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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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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全新人才试读：

内容提要

本书以信、学、思阐述了21世纪高效能人士必备的三种习惯。而这三种习惯是你们在生活中所必备的。

■信：人贵有信

□做人准则

中国人特别崇尚忠诚和信义，因为诚信是为人处世的根本。而“信、知、勇”更是人自立于社会的三个条件。诚信是摆在第一位的。“信”是一个会意字，“人、言”合体。《说文解字》把信和诚互为解释，信即诚，诚即信。古时候的信息交流没有别的方式，只能凭人带个口信，而传递口信之人必须以实相告，这就是诚或信的本义。“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这是中国人与他人、与社会的交往过程中的立身处世之本。靠这样一个道德原则来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和西方的契约精神有所区别。中国是靠礼义行事的德治国家，言行靠自律与自省。在中国古人的观念中，法和刑是同义的，因此遇到问题不是靠打官司去解决，而是靠协商解决，在相互谦让的基础上通过调解达到一致，不希望闹到“扯破脸皮”“对簿公堂”的状态。有些受骗上当的人往往在事后是采取忍让和不再交往的办法，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要求并未改变，依然坚持用诚信的态度处世为人。靠道德的约束而忽视法制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已被证明是不可行的。然而，“诚信”在法律化的前提下随着社会的文明的发展而被推进，而在人们相互的交往和所发生的关系中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通常说来，道德文明的高低，是一个社会发展的最终尺度，而决不是以人们对法律的信守与惧怕程度或犯罪率来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尺度。西方法制的这一课是我们东方所缺乏的，然而在我们试图弥补的时候，西方社会却在为东方的文明道德对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协调作用羡慕不已。这种文化的差异并不奇怪，人类社会各民族或各种制度之间总能够找到自己需要的养料，只要不固步自封，不妄自菲薄，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做呢。

中华民族的道德史中对人的要求是任何一个别的民族也难以比肩的。社会上每一个人，都要做到诚挚待人，光明坦荡，宽人严已，严守信义。

1.诚势待人　严守信义

孔子的弟子曾子有句话：“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作为一个有德行而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人，在社会交往中诚信是做人的美德。与朋友交要诚信。“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为官从政要“谨而信”，“敬事而信”，“言而有信”。孔子说：“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一个做事做人均无信的人，是很难在社会上立足的，因为人们均是不齿于那些言而无信的人。所以，孔子说：“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离不开诚的，诚是信的基础和保证，诚挚待人，就能严守信义。《庄子·盗跖》上讲有个青年叫尾生，与某女子相约于桥下，女子未来，大水突泄，这青年竟抱梁柱而死。其诚其信被传为历史的佳话。《后汉书·范式传》中记载的范巨卿的故事亦有代表性：

范式字巨卿，山阳金乡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学，为诸生，与汝南张劭为友。劭字元伯。二人并告归乡里。式谓元伯曰：“后二当当还，将过拜尊亲，见孺子焉。”乃共约期日。后期方至，元伯具实白母，请设馔以候之。母曰：“二年之别，千里结言，尔何相信之审邪？”对曰：“巨卿信士，必不乖违。”母曰：“若然，当为尔酝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饮，尽欢而别。

魏晋时有个叫卓恕的人，为人笃信，言不宿诺。他曾从建业回上虞老家，临行与大傅诸葛恪有约，某日再来拜会。到了那天，诸葛设宴专等。赴宴的人都认为从会稽到建业相距千里，路途之中很难说不会遇到风波之险，怎能如期。可是，“须臾恕至，一座皆惊”。由此看来，诚是一个人的根本，待人以诚，就是信义为要。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诚能化万物，也就是所谓的“诚则灵”正是说明了诚的重要性。相反，心不诚则不灵，行则不通，事则不成。一个心灵丑恶，为人虚伪的人根本无法取得人们对他的信任。所以，荀子说：“天地为大点，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智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明人朱舜水说得更直接：“修身处世，一诚之外更无余事。故曰：‘君子诚之为贵。’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舍诚而能行事也；今人奈何欺世盗名矜得计哉？”所以，诚是人之所守，事之所本。只有做到内心诚而无欺的人才是能自信，信人并取信于人的人。

真理、正义和公平亦是诚信的原则和标准。如《管子》云：“圣人之求事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故义则求之，不义则止；可则求之，不可则止……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朱熹也说，人与人要约“合义则言，不合义则不言。言义，则其言必可践而行之矣！”这就是说“轻诺寡信则殆”。在动荡的社会中，人心叵测，因而背信弃义的事也是经常发生。食言而肥的人，所在多有，又如张仪苏秦的故事。又如春秋战国的“盟誓”之风，其无信义可说是朝令夕改，一日三变。因此，“求事”、“要约”、“做人”，信与不信，当看合不合理、合不合义；不合理、义，就如孔子所说：“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轻言寡信，如苍梧浇娶妻而美，让于其兄；尾生笃信，水至不去而死，这种不合理义的迂腐诚信，只能是有害无益，连古人也已有非义，今人又何足取？在解决民族、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文、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矛盾，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提高民族凝聚力，振兴国家，安定社会，亲睦家庭方面诚信美德均起了非常积极作用。如周公恪守臣道，匡扶幼主，忠诚不渝，虽有流言，诚信不惧；齐桓公夹谷之会，许返鲁地，信及诸候，因而成就霸业；晋文公楚地得信，遵守诺言，退避三舍，成为千古美谈；邓训、种世衡以诚信扶慰诸羌，诸葛武候鞠躬尽瘁，并七擒孟获安抚南方，边疆的稳定和民族的安居乐业均是由诚信取得的；陆抗、羊祜，互为敌国，而能以诚相待，各自保境安民；朱晖、范式、卓恕一诺必践，不让季布。至于曾子杀猪取信于6岁儿子的故事，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于中华民族的道德观念和民族精神的做出了巨大贡献。

2.襟怀坦白　光明磊落

首要的是敢于直言，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夸大，不缩小，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见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是世故圆滑，近似虚伪。说空话，说假，骗人，奉承话，是诡诈阿谀。这些都是与坦率直言相对立的，是为人所不齿，所厌恶的。

坦荡磊落，本于正，本于诚。坦率诚直的准则是公正，而正直的保证亦是坦诚。在公正忠诚基础上的直言、争鸣、劝谏，才能直而不狡，鸣而不诡，劝而不害，才能起到坚持真理，弘扬正义，抑不平，除邪恶，纠谬误，去诡诈，匡扶正义的作用。否则，没有标准，就会如孔子说的“直而无礼则绞。”造成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无所适从的局面。或者会借争鸣而哗众取宠，假直言而互相攻讦，争权夺利，则属于做人的不坦白之处。

在中国古代，对于君臣关系的处理上一个人的坦白襟怀更起着巨大作用。荀子《臣道》中讲：

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诌。逆命而利君谓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不恤君之荣辱，不国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禄养交而已者，谓之国贼。君有过谋过事，将危国家殒社稷之惧也，大臣父兄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去，谓之谏。有能进言于君，用则可，不用则死，谓之争。有能比之同力，率群臣百吏，而相与强君矫君，君虽不安，不能不听，遂以解国之大忠，除国之大害，成于尊君安国，谓之辅。有能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实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谓之拂。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明君所尊厚也，蛊主惑君以为己贼也……伊尹、箕子，可谓谏矣；比干、子胥，可谓争矣；平原君之于赵，可谓辅矣；信陵君之于魏，可谓拂矣。《传》曰：从道不从君，此之谓也。

西方人常讲：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中国人也是这样，忠君在其次，为国为民才真正的忠。“从道不从君”，做人做臣就要光明磊落。由于汉武帝脾气不好，同时又是好大喜功而又喜欢征伐的人，所以大多数的臣子对他是极力讨好。但有一位叫汲黯的大臣偏不这样，被世人传为佳话。

汲黯在武帝时官至右内史，列于九卿，属于权臣。性情倔强耿直的汲黯容不得坏人坏事，所以往往是有话当面说，不徇私情。当时，大将军卫青的姐姐是皇后，汲黯见他时也不下拜。有人劝他：“大将军这样尊贵，你不可不拜。”汲黯就说：“就因为大将军有一位见着他不下拜的客人，他便不尊贵了吗？”让劝他的人听人也感到很难堪。武帝常常招集文学儒者，在一起说一些仁义道德的话。有一次朝会时，汲黯对武帝说：“你内心里有那么多满足不了的欲望，口头上却说什么要行仁义，像你这个样子难道也想像唐、虞那样使天下大治吗？这一番话弄得武帝不仅无话可说，而且连脸色都变了。在场的所有人不禁暗暗地替他捏了一把汗，幸而武帝没说话。下朝后，武帝对身边人说：真厉害呀！吸黯这股子憨劲“有人责备汲黯不该这样做。他说：天子设置公卿大臣辅佐他治理天下，难道是希望大家都唯唯诺诺，惟命是从，只会阿谀奉承，把他往错路上引吗？我们这些人既已就其位，就应尽职尽责，如果人人明哲保身，国家会是个什么样子？“所以，连武帝也说：古代有所谓社稷之臣，像汲黯这样子的大约也就差不多了。不仅历史上的有这些人，现代社会中的老一辈革命家诸如陈毅元帅等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迫害时，亦是仗义执言，对林彪一伙反革命两面派，大力反对，他做诗道：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充分表明了革命者崇高的情怀与坦荡的人格。

那些做到直言，襟怀坦白的人往往是有着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在古代中国，为了维护真理，坚持正义，保证国家社稷的安全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个人安危而敢于犯颜抗争者不在少数，如比干、伍员、朱云、张纲、陈蕃、魏徵、寇准、包拯、海瑞、左光斗、顾宪成等。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传承者，他们所有的光明磊落，襟怀坦白，敢以直言代表了民族的精神要求，同时亦体现了民族精神刚直不阿的本质属性。

3.宽以待人　严以律己

孔子说：“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即多检查自己而少指责他人，从而远离怨恨这句话是相当有道理的。唐武则天时，狄仁杰应召回京，被任命为宰相，与当朝宰相娄师德共同辅政。他本人并不知道自己是由娄师德全力举荐的。相反，他老觉得娄师德事事从中作梗，甚至怀疑前一时期自己遭受了政治暗算也与娄有关。因此他常在武则天面前指责娄师德的不是。对此武则天大大不解，终于有一天，她向狄仁杰询问道：“娄师德的品行究竟如何？”狄仁杰嘲讽道：“他带兵戎边时倒有过战功，其品行好不好我不好说。”“那么他有没有善于发现和举荐人才的能力呢？”武则天又问。狄仁杰干脆地回答：“我和他一起共事，完全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对此，武则天微笑地拿出一份东西给狄仁杰看。看完后，狄仁杰不禁面红耳赤，原来那是娄师德的奏折。狄仁杰感叹道：“娄师德度量这么宽厚，我还处处疑心他，真是惭愧。”此后他主动接近娄师德，俩人关系日见亲密，共同辅政，相处得很好。甚至有一年武则天告诉狄仁杰有人告了他的状，问他愿不愿意知道是谁告的。狄仁杰回答：“愿闻臣之过，其他的是不该我知道的。”武则天对他这样宽以待人的胸怀很感动，所以就一直很重用他，信任他。而狄仁杰也常注重向朝廷举荐人才，如桓彦花、敬晖、窦怀贞、姚崇、张柬之等人，位至公卿宰相者有数十人之多。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以及解决人与人之间交往中出现的矛盾的道德准则之一是宽人、容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容人就要容人之过。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以及交往中，只有相互协调、宽容，才能很好地相处。诚然，每个人身上均有优点，但不可否有些人的毛病是非常的令人讨厌。这时如果能够待人以诚、待人以宽，充分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就会把工作做得更好，切不可争一时之短长。俗话说：紧逼半尺山穷水尽，后退一步海阔天空。

刘邦曾在不同的场合中对他的大臣们说这样的话：论领兵打仗，我不如韩信；论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论休养生息、转运粮草，萧何功劳最大。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在前方不会打仗，在军中不会出奇制胜，在后方又不会搞后勤的人却驾驭着一帮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才成就了帝业。“宽则得众”，假如他没有宽广的有容乃大的胸怀，也许他将一事无成。相反项羽的本事很大，万人不敌，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可说英雄盖世。但他有一谋士范增却不能用，气量小耶，只能“无颜过江东”，自刎于乌江。还有《西游记》里的那位唐僧，除了会念经外什么本事也没有，但他的诚心和宽厚却使三位本领高强的徒儿慑服于他，并完成了去西天取经的大业。

荀子说过，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的力气不如牛大，跑起来没有马快，但牛和马却被人役使，为什么呢？“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能够合作是荀子认为的根本原因。说得理论一些：人的社会是由各种人和人之间各种关系组成的，孤立的个人是不可能存在的，也做不成任何事。移山填海，上天入地，创造出许多伟大业绩只因为人能“群”而造成的。人的这种善于合作，善于协调的特性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结果，就个人而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因素是能否与人合作。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人们在智力上的先天差距已经随着教育的普及和知识的提高而日益缩小了。非智力因素在一个人的成功因素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而一个人的成功率亦是与其协作精神成正比的。在相同的专业技术水平竞争中，谁更具备与不同的人进行合作的能力，谁就更容易成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总能见到，有的人一肚子才学，但往往因为不易与人合作，而失去机会，最后一事无成。一些看似无本事毫无夸耀本钱的人却有着他人所没有的与不同人相处的本事，这种人成功的机会就比较多。一般说来，具有合作精神的人，都是有胸怀的人，能够严于律已，宽以待人，从大处着眼，不斤斤计较，并且能发现别人的长处。古人讲：“泰山不避细壤，故能成其深；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泽。”得人宽待自宽待他人，就像得到他人的帮助是由于他能容人一样。战国时蔺可如与廉颇之将相和的故事便是很好的例子。

但需明白，我们所指的容人不是要毫无原则的迎合与奉承。宽容是有限度的，既要宽以待人又要守住做人做事的原则；既要讲合作，又要承认差别、矛盾、善于处理；容人更不是容“过”，是容有过而改过或愿意改过之人。并且还要对“过”分清是非，这是容的前提。容是容忍，不是赞同，不是同流合污。这是做人应把握的准则。

我国古代的又一杰出道德思想“严于律已”。“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有道德的人要求自己，缺乏道德的人则要求别人。个人道德修养的出发点是约束自己，这也是做人之根本。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地重视自律。“道也者，不可须臾离矣；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有所不睹，恐惧乎有所不闻，故君子慎其独也。”这段话所包含的思想就叫“慎独”。即达到一种在别人看不到（其所不睹）听不见（其所不闻）的地方亦警惕自己，谨慎从事的较高的道德境界，说到底就是表里如一，有人在无人在一个样。人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和道德紧密关联，因而做人就要按道德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慎独”强调的是自律，是自我约束，古人理想的人生是道德人生，不断修养自己，以求高尚。所以，古代诸如“洁身”、“省身”、“正身”、“诚身”等修身的词始终是贯穿自我约束的意义。不允许做任何违犯道德的事情，一旦做了，就要严于责已，积极纠正。严以律已一般有这样几种要求：慎独是其一，日三省吾身，就是检讨一下自己每天的行为。另外还要闻过则喜。“过，则无惮改。”有了过错不怕改正。子路是孔子的弟子，为人诚实，刚直好勇，当他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时，他总是很高兴地倾听，从不恼。孔子就夸他为闻过则喜。禹是古代的圣王，每当他听到别人对他善意的劝告时，总是感激得连连下拜。而舜，则把成绩优点看成是向群众学来的，他做农民，做陶工，做渔夫，直到做天子，所有的长处，都是通过向别人学习而得到的。二是要虚怀若谷。能做到听取别人的意见，自己就要有心胸，这就是虚。因为有养如山谷般宽广胸怀的人才能在心里有足够的空间容纳别人的意见。虚则实，满则空。这方面古人有很多好的格言：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孔子）

不知则问，不能则学，虽能必让，然后为德。（荀子）

行瑾则能坚其志，言瑾则能崇其德。（宋·胡宏云）

惧则思，思则通微；惧则慎，慎则不败。（明·张居正）

君子以细行律身，不以细行责人。（清·魏源）

这些格言，就是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的教育启迪作用。

□处世方法

1.重信义“一诺千金”表明了古人相当看重信义，因此一旦你答应的话就不能随易更改，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周文王演《周易》，其中有“天之所助也，顺也；人之所助也，信也”。由此可知，我们民族的行为准则诚信可以追溯至殷商时代。孔子把信的位置看得很高，学生子贡向他请教治国之道，他讲了“足食、足兵、民信”三条。子贡问如果这三者只能做到两个，您先去掉哪一个呢？孔子想了想说：“去兵。”又问再去一个是什么？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当你的百姓已经不再对自己的国家心有信任时，这个国家继续生存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西周末的周幽王为“千金买一笑，烽火戏诸候”失信终至丧国，可说是最惨痛的事例了。而商鞅变法，立木为信以兴秦国的故事，也说明做事情必须先把信义摆在头里。项羽的大将季布是一个重友情守信义的男子汉，楚人有句谚语说他：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诺，就是古人应答的声音，类似于现今的“可以”、“好的”意思。春秋时，晋文公重耳曾多年流亡国外，在他路过曹国时，曹共公对他很不礼貌。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对丈夫说，我看重耳的随从都是可任相国的人才，这位公子将来一定要回国称霸，对他无礼，我们会遭殃的。于是僖负羁派人送了一餐精美的饭食，并在饭食里暗藏一块玉璧。意思不仅是修好，而且暗指重耳是玉一样贵重的人物。重耳很感激，接受饭食而退还了玉璧，人称“受飧而返璧”。后来，当他们再次到达楚国的时候，楚王依旧隆重的接待了他，但同时也询问他会如何报答自己。重耳说：“玉帛珍宝，楚国都有。倘若托您的福，将来回到晋国，万一楚晋发生战争，相遇中原，我一定避君三舍（古一舍为三十里），以示感谢。如果你仍不肯罢体，我只好拿起弓箭，与君周旋。”过了两年，重耳做了晋国国君。隔了三年，晋楚果然交战城濮，晋文公遵守前诺，主动后撤九十里。但楚王却不肯罢休，致使大败。

轻诺寡信是处世的最大障碍。唐高宗李治死后，传位于太子李显。李显急着要给自己的岳父韦怀贞封官，为此大臣们持有各种不同见解。年轻气盛的李显不及思考说出了：“不要说给个御史，就是把天下给他又有什么不可”的话。太后武则天听后大怒，当即决定废帝另立。君无戏言，天下社稷这样的大事，李显却敢随口乱许。战国时的张仪，由于年轻时很贫穷，常做出轻诺寡信，巧言令色的事，因此别人一直瞧不起他。有次在楚相府作客，大家传看的一块玉石找不到了，就以为是张仪偷的，把他捆起来拷打，抽了他几百鞭子。张仪获释后妻子劝他安分守已，不要再去游说骗人，他说：“只要我的舌头还在嘴里，这就足够了。”之后数年，张仪成为秦王的座上客，其以商於六百里为诱饵，欺诳楚怀王，破坏齐楚联盟，怀王最后找张仪要土地，张仪给他的只是六里地。张仪遍历楚、韩、齐、赵、燕诸国，或许诺，或信誓旦旦，或连哄带吓，使六国的“合纵”之策土崩瓦解，秦国得以各个击破。但靠轻诺寡信的作为是不得人心的。信任他的秦惠王死后，秦武王很不喜欢他，认为他是“左右卖国以取容”的娼妓行为。张仪只好回到了魏国，不敢再回到秦国。回国后的张仪因为惧怕遭人报复，因此一直过不敢出大门，二门不敢迈的生活，直到在家里郁郁而死。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一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大变动时期。这一时期有各种各样的思想派别产生，但似乎都十分推崇“义士”这样的人。“荆轲刺秦”的悲壮故事源自于燕太子丹憎恶秦王的暴虐，于是处士田光为他推荐了义士荆轲。田光告诉荆轲：“忠厚长者行事，是不应当引起别人怀疑的，但太子丹同我谈话后，特地嘱咐我不要泄漏，这分明是信不过我。不能使人无疑，这算什么节烈豪侠之士？请你转告太子，就说我田光已经死了，以显示我决不会泄露他人的机密。”说罢便自刎而死。

由于田光对荆轲的器重，使荆轲不能不考虑信诺的问题，此时，虽然此行成功的机率不大，但荆轲依然受命去刺杀秦王，原因仅是由于一个义字。“士为知已者死。”这是古代义士们的一句格言。今天看来虽然有很多值得商讨的成分，但古代人纯朴耿直忠烈的观念，忠诚和言行一致的作法，是值得今人去效法的。古人看重信义的核心是良知与德行。东汉人朱晖，有乡党张堪非常器重他的为人，有次说起闲话，张堪说万一我有什么不幸，我的妻子可托的人只有朱晖了。朱晖当时并没有答应什么。虽然后来二人长时间不往来，但是当朱晖知道张堪果然病死，且其遗霜非常贫困时，特地前往慰问照顾。朱晖的孩子很奇怪，说父亲和张堪并无深交，也没答应他什么，现在怎么要去照顾他的家小了。朱晖说：“堪尝有知已之言，吾以信于心也。”也就是说，张堪已经把他视为知己了，虽然他没有说什么，但在内心已经不能辜负人家对自己的信任和付托了。这种“信于心”是和田光、荆轲这样的人有异曲同工之处的。

此“信”更重要的是“义”，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这句话怎么理解？晋国的大臣赵盾是位贤相，因为多次劝谏晋灵公，灵公厌烦他了，便派力士？鹿前去刺杀他。当？鹿潜入赵盾往所时，赵家不但敞开着大门，连内室的门也是开着的，并无严密警卫，室内外陈设也很俭朴。当时天还未亮，赵盾却已经把衣帽穿戴得整整齐齐，端端正正坐在那里等着上朝议事。看到这种情景，鹿大为感动，叹息道：“杀忠臣弃君命罪一也。”遂取义而弃信（信在此处是为信于君命），说明了义之重要。还有民间流传陈世美负心的故事。当陈世美中了状元之后，被派去刺杀秦香莲母子的韩琦，就宁可取义而失信，也不杀无辜的母子，最后自刎而死，也说明了这个道理。所以，古人在取道信时，常常把“信义”连在一起考虑，并非把它们割裂开来。任何社会中，一个人在思想上、品质及至能力等方面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便是他是否信守诺言，是否轻易许诺。因此，“诺必诚”就包含了这样两层意思：一是说到做到，二是许诺前要三思而行。管仲说：“圣人之诺已也，先论其理义，计其可否。义则诺，不义则已；可则诺，不可则已。故其诺未尝不信也。”这成为后人信行诺重的座右铭。

2.中国古代行商的信义

商业在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中虽然并不发达，但是却伴随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始终。在今天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之际，探讨一下中国古代商人的诚信经商是有着积极意义的。

旧时的经商者们往往因某些人的关于经商的至理名言而将他们奉为自己的祖师。范蠡植农经商，很有办法，他主张“十分利只取一分”，被后人尊为文财神。于是，财神也就有不同的形象，如茶叶店挂陆羽像，绸布店挂嫘祖像，而一些大商店、大银号则高悬武财神关羽的像。这其中的含义除了桃园三结义般的精诚团结外，更重要的在于关羽是个忠诚侠义的汉子，为人做事诚信是取在第一的。

明人张萱《西园闻见录》讲了这么一件事情：

郑金、吕荣年，顺昌人。二人幼相友善，以鬻贩为生，所至，人推其诚。年三十，合赀仅百金，偶被盗去，郑曰：“此金置吾舍，知者为盗，不知者谓吾匿。”遂称贷偿之。是岁获利大，人咸曰：“天报善人如此。”一日，郑往水口贩盐，计所得，倍其值，今番清损。商人不信，郑无如之何。与吕公之初，不以吕之不知而私，凡所贮，一钥二匙，也入各不相问。

张萱讲的这些，说明了那时经商的人是非常看重德行的，毕竟一些农售商轻的传统意识认为“无商不奸”的观念只是社会的负面，而早在唐时，我国就已有了十分规范的商业发展了。

唐代商业一般都成立行会。行会是同业商人的组织，在行会中由大家推举出德高望重的人来担任“行头”、“行首”，负责对内对外的一切事务，并规定行德。各成员的地位在名义上都是平等的。1956年在北京房山发现的唐代石刻佛经里，记载幽州（北京）的商行就有米行、肉行、油行、果子行、炭行、磨行、布行、绢行、丝绵行、生铁行、杂货行等。有当更大规模的商行在宋代出现之时，商行也就制定了类似与划方会员营业范围，规定会员义务、货物价格，经商的商业道德和信义的规约。为了使人容易辨认，各行的衣服装束也不同，很有类似今天的场服、工作服。当时东京汴梁市上至少有160行，行户和六千四百多户，各行衣着不同，因此在街上行走，一看便知道是哪一行的。宋代的商行对外来散商管制很严，不经投行，不准上市，因此在排除同业竞争的因素之外，保护本地经商者的信誉也就成了另一十分关键的因素。到了明代中叶，商人的行会组织向会馆发展。这是一种团结同乡人，经商时相互帮助的乡土性的行会组织，台湾学者李亦园在分析晋商（乔家大院）的理财文化时这样说：

乔在中堂的人不但有现代企业经营理念，知人善用，而且懂得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然后交给经营者去运作。乔氏商业行号中对职工的管理极严，不准接眷来店，不准娶妾、宿娼、赌博，不准自开商号、储私放款等等。但是对工作人员也有优厚的一面。他们行号中有所谓的“顶身股”的制度，也就是高级职员可以依其任职的年分取得不同程度的股权，每三年结账期可取得优厚的股份红利，这可以说已是现代企业员工参与经营的理念了，使职工们视公司如自己的事业，能够尽心尽意去做，不仅结账期可分得应有的红利，逝世时也可以得到长期的抚恤。另有更特别的设计，那就是分红利也有一定限度，不是把所有盈余都照顾均分，而是保留相当分量作“厚成”，也就是增资之意，这样既可以扩大资本，又避免职工因红利分得多而私自发展自己的企业……乔家的人除去懂得建立经营制度之外，也有他们一套商业伦理，表现了相当细致而有长远眼光的经营精神，而不是现实、功利、巧取豪夺的作风；人弃我敢、薄利多做；维护信誉、不为虚假；小忍小让、不为已甚；对待“相与”，慎始慎终等。其中所谓“相与”，也就是互有交往的行为，也许用现在台湾的术语，就是有“交陪”者，都给予非常宽容的待遇，对破产者有时不索赔且给予资助，最终得到的是大家一致的拥戴与远播的商誉。

传统思想中的美德，尤其是诚与信二者是中国人在经商过程中特别崇尚的道德信条。在现代社会中，诚信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人们之间的社会行为从功能上说，以合作活动和交换活动为主。例如工厂、农村、机关、公司中，人们的工作都是以合作的方式进行，甚至在一个家庭中也少不了合作。交换与传递在合作中必不可少。最典型的是在商业领域，买卖、委托、招聘、雇佣等，几乎每一种合作或交换都涉及到守信、守约。在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体现了守信守约的多层次性。现代社会，除以法律的硬性规定来保障交换行为的可信外，一个人只有靠长时期的立诚守信行为才能建立起信誉，信誉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通行证、信用卡，处世讲求诚与信，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在现代社会的座右铭。

□交友之道

1.君子之交

所谓君子之交，其一重在道义。所谓道义，就是在共同道德理想的基础上，用信义原则凝结起来的友谊。孔子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朋友切切翴翴，兄弟怡怡。”志同道合者为“友”，同出一师之门为“朋”。古人一直以为人们在追寻知识、德行时，在情感契合的基础上，以及在思想和感情的交流、感应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友谊。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钟子期与俞伯牙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说明了古人交友贵在相知，贵在真挚的原则。有了此，死亦在所惜。《史记·管晏列传》上讲了管仲与鲍叔牙的友谊，尤为感人。

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少时尝与鲍叔牙游，鲍叔知其贤。管仲贫困，常欺鲍叔，鲍叔终善遇之，不以为言。已而鲍叔事齐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纠。及小白立为桓公，公子纠死，管仲囚焉。鲍叔遂进管仲。管仲既用，任政于齐。齐醒公为霸，九合诸候，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

管仲曰：“吾始困时，尝与鲍叔贾。分财利多自与，鲍叔不以我为贪，知我贫也。吾尝为鲍叔谋事而更穷困，鲍叔不以我为愚，知时有利不利也。吾尝三仕三见逐于君，鲍叔不以我为不肖，知我不遭于时也。吾尝三战三走，鲍叔不以我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知名不显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

千古一朋鲍叔牙，这样的深知朋友，所贵在于一个相知，一个真挚。在每个人的社会生活中体现了人们的可贵情谊。这种生死相知，患难相助，交谊深挚的友谊，焕发出的是正义、向善的道德精神力量，呈示出的是中国人民向往善、真、美的民族精神。比如周宣王时，大臣左儒就曾理直气壮地向君主宣称：“君道友逆，则顺君以诛友；友道君逆，则率友以违君。”结果他终于不屈服于宣王的淫威，以死来明君之过和友人“杜伯之无罪”。远在春秋时期，人们便以结交友情是否符合道义来作为其的衡量标准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虽然忠君的思想一直存在，但与此并行的同样也有许多为坚持正义和原则，宁肯得罪君王权贵也要救助支持友人的动人事迹。这样的事情唐代有王睃甘冒风险匿留被朝中书令崔陷害欲置死地的刘幽求；宋朝有欧阳修、范仲淹、韩琦三人的君子之交，反过媚君而同时被贬的事例，都说明古人把交友看作一种君子的行为。欧阳修说：“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可谓无朋矣，而纣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唯一心，可谓大朋矣，而周用以兴。故为君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其二是追求交友的互补。个人的情操在相互间的取长补短中得到砥砺，而学识的修养在其中得以培养。我国传统的砺行治学观点是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学而无友则孤陋寡闻；行而无友则形单影只。李白赠友人诗云：“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他在赠孟浩然的诗里，又从另一角度表达了自己看重交友的心情：“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鄙薄金钱多利，交意气相投、操守高尚的朋友，这正是古人择友的标准。杜甫和李白亦是忘年之交。“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在寂寞的冬日里，杜甫回忆着与李白论诗的情景，不觉深深感到“白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仰慕之情，不可名状。从这些诗句里，交友所追求的互为补充，互相学习，追求进步与提高的境界得以表达。其三是交友重情谊。为了朋友间的情谊，以实际行动去浇灌友谊之树，使之常青不败。为了友情，赴汤蹈火亦在所不辞，这都是古人们对待情谊的真挚态度。例如广为人知的李白与杜甫，韩愈与柳宗元，白居易与元稹等人之间的友谊故事，长久地在人民中间传为佳话。

同时一种目光远大，胸怀开阔的美德亦是古人看重情谊的表现。古人对朋友的称呼有“朋友”、“好友”、“益友”、“良友”、“死友”、“生友”、“文友”、“画友”等，还有“诤友”、“畏友”等。这最末两个的意思就是能够直言规劝自己过的朋友。《资治通鉴》中记载，吴大司马吕岱，十分推重徐原（字德渊），推荐提拔他做了侍御史。性情忠直的徐原总是有什么意见就当面提出来。吕岱处理政事时常有失，徐原经常当面谏争，又在公开场合评论之，吕岱不仅不怪罪，反叹曰：“是我所以贵德渊者也！”后来徐原早逝，吕岱十分悲痛，说：“我以后再从何人处去听到我的过失呢？”古人为政立德的重要方面便是虚怀若谷，真诚欢迎和所取友人对自己的批评，用以不断改进、提高自己的政声和操行。唐代诗人王健曾作《求友诗》：“鉴形顺明镜，疗疾须良医。若无旁人见，形疾安自知。纵令误所见，亦贵本相规。不求立名声，所贵去瑕疵。”他运用比喻说明人要真正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必须依靠正直的朋友。通过朋友的规劝、勉励、指正，求得个人德行的提高。只有这样，才是“君子之交”。

2.择善而交

择善而交是交友的另一个方面。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古人这种对待交友的主张，是和个人的德行、操守有关的。

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豁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华歆的世俗和浮躁，使管宁难以以其为友，这说明了“友者，友其德也”这样一个道理，欧阳修在其《朋党论》一文中说：“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小人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相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宋人范仲淹曾以言事而遭到三次迁黜，他的朋友因此越来越少，只有王子野依然在范仲淹遭贬时还留他在京多居几日，“抵掌极论天下利病”。后来有人见了子野，害怕地告诉他，说如果有人告密朝里，要抓朋党的话，你将是第一人哩。子野却毫不在乎地说：“果得觇者录某与数夕之论进与上，未必不是苍生之福，岂独质之幸哉！”这就是古人所推崇的以“同志为友”，也就是志同道合者方可称得上朋友。为了朋友，为了真理，一切都可以不顾。由于有人在朝中作梗，销烟英雄林则徐在虎门销禁鸦片，打击英人的猖狂气焰后被查办，遣戍新疆。清廷大学士王文恪在治理黄河时，朝廷又派林则徐一同协办。王、徐在一起成了好朋友。王深感朝廷不能用人，及完工之时，告诉林自己将极为向朝廷推荐。但是，朝廷始终不听，甚至有一次还说王是喝醉了，说了胡话。再谏，“上怒、拂衣而起”。王文恪回府之后，“归而欲仿史鱼尸谏之义，其夕自缢薨……”以死相荐友人，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和力量！但要古人们看来，“士为知已者死”，是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的。所谓的择善而交，尤其是“莫逆之交”“贪贱之交”往往是以同心相契，富贵不移，以道义为重的交往。历史上人们所最不齿的是那些以私利相媾和的“势交”、“贿交”，尤为痛恨那种卖友求荣的富贵易交之徒。晋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表明了作者的志向和痛心于朋友的势利，其情其义跃然于纸上。汉朱穆《与刘宗伯绝交诗》，痛斥旧友刘宗伯嗜欲无极，见利忘义的行为，提出“永从此诀，各自努力”，与其分道扬镳，同样也体现了重道义交友的原则。古人在极力推荐那种不慕势利、道义为重的交友思想的同时，亦努力将期付诸实践实践着，从而为后人既留下了极为丰富的精神遗产又促进了今天我们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3.互相扶助

交友之道的第三方面是要能济人危难。朋友之间的道义往往以信诚为先，有危难总是能够帮一把。济人危难、助人为乐亦是一种社会功德。清人唐甄在《潜书·交实》中写明朋友在生活上应该互为关心。

或曰：“友也者，所以讲学讲德也，非以财交也。”固也。然而冻饿逼矣，不可以言礼；考妣馁矣，不可以言考；先泽斩矣，不可以言传。于斯讲学，何学可讲？与斯进德，何德可进？必使不陷于死，不绝于先，有继于后。此三者，正所以讲学也，正所以讲德也，是所赖于二三友也。

又有范仲淹济朋友一事：

范文正公在睢阳，遣尧夫于姑苏取麦五百斛，尧夫时尚少，既还，舟次丹阳，见石曼卿，问寄此久近，曼卿曰：“两月矣。三丧在浅土，欲丧之西北归。无可与谋者。”尧夫以所载舟付之。单骑自长芦捷径而去。到家拜起，侍立良久。文正曰：“东吴见故旧乎？”曰：“曼卿为三丧未举，留滞丹阳。时无郭无振，莫可告者。”文正曰：“何不以麦舟付之。”尧夫曰：“已付之矣。”

免人之死，解人之难，救人之患，济人之急，这是一个人德行的表现。德行通常并不是一种名声，而总是伴之以实际的行动。不仅仅拔刀相助见义勇力，其实倾囊相助、相挤亦是见义而勇为。《水浒传》上讲宋江有一江湖号“及时雨”。是说他在朋友有难时，不管认识与否，求到面前，尽力相助。这们民族尚以凝聚起来的一个动力实质上就是互助义举。朋友相交，仅以势利为前提，总是不持久的；但若不求图报，而求相知，却是永恒的。钟子期与方伯牙之间看似只是艺术爱好上的纯志趣相投与相知的故事一直为人津津乐道。但细细考究，这个故事说明的是崇高纯真心灵的撞击，是对重视情谊最生动的表现。这里所说的知音决非对音律的有所悟透，而是人品、道德的敬重，以及为使友谊长久所进行的不断培养。

在当代社会，人们的交往依然需要从我们的先辈那里汲取营养。在志向上互相勉励，事业上目标一致，沟通思想，取长补短，团结尊重，互相帮助，坚持原则，互相爱护是我们今天交朋友的友谊方面的基本道德规范。这种道德规范从其本质内容上和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有着割不断的血脉联系。当我们摈弃所有的自私、愚昧、盲从之后，新型的朋友关系就应该兼具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双重优点。在我们充分地了解、运用、发扬民族优秀传统的前提下，建立起真正平等、互爱、互助、无私的朋友关系和情谊。

□真诚——敞开心扉给人看

完善的人格魅力，其基本点就是真诚，而真诚待人，恪守信义亦是赢得人心、产生吸引力的必要前提。待人心诚一点，守信一点，能更多地获得他人的信赖、理解，能得到更多的支持、合作，由此可以获得更多的成功机遇。

我们主张知人而交，对不很了解的人，应有所戒备，对已经基本了解、可以信赖的朋友，应该多一点信任，少一些猜疑，多一点真诚，少一些戒备。你完全没必要对你的那些完全值得信赖的同学真真假假，闪烁其词，含糊不清，因为这种行为实在是不明智的行为。我国著名的翻译家傅雷先生说：“一个人只要真诚，总能打动人的事，即使人家一时不了解，日后便会了解的。”他还说：“我一生做事，总是第一坦白，第二坦白，第三还是担白。绕圈子，躲躲闪闪，反易叫人疑心；你耍手段，倒不如光明正大，实话实说，只要态度诚恳、谦卑、恭敬，无论如何人家不会对你怎么的。”以诚待人是值得信赖的人们之间的心灵之桥，通过这座桥，人们打开了心灵的大门，并肩携手，合作共事。自己真诚实在，肯露真心。“敞开心扉给人看”，对方会感到你信任他，从而卸除猜疑、戒备，把你作为知心朋友，乐意向你诉说一切。心理学以为，每个人的思想深处都有在内隐封锁的一面和开放的一面，人们往往希望获得他人的理解和信任。然而，开放是定向的，即向自己信得过的人开放。以诚待人，能够获得人们的信任，发现一个开放的心灵，争取到一位用全部身心帮助自己的朋友。在人们发展人际关系，与他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如果防备猜疑被诚信取代，就往往能获得出乎意料的好成绩。

以诚待人，要坦荡无私，光明正大，一旦发现对方有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对他的事业关系密切的缺点和错误，要及时地指正，督促他立即改正。批评确不大讨人喜欢，但你不妨换角度去使理解接受了，从而沟通彼此心灵，发展友情。

以诚待人，应当知人而交，当你捧出赤诚之心时，先看看站在面前的是何许人也，不应该对不可信赖的人敞开心扉。否则，适得其反。

要想得到知已的朋友，首先得敞开自己的心怀。只有讲真话、实话、不遮掩、不吞吐，必然会换得朋友的赤诚和爱戴。正如谢觉哉同志在一首诗中写道：“行经万里身犹键，历尽千艰胆未寒。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肺给人看。”

英国一个名叫哈尔顿的作家为了编写《英国科学家的性格和修养》而采访了达尔文。达尔文的坦率是尽人皆知的，为此，哈尔顿不客气地直接问达尔文：“您的主要缺点是什么？达尔文答：不懂数学和新的语言，缺乏理解力，不善于合乎逻辑地思维。“哈尔顿又问：您的治学态度是什么？“达尔文又答：很用功，但没有掌握学习方法。听过这些话的人无不为达尔文的真诚与坦率而鼓掌。按说，像达尔文这样蜚声全球的大科学家，在回答作家提出的问题，说几句不痛不痒的话，甚至为自己的声望再添几圈光环，有谁会产生异议呢？但达尔文不是这样。一是一，二是二，甚至把自己的缺点毫不掩饰地袒露在人们面前，只有高尚的品德才能换来真挚的信赖和尊敬。朋友的交往亦是如此。你敢于说真话，说实话，肯让人知，朋友为你的诚实所感动，便会从心底深处喜欢你，他给你的回报，也将是说真话，说实话。《晏子春秋·内篇存下》中就有“信于朋友”的话，把“信”看成是朋友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在封建社会被视为五常之一的“信”是人的一种美德。过去小孩子的启蒙读物《幼学琼林》中，就有专门讲交友的章节，并有种种概括：“尔我同心曰金兰，朋友相资曰丽泽”，“心志相孚为莫逆，老幼相交曰忘年”，刎劲之交相如与廉颇，总角之好孙策与周瑜，这里所指的都是来源于真诚待人的深厚友情。

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具有互异性。融洽的感情是心的交流。肝胆相照，赤诚相见，才会心心相印。“然而真诚”在友谊宫殿中的光泽不仅未因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而减弱，反而随着社会的进步增添了光彩。

离开了真诚，则无所谓友谊可言，一个真诚人的心声，才能唤起一大群真诚人的共鸣。“投之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我们的生活中应充满真诚。

人们常用“精成所至，金石为开”来表达真心诚意可以解决很多难题。有一位出版商讲过一个故事。他刚出道时，一直希望能有个名作家的著作让他出版，但他没什么资本，一直不敢去和那些作家接触。可是他实在想极了，有一天，便抱着他从报上剪下来的某位作家的文章，硬着头皮去拜访那位作家。他坦然地说明自己的状况，也表明了出书的意愿，这位作家不置可否，但也没有给他坏脸色看。他无功而返，过了一个月，他又去看那位作家，诚恳地说明他的想法，就这样去了10次，前后经过了半年，他获得了这位作家一本新作。

这就是蕴含在“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真心诚意”的力量。“真心诚意”的力量为何如此大？这是无法用科学方法去加以分析的，我只能说，“真心诚意”是一个人真实内心的自然涌现，所以能直接感动对方，和对方内心的真实情感产生共鸣和交流，而且超越了现实利益的层次。“伸手不打笑脸人”、“见面三分情”，这是人都有的一种感情。真心诚意不仅可以解除对方的武装还可以激起对方同情不忍之心，因而松懈了他自己的的立场——“看他那么真心诚意，就接受他的要求吧！”——总是会这样想。因为如果拒绝，自己多少也会自责，认为自己太无情了，因而难过半天。这是人性中“善”的作用，是很奇妙也很微妙的现象。

所以我们要牢记“精诚所至，金石为开”这八个字，因为很多问题可以藉你的“精诚”来解开。

不造作、不虚假，没有欺骗也没有心术的情感便是“精诚”即“真心诚意”的本质，只有这种情感才能真正的感动对方，让对方接受你，认同你。

用“真心诚意”做事，容易获得别人的合作，甚至为你吃亏也不在乎；用“真心诚意”做人，则容易获得别人的接纳。不过，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真心诚意”？

如今虽能哭能笑，但别人却感受不到他的真感情的会做戏的人越来越多，因此你必须用外在的行为向一些戒心较强，主见较深的人表示你的“真心诚意”怎么做呢？

锲而不舍。换句话说，不计时间，不计次数地持继下去，因为时间也是一种“支出”，如果不是真心诚意，早就放弃了。

不惜工本。人都怕花无谓的钱，如果不是真心诚意，敢花这种钱吗？这么说，穷困的人就没希望表现出他的“真心诚意”了？那也不然，你大可坦白说明自己的情况，对方会针对你的状况另行考虑的，“诚于中，形于外”，对方是会感受到的。

态度谦和：十足的真心诚意也会被狂傲无礼抹熬，尤其是当你是有求于人时。

要做到对人真心诚意并不难，重要的是要对人感兴趣并真挚关切。

而今的社会上越来越少的人对人际交往感兴趣。其不外是他们在应酬人际关系方面既不具备天生的人格魅力，又不愿作后天的努力。他们漠视人生，这就好比是打桌球的人，不精于打，玩高尔夫球的人，不精于玩。于是，他们总是输家。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须学会如何建立广泛而良好的人际关系。

为发展人格起见，我们必须懂得，个人的性格魅力的产生是因为自己对他人感兴趣，由发自内心的喜爱形成的。把这种魅力发展起来，待人接物既可处处制胜，对人的兴趣亦自然地滋长，同时，吸引人们的能力也随之增强起来。

卡耐基说：你只要对别人真感兴趣，在两个月之内，你所得到的朋友就比一个要别人对他感兴趣的人在两年之内所交的朋友还要多。

卡耐基为此说了许多有趣的故事。

美国前总统提奥多·罗斯福一直是个受欢迎的人，甚至于他的仆人都喜欢他这个主子，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罗斯福的黑人男仆詹姆斯·亚默斯，写了一本关于他的书，取名为《提奥多·罗斯福，他仆人的英雄》。在那本书中，亚默斯说出这个富有启发性的事件：“有一次，我太太问总统关于一只鹑鸟的事。她从来没有见过鹑鸟，于是他详细地描述一番。没多久之后，我们小屋的电话铃响了。我太太拿起电话，原来是总统他本人。他说，他打电话给她，是要告诉她，她窗口外面正好有一只鹑鸟，又说如果她往外看的话，可能看得到。他时常做出像这类的小事。每次他经过我们的小屋，即使他看不到我们，我们也会听到他轻声叫出：‘呜，呜，呜，安妮！’或”呜，呜，呜，詹姆斯！这是他经过时一种友善的招呼。

这样的一个人恐怕确实很难让别人不喜欢他。

罗斯福下台以后，一天到白宫去拜访，碰巧塔虎脱总统和他太太不在。他真诚喜欢卑微身份者的情形全表现出来了，因为他向所有白宫旧仆人打招呼，都叫出名字来，甚至厨房的小妹也不例外。

书中写道：当他见到厨房的欧巴桑亚丽丝时，就问她是否还烘制玉米面包，亚丽丝回答他，她有时会为仆人烘制一些，但是楼上的人都不吃。‘他们的口味太差了，’罗斯福有些不平地说，‘等我见到总统的时候，我会这样告诉他。’

亚丽丝端来一块玉米面包给他，他一直走到办公室去，一面吃，同时在经过园丁和工人的身旁时，还跟他们打招呼……“他对待每一个人，都同他以前一样。他们仍然彼此低语讨论这件事，而艾克胡福眼中含着泪说：‘这是将近两年来我们唯一有过的快乐日子，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愿意把这个日子跟一张百元大钞交换。’”

查尔斯·伊里特博士之所以成为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大学校长就在于他对别人的事情同样强烈的感兴趣。有一天，一名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克兰顿去校长室去借50美元的学生贷款，这笔贷款获准了。克兰顿回忆道：“接着我感激万分地致谢一番，正要离去的时候，伊里特校长说，‘请再坐会儿。’然后他令我惊奇地说：‘听说你在自己的房间里亲手做饭吃，我并不认为这坏到哪里去，如果你所吃的食物是适当的，而且分量足够的话。我在念大学的时候，也这样做过。你做过牛肉狮子头没有？如果牛肉煮得够烂的话，就是一道很好的菜，因为一点也不会浪费。当年我就是这么煮的。’接着，他告诉我如何选择牛肉，如何用温火去煮，然后如何切碎，用锅子压成一团，放冷再吃。”校长如此地关心一个低年级的学生这使克兰顿非常的感动。

卡耐基自己回忆道：从我个人的经验中发现，一个人对别人真诚地感兴趣的话，就可以从即使是极忙碌的人那儿，得到注意、时间和合作。卡耐基举例说明：

几年前，我在布洛克林文理学院讲授小说写作这门课，我们希望邀请凯萨琳·诺理斯，凡妮·何斯特，伊达·塔贝尔，亚勃·特胡，鲁勃·休斯，以及其他著名和忙碌的作家们，到布洛克林来，把他们的写作经验告诉我们。因此我们写信给他们，说明我们钦佩他们的作品，深切地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忠告，以及获知他们成功的秘诀。

每封信都由大约150名学生亲笔签名。我们说，我们知道他们很忙——忙得无法准备一篇演讲。因此，我们附上一串关于他们自己和写作方法的问题，请他们回答。这一方法他们显然是相当的赞成，因为他为采访从家里赶到了布洛克林来助我们一臂之力。

以同样的方法，我劝使提奥多·罗斯福任内的财政部长李斯利萧、塔虎脱总统任内的首席检察官乔治·威克尔山、威廉·拜伦、佛兰克林·罗斯福，以及许多其他的大人物到我的演讲班来，跟学生们谈一谈。花些时间、精力、诚心和思考事情，这些为朋友效力的事对于在与他人交朋友是十分有利的。

好多年来，卡耐基一直都在打听朋友们的生日。怎样打听呢？他说：虽然我一点也不相信星象学，但是我会先问对方，是否相信一个人的生辰跟一个人的个性和性情有关系，然后我再请他的生辰月日告诉我。举例来说，如果他说11月24日的话，我就一直对自己重复地说，“11月24日，11月24日。”等他一转身，我就把人的姓名和生日记下来，事后再转记在一个生日本子上。在每一年的年初，我就把这些生日写在我的月历上，因此它们能够及时地引起我的注意。你可以想像比人在生日那天叫到信或电报时会是多么惊喜！我常常是世界上唯一记得他们生日的人。

所以我们要以高兴和热诚去迎接别人同他人交朋友。当别人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同样要保持高兴与热诚，说话的声音，要显出你对他打电话给你是多么地高兴。纽约电话公司开了一门课，训练他们的接线生在说“请问您要拨几号”的时候，口气显出“早安，我很高兴为您服务。”我们明天接电话的时候，别忘了这点。

你可以通过对别人显出你的兴趣来结交更多的朋友，甚至增加客户对公司的信任感。在纽约，一家北美国家银行出版的刊物中，登出一位存户梅得兰·罗丝黛的信。

我真希望您知道我是多么欣赏您的职员。每一个人都是如此的有礼、热心。在排了一长列的队之后，有位职员亲切地跟你打招呼，真是令人感到愉快。“去年我母亲住了五个月的院。我经常碰到一位行员玛依·派翠西萝。她很关心我母亲，还问了她的近况。”

在罗丝黛是否会继续与这家银行往来，我自然不会有任何疑问。

查尔斯·华特尔，属于纽约市一家大银行，奉命写一篇有关某一公司的机密报告。当他知道一个大工业公司的人董事长拥有他非常需要的资料时，他便去见那人。当华特尔行政先生被迎进董事长的办公室时，一个年轻的妇人从门边探头出来，告诉董事长，她这天没有什么邮票可给他。“我在为我那12岁的儿子搜集邮票。”董事长对华特尔解释。

然而这位董事长总是对华尔特先生的问话含糊概括，模棱两可。他不想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无论怎样好言相劝都没有效果。这次见面的时间很短，不切实际。“坦白说，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华特尔先生说，他把这件事在班上提出来。“接着，我想起他的秘书对他说的话——邮票，12岁的孩子……我也想起我们银行的国外部门搜集邮票的事——从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上取下来的邮票。”

第二天早上，我再去找他，传话进去，我有一些邮票要送给他的孩子。我是否很热诚地被带进去呢？是的，老兄。在我看来，既使是竞选国会议员他也没有这种握手的热诚。他满脸带着笑意，客气得很。‘我和乔治将会喜欢这张，’他不停地说，一面抚弄着那些邮票。‘瞧这张！这是一张无价之宝。’

我们花了一个小时谈论邮票，瞧瞧他儿子的一张照片，然后他又花了一个多小时，在我还未提议他时，他已经告诉了我所有我想知道的。他把他所知道的，全都告诉了我，然后叫他的下属进来，问他们一些问题。他还打电话给他的一些同行。他把一些事实、数字、报告和信件，一古脑地告诉我。如果从一个新闻记者的角度看我此行大有收获。

卡耐基指出要表示你的关切，但必须是真诚的。他举了另一个动人的故事。

马汀·金斯柏曾经在纽约长岛参加我们的课程。他说他的一生实际上被一位护士给他的关切深深影响：

那天是感恩节，我只有10岁，正因社会福利制度而住在一家市立医院，预定明天就要动一次大整型手术了，我知道以后几个月都是一些限制和痛苦了。我父亲已去世，我和我妈住在一个小公寓里，靠社会福利金维生。那天我妈刚好不能来看我。

那天，我完全被寂寞、失望、恐惧所压倒。而我的妈此时应是在家中孤零零地一个人为我担心，甚至于她没钱吃一顿感恩节的晚餐。

眼泪在我的眼眶里打转，我把头埋进了枕头下面，暗自啜泣，全身都因痛苦而颤抖着。

一年轻的实习护士听到我的哭声就过来看看。她把枕头从我头上拿开，拭到了我的眼泪。她跟我说她非常的寂寞，因为她必须在这天工作而无法跟家人在一起。她又问我愿不愿和她一同进晚餐。她拿了两盘东西进来：有火鸡片，马铃薯泥，草莓酱和冰淇淋当甜点。她跟我聊天并试着抚平我的恐惧。虽然她本应四点就下班的，可是一直陪我到将近11点才走。她一直跟我玩，聊天，等到我睡了才离开。

我过过很多感恩节，但这个感恩节我始终不能忘记，我还记得一个陌生人的温情驱散了我那个感恩节中的沮丧、恐惧、孤寂。

因此卡耐基郑重忠告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凭借这条原则，就应该可以使别人喜欢你或是培养真正的友情。“对别人表现出诚挚的关切。”

□守信——一诺千金

所谓恪守信义，即对许诺一定要承担兑现。“人无信不立”，答应了别人什么事情，对方自然会指望着你；一旦别人会发现你开的是“空头支票”，说话不算数，就会产生强烈的反感。“空头支票”不仅仅增添他人的无谓麻烦，而且也损害了自己的名誉。对别人委托的事情既要尽心尽力地去做，又不要应承自己根本力所不及的事情。华盛顿曾说过：“一定要信守诺言，不要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这位先贤告诫他人，因承担一些力所不及的工作或为哗众取宠而轻诺别人，结果却不能如约履行，是很容易失去依赖的。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中华民族历来把信用、信义看得很重要。孔子说：“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墨子说：“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还有“一诺千金，一言百系”、“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都是强调一个“信”字。清代顾炎武更是以“生来一诺比黄金，哪肯风尘负此心”表达了自己坚守信用的处世态度内在品格。因此，中国人历来把守信做为为人处世，齐家治国的基本品质，言必行，行必果。自古以来，人们便欢迎和赞颂讲信用的人而反责和唾骂无信用的人。李白曾在他的《长干行》中写道：“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所谓“抱柱信”是说一个叫尾生的男子和一个女子在桥下约会，女子还没有来，河水就涨了。尾生为不失信用，还是不走，女子还没有来，宁可抱住桥柱，被水淹死。诚然，尾生的行为有些过于迂腐拘泥，但是我们却称颂他表现出的精神。

东汉时，汝南郡的张劭和山阳郡的范式同在京城洛阳读书，学业结束，他们分别的时候，张劭站在路口，望着长空的大雁说：“今日一别，不知何年才能见面……”说着，流下泪来。范式拉着张劭的手，劝解道：“兄弟，不要伤悲。两年后的秋天，我一定去你家拜望老人，同你聚会。”

两年后的秋天某天，落叶萧萧，篱菊怒放，长空一声雁叫，牵动了强勋的情思，不由自言自语地说：“他快来了。”说完赶紧回到屋里，对母亲说：“妈妈，刚才我听见长空雁叫，范式快来了，我们准备准备吧！”“傻孩子山阳郡离这里一千多里，范式怎么来呢？”他妈妈不相信，摇头叹息：“一千多里路啊！”张劭说：“范式为人正直、诚恳、极守信用，不会不来。”老妈妈只好说：“好好，他会来，我去做点酒。”其实，老人并不相信，只是怕儿子伤心，宽尉宽慰儿子而已。

等到约定的日子，范式果然风尘仆仆地从山阳赶到了汝南。老妈妈激动地站在一旁直抹眼泪，感叹地说：“天下真有这么讲信用的朋友！”范式重信守诺的故事一直为后人传为佳话。

讲信用，守信义不仅是立身处世之道，一种高尚的品质和情操，更是在体现对人尊重的同时，尊重了自己。但是，我们反对那种“言过其实”的许诺，也反对使人容易“寡信”的“轻诺”；我们更反对“言而无信”、“背信弃义”的丑行！

讲信用是忠诚的外在表现。人离不开交往，交往离不开信用“小信成则大信也”，无论是治国持家不是做生意，讲信用在其中必不可少。一个讲信用的人，能够前后一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人们可以根据他的言论去判断他的行为，进行正常的交往。你无法对一个不讲信用，前后矛盾，言行不一的人判断他的行为动向。对于这种人，是无法进行正常交往的，更没有什么魅力而言。守信是取信于人的第一方法。信任是守信的基础，也是取信于人的方法。只有有魅力的人才是守信的人，诚实的人，靠得住的人。

卡耐基向人们讲述过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的中心是一篇文章，题目《把信带给加西亚》，这篇文章最先发表在1899年。被翻译成多国语言，为世人所知。纽约中央车站曾将它印了150万份，分送出去。

日军在日俄战争时从俄国俘虏身上发现，于是他传入了日本。

于是，在天皇的命令之下，日本政府的每一位公务员、军人和老百姓，都拥有这一篇短文。目前，这篇《把信带给加西亚》已经被印了亿万份，相信这个作者的纪录无人可破了。这篇文章叙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当美西战争爆发后，美国必须立即跟西班牙的反抗军首领加西亚取得联系。但是无人知道加西亚在古巴丛林里的确切地点，所以写信、打电话均不可能。美国总统必须尽快地获得他的合作。

有人对总统立，“有一个名叫罗文的人，有办法找到加西亚，也只有他才找得到。”

他们把罗文找来，交给他一封写给加西亚的信。罗文拿了信，把它装进一个油布制的袋里，封好，吊在胸口，划着一艘小船，四天之后的一个夜里在古巴上岸，消逝于丛林中，接着在三个星期之后，从古巴岛的那一边出来，又徒步走过一危机四伏的国家，经历千难万险，终于把那封信交给了加西亚。卡耐基说：我要强调的重点是：麦金利总统把一封写给西亚的信交给了罗文；而罗文接过信之后，并没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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