海上禁运和澎湖登陆等得逞；有1件，即企图袭击吴淞，未敢冒然发动。现将十大事件，按时间顺序简述如下：
第一件，企图袭击吴淞。7月下旬，孤拔发出预先命令，待8月1日法国最后通牒限期终止而中国未做出满意的答复时，由停泊吴淞口的装甲巡洋舰“凯旋”号和一级巡洋舰“德斯丹”号，在“凯旋”舰长F·博上校统一指挥下，袭击驻泊的南洋舰队巡洋舰“南琛”“南瑞”“开济”等8艘军舰。只是由于法国政府担心这一行动可能引起复杂的国际问题，而未批准实行。
第二件，一犯基隆。1884年8月5日，利士比率装甲巡洋舰“拉加利索尼埃”号、一级巡洋舰“费勒斯”号搭载登陆队，攻击基隆，被清军击退。
第三件，马尾海战。1884年8月23日，孤拔指挥侵入马尾港的远东舰队10艘舰艇，即装甲巡洋舰“凯旋”号，一级巡洋舰“迪居埃·特鲁安”号、“费勒斯”号、“德斯丹”号，三级巡洋舰“窝尔达”号（旗舰），炮舰“益士弼”号、“野猫”号、“蝮蛇”号，鱼雷艇45号、46号（另有二级巡洋舰“雷诺堡”号、通信运输舰“梭尼”号位于金牌水道游弋警戒），攻击驻泊马尾港的福建水师。福建水师的11艘军舰被击沉、击毁9艘，被击伤2艘；另有帆战船13艘被击沉；马尾船厂和炮台被破坏。8月26日，清政府对法宣战。
第四件，二犯基隆。1884年10月1日，孤拔率装甲巡洋舰“贝亚尔”号，一级巡洋舰“迪居埃·特鲁安”号、二级巡洋舰“雷诺堡”号、炮舰“精灵”号、通信运输舰“梭尼”号等5舰，搭载陆战队3个营、宪兵1个支队、工兵1个支队在基隆登陆，占据了公路西侧的阵地和炮台，同守军形成对峙局面，直至1885年6月战争结束撤出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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